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不要填鴨式教育,自己辦學校?

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
17/07/2019

明光社

試想像,森林學校舉辦考試,考生包括了猴子、小鳥、魚和大象,試卷的題目是:爬樹,結果可想而知,猴子的成績一定是最好,考生雖然都面對相同的題目,但這樣的考試公平嗎?「愛童行學園」負責人吳志堅先生(Kinal)透過以上的例子,告訴大家香港教育制度不公平的現況。5月28日的「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嘉賓Kinal,跟大家分享他所辦的學校,如何將人性化教育延伸開去。

迷失的一代

Kinal指香港教育制度實行的是精英制,只有少數學生可以唸大學。換言之,很多學生只能在學習過程中「陪跑」,有的由小學開始已注定了他是不能走下去,他在學校的日子彷彿是在浪費青春。在一些排名低的Band 3學校裡,老師也只要求學生在班房裡不要嘈吵。他指媒體往往喜歡吹捧成績出眾的狀元,只要一有狀元出現,媒體就會說他所唸的是名校,他不明白,為何沒有人問其實那間學校到底有多少人是不合格的?他指香港的教育如此畸形,就像一間工廠不斷生產大量失敗的產品,為何還要繼續?

Kinal指出,在香港這種氛圍之下,迷失的不只是學生,就連家長也迷失了。例如孩子考試得98分,家長們可能只會想,為何孩子會失掉那兩分,拿不到滿分。他認為在這種教育氣氛之下,人們往往只看到問題,挑剔別人的錯處,社會也變得不懂欣賞別人。

學生面對過多的功課,承受著巨大的壓力。Kinal便認識一位家長,他的女兒唸中二,自幼稚園高班開始,便因為做功課和上不同的興趣班,每晚近一時才睡,一星期七天都要學習,令身心因為飽受壓力出現了問題。他慨嘆,每年都有學生自殺,因為他們感到絕望,不知道生存為了甚麼。他認為小朋友自幼便給功課包圍著,而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玩,可是他們卻要做好功課、有好的成績,以此來交易,才有機會去玩。而他們眼見成年人的生活同樣辛勞和沒有生命力,這樣的人生,還有甚麼希望可言?

無牆學校

眼見填鴨式教育制度下的種種問題,Kinal認為只是指責而沒有行動是沒有意思的,既然路是靠人行出來的,他便在三、四年前,毅然決定開辦「愛童行學園」。學校參考了德國、芬蘭的體驗學習模式,讓家長們有多一個選擇。辦學之初,他透過社交媒體,宣佈自己要開辦一間無牆學校,他解釋學校無牆是因為要讓學生直接在真實的環境裡學習,整個社會都是學校。消息公佈後,竟然有100多位家長表示有興趣讓孩子報讀,連Kinal自己也覺得驚奇,由於當時學校連老師都沒有,他便著手聘請。學校和別的學校一樣,在9月開學,但當時到了8月僅得一人交了學費,他惟有再次招生,到了正式開學,學校只有10個學生,其中一個更是Kinal的女兒,老師則有五個,師生比例是1:2,他笑言沒有甚麼學校可以這麼厲害。其後,因著媒體,如電台、報紙、雜誌的介紹,到了10月時,學生也多了一點,「愛童行學園」就這樣開始了。

無牆學校顧名思義就是沒有特定校舍,老師會帶學生進入社區,在不同地方上課,例如到公園、沙灘、博物館,郊外,或到不同團體中間學習。Kinal表示,學生在實際環境裡可以到處探索,例如幼兒班的學生會到公園上課,學生可以自由探索花、草、樹、木、昆蟲、周圍的設施,和接觸公園內不同的人。他指小朋友的特質本來就對事物充滿好奇,讓他們發掘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比強迫他們坐下來,被動地吸收知識,更為人性化。而學校亦採用了混齡學習,例如幼兒班是讓二至四歲的孩子一起上課,初小班讓五至八歲的孩子一起學習。他指,這樣的學習環境與我們的社會更加相似。

讓同學選擇課題

Kinal介紹,學校會透過Design Thinking(設計思維)模式教導學生,例如早前有一幅清潔工人在公廁吃飯的照片流出,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學校就會讓小學同學想想,有何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同學首先要親身到公廁,訪問一下清潔工人,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期間他們了解到,其實工人不一定要在廁所裡吃飯,只是因為戶外地方很曬,所以工人才選擇在廁所吃。學生在整個過程中,往往體會到工人的工作一點也不容易,並培養出對別人的愛和同理心。他補充,設計這類專題功課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學生填寫工作紙、交功課,學校也沒有硬性規定同學要探索哪一個特定課題,相反,老師是讓同學主導,自行選擇自己想探討的題目。不過他們一旦決定了做哪個題目,就要負責到底,絕不能因為到了公廁覺得很臭便嚷著要離開。

Kinal又表示,學校裡也有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如患有自閉症、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但比例不多。他提到有位SEN學生,初來時還在吃藥,由於情緒不穩定,以前他在宿舍時會被綁起來。他來到學校,第一天便對老師和同學動手動腳。對於這種情況,有新來的老師就曾經勸Kinal不要收這個學生,以免影響學校,但他對此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說,要讓其他的小朋友和家長知道,社會是有不同類型的人,他們要學習怎樣和他相處,因為他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大家不能只接納自己願意接納的人,他更認為這是一個學習的機會。漸漸,這個學生有所改變,他的情緒變得穩定,更不用吃藥,就連跟進的社工也嘖嘖稱奇,他在學校至今已近兩年了。最近又有另一位情緒不穩定的同學來了學校,這位已融入學校生活的同學竟然走出來對其他同學說:「他就像以前的我,大家給他多些時間。」Kinal覆述事件時,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可見看著孩子成長,讓他感到相當鼓舞。

雖然在當晚的分享中,提出了不少對現今教育制度的質疑,但Kinal仍強調,沒有一種教育是最好的,所謂的好與不好,其實是指適合與不適合學生,他直言他所辦的學校也不會適合所有學生,他只是希望在現今的教育制度下,能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多一種選擇。

 

相關文章

與小女兒談自由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1/09/2020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開學了,如何預防校園欺凌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9/08/2019

悠長的假期快將結束,莘莘學子下星期一(2/9)將繼續學習的旅程。今個暑假,香港人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由《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和矛盾,不斷白熱化,暫時仍看不見有止息的跡象,網上流傳有人發起開學後欺凌警察子女的運動,作為對警察濫用暴力的報復。

校園欺凌在香港本來已經非常嚴重,2017年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於2015年在72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5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校園欺凌情況屬全球之冠。受訪者中多達32%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凌。本港今年也發生了多宗嚴重的校園欺凌事件,當中以一名男學生在課室內被困在椅子下,遭受同學「扭耳仔」,甚至被多位同學脫褲打屁股;以及女學生懷疑被同校男學生襲擊及非禮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因此,現時絕大部份學校都有反欺凌政策,處理校園欺凌及暴力的問題。面對開學後可能會出現的警員子女遭欺凌事件,校方不宜過份緊張,但也不能當沒有事情發生,首先應運用現有機制處理,相信大部份學生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會作出傷害同學的行為,但既然有人放風,作為保護孩子的家長和老師,也要作一些預防工夫,防止悲劇發生。

學生被欺凌的原因很多,包括:身形、性格、性別氣質、成績、甚至沒有原因,現在再加上家庭背景、父母職業、政見,情況可謂非常複雜。欺凌本來便是相當難察覺得到,亦分為看得見的欺凌和看不見的欺凌兩類,看得見的欺凌是可以從身體上留下的傷痕而被察覺,看不見的欺凌則較容易被忽略,如排擠、孤立、網絡欺凌,如開了一個全班同學的WhatsApp群組,但卻突然將某些人剔出群組,令他們無法知道一些重要訊息。兩者對受害者的傷害同樣大,包括影響個人的自尊感及自信心,嚴重的更可能會患上抑鬱症,如沒有妥善處理,將來更可能會出現妄想症/妄想被迫害症。

面對校園欺凌,學校可以做一些預防的工作,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不要欺凌同學。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在開學初期,要特別留意學生的情緒,如遇到欺凌事件,學校需要介入及教導。

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要特別留意學生有否以下徵狀:

害怕返學

敏感及易怒

無故哭泣

悶悶不樂

晚上發惡夢

社交退縮

恐懼參加分組/小組活動/功課

討厭自己

自卑、自殘

開學一段時間後仍沒有朋友

如發現學生有上述徵狀,教師不要立即認為是校園欺凌,亦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校方切忌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校園欺凌,假如真是欺凌事件,校方要一視同仁地嚴肅處理,保護所有受欺凌的學生,切勿單單保護警察的子女,否則,因為標籤效應,反而引起學生更大的不滿,效果將適得其反。在香港現時這個缺乏互信的環境下,假若老師及學校社工不在校內高調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並禮貌地對待持不同政見的老師和同學,讓學生從老師的身上感到校園是能夠學習互相尊重和包容的地方。並鼓勵同學多作換位思考,代入對方的身份和立場,加強他們的同理心,相信有助減少欺凌,更能提升那些有警察家屬的學生及家長,向學校尋求幫助的動機及信心。

這場《逃犯條例》修訂所掀起的社會矛盾及衝突,令警察和市民之間失去互信,雖然重建尊重及互信的道路非常漫長,但不傷害無辜的孩子應是社會的共識。讓每個學生在一個安全及和平的環境下學習是學校的責任,而作為專業的老師及社工,絕對不應因為學生的家庭背景或父母的職業而有差別對待,讓我們一起為莘莘學子提供一個友愛校園,善用既有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或師友計劃,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9-8-2019

其實法官唔易做?

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

08/05/2019
明光社

所謂「生不入官門」,平常市民如你我他,一般甚少有機會接觸法庭和法官,我們對這個行業的印象,很多時都是來自電視劇對它的描述。「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退休法官黃偉權,在3月19日晚上向參加者介紹法官的工作,讓大家認識到法官雖擁有權力,但其權力同時亦受到限制。

受成文法限制

黃偉權退休法官(後稱黃官),曾任死因裁判官、勞資審裁處審裁官、裁判法院法官等。他說法官的誓詞內容指出,法官需持守不偏不倚、無私無懼無畏的原則,審案判案都要盡力持守公正的原則。他解釋不偏不倚是要讓人看得見的,他引用了名句「秉行公義是有目共睹(justice seen to be done)」來解釋,這是十分重要的。他又指出,法官的判決要根據法例(即成文法),但由於法例無法寫得鉅細無遺,例如何謂盜竊?成文法的其中一個犯罪元素包括永久地剝奪他人的財產。但何謂「永久」?法例沒有列明,這就得倚靠法官根據普通法來詮釋。黃官舉例,如果有人拾到一隻勞力士手錶,他到底是否「永久」剝奪了別人的財產,法官就得按證據來決定。如果他放在口袋裡,然後拿去警局,這當然不是永久;但如果他戴著手錶三年,這便可以理解為「永久」。但他假設,如果成文法列明擁有別人的財物超過五分鐘便屬於「永久」,法官則只能按此原則來判案,只要超出五分鐘,便代表他「永久」剝奪了他人的財產。

黃官指,法官受限於成文法,而立法機關是立法會,一旦成文法「寫死」了一些字的定義,就像上文提及若超過五分鐘便代表「永久」,身為法官只有依從。而修改法例絕非法官的工作。他認為大家須珍惜手上的一票,因為投票選甚麼人進入立法會,其立場如何,是會影響法例的制定。社會不斷變遷,法院的裁決也需要與時並進,黃官指出因此終審法院也有可能推翻自己曾作出的判決,他認為這正是香港司法制度的可貴之處。

下級法院與上級法院

除了受成文法規限,下級法院的判決也受上級法院的判決限制,如裁判法院須依從高等法院上訴的判決來判案。但同級法院的判決則不會限制彼此的判決。黃官舉例,如曾經有案件就露營車是否屬於旅館而起爭議,法庭因而要作出裁決。裁判官A裁定露營車不是旅館,但幾年後同類案件又出現,裁判官B可以裁定露營車是旅館。他表示,後來高等法院上訴裁定露營車屬於旅館,裁判法院再審同類案件時,就必須將露營車視為旅館(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名樂會有限公司及名樂漁莊有限公司,案件編號:HCMA 4/2017)。

