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區劃界與選舉公義

不少香港人看到「有得揀……」這前半句話，也能立刻配上下半句。曾幾何時，我們真的盼望或相信「有得揀」。而事實上，「選擇」是銀幣的兩面、利劍的兩刃；有人能持之而勇往直前，有人卻懼之而封殺退步；自信者喜歡，無能者害怕。

英國提前大選，其實，有不少人也猜測到現屆首相會提前選舉，卻絕少料到竟提前至7月初。但知情人士，即是現屆政府的要員，在執政民望極低的情況下，在改選之前竟不是同謀選舉對策，而是相繼在宣佈改選前下注博彩。[1] 只顧謀取個人利益、蠅頭小利的官員，大概也能反映現時執政黨的素質及能力。

若你是「老闆」，大概你也能英明地作出正確的選擇。這一批「員工」雖然已在「公司」崗位上執勤了十多年，也許對一切運作或架構，已有一定的掌握、熟練。然而，正正是在一切看似駕輕就熟，就變得不思進取，不求爭取表現，但求有日過日，聽不到民聲怨道，只沉醉於吹捧掌聲。

爭取「表現」成了⻆力者的日常或必要的工作。「老闆」在生活中把一切事情看在眼裡，就能把握手上的選票，選擇最佳的「公僕」。這大抵就是民主可貴的地方。

在倉猝的預選期，候選人均各出其謀爭取或博取「老闆們（選民）」的歡心。每天早上BBC都會追訪候選人，不是某參選人坐在長途的公共客車（coaches）上接受訪問，表現出他是清廉（不坐私家車或火車），並馬不停蹄趕往下一個聚會；就是某參選人及相關人士，在一般的平民咖啡廳內進行早餐例會，避免在辦公室內偌大的會議廳中開會，予人有距離、超然、疏遠之感；又或者是現屆首相在大選前數天，接受電視台訪問，其虛擬背景也是一間普通不過的超級市場。[2]

當然，這等行徑不過是一些吸引人眼目，甚或是故作親民的舉動，來得是有點虛假，這是一般人也能看穿的技倆。但作為被選者，為成功「受聘」，多作一些「門面」工夫來討好「老闆」也不為過。這不僅是民主可貴之處，亦是它「可愛」之處。

盼望我們的城市能有一天變得更「可愛」。

當警察社會變成了生活日常

何謂警察社會？警察國家（德文：Polizeistaat，又譯為警察社會），本為一個政治學及社會學術語，用於描述一種政府自稱為維護人民的監護者及擁有法定權力，但卻在缺乏法律程序及違反人民意願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和非常手段，強行操控和改變人民大小生活方式的社會形態。

話說回來，警察（這裡以普通員警police constable作解釋）中的police 一詞，是源於古希臘文，帶有維持秩序，促進社會和平，保障公共安全及保障財產等意義。而constabulary則為英語，代表警察是以紀律部隊，而不是以個人保鑣、江湖俠士、或是無紀律的散兵游勇形式存在。現今社會中，以城市警察部門運作的警隊制度，最早見於英國倫敦警察廳（即大家時常聽到的「蘇格蘭場」，那裡曾是倫敦警察廳的總部所在），而香港因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順理成章地，也成為全亞洲首個設有現代警察制度的地區。香港警察隊更在60年代被冠以「皇家香港警察」稱呼，直至1997年才被改稱為香港警隊。

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無論藉著甚麼形式，社會上總有維持社會正義、保護社會安全的需要，而警察作為使社會能正常運作，能為社會「除暴安良」，的確是社會安全的守護天使。然而，若果天使原有的良善有一天變歪了，權力使人腐化，由維持社會正義變成了唯我獨尊，天使便會折翼變成那惡者，若果社會又缺乏對之制約、制衡的機制，警察社會就應運而生了。

「警察社會」這一術語首見於1851年，意指當時在德意志地區和奧地利帝國中，為了維持秩序而使用國家警察部隊來對抗人民的情況。在歐洲列強帝國，戰爭與革命動盪中，很多國家都以常駐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甚或其政權運作。在這種普遍強化警隊的情況下，「警察國家」一詞就是用來形容因專門加強警察力量，最後卻變成過於猛烈，不受制約，並且常以「僵化和鎮壓性」方式對付市民和反對力量的情況。而警察國家亦常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並存，並常與諸如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雅各賓俱樂部殘暴對付異己，或在羅馬帝國時期，政府鎮壓反對勢力等歷史事件作比對。[1]

或許有人認為，「犯法就是犯法」，警察只為執行法律，只是照章執行，本身並無不妥。這其實是源於對法治的理解角度不同。一般人以為法治只是「知法守法」，這是典型以法而治（rule by law），是一種較為狹義的解釋，以為一切只依據法律治理事情即可。可惜的是，世界上很多政府表面上是以法而治，實際上卻將法律用作方便管治的工具，政府可以選擇去遵行法律，但若該法律不利它們，或對它們來說並不合宜，便可以置之不理。[2] 真正廣義的法治，在於保護人民不受不義侵犯，尊重個人自由；這除了確立個人行為界限（注意，尊重個人自由的確不等於鼓勵犯法），但更重要是對政府，以及不同的充權機構的限權。這就是以法限權（rule of law），[3] 據香港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爵士所言：「如果法律本身非常嚴苛，依著法律辦事也不算是rule of law。」[4]

在警察國家中，當權者往往自命為無知人民的監護人，因著保護人民，他們就有義務（權）去糾正人民的錯誤，甚至主動指導人民應該如何做，而即使這些作為明顯地違反了人民的意願，也要強力執行以突顯其正確性，以便維持正當的社會秩序的樣子。[5]  這種以人民福祉為由，實為侵犯個人自由的行為，成為了很多警察國家的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的要素。而為能順利執行這些「強力政策」，警察國家通常會配合對人民不同的分化手段，以加強管治效果。例如將人民「分而治之」，減少或禁止人民彼此結連，或交換消息的權利（在中國憲法中也有列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6]  更進一步，無限制對異見人士的拘捕，並將之任意長期羈留，扭曲原有政治選舉和人民表達意見的制度、對人民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審查，對人民政治生活實行嚴密和鎮壓性的控制，以使其對表達或溝通政治觀點或其他的觀點造成限制，實行灌輸式教育，鼓勵市民相互舉報，破壞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信任，警察力量不合理地強化（其中可以警察人數佔公務員人數的比例作出量化計算），以至裝備武器化，軍隊化等，都是警察國家成形的具體指標。

簡而言之，在警察國家的威權時代，民眾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對於政府一切政策措施只有奉行遵循，沒有個人的意見，而警察是掌握權力的機關與人員，藉由推行政令，採取由上而下的高傲態度對待民眾，民眾也懾於警察權威，敢怒不敢言，默然承受。[7]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

事實上，在嚴密的警察社會之下，也和軍法管治不遠了。軍法管治是指國家在處於對外戰爭、內部叛亂等危害社會安全與政治穩定時期所採取的緊急措施。這時，一般的司法及行政權會部份或全部由軍隊或軍警力量接管。在這些年間，有些國家一早已將對付疫情提升到「打贏人民戰爭」的高度，一切軍管措施，由限制人民出國及出行，日常生活禁閉，皆以抗疫之名實行。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雙管齊下。

近日流言四起，又說封關檢疫，又說禁足，昨日甚至有「在立法會工作的律師行高層人士」的聲帶流出，用緊張的語氣透露，立法會正在進行秘密會議，通過全城禁足七天，聲帶不斷在即時通訊工具中流傳，全文更被推上報。全城即時陷入封城恐慌，超巿所有凍肉，雞蛋，食物幾乎全清，最後更有流言傳出說超巿所有貨品售罄，明日要關門云云。

雖然立法會在幾個小時內就澄清事件，稱沒有相關討論，但我們不禁仍然會問，經過社會運動和超過兩年疫情，為何這種消息仍然可以令社會如此不冷靜，我們怎樣可以在真假難分的消息中微笑以對，似乎成為了疫情下的第一大學問。我們不妨溫故知新，好好重溫。

第一：任何資訊，請先看消息來源。如果是官員的原話，當然可信納為他的說話，但如果一個消息，來源不明，例如「接近律師樓的立法會議員」就明顯不是很可靠的消息來源，只有聲音沒有樣子，只有樣子沒有直播，沒有第三者真人（記者）在現場見證的東西，在這個改圖和AI盛行的世界，甚麼也可以假，聲音影片也不一定真確，如果直播，又有記者在現場，至少有人證，就真實得多。

第二：相信你的常識。社會政策，可以不按常理出牌，但不能放棄常識，以此個案為例，立法會真的可以進行秘密會議嗎？有的，但只限極少部份的非常會議，如果用「秘密會議」來通過禁足，卻非常奇怪。再說，若真的要全城禁足七天，要修改法例嗎？其實不用，以今日的常識，用緊急法足矣。所以當有人說用立法處理禁足令，道理上就說不通，在判別是否真相是，理應打很大的折扣，而收到消息的人不應衝去超巿買日用品。

第三：冷靜。香港是一個急速的社會，我們對身邊的消息，有時會特別敏感，科技令我們接收資訊的速度更快、數量更多，有時我們未必細想，也沒有分析，就作出反應，有時反應太猛，常常產生「現象級」的社會笑話。觀乎政府近日此一時彼一時的動作，巿民抗疫就更需要冷靜，一個疫情可以用不同方法處理，不同心態去應對，看見消息有時要冷靜，先調節心情，盡量在冷靜分析後才做判斷。

原來當春天可以放暑假，入院可以變瞓街，我們只能承認人類面對病毒，其實很渺小，惟有理性、冷靜面對生命中不同的處境，不自亂陣腳，才有成功的一天。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司法覆核案件

菲律賓籍跨性別牧師Balaoro Marietta S曾因在港替13對同性伴侶主持「婚禮」、涉嫌違反逗留條件或自封婚姻監禮人被捕，後獲警方無條件釋放。Marietta S於2019年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並要求法庭頒令聲明他按教會儀式為同性伴侶主持「婚禮」並無違反《婚姻條例》。2020年3月4日法院頒下判詞，法官稱香港註冊婚姻是指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而不容他人介入，故Marietta S為同性伴侶舉行的「婚禮」沒有法律效力亦不被承認，亦不等於違法。但法官同時拒絕裁定涉案儀式是否違反《婚姻條例》，並指除特殊情況，民事法庭不具裁定某行為是否帶刑責功能。法官亦拒絕申請人的司法覆核申請，指其申請沒有任何可爭拗及成功機會，申請人須支付訟費。[1]

社運人士岑子杰於2013年和現時同性伴侶在美國紐約結婚，但其婚姻在港不被承認，未能享有相關的權利。岑不滿港府不承認外地締結的同性婚姻，早前提出司法覆核，案件獲高等法院審理。高等法院於2020年9月18日頒下判詞，裁定岑子杰敗訴。申請一方在案件審理時指，未有證據顯示承認在外地締結的同性婚姻，會削弱本港現行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而且他們並非要求同性伴侶在港結婚的權利，而是要求港府承認已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若岑或其他人要就每項權利，分開逾百次到法庭爭取，並不公平。政府一方則反駁，《基本法》第37條只承認異性戀的婚姻，並指如政府在本地異性婚姻以外，同時承認海外的同性婚姻，等同政府已承同性婚姻。若政府承認同性伴侶在外地的婚姻，會削弱和破壞該現行婚姻制度。法官周家明在判詞指，香港的婚姻法律不容許同性之間的結婚，而《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也沒保障同性婚姻，因此岑與同性伴侶的婚姻在港沒有法律效力。[2]

同性戀者吳翰林於2019年11月27日入稟法院，指香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如他在無立遺囑的情況下去世，他的同性伴侶便不能自動繼承遺產，吳指有關條例對有效婚姻、夫及妻的定義，構成性傾向歧視。高等法院於2020年9月18日頒下判詞，裁定吳翰林勝訴。法官周家明認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等對同性及異性伴侶作出差別待遇，又指就遺產繼承權給予同性伴侶相同的權益，並不會影響傳統異性締結。法官指，將會就《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作出補救解釋，並要求雙方向法庭提議應下達的命令。法官也頒令申請人可獲九成訟費。據悉政府已就判決提出上訴。[3]

另一方面，吳翰林早前表示在港購入二手居屋後，由於房委會拒絕接納其同性伴侶屬「配偶」，吳若要在居屋加入伴侶的名字，必須先補地價，吳認為構成歧視並在2019年9月30日申請司法覆核。房委會向法庭申請暫緩案件，以等待另一宗同類案件的上訴結果；另一宗案件為Nick Infinger及其同性伴侶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遭房委會拒絕，Infinger申請司法覆核並獲判勝訴，房委會已為此提出上訴。法官周家明於2020年10月22日表示，不認為兩案會互相影響，法官亦指出本案涉及申請人的基本權利或受侵犯，此等情況必須盡快改正，加上根據申請人一方指，申請人已遭鄰居以他們非法佔用居屋單位為由而滋擾，因此不宜再度暫緩，駁回房委會一方申請。[4] 惟吳翰林於2020年12月初去世。[5]

對於吳翰林指香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入稟法院一案，明光社於2020年10月9日去信，要求律政司就海外同性結婚伴侶無遺囑下自動繼承居屋及財產案上訴。這宗案件申請人的問題完全可以透過訂立遺囑解決，而不需要將無效的同性婚姻等同有效婚姻，動搖香港婚姻制度的根本。當一些本來只屬於本港承認的異性婚姻獨有的權利和保障，未經市民大眾和立法會討論，一步一步開放給本港不承認的同性婚姻乃自相矛盾、漠視民意、暗渡陳倉的偷步行為。[6]

