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土講地：產業丶信仰丶生涯規劃 週年研討會 花絮

夏威夷的觀光公害

一年前筆者舉家搬遷到夏威夷，本來太太和我打算保留著加州的駕駛執照，但最近我們決定申請夏威夷的證件，原因之一是為了方便旅遊。夏威夷瓦胡島有許多個著名的旅遊景點，其中一個是恐龍灣（Hanauma Bay），那淺水的海灣遍佈珊瑚礁和熱帶魚，很久以前太太和我曾經瀏覽此地，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遷徙到瓦胡島之後，我們一直想重遊舊地，但由於觀光人數過多，現在州政府實施了人流管制，每天只容許一千四百名訪客進入海灣，外地遊客需要在網上預約，然而，當網站開始接受預約的時候，只需要幾分鐘，所有位置都會被掃清光。但當地人卻不受限制，只要持有夏威夷駕駛執照或者身份證，便可以長驅直入，這是我們申請成為正式當地居民的原因之一。

但這只是第一關，擺在面前還有其他挑戰。恐龍灣在清晨六點四十五分開閘，根據蒐集得來的資料，停車場往往在七時三十之前已經爆滿，為了避免向隅，我們在六點左右已在門口守候，如你所料，來到時已經有一列車隊在我們面前。

州政府的限制措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爆發之前，恐龍灣平均每天接待遊客三千人次，高峰日更高達一萬人次。不消說，如此繁忙的人潮會對珊瑚礁造成了破壞，據估計，每天約有412磅防曬乳流入恐龍灣，這些化學物質會傷害珊瑚礁。

根據 2022 年的一項調查，約三分之二夏威夷居民認為他們的「島嶼是為了遊客而運營，犧牲了當地人的利益」。一位 Reddit 用戶表示：夏威夷原住民，特別是摩洛凱島（Molokai）的居民，希望政府將土地歸還予他們，而不是去發展旅遊業。

「排遊情緒」 蔓延至全世界

這觀光公害和「排遊情緒」的情況並不只是局限於夏威夷，美國許多國家公園亦面臨著人滿為患，去年參觀國家公園的人次為3.255億，比2022年增加了一千三百萬人次，加州約書亞樹國家公園是重災區，遊客對該公園造成的破壞，需要幾個世紀才能修復。

再說遠一點，意大利威尼斯的人口只有五萬五千人，但每年卻接待二千萬名遊客，不消說，這小城市已經不勝負荷，現在威尼斯開始向一日遊遊客收取入場費，在全盛時期威尼斯人口有十二萬，由於許多當地人無法忍受遊客的滋擾，故此逐漸外遷。這種不歡迎遊客的態度在全球各地都在發生，瑞士一座小鎮對遊客已經不勝其煩，宣佈要效法威尼斯收取入場費， 印尼峇里島由二月起亦對外國遊客徵收旅遊入境稅。在西班牙馬略卡島和巴塞隆納，當地人都舉行了針對過度旅遊的抗議活動，巴塞隆納街上甚至出現塗鴉，要求遊客回家。五月，一座可以觀望到富士山的日本小鎮豎起了視線阻擋屏障，因為太多旅遊巴停在那裡，讓遊客下車拍照，擠擁的車輛和人群對當地人造成了不便。

雖然旅遊業會帶起當地經濟，但同時推高貨品與服務的價格，沒有直接受惠於旅遊業的升斗市民當然會叫苦連天。此外，過多遊客會造成環境污染、交通擠塞。另一個問題是文化衝突，例如有些遊客會趾高氣揚、大聲說話和叫囂、不尊重當地文化，有些遊客甚至乎在不適當的地方大小便。總括來說，遊客受到排斥，是因為我們干擾了當地人原本的生活方式。直到目前為止，筆者所接觸到關於觀光公害的評論都是傾向於同情當地人，這包括筆者在內。我完全明白當地人的感受，筆者十分喜歡旅遊，我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因為我就是「加害人」之一，例如根據保護野生動物條例，遊客應該跟野生動物保持一大段距離，但筆者太喜歡攝影，有很多次我忍不住在近距離拍攝野生動物，結果招致一些人責罵我，在他們眼中，我就是一名「醜陋的遊客」。

歐美社會的移民潮導致文化衝突

有趣的是，在討論當地人和外來移民的文化衝突時，不少人卻站在外來移民的一邊，譴責當地人是種族主義者、排外主義者、白人至上主義者……眾所周知，近年來歐美國家都受到大量移民問題的困擾，中南美洲的無證客如潮水般衝過美墨邊境，這已經成為了民主黨在今年總統選舉中的致命傷，最近共和黨領導的十六個州提出訴訟，要求停止一項聯邦計劃，這計劃旨在向美國公民的無證配偶提供合法移民身份。

歐洲國家則接收了大量來自非洲和中東的難民或者移民，例如由1970年至今，法國已經接納了大約二百萬名來自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的移民。而德國由2015年至今，則接收了大約一百萬名敘利亞難民。請恕我再一次政治不正確，這些難民和移民對當地人在教育、醫療、財政支出、生活方式上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這些影響比起遊客更為深遠，首先，遊客只是短期過客，但難民和移民卻是長期居留；還有，相對來說，遊客的影響尚算是芝麻綠豆的小事，例如大聲喧嘩或者破壞環境，但後者卻構成了治安問題，甚至牽涉到恐怖主義襲擊，例如最近德國警方拘捕了一名敘利亞籍疑犯，他涉嫌在索林根市（Solingan）建城六百五十週年慶祝活動上持刀攻擊多名途人，被捕後，他承認自己認同伊斯蘭國的信念。

任何事情都會由量變到質變，當遊客只是小貓三、四隻的時候，這不會構成觀光公害或者「排遊情緒」，相反，人們會表現出好客之道；同樣道理，從前難民或者無證客的數目還未至失控的時候，人們會大愛包容。然而，當數量越過了臨界點之後，人們的耐心就會耗盡。在面對觀光公害的問題時，人們會設身處地去為當地人著想，會認同有關當局的限制措施，會要求遊客自律和尊重他人；那麼，在面對當地居民和外來移民的衝突時，我們又可曾想過當地人也有合理的憂慮呢？

2024年6月28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研討會，約有120人出席了聚會。當日的聚會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各位講員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簡報及為文集撰文，黃偉康博士更是自費從美國遠渡來港，特此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現在讓我們重溫當日的精華片段。

張穎思博士

精神醫學哲學博士及香港註冊心理學家張穎思博士在「男女腦不同——再思同行路」的短講中用具體的生活例子闡明男性與女性的不同之處：女性找路的方式，傾向依賴地標、視覺空間記憶；男性則傾向靠移動的速度、方向及指南針等，推測所在的位置及找路。即使只是嬰兒，也已展現出男女不同，例如女嬰較喜歡看人臉，男嬰較喜歡看物件。專家透過分析男女兩性腦部功能活躍區域，普遍來說，女性的語言能力較好，而男性的邏輯性較佳；女性的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高於男性的平均水平，男性則強於分析及處理數據。女性更擅長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訊息。另外，由於女性在杏仁核和前額葉皮質之間的連接較強，女性通常更擅長識別和處理個人或別人的情感。

姜雁慈女士

新造的人協會總幹事姜雁慈女士則與參加者分享到同行的意義是甚麼，她指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他們都需要被了解及被聆聽，而身為同行者，需要明白當事人話語背後的真正意義，以及關心他們所關心的事情。例如曾有求助者對她說以後都不返教會，因為信仰讓她覺得自己「不男不女」，但當姜女士問到底，發現這位求助者可能因為覺得女性很弱，所以才想成為「男性」去保護女性，在耐心引導下，求助者亦願意祈禱。她提出了幾個成為同行者的元素，同行者透過檢視自己的角色及限制（check）、與當事人同在及接納（acceptance）他們、反思（reflection）他們的深層問題，以及關注他們各方面的成長指標（effectiveness），這樣便可以「從他的故事連結他的需要」。

