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投訴文化下的寒蟬效應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7/07/2020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27-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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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是我們的天職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21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查冊、起底與資訊自由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20/07/2021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明光社

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明光社

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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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收看足本講座


[1]  林勵:〈運輸署突以《公開守則》處理車牌查冊 等十日仍未知結果〉,眾新聞,2021年5月3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0925/蔡玉玲-車牌查冊-40925/運輸署突以《公開守則》處理車牌查冊-等十日仍未知結果(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2] 林勵:〈運輸署封殺查車牌 拖延兩個月後改口 《公開守則》、書面申請俱被拒〉,眾新聞,2021年6月16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2451/車牌查冊-運輸署-42456/運輸署封殺查車牌-拖延兩個月後改口-《公開守則》、書面申請俱被拒(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6月29日)。

[3] “Hong Kong,”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ccessed June 29, 2021, https://rsf.org/en/hong-kong.

 

對症下藥回應假新聞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21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今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1] 潘曉彤:〈通識導賞:假新聞法 誰定真假?〉,明報OL,2021年5月30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530/1622312498981/通識導賞-假新聞法-誰定真假(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2] 〈政府研假新聞法 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明報》,2021年5月1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10514/s00001/1620995799444/政府研假新聞法-報評會設工作小組收集持份者意見(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3] 李立峯:〈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明報》,2021年5月13日,網站:

https://m.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10513/s00022/1620575622024/有關立法管制假新聞的問題(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7月5日)。

開學了,如何預防校園欺凌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9/08/2019

悠長的假期快將結束,莘莘學子下星期一(2/9)將繼續學習的旅程。今個暑假,香港人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由《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和矛盾,不斷白熱化,暫時仍看不見有止息的跡象,網上流傳有人發起開學後欺凌警察子女的運動,作為對警察濫用暴力的報復。

校園欺凌在香港本來已經非常嚴重,2017年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於2015年在72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5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校園欺凌情況屬全球之冠。受訪者中多達32%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凌。本港今年也發生了多宗嚴重的校園欺凌事件,當中以一名男學生在課室內被困在椅子下,遭受同學「扭耳仔」,甚至被多位同學脫褲打屁股;以及女學生懷疑被同校男學生襲擊及非禮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因此,現時絕大部份學校都有反欺凌政策,處理校園欺凌及暴力的問題。面對開學後可能會出現的警員子女遭欺凌事件,校方不宜過份緊張,但也不能當沒有事情發生,首先應運用現有機制處理,相信大部份學生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會作出傷害同學的行為,但既然有人放風,作為保護孩子的家長和老師,也要作一些預防工夫,防止悲劇發生。

學生被欺凌的原因很多,包括:身形、性格、性別氣質、成績、甚至沒有原因,現在再加上家庭背景、父母職業、政見,情況可謂非常複雜。欺凌本來便是相當難察覺得到,亦分為看得見的欺凌和看不見的欺凌兩類,看得見的欺凌是可以從身體上留下的傷痕而被察覺,看不見的欺凌則較容易被忽略,如排擠、孤立、網絡欺凌,如開了一個全班同學的WhatsApp群組,但卻突然將某些人剔出群組,令他們無法知道一些重要訊息。兩者對受害者的傷害同樣大,包括影響個人的自尊感及自信心,嚴重的更可能會患上抑鬱症,如沒有妥善處理,將來更可能會出現妄想症/妄想被迫害症。

面對校園欺凌,學校可以做一些預防的工作,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不要欺凌同學。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在開學初期,要特別留意學生的情緒,如遇到欺凌事件,學校需要介入及教導。

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要特別留意學生有否以下徵狀:

害怕返學

敏感及易怒

無故哭泣

悶悶不樂

晚上發惡夢

社交退縮

恐懼參加分組/小組活動/功課

討厭自己

自卑、自殘

開學一段時間後仍沒有朋友

如發現學生有上述徵狀,教師不要立即認為是校園欺凌,亦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校方切忌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校園欺凌,假如真是欺凌事件,校方要一視同仁地嚴肅處理,保護所有受欺凌的學生,切勿單單保護警察的子女,否則,因為標籤效應,反而引起學生更大的不滿,效果將適得其反。在香港現時這個缺乏互信的環境下,假若老師及學校社工不在校內高調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並禮貌地對待持不同政見的老師和同學,讓學生從老師的身上感到校園是能夠學習互相尊重和包容的地方。並鼓勵同學多作換位思考,代入對方的身份和立場,加強他們的同理心,相信有助減少欺凌,更能提升那些有警察家屬的學生及家長,向學校尋求幫助的動機及信心。

這場《逃犯條例》修訂所掀起的社會矛盾及衝突,令警察和市民之間失去互信,雖然重建尊重及互信的道路非常漫長,但不傷害無辜的孩子應是社會的共識。讓每個學生在一個安全及和平的環境下學習是學校的責任,而作為專業的老師及社工,絕對不應因為學生的家庭背景或父母的職業而有差別對待,讓我們一起為莘莘學子提供一個友愛校園,善用既有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或師友計劃,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9-8-2019

如何牧養愛投訴教會的人……我有話說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9/05/2019

在買賣或提供服務時,不少人動輒投訴,有的人甚至為了爭取更多「著數」而投訴,成為了討價還價的渠道。投訴,彷彿成為一種生活技能,但若在教會中運用這種「技能」,可以嗎?教會可以有「投訴機制」嗎?教會怎樣面對喜愛用投訴來表達需要的人呢?傳媒人春麗、觸動輔導中心程翠雲和筆者,在4月23日,就此議題與約30名教牧、團契導師分享如何牧養愛投訴教會的人。

對教會的投訴,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是投訴教會的一些活動和安排,例如崇拜沒有敬拜隊,團契的節目太單調,講道的內容空泛等等。這類投訴相對較易處理,因為所討論的大體上都有事件作為根據,容易聚焦和處理。教會就不同的活動內容,如果已經有一定的框架,可以跟投訴人解釋框架的理念,如果對方提出的一些意見是合理又能改善活動,確實可以接受他的意見。但如果為了其他肢體的需要,或從牧養角度考慮,而不能依投訴人的意見作出改變,這就需要向他解釋,或者可以在一些全堂性的會議中提出,看看有沒有改變空間。

第二類投訴是與關係有關。大家總會期望教會是愛的群體,但要成為愛的群體的確不容易,因為總有些人可能因為不同肢體的說話、動作、表達等而受到傷害,牧者一旦接觸到肢體的傷口,往往要小心處理。既要讓他自己知道教會的確是個不完全的群體,所以肢體間的表達未必如他所預期的,同時又要表達教會的肢體也有盡力與他同行。這種針對關係的投訴不易處理,特別如果是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例如在網絡即時通訊工具中爭吵鬧翻,就更難處理。面對這種投訴,要有耐心,同時要讓雙方明白該如何處理衝突。

最後一類投訴是針對權威而提出的挑戰。有時肢體的投訴不是針對事,也不是針對關係,而是針對人,特別是牧者的權威。出現這種情況不一定就等於是牧者的錯,更多時可能是肢體以往的經歷,令他容易對牧者產生負面的情緒。遇上這類情況首先要了解肢體的需要,即使他的投訴用了非理性的方式去表達,也要忍耐。

