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百年前的另類「抗疫」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4/01/2021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明光社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1] 陳永浩:〈疫情與城市的對話〉,《生命倫理》(2020年9月):6–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2] “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126.

[3] 定例局是立法局的前身,立法局在香港回歸後改稱為立法會。

[4]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1887,” Historical Laws of Hong Kong Online, https://oelawhk.lib.hku.hk/items/show/542.

[5] Lawrence W. C. Lai, “Discriminatory Zoning in Colonial Hong Kong: A review of the post-war literature and some further evidence for an economic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 Property Management 29, no.1 (February 2011): 50–8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9781077_Discriminatory_zoning_in_colonial_Hong_Kong_A_review_of_the_post-war_literature_and_some_further_evidence_for_an_economic_theory_of_discrimination.

[6] 事實上,除了因為何東爵士本身是歐亞混血外,當年批准興建何東花園的前提是,何東家人只以花園建築為聯誼和暫住性質。何東爵士本人的大宅是在西摩道八號「紅屋」,而非山頂的何東花園。參:立法會秘書處:〈《古物及古蹟(暫定古蹟的宣佈)(何東花園)公告》小組委員會背景資料簡介〉,「立法會」,2011年2月21日,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sub_leg/sc08/papers/sc080223cb1-1374-c.pdf。另一例子是,20世紀初,當時的香港政府為了在長洲南部的山頂區發展為高尚住宅區(主要也是為歐籍人士而設),於1919年通過《長洲(住宅區)條例》(Cheung Chau (Residence) Ordinance)規定若在長洲南部建屋,必須向政府申請,更為此立下15塊界石作為範圍標記,界石以花崗岩雕琢而成,多已遺失,而其中第14號界石仍位於長洲醫院內,遊人不宜進入影響醫院運作。〈長洲界石〉,「萬興之友」,網站:http://www.somanhing.com/gotowalk/dist/outisland/cheungchau/boundrystone.pdf

[7] Queen’s Road以維多利亞女皇的名字作為街名,應譯為「女皇大道」,因為她是女皇而不是皇后,皇后只是皇帝的妻子,而她可是女皇,今日的中文街名皇后大道,是錯譯了。

[8] 柏道(Park Road)及列堤頓道(Lyttelton Road)都是典型由英文音譯成中文的街名,證明它們是先有英文街名,後來才翻譯成中文。

[9] 城西公園和西尾道的英文名稱都包含了West End兩字,意思是西方盡頭,其意思不言而喻。

相關文章

紫荊不是洋紫荊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8/04/2021

疫情之下,原本熱愛出外旅行的香港人,通通被迫留港度日。市民需要「抖抖氣」,外出舒展一下,就轉到郊外、公園等地方閒逛,一時之間,這些地點都變得人山人海,甚為壯觀。當香港人慢慢放下緊張步伐,學習欣賞大自然時,賞花是其中一個最好的活動:香港處於亞熱帶,四季都有不同花卉可供欣賞,而其中在市區最常見、花期也長的,可算是我們的市花——洋紫荊了,而洋紫荊由被發現、培育、到能夠成為香港市花的故事,堪稱傳奇。

邂逅洋紫荊,絕對是「偶然遇上的驚喜」:大概在1880年,在港島區薄扶林的伯大尼修院,住在那裡的法國外方傳道會神父,在附近的鋼線灣行山時,發現了一個新植物品種,花開燦爛,但卻不會結果。神父們後來以插技方式將植物移植至伯大尼修院。[1] 1906年,當時的植物及林務部監督S. T. Dunn將洋紫荊判定為新物種,於年度報告中發表,[2] 其後又正式將洋紫荊的拉丁文學名的種加詞命名為:「Blakeana」,以紀念熱愛研究植物的第12任香港總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ke)伉儷。[3] 及至1965年,香港政府決定以洋紫荊作為香港的市花,寓意香港這個港口,有如1880年那次於野外發現的洋紫荊一樣珍貴;1997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採用洋紫荊作為區徽、區旗及硬幣的設計圖案。而洋紫荊除了代表香港外,在1967年更被引入台灣,後於1984年成為了嘉義市的市花及市樹。[4]

然而,看似人人熟悉的洋紫荊,其實我們對「她」有兩大誤會。第一大誤會是,多年來我們都以為洋紫荊是一個新發現的品種。經過多年的研究後,今日我們知道,洋紫荊並非獨立品種,而只是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兩個品種雜交而成的混種。[5] 混種植物意味著「她」不能自行繁殖,而這背後代表著一個驚人的事實:現時香港所有的洋紫荊,其實都是由那棵於1880年首次於野外發現(亦是唯一一次於野外發現)的洋紫荊的人工繁殖品。如果細心觀看,每一棵路邊種植的洋紫荊樹,都可以看到樹幹上透過「嫁接」或「插枝」等人工方法繁殖的痕跡:樹幹底部是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嫁接在其上的才是洋紫荊本身。若不是當日因為有心人發現,珍惜栽培,再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接種(想想在戰時的「她」,究竟是怎樣活下來?),洋紫荊只是大自然的偶然混種,其實「她」很可能一早就被大自然淘汰了。同樣,香港由一默默無聞的小漁港走到今天,其際遇會不會跟洋紫荊有幾分相似?洋紫荊能夠一直繁殖下去,彷彿在提醒我們,香港的現況雖然艱難,只要不絕望,總是有生機的。

對洋紫荊的第二大誤會,是將它稱為紫荊花。洋紫荊是香港市花,然而在《基本法》第十條中,[6] 洋紫荊的「洋」字被略去,而被錯誤稱為「紫荊花」(這樣的誤述,或許是不喜歡這個「洋」字?那麼海洋公園也需要正名嗎?)。紫荊其實是另一種南中國蘇木科紫荊屬植物,學名為Cercis chinensis,而洋紫荊則是香港原生植物,是蘇木科羊蹄甲屬植物,學名為Bauhinia x blakeana;紫荊不是洋紫荊,兩者不能混淆。誤會花的名稱事小,但如果將代表著香港的人和事都混淆了,那就十分不妙了。

明光社

由洋紫荊說起的故事,還有很多:事實上,一個小小的香港,植物物種卻非常豐富,已知的植物品種便達3,100多種,當中香港原生植物約有2,000多種;其中更有14種以香港命名,包括香港蛇菰、香港細辛、香港茶和香港巴豆。除了本文介紹的洋紫荊,另一重要本地植物土沉香,它有芳香樹脂,故被用來製成香品,遠銷各地,當時運貨的埠頭石排灣,即今日的香港仔,後來該港口被稱為「香港」,之後也輾轉成為今日香港的總稱。[7]

下次到公園或行山時,不妨多欣賞身邊大自然的一事一物,你或會有更多的新發現呢。

 

[1] 伯大尼修院於1875年由法國外方傳道會興建,專為罹患熱帶疾病的傳教士提供休養地方,百年間共接待了約6,000名傳教士,是法國天主教會在東亞地區從事傳道工作的重要地點。伯大尼修院在1974年關閉,後來被政府接收,政府曾讓香港大學出版社使用該處,修院現為香港演藝學院的第二校舍。

[2] S. T. Dunn, “Report on the Botanical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1905,”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1906): 439–452.

[3] 植物名稱是人們賴以傳達交流植物資料的基礎。在早年,一些植物品種或會有多個不同名稱。為確保所有植物品種的名稱正確無誤和不會引起混淆,植物學界為植物的學名採用了全球通用的標準,詳見《國際植物命名法規》。植物學家和《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均採用「雙命名法」和以拉丁文拼寫的植物學術語為植物訂立學名。植物學名是由它的屬名(generic name)和種加詞(specific epithet)組成,在科學刊物中更會標明命名者。參:漁農自然護理署 自然護理分署:《自然護理作業備考第3號 使用植物名稱指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2008年2月,網站: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tech/files/NCPC_No.03_The_use_of_plant_names_Chi_ver.2008_2_revised.pdf

[4] 詹志勇:《細說洋紫荊》(香港:天地圖書,2006)。

[5] 該研究以洋紫荊的外部、花朵及種子的形態、繁殖能力及基因序列等元素,與紅花羊蹄甲和宮粉羊蹄甲作對比及分析,證實洋紫荊是兩者雜交而成的混種,更提出更正洋紫荊的學名為Bauhinia purpurea x variegata 'Blakeana', cv. nov.,當中cv.(cultivarietas)指栽種變種,nov.(nova)表示這個是新的名稱。參:Carol P. Y. Lau, Lawrence Ramsden and Richard M. K. Saunders, “Hybrid origin of ‘Bauhinia blakeana’ (Leguminosae: Caesalpinioideae), inferred using morphological, reproductive, and molecular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92, no.3 (2005): 525–533, https://doi.org/10.3732/ajb.92.3.525.

[6] 《基本法》第十條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除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外,還可使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和區徽。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是五星花蕊的紫荊花紅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徽,中間是五星花蕊的紫荊花,周圍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英文『香港』。」

[7] 〈香港之名源於本地特色植物〉,「政府新聞網」,2004年11月20日,網站:https://www.news.gov.hk/isd/ebulletin/tc/category/environment/041119/features/html/041119tc04005.htm;〈土沉香樹易危珍貴 受傷「結香」自保反招禍〉,「明報OL」,2020年12月8日,網站: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01208/1607367291504/土沉香樹易危珍貴-受傷「結香」自保反招禍

網絡逍遙遊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01/2021

我們對網絡和手機的依賴已走上了不歸路,它彷彿已成為了我們的另一半,大家了解這一半嗎?

設想有一天,網絡被政府或網絡公司全面控制;手機被駭客入侵,取得我們儲存在雲端的身份證明、銀行存款、醫療記錄、公司文件、紀念照片……我們會陷入怎樣的危機?這些情境和疫症一樣,有時看似遙遠,忽然又可以近在咫尺。

當然,大家可能認為自己只是「上上網、玩玩game」,不會出甚麼大問題,不過,由於網絡上排山倒海的訊息和遊戲太多、太快、太吸引,加上疫情下大家在家工作和減少外出,手機和網絡更成為我們和外界聯繫最重要及最緊密的工具,我們的警覺性難免有時抗疫疲勞,「中了招」也懵然不知,網絡成癮的又豈只是小朋友和年青人,家長可能才是重災區。

其實不斷為手遊課金、被遊戲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受一些政客、KOL(關鍵意見領袖)和討論區影響,令我們分不清哪些是事實、哪些是觀點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愈多使用網絡,愈應該花更多時間了解網絡,否則,誤踏地雷是早晚的事。今期《燭光》很想和大家撥開少許雲霧,一起在網絡和手機的世界保持清醒,不要真的將它變成自己的另一半,要在網絡逍遙遊,不要讓它變成自己的迷宮。

另一方面,在疫情和社會政治的衝擊下,香港人變得愈來焦躁、不安,我們亦希望能和各位家長、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一起反思,如何常常保持警醒,帶領子女和會眾共渡難關。

共產與共享

陳偉洪 | 過去八年,整家往返三地,搬家七次。由市區搬到長洲,從香港移居到德國,回港後再到台灣。經歷由社工成為神學生,畢業後,曾嘗過作宣教士的辛酸,體會過牧養教會的苦樂,現在又以學生的身份暫居於台灣。客旅人生大概莫過如此,作為寄居者就只能聽從上主的帶領。
26/11/2020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1] 〈共產主義〉,維基百科,2020年11月21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共产主义(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2]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戶外遊憩研究》,第27卷第3期(2014年9月):3

[3] 汪耀文:〈校園開放政策及其法令之研究分析〉,3–4。

[4] 〈北車大廳「永久禁止」民眾席地而坐惹議,林佳龍要台鐵「逐步開放」〉,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20年5月19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24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4日)。

從創傷到復原

李耀基醫生 | 私人執業精神科專科醫生。先後任職於聯合醫院、葵涌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等精神科部門。在不同精神科相關的範疇,如兒童及青少年心理成長,以及各種心理治療有較大興趣及有較多涉獵。曾有十多年時間在聯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部門服務。
05/11/2020

引言

最近一年多在香港人的生活裡,「創傷」成為了一個熱門話題。從2019年6月開始「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肺炎所引起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

其實,近年在精神心理學上對於「創傷」及「復原」都有不同層面的治療理論以至臨床研究,在此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甚麼是精神上的「創傷」?

