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1/09/2020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明光社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1] 當然,對於哪個城市是「最古老」,從來都有不同說法。大家如有興趣,可以看看這篇美國新聞網站的報道:Claire Hansen, “The World’s Oldest Citi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21, 2018, https://www.usnews.com/news/cities/slideshows/10-of-the-oldest-cities-in-the-world.

[2] 由查維克撰寫,在1882年面世的《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Mr. Chadwick's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其網上複本可供瀏覽:〈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1882年。參考編號:363.7 CHA〉,「政府檔案處」,網站:https://www.grs.gov.hk/ws/tc/resource/health_and_hygiene/public_health/Health_and_Hygiene_12.html

[3] 騎樓是指建築物一樓臨近街道的部份建成行人走廊,而建築物的支柱則立於行人道上,位於旺角的雷生春便是著名的騎樓式唐樓。斜面樓指舊式大廈的高層呈金字塔狀的斜面,樓面向上一層一層的收窄,佐敦渡船角的文昌樓等八幢大廈(又稱為「八文樓」),便是斜面樓。

[4] 街影法廢除後,加上政府容許發展地積比率愈來愈高,隨之而來的「惡果」就是「屏風樓」了。不過這是另一個大的議題,在此不贅。

[5] 這名言源於中世紀的德國,後來被扭曲成「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更被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的入口,用來掩飾他們對猶太人的惡行,是絕對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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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婚姻大事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7/03/2021

政府公佈2020年首11個月的註冊結婚數字,較2019年同期下降了超過四成。[1] 疫情不只威脅市民的健康,更影響市民的生活,限聚令下不少活動都要取消,或需在限制人數的情況下進行,當中最受影響的要算是結婚這人生大事。不少人將婚期延期,但也有準新人無懼重重困難,在疫症的陰霾下與心愛的人定下婚姻的盟約。

黎生與黎太在2019年開始籌備婚禮,並計劃在2020年6月行禮,但新冠肺炎疫症在2020年初出現,政府因應疫情推出不同的防疫政策,大大打亂了他們的計劃。問到他們在籌備婚禮過程中有甚麼事情不順利,他們表示因為封關所以去不成台灣拍攝婚紗照,幸好仍能在香港拍攝。而他們原先打算在一間酒樓設宴並已付訂金,但那間酒樓卻突然結業,直到受訪當日還未追回訂金。之後他們倉卒地找另一間酒樓替代,更需重新印製請帖派發給親友。

此外,他們在籌備婚禮的過程中也經歷到防疫政策的轉變,在籌辦初期政府公佈了四人限聚的措施,之後放寬到八人限聚。不過一對準新人實在難以預計結婚當日的限聚措施如何,所以他們總共計劃了三個方案來應對不同的防疫政策。最終,他們婚禮當日,婚禮的人數上限是50人,食肆可在下午6時後提供堂食,所以晚宴能如常舉行,但只能八人一枱進餐。

明光社

黎生黎太都是基督徒,他們同時亦要籌辦在教堂舉行的婚禮。受人數上限為50人的規定限制,他們被迫減少工作人員的數目,亦取消了詩班獻詩,婚禮只邀請了家屬及親戚出席,並安排了網上直播,讓親友在網上觀禮。最後以不同形式觀禮的人數差不多有300人,比他們預期的高。

過往不少人參加婚宴都只為了「畀面」一對新人,再乘機與朋友敘舊。但當一對準新人要在人數限制下擬訂婚宴的賓客名單時,自然只會邀請自己最珍視的朋友,而其實在疫症期間仍願意出席婚宴的人,也是同樣十分重視他們。婚宴的重點不是美食佳餚,而是一同分享一對新人的喜悅。黎生回想婚宴晚的氣氛其實好好,出席的人雖然不多,但這反而令他們有更多時間與每位親友傾談,彼此祝福。出席人數少場面當然沒那麼熱鬧,但卻溫馨,令人更覺窩心。疫情期間,黎生黎太當然無法外遊度蜜月,夫妻二人最終留港度假(staycation),在酒店享受自助餐。其實只要與心愛的人在一起,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很甜蜜。

二人的婚禮如期舉行,問到曾否想過押後婚期,他們異口同聲說沒有想過。他們表示婚禮雖然未能按原初的計劃進行,但他們認為婚禮中最重要的,其實是出席的人,而在他們的婚禮中,最重要的人都已出席了。

黎氏夫婦的婚禮,其實已經是在較為寬鬆的限聚措施下舉行,筆者執筆時的防疫措施就更嚴格,規定婚禮人數上限是20人,禁止食肆晚上提供堂食,日間堂食只限二人同坐一桌。Peter(化名)就是在此情況下籌備今年4月和女朋友May(化名)的婚禮。

Peter與May都是基督徒,經過一段時間拍拖了解,彼此覺得合適,並且接受了婚前輔導,便在去年9月決定結婚,那時疫情剛剛有好轉的跡象,殊不知後來卻遇上第四波疫情爆發。訪問那天距離他們結婚還有兩個月的時間,但Peter坦言很多婚禮的細節都未有定案,因為不知道結婚那天的防疫措施如何,一切都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面對這許多變數,他更感謝雙方父母都能體諒他們,理解他們在這時難以舉辦盛大的婚禮。他們一早已選好舉辦婚禮的教堂,但預算到時仍有限聚令,出席人數可能只得20人。他們認為婚禮是否鋪張並不重要,最重要是讓親友見證他們二人在上帝面前許下的盟誓,只要有證婚人和雙方家長在場見證其實已能滿足法律的要求,而親友則可同步觀看網上直播,一同見證他們的婚禮,並守望他們的婚姻。但在此情況下舉辦婚宴是不太可能的事,Peter仍然希望在結婚當晚可與最重要的家人一起吃飯。如限聚措施放寬了的話,他打算在酒樓筵開幾席與親友一同慶祝,如晚市禁止堂食的話,他也想在家裡與家人整整齊齊地吃一頓飯。

雖然疫情下籌備婚禮充滿不確定性,但Peter卻確切的感受到親友的祝賀及祝福。疫情亦令Peter籌備婚禮的重心放在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群體見證婚盟一事上,他們不會一些次要,甚至無關重要的瑣碎事費神,就如在佈置教堂一事上,Peter認為簡單美觀已足夠。同時他發現原來當排除了一些非必要的程序及安排時,結婚其實並不需要花許多錢,他可以將節省下來的金錢好好運用在將來與May組織的家庭上。

疫情爆發前人們視籌備婚禮為人生的巨大工程,由到外國拍攝婚紗相,再招聚兄弟姊妹開多次會議,安排大量物資,制訂緊密的時間表,但原來當婚禮要在各種限制下進行時,這一切都是可以放棄的。或許就如黎氏夫婦、Peter和May所言,婚禮最重要的是與你們最珍惜的人分享喜悅,讓他們一同見證二人所許下的盟誓。

在此預祝Peter和May的婚禮一切順利。

婚禮開支略減少

疫情下的婚禮和晚宴都得從簡,令籌辦婚禮等開支略為減少,有生活資訊平台的數據顯示,2020年1至9月新人結婚的平均開支預算較2019年同期下跌2%,每對新人的平均結婚開支為港幣360,545元。而籌備婚禮的開支中,最高的消費項目是婚宴酒席,其次是結婚首飾及戒指,第三是蜜月旅行。[2]


[1] 〈結婚註冊跌四成 出生人口首低於死亡〉,《明報》,2021年2月1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港聞/article/20210201/s00002/1612116949435/(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2月9日)。

[2] Elize Chan:〈結婚開支|2020年結婚消費調查結果公佈|結婚戒指首飾、婚宴、婚攝總開支預算|人情禮金公價創新高〉,新婚生活易,2020年12月7日,網站:https://wedding.esdlife.com/articles/wedding-preparation-others/結婚總開支預算-生活易2020結婚消費調查/(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2月23日)。

擋不住的「封城」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04/03/2021

2021年1月28日,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發表研究報告,[1] 分析98個國家(中國因缺乏可檢測的公開數據,故不被納入)的防疫掌控能力,台灣高踞第三名。先别論台灣被稱為「國家」是否合宜,但她對疫情防禦及處理的成效確是有目共睹。台灣排名第三,但筆者相信,她在處理疫情的難度上,必定比居首位的新西蘭為高,原因是台灣的人口及人口密度比例遠高於新西蘭。

台灣防疫工作的主要成功之處,在於出入境採取了最嚴緊及最高級別的管制;其次是其徹底、嚴密地落實,入境後的隔離及跟進工作;更重要的是大部份市民均願意配合政府的政策。市民不單是為了保護自己,更是為了保障他人的緣故,而接受一些生活上的限制。在這裡的講法是,希望做到「滴水不漏」。

基本上,台灣「境外輸入」的個案,政府大概都能掌握及跟進。因此,衛生部門主要擔心及預防的,是如何避免「社區感染」。

1月初桃園市一間醫院出現本土個案,引發衛生部門一直所憂慮的「社區感染」。事源是一名醫師在照顧新冠肺炎病患者的過程中,不慎受感染,其後傳染給其女友。隨之而來一連串的跟進是:先檢測二人的密切接觸者,包括醫院內的同事、病人及他倆的家人。然後,擴大檢測範圍,至他們病發前曾到過的公共場所及食肆員工。所有人如曾緊密接觸,均需即時進行家居隔離。追蹤的過程中,發現感染個案不斷增加,而相關人士的接觸網及所牽連的地區、需要跟進的範圍,也愈來愈廣。期間有人要求封閉醫院,亦有人建議圍封感染者曾到過的區域、食肆,甚至有人提出封閉整個桃園市。

政府完全沒有採用這些「封閉」的策略,反之是加強居家隔離、擴大追蹤可能的接觸者,並立即展開跟進。最初隔離者有數百人,後增加至2月初約五千多人。由於可能的接觸者流動性既快且廣,故強制家居隔離者,亦分散於全國各地區。

事發至今,防疫部門僅僅以追蹤接觸者、有系統的檢測、居家隔離,大概已切斷了由醫院所引發的感染鏈,不用「封區」,更不用「強檢」。「有跡可尋」大概是「切斷感染」的重要關鍵。

「源頭不明個案」即是無跡可尋的個案。「無跡可尋」!如何能「切斷感染」防止擴散呢?那麼要問:「香港為何有那麼多感染源頭不明的個案?」

出入境不設把關,缺乏嚴格的管制,大概正是引發「源頭不明個案」的主要原因。言猶在耳的那一句:「封關是不設實際……」但今天,每天卻在毫無預警下「封區」。情況就好似毒品不斷輸入,負責當局沒有在出入口把關加以遏止、打擊毒品進口,反而晚晚在街頭、夜店、酒吧、民居緝毒搜查,抽查市民有否藏毒、吸毒,上演著一場遏制毒品販賣的「假戲」。這當然不能說「勞民傷財」,而是徹頭徹尾的「擾民」行徑。

說回桃園醫院那位受感染的醫師。隔離期間,他不斷的反思並懊悔:「究竟在哪個環節上疏忽而被感染?更牽連那麼多的人!」當然有些民眾會怪責那醫師的錯失,這段時間亦有些人對醫護人員帶有戒心或有一點點的歧視。不過有更多的市民,給予醫護人員正面的鼓勵,自發地送贈物資:生果、便當、飲料、雜糧、枕頭、健康食品……讓醫護人員不得不公開表明:「物資已足夠,謝謝各位,不要再送來了……」當網絡上有人指責醫護時,隨即就有精彩的留言作出反駁:「沒有鎮守前線的醫護人員,就沒有今日你我寶貴的日常。」「沒有站在前線醫護的堅持,哪有你躲在網路後的批評。」