身為基督徒法官,黃官坦言自己是受法律所限制,因此他絕不能以信仰作為判案的理據,不依從法律,不跟隨案例作為判案的標準。但他擔任法官這許多年,卻從未遇過與信仰有衝突的案件,他笑言因為自己的「級數未到那麼高級」。不過,無論如何,他強調信仰不能成為他判案的標準。

是次的對談以「其實法官唔易做?」為題,黃官道出身為法官的確受很多事情限制。例如在任法官一般不會接受傳媒訪問,因為他們的責任是判案,如表明立場,就容易令人覺得判決有偏頗。他笑謂即使有傳媒問法官,是否贊成加法官的薪金,他們也不應回答,避免任何利益衝突。他又指,現在社會充斥著不少政治上的爭拗,作為法官絕不會寫文章指出誰對誰錯,因為說了出來,未來就會令人懷疑法官審案能否持平。他又分享,曾試過審理一宗案件時,期間發現有位證人竟然是自己的鄰居,因此他便不能再審下去。他解釋如果法官認識證人,便會對證人有先入為主的看法,因此很難公正地考慮證人的誠實程度,而該案件須由其他法官重審。

謹言慎行

此外,法官平日必須謹言慎行,黃官舉例說,即使過馬路前,看不見路上有車,但也不能衝紅燈過馬路,因為這會影響法官的形象,令人看見法官不遵守法律。他表示法官的生活充滿著這類限制,平日愛打網球的他,買網球時也會考慮到體育用品店附近有甚麼商舖,如果附近有色情場所,就盡可能不會去那些地方,避免旁人有別的聯想。

黃官指出,法官判案時要寫判詞,解釋自己的判決理據,例如自己為何相信某人的證供等等。他表示判詞也顯示了香港司法制度的可貴之處,因為法官不只要交代自己的判決,同時也要交代為何自己有此判決。不過他直言寫判詞是「好辛苦」的,因為有些判詞長達200多頁,像一本書那麼厚,法官既要記錄又要分析,用字亦要簡單、直接,要避免用一些空泛的成語。現時香港的案件可以用中文或英文審理,如用中文審案法官會用中文寫判詞,如用英文審案則會用英文寫判詞。也許大家會認為用中文寫判詞會容易一點,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寫的是自己的語言。但黃官卻指出,中文的成語比較縹緲,看的人未必能掌握寫的人的意思,而且一句成語設若有兩個意思,就會導致在詮釋上有差異。他舉例說,若指某人的處境四面楚歌,「四面楚歌」的意思很籠統,沒有講清楚當時的處境,因此法官不應在判詞上用這些詞語,避免令人誤會。他表示寫判詞時得小心校對,若有錯字、意思不清晰,便有機會在上訴時給上訴法官公開地指責,而且當中的意思一旦不清晰,也會影響判決是否穩妥。

當晚的聚會充滿著笑聲,黃官的幽默令參加者可以輕鬆地認識法官的工作。他的分享更令我們看到法官一槌定音的背後,仍有成文法、上級法院、司法制度來約束。官字雖然是兩個口,但作為法官,要對案件作出裁決,並小心寫下判詞清晰地交代判決,法庭內外,都要行事謹慎,別讓行為對工作帶來負面影響,這都令參加者了解法官工作的艱辛,並明白到其實法官真的唔易做。

教育.教獄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8/05/2019

香港教育,實在進入了多事之秋。多年來,不論政策、學制、管理、人事,由教育局以至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都曾經分別出現問題。學童自殺事件早已叫學校苦於面對;豈料,又有小學教師疑因工作壓力,在學校裡墮樓身亡……[1] 連老師也踏上不歸路,難道香港的教育環境真的變成了師生的監獄、甚或煉獄?

事實上,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長期居高不下,引起社會關注。2017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如何防止青少年自殺。然而,該工作小組原來已在去年10月解散,政府對學童自殺問題被質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2]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是9.5,比2012年的8.3高。中心又發現全日制學生的自殺案件由2012年的19宗增至2016年的29宗,增幅逾五成,自殺率則由4.6上升至8.1,增加了76.1%。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從前學校或會是一個預防自殺的屏障,可以及時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但數據意味著此屏障的能力可能逐漸失去了。[3]

明光社

誠然,假若我們看不清今日香港教育問題的根源,再多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不能根治病情。從生命倫理的角度思考香港教育的「病因」,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首先,今日的香港教育,變成了只有「價值」,不見了「價值觀」的教育。有趣的是,用「Google 翻譯」,若大家在中文那邊鍵入「價值」,英文的對應詞是「Value」,但若輸入「價值觀」又如何?英文的翻譯仍舊是「Value」。可是,兩者的意思又豈會一樣?

參考「維基百科」,「價值」可視為能夠公正且適當反映商品、服務或金錢等值的總額。[4] 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對一樣事物(或人,雖然這並不恰當)的客觀量度方法,衡量事物「有無用」或「幾有用」。

相反,「價值觀」是判斷事情的對錯、做選擇時取捨的標準,簡言之,就是人用來判斷「好與壞」的標準和方法。我們都知道,有益的事物才有正面價值。但在現代社會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抬頭,標榜著「中立」、「公正」、和「可量化」的「價值」慢慢取代了「價值觀」,量度事物的「好/壞」的標準是參照它的功能和效用。所以,同學讀書是為了有「好成績」,更要透過終身學習來「增值」自己。而一旦沒有「價值」就成了無用的失敗者。不幸的是,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也受這扭曲的價值觀折磨。早前有老師自殺,有議員非但沒有表達同情,只強調當事人:「要堅毅,唔好建立依啲消極態度。你唔單只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5] 在一些人眼中,老師彷彿只是一件有教育功能的工具,若發揮不到自身功能已是錯,就是要死,也不應「累街坊」,卻忽略了老師本身也是人,也有需要被關心和支持的時候!

明光社

在這樣扭曲了的教育價值(觀)下,很多就算原本帶有「良好意願」的改革,到實行時非但不能改善現況,甚至會「衰過以前」。就如小學改為全日制,原意是想同學們上午上課,下午可以較輕鬆的做功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結果,因為考試升學壓力,學校要延長課時、增加操練,學生因此變得更忙,放學後仍要面對大量功課!

到了中學,原本為了減輕考試壓力,也想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實行多年的香港中學會考(HKCEE)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取代。經過多年的適應,新制度變革出來的效果並不理想:減少公開試次數變成「一試定生死」的終極挑戰。文憑試中部份科目設校本評核,其原意是評核不易透過公開試反映出來的學習成果,但這卻令考生、老師和學校承受更大壓力。自去年開始,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校本評核亦已取消。[6]

好不容易進到大學,學生以為可以逃離考試制度,但原來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的競賽仍然繼續,畢業後還有持續進修,高等學位,專業試。即使想一心追求知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撰寫研究論文的數目亦成為了量度工作成效的指標,它更是爭取資助的工具!就是辦學,學生的成績是量度老師工作能力的指標,老師更要被一班「用家(學生)」評核表現。難道這就是今日教育的終極「價值」?難怪學生和老師都壓力爆煲。

除此以外,在「價值」取代了原有「價值觀」後,衍生出更具破壞力的「價值中立」(Value-free)教育思想。這原意本是可取的,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教導學生自己思考判斷,而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予學生。但演變到今日的教育文化中,老師完全不能將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否則就會被批評為「洗腦教育」,這明顯是過了火位。結果,「價值觀」就變質成「有無用、中立、放任」的代名詞。

而沒有「價值觀」的教育,更嚴重的後果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老師的職責就是向學生傳授道理、知識、解答他們的疑難。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知識,誰能沒有疑難?若人有了疑難,卻沒有老師可以請教,那些疑難是很難會有答案的。當然,老師也不是萬能,但他們可以為學生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等。箴言二十二章6節提到:「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育理應引導孩童,學習判斷好壞,以致他們可以自立自重,分辨對錯。然而,當「價值」與「價值觀」不分,教育的本質就此被「掉換」了——分辨對錯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成績好,能夠出人頭地才是正路。這樣辦教育的結果,學校只會成為「造星工廠」,最重視的是好成績,要「教D好學生」,而不是「教好D學生」。但這樣豈不是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香港教育問題要對症下藥,便要尋回教育精神的初衷。誠然,這並非沒可能。香港人口經歷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往「僧多粥少」,學生要經過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是無可奈何。然而今日各類教育專業已經有所發展,學位供應充足。香港和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也造就了新興行業的發展空間,當「行行出狀元」已不再是神話,香港的教育還需要像以往「造星工廠」般運作嗎?還是應該百花齊放,開設更多類型的課程,訓練不同專長的學生,甚或是走到教育的最原初位置:建立「教好品德」而不是「教好成績」的學校?

還是曾在香港教育界舉足輕重,已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先生講得好:「愈能幹的壞人對社會危害愈大,一個正直的人才能造福社會。」[7] 我們的教育,何時才能再次成為栽種孩童心田的「培育所」,而不是一間又一間的「A工廠」?

明光社
 

延伸閱讀:

《Breakazine!》「全民扮學——香港人被教育了甚麼?」第41期(2016年1月1日)。香港:突破出版社。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


[1] 〈天水圍女教師墮樓亡 教育局派員到校支援〉,《頭條日報》,2019年3月6日,網站: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448859/(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2] 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曾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交報告,當中提出13項建議。但立法會議員則批評報告「新瓶舊酒」。參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提交行政長官的報告〉,「勞工及福利局」,2018年10月,網站:https://www.lwb.gov.hk/chi/other_info/TFPYS_Report_(Chinese).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防學生自殺聯席會見羅致光 質疑政府未有足夠決心解決問題〉,「巴士的報」,2018年11月23日,網站: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3671411-防學生自殺聯席會見羅致光-質疑政府未有足夠決心(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3] 所有自殺率的計算以每10萬人計,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為9.5,即代表香港每10萬名15至24歲青少年中有9.5人死於自殺。參〈「同心協力 防止自殺」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公布最新數據並提出預防建議〉,「香港大學」,2018年9月10日,網站:https://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18364.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4] 〈價值〉,「維基百科」,2017年11月19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價值(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5] 沙半山:〈籲教師勿「笠亂」自殺 何君堯:唔單止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香港01》,2019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政情/311770/籲教師勿-笠亂-自殺-何君堯-唔單止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6] 〈考評局明年取消中史及歷史科校本評核〉,《東方日報》,2017年9月16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70916/bkn-20170916101946889-0916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7] 〈「做甚麼事都得從做人開始」——敬悼司徒華先生〉,「華叔,多謝您!」,2011年2月15日,網站:https://thankyouunclewah.wordpress.com/category/文章/(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唔只醫病的醫生?