以上三類只是一個很粗略的分類,除了了解投訴的內容和動機外,其實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己。不少人以為面對投訴時,只要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就能解決,但現實是不少事情往往無法輕易解決。處理投訴的人,需要了解自己的限制,有些事情即使盡了力也可能是無力改變的,不要以為自己是神人,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過程中也不宜過份自責。在不同的投訴中,萬一自身能力不足以解決,首先不要太自責,如有需要,可以向外尋求協助。

另外,從教會的角度來看,我們更看重的應該是教會設立的目的,就是一群上帝揀選,蒙恩的罪人,在一同走窄路的過程中,互相建立和扶持的群體,但世俗的投訴文化卻是消費主義下的副產品,當中強調的是商人和消費者的關係、消費者的權益,以及兩者更多的消費活動。將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框架放在一起,明顯會有衝突。

最後,有很多人問道,不少人因為在教會遇到很多問題,投訴不果最後離開教會,他應該怎麼辦?我們建議他認真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信徒群體,畢竟基督徒是應該在一起的,至於是哪一種群體,我們鼓勵肢體在選擇的過程中,同時認識自己的需要,以致減少錯配的情況。

《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張志儉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14/03/2019

圖:翻攝自網路

最近一個月,香港的學校由大學到小學,都出了一些問題,計有大學生被校方下令退學,終身不能重返校園,中學老師報警指控中六學生在校門外阻街,又有小學老師跳樓自殺,控訴校長辦事不公等,更有甚者,有中學教師參加培訓講座時,被推銷購買樓盤,亦有校長會包場請睇在內地大賣但在港票房失收的電影。如此種種,令在教育界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真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蒙羞。

毋忘初心,為何教育?

就是為了下一代,有教無類,盡心盡力培育有用的人。

筆者在此介紹一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供大家欣賞,片名是《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是2007年的電影,記敍了一名女教師Erin,在九十年代於美國一間中學的教學生涯,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地培育了一群在某些教師們眼中的「籮底橙」。

話說那位老師,初入職時任教英文,而學校本是地區名校,但因為近年來收了其他種族學生,發生了一些紀律問題,名聲稍為下降。學校因此作出轉變,把學生分類,大致定為精英班和補底班,而Erin就是補底班的英文老師。

故事就如大家想像中發展下去,老師用盡心機,但學生不領情,同事冷嘲熱諷,甚至家人也發出怨言,希望Erin放棄,然後搵份好工。然而她排除萬難,以愛學生如子女為目標,不求高分達標,但願春風化雨。就如John Maxwell的名句所說:學生不會關心你懂得多少,直至他們懂得你關心多少(Students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其中一幕,講述學生們的悽慘背景,Erin除了同情學生之外,更提升他們的同理心。於是一起外遊參觀。不是去認識本國文化,抑或放眼世界,學習其他語文,而是到「大屠殺博物館」,細讀每一個受害者的生平,明白在這世界有人比他們活得更苦,不要只懂得怨天尤人,令他們醒覺,最後發憤圖強,在學業上努力。

之後Erin的努力雖然暫時得不到校方的贊同,仍勇往直前,為了使這群問題學生從黑暗的街頭回到課室,她出錢出力鼓勵學生閱讀,並寫下日記,結集成書出版。而同學們和老師的努力,受到認同,讓大眾重新回到「教育是有教無類」,「老師是靈魂工程師」,這兩句老話的真正意義去。

在片中飾演Erin的是兩屆奧斯卡影后Hilary Swank,據說她看畢劇本後大受感動,自願降低片酬,拍出了這套振奮人心的電影。

我十多年前初看此片已覺感動,昨晚重溫仍然熱淚盈眶。是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相信年青人,自己以身作則,培育未來領袖的教育工作者。一些以本身利益為先,在教育界胡混的,我勸你早點歸去,不要再在地球流浪了!

教育的倫理與倫理的教育——淺談教育哲學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30/04/2018

相對於語言哲學和政治哲學等當代哲學研究的顯學,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education)顯然鮮有人提及,也鮮有人廣泛討論和深入思考。

筆者當年在大學打滾時,突然頓悟這類討論的重要性,但是找遍了本校和其他大學的哲學系課程,卻找不到相關的課程修讀。相反,筆者在文化研究一類的課程中卻聽到很多對教育制度和對教育本身的批判,例如說教育是維護權力結構的工具、學校是知識工業的重要一環、教育裡充滿父權等。然而,文化理論的批判往往是地圖炮,它告訴我「教育真的可以很可怕,可以很多陰謀」,但卻沒告訴我應該怎樣做才好。

然而,我們卻極度需要教育哲學的思想資源。遠的不說,單是近日,港台兩地都爆發了有關教育的大辯論。

對香港而言,有線新聞報道教育局審核中史教科書的「不當內容」,引起全民嘩然。諸如「中國『收回』香港」、「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等句子竟然不獲通過。究竟學校「應該」教導那種史觀,歷史教育的目的又是甚麼?我們在詰問「教育的倫理」。

對台灣而言,有關「性別平等教育法」(後稱「性平教育」)的爭議蘊釀多時,終於連同當地的婚姻制度,一同提升到全民公投的層次。究竟「性教育」應是品德教育還是生命技巧訓練?在教育中加入價值觀是否正當?這次我們在詰問「倫理的教育」。

 

教育的道德

很多人將歷史教育想得很簡單,以為教導「歷史事實」就行了。例如上述的「收回香港」等問題,按當時的用語寫就對了。

誠然,我們有很多「歷史事實」(史料),但歷史從不是這些史料的總和。而是將這些史料有機地統一的敘事(narrative)。採用和建構何種敘事,就是歷史學家論戰的場域。不同的敘事本身就是對歷史的詮釋,反映了史家對事件因果關係和重要性的判斷。正是這些判斷,令不同的歷史作品可以一較高低。

同時,這也是充滿意識形態的選擇,因為敘事必然要設定某些視角和主體。正是歷史這方面的特性使它常常成為「公民」或「國民教育」的一部份。以近代的「鴉片戰爭」為例。我們的中學教科書必定以清朝為本位,敘述一種「西方列強瓜分神州大地」的史觀。

個別史觀其實是一方之見,但往往對讀者的人格塑造有很大影響。筆者直至在預科時讀徐中約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才明白這段歷史可從國際關係和外交風波角度來理解,知道清廷對西方諸國何其惡劣,不論我們使用的是「鴉片戰爭」還是「商貿戰爭」,背後的問題不只是「鴉片是不是商品」那麼簡單。

上述經歷對筆者的人格有不少影響,相信不少讀過歷史的人也有類似經歷。另外,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如納粹大屠殺等亦然,正如保羅利科所說,我們有銘記這些事件的義務。

既然諸如歷史科的知識對人格塑造有這麼大的影響,而這類知識又不像數學般,難言哪一方的意見是絕對正確,那麼我們必須反思教育的道德問題:老師、校方、政府等在甚麼程度和甚麼意義上可以塑造學生的人格?它們又有甚麼義務和責任?