「疫情」原本是可以受控及遏止的。一年多前香港鎮守前線的醫護,曾以具體的行動提出「封關」的要求,當時卻被說成「脅逼政府」,今天更被「追究」。作為「吹哨者」的醫護們,帶給市民的不僅是專業範疇的護理,更成為大眾的楷模:「正確事情」要爭取、「真理」要持守,不管後果如何,那怕秋後算賬,只管做「對」的事情。今天,他們不僅可以無悔地面對自己,更可以冷笑那些當日拒絕封關的瘋子,今天卻像瘋了般日日在封區。

現在重提「封關」真的已經是不切實際。入境的「病毒」不會在六點後即失去傳染力;它不會在二人以上的聚會才傳播;亦不會失效於每天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的車廂內;更不會「侷限」於某一個受封鎖的區域,乖乖地被檢測出來。不斷增加源頭示明的感染者,不僅加添醫療上的壓力,更危害醫護人員的生命,最終受苦的仍是普羅大眾。

減輕疫症傳播,除了「封區」外,應該仍有不少的方法。若想不出新點子,可以參考其他地方較成功的防疫措施。若願意紓緩前線醫護的壓力,方法也是不少,可能是一張200元的超市現金券!(編者按:當然要先考慮有沒有觸犯當地的防止賄賂條例。)我相信一句肯定、欣賞、鼓勵的說話足以發揮果效,使人心有力量。但可以肯定的是,放寬聘請非香港受訓的醫護人員,對紓緩醫護的壓力,應該沒有絲毫的幫助。

要予醫護的肯定,減低人民的「恐慌」,絕非「封區」就可以達到。借用桃園醫院院長的發出的公文,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或參考:

「過去一調來,部立桃園醫院不幸有六名醫護同仁確診新冠肺炎,目前約有百名醫護及行政同仁正接受隔離。我除了對這六名守護最前線的醫護同仁致上敬意,並期待他們早日康復………

對於桃園市民以及全體國人同胞所造成的恐慌,我在此代表桃園醫院向各界致意。外界給予我們的批評與指教,我都虛心接受。身為以救人為己志的醫護同仁,我們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這是我們全體醫護同仁的共識……

我們很榮幸過去一年來能守護國人健康;我相信未來,桃園醫院也將持續扮演這樣的角色。」

「敬意、致意、守護」能安撫人心、平息民怨。

祝願前線醫護身體健康,期盼香港早日康復!


 

[1] LOWY INSTITUTE, “Covid Performance Index DECONSTRUCTING PANDEMIC RESPONSES,” LOWY INSTITUTE, last modified Jan 9, 2021,https://interactives.lowyinstitute.org/features/covid-performance/.

網絡逍遙遊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21

我們對網絡和手機的依賴已走上了不歸路,它彷彿已成為了我們的另一半,大家了解這一半嗎?

設想有一天,網絡被政府或網絡公司全面控制;手機被駭客入侵,取得我們儲存在雲端的身份證明、銀行存款、醫療記錄、公司文件、紀念照片……我們會陷入怎樣的危機?這些情境和疫症一樣,有時看似遙遠,忽然又可以近在咫尺。

當然,大家可能認為自己只是「上上網、玩玩game」,不會出甚麼大問題,不過,由於網絡上排山倒海的訊息和遊戲太多、太快、太吸引,加上疫情下大家在家工作和減少外出,手機和網絡更成為我們和外界聯繫最重要及最緊密的工具,我們的警覺性難免有時抗疫疲勞,「中了招」也懵然不知,網絡成癮的又豈只是小朋友和年青人,家長可能才是重災區。

其實不斷為手遊課金、被遊戲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受一些政客、KOL(關鍵意見領袖)和討論區影響,令我們分不清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觀點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愈多使用網絡,愈應該花更多時間了解網絡,否則,誤踏地雷是早晚的事。今期《燭光》很想和大家撥開少許雲霧,一起在網絡和手機的世界保持清醒,不要真的將它變成自己的另一半,要在網絡逍遙遊,不要讓它變成自己的迷宮。

另一方面,在疫情和社會政治的衝擊下,香港人變得愈來焦躁、不安,我們亦希望能和各位家長、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一起反思,如何常常保持警醒,帶領子女和會眾共渡難關。

咆哮無助家長應對子女的學業壓力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9/01/2021

時下香港的小學生與爸媽真的不易做!當填鴨式教育遇上疫症,學校又要縮短課時又要趕進度,Zoom課、功課、背書、默書、測驗、考試……排山倒海地接踵而來,讓人喘不過氣來。當厭倦學習又想玩耍的孩子,在疫情下要日日在家和焦躁不安的家長作困獸鬥時,會發生甚麼事?香港精神科醫學院於2020年7月至10月對小學家長及教職員進行一項精神健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22.9%受訪家長,和21.5%受訪教職員有至少一項中度至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情況讓人擔憂。[1]

家長的心聲

同為小學生家長的筆者,實在能理解家長的心聲。例如:孩子一定要追上學習進度,如果今日的基礎打不好,日後能繼續升班嗎?升班以後又怎麼辦?學校每日有那麼多新的東西要記、有許多習作要做,但孩子不懂,還要我來教,但怎樣教他也不明白!他是不是智商比較低?孩子那麼貪玩、不做功課又不聽話,每次都要拖延到很晚才做功課,惹人生氣!很擔心孩子追不上進度或欠交功課,老師如果要見家長,實在覺得很丟臉……自己已經很累很煩惱了,還要日日對著孩子和一大堆沒完沒了的學習任務……

對於許多為孩子學習而費心傷神的家長來說,他們可能已經與孩子墮入低效能學習的惡性循環裡面了。有些孩子對學習無任何動力、興趣可言,完全是被家長迫著去學習的;加上缺乏有效的學習方法,為了應付測驗、考試而學的東西,在考評過後就會忘得一乾二淨。如果這樣下去,家長更嚴苛的督責孩子、孩子的拖延、厭惡學習的情緒、不佳的成績、雙方的精神壓力與關係的破裂等等,恐怕只會令情況更差。

對於上述的問題,如果家長們承認靠催逼孩子無濟於事的話,那麼,就讓我們從孩子的學習困難與家長應該怎樣做的層面來尋找出路吧。

困難一:學習時愛做雜事

明光社

《不咆哮,讓孩子愛上學習》(下稱:《不咆哮》)一書探討有關陪伴孩子讀書的難題和解決方法。[2] 作者是一位小學生的家長,她同時擁有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博士學位。該書講到,使孩子集中精神的是大腦的抑制功能,但這個功能要到13、14歲才能發展好。所以孩子很容易被身邊其他事物吸引,卻不容易一直對學習保持專注,這時候就需要家長的幫助。例如在學習期間,孩子可能一要去洗手間,一要飲水,一又要刨鉛筆……對此,家長可以事先請孩子完成各樣要做的雜事,然後回來專心學習,這有助孩子保持專注。

困難二:孩子需要即時回饋

《不咆哮》一書又講到,許多家長反映他們的孩子對學習提不起勁,但玩電子遊戲時卻非常起勁。這個原因在於電子遊戲可以即時給孩子回饋——他們對遊戲的每一個操控都會帶來即時的得分、扣分或獎勵等,而這樣的快速回饋符合孩子的本性,讓他們獲得即時的快感。而讀書學習卻往往不能給孩子即時回饋,相反,有時學了很多卻沒有回饋。當孩子面對一大堆功課,就如做數學題,有50題要做,孩子可能覺得沒趣味而不斷拖延,家長如果按孩子的能力,孩子拆為每10題一組,一組就是一個小目標,五組就有五個小目標,讓孩子集中精力去完成小目標,當完成10題後給孩子打個剔號。這樣,當孩子能高效地完成任務時,就會產生成就感、自信和幸福感。當然在完成每個小目標時可以給孩子適當的時間休息。如果我們能在孩子日常的學習、做功課時幫孩子建立這種分拆目標、集中、高效的學習習慣,就能幫助孩子從只享受玩電子遊戲的快速回饋,逐漸地適應到在學習時未必即時看到回饋的狀況。

咆哮解決不了問題

面對頑皮或懶散一點的孩子,家長容易失去耐性,對孩子咆哮、責難。《不咆哮》卻提到家長愈咆哮,孩子就愈學不好。原因是當家長咆哮時,孩子因害怕,其大腦中的杏仁核受到刺激後就會產生戰鬥或逃跑的反應。這時身體就會調動能量、血液去到四肢,而大腦就會出現血液不足,導致反應麻木,這當然無助於學習。此外,若孩子學習時經常到家長的咆哮,孩子的腦神經就會將學習和被打罵兩件事聯結一起而產生條件反射,以致日後再面對學習時,其過往的負面、痛苦的經驗就會重現,致使孩子會逃避、厭惡學習。對此,《不咆哮》的作者建議家長應該先理解孩子在學習時會遇到甚麼困難,並思考如何幫孩子改善學習,而不是指責孩子。

孩子的學習可謂一個大而複雜的課題,每個孩子的個性不同,他們的學習問題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原因,例如:家庭教育模式、孩子生理或心理的學習障礙、學習能力、學習方法、學習環境、人際關係等。我們很難一蹴而就幫助孩子由考試0分變成100分,但只要我們以愛、以理解之心與孩子同行,幫助他們每天進步1%,同時在當前的困難好好疼愛自己,每天多學一些育兒知識,相信我們與孩子總會迎來美好的明天。

伴讀小貼士

疫情下,家長承受的壓力可不少,他們既要適應生活的轉變,又要照顧孩子,也可能憂慮生計問題。有心理學家就建議家長在教導孩子做功課時,要多留意自己的情緒,如果察覺自己有些情緒,可作10分鐘的休息,或者轉教別的功課。此外,由於家長不是專業的老師,他又建議家長可以試著在網上尋找一些教學方法。[3]


 

[1] 〈調查:每5名小學家長或教職員 有1人現精神健康問題〉,《頭條日報》,2020年10月31日,網站: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911958/即時-港聞-調查-每5名小學家長或教職員-有1人現精神健康問題(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2月17日)。

[2] 田宏杰:《不咆哮,讓孩子愛上學習》(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

[3] 鄧煥儀:〈媽媽教功課失控 頸巾勒子不遂上吊 心理學家:要留意呢啲特徵〉,《香港01》,2020年12月3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親子/568537/媽媽教功課失控-頸巾勒子不遂上吊-心理學家-要留意呢啲特徵(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月3日)。

百年前的另類「抗疫」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4/01/2021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明光社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1] 陳永浩:〈疫情與城市的對話〉,《生命倫理》(2020年9月):6–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2] “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126.

[3] 定例局是立法局的前身,立法局在香港回歸後改稱為立法會。

[4]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1887,”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 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542.

[5] Lawrence W. C. Lai, “Discriminatory Zoning in Colonial Hong Kong: A review of the post-war literature and some further evidence for an economic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 Property Management 29, no.1 (February 2011): 50–8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9781077_Discriminatory_zoning_in_colonial_Hong_Kong_A_review_of_the_post-war_literature_and_some_further_evidence_for_an_economic_theory_of_discrimination.