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

講員:蕭烜醫生;整理:陳永浩博士 | 蕭烜醫生(仁愛家庭醫務所醫生);陳永浩博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5/03/2019

 

明光社

醫生給不少人的印象是專業和謹慎,但與病人相處時,他們或許不會太熱情,彼此的關係不會太親近。不過,「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首次請來的嘉賓蕭烜醫生,卻希望拉近與病人的距離,讓他們不只得到藥物的治療,還有心靈上的醫治,他本著愛心和信仰來服務病人和家屬。在1月22日的晚上,他在本社分享他的行醫理念,以及為何他有這樣的想法。

蕭醫生於2005年開辦仁愛家庭醫務所,不過,他原初並不是想當一位家庭醫生,而是想當一位腫瘤科醫生,但一個罹患末期癌症的婆婆改變了他。這位婆婆曾對他說,覺得很孤獨,她在一天24小時之中,有22小時都在等候,因為醫生巡房只會用兩分鐘看她,而親人來訪也只是兩個小時而已。婆婆表示,自己的心願是想回到家中,在熟悉的環境裡,有親人在身邊,並得到家庭醫生的照料。這次相遇令蕭醫生認清自己最想做的,是與病人的家庭同行,所以他改變初衷,打算成為一位家庭醫生。

雖然認定了自己要走的方向,但最初蕭醫生踏上這條路時,還是戰戰兢兢的。診所剛開業的首七個年頭,由於病人不多,他都沒有支取薪金。開業初期,他更要從早到晚都「坐鎮」在診所裡,每天工作16小時,每週才休息一天,這令他與妻子共對的時間變得很少,他的父親也無法理解他的選擇和決定。他自己也曾感到很氣餒。但在這段日子,他卻學會了等候神。他說:「在等候裡,我學會了一件事,就是我的心要安息……我安安樂樂去等候神。」當診所沒有病人時,他總會外出走走,或到茶餐廳坐坐,或拿著公事包和醫療工具外出診症,這令他有機會認識到區內的街坊。

家庭醫學——由家庭做起

家庭醫學提供了基層醫療服務,家庭醫生守護著市民健康的最前線。但蕭醫生指,在香港的家庭醫生,很多時只會被視為是看傷風感冒的普通科醫生。他慨嘆:「沒甚麼人知道原來家庭醫學是一個專科來的。」他這10多年來,認清了自己獨特的身份:家庭醫生與病人的家庭是可以建立很緊密的關係,因為一個家庭的三代,甚至四代的成員,都可能是看同一個家庭醫生,而有些家庭甚至會將家庭醫生視為「半個屋企人」,因此,家庭醫生能夠很清楚知道病人的家庭狀況和習慣。

為了讓病人成為自己的朋友,蕭醫生嘗試用創新的方法來關懷病人,例如邀請病人和家屬一同參加旅行活動,從中他既能了解病人的習慣,也可以教導他們怎樣保持健康。他更會嘗試推動關懷社區的工作。在他診所的所在地,區內有超過2,000多位獨居長者都乏人照顧,他便試著以一年時間訓練一些街坊、婦女,當中更包括了60至70歲的長者,讓他們去關心70至80歲的獨居長者。

挑戰職場固有文化

蕭醫生指,這種主動關心病人,和病人拉近距離的做法,其實不是所有診所職員都受落的。因為在醫療界裡,早已認定了診所的職員,只是負責跟症、執藥,要他們走進社區並不容易。此外,蕭醫生又會在診所裡跟同事一起敬拜和祈禱,此舉也會受到同事質疑。面對這些情況,蕭醫生便嘗試主動關心同事和他的家庭。他說:「當我關心我們的同事,關心他的處境,關心他的家庭,我就發現到原來他的家庭也面對很多困境。」因此,蕭醫生便很想與同事建立如同家人的文化,彼此關心。這樣亦可以幫助他更新職場裡一些固有的文化。

蕭醫生坦言,自己曾患過情緒病,雖然他已康復,但經歷過軟弱令他更敏銳病人在心靈方面的需要。他指出只要願意開口關心病人,便會發現病人當中有些面對情緒病問題,有些面對家庭或職場問題。他深信這些病人都是神為他帶來,他願意花時間了解他們的需要。現時在診所工作的,除了醫生和助護,還有社工、輔導員和義工,診所亦成立了輔導中心,讓來看病的街坊,得到更全面的醫治。

怎樣才算成功?

明光社

眼看著自己的醫科同學,有的是「月球人」(即每月收入達100萬元),有的甚至是「星球人」(每星期收入達100萬元),蕭醫生笑言若以金錢論成敗,他算是失敗。但對他來說,病人受到鼓勵,生活上有所突破,這些都來得比金錢重要。他指自己曾經遇過一位身體遭嚴重燒傷的病人,這位病人有次獲邀出外旅遊,但卻擔心同行的人會以奇異的目光來看他。診所的醫護人員都鼓勵他參加,並表示神會與他同在的,結果這位病人真的參加了那次旅遊,並有勇氣日後更多外出走走,人也變得開朗起來。蕭醫生欣喜地表示,後來這位病人甚至用他已經全部燒傷、結焦的手指,製作了一盆花,祝賀去年成立的輔導中心。他指所有診所同事都很珍惜這份禮物。

蕭醫生指自己讀到啟示錄十二章11節的時候很受激勵,因為他知道能勝過那惡者,全倚仗耶穌基督的血,還有信徒所見證的道。他知道自己所付出的不是很多,但當他看到病人的見證時,這些見證都指引著他,成為了他的謀士。例如,他曾經遇過一位憂愁的老伯。蕭醫生後來發現,原來老伯的太太患過癌症,雖然治好了,但又彷彿好像沒治好,因為她很抑鬱,和很擔心癌症再復發。老伯本來已退休,但因害怕妻子舊病復發而再次出來工作。蕭醫生想為他禱告,最初他有點抗拒,但後來還是願意一起禱告,並在禱告時哭了起來。其後,他每次來看病都想蕭醫生為他禱告,他漸漸改變,更表示想到教會事奉神。這些見證對蕭醫生來說都十分寶貴,他常常將它們存放在心裡,讓他可以喜樂滿足,並有氣力繼續向前邁進,醫生又豈只能為人醫病呢!

《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張志儉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14/03/2019

圖:翻攝自網路

最近一個月,香港的學校由大學到小學,都出了一些問題,計有大學生被校方下令退學,終身不能重返校園,中學老師報警指控中六學生在校門外阻街,又有小學老師跳樓自殺,控訴校長辦事不公等,更有甚者,有中學教師參加培訓講座時,被推銷購買樓盤,亦有校長會包場請睇在內地大賣但在港票房失收的電影。如此種種,令在教育界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真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蒙羞。

毋忘初心,為何教育?

就是為了下一代,有教無類,盡心盡力培育有用的人。

筆者在此介紹一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供大家欣賞,片名是《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是2007年的電影,記敍了一名女教師Erin,在九十年代於美國一間中學的教學生涯,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地培育了一群在某些教師們眼中的「籮底橙」。

話說那位老師,初入職時任教英文,而學校本是地區名校,但因為近年來收了其他種族學生,發生了一些紀律問題,名聲稍為下降。學校因此作出轉變,把學生分類,大致定為精英班和補底班,而Erin就是補底班的英文老師。

故事就如大家想像中發展下去,老師用盡心機,但學生不領情,同事冷嘲熱諷,甚至家人也發出怨言,希望Erin放棄,然後搵份好工。然而她排除萬難,以愛學生如子女為目標,不求高分達標,但願春風化雨。就如John Maxwell的名句所說:學生不會關心你懂得多少,直至他們懂得你關心多少(Students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其中一幕,講述學生們的悽慘背景,Erin除了同情學生之外,更提升他們的同理心。於是一起外遊參觀。不是去認識本國文化,抑或放眼世界,學習其他語文,而是到「大屠殺博物館」,細讀每一個受害者的生平,明白在這世界有人比他們活得更苦,不要只懂得怨天尤人,令他們醒覺,最後發憤圖強,在學業上努力。

之後Erin的努力雖然暫時得不到校方的贊同,仍勇往直前,為了使這群問題學生從黑暗的街頭回到課室,她出錢出力鼓勵學生閱讀,並寫下日記,結集成書出版。而同學們和老師的努力,受到認同,讓大眾重新回到「教育是有教無類」,「老師是靈魂工程師」,這兩句老話的真正意義去。

在片中飾演Erin的是兩屆奧斯卡影后Hilary Swank,據說她看畢劇本後大受感動,自願降低片酬,拍出了這套振奮人心的電影。

我十多年前初看此片已覺感動,昨晚重溫仍然熱淚盈眶。是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相信年青人,自己以身作則,培育未來領袖的教育工作者。一些以本身利益為先,在教育界胡混的,我勸你早點歸去,不要再在地球流浪了!

大人們,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1/02/2019

筆者曾經有機會去一間第三組別(俗稱「Band 3尾」)的中學擔任講員。當學生步入禮堂時,管理秩序的老師對他們顯得十分嚴苛。10句話裡有10句都是批評、不滿、警告等負面的話。彷彿在這位老師眼中,這些學生都是一堆垃圾!再看看同學們的微表情,似乎透露出:畏懼、厭煩、不忿、羞愧、難過、冷漠等感受。眼見同學受到了這麼大的打擊,我從開場到結尾,把握每個機會去肯定、稱讚他們。如:大家都很專心聽講、一直都很投入、我覺得你們很可愛、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成為未來出色的棟樑等等。最初,學生們對我的評語感到驚訝(相信他們很久沒有這樣被肯定過了),有好多人聳聳肩、苦笑……彷彿告訴自己:這怎麼可能(我這麼差勁、毫不可愛、一無是處……)!但當我不斷肯定他們的時候,他們漸漸展現出更多的寬慰與笑容,漸漸接受了我給他們的肯定。對於我所講的內容,他們也表現得十分專心與投入。

今天,香港有許多學業成績屬「Band 3」的學校和所謂「Band 3仔」(內地會稱他們為「差生」,筆者不想標籤任何學生,故下文會稱他們為「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人們對他們的印象一般都是:讀書不成、壞、操行差,甚至無藥可救!然而,這些「需要被肯定的同學」都是天生的差嗎?他們註定要永遠差下去嗎?他們會否有朝一日變成優秀、甚至成就非凡的人?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許多「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差」,並不是差在智商。他們與優秀學生最大的差別在於——思維。思維,包括一個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自己和身邊所發生的事,並採取甚麼行動回應。例如:他們是怎樣看這個世界?這裡是否安全、是否可以信任?他們怎樣看自己?覺得自己是否一個有價值、值得被愛的人?當面臨困難與挑戰時,他們會迎難而上,還是逃避退縮?當一個人心中充滿積極、正面的思維時,這個人很有可能成為優秀者。因為,積極的心態會帶來積極的行動,積極的行動又會帶來積極的結果,而積極的成果還會帶來更多積極的思維,使人進入良性循環。而消極的思維最終會帶來消極結果,並把人帶進惡性循環中。那麼,「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來自哪裡?相信與他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正如〈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一文指出,許多青少年的問題源自父母教育的缺失。[1]

作為師長,可以如何幫助「需要被肯定的同學」?我想至少有四點是可以做:

第一,接納: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他人接納——尤其來自最親近者的接納。缺乏接納會帶來:自卑、焦慮、羞恥、憤怒、叛逆等許多「後遺症」。來自師長的真心接納會慢慢化解「需要被肯定的同學」心中許多的敵意、羞愧、自卑等。

第二,循序漸進:要在學業、人際、處事上重新建立自信,對「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來說,是邁向蛻變的必要元素。他們過去可能習慣性地被大人貼了許多「差」的標籤,因此早就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師長如能幫他們從力所能及的階梯開始,為他們訂立一些較易實踐的目標,先讓他們能夠「做到」,讓他們獲得成就感。其後可以再鼓勵他們一步一步向上邁進,讓他們能「做到」更多,從而讓他們看見自己真的「能做到」、「能做好」。

第三,激發夢想:給他們看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名人傳記、青少年成長的書籍等。讓這些勵志的故事影響他們的生命、感悟他們的人生,激發他們追尋、實現夢想。就如電影:《爭氣》、《逐夢棋緣》(Queen of Katwe)、《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書籍:《傑出青少年的七個習慣》(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Teens)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第四,提升家長教育孩子的思維。學校或社工可透過舉辦家長教育課堂,幫家長了解子女的心態與需要,提升他們與子女相處的方法與技巧,減少父母與子女間不必要的衝突。

青春期對每一個青少年來說,都極其重要。要重塑和改變「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也要把握這個時機。一旦錯過了這個黃金時期,當他們進入了複雜而現實的社會,恐怕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挫敗與危機。故此,作為師長,為了學生們的福祉,為了他們的未來,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如能用心去接納、關懷和幫助他們時,相信大家將看到不一樣的他們!


[1]周子恩:〈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通識網,2012年9月26日,網站: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1222&mo...(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31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1-2-2019

性教「慾」?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11/2018

  關於「性」,我們究竟要教甚麼?

  每當有一些關於青少年未婚懷孕、感染性病或愛滋病、援交或性侵等案件出現,傳媒的相關報道似乎都必然會有同一結論,就是性教育不足,其「證據」主要就是他們連安全套也不會用。其實,今時今日,年青人接觸有關「性」的資訊十分容易,對安全套亦非全無認識,問題反而是他們明白親密關係的界線嗎?對兩性的差異;性行為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對自己將來與所愛的人如何建立美好的關係;對婚姻與家庭、養兒育女有足夠認識嗎?