在論壇的互動時段，在場參加者可以向兩位講員提問，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則負責在論壇中擔任主持。有參加者都想了解變性人的腦部與其他人有沒有不同，張博士回應時指出，有一些研究顯示，一些年紀較輕並且想變性的女性，其腦部似女性，而一些較為年長才考慮變性的女性，其腦部則會似男性，這反映成長的過程會令人的腦部結構出現改變。尸而在接受輔導服務時，不同性別的跨性別者會否有不同的表現？姜女士分享到，她所服侍男士組別的組員（即生理男性有更改性別的想法），與一般男士不同，他們勇於表達自己，反而是女性組別的組員（有更改性別想法的生理女性），話語不多，也與一般女性的表現不同，因此，跟進女士組及男士組要有不同的方法。參加者中有一位婦科醫生，她分享到縱然跨性別者有服食荷爾蒙，若沒有進行變性手術，他們若遇到跟生理性別相關的醫療問題，適宜向有關的專科醫生尋求幫助。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有關對變性的看法及接納度研究」報告時指出，是次研究於2023年12月13日至2024年5月31日期間，以網上問卷及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形式進行，共收到有效回應問卷789份，其中男女百分比為43.6%及56.4%，年齡層方面：18-25歲佔16.48%、26-45歲佔20.91%。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受訪者接受人權的話，相對會更接受已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受訪者相對接受已經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從事個人接觸的工作（包括服務性、教育領域，以及家居服務工作），進入變性後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個性別組別的運動。相對而言，受訪者較不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與體能相關的運動。相比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組別的運動，受訪者較為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人士以另一性別身份從事教育領域及需要與個人接觸的相關工作。基本上，信仰不大影響受訪者的接受程度。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指出，變性不變性不是最大的問題，無論是信徒和非信徒，主要都是從人身安全及公平原則去考慮事情。然而，這是否表示，由於香港教會並不十分熱衷於現今性文化與不同性傾向的議題討論，以致令信徒未有太多意見？這便不得而知。總而言之教會以至社會，都應該給予會眾及公眾討論的機會，不應該避諱或逃避這個議題。以香港過去多宗關於變性或跨性別人士身份或婚姻案的判決來看，法庭顯然已代社會大眾決定了對「變性」及「跨性別」人士的接納度，這作法也會影響到大眾的接受程度。根據本研究的數據來看，公眾對公開討論似乎已經作好準備，有關跨性別者及變性人議題等相關的決定，實在應先由大眾多作討論，才能作出定論。

黃國維院長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教授，在「性別差異的神學意義」的主題演講中，提到神學家巴特曾將創世記一章27節提出的「神形像」和「男和女」作出的類比，他指出，神是三位一體的神，父子靈之間的關係，既然是三一神內裡的關係，也是所有受造物的關係之基礎，這關係先反映在聖子基督——「神本體的真象」——與人之間的關係，繼而呈現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人按照神形像受造」之意思。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巴特強調身體上性差異（sexual differentiation）的重要性，男和女的關係是所有人際關係的典範。人要尊重神所創造的獨特身體，性差異就是最核心的差異，亦賦有神學意義及倫理上的意義。

黃偉康博士

美國加州持牌執照臨床心理學家黃偉康博士則以「當『變性』不似預期——跨性別者的掙扎」為題主講，他提出了「ABC」預防方案，A是指到痛苦（Anguish），他指在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群體中，高度敏感的人（Highly Sensitive Person, HSP）佔的比例很高，他們敏銳的感官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傷害和創傷，所以首先要幫助當事人解決痛苦。B是信念（Belief），在孩子出現改變性別的想法之前，父母要鼓勵孩子學會批判性思維和清晰思考。C是社區（Community），當父母無法為孩子提供安全和庇護之所時，往往會有其他人接手「照顧」孩子，例如來自網絡社群的訊息會逐漸影響孩子。父母需要以關懷的態度接觸這些孩子或成年子女，而非拒絕他們，通常當情感需求能以健康方式獲得滿足時，性別轉移的慾望就會暫停甚至完全停止。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以「談的不是性別政治，而是常識」為題主講，他指出跨性別議題是香港及教會面前的一大挑戰，雖然是次研究並非隨機抽樣，但卻是很有誠意的研究，他希望大家可以對問題有初步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藉著今次研討會，幫助大家思想社會及教會的層面該如何面對有關議題。他提醒參加者，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引發的挑戰，當中包括：一、如何界定性別（變性的要求及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的準則）；二、廁所、更衣室和安排（考慮加設性別友善／無障礙的設施）；三、學校宿舍和營地安排；四、運動比賽／選美的分組安排；五、醫療上的分科／病房的安排；六、監獄／中途宿舍／庇護中心的安排；七、法律上／傳媒／日常生活對別人的稱謂；八、保險／年金／制服／假期（產假）；九、丁屋的繼承／傳統權益／族譜上的安排。他希望大家可以從醫學、神學及社會政策等角度去理解及思想問題。

起初，神創造一切都是甚好的。今天，神再看這個世界，又會如何評價呢？

香港政府原本定於2024年4月1日起，實行垃圾徵費（全名：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在1月時政府宣佈有關計劃延遲至8月1日實施；到了5月底又再次宣佈暫緩實施垃圾徵費。在宣佈暫緩之前，有部份樓宇在4月1日起以「先行先試」的方法處理垃圾，效果如何？可留意傳媒報道。垃圾，如何徵費？現時很多市民仍然不清楚。原本有關法例規定，市民若要棄置垃圾，必須使用在指定的超級市場購買的指定膠袋，收費按容量而定，分為3至100公升，共9種容量的垃圾袋。若有無法放進袋裡的大型垃圾，便要貼上一個劃一價11元的標籤。政府的目的是推動源頭減廢，即是通過用者自付的原則，棄置垃圾愈多，收費愈多，而費用就在購買膠袋之時收取。垃圾愈少，需用的膠袋愈少，費用也會愈少。不過，筆者認為，能有效令香港成為環保之都，鼓勵式教育是十分重要。

梁先生（化名）曾經於「綠在區區」工作，是一名環保份子；育有兩名兒子的他經常教導小孩先把垃圾分類，然後他在有空時送到綠在區區回收。他笑稱：「回收後有些小獎勵，然而這小小的獎勵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推動力。當然，政府若能加大宣傳，加大獎勵，效果當然會更加好啦！」雖然他上班很忙，但回家後仍要埋首處理廢物，又要教育下一代廢物分類及減廢等知識，他從不後悔，也不言累。他說：「我認為教育對下一代是很重要的，家庭的教育比政府立法更加有力量。就如我的孩子，他們在常識書已學懂三種顏色的回收桶的用處。若果沒有足夠配套，我走在街上也找不到這三種顏色回收桶的話，即使孩子學了，也只是紙上談兵，實際上做不到，教育及配套兩者不可或缺。」

筆者很同意梁先生的說法，教育及配套是推行環保的重要元素。筆者曾在德國生活，環保已成為德國人的習慣，就算不懂環保的人走入社區，也能立時變成環保份子。在德國，垃圾膠袋是免費提供，市民可以走進政府市政廳索取。筆者初到德國，由於配套充足，又有鄰居教導，已可自動自覺行動。至於，是誰教導我的鄰居呢？他表示，這是一代傳一代的做法。

膠樽、玻璃樽回收

在德國，各個超市都有回收機器，專門回收膠樽及玻璃樽。市民買塑膠及玻璃樽的飲料時，要先付大概0.25歐元費用，稱為「押金」（Pfand）。當退回空樽後，回收機便自動列印一張條碼票，等同退回空樽的費用，當再次購物時，掃過條碼便可當現金使用。故此，在德國生活的人，儘管是遊客，都會自動自覺退回空樽。由於每間超市都有回收機器，退款又方便，大大起了鼓勵的作用，增強了參加回收的動力。

此外，德國環保工作成功，也跟一條法例有關。根據Mordor Intelligence市場調查公司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在2019至2022年期間，由於德國包裝法的嚴格要求，塑膠包裝的設計必須考慮可回收性及使用可回收物料、可再生材料，故此帶動行業的積極性。根據歐盟的指令，到了2025年，歐盟一半的塑膠包裝應該是可被回收的。報告也預計到了2030年，這個比例會上升到55%；德國比其他歐盟國家行得更快，目標是在2025年，有90%家用塑料包裝屬可回收或可重複使用。歐盟亦期望到了2029年，塑膠空瓶的回收率達到90%。[1]

黃藍啡三色桶

德國也有回收三色桶（包括黃、藍、啡），黃色桶代表回收輕型包裝，即所有非玻璃或非紙質包裝（例如塑膠袋、塑膠樽、罐頭等）；藍色桶代表回收紙類（例如紙袋、報紙、紙箱等）；啡色桶則回收可堆肥的廚房和花園垃圾（例如咖啡、茶渣、蛋殼、樹葉等）。政府在每星期固定的日子安排了垃圾車前往各區收取不同顏色桶內的垃圾，住戶只需在指定的日子把不同顏色的桶放在路邊，垃圾車便會主動來收集。這個方法方便市民，由於每次有固定收集時間，也容易幫助市民養成習慣。

二手市場的流行

德國的二手市場十分流行，筆者曾經以50歐元賣出一部已用了10年的LG電視，也曾以10歐元賣出一部老舊數碼相機。以上的貨品，在香港可能乏人問津。筆者收到這些額外零用錢的同時，也驚訝德國的環保文化。德國有很多二手店，如跳蚤市場、慈善商店（如樂施會經營的商店）等。筆者最愛瀏覽「eBay kleinanzeigen」的二手網上市場，因為在家便可瀏覽到「zu verschenken」的免費物品，又或把個人不要的物品賣出或送贈。這種循環再用的流行文化，大大減少了垃圾。