在精神醫學層面上,和創傷有最直接關聯的診斷,就是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PTSD是指人在遭遇重大壓力後,其心理狀態產生失調的問題。這些壓力經驗包括:生命遭到威脅、嚴重身體性的傷害、以至身體或心靈上的脅迫等。其中主要症狀包括:

  1. 創傷經驗再體驗:在創傷事件過去後,當事人可能會做惡夢,夢見同樣事件發生。又或者在白天突然回憶起創傷事件,因而再度感到受創的感覺。這種感覺通常是「侵入性」的,愈不願意想起反而愈會想起。
  2. 過度警覺:當事人會持續處於「非必要」的警戒狀態,這會使得人變得無法專心、易怒、失眠、焦慮,嚴重甚至會有衝動的自我傷害行為。
  3. 逃避及麻木:有人會選擇避免回憶或接觸可能引發創傷事件回憶的人、事、時、地、物。
  4. 出現與創傷事件相關的負向認知及情緒:如責怪自我或他人、情緒低潮、疏離他人等等的情況。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精神醫學界開始重視PTSD這問題,也正式將之成為精神醫學診斷。初時,大家的焦點主要在退伍軍人身上。當他們在戰場上經歷了很多命懸一線的場面,長期處於生死未卜的恐懼及壓力之下,在退伍回國之後會有機會出現PTSD症狀。(如大家有看過一些80、90年代荷里活有關越戰的電影,你會發現當中其實是有很多關於PTSD症狀的描述。)其後,大家也發現在一般生活中,如果遇上非常暴力的攻擊、威脅的時候(如性侵犯、暴力虐待、對性命有威脅的意外等等),當事人也有機會出現PTSD的症狀。

 

PTSD症狀背後的心理因素

和其他精神科疾患一樣,大腦功能失衡和心理壓力是同樣的重要以及是互相影響的因素。但在這裡我會將重點放在心理的因素上面。

如之前所述,受創傷所影響的人,在經歷創傷之後,會在一般被視為「正常」及「安全」的環境下,突然「入侵性」的重現那和創傷經驗相關的體驗感覺。如腦中浮起當時的畫面、聲音、氣味以至重新感受到當時的情緒等等。由於那創傷經驗對於當事人來說,是極其痛苦的事,所以那「親歷其境」般的體驗是極其可怕的。而且,莫名其妙地出現一些自己極力想制止的感覺,會令人產生一種「我是否失控了」的恐懼。於是,當事人自然地想重新掌控自己的感覺,減少不安。而當中「逃避」有關創傷的環境提示,以及提高自己對「危險」的警覺性,都可令當事人得到短暫的心理紓緩及安全感。而極端一點的,當事人更可以在無意識之中進入了一種「麻木」甚至「解離」(dissociation)的狀態:一個清醒但沒有了相關感覺的狀態。這樣,當事人可以短暫減少那些和創傷經驗相關的傷痛。

我們人類的記憶不像電腦硬盤(hard disk)一般,對事情平鋪直敘地如實記錄下來就算。情緒因素對於我們大腦的記憶系統是有著重大的影響的,大家試試回憶上星期你生活中發生過甚麼事情,而當中附帶著比較強烈情緒的事情(包括:喜、怒、哀、樂、憎、惡等),是比較容易被記下來的。

如此一來,可怕的「創傷經驗再體驗」出現的其中一個主因,是因為創傷經驗相關強烈情緒會加深了那創傷的記憶。所以,此「體驗」出現在有深刻創傷經歷的人身上的機率是非常之高的。問題在於逃避、過度自我保護、麻木以至解離的反應,全部都是以否定或漠視相關情緒的方向去處理那痛苦感覺,阻止大腦去重新整理那些相關的感受及記憶。那麼,那些恐怖記憶只會愈來愈牢牢地和那創傷不安的感覺糾纏在我們大腦中。因此,「創傷經驗再體驗」也不會停下來,甚至只會愈來愈頻密及強烈。

如果,那和創傷經驗相關的情緒不單只是危及自身安危的失控感覺,而更加上一些令當事人更難堪的感受,如:性侵受害人的羞愧感,或退伍軍人對於同袍受苦陣亡的內疚自責,也會令人更傾向用各種逃避的形式去處理創傷問題,因此更容易出現嚴重的PTSD症狀。

有很多不同類別的心理治療都可以治療PTSD,但在主流及有實證數據支持的學派裡,如何重整當事人的創傷記憶及相關情緒,都會是治療的一個重點。

 

累積性創傷和情緒病的關係

討論過人在面對巨大危機的創傷,因此可能出現的變化以至特徵之後。我們現在將焦點放回在日常生活的情況上面。

精神科有一簡化的類比去了解壓力與情緒健康的關係,叫做壓力—脆弱模式(Stress-Vulnerability Model)。

如果將大腦健康地承受壓力的接受能力看為一個容器,而壓力就是加進去的水。巨大的壓力(超大量的水)能超出我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令我們產生相關的情緒症狀(容器滿瀉了)。而容器的容量決定於本身的設計(在遺傳學、基因和情緒病相關的因素),也要看容器裡有多少之前遺留下來的雜物(早期成長中心理上所受的傷害)。而容器的容量愈少的話,少量的水即可引致滿瀉的狀況。所以,遺傳因素以及早期成長上傷害也可令人在面對相對較輕的壓力下引發起情緒病症狀。

在大腦結構來說,杏仁核(amygdala)是其中一個主要和控制情緒相關的地方。在早期兒童成長階段,外界環境以及和身邊親人的情緒互動、刺激,會影響大腦發展的方向。而在這關鍵成長階段出現了過多壓力性的情緒刺激,如:突如其來的分離,情緒上的需要被漠視(emotional neglect),虐打(physical abuse),欺凌(bullying)等等,都會令到杏仁核以及相關的大腦組織在這些的壓力之下,發展出過度活躍的情緒管理系統,以致成長之後的大腦會對壓力出現「過敏」反應,因此有較大的機會出現情緒病症狀。

而且很多時候,這些成長期的過度壓力都不是一次性的。反而傷害更大的是長期暴露在如此不合適的情緒刺激之下。

或者你會問:誰人成長期中沒有壓力?那麼我們是否個個都有情緒病?當然,情緒病的確可以找上我們每一個人。但同時,我們也要再明白多一個概念,幫助我們去了解如何平衡壓力創傷對精神健康的影響,那就是抗逆力(resilience)。

之前提過,幼年時所承受的心理創傷,可令大腦內杏仁核及其相關組織產生過敏反應,因此成年之後會有比較高的機會出現情緒病。但其實大腦運作,在某程度上和身體其他系統如何應對外來攻擊以及壓力,有著相類似的地方。

身體在遇上病毒細菌入侵的時候,免疫系統會產生抗體。有了抗體,之後再遇上同樣的病毒細菌時,我們就有能力抵抗它們,保持身體健康。那就是我們對病毒細菌的「免疫力」。但如果那病毒細菌是大量的侵襲的話,又或者它們有著非常強大的殺傷力,超出我們身體免疫系統的承受能力的話,在抗體出現之先,病毒細菌已經可以對身體造成永久性的傷害,甚至會令我們死掉。所以在生病時候,適當的照顧以及相關的治療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捱得過病毒細菌的侵襲,我們之後便會有更強的免疫力。

這就像英諺所說“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意即「沒有把你殺死的東西,會讓你更強壯」。

但最重要的是,這必須是在死不掉又或是沒有造成嚴重傷害的情況之下,才有後話。

創傷的壓力就像病毒細菌一般入侵我們,分別在於,精神上的壓力能摧毀的是我們大腦對創傷性壓力的防禦能力。但如果我們能夠建立良好的精神健康基礎,而且在創傷性壓力出現的時候,能夠有合適的處理以至治療,捱過了壓力之後,我們往往可以擁有更佳的精神「抗逆力」。有學者稱之為壓力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或者你會問,最好的處理是否叫人在成長期間都避免所有創傷性的壓力?

我想,我們的世界並不完美。我們可以盡量減少一些嚴重的人為悲劇,但有很多的壓力來源並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如:親人生病、離世、意外、以及人際關係的問題等等。所以,學會如何合適地處理壓力可能引致的傷害,從而建立起精神上的抗逆力,便至為重要。

在討論如何「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逆力之前,先回顧一下之前討論過的東西:

1. 從PTSD的症狀去認識情緒創傷的特徵。

2. 「創傷經驗再體驗」的概念,創傷情緒記憶的形成及當中可能出現的惡性循環。

3. 成長期出現的累積性的情緒壓力性創傷和情緒病的關係。

4. 精神抗逆力的概念。

在此容我作一個概念性的小結:壓力引起的創傷是一個「情緒」問題。

不知道你看到這裡,會否奇怪我為甚麼要強調這「阿媽係女人」的所謂概念?原因是:否定及逃避情緒相關的問題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我們「知道」有情緒需要被處理,但我們未必「相信」那是重要的事,更可能我們不「覺得」需要那麼認真去處理,又或者我們不「想」去處理。

所以,如果要認真地面對「從創傷到復原」這個課題,我們必須要明白(在頭腦上的認知以至到心裡的接受及重視)處理及面對和壓力相關的情緒的重要性。

最近,有一個叫「加速體驗性動力學心理治療」(Accelerated Experiential Dynamic Psychotherapy, AEDP)的心理治療學派的理論,對我在精神治療上有著很深刻的影響。當中有一個概念:情緒變化三角地帶(Change Triangle),我會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

情緒變化三角地帶,顧名思義,當中有三個元素: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

核心情緒包括了一些在心理學上被視為普遍的情緒(universal emotions)的東西,如喜樂、憤怒、討厭、哀傷、害怕、興奮等等。它們是「必然」也「必需」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這就是universal的意思)。但我們會傾向避開那些所謂「負面」的情緒及否定它們的重要性。(如果你這刻聯想到電影《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那就對了。之後我會以這電影做例子去討論情緒變化三角地帶這概念。)

如果,我們無法適當地宣洩及處理這些核心情緒(尤其是那些所謂負面的情緒),當中情緒能量就會轉化成壓抑性情緒: 如羞恥感(shame)、內疚感(guilt)及焦慮(anxiety)等等。這些壓抑性情緒通常都會令當事人產生更難受的感覺。

於是,我們就有機會進到不良防禦機制的狀態,去防禦這些太難受的壓抑性情緒,如:逃避、麻木、過度自我保護行為、轉移視線等。

合理地宣洩及處理核心情緒讓人得到真正的精神健康狀態以至抗逆力(心靈開放及放鬆的狀態open-hearted state)。反之而言,核心情緒被過度壓抑的話,情緒能量便會走向壓抑性情緒那方向。那是一個「掘頭巷」。久而久之那些被壓抑的「情緒垃圾」便可構成很多問題。

在電影《玩轉腦朋友》中,住在主角Riley 腦袋裡面的角色阿樂(Joy) 認為她是Riley最重要(甚或是唯一需要)的情緒。她不容許阿愁(Sadness)去觸碰任何一個在Riley腦袋裡面的記憶球,那代表著「健康的人是不應該有著哀傷記憶的」這觀念。同樣地,其他的情緒角色如阿驚(Fear)、阿憎(Disgust)及阿燥(Anger)都是被邊緣化的。

試想想我們日常生活中,會否都有傾向覺得「開心快樂」是唯一對我們重要或有用的情緒呢?「唔好喊啦!喊都冇用㗎!」「發脾氣係解決唔到問題嘅!」「乜都驚,你冇用嘅!」這些句子是否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至在我們心中)經常出現?

之後,Riley面對搬家轉校所引起一連串的問題:她哀傷,因為她失去了朋友及她喜愛的冰球運動;她害怕,因為面對不熟悉的環境及生活習慣;她不滿,因為爸媽在搬家安排上有很多不妥當、遠差於預期的地方。但在阿樂主導的腦子裡,這些情緒都是不被容許的。Riley在眾多交雜的情緒中產生了無力感及焦慮。之後,有些感覺不見了(故事中阿樂及阿愁意外地離開了控制室),而在其他的情緒也失去了平衡之下,Riley進入了一個「抽離」的狀態:沒有了平衡的感覺,失了控的她做出了一些失常的行為。

在面對現實生活壓力之下,「負面」情緒是必然會出現的。缺乏面對、整理情緒的方法及能力的話,情緒能量就會在情緒變化三角地帶上走向壓抑性情緒及不良防禦機制的方向,最終只會產生更多更大的問題。

經過一輪冒險之旅,阿樂和阿愁終於安全地回到控制室。阿樂明白到阿愁(及其他的情緒)對於Riley都是同樣重要的,於是她讓阿愁去處理那些記憶球及控制台(意味著哀傷是被容許、被接納及被視為有用的)。Riley哀傷感覺回來了,她在這哀慟推動之下從那「抽離」的狀態走出來。對爸媽的真實情感叫她放棄了離家出走,回到家中面對爸媽,哭訴自己的問題。在傷心哭聲之中,爸媽明白了Riley的感受,而他們也願意分享自己在面對當下困難的情緒及想法。在此過程中,回應及肯定了Riley不同的情緒。之後,療癒出現了。Riley眼淚中夾雜著笑容,大腦的記憶球變成了七色,控制室的儀器性能也因此而進階了,變得有能力去處理更複雜的問題及情緒。阿樂在七色的記憶球中,更發現了Riley曾經因為輸掉比賽而傷心痛哭,但也因此加深她和朋友的關係,帶來了喜樂。哀傷和喜樂(以至到其他的「正面」「負面」情緒)其實是可以(也是需要)共存的。

我們要明白每一個核心情緒都有用、也都重要。「害怕」叫我們逃離危險。「憤怒」保護我們免遭羞辱,給我們力量去抵抗不公的事情。「厭惡」讓我們避開有害之物。「哀傷」給我們機會去改變、成長及去學習包容。壓力其實也可以給我們每一個帶來像Riley一般的成長契機。其中的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接納、明白及回應我們每一個情緒。而同時,身邊人能否保持著開放的心,去聆聽、理解當事人的分享,以至感同身受的去體諒當中的感受,給予合適的支持,也是極為重要的。在不同的情緒都被合適地回應時,情緒及相關記憶便有會被重整,更複雜的情緒也能被處理。

學習和不同的情緒去相處,建立起成熟的情緒調節機制,我們便能「從創傷走到復原」。

在電影裡,主角們在這歷險旅程中一起努力,最後大團圓結局。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從創傷到復原」都是一個像歷險一般的過程。但在現代都市生活的快速節奏影響之下,我們很容易會想走捷徑,希望用最少的時間及心力,從而得到一些所謂「情緒處理」的效果。那麼,「壓抑」、「逃避」、「否定情緒」等等的不良防禦機制就大派用場了。但之後,我們不知道會有多少因為壓抑性情緒而產生的「情緒垃圾」被遺留了下來,隨時隨地的回到大家的面前,因此產生更多更大的問題。

 

結語

在有限的篇幅之下,以上分享的是我對「從創傷到復原」這課題的一些看法。當中很多地方,如處理不同情緒問題上的細節和技巧、一些其他和創傷有關的心理治療學說及理論、以至現今醫學在大腦成長的知識等等,也未能在此一一詳述。但我希望藉這次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相信是很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方向及知識,讓大家可以更得力地面對近日我們身處的時代,那是一個壓力可以排山倒海地湧向我們的時代。