讓我們先看看倫理的教育,再回來討論這問題。

 

道德的教育

性教育向來是社會熱門討論的話題。比如說,性教育應該教甚麼,不同年齡的人應該學甚麼等,其中一項常見的爭議就是:性教育應該牽涉道德嗎?

傳統的「貞潔教育」(Abstinence Sex Education,ASE)一直以促進公共衛生,及處理青少年未婚懷孕問題為目的。不同的壓力團體對此並不認同,並大力推動另一個名為「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CSE)的方針。有別於前者,CSE的支持者批評ASE將性渲染為恐怖和代價極度沉重的事,以及將某種價值觀,例如支持婚內性行為及不濫交的價值觀,加諸在學童身上。因此,CSE不強調價值面向,高舉價值中立和享受性愛,並教授實用的避孕技巧和介紹不同的性行為。一些CSE課程更包含了「性別身份」和「性傾向」的探索。

CSE的做法惹來非議,不少人批評此舉無疑是鼓勵青少年發生性行為。而所謂的「價值中立」,其實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取向,因為當某課程視單一性伴侶和多個性伴侶同樣都是「好」的時候,它實際上就是在宣揚一種價值觀。在台灣引發全民公投的「性平教育」,就是採用了CSE的哲學。事實上,CSE已引發跨國界的抵制運動,有組織將這運動拍成紀錄片。[1]

圍繞CSE和ASE的爭議往往不只是兩者的成效差異,[2]更是涉及很多倫理問題。例如CSE的支持者就批評ASE剝奪學生的知情權(rights to know)和壓制了學生的性權。相反,ASE的支持者也批評CSE過早「性化」(sexualize)幼童;更批評CSE不是「教育」,因為真正的教育理應教導學生控制自我,並鼓勵他們追求教育。

由此可見,這種「倫理的教育」的爭議最終會走回「教育的倫理」問題上。我們最終要問:教育的理想是甚麼?

 

自主

筆者認為,上述問題背後牽涉的,是自主(autonomy)的問題。

「自主」是啟蒙時期以降所強調的價值。通俗點說,就是「自己的事自己決定」,「自主」的相反就是他律。我們相信一個理想的人應是「自主」的個體,他的身份、決定以及人生取向應是「自己決定」,而不是由他人決定。

正因為自主如此重要,歷史科那塑造人格的強大力量才既危險,又重要。有關各類性行為的倫理問題,也有人主張理應由學生「自己決定」,而不是由老師這些他者或權威來告訴他們。

吊詭的是,教育往往在很多方面都與自主衝突。就最基本的形式而言,在學校中有一個代表著「權威」的老師,在學術或在道德上不斷「告訴」學生甚麼是對、甚麼是錯,又命令學生要做這做那,這件事本身就很不自主。因此,在教育哲學中有一種「建構主義」,主張讓學生自己推斷、發現和建構知識,老師只是從旁輔助。與「建構主義」相對的,則是傳統的「指導主義」。

有人認為徹底的「建構主義」教育顯然是反教育的,因為教育的一大價值就是將人類累積的知識傳授給下一代:要學童自主地發現和推斷出牛頓三大定律,究竟要多少時間?(我們又走回「教育是甚麼」的問題,是傳授?抑或啟發?)

術科知識的傳遞會出現以上的情況,到底這種「建構主義」教育在價值領域中又是否可行呢?例如在性教育課堂裡,老師不告訴學生甚麼是對甚麼是錯,只告訴他們各項選擇的後果。又例如在歷史教育中,老師只告訴學生不同的史觀,讓他們自行判斷。這種教學方式強調充分的了解(well informed)後才決定,它背後的哲學是將人視為理性的主體,強調理性的選擇。它似乎最為符合一般啟蒙式的自主理念,但如果將它實踐在教育方面,就會令教育時間過長。

然而,正如啟蒙時期的各種理念被批評,上述的教學方式也受到類似的批評:包括它傾向將教育倫理視為教育理論方面的知識(theoretical),但是倫理是應該具備實踐的(practical)元素;它又過於將倫理化約為後果計算和理性選擇,而倫理更多時是各種與人相處的體驗和道德經驗;最重要是,這種教育無法培養學生的德性和道德意志。事實上,很多犯罪者並非不知道犯罪的後果,他們只是沒有意志去制止自己犯罪。

當中的討論背後也涉及對「自主」這理想的不同詮釋。啟蒙時期的理念認為,「自主」就是「理性為自我立法」,強調理性,而「自我」是一個理性主體。而批評啟蒙思想的人則認為「自主」是「掌控自我的能力」,強調意志,他們所指的「自我」是各種經驗的集合體。

批評啟蒙思想者的教育觀,主張我們不用將道德抽空實際經驗來教育學生。他們教授性教育時,也許會把一個仿真的初生嬰兒機器給他們照顧,讓他們體驗生命的重量,其後只需要說明一些基本資料就足夠了。在歷史與自我身份的建構中往往也強調實際的體驗,如去考察古蹟等。

我們剛才淺談了不同形式的教育哲學。顯然,我們的社會尚欠缺這方面的知識和深入的討論;而這些哲學在我們討論教育時,理應被思考更多。

 

[1] The War on Children: The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Agenda, Family Watch International,  available from https://www.comprehensivesexualityeducation.org/film/(cited 25 Apr 2018).

[2] 就成效差異可看以下文章,它闡釋了在不同條件下,不同方式的性教育的成效差異。Stan. E. Weed and Thomas Lickona, "Abstinence Education in Context: History, Evidence, Premises and Comparison to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in Sex education : attitude of adolescent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chools' challenges, ed. Maureen C. Kenny (New York :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14), 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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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30-4-2018

前線記者和高層老闆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2/2017

近日,七警案宣判,無綫電視的獨家新聞片段,成為整個判決的重要證據,連法官也稱這片可信可靠。無綫電視的攝影記者、編輯等被讚許,是有勇氣的人,同時其高層,因為當日堅持要求將新聞用一個非常嚴謹的方式處理,被批評為扭曲真相,無良知。

新聞怎樣處理,拿回新聞材料後,新聞時段用多長播放,放在那個時段,畫面、聲音、文字怎樣配合,表面上全部都是專業,但呈現出來的效果不一定必然持平和公正。有時,因著各種理由,高層可以選擇不出,暫緩,或者要求增加更多資料才會開始寫稿等等狀況。

有時,有些新聞因為不同原因而不見天日,已經是行內行外公開的秘密。原因可以很多,例如怕得罪不同的權貴;事件涉及公司老闆的其他生意;或者其生意伙伴;老闆與個別人士或官員的私怨等等,這種情況已經成為行內的潛規則,部份記者很懂得,縱然去了一個活動,即使社交網站怎樣將之直播,之後又有一堆評論及分析,理應重要到一個該大篇幅報道的活動似的,但回到公司,可以只是一條簡訊,甚至連之前第一時間所作的報道,原來也沒有出過街就被丟了。這些事往往會令人很灰心,有時甚至會因著各種原因,將新聞的重點扭曲,彷彿變成另一件事,這類情況幾乎成為不少新聞機構的日常運作。

