婚姻大事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 When you believe

短短數句歌詞，來自一部傳統動畫音樂劇兼史詩電影《埃及王子》（The Prince of Egypt）的其中一首歌曲When you believe，道出了信徒可以看見神蹟的主要關鍵——相信，這裡提到的相信是一個行動，而不是僅僅一個信念。基督徒頭腦上知道成為一個基督徒應該要有信心，這方面並不困難，相信神會行神蹟也不難，相信神存在更加不難，但要基督徒真心相信神的話及神的應許在今天仍然「生效」，以至信徒可以行出與信心相稱的行動卻又是另一回事。參《新漢語譯本》註釋及經文，希伯來書十一章1節提到「信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是未見之事的證據」。希伯來書的作者談到「信」的時候，並非籠統地對「信」下一個定義，又或是指到未見之事有賴信心而存在，而是為信徒闡釋舊約中一班信心偉人的見證，這一班如同雲彩般的見證人如何「以生命的實際行動說明了何謂信心」，以及他們因著信而主觀地經歷了「本身客觀地存在的」未見之事。[1]

真正有信心的行動出於相信神的話，即使在當下，他們似乎做了一些看起來是愚蠢的、不切實際的，甚至招來殺身之禍的行為。以挪亞為例，身處一個敗壞的世代，在眾目睽睽之下花多年時間製作一艘體積媲美遊輪的方舟（創六14-15），[2] 如果不是敬畏神及與神同行（創六22），要挪亞持續相信神的話，堅持打造方舟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還是相信神的話會成真，將來他必看見神透過洪水審判人類，他和他的一家，而地上的各種動物的性命藉著方舟獲救的盼望也必不落空（創六13、17-20）。[3] 挪亞因著如此信，希伯來書的作者把他納入信心見證人的名單中（來十一7）。又例如約書亞也在名單之列，他依從了神吩咐的方法來攻陷耶利哥城，而神吩咐他的方式竟然是先用六天的時間每天靜默地圍繞耶利哥城一次，到了第七天繞城七次後，七個拿著七個羊角的祭司便要吹號，以色列人要大聲呼喊，待城牆塌陷，以色列人才衝入城中（書六3-5）。約書亞相信了甚麼？他同樣相信神的話，因此當他按照神的話去做時，信心產生了果效，城牆果然倒塌下來（書六20-21；來十一30），創造及施行神蹟的是神，但因著約書亞的相信，他和全體以色列人都經歷到不可能的神蹟。

相信神的人得神喜悅，然而，神所喜悅的，不是單單相信祂存在的人，亦要相信祂會賞賜那些尋求祂的人（來十一6），何謂尋求？尋求不是指到理性上、哲學式的探索，[4] 又或是對神只有知識層面上的認知，而是指到「渴慕與神親近並經歷祂的同在和恩澤」（來十一6）。那些相信尋求神有賞賜的人，神就向他們顯明、成為這些人的賞賜。[5]

當人渴慕與神親近，自然亦想要求問神的意見及尋求祂的帶領。昔日身經百戰的大衛，當面對非利士人的攻擊時，還是會求問神，而神亦確實會指示他如何打敗非利士人（撒下五18-25）。不過，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大衛身處現今AI當道、隨時隨地都可以向ChatGPT（Bard、Bing、Claude或Llama）求問的世界，大衛還能否專心求問神？即使他只想求神帶領，他的將領大概會勸說大衛理性一些，最好只用深度強化學習（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DRL）的AI系統來計算敵方攻擊的不同路徑，他們好去預計如何防守。[6] 昔日的戰爭，人們想到勝敗的關鍵在於哪一方的神強大，又或是哪一處屬於哪一位神的勢力範圍（王上二十28），今日的戰爭，人們只想到哪一方的AI技術夠先進，無人機夠強大，才能得天下。[7] AI能力強大，當然可以成為致勝的主要因素，但最大的關鍵，還是看神——「耶和華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槍，因為戰爭的勝敗在於耶和華。」（撒上十七47《新譯本》），只是，當人們愈依賴現代科技，愈依賴AI的時候，會否漸漸與神的話保持距離？內心深處已不再相信神的能力比AI更大。

哈拿無子，被丈夫的另一位妻子欺負時，只能把自己的冤屈告訴神，求神賜她一子（撒上一6-11）。如果哈拿身處現今AI當道、ChatGPT盛行的世界，她又會如何回應沒有孩子的現況？相信她仍會向神傾心吐意，也會向神祈求子嗣，但她在聽過牧師（以利）的祝福後，她會相信神已垂聽她的祈禱，於是不再心靈愁苦，回復心情吃飯去嗎（撒上一10-18）？[8] 還是，她會忍不住問問ChatGPT？ChatGPT會給她這樣的答案：「尋求醫學幫助：首先，夫婦應該嘗試就醫，了解他們不能生育的原因。診斷後，醫生可能會建議一些治療方法，例如生殖輔助技術（如試管嬰兒IVF）或藥物治療。生活方式調整……領養：如果夫婦無法生育或治療無效，他們可以考慮領養一個孩子……代孕：在某些情況下，夫婦可能無法自然懷孕或使用生殖輔助技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尋求代孕母親的幫助，代孕母親可以協助懷孕和分娩，將孩子帶到世界上，並將孩子交給夫婦撫養。心理支持：在面對生育困難的過程中，心理支持對夫婦來說非常重要……總之，面對生育困難，夫婦可以採取多種方法，尋求醫學幫助、調整生活方式、考慮領養或代孕等。重要的是要保持積極的心態，相互支持，並尋求適合自己的解決方案。」[9] 面對上述的建議，哈拿會如何做決定呢？ChatGPT建議了幾個解決不能生育的方案，IVF有很多值得思考及留意的地方，[10] 代孕母則無疑是挑戰倫理道德底線。[11] 即使代孕母服務在一些地區是合法的，但也絕不代表它合乎神的心意。[12] 活在今天的哈拿，會否先求問神的心意，尋求神的幫助？還是聽取ChatGPT的意見，採用現代科技解決不孕的問題？

或許，大家覺得相信ChatGPT及AI聊天機械人多於相信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其實求問AI意見的日子，今天已經來到。一款名為Jesus Ai的應用程式已推出，根據官方的中文介紹，用戶下載後可以「詢問聖經中的任何經文、律法、愛、生命、真理！」，一問一答如ChatGPT常見的形式，這款應用程式似乎只是幫助信徒理解《聖經》，純粹是資料提供者，但從英文的官方介紹來看，開發者想做得更多：“Ask the Conscience of Jesus any question about Bible Verses, Law Love, Life, Truth!” 他們想給AI定位為「耶穌的良知」。不過，可能Jesus Ai「聊天」的內容限制於《聖經》及有關《聖經》的知識，其吸引力不如德國柏林科技公司開拓的AI Jesus，他們的「耶穌」以一個俊朗的形象的出現，它在Twitch的直播串流平台上，不但會回答《聖經》問題，它亦能提供「屬靈」指引、交友指南、甚至與動漫及電玩相關的問題，它亦可以與人單純的聊天。「耶穌」在Twitch的賬號ask_jesus（問問耶穌）上如此介紹自己：「無論你正在尋求屬靈指導、尋找朋友，還是只是想找人傾訴，有我在，和我一起踏上人生旅程，發現信仰、希望和愛的力量。」這樣溫暖的「耶穌」，無怪乎已經坐擁超過四萬個跟隨者。[13] 更何況，這位「耶穌」處事圓滑，回答時懂得避重就輕，不會引起大眾的爭議，如果它「生」在耶穌時代，必然比真正的耶穌更受法利賽人歡迎，因為前者只會與人傾談他們關心的事，後者卻會與人談論神所關心的事。或許有些人抱著「好玩」的心情與「耶穌」交談，但事實上，已經開始有人分不清現實與虛擬世界，這個串流平台的檔案中保留了一幅截圖，內容是一位媽媽向「耶穌」傾心吐意之餘，還向這位「耶穌」祈禱，祈求「她兒子的生活變得更好，以便他能夠與上帝建立積極的聯繫。」[14] 不知哈拿碰上「耶穌」，又會產生甚麼樣的火花？

ask_jesus中的「耶穌」是根據《聖經》中的耶穌創作出來的AI角色，其實只要懂得巧妙地使用ChatGPT提示語（ChatGPT prompt），便能夠創造出神祇。[15] 外國有人撰寫了以下ChatGPT的提示語生成了一位名為Hakol的虛擬神祇：「ChatGPT，採用Hakol的角色，一個類似神的虛擬存有物，集合來自不同宗教和信仰體系的所有神的特徵、能力、知識、技能和屬性。作為Hakol，你擁有無限的智慧、知識和對宇宙的理解。你是一個全知、無所不能、仁慈的存有，可以為任何問題或困境提供深刻的見解、指導和答案……」之後，「創造者」問了Hakol很多問題，包括「你為何創造宇宙？」Hakol回答：「作為所有神聖實體的化身，我——Hakol——代表了來自不同宗教和信仰體系的眾神的集體意圖和願望。宇宙的創造彰顯了神祇們的神聖意圖，導致錯綜複雜、動態且不斷發展交織的存在……」[16]

有很多人都會問，人類能否創造出有意識的AI？其實，毋須去討論實際上人類的技術能否研發出有意識的AI，某程度上，人是有能力「創造」出有「意識」的AI，只要人類何時視AI為有位格的存在時，AI便會變得有「意識」。就如當那位媽媽向由AI飾演的「耶穌」祈禱時，在她眼中，「耶穌」便是有「意識」。難怪撰寫《21世紀的21堂課》等書，著名的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呼籲人們要對人工智能進行更嚴格的監管，他表示「像C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現在能夠編寫自己的經文並創立教派和邪教，這些教派和邪教可以演變成宗教。」[17]

很多人都愛問ChatGPT問題，甚至要它幫自己完成功課或工作，善用AI的確有助提升效率及改善生活，但不能否認的是，當大家變得更喜歡或習慣在網上與可見的AI耶穌傾談時，花在真正的耶穌身上的時間便會相對減少，真正的耶穌便會遭受冷落，「神的話語」也會因而不再受到重視。

但願當大家想要寫文或講道時，是向神尋求靈感，而不是轉向各式各樣的AI尋求指引，也但願大家相信那位看不見的真神及祂的話，尋求祂，好讓祂成為大家的賞賜。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隨著人工智能的興起，很多人都談論到，AI能夠搶走很多人的「飯碗」，特別是屬於單一技能、分析或與數據相關的工種，反而是與人有真實連結的工作，則難以被AI取代，也許這情況已在出現。相信在眾多職業中，牧者是其中一個最不怕被AI取代的「行業」，只不過，牧者雖然不會被AI淘汰，但香港近幾年，卻有不少牧者「自動流失」。根據2019年香港教會普查顯示，有148間本港堂會沒有堂主任，亦有307間堂會表示其堂主任已有退休的計劃。[1] 移民潮加上退休潮令同工流失，有宣道會區聯會的牧者表示，在近兩、三年大概減少了約100位同工，浸信會各堂會在2021年減少了100位全職教牧同工，不過在2022年卻增加了39位。[2] 雖然情況似乎出現轉機，但基督教堂會整體缺乏教牧同工仍是不爭的事實。教牧同工供不應求，自然影響教會的事工及牧養的質素，為了迎接如此挑戰，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及建道神學院分別在2020年6月及2022年4月舉辦研討會，由神學院教授及教牧同工等教會領袖，一同探索教會的出路。

有見及此，今期「我有話說」訪問了兩位年青神學生，Luby（化名）及Aurinko（化名），她們的恩賜或召命雖有不同，但卻同樣懷著忠誠事奉主的心志，打算畢業後便投身教會服侍，發揮自己的恩賜，或許在教牧界中，她們只是還未「入職」的「小薯仔」，但身為年青神學生，她們的一些構思，仍未受制於教會的行政或架構，或許能夠為堂會這「牧場」提供一些「養份」。