Nick Infinger與男同性伴侶為本港永久居民，二人於2018年在加拿大結婚，同年返港後以「一般家庭」身份向房屋委員會申請公屋，房委會指二人關係不符合房委會申請指引中「夫婦」的定義，故不能以一般家庭提出申請。Infinger於2018年11月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2020年3月4日，法庭裁定Infinger勝訴。高院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指，房委會的配偶政策將在海外合法結婚的同性伴侶拒於門外，是不合法及違反了《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7] 據悉房委會在研究判詞及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案件已排期於2021年7月聆訊。[8]

性小眾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9年9月16日至25日，就公眾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人士）法律權利的態度，隨機電話訪問1,058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有關研究於2020年1月7日公佈，結果顯示60%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僅12%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這是過往同類調查中反對比率最低。有44%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性小眾研究計劃創辦總監孫耀東指是次調查的數據正好反駁政府以香港仍未準備好立法為由，未有推行政策以達到LGBT+平權。[9]

本社認為上述研究雖然曾提及三份昔日的研究，但就未有提及另一項更具規模，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其團隊負責，在2018年公佈的「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該研究孫耀東亦有份參與，同樣採用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2,009位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受訪人數比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佈的多出近一倍，而研究中的其中一項是有關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的看法，發現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受訪者只有32.6%，支持同性民事結合的也只有33.1%。此外，再將中大今次研究與另一份在2018年公佈，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專案的結果相比（該研究在今次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中亦有提及），港大的研究發現有50.4%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同性婚姻，較今次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佈的44%減少了6個百分點，反映並非愈來愈多人支持同性婚姻。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今次公佈的研究，雖然看似比較多份之前的研究，但所選取的內容及推論都是有選擇性及誤導性。[10]

同志遊行

除離島區議會外，共有17區的區議會先後通過成為2020年的香港同志遊行的支持機構。而原定於2020年11月14日舉行的香港同志遊行，因收到警方的反對通知書，改為網上進行。[11]

明光社在2020年7月10日曾去信18區區議會，質疑同志遊行已超越地方行政的政治議題，並且建議區議會日後若要考慮是否支持有關活動前，必須先徵詢區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並詳細了解過往多年同志遊行的真正口號和內容。至於已通過有關動議的區議會，必須監察此等活動的實際內容，不能成為鼓吹性濫交的平台，以免進一步損害區議會的聲譽。[12]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20

昔日香港同運議程回顧：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9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8

昔日全球同運議程回顧：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19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18

同性婚姻／同性伴侶結合：

2020年5月26日開始，哥斯達黎加的同性伴侶可以註冊結婚，落實該國最高法院憲法院於2018年的裁決。[1]

根據路透社2020年12月12日的報道，玻利維亞民事登記處首次批准了一對同性伴侶民事結合。2018年，David Aruquipa和Guido Montaño申請民事結合登記但遭到有關部門拒絕，原因是玻利維亞並不容許同性婚姻，他們於是入稟法院。雖然玻利維亞憲法仍未考慮准許同性婚姻，但他們指禁止同性伴侶民事結合違反了國際人權標準，並且觸犯了玻利維亞法例，對他們構成歧視，玻利維亞憲法法庭最終判他們勝訴。經過兩年的訴訟，他們爭取到同性民事結合。當地一位著名倡議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權利的人士表示，這是起初的一步，真正激勵他們的是要去改變這項法律，這成為他們的目標。[2]

泰國內閣於2020年7月8日通過「民事伴侶法」（Civil Partnership Act）草案與「民事與商事法」（Civil and Commercial Code）修正案。「民事伴侶法」草案允許年滿17歲或以上且至少其中一方為泰國公民的同性伴侶進行民事登記，登記的同性伴侶能享有部份猶如異性夫妻一樣的法律權利。「民事與商事法」修正案為民事結合制定進一步的規定，例如已有法律認定之伴侶，則不可再登記。民事結合關係會因死亡、自願分居或法院命令而終止。草案還在等待審議。[3]

位於東歐的黑山（Montenegro）成為非歐盟成員國中，第一個承認同性伴侶民事結合（same-sex civil partnerships）的歐洲國家。2020年7月1日，黑山的國會通過有關法案，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享有和異性戀伴侶一樣的權利。黑山並不容許代孕母服務，無論異性戀夫妻或一般伴侶都不能使用有關服務，因此同性伴侶亦一樣，不能尋求人工受孕。另外，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並不能收養兒童。黑山總理馬爾科維奇（Dusko Markovic）在社交媒體公開表示，通過同性伴侶民事結合法案代表「我國社會的民主成熟程度與族群融合過程，都朝正確方向邁進了一大步。」他表示：「在歐洲的黑山裡，絕不允許存在任何與性傾向有關的歧視。」黑山總統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c）亦表示，該法案令黑山離「加入發展最完善的世界民主政體」更近了一點。說穿了，黑山政府認為，通過同性伴侶民事結合法將促進少數群體的權益，有助於黑山加入歐盟。[4]

在不少民主國家，LGBT的意識形態已經和民主、自由和人權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彷彿支持LGBT，便等於支持民主，同樣，支持民主便好像必須同時支持LGBT。這種趨勢令我們反思，在推動民主、自由和人權教育的同時，其實亦必須加強邏輯思辨、倫理和社群責任的教育，以免將LGBT意識形態等同民主自由理念。

更正治療

新西蘭工黨於2020年10月17日的選舉日得到大部份選民支持，奪取了65個議席，即超過國會一半議席，有權單獨執政，早在10月5日工黨已作出承諾，表示如能當選，將禁止更正治療（有關治療幫助個別人士克服同性性吸引及社會性別的混亂，它也被貶稱為拗直治療），並且禁止宣傳、提供有關服務。[5]

2020年3月9日，加拿大司法部長兼總檢察長David Lametti提出的法案C-8（Bill C-8），提出修改加拿大的《刑事法典》，指凡違背人的意願下進行更正治療，或向18歲以下兒童進行更正治療，將被定罪。法案中指出觸犯法例的行為還包括宣傳更正治療、或從更正治療中獲得金錢上或物質上的利益。法案亦提出授權法庭下令清除或刪除更正治療的廣告。不過，向那些面對性傾向或性別身份掙扎的人，在私人談話中表達個人觀點以提供支援，並不會被定罪。2020年10月1日，政府重新在眾議院提出這項法律，有關法案還在審理中。首相杜魯多（Justin Trudeau）當時曾對記者表示：「更正治療是有害的，有辱人格，在加拿大是沒有立足之地的。」[6]

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內閣成員Liz Truss表示，出於防止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政府可能會禁止對未成年人，即未滿18歲的人士進行跨性別治療。婦女及平等事務部大臣，以及國際貿易大臣Liz Truss堅信，成年人應該享有自己認為合適的自由生活，但是她認為非常重要的是，當人們仍在發展其決策能力的時候，必須保護他們免受那些不可逆轉的決定的影響。此項建議與2018年完成諮詢的《性別承認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改革計劃有關，有關改革的建議於2020年夏季公佈。Truss透露，建議有三項重要原則：第一是保護單性別（single-sex）空間（只供男性或女性使用的空間）；第二是同時平衡跨性別成人的權利；最後一項，亦是令同運分子著急的一項原則，就是保護18歲以下兒童或青少年，不讓他們作出不可逆轉的醫療決定。[7]

來自35個國家、超過370名宗教領袖，包括南非聖公會的圖圖大主教、加州猶太宗教學院主席，和美國聯合基督教會主席等簽署一份宣言，要求全球各地禁止更正治療（有關治療幫助個別人士克服同性性吸引及社會性別的混亂，它也被貶稱為拗直治療），及要求多國把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罪行非刑事化，並阻止針對性小眾的暴力。有關宣言在2020年12月16日發表，推動該宣言的委員會指，某些宗教教義多年一直被誤用，為LGBTQI人士（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雙性人）造成痛苦和冒犯，並認為需要改變。美國醫學會和美國心理學會均反對更正治療，美國有20個州份亦在不同程度上禁止或限制有關治療。香港精神科醫學院亦曾發聲明指，未發現任何可靠科學和臨床證據支持，嘗試改變性傾向能夠帶來好處。[8]

這幾年，愈來愈多國家否定更正治療（又貶稱它為拗直治療），認為會對同性戀者造成傷害，因而立法禁止更正治療，間接令一些自願想改變性傾向的人士求助無門。但同運人士的邏輯很奇怪，指改變性傾向會帶來害處，但改變生理性別卻沒有問題，甚至應及早協助未成年人士變性！英國正考慮禁止對未成年人士（即未滿18歲的人士）進行跨性別治療，若有關做法是禁止為18歲以下兒童或青少年進行變性手術或注射異性賀爾蒙是好事，若是禁止兒童接受輔導或有關性別焦慮症的治療便令人憂慮。

跨性別

英國政府在2020年9月22日公佈有關《性別承認法》的公眾討論結果，政府共收到超過100,000個回應，當中有近三分之二要求，在申請轉變社會性別時，不需要在醫療上被診斷為患有性別焦躁症。有五分之四的回應者要求，申請轉變社會性別時，不用提交詳盡的醫療報告，有關報告會列出申請人接受的所有治療。在公佈有關結果時，婦女及平等事務部大臣，以及國際貿易大臣Liz Truss發表聲明，承諾會令申請性別承認證書（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的程序變得「更寬容和直接」。現時在英國，如有人想更改出生證明文件上的社會性別（gender），可以向政府申請性別承認證書，該證書雖然不是身份證明文件，但有了這份證明，跨性別人士便可以根據該證書上的社會性別結婚。而《性別承認法》要求申請人，必須在醫療上被診斷為患上性別焦躁症，並同時以自己屬意的社會性別生活了最少兩年。有爭取跨性別者權益人士指，以上申請程序要求跨性別者去證明自己的社會性別，令他們感到難受。Truss表示會簡化有關的申請程序，讓申請人透過網上提交申請，並下調有關申請費。不過，雖然有權益份子希望，將合法申請轉變社會性別程序的年齡，由18歲下調至16歲，英國政府在9月時則沒有為此作出回應。[9]

英國女跨男記者Freddy McConnell現時30多歲，她在生物學上能夠懷孕和生育，當她誕下孩子時，她希望依據法律上的性別：男士，在孩子的出生證明文件上被註冊為父親或家長，但英國法例規定她只可以在有關文件上被註冊為母親，McConnell認為這是侵犯了她的人權，不尊重她的個人和家庭生活。在英國的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她已經輸掉了兩輪法律訴訟，最高法院法官在2020年11月16日表示，他們不會考慮她的案件。[10]

有律師稱，如果McConnell贏得了這場鬥爭，她的孩子就會成為英格蘭和威爾斯中，第一個在法律上沒有母親的人。[11] 這位女跨男人士指責英國的政府部門違反了她及孩子的權利，卻沒有想過，她才是違反孩子權利，讓孩子一出生便失去了「母親」的人呢？這是否另一種形式的虐兒呢？日後，兒童的權利又應該由誰去維護呢？

其他法例

位於非洲中西部的加蓬（Gabon），該國的國民議會於2020年6月23日表決通過把同性性行為除罪化。法案在2020年6月29日獲參議院通過，同年7月7日獲總統Ali Bongo簽署，正式實施。[12]

蘇丹過渡政府在2020年7月13日通過一系列改革法案，包括廢除針對肛交行為的鞭刑和死刑，但肛交仍被視為罪行，違者可被判監五年至終身監禁。[13]

美國加州州長Gavin Newsom於2020年9月26日簽署了一條新法例，允許加州的懲教及康復部門根據跨性別囚犯的性別身份而不是生理性別，來分配他們進到男子或女子監獄。法例規定有關部門不能單單因為囚犯在解剖上的性別或其性傾向等理由而拒絕他們的要求，除非是有「管理或安全方面的顧慮」。即使要求被拒絕，州政府必須以書面解釋原因，並且給囚犯提出異議的機會。有關法例已於2021年1月1日生效。[14]

2020年6月15日，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六對三的票數，裁定1964年《民權法》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僱員「因為性別」而受到歧視，當中包括了同性戀和跨性別僱員在內。過去50年來，法官把第七章所提到的禁止因為性別的歧視，僅意味著僱主不能對待婦女比男人更差，反之亦然。有法官非議把此法例提到的「因為性別」包括同性戀和跨性別，認為這是修改法律，而不是對法律進行解釋。反對此舉的法官之一 Samuel A. Alito Jr.指多數人沒有提到該裁決將如何影響住屋、宗教僱主或體育運動。[15]

2013年，在美國密歇根州的一間殯儀公司RG & GR Harris Funeral Homes Inc擔任經理的男跨女跨性別人士Aimee Stephens告訴老闆，他打算轉變性別，由男性轉為女性，所以他想穿保守的裙子套裝或裙上班，老闆回應他，這樣的外表會令哀悼死者的家庭分心，最後他被該公司辭退。其後，Stephens向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求助，該委員會的律師在2014年向殯儀公司提出訴訟，指控該公司解僱了Stephens構成性別歧視，違反了1964年《民權法》第七章。Stephens於2020年5月因腎病逝世，美國最高法院在2020年6月15日裁定Stephens勝訴。2020年11月30日，殯儀公司同意將13萬美元存入Stephens的遺產，以及支付12萬美元律師費予相關人權組織，以作賠償，這令雙方達成協議，並結束了這宗訴訟。這宗訴訟成為了一項里程碑，因為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了針對跨性別者的歧視是不合法的性別偏見。[16]

