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愛」又豈會客觀?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奧運會是四年一度世界盛事，除欣賞運動員精彩絕倫的表現外，運動員的體育精神也值得大家稱讚，當中女子沙灘排球金牌戰，出現了一段小插曲。

該場比賽由巴西對加拿大，第三局時雙方出現了小誤會，球員隔著球網口角爭執，氣氛僵持不下，這時場內DJ突然播放約翰連儂的經典名曲Imagine，雙方球員聽到音樂響起，立時回復平靜，甚至露出微笑。一首歌頌無分彼此，和平共存的經典名曲，瞬間化解了場內緊張的氣氛，觀眾更一同大合唱——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最後巴西勝出奪得金牌，在頒獎禮上，兩隊球員互相擁抱，selfie合照，將比賽期間的衝突拋在一旁。

Imagine一曲想像了一個沒有國家、沒有宗教的大同世界，那裡沒有戰爭、沒有饑荒、沒有貪婪，世界上所有人沒有私有財產、彼此分享，和平共存。雖然這個大同世界並不存在，世界上仍有不同國家和宗教，但彼此尊重、和平共存仍是人類的共同願望。

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有一個傳統，就是各城邦在運動會前後休戰。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則由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開始恢復這傳統，聯合國在翌年通過了奧林匹克休戰議案，並呼籲各國在每屆奧運會期間遵守休戰議案，隨後亦在殘奧會期間作出同樣的呼籲。但其實在今屆奧運會期間，世界角落的炮火從沒有停止，俄烏戰爭持續，以色列繼續轟炸加沙地帶，更對黎巴嫩展開空襲。這些衝突背後涉及歷史和政治等錯綜複雜的因素，要化解談何容易。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可能只是一個想像，但也是我們的禱告，祝願世界和平。

參考資料

〈巴黎奧運｜女子沙排金牌戰球員爆口角　現場DJ神選曲一秒淋熄怒火〉。《香港01》。2024年8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9%AB%94%E8%82%B2/1046621。

早前在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在其就職演說當中，強調了「兩岸互不隸屬」，引起內地的不滿。中國大陸官媒央視新聞在該演說結束後，便於微博反擊賴清德的言論，指：「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國家」，後來不少台灣的歌手紛紛轉載央視新聞的帖文，歌手蘇見信也於微博發帖支持統一。而台灣著名樂隊五月天於北京鳥巢開演唱會時，主音阿信在現場表態說：「我們中國人」，五月天表態後，facebook現了一位自稱是五月天忠實粉絲的網民寫了一封「分手信」，表示對五月天感到失望，又提到自己對樂隊的投入程度曾經非常瘋狂。可見歌手表態一事，破碎了一些粉絲的心。

其實，一位歌手之所以會吸引人，除了其唱功之外，其展現出來的氣質、言論、行為、價值觀以及在歌詞表達出來的信念都可能會成為粉絲欣賞他們的元素。歌迷對其支持的歌手、甚或偶像有期望是很自然的，試想像一下，一個歌手就算唱功了得，但到處生事，如吸毒、打架等等，相信也不會有太多人喜歡他，而事實上也有不少歌手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結果大大影響了他們的演藝生涯。五月天向來給予人的印象都是青春、夢想、熱血、革命，這些都是從他們的說話、歌詞中看得見的，不少粉絲也會對他們產生一定的期望。若然他們說一些話或做一些事與其一貫形象相違背，這些粉絲自然會感到失望。至於他們為何說這樣的話，表這樣的態，大家未必能知道確實的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是政治或利益輸送問題，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近年一些歌迷、網民、甚至政黨人士和官員，很喜歡逼人表態，其實，作為歌手、藝人，有時對政治未必有深入的了解，亦不擅長面對波譎雲詭的政治世界，而且不少問題有時亦不一定是非黑即白，豈能在台上三言兩語便可以說得清楚。在當前欠缺包容、立場尖銳地對立的政治生態，對許多不擅長政治論述的藝人來說，其實是一個令人太沉重的挑戰，一不小心、粉身碎骨，何必逼他們作政治表態呢？將政治強加於文化、藝術、電影、體育和宗教等等的領域，其實並非好事，請不要將舞台變成批鬥場，在不包容的政治氛圍之中，有時毋須表態對大家都是一件好事。大家喜歡一個藝人，不代表一定要認同他／她對每一件事的看法。正如大家不會喜歡聽一些政客和官員在大家面前搶著拿咪獻唱（其實是獻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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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面容」的倫理性概念來自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他認為「面容」是「他者」最具倫理性的展現，也能最直接對他者作出倫理呼喚。「面容」（le visage）不能被人完全客觀地觀察和研究，因為在它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人的面容不僅代表他者的超越性，它還帶著一種脆弱性，這種脆弱產生了一種權威，使人順從他的命令，這種命令就是從臉上傳達出的道德命令。而正因為臉「不是一種力量，而是權威」，所以人也可以拒絕接受由臉提出的要求，它沒有制裁的能力，暴力行為也會因此而出現。[1]

不過，很多時候暴力行為的出現，並非因為拒絕他人面容發出的道德命令，而是因為看不見，拒絕、逃避看見他人的面容。例如現今不少社交往來活動停留在網絡上進行，用電話訊息提出分手，更甚的是網絡欺凌的發生，全都是在網絡世界裡進行，人們根本看不見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筆者就著現實社交、網絡文化、短訊分手文化，探討有關「面容」這個課題。

真實社交需要面對的問題

現實的社交之所以顯得困難，在於那一種即時性，就是面對他人之面容時，需要作出即時的回應。相反，網絡上的溝通之所以受歡迎，在於訊息往來之間能夠有足夠的空間思考以及不需要顧慮到對方展露出來的面容。常言道：「做人要識得睇人眉頭眼額」，與人交談時，也要觀察別人的「面色」，需要懂得「閱讀空氣」，這一切一切在面對面社交時都顯得非常重要。若然一個人不懂得觀察別人「眉頭眼額」，不懂得閱讀空氣，這個人自然會被視為不夠成熟、不顧及別人感受等等。然而網絡世界中的溝通，又正正因為沒有面容的輔助，單純的文字表達往往會引發誤會，一句句子失去了表情與語氣的輔助，帶出來的感覺可以是差天共地，因為文字的本身是客觀地呈現，而解讀的動作卻是一個主觀的感覺。[2]

在面對面的社交中，他者的面容不斷發出命令，所以人們需要時刻察言觀色，當然，這是一個基於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因為尊重，所以會被對方面容的權威壓制，而對方尊重自己的時候，都會被自己的面容所影響。然而暴力的出現，在於有些人無視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亦拒絕從面容中發出的命令，諸如家庭暴力、校園欺凌都是經典的例子，特別是一些人在他人流露著非常痛苦的表情時，依然選擇做出傷害別人的行為，這類的欺凌行為過往亦在不少新聞出現過。列維納斯就指出，對他人的忽視、無視以及奴役等的行為，都是高舉自我的行為。[3] 而真實面向他人的溝通以及關係的建立，是需要以他人為中心。

網絡欺凌為何比現實的欺凌更多？

列維納斯是一個20世紀的哲學家，他未對人類在網絡世界中的倫理實踐提出過任何意見，但這是否意味著「面向他者」的倫理責任不適用於網絡世界呢？他的倫理學強調對他人的責任與關懷，反觀在網絡的世界中，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隔空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這固然會造成某些問題，而在了解到網絡欺凌的發生與其規模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在倫理的面向中，人缺少了很多機會甚至不再看得見他人真實的痛苦。