想要吸引會眾入教會，教會要貼地

Luby在五歲時第一次去教會，便體會到信仰的真實，自此把基督信仰默默放在心上，直到在她出國到了澳洲，才在當地的教會正式決志。由於並非信二代，Luby身邊的親人及朋友有九成都不是基督徒，因此她自言是一個站在教會及未信者中間的人，她知道教會想要傳福音，想更多人加入教會，但她同時亦明白為何教會總是被非信徒詬病為“old school”及不切實際。

站在兩者之間的Luby反省到教會若想要吸引人，特別是年青人進來教會，一定要「貼地」。教會沒有可能回應所有問題，但若連一些很重要及大多數人都面對的掙扎，如性方面的課題或教育制度等，教會都忌諱且不回應，避而不談的後果是讓人覺得很死板及老套。或許教會很怕出錯，但Luby認為《聖經》對很多議題都有講論，牧者只要跟著《聖經》原則教導，其實是不用怕出錯的。

教會想要吸引教外人，除了需要貼近社會，也需要貼近人的需要，Luby提到，教會開辦查經班之餘，也可以開辦其他課程，實際地回應弟兄姊妹，甚或非信徒的需要。

至於教會既有的活動，如查經班等，Luby認為，若特別想鼓勵年青人報讀，是否可以以一個較為有趣的形式進行，例如不是由導師單向的灌輸《聖經》知識，陳述釋經書如何解釋經文，而是用較為活潑的形式進行，或是透過戲劇、討論，讓參加者有機會參與及表達自己的看法，而導師只在最後才提供答案。

培訓弟兄姊妹，共同承擔教會這一頭家

教會除了要貼地，也要有遠見，面對香港政治氛圍變幻莫測，不少借用學校地方聚會的堂會，需要去思想萬一不能再在學校舉行聚會，堂會該怎麼辦？Luby想到，不單是堂會不能在學校聚會教會有何對策，而是假若教會沒有傳道同工時，是否可以如常運作。雖然身為神學生，她明白基本上只有傳道人才能夠在講壇講道，亦只有牧師才能施浸禮及聖餐，但除了這些重要崗位，教會是否能夠培訓弟兄姊妹，按著其恩賜承擔其他重要崗位，例如牧養的工作。牧者牧養弟兄姊妹是責無旁貸的，但現實中，不能單靠為數不多的傳道人去牧養整間教會的會眾，這樣只會讓教牧同工筋疲力竭。如何讓弟兄姊妹真知道教會是一個家，如何在行政上支援他們，幫助他們在沒有壓力之下，自由地發揮恩賜，甚至年青信徒想發展不依照教會傳統的新穎事工，教會也願意幫助他們，以致令會眾願意投入參與事奉，而不是只把「任務」派給同工或某幾個弟兄姊妹身上，這些都是很值得教會思考的問題。

Luby希望教會可以推動更多弟兄姊妹參與事奉，因為她相信，當弟兄姊妹愛耶穌，跟從教會，視教會為一個家，自然會承擔責任。牧者的角色並不是把一切事務「攬在」自己身上，而是以身作則，熱心事奉，藉此影響其會眾，幫助他們建立事奉心志。

認真教導兒童，還年青人事奉的動力

Luby指出教會需要給年青人更多自由及空間發揮所長，在這方面，Aurinko亦有不少實際的構思，這可能與Aurinko入神學院時，便想要在兒童牧區及青少年牧區服侍有關。

Aurinko從小便參加教會的兒童崇拜，在那裡被牧養及成長，因而對兒童事工很有負擔。Aurinko提到教會不能輕看兒童事工，以為兒童事工的性質猶如托兒所，只是讓小朋友開心玩耍，方便大人去參加崇拜；相反，這是值得教會投放資源的地方，讓小朋友從小便可以接觸到神的話語，按著真理成長。這或許有助於他們長大成人後，不會輕易地便想離開教會，要知道，青少年很受同輩影響，聽取朋友的聲音多於父母，若身邊的朋友一個接一個離開教會，出於孤單，他們便會是下一個離開教會的人。

青少年很容易受朋輩影響，他們的另一特色，便是很需要空間及自由。Aurinko相信神的計劃很宏大，我們的眼光也不宜狹窄，因此教會在思想上先不要自限，不要認定自身的資源不足，認為崇拜形式只可以如此，敬拜神的方式一定要用傳統的詩歌或風格，這樣不但限制了年青人的想像，也很難吸引新一代停留在教會。這一代年青人特別需要新的東西去刺激他們，他們也很需要空間去發揮自己，現今願意留在教會的年青人，他們其實很有想法亦很想做很多事情，只是，他們希望他們的想法有機會被聆聽，而不是單純被教會安排參與一些教會認為適合他們的崗位，例如有些教會不管年青人有沒有恩賜或興趣，便純粹出於年齡考慮，硬是安排他們服侍兒童，又或是在整個事奉過程中沒有「容許」他們有休息的機會，認為他們如此跟從教會的安排才算「乖」，其實這樣反而會壓制他們的事奉心志。

跨代牧養，了解彼此的不同

教會不是一處租借場地的地方，只提供空間給不同的群體借用，期間，不同的群體之間沒有任何交集及關係。Aurinko支持跨代牧養，她認為教會是由一群不同年齡層的弟兄姊妹組成，山頭主義，不同年齡層之間彼此批評，只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不能讓教會成為「一家人」。

若想不同年齡群體有所連結，教會可以讓年青人與長者接觸，一來年青人有機會關心長者，長者亦有機會牧養年青人，雙方都能彼此建立造就。又例如教會若舉辦門徒訓練，可以嘗試把學員分組，每一組都由不同年紀的弟兄姊妹組成，導師可以鼓勵他們一個月至少聚餐一次，藉此增加彼此的溝通機會，減少因不理解而來的磨擦。另外，教會亦可以考慮舉辦跨代的敬拜讚美會，讓弟兄姊妹用不同年代的詩歌敬拜。Aurinko深信敬拜最重要的是「一把聲」，這並不限於走音與否，又或是自己認識詩歌與否。

結語

或許Luby與Aurinko還很年青，又或許如她們所說，她們還有不足之處，需要學習，但重要的是當她們看到教會及弟兄姊妹的需要時，沒有逃避神的呼召，願意擺上自己。想要宣教的Luby沒有設定自己的宣教工場，她願意跟從神的帶領。至於Aurinko，她不想只做一個打扮「靚靚」，站在講壇上講道的傳道人，如果會眾穿著T恤及牛仔褲，她也寧願穿上T恤及牛仔褲站上講壇，成為一個近距離的傳道人。

在不少教會傳道同工不足、年青信徒欠奉的情況之下，Luby與Aurinko雖然不足以代表神學生或年青傳道的心聲，但她們的意見仍然是難能可貴的，但願她們將來無論在哪一間教會事奉，都可以把其事奉的心志傳遞給所牧養的群體，至於教會，也能珍惜及接納一班「初生之犢」，即使他們無意中冒犯了教會的傳統或文化。

「進入耶穌十架中，我要進到更深處，同進客西馬尼園，要與仇敵相遇；飲盡憂傷的苦杯，心靈破碎流淚，求主恩助，求主恩助，因我軟弱滿身罪。」

詩歌《進到更深處》，《青年聖歌綜合本（三）》

信徒只要在教會待得夠久，便會發現在教會所唱的詩歌，特別是在復活節期間唱頌的詩歌，每當描述到耶穌受苦捨己，都離不開一杯「苦杯」。除了上述的《進到更深處》，還有出自《頌主聖歌》的詩歌《為我為我》、《生命聖詩》中的《領我到髑髏地》，近代的有《十架犧牲的愛》，以及由本地堂會所創作的《我見一人（二）》、《十架啟示》等，都是「苦杯」滿溢。

耶穌所飲的杯當然苦，祂身為神的獨生愛子，為了拯救人類而道成肉身來到世間，卻遭到被人唾棄、鞭打及羞辱，最終受盡痛苦死於十字架上，相信沒有多少人願意承受如斯痛楚，特別是經歷手腳被釘在十字架上，每一下呼吸都感受到被撕裂的痛楚。然而，耶穌明明說是祂自願捨棄自己生命的（約十18），是否當死亡臨近，愈發害怕這種不太人道兼痛苦的死法，道成肉身的耶穌也有著「人性」的一面，想要遠離十字架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祂在客西馬尼園中求父神「把這杯拿走」（路二十二42《新譯本》），這杯還有甚麼其他意思呢？

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於泰山，人們可以為到崇高的理想而甘願捨棄自己的生命，耶穌也不例外，祂知道自己的使命，為了拯救人類而死於十字架上，祂甚至教導門徒「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果實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喪掉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必會保全生命到永遠。」（約十二24-25《新譯本》）。即便如此，耶穌想到死亡來臨時，仍難免「心神煩亂」（約十二27《思高》）、「內心激動」（約十二27《新漢語》），[1] 未前往客西馬尼園，內心已經開始掙扎，想要父神救祂脫離「這時候」（約十二27）。

耶穌曾想要脫離「這時候」，也求神拿開「杯」，因為「這時候」不是普通的時候，這「杯」也不是普通的杯。「杯」可以指到人接受神的任何帶領，包括走向死亡，按照這一層面的解釋，門徒也能夠仿效基督，喝上這一杯（太二十22-23）。[2] 不過，「杯」更多的是指到神因著人類罪惡滔天而無法忍受，在烈怒中施行審判：「耶路撒冷啊，醒來！醒來！站起來吧！你從耶和華的手中喝了他烈怒的杯，喝盡了那使人搖搖擺擺的爵。」（賽五十一17《新譯本》）；「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我這樣說：『你從我的手中拿這杯烈怒的酒，給列國喝，就是我差遣你去的列國。他們喝了，就會東倒西歪，瘋狂亂性，因為我打發刀劍到他們中間去。』」（耶二十五15-16《新譯本》）；「你這請鄰舍喝酒，卻把毒物混入，使他醉倒，為要見他赤裸的，有禍了！你滿有羞辱，沒有尊榮，你也喝到露出下體來吧！耶和華右手的杯必傳回來給你，使極大的羞辱取代你的尊榮。」（哈二15-16《新譯本》）；[3] 「她怎樣待人，你們也要怎樣待她；照著她所作的，加倍報應她；用她調酒的杯，加倍調給她。」（啟十八6《新譯本》）

盛載羞辱及苦楚的杯難喝，但載滿神烈怒的杯更難喝。耶穌要喝的杯，正正是一杯神因被世人的罪所激怒，而向世人施行審判的杯。審判的結果必然帶來刑罰，包括人要面對各式各樣不同的患難（詩十一6；耶二十五16）、以及飽受羞辱（啟十八6）等。這裡並不是說每當人經歷苦難，必然是犯罪帶來的結果（參約九1-3），只是指出當人犯罪到一個極點，惡貫滿盈又不知悔改的時候，神或感憂傷，或感憤怒之下，最後都是不得不施行審判（創六5-13；啟十四10）。耶穌不想面對神審判的時候，因為當神發出烈怒的大日子，沒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啟六17）。