不過,不少新聞工作者仍然有其執著,因為有這些前線記者,我們才會有機會看到更多的真象,從不同的角度拍到多一點東西。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好做,但唯有依賴更多的前線記者,社會才有機會看到更多,更接近真相的報道。也唯有前線拍到精彩的畫面,高層們的那種掙扎才會被揭露,才能迫出他們作出道德的抉擇,而社會才有機會看到傳媒的節操。

前線記者,請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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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2月16日

請看美國傳媒怎樣看待特朗普的「另類事實」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5/01/2017

經常批評傳媒扭曲誤導造假的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後,其政府首個新聞發佈會就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在開始之時,白宮發言人開火批評傳媒誤報宣誓就職典禮的參加人數,之後就說負責管理國家大草坪的部門本身就沒有統計觀禮人數,又質疑傳媒利用相片誤導巿民,強調整個典禮是歷屆就職典禮中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一名特朗普的顧問形容,該名白宮發言人提供的是另類真相。

傳媒作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細心留意政府的大小事情,是他們的份內事,在民主國家,政府一般都會配合,讓傳媒認為政府公開透明,開誠布公。但特朗普由競選期已經不滿傳媒對他的批評,他與個別傳媒的關係更是惡劣。在當選後,特朗普亦曾試過拒絕部份傳媒進入採訪現場,甚至禁止部份傳媒提問,即使別人拿到咪高峰也拒絕作答。

傳媒面對新政府,在其宣誓就任前,美國報業集團US Press Corps向新政府發公開信,表明未來的採訪方針,以及作為傳媒行業的堅持,包括:[1]

  1. (對於採訪現場)最好你讓我進入,但不是一定的:傳媒尊重政府的決定,但就強調他們自然會有辦法知道活動裡頭的事,他們還表示對記者來說,雖然不能進入活動場地非他們所願,但會接受挑戰。
  1. 用甚麼方法發佈的規則是由傳媒,而非被訪者來決定:傳媒承認有時需要保護消息人士,可以用非官方消息引述,但不等於就被你牽著走。
  1. 怎樣發佈新聞是傳媒的事:政府和他們的發言人不用教傳媒怎樣做新聞,傳媒用多少時間報道官方消息,用甚麼角度也是傳媒的事情。他們也會選取新聞材料。
  1. 媒體相信仍然有事實真相:當政府發佈的消息不實時,傳媒必定會告訴讀者其不實,絕不會做傳聲筒只將不實的消息散佈出去。
  1. 傳媒會留意政府的每個細節:傳媒提醒政府不要忘記,政府每個部門和架構也逃不過記者的法眼。政府不要以為控制了白宮一個消息來源,就會令新聞無事可報。
  1. 傳媒會再提升自己的水平:當政府不斷攻擊傳媒時,傳媒會以無畏的精神來作準確的報道
  1. 傳媒會更團結:因為知道政府消息不易找到,大家會互相合作,盡力找出真相。
  1. 傳媒已有心理準備打持久戰:他們指特朗普最多只會當八年總統,但媒體是從立國以來就存在,而且其權利受憲法保護。

在美國,或者在世界每一個地方,當傳媒面對極權時,最負責任的處理方法,就是更小心,更努力找出更多事實,更著力去監察政府的舉動。不過在香港,我們受制於傳媒老闆的自我審查,公務員又愈來愈非中立的政治取態,可靠的新聞來源愈來愈難得到,再加上記者習慣被「餵料」,不少人對求真已經麻木。當編輯審查、政治監控及記者放棄監察,傳媒最後當然只變成傳聲筒。

要對抗現狀,唯有更多人願意起來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巿民才有機會知情,才不會被「另類事實」蒙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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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2017年1月25日

爭議性書籍只評為第二類(不雅)物品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2/07/2016

兩本有關Deep Web(暗黑網絡)的書籍,詳細描述對女性、女童及嬰兒作出性變態、強姦、虐殺、絞碎、烹煮及食人等內容,於各大書店出售。經市民投訴,交淫褻物品審裁處評級後,現被列為第二類(不雅)物品,即該物品須以封套密封及貼上警告字句下,才可向18歲以上市民出售。

兩書對變態殘暴行為的過程描寫得繪形繪聲,更令人極度不安的是文章仔細記述犯案者犯案時的性慾及快感,並教導大家如何進入搜尋及進入相關網站,寫作手法容易引導讀者接觸資訊。令讀者有機會有樣學樣,並對身邊弱小者造成威脅。

為此,不少家長及教育團體去信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強烈要求重新評審兩書。既然《完全自殺手冊》一書,因為詳盡介紹自殺的方法而被禁,此兩書亦詳盡描繪性暴力、虐待及孌童等變態行為及犯案程序,同樣令人極度不安及反感,應被列為第三類(淫褻)物品,禁止向任何人發佈。

販賣變態是出版自由?

26/05/2016

早前有兩本記述作者聲稱於Deep Web(可解作暗黑網絡)所看到的資料而寫成的書本,因內容涉及嚴重暴力情節而被市民投訴,並曾一度下架。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短時間內收到超過200多個投訴,暫將兩書評為第二類刊物,即必須包上膠套及印上警告字句,不可以向18歲以下人士發佈及出售。

賊喊捉賊令人反感

有關書籍的內容包括性變態、殘殺、食人、秘密社團及一些奇怪的帖子及影像。令人極度不安的是文章對性變態、虐待及殘殺女性、小童及嬰兒的過程描寫得繪形繪聲,如仔細記錄將小女童手腳切斷、虐待,改造成性奴的性變態帖子;殘殺女性、強姦少女和絞碎嬰兒作漢堡包的片段等。而且在詳述絞碎嬰兒作漢堡包片段的文字後,作者更會寫上:「筆者註:大家今天吃了漢堡包嗎?」作結!

書中記錄了許多極不人道的行為。雖然在書的開首,作者曾稍作警告:「如果你想對人性抱着一絲樂觀的態度,建議你們最好不要看了(其實整本書也是)。」但作者在內容中不但沒有譴責這些暴力,而且還以一些問題引導大家去認為這些事情是十分普遍,於社會常常發生。

另一方面,作者不單在書的開首就詳細教授大家如何上Deep Web,亦不斷在書中引導大家上Deep Web繼續找資料,例如在食人網站部分中寫到:「你們覺得以上的網址變態嗎?但其實Deep Web裏頭還有更可怕的食人網址呢。以下就有關於吃人的DeepWeb故事和大家分享!」這樣,根本就是引導讀者們繼續於網絡中尋找這些變態殘暴的資訊。這種掛羊頭賣狗肉,賊喊捉賊的虛偽手法令人十分反感。

應有一定道德底線

近日多個團體聯署促請有關當局禁售Deep Web Files系列這兩本書,過去《完全自殺手冊》因為詳盡介紹如何自殺的方法而被禁,我們認為這兩本詳列如何以變態手段殘殺、虐待女性、甚至吃小童的過程,令人極度不安及反感,更加不應該公開發售(正如有關網站亦應該禁止一樣),以免對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自由社會亦有一定的道德底線,以出版自由為藉口而鼓吹或肯定一些泯滅人性的變態行為是應該禁止的。

(Deep Web是不能由平常的搜尋器找到,而需要通過特定搜尋器或動態請求才可瀏覽的隱蔽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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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26/5/2016

落入抗爭夾縫的記者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3/05/2016

暴力抗爭日漸升溫,記者於採訪期間多次受到示威者衝擊,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年初二凌晨,記者被示威者用磚「掟」中受傷送院,以及投訴被警員毆打,傳媒團體當然發出讉責聲明。即使不用肢體暴力,示威者近年時有干擾記者採訪,在直播新聞現場時在記者背後加插「佈景板」,甚至故意大聲叫囂。記者紛紛表示一方面要採訪,一方面要自保,很不容易。傳媒高層亦要反思,處理新聞的手法是否已偏離巿民的要求,繼而令前線記者備受壓力?