[6] 事實上,除了因為何東爵士本身是歐亞混血外,當年批准興建何東花園的前提是,何東家人只以花園建築為聯誼和暫住性質。何東爵士本人的大宅是在西摩道八號「紅屋」,而非山頂的何東花園。參:立法會秘書處:〈《古物及古蹟(暫定古蹟的宣佈)(何東花園)公告》小組委員會背景資料簡介〉,「立法會」,2011年2月21日,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sub_leg/sc08/papers/sc080223cb1-1374-c.pdf。另一例子是,20世紀初,當時的香港政府為了在長洲南部的山頂區發展為高尚住宅區(主要也是為歐籍人士而設),於1919年通過《長洲(住宅區)條例》(Cheung Chau (Residence) Ordinance)規定若在長洲南部建屋,必須向政府申請,更為此立下15塊界石作為範圍標記,界石以花崗岩雕琢而成,多已遺失,而其中第14號界石仍位於長洲醫院內,遊人不宜進入影響醫院運作。〈長洲界石〉,「萬興之友」,網站: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dist/outisland/cheungchau/boundrystone.pdf

[7] Queen’s Road以維多利亞女皇的名字作為街名,應譯為「女皇大道」,因為她是女皇而不是皇后,皇后只是皇帝的妻子,而她可是女皇,今日的中文街名皇后大道,是錯譯了。

[8] 柏道(Park Road)及列堤頓道(Lyttelton Road)都是典型由英文音譯成中文的街名,證明它們是先有英文街名,後來才翻譯成中文。

[9] 城西公園和西尾道的英文名稱都包含了West End兩字,意思是西方盡頭,其意思不言而喻。

共產與共享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6/11/2020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1] 〈共產主義〉,維基百科,2020年11月21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共产主义(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2]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戶外遊憩研究》,第27卷第3期(2014年9月):3

[3]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3–4。

[4] 〈北車大廳「永久禁止」民眾席地而坐惹議,林佳龍要台鐵「逐步開放」〉,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年5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24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疫情下爸媽的難題與出路

傅丹梅、林天然 | 傅丹梅(明光社副總幹事) || 林天然(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4/11/2020

疫情經過10個多月仍沒有受控的跡象,很多人出現抗疫疲勞,基層家庭的生活更是百上加斤。本社在過去幾個月,走訪了近30個基層家庭,希望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提供一些實質的援助。[1] 在這些探訪中,發現不少基層家庭的環境,存在著一些不利孩子成長的因素。本文嘗試探討當中的問題,並訪問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兼香港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廖廣申醫生,提供一些專家建議及出路。

1. 家暴

在所探訪的家庭中,家暴的情況並不普遍,但仍有嚴重的個案。有一個三口之家,六十多歲的父親經常打罵七歲的兒子,例如在吃飯時,父親認為自己大聲說話,以及將口水噴到兒子的碗中也不是問題的,當他看不順眼兒子的行為時,更會隨時用粗口罵他,還試過因兒子過度活躍而對他大打出手,以致他住了十多日醫院。到後來,家人才發現原來兒子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明光社

廖醫生認為疫情未必能在短期內受控,市民要有心理準備面對一個長期的抗疫生活。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市民可以外出到公園散步,維持社交生活及保持興趣,容讓自己有適當的放鬆及安靜時間。作為家長,不但要照顧孩子的需要,更要留意自己的需要及情緒,假如因為照顧特殊需要的孩子而身心俱疲,要盡早尋求幫助,如學校社工及專科服務,不要自己獨力承擔。家長如出現失眠、胃口或體重下降的情況,發現自己或身邊的人脾氣變差、容易動怒、情緒焦慮、有絕望及放棄的心態,這表示家長自己已出現焦慮或抑鬱的警號,需要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家長要有效照顧及管教子女,先要照顧好自己的情緒及身體。

2. 婚姻問題

相對於家暴,單親家庭的情況則較普遍,約佔整體探訪家庭的三分之一。而當中大多數是單親媽媽與孩子一起生活,還有一些情況是媽媽正在面臨被丈夫拋棄。在這些家庭中,大多數媽媽都很愛孩子,但由於要應付生活種種壓力,她們都顯得無助、力不從心。其中就有一戶,當我們去探訪時,發現其家中堆滿雜物又有跳蚤,連一個落腳處也沒有。如果說父母的愛乃一家的支柱,那麼破裂的婚姻加上缺乏父親的形象,又會帶給孩子甚麼影響?

廖醫生認為單親家長不要擔心別人的眼光,羞於尋求幫助或參與一些社區活動,事實上,社會上很多人的願意幫助他們。兒童在有父有母的家庭成長對他們的發展較有利,對於缺乏父親角色的家庭,孩子對於男性性別角色較為模糊及負面,欠缺模仿對象(model figure),媽媽可以鼓勵孩子多參與一些群體活動,接觸多些人,尤其是男性,讓他可以有正面的爸爸或男性形象,這對孩子的性別認同、心智發展及價值觀培育都有幫助,例如可以讓孩子參加教會的團契或童軍。至於家中堆滿雜物的問題,可能是居所實在太擠迫,要放的物件太多,也要看看堆積的是甚麼東西,對於基層家庭,一些過期的罐頭對他們來說並非垃圾,乃是食物,如果雜物實在太多以至沒有活動空間,可以協助他們用斷捨離的方式檢視一下囤積的物品,能捨棄的捨棄、能送人的送人,剩下的物品可以買些膠箱或櫃,將它們整齊地放好,執拾過程亦可以帶來樂趣及滿足感。

3. 打機/網沉溺

家長可能忙於應付生活,亦可能不知如何應對,許多家庭的孩子抗疫期間都終日在家打機,家長亦知道過度打機對孩子有諸多壞處,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

上網沉溺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引致他們出現學習、健康、心理、親子及態度問題已經超越毒品、酒精及賭博等問題,因為疫情令孩子離不開網上學習及做功課。廖醫生鼓勵家長盡早嚴肅處理子女的上網時間,自小養成良好的習慣,除了必須的上課學習,嚴格控制上網時間為每日兩小時內,打機更要每15分鐘便暫停休息。對於已沉迷打機的子女,則要以戒癮的方式處理。家長切忌以沒收手機/電腦及切斷網絡/電源方式處理,因為這樣做容易激發子女反抗的情緒及行為;相反,應在大家情緒穩定及冷靜的時候處理。首先要尋找其他健康生活的代替品,如讓孩子發展其他興趣,獲得滿足感,循序漸進減少打機時間,逐漸改變子女的生活模式。

香港人快樂嗎?

2020年是令香港人難忘的一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市民在努力抗疫之餘,亦在疫情下繼續工作、上課。社會氣氛不佳,大家的心情亦受影響。有調查在2020年9月以網上問卷形式進行調查,收集到超過1,800份有效問卷,發現以10分為滿分,香港人2020年的開心指數只有6.16分,與2019年的6.15分只有些微差距,調查機構指這反映受訪港人的開心指數持續低迷。[2] 另一項在2020年10月發表的調查則發現,在網上收集到逾500個市民的回應中,分別有40%及37%受訪者有較高風險出現焦慮及抑鬱。調查由東華學院及香港心理衞生會組成的研究團隊負責,香港心理衞生會助理總幹事(服務)程志剛在發佈調查時指,近期有七至八成的求助個案都與疫情相關,求助內容主要是疫情下的工作壓力、管教子女及憂慮感染風險。[3]


[1] 明光社屬「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認可執行單位之一,主要服務油尖旺及深水埗區合資格劏房住戶。有關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

[2] 〈港人開心指數持續低迷 學童最不開心或與停課有關〉,《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0年10月2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785966/港人開心指數持續低迷%E3%80%80學童最不開心或與停課有關(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日)。

[3] 鄺曉斌:〈調查指疫下港人最憂失個人自由 六成不同意「對未來充滿希望」〉,《香港01》,2020年10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36047/調查指疫下港人最憂失個人自由-六成不同意-對未來充滿希望? utm_source=01appshare&utm_medium=referra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日)。

隔離有人嗎?

羅遠婷 | 本社前編輯同工,現在英國展開求學之旅,尋問基督教與藝術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11/11/2020

一場疫情翻天覆地改變全世界,原本看似正常不過的事情,現在看來卻有點奢侈,例如與真人接觸的機會吧。

英國受感染人數每天增加,三不五時就有消息說某某城市封城、提升至最高警戒級別,不過仍無阻學校開課的決心。9月尾我就讀的課程開學,本學年修讀三門科目,其中兩科採取網上教學模式,另一科則採用Hyflex模式——校方任由同學選擇網上,又或是親身到課室上課;課室每次只能容納10人。結果,表示想到課室上課的同學超過10人,大家只能輪流回校。我也表示了想到校園上課,由於該門課是我的必修科,所以我獲安排較多次數回校。

由開學至今過了差不多一個月,還在適應網上教學模式。網上授課的好處在於讓人跨過地域限制,無論身處何地都能一起上課、一起討論;而且能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上課。不過,最令我不習慣的是課堂完結了,大家離線,就真的離線,然後失去聯絡了。

聽老師講課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與同學交流與建立關係——無論分享想法、作學術交流,甚或談生活中的瑣碎事。課堂前、小休時間、課堂後都是與同學攀談的好機會,網上教學卻令這些機會減少了。我這個異鄉人暨新同學對這感受尤深,少了與人交談的機會,令我有一段時間感到頗為孤單。

至於Hyflex模式課堂,開始時大家也小心翼翼,努力遵守學校規定,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不在課室飲食,結果同學們小心得連在小休時間也不敢說話。小休時間的氣氛安靜得異常詭異,與剛才在課堂上滔滔不絕的表現大相逕庭。終於在第三堂有同學突破防線,開始與其他人聊天!我也加入他們,說上幾句話。誇張點說,那刻我感受到自己是人!畢竟,作為人不單只以個體存在在世上,與其他人說話、接觸、連繫亦令人感到自己屬於一個群體,知道自己是人類群體中的一員。

早陣子,一位同學在課堂上介紹自己之前負責社群藝術項目,我一直都想跟她聊天,但苦無機會;終於我鼓起勇氣發電郵予她。結果很快便收到她的回覆,而且還約了時間網上見面。

有時候我在想,雖然我們現在身處在隔離盛行的時代,但或許這才是更徹徹底底實現網上虛擬時代的時候。

以前每當談到網絡、談到科技,好像大部份只聚焦在年輕人身上,年青群組才是最大用家;反觀今天,無論任何年齡、背景都能用到——幼稚園至大學的學生都在網上上課、大學學術會議、辦公室會議、教會崇拜等……如何在這個網上虛擬時代與人連繫,建立真實的關係,可能對我們來說是一場又一場的實驗,甚或是冒險。

沒有鄰里,只有鄰居的香港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3/10/2020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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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1] 〈【新冠肺炎】美:25%新冠肺炎患者沒病徵 英:六成失嗅覺或味覺〉,「明報健康網」,2020年4月2日,網站:https://health.mingpao.com/美25新冠肺炎患者沒病徵英六成失嗅覺或味/


[2] 陳永浩:〈疫情與城市的對話〉,《生命倫理》(2020年9月),頁6–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3] 運輸及房屋局:〈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租務管制〉,「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14年6月,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g/papers/hg0707cb1-1709-1-c.pdf