沒有鄰里,只有鄰居的香港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3/10/2020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明光社


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1] 〈【新冠肺炎】美:25%新冠肺炎患者沒病徵 英:六成失嗅覺或味覺〉,「明報健康網」,2020年4月2日,網站:https://health.mingpao.com/美25新冠肺炎患者沒病徵英六成失嗅覺或味/


[2] 陳永浩:〈疫情與城市的對話〉,《生命倫理》(2020年9月),頁6–7,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3] 運輸及房屋局:〈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租務管制〉,「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2014年6月,網站:https://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g/papers/hg0707cb1-1709-1-c.pdf


[4] 所謂「租霸」,是泛指一些不合作的租戶,長期遲交租金或欠租、拖欠經紀佣金、惡意破壞物業等。他們的出現使一些依靠租金作為收入的業主相當頭痛。社會上更有專門討論租霸行為的社交媒體群組,如facebook中便有「香港租霸黑名單 HK Tenant Blacklist」群組。


[5]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的聲明〉,「GOVHK香港政府一站通」,2002年11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211/13/1113240.htm


[6] 賴建國:〈【投稿】百年租管 能否再為基層租戶提供保障〉,《香港01》,2020年4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66706/投稿-百年租管-能否再為基層租戶提供保障


[7] 「見學」是日語詞,有參觀、學習之意。


[8] 梁啟智:〈走遍香港252條公共屋邨〉,「Medium」,2020年6月29日,網站:https://medium.com/@leungkaichihk/走遍香港252條公共屋邨-39e90edf54e4


[9] 〈回味香港舊時光 公屋導覽延續記憶中人情味〉,《台灣蘋果日報》,2019年9月15日,網站:https://tw.appledaily.com/supplement/20190915/SROXKU3SFEQSDPB5NZPVQFPWLQ/


[10] 黃研萍:〈【樂民新村】公屋人情味不再?90後設計棋盤遊戲 冀打開溝通之門〉,《香港01》,2017年9月2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122303/樂民新村-公屋人情味不再-90後設計棋盤遊戲-冀打開溝通之門

完美風暴與一點火花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10/09/2020

墨菲定律

在這場瘟疫中,美國是一個極之奇怪的異數,美國人口只佔全世界人口的4%,但美國的確診案例和死亡數字卻佔了全球的25%,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很多文章去探討這個怪現象,有不少在美國以外的朋友對我說,他們自己的國家亦有類似美國的條件或者潛在因素,卻沒有出現美國那般的大爆發,那麼,到底筆者所說的因素是不是真正導致疫情失控的原因呢?

筆者認為,美國疫情失控的現象是一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完美風暴」這個詞語本來是形容很多惡劣的氣像情況聚集在一起,因而發生了一場氣象大災難,但現在人們亦用這個詞語來描述其他類型的災難。「完美風暴」之所以這樣命名,是因為必須具備所有條件才會出現大災難,假設10個條件之中只出現了九個,那麼這個情況便算是不完美;當10個條件全部同時出現,整個狀況就是完美了!這應驗了墨菲定律(Murphy’s law)所言:「任何可能出錯的地方都會出錯。」換句話說,所有10個條件都是「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每個條件自身並不是「充份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

補償不理想的條件

筆者的朋友說得對,有些條件並不是美國獨有的,但當那些國家或者地區在其他方面做得好的時候,便可以補償到其他並不理想的條件,因而避免了完美風暴。舉例說,丹麥在恢復上課時並沒有強制人配戴口罩,但人人都保持社交距離和避免大群人聚集,政府、老師、家長、學生都願意彼此合作。

香港屬於高危地方,因為香港人煙稠密,而且政府並沒有高度管治效能,起初林鄭政府堅決拒絕封關,口罩供應嚴重缺乏,但香港人懂得自救,從海外渠道搜羅口罩。

在疫情爆發初期,台灣沒有實施封城措施和取消大型活動,但蔡英文政府雷厲風行地驅動全民配戴口罩,台灣的口罩不但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可以援助其他國家。

像美國一樣,許多德國人也拒絕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8月初,大批德國人在斯圖加特(Stuttgart)舉行集會,抗議德國政府的抗疫措施,有人說整件事都是敵基督的陰謀。幸好,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擔任總理一職之前曾經從事科研,她聽從了醫學專家的建議。在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她已經慎重地處理這次危機,她在全國演講中宣佈,新型冠狀病毒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自私、無知、自大聚在一起

然而,美國的情況卻剛剛相反,幾乎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8月初,美國維珍尼亞州的一些城市出現確診激增後,州長諾譚(Ralph Northam)限制當地酒類銷售和聚會人數不能超過50人,並指年輕人染疫增加,問題出在「太多自私的人」。其實,全世界各地都有自私的人,單單是自私的心態並不會造成疫情失控,人們仍然可以基於自私的動機去遵守抗疫措施,例如害怕自己和家人染病;另外一個因素是無知,那就是缺乏科學常識和批判性思維;但無知亦不是充分條件,人若願意承認自己在知識上不足,那麼就會聽取專家的抗疫指引,但自大的人卻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8月中旬,一名男子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Tucson)一家雜貨店內拒絕戴口罩,他對其他人大喊:「這些人沒有學到功課,你們是一群戴著口罩的白痴,你們應該知道那(瘟疫)不是真實的!」自私、無知、自大和許多其他因素合在一起,才會出現完美風暴。

有些朋友對我說 :「若果許多人在許多事情上犯錯,這未免令人感到沮喪了!你寫幾篇文章、發表幾場演講或者教幾堂主日學,也不會改變大局。」上面提過,丹麥重啟校園,同時又能夠控制疫情,這是歸功於不同持份者通誠合作,但丹麥教育部長羅森卡(Pernille Rosenkrantz-Theil)說:「你不可能突然之間創造出良好的合作關係。」美國不是丹麥,美國的山頭主義和黨派紛爭已經是蒂固根深,驟眼看來,這一切都好像是一條不見盡頭的隧道。

鐵達尼災難的啟示

無論如何,筆者仍然保留著一點樂觀,為甚麼呢?因為只要有一部份人做對一些事情,那麼缺一不可的完美風暴就可以避免,在下面筆者將會以鐵達尼來做一個思想實驗。曾經有些人將鐵達尼災難比喻為現在的瘟疫,7月初,德克薩斯州奧斯汀防疫第一線的醫生警告,德州宛如鐵達尼號,即將撞上病毒冰山;崔維斯郡醫療協會(Trav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主席艾比哈立德(John Abikhaled)說:「船員試圖放慢船速並改變方向,卻徒勞無功,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這個類比十分悲觀,但鐵達尼災難的啟示中也有積極的一面。

1912年4月15日,由英國南開普敦駛向美國紐約的巨型郵輪鐵達尼號在北大西洋撞到冰山而沉沒,船上有2,200多名乘客,但最後只有705人獲救,1,500人葬身大海。鐵達尼海難正是一場完美風暴!

在事發之前,鐵達尼的船長已經先後接獲七次冰山警告,當時輪船公司的總經理亦在船上,他希望這艘船可以六天便穿越大西洋,從而打破船速紀錄,再加上船長對鐵達尼的安全性充滿信心,最後他不理會警告,下令鐵達尼高速前進。

在事發當晚,有兩名船員在瞭望塔當值,但他們在瞭望塔上面找不到望遠鏡,而當時亦沒有後備望遠鏡,於是乎兩人只能夠靠肉眼偵察,但發現冰山的時候已經是太遲了!

鐵達尼的設計師認為這艘船是不會沉的,他們只在船上放了20條救生艇,全部救生艇只能容納1,178人,但是船上的乘客和船員加起來約有2,200人。

鐵達尼號由撞到冰山至沉沒所經過的時間是兩小時四十分鐘,當時最接近鐵達尼號的另一船是加利福尼亞號,兩者相距只有10至20哩,鐵達尼號以無線電發出求救訊號,但加利福尼亞號在晚間關掉了無線電通訊機;鐵達尼連續向夜空發射多枚火箭放出信號,然而,加利福利亞號的船長卻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

思想實驗

現在讓我們開始思想實驗,在事發當晚加利福尼亞號也知道海上有冰山,所以船長決定停航,假若鐵達尼號的船長亦決定停航或者慢駛,那麼整個悲劇可能根本不會發生!

即使鐵達尼號繼續全速前進,假若在瞭望塔上的船員有後備望遠鏡,從而及早偵察到前面的冰山,那麼鐵達尼號有可能逃過一劫。

即使鐵達尼號撞上冰山,如果當初工程師在船上安裝足夠的救生艇,那麼在兩小時四十分鐘之內所有人都可以全身而退。

即使船上沒有足夠的救生艇,但至少可以搭載約1,200人,但最後只有約705人獲救,原因之一是船員的訓練不足,許多救生艇沒有載滿人便放下海。後來有些船員吹起哨子,要求那些仍然有位置的救生艇返回來接人,但最後只有兩艘救生艇折返。如果當時全部救生艇都先載滿人才離開,或者半滿的救生艇願意回來接載更多人,那麼死亡數字將會大減。

退一步說,即使鐵達尼的救生艇沒有充分使用,假設加利福尼亞號在晚上沒有關閉無線電通訊設備,那麼這艘船便會接收到鐵達尼的求救信號,加利福尼亞號可以救起全部或者大部份鐵達尼的船員及乘客。

縱使加利福尼亞號關掉了無線電通訊機,若果他的船長見到火箭訊號後便伸出救援之手,我相信大部份人都會生還。其實,當時一名在加利福尼亞號的船員說:「一艘船不會無緣無故發射那麼多支火箭,可能他們出了事故。」如果船長能夠聆聽意見,重新開啟無線電通訊去跟鐵達尼號聯絡,那麼歷史就會改寫。

勿以善小而不為

說到這裡,我相信讀者已經很清楚我想表達甚麼,只需要有一部份人,甚至一個人做對了一些事情,就可以令到整個情況失去了一些必要的條件,就可以避免完美風暴!或者至少將傷害減低。反過來說,若果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的話,那麼就會出現十全十美的風暴!

三國鼎立的時候,劉備去世前在給予其兒子劉禪的遺詔中寫道:「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這是非常適切這個時代的金玉良言!基督教讚聖詩〈傳遞它:只需要一點火花〉(“Pass it on: It only takes a spark”)也以類似的方式去鼓舞人心:「只需要一點火花,就可以使火發光。」我清楚地知道,單靠撰寫幾篇文章、發表幾場演說、教幾堂主日學,是不會改變大局的,但我和你都無需要改變整個大局中的所有條件,也許,我和你只需要做一些很小的善事,和避免去做一些很小的惡事,這場完美的風暴便逐漸失去必要的條件。

曾經刊載於:

信仰百川,19-8-2020,獲作者授權轉載。

疫情與城市的對話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1/09/2020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明光社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1] 當然,對於哪個城市是「最古老」,從來都有不同說法。大家如有興趣,可以看看這篇美國新聞網站的報道:Claire Hansen, “The World’s Oldest Citi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21, 2018, https://www.usnews.com/news/cities/slideshows/10-of-the-oldest-cities-in-the-world.

[2] 由查維克撰寫,在1882年面世的《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Mr. Chadwick's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其網上複本可供瀏覽:〈有關香港衛生情況的查維克報告書,1882年。參考編號:363.7 CHA〉,「政府檔案處」,網站:https://www.grs.gov.hk/ws/tc/resource/health_and_hygiene/public_health/Health_and_Hygiene_12.html

[3] 騎樓是指建築物一樓臨近街道的部份建成行人走廊,而建築物的支柱則立於行人道上,位於旺角的雷生春便是著名的騎樓式唐樓。斜面樓指舊式大廈的高層呈金字塔狀的斜面,樓面向上一層一層的收窄,佐敦渡船角的文昌樓等八幢大廈(又稱為「八文樓」),便是斜面樓。

[4] 街影法廢除後,加上政府容許發展地積比率愈來愈高,隨之而來的「惡果」就是「屏風樓」了。不過這是另一個大的議題,在此不贅。

[5] 這名言源於中世紀的德國,後來被扭曲成「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更被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的入口,用來掩飾他們對猶太人的惡行,是絕對的諷刺。

逆旅再同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3/2020

2020年新冠肺炎/武漢肺炎來勢洶洶,令大家愈來愈緊張,不過,最令人恐懼的其實不是病毒,而是人性的盲目、自私和焦慮!本來病毒才是大家的共同敵人,但不少人卻對病人、疑似病人、甚至面對病人的前線工作人員抱敵視態度!另一方面,病毒雖然帶來重大的社會危機,令教會很多日常的聚會和工作都被迫暫停,但教會及機構在逆境的時候,其實應該加倍努力去服侍,而不是一切暫停。2003年沙士期間,教會和機構其實做了不少服侍,當時明光社聯同其他機構一連四個星期在報章出了一個全版的特刊,欄目是逆旅同舟,為的就是在困難的日子為大家打打氣。

想不到17年後,我們仍然要再一次抗疫,但我們應該清楚知道,我們在患難之日若膽怯,我們的力量就微小,因此,在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和人手安排之後,我們仍然需要積極投入全城一起抗疫的工作。而抗疫不僅是指預防感染,更需要提高本身的抗逆能力,包括:不要在危困時過於擔憂和恐懼;不要讓恐懼蓋過自己的理性和對別人的關愛;更要在困難中發揮更多創意和想像,例如為免人群聚集而需要學習新的傳遞訊息技巧和與他人分享的方式;提高分辨能力以避免傳遞引起恐慌的假消息;與長期停課的子女一起學習如何面對逆境;教會和機構如何轉換不同的方式繼續教育、倡議和關心鄰舍的工作……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總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否則打倒我們的不是疫情,而是因循的心態。