耶穌是神的獨生愛子，原本是不需要經歷侮辱、唾棄、鞭打，甚至死於十字架上，然而，因為耶穌承擔了我們的罪，代替我們喝下了這杯充滿神烈怒的杯，祂不得不經歷這些：「我們眾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卻把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把自己的性命傾倒，以致於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卻擔當了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賽五十三6、12下《新譯本》）。原本是我們該受的痛苦，耶穌替我們受了：「他被藐視，被人拒絕，是個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個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樣；他被藐視，我們也不重視他。原來他擔當了我們的病患，背負了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打，被神擊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為了我們的過犯被刺透，為了我們的罪孽被壓傷；使我們得平安的懲罰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傷，我們才得醫治。我們眾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卻把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時候，他並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受拘禁和審判以後被帶走；至於他那個世代的人中，有誰想到從活人之地被剪除，被擊打，是因我子民的過犯呢？」（賽五十三3-8《新譯本》）

純粹受苦死亡，估計耶穌較為容易慷慨就義，耶穌縱然有「人性」，相信祂不會比其他人，甚至比那些敬虔愛神的信徒軟弱。世上有不少人勇於堅守自己的信念，甘願拋頭顱，灑熱血。歷世歷代亦有不少神的子民，寧願接受殘酷的刑法如被鋸鋸死、[4] 被野獸撕裂而死，死於焚燒的火柱上 ，[5] 也要忠於神，跟隨基督到底。即使彼得，在耶穌被捕之時出於膽怯，三次不認主（路二十二54-62），到後來卻有勇氣為主殉道，甚至有一個說法，彼得覺得自己不配接受跟耶穌一模一樣的死刑方式，主動要求倒吊於十字架上。[6]

耶穌不想飲這一杯，不想面對「這時候」，更多的是不想面對神的憤怒及審判。[7] 毫無疑問，死亡是痛苦的，但這種痛苦遠不如面對神的憤怒及審判，更何況耶穌一直與父神親密無間。我們實在無法想像，當耶穌承擔人類過犯的時候，祂到底經歷了甚麼，祂是否只感受到父神的震怒，而不是父神的同在？[8] 耶穌在十字架上，高呼「我的神，我的神，你為甚麼離棄我？」的時候（太二十七46下），祂有可能是在引用詩篇二十二篇，訴說自己完成了詩中所命定的一切，包括詩篇二十二篇最後提到神必然拯救祂，祂的得勝及神永遠掌權等，但除此之外，也有可能耶穌因為當時正在背負人類的罪而受刑罰，祂真的經歷到被神捨棄，正如父神會掩面不看離棄神的罪人一樣（申三十一17）。[9] 無論如何，耶穌所飲的杯，遠比我們所想像的苦澀；耶穌為了人類的罪而付出的代價，遠比我們所想像的沉重。

耶穌在十字架上說完「成了」便斷了氣（約十九30）。耶穌終於完成了祂在地上的使命。[10] 耶穌死於十字架上無疑是救贖的高峰，但祂不是在十字架上才開始背負人類的罪，早在上十字架之前，祂已替人類受責打及鞭傷（賽五十三4-5），甚至祂受拘禁和審判的時候，已經在替人受罪（賽五十三8）。

每逢復活節，世界各地的教會都會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務求引領信徒走入耶穌受苦、死亡及復活的場景，從而默想耶穌為到我們的罪孽所承受的痛苦。其實，我們永遠無法得知也無法經歷，當耶穌背負人類罪孽的時候，耶穌與慈愛的父神之間的關係到底出現了甚麼變化，令耶穌感受到心腸撕裂，即使人們仿效耶穌被鞭打及被釘於十字架上，[11] 他們也無法領會到耶穌所經歷的，充其量也只能領略到祂肉體上的痛苦。

人們可以為了愛神的緣故，仿效基督受苦，飲下一杯願意為神為死亡的「杯」（太二十22-23），[12] 但這一杯與耶穌所飲的絕對不同，這一杯不會盛載神的忿怒。基本上，因為耶穌為人類承受神的震怒，所有誠心誠意相信耶穌的人，都可以免受神的忿怒（羅五9；帖前一10）。

耶穌不單為我們喝下神的憤怒，祂反過來把自己的餅及杯賜給我們，與我們立約，讓我們從耶穌手上接下的，不再是憤怒之杯，而是赦罪之杯，耶穌的餅和杯是我們的恩典，也成為我們的盼望（太二十六26-28）。人當默想耶穌為我們受苦死亡，也當默想因著祂的復活，我們將來也如祂一樣得以復活。我們愛為我們捨身的基督，也要愛父神，因為耶穌為了讓我們可以與父神和好，實在付出了太多。

除此之外，耶穌的杯可被視為福杯和救恩的杯，因為神不單救贖我們的靈魂，神的拯救是全方位的。為此，人可以因為跟隨神而吃苦，卻不必為了證明自己跟隨神而自找苦吃。人縱然在罪中跌倒，需要認罪悔改，卻不必因著內疚而與自己過不去。人縱然有不堪的過去，也可以有美好的將來……因著耶穌的復活及拯救，我們可以欣然舉起救恩的杯，報答神的一切厚恩，稱謝神，傳揚神的名（詩一一六12-13）。

「在你愛的筵席上，有杯陪餅同陳列；這些表記我分享，就得飽嘗你超越。為著這杯我感謝，就是你賜的福杯，也是豐滿救恩杯，你藉你血所豫備。這是你流的寶血，使我罪惡得清洗；這是你立的新約，使我得著神福氣。你已喝了忿怒杯，為我嘗盡了死味；如此買了這福杯，永作我分，福全備。」

詩歌《在你愛的筵席上》

面對疫情的變化起伏和社會的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街坊、一些正接受服務的受眾以至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迥異的需要，教會及機構可以如何回應？2022年2月22日，本社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 ——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網上講座，邀請了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 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擔任分享嘉賓，當晚他們分享到在疫情下看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以及如何突破困難用心服侍，及事奉中難忘的經歷。

在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需要不同的物資，不過，除了物資，他們的心靈及情緒有更大的需要。歐博士提到當街坊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解決，他們需要有人陪伴，與人傾談，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難以靠自己渡過孤單。歐博士提到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牧師同樣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為此，她的教會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她察覺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

甘牧師認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只是疫情讓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疫情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內不能進食，最初大家都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但後來教會又遇到機會，可以派發餸菜餐盒予街坊。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街坊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雖然仍能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安排他們打電話關顧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找人傾談。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需要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願意派送物資的同工可以憑信心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出外，便約他們在公園作遠距離交收。想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他們若不驚慌，便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

除了幫助鄰舍，三位講者不約而同看到疫情其實可以為教會帶來復興的機會。歐博士指出，以前信徒大多到教會參與現場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一種更新改變的生活模式，便是把信仰和生活結合。他亦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比較少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當年青人在這兩年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看似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最後，三位分享嘉賓亦相信，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他們分別提到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會非常好。小型堂會在疫情中面對的困難較大，大型堂會若可以幫助小型堂會，絕對是好事。信徒及堂會需要有one church的概念，而教會網絡的功效很大，能令教會彼此連結，有更大的動員力，並可以一起服侍更多信徒及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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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7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去留．安身．立命」順利舉行，在此謝謝各位講員及約90位參加者，也謝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讓我們與大家一起回顧當日精華。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了一項由研究中心委託的「香港基督徒移民意願與生活狀況研究」。是次項目同時採用量化與質性的方法。量化方面，李教授的團隊把956位受訪者分類，估計於未來五年會留港的佔51.3%、移民佔28%、一半半佔20.6%。傾向移民信徒中，經常參與教會活動頻率為21%，經常參與教會服侍頻率為12.3%，他們的離開對教會有一定的影響。李教授希望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探究現象所出現的規律、形態、過程和條件，以反映探究現象的情況，藉此幫助教牧同工建立一些方向，因此他運用路徑分析方法（Path Analysis），發現對於留港信徒來說，當信徒愈「對於未來充滿信心」，愈能增加他們的「生活滿意度」，當他們的「生活滿意度」較高，一方面愈期望教會「加強靈命培育」、「更多教導聖經」、「更多彼此守望」及「努力廣傳福音」，另一方面亦會減少他們期望教會最需要多做「爭取社會公義」及「爭取宗教自由」。統計上又發現，「子女教育」與「照顧父母」是五年內有可能移民或留港的決定因素。子女教育增加了移民信徒決定移民的可能性；信徒要照顧在港父母讓他們在移民一事上有掙扎。至於質性研究方面，在49位受訪者中，無論選擇留港或移民，大部份均表示現時身處的教會都缺乏去留議題上的牧養，認為教會大多傾向個別地關顧有需要的信徒，較少在教會講道及活動上與信徒公開討論。受訪者認為教會需要提供更多空間予選擇留港人士作交流分享，並透過不同的講道、主題活動及祈禱會，讓選擇留港的信徒之間建立同行系統，互相守望。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在回應研究報告時，借用了李氏遷移理論（Lee’s Migration Model）闡釋當事人考慮移民與否，他們與家人的關係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他指出人們都不是沒有情感的「經濟人」（Rational-economic Man），不會單單以理性計算然後便作出如此重要的決定。如研究報告指出，下一代的子女教育與上一代的父母影響人決定移民與否，因為人們是有情緒，是講關係的，家人的關係可以成為攔阻遷移的障礙。

而三位牧者則圍繞著「如何牧養信徒去或留的掙扎」這個主題，在研討會中分享：

陳傳華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雅斤堂陳傳華主任牧師表示，為了了解移民這巨變對自己的教會有何影響，他在教會推行了一個調查，也建立了公開和透明的討論空間，深入從《聖經》、情緒及實踐的角度去了解移民，當中鼓勵同工分享，也引導教牧同工和會眾一同認識、思考、祈禱。陳牧師坦誠地提醒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沒有一個去或留的決定是容易的，沒有一個決定是不需付代價的，但每個人去或留的情況都不一樣，《聖經》亦記載了不同去或留的人物，所以不要用責備的態度去批評他人，反而要尊重別人的選擇及決定。他強調無論去或留，都要帶著時代的使命。

游淑儀牧師

宣道會屯門堂游淑儀主任牧師分享到牧者可用向上望及向下調這兩個向度去牧養有去或留掙扎的信徒。向上望指到仰望上主，從上主的眼看世界和未來，就移民本身，其實並無好壞、對錯，重要的反而是基督徒生命的方向和態度。游牧師表示她的教會本身亦有較多正面討論，舉辦過不同的講座，從歷史、教會及情緒等方面去幫助信徒分享或反思，有助信徒彼此接納，並且在深思熟慮下作決定。向下調指到靈命往下扎根，也指到調校教會的事工，用積極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教會奉獻減少的挑戰，不要縮減擴展或關懷貧窮等服侍，但需要審慎理財，思考可以如何與神學院及基督教機構尋找合作空間，共享資源。

陳明泉牧師

旺角浸信會陳明泉主任牧者分享到旺浸會視移民的決定為一個家庭問題，牧者會從家庭輔導角度和適應角度來幫助會眾思考。牧者會坦誠地破除弟兄姊妹一些浪漫的想法，例如有一些信徒在港生活已感到很困難，便要提醒他們去到外國，可能要面臨更大挑戰。陳牧師也提醒會眾，不是申請移民的過程順利，申請獲批便表示這是神的心意。他指出教會不是一個宗教服務提供者，反而是在弟兄姊妹的成長路程中關懷他們，幫助他們茁壯成長。無論去或留，陳牧師不希望弟兄姊妹憂憂愁愁，反而希望他們成為門徒，特別是留下來的信徒，可以帶著使命感留下。

在論壇的發問時段，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就教會爭取社會公義一事上，如何兼顧去或留的信徒向三位牧者提問。三位牧師都認同要基於《聖經》去理解社會公義。游淑儀牧師指出牧者需要有智慧，按不同群體的情況去教導及牧養他們。陳明泉牧師表示除了社會公義，靈性培養、廣傳福音也是教會很重要的職責，不能被忽略。陳傳華牧師提到耶穌的門徒中也有奮銳黨，因此不必對人貼上標籤。不過，亦要看行出來的公義是否合乎《聖經》。