[4] 所謂「租霸」,是泛指一些不合作的租戶,長期遲交租金或欠租、拖欠經紀佣金、惡意破壞物業等。他們的出現使一些依靠租金作為收入的業主相當頭痛。社會上更有專門討論租霸行為的社交媒體群組,如facebook中便有「香港租霸黑名單 HK Tenant Blacklist」群組。


[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的聲明〉,「GOVHK香港政府一站通」,2002年11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211/13/1113240.htm


[6] 賴建國:〈【投稿】百年租管 能否再為基層租戶提供保障〉,《香港01》,2020年4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66706/投稿-百年租管-能否再為基層租戶提供保障


[7] 「見學」是日語詞,有參觀、學習之意。


[8] 梁啟智:〈走遍香港252條公共屋邨〉,「Medium」,2020年6月29日,網站:https://medium.com/@leungkaichihk/走遍香港252條公共屋邨-39e90edf54e4


[9] 〈回味香港舊時光 公屋導覽延續記憶中人情味〉,《台灣蘋果日報》,2019年9月15日,網站:https://tw.appledaily.com/supplement/20190915/SROXKU3SFEQSDPB5NZPVQFPWLQ/


[10] 黃研萍:〈【樂民新村】公屋人情味不再?90後設計棋盤遊戲 冀打開溝通之門〉,《香港01》,2017年9月2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122303/樂民新村-公屋人情味不再-90後設計棋盤遊戲-冀打開溝通之門

問題不在手機、在於戒癮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7/10/2020

今年中秋,本來是疫情緩和後的一個快樂假期,可惜一宗中三學童自殺事件,再次令社會響起「開學自殺潮」的小警號。一名居住在長沙灣的學童因為沉迷手機遊戲,以致令學業退步,他在復課後被老師發現上課時玩手機,最終他被沒收手機兼記缺點,孩子因此自尋短見,離開人世。

母親對於孩子沉迷手機,想好好幫助他,老師見他上課玩手機,所以沒收,一切情節都在成人世界中看似理所當然,不過在孩子的世界中,遊戲大過天,特別是疫情期間,大家時間又多,連之前不斷說打遊戲機可以成癮的世衛也衝出來說鼓勵巿民留家打機抗疫,孩子們因此沉溺打機,也是順理成章。

疫情當然有緩和的一天,學校總會有回復正常的一日,復課的日期可以決定,但孩子打機卻不是收放自如的。當大家在家工作抗疫疲勞時,打機可能是一種可以令大家留在家中時和平共處的方法,但當一切回復正常,我們就得想想要怎樣斷癮。而不少參與戒癮工作的朋友也提醒我們第一件事,要將任何成癮行為切割之前必須先確保安全。

以往有些戒癮方式,會將人困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他在幾天裡經歷斷癮的辛苦,之後慢慢回復,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快,但危險性高,因為在癮起的階段人的情緒容易失控。近幾十年發展下來,慢慢出現一些理性的方式,先讓成癮者了解自身情況,再嘗試幫他訂立可行計劃,慢慢將沉溺行為減少,例如原本一天打機八小時,可能改為六小時加一小時運動和一小時看電視,再每週/每月逐漸減少他的打機時間直至正常水平,過程中亦會因應他的情緒變化而改變計劃。

上一代對打機沉溺者的激進戒癮方法:剪電線、掉遊戲機,在今日的社會中,看來並不安全。孩子青春期,特別是初中,身心靈就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每個人的抗逆能力差距可以很大,作為成年人,耐心地陪伴他們進入成人階段的最後一段路,給予他們多些支持,令他們有動力成長,雖然比起簡單的「行政措施」所花的時間較長,也較消耗心力,但為免出現不必要的悲劇,相信這一切也是值得的。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 7-10-2020

加國疫情第二波

陸君樂 | 本社前性教育項目主任,曾任記者、懲教、保安、軍人,現職算是「商人」,近年常穿梭港加兩地工作。其後在英國取得刑事司法及保安管理碩士,並完成MBA課程。
30/09/2020

執筆之時加拿大全國新冠肺炎總感染人數突破153,000,筆者現居的安大略省近期每天平均400多宗新個案,9月28日更再創新高,新增700宗個案,是自4月下旬以來最險峻的情況。  
 

一個月前,亦即全省室内口罩令實施後而限聚令未放寬前,曾幾何時全省每日新個案數字均跌至雙位,不少人認爲有機跌穿每天50,甚至期望單位數出現,但原來只需一個月左右,便能把大半年的抗疫心血前功盡廢。  筆者雖非專業人士,但根據自身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分析因素如下:  

  

抗疫疲勞 

雖然「最安全亦是最危險的時候」 有些廢話,但這亦是第二波疫情爆發的首要因素,北美以「Covid Fatigue」來描述這狀態,等同於香港所謂的「抗疫疲勞」。
 

這裡不少人這大半年來都是在家工作、減少外出及社交聚會、不能堂食、睇戲、商場購物、出街要戴口罩、歸家勤洗手等等,故當8月時疫情稍現曙光,心想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再加上政府開始放鬆封市抗疫的限制,解禁後市民即頻繁外出(最明顯是馬路多車了、商場停車場泊滿車)、用膳、實體社交、參加大型聚會等,儘管現在加拿大大部份城市已實施了公眾場所室內口罩令,但用膳、私聚時難免卸下防禦,故此市民心態和抗疫政策放鬆便是第二波的首要因素。  

  

私聚難管

雖然數月前加拿大各省均立例暫停餐館堂食、規限聚會人數和非私人地方室內戴口罩,但熱中社交活動的人只要由公眾場所轉為自家或私人地方聚會便可繼續酒照飲、舞照跳。
 

如早前暑假下旬,筆者便有些喜愛戶外活動的朋友租了郊區湖邊小屋渡假數天,享受臨別的夏季,問題是並非只一兩個家庭參加,而是十數位家長連同小朋友一起去,在室外釣魚划艇還安全些,但在室內飲酒吹水便一定不會戴口罩、這無疑是高風險活動,但政府部門亦難以管制在私人地方活動人士有否戴口罩,只能使用限聚令執法。如前所述,在加拿大一些人煙稀少之處,執法部門力度十分薄弱。如以警力/地方面積計算,香港每平方公里有13.3名警務人員、中國是0.2名、美國是0.07名,但加拿大只有0.007名警員。 
 

當然,加拿大很多地方都是無人地帶,但即使以城市比較,多倫多的比例平方公里亦只有7.7名警員,比香港少約四成,這亦是不少人視這些新條例為無牙老虎的原因。 例於9月26日,於多倫多以北百多公里的一個湖灘小鎮,有數百人未經批准舉行大型汽車集會,當時大批人士霸佔路面,不少人沒戴口罩,及沒有遵守兩米社交距離,安省省警(OPP)亦要向鄰近城市(約克區及皮爾區)警隊借兵才能驅散人群。 

  

堂食重啟  

雖然安省堂食重啟個多月,但筆者膽小,現今也只有一次在外用膳(還要整間餐館無人才敢進內),但身邊不少朋友都表示已難忍數月不能外出用膳,故當食肆堂食放寬後,「吃貨」們猛虎出閘般逐間食肆品嚐,但食肆堂食感染風險有多高?9月27日,多倫多市中心知名餐廳Yonge Street Warehouse有五名員工及兩名顧客證實染疫,根據《加拿大星島日報》,衛生局表示,約1,700個到訪顧客有感染風險,另外市內三間餐館和酒吧因違反《衛生防護促進法》(Health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Act)已被下令關閉,當局表示還有第四間正被調查中,而同日於首都渥太華亦有多間食肆因爆發疫情而需暫停營業。 故此筆者還是認為,如果想吃餐館食品,都是外賣安全些。 

  

拒戴口罩  

「外國人係咪唔戴口罩?」這是筆者5月在香港時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可見「西人」不願戴口罩的形象何其深入(其他地方的)民心。  近況是,根據溫哥華公共交通局所述,現時大部份乘客都會配戴口罩,只有約5%人士未有遵從。 
 

而當加拿大疫情爆發初期,即今年3、4月時,小弟正身在安大略省,當時還未實施室內強制口罩令,但街上已有大半人戴上口罩,不少超市和商店都自行「立例」,顧客必須戴口罩才能進內。儘管如此,仍不時有客人不戴口罩「衝關」等事件發生,網上已有不少視頻上載,在此不贅。
 

不過筆者想表達的是,「外國人係咪唔戴口罩?」筆者只能答「有人戴有人唔戴,但唔戴的是少數。」當然疫情初期是不戴多過戴,原因很多,例如買不到、價格炒上太空(高峰時一盒50個口罩要賣50加元,近期回落至16加元一盒)、覺得「樣衰」、「戴咗呼吸困難」、低估病毒傳播性、相信陰謀論、怕致癌、影響男性荷爾蒙(真的有這謠傳)等等。  
 

加拿大的室內口罩令是按省或市來立例,故並非所有地方同步實施。安大略省的城市大多數自7月下旬才開始強制室內必須配戴口罩或「面罩」(face covering),除非有醫生紙證明該人有合理原因不能遵守該條例。儘管如此,筆者有一些客人仍拒戴或少戴口罩(故不許他們進店內,只在室外/停車場交涉),其中一位更向筆者坦承他是「Anit-Masker」(反口罩者)。  
 

筆者曾問他現在實施了室內口罩令,那麼他是否有很多地方去不了?他便立刻面有得色地拿出他的「道具」給小弟觀賞,主要是一些可再用的尼龍口罩,但罩面印有反口罩標語或圖像,例如嘲諷戴口罩人士為羊群或喪屍、「口罩不能抗病毒」、「口罩令背後是洗腦陰謀」、「戴口罩有損健康」等,另一個「口罩」則只是一個網罩,但根據法例條文,網罩應該不符合「口罩」的定義,故如果他戴那個罩進入室內場所,擺明是「撩交嗌」。雖然云云客人都只有一名Anit-Masker,但更多「拒罩客」是戴了等同無戴,最常見是掛在面上但不遮蓋鼻或只戴在下巴。當然,這些人並非主流,要不然加拿大現在的疫情必更嚴重,但即使屬少數,其疏忽極有風險令自己感染及傳播他人。  

 

入境無檢測  

海外回加人士入境時雖然需要填交健康申報表及聲明願意自我隔離14天,但和香港不同,既沒有即時在機場進行快速病毒測試,亦不會配發追蹤手帶 ,所以不少「輸入個案」都未能在邊境攔截,即使帶病毒者誠實地自我隔離14天,亦很有機會已向其家人傳播了病毒。 

 

散毒高危群  

現時安大略省新增個案中,多數患者為20至30歲人士 ,主要原因是社交活動頻密。根據9月19日的《加拿大星島日報》,多倫多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流行病學專家Dr. Ashleigh Tuite直言,40歲以下人士對新冠病毒表現得毫不懼怕,也對防疫不太在意。  

 