  另一方面,無可否認,年青人對性的好奇和慾望是比較強烈的,不是單單說句「不要有婚前性行為」或「小心愛滋病」便可以解決性的慾望和衝動,因此,性教育雖然不能只教「慾」,但亦不能沒有「慾」。要令性教育成功,營造一個大家願意討論和發問的氣氛十分重要,而在討論的過程中要讓大家學會的不只是生理知識,還有心理知識和倫理價值。更要學會不單從自己的角度,也從異性的角度看問題。性教育其實也是愛的教育,惟有學會愛自己,愛別人,才可以減少一些不必要的傷害。

  今期《燭光》除了和大家介紹我們對性教育的理念外,也嘗試和大家探討:香港街頭表演的文化;人臉辨識技術帶來的衝擊;反同運的基本論述;以及反思選舉對我們的意義等。歸根究柢,無論在任何領域,學會尊重,就可以減少許多問題。

《出貓特攻隊》(Bad Genius)

——充滿計算與選擇的人生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24/09/2018

一部充滿刺激的泰國校園電影。女主角劉蓮是一個超級資優生,由她的教師父親獨力撫養。父親為了愛女未來的發展,將她轉到一所名校繼續高中學業,而她亦獲得了獎學金。蓮的聰明被同學發現,並開始以金錢利誘請她一次又一次在學校考試中,把答案以鋼琴手勢報給她的客戶。此事在一次考試中被另一高材生阿賓揭發,再沒機會考新加坡獎學金的她竟被同學以高價邀請在一國際性的考試中與阿賓作弊,將答案傳送給客戶。雖然她智過人,成功完成任務,但最終卻因為不想再被要脅而選擇向當局坦白代此事。

明光社

7月份適值文憑試(DSE)放榜時期,資深影評人肇峰特別與大家分享了一部拍得精彩,又充滿意思的泰國電影《出貓特攻隊》。今年文憑試十分特別,出現了兩個「首次」,一個是首次出現了九科都獲得5**的「超級狀元」,同時亦有考生因嚴重作弊而被取消所有科目的資格。這不禁令人聯想到與電影相同的命題,為了得到好成績,你作出了哪種選擇?為達目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教育究竟是著重成績或是著重品格呢?

在分享中,肇峰首先介紹在不同的地方,學生可以獲得教育及向上爬的機會,以及會令學生的人生變得如何不一樣。在泰國,不是每個青少年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所以能夠得到向上流或出國讀書的機會是十分珍貴。

明光社

由於是次的分享是為影評班的第一課,所以肇峰特別提到這電影的「鏡像」拍攝手法。每當女主角蓮需要作出選擇的時候,鏡頭就會拍攝到有片鏡子映照她的另一面,彷彿顯示人可以有兩面,她究竟會選擇哪一面的自己,是善或是惡?而且電影中亦充滿了計算,因為蓮就是精於數學,每件事她都可以算出是否值得去做……但為了金錢而出賣自己的良知,又是否值得呢?電影中的男主角阿賓,是她的一個反面,由本來十分誠實轉向繼續作弊沉淪,他最初的選擇可能是由「命運」迫使,但其後的選擇卻是出於他的貪婪與不甘。

本片的考試都是以選擇題進行,正如女主角未來的人生,繼續走與不走作弊這條路,也是她要作答的選擇題。而在成長的路上,複雜的人生,又豈只選擇題待大家作答?還有很多不同的題目,要大家不斷的發掘、編寫,作答者不能單單複製別人的答案盲目跟隨就可以,還得由自己去理解、組織、編寫下去。

女主角最後可以作出勇敢的選擇,向當局坦白一切,是因為有爸爸的陪伴與支持。正代表著家長的價值觀,以及他們對子女的接納都十分重要。

伴讀有價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7/05/2018

早前偶然去了一趟勞工處,發現有如此一份工作:有家長聘請「暑期圖書伴讀員」,職責是「伴隨小學生(7歲)讀故事書,互動,問問題,關心學習」。每週工作兩天,每次兩小時,日薪為120元正。

 

筆者將廣告放於網上轉傳,發現網友都不難看到兩個重點:1. 講故事時薪才60元;2. 家長們為求充塞孩子的暑期的光陰無所不用其極。伴讀,本來是個很美麗的親子時間,但已經變成了收費的活動。為孩子說故事,以不同的繪本,伴讀有著不同的學習元素,例如英語、戲劇、藝術、品格教育等,都變成了可供消費的商品。部份家長習慣用消費取代親身的教導,將教化工作外判。這不但對孩子有影響,也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

 

或者有人質疑,為何家長會將父母本身的責任假手於人。惟事實上家庭由雙職父母出現開始,孩子管教和養育的工作就不斷被外判,由交給祖父母、菲傭,到將之放在不同的興趣班,現代孩子能承接父母價值觀的機會不斷減少,最後交由不同的興趣班老師、學校老師、運動教練等將價值觀灌輸給他們。

 

如外判的是未經正統教育訓練的人,例如工人姐姐,孩子從中學習得到的未必是家長想他們學習到的,而父母的身教機會亦會再減少。家長要請「伴讀員」可見也是一種彌補的心態,或者希望透過伴讀,讓孩子可以重拾閱讀的興趣。

 

我們不禁要問:社會對孩子和家長的支援是否足夠?當社會不斷質疑婚姻家庭是否一個病了的制度時,我們也應該要問,為何制度今日會有病?這種病可以醫治嗎?社會可以對父母、對孩子多一點支援嗎?還是到最後只能在自由社會,淪落到連「伴讀」如此簡單的責任,也要假手於人,一小時60元說多不多,但可知與孩子一起的親密時光無價。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7-5-2018
 

從預防虐兒到全城監察

陸君樂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1/01/2018

近日屯門5歲女童被虐後死亡[1]及男嬰遭搖晃致眼底充血[2]等虐兒案震驚全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已表示需檢視如何能提早介入懷疑個案,而且不但需要加強在幼兒園及小學的資源、支援工作,更指出甚至鄰居都要提高警覺和多注意關心,要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3]

 

在研究預防和減少罪案的司法警政學內,早有一門名為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策略,其特色和以「警權、破案、控制」為重心的傳統警政(Traditional Policing)和主要針對高犯案率地區、見招拆招的「情境罪案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不同,重點包括但不限於推動和鼓勵社區投入罪案預防、警方和社區建立夥伴合作關係(美國)、推動社群參與訂定及處理社區警務工作(英國)、調派社區警務人員負責居民日常生活和社區安全(日本)等等[4],總之就如局長所講,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以社群為滅罪伙伴。

 

但虐兒問題不單是刑事罪行,更是社區問題。早在二十年前美國司法部已指出,即使警隊大力推動社區策略,現實中沒有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或機構有足夠的人力、資源、訓練、法定授權等能全面處理或防範這些案件發生。[5]

 

而且虐兒案往往是警隊最難預防和調查的一種案件,因為不論身心理,幼童都是最脆弱的一群,他們連「受襲要告訴可靠的大人」的能力都未有,而施虐者通常都是和他們頗親近的人,幼童們一方不希望繼續被虐,但心理上則仍極依賴施虐者,再加上施虐者極可能在事後向受害人洗腦「是你曳曳所要才會被罰」、或威逼利誘不可告訴別人、或教導他們如何解釋身上傷痕,所以不論對警察、社工、教師、醫護人員,甚至是父母等來說,即使懷疑有被虐事件,都不易跟進下去。

 

在公共行政層面,亦難以決定那名官員、局長或部門最合適被委任授權,從中統籌不同部門、機構預防、處理和調查虐兒問題。是警隊、勞工及福利局或醫管局的責任?這都不是一件隨便能定奪的事,最重要是當局認為虐兒問題是否值得專門設一人(或一組人或一部門)去應對。

 

平心而論,局長說「…校方及社工外,鄰居甚至看更等任何一個環節如果發現這件事,及早介入的機會就會較高…」[6]並非無價值的建議,因為即使是政府部門、社福機構、非牟利團體等都不會無處不在,但鄰居則「梗有一個喺左近」。但如何做到?

 

事實上羅局長並非第一次以「鄰居」為改善社區問題的方向。去年9月,屯門一對母子於寓所懷疑因停電而餓死一案,局長已表示「…市民需要多加關心自己的鄰居…」[7]但一句呼籲便能推動全城關愛鄰舍?當局有沒有具體方法?如短期針對虐兒案比例較高的地區工作[8],長遠則在教育著手?例如教導幼童在什麼情況下必須告知校方「可能你已被虐了」(和幼兒性教育相類)、教導青少年如何觀察身邊人士懷疑被虐的跡象。

 

社會風氣方面,現在人人搭升降機都只會耷頭玩手機,「社區」便是微信、Whatsapp、社交媒體的群組。這樣的香港又有沒有人會關心鄰居近況?還是因鄰居搬走了落得清靜而高興?有心人能怎樣做才能保護更多小朋友免受虐打?

 

早在二千年前,聖經已多處教導要愛鄰居鄰舍,「當愛你的鄰舍…」[9],「...要愛鄰舍如同自己」[10]、「…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11]舊約時愛護鄰舍的程度甚至去到如果有人殺了鄰舍,即使逃到「上帝的壇」,也當捉去把他治死[12]。當然,聖經大部分章節所指的「鄰舍」都是較廣義的,但絕對包括現實的左鄰右里、包括那些被虐的幼童。今天教會在這方面有沒有具體的教導?傳福音或在政治層面等議題的大義當然重要,但關愛社區又夠不夠上心?

 

如果有一天社會把處理虐兒問題的責任全推給政府,最有效率的方法可能是:

一、每個住宅單位都會被強制安裝攝錄鏡頭及收音器;

二、每個幼童身上都要配戴能量度其健康安全的偵察設備;

三、每名學童返學都會被強制驗身;

四、政府綜合過往案例而列出高危施虐者的特徵,如家庭及成長背景、收入、行為記錄、精神及身體健康狀況等,如符合這些特徵的人士便被強制不可接近幼童或成為父母,即使孩子已誕下來都會被帶走(或在醫院已會被帶走);

五、實施古代的「連坐法」,即左鄰右里互相監視、互相揭發,做到一家有罪,其餘九家必須舉報,否則十家連坐受罰,用這方法應該任何疑似虐兒案都很大機會被揭發…

 

以上的假設並非不可能發生,即使是西方國家的立法機關都經常有類似的訴求,但對大部分人來說,這不是樂見的現象。所以鄰居們,出門或歸家時,看少一會手機,多望望身邊的人、在家聽見隔鄰嘈吵一些,在安全的情況下去「八卦」吓、按一按門鐘都可能會救到一條人命。手握資源的政府高官們,請不要以為只搞些大型活動便算是緩和了社會氣氛,或在記招說句「痛心」,或把「鄰居」變成口頭禪或擋箭牌,而是落實具體和長遠的策略,為了保護兒童而盡責!

 

[1] 〈疑去年發現被虐 「臉書」道出真相 臨臨慘死 老師心碎了 「錯誤決定不可挽回」〉,《星島日報》,2018年1月11日,網址:https://hk.news.yahoo.com/疑去年發現被虐-臉書-道出真相-臨臨慘死-老師心碎了-錯誤決定不可挽回-221324634.html

[2] 〈男嬰受虐:血塊壓腦影響智力及身體發展〉,《東網》,2018年1月10日,網址:https://hk.news.yahoo.com/男嬰受虐-血塊壓腦影響智力及身體發展-110148622.html

[3] 〈羅致光稱應討論改善政策及提升老師社工對虐兒警覺性〉,《香港電台網站》,2018年1月9日,網址: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374116-20180109.htm

[4] 香港警察學院 (2009) ,《香港社區警政》,網址: 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cphk09.pdf

[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7)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o Child Abus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62425.pdf.