根據2020年10月28日《費城同志新聞》（Philadelphia Gay News）的報道，當時還未當選並且仍在競選期間的美國總統拜登，在訪問中提到，自己在擔任副總統期間，一直是LGBTQ的倡導者，他指若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將擴大LGBTQ的權利，在國際倡議，讓它成為美國外交的一部份。拜登並且承諾在上任100天內優先通過「平等法案」（Equality Act）的立法。該法案將禁止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身份，在就業、住屋、公共住處、公共設施、公共教育、聯邦資助、信貸和陪審服務等方面作出歧視。「平等法案」其實已於2019年5月17日在眾議院獲通過，不過因為共和黨佔了參議院較多議席，法案一直未獲參議院通過。若法案獲通過，將會危害教育、運動、醫學及領養等領域的事宜。除了處理「平等法案」的立法，拜登聲稱會使用行政權力，以盡快推翻特朗普政府過去一些「歧視行動」，並進一步消除針對LGBTQ+人士（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等人士）的「歧視」。[17]

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允許法官向曾經同住或正在同住、前任或現任、同性或異性的配偶或伴侶，發出「家庭暴力保護令」（Domestic Violence Protective Order）。這法令亦適用於正在約會或之前曾約會的情侶，但只限於異性伴侶。不過，在2020年12月31日，此法令卻有所改變，它亦涵蓋正在約會或之前曾約會的同性情侶。事緣一位來自韋克縣（Wake County）的女子，在2018年申請「家庭暴力保護令」，希望藉此阻止她的前女友與她接觸，但遭地方法院法官拒絕，地區法官Anna Worley回覆該女子，指因法律上的語言，她無權發出有關的保護令。該女子之後上訴，在12月31日，上訴法院裁定，北卡羅萊納州所發出的「家庭暴力保護令」，讓人免受虐待或處於令人恐懼的約會關係，亦適用於同性案件。[18]

美國愛達荷州立法機關要求州政府簽署眾議院法案509（House Bill 509），該法案名為《人口統計法》（Vital Statistics Act），禁止跨性別者修改反映其生理性別的出生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文件，除非是為了糾正「出生時的重大事實」錯誤，或糾正「文書或數據輸入上的錯誤」，否則不可修改，申請更改者亦需得到法庭命令。參議院以27比6的大比數票數通過立法，2020年3月30日，該州州長Brad Little簽署了該法案，法案本來會於2020年7月1日於愛達荷州生效。[19] 不過，在2020年8月7日，聯邦法院阻止愛達荷州實施此法規，美國地方法院法官Candy Dale裁定，新法例還不夠深入，並且違反了她於2018年首次發佈的禁令——愛達荷州的法律禁止某人更改其出生證明文件以符合其性別認同是違憲的。[20]

除了《人口統計法》，愛達荷州州長Brad Little在同日亦簽署了另一條眾議院法案500（House Bill 500），《女性體育公平法》（Fairness in Women's Sports Act），它原本同樣會在2020年7月1日在該州生效。該法案適用於所有由公立學校、學院及大學資助的運動團體。女子團隊是不會讓聲稱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別學生加入。如有任何爭議，學生可以透過提交由醫生簽署的聲明，來證明自己的性別。而有關聲明必須單單依據學生的內在及外在生殖解剖構造、正常內源性產生的睪丸素水平，及遺傳組合分析，來顯示學生的性別。愛達荷州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of Idaho）等幾個團體，為到一名跨性別大學生Lindsay Hecox及另一名匿名的高中學生提出訴訟，挑戰眾議院法案500。聯邦法院地方法官David Nye在2020年8月17日發出初步禁令，阻止該州實施眾議院法案500，原因是他認為兩位挑戰法案的原告人，很可能會在有關訴訟中獲勝。[21]

挪威議會在2020年11月24日二讀通過擴闊現時《刑法》，禁止針對跨性別人士的仇恨言論。該國《刑法》自1981年以來一直有保護同性戀者免受仇恨言論侵擾，如在私人言論違反了有關條例，將面對罰款或長達一年的監禁，如在公開評論違反條例，將面臨最高刑罰三年監禁。[22]

在新加坡，三名人士分別在2018及2019年入稟法院，挑戰有關禁止男男性行為的法例——《刑事法典》第377A條。該法例列明男性雙方自願進行的性行為屬嚴重猥褻的刑事罪行，違者最高可被判監禁兩年。2020年3月30日，新加坡高等法院的法官駁回三人就第377A條提出的挑戰。法官提到沒有任何讓人信服的理由，要推翻2014年新加坡上訴庭的判決，法官指第377A條例設立的原意總體上是要維護公眾道德，以強制執行法例和起訴男性之間一切形式的嚴重猥褻行為。[23] 上述案件的其中一位申請人，在2020年12月初再次入稟法院挑戰有關法例。由於《刑事法典》377A條雖然存在，但實際上甚少執行，因此，申請人認為這反映新加坡法例的不一致，他認為若政府沒有全面執行《刑事法典》377A條，便應廢除有關法例。[24]

匈牙利國會在2020年5月19日以133票對57票通過了一項法例，禁止跨性別者更改官方文件上出生時的性別。該法現在等待著總統János Áder簽署，以成為法律。維權人士說，他們會試圖說服他不要簽署。[25] 有申訴者入稟法院指該法違憲，在2020年11月，匈牙利法院裁定須就該法作出違憲審查，而憲法法庭會為此作出裁決。[26]

我們一方面不願意見到有人因為同性性行為而受到重罰、甚至被責打至死，但另一方面亦不願意看到法官輕易改變立法原意，隨著新任美國總統拜登上場，預計將推出更多有利於同運人士的法例，甚至令美國變成同運人士的天堂。

教會或神學院

聯合衛理公會（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各地的領袖齊集美國，在經過討論後在2020年1月3日宣佈，因著對同性婚姻的「根本分歧」，教會正計劃分為兩個宗派。根據該會現時的紀律手冊，選擇過同性戀生活的人不能成為聖職人員，而聖職人員也不能主持同性婚姻，否則有可能遭到處分。當傳統主義者分了出去，這意味著現有的聯合衛理公會大有可能廢除上述的規例。由16位教會領袖簽署的提案，本來打算於2020年5月聯合衛理公會舉辦的全球會議上，讓特定的會眾及神職人員投票，但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會議不了了之。雖然國際會議開不成，但美國喬治亞州一間支持LGBTQ權利的教會——Asbury Memorial Church，離開了聯合衛理公會。該會表示，在2020年8月15日舉行的聯合衛理公會南喬治亞州會議，投票通過容許Asbury Memorial Church離開，它將會從聯合衛理公會分出來。該會在9月3日表示，它不會再隸屬聯合衛理公會，成為該國第一間因著改革與保守之間的「根本分歧」而採取行動的教會，以及成為一間沒有宗派的獨立教會。[27]

2017及2018年分別有兩位美國的福樂神學院的學生，因與同性別人士結婚，被學校開除學籍。他們事後提出法律訴訟，指神學院有關性方面的準則政策，違反了《民權法》第九章。2020年10月7日，加州的聯邦法院駁回有關案件的申請，法院指出神學院在《民權法》第九章是獲得宗教組織的豁免，又指出法院不得審查（神學院）對宗教信仰的解釋。代表福樂神學院的律師表示，聯邦法院首次承認基於信仰的教育機構享有宗教自由的豁免權。代表學生的律師表示，會就判決提出上訴。[28]

教會過去也曾出現大分裂，主要基於教義分歧，當雙方爭論不休時，便是分裂的開始。現時同性戀這課題已經發展到猶如信仰教義核心一樣，當有分歧出現，分裂亦難以避免。

言論或逆向歧視

美國肯塔基州前書記Kim Davis基於信仰的緣故，不發出結婚許可證予同性伴侶，其後，她被兩名同性戀人士控告，除失去原來職位外，亦因此事被短暫監禁，此案引起了全國關注。Davis提出上訴，2020年10月5日，最高法院表示不受理Davis的案件，大法官Clarence Thomas及Samuel Alito表示接受最高法院的決定所以才作出有關決定，但他們亦藉此機會表示他們對判決的異議。他們稱因著Obergefell v. Hodges（2015）的案例，最高法院要求所有州份承認同性婚姻，這在憲法中是「無處可尋」，並威脅到「許多美國人的宗教自由，他們認為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間的神聖制度。」他們不同意Obergefell案件的最初決定，如果有機會，相信他們將投票推翻這一決定。[29]

2019年，基督徒助教Kristie Higgs被英國格洛斯特郡費爾福德鎮的一間學校開除。她遭解僱之前在facebook上分享了一些帖子，她在其中一個帖子，呼籲人在網上的請願書上簽名，反對強制性的同性戀運動關係教育。在另一篇帖文中，她分享了一篇文章，當中提到在美國學校的兒童書籍中，興起了跨性別意識形態。此帖子引起他人關注，一位同事標籤她為「納粹右翼極端分子」，她在2018年10月被停職，隨後遭到解僱。Higgs採取了法律行動，指學校解僱她，違反了言論自由及宗教自由的原則，Higgs在2020年9月，在勞資審裁處中堅稱，以《聖經》的真理對抗有害的信念，在道德上是必要的。[30] 根據媒體在2020年10月底的報道，勞資審裁處裁定解僱Higgs的決定是合法的，因為她遭到解僱是因為她違反了學校方面使用社交媒體的守則，而並非因著她的宗教信仰。[31]

2020年7月5日，著名英國女作家羅琳（J.K. Rowling）因著在社交媒體發表的言論，再次惹來跨性別人權倡議人士猛烈抨擊。跨性別模特兒Munroe Bergdorf回應羅琳的言論，指到這位作家「危險」，並且對LGBT人士來說是個「威脅」。面對多次的抨擊，羅琳在2020年6月10日選擇發長文解釋，該文章題為“J.K. Rowling Writes about Her Reasons for Speaking out on Sex and Gender Issues”。無論羅琳如何解釋，在支持同運人士眼中，她仍是一個歧視跨性別的人，她的兩大粉絲網站：The Leaky Cauldron和MuggleNet表示，不再提供羅琳個人網站連結。另外，不少與她合作過的演員也表示不認同她的言論，要與她劃清界線。[32]

芬蘭議會議員兼前內政部長Päivi Räsänen，多年來在芬蘭政圈打滾。2019年6月，她發了一條Twitter帖文質疑她教會領導層，以官方形式贊助2019年同志遊行活動，並附上《聖經》經文的圖片。為此，Räsänen在2019至2020年，曾先後幾次遭到警方幾次刑事調查。在芬蘭，有許多規範言論的法律，包括《種族煽動》（ethnic agitation），一旦罪成，最高刑罰為入獄兩年。基督教組織國際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se Freedom International）正為Räsänen的辯護提供支援。聯盟執行董事及《被審查：歐洲仇恨言論法如何威脅言論自由》一書的作者Paul Coleman指出：「在自由社會中，應允許每個人分享自己的信念，而不必擔心審查制度，這是每個自由民主社會的基礎。通過所謂『仇恨言論』的法律將言論定為刑事罪行，會關閉了重要的公開辯論，並對我們的民主構成嚴重威脅。這類案件造就了恐懼和審查文化，這在整個歐洲正變得愈來愈普遍。」^[33]

2019年12月7日，加拿大多倫多天主教教育局（Toronto Catholic District School Board, TCDSB）的其中一位董事Michael Del Grande，連同其他三位董事投票反對在多倫多天主教教育局的行為守則中，加入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性別表達（gender expression）等字眼，以表達對LGBTQ學生的支持。Del Grande曾在2019年12月向一個網站發表聲明，表明反對這些性別上的意識形態，因為它與基督教人類學提到的人是不一致的。Del Grande稱性別上的意識形態便是邪惡。多倫多天主教教育局另一位董事Markus de Domenico，他希望由12人組成的董事會，要求Del Grande撤回他在聲明中的言論，並向員工、學生、家庭及董事會成員等致歉。2020年11月11日，TCDSB決定制裁Del Grande，TCDSB的主席Joseph Martino稱Del Grande的行為「不尊重整個LGBTQ群體和TCDSB群體」。董事會對Del Grande的制裁包括要求Del Grande公開道歉並完成平等培訓計劃，並且在三個月內董事會不可任命Del Grande擔任任何代表位置或職務。[34]

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基督徒網頁設計師Lorie Smith挑戰該州的反歧視法例，代表她的律師，來自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的Kristen Waggoner，在2020年11月16日在丹佛市向美國聯邦第十巡迴上訴法院的三位法官提出，Smith不必根據該州的反歧視法而為同性伴侶設計婚禮網頁，因為這等於強迫她發表違反她宗教信仰的言論。[35]

上面的其他法例部份提到，挪威議會擴大了自1981年以來一直保護同性戀者的《刑法》範圍，把針對跨性別人士的仇恨言論也納入其中。當性解放思潮成為主流，只要有人提出與主流意見不同的言論，又或是採取不一樣的行動時，這些忠於信仰的人，除了會遭到法例懲罰，還會遭到網絡上排山倒海的惡意言論追擊。令人慨嘆的是不少自由社會在不斷強化一些人的自由、甚至讓他們自行界定自己性別身份的同時，卻不斷剝奪其他人基於宗教和良心所發表言論的自由。

教育

英國教育部（The U.K.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於2020年9月24日發佈了新的教育指引，指示教育工作者「不可強加有害的性別定型觀念」在學童身上，指引舉例指出，不可因著學童的陽剛或陰柔性格，或是喜歡穿著中性或女性化的衣服，就告訴學童他們可能是被裝在錯誤身體裡，及他們可能屬於另一個社會性別。關於生理性別及社會性別的性教育教材，指引建議若然有機構或組織推動「與性別定型觀念不一致等同於具有不同的性別身份」這觀念，學校便不應該與有關機構或組織合作。指引又提到，教育工作者不該「刻意引導」而是「傾聽」學童的想法，進而支持及以同理心對待每位學生。[36]

日本福岡縣三山市的瀨高小學，在2020年4月推出不分男女的標準版校服。日本已有愈來愈多的國中在校服方面顧及LGBT學生，至於小學方面，瀨高小學似乎是日本首間小學推出這樣的校服。[37]