在此，筆者用近期較大規模的網絡欺凌事件——籃球教練私密照流出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

事件發生於本年2月下旬，某討論區忽然流傳一間中學的一名籃球教練與一名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該籃球教練隨後被學校解僱，警察亦作跟進調查，因當中涉及「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違法行為。[4] 及後，大部份的討論區都將有關私密照片的帖子刪除。筆者不打算討論拍攝私密照片或公開他人私隱的道德問題，而是想探討事件引申出來的網絡欺凌問題。

事件一出，許多參與討論的網民最關注的就只有一件事，這件事並不是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人有否被制裁，而是詢問其他人有沒有更多的圖片和影片可以供其觀賞，事到如今，即使在搜尋引擎打入與事件相關的字眼，仍會發現有些結果會顯示了「圖」、「影片」以及「backup」（備份）一類字眼。在網絡文化中，這是正常的反應，因為當中的匿名性，導致更多的人不需要顧慮自己的身份，詢問的時候，也不需要擔心別人知道自己是誰，可以盡情展現自己的私慾。甚至有人為了獲得更多人follow（追蹤）其社交媒體賬戶，以自己可以提供影片為餌誘，指出只要有足夠的followers（追蹤者），就會公開影片，這種舉動惹來網民圍攻，認為此人的做法不道德。

事件發酵了一段時間，網民為了索取更多的圖片和影片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得到followers也令道德操守沒有下限。一開始發佈影像的人其動機不明，不過後來引發了更多對當事人的網絡欺凌，沒有人想要去探討當事人的心理狀況，全因討論事件的人看不見受害者「正在受苦的面容」，所以想要索取影像的人、想要獲得追蹤人數的人，他們不會有壓力，因為他們看到的只有自己。這也是為何網絡欺凌的規模異常的大，因為受害者的痛苦不會即時反映給參與欺凌的人、分享影像的人看。若然人們能夠看見受害者面容所發出的道德命令，相信欺凌的狀況會有所減少。這種面容展現的脆弱性，如同將：「你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刻在面上，並將這個道德命令傳遞給人們。[5]

情感關係中的面容

現代人的情感關係中，很多時候分手都是以短訊來進行，發放一個分手短訊，然後從此不見。根據台灣一項有關分手議題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大專生主動提出分手一方的五大分手方式分別是：「分手簡訊」（41%）、「約出來當面談」（32%）、「透過電話分手」（18%）、「對方直接斷聯、消失」（8%）及「由他人轉達」（1%）。而被分手一方的受訪大專生當中，有50%曾被「分手簡訊」告知、17%「透過電話分手」，「約出來當面談」只有16%，「對方直接斷聯、消失」則有9%。[6]

其實，人們普遍都會認為，「約出來當面談」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縱然未必是一個最舒服的方式。若然一段關係是認真的（或者曾經認真過），面對面時才能感受到對方的情感，透過了解對方面部、言語、身體反應來做一個最後的了結，是對關係負責任的行為。而透過「分手短訊」來分手，感覺就是不想面對對方的情緒，就用一則短訊來打發對方，這是一種不太負責任的行為。[7]

「分手」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決定，一段親密關係，竟用「短訊」來結束，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不過這也符合現今「即食戀愛」的文化，認真的愛情也因而變得可貴。如果發出「分手短訊」的人是認真看待一段關係，這樣做其實是一種逃避面對他人「面容」的做法，「分手」普遍都是一件傷心事，面對面交談必然要面對對方脆弱的「面容」不斷發出的道德命令，這會令提出分手的人不忍心作出一個如此沉重的決定，期間亦會有許多不同的情緒湧現，故此，面對面地提出分開，其實需要「勇氣」，但如今許多人都沒有勇氣面對他人的「面容」，即使是面對面，也不會看著對方說出殘酷的事實。

事實上，列維納斯提出的「他者倫理學」曾被認為是一個過度理想的倫理學，要人在「個人主義」的氛圍下，跳出自我，邁向他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在今天我們身處的網絡世界，人們更難感受他人的痛苦，有人視他人的痛苦為自己的快樂；在親密關係中，更有人利用網絡來逃避他人真實的倫理呼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會失去憐憫他人的心，也失去面對問題的勇氣。

早前歌手方皓玟因參與無綫電視的音樂節目而惹爭議，事情發酵至今，仍有持不同意見者在網上發表自己的看法，爭拗持續。

方皓玟在社會運動期間，某些歌曲的內容似乎與抗爭者的理念遙遙呼應，例如，《人話》、《你是你本身的傳奇》等，所以在部份香港人眼中，她是某些立場的人的同伴。而她某天突然預告自己將會參與無綫電視音樂節目《J Music》，並與新晉男團LOONG 9成員、外號「妙音龍子」的冼靖峰合唱《分手總約在雨天》時，立即惹來熱議，有網民在討論區直指該電視台的立場有別於方皓玟昔日公開的立場，部份人為此感到驚訝，甚至有網民問：「仲唱唔唱得出《人話》？」

不少網民仍不斷詢問她為何上該電視台的節目，更有人稱要unfollow她，方皓玟在本週一亦開直播回應事件，她稱：「我唔覺有咩問題，歌手都想多啲機會去推廣自己嘅作品，任何平台都歡迎，自己係好隨意，覺得冇所謂。」亦有人說她在宣傳新歌《人間垃圾》時，似在含沙射影，在介紹歌曲理念時曾提到：當你看別人不順眼時，反映著自己其實也有許多問題。

不過，歌手被政治立場騎劫已經不是甚麼新鮮事，只要某些歌手做了一些事情，例如與某人合唱，上某節目表演等等，一旦與部份人所期望的不一樣，就會遭到他人批評。其實方皓玟已經表明自己的想法，就是她作為一個歌手需要宣傳自己的歌曲，用甚麼平台也沒有所謂。想增加作品在不同平台的流量是自然的事，若然某部份人士要求她不能上某個平台宣傳作品，為何不提高自己對她的支持度？加上，參與某平台的節目亦不能代表歌手就是支持某立場，更多的情況是視該平台為踏腳石，宣傳自己的作品。反過來說，若某些平台刻意封殺所有持不同立場的歌手，大家又會怎樣看呢？

最後方皓玟亦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她問：「有冇真係去了解呢個人嘅背景，佢背後發生咗咩、有咩苦衷，又或者佢以前做過咩呢？」而這種未審先判的網絡文化，正正造就了不少的網絡欺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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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Take，簡稱TFT，是一個在2019年在YouTube建立的日本音樂頻道。該頻道會邀請歌手或作曲家以一鏡到底的形式完成表演，影片不會分段錄製、補錄或後期編輯，即使失誤也會被完整記錄下來。就如頻道所標榜：「在全白的錄音室裡，有一個麥克風。這裡只有一條規則：只有一次機會，就如人生只有一次。」雖然頻道瀰漫著一股神秘氣息，但被邀請上去的表演者，都會感到榮幸。

過去TFT頻道只會邀請日本本地的表演者，後來又進軍國際層面，會邀請不同國家的表演者參與錄製影片。過往香港亦有少部份歌手獲得邀請，分別為陳柏宇和男團MIRROR的部份成員，早前歌手林奕匡亦作為香港代表參與錄製，影片亦在上週上架。