德國環保教育

教育也是推動環保的重要一環。德國由幼稚園開始，便教導學童環保意識，讓小朋友身體力行實行分類；而小學一年級學生有一本環保記事冊，記載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環保心得，讓他們更加認識環保。

現今世界，處理垃圾是令人頭痛的問題，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神創造的美好世界得靠我們每一個人盡力用環保去挽救，然後一代傳一代傳承下去，形成一種文化。世界是屬於神的，詩篇五十篇10至11節記載：「因為樹林中的百獸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雀鳥我都認識，田野的走獸也都屬我。」（《新譯本》）相信神不希望祂創造的世界受到污染和破壞。聖經沒有明言人們需要環保，因為當時社會的人未有智慧與能力製造破壞大自然的東西，至少當時社會沒有膠袋，不用包裝。在聖經中，土地是十分重要的主題。舊約提到土地的次數多達2,000次，新約則有250次；神給亞伯拉罕46次應許裡，有40次提到土地。可見聖經很著重土地，然而我們在這個時代，不斷地改變土地用途，破壞全球生態，製造更多垃圾，這是神所不願見到的事。[2]

（本文原載於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的《明報》「談天說道」福音專輯〔2024年4月8日〕，其後曾作修訂。）

疫情過後，社會恢復日常運作，但香港經濟風光不再。樓價下跌，恒生指數跌破1997年回歸時水平，香港更被網民取笑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不少市民對前景都感到悲觀。為此，本社邀請了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吳澤偉先生（David），在2024年1月31日擔任網上講座的分享嘉賓，看看可以如何在經濟低迷下作好財務上的安排。

David一開始時指出，如果只著眼在香港和內地的股票市場，在過去一年的表現確是不濟，但如果將視野擴大到整個世界，其實大部份國家和地區股票市場的指數在過去一年都是上升的，美國、歐洲、日本、台灣等地都有可觀的升幅。他建議以「持盈保泰」的心態來作好財務安排，盈是指盈餘，而當中是有「短盈」和「長盈」之分。

「短盈」方面，David建議在現時高息的環境中作「好息之徒」，透過定期存款賺取利息，因為現時4厘多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其實在過去十多年來也不常出現，估計未來利率將隨著美國減息而逐步下降，因此如果現在將部份資金作定期存款，便能在差不多零風險的情況下賺取高利率的回報。

「長盈」方面，他建議毋須局限於香港，可放眼世界，按自己的信念，選擇適合自己投資的市場，在投資前，亦要先考慮當地是否有完善的法制和監管制度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而現時網絡上有不少工具能幫助投資者輕易地在世界各地的市場投資，除了運用這些工具，也可善用跨地域的人際關係網絡，以了解不同國家和地區真實的經濟情況。

在眾多市場中應該選擇投資甚麼東西呢？David沒有提供答案，因為這是投資者自己應該做的功課。網絡上有不少教導投資的資訊，有興趣的朋友可一步一步來學習。最後，他呼籲我們要作一個好管家，好好管理上帝給予我們的金錢，就算不打算進行任何投資，也不要忘記我們還有一個強積金戶口，並且要好好管理這個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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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徹夜大雨，醒來，竟是晴朗的一天。沒有藉口不外出跑步。還好，並沒有出現「局部積水」的情況，亦見不到的士司機轉身變成船夫，在急流中棄車逃命的場面。只是，雨後清晨的行人路上，竟遇見一幕幕為存活而奮進求生的片段。

英國住宅區的行人路與香港截然不同。在香港，一些較繁忙的街道會設有欄杆作分隔，但更多的行人路就只有升高了數公分的階級作區分。每當擁擠的時候，趕路的行人往往漠視自生的安危，跨過分隔線，走出在馬路上來越過人群，這亦成為繁忙都市的生活常態。在英國，馬路跟行人路之間，往往舖設約兩米寬的草皮，而兩米寬行人路的另一邊，就是一般平房的前花園，甚少出現人群擁擠的情況。這樣寬敞的路面，對行人或跑步者來說，實在是無所挑剔的設置。但對深居於草地下的小蝸牛來說，卻是另一回事。

整夜的大雨，不僅喚醒了沉睡的小蝸牛，更因泥土裡積滿了水，迫使牠們走出其安舒區，來換取一絲絲的空氣免得被溺斃。離開了熟悉的黑暗，告別了習慣的氣味，在草面上爬行、尋找、等候可再鑽下去的乾土。掙扎了整夜，怎料，天一亮，在陽光下，竟置身在混凝土的行人路上。背後是一尺多的草地，往前走，卻是遙遠的未知。鑽不下，惟有奮力的緩緩前行。短短的兩米距離，猶如無垠的曠野、沙漠。自持的硬殼，那能敵得過行人無意的踐踏？柔軟的身軀，那能抵擋朝陽的溫度？回不了頭，就只得繼續往前，冀望能找到安舒之地。窮一生之力，僅能前行十數厘米，確是進步，但卻救活不了自己。

過去數年因著戰亂、政局、時勢，不少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安舒區，流散異國。有些確實是生死攸關的選擇，但更多是為求一宿安睡或一口自由的空氣。幾經掙扎，到了看似安全穩定的地方，誰知要面對的，不僅是適應的問題，還有自身一直被壓抑的情緒，對故土舊地的思念，更要兼顧與配偶、家人、孩子的關係。環境確是改變了，亦是進步了，但似乎還是未能找到出路及平安。

小蝸牛從不知己身已陷困境，亦未料到當陽光漸露，牠會因水份流失而愈爬愈慢，突然，發覺身體不聽使喚，無法繼續前行。當牠意識到危機時，已是進退維谷，求助無門。

未能察覺到身處困境的，豈只是小蝸牛？

我們自恃過去的學識、技能、工作經驗、社會地位和人脈關係，卻猶如脆弱的蝸牛殼，在他鄉異地，似乎無法應對我們當下的處境及需要。融入新的文化及環境，不可能只靠自己獨力探索或盲目前行。異鄉客不僅需要家人朋友的支持陪伴，亦需要與同為異鄉客的他者同行。同行所指的大概就是彼此攙扶，不介意示弱人前，不計算成敗得失，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甚或是，每當力竭迷失時，需要吶喊求助，並接受別人的幫助、救拯。

行人路上的小蝸牛，有否放聲求援？還是默言地等待死亡來臨？同在行人路上的我，雖聽不見牠們半點聲音，但卻看得到這努力奮進的生命及竭力向前的求生意志。這份不妥協、不言敗的堅持，總會令我放下腳步，把牠們放回草地上。我們的艱難、困境、委屈、傷痛，或許難以讓人明白，亦不容易揭示人前。但在我們未曾求助之先，那創造我們並愛我們的上帝早已看見，祂更願意隨時作出拯救，讓我們安躺在青草地，領我們到可安歇的溪水旁，叫我們再一次甦醒過來，並得享祂的恩惠與慈愛。[1]

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移民英國的香港家庭，有不少匆忙而至，只能見步行步；也有不少準備充足，出發前已選定宜居城市，甚至隔山買牛，預先買（租）下房子，務求一蹴而就，盡快安頓。

筆者一家到埗後，曾到幾個港人聚居的熱門地區走走，看看是否方便接觸香港人？感受一下該區氣氛，了解一下華人教會的情況？觀察一下「織帳棚」（工作）的可能？ 

我們落腳雷丁（Reading）之先，已聽聞這城有不少香港人，朋友也因此鼓勵我們來看看。第一次到雷丁，朋友領我們在市中心遊覽，街上確實有不少華人面孔迎面而來，很自然會展現一個微笑。若主動打個招呼，大家相認是「自己友」，很快就放下戒心，攀談起來，甚至加個WhatsApp，以便日後聯絡。那天，友人請我們到一食肆午餐，但因客滿而沒有光顧。愛妻當時留意窗戶張貼了招聘告示，心想在這地方「織帳棚」大概是有可能的。 

2022年10月初，我們搬到雷丁，友人再帶我們去光顧那食肆。餐後愛妻到櫃台結賬，趁機與經理閒聊，對話是這樣的： 

「我們剛到雷丁一個月。之前來探朋友，已想來幫襯一下。但當天客滿，所以今天特意再來光顧，記得那天店外還張貼了招聘告示㖭。你是香港人？到英國很久了嗎？」 
「……我們仍請人，你有興趣嗎？」 
「……都有想過！」 
「你想做樓面？還是廚房？」 
「……都可以試試。」 
「你，做樓面啦。咁你下星期一嚟試吓。」 
「星期一唔得，星期二可以嗎？」 
「好呀！」 