走在前線的陳朗昇

曾採訪韓國農民示威和雨傘運動的記者陳朗昇,在初二凌晨於報館通宵收集和處理前線記者的相片和短片,他用「殺紅了眼」來形容示威者和警員,記者夾在兩陣中間,有時也擔起保護的角色。他說:「當中有一條片,睇到警察根本完全唔知示威者原來後面仲有後援,一衝上前先發現前無去路,記者走在警察前面,反而係第一個叫佢地走的人。」

夾在中間,一來是為了更好的攝影角度,二來是因為香港的記者素來不怕死。陳朗昇說:「香港記者做採訪真係無底線的,無裝備一個人用條布圍住塊面就衝出去。」陳朗昇憶述,2005年採訪反對世貿遊行衝突的新聞,韓國農民在第一天示威就燒棺材時,陳的攝影記者居然仍在那個燃燒的棺材下面,陳大叫:「喂,唔好影啦,上面著晒火啦!」

記者採訪期間「搏殺」,不惜身;遇著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被他們誤傷,同樣也會被警察誤傷。陳朗昇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期間,即使清楚表明自己是記者,仍然慘被胡椒噴霧射臉,相片更成為當時有警察濫用警權的罪證之一。據了解,警方和記者團體私下一直有討論如何令警方在執行職務時避免「誤中副車」,甚至建議記者集體購買反光保護衣,以滋識別,不過陳朗昇坦言並不可行:「記者著住件咁嘢,邊個會理你?同埋咁樣做嘢都唔方便啦。無人會咁做㗎。」

陳朗昇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保護裝備。他說:「香港大部份有規模的媒體都有突發車,可唔可以係每架車後面都放定五套裝備,例如頭盔,口罩等等基本嘢。如果事態突然有變,都可以好快有裝備保護自己,唔使空槍上陣。」

堅守新聞自由的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同意,當一個保護小販的活動可以發展到掟磚,就代表整個社會都改變了。她說:「今日的示威者可以話打中記者只係佢地行動中的沙石。你話你係替天行道,但係同時傷及無辜……」

記者要加強自身裝備。她說:「初二凌晨受傷的記者,佢休班都即刻申請返工,好有熱誠,係一個好記者應有的表現。傳媒高層係應該去好好支援。」不過她坦言香港傳媒對前線記者的支援普遍薄弱:「係雨傘運動期間,你去睇下CNN,人地個記者出來做嘢,其實後面有個地方,放左一堆裝備係度,以備任何不時之需。有外國的傳媒亦同我哋講,記者除非得到管理層批准,否則唔准落示威區。呢個係傳媒機構對記者的保護。」

記者要受保護,無可否認有時是因為走得太前,但有時亦是抗爭者對傳媒報道不公的反彈。她以立法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不少在選舉中心的人見電視台記者做直播,即時大聲抗議,令記者要完成採訪的難度大增。岑倚蘭認為應該一件事還一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記者當時的工作。她說:「記者有責任去採訪事情不同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和訊息,但之後怎樣寫,用甚麼角度,這是編輯自主的問題。有示威者不斷以傳媒沒有做好第四權的工作為理由,干預新聞工作,實際上是對新聞工作的打壓。」

岑倚蘭承認,如果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有偏頗,不恰當的時候,而傳媒又欠缺自省能力,只會令整個傳媒的公信力減弱,影響整個編採運作。她說:「我哋依家欠缺易地而處的思維。你高層落來跑下前線,來聽下面班人點樣睇你處理新聞,同時記者亦都應該要去諗下,當你係中層或者高層時,要點樣考慮新聞的角度。」

她舉例,在初二凌晨之後,有傳媒將攝影記者的相片拿出來,並將沒有蒙面的示威者一個個用大頭的形式刊登,稱他們為暴徒。一方面將示威者污名,同時又未審先判,傳媒如此使用記者冒險拍來的照片,最後當然被社會責難。記者辛辛苦苦將新聞資料交到編輯室,全被扭曲得體無完膚,部份有心的前線記者意興闌珊,選擇轉行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在磚頭暴力之前,往往有不同的壓迫和制度暴力在影響新聞自由。岑倚蘭強調,唯有更多有心人,在最艱難的時候肯守住不叩頭才有希望:「都有好多中層係有心的,於是佢地日日踩鋼線咁搵個平衡,希望可以做到新聞,又有良心。不過我地都明白個情況係越來越艱難。因為係整個制度要壓縮你的新聞自由。」
 

網媒記者爭取採訪權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03/05/2016

一向本地的網媒記者、學生媒體及公民記者都不被香港政府承認,也不會被邀請採訪參與記者會,亦不能收到政府發出的新聞稿和使用政府新聞系統。於本年二月新界東立法會補選投票日,一眾網媒亦被拒以記者身份進入新聞中心採訪。為此,部份網媒發出了聯署,記者協會亦向政府發出聲明,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的採訪權,承認具公信力的網媒地位。[1][2]

我們已進入網絡時代,新聞除了傳統的報章及電視電台外,市民大眾接觸新聞的渠道亦包括影響力漸強的網絡媒體,參與網絡新聞的工作者,無論是否全職,又或是公民記者、學生記者… 都認該被尊重。否則新聞自由及資訊的流通可能會被影響。

當然,由於新聞業是一種專業,不能人人都可以做者,為保持質素,新聞工作者要維持其應有的操守、遵守記者守則,如:不能扭曲事實、不侵擾當事人或作出偏頗的報道。盼望政府早日面對媒體的發展,參考外地的做法,與世界接軌。

 

 
[1] 〈四網媒聯署聲明 促政府立即開放網媒及公民記者採訪權〉,《立場新聞》,2016年3月11日。
[2] 〈記協不滿新聞處拒多家網媒進新東補選會場採訪 籲與時並進〉,取自香港記者協會網站: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456&lang=zh-TW

 

記者採訪遇襲的影響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4/03/2016

於本年2月9日,不少記者於追訪「旺角事件」及「屯門良景邨事件」均遭受襲擊,多名記者受傷,香港記者協會發聲明,並去信警務處要求徹查事件。[1]

香港記者協會及多間媒體新聞部強烈譴責暴力行為,對於在採訪中記者被指罵、被磚頭擊中、被碎玻璃瓶割傷、採訪器材受破壞等,無助於解決香港當前的社會矛盾,更指襲擊者破壞香港核心價值。