林奕匡在TFT錄影中演唱其成名歌曲《高山低谷》，這對於林來說是一次意義重大表演。《高山低谷》是林奕匡10年前的作品，也是決定他是否能夠繼續歌唱事業的作品，其中的歌詞記載著他人生重要的一刻，也提醒他不論在高山或低谷都要堅持走下去，縱然未見終點，也不能夠放棄。而結果就是因著這首歌，讓他重燃希望。對林來說，能夠登上TFT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他能夠代表香港，以廣東歌演出，讓全球都能認識廣東歌。

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也會為他感到高興，一個努力不懈的人，除了能夠代表香港登上TFT，也能讓香港以外的人認識到他。《高山低谷》雖是經典作品，但林亦有不少值得欣賞的作品，例如《安徒生的錯》、《有人共鳴》等等。作為香港人，看見有人為廣東歌感到驕傲、努力追尋夢想，然後衝出國際，讓更多人認識他，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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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每年，本地流行曲的頒獎禮，除了電視、電台會舉辦之外，亦有一個由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所舉辦的「CASH金帆音樂獎頒獎典禮」，由業界人士提名及投票，選出每年優秀音樂作品及歌曲演繹，目的為表揚於過去一年的指定期間內在香港作首次商業發行或演出之音樂作品，亦希望提高公眾對香港音樂藝術質素的認識。

2023年度CASH最佳歌曲大獎及最佳歌詞，是由林夕填詞、香港樂隊KOLOR主唱的《52赫茲》。「52赫茲」是一條鯨魚的名字。鯨魚在海裡是用牠們的聲頻來互相聯繫，但「52赫茲」歌聲比同伴的頻率高，所以不能被同類聽見，因此被稱做「世界上最孤獨的鯨魚」。筆者閱讀歌詞，其意思大概是：歌者像那頭孤獨的鯨，心聲或價值觀只有很少人能明白。偶有同行者，但對方頻率可能會偏離。自己不懂得如何再去溝通，會感到孤獨、難以互相理解，想尋找同樣頻率的聲音，想聽到別人共鳴。

在社會上，有多少人是這種「52赫茲」的心境或處境？自己或許不懂如何說，也不想去說出來，身心卻就困於孤單、寂寞之中。直到在報紙上看到一宗又一宗的悲劇，人們才知道他們的苦況。作為親人、友人，我們又能否主動地去聽，想方法去理解、去同行？就似是歌詞副歌最後的兩句：

「你聽清楚     你願意苦海中同行       當初也像我
但五十幾赫茲如何     可聽得到共鳴        如鯨歌」

不同的理念想法、處境之間，我們能否有機會同頻呢？

（*作者亦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

有關「52赫茲」的故事：
Gilver。〈世上最孤獨的鯨魚「52赫茲」，你還獨自在唱寂寞的歌嗎？〉。泛科學。2017年1月18日。網站：https://pansci.asia/archives/112793。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1月1日舉行、一年一度的《叱咤樂壇頒獎禮》非常精彩，亦看見香港樂壇出現許多新氣象，不少人仍努力撐起整個樂壇，最後，最多人有興趣的「我最喜愛男歌手」獎項由張敬軒（軒公）獲得，那麼，究竟張敬軒有甚麼魅力獲得這個獎項？

其實張敬軒自從2006年開始，在《叱咤》中大部份時間都在該獎項的五強之內，10年前當陳奕迅準備迎接10連冠時，便被張敬軒打破看似無法逆轉的局面，拿了第一次的「我最喜愛男歌手」，他的受歡迎程度當然不俗。過往他在保育上亦有出一分力，例如自費以每月約20萬元租住二千多平方呎、香港大學轄下的二級歷史建築物、購入香港僅存的Avon錄音室等等，除給予人謙卑、成熟、願意培育新人等等印象之餘，同時也表現得非常「貼地」。在《叱咤》的前夕，為了拉票，他亦化身為「港姐」落區拉票，分分鐘比不少議員的拉票行動更勤力，此舉也給予人「貼地」的形象。此外，活躍於社交媒體的他，對於負面的評論也回應得滿有智慧。

最後不得不說，雖然擁有成熟、謙卑、「貼地」等的品格的藝人大有人在，但張敬軒能夠不將自己所得的尊榮都全然視作自己的努力，而是活出信仰中真正的謙卑：知道自己一切的榮耀都從神而來，再將這些榮耀都歸於神。他從不忌諱在公眾場合談及信仰，在演唱會完結時會感謝神，獲得獎項亦將榮耀頌讚歸於神，更在社交媒體分享信仰生活。在世俗化的時代下，惟有言行與信仰一致的見證，才令人感到信仰的臨在，就算現今的社交媒體充滿著仇恨言論，亦不見有人就著張敬軒的信仰來攻擊他。縱然我們只能透過電視鏡頭來認識他，「軒公」確實也給我們上了一堂信仰課。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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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著名歌手周興哲早前來港，於2月25日至26日在紅館舉行了兩場演唱會。一位著名歌手來港開演唱會，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值得關注的事情，但更多人關注的，卻是周興哲在演唱會中所邀請的嘉賓。第一場他邀請了認識多年的好友鄧紫棋（G.E.M.），第二場則邀請了近期引起了不少爭議的香港歌手MC張天賦（下稱MC）。

其中鄧紫棋被邀請是沒有爭議的，因為她是周興哲認識已久的好友，外界相對理解有關決定，也沒有把任何政治討論套在這安排上。至於MC，事緣早前報章《am730》在其facebook發出一個帖子，指周興哲邀請MC作為他演唱會的嘉賓是因為：「知道他現在在香港非常厲害」，這番話似乎觸及一些人的神經。在帖文的回應中，有「鏡粉」拿香港男團MIRROR成員與MC作比較，指出MIRROR更應該受到周興哲的邀請，他們才是「在香港非常厲害」。

網友互相對罵，他們所持的論點大概有以下幾個向度：包括品格、唱功、知名度以及一堆人身攻擊云云。在網上發言的，有多少真的有根有據地評論歌手的唱功？恐怕只是寥寥可數。有些人將歌手的品格與其是否值得受邀請扯上關係，甚至直指MC是「雞蟲」、「偷食人妻」等等（MC曾與已為人妻的女藝人傳緋聞）；有些人則指出，歌手只要唱功好，他們的私生活如何也沒有關係，又說年輕人有性方面的需求也很正常。當然這些可能只是媒體或八卦雜誌的炒作，對於網絡的資訊，仍需保持懷疑的態度。

這令筆者不禁思考到，作為粉絲，決定去支持一個歌手／明星的時候，是否也要考慮一下「星」的品格呢？《Sunday Kiss》雜誌訪問過一些中學生對於追星的想法，他們大多數都認為，那些「星」的品格很重要，受訪者甚至表示會向他們學習，有些人說要學習姜濤做一個好人。[1] 或者再回溯到2019年的「安心偷食」事件，藝人黃心穎與已為人夫的歌手許志安有親熱的行為，二人備受批評，正正就因品格的問題，而當時網上甚至出現了「反對黃心穎浪潮」。

事實上，作為公眾人物，其實都具有一定的道德責任，因為他們對公眾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果一個歌手品行不端，除了可能會造成其歌曲表達的意思與歌手品行互相違背的違和感，也有機會讓年輕的粉絲誤以為那些不健康的價值觀值得倣效，從而被錯誤引導。縱然，一些公眾人物或許有些品格問題，但如果願意承認錯誤並悔改，我相信大部份粉絲都會接納，當然一些公眾人物犯下大錯，有些人會難以接受而「退坑」也不足為奇。