簡單的對話，愛妻就開始在英國的第一份工作。 

店內的經理、樓面、廚房員工都是華人，能說廣東話。他們分別來自國內、馬來西亞、香港。而香港人分別有來了半年的年青人、兩年多的大哥、十幾年的大嬸。
 
第一天上班，經理交代了工作，但沒有談及薪金。第二天愛妻主動提問，經理這樣回應：「樓面是8鎊一個鐘，廚房就8鎊半。」愛妻聽後不以為意，畢竟她自覺是個「學徒」，而且有機會接觸這群離鄉背井的華人才是她所在意。那天下班回家，與友人傾談，才得知英國的最低工資為9鎊半。因此，經理所說的薪金明顯低於法定工資，乍看有點欺騙及壓榨員工的味道。隨後，太太跟一位移居英國超過半世紀的朋友分享（她家人亦曾經營中式餐館）。友人表示，由於英國的稅收重，一般華人小店難以負擔，因此，為了營運、生計，不少小店經營者，不會把薪資及收入全數上報政府，以避繳交高昂稅款。顯然這是不誠實的做法，但當中也有可理解的辛酸。然而，太太工作的食店是集團式連鎖店，不是經營艱難的小店。他們竟然以「慣常」做法，每週以現金出糧，實質是剋扣工資，實在令人不爽。員工薪金是受法例保障的，為何他們甘願接受這種不合法的待遇呢？

流離在外，總希望走近熟悉的環境和人，「同聲同氣」成為凝聚同胞的重要元素。能夠以母語去說話，即使是表面的溝通，已見親切溫暖。華人在外，語言限制著他們的社交圈子，亦阻礙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接受較低的工資，能夠在「自己人」圈子中工作，可能亦是他們作取捨的因素。為了「生活」而接受不公平的對待，成為「不守法」的一員，這也是一份淒涼及悲哀。 
 
愛妻是重視「公平」的人，亦堅持「守法」的原則。她星期二上班，經了解後，她決定星期五離職。僅僅數天與同事的相處，氣氛由冷漠到有問有答，愈見融洽，她也有不捨。就在星期五完成工作，準備收工的時候，其中的同事問道：「下星期能見到你嗎？」一句簡單的說話，讓愛妻有一份觸動，希望多一點與他們接觸，多了解他們的需要，多一點與他們分享上帝的愛。 

短短一星期，略略體會異鄉客的工作，愛妻再一次成為「無業」，但肯定不會是「遊民」。她的「工作」往往是在無業而正式展開！「意義」不一定由薪金、地位、前途所界定。關心身邊的人，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在冷漠、孤獨的城市裡，叫人感受到人間有情、世上有愛，這豈不是更有「意義」！？

仍記得當駐校社工時，總要籌辦一些「生涯規劃」的課程和活動。大概就是讓學生計劃人生，為未來做好準備。認識自己的性向、興趣及能力，探索合適的升學途徑或就業渠道，這也算是一段「知己知彼」的過程。「己」也許可以藉活動的啟發而發掘出來，但「彼」卻非個人能掌握，往往狡猾多變，突如其來。誰能料到，學習場所竟一下子由偌大的校園，轉到自己狹小的房間；三五成群的同儕學習，卻變成獨自一人的孤軍作戰；有些人心之嚮往的大學學府，卻變作烽煙之地，更一度重門深鎖，難以進出。社會環境的劇變，實在叫人始料不及。孩子還來不及預備考試、升學；初出道的還來不及預備面試、上班；工作穩定的來不及置業、結婚……。一瞬間，整家就要連根拔起，出走異地。

計劃趕不上變化！計劃還有意義嗎？

就如筆者，本來計劃在台灣工作多一些時間，但突如其來的變動，我們整家就要離開。感恩有上帝的預備，帶領我們到新的地方。回想當時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撫慰離愁別緒，搬離居住了四年的地方，隨即又要面對新環境，適應各樣的轉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實在難以跨過。

在英國，重遇一些在台灣認識的香港人，當中不乏深思熟慮、計劃周詳的人。其中一個家庭，兩年多前以投資移民到台灣，順利取得國民身份並買下房子，因著希望得到更穩固的保障和工作機會，去年移居英國並購置房子，預計六年後入籍，多一本護照多一個機會。誰料到，家中成員突然離世！再周詳的計劃，再仔細的部署，也趕不及人生難料的變卦。

想起主耶穌提到財主的比喻：有計劃的財主，因自己田裡的出產甚多，他就籌劃重建更大的倉庫，好作收藏。他更對自己說：「你這個人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樂吧！」（路十二19《和修版》）最後：「上帝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路十二20-21《和修版》）隨後，主耶穌再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呢！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路十二22-24）馬太福音就這個論述有這樣的結語：「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34）

計劃周詳的就是期望更能掌握「明天」，好降低或減輕「憂慮」出現。可是，誰能掌管明天呢！明早能否起來，我們也沒有把握；一條頭髮要掉落地，你我也無法阻止。財主為豐收作好準備，說實話，並沒有可責之處，問題是他只顧自己的「安逸」「吃喝」「快樂」，而忽略了他者的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積穀防饑、生涯規劃……固然是好，但我們不應費盡心思去計劃明天，卻忽略了在今天好好地活著。

基督徒相對較有力量面對逆境，活得輕省及快樂，因我們能靠著主耶穌，常常喜樂，更知道主已經近了，就能夠一無掛慮，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深信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參腓立比書四章4至7節）

「人心籌算（計劃）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確立）他的腳步。（The heart of man plans his way, but the Lord establishes his steps.）」（箴十六9《和合本》、ESV）

轉變中的挑戰

回望過去有時需要勇氣，因為許多酸甜苦辣會像波浪一樣，此起彼伏，令我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伏，25年對一個機構來說是一段不短的年日，當中的董事、同工、顧問和合作伙伴已有不少轉變，包括退休、移民、離職、甚至回到天父身邊，不想道別、還須道別！翻開舊照片，大家昔日的熱誠、幹勁、以至青春都能令人心動。慶幸大家曾經一起為香港、為神的國度獻上時間和心力，無愧於我們的時代，無論是回應來勢洶洶的同運、泰山壓頂的賭波合法化、糖衣毒藥般的色情暴力文化，以至岌岌可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我們曾經一起力竭聲嘶地吶喊；過百名的代表在立法會輪流發言；洋洋灑灑地以四頁全版的登報；超過十萬人的聯署；幾千名弟兄姊妹一起上街請願；日日夜夜拜訪官員和游說議員；一年到晚往學校、教會和機構分享。回望過去，難免唏噓，究竟過往所做的有沒有白費？這一切都像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我們不會假裝過去幾年香港的變化對我們沒有影響，不會掩飾同工及友好的退休離職和移民對我們的衝擊；但感恩的是神仍看顧我們，仍有忠心的董事、同工和合作伙伴一起為守望我們深愛的香港、宣揚神的國度而堅持下去。我們雖然好像在波譎雲詭的霧中前航，甚至感到天色愈來愈昏暗，但感恩的是仍可以抱著單純的信心，努力學習在不正常的世界做個正常的人，說正常的話，做當做的事，然後安然將一切交託給創始成終的上帝。趁著25週年，但願我們能繼續持守我們卑微的願望：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一1-2）

幾乎同一時間，筆者的爸爸及岳母分別把回港隔離日數改為三加四的報道傳給筆者。雖然他們再沒有說甚麼，但大抵都可以感受到，不單單我們想回家，他們更希望我們可以快快回家。無奈，我們卻要告訴他們，將於短時間內遠赴英國。

原本預備在台灣多留一年。想不到，7月底才得知工作簽證未能辦理，並須於8月10日居留證到期日離境。時間倉促，要處理身外物，更要舒解離情別緒！經過與移民署的溝通，得知交回居留證後，再申請入出境證，可以通融十數天。在未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收拾行李和心情，離開一個寄居了四年的地方，遷到另一個國家！

「逃難」是一回怎樣的事情？大概就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收拾所有的家當，能賣的就賣，可送人的就送，要丟掉的就掉。還好，我們的家當比較簡單，沒有甚麼貴重東西要賣，只要將不能帶走的送人，沒必要留下的丟掉。一家四口，所有的物品，受航空公司託運所限，只能濃縮於八個各重23公斤的行李箱及四個7公斤的手提行李之內。

突如其來的轉變，讓筆者一家更深體會到過去香港人要「逃離」的心情。由熟悉的地方，走到陌生的環境殊不簡單；由一個剛熟習的環境，無奈被迫離開，更是殘忍。

這正正是在台港人所面對的窘境！

他們選擇移居台灣，原因不單單因為這裡是近文化的地方，比較容易適應。更多的原因是希望能與香港的親人，尤其是年老的父母，在一個較近的距離，可以保持聯繫及支援。殊不知近來台灣政府不斷在改變及收緊移民政策，令不少在台灣生活了一段時間，亦適應並融入當地的香港人，感到無所適從。投資移民的，縱然已滿足最初申請時的要求，但到申辦定居時卻被拖延，甚至被要求延長營運期，再等半年、一年後才可申請定居（到時能否獲批，也是未知數）。專業移民的（以護士為例），原本只需要居台一年，就能取得國民身份證。近月卻突然要求他們必須考取台灣護理師的資格，才可以申請定居。而其考試資格卻要依據台灣本土的法規。因此，大部份香港的專業護士們，就連參與考試的機會也沒有。