《國王與國王》是一本講述男生要跟男生結婚的故事繪本。台灣教育部以此送贈給小一新生。台灣的家長團體於2020年9月9日召開記者會，聯合要求教育部主動收回《國王與國王》繪本，公開選書及審書制度，並要求教育部的所有入校書籍，都須有家長團體代表參與審查。[38]

台灣高雄家長團體代表（高雄市家長協會、高雄市家長關懷教育協會、中華民國全國家長協會及全國家長會長聯盟等家長團體）於2020年4月16日，經高雄市教育局行文核備後，到高雄市明義國小進行「109學年上學期國小教科書」審查，為5月各間國民小學辦理「109學年教科書選書」，提供相關意見。審查後，家長對與性議題相關內容表示「極高關切」，例如：「同性間的同性戀經驗，與異性間做性遊戲也很常見」、「與同輩討論性、互相手淫，尋找自我刺激。」另外，家長也質疑「對『性別』看法將隨成長等有變異」這一錯誤的說法，會不會置入鼓勵孩子「變性」的觀念。[39]

當英國開始提醒教師若輕易根據學童的性別氣質或愛好衣著，便教導他們可能是被裝在錯誤身體裡是有某程度危險的時候，台灣反而熱切地推動性解放文化，沒有考慮這會否對兒童的身心靈會造成甚麼長遠的影響，香港實在不可不察。

支持傳統家庭價值

波蘭總統杜達（Andrzej Duda）競選連任，在選舉期間曾表示如成功連任，他將修憲以明文禁止同性伴侶收養孩子，他又多次公開指LGBT平權運動破壞傳統家庭價值，對國家造成威脅。2020年7月13日波蘭選舉委員會宣布杜達連任成功。[40]

在波蘭，至少有100個城市或地區（大多位於波蘭東南部的保守地區）宣誓，聲言不會加入「LGBT意識形態」，或會採納「家庭憲章」，以支持異性戀聯合。歐洲委員會人權專員在2020年12月3日發佈了一份備忘錄，表示關注波蘭有政府官員，對LGBTI人士污名化，散佈恐懼同性戀的陳述，並指這些污名化行為及仇恨會直接導致部份人或群體將暴力行為合理化，有時更會引起致命後果，呼籲波蘭的政客停止有關行為。[41]

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將一男一女婚姻的概念寫入俄羅斯憲法中，將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的聯合。他於2020年3月2日提交了一份修改憲法的提案，當中莊嚴地提到俄羅斯人「對上帝的信心」，及婚姻是在「一男一女」之間。該提案無疑是在憲法中加入了禁止同性婚姻條文。普京曾說過他對同性戀者沒有偏見，只是他認為同性戀和流動性別與俄羅斯傳統價值觀不一致。在6月25日至7月1日舉行的公投中，77.9%的選民支持修改憲法提案，有關的憲法修改正式在2020年7月4日生效。[42]

匈牙利國會於2020年12月15日通過法案，重新定義了該國憲法中的「家庭」，將婚姻定義為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婚姻，並稱「家庭的基礎是婚姻和親子關係。母親是女人，父親是男人。」新法之下，只有一男一女的夫婦才可以申請領養孩子，同性侶伴不可以領養孩子，亦不能如以前一樣，以個人身份申請領養孩子，若單身人士想領養孩子，需要政府特別的允許。

新法訂立由該國首相Viktor Orban推動，政府稱新法將禁止同性伴侶領養子女，並稱該法是為了「加強保護匈牙利家庭和我們孩子的安全。」人權組織和LGBT+倡導者強烈抗議有關做法，匈牙利國際特赦組織主任David Vig認為「對於匈牙利的LGBTQ社群來說，這是黑暗的日子，對於人權而言，這是黑暗的日子。」

匈牙利是歐盟成員國，歐洲跨性別人權組織執行董事Masen David呼籲歐盟委員會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透過委員會評估法律的規則和《歐洲聯盟條約》第七條，重申LGBT父母的權利、提出多元化兒童遭到企圖消除，以及禁止跨性別者及雙性人在法律文件中更改性別的事情正在發生，以表達對匈牙利的不滿。[43]

傳統家庭價值面對愈來愈大的挑戰，而願意推廣的又往往並非西方的民主國家，而當有國家表示支持，馬上會被這些民主國家中支持同運和性解放的組織抨擊。很多人都認為政教需要分離，但卻無法把性解放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分離，彷彿不接納LGBT+便是不民主自由的國家。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20

昔日全球同運議程回顧：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19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18

昔日香港同運議程回顧：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9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8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國際

Obergefell v. Hodges（2015）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同性婚姻的重要判例。有關判例指出，結婚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而根據第14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序和平等保護條款（the Due Process and Equal Protection Clauses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同性伴侶不可以被剝奪該權利和自由。同性伴侶可以在所有州份行使結婚的基本權利。因此，一個州如以同性結合的特質為理由，拒絕承認在另一個州進行的合法同性婚姻，是沒有合法依據的。

肯塔基州前書記Kim Davis基於信仰的緣故，不發出結婚許可證予同性伴侶，其後，她被兩名同性戀人士控告，並失去原來職位及因此事被短暫監禁，此案引起了全國關注。Davis提出上訴，2020年10月5日，最高法院表示不受理Davis的案件，大法官Clarence Thomas及Samuel Alito表示接受最高法院的決定所以才作出有關決定，但他們亦藉此機會表示他們對判決的異議。他們稱因著Obergefell v. Hodges的案例，最高法院要求所有州份承認同性婚姻，這在憲法中是「無處可尋」，並威脅到「許多美國人的宗教自由，他們認為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間的神聖制度。」他們不同意Obergefell案件的最初決定，如果有機會，相信他們將投票推翻這一決定。[1]

美國加州州長Gavin Newsom於2020年9月26日簽署了一條新法例，允許加州的懲教及康復部門根據跨性別囚犯的性別身份而不是生理性別，來分配他們進到男子或女子監獄。執法人員必須私下詢問囚犯，了解他們是否跨性別人士、非二元性別者或雙性人，並尊重他們的意願，將他們安置在男子或女子監獄。法例規定有關部門不能單單因為囚犯在解剖上的性別或其性傾向等理由而拒絕他們的要求，除非是有「管理或安全方面的顧慮」。即使要求被拒絕，州政府必須以書面解釋原因，並且給囚犯提出異議的機會。[2]

2017及2018年分別有兩位美國的福樂神學院的學生，因與同性別人士結婚，被學校開除學籍。他們事後提出法律訴訟，指神學院有關性方面的準則政策，違反了民權法第九章。2020年10月7日，加州的聯邦法院駁回有關案件的申請，法院指出神學院在民權法第九章是獲得宗教組織的豁免，又指出法院不得審查（神學院）對宗教信仰的解釋。代表福樂神學院的律師表示，聯邦法院首次承認基於信仰的教育機構享有宗教自由的豁免權。代表學生的律師表示，會就判決提出上訴。[3]

英國教育部（The U.K.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於2020年9月24日發佈了新的教育指引，指示教育工作者「不可強加有害的性別定型觀念」在學童身上，指引舉例指出，不可因著學童的陽剛或陰柔性格，或是喜歡穿著中性或女性化的衣服，就告訴學童他們可能是被裝在錯誤身體裡，及他們可能屬於另一個社會性別。

關於生理性別及社會性別的性教育教材，指引建議若然有機構或組織推動「與性別定型觀念不一致等同於具有不同的性別身份」這觀念，學校便不應該與有關機構或組織合作。指引又提到，教育工作者不該「刻意引導」而是「傾聽」學童的想法，進而支持及以同理心對待每位學生。

另外，英國國民保健服務在9月啟動了一項新的獨立審查，由英國皇家兒科醫學院（Royal College of Paediatrics and Child Health）前院長所領導，檢視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有關性別身份方面的服務，其中包括了性別焦躁症患者的諮詢服務項目，並進一步了解專家是如何作出臨床決定，以治療性別焦躁症患者。

在10月7日，英國法院將審理一宗針對倫敦的Tavistock性別診所的案件，根據一名舉報者，她是一位心理學家，並且曾在Tavistock工作。她指受苦和易受傷害的兒童和青少年，在未得到充份的資料了解導致性別焦躁的潛在因素，也不了解性別轉換對生理和心理構成的風險，便太快地接受性別轉換治療。[4]

英國一名49歲男子Neil Gaskell，他在2010年在一間位於曼徹斯特市的試管嬰兒診所Care Fertility捐精，但他表明自己的精子「只願意供應給異性戀伴侶」，在簽署同意書時，他要求職員加上「不願提供給同性伴侶」的字句。由於同意書寫著他的精子最多只會提供給10個家庭，所以他沒有想到他的精子會提供予單身女子，而這做法也是違背了他的意願。

英國人類受精與胚胎學管理局（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 HFEA）一次的官方審核，揭露了Care Fertility犯了錯誤，除了異性夫婦，Gaskell的精子還提供予三對同性伴侶及三位單身女子使用。

2016年，Gaskell獲知診所違約，於是他決定告上法院。2020年有報道指，雙方最終庭外和解，Care Fertility支付了至少10,000英鎊（約10萬港元）的賠償金。不過HFEA卻指出，該診所一開始便不應該讓Gaskell作為捐贈者，因為他的觀點違反了《平等法》，該法規定捐贈者和診所不能「歧視受保護的群體」。

Gaskell形容診所的行為是「巨大的背叛」，令他非常生氣，他在2020年9月接受訪問時表示：「我接受某些人會感到不舒服，並且人們可能會認為我患有同性戀恐懼症，又或是有反對單身母親的想法。」他解釋：「但這並非事實，這不是要歧視同性伴侶，也不是基於宗教原因，我也不接受這是偏執。我每天都在想著這些家庭、這些孩子。」他講出自己為何有這樣的想法：「但是你不能和生物學爭論，只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才能生出一個孩子。我認為，如果孩子是因我的精子而出生，那麼他們必須有一個母親和一個父親。」他又提及自己的憂慮：「我擔心他們會如何成長，在操場上有否被欺負，或許因為他們有兩個媽媽。我不想讓我的孩子那樣，我知道這會引起爭議，但這是我的感受。」另外，他想保護自己的孩子，他認為如果那些孩子的家中有父親，便可以減低機會，令孩子不會因著好奇而在往後的日子來找他。[5]

2019年，基督徒助教Kristie Higgs被英國格洛斯特郡費爾福德鎮的一間學校開除。她遭解僱之前在facebook上分享了一些帖子，她在其中一個帖子，呼籲人在網上的請願書上簽名，反對強制性的同性戀運動關係教育。在另一篇帖文中，她分享了一篇文章，當中提到在美國學校的兒童書籍中，興起了跨性別意識形態。此帖子引起他人關注，一位同事標籤她為「納粹右翼極端分子」，她在2018年10月被停職，隨後遭到解僱。Higgs採取了法律行動，指她被學校解僱她，違反言論自由及宗教自由原則，Higgs堅稱以《聖經》的真理對抗有害的信念，在道德上是必要的。有關的聆訊仍繼續。[6]

新西蘭工黨於2020年10月17日的選舉日得到大部份選民支持，奪取了65個議席，即超過國會一半議席，有權單獨執政，早在10月5日工黨已作出承諾，表示如能當選，將禁止更正治療（有關治療幫助個別人士克服同性性吸引及社會性別的混亂，它也被貶稱為拗直治療），並且禁止宣傳、提供有關服務。此外，2020年10月1日，加拿大政府重新提出了一項法案，將更正治療刑事化。有加拿大的官員稱「更正治療是有害的，有辱人格，在加拿大是沒有立足之地的。」[7]

在波蘭，至少有100個城市或地區（大多位於波蘭東南部的保守地區）宣誓，聲言不會加入「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意識形態」，或會採納「家庭憲章」，以支持異性戀聯合。波蘭的同運激進份子和電影製片人Bart Staszewski對此感到憤怒和絕望，他反對保守派官員使用「意識形態」一詞來形容他認為彼此相愛的人想在一起的自然渴望。[8]

《國王與國王》是一本講述男生要跟男生結婚的故事繪本。在台灣，202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新生贈書與閱讀推廣計劃」，經過專家學者評選，從近五年獲得出版獎項的圖書中，選出100本適合各年齡層的優質圖書，發放給國中小新生，而《國王與國王》則成為教育部送贈給小一新生的禮物。台灣的家長團體於2020年9月9日召開記者會，聯合要求教育部主動收回《國王與國王》繪本，公開選書及審書制度，並要求教育部的所有入校書籍，都須有家長團體代表參與審查。

教育部解釋，《國王與國王》不僅獲得審書委員推薦，也是被文化部公告的「第41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認為此書適合學齡前、小學低年級閱讀。教育部宣稱此繪本「溫和且適齡」。不過，教育部也允許學校自行提出「退換書」申請。[9]

本地

岑子杰於2013年和現時同性伴侶在美國紐約結婚，但其婚姻在港不被承認，未能享有相關的權利。岑不滿港府不承認外地締結的同性婚姻，早前提出司法覆核，案件獲高等法院審理。高等法院於2020年9月18日頒下判詞，裁定岑子杰敗訴。申請一方在案件審理時指，未有證據顯示承認在外地締結的同性婚姻，會削弱本港現行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而且他們並非要求同性伴侶在港結婚的權利，而是要求港府承認已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若岑或其他人要就每項權利，分開逾百次到法庭爭取，並不公平。政府一方則反駁，《基本法》第37條只承認異性戀的婚姻，並指如政府在本地異性婚姻以外，同時承認海外的同性婚姻，等同政府已承同性婚姻。若政府承認同性伴侶在外地的婚姻，會削弱和破壞該現行婚姻制度。法官周家明在判詞指，香港的婚姻法律不容許同性之間的結婚，而《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也沒保障同性婚姻，因此岑與同性伴侶的婚姻在港沒有法律效力。[10]