總而言之，一個歌手的唱功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不考慮其品格，因為支持的背後反映著肯定他所帶出的價值觀。如果單考慮其品格來決定是否支持，似乎又抹殺了歌手本身的才能和努力，有本末倒置之嫌，因此，我們不會要求一個歌手是聖人，但其人格也不能太過卑劣。當然，才能與品格若能配合，才是最佳的組合，中國人認為「有才無德是小人，有德無才是君子，德才兼備乃聖人也」，提醒我們品格其實比起才能更加重要。

《時間的初衷》在上個月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獲得了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這首歌來自電影《一秒拳王》，歌曲名稱裡的「時間」，明顯地呼應著電影中的主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故事講述主角周天仁擁有預知未來一秒的能力，故此在拳擊比賽中能夠靠著這一秒取得節節勝利。然而，當主角最後失去這個能力後，亦需要勇敢面對作為一個平凡人，而不得不加倍努力的事實——「我想證明畀人睇，我唔係淨係得一秒」。

故事情節非常吸引，亦能帶出許多正面的訊息，甚至能夠回應香港目前的處境，就如其中一句金句：「避唔到，一齊捱」。當電影故事結合了「時間」，而主題曲更名為《時間的初衷》，這讓筆者不禁聯想到有關「時間」這個課題。

不知道大家會否覺得，只要電影、動畫或小說中出現有關「時間」的故事情節，當中的內容便會複雜起來，甚至令觀眾和讀者開始感到迷失、摸不著頭腦。這當然不是指《一秒拳王》——這類只有很少時間差異的電影。比較近期有關時間的電影，就如2016年上映的《你的名字》，以及2020年上映的《天能》，當中更大談「時間哲學」，似乎並不是一般觀眾看一次就能完全理解整個電影劇情。

莫怪乎早期教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11卷這樣說道：「時間究竟是甚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了解。」[1] 我們確確實實能感受到時間的流逝，卻難以全然述說「時間」。

時間的初衷

如果回歸到信仰當中，那麼上帝創造時間的初衷又是甚麼呢？筆者不打算嚴謹地處理錯綜複雜的時間哲學或神學，而是要透過《一秒拳王》來作少許的信仰反省。

我們對時間的理解通常是指：過去 > 現在 > 未來，而當下、現在的每一分每一秒正在被過去不斷吞噬，「現在」不斷地成為過去，若有甚麼重要的工作要做，我們便需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時間去做，如果能夠預知多一秒的時間，肯定是事半功倍的。主題曲中「扭轉分秒際遇我掌握去前進」、「這秒針 尚存在無限年後 其實早緊握於我手」等等的歌詞，都帶出一種正面的訊息，也就是我們需要掌握我們自己的時間，不輕言說放棄，因為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

不錯，我們的確需要把握時間，努力活在當下，也需要規劃未來，然後努力前進。但，對於盼望神學來說，預知一秒，或規劃未來，然後讓所規劃的未來如你所願地成為現實卻未必是一件好事。從莫特曼的著作《來臨中的上帝：基督教的終末論》中可以了解到有關上帝的時間性，上帝之所以能夠帶給我們盼望，是因為上帝在時間性上的多變的，是來臨中的。也就是說，在上帝「來臨中」的時間，「過去」不再是時間的源頭，然後流到未來，而未來才是時間真正的源頭，上帝在未來不斷臨在我們的「現在」，[2] 而時間是屬於上帝的，這使未來充滿無限的可能性，而這種多變的未來，便成為我們的盼望。

盼望從何談起？

我們再回看電影情節，周天仁能預知一秒，能夠清晰地知道對手下一秒的動作。但就上帝的時間而言，被預知的一秒雖然有可預見的畫面，但真實的下一秒卻是多變的，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也就是下一秒所到達的真實並不必然就如預見到的情節如此發生。雖然預知未來的能力的確是天馬行空，現實生活是不可能存在這種所謂的超能力，但我們可以從這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帶給我們對盼望有更多的理解。

人很喜歡抓緊一些東西，例如感情、事業、金錢以及時間等等，但往往都未必能夠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人們或多或少都想像過自己可以擁有跟「時間」相關的能力，諸如預知未來、時光倒流、時間暫停等等。事實上，不少情歌都是和「時間」有關的，過去有小肥的《時光機》，近來的便是林家謙的《時光倒流一句話》和《邊一個發明了ENCORE》，這些都是想抓緊「時間」的嘗試。人們看似明白時間、看似擁有時間、看似可以掌握時間，但其實不然。因為就算對時間的規劃多麼細緻，多麼準確，但都不見得每一次的規劃都會成功或全然地按照我們的意思而行。例如巴士的應用程式，我們清楚看見下一班車的時間，但就結果而言，該巴士有時候會不知所終一樣。

筆者之所以認為預知未來，或規劃未來並將其實現，並不是完全的好事，是因為如果未來的結果完完全全取決於我們現在所作的因，其實人生並沒有盼望。[3]例如我有一個夢想，經過不斷的努力，將其實現，這當然是一件勵志的事。但如果將情景套入一個悲劇當中，例如親人遭到嚴重交通意外，就結果而言會是死亡，那麼我們會期望結果不一樣嗎，所謂的「盼望」又從何談起呢？回歸到預知未來的能力，如果預知到的是悲劇，例如男／女朋友向自己提出分手，你會期望下一秒的實現嗎？只有因果關係的未來，還能夠談論「盼望」嗎？

筆者並不是反對規劃，我們當然需要規劃，規劃能夠使我們變得有系統。但規劃並不是全部，當中的結果，亦即是我們的明天，其實是需要交給那位「來臨中」的上帝。有我們所預期的結果當然是好事，但亦都不需要因為結果不一樣而感到失望，因為這正正是盼望的開始。一位讀工程系的學生，未來不一定可以成為工程師，最後可能成為一位傳道人或使其生命更加豐盛的職業。以筆者為例，筆者中學的成績並不理想，老師經常用的一句金句指出：「細時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因」是「唔讀書」，「果」是會「做運輸」，但到目前為止，筆者連駕駛執照也沒有，似乎想做運輸也做不了。

當身處在一個看不到美好結果的時代和社會，不需要失去盼望，因為盼望來自掌管時間和歷史的上帝；當種下了不理想的因，都不要停止盼望，因為盼望來自超越因果的上帝。故此，不需要期望有超能力去改寫自己的人生，就算有超能力，也不能像電影中的主角周天仁靠著能力來滿足到自己，因為上帝的時間在預知未來之上——為我們創造更多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便是我們的盼望來源。

以前，偶像是神一樣的存在，歌星明星即使面對輿論壓力，但因為較少與大眾作近距離接觸，所承受的壓力相對較少，當然他們也會有情緒失控，或者壓力很大的時候。今日的偶像因著互聯網，比以前透明得多，已經不再是神一樣的存在，他們變得落地貼近大眾，但同時因為太貼近，他們會非常近距離地接受不同的訊息，當中有不少訊息、留言對一位歌手來說，可以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部份不喜歡某位歌手的人，甚至更會組織群組去批評、踐踏、傷害對方，今日的歌手，有時甚至會出歌還擊，火藥味濃。

偶像的必修課

歌手被網民評頭品足，早就成為不少演藝人的「必修課」，如果面對負面批評、網民攻擊，仍能不失禮貌、不影響情緒，是非常困難。早在十多年前就有歌手方皓玟的一曲To Haters，表達如何在網民的面前，仍然要努力做好自己，而不只是單純的討論網民的行為，畢竟人也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才能面對群眾。