無法留下，就必須再覓移居之地。原本計劃定居台灣，現在卻要再次被迫離開。

離家遠，要捨棄的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是遠離那份土生土長之情；
離家遠，不捨的不僅是已熟悉的人或事，而是居於遠方的親人；
離家遠，回家要多花十倍的時間及十倍的飛機票價。

然而只要家人仍在，再高的代價，也是值得花。祝願遠方的家人平安健康，期待著再聚的一天。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這兩年，香港家庭移民的情况非常普遍，身邊總有家人、朋友或同事移民，離婚的父母亦可能基於不同的原因去外國生活，有些是因為再婚，有些是為了工作，有些是覺得移民門檻低。當離婚父母其中一方選擇移民，應否帶同子女一起離開？

我遇過一個個案，單親媽媽與居於外國的男朋友，因著疫情分隔兩地超過一年，她擔心再不往彼邦結婚，這段感情會畫上句號。最後，這個媽媽雖然不捨，也無奈地留下孩子，並交由爸爸及嫲嫲照顧。也許很多人會覺得這個媽媽很自私，為了自己的幸福拋下小朋友，這確是很多單親媽媽的狀况，但誰敢確定孩子留港跟爸爸生活不是更好？由於這名媽媽移民是因為要再婚，未來的繼父是否比親生爸爸更愛惜孩子，仍是未知之數。

移民是「為你好」？先與孩子溝通

即使父或母可以帶同子女移民，但對孩子真的是最好嗎？很多家長會認為子女可以去外國生活及接受教育，前途及視野必然更好，一如電影《小孩不笨》裡的媽媽所說︰「一切都是為你好」（It is all for your own good），但是，父母有否詢問孩子自己的想法呢？他們是否也想離開這個地方？如果子女年幼，仍在襁褓或幼稚園階段，父母雙方經協商後決定把幼兒帶在身邊一起前往，這個安排無可厚非，但如果子女已讀小學甚至中學，他們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這個階段的兒童很重視朋輩關係，父母離婚已令他們感到被父母其中一方遺棄，還要離開同學、朋友，會進一步令他們失去人際關係的支援，面對不可預計的未來，他們會因為欠缺安全感而焦慮，產生抗拒離開熟悉學校、同學及生活環境的想法。因此，父母在安排移民前，最好先與孩子溝通，聆聽孩子的想法，讓子女感受到他是被重視的生命個體，而不是父或母可以隨意搬遷的附屬品。假如子女不想離開香港，一切決定應以子女的最佳福祉作考慮，而不是父或母的意願。

科技保持聯繫 親情不因地域疏遠

隨著科技進步，現在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都可以透過很多方式聯繫。移民離開的父或母可透過視像方式與子女定期保持聯繫，偶然寄一些禮物給子女，讓他們知道雖然你們沒有住在一起，不能經常見面，但你仍然愛他們，這份親子情不會因地域的距離受到影響。未來假如疫情有所改善，孩子放暑假時，也可以嘗試去父母移居的地方，短暫居住，看看將來是否適合往那裡讀書或發展，這樣豈不是更好。

與一位台灣朋友分享了較早前寫的一篇文章〈耶誕節平安夜〉。他看畢，留言給筆者問道：「請問817台灣移民修例是甚麼？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也難怪，正如筆者來到台灣後，才稍多了解甚麼是「228事件」、「和平紀念日」、「九合一選舉」、「罷免公訴」……港、台雖近，所用的同是繁體字，但曾經歷的遭遇、現在的境況都不同，說真的，實在不一定能互相明白、感同身受。

當然，縱使是成長於同一地區，人民彼此也有藍與綠、黃與藍、黑與白、留與去、愛與恨的區別。說共融，真的談何容易？捨下過去在香港所經營的一切，別了自己的朋友、親人，在一個看似認識，卻又是全然陌生的台灣，重新開始，實是殊不容易。

留在異地努力生活，既要適應文化習慣上的差異，又要苦心經營，不僅是所投資的生意，更是整個家庭以及其人生。離開（或再離開）是意料之外的事，是帶著無奈或是委屈，甚或是點點的不忿。

自2019年後，選擇移民台灣的港人激增。不少人是以投資或專業身份作申請。一心以為在這裡努力一年（或三年）的時間，[1] 苦心經營生意，打造出達標的營業額，甚或是買房子、學騎機車、作志工（志願工作者）……讓自己更多的投入此地，更讓當地人見到我們願意並積極融入，就能按著最初申請時的移民要求，取得入籍定居的資格。誰料在2020年8月17日，台灣以國家安全為考量，避免來自中國的滲透、統戰為由，進一步收緊入籍定居的資格。[2] 其中的要點包括：在大陸出生的、曾經在政府部門或在傳媒機構工作過的人，將很大機會不獲批台灣身份。當然，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這樣的篩選是無可厚非的。正如，香港人亦曾批評，不應該每天容許150名持單程證的國內同胞來港一樣。

修例所引發出的討論就是執行追溯期的問題。究竟所影響的是在817之後的來台申請？還是會導致已在台灣生活年多或接近申請定居的港人，因為其背景問題而不獲許在台定居？

臉書「在台港人入籍困境關注組」的專頁內，不難找到一些個案，備受影響的大多是已進入申請定居程序的港人。他們已達到移民的要求，所開辦的公司或投資亦符合法規，只是因那些「不能改變」的過去，而遭拒絕入籍。要知道，他們在年多前遞交移民申請時，這些資料、背景，他們並沒有半點隱瞞，已如實地交代清楚，正反映其磊落光明、問心無愧。

出生地是我們不能選擇的。過去的工作崗位，也不過是因著個人的學識、專長而作取捨。若硬把這些「不變」因素成為評審的唯一標準，這也是欠缺周詳，況且，所影響的是修例前的申請，情況也有點缺乏公允。

選擇匆匆離開自己成長及曾經所愛的地方，是「移民」？還是「逃難」？對移民者來說，所求的是公平、合理的審批。對逃難者而言，所求的不一定是同情或憐憫，而是給予他們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一個療癒的空間、一段可歇息的日子……他們所求的，也不過如此！

在英國政府未公佈香港英國國民（海外）簽證安排前，新西蘭曾經是香港人移民的其中一個熱門選擇。在我所認識的香港移民中，絕大部份透過以下兩個途徑申請移民新西蘭（自己或配偶持有新西蘭籍除外）：

1. 技術移民：申請人的職業須在新西蘭政府的技術清單內，移民局會按申請人的英文程度、薪金、工作經驗、學歷和年齡等各項條件計分，如有足夠分數就可以入表申請。通常在香港時以此途徑申請移民的以年輕家庭為主。
    
2. 升學：由於我在教會的大學生團契事奉，因此接觸了不少透過升學，輾轉間（或計劃若干年後）申請移民的年青人。按新西蘭現行政策，任何人在政府認可的大專院校就讀學士或以上的課程，畢業後可申請三年工作簽證，如有僱主聘用、有兩年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且薪金達一定要求，他們便有資格申請技術移民，從而獲得永久居民資格。除年青人外，亦有少數家庭以此方式申請居留權，因為只要夫妻其中一人獲大學取錄，其配偶會同時獲批工作簽證，而子女亦可享受免費教育。對未有足夠分數直接申請技術移民的家庭來說，這亦不失為一個好選擇。

我自2019年起參與教會大學生牧養事奉，過去兩年，我所接觸的年青人絕大部份都希望畢業後留在新西蘭，始終香港當時和現在的社會環境狀況很難讓年青人感到安心，當然亦有少數團友選擇回港發展。今年亦見到團友在未完成學業前跟隨家人移民英國。

容讓我在今次投稿分享一個年青人的故事，話說他在三年前修畢學士課程，畢業後獲一間五星級酒店聘用，原打算兩年後有足夠分數申請技術移民。但人算不如天算，COVID-19疫情自2020年起席捲全球各地，新西蘭政府在2020年3月時即時宣佈封關，凡沒有公民和永久居民資格的人均不得入境，而持其他簽證類別的人士一旦離境都不能再入境。