戲如人生的疫症電影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9/03/2020

戲如人生的疫症電影

在近日疫情的影響下,相信大家會減少外出,應很少到戲院看戲吧。除了可在家中收看免費電視頻道節目,網絡發達亦令大家可安坐家中,付費看看電影頻道、串流平台。而這陣子的疫情,令筆者想起許多有關疫症、病毒爆發的電影,它們的內容大多探討想超越極限、恐懼、貪念等人性抉擇帶來的影響。

超越極限

明光社

人類有時都想超越極限,發展超越人類及自然的東西,如透過生物科技、超級藥物,希望可以不生病、不死,又或是以超級病毒用作戰爭用途。電影《屍殺列車》(Train to Busan, 2016)、《魔間傳奇》(I am Legend, 2007)就是因為生物科技公司或醫藥公司的研究出錯,引發出大規模的病毒傳染。

面對死亡的恐懼

明光社

當病毒大規模傳播,眼見很多人病倒、受苦及死亡……深怕自己或家人會被傳染,相信這種恐懼大多數人都會明白。而死亡的恐懼會影響我們對人的信任與溝通;人們也會因為恐懼或假訊息,而做出很多不道德、不合理行為。《蒙上你的眼》(Bird Box, 2018)及《韓流怪嚇》(The Host, 2006)兩部電影雖與「疫症」無關,卻講及當人類面對不能估計的危難時,會因為想自己生存而出賣別人、忽略別人感受,更會失去理性,亂傳及誤信謠言。

因貪念製造混亂

疫情蔓延使社會人心惶惶,有人更會藉機散播錯誤的訊息斂財,也會有媒體編造陰謀論……電影《世紀戰疫》(Contagion, 2011)以2003年沙士疫情作藍本,亦使人聯想到現時的疫情。劇中的病毒來自蝙蝠及豬,病人呈類似感冒的病癥,病毒一直傳染出去。陰謀論者及造謠者卻指病毒是生化武器、以及不應相信政府與藥廠合作研發的疫苗,目的其實是想售賣藥物、推高價格。而有關藥物雖未經證實有效,但其消息卻在社會流傳,人們便湧去藥店購買,造成混亂,更使感染者與健康者聚在一起,加速了病毒傳播……

「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在電影中看到現實相近的情況,不是罕見,但我們會否從中可以領略一些教訓,使我們在現實中可以關心別人多些、冷靜理智多一些?當然,作為信徒面對疫情、面對死亡,我們更應尋求從神而來的愛心及平安。

疫症下新媒體信仰群體的思前想後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3/03/2020

去年下半年,一場抗爭運動,很多人學懂了追看網台直播,並出現了一批不同立場的KOL。[1] 不過對不少沉默的大多數來說,直播拍片從來不是自己杯茶,覺得在鏡頭前就甚不自然。不過一場新冠肺炎令大量平時「靠把口搵食」的人,例如老師、牧師等等,全部要offline to online,從線下走到線上,錄播也好、直播也好,總之眼前沒有觀眾,只有鏡頭;從來習慣要見面開會的人,現在得要望著一個劃成九格、16格甚至20格的即時溝通平台開會……

在科技發展尚未成熟時,我們是沒有任何選擇的,只是現今多了一些新的媒體,以及傳播工具,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進行不同形式的崇拜、會議、聚會等等。在處理具體現象時,先討論一下抽象的概念。我們要問新媒體有何特點?研究宗教傳播的學者Peter Horsfield早年一本名為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由耶穌時代到互聯網時代:基督教與媒體史)就提到,[2] 網絡時代大概有以下四個特點,筆者在其中亦作了一些補充:

 

1. 不斷流動的資訊

我們活在一個有大量訊息的社會中,我們要習慣訊息從不同地方進來,一部手機同時接收來自不同應用程式(Apps)的訊息,我們同時需學習選擇、評估和分析資訊的真確以及重要性。疫症前,早已有不同的教內人士談及「網上的……」(包括網上牧養、教會、宣教、福音、栽培等等)。網上做教會工作最令人擔心的一點是教導或教義有沒有被正確傳播。在現實世界,發放訊息的人有名有姓,有教會為他們背書,但在網上任何人都可以用權威口吻表達訊息,任何人也可以回應,有效教導難以形成,即使是教會的言論也可以輕易被二次創作,更可以透過剪接和轉傳被修改,難以估計後果。這是令不少教會卻步,至今仍不願意在網上進行牧養等工作的原因。

不過,講壇的教導除了正確性之外,也有時效性。崇拜本來就應該有更新變化的空間,不論是禮儀流程,抑或是訊息方向也會隨著不同年代而變化,與其擔心肢體接收不良訊息,不如先教導肢體如何分辨正道,畢竟今日不少異端邪說,也是用基督耶穌的名來進行宣講,最後當然也是別有用心,如果信徒不懂分辨而走歪路,這可是不幸的事。

 

2. 互動性

所有資訊將不會以單一形式出現,而是有來有往,科技未來不單涉及視覺、聽覺、觸覺(及至手腳)等等,我們要重新在理性、想像和感受之間評估一切接觸的事物。例如:如果用了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眼鏡,我們能否360度感受VR崇拜?借用Constance M. Cherry在The Worship Architect(中譯本:《建構崇拜》)中的看法,崇拜(或敬拜),重要的主題是讓我們可以在一個神聖空間中,與眾聖徒一起敬拜三一上帝。整個禮序、環境、氣氛等等創設的目的,只是為了令我們能夠敬拜主。

明光社

在這次疫症下的崇拜,不少人質疑網上崇拜是「次一等」的崇拜,是沒有實體崇拜的後備方案,因為這比實體崇拜減少了很多禮儀,神聖互動,信徒互動等等。有牧者笑言看不到會眾,講道時的表達技巧即時失蹤,望著鏡頭感覺緊張。同時又有人質疑崇拜是錄播,不是實時進行,於是網上崇拜就只是一個「節目」(program),一場表演,而不是崇拜。

這樣就牽涉到技術的限制、受眾的反應和取替方案。有關技術的限制,我們的科技的確不能透過VR顯示一個實體的餅和杯來,不過如果餅和杯只是象徵主的身體和主的血,這裡有很多有趣的點子可以想像和討論。有關受眾的反應和取替方案,崇拜整件事的目的,是要讓受眾有空間經歷到上帝的同在,如做不到,就需要改進。今日要問的問題反而是,用甚麼方法最能讓信徒與主(而不是講員)有交流、互動。不少肢體在網上看崇拜很專心,在教會禮堂反而經常打盹。哪個方法與主的互動性較高?怎樣可以將更多人帶到上帝面前?這些問題在疫症後仍然要處理。

 

3. 時空增速和壓縮

隨著資訊飛快出現和消失,每條連結將不同時空的事件串連起來,時空在互聯網的資訊中不斷快速地自由地流轉。例如近幾年在不能回到教會參加崇拜的日子,不少人隨手就可以翻出以前不同傳道人的一些講道分享,甚至不理時空脈絡剪成新的短片分享,令牧者擔心自己的訊息被斷章取義,又有牧者擔心訊息如果離開了時間脈絡,會誤導受眾,影響他們理解教導。

美好的訊息,歷久常新,例如香港教會的傳統,每年夏季都會踴躍參與的港九培靈研經會,那些美好的訊息,就算是幾十年前的,也是美好的。當中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從這些講章中看到當年的歷史,因為講壇訊息往往就有其時代意義,將《聖經》美好的教導放在今日的時代脈絡中,將正道分解出來。不過,如果我們假設信徒有能力分辨訊息好壞時,擔心訊息會誤導受眾自是過慮,甚至可以說,信徒更懂得聽道,那也是一件美事。

 

4. 投入與忠誠

明光社

網絡上不同的選擇,同時影響信徒群體的投入和忠誠。很多人可以投入很多不同的社群,讓他們感到快樂,而不一定只投入教會的生活。於是整個社會組成方式也會隨之改變,支援的社群、服務的社群、居住的社群、社群記憶均可以不大一樣。就正如有牧者坦言會擔心,因為各大教會的崇拜也可以實時播放,信徒會如購物般選擇到底要「收看」哪間教會的網上敬拜、祈禱會等活動。如此大家會問教會作為社會組成的其中一個群體,她的存在有何獨特的價值?如果信徒在不同的群體中學習《聖經》、崇拜、祈禱、團契和事奉,究竟這個信徒還需要不需要實體教會?實體教會的功能,今日還剩下甚麼?

又或者用回投入和忠誠兩個字來討論,信徒如果投入網上信仰生活,他們投入的是甚麼?他們最後要向誰「忠誠」,以往我們會認為是順服上主的帶領,教會同時也是一個代表,但今日如果信徒各種的信仰生活像碎片般散落在網絡上的不同角落,再由自己拼湊自己的信仰生活,屬靈導師或栽培者的工作就變得更重要,因為孩子長大後最終也會離開父母,父母要將一切求生技能在孩子長大前就教曉他,好讓孩子能獨立生存。但現時教會的模式往往卻是假定可以一直餵養,生養死葬一概包辦,似乎這想法在這世代中要想想怎樣轉化,當一切都拆件處理時,教會選擇一條龍服務,還是會有更多拆件式服侍出現?而最重要的是無論最後採取何種模式,背後的理念和假設究竟是甚麼?

曾有人想像網絡教會像以往翼鋒教會的概念,[3] 可以容下不同群體,不過細心想想,教會本來不就是應該容得下不同的群體嗎?網絡信徒能否自己牧養自己呢?自行尋找網上教會頻道,收看相同的教會頻道節目,之後偶然網聚,這可以是教會或教會群體的新想像嗎?有人甚至認為今日教會的「練習」會否為未來新網絡家庭教會做預工?信徒透過流動的社交媒體得知聚會內容,然後定時上網「參加聚會」,之後透過群組分組、討論、分享和交流。一場疫症,似乎給予我們契機,以面對未來更多更艱難日子,但願在過渡期中,信仰群體可以靈裡合一,互相配搭,榮耀主名。

 

[1] KOL是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

[2] Peter Horsfield, 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Media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5).

[3]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parachurch),其存在是堂會的延伸,透過不同的服侍,與堂會一起承擔牧養群羊的責任。

共渡親子抗疫時光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5/02/2020

農曆新年假期後,因著新冠肺炎疫情,為保障學童不被感染,中、小學生、幼兒都不用回校,以避免疫症在學校爆發。但在家裡,孩子可以做甚麼?當沒人管的時候,孩子十居其九一定會黏著網絡看短片、打機吧!

網上影片

以往孩子喜歡看電視節目,但電視台提供給孩子看的兒童節目卻不多,有數字顯示兒童節目及動畫只佔三間私營免費電視台每週節目播放總時數的約9%。[1] 不少家長會讓孩子看網上影片播放平台YouTube或串流媒體Netflix、Apple TV+、Disney+等,然而,未必每位孩子都在家長陪同下收看影片,這會令他們有可能接觸到不當的內容。

筆者訪問過一些家長,了解他們如何為孩子選擇網上影片。有些家長會播放YouTube影片,並會和孩子一起觀看,以免當中出現不當內容,意外地被孩子看到。更有一位任職IT工作的媽媽Doris,在疫症期間留家工作,表示一定不會播YouTube影片給小孩看,她說:「我會給孩子看電視台的卡通片,因為起碼電視台有監管,不會有預料不到的『壞內容』出現,我可以放心地集中精神工作。」

而於家中做劇場文字工作的Freddy會間中抽查子女看的網上影片,因為他發現有些聲稱給兒童看的影片,開始時似乎沒有甚麼問題,但去到三、四分鐘後,可能會有欺凌或暴力的情節,也有些是不當的內容,如浪費食物、虐待動物,孩子看了可能只覺有趣,而在沒戒心的情況下吸收了壞訊息。

其實,在大多的應用程式中,在設定中可以開啟「嚴格篩選模式」,子女就比較不易看到不當的內容,有關模式更可以阻隔影片的留言內容,以免孩子受言語暴力的影響。[2]

串流影片

而對於串流影片方面,很多人會追看劇集、電影,孩子在家也會一起觀看。合家歡及親子時刻在這抗逆日子就最適合不過了。在香港比較多人看的Netflix,也有「兒童節目(kids’ TV shows)」及「親子片(children & family movies)」等欄目,讓家長可以為子女選播合適的節目。如家長想進一步防止孩子收看某些節目,也可以在「賬戶(account)」中點選「家長控制(parental controls)」連結,然後設定密碼限制孩子看某些節目。[3]

網上學習資源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曾發表文章鼓勵大家善用時間,「停課不停學」。[4] 不少學校都開始了網上授課,學生們都會感受到科技的威力,留在家中都可以與老師、同學交流,還要留心聽及做功課呢!除了學校的功課以外,孩子也可以在網上找到很多有趣的學習資源,可以學習語言、[5]、中英數STEM、[6] 免費看圖書、做工作紙練習或玩益智遊戲。[7]

讓孩子理解疾病與疫情

除了使用電腦來娛樂和學習,孩子也許會看看新聞,想了解為甚麼不能上學?外面發生了甚麼事?而在網上媒體,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資訊,別讓孩子自己一個接收。反而可以多和他們一起去看有質素的報道,然後一起討論,了解這個疫症的爆發原因,傳染方式及如何保護自己。也叫他們可以觀察身邊發生的事,學習公共衛生常識,也可以知道別人的需要及如何幫助別人。