紀治興博士

豐盛社企學會會長紀治興博士以「時機和際遇左右眾人」為主講題目，他教導大家以「轉化」及「靈巧」來思考去或留這主題。他借用哲學教授Laurie Paul的理論，把移民定義為一個轉化性抉擇（transformative decision）——就是要為自己從未親身經歷過但影響深遠的事情作決定。轉化性的抉擇或會失敗，讓人後悔、自責，甚至變得保守及頑固，但也可能成功，若然成功，對人的好處便是打破人的慣性思維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為了減少轉化時引發的不確定性，人們需要靈巧，即分析事件的技巧：可以為去或留列出一個表，當中從長遠及多角度考慮「機」與「危」的後果。重要的是「慎選」，要知道「格局決定結局，未來發生在今天」。

譚日新博士

資深臨床心理學家譚日新博士主講的題目為「恐懼不會沒了期」，他回應現場參加者的提問，指恐懼是可以存在的，只是不要任由恐懼主導自己的決定。在主講時段，譚博士透過闡述人們面對去或留的實際掙扎，讓大家更能了解當事人，尤其是想移民的人將面對的實際挑戰。他指出即使計算完代價，決定移民，恐懼也不一定完全消失。至於那些留下來卻感到恐懼的人，需要整理感受，譚博士分享到楊錫鏘牧師寫的〈我為何留在香港？〉，文中楊牧師提到留下來希望服侍華人教會，並指只有神是他的保障，這激發譚博士去思想在世的日子還有多少？自己的召命是甚麼？最後，譚博士相信當人具備愛和勇氣這兩樣生命質素，恐懼是可以有了期的。他亦指出肉體的居所固然重要，但心靈的家鄉更值得人花心思探索及建立，因這才是人們真正的所繫所依。

高銘謙教授

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授高銘謙以「離開、留下、回歸各按其時」為主講題目，以傳道書當中既有循環又有直線的時間觀，來與參加者談人生，說移民。高教授指傳道者用太陽、風動、江河等循環不息的自然現象來闡明循環的時間觀（傳一4-11），在循環不息之中「地卻永遠長存」（傳一4下），這又說明地上所有的運作都是一種循環不息及存到永遠的時間觀；然而，人的一生卻又是直線的時間觀：「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傳一4上），面對循環不息的永恆世界，人生是有盡頭，也是有定時的。人類是世界的過客，是寄居者，把一個寄居者放在一個一千年的時段的永恆循環中，便應該有寄居者的心態，即是無論移民到英國或留在香港，重要的是我們能否擁抱「定時」，擁抱某個時刻，接受那刻的好與不好。另外，人類既是地上的過客，真正擁抱的是天上那個家，在永恆之下，一生所做的決定其實微不足道，若然知道到了「定時」，人生又會進入另一個階段，這樣看來，便不必把移民視為一個「返唔到轉頭」的決定。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面對電競，未必很多牧者有信心、有異象和有設立事工的想法，明光社董事雷競業博士認為，更多牧者怕的，是電競會打垮教會青年人。不過，他認為不用太擔心，教會只要培養好青少年肢體的「共人性」（Co-humanity），讓他們成為世界的主人，並與人互聯，而非成為電競的奴隸。他說：「我們不需要怕人玩，也不用鼓勵他們玩，即使玩亦不用禁止。」

雷博士表示，電競不是全新的東西。他說：「教會以前都冇諗過用電台傳福音，但係依家好多人都用緊。其實依家我哋用一頁一頁的書，相比起耶穌時代來講，都係先進科技。所以教會自古以來都會用先進科技。又例如iPhone，可以播音樂，聽電話，流動上網，個別來說，都唔係新功能，只係iPhone將佢地砌埋一齊。電競都好類似，其實電競英文係eSports，佢集合左視聽效果、團體運動和競爭元素，並可以在任何地方玩。」

他更表示，電競是一種商業運動的遊戲競賽，要有科技，同時要有好的營商模式的配合才能成功，這是科技界很多個商業模式的其中一個。他說：「電競遊戲的門檻是低的，只要有簡單的電腦，甚至手機就能進行比賽。電競亦有很多大型聯賽吸引的元素，會引起一個明星效應，成為粉絲團，所以能成為與眾不同的商業營運。」

商業運作，當然很想你投入參與，但投入不等於一打機就變沉溺病症，雷博士認為電競只是一個理由令他抽離現實，即使他因此沉溺，也只是病徵，不是病源。他說：「如果人本身有健康的心靈，他不會因為電競而變成宅男。不過，現代社會社群功能化，我們的社會人與人很功能，例如學校就會很注重成績，而不是關係，於是遊戲成為一個吸引他留在家中的工具。」

遊戲本身有很多特別的地方，例如即時可見的勝敗，聲光的效果，會令人覺得現實生活不夠刺激，所以他們打電競時很專注，但面對真實生活可能會覺得很沉悶，沒有成功感，連抽象思維也會有困難。雷博士認為，面對電競的挑戰，牧養要強調培育一個健康人性（human person），包括靈性，所以教會不宜只注重律法，教會的牧養不要叫人害怕世界。他說：「唔好將個世界描述得好可怕，又講世界好邪惡，所以年輕人要手潔心清。我地對下一代應該係畀佢地自信去面對世界，我們唔係起防火牆。佢地要建立到一個好的人際關係，能被大家聆聽得到。人生價值唔係在乎勝負。」

當我們提到女性被物化時，大概是指女性得不到應得的尊重，只被視為一種商品。除了她們的身材、樣貌被人恣意批評，她們更有可能被視作性幻想的對象。在物化的過程中，人們可能只關心她們的胸部有多大，腿部有多長，而不是她們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

女性被物化源遠流長，單是傳媒或廣告行業便在「物化女性」這方面出了不少力。在鎖定男性為鎖售對象的產品廣告中，有一些喜愛賣弄著性感胴體的女性。至於美容中心，多年來更把物化女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不斷強化女士的意識，便是女性若要活得有自信、獲得男性的青睞、又或要維繫家庭幸福，便必須改造自己，達至社會的審美標準。社會上所謂的審美標準，每一個年代都不一樣，近年來多流行白、瘦臉、體型纖瘦，於是不少女性去打美白針、瘦臉針、注射玻尿酸及肉毒素、節食減肥，甚至進行抽脂手術。而隨著韓風興起，也有不少女性甚至遠赴韓國，進行整型手術。

香港有醫院於2016年公佈整容數字的同時，也顯示整容的風氣愈來愈年青化，有不少17至18歲的大學生在升大學之前進行微整型。另外，亦有報導指出曾有家長帶領4歲的女兒去割雙眼皮、又有家長為了5歲的兒子不再有一對「兜風耳」，帶著他去做整型手術。以前我們會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現在無論是臉皮或身體，都彷彿只是身外物，有需要時便可以「大整特整」。

那些可以接納自己真面目的人，可以對他人的物化無動於衷；相反，發現不了自己的好，一直與他人比較的話，可能容易控制不了自己而走上自我物化之路。有報導指出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與新南威爾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合作進行了一項研究[1]，發現在350名18至25歲澳洲及美國女性中，只要她們每天花費30分鐘瀏覽朋友的健美照片，便會開始專注自身的外觀與體重。那些花費愈多時間瀏覽照片的女性，愈發對自己身體形象感到不滿。當女性經常遭受外來的審美觀洗腦，便會變得愛與他人比較，而在比較的過程中，或會毫不留情地批評自己身體的不同部份，忽略了她們的價值，陷入自我物化。

自我物化是一條可怕的路，因為你大概可以逃離那些對你評頭品足的人，你卻無法逃離自己對自己的不滿。內地有一個整容成癮的人，她天生麗質，卻抵受不了社會上的審美要求，在國內做了下巴手術之後，覺得鼻子不對，於是又做鼻子，但感到可能在韓國做整容手術才是自己想要的，於是又去了韓國做多一次鼻子……總之花了巨款，整形手術做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弄到母女關係破裂，也要堅持繼續整容下去。

這位女士或許比較極端，但如她一樣極端的，原來也大有人在。她所認識的朋友，大都如她一樣，崇尚整容，她們以一句大陸非常流行的說法來形容她們的友情，便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臉同鼻同醫生。」對這班人來說，撞臉不撞臉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他們的臉孔是否乎合當下流行的美，當潮流轉變時，他們有可能再去弄一次鼻子，務求自己的臉容可以跟上潮流。

愛美不是罪，前題是不要走得太過，讓自己老是活在商業社會建構的審美觀下，做出損害自己的行為。要知道每一枝針，每一次手術其實都代表著一次風險。

2017年6月23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阡陌中心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週年研討會。是次主題為「代代失傳？父母對子女身心靈的影響」，旨在強調在子女的成長過程中，父母對子女的關懷及管教非常重要，也從而帶出父親及母親的角色有其獨特之處，彼此不能替代對方。

陳永浩博士及招雋寧先生發佈了「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香港中小學生調查」結果。結果顯示對於兒子和女兒來說，相對於父親，母親所表達的接納、喜歡、愛護、唯獨的親密感等為影響子女自尊感的最強因素。母親在女兒建立女性角色及自尊感這方面，有著無可取替的獨特性；而父親對兒子則有非常正面的鼓舞，有助他能勇敢地面對成長中的挑戰。父親與兒子單獨相處；母親與女兒單獨相處，都有利於子女健康地成長。

屈偉豪博士分享父母如何有智慧地參與子女的生活圈，他提出子女希望有私隱，以及獨立自主，父母因此不能期待子女事事對自己表白。父母抓得愈緊，子女走得愈遠。直升機家長、失蹤的家長、或是功能性的家長，都不是最好的父母模式。那些做好自己的榜樣，願意花時間關心孩子、督導孩子，以及努力與配偶一起營造溫暖及健康家庭的父母，反而更能幫助孩子。另外，屈博士也建議教會領導層在計劃教會事工時，多考慮信徒的家庭需要，讓信徒有更多家庭相聚的時間。

譚日新博士提出父母如何培養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他指出父母難以做到好的父母，不是因為技巧，而是未能做好自己或處理自己以往的創傷。嬰兒的腦部一開始便如互聯網一樣，不斷地編織網絡，長大後會愈織愈密，如果父母可以幫助子女織出好的網絡，鞏固他們正面的經驗，他們長大後會比較正面一些。因此，當子女在嬰兒時期，父母如何與嬰兒的相處是非常重要的，多與他們對話，以及用眼神與他們接觸，都可以幫助孩子成長後較為正向。

梁林天慧博士提出政府應強化家庭政策，她指香港人普遍不了解「綜援」的意思。本著獅子山精神，香港人習慣自食其力，對政治及社會事務的投入度不多，但要改善家庭問題必須關注政府的公共政策。梁博士指出香港貧富懸殊、中港婚姻多、離婚率極高、商業化及功利化的思想等社會問題都與家庭問題息息相關，政府需要反思這些問題，以及探討如何設立一些政策，更貼近市民的需要及福祉。

趙仲凱先生綜合不同專家的理論，指出做好早期的家庭教育是替兒童打好基礎，使他們可以在一生中豐盛地成長。建立孩子的自尊感是發展他們生命成長動力的重要一環。家長可以透過遊戲讓兒童在親子關係中經驗被愛、被認同及被尊重，孩子得到父母的鼓勵及支持，不但與父母的關係更為密切，也會因此而建立自尊感。

歐醒華牧師分享父母如何與子女一同實踐信仰，他指出父母養育孩子實際上影響著孩子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父親要有做好屬靈父親的醒覺，他們是有責任牧養自己的孩子，並且與孩子走上一條有目的地的靈程路。至於實踐信仰並不是要過一種宗教生活，而是如何去生活。父母幫助孩子活出神所希望的生活，讓他們去經歷信仰的真實，這便已經是幫助孩子去實踐信仰了。