之後不少男團MIRROR的成員，也有透過歌曲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面對不同聲音的壓力和回應，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Anson Kong在頒獎禮後因為拿不到自己想得到的獎項，失望到即場黑面，之後被傳媒和網民批評，他最後唱了《黑之呼吸》來表達自己，指他在眾人面前黑面，只是真誠的展露了自己的感受，即使這樣有機會招惹口舌，也堅持活出自己。

又例如MIRROR的另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他的歌曲Ego也在問網民不同方向的批評和建議，有時會令人不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甚至有時更覺得網民為了譁眾取寵，故意說一些很誇張的評語，企圖去帶領討論的方向，事實上沒有理會藝人本身的內心感受。類似的歌其實不少MIRROR成員也唱過，當中突顯了成員成為藝人、明星過程中的掙扎。這種歌曲也引來很多的共鳴。

勉強比較，不如不聽

除了表達自己的感受外，更有部份歌曲有「還擊」感，例如MIRROR的Warrior，這首歌的MV可在YouTube收看，而在歌曲的文字描述中，就主動質疑「老海鮮是無法明白新物種的」，甚至要「懷著打不死的戰意信仰精神，即使地球已死，我們還有開拓新宇宙的戰鬥力」。雖然社會上不少人將之描述為與社會有關，但回望歌曲的描述，本身應該是在回應樂壇或娛樂圈已死等說法，他們希望實際用好音樂去回應一些網民的指控。除此之外，類似的歌曲當然還有在2021年推出，由多位年輕歌手合唱的歌曲《樂壇已死》，當中的歌詞就更直白地指出，你不聽新歌也可以，也請不用與以前比較：「贈你這卡式機，聽返你舊時多優美。」

由溫婉的表達自己想法，到還擊，最終當然還有更毒舌版本的回應，例如Jace（陳凱詠）的歌曲《收聲多謝》就更加老實不客氣，明明知道「專家」是為了有話題才講，就直接請對方不要聲控人，請他們全部「收聲多謝」。可見香港新一代的藝人一方面要面對著比上幾代人更直接、更埋身的批評，他們有時甚至會很難面對這些批評，但過程中他們更要學習如何閱讀這些負評，然後化為正能量，將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強大的人，以致能面對這些東西。

藝人也是人

雖說「食得鹹魚抵得渴」，用流行的說法去表達就是「份糧包嘅」，但說實話藝人也是人，社會大眾可以欣賞他們的創作，也可以評論，但觀乎網上的確有不少人是為評論而評論，部份根本就是人身攻擊，內容也沒有甚麼養份，這些為點擊而來的留言，最傷害的是藝人本身。事實上沒有人希望做一份正當的工作卻每天被人無故評頭品足，特別是當他們其實沒有做錯甚麼事的時候。

藝人說到底也只是流行工業下的一種商品，所謂「百貨應百客」，你不喜歡可以不買，實在沒有必要透過網絡攻擊，逼藝人、明星、歌手做你喜歡的事，當然你也可以表達想法和意見，但前提還是應該議事論事，當討論超越了理性，輕則影響討論區的氣氛，重則影響藝人本身的情緒。不少藝人會因為網絡的留言或者討論，坦言會感到不開心，甚至有壓力，也有藝人因此而衝動地做了不合適的回應。

今日的藝人之路不好走，但願大家多點包容體諒，少點攻擊，這樣才能百花齊放。

IQ（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這個詞，相信大家對它都不會感到陌生；但DQ（數碼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一詞，大家可能未聽過。這個詞代表著我們在使用網絡時應有的八種能力：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包含人權與法律層面的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以及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些都是上網的基本素養和能力。近年世界各地，特別在先進地區，對整體「數碼智商」的發展愈見關注，並開始研究及推動數碼智商的認知和應有素養，希望新一代在使用不同媒體時，除了運用知識技能，還能具備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ship）是DQ的基本層次，也是網民需培養的智慧。[2]

上網已不再是遊玩消閒的活動，而是絕大部份人日常的事，我們除了說上網「玩」、「打機」或「瀏覽」之外，實在有很多工作、溝通及學習等事情都需要透過上網進行。尤其在疫情爆發後，很多人未能上班上學，如未能上網，我們便會與社會失去聯繫。而WFH（在家上班）、Zoom開會或上網課、網購……等等的活動對我們來說都不可缺少。所以數碼智商，對我們愈來愈重要。接著，我們會逐一講解八種與DQ相關的能力。

1. 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

在數碼身份當中，包括了數碼公民（Digital Citizen）、數碼共同創作者（Digital Co-creator）及數碼創業家（Digital Entrepreneur），而最常見的就是數碼公民。當我們成為了數碼公民，在網上活動，我們要有能力去建立和管理好自己，無論在網內網外（online and offline）都做個正直的人，而不是線上線下雙面人，行為與言論不一致。

網民線上線下言行不一致，很大可能是因為在網絡有讓人匿名的特質。用家可以以匿名的身份上網，於不同的應用程式或遊戲中出沒，與人交流。我們可想像如果用家「不正直」，偽裝不同的身份上網，留下的言論不負責任，甚至造謠生事、欺騙金錢，可能會引起不少紛爭、網絡欺凌或騙案。

在這一項中，有必要留意的是，我們需建立起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及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的能力。因為當我們能有自我覺察和自我知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動機、欲望及知道自己的身心現況，反省自己的行為，並省察行為背後的原因。

2. 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

對於使用數碼工具方面，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在使用上的時間控制（screen time management）十分重要。另外，健康上網（digital health）、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也屬於這個範疇。

邊上網邊工作，可以說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態，但如因上網而影響了要事，就代表這種「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模式出了問題。無論是上網檢查電郵、上社交網絡、上網購物或打機等，如果一直沒完沒了，不能自控，就可能成了網癮。能夠令上網行為受控，令上網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協助，也是一種能力。

為此，建立起平衡上網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設定家庭上網守則、學習管理時間及分辨優先次序等技巧，都是不能忽視的。

3. 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

使用網絡，重視個人數碼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小心管理網絡上的行為風險（behavioral risks）、內容風險（content risks）及接觸風險（contact risks），以保障自己免受欺凌，並且在面對欺凌時，能有智慧地處理有關事件。

由於我們有機會於網絡接觸到不同的人和資訊，我們需要有智慧並小心去留意是否有人對自己作出具威脅的網上行為（如欺凌、騷擾、起底），我們所看的資訊內容是否有傷害性（如暴力、色情、仇恨或歧視的內容），所接觸的人是否可信等。

在技巧上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和面對網絡上面建立的關係，當欺凌事件發生時的應對技巧及情緒調節，而常存良善之心，對人不作出傷害性的行為及言語攻擊，也是十分重要。

4. 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

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免被人窺看及盜取，是必須學習及時常保持警惕的事情。所以如何利用密碼保護（password protection）、如何提高網絡安全（internet security）以預防網絡黑客及病毒等攻擊，以及提高行動裝置的保安（mobile security）也是不容忽視的技能。

為提高網絡保護的知識，我們需學習設置高強度密碼及保護它不被盜取，使用偵測及處理網絡威脅，如網上詐騙（SCAM）、垃圾郵件（SPAM）或網絡釣魚（phishing）。

除此以外，在使用網絡時，我們需培養凡事小心的態度，如不輕易打開可疑電郵或下載檔案，以防止被惡意軟件肆意破壞或擷取電腦資料。

5. 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

這一項是有關了解網上人權及法律的能力，亦是保障自己私隱的能力。我們要知道人們是應該有權在網絡上去保護個人私隱（privacy）、也有權去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