其實,大家可以珍惜這段與孩子相處的時光,一起享受親子和娛樂時間,也可以多以身作則,多教導孩子如何正面面對疫情。當單人匹馬沒法子阻止疫情發生時,不必過份擔心與懼怕,反而應該做好身教及模範,好好保護自己及不把疾病傳給別人,盡一己之責和做好本份。


 

[1] 〈數讀香港:電視業正在走下坡〉,思考HK,2019年12月19日,網站: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19-12/19/38348.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0日)。

[2] 〈YouTube說明:停用或啟用嚴格篩選/安全模式〉,網站: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174084?co=GENIE.Platform%3DDesktop&hl=zh-Hant(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0日)。

[3] 〈如何在 Netflix 帳戶中設定家長控制?〉,網站:https://help.netflix.com/zh-tw/node/264?q=如何在+Netflix+帳戶中設定家長控制?&ba=SwiftypeResultClick(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0日)。

[4] 楊潤雄:〈課堂無邊界 停課不停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20年2月12日,網站:https://www.edb.gov.hk/tc/about-edb/press/insiderperspective/insiderperspective20200212.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0日)。

[5] Miss Carley:〈【停課】10個免費英文學習網 適合幼兒至高小程度〉,《香港01》,2020年2月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親子/429884/停課-10個免費英文學習網-適合幼兒至高小程度-miss-carley(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0日)。

[6] STEM代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由四個學科英文字的首個字母組成STEM這個字。孩子可在網上學習中英數STEM,參〈停課不停學 5大免費網上資源 家中學中英數STEM〉,《晴報》,2020年2月10日,網站: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2559900/停課不停學%205大免費網上資源%20家中學中英數STEM(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0日)。

[7] 張惠珍:〈【停課】牛津開放免費網上學習資源 150本免費電子書互動遊戲App〉,《香港01》,2020年2月1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親子/434663/停課-牛津開放免費網上學習資源-150本免費電子書互動遊戲app(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2月20日)。

過猶不及 人仰馬翻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3/01/2020

過去半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沒有前車,進退有時難免失據,不過,無論是政府或抗爭者,若不能從錯誤中學習及反思,被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述掩蓋了其他需要、甚至信念和原則,恐怕只會因失去平衡而人仰馬翻!

要撥亂反正,其實政府責無旁貸,不幸的是政府的回應往往脫離民情,令香港無法重回正軌。不過,部份前線抗爭者的手法,也許動機良好,但帶來的結果卻值得商榷。例如不斷破壞公共設施如紅綠燈、升降機、以及路面,已對不少老弱或傷健人士,造成巨大障礙。而企圖以所謂「攬炒」(兩敗俱傷)逼政府屈服,恐怕最先「被炒」(受害)的卻是競爭能力較低的基層市民!

在社交媒體等平台,如有不合宜的態度和言行,亦容易為他人帶來煩惱。而一些專業人士,例如警方或記者,若被本身的經歷和情緒牽著鼻子走,偏離了應有的專業態度,亦會削弱市民對他們的信任,甚至會令一些未有充份證據的傳言迅速傳開。此外,一些看似簡單的事,例如為小孩子穿甚麼衣服,才能傳遞正確價值觀及保護自己,對孩童來說亦十分重要的。

至於席捲全球的同性戀運動,過去大半年並未有偷懶,而同性婚姻的訴求透過司法覆核,與我們的距離已愈來愈近,不出兩年便有機會上訴到終審法院,因此,亦不能掉以輕心。世界很大,社會和個人要面對的挑戰亦很多,有些事比較重要,不等如其他事就可以置之不理,無論社會或個人,惟有將所有事看得合乎中道,才能避免掛一漏萬、失去平衡,甚至跌入深淵。

房屋與城市規劃

編輯及設計小組 | 招雋寧、 張勇傑、歐陽家和、李卓乘先生、陳燕芬
26/10/2017
城市規劃的狂想

人憑土地虎憑山,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咦,我們喝的是東江水,吃的是銀川菜心,能算是被香港的土地養大嗎?香港的漁農業早已式微,許多香港人沒有腳踏黃土而得食的記憶,感受不到土地的恩情,卻只感受到商情,因為土地=起樓=炒賣。

美國房地產研究機構公布「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香港連續7年蟬聯全球最難負擔城市,港人要不吃不喝18年才買到一個住宅單位。即使你希望申請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也要4.7年。住屋影響你的生涯規劃,打甚麼工、何時結婚、要生小孩,還是要移民…… 夢想和錢都可能隨著貴租貴樓而流逝,有樓的富者愈富,無樓的貧者愈貧。

政府自稱努力覓地建屋,卻被指「盲搶地」,意思是批評政府以不恰當的方式覓地建屋,欠缺長遠的城市規劃方針。舉例說,有人提出破壞郊野公園、填海、填平水塘,令關注保育生態者紛紛反彈。批評者進一步認為政府騰出土地的方式總是不觸碰既得利益者,包括丁屋儲備地、大幅主要供富裕階層使用的高爾夫球場用地等。

其實要興建住宅絕不能見縫插針隨便建。除了要決定一塊土地上公營房屋與私營房屋的比例,還要顧及交通基建、市場及商業設施、學校、文娛休憩、綠化用地、民政等生活的配套。城市規劃,殊不簡單。

富創意的城市規劃會提高我們的生活質素,讓我們瘋狂想像一下:城門河興建為可以澗水捉魚的河溪、高速公路橋底成為滑板場、青馬大橋某段設定為垂釣愛好者的熱點、連貫新界東西的單車專線、可以讓青年人Busking的劃定專區……

可惜,香港很少人關注「令居住環境變得更好」的城市規劃,只關心如何擠身熱烘烘的炒賣市場。歸根究柢,癥結在於房屋由基本需要變成不受限制的市場貨品,以供商人和投資者炒賣而從中取利,政府又繼續在高價賣地中進貢庫房。香港沒有囤積土地和囤積房屋的徵稅安排,又沒有保障租客的管制,沒有貨(樓)在手的人只能繼續捱貴租、望貴樓。若說要把市場清楚分割為「不可炒賣的基本住屋」和「可供炒賣的精品住房」兩種,你會支持嗎?

 

土地發展與城市規劃

當我們討論土地使用時,往往就會說香港山多平地少,於是產生一堆論述,解釋香港為何是寸金尺土,但實際上近年不少研究發現,當年故意將香港近七成土地劃為郊野公園等不發展的區域,這種保留綠色地方的政策令香港今日成為一個非常特別的城巿,郊野和巿中心的距離之近,令不少外地遊客驚訝。

所以,有些我們聽起來很合理的論述,很多時很可能是經不起考驗的,特別在城巿規劃和討論設計中,往往掛一漏萬時才發現,產生一堆問題,例如之前天水圍就是一個例子,要到居民入伙,才發現區內大量基本建設不足,沒有醫院、圖書館及託管服務,交通完全失衡,來回巿區時間又長,價錢又貴,最後變成天水圍城,引發社會問題。可見有屋住未必等於宜居。

今時今日的規劃未能追到實際香港人的需要。青少年要求的是自主空間,但社會到今日仍然沒有能讓他們合理地租住的居所,新婚夫婦同樣欠缺一個私穩度高的住宅,到有了孩子之後,社區配套又完全欠奉。我們的城巿規劃居然仍然停留在「盲搶地」的迷思中。這與不同的持份者相持不下有關,地產商、鄉紳、地主、環保人士、政府,各方本身的利益千絲萬縷,在討論政策時表面上好像在為社會解決問題努力,實際上卻是各為其主,爭取自身最大的利益。

如果看不到這些持份者如何透過不同的論述來鞏固自身利益,我們又怎能討論到問題的核心?

 

通識小秘笈

處理社會問題時,我們通常能背出不同持份者他們在不同議題中的立場,但我們很少了解或者分析那些論述對誰有利,以及大家怎樣分析那些論述或說法,但這些分析的能力卻往往是考官最期望見到的,於是最後容易落得「答案流於空泛」六個字,未必能得到高分。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第115期

 

對「性別承認諮詢文件」的幾個重點回應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4/09/2017

政府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在6月推出的《諮詢文件:第1部分 性別承認》(下稱《文件》)羅列了近年世界各地有關性別承認的發展,不同的取態影響深遠,所有關心未來香港社會男女兩性如何相處及兒童福祉的市民都必須留意,絕不能掉以輕心。有關《文件》有幾點是大家必須了解及關注的:

  1. 反思性別制度對社會及個人的重要性

  《文件》一開始並沒有先反思及檢視現行性別制度的重要性,究竟清晰的男女兩性制度在兩性相處;社會秩序;人身安全;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資源分配策略和設計服務各方面的實際需要,而只看一些個別案例和訴求便貿然考慮是否應該/需要改變性別制度是有欠審慎,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回應一些社會問題。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政府及各界必須宏觀及全面地思考有關問題。

  1. 關心真正有需要的性別焦躁症患者

  《文件》涉及的對象和訴求其實十分多元,當中性別焦躁(《文件》譯作性別不安)、性別自主、 性別政治等不能混為一談,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必須首先釐清不同群體的真正需要及目的,千萬別以簡單化的支持或反對口號作回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和傷害。

  首先,應明確區分「變性訴求」和「性別自主訴求」。一些患有性別焦躁的人士,因為身體性徵與內心認知的性別長期不一致,對此狀況感到極度焦慮不安,並對自己身體極度厭惡,極度渴望透過身體整形手術以貼近另一性別。他們希望融入社會兩性的秩序,一般稱作TS(transsexual)。對於這些醫學上判斷為疾病而產生的變性訴求,無論市民大眾是否認同變性手術,亦須對有關人士有更多的關心和了解,正視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而社會在關心病人需要和保障兩性制度之間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對於性別焦躁症的患者,政府應予以協助,讓他們得到適當的治療,同時亦需要有嚴謹的規範和相應制度以回應這些病人的訴求。以及協助市民大眾了解有關病症及懂得如何與有關人士相處,避免不必要的傷害。

  1. 拒絕主觀及愈來愈寬鬆的性別自主訴求

  性別自主訴求是指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渴望他人肯定自己內心的性別認同,即使感到不安也未必渴望身體整形。他們認為性別是個人選擇,社會應該肯定和接受他們的選擇,亦應以公共制度立法配合他們的選擇。這類訴求帶來解構兩性的後果,包括承認自我聲明的性別、增設第三性別等,一般稱作TG(Transgender)。我們認為政府沒有理由更改行之有效的兩性制度,以配合性別自主,強制全體市民配合個別人士對自我性別認知的選擇。

  對於一些純粹憑主觀感覺或意願,利用真正患有性別焦躁人士的需要而達到自身訴求,以性別議 題作為政治運動,目標是改變社會文化、結構和制度的團體,大家必須明確表態反對。政府不應 被極少數樂意曝光及擅於利用媒體發聲的團體和個別人士所影響,遵從一些西方國家或所謂政治 正確的做法,而忽略了市民大眾的真正意願。任何重大的社會變革,必須讓全體市民充分了解及 參與,不能以少數人的個人取態,凌駕全體市民的決定。

  1. 應維持現行嚴謹的性別重置手

  清晰的性別身份和外貌特徵,對社會上不同人士的交往十分重要。由於性別焦躁患者渴求身體外觀的改變,使身體外觀貼近另一性別,因而以性別重置手術改變個人的性隱私及身體外觀,在手術後亦較容易融入社會生活的不同範疇。因此,我們強烈反對毋須醫學診斷及治療的「自我聲明模式」。因為並無接受診斷亦無接受治療者不涉及外觀和性隱私的改變,若自動改變性別只會引來社會上的混亂和不安。

  由於國際上有趨勢要求只單憑自我聲明,毋須進行任何手術便可以轉換法定的性別身份,嚴重危害現行兩性制度和婦女及兒童安全,必須堅決反對。無論採用行政措施或訂立性別承認法皆是十分嚴肅的事,因為一個人的性別身份對所有其他與他/她接觸的市民、民間團體、商業機構、醫療機構、公營和政府部門都息息相關和影響深遠,絕對不能輕率而行。有關措施或法律必須清晰及嚴謹,不應單憑個人的主觀感受或少數人的主觀判斷而隨意改變.。

  1. 支持行政措施,反對訂立性別承認法

  由於變性人和不同的跨性別群體人數極少,彼此之間在生理、心理、主觀願望和訴求等方面皆有很大差異,現實上不能、亦不應一刀切地回應,必須區分對待。要全面訂立一種制度亦十分困難,此外,訂立性別承認法乃十分複雜及具爭議的課題,就算可以成功取得社會共識,有關過程亦必定曠日持久,對於真正有需要的患者未必能提供適時及適當的協助。因此,我們認為較合適的方法是以清晰及嚴謹行政措施,配合少量法例的修訂,既可盡快為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適切的幫助,亦避免不斷修訂法律去回應新的需要和訴求。

  除了列明的相關修例情況外,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應該以行政措施自行制訂指引或守則,保留自主及彈性。由於採用行政措施無法規定政府或私人機構必須接受當事人香港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作為該人的法律性別。我們建議政府多作教育,鼓勵政府內部及其他機構諒解變性者的生活需要。在變性者取得新性別身份證後,可以讓他們申請更改其他文件如旅行證件、駕駛執照、銀行帳戶及學歷證書上的性別標記。當然,一些宗教、體育或涉及性隱私的團體或場所,若因信仰、公平及避免尷尬的緣故,亦須尊重他們的宗教及良心自由,酌情處理。任何措施或法例皆不應傾斜於某些群體的權利而忽略其他群體的合理權益。

  1. 維護倫理關係及兒童權益的相關要求

  為維護倫理關係及兒童權益,我們認為應完善現時更改法律性別的要求,包括在入境事務處的行政措施加入一些更明確的批核條件:

  1. 申請者當時必須已年滿18歲,避免心智未成熟的人士作出對身體有重大入侵性而且不能逆轉的決定。
  2. 申請者當時的婚姻狀況為單身,且作出法定聲明,避免違反現行的婚姻制度。
  3. 申請者當時並沒有未滿18歲的子女,避免令他們心智未成熟的子女深受困擾。

  最後,必須重申,性別制度、男女有別並非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是涉及社會不同的持分者,因此,政府在有任何進一步的改變之前,必須主動向所有潛在會受影響的群體廣泛諮詢,不能單靠一些諮詢文件或聽證會便倉卒作出決定,因為性別混亂,只會帶來社會混亂和倫理混亂,千萬別讓整個社會成為性別政治的實驗室、甚至遊樂場。

 

 

為居住問題打開一扇窗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0/07/2017

我們並不擁有天空,但每個人頭上都可以有一片青天。世界上很多資源並非不足,而是有人擁有得太多,遠遠超過他本身的需要。香港地少人多,樓價超高,租金超貴,令很多人供樓交租之後成為在職貧窮,甚至貧無立錐之地,其實往往是由於資源分配不公而非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

撇開大地產商囤地、房地產市場投機不絕、政府沒有將房屋看成民生必需品、以及國內資金湧港置業等不公義問題,香港的住屋問題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2016年年底本港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8%,相當於 43,660 個單位。[1]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乃嚴重的浪費。

不過,要改變政策是漫長的路,而在政策未變之前,其實能改善現況的空間仍有許多,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兩三步。教會要協助露宿者、新移民、年青夫婦和家庭突然出現困難的基層人士原來可以有許多方法,不單改善居住問題、更要關顧心靈。而弟兄姊妹、教會和機構除了可以捐或借出單位、以較低租金、甚至免費租予有需要人士暫住;亦可鼓勵弟兄姊妹共同租住單位以節省開支;此外,不少教會場地在平日多是空置,若能開放空間讓有需要人士煮食、用膳、小休或做功課,也是開放了與基層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多個參與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教會、機構、牧者和信徒,了解他們如何以不同方法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此外,多位受助者亦會透露他們面對的困難及如何轉化自己的心態。「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長遠來說,讓受助者重拾自尊和自信,肯定比成為長期受助者來得好。藍天本來就在我們頭上,有時我們只需打開一扇窗。

 

後記

在付印之時,欣聞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深水埗與基層住戶對話期間,提出考慮資助社企租用唐樓,再以成本價劏出數間房,以兩至三年租約租給有需要市民,希望政府能坐言起行,打破官僚架構的束縛,盡快推行。

 


[1] 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物業報告2017》初步統計數字,http://www.rvd.gov.hk/doc/tc/2017_Preliminary_Findings_Chi.pdf

 

 

使貧窮人得釋放 彰顯上主的福音

文麗兒、傅丹梅 | 明光社項目主任、明光社副總幹事
10/07/2017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在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除了樓價飆升、房屋供求失衡、劏房等問題,我們無法對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士欠缺藏身之所視而不見。就此,我們嘗試向數間服侍貧窮人的基督教機構了解他們如何與貧窮人在住屋的問題上同行。

不約而同,當中數個服侍貧窮人士的機構都看到他們的住屋需要,同樣曾經或現在仍為他們的服侍對象努力尋找可安身之所。

禧福協會

禧福出於愛貧窮人的心,以便宜的租金租了一位弟兄的物業,這單位除了大廳、廚房及洗手間,還有幾個房間,以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女性,包括:新移民及無家者,曾有露宿的婆婆、睡在醫院大堂的單身女士。機構沒有訂立特別的甄選條件,也沒有規定住客何時離開。 可惜的是,由於人手問題,禧福現階段沒有再為貧窮人提供房屋的計劃。(7月13日發現資料有誤,此為更新版。)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榕光)

榕光曾於2000-2011年為孤兒寡婦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短暫住宿服務,過去11年計劃得「那打素基金」資助,但因基金沒有再撥款,故最後要結束計劃。現在主要與區內相熟的地產經紀合作,免佣金下為有需要的家庭尋找套房;亦會在區內探訪貧窮家庭,向他們傳福音。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

新福總幹事梁友東牧師表示面對香港的結構性貧窮,導致很多新來港人士及N無人士生活非常困難,新福的異象是幫助貧窮人,過往有醫生弟兄見到貧窮兒童所住的床位空間過窄,以致脊彎,因此自去年開始成立改善家居的基金,由新福管理。當有兒童面對惡劣住屋環境,就可動用基金補貼或改善居住環境。由於需要很大,資源實在很有限,所以對象是新福現有的服務使用者,在福利網以外的持雙程證人士、單親家庭,以及有小孩的家庭,而其居住環境會對兒童的生命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都可申請租金津貼,一般是兩年,最多三年。資助形式主要是提供租金補貼、支付按金或地產經紀佣金,讓他們可以租住一間安全的居所。

新福除了這個租金補助計劃,一直有愛心糧倉及食物銀行服務,幫助有困難的家庭解決食的問題,亦會與教會合作,由新福提供米糧,教會負責派發,亦會向食物回收商惜食堂(Food Angel)及膳心連基金(Foodlink Foundation)等機構取得一些食物如奶粉、乾糧、麵包、洗頭水及一些日用品,供應貧窮家庭以減輕生活的開支,亦會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每月500元生活津貼。

深度同行計劃,主要服侍、關懷及支援雙程證、單親家庭等,藉著不同的小組、課程、親子活動,以建立受眾的自信、自尊,重整價值觀,提升婦女們的親職能力,加強與子女溝通及了解。他們亦有一些計劃幫助一些單親家長,因要照顧年幼或特殊需要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賺錢,他們會教授這些家長製作絲網花及編織頸巾,幫助他們賺取一些收入。他們的製成品更獲得商界的欣賞,今年母親節,一間公司便向他們訂購7,000盤絲網花,令他們非常鼓舞。

政策倡議方面,新福一直有參與社聯的房屋政策獻議,包括過渡性房屋、臨時房屋、公屋、劏房政策、另類房屋(光房/民間低廉租金)、單身婦女屋或長者屋,以及重推租務管制等。

未來,他們希望有人能資助貧困家庭驗眼及配眼鏡,他們前線服務經驗看見很多人因為沒有能力購買眼鏡,包括近視及老花眼鏡,而選擇不去驗眼,這樣對他們的學習及生活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暑假將到,小朋友放完暑假後,極可能長高了,雙腳又會大了,新學年需要購買新鞋,黑皮鞋及運動鞋各一對,每對150元,每學童共約需300元,新福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支持這個「好『鞋』子計劃」,使孩子可以穿上新鞋子開學。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

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賴淑芬女士(Ada)談起協會最初服侍無家者的異象,Ada提到創辦人朱耀明牧師,因年輕時的街童經歷,成為牧師後便起來回應關顧無家者的召命,1987年,協會正式成立,最初主要探訪無家者,但在接觸他們的過程中,無法漠視他們的住宿需要,因而為他們多走一里路,籌備宿舍,讓他們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滿足。

隨著時代的轉變,無家者及協會所面對的挑戰亦有所轉變。20多年前,無家者所需要的暫宿期一般較短,比較容易在市場中找到合適的居所;但今天的無家者較難找到穩定的居所,原因離不開租金高昂、業主加租、容易收回單位、清拆等,令他們暫住宿舍的時間延長,甚至有無家者搬離後因不敵市場的壓力而需要再回到宿舍。在如此大的住屋困難和需求的階段,面對無家者們在困難當中所經歷的焦慮及壓力,Ada與同工們如何才能把資源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呢?

要實踐禧年的信仰教導

Ada提到協會除了會照顧流浪街頭的人外;亦會為面臨居住危機的人,包括:經歷家庭暴力、與家人有很大衝突、沒有能力支付租金等;亦有少部份住屋環境太差,沒有能力尋找較合適的居所,協會都會體恤處理。而協會所做的,就是把肢體因多了而捐贈出來的房屋在有完備管理的情況下重新分配,以相宜的價格租給這群人,正正實踐著《聖經》中禧年的教導。

Ada以「拍拖」及「結婚生仔」去形容教會服侍無家者的程度。教會派人定期探訪就如拍拖,但當要承接運作一個宿舍就如結婚生子一樣,同樣需要委身,只是程度各異。現在協會正在運作六間宿舍,當中數間宿舍都有教會願意承接,例如往後文章提及的青山浸信會,承接物業後獨自運作整個宿舍,包括:管理、接收服務使用者、清潔、處理住客的問題等;亦有教會雖未能承接整個運作,但都會捐款及定期探訪及牧養。與不同教會接洽的過程中令Ada深深體會到,縱使有不少有心扶貧的肢體或牧者,但要推動全教會同心走進這個召命,卻一點都不容易。

絕大部份教會都很認同需要扶貧,教會十分樂意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探訪、派飯派禮物;然而當要走多一步,推動全教會起來承接委身照顧及關顧貧窮人,很多時因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甚至扶貧的觀念只局限於「派物」而止步。教會願意投放很多資源去傳福音、做門訓,這些固然重要,然而卻有否想過要把關顧貧窮人納入成教會事工的一部份,成為讓人見證上主的福音及國度的重要使命呢?

盼同心承接的信仰使命

早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教會參與很多社區的工作,特別是關懷貧窮的工作,成為當時社區的盼望,然而,自社會福利署增加資源,多了福利機構的出現,教會在社區服務的角色反而漸漸抽離,某程度上削弱了教會走進社區服侍的動機,使教會與社區的關係與互動變得淡如水。但Ada提到其實個別願意捐贈房屋的肢體很多,協會亦努力接收然後進行管理及安排,令更多有住屋需要的無家者可得到幫助。但如單靠福音機構(如協會)承接所有捐贈的房屋,在人手資源的限制下,要接收及管理全部房屋確實無能為力,因而很可惜地不少房屋被空置。

協會十分盼望能有教會願意一同承接這個召命。協會現在會積極培訓願意承接單位的教會,讓教會可獨立運作捐贈的房屋,以至從實際的協助到心靈的牧養都能觸及。Ada認為教會承接這個服侍的關鍵是要透過服侍而把福音帶給貧窮人,使他們在被服侍下見證的福音大能,從而轉化被剝削的生命並變得更有盼望。

做轉化城市的福音使者

為何協會堅持只與願意委身參與的教會合作?Ada提到協會所做的,是希望轉化生命的工作。縱然社署或其他社福機構有為貧窮人提供服務,然而唯有教會才能透過福音使生命得到轉化。能搬到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當然重要,但心靈得到釋放才能使生命變得輕省。耶穌來是要使人的生命變得更豐盛,因此耶穌走遍大街小巷,把上主的福音帶給願意接受並悔改的人,使他們得到釋放、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教會作為傳揚上主福音的見證,更有責任要走進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面前,讓福音轉化他的生命。而教會更重要的召命是轉化社區,使上主的國度得以彰顯,使地上再沒有壓迫、剝削、不義……

耶和華已指示我們何謂善,他向我們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神同行(彌六8)。我們敬畏同一位上主,盼望我們都能同領心受上主早已指示給我們的召命,成為願意帶著謙卑的心,與上主一同走進社區的福音使者。

 

 

 

慈善與福音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7/2017

所有信徒都知道教會應該關懷貧苦,因為耶穌在世時就是如此行:祂傳福音給貧窮人,使被擄得釋放,瞎眼得看見。然而,社關與教會和福音的實際關係是甚麼?則涉及更多更大的神學討論:有人認為社關是福音的手段,以社關作為吸引人聽「福音」的契機;有人認為社關就是福音本身,以重建理想社會為福音的內容;亦有人主張福音由社關體現,以福音為體、社關為用。不論哪個向度,當中的辯論如何,這些神學理念必然影響教會的信仰實踐,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青山浸信會的義務主任譚司提反牧師則顯然是當中的佼佼者。

「有毒」的慈善 社關淪工具

「香港教會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了」譚牧師說。他認為時下香港教會對社關的態度很有問題,主要就是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它強調「教會」與「世界」的截然二分,前者屬神後者則與神無關。「教會」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信徒則要與上帝建立個人關係,在不斷悔罪與省察中步上「成聖」之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社關若不是與教會無關,至少也是教會使命中十分外緣的部份。譚牧師認為,這種思想與教會的中產化互為因果:一方面這種思想十分切合中產人士那種獨善其身,事不關己的思維,從而被他們採用;另一方面,這種思想又加固了這種中產式的個人主義。「有些堂會做社會服務只是因為他們要向政府申請換地」譚牧師說。「教會」和「世界」二分的思想走到極端,自然就只會視「社關」為工具,一種「擴張神國」或「個人修練」的工具。

「很多人,包括信徒,做社關只是為了一種feel good experience」,訪問中,譚牧師說了這句,眼神中略帶不屑,而坐在他對面的協會總幹事Ada則連連搖頭。事實上,早在訪問前的崇拜講道中,Ada談到社會流行也吹捧一種「有毒」的慈善。她以「深水埗明哥」為例子,指出這種慈善充其量只是填飽流浪者的肚皮,卻沒有切中他們真實的需要,甚至乎會連他們僅有的東西都摧毀。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流浪者們最切身的需要不就是衣食住行等物質需要嗎?確實不是。

「流浪者或貧窮人,即使接近斷水斷糧,他們依然告訴訪問者說,他們最貧乏的是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一份尊嚴」Ada引用世界銀行所做的報告,說出了違反常識的事實。原來,所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錯的,人的需要正正相反。正因如此,那種派飯派米的慈善才「有毒」,因為它派飯的同時連流浪者們僅有的尊嚴都剝奪。Ada和譚牧師就見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流浪者在善心的「餵飼」下,徹底失去改變和重整生命的動力。「令我反感的不是『明哥』本人,他只是力所能及,做自己能做的事」譚牧師說,「但那吹捧『明哥』的,捐食物給『明哥』的……有人還替『明哥』著書作傳,那本書還得了獎。」原來,真正的慈善,離不開生命的轉化。