[6] 〈【恐怖虐兒】社區有責?羅致光:任何環節發現都可及早介入〉,《蘋果日報》,2018年1月9日,網址: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80109/57684594

[7] 〈羅致光拒回應為何社署未有跟進屯門母子雙屍案 呼籲市民關心鄰居〉,《852郵報》,2017年9月10日,網址:http://www.post852.com/228740/羅致光拒回應為何社署未有跟進屯門母子雙屍案 /

[8] 〈【屯門虐兒】香港虐兒近4成身體虐待 近6成施虐者為父母〉,《香港01》,親子,2018年1月8日,網址:https://www.hk01.com/親子/147581/-屯門虐兒-香港虐兒近4成身體虐待-近6成施虐者為父母

[9] 馬太福音五43。

[10] 路加福音十27。

[11] 羅馬書十五2。

[12] 出埃及記廿一14。

打開南亞裔這「封閉」的社群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3/11/2017

大部份香港人一聽到「南亞裔人士」這名詞,都會有類似的想像:黝黑的膚色、在地盤工作、操帶有口音的廣東話或根本不識粵語,也許還認為他們都有點粗魯及有體味。「危險」,大概就是一些香港人對他們最簡潔的總體印象,有時只要在報紙上看到「南亞裔」三字,很容易便會聯想與罪案有關。說到這裏,本文幾乎可以進入大部份論述少數族裔的文章的節奏,說上述的都是「刻板印象」、「不是個個南亞裔人士都作奸犯科」、「犯罪是社會壓迫」、「社會需要更多的關心他們」云云,最終帶讀者完成一次道德能量補給的文字旅程。然而,這次與基督教勵行會(下稱「勵行會」)同工的對談令本文注定不落這俗套。

「南亞裔的社群很封閉。」勵行會油尖旺少數族裔人士綜合服務中心Tommy如此說。「這中心的服務對象,是油尖旺區的南亞裔人士。我們還會聘請一些南亞裔的青年去做一些外展,如聯繫、推廣活動等工作。」Tommy提到聘請華裔與南亞裔人士作外展工作的分別,若只有前者前住的話,成效不及後者的一半。外展工作一般需要華裔和南亞裔人士一起。因為南亞裔人士與非南亞裔人士的交流意欲很低,所以聘用南亞裔青年的成效會高很多。這個情況,就是他所指的「封閉」的意思:在同一空間,同一街道上,我們看到彼此,卻從不交流。

在港的南亞裔人士,不少已是第四或第五代了。在香港,除了原居民外,大部份由國內移居香港的人也是第三或第四代了。然而,兩個社群依然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舉簡單一例,在香港理應無人不識的演員劉青雲,原來在南亞裔社群眼中,根本對他亳不認識。Tommy就簡單的解釋了這現象:「一個南亞裔婦人,朋友全是同族裔的人,購物光顧南亞裔人士開的商店,電視看老家的電視台,電台也只聽由少數族裔開設的網上電台。我們會覺得『特首選舉』在香港是件大事,但他們真的可以完全不知。」這種情況令南亞裔社群本應可得到的社會資源、福利幾乎一無所知,勵行會的工作之一,就是為他們引路,讓這群有份貢獻社會的人得到他理應分配得到的資源。

 

明光社

研究香港社會構成的學者常言第一、二代的香港人只是「過客」心理,但第三、四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則逐漸抬頭,開始視自己為「香港人」。雖然程度不同,但這情況同樣適用於新生代的南亞裔社群。他們的「本土意識」就體現在對中文的重視。由於決定以港為家,他們知道中文對就業和真正融入香港都是必須。現在,大部份南亞裔父母都重視子女的中文教育;然而,本身中文不佳的父母卻難以幫助子女學習。有見及此,勵行會舉辦大量的功課輔導班,亦安排南亞裔學生與華裔導師和義工互學互助中、英文,同時促進兩個族群的交流。

 

明光社

勵行會的服務向度在於幫助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他們的服務是全面的,除上述的服務外,他們更有職業培訓、就業支援和婦女互助組等;未來更會發展幼兒與家庭事工,第一個南亞裔幼兒playgroup會於十月中開展。「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幫助他們發展社區,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讓本來隔絕的社群得以與外界連結和溝通。」Tommy說。的確,「發展社區」不單是起天橋、開花園、興建扶手電梯等硬件,亦正好是描述勵行會的工作,使人與人的關係得到發展。

明光社

可能很多社福團體會把自己的服務對象描述得極度需要別人協助。勵行會的同工卻鮮有採用這種說辭。他們沒有說南亞裔人士有多窮、生活有多拮据,而只說「南亞裔的社群很封閉」,彷彿「封閉」就是一種匱乏。但假如他們能自給自足,三餐溫飽,「封閉」又成問題嗎?

「社會需要關心他們」,習慣了以這句話作為社關文章結尾的人,也許難以視「封閉」為問題;但勵行會關心的,正是他們的服務對象能否成為社會的一員,能否成為我們的鄰舍,而不是把他們當作受助者,只考慮他們能得到多少幫助。在「『社會』與『受助者』」的對立中,後者彷彿已在「社會」之外,甚至已被矮化。這種慈善的形式一邊幫助「邊緣人士」,一邊卻製造和強化他們的邊緣性。勵行會卻為我們展現了另一種模式:不以服務對象的「需要」為主導,而是要建構不同社群間的關係,讓兩者都更新轉化,學會互相欣賞及接納。

 

偷拍是遊蕩、不誠實取用電腦、擾亂秩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1/10/2017

有報道引述輔導機構的數字顯示,偷拍的情況普遍,佔該機構輔導個案接近四成。該機構將「偷拍」與非禮成人、非禮兒童的個案並列作比較,指出「過去兩年,求助者當中,偷拍佔整體罪行的比率更上升至53%,可見問題普遍程度有上升趨勢。」

既然需要輔導,犯案者可能有其心癮或性方面的需要而轉向以偷拍方式來滿足自己。這不單會影響自己,使自己繼續沉淪於色情的圖片及資訊中,亦會傷害、影響到公眾,若犯案者偷拍他人,他將有可能觸犯:

  1.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 — 作出任何下流、猥褻、冒犯、令人厭惡的行為,或進行有可能致使社會思想腐化、道德敗壞、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事,均屬犯罪;
  2. 遊蕩導致他人擔心 — 在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不論單獨或結伴出現,而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自身的安全或利益,即屬犯罪。遊蕩是指任何人沒有實際目的或原因,在受管制的地方徘徊、逼留或流連。受管制的地方不一定是密閉地方;
  3.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 控方亦可考慮引用「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令自己或他人獲益),起訴偷拍者。「電腦」可包括數碼相機和智能手機,這些裝置均可用來拍照或拍攝短片。而涉案的偷拍行為在公眾抑或私人地方發生,並不重要;
  4. 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 在公眾地方[1]偷窺或偷拍另一人的私處,將可視作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2],以致可能破壞社會安寧而被檢控。[3]

 

雖然電腦純粹藏有偷拍女性裙底的照片,照片沒有讓人辨別得到的特徵(例如被拍女性的身份、拍照的時間及地點、誰拍攝照片等,而當事人亦不知自己被偷拍),藏有這些照片,不算是違法。不過,警方可能會進一步調查,查明照片是否由相片擁有者所拍。如果找到足夠證據,他就可能會被控不誠實使用「電腦」;而犯案者如在公眾地方偷拍女性裙底時被捕,而事主並不同意他偷拍,他這樣的行為或會引起事主恐慌,或公眾憤慨,他或會被控在公眾地方內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等罪名。

單從罪名來看,我們不會察覺這些犯罪行為與性有什麼關係,也看不出偷拍罪行的嚴重性,你又會否認為曾犯案者需要被列入「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的名冊當中?正因為法律條文的限制,偷拍不被歸納為香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性罪行之一,亦不是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所涵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

香港曾發生公司高層使用智能手機偷拍女職員裙底被捕、大學職員在學生宿舍使用手機偷拍女生洗澡、的士司機偷拍女乘客哺乳等案件,同樣只被控《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

但當求職者在應徵向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提供服務(例如教師、補習社導師、興趣班導師、照顧兒童的社工、兒科醫生和護理人員、特殊學校及宿舍的教職員等)或有關的職位時,為了保護兒童或未能保障自己的人士,我們又如何證明他們不曾犯上偷拍他人私處等令人感到被嚴重冒犯,甚至安全受到威脅的行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推行至今己近六年,是時候全面檢討一下了。

 


[1] 「公眾地方」是指任何公眾人士於當其時可以付費或其他方式,有權進入或獲准進入的地方,例如公眾可使用的洗手間、街道、可進入的花園及港鐵車站等。

[2] 擾亂秩序的行為可包括偷拍另一名女子的裙底、企圖偷拍裙底或偷窺他人如廁等。

[3] 任何人的行為如對他人構成實際傷害或可能構成實際傷害;或對某人的財產構成實際傷害或可能構成實際傷害,而當事人在場,便屬破壞社會安寧。個別行為是否可能破壞社會安寧,將視乎個別案件的情況而定。然而,法庭基於公眾對偷拍裙底的反應,一般會判斷社會安寧已可能遭到破壞。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1/10/2017
 

孩子理想的一天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5/07/2015

談及兒童福祉,很多人便想到要為子女計劃將來,這是父母的責任,但同時也是一個兩難。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在2014年底發佈「香港兒童遊戲權利調查」報告結果,發現四成受訪的中小學生家長表示功課數量為子女造成很大或極大的壓力;亦有逾九成家長為子女報名參與課外活動,藉此增加子女競爭力、發展子女潛能及令子女有更多成就等。為了讓小孩入讀名校,有家長不惜大花金錢,舉家遷進該校網,同時亦讓兒子報讀十一個興趣班;一些家長亦甚有壓力,表示睡不著。[1]

對一般家長而言,這是「贏在起跑線」及擔當「怪獸家長」的掙扎;對基督徒家長而言,這是「教養孩童」及「不要為明天憂慮」的掙扎;對一些了解兒童權利公約的家長而言,便知道其中四種基本權利中的發展權,既有「教育及發展身心能力權利」,亦有「休閒娛樂的權利」,這也是掙扎。然而,在計劃將來時,有否考慮現在的小孩有甚麼想法呢?在安排小孩擁有理想的未來時,不妨聽聽他們理想的一天是怎樣的。

  • Yuki (小二)

「平時可以玩更少,雖然喜歡玩耍,其實都要有溫習時間,可以用玩的時間用來溫習」

假日Yuki會有特定的玩樂時間,她也享受其中,更表示喜歡游泳及到戶外遊樂場。平日雖然已經有功課及溫習時間,但她仍然希望溫習更多,誰說小孩只會要求玩耍呢?

  • 曜鋒 (小四)

 「不喜歡做語文功課,希望能夠有更多時間返教會跟其他小朋友玩」

曜鋒在寫時間表時,不斷的把「上糖(堂)洛堂(落堂)」重複地寫,事後他也沒解釋太多,不過看來他並不太享受其中。相比手機或電腦遊戲,他更嚮往集體遊玩的時間。

  • 睿言 (K3)

「覺得溫習很辛苦,但想得到excellent,因為會得到扭蛋作獎品」

喜歡砌Lego及與小朋友玩耍的睿言,年紀小小便要溫習,幸好他也十分積極,為著從父母來的獎賞而努力。

  • Omega (K2)

「最喜歡午睡,覺得學鋼琴及游泳最辛苦,期待與表妹玩耍」

對Omega而言,每天最開心就是上課後的睡覺時間,可以休息一下。然而相比起來,周末的興趣班原來給她更大的壓力。

  • Sulman(小六)

「希望可以10時起床,然後去公園玩,可以用更多時間在清真寺讀經,及陪伴妹妹玩」

雖然膚色不同,但喜歡畫畫的Sulman跟華裔小朋友也十分相近,覺得上課沉悶,下課會去踢球。有點意外的是他喜歡花上數小時去讀經,希望明白更多。當問他理想的一天是如何時,除了希望晚一點起床,就是可以陪伴妹妹,真是一位好哥哥。

  • Iqra (小六)

「期望可以與爸爸有更多時間相處,如一起去公園,買東西」

南亞裔的Iqra已能融入本地文化,喜歡看武則天及多啦A夢的她,希望理想的一天是上三節課便最好,那就可以有更多時間睡覺。而她最希望改變的,卻不是自己的時間表,而是她那個有兩份工作的爸爸。這亦讓我們反思,小孩除了要有發展,也需要父母的陪伴,而這個社會又有否重視他們這個需要?