而對於在「旺角事件」中有記者表明身份後,仍被警員以盾牌按地、警棍打後腦及腳踢,記協予以譴責,並呼籲執法人員尊重記者的採訪自由;[2]同樣記協亦嚴厲譴責在良景邨夜市中身穿「管理員」字樣衣服的人士,指他們推倒及襲擊已表明身份的記者,是罔顧他人生命安全及粗暴妨礙採訪自由的暴力行為,[3]要求警方徹查並將行兇者繩之於法。

社會撕裂狀況似乎愈加劇烈,希望傳媒仍能以持平態度報導新聞;而無論對傳媒的報道有任何不滿,各界亦不應對傳媒工作者作出攻擊及施壓,企圖影響新聞自由。

 


[2] 〈多名記者採訪騷動遇襲 記協強烈譴責暴力行為〉,香港記者協會,2016年2月9日。
[3] 〈記者於屯門夜市採訪遇襲 記協強烈譴責暴力行為〉,香港記者協會,2016年2月9日。
 

 

自由是一種寬容

──論基督徒應怎樣珍惜今日享有的宗教自由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27/01/2016

宗教自由,是一種行使自由,除了在教會中祈禱、讀經、默想及崇拜,也包括一個人能根據信仰原則生活,並能服從神的指引做事。因此學校、醫院、孤兒院可以由不同信仰人士開辦,他們亦可以按照神給他們的異象,用自己的方式開書店、診所、咖啡室等。廣義來說,因為宗教自由牽涉人生活的不同層面,所以不同人因著不同宗教而出現衝突在所難免。[1] 如此這就產生兩個問題:我們的自由該去到哪裡?我們的寬容有沒有底線?

宗教從「獨大」走向「寬容」

基督宗教本來是一個非常沒有自由、唯羅馬天主教獨尊的狀態。直到宗教改革時期,歐洲經歷了三十年戰爭,並簽訂「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後,讓各國可以自行訂定官方的信仰派別。人民亦可以不跟隨信奉國家的官方信仰派別,自由信奉其他派別。

可見,能自由地選擇宗教信仰,本來就是一種「寬容」。

及後歐洲人移居到美國,不同的宗派亦互相尊重,所以視宗教自由為非常重要的教條,因為只有互相寬容及尊重,才會有更大的自由。自由,在歷史的角度來看,從來都伴隨著一種責任:一個必須能對不同意見寬容的社會,才會有真正的自由存在。

真正的宗教寬容是「自由」

怎樣才是對宗教「寬容」?「寬容」又有沒有界線?洛克(John Locke)在《論宗教寬容》提及,宗教應該將信念和行動分開,及後發展出「宗教領域」和「世俗領域」的說法。(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期《教會歷史中的去神權及去基督化》一文。) 不過這種二分法並不理想,忽略了部分對服侍或參與社會有異象領受的人。這種過分的切割,反而沒有達到對宗教寬容的效果。

另一個說法就是根據米爾(John Stuart Mill)對自由的理解──如個人的行為會對他人構成傷害,該行為便應受到控制;即是說在不傷害他人的原則下,最大程度的自由應該受到保護。可是有很多人往往會透過重新定義「傷害」,將「不傷害別人」的底線降到無限低,如此減低對個人行為的限制,亦看似帶來更多實踐「宗教自由」的問題。

從「不傷害他人原則」下,可推演出另一個考量,就是當踐行宗教信仰時,會否因他人對宗教的不寬容而被指責,甚至違法。當該人的行動是因信仰的緣故而行,而被指為犯法時,亦在反映法例會否過緊而需要作出修訂。要處理宗教自由與違法的衝突,首先要界定該行為是否屬於宗教行為;若這個行為被判違法,會否對信仰構成干擾,影響他人選擇或實踐該信仰的自由。

宗教自由在香港

如果將對美國宗教自由的理解放在香港,則大有不同。香港原本就是一個相對地宗教多元的地方,我們尊重不同信仰群體的傳統,不會因為任何人的宗教而作出歧視。在這個「寬容」的背景下,我們發現信徒遇見信仰問題,都採用相對迴避的方法。面對社會的敏感話題,不會像外國一些教會般勇於表達,反而選擇以聖俗二分的方式去處理,漸漸就產生自我審查的狀況,甚麼議題都是禁忌:雨傘運動很敏感、同運議題太複雜、其他公共政策一概以不同的理由去選擇不回應。

這種不回應的方式最後令我們不自覺地失去對寬容的界線的了解。我們習慣避開敏感議題,就像傳媒因著自我審查,在稿件還未交給編輯,因著某些意見可能「出唔到街」,結果就自動消音。於是我們的信仰避開了社會議題,天天只談論天國福音,聽道而不行道,不能實踐信仰的核心,信仰因而變得「離地」。

享受仍可實踐信仰的自由

因此由今天起,為了實踐自己可享有的宗教自由,請不要害怕,要將自己相信的說出來。與其擔心《性傾向歧視條例》通過後,你不能再說「同性性行為是罪」,倒不如今天就開始傳講相關訊息。信徒生活中有很多部份,在世俗的人眼中都是希奇古怪的;不准婚前性行為、每月十一奉獻等,這些在信徒看來是信仰的實踐,我們就應該說出來,做出來。

唯有這樣不斷實踐,我們才會知道,當有一天我們再不能做這些事的時候,才發現已經失去原本享有的自由,也失去實踐宗教信仰的寬容。我們唯有將信念踐行下去,才知道每一天都要珍惜所享有的自由。

請勿浪費。

 

[1] Ahdar, Rex, and Ian Leigh. "Limits to Religious Freedom." In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Liberal State.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2013.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9606474.003.0006

 

只要還有夢

張志儉博士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09/09/2015

最近有很多關於難民的消息,令人不安。然而戰亂所至,生靈塗炭,人命變得低賤。幸運的人得到外國收留,但一時間會難以融入當地社會文化,一些年青人亦因而虛度大好學習時光,長大後更成了社會的負累。
 
在美國,種族歧視仍然嚴重,若你不是純種白人,或者家裡能夠負擔昂貴學貴,可以入讀私校的話,少數族裔在教育上遇到的困難,真是罄竹難書。
 
最近有一套名叫Spare Parts的電影,是真人真事改編,剛於美國落畫,票房不太好,相信能夠在港上映的機會甚微,我亦只是在飛機上觀看這套電影的。然而筆者卻希望讀者留意這套電影,因為當中所說的故事,就是老師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春風化雨的經過。
 
故事發生2005年的美國,在一間以拉丁族裔學生為主的學校,同學們上課不專心,課餘時間聯群結黨,撩事生非,這都是很普遍的現象。
 
之後有一位新老師任教,亦因緣際會,認識了其中幾位學生,繼而大發狂想,參加潛水機械人製作比賽,但同學們沒有知識,亦缺乏金錢,如何是好呢?
 