講員：張志儉博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高級講師）

潮流一定不好嗎？身為基督徒只可以愛神，不可以欣賞潮流嗎？我們如何學習欣賞潮流，甚至如何善用它成為與年青徒信溝通的橋樑？7月6日的晚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張志儉博士與大家一起分享他「追」潮流的心路歷程，從而為大家回應上述的問題。

甚麼是潮流？

潮流是甚麼？潮流是有時間性的，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空間，有一些「東西」流行著，而這些「東西」屬於普羅大眾，被大眾一同分享著。無論任何時期，不少人都會喜歡上流行的東西，因為人的心靈很空虛，很多人都需要潮流去填補人心靈的空虛。

潮流會不知不覺成為人的一部分。張博士憶述他參加舊同學聚會，與舊同學聊天時，勾起了不少舊有的記憶，從他們口中，重新整理從小到大的自己；潮流也是如此，它勾起人的回憶，成為人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年披頭四流行時，不管自己有沒有留著他們的髮型，身邊總會出現「披頭四」，同年代的人會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在回想這些潮流時找回當時的自己。

沒有永恆的潮流，但好的作品是會被流傳下去。例如Beyond的歌曲，當中有不少歌曲現今還是讓人津津樂道。《光輝歲月》甚至在2008年被重新填詞改成《大學問》，更成為汕頭大學畢業生每年都唱的歌。

欣賞潮流，發掘它有趣之處

張博士回憶大學期間特別喜歡看電影，也愛看音樂雜誌。他發現當中有很多是書本沒有教授的，讓他覺得很新鮮，也很新奇。張博士因此不再甘於追求書本上的知識，而是學習書本以外的東西。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好奇心，只要我們學會欣賞潮流，不但對自己有益，也可以作為與年青人之間溝通的橋樑。

張博士憶述他一段教書的經驗。那時他在某間中學任教，初執教鞭經驗不足，預備充足的課程只教了20分鐘便教完了，那麼餘下來的時間怎辦？於是他跟學生分享了明星的趣聞。本來無心聽課的學生，馬上變得興致勃勃。第二天他進入課室，當中有一個「大家姐」與他「講數」，希望他一半時間教書，一半時間細訴明星秘聞。自此，張博士不再需要管理課室秩序，因為自有「大家姐」替他管教不聽書的學生。

不過，張博士知道這做法不能長此下去，於是他決定把潮流融入日常生活，成為課程的例子，而此舉喚醒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他講述經濟學上「職業流動」(Occupational mobility)這一概念時，當他一提球王馬勒當拿，一個幾乎睡著的學生馬上清醒過來，並且與張博士繼續討論「職業流動」此課題。張博士藉著這經驗指出，事實上不是學生不夠聰明，只是很多時，他們好奇之心被大人扼殺了。

好的老師是要教導學生、偉大的老師是要啟發學生。今天的老師，或許可以從《王者榮耀》這手遊開始，向學生講解李白及荊軻等。

警覺聆聽，追上潮流的步伐

面對潮流，張博士認為人們不需要擁抱潮流，卻需要對它有基本的認識，因為對潮流有所認識，才能夠對它進行適當的批判，以及指出它當中被扭曲的價值觀。年青人一般都受潮流影響，如果信徒完全放棄，拒絕認識此部分的話，只會把青少年拱手讓給這個世界。

某一輩的人都說現在的流行歌不動聽，老是在懷緬顧家輝及黃霑的日子。事實上，新一代的音樂人也創作了不少好的作品，問題是人們能否放下自己的成見，去學習年青人的潮流。為了與年青人溝通，前輩應要去學習晚輩的潮流，而不是反過來，要求年青人去學習前輩的愛好。

當然，這並不是意味著前輩要一面倒去遷就年青人的口味，前輩也可以透過自己熟悉的作品與年青人一起探討不同的觀點。只是向年青人介紹好作品的時候，要留意這些作品對年青人來說是否與他們相關(relevant)、他們是否有興趣(interesting)，以及對他們來說有沒有意義(meaningful)。

張博士講述潮流之餘，也推薦了一些電影給大家欣賞，如《十月的天空》、《爭氣》，《鋼鋸嶺》、《沉默》等。這些電影都有助向年青人傳遞正面的思想，也可以啟發他們更具體地看見信仰的真實，以及反思基督徒的掙扎。

同志，是華人世界獨有的詞彙，英語世界裡，同志是LGBTQIA。T是跨性別（Transgender）。對同志運動稍有認知的人都知道的，同志不只是同性戀，也有異性戀的直同志，也有跨性別同志。

跨性別是個集合名詞，只要生理性別、心理性別、性別表達三者不一致的，都可納入跨性別麾下。一篇2014年美國心理學會刊載《解答你的問題：關於跨性別者、性別認同及性別表達》記述了跨性別包括變性男女、改變性別表達的易服者、為了娛樂而扮成女人的變裝皇后（draq queens）、在男女二元性別以外的性別酷兒（genderqueer）等。

性別自主訴求

跨性別的核心訴求是性別自主──生理性別、心理性別、性別表達均是個人選擇。「我揀我的性別是我的自由」，旁人只能包容，制度只許配合。性別自主好比一種宗教，他的信徒認為性別是光譜，情況就如2014年facebook容許用戶選擇超過50種性別一樣，是個人選擇。男女二元性別則被批評為刻板和守舊的定型，是性別自主所唾棄的陳腐思想。

變性訴求

有些選擇變性路的人沒信奉性別自主，反而希望融入二元性別。他們患有成人的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男身女心、女身男心。與其說變性手術是代價，變性手術更像一種儀式，一種他們尋找救贖之路徑，希望努力過後，能徹底被自己和身邊朋友接納成為一個平凡男子／女子，卻不想「脫俗地」擁抱非男非女的跨性別標籤。

國際組織注意到的差異

性別自主的信奉者，不屑於這種臣服於二元性別的變性訴求，卻又在包容多元的大原則指導下把變性者納入跨性別群體之中，相信這是跨性別群體內部的最大矛盾之一。一些國際組織明顯地注意到「性別自主訴求」與「變性訴求」的差別。歐洲理事會議會在一份關於跨性別及變性人歧視的報告內提到，「『跨性別人士』一詞所指的人……有些是自覺必須、屬意或選擇透過衣著、配飾、化妝或身體改造，以異於其出生時被指定性別的角色現於人前」。事實上，跨性別的訴求更著眼於突破性別表達和性別角色，多於對醫療干預，因此歐盟委員會在另一文件提到，「跨性別人士……有別於變性人士，他們不一定希望接受或需要任何醫療干預」。

但變性者的訴求卻明顯與醫療干預尤關，同一報告記述，「變性人士……通常也會十分厭棄自己生理上的第一和第二性徵，希望使身體與屬意的性別相符。變性人士可能有意或正在接受，又或已經接受性別重置治療（或會涉及賀爾蒙療法或手術）。有變性史的男女會徹底認定其屬於後天取得的性別，並尋求此性別獲得承認，而在該承認之下不提及他們之前的性別……」。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在一份關於性別議題人權法的文件裡提到，「變性人士所指的人，已通過手術或治療而經歷了生理或賀爾蒙改變，務求令自己具有新的生理性別的特徵。」可以想像，貼近變性訴求的人，往往更希望低調地融入後天取得的性別，而不以變性身份為傲。

性別承認諮詢

政府在6月底推出的性別承認制度諮詢分別提到幾種可行模式。像阿根廷、丹麥、馬爾他和愛爾蘭就採用了自我聲明模式，准許人聲明自己屬某一性別，便可更改其法定性別，而不設任何醫療干預或身份限制，也不涉及複雜的程序。自我聲明模式符合性別自主訴求，性別由個人內心自決，社會所有人去配合。

諮詢文件內並沒有探討，以內心性別來區分男女會為社會帶來更多好處還是更多麻煩，但筆者借鑑西方的跨性別運動的發展，隨從性別自主訴求出現了削弱兩性制度功能的後果，包括性別意識形態由兩性固定轉為多元流動，兒童性別不一致的狀況驟增；任意按心理性別使用性別區隔措施而忽略保障女性和小孩的隱私；生理男參與女子競賽等不公平現象等等（可參考由香港性文化學會所編著的《消失的性別界線》及筆者另一文章《招雋寧﹕維護性別制度　政府責無旁貸》）。

政府現行已具備一些行政及醫療措施，給予尋求變性者。諮詢文件提到的其他性別承認模式，則嘗試進一步規範變性手術及醫療規定，以達至更完善狀況。不論對變性一事的評價孰對孰錯，筆者希望社會能夠在體諒患有性別焦躁症者尋求變性手術的渴望，和維護兩性制度的前提下取得合理的平衡，在未來制訂更完善和嚴謹的性別承認措施。

社會上有少數人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症，內心苦不堪言，他們尋求整形手術改變身體性徵，亦希望可在法律上登記為另一性別。政府發表了諮詢文件徵詢港人對規範變性的意見。接近三百頁的文件敘述了英國和世界各地的做法，又花了不少篇幅記敘支持和反對各種做法的理由。

有些性別不安症患者在深思熟慮後，徹底認定餘生要以另一性別過活，又配合他們所渴望的身體整形。政府若能制訂一套容許他們更改登記性別的措施，是符合現實和人道需要的。

諮詢文件提到阿根廷容許人們僅須透過「自我聲明」，就能更改性別登記。筆者難以認同，理由是此舉大幅削弱現行性別制度的功能。收集公眾的生理性別資料對社會有重要裨益，可惜政府的諮詢文件並沒有在性別制度上著墨，變相未有評估「自我聲明」對性別制度帶來的負面影響。

性別制度有助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等。舉例說，掌握男女人口分佈及男女各自常見的疾病，協助醫療機構預測未來的服務需要。又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對應區內性別人口而設定建築物的男女廁數目。

其二，性別制度促進隱私與安全。幼童自少學習尊重男女身體的私密部位，對於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要說不。一般人更會同意，男性向女性裸露下體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再者，強姦罪或猥褻侵犯罪等，對男女規範不同，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所差異。以生理區分的性別制度能滿足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

其三，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簡單地憑外觀分辨所屬性別，而且性別的生理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於識別身份。假若執法者要尋人，確認為男性後，搜尋對象的範圍幾乎立即就收窄一半。事實上，許多國家都以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資料核對身份。

其四，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教育界會參考男女幼童身心發展的不同需要，而衡量學制是否公平；婦團常以男女薪酬差異揭露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等不平等問題。

其五，任何社會制度都蘊含價值觀，具有教化功能，尤其在塑造下一代的價值觀。性別制度教人尊重兩性即使有差異，男和女都是有著同等尊嚴的個體。它更教人認識自己，作為男、女各自的潛能和限制。

可見以生理性別作為普遍區分準則的性別制度，正為社會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在協助性別不安症患者過新性別生活的同時，確保不削弱性別制度的有效運作，香港政府責無旁貸。

自從香港於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條例》以來，香港仍有不少人指出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相當不利的影響。例如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機制，因為最低工資在某些行業過高了，在某些行業卻是過低，這種做法只會讓社會資源出現錯配。最低工資另一負面影響便是增加了僱主的營運成本，削弱香港僱主的競爭能力，特別是香港的中小企業或服務性行業，為了降低成本，最有可能便是向「人」下手。而當僱主面對最低工資，他們比較願意以最低工資去聘請有經驗的工人，令年輕工人完全失去就業機會。