 

後記

坊間總說人生是一場比賽,所以才有起跑線,與其他人爭競,自然要好好鍛練。父母於是把子女的時間表塞得滿滿的,就是要讓孩子能夠有一技傍身。然而若這真的是比賽,當選手不喜歡時,他可在過程隨時中途退出,就算有再強勁的訓練,也徒勞無功。

而更重要的,我們很可能沒有與誰在比賽。早前日本有一個名為「人生不是馬拉松」的廣告,開初以馬拉松比喻人生,其後主角在比賽中提出質疑:比賽、終點及路程究竟由誰決定?還是大家也有屬於自己的路?而且終點也不只有一個,人生可否各自精采?

若說到兒童福祉,我們總會想到兒童權利,那麼兒童權利應該由誰去演繹呢?不同的理解與演繹,就會對兒童或社會有不同的期望。家長可以認為參加多些課程才有助孩子充分發展,兒童卻希望他們的要求被滿足。兒童雖然「未夠秤」,但他們卻有最真摯的聲音,成年人亦應去了解他們的需要。或許只有由成年人或兒童以互相尊重的態度去探討時,才是對兒童最大的益處。

 


[1] 〈大陸婦陪女上學  擬千萬置業〉,《蘋果日報》,2015年6月11日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4 LGBT Agenda, Hong Kong 2014

03/02/2015

 

同運議程(LGBT Agenda),一場接近半個世紀的性、婚姻、家庭文化改革,在全球政治上都具策略地推動。其推動的核心信念是,任何性傾向/性別身份/與性相關的,都是正常、天生、不可改變和合乎道德。所以,同運是性解放運動的一員。同志一字不限同性戀者,亦包括了雙性戀者、變性人、酷兒、陰陽人、直同志(LGBTQQIA)等不同的身份。一般而言,同運議程推動五個階段:一)去病化、二)去罪化、三)歧視法、四)婚姻制度;及五)領養、教育、政治身份……常常從教育、法律、教會及文化等方面著手。

 

以下扼要回顧2014年的同運議程。

 

SODO立法進程加快 同運組織路線分歧

在立《性傾向歧視條例》(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SODO”)一事上,同運組織有兩條明顯的路線。香港女同盟會、彩虹行動及大同組成「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陣線」,此組織在2013年1月推出《性傾向歧視條例建議書》,全文共四頁。2014年3月9日「香港性小眾平權聯盟」推出全文共廿二頁的《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條例》立法建議書,[1] 此建議書是前者的進階版。在《中大學生報》的訪問中,[2] 兩個聯盟認為建議書的最大差異,在於後者有性別認同部份和宗教豁免條款。同月,香港基督徒學會、女同學社、同志公民得到政內局基金,出版《同志及跨性別平權報告》,建議推動該兩條歧視法。

據了解,政內局的「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曾委託性別研究及酷兒理論的專家、港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何式凝,以焦點小組形式,研究不同性傾向及性別認同人士,在僱傭、教育、接受服務、租用房屋等範疇受到歧視的情況。平機會亦自行推動性傾向歧視法的可行性研究(可參下段)。

另外,天主教教區湯漢樞機在《公教報》的訪問中表示,在SODO方面,關注公開宣講教義及實踐信仰的權利會否被限制和壓抑,同時亦不同意「豁免」,認為這會把教會與社會的關係分化。在同性婚姻方面,他表示婚姻為一男一女的終身結合,堅決而明確地反對同性婚姻立法。[3]

 

平機會出位 越權推同運

若要算最落力推動同運議程的團體,非平機會莫屬。平機會於9月4日發表《香港工作間的歧視之研究》報告,顯示年齡歧視立法的必要性最高,而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優次、嚴重和普遍程度都名落孫山。但於2013年接替林煥光出任平機會主席的周一嶽揚言三年內要立SODO,而且今年繼續為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T,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 Transphobia)致辭,[4] 又連續兩年為同志大遊行站台、獻唱。行徑惹公眾質疑,預設個人立場的周一嶽會否只偏聽贊成一刀切立法的意見?

與此同時,平機會於5月宣佈進行「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可行性研究」。值得留意的是,研究範疇由過往的「性傾向」(女男同性戀LG、雙性戀B),進而擴展至「性別認同」(變性人Ts、跨性別Tg)和雙性人(Intersex,即雌雄同體、陰陽人)等範疇。

此外,進行研究的受委託機構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性別研究中心」。一方面,研究主導者在同運上的支持立場一向鮮明;而實際舉辦的公眾研討會,在邀請嘉賓和研究方法上,都惹來甚多質疑。[5],[6],[7],[8]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更一度抗議此諮詢,拒絕出席作分享嘉賓。[9] 在「如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論壇中,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更質疑,進行性傾向歧視研究,已經超越了法例所賦予平機會的職權範圍。

除了進行與SODO有關的工作,平機會在7月至10月就「歧視條例檢討」舉行諮詢。文件旁敲側擊地動搖了家庭和婚姻的定義。其中的觸目關注分別是事實婚姻關係、同性事實婚姻關係、擴充家庭責任、騷擾及中傷方面的受保障範圍、擴大平機會權力,又創作「未婚夫婦」字眼,並將單身人士的身份等同已婚者,加入婚姻狀況歧視中。在諮詢中有超過十萬人聯署反對相關建議。[10] 

 

跨性別議程 《婚姻(修訂)條例草案》最終被否決

另一宗可算是2014年熾熱的同運議程事件,必然是變性人婚姻。終審法院在2013年裁定變性人W可按變性手術後的新性別結婚,暫緩執行判決一年,讓政府和立法會處理法例事宜,在2014年5月已經屆滿。政府於4月23日提交《婚姻(修訂)條例草案》予立法會辯論,立法會最後於10月22日以40票反對(包括泛民、民建聯、自由黨、經民聯)的票數,否決《2014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議案。

雖法例未能通過,但婚姻登記官會按照法院命令執行《婚姻條例》,使W和跟她同一處境人士,可以手術後的新性別與異性結婚。其他問題遂交「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繼續跟進。

草案引起的主要爭論,在於是否應將完成整項變性手術的規定細節(去除及重建性器官)寫入婚姻條例的性別定義中。周一嶽、王維基、陳志全、新婦女協進會等均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強迫進行變性手術有機會違反《國際人權公約》或《禁止酷刑公約》;而唯一在香港公共醫院進行變性手術的袁維昌則認為變性手術對易性症人士來說是解脫,條例的要求是基本和有足夠的彈性,否認變性手術是酷刑。明光社認為過度放寬至不須進行變性手術亦可以更改性別,會在生活上引起混亂。[11]

跨性別議程所涉及的,包括將性別認同障礙去病化、是否不用完成變性手術也可獲得新性別、何謂完成手術的界定、如何處理婚姻狀況(以離婚或民事結合方式)、立《性別認同歧視法》等。

 

教師守則被指歧視 家校界齊響警號

《明報》在1月24日報道沙田的基督教國際學校(ICS)要求學校員工跟隨《聖經》的道德標準,列明「從事任何形式的同性戀、亂倫、通姦、易服癖、人獸交、另一種性別認同、沉迷色情或任何會違反《聖經》性純潔、或違反一男一女婚姻的行為」都是違反操守,並要求教職員簽署。

此舉被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指涉及性傾向歧視;《蘋果日報》描述學校的做法是「公然歧視同志教師」;同運組織大愛同盟以聲明譴責學校干預員工性傾向(事實應為同性戀行為),又認為聲明書參照《聖經》中把「同性戀與亂倫、通姦和人獸交」相提並論,屬誤導及歧視。

教育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促請學校遵守《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當中訂明僱主應在招聘、晉升、調職、培訓、解僱、裁員,以及釐訂僱傭條款等,採用劃一甄選準則,不應提及「性傾向」。

人權律師莊耀洸在訪問中,指學校不理教育局呼籲,有機會被「殺校」。很明顯,在大家必須無條件接納及支持同性戀的政治正確大原則下,宗教自由和家長為子女選擇適合教育的權利,將會面臨重大挑戰。

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關注組)則於1月5日發表聲明,支持校方捍衞辦學自由,並指出校方按其辦學理念對教師有品德要求,以對學生有示範作用是可以接受的。關注組同時亦批評《明報》沒有交待是否有職員因違背「聲明書」而被處罰,便與《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劃上關係,是為同運和立法造勢。及後,關注組在2月20日在東方日報刊登半版廣告,促請教育局尊重辦學自由,勿違反人權公約及教育守則,無理干預校方的辦學自由。

本社亦出版了「《性傾向歧視條例》對教育的影響」單張,率先探討在SODO立法後會帶來的影響。[12]

 

更多組織冒起 同運與學運

地球村效應下,香港難以獨善其身。縱然聯合國和歐洲人權法庭都曾明言,各地政府無須必然訂定同性婚姻,但當其他地方在法律上更改婚姻定義,對本港婚姻制度也帶來一定挑戰。

兩對在外地「已婚」的同性戀伴侶,於3月2日成立新的同運組織「虹雙囍」,其階段性目標是先爭取「承認外地已註冊的同性婚姻」,繼而爭取「爭取香港容許同性婚姻」。該組織的同志伴侶其中一人來港工作,另一人則未能以「伴侶」身份隨行留港,要隔三個月出入境一次,重新申請簽證。

此外,本年學運與同運兩者明顯結連起來。在2013年,「同志公民」facebook專頁主辦了「Action Q大專撐同志」行動,[13] 其後在2014年3月該行動正式命名為「大專同志行動Action Q」,他們在專頁上自稱為「跨院校的同志平權團體」,[14] 第一屆幹事有十人。[15] 曾有超過三百名成員參與同志遊行,並會擺放街站,他們又到台灣進行同志議題的交流,本年台灣的同志大遊行,大專同志行動與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到台灣,舉起六色彩虹旗和黃色雨傘,代表著民主運動和同志運動的一種緊扣關係(台灣則有太陽花學運與性別平權運動)。在婚姻條例修訂的公聽會中他們亦曾派員發言。[16]

而在九月啟動的罷課運動《罷課不罷學》中,也顯示出學運、民運都被同志運動捆綁一起。在義教的講座中,我們可見有些以同運論述為主題的講學,[17] 包括了陳效能主講的「中港關係論述中的家庭及性別倫理的建構與解讀」、何式凝主講的「愛慾與民主:尋「真愛」難,還是爭「真普選」難?」、 學人。性。聯盟(梁偉怡、金曄路、賴婉琪及大專同志行動代表)主講的「我城。我性,關我Q事」等。

因此,我們在面對民主運動與同志運動時,更須小心分析兩者的異同,詳細討論可參考關啟文在2014年11月21日所寫的博客文章《民主運動和同運不應綑綁在一起》。[18]

 

大型公開的同志活動

本年11月香港同志遊行參與人數創下9,000人新高。時值學運期間,學聯和大專同志行動等組織皆有參與遊行,兩個學生組織代表亦有為大會站台演講。參加者除了LGBT,還有雙性人(Intersex)、直同志(支持同運的異性戀者)、內地的同妻組織(同性戀者基於社會壓力所娶而卻被冷落了的異性戀妻子)及變裝者(Drag Queen)等。

大同、香港女同盟會、彩虹行動於5月以「三年衝刺 打倒歧視 爭取立法 必不可少」的主題舉辦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T,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 Transphobia)。 活動主辦單位在銅鑼灣記利佐治街設置了一條隧道,內裡播放一些被歧視者的經歷的錄音,讓途人理解同志的處境。

「Pink Dot 一點粉紅2014」活動源自新加坡,6月由大愛同盟和粉紅同盟於香港合辦,而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則協辦,活動並獲得美銀美林、巴克萊銀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高盛、摩根大通、澳新銀行、Google等多所跨國企業贊助;同時亦獲得一些藝人和知名人士支持,而黃耀明、何韻詩、趙式芝、杜德偉、馬詩慧、王曼喜、C AllStar等擔任粉紅大使。明光社並無對「一點粉紅」作出任何評論和呼籲。[19],[20]