疫情暴露政制文化問題

如比較不少西方國家,加拿大的疫情不算超級嚴重。根據網站Worldometer 9月27日的資料(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以人均感染率排名,加拿大位列全球85,數字為0.405%,略低於全球平均0.426%,其他港人較熟悉的地區分別是 :美國排名全球12、西班牙排20、法國排44、俄羅斯排48、英國排58,意大利排70、德國排97,澳洲排135,香港位列154,之後日本排156、南韓排164及、台灣排207等等,但如放任不理,全民只寄望疫苗來臨,恐怕屆時已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醫療負擔爆煲、政府亦會因疫情而對個人及企業實施長期經濟援助而出現財赤,最後羊毛出自羊身上,惟有加稅和印銀紙兩個解決方法,全都是由納稅人來埋單。 所以這世界很多情況都是「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不少人都希望移民海外,但這個疫情亦暴露出不同政制、國族、社會和文化應對危機的能力,讓人看事物看得更全面。 

疫情中創造美好的親子回憶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  編輯﹕謝芳
10/08/2020

「但是一切管教,在當時似乎不覺得快樂,反覺得痛苦;後來卻為那些經過這種操練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來,就是義。」

《聖經新譯本》希伯來書1211

 

在新冠病毒仍然肆虐的日子裡,教育局宣布「就算按原先擬定日期展開新學年,面授課堂和校內活動都會暫停,直至另行通告。」[1]這些消息,代表著孩子在短時間內不能重回學校上課,留家學習和生活的漫漫日子似乎已成了常態,活潑好動的小人兒困頓在小小的空間,對家長們來說,每分每秒都是「充滿挑戰」。然而,父母如果能夠正面對待這段必經的時間,每步與孩子一起渡過,必能建立他們的健康、時間管理及自理能力的同時,更能令家庭關係變得更加親密。

 

一起建立健康體魄

面對城裡出現的第三波疫情,雖然小孩子留家抗疫是最理想的,可減低外出感染到病毒的機會,但卻有其他的情況出現。根據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最近發表的研究指出,在疫情期間,兒童比平時日均多吃了一餐,而且增多了糖分飲料和垃圾食物的攝取量;而且還會每天多睡了半小時、多花5小時時間使用電子產品,但是運動量卻每周減少3小時,令專家擔心小朋友在疫情過後,肥胖率會提升。[2]

 

如想改善上述情況,家長們在孩子的飲食,生活作息及時間管理上都要多加留意。我們知道,許多油炸烘焙零食都含有反式脂肪,如:蛋糕、餅乾、炸薯條、西多士等,長期吃會影響血管健康,所以應減少吃零食,並以健康食物代替。

 

同時,恆常與孩子一起在家動起來,既可以放一放「電」,亦可以借運動保持身型,很不錯!衛生署有網上資源「幼營喜動校園」介紹親子體能遊戲,[3]讓家長學習與幼兒及小童一起在家玩,能訓練幼兒的肢體肌肉力量、手眼協調能力、平衡力及伸展能力,也可將家中物品活用成為遊戲物資,對孩子來說是不錯的體驗,遊戲不必買玩具,快樂是一家人一起玩就能擁有。

 

另外,每年八月初康文署都會舉行「全民運動日」,今年於網上舉行,有不同的示範短片和健體運動,亦合適一家大細一起跳跳玩玩。

 

共同訂立時間表

有關時間管理方面,原來有教育機構在今年6月,曾對四百多名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進行過訪問,結果有八成家長表示「無時間管教」,亦有家長削減或完全取消孩子參與的興趣班。[4]雖然明白孩子要終日留在家中會感到沉悶、無聊、空虛,甚至易激怒,但家長又不知道可以如何安排他們的時間,真是兩難的局面。

 

有心理學家指出,家長可以與孩子一起訂立學習時間表,雖不用上學或外出上興趣班,但也讓他們過回有規律的生活。[5]雖不致每個家長與孩子的關係都是「困獸鬥」,但如能按孩子的喜好、能力,為他們訂下每天的時間表,大家有了一個「目標和共識」,一起按著做,也比較容易。

 

培養自理能力

除了功課,也建議讓孩子從生活中學習,例如跟父母一起做家務,如收衫、摺衫、準備食物、煮食等,逐步逐步教,耐心地讓他們嘗試,從而讓孩子感到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亦可在當中學到自理的能力,而不是在家中被服侍的一位。其實,在家協助日常的運作,如清潔、煮食等,亦是學過有規律生活的一種方法。

 

筆者有不少友人在這疫情間多了時間下廚,與孩子一起弄弄簡單的食物,如焗蛋糕、煎班戟。早點讓孩子試試下廚,當一下小助手,不但可以認識不同的食材,讓他們試更多食物、珍惜食物、不偏吃,亦可從為家人獻上愛心料理中,獲得滿足感,鼓勵他們繼續嘗試製作更多不同的菜式。不過,家長在當中切記不要常常挑「說三道四」,說不要這樣、不要那樣,反而應該鼓勵他們做事要有始有終,從旁提醒要小心的地方,先由簡單的任務開始做起,這容易建立起孩子們的自信心。

 

除了打機以外的玩樂

明白沒事做就想打機的心理,為免孩子沉迷,讓電子產品成為「奶咀」,其實可以一起做做小手工,利用家有的物料發揮創意也好;買模型回來砌也好,一家人一起創造好一件作品出來,都可令孩子感到滿足。

 

日子總會地過去,無長時間或短期內,疫情總會有平伏或過去的一天。在此時此刻,一家人平安留家在一起,無論是做做運動、烹調美食或製作手工,如能拍下過程或製成品,一點一滴,也會成為日後回味無窮的美好回憶。

 


[1] 〈【開學安排】教育局公布全港學校按原定日期開學 暫不提供面授課堂轉用網上教學〉,《香港經濟日報 TOPick202083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713668/(最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2] 王淑君:〈【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長時間留家兒童多吃多睡 5大建議遏止過胖〉,香港012020716日,網站: https://www.hk01.com/%E8%A6%AA%E5%AD%90/49885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7%96%AB%E6%83%85%E6%9C%9F%E9%96%93%E9%95%B7%E6%99%82%E9%96%93%E7%95%99%E5%AE%B6%E5%85%92%E7%AB%A5%E5%A4%9A%E5%90%83%E5%A4%9A%E7%9D%A1-5%E5%A4%A7%E5%BB%BA%E8%AD%B0%E9%81%8F%E6%AD%A2%E9%81%8E%E8%83%96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3] 〈 親子體能遊戲〉,幼營喜動校園,網站:https://www.startsmart.gov.hk/tc/others.aspx?MenuID=110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4] 黃穎津:〈新冠肺炎|疫情下學童在家時間增 8成家長:無時間管教〉,香港01202072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500120/%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7%96%AB%E6%83%85%E4%B8%8B%E5%AD%B8%E7%AB%A5%E5%9C%A8%E5%AE%B6%E6%99%82%E9%96%93%E5%A2%9E-8%E6%88%90%E5%AE%B6%E9%95%B7-%E7%84%A1%E6%99%82%E9%96%93%E7%AE%A1%E6%95%99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5] 〈【停課不停學】疫情下「困獸鬥」與子女增磨擦 心理學家教3招改善親子關係〉,《香港經濟日報 TOPick2020511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29967/後參閱日期:2020810日)。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0-8-2020

聚焦有時、失焦有時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5/2020

過去幾個月大家都聚焦於新冠肺炎的疫情,無論社會、教會、公司、學校、家庭及個人,都需要因應疫情的變化而不斷回應和改變,這是很自然的事,畢竟性命攸關。但人生其實還有很多重要的事,雖然不一定緊急,卻不能置之不理。

疫情未過,香港的政情又開始升溫,而當代政治其實是一場資訊戰,面對資訊戰最重要的是有高度的自覺,不會被別有用心的假消息,以及喜歡煽動別人情緒的政客迷惑。在疫情之下,不少大型活動皆受影響,只有馬會一枝獨秀,在政府默許之下堅持繼續賽馬,一些失業的賭徒更聚焦賭博,結果泥足深陷,甚至賠上性命,大家不能忽視。

面對疫情,若聚焦於困難,的確容易令人喘不過氣,特別是一些基層的家庭,手停口停,再加上子女要在家學習,無論在空間和器材上都令家長百上加斤。不過,有危亦有機,這也是教會和機構可以介入和支援有需要人士的好機會。

生活上值得我們關注的事其實還有許多,趁著疫情令大家有更多時間留在家中,也是親子教育的好機會,小朋友也要學會轉移視線,不要只聚焦眼前的困難,也要放眼其他身邊的事,有時失焦也是一件好事,否則過份聚焦恐怕只會燒焦。

今期《燭光》好像失去焦點,但我們盼望大家能逐步走出疫情陰霾,放眼更多重要的事,一些習以為常的事其實也不是必然的,作為基督徒,今次疫情令大家對崇拜、以至聖餐都有了不同的體會,其實,奉獻課題亦值得我們不時反思,希望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

逆旅再同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0

2020年新冠肺炎/武漢肺炎來勢洶洶,令大家愈來愈緊張,不過,最令人恐懼的其實不是病毒,而是人性的盲目、自私和焦慮!本來病毒才是大家的共同敵人,但不少人卻對病人、疑似病人、甚至面對病人的前線工作人員抱敵視態度!另一方面,病毒雖然帶來重大的社會危機,令教會很多日常的聚會和工作都被迫暫停,但教會及機構在逆境的時候,其實應該加倍努力去服侍,而不是一切暫停。2003年沙士期間,教會和機構其實做了不少服侍,當時明光社聯同其他機構一連四個星期在報章出了一個全版的特刊,欄目是逆旅同舟,為的就是在困難的日子為大家打打氣。

想不到17年後,我們仍然要再一次抗疫,但我們應該清楚知道,我們在患難之日若膽怯,我們的力量就微小,因此,在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和人手安排之後,我們仍然需要積極投入全城一起抗疫的工作。而抗疫不僅是指預防感染,更需要提高本身的抗逆能力,包括:不要在危困時過於擔憂和恐懼;不要讓恐懼蓋過自己的理性和對別人的關愛;更要在困難中發揮更多創意和想像,例如為免人群聚集而需要學習新的傳遞訊息技巧和與他人分享的方式;提高分辨能力以避免傳遞引起恐慌的假消息;與長期停課的子女一起學習如何面對逆境;教會和機構如何轉換不同的方式繼續教育、倡議和關心鄰舍的工作……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總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否則打倒我們的不是疫情,而是因循的心態。

疫情中的假訊息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6/02/2020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症爆發至今,大家都會留意著網上資訊,關注著這病毒的影響及政府的應對方案,由開始的一無所知,到現在我們大約知道它的傳播方式、感冒與新型肺炎病癥的分別、潛伏期與預防方法……期間,相信大家都接收過不少似是而非、造成恐慌的資訊,令不少人感到困擾。

根據數據分析顯示,有關肺炎、疫情等資訊如海嘯般,高峰期在一小時內,平均每分鐘出現3.5則相關的新聞或發帖,[1] 大家實在無法完全消化所有在網海浮現的訊息,而有些假新聞在網海的傳播比事實更快,有研究指在社交平台Twitter,真新聞要比假新聞用上多六倍的時間才能傳遞,[2] 所以我們在接收網上新聞時,實在要極為小心。

生化武器與病毒變種疑雲

疫情開始被媒體廣泛報道初期,即春節假期期間,網絡已經流傳病毒是有人故意製造出來,並早已申請專利和研發疫苖;亦有聲稱此病毒為一種生化武器,由武漢研究所洩漏出來,引發疫情。[3],但這些網上報道都沒有提供有力證據支持其說法。另外,網上也曾瘋傳不少聲稱由國內醫護傳出的消息片段,指病毒已變種,一人可感染14人等。[4]