此政策出台後，本地旅遊業深受打撃，尤以客源集中國際旅客的五星級酒店為甚。封關不久，這名年青人工作的酒店將95%的員工裁掉，當然這名年青人也難逃裁員的命運。原以為只要努力工作，多等數月就能滿足移民局受聘技術職位、薪金和工作經驗的要求，豈知希望頓時變為泡影。這名年青人的工作簽證只餘一年多，以當時旅遊業的市道，他根本不可能即時找回相關職位。

由於一心想留在新西蘭發展，因此他只有兩條出路：一報讀另一個學位，但他沒有永久居民身份，這意味他需要支付國際學生的高昂學費，但他不想再加重家人的財政負擔；二見步行步，先找一份工作養活自己，再作其他打算，但其工作只餘一年多，若找不到相關技能的工作，意味屆時需要離開新西蘭。

最終，這名年青人選擇見步行步，而他亦很快就找到一份零售工作。雖然工種和薪金都未能滿足移民局技術移民的要求，但總算能自給自足，沒有為家人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坦白講，我十分欣賞他的決定，這總比閒在家中，靜待另一份五星級酒店的聘書實際，且他有為家人的財政負擔打算，思想非常成熟。美中不足的是零售業工時不穩定，令他再無法恆常參與教會聚會。而作為導師的我亦只能間中透過WhatsApp關心他的近況，讓他在逆境中能感受到同行者的關懷。其實與他情況相近的人，在教會以至新西蘭全國比比皆是。

眨眼間，一年快將過去，這位年青人仍舊在零售業工作。眼見他和很多情況類似的人將要離開新西蘭之際，2017年上台時主張收緊移民政策的工黨政府在連任後，竟在今年9月宣佈一項一次性的移民政策，凡在宣佈政策前持任何簽證在新西蘭居留超過三年或以上的人士可以在無任何額外條件的情況下申請居留（學生簽證除外），即使在新西蘭未滿三年，如薪金達一定標準或其職業在長期技術短缺清單中亦能符合資格。按政府估計，此一次性移民政策受惠人數高達16萬人，當然亦包括文中提及的這位年青人。

正當世界受疫情影響時，新西蘭其他行業受惠於封關政策得以持續發展，期間經濟出現強勁增長，而失業率處於歷史低位。但礙於政府過去兩年沒有批出任何新的簽證，同時不少沒有永久居留權的人選擇離開，令很多僱主無法在短時間內填補職位空缺，而同業間競爭人才的情況亦十分嚴重。在種種因素交織下，迫使向來主張收緊移民政策的工黨政府推出此一次性的政策，本地的華人群體更稱之為「大特赦」。

或許你會抱怨疫情影響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或你的如意算盤，有些人因為通關無期，加上政府連續兩年沒有批出新的居留簽證而感到茫然失卻信心，有些人更黯然離開新西蘭。但這件事讓我對「萬事互相效力」這句經文有一番體會，如沒有疫情，根本不會有此「大特赦」的政策出台；如沒有此政策，即使沒有疫症出現，相信今次受惠的16萬人中，有不少仍為如何得到居留權而苦苦掙扎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有時若非走到絕路，我們根本看不到上帝為我們預備的出路。

2021年8月27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去留．安身．立命」順利舉行，在此謝謝各位講員及約90位參加者，也謝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讓我們與大家一起回顧當日精華。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了一項由研究中心委託的「香港基督徒移民意願與生活狀況研究」。是次項目同時採用量化與質性的方法。量化方面，李教授的團隊把956位受訪者分類，估計於未來五年會留港的佔51.3%、移民佔28%、一半半佔20.6%。傾向移民信徒中，經常參與教會活動頻率為21%，經常參與教會服侍頻率為12.3%，他們的離開對教會有一定的影響。李教授希望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探究現象所出現的規律、形態、過程和條件，以反映探究現象的情況，藉此幫助教牧同工建立一些方向，因此他運用路徑分析方法（Path Analysis），發現對於留港信徒來說，當信徒愈「對於未來充滿信心」，愈能增加他們的「生活滿意度」，當他們的「生活滿意度」較高，一方面愈期望教會「加強靈命培育」、「更多教導聖經」、「更多彼此守望」及「努力廣傳福音」，另一方面亦會減少他們期望教會最需要多做「爭取社會公義」及「爭取宗教自由」。統計上又發現，「子女教育」與「照顧父母」是五年內有可能移民或留港的決定因素。子女教育增加了移民信徒決定移民的可能性；信徒要照顧在港父母讓他們在移民一事上有掙扎。至於質性研究方面，在49位受訪者中，無論選擇留港或移民，大部份均表示現時身處的教會都缺乏去留議題上的牧養，認為教會大多傾向個別地關顧有需要的信徒，較少在教會講道及活動上與信徒公開討論。受訪者認為教會需要提供更多空間予選擇留港人士作交流分享，並透過不同的講道、主題活動及祈禱會，讓選擇留港的信徒之間建立同行系統，互相守望。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在回應研究報告時，借用了李氏遷移理論（Lee’s Migration Model）闡釋當事人考慮移民與否，他們與家人的關係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他指出人們都不是沒有情感的「經濟人」（Rational-economic Man），不會單單以理性計算然後便作出如此重要的決定。如研究報告指出，下一代的子女教育與上一代的父母影響人決定移民與否，因為人們是有情緒，是講關係的，家人的關係可以成為攔阻遷移的障礙。

而三位牧者則圍繞著「如何牧養信徒去或留的掙扎」這個主題，在研討會中分享：

陳傳華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雅斤堂陳傳華主任牧師表示，為了了解移民這巨變對自己的教會有何影響，他在教會推行了一個調查，也建立了公開和透明的討論空間，深入從《聖經》、情緒及實踐的角度去了解移民，當中鼓勵同工分享，也引導教牧同工和會眾一同認識、思考、祈禱。陳牧師坦誠地提醒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沒有一個去或留的決定是容易的，沒有一個決定是不需付代價的，但每個人去或留的情況都不一樣，《聖經》亦記載了不同去或留的人物，所以不要用責備的態度去批評他人，反而要尊重別人的選擇及決定。他強調無論去或留，都要帶著時代的使命。

游淑儀牧師

宣道會屯門堂游淑儀主任牧師分享到牧者可用向上望及向下調這兩個向度去牧養有去或留掙扎的信徒。向上望指到仰望上主，從上主的眼看世界和未來，就移民本身，其實並無好壞、對錯，重要的反而是基督徒生命的方向和態度。游牧師表示她的教會本身亦有較多正面討論，舉辦過不同的講座，從歷史、教會及情緒等方面去幫助信徒分享或反思，有助信徒彼此接納，並且在深思熟慮下作決定。向下調指到靈命往下扎根，也指到調校教會的事工，用積極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教會奉獻減少的挑戰，不要縮減擴展或關懷貧窮等服侍，但需要審慎理財，思考可以如何與神學院及基督教機構尋找合作空間，共享資源。

陳明泉牧師

旺角浸信會陳明泉主任牧者分享到旺浸會視移民的決定為一個家庭問題，牧者會從家庭輔導角度和適應角度來幫助會眾思考。牧者會坦誠地破除弟兄姊妹一些浪漫的想法，例如有一些信徒在港生活已感到很困難，便要提醒他們去到外國，可能要面臨更大挑戰。陳牧師也提醒會眾，不是申請移民的過程順利，申請獲批便表示這是神的心意。他指出教會不是一個宗教服務提供者，反而是在弟兄姊妹的成長路程中關懷他們，幫助他們茁壯成長。無論去或留，陳牧師不希望弟兄姊妹憂憂愁愁，反而希望他們成為門徒，特別是留下來的信徒，可以帶著使命感留下。

在論壇的發問時段，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就教會爭取社會公義一事上，如何兼顧去或留的信徒向三位牧者提問。三位牧師都認同要基於《聖經》去理解社會公義。游淑儀牧師指出牧者需要有智慧，按不同群體的情況去教導及牧養他們。陳明泉牧師表示除了社會公義，靈性培養、廣傳福音也是教會很重要的職責，不能被忽略。陳傳華牧師提到耶穌的門徒中也有奮銳黨，因此不必對人貼上標籤。不過，亦要看行出來的公義是否合乎《聖經》。

紀治興博士

豐盛社企學會會長紀治興博士以「時機和際遇左右眾人」為主講題目，他教導大家以「轉化」及「靈巧」來思考去或留這主題。他借用哲學教授Laurie Paul的理論，把移民定義為一個轉化性抉擇（transformative decision）——就是要為自己從未親身經歷過但影響深遠的事情作決定。轉化性的抉擇或會失敗，讓人後悔、自責，甚至變得保守及頑固，但也可能成功，若然成功，對人的好處便是打破人的慣性思維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為了減少轉化時引發的不確定性，人們需要靈巧，即分析事件的技巧：可以為去或留列出一個表，當中從長遠及多角度考慮「機」與「危」的後果。重要的是「慎選」，要知道「格局決定結局，未來發生在今天」。