申請人吳翰林於2019年11月27日入稟法院，指香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如他在無立遺囑的情況下去世，他的同性伴侶便不能自動繼承遺產，吳指有關條例對有效婚姻、夫及妻的定義，構成性傾向歧視。

政府方的代表律師則反駁，若有人希望自由分配遺產，他可以訂立遺囑，而遺囑及財產繼承的條例並沒有任何性向限制。申請方則反駁，市民或有各種原因未立遺囑，如認為律師費太貴、年紀尚輕等等，立遺囑無改《無遺囑者遺產條例》所涉的嚴重歧視，同性伴侶需要證明自己在經濟上依賴無遺囑者，才可以獲分配遺產。

高等法院於2020年9月18日頒下判詞，裁定吳翰林勝訴。法官周家明認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等對同性及異性伴侶作出差別待遇，又指就遺產繼承權給予同性伴侶相同的權益，並不會影響傳統異性締結。法官指，將會就《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作出補救解釋，並要求雙方向法庭提議應下達的命令。法官也頒令申請人可獲九成訟費。據悉政府已就判決提出上訴。[11]

原定於2020年11月14日舉行的香港同志遊行，因收到警方的反對通知書，改為網上進行。早前多區區議會表示願意擔任該遊行的支持機構。

（資料截至2020年11月12日）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國際

泰國內閣於2020年7月8日通過「民事伴侶法」（Civil Partnership Act）草案與「民事與商事法」（Civil and Commercial Code）修正案，有關草案及修正案將送往國會審議及等候批准。「民事伴侶法」草案允許年滿17歲或以上且至少其中一方為泰國公民的同性伴侶進行民事登記，登記的同性伴侶能享有部份猶如異性夫妻一樣的法律權利，如繼承權與收養權等，只是無法享有一些異性配偶福利，如稅務豁免、社會保障福利、某些形式的國家福利等。若同性伴侶未滿17歲者，必須獲得父母、監護人、法院的文字書面同意，完成登記後，未成年同性配偶將被視為成年配偶。「民事與商事法」修正案為民事結合制定進一步的規定，例如已有法律認定之伴侶，則不可再登記。民事結合關係會因死亡、自願分居或法院命令而終止。
泰國政府副發言人Ratchada Dhnadirek表示，「民事伴侶法」及「民事與商事法」修正案讓不同性傾向的社群、不同性別人士能夠享受平等，更是促進泰國社會性別平等的重要一步。不過，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社群的一些成員仍然認為，法案不足以確保平等權利。[1]

位於東歐的黑山（Montenegro）成為非歐盟成員國中，第一個承認同性伴侶民事結合（same-sex civil partnerships）的歐洲國家。2020年7月1日，黑山的國會以42比5的懸殊比例，通過有關法案，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享有和異性戀伴侶一樣的權利。黑山並不容許代孕母服務，無論異性戀夫妻或一般伴侶都不能使用有關服務，因此同性伴侶亦一樣，不能尋求人工受孕。另外，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並不能收養兒童。
早在2014年，同性伴侶民事結合法案遭到國會否決，2019年7月再次闖關仍未能通過，主要被塞爾維亞正教會（Serbian Orthodox Church）強烈阻止。今次終於通過法案，在黑山創立最久的性別倡議團體LGBT前進論壇（The LGBT Forum Progress）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對於該國的LGBT人士來說，有著「難以名狀的重大意義」。
黑山總理馬爾科維奇（Dusko Markovic）在社交媒體公開表示，通過同性伴侶民事結合法案代表「我國社會的民主成熟程度與族群融合過程，都朝正確方向邁進了一大步。」他表示：「在歐洲的黑山裡，絕不允許存在任何與性傾向有關的歧視。」黑山總統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c）亦表示，該法案令黑山離「加入發展最完善的世界民主政體」更近了一點。說穿了，黑山政府認為，通過同性伴侶民事結合法將促進少數群體的權益，有助於黑山加入歐盟。[2]

2020年7月5日，著名英國女作家羅琳（J.K. Rowling）因著在社交媒體發表的言論，再次惹來跨性別人權倡議人士猛烈抨擊。跨性別模特兒Munroe Bergdorf回應羅琳的言論，指到這位作家「危險」，並且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士來說是個「威脅」。
這一次，羅琳把跨性別人士使用的荷爾蒙療程（hormone treatment）比作新式的更正治療（conversion therapy）。她提到：「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相信我們正在看著年輕的同性戀者使用新式的更正治療（她是指荷爾蒙治療），他們下定決心終身都在醫療的道路上，這可能會導致他們喪失生育能力和／或性方面的功能。」
跨性別人權倡議人士一再批評羅琳多次對跨性別議題的評論不當。羅琳於今年6月7日轉載一篇評論文章，它的標題是「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之後，要為到有月經的人製造更加平等的世界……」她回應道「『有月經的人』，我肯定那些人曾經用過這一個詞……」她之後提到三個字「Wumben? Wimpund? Woomud?」，似乎暗示女人（Woman）一詞已變得模糊。有跨性別人士認為，不能受限於生理性別，生理性別是男性的人，只要社會性別是女性，即使沒有月經的人也可以是女性。早在2019年12月，羅琳已經惹來很多人不滿，事緣她對稅務專家Maya Forstater的言論表示支持。Forstater因著在社交媒體發表言論指男性不可能改變他們的生理性別而失去了工作。
面對多次的抨擊，羅琳在今年6月10日選擇發長文解釋，該文章題為“J.K. Rowling Writes about Her Reasons for Speaking out on Sex and Gender Issues”，她在文中指自己在去年支持Forstater，其實在此以前，大概在兩年之前，她已經關注有關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的討論，以及與不少跨性別者會面，她認為自己的個人經驗及知識已經到達專業水平。在文中，她亦提到她有五大理由擔心新跨性別激進主義（new trans activism）：一、此主義推動著侵蝕生理性別（sex）在法律中的定義，並且想以社會性別（gender）取代它；二、身為前老師及兒童慈善組織創辦人，她關注跨性別權利的運動對教育及保護兒童有何影響；三、她關心及公開捍衛言論自由；四、她看到希望改變性別的年輕女性人數激增，另一方面，愈來愈多變性的年輕女性後悔採取了某些步驟，想要返回原來性別，然而這些步驟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奪走了她們的生育能力，讓她們的身體無法回復如初；五、 她披露自己曾被家暴及性侵，她和為數不少跟她有相似經歷的女性憂患與共，而這些女性因為希望尋求只供女性使用的空間，卻因而被指控為偏執，她希望跨性別女性得到安全，但同時，她不想其他女性少了安全。她寫道：「當你讓任何相信或覺得自己是女性的男性打開廁所和更衣室的大門……你是對任何男性和所有想進去的男人打開大門。」
無論羅琳如何解釋，在支持同運人士眼中，她仍是歧視跨性別者的人，她的兩大粉絲網站：The Leaky Cauldron和MuggleNet表示，不再提供羅琳個人網站連結。另外，不少與她合作過的演員也表示不認同她的言論，要與她劃清界線。[3]

波蘭總統杜達（Andrzej Duda）競選連任，在選舉期間曾表示如成功連任，他將修憲以明文禁止同性伴侶收養孩子，他又多次公開指LGBT平權運動破壞傳統家庭價值，對國家造成威脅。2020年7月13日波蘭選舉委員會宣布杜達連任成功。麈埃落定，波蘭知名LGBT運動人士Bart Staszewski在facebook詢問是否有人在想要離開波蘭，在數以百計的回覆裡，大部份人都說他們正在考慮或已經離開波蘭。Staszewski表示：「這次人們不是為了尋找薪水更高的工作，而是為了尋找尊嚴與尊重。人們希望覺得受到政府保護，而不是被當成敵人。」[4]

位於非洲中西部的加蓬（Gabon），該國的國民議會於2020年6月23日表決通過把同性性行為除罪化。有24名議員投反對票，25人棄權，卻有48名議員支持政府的提案，令提案獲通過。有關提案建議廢除在2019年立的一項法例：《刑法》中第402條第五段：禁止同性之間的性關係，觸犯該法最高可被判監六個月，以及被罰款500萬元中非金融合作法郎（約67,000港元）。
提案在2020年6月29日獲參議院通過，隨後在7月7日獲總統Ali Bongo簽署，正式在該國把同性性行為除罪化。[5]

蘇丹過渡政府在2020年7月13日通過一系列改革法案，包括廢除針對肛交行為的鞭刑和死刑，但肛交仍被視為罪行，違者可被判監五年至終身監禁。依據蘇丹的《刑法1991》第148條，不論異性戀或同性戀者進行肛交都是犯法的，初犯者可被判罰100下鞭刑，有可能被判不超過五年的監禁刑期，再犯者同樣會被判罰100下鞭刑，並接受不超過五年的監禁，第三次犯法者則會被判以死刑或終身監禁。隨著改革法案，《刑法1991》第148條亦會被修改。[6]

2020年6月9日，印尼南蘇拉威西省（South Sulawesi）索彭縣（Soppeng）一對新人舉辦婚禮，新郎24歲，新娘21歲，婚禮以伊斯蘭教儀式舉行；但有受邀參加婚禮的賓客懷疑新郎是女性，向村長及警方檢舉。警察局犯罪調查小組組長Amri指出，經身體檢查並約訪村里七名人士後，證實新郎為女性，這對新婚女同志涉嫌修改新郎身份證的性別。警方逮捕兩人，兩人涉嫌觸犯《刑法》第263條的偽造文書罪，最高可被判六年監禁。
這對新人交往五個月，新娘約在兩個月前知道自己的情人原來是女性，但因二人相愛，她決定接受對方的求婚，兩人更改了新郎身份證上的性別後，取得新娘家長同意，舉行婚禮，可是她們並沒有正式登記。新娘的家長向警方指出，根據新郎的身份證，他們全家都以為她是男性，不知道被騙了。[7]

2009年，在上海的美國人發起同志活動上海驕傲節，稱要讓上海成為一座更加多彩且兼容並蓄的城市。2020年8月13日，上海驕傲節的團隊宣佈，取消所有即將舉行的活動，及終止未來的活動計劃，團隊並沒有說明具體的原因。[8]

歐美不少同志遊行在6月舉行，以紀念1969年6月28日，美國紐約市LGBT族群聚集在石牆酒吧遭到臨場檢查，引起LGBT族群強烈不滿，隨後的騷亂與抗爭掀起LGBT人權運動的序幕。當全球受疫情影響，同志遊行紛紛被取消，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仍堅持在6月28日在台灣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舉辦遊行。活動有超過200人出席，活動的主辦人、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顧問陳宏昌（Darien Chen）表示此次遊行是為了數百場被迫取消的活動而舉辦的。[9]

本地

香港同志遊行2020籌委會早前聯絡18區區議會，希望各區區議會響應於今年11月舉行的香港同志遊行2020，擔任支持機構。至2020年8月13日為止，香港同志遊行的facebook專頁稱，已有12區區議會通過，願意擔任香港同志遊行2020的支持機構，有關區議會分別是北區、深水埗、南區、屯門、西貢、觀塘、大埔、灣仔、葵青、東區、九龍城、黃大仙區區議會。
明光社在2020年7月10日去信18區區議會，質疑同志遊行已超越地方行政的政治議題，而且有關議題在社會上極具爭議性，在沒有徵詢區內選民的意見之下如此決定，是否漠視民意？另外，無論在外國和台灣的同志遊行甚至有裸露的表演，並提出娼妓合法化、孌童合法化、以及美化性濫交和性虐待等行為，罔顧不少重視家庭價值的社會人士和家長的願意，完全沒有顧及四周有一些兒童在場。本社質疑部份區議會是否有了解詳情，然後才作出有關決定。本社期望尚未通過相關動議的區議會，在考慮是否支持有關活動前，必須先徵詢區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並詳細了解過往多年同志遊行的真正口號和內容。至於已通過有關動議的區議會，必須監察此等活動的實際內容，不能成為鼓吹性濫交的平台，以免進一步損害區議會的聲譽。[10]

（資料截至2020年8月14日）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國際

2020年5月26日開始，哥斯達黎加的同性伴侶可以註冊結婚，讓該國最高法院憲法院於2018年的裁決生效。至今，共有31個國家及地區承認同性婚姻。

全球同性民事結合及同性婚姻情況，請參閱：〈實施同性民事結合及同性婚姻的國家／地區一覽表〉。明光社。2020年5月26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statement/主要國家地區條例民事結合同性婚姻一覽表。[1]

2020年6月15日，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六對三的票數，裁定1964年《民權法》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僱員「因為性別」而受到歧視，當中包括了同性戀和跨性別僱員在內。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James Esseks表示：「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平等得到巨大勝利。」他補充說：「最高法院的澄清指出了，因著人們是LGBTQ便遭到解僱，是違法的解僱，這是幾十年來LGBTQ倡導自己的權利所得到的成果。法院已經趕上了我們國家的大多數人，他們早已經知道歧視LGBTQ人士既不公平，又違反法律。」

過去50年來，法官把第七章所提到的禁止因為性別的歧視，僅意味著僱主不能對待婦女比男人更差，反之亦然，並不意味著禁止對LGBTQ僱員的歧視。支持將第七章禁止「因為性別」而受到歧視，亦包括同性戀和跨性別僱員在內的法官，被其他反對的法官非議，說他們是在修改法律，而不是對法律進行解釋。法官 Samuel A. Alito Jr.指多數人沒有提到該裁決將如何影響住屋、宗教僱主或體育運動。[2]