 

同運團體親赴聯合國提交影子報告

2月下旬香港67個團體聯合向聯合國提交一份影子報告,分析和評論香港履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責任的情況,當中包括了彩虹行動和粉紅同盟,內容是促請聯合國向政府施壓,就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立法草擬和制訂時間表。

在6月香港數個同運團體,當中包括兩個匿名組織、跨性別權益會、彩虹行動、跨性別資源中心、香港女同盟會等參與了一份由超過500個非政府組織發起的聯合聲明,提交至第二十六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1] 其後於10月在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審議會中,粉紅同盟及跨性別資源中心以「聯合國婦女權利民間代表團」成員的名義,親身於瑞士日內瓦出席委員會並發言,他們於出發前曾於金鐘佔領區「連儂牆」前舉行記者會。

 

男男肛交修例及愛滋病感染數字高企

高等法院於2005年裁定,現行《刑事罪行條例》中針對16歲至21歲以下男性進行同性肛交違法的條文是違憲,因而宣告無效。事隔八年後,律政司於2013年12月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表示會在《2014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中修訂有關條文。

2014年第一至三季愛滋病病毒感染數字新增499宗,感染者中有424宗為男性(85.0%),75宗為女性(15.0%)。因同性性接觸而感染的有持續上升趨勢。在499宗新感染個案之中,由異性性接觸感染的有81宗(16.2%),由同性性接觸感染的有258宗(51.7%),而因雙性性接觸感染的有13宗(2.6%)。

 


[1] 成員包括九龍佑寧堂、女同學社、中大性別關注組、午夜藍、世界公民、 同自在、同志公民、姊妹同志、姐姐仔會、性神學社、性?無別!、香港中文大學酷兒團契、香港基督徒學會、眾樂教會、基恩之家、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促進小組、跨性別資源中心、黑天使音樂劇團、G點電視與Queer Straight Alliance。

[2] 「性傾向歧視條例——我們到底在爭取什麼?」,《中大學生報》,獨立媒體,2014年11月28日, 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8978

[3] 「湯漢樞機接受訪問  談牧養同性戀者與反歧視立法」,《公教報》,第3664期,2014年5月11日,網址:http://kkp.org.hk/general_search?field_vol1_value=&field_publishing_value%5Bvalue%5D%5Bdate%5D=2014-05-11

[4] 「國際不再恐同、恐跨性別日」

[5]平機會差別對待兩個研究的玄機〉,明光社,2014年1月16日。

[6] 〈多向度進行調查 認清歧視真相〉,明光社,2014年7月16日。

[7] 〈平機會研究的不公平〉,明光社,2014年7月11日。

[8] 〈平機會本末倒置耗公帑傾側同運〉,明光社,2014年9月17日。

[9] 〈抗議性別研究中心假諮詢 拒絕為偏頗研究作佈景板〉,明光社,2014年9月27日。

[10]網上聯署:回應平機會《歧視條例檢討諮詢文件》〉,明光社。

[11] 更多相關文章參考

[12] 〈《性傾向歧視條例》對教育的影響〉單張

[13] 行動的主辦團體單位為同志公民,而協辦團體包括了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香港大學 Queer Straight Alliance (QSA), 中大性/別關注組及科大行動。

[14] 「大專撐同志Action Q」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ActionQHK

[15] 專頁中有關第一屆幹事的圖片和文字簡介,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29702803796754.1073741848.423940851039617&type=3

[16] 「大專撐同志Action Q」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ActionQHK/photos/a.424769300956772.1073741828.423940851039617/489021267864908/

[17] Hkclassboycott 2014 頻道,網址: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UlldTIlYV4j9vDw66h6tg

[18] 《民主運動和同運不應綑綁在一起》,「關懷.啟示.文化」──關啟文個人網頁,2014年11月21日,網址:http://kwankaiman.blogspot.hk/2014/11/blog-post_21.html

[19] 詳細可參考:〈回應「小童群益會和一點粉紅──蘇美智〉

[20] 香港小童群益會就本會「性向無限計劃」及協辦《Pink Dot 一點粉紅 2014》的回應,網址:http://www.bgca.org.hk/files/bgca/PDF/2014BgcaPinkdotPDF.pdf

[21] 於ARC-international網頁上由500個非政府組織聯合聲明的文件,網址:http://arc-international.net/wp-content/uploads/2014/06/NGO-Joint-statement-Eng-Final.pdf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 3/2/2015

耐人尋味的第42段

陳永浩博士 | 恒生管理學院通識教育系助理教授
08/02/2013

上屆政府提出六項優勢產業,得到社會認同。經過四年的推動,過程中有若干問題需要檢討,例如醫療人手不足,教育應否作為產業看待,社會上存在分歧,在滿足本地需求和發展這兩項產業之間也有矛盾。「經濟發展委員會」將檢討產業發展策略和政策,訂出建議。

2013年《施政報告》第42段

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後,各界的焦點都在於他「信唔過」,土地政策遠水不能救近火、缺乏亮點等。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對於報告中第四十二段,特別敏感,也有點意見。

教育應是一個「產業」嗎?這幾年來,當教育變成了一個著重衡工量值,只看營運效益的「生意」,學習成為了增值和資歷競賽歷程,這委實是對教育的無情扭曲。特首競選承諾中,曾說教育不是開支,是對未來的投資,也認為教育是長期的工作,需要長遠規劃。特首說教育不應是一個「產業」,這當然是好的!立法會也早在上年十二月中,已有「重振本地教育質素,停止教育盲目產業化」的動議。可是,《施政報告》的教育部分卻叫人失望:十五年免費教育、停止殺校、增聘老師及小班教學落空,政策大都是停留於設立委員會作研究的階段--這就是教育的「鞏固期」嗎?報告中說「經濟發展委員會」將檢討「教育產業」,但委員會中竟然一位教育界的代表也沒有,試問委員會又會如何檢討教育發展?

到教育局解釋教育政策的文件(立法會CB(4)318/12-13(01)號文件),更是流水帳得可以。除了只在第一段寫了些口號式的教育理念外,整份十四頁的文件,通篇都是各類教育發放資源和執行的細目。這五年我們的教育理念是怎樣?我們怎樣去教好學生「德、智、體、群、美」?如何教好學生獨立思考,避免再有類似國教事件的發生?今日我們的社會這樣看重誠信,我們應怎樣培養同學具有國際視野,也具有如廉潔及公義等的香港核心價值觀?

教育被「鞏固」就夠

現在,筆者最怕的是教育不止「產業不再」,更會被「縮沙」:由皇后山收回私大發展的傳聞,到浸大爭取用地困難重重,筆者想,真的只能祈願教育只是被「鞏固」就好了……

最後,筆者也得要申報利益一番:特首是筆者足足二十多年前畢業的師兄。筆者與他接觸的機會,只限於少數母校和校友會活動。對於他的施政和誠信,筆者實在不想多加一句私見,但有一樣是真實的:作為校友,筆者所認識的梁學長,的確為母校、校友和同學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作為一個學弟,筆者真心相信你對教育還有憧憬,但同時也得告訴你,就是位於極缺學位校網的母校,年前也「被同意」統一縮班。特首師兄,晚輩不敢太有期望,但也請不要讓大家太過失望。
 

曾經刊載於:

星島日報 8/2/2013

七零八落的香港教育

── 生命倫理錦囊 第11期

25/09/2012

教育者須對於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對於他的上帝一樣…
~朱自清《教育的信仰》[1]
 
教育,從來在華人社會中受到特殊的重視。自隋朝以來的科舉考試,過千年來成為了中國讀書人升官進士的絕對途徑,最廣為人知就是宋真宗的《勸學詩》:「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在社會學上來說,教育是「引領社會階層上升的階梯」,是促進社會整體向上流動的一股主要推動力。香港在教育上所投放的資源,從來都不是少數。而九七回歸,像為香港多年來教育制度上的問題帶來轉變的契機,結果,回歸後香港的教育制度就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當中有利還是有害,莫衷一是。
 
香港傳統上是走英式殖民地教育的路線,著重制度,精英主義,學科也是主力於知識和術科方面,被認為是「填鴨教育」。早在回歸前,教育界早已認為現行教育制度有改革的必要。
 
第一個標誌性的改革可算是「目標為本課程」(TOC)。[2]這制度以每位學生訂造自己的目標為評估準則,取代成績標準,不要求學生之間比較排名次,而是強調學生自我比較是否增值,自我達標。另一方面,教師不再以分數代表學生表現,改用的是「未能掌握」、「初步掌握」或「已能掌握」這些學習等級表現。[3]可想像的是,這個變天般的改變,非但不能使同學有所進步,更使學校評核和教學愈加困難,當時的老師形容TOC是「Totally Ouf of Control」,而這個改革也在無聲無色中沉底。[4]
 
學制以外就是教學語言的改變。教統會1995年12月發表《第六號報告書》,定出了「母語教學」和「普教中」計劃:政府強制大多數中學改用中文教學,而只允許114間學校為「英中」。結果就是做成嚴重的「標籤效應」:一來社會對母語教學的成效質疑,而英文學校則被視為優等。這衍生出「孟母三遷」的故事: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千方百計在英中校網置業,四處為子女尋找機會考入英文名校,使原來的教育目標完全倒置。結果,2008年,教育局推行「教學語言微調政策」,有條件地容許中學自行決定教學語言。[5]教學語言,由此至終仍是學校好壞的「標籤」。
 
而教育改革仍是火速進行。由1998年成立「優質教育基金」,1999年提出的「終身學習」,到2000年開始推展教改,定出各種學校的評審標準。[6]一時間,學校忙於各種「自評、外評」、處理文件多過教書的情況,使很多老師吃不消。[7]
 
學校方面,就有「一條龍學校」、「直資學校」等新的營運模式,但同時因回歸後人口出生下降,做成入學人數不足。這引發了小學的「縮班殺校潮」,一時間,老師們除了要面對排山倒海的評核工作,課程改革又在進行,而教學語言又要轉換,最後還要保得住自己的飯碗,免吃「肥雞餐」,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當中在2003年新學年,就曾在一週之中有兩位老師自殺身亡。[8]
 
而同時,改革火頭又在辦學團體與政府之間燃起。政府於2004年推出「校本條例」,旨在使學校在2010前成立法團校董會。這改革被辦學團體(主要是基督教與天主教)視為「奪權」,遂與政府引發衝突及長年的訴訟。[9]
 
以往的學能測驗、會考、高考,被新的「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三三四」課程等新制度代替,新的「香港中學文憑試」則取代了超過半世紀歷史的中學會考。而「毅進計劃」則作為會考和文憑試合格的另一出路。同學若成績不達標入讀資助大學,就有私立大專、副學士,和其他文憑課程可供升讀。但這些學位在社會的認受性未高,甚至有評論認為諸如副學士這類教育制度,等同於「教育界的八萬五政策」。[10]
 
要繼續這樣去數香港的教育問題,實在會沒完沒了。當中還未討論的,包括2012年推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而引發的全港市民反對的事件。[11]
 
也許我們要停下來問一問:當我們的教育大業忙於改變,一個又一個計劃完成了,教育卻變成了甚麼?是一個有偉大理想的藍圖?還是一個七零八落的拼圖?我們可能更需要弄清楚的是:現在的教育,其實向同學教了甚麼?有文化人這樣說:「很唏噓,香港最好的教育,或說是教育精神吧!原來,是倒退五十年,在六十年代的山邊木屋天台上,方能體現。」[12]

家庭教育的信仰反思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劉義慶《世说新语》
 
現今香港大多數的父母都非常忙碌,有些父母不得不依賴家中的傭工照顧孩子的起居飲食,寄望學校的老師教育他們的孩子。信徒的忙碌程度極可能比一般家長更甚,因為除了工作,還要事奉。不過,尚非不得以,否則身為信徒的父母儘管再忙,也不能把教導孩子的事情托付他人,忽視「教養孩童走他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會偏離。」(箴二十二6)[13] 這偉大的「事業」。
 
「教養」在原文用了命令語調,表示這並不是一個選擇,而是必須作的事情。雖然經文中的「孩童」在原文不局限於自己的兒子或女兒,也可以泛指一般小孩,甚至少年。[14]但對於古代的以色列人來說,教育主要從家裡做起,[15]而箴言亦多次教導孩子要聽從父母的教導(箴一8、四1-4、六20),因此,這一節經文用於父母教導孩子的事上,是絕對合適不過的。而事實上,孩子的價值觀大部份來自家庭。[16]
 
孩子需要自幼被教導,[17]這不單單是箴言的教導,作者Linda Eyre和Richard Eyre曾指出:「不管父母有沒有幫忙,孩子們在進入學校之前都會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價值觀——不管是有意識的或下意識的。」[18]所以,在家庭教育當中,品格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19]父母實在需要把孩子從小培養,讓他們成為一個可以明辨是非、到老也會走在正途的人(箴二十二6)。[20]可惜的是,有些父母著重孩子的成就,多於他們的品格。甚至為了「望子成龍」在所不惜,為了子女入讀他們心儀的學校,有的可能從子女一出生便進入備戰狀態,即使經濟能力有限,仍節衣縮食,搬到理想學校的校網內居住。而當子女牙牙學語,甚至更早,父母已向他們進行多種語言集訓;稍大一點,更要求他們學習冷門樂器、進行模擬的面試。這樣,孩子才能加強競爭力,入讀好學校,確保他們將來有一番作為。父母為子女盡心盡力,鋪排前路,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若然只花時間栽培他找到一份出色的工作,有美好的前途,卻顧此失彼,忘記栽培孩子的品格及靈性,這未必對孩子最好呢?
 