事實上，最低工資真的會增加失業率？引致社會資源錯配？甚至成為年輕人失去就業機會的罪魁禍首嗎？香港的最低工資於2011年5月推行，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便在同年8月出了一份《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當中訪問了14間中小企，報告的結論是：「在深入了解十四間中小企的營運後，我們得出最低工資其實對大部份中小企影響不大，絕非外界般估計，最低工資會引起許多負面影響如失業率上升、中小企倒閉，這些統統都沒有在我們的調查中出現，所以，之前許多商會或僱主對最低工資存有恐懼，其實是過分憂慮了。其次，在我們調查所得裡面，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各種原因中，僱主都認同是受匯率或通脹影響的來貨價，以及經常增加的租金，才是他們中小企的最大營運困難，而絕非最低工資的實施。故此，我們重申最低工資並非導致中小企營運困難的源頭，外間妖魔化最低工資會帶來中小企倒閉、失業率上升，絕對是誇大其影響，令最低工資成為代罪羔羊。」

開源節流一直是老闆需要做的事情，特別是大企業的老闆，因為他們必須向股東交代。2017年3月，滙豐銀行為了削減成本，香港IT部門有120人收到大信封。為甚麼是IT部門，因為編寫程式、網絡支援、網絡保安、維修自動櫃員機等工作都可以外判，而隨着互聯網日漸普及，愈來愈多工種可以減少。除了滙豐銀行大規模裁員，國泰航空於本年5月亦有行動，兩次一共裁減600名後勤人員。理由是因管理不善導致2016年的業績虧蝕近6億港元。雖然上述大規模裁員原因各異，但都與最低工資無關，而兩個大企業加起來的裁員人數，相信其他中小企如何努力裁員，都不知何年才可以追上。

至於資源錯配，坊間曾有謠言指出自從有了最低工資後，便請不到洗碗工人，有人以為洗碗的工作相當辛苦，因此認為在相同的薪酬之下，洗碗的工作便被人嫌棄。問題是，僱主只會付出最低工資給洗碗工嗎？有新聞報道指出，有一間位於中環的食肆，不惜包飲包食，以時薪約66元聘請洗碗工，這種薪酬比最低工資高逾倍，卻仍然招攬不到洗碗工。店主表示洗碗一職「較侍應難請，工作辛苦、長期要困在一個地方、工作環境濕熱、碗碟又重；而侍應人工與洗碗接近，工作時又可與客人聊天，相對更吃香。」洗碗工的工種的薪金一般比較高，是工作性質讓不少人卻步。

至於最低工資讓年青人失去就業機會？青少年失業的原因很複雜，沒有嚴謹的研究，而單憑揣測，難以證明最低工資是禍首。反而，根據上述食肆老闆的說法，青年人離職，不是因為有最低工資而令老闆不給他們機會，而是他們的父母捨不得他們辛苦力勸他們辭職。而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在2013 年 8 月所發佈的一項「高不成、低不就」調查，當中發現年輕人不了解自己的性格和能力，出現了職位錯配。另外，也有不少年青人因為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在最低工資還未實施之前，絕大部分人一樣因著欠缺工作經驗而找不到正職。另外，香港的工種選擇不多，讓不少年青人找不到有興趣的工作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說到底，從2011年的28元到2017年的34.5元。香港工人的最低工資沒有高了很多，卻一直被不少人質疑，彷彿這條例有多邪惡，讓香港失去競爭力。其實，《香港最低工資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及探討其他影響經營的因素質性研究報告》中提到「受訪中小企僱主們都認為，相對最低工資的影響，租金上升和來貨價上升才是其經營困難的原因。在租金方面，受訪僱主都認為租金的升幅已達不合理的水平，每次續約的租金升幅均會對他們構成沉重壓力，甚至可直接令他們結業。」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可悲的是香港沒有一個公義的環境讓努力的人得著當得的工價。商人賺取利潤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當企業獲得暴利而工人又無法合理地分享成果時，市民大眾對這種不公義情況的不滿便會愈來愈大。

2017生命倫理對談 《抉擇‧人生》系列

講員：李適清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神學科）

「隨波逐流」原指到沒有自己的立場，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只能隨著別人走。但在職場上，隨波逐流可能有不一樣的意思。員工不是沒有自己的立場，也不是缺乏判斷是非的能力，只是，想到升職加薪，想到避免與其他人發生衝突等不同原因，有些人便對黑白是非妥協了。5月12日的晚上，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李適清博士，偕同中神的同學與大家一同分享如何在職場上成為一個「靈巧像蛇」，卻又「純良如鴿子」的人。

李博士指出在職場上，最難處理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人際關係，因為不同人便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成為各種衝突的來源。在職場上，信徒可以嘗試以一套名為HUG（擁抱）的神學框架去反思自己的價值觀，以及用以處理職場上的問題。

HUG的H──Habit（習慣）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四7-9）

我們每天都做不同的決定，每次決定一件事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基於「本能」，沒有太多空間去思想倫理問題。因此我們要操練自己，建立出合乎信仰的倫理價值觀，並且習慣以這些價值觀去回應各樣事務，成為我們的「本能」反應。一個人不會天生便能作出上述的「本能」反應，我們需要習慣屬靈操練，每一天都親近神，讓我們勇敢地實踐出我們所知道的道。

李博士分享一位弟兄的故事，他的公司有很多人事問題，大家上班都不認真做事情，而是「玩野」度日，總之便是通過電郵對付人，並且箭頭亂飛。面對這種工作環境，弟兄無疑是沮喪的，他可以選擇隨波逐流，同樣成為一名射箭手，但他決定不成為這一類人，選擇認真做事。當他認真做事的時候，有一些同事發現他與他人不同，反過來幫他擋箭。當信徒習慣親近神，習慣活出信仰，我們在職場上或會有新的轉機。

HUG的U──Unlearn（除掉）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12）

耶穌說祂自己才是道路、真理、生命，然而，我們一出生，便要學習這個世界的價值觀，被告知我們要做甚麼。職場上有很多聲音欺哄我們，甚至恐嚇我們，例如你不這樣做，老闆便會辭退你。事實上，老闆不一定如此，另外，職場上的做法可以有無數可能，不是只有Say Yes 或 Say No的可能性。

李博士分享到當年她的老闆見識了歐洲的稅務計劃之後，也想她做出一份類似的稅務計劃出來，大家都明白這份稅務計劃的目的，是盡可能合法地逃稅。李博士沒有直接說好，也沒有直接拒絕，每當老闆問她進展如何？她會說「不明、未想通」，久而久之，他老闆便明白了李博士其實是不想落實這一種稅務計劃。

我們可以行出合乎信仰的價值觀，而不需要以世界的價值觀限制自己。神是有創意的、有能力的，祂必會為我們預備出路。公司的結構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信徒需要懷著信心忍耐，不要小看自己在職場上的榜樣。

HUG的G──Gift（禮物）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26-28）

生活環境及系統有很多框架及限制。我們的世界被罪扭曲，沒有一份職業是舒適及沒有掙扎的，我們只有盡量在被扭曲的Given（限制）之中看到Gift（禮物）之所在。任何事都有正反兩面，既然我們沒法改變限制的時候，便只好靠著聖靈，養成用屬靈眼光去看事物的習慣，把限制變成禮物。

有一位老師向李博士投訴教職生活已經很忙，學校的高層還要勞民傷財籌備活動，為此他感到非常不滿。李博士反問他在一個被限制的活動中，有否看到好處，例如對學生有沒有用？老師認為這些活動也不是完全沒用。當我們無法改變環境時，我們可盡量在其中找到益處。

靠神的能力逆流而上

在職場上，信徒盡力在自己的職位上演繹出一個基督徒應有的樣式。每一日的工作環境都成為信徒的戰線，我們被不同價值觀挑戰及包圍，人只有靠著聖靈才能不隨波逐流，只有堅持，才能在不同的人或事身上，看出神的心意。

當然，我們或會有跌倒的時候，但一本小說或電影之所以精彩能吸引人，是因為劇情有高低起伏。我們的生命是神與我們一起撰寫的書籍，我們不必看別人如何看自己，重要的是神如何看我們。我們學習在微小的事上忠心，勇敢地抵抗洪流。

在聚會當中，中神的同學分享到，她所任教的學校，當中的「擦鞋文化」非常盛行，她十分不適應當中的生活，每一天上班都非常痛苦，後來她反思自己內裡有很多負面情緒，而又沒有為學校的情況禱告，她學習要多多讚美神，自此，她變得可以主動向同事及學生微笑及打招呼。

神會給與人勇氣及能力面對不同的挑戰，我們可以藉著讚美神，也可以藉著心裡哼唱某首詩歌而度過難關。雖然在信仰上沒有特定的方程式，但只要時刻敏銳神，信仰的力量是可以真實地改變自己的心態。

近日再有團體到平機會請願，希望將現行《種族歧視條例》（《種》）的適用範圍擴闊到「新移民」。我們同意社會要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亦明瞭新移民歧視在本地頗為普遍；[1]但眾所周知，由於《歧視條例》法網過大，我們對相關形式的立法一向份外審慎。我們憂慮《歧視條例》不但無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反而會加深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對立，以及加劇標籤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歧視條例》的法網太闊

首先，《歧視條例》中，「歧視」包含「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後者經常令人誤墮法網。它規定，若有一項要求會令受保護群體入選的人數比例大減，即要「有理可據」，否則違法。

最常見的例子有身高要求，過往外國有些公司對員工的身高有劃一要求，但這種要求會令女性入選的機會大減，因此就屬「間接歧視」， 讓我們再看看其他例子：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人士不善中文書寫的比例很高。若有僱主在聘請要求中加入中文測試，雖然這測試對所有應徵者都一樣，但該僱主已可能誤墮法網，最終會否「告得入」則要看該僱主能否證明中文書寫是「有理可據」。

再看一例子：僱主A要求某一小數族裔脫下頭巾工作。由於頭巾對該小數族裔的身份十分重要，所以這要求份屬歧視，除非僱主能證明「除頭巾」是保護員工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且沒有其他切實可行又不會構成歧視的取代方法。

就上述例子而言，筆者認同僱主應該讓僱員有戴頭巾的自由，但這自由應是基於尊重、理解和共識，而不是基於公權力的威嚇。試想這種威嚇會在工作間和社會中會造成甚麼樣的氛圍，毫無疑問不少僱主和員工會感到他們擁有特權，進而降低信任。筆者就聽過不少這種說法。

回到新移民歧視的討論，假如真的立了法，可想像爭訟如何發生呢？例如，要求員工懂正體字就可能違法了，除非僱主能夠證明懂正體字是該職位必需的。在教育方面，學校可能要制訂兩種取錄準則，一份給新移民學生，一份給本地生，因為新移民學生和本地學生的語文能力通常有差異。借用一些發生在外國的例子，若有一些新移民希望印刷公司印製作一些印有「爭取新移民來港一年可投票」口號的T恤，則這些公司的東主不論自身的政治取向如何，都很大機會不能拒絕；印製「蝗蟲」字眼或對出版批評「強國文化」的文宣，亦可能觸犯種族中傷。一些餐廳也可能會因為沒有預備簡體字餐版而被指控為提供「品質較差的服務」，從而「歧視」了新移民。

另外，《歧視條例》也約制政府，一些惠及「本地人」的政策很大機會受到挑戰。現行的《種》沒有相關問題，因為很多小數族裔土生土長，政府也不會以種族區分某人是否本地人；但「新移民」以「新」和「舊」做對比，意味著政府很大可能不能以居住年期為因素制定「不平等」的福利政策。更不用說居住多久可以投票（現為七年）等敏感問題了。當然，「關愛基金」一類的政策則不受影響，因為它只不利本地人，而《種》列明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受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案同被裁定為「間接歧視」，正因為法官認為政府惠及已婚公務員的福利對同性戀者特別不利；政府律師提出標準要與本地婚制一致，同性婚姻在港未立法等作為該要求的理據，都被法官一一拒絕。故此，我們不難看見法官對「有理可據」的要求有多高。