真實的慈善 生命的轉化

如此,再討論教會和社關的關係彷彿已是無謂:假如真正的社關和慈善就是關係的復和、人性的恢復以及生命的轉化,這不就是福音的內容嗎?耶穌固然會行餵飽五千人的神蹟,但更會擁抱痲瘋病人以及宣告人從罪中得釋放。「社關不是教會的額外工作,而是它的份內事」,譚牧師說。

「若真的認同這一點,就不會有教會推說甚麼社關很麻煩,甚麼有餘力才做」他說。事實上,青山浸信會在與協會合作的同時,就為了這事工重組了堂會架構。

百合之家

很多堂會都會分設不同部門,例如文書部、行政部等等,用來處理教會內的不同事務;但很少堂會會為社關專設一個部門,大多就只是將這些事當成慈善或慈惠事項,再歸入財務部管理。然而,青山浸信會則專設了一個部門,統籌教會的社關事宜。誠然,若教會真的視社關為「自己的事」,那麼在堂會架構中反映出來也是理所當然,這也便利當中的行政工作。

協會的「社區房計劃」主要有三大參與者:協會、業主和教會。協會負責篩選合適的居住者,以及各項協調工作;業主則提供計劃需要的單位;教會則負責各項管理以及最重要的生命關懷工作。這三者缺一不可,都是無償地為他人付出的。現在,青山浸信會轄下的單位名為百合之家,有專職同工管理和照顧當中的住客。百合之家主力服侍有需要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她們有些曾受家暴,又有些因為經濟問題無家可歸。單位共有18個床位,現在的入住率為七成。每個住客會在百合之家內居住三至六個月,在這段時間重整生命。

對業主而言,把單位借出來,無疑損失了本來可得的租金。對教會而言,多了一群人要服侍,又多了一個單位要管理,麻煩實少不免。單是想一想,假如住客間有爭執怎麼辦?極端點說,若有住客放火燒了整個單位,又怎麼辦?開展和參與這個計劃,對業主和教會而言,都是要冒險和有所承擔的。譚牧師指,青山浸信會在籌備這項事工時就有反對聲音,到現在仍有不少質疑;到實際開展了,也確實令教會增添了不少負擔。但譚牧師說:「安逸和舒服的工作通常沒有甚麼意義。其實要知道一項服侍的意義有多大,你就要問自己:『你有多痛?』」

據說在這項事工中,教會安排會友與百合之家的住客同行,不論是會友還是住客都有成長。不少百合之家的住客其後都信了耶穌,待人處世有很大的改變。究竟,譚牧師和Ada常掛在口邊的生命轉化是甚麼?

生命的改變

基督教的慈善,乃至所有宗教的慈善都常被人諷為「派錢叫人信教」或是「以為宗教萬能,有了宗教就不用吃飯」云云。這也是常人會問的問題:百合之家只提供三至六個月住宿,期限完了,住客還不是要重新面對問題?

「其實住客入住百合之家前後,她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改變」,談到轉變時Ada不諱言百合之家沒有令住客變得富裕,「但由於她們的生命改變了,看事物變得不再一樣;她們有勇氣,也有動力生活下去」。在改變前,她們因為自我形象低落、沒有自信或種種原因,從根本上沒有在社會生存的力量,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期待別人的施予。現在,她們則重新得力了,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可能。常言道「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但如受助者從壓根兒不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漁夫,那又怎辦呢?正如之前所說,社會的邊緣人最缺乏的,正是這種接受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勇氣,而這裡就是信仰發揮作用的地方。

「改變,就是從依靠政府、依靠錢財轉變到依靠上帝」譚牧師說。正是我們有一個在十架上被釘死又復活的上帝,基督徒可以盼望上帝國度的來臨,因而不論在順境逆境都有力量改變自己,甚至改變社會。譚牧師認為,要讓百合之家的住客,看到在現世以外的盼望──那已來臨但未完全實現的上帝國度;當她們看到時,生命的依靠就會改變,而口頭的認信則是轉變的表徵。教會的角色,就是要作為上帝國度的一部份,讓受助者親身經歷上帝的慈愛以及真實。

在青山浸信會的事工中,信仰、神學以及服侍環環緊扣,彼此相連,其結果就是在社區間為信仰作了見證。Ada說到有四間教會都表示對計劃有興趣,現正與協會商談執行的問題,而社署也十分欣賞她們的計劃,更問她們未來會否於不同區內開設同類服務。

那麼協會現在有甚麼需要呢?Ada說,「協會不難找到願意出錢的金主,但要找到願意與社會邊緣人士同行的義工卻少之又少」這問題實在普遍。前者只是交出「身外物」,還算容易;後者卻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

 

與貧窮人同行並不容易

張勇傑、吳慧華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0/07/2017

(延伸閱讀)

 

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正正是令這類服侍未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其實除了協會外,有不少基督教機構曾提供類似的住屋服侍,當中包括: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及禧福協會。然而今天,因著不同的原因,她們所提供的服侍都無法繼續。

榕光「神愛之家」緊急援助宿舍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榕光)是一間服侍基層的機構,同時也是一間基層教會,事工的發展由榕樹頭的街頭佈道擴展至籠屋的探訪,服事的對象原先都以男人為主。

陳碧霞牧師在2000年察覺到中港婚姻下被遺棄的婦女和她們孩子的困境,所以向「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申請資助,開展「神愛之家」緊急援助宿舍的事工,租用兩房一廳的單位,讓三個有危機的家庭免費入住。這些危機家庭通常是持雙程證的母親和單程證的子女,陳牧師會幫助那些小朋友申請政府資助,甚至擔任那些小朋友的監護人,待政府批出資助後,便透過相熟的地產經紀協助她們可免佣租住套房,遷出宿舍讓其他有需要的家庭入住。「神愛之家」在基金資助完結後,得到善心的商人支持繼續營運下去,更發展至兩個單位。但因經濟環境改變,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服務在2012年1月結束。在這11年的宿舍服務中,受惠家庭有234個,不少婦女及兒童亦因此認識信仰。榕光服務基層的使命仍然延續下去,不少居住在套房的家庭沒有洗衣機,榕光便在機構內添置洗衣機,免費供有需要的家庭使用。

陳牧師坦言榕光的能力有限,未能長期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機構能做到的就是在他們最困難的情況下,給他們一杯涼水──一個能暫時喘息的居住空間。這不止是機構的使命,亦是她做人的宗旨。居住新界偏遠村屋的陳牧師為方便工作,在深水埗租了一個套房,但她一星期只睡兩三個晚上,所以她便將單位分享出來,與一對基層母女同住,亦不與她們計較租金。陳牧師的生命,就如道成肉身的基督一樣,住在他們中間,與基層人士同行。

協會──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房屋,真不容易

多年前,一位弟兄看過「光房計劃」之後很有感動,聯絡了禧福,願意以便宜的租金把手上一個物業租給禧福,以幫助一些在居住上有問題的貧窮人。弟兄把單位劃分成多間房間,洗手間、廚房以及一個大廳,希望居住在這屋子的人可以有較大的空間使用,也可以彼此幫助。

當年入住這個單位的人主要是女性,包括新移民、精神病患者、以及露宿者等。禧福沒有定立特別的甄選條件,當時只按實際情況,視乎誰有需要,他們便被安排得以入住。至於租金方面,是按各人的薪金而定,薪金較高的便多交一點,沒有工作能力的便免租。

這樣的模式運行了一年,禧福最終還是把房屋歸還給弟兄,最主要的原因是,禧福發現,要持續這單位的運作,除了資源,人手非常重要──一個願意入住當中成為「家長」或舍監的人更非常重要。因為上述的房子住著不同背景的人,大家可以想像,住客之間的衝突一定非常之多,沒有一個合適的人去化解大家的衝突,住客的衝突只會愈演愈烈。

不過,禧福沒有停止過幫助貧窮人的心,如果有資源及在人手許可的情況之下,禧福仍然樂於為有需要的人解決居住的問題,有了上次的經驗,禧福之後會設立特定的服務對象,例如是邊青少女,又或是來自不同地方的難民。這樣,比較容易招攬到對這個群體有負擔的同工與他們共住,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尋覓溫暖安歇之地

傅丹梅、文麗兒、郭卓靈 | 明光社副總幹事、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7/2017

新福事工協會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回應社會上貧窮人士的需要,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務,包括:匯聚社會資源的社區及資源中心、宿舍服務等,受益者眾。本社同事走訪了不同的服務使用者,希望協助大家「看見」社會上一群有需要人士的境況。

讓兒子健康溫飽最要緊

受助人:阿菊(化名)

阿菊原本居住的地方,租金便宜,但衛生環境非常惡劣,天花的石屎剝落,但業主不肯付錢維修,她既擔心安全,又擔心兒子的濕疹會惡化,從朋友處得知新福事工協會(新福)有一個津貼租金計劃,她就向新福同工講述自己的情況。同工認為她的情況符合計劃的條件,於是決定幫助這家庭改善居住環境,協助他們搬入現時100多呎的居所。地方雖然細小,但五臟俱全:獨立廁所,開放式廚房,「碌架床」,風扇、冷氣機、電視、雪櫃、洗衣機等一應俱全。兩母子總算有一個安全居所。由牆上的掛畫,可見她的兒子的畫畫天份不錯。

阿菊的丈夫失蹤多年,突然以分居超過兩年為由單方面向法院申請離婚,離婚後,前夫不願給贍養費。現時九歲的兒子,因為早產以致智力不健全,需要入讀特殊學校,加上患上睡眠窒息症,每小時平均會停止呼吸四次,她擔心兒子會一睡不起,於是,每隔15分鐘便要拍醒他。這樣的情況,弄得她不能安睡,精神狀況非常差,只有等兒子上學後,她才可以安心睡覺。另外,因為兒子的濕疹,阿菊擔心他的健康,每天都會將家居打理得一塵不染。因為要照顧兒子及打掃房間,她根本無法外出工作,每月只靠兒子的綜援金及傷殘津貼約7,000元生活。由於租金已佔了大半津貼的開支,她只好在食物上節省金錢,有時會去食物銀行取一些乾糧及米,有時陪兒子吃完早餐,為了節省金錢,自己連午餐也不吃,將節省下來的錢買些肉給兒子。

另外,每年暑假她們都會回鄉,一來可以減低生活開支,二來阿菊父母可以協助照顧兒子,她可以到朋友處做一些工作,賺取一些生活費。她回鄉居住時亦會刻意預備炸魚給兒子吃,希望兒子可以有多些營養,能夠身體健康。

訪問當晚問阿菊會煮甚麼晚餐,她就從雪櫃取出一包菜、一碟吃剩的食物及一包麵……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的一餐,最緊要,吃得飽!

 

亞杜蘭宿舍──讓軟弱的聚集到這裡來

無言感激 尋找新盼望

受助者:阿傑

阿傑,年約30歲,從事銷售業,於2013年年底認識了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的社工何先生(即阿傑口中的阿圻)。

當年他正面對失業,又已到最後限期仍沒有錢交租,差不多要流落街頭,帶著極度徬徨、無助而且失落的心向朋友求助。短短一週時間,阿傑便獲協會安排面談接受評估、驗身,然後搬到臨時宿舍居住。在宿舍住了兩年,經同鄉介紹,決定嘗試搬到旺角一個約3呎乘6呎的「床位」居住。那邊的居住環境十分侷促,不單沒有任何公共空間,更要八人共用一個洗手間,連想「透氣」的空間都沒有,卻已經要繳付2,500多元租金。對於月賺約萬元的阿傑來說,實在不算得輕省。碰巧阿傑那段時間又經歷工作環境的轉變,加上居住環境惡劣,而與該房子內的「鄉里」關係冷漠,偶然談起鄉下的情況卻令阿傑更加思鄉,因而情緒十分低落。

一次機緣巧合下,協會一位有心人聽到阿傑的住屋分享,二話不說決定要借出一個單位辦新宿舍,亞杜蘭宿舍得以成立。搬離半年後,阿傑厚顏地向阿圻表示希望可以搬進新的宿舍。

曾經住進宿舍,亦試過搬離,最後選擇回到宿舍,對於阿傑來說,最大的轉變是讓自己可以計劃將來。之前因環境的壓迫令他對未來沒有甚麼盼望,但在宿舍最少讓他有空間反思,而且與宿友之間那份情誼和支援,讓他有放鬆與喘息的空間。阿傑甚至以戰友形容同住的宿友,當中那份淡淡的、男人之間的支援教他感動。

提到雖然大家的年齡有差距,並不是無所不談,但大家的背景相近,都會嘗試直接表達、以禮相待、彼此遷就,當中可能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而有不咬弦的時候,但都盡量不禍及他人。而宿舍每月都會有「例會」,讓當中的舍友都能坦誠溝通。宿舍的生活相對安穩,但阿傑對未來仍有計劃,希望將來能轉換新的工作、找到套房租住。阿傑坦言,對於未來,自己都有憂慮,特別面對嚴重的居住問題,即使想搬離都不一定有足夠能力,如搬離後又再重新經歷一次「旺角」床位的經驗,對阿傑會是另一次難以想像的恐懼與折磨。

「宿舍是讓這群人(無家者)看見希望的地方,在緊張的生活讓自己有放鬆的空間。真的好多謝他們,希望協會可以幫到更多我們這類人。」阿傑靦腆地說。透過阿傑的分享,聆聽他對宿舍建立的歸屬感、對宿友關係的珍惜、對同工的感激,深深感受到住屋對他的影響;亦感到他對阿圻和協會那份無言的感激。

 

暮年飄泊 何處是吾家

受助者:阿斌

年過60歲的阿斌,2015年年底因家庭的問題而流浪街頭,只能睡在通宵營業的快餐店,他以「簡直想死」去形容當時的心情,最後決定走到社署尋找支援,社署把他轉介給協會。協會安排他兩天後搬進臨時宿舍,住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在2016年年底搬到亞杜蘭宿舍。

阿圻除了協助阿斌解決住宿的問題,亦會就他的問題給予建議或其他幫助。從睡在街頭到搬進宿舍,阿斌坦言從很低落的情緒走出來,亦很感激阿圻對他的協助,讓他在迷惘中找到一些方向。對於一向獨立的阿斌來說,要適應不同的居住環境並不困難,豐富的人生閱歷亦讓他較容易與不同的人相處。現在的情況一切看似很不錯,當提及未來的計劃,阿斌的眼中不期然滲出淡淡的哀愁。由於宿舍的住宿期為兩年,對於曾經享用公共房屋服務而不能再申請的阿斌來說,一年多後需要再回到自由市場尋找居所,會有更多的挑戰。

阿斌的情況,正正代表著一群正在步入暮年,身體仍然健壯,卻又面臨即將退休,而又無法輪候公共房屋或安老院舍,但社會福利又不足以支援的一撮人。在可見的將來,這群人似乎看不到出路,到底整個系統可以如何照顧到他們的需要呢?