美國俄亥俄州盧卡斯縣（Lucas）一名共和黨女委員Kristi Kille早前在facebook發帖文：「COVID-19（2019冠狀病毒病）讓一些好事發生，2020年在托萊多市舉行的同志驕傲遊行已被取消。」Kille已刪除該帖文。團體托萊多驕傲的執行董事Lexi Hayman-Staples表示，這些言論來自任何人都會帶來傷害，更遑論來自公職人員。她說：「你期待公職人員為你而戰，而不是與你作戰。」
除了惹來同運份子的批評，Kille最近更遭到解僱。提供護理服務的Arista家居護理解決方案（Arista Home Care Solutions）於今年5月15日解僱了Kille作為認證家居健康助手的工作。Kille表示她的工作進展順利，她的病人和上司對她的工作都很滿意，但是，儘管她的社交媒體評論從未帶來問題，但在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激進主義者的壓力之下，Arista還是懲罰了她。[3]

英國女跨男的跨性別人士Freddy McConnell，在獲得性別確認證書承認她為男性之後，於2018年誕下一名男嬰，當她為男嬰辦領出生證明，根據法例，McConnell只可以以母親的身份，出現在男嬰的出生證明文件上。McConnell入稟法院，認為此舉違反了孩子及她的權利，她希望透過上訴推翻此決定，令她可以在孩子的出生證明文件上，列明她為孩子的父親或家長。今年4月29日倫敦高等法院上訴庭裁定McConnell敗訴，上訴庭的三位法官維持原審法官Andrew McFarlane的裁決，他在去年9月曾指出成為「母親」不一定需要與那人的社會性別有關聯。

McConnell批評裁決保守及讓人感到失望，她預備了長期作戰，並打算向終審法院上訴。縱使處理該上訴案的首席法官已拒絕准許讓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不過，她仍可以繼續爭取就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4]

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內閣成員Liz Truss示意指，出於防止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政府可能會禁止對未成年人，即未滿18歲的人士進行跨性別治療。婦女及平等事務部大臣，以及國際貿易大臣Liz Truss堅信，成年人應該享有自己認為合適的自由生活，但是她認為非常重要的是，當人們仍在發展其決策能力的時候，必須保護他們免受那些不可逆轉的決定的影響。

此項建議與2018年完成諮詢的《性別承認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改革計劃有關，該計劃將於今年夏季公佈有關改革的建議。Truss透露，建議有三項重要原則：第一是保護單性別（single-sex）空間（只供男性或女性使用的空間）；第二是同時平衡跨性別成人的權利；最後一項，亦是令同運分子著急的一項原則，就是保護18歲以下兒童或青少年，不讓他們作出不可逆轉的醫療決定。

英國雜誌The Spectator的作者James Kirkup指出，兒童服用青春期阻斷劑藥物對他們成人時期的生育能力有可能造成傷害，而真正做決定的是他們的父母。另外，他又提到支持與反對有關法例的人，持有相反的世界觀：一方希望保護兒童，免於因作出不可挽回的決定而受到傷害；另一方想保護兒童，認為如果不採取有關醫療干預措施會令兒童受到傷害。

根據英國電視新聞頻道Sky News的調查，英國國民保健署（NHS）的醫生因擔心自己會被冠以「恐跨症」[5] 之名，而對兒童的性別焦躁症作了「過度診斷」。[6]

匈牙利國會在今年5月19日以133票對57票通過了一項法例，禁止跨性別者更改官方文件上出生時的性別。

人權組織擔心這會加劇對LGBTQ公民的歧視；反對黨議員稱這是「邪惡」的。由該國總理Victor Orbán所領導的政府卻表示，該項法例將結束法律上的不確定性，亦堅稱在孩子的出生證明文件中登記孩子的生理性別，並不會影響男人和女人自由地經歷或表達自己想要的身份。

跨性別組織的倡議群組Transvanilla Transgender Association的發言人表示：「幾十年來沒有自殺念頭的人現正萌起自殺念頭。人們感到恐慌，希望從匈牙利逃到其他地方，以使他們的社會性別得到認可。」

該法現在等待著總統János Áder簽署，以成為法律。維權人士說，他們將試圖說服他不要簽署。[7]

台灣高雄家長團體代表（高雄市家長協會、高雄市家長關懷教育協會、中華民國全國家長協會及全國家長會長聯盟等家長團體）於今年4月16日，經高雄市教育局行文核備後，到高雄市明義國小進行「109學年上學期國小教科書」審查，為5月各間國民小學辦理「109學年教科書選書」，提供相關意見。

審查後，家長對與性議題相關內容表示「極高關切」，其中三處分別是：一、南一書局出版的小學六年級上，健康與體育教師手冊第48頁，內容講述學齡期（6至12歲）性行為，包括「同性間的同性戀經驗，與異性間做性遊戲也很常見」、「與同輩討論性、互相手淫，尋找自我刺激。」家長質疑2017年台北老師使用教育局發的教育資源手冊教導小六學童「自慰是舒服的」，會在教科書上重演。二、翰林出版的小四上綜合活動第67頁，有圖畫顯示兩位男生牽手，要學生思辨看法。家長擔憂要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四學生，討論兩位男孩或兩位女孩原本自然的互相牽手，是否會過早將「同性密友期」的友誼催化為「同性戀愛」。三、康軒文教事業出版的小六上，健康與體育第158頁，內容描述「雖然性別是天生的，但是，每個人對性別的看法，常因成長環境與生活經驗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家長表示，因環境與生活等產生差異的，應是「社會性別」或「心理性別」等「性別特質」，錯誤的「對『性別』看法將隨成長等有變異」的說法，會不會置入行銷孩子「變性」的觀念。[8]

本地

岑子杰就香港政府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提出司法覆核，案件於今年5月29日在高等法院進行聆訊。申請人岑子杰在2013年與同性伴侶在美國紐約結婚，他的代表資深大律師潘熙指基於《基本法》第25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求法庭宣告港府拒絕認可同性婚姻屬違憲。申請方又指由於婚姻地位不受本港法律承認，導致他們無法享有相關權利和福利，認為同性伴侶應得到如異性夫婦一樣的公平對待，享有離婚、領養並繼承丁權等權利。

代表政府的黃繼明資深大律師則指，法庭在MK案中已裁定《基本法》第37條婚姻權利不受挑戰，人人平等和私隱權利亦然。他又指出，在同志公務員梁鎮罡一案中，雙方爭議的議題非常狹窄，並且不挑戰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本案影響的範圍廣泛。他指，港府拒認可海外同性婚姻，目的是保障傳統婚姻的概念和制度；一旦認可，將削弱和損害原有制度。他又提到，在193個聯合國成員國家中，只有27個認可同性婚姻，即仍有166個國家不認可，可見傳統的異性婚姻仍是主流價值。

主審法官周家明指出，是次覆核的範圍籠統，而就法例提出的爭議必須明確具體，否則無法就特定議題審視當中的證據。周官認為若法庭作出如此籠統和廣泛的宣告，將大大影響原有的制度。

法官聽畢雙方陳詞後，押後裁決。[9]

吳翰林於2017年在英國倫敦註冊同性婚姻，2018年，他以綠表購買一個二手居屋單位，但由於相關房屋政策不承認同性婚姻，吳漢林無法與其同性伴侶聯名持有該單位。根據《無遺囑者遺產條例》，他與同性伴侶的婚姻不獲認可，擔心若他先離世，伴侶將無法繼承單位。去年11月，他在港入稟法院申請司法覆核，稱其同性伴侶的地位在港不獲法律承認，除非他預立遺囑，否則同性伴侶無權繼承其遺產，認為香港《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屬歧視和不合理限制其私有產權，要求高院裁定有關規定違憲。

案件在今年5月27日開審。答辯方律政司的代表回應時指，若有人希望自由分配遺產，可以訂立遺囑定下指定受益人，而遺囑及財產繼承的條例並沒有任何性傾向限制，每一個人都有權透過遺囑分配遺產，吳與其伴侶跟其他異性伴侶一樣擁有該權利。另外，答辯方又指，現時做法為保障傳統婚姻及傳統家庭的組成，他承認雖然《婚姻條例》帶歧視成份，但屬合法。

法官聽畢雙方陳詞，押後裁決。[10]

北區區議會、深水埗區議會及南區區議會，分別先後在今年6、7月的會議上，通過擔任香港同志遊行2020的支持機構。香港同志遊行籌委會陸續向其他區議會發信，邀請各區區議會響應同志遊行2020。但亦有人認為同志遊行推動性解放，發起聯署反對區議會支持有關活動。[11]

（資料截至2020年7月2日）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惟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是要阻止社會變壞。

從政難，基督徒從政更難，因為我們背負的包袱更重。

近年來，香港不少的政府高官、立法會議員和參選人，都有意無意地強調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甚至表示從事公職是出於上帝的心意和感動。此外，亦有人提出香港應成立基督徒政黨或政團，打正旗號參與選舉，既可透過選舉活動宣揚基督徒重視但社會人士忽略的價值觀，亦可以讓一些對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都不滿的人士，有另一個選擇。

一個基督徒在眾人面前公開自己的身份本身不是錯事，能公開本身的信仰亦是自由社會的一個標記，至於上帝給個別信徒甚麼啟示和感動，除非他所做的是一些明顯違反信仰的事，否則，其他信徒亦難以質疑。問題是一些人將基督徒的身份和個人領受，與基督教對信仰的解釋權混淆了。

一個從政的基督徒，對政治問題的理解和判斷，並不會先天比其他人優勝，因為政治或社會事務最重要的不只是一些抽象的信念，而是個人對當前社會問題以及其解決方法的剖析和判斷。信仰只能提醒你不要做一些壞事、錯事，但要在複雜的環境中尋找既可行亦能平衡不同利益的社會政策，卻需要相當的見識、經驗和能力，才可以幫助你做明智的決定。

一個好的基督徒並不等於是一個好的政治家，正如好的基督徒不會自動成為好的老師、好的律師、好的醫生、好的經理……因為從事任何行業，除了有心之外，亦需要有力，更需要具備相關的知識。好的基督徒尚且無法保證自己在各方面都做得好，更何況一些別有用心或有心無力的基督徒呢！任何政治人物若強調自己是基督徒，他只是向人宣示自己的信仰，他不應期望別人會以為他擁有比別人高尚的人格和能力。反之，他會面對更大的挑戰，因為別人對他言行的要求，可能會比對一般人高。公開本身的信仰不是為了得到甚麼利益，更不是「抽水」，而是預備接受挑戰和為信仰付代價。

既然基督徒從政者要隨時準備面對來自傳媒和公眾人士的挑戰，那麼他必須善於用非信徒能夠明白的表達方式，而不是以一大堆的宗教術語和禮儀去闡述他對公共事務的理念，太多的宗教表述可能適得其反，令公眾以為當事人只關心宗教團體和信徒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眾利益。任何基督徒參政前應該先撫心自問，自己對香港社會的問題是否有較一般市民深入的認識，以及能提出對症下藥的建議？更不要因為自己勇敢站出來，便期望其他不站出來的信徒不會對你有所批評。有些觀點胡亂表達，往往只會弄巧反拙，沒有參政的基本能力而強出頭，只會貽笑大方，不僅未能作好的見證，反會羞辱主名。

另一方面，對於成立基督徒政治團體，打正旗號爭取和推動符合基督教價值的社會政策，筆者頗有保留，因為香港的基督徒人口只有大約百份之五，難以要求大部份未信的市民跟隨基督教的價值觀去制訂社會政策。當然，若果目的是為了向市民推銷我們認為美好的價值，本來未嘗不可，問題是香港的基督徒群體本身亦十分多元化，不同的宗派在神學、禮儀和關注重點本身已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對於社會政策更是百花齊放，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念。再加上絕大部份的政治訴求，其實都不是真理層次的事，而是提出者對當前社會形勢的判斷和策略，這些判斷和策略必然帶有主觀的成份，受提出者的理念、經驗和目的所影響，而隨著不同的時候和形勢的變化，亦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若以基督教信仰的名義為一些非絕對的政策背書十分危險，恐怕會經常出現一些基督徒和基督教群體，高調出來反對某些基督徒政黨的尷尬情況。

基督徒以公民身份，盡公民責任去參與政治活動，別人自會因你的好行為歸榮耀給神，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連你的政敵都相信和尊重你的人格。在香港，任何人和團體都難以代表基督教，所有基督徒參政者都只是戰戰兢兢地以基督教價值服務社會的信徒。任重道遠，小心言行。

特首選舉完了，有人看到欽點，有人認為美夢被打破了，又有人認為龍和道可能有個新意義，又或是撕裂繼續，甚或是對神級當選數字777有不同解讀。

很多人在整場選舉中都對「薯片叔叔」的文宣工作讚賞有嘉（筆者利申：雖是胡官的「fans」，不過無損對薯片叔叔的欣賞）。薯片叔叔競選初期的一段影片，當中「人人都係曾俊華」、「你想五年後的香港是怎樣？」及「由對立變成建立」等，更是當中的金句。不過筆者最感觸動的，還是那句「重新建立一個有規有矩的制度」。

老實說，禮崩樂壞，專業失靈，比撕裂更傷害香港。

在一個社會中，意見不同，各人鬧得火紅火綠，這並不是香港的專利，全世界都有之，見怪不怪。但在爭議之中，重要的是仍要有制度與規矩，讓社會還有一條軌道而行，不出亂子。香港長久以來所依賴的這條軌道，是社會對專業，或對政府公務員中立行事的信任。可悲的是這些年來，全都出了亂子。