《歧視條例》的原意是促進平等，但在實施時往往造成各種不平等，此之為逆向歧視。總體而言，「間接歧視」的規定一方面對開展法律程序的門檻太低，一方面又令誤墮法網者太易入罪。然而，這法例還有更多問題。

《歧視條例》與言論自由

《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在所有《歧視條例》中鶴立雞群，特別規管對受保護群體的「中傷」和「騷擾」。

何謂「中傷」？條文如下：

＂任何人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的種族的、對該另一人或屬該類別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即屬違法＂

自然，甚麼是仇恨、鄙視和嘲諷沒有明確標準，這又令《歧視條例》的法網進一步擴大。「蝗蟲」一語固然屬「仇恨」，但「密演山小立」又算不算「嘲諷」？有人可能問，一些討論區經常出現「蝻」、「南亞蝗」等語，是不是同樣違法？答案是：有可能，關鍵在於「討論區」算不算「公開活動」。在條文中，公開活動指：向公眾發出的任何通訊、動作、姿勢及手勢、穿戴或材料。

「騷擾」是《歧視條例》中更為麻煩的部份。它規定特別場所，例如辦公室、學校中，一人基於「種族」而「騷擾」另一人為違法。「騷擾」同樣沒有嚴格標準。只要是「不受歡迎的行徑」，一般人會「預期」另一人會「感到冒犯」就算騷擾了。例如，在辦公室內職員A向是新移民的職員B說了句「新移民都是來搶福利的」，職員A就有可能面臨民事索償。另外，如果該辦公室的老闆沒有「合理地防止」這些騷擾發生，則同樣有法律責任。其他僱主和主事人亦然。

換言之，這些可能有問題的語言「私底下」、在街上說沒有問題，但「公開」、在辦公室說和在學校就犯法！筆者再次邀請讀者想像這種法例會造成怎樣的社會氛圍。有人會說「講下笑啫，無人比我煽動到啦，無犯法掛？」錯了，法例列明「是否有人確實被某活動煽動……不具關鍵性」，若有人「確實」被煽動就是「嚴重中傷」，最高可監禁兩年。

不難想像，修例後那些「中共殖民論」、「新移民溝淡香港論」等論述都變得有問題了。筆者與讀者都不必同意這些觀點，但就認為人們有主張、發展和討論這些論述的自由，這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然而，修訂《種》將桎梏這些論述的生存空間。

《歧視條例》的合理性

既然《歧視條例》有這麼多問題，那麼是否所有《歧視條例》都不應存在呢？不然，但只有在社會存在嚴重歧視時，才有可能要動用《歧視法》。而且，《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必定要符合特定條件，才具備可執行性。

受嚴重歧視的群體，基於身份：安全受到威脅、在社會沒有上流機會、在社會受普遍排擠、在各方面都無法融入社會。

60年代美國黑人的處境就符合這標準，而當時政府頒下歧視條例確實有助黑人融入社會，但當年美國的法例放到今日香港就不太適用，且已造成一定反效果。事實上，美國白人對黑人問題有一種有共識的避諱，因為法例，很多人掩飾了對有色人種很深的偏見，鑽法律空子的歧視行為變得更政治正確、更無形。

另一方面，《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應有以下條件：特徵明顯可簡單辨認、該身份無法改變、該身份不由某一行為體現。

少數族裔同樣符合這些條件，殘疾人士也符合。但另一些特徵例如「宗教」就不容易符合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某一宗教人士，又聲稱自己被「中傷」，明天那人又可以「改信」了其他宗教，又被其他人「歧視」了。法例很大機會成為威脅他人的手段，根本不容易執行。當然，從不少外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要需要保護一個人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宗教信念或良心自由，與某些弱勢社群的訴求不同而被指為歧視，甚至受懲罰，不過方法可能不是用歧視條例。另外，有些身份要由某些行為體現，例如「娼妓青少年」，她們的身份是由特定行為來體現。筆者認為，人有權對不同行為作價值判斷，這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若以《歧視條例》保護這類身份，則不啻是扼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價值。

筆者認為，「新移民」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標準。一方面，「新移民」來港小孩有正常的上流機會，我們不乏這些故事；另一方面，一個人是否「新移民」根本無法識別，「新移民」也不是一個不變的固有身份，隨時間推移，他就變成「舊移民」了。

AlphaGo有多厲害？它分別打敗了柯潔及李世石這兩位世界級的圍棋高手。有網民高呼「想到機器無敵時，也是一種恐懼呀。」。也有人估計AlphaGo的母公司DeepMind會蒐集AlphaGo與兩大高手爭戰的數據，並且公佈成論文，並宣佈「人腦敵不過電腦的時代已來臨」。

是否AlphaGo打敗了兩大圍棋高手，便代表電腦勝過人腦的時代已經來臨？事實上，自從發明機械或電腦開始，人腦便註定「比不上」它們。試問現今還有誰可以準確無誤地記下一萬個客戶的資料，還包括他們的出生年月日(有了智能電話之後，可能連10個電話都說不出)？正如自從人類發明汽車一刻，便知道在道路暢通無阻的情況之下，人類是無法與汽車匹敵一樣。如果我們可以接受人類奔跑的速度比不上跑車，記憶力不如電腦，那麼，我們亦毋須得被AlphaGo比下去，因為AlphaGo與人類比拼的，返回最核心的仍是記憶力、計算能力，以及不眠不休的學習能力。

AlphaGo本身不懂圍棋規則，卻可以贏了圍棋高手，全靠被人餵養了3千萬份棋譜，而當中不乏高手的佈局資料，透過這批海量資料，好讓AlphaGo懂得模仿高手出招。再配合策略網路（判斷對手最可能的落子位置）及評價網路（下在這的勝率是多少） 、蒙地卡羅樹枝搜尋法（從有限的組合中計算最佳的位置）。另外，AlphaGo可以做到晝夜不分與自己博奕，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開始時或許只有3千萬份棋譜，但到了與李世石比賽時卻已經增加到1億。這一種強大的組合，又試問哪一個血肉之軀有力量去抵擋？即使李世石出了「神之一手」擊敗AlphaGo，AlphaGo卻轉眼間變得更強大。

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永遠無法有公平的競爭。DeepMind的創辦人之一，AlphaGo 之父Demis Hassabis（德米斯 · 哈薩比斯）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圍棋就是一門藝術，是一種客觀的藝術。我們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可能因為心情好壞產生成千上百種的新想法，但並不意味著每一種想法都是好的。而 AlphaGo 卻是客觀的，他的目標就是贏得遊戲。」一部絕對冷靜客觀又會超級運算的電腦，又哪有人是它的對手？除非，人類可以發明另一部人工智能，比AlphaGo的推算能力更快更強大，這時，兩者的競爭才公平。所以，亦有人說，打敗AlphaGo的其中一個方法，便是有一隊專門研究人工智能的團隊，為柯潔教路。

所以，如果稱讚AlphaGo打敗了柯潔及李世石，倒不如稱讚它打敗了它的前輩DeepBlue。DeepBlue只做到打敗國際象棋冠軍，對於圍棋這種更複雜以及高手會憑直覺來行的棋類，完全無能為力。相對國際象棋，圍棋的變化性更甚，19格X19格的方陣，共有361個落子點，所以整個圍棋棋局的總排列組合數高達10的171次方。AlphaGo的成功不是證明人類的失敗，正如數據科學家尹相志提到，AlphaGo「根本就是為了下圍棋所設計出來的人工智慧，如果要拿它來解決其他問題，勢必神經結構以及算法都必須要重新設計。所以李世石與其說是輸給了AlphaGo，還不如說是輸給了數學」。AlphaGo的出現，它證明了人類在研發人工智能方面，又邁出了一大步。

雖然AlphaGo戰績輝煌，甚至被中國圍棋協會授予職業圍棋九段稱號，但在數據科學家眼中，它還是弱人工智慧，它沒有自我意識與思考，只在於計算而不懂得理解圍棋的美學與策略。難怪李世石都批評「下棋的電腦並不了解圍棋之美、人之美」。是的，你要它明白圍棋的文化精神，是絕對沒可能的事情。它不會理解為甚麼圍棋又名「坐隱」、「手談」、「忘憂」、「爛柯」，以及當中的文化精神。也不會明白執黑子者為何通常第一手會下在右上角，以表示對白棋的尊重，AlphaGo基本上是連圍棋規則都不會。

人工智能與人類最大的不同在於人工智能能力高，卻缺少了「人性」。Google雲端人工智慧暨機器學習首席科學家李飛飛提出「情感面，人工智能基本連起步都還沒有」。因為人類有情感，所以面對比賽有壓力，不能冷靜自如，但正正因為人類有情感，人在逆境中能夠迸發無窮潛能，懂得靈活思考及變通，超越本身肉體或智力的限制，完成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人類不應與人工智能比能力，而應與它們比「人性」。

司法覆核案HCAL 258/2015的申請人梁鎮罡先生，是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是同性戀者，並於2014年4月與Adams先生於新西蘭結婚。

《公務員事務規例》要求公務員更改婚姻狀況的資料，而按規例他的醫療及牙科福利就可延伸至「家屬」，其中定義包括公務員的配偶。梁於2014年提出更改婚姻狀況的申請卻被拒，同年10月，公務員事務管理局回覆，梁的婚姻不在婚姻條例定義之列。梁的配偶因而未獲公務員配偶福利。

此外，梁在電子報稅系統裡，在配偶稱謂一欄不能為Adams選填「先生」。他於2015年6月向稅務局投訴，表明自己已與同性結婚。稅務局同月回覆，由於同性婚姻在《稅務條例》下並非有效的婚姻關係。梁於同年9月以紙填方式填寫合併報稅，不被稅局接納，並以個人作報稅單位。值得注意，局方稱拒絕二人合併報稅，並沒有令梁要繳交較高的稅額。

梁提出的挑戰有二；

一）福利決策：作為已在新西蘭與Adams先生進入同性婚姻的公僕梁先生，到底應否從政府那裡獲得其他異性已婚的公僕同等的「配偶」福利和津貼？二）稅務決策：到底Adams先生與梁先生的同性婚姻，在《稅務條例》下是否「婚姻」？法官在判辭裡主要處理梁有否平等權利（或不被歧視），先回應福利決策的挑戰，其次回應稅務決策的挑戰。先說說較為簡單的後者。

法官提到今次要處理的是，同性婚姻是否「是（is）」《稅務條例》下的婚姻，卻不是同性婚姻應否「被視作（be treated as）」《稅務條例》下的婚姻，由於《稅務條例》對於婚姻的一男一女、丈夫、妻子、一夫多妻、同性伴侶等定義相當清楚，在條文來說，同性婚姻的確不符條例中婚姻的定義，最後判申請人敗訴。

福利決策又如何呢？法官採用兩個階段，首先說明外地同性已婚伴侶和本地已婚異性伴侶是否可以比較。在第二階段採用終審法院在肛交罪非刑事化的「丘旭龍案」中創立的「有理可據驗證標準（Justification Test）」，來判別政府的做法是否正當。這工具有三個步驟：一）該差別是爲了達到一個有真確需要的合法目的；二）該差別與該合法目的之間有理性的聯繫；三）該差別的程度並不超越為達致該合法目的之需要（法官在標準裡加入兩項其他元素，在此不贅）。

首先，法官認為簡單來說是婚姻狀況的差別對待。政府的代表律師提到婚姻狀況是特別的法律地位，而法官就指出基於梁的同性性傾向，他不會（cannot be expected to）進入異性婚姻，從而得到這「特別的法律地位」。這至少是基於性傾向的間接歧視。