「教養孩童走他當行的路」,原文直譯為「根據他道路的口」,釋經學者普遍把這俚語譯為「走他當行的路」。[21]對孩子來說,他的一生最終如何,與他們的生命及品格有莫大關係。即使他們有朝一日在社會上看似有極大成就,但若無法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又或是從不認同價值觀的重要性,他們面對社會的種種誘惑,真的可以「到老也不偏離」嗎?到老不偏離神的教導,一點都不容易,即使是在社會上有貢獻,活躍見證神的信徒,偶爾也會有失守的時候。輕則或許會名聲盡喪,重則有可能觸犯法例。所以要幫助孩子成為一個真正成功的人士,教導他追求屬世的成功是不足夠的,而是要幫助他學懂把成功與否交在神的手中。只有把神的教導放在首位的人,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才不會搖擺不定,被名利慾念牽著鼻子走。
 
父母可以如何幫助孩子走在神的路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父母親自教導孩子可能是最簡單的答案,但這答法卻不足夠,因為單是教導的形式已千變萬化,更遑論當中的技巧。本篇當然不能把它們一一羅列,不過,要使孩子有正確的價值觀,最重要的是父母本身須要先認同正確的價值觀是好的,也會為自己及孩子的生命帶來好處,正如《詩篇》及《箴言》的作者不厭其煩,讚揚律法,諄諄告誡人要遵行神的道,這是因為他們都相信,神的律法是美好的,跟隨他的人是有福的。以《箴言》為例,作者力勸少年人不可忘記他的訓誨,他的心要謹守他的誡命(箴三1),因為作者相信,這樣做的話,他們在世必能長壽和平安(箴三2)。接著,作者又教導少年人要謹記慈愛和誠實(箴三3),因為他們這樣行的話,他們在神和世人眼前,都會蒙恩,得著美名(箴三4)。
 
當父母先認同正確的價值觀及其好處,才有動力教導下一代。至於如何教導?在今時今日的現代社會,打罵教子法已經是「政治不正確」,權威式的施壓也只會引起孩子的不滿或反抗。相反,父母以身作則,以及按孩子的個性循循善誘應該是比較可行的方法。不過,孩子並不是機械,無論父母如何引導,也不能保證神的教導可以即時生效。只是,即使孩子不受教,父母也不必因此而放棄教導工作。孩子不願用耳朵聽,他們也會用眼睛看,或許孩子不立刻明白和接受,但父母所作的一點一滴,孩子會累積心頭,當他們長大,或許在不知不覺間已承傳了父母行事為人的模式。

 


[1]原文載於1924年10月16日《春暉》第34期。

[2]參:教統會1990年《第四號報告書》。
[3]其中具代表性的就是2004年推出的「求學不是求分數」廣告宣傳片,至今仍廣為人討論。
[4]文匯報:《全面檢討目標為本課程》,1994年4月。http://www.heungto.net/yeungyiuchung/news/yw045.htm
[5]立法會(2009),《教育局通告第6/2009 號微調中學教學語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7372/edbc09006c.pdf
[6]當時提出的口號有很多,如「全方位學習」,到後來更有「七個學習宗旨」、「五種學習經歷」、「四個關鍵」,和「八個學習領域」等發展綱領。
[8]之後就引發了羅范椒芬失言事件:她回應傳媒指「若教師自殺與教改有關,豈止兩個教師(自殺)」,引起教育團體及教師不滿。http://www.hkptu.org/educatio/newsdgrd/news76.htm
[9]最終,終審法院在2011年駁回天主教區的上訴,陳日君主教絕食三天抗議。
[10]其中,有由本港智庫組織的調查,發現35%副學士學生後悔修讀副學士課程,54%受訪者認為即使完成副學士課程也無助就業。參明報《35%學生後悔讀副學士》2009年5月16日。
[11]其中因反對國民教育科的遊行及佔領政府總部行動,成為了回歸而來,最多人參與的單一議題反對行動。參《學民思潮》http://scholarism.com 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網頁:http://parentsconcern.hk/
[12]彭志銘(2012)《香港教育大零落》,香港:次文化堂,第242頁。
[13]經文引自《新譯本》,以下亦同。
[14]R. Laird Harris, Gleason l. Archer and Bruce K. Waltke, eds.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 2., (Chicago: Moody Press,1980),585-586.
[15]“Daily Life: Home & Famil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ttp://www.penn.museum/sites/Canaan/Home%26Family.html
[16]Linda Eyre and Richard Eyre著•枳園譯:《教孩子正確的價值觀》(台北市:大地,2001),14。
[17]Roland Murphy, Proverb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vol. 22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98), 165; Allen P. Ross, Proverbs, in Proverbs – Isaiah, ed. Tremper Longman III and David E. Garlan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9).
[18]Eyre:《教孩子正確的價值觀》,14。
[19]同上。
[20]Ross, Proverbs
[21]Murphy, Proverbs, 164-165; Richard J. Clifford, Proverbs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9), 195; 另參Ross, Proverbs. 但也有不少學者把它譯為「根據他自己的方式」。不過,按照經文下半節來理解,「走他當行的路」比較合理。

關心同志 拒絕同運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5/07/2012

同性戀者正如所有人一樣,是我們應該關心和認識的群體,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同性戀者正如所有人一樣都是罪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而聖經清楚指出同性性行為是逆性的行為,違反了神創造的原意,因此,毫不含糊是一種罪,與所有男女婚姻以外的性行為(如婚前性行為、婚外情或嫖妓)一樣是違反倫理道德的「性罪」。指出一種行為是罪,並不是要歧視或冒犯相關人士,而是出於愛和關心,希望他們能夠回轉,明白神的心意,活出更豐盛的人生。

不過,教會內外的人士往往將同性戀者和同志運動(即同性戀運動)混為一談,以為凡同性戀者皆支持同性戀運動,皆支持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和同性婚姻,更誤以為一些高調出來爭取改變法律、衝擊異見團體的激進人士是代表所有同性戀者的聲音。其實,同性戀運動是一個想「移風易俗」的社會運動,是性解放的產物,在號稱多元的背後卻想盡辦法打壓一些承認自己不喜歡同性戀生活、甚或想改變的同性戀者。

同性戀運動的四個戰略重點(4個C)就是改變文化(Culture)、學校(Classroom)、法庭(Court)和教會(Church)。近年,無論在美國、台灣和香港,皆透過不同的手段取得突破,在明光社迎向15週年的時候,近期一連串事態令我們不敢掉以輕心,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將透過不同的講座、課程和資料冊,讓大家能更明瞭現時教會內外有關同性戀議題的形勢,釐清一些基本的論據和信仰的立場,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一起面對這個甚為惹火的問題。

單非、雙非、三非(上)

朱景玄校長 | 新界校長會會長
06/06/2012

「雙非」問題引起香港人和內地同胞的矛盾,在梁振英宣布來年的「雙非」孕婦來港分娩配額是「零」開始,似乎有舒緩跡象。「雙非」孕婦是否有權來港分娩,筆者沒有太大意見,但在「零」配額實施之前,早已有數以萬計,經已或即將進入學齡的孩子在港出生,他們會否來港讀書,對我們的教育和醫療資源肯定潛在極大衝擊!

香港基於歷史和經濟因素,產生了一批在境內、外出生的「單非」兒童,只不過長期居於一河之隔開的深圳而已。他們有的領有香港出世紙,有的沒有。前者毫無疑問地擁有入讀香港資助學校的權利,而且曾因為大量來港讀書,一度令教育局失去預算。

而較具爭議的「雙非」兒童,他們既然擁有香港出世紙,理應有權享有香港政府資助的教育服務。他們在內地沒有「戶籍」,若不能在港讀書,恐怕便會成為「人球」,所以,本港在這方面有道義上責任提供教育。問題在於他們父母沒有居港權,最多只能憑「雙程證」往返兩地,以致需要交託親友照顧。

除此之外,還有少量「三非」兒童,父母及孩子都並非香港居民,可能是移民,或父、母親其中一方持有工作簽證,遂攜同家眷來港居住。「三非」家庭一般收入較高,會不吝嗇金錢送孩子到收費高昂的國際學校讀書,以便他們易於適應。但「三非」家庭也不乏華裔,亦有機會是因為欣賞本地文化,而希望把子女送到普通學校讀書,可是,身份問題卻令這路徑亮了紅燈。

上文提及一些領有香港出世紙的「單非」兒童,那麼,沒有的又如何呢?他們的情況與「三非」近似,只是背景有異。

香港該怎樣處理這兩類孩子?下次再談。

2012

朱景玄校長 | 新界校長會會長
05/01/2012

2012年已來臨,新年伊始,筆者在此恭祝各位讀者身心愉快、新年進步!

回想過去兩、三個月,街頭巷尾都在討論世界各地過去一年發生的大事和對新一年的展望。有人預測來年的環球股市會向好,但也有人基於歐債危機一觸即發而唱反調;有人深信2012年12月22日就是世界末日,甚至已開始儲糧,為巨大災難作好準備。世界的那一邊,也有人「趕搭尾班車」,到即將被上漲海水淹沒的馬爾代夫旅遊,欣賞這個地球上的天堂。看近年氣候反常、天災頻仍,末日之說好像有點根據,就算不是什麼太陽磁場變化的問題,人類持續破壞環境,早晚也要承受惡果。

在放眼世界之餘,也讓我們看看我們的香港,因為今年將會面對不少精彩事件,包括慶祝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各界人士已開始籌備慶祝活動。有老師亦在搜集這十多年來,香港各方面的變化和歷程,希望趁這個歷史性的階段,給學生上一課切身而充實的通識課;立法會選舉如箭在弦,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只是「前哨戰」而已;當然,行政長官選舉這場醞釀已久的「戰事」,亦會在三月正式舉行。

比起台灣的「雙英對決」,筆者還是較為關注香港的「雙英」,至少他們對香港的將來,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影響尤甚。他們今天的表現、承諾,主宰其當選機會,以至正式上場後的各項「新猶」。

筆者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只希望下任特首會是一個重視教育(包括正規和校外教育)的人。雖然香港投放在教育服務上的資源,與世界上主要發達城市比較,毫不遜色,然而當中還有不少改進空間。倘香港能提供更佳的教育,相信就不會有人認為「小販霸街有什麼不對?」為多做一點生意,置居民的性命於不顧;即使沒有「校園驗毒計劃」,年青人的吸毒數字也不足為患;「停車熄匙」這等可笑的法例亦無須出現。

雖然筆者不是選委,但仍期望今年三月,選委們能選出一位愛國家、愛香港、愛市民、重教育的特首,與香港人共同面對未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