譚日新博士

資深臨床心理學家譚日新博士主講的題目為「恐懼不會沒了期」，他回應現場參加者的提問，指恐懼是可以存在的，只是不要任由恐懼主導自己的決定。在主講時段，譚博士透過闡述人們面對去或留的實際掙扎，讓大家更能了解當事人，尤其是想移民的人將面對的實際挑戰。他指出即使計算完代價，決定移民，恐懼也不一定完全消失。至於那些留下來卻感到恐懼的人，需要整理感受，譚博士分享到楊錫鏘牧師寫的〈我為何留在香港？〉，文中楊牧師提到留下來希望服侍華人教會，並指只有神是他的保障，這激發譚博士去思想在世的日子還有多少？自己的召命是甚麼？最後，譚博士相信當人具備愛和勇氣這兩樣生命質素，恐懼是可以有了期的。他亦指出肉體的居所固然重要，但心靈的家鄉更值得人花心思探索及建立，因這才是人們真正的所繫所依。

高銘謙教授

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授高銘謙以「離開、留下、回歸各按其時」為主講題目，以傳道書當中既有循環又有直線的時間觀，來與參加者談人生，說移民。高教授指傳道者用太陽、風動、江河等循環不息的自然現象來闡明循環的時間觀（傳一4-11），在循環不息之中「地卻永遠長存」（傳一4下），這又說明地上所有的運作都是一種循環不息及存到永遠的時間觀；然而，人的一生卻又是直線的時間觀：「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傳一4上），面對循環不息的永恆世界，人生是有盡頭，也是有定時的。人類是世界的過客，是寄居者，把一個寄居者放在一個一千年的時段的永恆循環中，便應該有寄居者的心態，即是無論移民到英國或留在香港，重要的是我們能否擁抱「定時」，擁抱某個時刻，接受那刻的好與不好。另外，人類既是地上的過客，真正擁抱的是天上那個家，在永恆之下，一生所做的決定其實微不足道，若然知道到了「定時」，人生又會進入另一個階段，這樣看來，便不必把移民視為一個「返唔到轉頭」的決定。

重回溫哥華

因著在溫哥華的獨居母親已年老多病，故決定了本年重回加拿大居住，好能照顧她。雖然當我住在香港時，基本上每天都會在早上約7時30分致電慰問她（等於溫哥華下午3時30分），但每每當她有病時，她便總會這樣說：「你咁遠，有咩事你都幫唔到我喇！」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便知道已不得不回到她身邊了！有港人會為到年老的父母而暫時不離開香港（我也認識不少），但卻因著同一原因，我卻不得不離開香港！

回到溫哥華，除了如在香港以往一般，寫作，教神學，服侍教會，及繼續推廣靈修的個人YouTube Channel：「彭博靈修 Dr. Pang on Spirituality」（https://youtube.com/user/danielskpang），拍攝短片外，也做一些社區中心的服務工作，及開展網上的「輔導與屬靈導引綜合服務」，可說是多姿多彩的生活。

加版：「隔籬鄰舍，定係隔離咗嘅鄰舍？」

香港人對於在西方住的人，都會有一個想法：外國地大物博，而且「個人主義」很強，所以人與人之間距離很遙遠。但根據我曾住在溫哥華的15年經驗，和現在重返這地方來說，除了首句是尚算客觀外，後面的兩句未必是真實的描繪。

不過，雖然西方地大是真實的，但若以加拿大溫哥華為例，過往一般人都能付得起價錢的獨立屋，現已昂貴到大部份人都已買不起了，於是便只好住在靠近鐵路的多層大廈。雖然如此，但也不致於迫近到你可以與對面大廈的另一戶人握手！

外國的大廈不像香港般會有看更，但卻不乏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香港人起初可能不習慣的，是每每當你乘電梯時，無論你是或出或入，遇上的人都會臉帶笑容地跟你打招呼：Hello或Hi there或Good morning；並且，當你到了你要去的樓層時，對方會說聲：Have a nice day，或Have a good one，或take care。對方也可能跟你傾幾句！另外，因著一般人都會駕車，並且要自行將垃圾拿到垃圾房，故此其實出入遇上別人的次數每天都不少，而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是不少的。正如早前香港的一個廣告口號：「隔籬鄰舍，定係隔離咗嘅鄰舍？」加拿大人的確比較能夠活出前者！

親切的陌生人

在香港你不會跟陌生人傾談，如果有人主動來跟你說話，我們會說這是「搭訕」，不懷好意。雖然加拿大現在也有向少數族裔行騙的港版街頭「祈福黨」，但一般來說，「搭訕」的人都是懷著好意的。他們並不是要認識你，只想找人表達少少的內心感受和關懷而已。

還記得，當我還未買車的日子，有一天站在巴士站等巴士（這裡等巴士可能要等上20分鐘甚至半小時)，巴士站也有一位老人家在等著。當她見到我時，便跟我談天說地，上至政府政策，下至與家人的關係，她都有興致跟我講，並且態度親切。後來要到巴士埋站，我上車以信用卡付車費，這對話才結束。這情況自我於1985年來到加拿大留學時，便經常有這類經歷：陌生人在巴士站跟我談天說地！

無限電話分鐘無人用

有趣的是，溫哥華只要付上便宜的手提電話月費，便可以「無限」傾電話，而在香港手提電話都是有時間限制的（就算付高昂的費用也有時間限制）。但奇怪的是，雖然香港有通話時間限制，但人人都在街上傾電話（可能是用WhatsApp吧）；反之，溫哥華沒有通話分鐘限制，但你卻不常看到有人在街上或商場中不斷講電話，他們較喜歡較親切的直接面對面接觸。

「敬業與樂業」下的溫情

這種善意的慰問和關心，也會在商舖中遇到。一般來說，加拿大人都比較「敬業與樂業」的。曾有調查報告指出，香港人的服務態度是全球最差的城市之一。我想，這也許因為香港是一個很有階級觀念的地方，這不單只是在行業上有階級，甚至是在同一公司裡，都有職位上的階級。於是，作為前線的服務人員，就是所謂的「sales」，而在這階級下的文化裡，培養不了「敬業與樂業」的態度，也拿不出愉快友善的服務態度來了。

在溫哥華我喜歡吃經「drive-thru」買「A & W」的各式漢堡包。[1] 對講機會先問你：「How are you doing today?」當店員遞食物給你時，會說：「Have a good one!」而且笑容可嘉。另外，到了香港也有的「Pizza Hut」餐廳，在加拿大，服務員會帶著笑容來到你身邊自我介紹，並會慰問你：「How are you doing today?」在品嚐食物的時候，服務員也會到你桌邊問你：「How do you like the food?」，或「Is everything alright?」感覺十分親切！

有一天我收到WhatsApp的訊息，原來是來自那位剛賣了車給我的汽車售貨員。他訊息的內容並非是有關我剛買的車，也不是要推銷甚麼的產品，而是只想告知我，他與女朋友駕車時，看到我的新車經過，故此想打個招呼而已！

當然這可能是公司的訓練，或是規矩，但從服務員的笑容中，你會感受到他／她自己也享受這種的交流，做到了「敬業與樂業」。這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這裡並沒有強烈的階級觀念，故此，每一個人都在平等的社會中，隨心做自己所喜歡的工作便很滿足了！

自去年英國為BNO持有人提供新簽證計劃，倫敦市長表示目前最少收到3.4萬名港人申請；[1] 而加拿大於今年二月推出「救生艇計劃」，在首三個月亦已收到近六千份申請。[2] 筆者身邊都有親朋申請這兩國的移民計劃，比例約一半一半。有些朋友知道小弟移居加拿大多年，又曾在英國留學，對兩地生活有些體驗，所以都會找我了解當地生活細節。

不過英國方面，小弟留學已經是20年前的事，疫情爆發前有次前往公幹亦只逗留數天，故此有關經歷或會與現況有出入。留學時最深刻印象的是去吃K字頭炸雞，套餐價錢的銀碼和加拿大一樣，但卻是英磅！故此便覺得英國甚麼都比人貴（2002年一英磅兌2.27加元、兌11.14港元）。

但是移民不同留學或旅遊，到達當地落腳生活後，特別是初到貴境還未找到工作，或有工作但其實「騎牛搵馬」時，柴米油鹽多項開支，每次查看戶口結餘都會倍感沉重壓力。故雖俗套，但筆者認為計劃移民第一考慮因素必先是確認當地物價及生計收入，第二才是各地移民的要求手續規則門檻等。要不然即使順利移民，一家大小到步後才發現現實和期望相差太大而家嘈屋閉便不值 ，所以事先做資料搜集是必需的。