電影就詳述他們參賽的經過,由他們如何籌集資金,及如何在垃圾房尋寶,並以低廉價錢購買所需零件,以800美元做成參賽作品的經過。
 
最後到了比賽之時,他們是唯一的高中隊伍,對手全是大學名校,包括麻省理工及史丹福大學,真的是大衛對哥利亞。然而,他們表現突出,克服重重困難,勇奪冠軍。
 
但奪冠之時,卻被人發現當中有位學生是非法移民,事件被刊登在美國著名的科技雜誌Wired上。可幸是人間有情,讀者籌募了捐款,讓幾位同學完成大學,雖然其中一人之後被遣返原居地,但經過政客協助,最終能成為美國公民。
 
大家還記得我們的星之子嗎?他是出身於第一組別的名校麼?絶對不是,他只是在屯門一間名不經傳的學校就讀,然而當中卻有些有心的老師,願意付出,成就學生的夢。
 
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有很多努力付出的老師。知識改變命運,憑著大家的努力,筆者相信明天會更好。

 

記者不是傳聲筒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6/07/2015

記協今年以「香港兩極化 記者內外受壓」為題發表最新一份言論自由年報,描述香港記者面對極大的壓力,除了受到傳媒老闆、編輯的新聞審查及扭曲消息,同時社會大眾亦質疑記者是否在報道真相,認為他們收錢為政權發聲;部份警察、甚至示威者更彷彿視記者為敵人,對記者使用暴力。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上周在一個論壇中表示,對抗制度內的審查,網絡新聞24小時運作的模式,或者可以減少消息被封殺的機會;至於在社交網絡或者youtube等公共媒體發佈新聞,則可以減少因廣告商抽走廣告而來的壓力;而「全民皆攝記」讓巿民也有機會拍攝到具質素的新聞相片等等,這些都能為新聞採訪帶來一些不同的方向。

近月不斷有報道,除有前無綫記者透過網絡集資成立新聞社,專門進行調查新聞;同時亦有不同的人從傳統紙媒走出來要成立新媒體,種種跡象可見傳媒人正在把握新機遇,迎接大時代的來臨。不過,不少業內人士均擔心,網絡資訊良莠不齊,網媒資源不足,只是稍為修改傳統媒體的新聞,之後再加一點評論便當作自己新聞,一般巿民未必懂得分辨,有時甚至將未經證實及錯誤的消息加以廣傳,令更多人質疑記者的角色。

所以,我們既要學習辨別報道的真偽,同時若發現這個社會仍然有優秀的記者,懂得發掘新聞而又不怕困難時,請大家好好珍惜他們,給予他們機會,也請尊重他們的工作。記者不是任何人的傳聲筒,他不一定會傳你想聽,或者你喜歡聽的說話,但記者應該在最需要他們的時候,找到合適的人,讓他們說話,讓事實呈現,令社會大眾能更接近真相,那怕只是那麼多一點點。

讓我們都成為那個協助及監督記者工作的一群,讓他們勇於說出自己所知,又為他們鼓勵和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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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16/7/2015

沒有免費的新聞自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4/05/2015

據無國界記者二月公佈的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由去年第五十八位下滑至六十一位,比起二零零二年首次排名的第十八位,十二年間下跌了四十三位,而早前港大民調亦顯示,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由二零零九年的百分之七十四點六跌至去年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一。另外,香港記者協會與一羣學者在四月公佈的調查顯示,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以十分為滿分,公眾的評分為六點三分,而新聞從業員的評分為四點八分。反映新聞工作者認為香港傳媒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相當普遍。

春江水暖鴨先知,業內人士新聞自由是否受壓,比起一般市民更直接和敏感,那些人曾致電傳媒高層,威逼利誘地反映意見;或是傳媒高層自我審查,抽起某些報道或以小罵大幫忙的方法討好某些權貴,都是靠日積月累的觀察而非僅憑單一事件可以體會到的。

雖然理論上我們期望傳媒在報道時應該無畏無懼、不偏不倚,但現實上不少傳媒其實都立場鮮明,其報道方針往往受其老闆的立場和目的所左右,編採人員難以完全獨立自主。而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少大財團亦以廣告作為影響傳媒報道的手段。因此,要看新聞自由的前景,從「誰是老闆」可見一二,當愈來愈多傳媒老闆旗幟鮮明地擔任某些政治角色、在國內和香港有千絲萬縷的商業利益,其報道會愈來愈「小心」處理可想而知。一些人其實不是因為重視傳媒而收購傳媒,而是因為知道傳媒老闆會受重視而「投資」傳媒的。

面對傳媒老闆公器私用的傾向,作為讀者和觀眾,除了用輿論監督傳媒,對不正的歪風口誅筆伐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行動抵制。老闆經營不善,罔顧專業而自把自為,代價就是銷量和收視下跌,甚至最後如亞洲電視一樣面臨結業。五月三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今時今日並非完全沒有重視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的新聞工作者,而是更缺乏執着於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的受眾,大家習慣了享用免費的電視、報章和網上資訊,不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去購買報章,認定網上媒體必須免費,對一些老闆公器私用的情況卻「隻眼開隻眼閉」,於是只能繼續由商業考慮及老闆喜好主導傳媒的「命運」。

在商業社會,消費者應該才是最後的老闆,其力量是不能忽視的,大家每日選擇看哪個電視台,購買哪份報章雜誌、瀏覽哪一個網站,其實就是一次公眾投票,甚至決定誰可以生存下去。維護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除了有賴一班有心的傳媒工作者之外,更需要一班願意身體力行,為此而付出代價的讀者和觀眾,新聞自由不是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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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週報》 3/5/2015 

互相公審的監控世界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5/03/2015

互聯網未普及的年代,巿民遇上不平事時,除了向政府、相關機構或議員求助,就是找傳媒幫忙。政府機構大都按程序處理投訴,視乎證據是否足夠而按部就班的跟進及調查,甚或提出調解。然而,即使透過傳媒處理投訴,當記者收到投訴信後,他們也同樣會先了解及查證,然後才找相關機構解釋及回應,最後再按事件的嚴重性決定用甚麼方式刊登。

不過,自從有了互聯網後,我們開始很習慣以網絡公審的方式來處理不滿。當看見有媽媽公然讓小朋友在車廂內大便,其他乘客便會拍下,然後放上社交網絡公審,這舉動彷彿是常規。於是那位讓孩子在車廂內大便的母親,在網上遭人起底及攻擊,成了千古罪人,每當走到街上總被人指指點點。

漸漸,大家發現以網絡公審的方式表達不滿,比向站長、巴士司機投訴更有效。反正人人有相機,於是個個也當起判官來。有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坐姿不好而多坐了半個位,其他乘客立即拍下其「惡行」;有人在車廂內喝咖啡,其他人於是將之拍下;有人帶了很多行李入車廂也被拍下;近期在巴士上,有人因雙腿太長而碰到對座的乘客也被人拍下,對方甚至投訴:「我個女坐喺你對面,好心你就縮腳啦。」