無規無矩，自回歸以來已經是司空見慣。對於政府官員中的問題，也已經有太多人討論了。反而香港的「專業失靈」才真的叫人擔心。

專業失靈可以由兩方面去看。第一是「專業失德」——專業人士工作上玩忽職守，做不到其應有的專業表現或操守，與其獲得的專業資格或相關認證不相稱，如近年多宗電梯意外事件（不單只是最近的朗豪坊電梯意外），或是選舉事務處在特首選舉後遺失儲存約1200名選委及全港選民資料的電腦等事件，這些「專業失德」的事情，近年可謂司空見慣。這不單打擊了社會對相關專業的信任，更是影響大家對社會運作、制度監管的可信度。

不過，更高層次的破壞可是「專業地失德」：今日叫人最不齒的，是有些專業人士利用自己所有專業知識，明刀明槍的去破壞社會規矩，卻又能消遙法外，叫人無可奈何。這些事件，大至現任特首據報曾收受外國公司利益，卻自辯不需申報或繳稅；到城中的一位律師會前主席，非法自稱本為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又公然在不准攝影的法庭建築物內自拍，卻又可以全部置身事外，不被追究起訴，其本人更樂在其中，引以為傲。

這些「專業地失德」，實在比無心之失的「專業失德」更具破壞力，更使香港社會禮崩樂壞。如果新任特首真的想攪好香港，修補撕裂固然重要，根治「專業失靈」的問題，讓香港免於禮崩樂壞，恐怕更是優先。

今屆選管會要求所有有意參選立法會的人都必須簽署一份有關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其中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簽署確認書後卻被裁定為提名無效，因選舉主任信納他「實際上並不、亦無意擁護《基本法》」。[1]

事件的爭議點在於，梁天琦符合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四章「提名候選人程序」，[2]所列的提名資格，並簽署了確認書，但最終仍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理由是「不能信納梁先生真正改變了他過去主張及支持香港獨立的立場」及「信納梁先生實際上並不、亦無意擁護《基本法》」，[3] 按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新聞公告，選舉主任是按規例[4]第16條決定決梁天琦提名無效，但細看其中條文，梁天琦已簽署所有相關文件，並沒違反規例所述內容，而規例指選舉主任「信納根據《立法會條例》，候選人並無資格獲提名為候選人」，[5]從英文版本的條文「信納」只表示是參選人需滿足所有條件，而在所有與參選人資格相關的條文、聲明及確認書中皆沒有表示選舉主任需要或可以就參選人所提交的資料內容作主觀的判斷。故此，所有對參選人資格的要求皆屬於客觀的要求，包括參選人的年齡、身份以及是否交齊所需的文件等，試問選舉主任又何須憑主觀意見來作決定呢？

更重要一點是，選舉事務處可以裁定梁天琦、陳浩天等明確主張港獨的參選人提名無效，那又何以能夠認為其他沒有簽署確認書的參選人會擁護《基本法》？又何以有些曾明確支持港獨的人士能獲得有效提名？做法不能貫徹始終，只會大大地削弱選管會的公信力。特區政府及選管會如不能就今次的事件作出正確的處理及令人信服的解釋，無疑將影響香港多年來公平和公正選舉的聲譽，亦令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再次降低。

有關爭議雖然最後亦會透過司法覆核及選舉呈請，交由法庭處理，但勢必糾纏多年。誠然，不少人認為港獨主張抵觸《基本法》條文，亦不支持港獨，但法理和政治問題不應該由選舉主任處理，選舉主任最重要的工作是維持選舉的公平和公正。選舉和議席的輸贏尚在其次，體制和信心的輸贏卻事關重大。將打擊港獨，變成打擊大家對選舉的信心，無異飲鴆止渴。

來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即將開展，各疑似或已公布出選的候選人已積極開展工作。要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除了要有高質素的候選人，亦要有高質素的選民，因此投票亦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因應政治氣氛轉變，本土派崛起，加上建制及泛民皆有重量級的現任議員退居二線，來屆立法會選舉形勢令人難以預算。去屆建制派以總得票票數比泛民少的情況下卻取得更多議席，配票的精確程度令人訝異。因而香港大學的學者戴耀廷提出「雷動計劃」，期望透過協調令非建制派取得過半議席。

當然，作為選民可因應政治形勢作出策略性的投票，如家庭中的自我配票，或觀察支持陣營的黨派或候選人勢危而更改投票決定等，其實隨着近年互聯網的發展，已有網民自發性的作出配票呼籲，可惜因參與的規模及掌握數據的困難皆令這些行動未成氣候。撇開政治性的角力，投票是否只應或只可根據政治理念來作決定呢？顯然未必。

投票時的考量，可以參考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候選人的政綱、能力、過往的政績、有否政黨支援等等。如候選人以要求政府撥出儲備向市民「派糖」作為其中一項主要政綱，這是否足以作為一名議員四年任期的重點工作呢？如候選人只提出「要換人」、「相信我」、「我說到做到」等等空洞的口號，到底選民可以根據甚麼原因相信並投票給該候選人？在普選問題上，過往兩屆立法會選舉中，不少政黨的候選人都以此為爭取選票的綱領，今屆相信普選仍是政綱的重點之一，但到底是真爭取還是真口號，需要小心辨清。如果我們只單以政治理念及政治形勢來選擇候選人，便會忽略了議員在監察政府施政的這個角色，又或錯失了選出真正有能力、有承擔、能為香港謀福祉的候選人。其實無論新的候選人或爭取連任的議員，網上都會有他們的往迹可尋，投票前先看看自己那個選區或功能組別的候選人，誰人只說不做，或者有沒有為他們虛無縹緲的政綱做過任何事，並非十分困難的事。

誠然，香港是自由社會，每名市民有自由投票及不透露投票取向的權利，能按自己所重視的因素投票給候選人，甚至選擇會否參與投票，這亦體現了民主自由的可貴。

很快又到9月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時候，之後，又會開展明年特首選舉的前哨戰。本來選舉一般應該都會帶來希望及改變，在民主社會，人民靠的就是手上一票來跟政府和政黨討價還價，但在香港當前的環境，大家對手上的一票／兩票，又有多大的期望呢？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政治體制本質上是一個妥協下的基因改造怪胎，一群不願受社會主義威權政府管治，習慣資本主義生活模式卻缺乏自治經驗的政治初哥，展開與中央及其代表之間十多年若即若離，糾纏不清的政治實驗。

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管治的一個特區，放眼所見，除非武裝革命，否則香港絕對不可能獨立。中國與香港之間有一條既是臍帶，也是鎖鏈縛在一起，無論雙方是否喜歡，大家就像連了體一般，任何一方有所動作，另一方都無可避免受牽連，甚至被滋擾。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政黨都希望中央能夠就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普選定下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但由於中港雙方缺乏互信，港人亦無法就不同方案取得共識，於是普選仍是這麼近、那麼遠。每次選舉臨近，彷彿又在提醒大家，要改善現況，就要把握機遇。

今期《燭光網絡》嘗試在立法會選舉前與大家一起為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把把脈，如何根治暫時恐怕並無良方，但能否減輕病情，則視乎大家對香港這個家究竟有多關心，就像在所羅門王面前爭奪孩子的兩個母親一樣，究竟大家是為了孩子而作出犧牲，還是寧願一拍兩散，讓孩子死就死呢？大家願意逆流而上邁向理想，還是把理想愈推愈遠，往往在一念之間。

「小圈子選舉」、「689特首」、「功能組別」、「分組點票」、「公民抗命」等名詞都指向香港政制不完善、不民主的一面。據《基本法》指出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行政長官（第45條）及立法會議員（第68條），最終的目標皆透過普選產生。但現行選舉制度未能有效反映民意，部份立法會議員在議會中以各式各樣的抗爭行為表達對制度的不滿。本文嘗試列舉近幾年與議會相關的「文化」，讓讀者認識議會的現況。

議會「拉布戰」[1]

1. 2009年12月18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首次審議高鐵669億元巨額撥款申請，社民連、公民黨等泛民議員展開拉布戰，成功令討論延長，政府不能如期在2009年開始高鐵工程，而撥款申請最終延至2010年1月16日才獲得通過。
    
2. 2012年5月16日就《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的條文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2]討論議員出缺安排，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等發動拉布戰超過33小時，後被立法會主席終止。最後草案延至2012年6月1日，1,306項修訂全部被否決。
    
3. 2013年開始，每年的撥款條例草案皆有議員提出數以千計的修訂案以拖延表決，2014年延誤了三個星期。2015年秘書處收到3,904項修訂，一破過往紀錄。主席曾鈺成裁定當中逾3,000項修訂無效，令修訂總數大幅刪減至618項，但最終還是經歷了六週的拉布戰才獲通過。2016年主席繼續大幅削減修訂項目並定下表決日期，有關議員利用點算法定人數導致流會，以表不滿，但草案最終仍獲通過。
    
4. 2015年12月，泛民議員就《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發動拉布，提出點算人數逾百次，會議多次因人數不足而「流會」，到3月仍無法就草案進行審議，最後政府擱置有關草案。

​無疑拉布的確可以會令一些有爭議的議案延遲通過，甚至被擱置，但同時卻令大量議案及撥款被拖延，令造價大幅上升。情況猶如金庸武俠小說的七傷拳，殺傷力愈大，要承受的內傷愈深，最後與對手同歸於盡。

除了拉布的常態，更有不少「語錄」從議會而：

返黎就郁──

2012年辯論「議員出缺安排」草案進行三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向秘書長說了兩次「返嚟就郁」，相信是與動用《議事規則》第92條結束辯論有關。一些傳媒稱此為「剪布」，更有議員質疑曾鈺成及黃宜弘合謀剪布，蘊釀提出不信任動議，李卓人表示曾誠信盡失，黃毓民更形容他是「貞婦晚年失節」。

不批准世界末日論──

網絡流傳古瑪雅人預言2012年12月21日為世界末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於12月20日立法會會議結束前，宣佈「本會尚有大量事務需要處理，明年必須續會，所以我不能批准明日為世界末日。我現在宣佈休會，本會2013年1月9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隨即獲議員掌聲，其後更得網民讚賞其幽默感。

「少啲講啲冇乜用嘅說話」──

2014年6月一次立法會會議中，蔣麗芸因不忿泛民多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作出投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我建議你考慮少啲講啲冇乜用嘅說話。」回應，此句在日後蔣麗芸每有爭議性言行時，網民皆會翻出使用。

替「豬肉佬」改名──

2015年5月，王國興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會面時，提到肉類從業員行業青黃不接，建議將工種易名為較「專業」的「肉類分割技術員」，以吸引更多新人入行。此言一出，大量網民發揮創意，表示魚檔從業員可以改名做「魚類銷售顧問」、地盤工人則可易名為「土木工程技術員」。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在2012年《遞補機制條例草案》審議會議時工聯會議員王國興發言批評拉布，其「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言論被網民多番引用，甚至製成Rap歌上載YouTube。

等埋發叔──[3]

在審議《2017年特首產生辦法決議案》時，建制派議員在表決前突然離場，希望藉人數不足而拖延表決，但因建制派內部溝通不足導致仍有議員留在會議廳，令立法會仍有足夠法定人數使投票程序繼續，結果以28票反對、8票贊成否決政改方法。建制派議員及後解釋因劉皇發未趕及回來投票，希望以法定人數不足為由把投票的時間拖延至「等埋發叔」。「等埋發叔」一詞亦成為了遲到藉口的「萬能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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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與「不剪」的理據

不剪布的理由：曾鈺成在《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審議中批准千多項修正案時曾解釋，雖然《議事規則》第57條（4）（d）款，訂明議員「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但他認為這牽涉到褫奪選舉權，所以認為修正案並非「瑣屑無聊、無意義」。

剪布的理由：2012年「議員出缺安排草案」進行三讀時，曾鈺成引用了《議事規則》第92條的條文，指「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但亦有議員質疑這不等於主席可以利用此條文來擴大權力，雙方繼續各自表述。

有不少反對拉布的議員或官員，亦透過創作回應議會經常出現的拉布情況：

受拉布影響而撤回《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有感而發創作了《拉布「錦」言》，以表達因版權修訂條例拉布三個多月的心聲。2016年4月，立法會審議《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王國興以網絡人氣歌曲《SAS之歌》進行二次創作，改編成為《嘥拉布嘥》以諷刺拉布浪費公帑。

《拉布「錦」言》節錄

坐坐坐成日齋坐   個鐘響   未停過

點算人數   我卒之習慣左

叮噹   叮噹   叮噹   叮噹

《嘥拉布嘥》節錄

嘥拉布嘥  嘥嘥嘥

拉布嘥拉布   拉布拉布嘥

選舉期間，選民於投票前可能都會看候選人的政綱，但出席選舉論壇的人往往很少；候選人當選後，會留意他們的政綱有否落實的人，可能更少。甚至，過了四年，選民早已忘記當年自己所投的那位候選人的參選政綱。

我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選民，要在各級選舉中投下關鍵一票。除了要參考該候選人所屬政黨的政治理念、檢視其過去的政績、了解候選人的能力以外，還要細察候選人的政綱是否反映市民所需，而這些政綱又是否能夠真確地落實。我們嘗試以單一議題為例，看看各政黨是否真的名符其實，為你「成功爭取」。

民主議題：講一套 做一套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當年最重要的一個議題，就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雙普選，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例如當年民主黨因面對之前通過政改後被一些較激進團體狙擊的壓力，必須考慮一些較激進選民的意見，而整個民主派都聲稱堅持要爭取雙普選。當然，建制派亦因應民意而要求循序漸進達至雙普選。四年下來，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角色卻剛好逆轉。當年要求雙普選的候選人，面對政府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袋住先」方案，卻因為雨傘運動和學生運動的激化，寧願原地踏步也要全盤否決有關方案。[1]嚴格來說，也是背棄了承諾。