既然網絡上的人權如此，培養處理網上共享訊息的良好習慣，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私隱，並常保持尊重他人的態度，無論是別人的言論或創作的作品，不阻礙傳播也不任意複製發佈，也是極為重要。

另外，我們在社交媒體中流連，也要學習當中的私隱設定，以掌握甚麼資料可被甚麼人瀏覽，以免個人資料輕易被陌生的網民窺看。

6. 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

如上文所提及，不少人以匿名身份進入網絡，其意圖不明，他寫的文章可以是善意提醒，亦可以是造謠生事，所以在閱讀及理解網絡上流傳或發佈的資訊時，具備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

在如何分辨資訊的對與錯、分析資訊內容是對我們有好處或造成傷害，阻隔陌生及可疑的網上聯繫等方面，我們有迫切需要提升有關能力，因為網上的環境愈來愈複雜，資訊量也如海量，如沒有理想的批判能力，一旦遇上了暴力、色情資訊，或有惡意的網友與我們傾談或相會，就可能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實在坊間也有很多幫助我們辨別真偽，做資訊查核（fact check）的網站或平台，如：浸大事實查核（HKBU Fact Check）、事實查核實驗室（Factcheck Lab）等都能幫助香港市民去做網上的資訊查核。

7. 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

在線聯繫（online communication）與線上合作（online collaboration），及在許多不同的網上活動中，我們都會留下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包括你的IP位置、登入資料和其他你曾輸入的個人資料。如在社交媒體發放帖文（圖片、文字或影音）或在別人的帖文中留言、登入賬戶時輸入密碼、使用應用程式及裝置軟件、在搜索引擎裡搜尋資料、參與線上會議等，都會留下數碼足跡。

我們需要培養能力去明白和細思這些數碼足跡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真實生活及聲譽，並要知道如何負責任地去管理它們。就如這些資料有機會能讓人在網絡搜尋我們的行蹤，也有機會讓學校、僱主知道我們的網上言行而影響升學或事業前途。而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件，我們在網上的言論及發放的資訊也有機會成為呈上法庭的證據。

凡事先「停一停、想一想」，之後才去行動，將這應用於網上行為，也是十分合適。

8. 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對於情緒智商方面，我們除了需要知道甚麼是同理心（empathy）之外，也應該要知道整個網絡機器是如何運作。當一個人於社交網絡說了一些言論，而引起了一批反對者的敏感反應，他們繼而對他欺凌，也引起瘋傳……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若我們和應，可能會令事件白熱化。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大數據等工具還可能使更多人看到有關言論，之後加入評論，使事情惡化，因這些機器自己是不會判別該言論的真偽或評估事情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網絡機器只會因為資訊多人傳閱，而繼續加強力度傳給可能有興趣的人。

對此，我們應有能力去喚起自己的同理心，以理解當事人的處境，也要明白社交平台及情緒化的回應可能對當事人加深傷害。我們應學習在網上不要隨便批判別人，及以同理心去觀察及回應事件。

總結

以上的種種能力是讓我們成為優質的數碼公民的重要元素，[3] 缺一不可。筆者認為一些價值觀和態度，如：尊重、同理心、小心觀察查核和不輕易批判別人等，比其他的技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愛心」會促使我們負責任地使用網絡，令我們想做得更好，並且在能力方面有所進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娛樂圈曾發生兩件吸睛的事件：一、第一季《全民造星》冠軍姜濤的生日，其支持者在銅鑼灣「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地賣廣告，香港人從此將銅鑼灣命名為「姜濤灣」；二、內地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第三季，因為節目的炒作，製作組透過遊戲鼓勵偶像的支持者購買廣告客戶的奶類產品，豈料有人將一條疑似有人把牛奶倒到溝裡的片段曝光，該節目被抨擊產生過度消費的問題，最後內地相關部門要求該節目停播，原本最後一集的總決賽也被迫煞停，支持者消費的產品最後亦不能令其偶像在最後一場比賽中演出。

粉絲付費支持偶像

不論是《全民造星》還是《青春有你》都是典型的真人show造星節目，活動往往包括了粉絲不同方式的支持，在香港大部份的比賽還停留在一人一票公平選舉的狀態。但在內地，相關的活動早就與商品掛鈎，支持者需要購買贊助節目的商品——有時是奶，有時是啤酒，支持者透過掃描商品的QR Code就可以有額外的投票機會，此舉可以鼓勵更多人去購買該商品，也有些情況是，他們要求支持者付費訂閱指定網絡平台，以獲得額外投票機會。換言之，有關單位就是想盡辦法要你消費，這樣你支持的偶像才會有下一次演出的機會。

在內地，雖然沒有一個實際數字去統計究竟因為這種「投票購物模式」可為這些贊助商帶來多少收入，但根據內地傳媒的數字，單單蒙牛集團在2020年的廣告及宣傳費便花了68.03億元人民幣（約79億港元）。這些宣傳費中有一部份就是用來做冠名的，可見這的確是收入的來源。

觀眾的快樂建立在明星的痛苦上？

2021年在另一個真人show造星節目《創造營2021》中，有一位選手本來就在節目中表明不想再繼續參加下去，希望可以「下班」，豈料就被支持者看上，要逼他繼續參加比賽，於是逆向地不斷付費打投（即支持）該選手，最後看著他一臉無奈的樣子進入總決賽。以前造星，說的是由唱片公司花錢打造，今日誰做明星，誰不做明星，一切在一個綜藝節目中，靠支持者的投票甚至買票來決定。世事難料，但如果有人支持，多爛的東西也可以被反操作一番，這樣選秀未必是選好的，反而選出來的是最能娛樂觀眾的，但有時這種快樂會否建立在這些明星的痛苦上呢？

還記得曾發生這樣的事嗎？有些姜濤的支持者去偷看他和他所屬的組合MIRROR拍攝綜藝節目的現場，最後令整個拍攝進度大受影響。以前明星是神，呼籲一下其支持者，就會乖乖散去；但今日明星是貨物，可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大家享受的，除了是那種操控的快感，還餘下甚麼？

（原文於2021年5月10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學生能在校園內開心學習，互相幫助、支持……」這種充滿愛的場面，我們當然樂於見到，但不少調查卻指出校園、青少年之間的欺凌行為並不罕見，而香港中學生稱曾遭同學欺凌比率更是世界首位，[1] 十分值得我們關注。

中學生的網上生活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於2018年12月16日公佈「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2] 發現受訪的1,900位中學生中，有超過一半（59.9%）的社交生活活動，是與朋友在網上傾談，亦有近半受訪者（48.9%）表示，會與朋友玩網上遊戲，因此他們在網上與人交流、認識新朋友的機會亦不少。

另外，調查亦顯示，透過網上交流，受訪者會談及生活點滴、學業、偶像娛樂、壓力、愛情等話題，而透過傾談可以幫他們減壓。不過，亦有人遭冒犯，收到粗言穢語、人身攻擊的內容，也有人收到性感相片、半裸／全裸相片或性邀請等，當中涉及欺凌或性騷擾。然而，受訪者大多不會向家人、老師或社工分享這些經歷，最多只會找朋輩傾訴。面對網上欺凌者，受訪者與朋友的應對之策往往未夠成熟，又或者輕視了事件，令事情惡化。