不過,網絡公審其實甚容易「走火」。如果網民認為你的投訴根本不合理,有時會反而攻擊投訴人,認為他們不夠量度;有人更會反起底,查查這個投訴人的身份。可見這種投訴在本質上並不安全,投訴人一時衝動就將事情放在互聯網,看的人同樣一時衝動看到表面證供就在批評,或者揶揄,最後真相往往不是最重要。有關投訴結果淪為大眾茶餘飯後的話題,可是對於投訴人和被投訴人,他們卻身不由己地成為八卦話題及網上欺凌的主角。

於是你含着一口怒氣發出帖文,但當怒氣消去,你每次外出時,每個動作,每走一步,你都不禁提心吊膽:自己會否淪為下次被拍攝的對象?自己究竟身處在一個甚麼世界?一個喜歡公審、充滿著監控的世界?你想香港變成這個樣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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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5/3/2015

97回歸 風波裡的召命

藍俊文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19/01/2015

經歷了八十年代的躁動與不安,香港在九十年代迎來了回到中國的歸期。歸期屆滿那一夜伴隨著風雨,然而一切卻那麼平靜:官員平靜地宣誓;英國國旗徐徐降下,換上中國國旗;解放軍車隊順利駛進香港。

可是在平靜氣氛背後,卻是累積經年的焦慮與惶惑。香港在1997年回歸,但早在八十年代已經歷一連串信心危機,大批有能力的中產精英對前途感到憂慮而紛紛移民海外。本章我們走訪了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及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女士,從兩位身在不同崗位的基督徒身上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港人對回歸的恐懼始於1984

胡志偉牧師表示,在回歸以前,香港長期處於英國的殖民統治,而在回歸後卻改由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由於兩地存在重大的差異,包括經濟和文化的層面,所以當時不少會眾均對回歸感到恐懼和不安,教會亦就著時代的需要而舉辦一些活動,讓教牧和信徒能夠對神有信心,安然過渡九七回歸。

雖然六四事件為教會帶來衝擊,但在回歸前,教會其實普遍接受大局已定的看法,要移民的已移民,要留下來的便繼續留下來,所以到九七年回歸的時候並沒有特別劇烈的轉變。

 

信徒各散西東 教牧安慰群羊

早在1984年前後,香港人已對回歸感到憂慮。胡牧師表示當時教會的會眾(包括教牧和長執)的移民比例高於社會其他人士,部份原因可能和教會人士相對教外人士有更多中產人士有關。

面對時代的挑戰,當時一群教會領袖及青年工作者眼見市民面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憂慮,因而聯合起來,發表「信念書」 (詳情請參閱本期《燭光網絡》 第6至7頁),教會更新運動 (教新)亦因為這份文件而成立。

胡牧師相信這份信念書能夠為本地教會提供一個指引,而教新在成立後亦呼籲教牧同工繼續留港服事。胡牧師憶述在1984年7月的時候曾有一個禱告見證禁食祈禱會,及後亦舉辦過多次祈禱會,為香港和教會祈禱。

 

回歸後的基督教狀況

胡牧師認為由回歸至今,教會的宗教自由在看到的情況下尚算能夠維持,但看不到的層面卻是有影響的。在回歸以前,教會尚會為一些公義的事情發聲,但回歸後聲音卻愈來愈小,個別教牧和宗派在某些事件上更選擇沉默,例如近期中國溫州的強拆十字架事件,這明顯是內地侵犯宗教自由,可惜香港教會卻沒有為此發聲。反而,教會只是選擇性地在「性議題」上才大力發聲,胡牧師認為這是難以接受的。

 

對教會的挑戰

問到胡牧師香港回歸前後的分別,胡牧師認為在殖民地時代,社會普遍接受統治;但回歸後,隨著公民身份的覺醒,通識教育以至互聯網的資訊流通,這些因素促使香港人的公民意識提高,這明顯地反映在今次的雨傘運動,年輕人對民主和公義的執著是比成年人高。成年人著重經濟,年輕人重視公平、公義、民主和文化等。

教會可能正面對一個危機:該如何面對和年輕人有看法上的分歧呢?如何牧養這群年輕人呢?教牧要如何改變成年人主導的思想呢?胡牧師認為教會要給年輕人有更多的參與機會,更多的自主性。對於教會的撕裂,胡牧師相信教會要花一段時間做復和的工作。

 

新聞工作者眼中的回歸

1997年時的岑倚蘭在蘋果日報擔任採訪主任。她認為港人在回歸前之所以對回歸感到恐懼,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業績」很差。她憶述1949年共產黨建國後打壓異見的手段令人感到恐懼,例如一些一心報國的愛國人士竟在文革中被壓逼。儘管在1982至1989年民運前,中央對香港記者回國內採訪較自由,令不少新聞工作者對中國民主化感到希望,但八九六四事件令不少新聞工作者對中國灰心。

面對回歸,被六四事件嚇怕的新聞工作者都紛紛移民。岑倚蘭指當時英國政府對主理政治新聞的新聞工作者的居英權審批較寬鬆,令不少有能力的行家積極申請。不過,岑倚蘭並沒有在那時申請移民,她認為當一個新聞工作者離開故土,擁有外國有居留權已是身在安全網中,未必能對故土有切膚之痛,所能發揮的功效亦減弱了。同時她感到生於斯長於斯,為著一份對祖國的愛國情懷,她決定留在香港。

 

回歸後的新聞自由每況愈下

談到回歸前後新聞自由的對比,岑倚蘭認為這能夠看出中英雙方的分別。英國雖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在香港仍然設政治部,不過她所用的政治技巧較高明,懂得用軟性功夫影響傳媒,例如向傳媒「倒料」。不過作為威權管治的中共卻在有形和無形中干預香港的新聞自由。

她指出香港傳媒的老闆大多數有其他生意,他們的生意不時涉及內地,所以為免自己其他生意受打擊,他們無可避免會自我審查,將一些不利共產黨的國內新聞淡化。而且,中共亦懂得拉攏傳媒老闆,例如會以委任為人大或政協等方式,甚至透過特區政府頒授勳章影響傳媒老闆,令他們「識做」。

而要「識做」的不但只有老闆,還包括傳媒的管理層,例如六四二十週年,某些大媒體卻刻意淡化報道。當一些傳媒不聽話的時候,甚至會以抽走廣告的方法威嚇傳媒,以圖奪去其生存空間;部份電子傳媒在續牌制度的脅逼下也不得不歸邊。這一切一切都是對新聞自由赤裸裸的打壓!

岑倚蘭認為在傳統傳媒的不斷自我審查下,造就了網台的發展及多元意見的表達,使不少異見份子都可以發聲,。不過,她補充網媒始終有一定限制,例如議題的設定能力就不及傳統傳媒。

 

走過峰尖浪口 因著信仰支持

作為記協主席,身為基督徒的岑倚蘭說,其實她在今年亦有掙扎是否繼續連任記協主席,不過當想到今年可能會有不少重大事件發生時,她知道天父要她在這個大時代發揮角色,敢於講真相,守護新聞自由。她表示在最忙的時候曾一週發出四份聲明,不過她將口裡的應對都交給耶和華,結果一切恐懼都安然度過。

香港今日已走到政制發展的十字路口,但願父神繼續為香港開路,讓香港人在艱難中重新得到復和的機會,讓香港在浴火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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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以及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中英聯合聲明》(第五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