對於這類資訊,我們實在難以查證,但這樣重大的消息,如果是真實的話,信譽良好的新聞媒體也一定會跟進報道,我們在傳給親友前,可以先找找有沒有出自這些新聞媒體的報道,然後再發放消息也不遲。

流言造成恐慌 誤信後果嚴重

對於來自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訊息,我們也要小心分辨。有報道指根據大數據分析,香港人「盲搶」廁紙及日用品的瘋潮,全因一則在WhatsApp流傳的假消息,[5] 該消息稱內地衛生紙廠即將停工,叫大家趕快去買。另外亦有一些流言說一間超市內部消息指一些紙巾、食品、米、即食麵等商品供應有限,令市民瘋狂搶購。因為貨品上架需時,市民又見架上無貨,害怕買不到物資,造成不安而繼續搶購的惡性循環。

 

有時,流言不單會造成社會恐慌,有些事情如果跟著做,後果可以令人有生命危險!例如有立法會議員誤信網上流傳高溫蒸氣可消毒口罩的方法,並將之在社交平台分享,稱是「沒辦法中的辦法」,[6] 但如果有人跟著做,可能會破壞口罩組織和過濾功能,最終令口罩阻隔不到飛沫而染病。

 

一名身在日本的台灣男子,甚至在臉書散佈用劇毒氰化物可以殺死肺炎病毒的假訊息,[7] 實在可以害死人,因為一點點劑量的氰化物已經可以致命。美國亦有人在社交平台上鼓吹民眾飲用含有漂白水成份的礦物溶液,[8] 如跟隨建議飲用或會損害身體機能。這類玩笑當然不應開,而我們閱讀網上訊息後,謹記勿亂信、跟隨及轉傳,應要先查證。如果訊息「太過火」的話,應要舉報或報警,將散播假消息者繩之於法。

 

長者、小孩易被影響

雖然臉書已表示正努力限制有關新冠肺炎假資訊的傳播,並開始刪除它們或牽涉陰謀論的帖子,[9] 但正如前文提到假新聞在網海傳播速度極快,要完全杜絕或避開十分困難,所以要小心辨別真假。不確定的資訊,請不要跟著做,更不要轉發出去,以免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轉發謠言其實就是協助散播謠言。

我們之前有文章提過,有研究指出長者是分享假新聞的高危族群;[10] 而英國有研究指,只有2%的小孩有批判的能力去分辨真假新聞![11] 現時,跟隨政府的指引,長者、小孩大多留家避免外出,以免沾染病毒,必會有更多機會上網接觸似是而非的資訊。所以我們要多與他們傾談,了解他們在接收甚麼訊息,並多提及可信及有效的抗疫知識,同心、有智慧地抗疫。


[1] 李鴻彥:〈武漢肺炎引發資訊海嘯 每分鐘3.5則新聞發帖造就假新聞 大數據顯示最早或10月已傳入香港〉,《眾新聞》,2020年1月22日,網站: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26292/武漢肺炎-大數據big_data-26292/武漢肺炎引發資訊海嘯-每分鐘35則新聞發帖造就假新聞-大數據顯示最早或10月已傳入香港(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2日)。

[2] Soroush Vosoughi, et 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359, no. 6380 (March 9, 2018): 1146–1151,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0/1146.

[3] 〈【武漢肺炎】病毒是生化武器?5大假新聞伴隨疫情爆發〉,《香港經濟日報》,2020年1月30日,網站:https://china.hket.com/article/2551943/【武漢肺炎】病毒是生化武器?5大假新聞伴隨疫情爆發(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2日)

[4] 同上。

[5] DailyView網路溫度計:〈武漢肺炎│大數據分析香港搶購廁紙潮 盲搶日用品全因一則假消息〉,《香港01》,2020年2月11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432941/武漢肺炎-大數據分析香港搶購廁紙潮-盲搶日用品全因一則假消息(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2日)。

[6] 〈【口罩難求】蔣麗芸上載抖音影片教高溫蒸氣消毒口罩捱轟 何栢良:害死人〉,《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0年1月30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552049/【口罩難求】蔣麗芸上載抖音影片教高溫蒸氣消毒口罩捱轟%E3%80%80何栢良:害死人(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2日)。

[7] 陳佩君:〈武漢病毒假新聞竄出 綠委:散播會害死人的假消息良心何在?〉,Newtalk新聞,2020年2月9日,網站: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2-09/36424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2日)。

[8] 〈假新聞助長疫情恐慌 新型冠狀病毒陰謀論惹非議〉,《香港經濟日報》,2020年1月30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552140/假新聞助長疫情恐慌%20新型冠狀病毒陰謀論惹非議(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2日)。

[9] 〈武漢肺炎假消息滿天飛 Facebook將著手刪除〉,《香港經濟日報》,2020年1月30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553454/武漢肺炎假消息滿天飛%20Facebook將著手刪除(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2日)。

[10] 郭卓靈:〈不只是長者才會傳送假新聞〉,明光社網站,2019年3月25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不只是長者才會傳送假新聞(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2日)。

[11] “Fake news and critical literacy: final report,” National Literacy Trust, June 11, 2018, https://literacytrust.org.uk/research-services/research-reports/fake-news-and-critical-literacy-final-report/.

房屋與城市規劃

編輯及設計小組 | 招雋寧、 張勇傑、歐陽家和、李卓乘先生、陳燕芬
26/10/2017
城市規劃的狂想

人憑土地虎憑山,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咦,我們喝的是東江水,吃的是銀川菜心,能算是被香港的土地養大嗎?香港的漁農業早已式微,許多香港人沒有腳踏黃土而得食的記憶,感受不到土地的恩情,卻只感受到商情,因為土地=起樓=炒賣。

美國房地產研究機構公布「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香港連續7年蟬聯全球最難負擔城市,港人要不吃不喝18年才買到一個住宅單位。即使你希望申請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也要4.7年。住屋影響你的生涯規劃,打甚麼工、何時結婚、要生小孩,還是要移民…… 夢想和錢都可能隨著貴租貴樓而流逝,有樓的富者愈富,無樓的貧者愈貧。

政府自稱努力覓地建屋,卻被指「盲搶地」,意思是批評政府以不恰當的方式覓地建屋,欠缺長遠的城市規劃方針。舉例說,有人提出破壞郊野公園、填海、填平水塘,令關注保育生態者紛紛反彈。批評者進一步認為政府騰出土地的方式總是不觸碰既得利益者,包括丁屋儲備地、大幅主要供富裕階層使用的高爾夫球場用地等。

其實要興建住宅絕不能見縫插針隨便建。除了要決定一塊土地上公營房屋與私營房屋的比例,還要顧及交通基建、市場及商業設施、學校、文娛休憩、綠化用地、民政等生活的配套。城市規劃,殊不簡單。

富創意的城市規劃會提高我們的生活質素,讓我們瘋狂想像一下:城門河興建為可以澗水捉魚的河溪、高速公路橋底成為滑板場、青馬大橋某段設定為垂釣愛好者的熱點、連貫新界東西的單車專線、可以讓青年人Busking的劃定專區……

可惜,香港很少人關注「令居住環境變得更好」的城市規劃,只關心如何擠身熱烘烘的炒賣市場。歸根究柢,癥結在於房屋由基本需要變成不受限制的市場貨品,以供商人和投資者炒賣而從中取利,政府又繼續在高價賣地中進貢庫房。香港沒有囤積土地和囤積房屋的徵稅安排,又沒有保障租客的管制,沒有貨(樓)在手的人只能繼續捱貴租、望貴樓。若說要把市場清楚分割為「不可炒賣的基本住屋」和「可供炒賣的精品住房」兩種,你會支持嗎?

 

土地發展與城市規劃

當我們討論土地使用時,往往就會說香港山多平地少,於是產生一堆論述,解釋香港為何是寸金尺土,但實際上近年不少研究發現,當年故意將香港近七成土地劃為郊野公園等不發展的區域,這種保留綠色地方的政策令香港今日成為一個非常特別的城巿,郊野和巿中心的距離之近,令不少外地遊客驚訝。

所以,有些我們聽起來很合理的論述,很多時很可能是經不起考驗的,特別在城巿規劃和討論設計中,往往掛一漏萬時才發現,產生一堆問題,例如之前天水圍就是一個例子,要到居民入伙,才發現區內大量基本建設不足,沒有醫院、圖書館及託管服務,交通完全失衡,來回巿區時間又長,價錢又貴,最後變成天水圍城,引發社會問題。可見有屋住未必等於宜居。

今時今日的規劃未能追到實際香港人的需要。青少年要求的是自主空間,但社會到今日仍然沒有能讓他們合理地租住的居所,新婚夫婦同樣欠缺一個私穩度高的住宅,到有了孩子之後,社區配套又完全欠奉。我們的城巿規劃居然仍然停留在「盲搶地」的迷思中。這與不同的持份者相持不下有關,地產商、鄉紳、地主、環保人士、政府,各方本身的利益千絲萬縷,在討論政策時表面上好像在為社會解決問題努力,實際上卻是各為其主,爭取自身最大的利益。

如果看不到這些持份者如何透過不同的論述來鞏固自身利益,我們又怎能討論到問題的核心?

 

通識小秘笈

處理社會問題時,我們通常能背出不同持份者他們在不同議題中的立場,但我們很少了解或者分析那些論述對誰有利,以及大家怎樣分析那些論述或說法,但這些分析的能力卻往往是考官最期望見到的,於是最後容易落得「答案流於空泛」六個字,未必能得到高分。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第115期

 

對「性別承認諮詢文件」的幾個重點回應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4/09/2017

政府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在6月推出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下稱《文件》)羅列了近年世界各地有關性別承認的發展,不同的取態影響深遠,所有關心未來香港社會男女兩性如何相處及兒童福祉的市民都必須留意,絕不能掉以輕心。有關《文件》有幾點是大家必須了解及關注的:

  1. 反思性別制度對社會及個人的重要性

  《文件》一開始並沒有先反思及檢視現行性別制度的重要性,究竟清晰的男女兩性制度在兩性相處;社會秩序;人身安全;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資源分配策略和設計服務各方面的實際需要,而只看一些個別案例和訴求便貿然考慮是否應該/需要改變性別制度是有欠審慎,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回應一些社會問題。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政府及各界必須宏觀及全面地思考有關問題。

  1. 關心真正有需要的性別焦躁症患者

  《文件》涉及的對象和訴求其實十分多元,當中性別焦躁(《文件》譯作性別不安)、性別自主、 性別政治等不能混為一談,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必須首先釐清不同群體的真正需要及目的,千萬別以簡單化的支持或反對口號作回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和傷害。

  首先,應明確區分「變性訴求」和「性別自主訴求」。一些患有性別焦躁的人士,因為身體性徵與內心認知的性別長期不一致,對此狀況感到極度焦慮不安,並對自己身體極度厭惡,極度渴望透過身體整形手術以貼近另一性別。他們希望融入社會兩性的秩序,一般稱作TS(transsexual)。對於這些醫學上判斷為疾病而產生的變性訴求,無論市民大眾是否認同變性手術,亦須對有關人士有更多的關心和了解,正視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而社會在關心病人需要和保障兩性制度之間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對於性別焦躁症的患者,政府應予以協助,讓他們得到適當的治療,同時亦需要有嚴謹的規範和相應制度以回應這些病人的訴求。以及協助市民大眾了解有關病症及懂得如何與有關人士相處,避免不必要的傷害。