調查亦顯示了校園內的網上欺凌數字也不少，曾在網絡世界遭遇過欺凌的受訪學生有15.9%，當中有77%受到言語方面的欺凌（如被罵、粗口對待、人身攻擊），有13%遭揭露私隱（如照片、個人私隱被公開或被改圖）。而欺凌受訪者的人，大多是他們的同學，比例上比其他的類別（如朋友、網上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等）高出一倍或以上。

網絡欺凌的定義

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對網絡欺凌的定義是：網絡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不斷利用資訊及溝通科技，針對另一人或一群人，蓄意及反覆地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意圖作出傷害。網絡欺凌可以是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虛假訊息，意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友誼。網絡行為的特點是犯案者透過資訊科技系統，對受害人重複造成肉體或精神滋擾。而互聯網的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可以令惡意資訊快速及廣泛傳播，由於惡意訊息在互聯網發放後，便難以甚至不可能完全清除，因此網絡欺凌造成的傷害，可以是永久的。[3]

現時，香港並沒有專門處理或規管網絡欺凌的法例，雖然所有欺凌行為（不管是否在網上發生）只要涉及刑事罪行，就會受相關法例規管，[4] 但在刑事檢控的過程中，控方的舉證必須是毫無合理疑點，才能令被告入罪，而網絡欺凌事件往往是在網上發生，欺凌者大多是匿名人士，這都令舉證和檢控工作變得困難。

網絡訊息覆水難收

不過，網絡訊息傳遞之快，以及訊息只要一發出就難以收回，令欺凌事件變得難以收拾。曾有調查發現逾四成受訪學生有較嚴重抑鬱症狀，並指這與上網習慣、網絡欺凌等有正面的相關性。[5] 另外亦有學者指出，學生常接觸網絡，他們較少與別人相處，一旦被欺凌就會感到求助無門，更會因逃避而演變成抑鬱。[6]

作為家長，可以多關注子女，鼓勵他們參與在網絡以外的課外活動及擴闊生活圈子，以免他們以互聯網作為唯一的溝通渠道。增強孩子的溝通能力亦可減少他們遭遇欺凌事件的機會。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教導他們從不同角度欣賞別人，增強他們的同理心，則有助防範他們做出欺凌弱小的行為。

（本文原載於第124期〔2019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圖：翻攝自網路

在Bohemian Rhapsody（《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一片中，觀眾都看到Freddie Mercury對音樂的看法和堅持，其中一個爭拗點，就是和唱片公司高層辯論對“Bohemian Rhapsody”這首歌的看法。

一般來說，流行音樂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就是歌曲不可太長，三分多鐘已是極限。為甚麼呢？原因是歌曲的流行程度與否，決定於電台播放的頻率，而電台的主要收入，當然是靠廣告，所以用了三分鐘播了一首歌後，接著一兩個廣告便是最理想的了。然而歌曲太長的話，電台播廣告的時間便相對減少，收入便會下降，所以“Bohemian Rhapsody”長六分鐘，電台是沒有興趣多播的，所以Queen也只能把這首歌放在獨立電台首播。不過，這歌實在太出色，聽眾紛紛打電話給電台點唱，之後便變成歷史經典了。

其實在70年代樂壇，除了Queen這首“Bohemian Rhapsody”外，還有一首六分多鐘的流行曲——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其流行程度和“Bohemian Rhapsody”不遑多讓。然而這首歌背後的一些傳說，大家又知否呢？

就以Queen的“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來說，有人認為dust是指Angel dust（天使塵），它是毒品的一種；而Beatles的“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被指為在那個迷幻年代內歌頌LSD（迷幻藥）的歌曲。那麼“Hotel California”呢？我們就抽出歌曲內幾句歌詞分析吧！

So I called up the Captain,
'Please bring me my wine'
He said,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nineteen sixty-nine'

這句歌詞比較難明，為甚麼客人要喝酒的時候，酒保說自1969年起便沒有酒賣呢？初時有人認為可能是越戰關係，所以把酒賣光，但這解釋毫不合理。原來Spirit除了解作酒精外，還可以釋作聖靈，Holy Spirit。但就算這算釋合理，又和1969年扯上甚麼關係呢？

原來在1969年，有一件事發生，就是第一本屬於撒旦教（Church of Satan）的聖經出現。我年前在三藩市和朋友吃晚飯，飯後他載我兜風。來到一個富貴住宅區。他停下來，指著其中一間屋，說此屋大有來歷，是全世界第一間撒旦教會。明白了，這教會佇立在三藩市，而三藩市位於加州，那麼便是Hotel California了。

之後還有這幾句：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 stab it with their steely kniv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the beast

在酒店開餐，大吃大喝，本是平凡不過，但這次卻未能成功。有人以為菜刀不夠鋒利，又或者野豬太大，斬不下去。但其實留意Beast這字，看看聖經啟示錄十三章18節，便知道beast的真正解釋。

當然，上述說法有人相信有人否定。筆者在80年代看過一個電視訪問，主持人問Eagles成員Don Henley 如何創作這首歌時，他的答案令人震驚。他說此曲的創作過程不屬自己，乃經過channeling（通靈）的。

信不信由你，但聽歌時多留意其創作背景及歌詞意義，都是重要的。當然，不論是毒品、撒旦教、通靈的經驗，都不是我們該追求，甚至是應該遠離的東西。然而這些東西總是不經意地充斥在流行文化裡，在不知不覺間就向我們傳遞了一些訊息。當我們不斷重複地聽著熱播歌曲、看著賣座電影的時候，也可能不自知地接收了這些世俗的訊息。流行文化的力量、對我們的影響力，實在不容小覷，了解一首歌曲創作背後的故事，也能幫助我們小心選擇、篩選接收甚麼訊息。

　　全世界的語言都包含粗口，不過粗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時空的差距。例如在美國，「該死」（goddamn it）在上世紀40年代被視為粗口，到了60年代卻變得無傷大雅，反倒是一些新的字眼，例如「F」開頭的字成為了禁忌。有一些字在一個地方不是粗口，但到了別的地方卻成為粗口。粗口用語千變萬化，中國粗口大量運用與性有關的動詞、名詞。有些人為免直接使用粗口字眼，則改用其他諧音字詞。

不帶侮辱性 vs 帶侮辱性

　　很多人都對粗口沒有好感，聽到時感到被侮辱，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卻指出，粗口也有不帶侮辱成份的時候，視乎說粗口者的心態及動機。因此，有時即使使用粗口諧音字詞，也不代表沒有侮辱成份；反之使用粗口字詞，有時也可以不帶侮辱性。有些人說粗口，因為他們的親朋、好友、同事個個都說，於是粗口自然變成他們的日常用語。有時，小朋友也會為了好玩，有樣學樣而說粗口。有些人為了社交需要，希望融入一個說粗口的群體，於是便跟風說粗口。不過，王社長並不認同這種做法，他認為不需要刻意透過說粗口融入某一個群體。有些人說粗口，不想侮辱任何人，純粹因為語言貧乏，找不到適合的詞彙去發洩自己的情緒。家中的小孩子若為了好玩而說了粗口，家長要教導，但不必嚴懲。至於面對那些視粗口為日常語言的人，我們則可以寬心一點，不必將他們的行為視為故意的冒犯。