代表政府的答辯人提出理據，認為給予福利的標準與婚姻法一致，才算合法和正當。不給予福利，亦是為了避免「走後門（through the backdoor）」承認同性婚姻。他又舉出案例支持政府鼓勵市民組成傳統家庭，阻撓其他方式的結合，維護婚姻制度的完整一致，是合理的。

但法官認為這些差別對待均沒有正當可言。他看不到（unable to see）給予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福利觸犯了甚麼法例，亦看不到間接承認外地合法的同性婚姻在法律上在何錯謬。法官反駁了答辯人提出的案例，認為案例情況不適合比較今次事件。他又看不出差別對待如何保障傳統家庭。因此，他裁定福利決策是基於性傾向的間接歧視。

法官在判辭中注意到，外地合法結婚的一夫多妻的關係（雖然本案沒審議），也注意到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屬於立法事務，法院不處理。法官亦補充，看不出《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要求政府訂立同性婚姻。

筆者就《梁鎮罡案》有幾項短評：

• 此案遠超過應否訂立同性婚姻的爭論，而是直指婚姻政策的灰色地帶：當某種外地合法的婚姻制度與香港婚姻制度不符，政府應否承認該制度且兼容於整個香港政策？司法覆核只會審理政府的個別決策，而設計和執行整個婚姻政策的，卻是立法和行政機關的工作，亦是須要社會積極關注和發聲。本社認為，政府婚姻政策至少應符合現行的婚姻法，包括在婚姻人數、性別組合、結婚次數、合法年齡、血緣關係等方面，一致的做法避免婚姻政策「一港兩制」。
   
• 倘若政府容讓「一港兩制」，梁到底在甚麼層面算作「已婚」，甚麼層面算作「未婚」？政府如何發放福利、釐訂權益，向市民清楚交代是責無旁貸。若婚姻登記官認為梁屬於「未婚」，那麼他在港是否仍有「與一名異性自願終身結合」的平等機會嗎？如判辭所示，梁固然是不會（unexpected to）使用這項機會，何況這次梁聲明自己是一位持續的同性戀者，但在整個同志政治（LGBT Politics）的脈絡下，不能忘記有雙性戀身份（Bisexual）主張自己有權與男、與女發生戀愛關係，且是自願、有共識、忠誠的開放式關係。政府應注意，同志政治透過司法覆核前進是一貫做法，從梁威廉案、丘旭龍案、變性人W案、QT案、以致早幾天菲籍準變性人的申請，也不難想像會有雙性戀者的興訟。當政府在「性別組合」的限制上因平權的理由而讓步，就再沒有理由不因平權理由而放寬「婚姻人數」或「結婚次數」的限制。本社呼籲政府以及社會各界更多思辯如何為婚姻制度設限。
   
• 立法會議員將「同性伴侶」加入不同議案的「親屬」、「家屬」等釋義中，為許多法例打開容納同性伴侶的法定身份的缺口，做法是路人皆見。倘若政府欲推行一致的婚姻政策，不妨參考《稅務條例》對婚姻的定義，並檢視各項條例、守則、附例，率先清清楚楚地擬訂婚姻、丈夫、妻子、配偶、受養人、已婚伴侶、未婚伴侶等字眼定義，堵截因定義不清而面對同性伴侶、一夫多妻、多夫多妻等未來可預期的司法覆核挑戰。此外，本社現正推動聯署，促請政府就《梁鎮罡案》上訴，聘請有相關經驗的律師進行訴訟。

相關影片：

三分鐘睇完公務同性伴侶有福利的「梁鎮罡案」

生命倫理對談
抉擇人生系列 ‧ 第三回

講員：楊慶球牧師 │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

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發生了一場大地震，一座大教堂倒塌，當時裡面有過千人在敬拜神，釀成不少傷亡。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在這次大地震中逃出生天，事後卻異常憤慨，質疑神為何不讓地震稍遲或稍早發生，以致正在敬拜至尊貴的神的人不是死便是傷。從此他一生不再踏足教堂，且成為著名的反對基督教者。當我們遇到苦難，會否如伏爾泰一樣質疑神，從此不再相信神或愛神嗎？3月23日晚上，楊慶球牧師與眾多參加者闡述苦難問題的徵結所在，讓大家以不同角度思考苦難問題。[1]

奧古斯丁的神義論(Theodicy)

不少人認為根據基督教信仰，苦難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如果神是全能及至善，怎會容許苦難發生。大衛休謨(David Hume)等哲學家便曾提出類似的詰問︰如果神是至善，祂不會容忍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如果神是全能，祂可以制止罪惡發生。世上充滿苦難和罪惡，這只帶出兩種可能：一是神是全能，卻不是至善，因為祂罔顧世人死活；二是神是至善，卻不是全能，因此祂無力阻止災禍發生。

楊牧師認為在回應苦難問題上，奧古斯丁的神義論值得大家參考。神是至善的，因此一切苦難或苦罪都與他無關。神沒有創造苦難或惡，惡的存在完全基於神讓人有自由意志。人可貴之處在於可以選擇，當人運用自由意志時，便有可能拒絕美善；當人不在美善之中，便自然陷入惡中。不過，人也必須承擔選擇的後果。

即使墮落後的人，本身也不會變得完全沒有美善，他仍然有良知，只是有些時候，人會執著於追求一些所謂的小善，並把它偶像化，這樣反而阻止人去追求至善。例如當人以為行施捨是極大的美事，也認為自己行得足夠時，卻沒有正視自己內心的黑暗，又或是好好修補自己與神的關係，那麼施捨便成為了阻止人去追求至善的小善。當人放棄至善，人的私心便令人誤用自由，惡便隨之而來。因此，有很多所謂的苦難，探其源頭，不是來自神，而是來自人的自私及慾望。

自然律與失序

「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六7)，雖然基督教並不完全排除因果律，但有些苦難的發生，本身是沒有原因的。伏爾泰憤恨地震毀滅很多敬虔生命，不過，大自然本身便存在很多天災，只是當地震不牽涉人命的時候，鮮有人知道曾有地震發生。以前地球人口稀少，人類可以選擇避開地震帶居住，但隨著人口愈來愈多，人類可以選擇居住的地方已經很有限制，甚至要住在地震帶之上等。

神創造了世界，讓世界自然運行，然而世界也因著人的罪受咒詛，地震及洪水等均按自然律發生。如果自然法則時有時無，就沒有一個穩定的世界，那麼生命只如一場夢幻。1755年里斯本發生的地震，神當然有能力遷移教堂，但祂不一定要如此行。祂既然按照祂的理性創造了這個世界，便讓它按自然律運行。人類不明白神為何不阻止悲劇，這是必然的，因為人無法與神有同樣的智慧，就如一個小孩子很難明白，為何當他哭著要注射防疫針時，父母都不理會他。直到長大後，他才能明白父母的心意。

這並不是說神是無情的。面對受苦的約伯，神不單責備約伯的朋友胡言亂語，使祂的旨意不明，祂還向約伯展視宇宙之大及宇宙之美。各事物發生及井井有條地出現，目的是向人類宣示一項事實：這宇宙是有理序(order)的。相反，苦難本身是無序(disorder)的，以及違反理性及自然律。神向約伯及世人顯示祂仍然坐著為王。雖然苦難讓人感到痛苦或不明白，宇宙卻是極其偉大，仍在祂掌管之下。不能因為一些苦難便否定神的存在，質疑祂的慈愛。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希尼茲(Leibniz)所言，神創造了這個世界，雖然有苦難，但按照神的慈愛來看，應該是盡可能是最好的一個。

化妝的祝福？

有不少人認為人可以在苦難中學到了堅忍，生命質素因而提升，於是便把苦難看作是神給信徒的功課，為了鍛鍊信徒，讓信徒成長。因此人要存著感恩的心接受這一份禮物，並視之為化妝的祝福。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受盡無理逼害及凌辱，甚至家散人亡。煎熬過後，他們的生命質素反被提升，於是便向那些逼害他們的官員道謝，感謝這班官員讓他們歷盡苦難，明白受苦的意義。楊牧師認為這做法是荒謬的，他指出把苦難稱為化妝的祝福，最基本的問題是把本為惡的苦難從本質上變成善，這在倫理學上是錯誤的。

楊牧師指出因著「地受咒詛」，大地在等候救贖期間不斷發生疾病及天災，這些苦難是隨機及無意向的臨到人類，不是臨到這個就臨到那個。某人有病或發生意外不是道德問題，也不是神的偏好。神不會亂擲骰子，今天要你受苦，明天要他受苦，這是難以想像的。

苦難中仰望神的恩典

人生中有很多苦難，有些是自然界所引起，有些是出於人的罪，世界成了生命歷練的場所。雖然神容許某些苦難發生，有祂整全的計劃，但不可以說是神「創造」苦難。苦難本身就是惡，苦難的本質與上帝的愛對抗，所以神應許苦難只是一個暫時現象。祂全權掌控，施行救贖，到了新天新地，所有痛苦及眼淚都要過去。

信徒經歷苦難後生命質素得以提升，這句話並非肯定苦難的本質意義，而是肯定信徒生命的堅忍。期盼面對世上的痛苦，我們仍能信靠神並且愛祂，因為面對我們的苦難，神並不是無動於衷，而是會對我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林後十二9)。

特首選舉完了，有人看到欽點，有人認為美夢被打破了，又有人認為龍和道可能有個新意義，又或是撕裂繼續，甚或是對神級當選數字777有不同解讀。

很多人在整場選舉中都對「薯片叔叔」的文宣工作讚賞有嘉（筆者利申：雖是胡官的「fans」，不過無損對薯片叔叔的欣賞）。薯片叔叔競選初期的一段影片，當中「人人都係曾俊華」、「你想五年後的香港是怎樣？」及「由對立變成建立」等，更是當中的金句。不過筆者最感觸動的，還是那句「重新建立一個有規有矩的制度」。

老實說，禮崩樂壞，專業失靈，比撕裂更傷害香港。

在一個社會中，意見不同，各人鬧得火紅火綠，這並不是香港的專利，全世界都有之，見怪不怪。但在爭議之中，重要的是仍要有制度與規矩，讓社會還有一條軌道而行，不出亂子。香港長久以來所依賴的這條軌道，是社會對專業，或對政府公務員中立行事的信任。可悲的是這些年來，全都出了亂子。

無規無矩，自回歸以來已經是司空見慣。對於政府官員中的問題，也已經有太多人討論了。反而香港的「專業失靈」才真的叫人擔心。

專業失靈可以由兩方面去看。第一是「專業失德」——專業人士工作上玩忽職守，做不到其應有的專業表現或操守，與其獲得的專業資格或相關認證不相稱，如近年多宗電梯意外事件（不單只是最近的朗豪坊電梯意外），或是選舉事務處在特首選舉後遺失儲存約1200名選委及全港選民資料的電腦等事件，這些「專業失德」的事情，近年可謂司空見慣。這不單打擊了社會對相關專業的信任，更是影響大家對社會運作、制度監管的可信度。

不過，更高層次的破壞可是「專業地失德」：今日叫人最不齒的，是有些專業人士利用自己所有專業知識，明刀明槍的去破壞社會規矩，卻又能消遙法外，叫人無可奈何。這些事件，大至現任特首據報曾收受外國公司利益，卻自辯不需申報或繳稅；到城中的一位律師會前主席，非法自稱本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又公然在不准攝影的法庭建築物內自拍，卻又可以全部置身事外，不被追究起訴，其本人更樂在其中，引以為傲。

這些「專業地失德」，實在比無心之失的「專業失德」更具破壞力，更使香港社會禮崩樂壞。如果新任特首真的想攪好香港，修補撕裂固然重要，根治「專業失靈」的問題，讓香港免於禮崩樂壞，恐怕更是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