  1. 拒絕主觀及愈來愈寬鬆的性別自主訴求

  性別自主訴求是指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渴望他人肯定自己內心的性別認同,即使感到不安也未必渴望身體整形。他們認為性別是個人選擇,社會應該肯定和接受他們的選擇,亦應以公共制度立法配合他們的選擇。這類訴求帶來解構兩性的後果,包括承認自我聲明的性別、增設第三性別等,一般稱作TG(Transgender)。我們認為政府沒有理由更改行之有效的兩性制度,以配合性別自主,強制全體市民配合個別人士對自我性別認知的選擇。

  對於一些純粹憑主觀感覺或意願,利用真正患有性別焦躁人士的需要而達到自身訴求,以性別議 題作為政治運動,目標是改變社會文化、結構和制度的團體,大家必須明確表態反對。政府不應 被極少數樂意曝光及擅於利用媒體發聲的團體和個別人士所影響,遵從一些西方國家或所謂政治 正確的做法,而忽略了市民大眾的真正意願。任何重大的社會變革,必須讓全體市民充分了解及 參與,不能以少數人的個人取態,凌駕全體市民的決定。

  1. 應維持現行嚴謹的性別重置手

  清晰的性別身份和外貌特徵,對社會上不同人士的交往十分重要。由於性別焦躁患者渴求身體外觀的改變,使身體外觀貼近另一性別,因而以性別重置手術改變個人的性隱私及身體外觀,在手術後亦較容易融入社會生活的不同範疇。因此,我們強烈反對毋須醫學診斷及治療的「自我聲明模式」。因為並無接受診斷亦無接受治療者不涉及外觀和性隱私的改變,若自動改變性別只會引來社會上的混亂和不安。

  由於國際上有趨勢要求只單憑自我聲明,毋須進行任何手術便可以轉換法定的性別身份,嚴重危害現行兩性制度和婦女及兒童安全,必須堅決反對。無論採用行政措施或訂立性別承認法皆是十分嚴肅的事,因為一個人的性別身份對所有其他與他/她接觸的市民、民間團體、商業機構、醫療機構、公營和政府部門都息息相關和影響深遠,絕對不能輕率而行。有關措施或法律必須清晰及嚴謹,不應單憑個人的主觀感受或少數人的主觀判斷而隨意改變.。

  1. 支持行政措施,反對訂立性別承認法

  由於變性人和不同的跨性別群體人數極少,彼此之間在生理、心理、主觀願望和訴求等方面皆有很大差異,現實上不能、亦不應一刀切地回應,必須區分對待。要全面訂立一種制度亦十分困難,此外,訂立性別承認法乃十分複雜及具爭議的課題,就算可以成功取得社會共識,有關過程亦必定曠日持久,對於真正有需要的患者未必能提供適時及適當的協助。因此,我們認為較合適的方法是以清晰及嚴謹行政措施,配合少量法例的修訂,既可盡快為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適切的幫助,亦避免不斷修訂法律去回應新的需要和訴求。

  除了列明的相關修例情況外,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應該以行政措施自行制訂指引或守則,保留自主及彈性。由於採用行政措施無法規定政府或私人機構必須接受當事人香港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作為該人的法律性別。我們建議政府多作教育,鼓勵政府內部及其他機構諒解變性者的生活需要。在變性者取得新性別身份證後,可以讓他們申請更改其他文件如旅行證件、駕駛執照、銀行帳戶及學歷證書上的性別標記。當然,一些宗教、體育或涉及性隱私的團體或場所,若因信仰、公平及避免尷尬的緣故,亦須尊重他們的宗教及良心自由,酌情處理。任何措施或法例皆不應傾斜於某些群體的權利而忽略其他群體的合理權益。

  1. 維護倫理關係及兒童權益的相關要求

  為維護倫理關係及兒童權益,我們認為應完善現時更改法律性別的要求,包括在入境事務處的行政措施加入一些更明確的批核條件:

  1. 申請者當時必須已年滿18歲,避免心智未成熟的人士作出對身體有重大入侵性而且不能逆轉的決定。
  2. 申請者當時的婚姻狀況為單身,且作出法定聲明,避免違反現行的婚姻制度。
  3. 申請者當時並沒有未滿18歲的子女,避免令他們心智未成熟的子女深受困擾。

  最後,必須重申,性別制度、男女有別並非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是涉及社會不同的持分者,因此,政府在有任何進一步的改變之前,必須主動向所有潛在會受影響的群體廣泛諮詢,不能單靠一些諮詢文件或聽證會便倉卒作出決定,因為性別混亂,只會帶來社會混亂和倫理混亂,千萬別讓整個社會成為性別政治的實驗室、甚至遊樂場。

 

 

為居住問題打開一扇窗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0/07/2017

我們並不擁有天空,但每個人頭上都可以有一片青天。世界上很多資源並非不足,而是有人擁有得太多,遠遠超過他本身的需要。香港地少人多,樓價超高,租金超貴,令很多人供樓交租之後成為在職貧窮,甚至貧無立錐之地,其實往往是由於資源分配不公而非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

撇開大地產商囤地、房地產市場投機不絕、政府沒有將房屋看成民生必需品、以及國內資金湧港置業等不公義問題,香港的住屋問題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2016年年底本港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8%,相當於 43,660 個單位。[1]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乃嚴重的浪費。

不過,要改變政策是漫長的路,而在政策未變之前,其實能改善現況的空間仍有許多,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兩三步。教會要協助露宿者、新移民、年青夫婦和家庭突然出現困難的基層人士原來可以有許多方法,不單改善居住問題、更要關顧心靈。而弟兄姊妹、教會和機構除了可以捐或借出單位、以較低租金、甚至免費租予有需要人士暫住;亦可鼓勵弟兄姊妹共同租住單位以節省開支;此外,不少教會場地在平日多是空置,若能開放空間讓有需要人士煮食、用膳、小休或做功課,也是開放了與基層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多個參與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教會、機構、牧者和信徒,了解他們如何以不同方法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此外,多位受助者亦會透露他們面對的困難及如何轉化自己的心態。「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長遠來說,讓受助者重拾自尊和自信,肯定比成為長期受助者來得好。藍天本來就在我們頭上,有時我們只需打開一扇窗。

 

後記

在付印之時,欣聞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深水埗與基層住戶對話期間,提出考慮資助社企租用唐樓,再以成本價劏出數間房,以兩至三年租約租給有需要市民,希望政府能坐言起行,打破官僚架構的束縛,盡快推行。

 


[1] 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物業報告2017》初步統計數字,http://www.rvd.gov.hk/doc/tc/2017_Preliminary_Findings_Chi.pdf

 

 

使貧窮人得釋放 彰顯上主的福音

文麗兒、傅丹梅 | 明光社項目主任、明光社副總幹事
10/07/2017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在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除了樓價飆升、房屋供求失衡、劏房等問題,我們無法對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士欠缺藏身之所視而不見。就此,我們嘗試向數間服侍貧窮人的基督教機構了解他們如何與貧窮人在住屋的問題上同行。

不約而同,當中數個服侍貧窮人士的機構都看到他們的住屋需要,同樣曾經或現在仍為他們的服侍對象努力尋找可安身之所。

禧福協會

禧福出於愛貧窮人的心,以便宜的租金租了一位弟兄的物業,這單位除了大廳、廚房及洗手間,還有幾個房間,以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女性,包括:新移民及無家者,曾有露宿的婆婆、睡在醫院大堂的單身女士。機構沒有訂立特別的甄選條件,也沒有規定住客何時離開。 可惜的是,由於人手問題,禧福現階段沒有再為貧窮人提供房屋的計劃。(7月13日發現資料有誤,此為更新版。)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榕光)

榕光曾於2000-2011年為孤兒寡婦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短暫住宿服務,過去11年計劃得「那打素基金」資助,但因基金沒有再撥款,故最後要結束計劃。現在主要與區內相熟的地產經紀合作,免佣金下為有需要的家庭尋找套房;亦會在區內探訪貧窮家庭,向他們傳福音。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

新福總幹事梁友東牧師表示面對香港的結構性貧窮,導致很多新來港人士及N無人士生活非常困難,新福的異象是幫助貧窮人,過往有醫生弟兄見到貧窮兒童所住的床位空間過窄,以致脊彎,因此自去年開始成立改善家居的基金,由新福管理。當有兒童面對惡劣住屋環境,就可動用基金補貼或改善居住環境。由於需要很大,資源實在很有限,所以對象是新福現有的服務使用者,在福利網以外的持雙程證人士、單親家庭,以及有小孩的家庭,而其居住環境會對兒童的生命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都可申請租金津貼,一般是兩年,最多三年。資助形式主要是提供租金補貼、支付按金或地產經紀佣金,讓他們可以租住一間安全的居所。

新福除了這個租金補助計劃,一直有愛心糧倉及食物銀行服務,幫助有困難的家庭解決食的問題,亦會與教會合作,由新福提供米糧,教會負責派發,亦會向食物回收商惜食堂(Food Angel)及膳心連基金(Foodlink Foundation)等機構取得一些食物如奶粉、乾糧、麵包、洗頭水及一些日用品,供應貧窮家庭以減輕生活的開支,亦會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每月500元生活津貼。

深度同行計劃,主要服侍、關懷及支援雙程證、單親家庭等,藉著不同的小組、課程、親子活動,以建立受眾的自信、自尊,重整價值觀,提升婦女們的親職能力,加強與子女溝通及了解。他們亦有一些計劃幫助一些單親家長,因要照顧年幼或特殊需要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賺錢,他們會教授這些家長製作絲網花及編織頸巾,幫助他們賺取一些收入。他們的製成品更獲得商界的欣賞,今年母親節,一間公司便向他們訂購7,000盤絲網花,令他們非常鼓舞。

政策倡議方面,新福一直有參與社聯的房屋政策獻議,包括過渡性房屋、臨時房屋、公屋、劏房政策、另類房屋(光房/民間低廉租金)、單身婦女屋或長者屋,以及重推租務管制等。

未來,他們希望有人能資助貧困家庭驗眼及配眼鏡,他們前線服務經驗看見很多人因為沒有能力購買眼鏡,包括近視及老花眼鏡,而選擇不去驗眼,這樣對他們的學習及生活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暑假將到,小朋友放完暑假後,極可能長高了,雙腳又會大了,新學年需要購買新鞋,黑皮鞋及運動鞋各一對,每對150元,每學童共約需300元,新福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支持這個「好『鞋』子計劃」,使孩子可以穿上新鞋子開學。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

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賴淑芬女士(Ada)談起協會最初服侍無家者的異象,Ada提到創辦人朱耀明牧師,因年輕時的街童經歷,成為牧師後便起來回應關顧無家者的召命,1987年,協會正式成立,最初主要探訪無家者,但在接觸他們的過程中,無法漠視他們的住宿需要,因而為他們多走一里路,籌備宿舍,讓他們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滿足。

隨著時代的轉變,無家者及協會所面對的挑戰亦有所轉變。20多年前,無家者所需要的暫宿期一般較短,比較容易在市場中找到合適的居所;但今天的無家者較難找到穩定的居所,原因離不開租金高昂、業主加租、容易收回單位、清拆等,令他們暫住宿舍的時間延長,甚至有無家者搬離後因不敵市場的壓力而需要再回到宿舍。在如此大的住屋困難和需求的階段,面對無家者們在困難當中所經歷的焦慮及壓力,Ada與同工們如何才能把資源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呢?