　　除了「貪口爽」外，一般人為何會出口傷人說粗口呢？通常是當他們感到被冒犯，又或是被人刻意侮辱、挑釁的時候，這時候說粗口也是自然反應之一，它成為一項還擊的武器，目的是要制止別人繼續傷害自己。而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大家聽了政治人物太多「假、大、空」的言論，很多人都忍不住想說粗口。王社長表示他明白當大家面對不公義的高官道貌岸然、滿口謊言的時候，很多人滿腹「粗口」，甚至「爆」出來也是很正常的反應，特別那些無權無勢的人，除了「爆粗」，似乎沒有其他好的方法去發洩自己不滿的情緒。不過，「爆粗」雖然能發洩情緒，卻無補於事，甚至產生反效果。

　　粗口具有一種「反語言」的語言功能。語言是用來溝通的，但粗口卻拒絕溝通，甚至製造敵意；吊詭的是，它又能透過製造與他者的敵意來凝聚所屬的群體。面對那些「比粗口更難聽」的話，有人以為用粗口就能團結群體，為被宰制者向霸權反擊，但這只會在彼此間引發緊張，帶來敵意的關係。而社會上的確有不少人既憎惡「假、大、空」，亦不想與說粗口者為伍，畢竟後者同樣缺乏實質內容，又充滿敵意與侮辱。從團結群體的策略上作考量，這並不是聰明的做法，因為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能凝聚群眾，達成共識，塑造遠象的語言。

　　中國人的粗口多與性有關，並傷及別人母親，在「量刑受罰」的原則之下，縱然對方有錯，以侮辱他人的母親來發洩自己的不滿是否合適？有些人或許不說粗口，卻使用不帶髒字的「語言暴力」來謾罵、嘲笑或侮辱他人。在王社長眼中，這同樣是不堪的行為。他亦認為不能以政治立場的正確，來掩蓋使用粗口或語言暴力對人的侮辱及對社會風氣的敗壞。目的正確並不表示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說卑鄙的手段可以達到崇高的目的，是自欺欺人。熱衷骯髒語言手段的人，很難有乾淨的人格與乾淨的目的。

語言暴力不可取

　　面對強權使用語言暴力，王社長還能諒解，但對弱者使用語言暴力，他卻難以接受。現在流行各類網絡公審，縱然義正辭嚴，也貌似很文明（君子動口不動手、真理愈辯愈明），但根據「量刑受罰」的原則，大家對非公眾人物貼相、提名、廣傳的公審，是否已超過他們應受的懲罰？這種公審也是變相的網絡欺凌、語言暴力，更何況有時我們根本沒有掌握整幅圖畫。這種情況已愈來愈普遍，甚至出現在不少教牧和神學人的社交媒體上，值得我們反躬自省。

　　其實，神創造語言是有功能的。首先，語言有認知功能：當亞當為各種動物及飛鳥起名時（創二19），語言為萬物分類，賦予意義，既具科學性，又有創造性。批評別人說話「假、大、空」，反映那些說話遠離語言應有的「真、實、準」。

　　另外，語言是用來溝通的，而語言的昇華就是詩歌，而人類的第一句語言正是詩歌。亞當對著夏娃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創二22-23）。情感的高峰，是詩是歌。而粗口或語言暴力是詩歌的對立面：由音樂變成噪音，由抒發情感變成侮辱詛咒，由嚮往溝通共鳴，變成中止溝通。

結語

　　王社長並不否認自己也有想說粗話的時候，但他認為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有研究指出我們講話時是用左腦，咒罵時則轉用右腦，所以很多出口成「髒」的人當去到隆重場合，就能「絕口不提」髒話，可見事在人為。

　　王社長認為粗口與詩歌同源，他引用楊照的說話：「詩是激情的瞬間爆發，也就是瘋狂能量的瞬間釋放。一個不了解詩的魅力，無從發揮詩的作用的社會，無可避免在累積激情與瘋狂，累積到一個程度，我們不再能釋放任何激情與瘋狂，只要一釋放就失控。於是只有更巨大的壓抑，儲存更巨大的崩潰張力。」

　　如果詩是激情與壓抑的昇華，粗口就是激情與壓抑的反昇華，讓人將憤怒，轉化成對自己、對別人的詛咒。縱然我們不認同說粗口，但近年香港粗口逐步提升至近乎體制外的政治語言，出現的頻密程度正跟它所要抗衡的「比粗口更難聽」的政治語言偽術成了正比。其實，我們不能單單指斥前者，否則所積壓的激情與瘋狂，有一日會失控地爆發。

　　王社長認為，要反對說粗口，但必須同時反對其他的謊言、空言與語言暴力，因為它們都在透過語言來玩弄人、蒙混人、侮辱人、傷害人。要用「真、實、準」的語言來抗衡「假、大、空」的語言；並且要以詩化的語言來凝聚群體，塑造遠象，帶來行動。就如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不只是一篇演講，也是一首詩，而當中的確引用了詩篇及以賽亞書的詩歌。

　　「彷彿不著邊際，但我們心中需要有詩。」王社長說。

延伸閱讀：

楊照。〈三少四壯集——詩是存在森林裡的激情之火〉。《中國時報》，1991年3月20日。（2018年4月24日下載）。

馬來西亞鬼才歌手黃明志近日在社交網站發新單曲《唯一的唯一的唯一》，如果單聽歌，不論曲詞編均是典型大路的情歌，但作為「鬼才」歌手，當然不會止步於此。他上周先後發放兩個MV在網絡上供人轉傳，第一個按常人理解的「唯一的」的意思去編排的，就是一個一男一女準備結婚、拍婚紗照的浪漫版本。及後，另一個版本，一開始就是散落在床上，不同型號的One安全套，之後就是黃明志與不同國籍的女孩子用這首歌示愛，有些女孩子甚至只穿內衣，準備做愛的版本。於是那個「唯一的唯一的唯一」就不是女孩子，而是安全套，最後更以黑底白字亮出「抽插無罪 戴套無畏 Every Soldier Need a Helmet」字樣。

同一首歌，都是唱「唯一的」，但同時唱出兩套不同的價值觀。如果看點擊率，截止筆者撰文的一刻，安全套的版本已超越110萬，而真愛版則只有42萬。作為一個指標，你會看到有性感女性的加持，會令MV點擊率爆增，但同時要留意的是，即使是真愛版也有42萬，相比起一般的香港流行歌，一般MV放上這些短片平台，其點擊可能只是幾萬，甚至只有幾千，這首歌某程度說，一周破百萬是首名副其實的流行歌。

聖誕節，自從不知那年開始我們不會再說「平安夜失身夜」，性教育彷彿就沒有甚麼可教和要教，因為天天都可以失身了，但除了失身，我們還有沒有其他訊息？如果翻看黃明志的其他歌和MV，近年的作品大膽，談論的除了有不同性伴侶的生活，還有生死、愛慾等等，題材去得很盡，也很越界，相信香港的電視台未必會播這些MV，但在網絡世界，這種片段俯拾皆是。就以這首《唯一的唯一的唯一》為例，實際上在聖誕佳節，除了說要努力找另一半，這個世界有更多人，或更多的點擊率，會鼓吹為各種的原因，「唯一的」選擇是使用安全套。

在傳統婚姻和安全性行為之間，不難發現這出現了一個性教育的斷層，或者這就是所謂「性教育不足」的一個面向了。當流行歌曲將濫交浪漫化，將使用安全套美化為負責任的行為時，我們須從另一面向鼓勵青少年反思，不要輕易掉進安全套生產商的速銷陷阱。

黃明志的兩個版本

1. 婚姻情深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ppmvon5Ix4

2. 安全套置入式廣告版（十八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vMzrcXSMT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