誠然,要推動政府改善安老或房屋的政策,的確不容易。即便如此,仍盼望社會不同的持分者能向政府施加壓力,令她正視人口不斷老化而需要做出相對的政策制訂。與此同時,教會作為地上的燈塔,當擁有一定的資源、聯繫和能力,能否領受這個異像,服侍這群有需要的人?假如教會已預定部份的資源去賙濟窮人,祝福社區,除了物資或食物銀行等方式,又會否考慮以多元性的方法去關懷貧窮人呢?

在關顧貧窮人的層面中,教會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寬更廣,在資源上照顧他們的同時,更讓他們在生命中找到盼望,相信是對他們最好的祝福。

越過生命低谷 成為社區祝福

聆聽兩位男士分享過後,有機會與阿圻傾談。阿圻表示男宿舍與女宿舍最大的分別是協助他們建立支援網絡的情況。男性與女性的性格很不一樣,女性很容易就可以建立關係,但男性很多時都自行解決問題,各自為政;然而宿舍成立的目的,除了讓他們可有暫時的安身之處,亦盼望能讓他們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群體,彼此支援守望,亦希望打開他們的眼光,讓他們看到自己身上的優點和資源,以致他們離開宿舍後,仍能夠善用已建立的資源繼續生活,甚至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被愛感動信主亦決意要助人

受助人:阿婷(化名)

去年7月帶著女兒來港一心投靠丈夫,怎料他把她們趕出了街頭。她們沒地方住,就在體育館旁邊的地方住了數天,幸好遇上有心人帶她們去見區議員,再經社工轉介,輾轉來到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在「恩福之家」住了兩個多月。

阿婷女兒的眼睛及手指有毛病,要分開兩段長的時間做手術,需要有好的環境休息,就被調遷到協會另一所更適合她們,可以較長期居住的「以斯帖之家」。

據一同接受訪問的協會高級宿舍主住施小姐指出,「以斯帖之家」是由一位有心的弟兄以平價租給協會作中長期的宿舍,令人可以安居,並思考之後要走的路。

因為阿婷為新來港人士,她的情況除了需要人關心之外,還需要學習廣東話,並認識香港這個地方。協會藉著讓她很輕鬆的參與Alpha Course信仰小組,學習接觸信仰,亦鼓勵她放膽以廣東話分享,亦關心她、為她禱告。「最感動的一次,是首次有義工為我祈禱,淚就流下來了。心就被打開,很舒服……以前很無助,很煩惱;但現在我覺得很開心,這裡給我感覺得溫暖,似是一家人。」

最後,阿婷亦分享到,經歷了被人無私的幫助後,她決定要做好自己,有機會亦會幫助別人!她還鼓勵女兒,得到大哥哥們悉心教導功課後,長大了還要幫助其他的小朋友呢。

 

放下壓力心境變得平靜

受助人:阿雲(化名)

阿雲在港住了多年,與丈夫育有一名兩歲多的兒子。但近年丈夫的脾氣變得很差,要她千依百順,否則會亂擲東西和罵人,嚇怕了小孩。很多時更會在半夜或未天光時吵吵鬧鬧,令阿雲兩母子失去了安全感,只可以與兒子抱著哭,亦感到沒人可以幫助。直至有一天,她丈夫把她們趕了出去。

兩母子先入住向晴軒,及後再轉到屯門的百合之家。「百合之家為屯門區一所中轉家舍,是一位有心的弟兄聽了協會的分享,受感動而買了樓高兩層的房子改建成為家舍,給屯門一所教會(青山浸信會)去管理,以服侍有需要的人。協會的角色是支援、提供管理建議及運作經驗,並分享理念及傳遞價值觀。」協會的施小姐補充道。

阿雲覺得在家舍感受到被愛及關心,也放下了可能會居無定所的憂慮。而且其他的舍友都很友善,亦互相關顧,會照顧她的兒子,兒子在被愛的環境下,脾氣都改善了很多。而阿雲亦積極參與協會舉辦的課程,如:化妝班及遊戲治療,讓自己可以學習建立自信心,放鬆、放膽去表達自己,更可以了解自己和定下目標去改善自己。

阿雲認為以往的自己是很封閉的,很少與其他人相處、傾談。反而現在,因為接觸的人多了,人也開朗起來。而且,也開始做義工,幫助在家舍中認識的新手媽媽,煮飯、給她們送飯、替她們洗衣服……「自己都曾經歷過新手媽媽的辛苦階段,能夠幫就幫吧。」

協會的施小組最後亦提到,希望更多人可以參與,提供資源或開始去關心香港貧窮人的居住問題:「因為這是香港現時一個很嚴重、亦很切身的問題,需要大家關注。」她盼望有更多的教會可以開始與弟兄姊妹去關注,並伸出援手。

協會更為女性住宿者成立一個「娘家會」,讓她們可以回來,建立友誼、互相扶持之餘,亦可以站出來再去幫助別人,使這「娘家」可以再有繼續發展的空間。

後記:

每人都會經歷到有困難、需要被幫助的時候。訪問及記下受助者的經歷,讓我們知道伸出援手不但可解燃眉之急,亦可讓他們重得人生方向。社會上仍然有許多單身人士及家庭正面對嚴峻的居住問題,協會不單止走到前線去協助有需要人士,他們亦會分享經驗以鼓勵及協助教會和主內弟兄姊妹去設立家舍,並成為義工,協助青山浸信會設立屯門百合之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盼望神能興起更多教會和弟兄姊妹勇敢地踏出一步,走進這愛心行列。

 

領受召命 存謙卑的心與上主同行

文麗兒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0/07/2017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書一9)這成為黃先生服侍無家者的鼓勵及支持。

貧窮的經歷 福音的種子

黃先生,小時候住在新界的某一個街市內僭建的地方,經歷過十分貧窮的生活,長大脫貧後,貧窮的經歷令他對服侍貧窮人,尤其是單身婦女及孩童,有另一番的領受。

黃先生透過教會認識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的事工,與協會總幹事Ada相識在「社區房」計劃推出之前。大約四、五年前,他的教會借用協會的地方聚會,因而認識了協會,令黃先生亦開始投身義工的行列。

細數上主的引領,看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相遇。

2008年,黃先生走進深水埗探望表哥,在途經區內時發現該區的舊樓價格便宜,在一個月內購入三間以作投資之用,所購的單位原本已是分間房(俗稱劏房),亦有租客住在其中。「放租」的時候,透過其他機構或教會正在服侍的一些家庭,發現該區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加上教會「一杯涼水」的教導,開始逐步收回單位,以較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婦女住,如此就開始了黃先生服侍貧窮人的道路。

後來黃先生於佐敦區再購入多個單位,並按政府的規定,向屋宇署遞交圖則,改成合法的分間房放租,Ada在此時亦向他介紹了數個難民家庭,於是黃先生把單位收回,讓這些難民家庭有安身之所。當中有些難民在兩、三年後得到政治庇護而前往美國;但同時亦有難民因個人的問題而被黃先生要求離開。

在租房子給貧窮人士時,黃先生大都只以「綜援價」租給有需要的婦女,或是對方能負擔多少便收取多少。

在旺角亦有物業的黃先生,亦願意拿出來給協會使用。屈指一算,他有七成的物業都是以便宜的租金租給有需要的家庭或租給協會使用去服侍無家者,只是因為看到這群鄰舍的需要,動了慈心,便起來回應。在這個經濟掛帥的社會,能拒絕可收取高昂租金的誘惑的業主不多。今天,他一無所缺,仍然感謝上主賜給他有這份服侍的能力與福氣。在黃先生身上,我看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徒二十35)。

「良心包租公」 謙卑的僕人

在服侍貧窮人的過程中,黃先生不止是單純地以低廉的價錢租放單位;也在協會成立租金津貼的基金,讓有需要的貧窮人士可以申請基金的資助在外租房;更會親身前往板間房去探訪他們,甚至協助他們解決問題。曾因一次前往板間房探訪,聽到有住客表示房內有很多木蝨,無法好好的睡一覺,他二話不說即時聯絡相熟的經紀選址購入單位,亞杜蘭之家從此出現,正服侍一批男舍友。而被服侍的朋友都存著一份感恩與珍惜的心住在當中,即使宿舍內已設有吸煙區,舍友們都會自律地走到街外吸煙,從微細處已看到這份恩惠對他們的意義何等寶貴。

黃先生更正在計劃多預備一個單位,由自己管理,租給有需要的婦女使用,此舉動更可減省協會的工作。在分享的過程中,每當Ada提及無家者的住屋需要,黃先生都很快捷地回應可考慮收回哪個地區的單位給協會用,雖然黃先生謙稱自己不算委身在這個服侍上,但在他的回應和行動中,卻看見他的投入程度愈來愈高。這位僕人的服侍讓我看到了實踐「服侍弟兄中最卑微的,就是服侍上主」的教導。

剛強地堅持 盡忠地服侍

黃先生如此委身在這個服侍上,回想這段日子,會否曾經有所掙扎或動搖呢?最初黃太很反對黃先生投資於分間房的業務,不想先生成為別人口中的無良業主,後來經過這幾年的服侍,黃太現在都很支持他為無家者所做的安排。反而是在服侍過程中所接觸的家庭,令黃先生有無奈或失望的時候。曾試過有巴基斯坦藉年輕難民,其父在家鄉因基督徒的身份而被殺,令他要逃難到香港尋求庇護,黃先生按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的租金津貼租借一個分間房給他,卻發現他有頗嚴重的飲酒情況,同工曾試過到訪時聽到他的房間內有女性聲音,但他卻不肯開門讓同工了解,最後黃先生只能請他離開。

亦曾試過接觸來自索馬里及尼日利亞的難民,不但難以溝通,更試過因那些難民不斷苛求,令黃先生無法再無止境地滿足他們,最後無奈地要請他們離開。聽著黃先生的分享,稍微體會到他的兩難,既想幫助這班人,然而有時卻因他們的貪得無厭,令黃先生無法再繼續與他們分享這杯涼水。

雖然曾遇到令黃先生失望的情況,然而快樂總比難過多。黃先生曾經在車廂內遇到曾受他幫助的尼日利亞難民家庭的女兒,會專誠走到他面前多謝他照顧他們的家庭。亦有懂得感恩的婦女,獨自帶著自閉症兒子,每月申領綜援,黃先生以「綜援價」將單位租給兩母子,但同時亦會另外再每月津貼千多元讓他們可以有錢吃飯,一次因單位「爆水渠」而需要支搭棚架進行維修,這位母親主動向黃先生表示,因維修費用高昂所以不再收取每月的額外津貼,以減輕他的負擔。也有一個住在豬棚的家庭,黃先生得知他們情況後,以一元租金把單位租給他們,這個家庭的女兒珍惜這個轉變,一直努力讀書並承諾日後會成為幫助別人的人。這些種種的回應,都成為黃先生繼續服侍的鼓勵。

主賜的平安 無償的喜樂

約書亞記一章9節,成為黃先生服侍貧窮人的提醒。他深信上主必然與他同在。在關顧貧窮人的經歷中,讓黃先生更深的感到上主在自己身上的恩典,在扶助人的過程中能經驗的喜樂是難以取代的,亦因著受助者的生命,令自己更因著所得的、所受的祝福而感到平安。服侍過程難免會遇到自己無法接受或想像的場面,更要努力克服當中的挑戰。在面對「難搞」的無家者或受助者,當中的挑戰及上主的恩典與同行,更讓他磨鍊愛的功課,讓他更堅定地站穩在服侍崗位上。

未來在協會的服侍,會否有更多的嘗試?黃先生表示一年前自己很抗拒上主新的召命,三個禮拜前明白要順服在上主的旨意裡。接下來在協會的服侍,他會嘗試更多的承擔,接手承擔協會的中途宿舍運作,一年前抗拒因為自己已承擔不少麻煩的工作及服侍;一年後的今天,仍然怕麻煩,但既然上主要他去做,他便順服在上主的召命中,求上主賜予能力和智慧。

今天,有一位黃先生起來回應上主的召命,忠心委身地服侍貧窮人;但願更多的教會,更多的肢體聽到上主的召命並願意起來回應:「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無論哪一座城裡,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你不可忍著心、揝著手,不幫補你窮乏的弟兄;總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補他的不足。」(申十五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