要實踐禧年的信仰教導

Ada提到協會除了會照顧流浪街頭的人外;亦會為面臨居住危機的人,包括:經歷家庭暴力、與家人有很大衝突、沒有能力支付租金等;亦有少部份住屋環境太差,沒有能力尋找較合適的居所,協會都會體恤處理。而協會所做的,就是把肢體因多了而捐贈出來的房屋在有完備管理的情況下重新分配,以相宜的價格租給這群人,正正實踐著《聖經》中禧年的教導。

Ada以「拍拖」及「結婚生仔」去形容教會服侍無家者的程度。教會派人定期探訪就如拍拖,但當要承接運作一個宿舍就如結婚生子一樣,同樣需要委身,只是程度各異。現在協會正在運作六間宿舍,當中數間宿舍都有教會願意承接,例如往後文章提及的青山浸信會,承接物業後獨自運作整個宿舍,包括:管理、接收服務使用者、清潔、處理住客的問題等;亦有教會雖未能承接整個運作,但都會捐款及定期探訪及牧養。與不同教會接洽的過程中令Ada深深體會到,縱使有不少有心扶貧的肢體或牧者,但要推動全教會同心走進這個召命,卻一點都不容易。

絕大部份教會都很認同需要扶貧,教會十分樂意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探訪、派飯派禮物;然而當要走多一步,推動全教會起來承接委身照顧及關顧貧窮人,很多時因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甚至扶貧的觀念只局限於「派物」而止步。教會願意投放很多資源去傳福音、做門訓,這些固然重要,然而卻有否想過要把關顧貧窮人納入成教會事工的一部份,成為讓人見證上主的福音及國度的重要使命呢?

盼同心承接的信仰使命

早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教會參與很多社區的工作,特別是關懷貧窮的工作,成為當時社區的盼望,然而,自社會福利署增加資源,多了福利機構的出現,教會在社區服務的角色反而漸漸抽離,某程度上削弱了教會走進社區服侍的動機,使教會與社區的關係與互動變得淡如水。但Ada提到其實個別願意捐贈房屋的肢體很多,協會亦努力接收然後進行管理及安排,令更多有住屋需要的無家者可得到幫助。但如單靠福音機構(如協會)承接所有捐贈的房屋,在人手資源的限制下,要接收及管理全部房屋確實無能為力,因而很可惜地不少房屋被空置。

協會十分盼望能有教會願意一同承接這個召命。協會現在會積極培訓願意承接單位的教會,讓教會可獨立運作捐贈的房屋,以至從實際的協助到心靈的牧養都能觸及。Ada認為教會承接這個服侍的關鍵是要透過服侍而把福音帶給貧窮人,使他們在被服侍下見證的福音大能,從而轉化被剝削的生命並變得更有盼望。

做轉化城市的福音使者

為何協會堅持只與願意委身參與的教會合作?Ada提到協會所做的,是希望轉化生命的工作。縱然社署或其他社福機構有為貧窮人提供服務,然而唯有教會才能透過福音使生命得到轉化。能搬到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當然重要,但心靈得到釋放才能使生命變得輕省。耶穌來是要使人的生命變得更豐盛,因此耶穌走遍大街小巷,把上主的福音帶給願意接受並悔改的人,使他們得到釋放、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教會作為傳揚上主福音的見證,更有責任要走進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面前,讓福音轉化他的生命。而教會更重要的召命是轉化社區,使上主的國度得以彰顯,使地上再沒有壓迫、剝削、不義……

耶和華已指示我們何謂善,他向我們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神同行(彌六8)。我們敬畏同一位上主,盼望我們都能同領心受上主早已指示給我們的召命,成為願意帶著謙卑的心,與上主一同走進社區的福音使者。

 

 

 

慈善與福音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7/2017

所有信徒都知道教會應該關懷貧苦,因為耶穌在世時就是如此行:祂傳福音給貧窮人,使被擄得釋放,瞎眼得看見。然而,社關與教會和福音的實際關係是甚麼?則涉及更多更大的神學討論:有人認為社關是福音的手段,以社關作為吸引人聽「福音」的契機;有人認為社關就是福音本身,以重建理想社會為福音的內容;亦有人主張福音由社關體現,以福音為體、社關為用。不論哪個向度,當中的辯論如何,這些神學理念必然影響教會的信仰實踐,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青山浸信會的義務主任譚司提反牧師則顯然是當中的佼佼者。

「有毒」的慈善 社關淪工具

「香港教會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了」譚牧師說。他認為時下香港教會對社關的態度很有問題,主要就是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它強調「教會」與「世界」的截然二分,前者屬神後者則與神無關。「教會」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信徒則要與上帝建立個人關係,在不斷悔罪與省察中步上「成聖」之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社關若不是與教會無關,至少也是教會使命中十分外緣的部份。譚牧師認為,這種思想與教會的中產化互為因果:一方面這種思想十分切合中產人士那種獨善其身,事不關己的思維,從而被他們採用;另一方面,這種思想又加固了這種中產式的個人主義。「有些堂會做社會服務只是因為他們要向政府申請換地」譚牧師說。「教會」和「世界」二分的思想走到極端,自然就只會視「社關」為工具,一種「擴張神國」或「個人修練」的工具。

「很多人,包括信徒,做社關只是為了一種feel good experience」,訪問中,譚牧師說了這句,眼神中略帶不屑,而坐在他對面的協會總幹事Ada則連連搖頭。事實上,早在訪問前的崇拜講道中,Ada談到社會流行也吹捧一種「有毒」的慈善。她以「深水埗明哥」為例子,指出這種慈善充其量只是填飽流浪者的肚皮,卻沒有切中他們真實的需要,甚至乎會連他們僅有的東西都摧毀。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流浪者們最切身的需要不就是衣食住行等物質需要嗎?確實不是。

「流浪者或貧窮人,即使接近斷水斷糧,他們依然告訴訪問者說,他們最貧乏的是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一份尊嚴」Ada引用世界銀行所做的報告,說出了違反常識的事實。原來,所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錯的,人的需要正正相反。正因如此,那種派飯派米的慈善才「有毒」,因為它派飯的同時連流浪者們僅有的尊嚴都剝奪。Ada和譚牧師就見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流浪者在善心的「餵飼」下,徹底失去改變和重整生命的動力。「令我反感的不是『明哥』本人,他只是力所能及,做自己能做的事」譚牧師說,「但那吹捧『明哥』的,捐食物給『明哥』的……有人還替『明哥』著書作傳,那本書還得了獎。」原來,真正的慈善,離不開生命的轉化。

真實的慈善 生命的轉化

如此,再討論教會和社關的關係彷彿已是無謂:假如真正的社關和慈善就是關係的復和、人性的恢復以及生命的轉化,這不就是福音的內容嗎?耶穌固然會行餵飽五千人的神蹟,但更會擁抱痲瘋病人以及宣告人從罪中得釋放。「社關不是教會的額外工作,而是它的份內事」,譚牧師說。

「若真的認同這一點,就不會有教會推說甚麼社關很麻煩,甚麼有餘力才做」他說。事實上,青山浸信會在與協會合作的同時,就為了這事工重組了堂會架構。

百合之家

很多堂會都會分設不同部門,例如文書部、行政部等等,用來處理教會內的不同事務;但很少堂會會為社關專設一個部門,大多就只是將這些事當成慈善或慈惠事項,再歸入財務部管理。然而,青山浸信會則專設了一個部門,統籌教會的社關事宜。誠然,若教會真的視社關為「自己的事」,那麼在堂會架構中反映出來也是理所當然,這也便利當中的行政工作。

協會的「社區房計劃」主要有三大參與者:協會、業主和教會。協會負責篩選合適的居住者,以及各項協調工作;業主則提供計劃需要的單位;教會則負責各項管理以及最重要的生命關懷工作。這三者缺一不可,都是無償地為他人付出的。現在,青山浸信會轄下的單位名為百合之家,有專職同工管理和照顧當中的住客。百合之家主力服侍有需要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她們有些曾受家暴,又有些因為經濟問題無家可歸。單位共有18個床位,現在的入住率為七成。每個住客會在百合之家內居住三至六個月,在這段時間重整生命。

對業主而言,把單位借出來,無疑損失了本來可得的租金。對教會而言,多了一群人要服侍,又多了一個單位要管理,麻煩實少不免。單是想一想,假如住客間有爭執怎麼辦?極端點說,若有住客放火燒了整個單位,又怎麼辦?開展和參與這個計劃,對業主和教會而言,都是要冒險和有所承擔的。譚牧師指,青山浸信會在籌備這項事工時就有反對聲音,到現在仍有不少質疑;到實際開展了,也確實令教會增添了不少負擔。但譚牧師說:「安逸和舒服的工作通常沒有甚麼意義。其實要知道一項服侍的意義有多大,你就要問自己:『你有多痛?』」

據說在這項事工中,教會安排會友與百合之家的住客同行,不論是會友還是住客都有成長。不少百合之家的住客其後都信了耶穌,待人處世有很大的改變。究竟,譚牧師和Ada常掛在口邊的生命轉化是甚麼?

生命的改變

基督教的慈善,乃至所有宗教的慈善都常被人諷為「派錢叫人信教」或是「以為宗教萬能,有了宗教就不用吃飯」云云。這也是常人會問的問題:百合之家只提供三至六個月住宿,期限完了,住客還不是要重新面對問題?

「其實住客入住百合之家前後,她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改變」,談到轉變時Ada不諱言百合之家沒有令住客變得富裕,「但由於她們的生命改變了,看事物變得不再一樣;她們有勇氣,也有動力生活下去」。在改變前,她們因為自我形象低落、沒有自信或種種原因,從根本上沒有在社會生存的力量,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期待別人的施予。現在,她們則重新得力了,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可能。常言道「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但如受助者從壓根兒不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漁夫,那又怎辦呢?正如之前所說,社會的邊緣人最缺乏的,正是這種接受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勇氣,而這裡就是信仰發揮作用的地方。

「改變,就是從依靠政府、依靠錢財轉變到依靠上帝」譚牧師說。正是我們有一個在十架上被釘死又復活的上帝,基督徒可以盼望上帝國度的來臨,因而不論在順境逆境都有力量改變自己,甚至改變社會。譚牧師認為,要讓百合之家的住客,看到在現世以外的盼望──那已來臨但未完全實現的上帝國度;當她們看到時,生命的依靠就會改變,而口頭的認信則是轉變的表徵。教會的角色,就是要作為上帝國度的一部份,讓受助者親身經歷上帝的慈愛以及真實。

在青山浸信會的事工中,信仰、神學以及服侍環環緊扣,彼此相連,其結果就是在社區間為信仰作了見證。Ada說到有四間教會都表示對計劃有興趣,現正與協會商談執行的問題,而社署也十分欣賞她們的計劃,更問她們未來會否於不同區內開設同類服務。

那麼協會現在有甚麼需要呢?Ada說,「協會不難找到願意出錢的金主,但要找到願意與社會邊緣人士同行的義工卻少之又少」這問題實在普遍。前者只是交出「身外物」,還算容易;後者卻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