雲吞麵指標

在了解當地物價方面，筆者都曾聽過不少叔父輩跟我分享這經歷，可稱之為「雲吞麵指標」，這指標是指，去到歐洲或美加食碗雲吞麵幾貴幾貴（通常最後一句便是「仲要唔好食」），但是在香港吃則幾平幾平，然後結論便是「外國食嘢／物價／乜都好貴」（近年不少華人開始引用珍珠奶茶為指標）。

雖然筆者強烈建議有意移民的朋友先做物價開支等資料搜集，但並不是這種價錢比對。

雲吞麵在香港是一種十分街坊的食物，打個比方， 在香港食碗雲吞麵就類似加拿大食街邊熱狗，但在外國，特別是二十多年前，即使在唐人街，雲吞麵亦屬於異國風情食物，類似在香港去食南美洲食物一般。雖然在加拿大近年雲吞麵已非甚麼特別事物（筆者住處附近，珍珠奶茶店比酒吧咖啡店還多），不過這邊雲吞麵貴的其一原因是因為人工高（如安省最低工資每小時13加元，即約80港元）。

由於是為了計劃移民，所以比較各地開支有兩種前設，如果閣下打算移民後繼續工作，那麼第一個前設是「嗰度搵嗰度洗」，故需知道當地平均收入（及最低工資）才能算出當地生活及物價指數，可以的話，知道當地華人及移民的平均收入更佳。第二個前設便是閣下去到彼邦諗住食老本，慢慢「搣」積蓄過活，那麼以原來地物價或收入作比價亦可（但都不要以雲吞麵為參考）。

倫敦買樓平租樓貴

之前小弟曾有一文比較全球多個城市樓價及呎價，文中引用的調查機構Demographia今年二月亦有報告出爐，[3] 香港供樓壓力指數無懸念繼續蟬聯榜首（20.7），加拿大溫哥華及多倫多分別排名第二（13）第五（9.9），英國倫敦排第十一（8.6）。簡單來說，括號內的指數代表當地平均每個家庭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置業——供完當地一個平均單位。不過Demographia的分析針對買樓置業，故筆者這次另外找了些倫敦和多倫多租盤市場數據及其他生活需要作比較。  

倫敦．多倫多．香港各項比較

根據另一資料來源，[35] 倫敦兩房住宅平均月租約£1,810.5（約HK$19,538.45），約佔當地平均月入54%，但視乎地區地段，如西敏寺、Kensington等區則漲至近每月£3,000，倫敦南面的Sutton則約£1,163。不過在全英國，倫敦以外的地區平均租金都比倫敦便宜85%。[36]

同樣雙睡房單位，多倫多平均月租約C$2,502（約HK$15,489.12），[37] 佔平均月入一半，較倫敦略低。

在「住」方面，買樓英國壓力略低，但租樓住則加拿大較划算。意想不到的是，在「食」方面，麵包牛肉牛奶，不論是以「嗰度搵嗰度洗」或絕對價格來比較，英國均完勝加拿大（當然是以較經濟一方為勝方啦）。 

手機月費及玩具方面，倫敦、多倫多兩市比例接近。今年奧運雖然英國比加拿大取得較多游水金牌，但游泳班收費方面，多倫多則便宜一些。 失業率愈高則代表當地愈難找工作，這方面多倫多最不理想。 

半日睇水怪

小弟另一項對有意移民的港人的溫馨提示是——特別是對加拿大有興趣的朋友——如果希望到步後不失望及盡快適應當地生活，決策移民時先了解這些國家的地理（及人口分佈）。 因為筆者親耳聽過不少初來加拿大報到的朋友吐苦水，指花了太多時間在馬路一事上。

例如英國國土面積比日本還小，連七成都沒有，從倫敦駕車上蘇格蘭北部看尼斯湖水怪只需半天車程（約935公里），但橫跨加拿大東西的高速公路Trans-Canada Highway則約8,030公里（港京拉力賽由香港昂船洲到北京天安門路全程都只約3,400公里）。

簡單來說，加拿大是個在大部份地方都看到地平線的「平面國家」，往超市買餸或送小朋友補習都要駕車。 反過來，英國人口比加拿大多80%（6,800萬 vs 3,800萬），但國土面積只有安大略省的22.5%，相對十分「地小人多」，故此其基建及公共交通亦較發達和高效（相比加拿大），例如倫敦往曼徹斯特駕車約四小時，但搭火車最快兩小時左右便已到達。習慣了生活在人口密度最高城市之一的港人來說，這可能是較易適應當地生活的因素。小弟當年留學的感覺是，在英國住得愈近市中心，愈不需要自置私家車，故此移居英國大有機會省下買車養車這項開支（愛車或喜歡駕駛人士另計）。

此外，如果閣下有親朋都往同一國家移民，倘若是英國，即使在不同城市落腳或生活，相約見面聚頭亦非難事，但加拿大便難講了。例如筆者住在多倫多（其實是北面的約克區萬錦市），如親朋在卡加利、溫尼伯等地留學或落腳（在加拿大未推出今年特別為港人而設的移民計劃前，這兩城亦是不少華人考慮之列），前者和多倫多相距3,200多公里，後者近少少 ——只隔2,000多公里，相信相約在香港會合的機會比在加國見面更高。溫哥華還有些機會，不是因為較近，而是因為回港時可能在當地轉機，及多倫多人喜歡前往該省滑雪。如果看地圖，由多倫多往溫哥華比香港飛大阪還遠。

筆者移民加國三十多年前，還在香港時亦有鄰居移居溫哥華，我家則前往多倫多，在啟德機場送機時還相約將來在加拿大得閒出來見面。移民初期每次回港和舊親朋聚頭便會被問到「嗰個我哋都識的人都喺加拿大喎，有冇見過佢呀？」幸好多年來還見過一次面，但亦止於此，畢竟多倫多往溫哥華並不是荔枝角入元朗那麼方便，而且自從有了多倫多往香港直航機後，往溫哥華的機會更少了。

一下子，由已婚人士變成假單身；一下子，由工作多年的「打工仔」，變回重返校園的「學生哥」；一下子，由家中的「寶貝兒」，變成了流離別處的「異鄉客」；一下子，由準備安穩退休的主管、老闆，變成了重新為籌備生意而傷腦筋的投資者。突如其來的角色轉變，令移居台灣的香港人，一下子平添了不少壓力。再加上文化、生活上的適應；語言、習慣上的更改；家庭關係上的衝擊，實在叫人措手不及、無所適從。

從數字來看2020年在台灣取得居留權的香港人約有11,000人，比較過去數年每年約四、五千來說，多出達一倍。[1] 估計來台的香港留學生在2021年更有機會突破10,000人。[2] 筆者在2018年年底來台灣，當時，除了旅遊的旺季，街道上真的不常聽到「廣東話」。難以想像，在不足三年時間，香港翻天覆地的改變，迫使不少人逃難般的離開。還來不及跟親朋道別或疏理自己紊亂的思緒，就要立即投入全新的「角色」，真的談何容易？

所謂出色的演員，大概就是能夠在不同場景、舞台，把角色上發揮得淋漓盡致。人生大概也是如此。只是我們很多時候把角色錯置：回到家中仍充當老闆；在朋友間充作專家或政治評論員；在孩子面前變作老師或教官；與配偶一起就開始化作指控者或法官。又或是，我們花太多時間在某一個角色上，而忽略了人生中較重要的戲份；演活了出色的員工、主管或老闆，但在每晚回家或退休後，竟突然發覺家庭中已沒有了自己的位置，當不成父親，也作不了丈夫；做好了完美媽媽的角色，當孩子離巢後，才發現與配偶成了陌路人；成了電動遊戲排名的TOP 1後，卻發現已遠離了最親近的家人、朋友……

認清自己的角色，排列優次，並分配好所需的戲份，大概就能營造出較健康及滿足的人生。

回到來台港人的處境。除了適齡的留學生外，大概移居到來的港人，也是追求個人的自由或看重家人的福祉。若是個人，就請你／妳好好地享受生活。在自由的氛圍下展示及發揮自我。若是家庭，就好好地享受與家人相處。專注身旁那陪伴你／妳漂洋過海過海的她／他；再一次擁抱那在出生時給予你／妳無限喜悅的孩子。珍惜這難得的機會，重新飾演好生命中重要的角色。

「新住民」是台灣統稱所有移居到此的外國人。與香港的分別在於一個「移」與「住」字。「移」是予人動態、不穩的感覺，既能移入，亦有機會移出。但「住」就是定下來的意思。縱然是「新」但卻已是「住」下來。住下就意味著要安定、扎根的意思。真的，成為台灣的新住民是一個嶄新的角色，需要來台港人多花一點時間去揣摩、投入及演繹。不容易卻是必須，或許需要放慢我們在香港急速的腳步，慢慢地融入及適應，總有一天定能把角色演好。

偶有亂了陣腳，踏錯步位，走了調子……，還請記緊，這不是一場獨腳戲，我們並不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