原本建制派在此議題上，理應可以在今屆選舉中「指住」民主派說他們是阻礙民主發展的千古罪人，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們在投票前一刻，居然突然以「等埋發叔」為理由，大部份人離場，[2]於是建制派原本應贊成議案，現在變成沒有投票。嚴格來說，全港政黨就只有自由黨是始終如一地投票。於是，政改問題變成了雙輸的鬧劇，難以在今次選舉發揮作用。

民生議題：真爭取 真成果

2011年法定最低工資正式實施並定為時薪28元，而在2012年各黨派，諸如工聯會及民主黨等，皆把爭取最低工資至33元寫入參選政綱中，其後2012年最低工資委員會作檢討時，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就此向各黨候選人進行調查，並得出以下結果。（見表一）

「聯盟在選舉前詢問各候選人對檢討最低工資的意見，包括是否贊成每年檢討、調高最低工資至35元及檢討時應考慮基本生活水平。選舉過後，在直選35席及超級區議會5席，即合共40席中，有24名議員同意以上三項原則，當中公民黨及民主黨贊成提高至33元。而手握10席的民建聯則含糊其辭，只表示尊重現有機制。其他直選議員則未有回覆。」[3]

從以上可見，在最低工資議題上雖然各黨派對工資水平的要求或有出入，但當各黨派有共同的目標時，確實可迫使政府在一些政策上作出改變。

意識形態議題：口裡說不 身體卻很誠實

不少意識形態之爭的議題，不論是家庭友善、同志友善、本土政策、愛國愛港等，說出來往往很動聽，但議員如何落實卻是另一回事。以家庭友善政策為例，不少支持工運的政黨和組織均口口聲聲支持侍產假，更有不少勞工團體支持七天侍產假，但在投票之際，工聯會突然離席沒有投票，令不少人批評其工運意識形態「得個講字」。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當年曾因反對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俗稱：超級區議會）而選擇退出民主黨並成立新民主同盟（新同盟），選前口口聲聲說本土第一，不會參加超級區議會的選舉，但近月居然考慮「轉軚」，[4]令當初支持他們有關立場的選民感到困惑。當然，不少認為功能組別選舉是小圈子、甚至是十惡不赦選舉方式的政黨，都不會輕易在一些他們有把握勝出的界別放棄參選。這究竟算不算是另一種的「袋住先」呢？

雖然選民最重視的可能不是各政黨和當選人是否一成不變地履行政綱，而是能否始終如一地履行他們為香港市民大眾爭取權益，努力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社會的承諾。有些政綱未能實現不一定是議員本身的錯，但起碼應該「埋單找數」，向選民有所交代，總不能「講左當做左」、「側側膊、唔多覺」。政綱有時會是一面照妖鏡。

政綱欠保留制度 用完即棄難監察

立法會候選人在選舉時出盡法寶吸引選民注意，政綱內容可謂百花齊放，不過選舉之後，這些文宣只會存留一段日子，之後便丟掉。除了政黨會為自己保留一個版本外，日後若要集齊各政黨的政綱進行比較卻十分困難，除非在選舉年做足功夫。

根據現行的選舉條例，候選人的所有宣傳品都要申報。不少候選人為方便申報，都會另起網站，將自己的宣傳內容和宣傳品放在網上，選舉完結以方便計算選舉經費，同時相關網站亦會於選舉後刪除。即使大政黨也如此，此舉是為免與政黨原本的網站混淆，難以計算選舉經費。不過，可惜的是，各政黨和候選人於選舉完結後，卻沒有將自己的政綱放回在政黨網站內，最後巿民難以了解候選人是否有實行選舉政綱所列舉的建議。

除了政黨，因為需要申報的緣故，各候選人所有的宣傳資料，包括政綱亦應交到選舉事務處，因此選舉事務處應存有「副本」。不過，本社向有關部門查詢有關過往的選舉宣傳資料時，收到的回覆稱，所有的申報的宣傳資料會於一年後刪除，只會留下一頁由選舉事務處發送給選民的郵件資料。部門回覆稱收集候選人的資料只是為了方便核實和申報，所以選舉事務處並沒有「留底」，作為對香港歷史的見證、又或讓選民監察議員選舉承諾的憑據，無擬是一個遺憾。

（撰稿日期：2016年6月3日）

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是隨着代議制度及議會制度的開放，議會成為消融社會爭議的平台。政黨政治縱然是唇槍舌劍，但在制度確立了的議會規程及議會程序之下，各種爭議都可以在和平的程序中獲得裁決，不同的政黨也有必要透過議會程序尋求妥協。政黨爭取人民的支持和授權，同時也需要面對其他政黨的挑戰，彼此有贏有輸。政黨有時在朝，有時在野。在朝時，有權落實政綱理念，也必須受到在野黨的監察及制衡。在野時，仍然要做好監察者的角色，恰如其分地對當權政黨予以制約，並爭取他日乘時再起。政黨輪替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可以推動各政黨努力競爭，也可以制約在野的政黨不致過度務虛空談。

今天香港的議會各走極端，保皇與泛民攻訐不斷，很多時，都像是流於意氣之爭。親建制的可以保皇保得不問情由，不辯是非，不怕核突，總之是阿爺「吹雞」，立刻歸邊。反對派又可以為反而反，反正毋須負責，也毋須擔心自己會有操盤之日，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反到底。

可以想像，如果香港有政黨政治，政黨有機會成為執政黨，保皇黨還夠不夠膽保皇保得那麽肆無忌憚？反對黨又敢不敢事事都反對得那麼理直氣壯？

不正常的政黨政治

不同的社群對不同的事件意見紛紛紜紜，自然也是多元社會的必然後果。香港是一個資訊流通，意見紛陳，取向多元的社會，在不健全的政治體制下，往往還要呼籲尋求社會共識，豈非緣木求魚？

政黨政治在現代社會中的其中一個最重要作用，是把紛陳的意見凝聚於幾個由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所代表的主軸周邊。透過政黨的活動和操作，已經把其中一些不同的意念統合整理。到不同的政黨回到議會作對決之時，要處理的矛盾也就相對沒有那麼複雜了。所以西方民主政體，就算說是多黨制，最終大部份都只是有兩三個具主導性的大政黨。

香港的政治制度設計排斥政黨政治，結果是所有的政黨都要走向兩極，要不就做建制派，要不就是反對派。這本來就已經極之不健康了。這幾年隨着政府缺乏政治影響性，制度性弱點進一步暴露，政府施政困難，政府的表現也實在難以令人滿意，政制爭議也進一步白熱化。但政治體制有沒有為這個困局提供合理的出路及紓緩機制，結果是在這兩極周邊再衍生更多比原來政黨作風更極端的新興政治組織。建制派分裂成為幾個主要組織，表面上在背後大阿哥的協調下盡量合作，背地裡卻是不斷明爭暗鬥、爾虞我詐，爭逐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手頭上有限的政治資源和機會。在他們的周邊則產生了很多打着「愛」字頭的邊緣組織，以極端反智的作風及行徑來保皇，雖然有時會在客觀效果上增加了聲勢，但同時也招惹了更強烈的抵觸情緒。

反對派那一邊情況也大致如此。取態較溫和的民主派政黨，難以爭取更大的政治空間。幾年前民主黨走入中聯辦，促成了立法會增加議席，結果被部分激進組織打為叛徒。問題是建制派也不作道義上的聲援，反而落井下石，還乘時意圖挖奪民主黨原有的支持。

現在，經過新一輪的政改爭議及雨傘運動，年輕一代及部份民主派的支持者已經逐漸失去了耐性，因而也興起了很多新生的傘後組織及其他更激進的政治團體，部分更是打著本土主義及港獨的旗號。

這是一個不斷自我劣質化的政治螺旋。正常的民主生活應該是紛紜的意見及觀念先行圍繞幾個主軸凝聚。由代表這些主軸的政黨取得派別內的共識，又或是透過黨內民主及決策程序得出決定之後，再透過議會政治與其他政黨尋求政治決策。縱然未必事事皆大歡喜，也不一定能夠把所有政治矛盾消融，但總還可以透過一個各方都同意的遊戲規則來作出決策。香港的情況剛剛相反，政黨走向兩端，之後各自分裂，然後不但未能統合周邊的政治力量，反而被進一步拉向更大的分化。政府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不但不會更容易管治社會，反而連基本的權威也不斷旁落。更甚者是政府要帶頭走向民粹。

這是一個不斷自我劣質化的政治螺旋，令政治權威不斷下墮，令社會走向兩極化，也令各方面都只會進一步碎片化。結果是社會進步無從談起，社會發展受到窒礙，原來要處理的問題也無從處理。如果不盡快打破這個循環，香港社會只會漸漸走向衰落。如果問要如何打破這個循環，第一步應該是先要面對現實，確認今天的政治制度確是千瘡百孔。經歷了回歸過渡時期到今天的政治教化及洗禮，香港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具公信力的政治體制，發揚符合現代民主精神的政治及議會文化。要做到這一點，再不能迴避政黨政治。

近年，坊間不少批評指選舉只是爛蘋果鬥爛蘋果，根本沒有一個參選人值得投予一票。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分析，現在的政治制度只容得下「否決政治」，透過成為關鍵少數來做博奕。揀蘋果，從此不一定求「靚」。

近年研究英國在殖民地時代管治香港的方法的李彭廣稱，香港人有「戀殖」情緒，只是因為他們忘記了當時英國是如何管治香港的。他說：「從前是共識政治，立法機關只存在官守和委任兩類議員。官守，就是官；委任，就是總督任命。他們不會制衡政府，是直接受命於總督，不會反對政府提案，最多只是『少鬧大幫忙』。」

另外，當時沒有選舉，沒有政黨；商人，社會精英就已經得到認受。至1984年中英聯合聲名簽署後，1985年首次引進兩項間接選舉。而選舉，將政府、精英和商界的利益共同體打破。李彭廣形容，當年立法會設立功能組別，原本是想令傳統的精英有優勢，但時至今日卻演變成整體社會與精英、商人為主的小社會的基本矛盾。李彭廣形容：「這件事無法解決，因為這樣的矛盾竟然被制度化，經普及選舉而進入管治圈內的人，當然會覺得自己代表大多數，會與小社會格格不入。」

立法會選舉制度令社會矛盾突顯，特區政府手握提案權，公共財政、政治體制、政府運作等重大議案已不能由議員提出，其他議案要透過私人草案突圍而出亦困難重重，制度直接令這個議會由共識政治走向否決政治。李彭廣說：「受到提案權的限制，主流民意不能起主導作用，淪為小數。於是你有你的提案，我就唯有提出反對。」

回歸19年，立法會議員透過否決（議案）來作為爭取的手段，透過「扭計」而「拎著數」。李彭廣說：「表面上泛民（議員）作出的反對次數多，但數到『扭計』其實工商派（議員）更強。泛民（在立法會議席）只得20票，沒有半數，其實沒有真正的否決權；但自由黨、鄉事派（議員）雖然人數少，反而成為議案能否通過的關鍵少數，所以更能借『扭計』而得到利益，而且『著數』的內容未必同議案有關。」

關鍵少數的其中一個成功例子就是2003年就《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即基本法23條）的二讀，泛民雖堅定反對，但如果沒有自由黨的反對，亦不能成功否決。時至今日，不論否決、拉布等等，都是一種否決政治，企圖透過拖延迫使政府更改議事議程。李彭廣說：「我（議員）如何透過議會程序，令你寸步難行，看看你能否一直忍著，當不能忍受下去便會抽起（議案），因為後面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這些就是在議會中角力的手段。」

可見，用李彭廣的說法，立法會議員使用制度內容許的方式，拉布、否決以迫使政府就範，是在使用他作為議員的權利，並沒有所謂「道德對錯」。他說：「其實最後立法會終究是一個權力遊戲，不同政治團體有不同的立場，不一定用道德角度思想。例如標準工時，工會當然想實行，但商界一定反對，於是所謂對錯，你可以從社會穩定的方向著眼，亦可以從經濟成本去評估，難以說那一個方案必然是對的。」

在這種選舉制度下，不論是特首選舉，或者是立法會選舉，其實並無出路。他說：「長遠以修改基本法（作為解決方法），但未來十年都不見會再有機會，或者行政長官願意下放權力，把行政會議成員和問責制主要官員的一些位置讓不同政黨去分擔、共治，減少行政主導的色彩，但是這樣要中央（政府）的思維改變，同樣不容易。」

議題設定的概念

如果你以為有好的政治制度，社會就不會再有很多遊行示威，意見就不會紛紜，這就錯了。李彭廣表示，一個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令政策制訂的展開過程由民間開始，打通社會輿論，達到不同持份者，政府部門等等。政府作為政策制訂的最主要設計、倡議和執行機關，即使是制度或非制度使然，也有責任好好制訂議題。

他形容，社會議題的政策制訂是「上游」，到了議會討論是「下游」：「政府如果做好，應該靠上遊，透過壓力團體，透過社會傳媒，去營造社會對特定政策的看法。所以政府有時會做很多諮詢文件，或者向專業團體諮詢，等到政策有具體文件時，已經是中游，大部份人都接受，有了主流看法。如此到了下游又更容易推行。」

議題當中，又分價值議題和利益議題（見表），社運人士多數關注的是價值議題，如勞工、弱勢社群，透過開記者會，約見官員，以影響輿論；如組織的能力夠強，就有機會改變社會，迫使政府回應。

表：兩大不同的議題類別

不過香港的議會有比較特別的情況──就是有些政府的政策議題由中央「空降」，例如一帶一路。政府需要將之轉化為本地的議題，而往往能短時間便見效的都是利益議題，政府不易成功推動。李彭廣說：「如果你個中央政策不會動用香港的資源，例如只是簡化商業登記，那當然沒有問題，但現在是要挪用十億讓內地學生來香港，大家怎會不立即反彈？利益很直接，很容易理解（有如此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