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婚姻 小三福音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上任以來，支持率每況愈下，除了因為僭建，還有因為她沒有申報丈夫潘樂陶購入的兩個豪宅，及沒有申報她以配偶身份，與丈夫共同持有安樂工程8.89億股或63.48%股份，市值超過10億港元。[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僅就上市證券的披露而言，任何人士的配偶如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擁有權益，該名人士亦被當作持有該權益。作為司長，應該最熟悉香港法例，對已婚配偶關係、同居關係及其他關係所涉及的權利及責任，不應不清不楚，也許，她要研究一下平等機會委員會於今年6月發表的《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報告，[2] 該報告就21個範疇中香港法律對六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情況作出研究，這些關係包括異性或同婚姻關係、異性或同性法定伴侶關係（編者按：類似外國的民事結合和事實婚姻），及異性或同性同居關係。有關報告的內容，請參附表。

綜觀附表內容，現時香港法律仍以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為主，很多法例和政策，例如申請公共租住房屋、領養、刑事事宜及囚犯等不同範疇，都是以現行的婚姻制度，即異性婚姻關係作為基礎，顯示異性婚姻關係中兩個人關係的獨特性。假如讓其他五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與異性婚姻關係看齊，得到同樣的承認和權利，將無可避免對香港現行婚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帶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異性婚姻在社會的獨特地位亦會被削弱。

可是，申請公屋只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的做法未來將受到挑戰，高等法院於今年9月26日，會就一宗同性婚姻關係人士以一般家庭的身份申請公屋的司法覆核案進行聆訊。案件的判決除了影響個別人士外，亦會影響香港的婚姻制度和對家庭的定義，大家必須密切關注有關判決，期望結果不會進一步削弱現行婚姻制度。

多年來，同性戀政治團體為同性伴侶本身的權益，提出了許多訴求，包括保障他們在醫療探視、醫療預前指示、生活與財務、後事與遺產等安排的基本需要。同性戀政團提出的方向是擴充男女婚制，改為不分性別組合的婚制。

男女婚制的政策目標，本來包含了促進兒童基本人權，這制度與其他緊密的人際關係不相干。我們認為，設立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等方向，只會消減婚制保障兒童人權的政策效用，是下策。我們建議政府整合現有措施，實施緊密關係授權的政策，適當地保障同性伴侶，以至有互信的緊密關係人士。

男女婚姻關係

人類幼兒作為人的價值極重，但捍衛自身基本人權的能力卻極弱。他們需要額外的保障，至少要與親生父母長久連繫、受到妥善的養育等。

因此，各地政府均以法律和習俗等，規範該對夫妻的分合、推定法定監護人、非婚生子女地位……以福利作為養育的誘因，以刑法阻嚇傷害弱勢福祉的行為。

前者是我們對「婚姻關係」的理解；後者提到以法律及習俗的規範，是為「男女婚制」，其政策目的蘊含了促進潛在的固有親子關係。雖然有些人結婚後不必然會生育，但關乎所有人的婚制，卻保障了社會存續。

婚姻關係先於婚制。制度的形式例如：性別組合、年齡、血緣和人數等，取決於婚姻關係的意義。

已婚地位（marital status）

那種有延續後代潛能的男女關係，只要雙方同意在婚制的規定下，自願受到政權的管制，換取一些福利，就可透過婚姻註冊，取得法律所承認的「已婚地位」。構成已婚地位的元素，是法律賦予的婚姻權利、福利、義務和已婚者的社會責任。

在此重申，保障潛在固有親子關係的政策目標，能充分地體現於整個與婚姻地位相關的制度之中。已婚地位所取得的福利權責，與促進潛在出生者的基本人權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即使再緊密的人際關係，也不需無端白事地受到政府的規管或鼓勵，而變成「緊密地位」。

緊密關係

若然政府要承認某種人際關係，則要提出合理又充份的理據，且採取最低限度的干預。現代社會普遍的做法，是承認公民的契約，而不是關係的性別組合、人數和時間的長短……只要確保雙方在自主共識下簽訂便可。

誰人的關係是緊密的，屬於私人事務，毋須由他人界定，亦無關乎繁衍和育養後代的權責。

緊密關係可以是一對稱兄道弟的男性無家者；一對同住20年的女性而不用揭露自己性傾向的私隱；兩個來自同鄉的鄰居，他們是老婆婆和老公公，也不知有沒有性關係；一對曾經隆重上契的母子誼親……緊密關係多變，毋須，亦難以由政府去定義。

於是，可以聯想到它不單可能是長久的愛情，也可能是深厚的友情，甚至是比親情更親的人際關係。各人自主選擇的私人關係，不涉及弱勢兒童的人權，以及社會的存續關係。政府毋須像規管婚姻關係一樣去干預緊密關係，或界定緊密關係的資格。

緊密關係授權

緊密關係授權關於政策的實施，以一籃子的方式包羅醫療探視、醫療預前指示、生活及財務授權、後事及遺產等權益安排，共同置於緊密關係授權的措施之內。

過往，社會默認配偶或直系親屬處理前述安排，此做法涵蓋許多人的基本需要，卻仍有一部份緊密關係者未受保障。同性伴侶過往的政治訴求，往往反映現時的默認安排有所不足。緊密關係授權涵蓋了新的保障範圍，讓到婚姻或血緣以外的緊密關係，其個人意願得到更多保障。

承認授權

政府部門或醫護人員，毋須知道那位男士所授權的男人，是情人還是朋友，只要按程序確認為代理人、受權人。緊密關係授權作為政府的行政措施，有效減省各方的行政成本和不必要的身份爭拗。公權力所承認的是授權範圍及其程序，而沒替大家定義關係的密切程度或道德正當性。

緊密關係授權的可行性

現行的法例和指示是散落的，包括了《持久授權書條例》（或正在立法諮詢的《持續授權書條例》）、《遺囑條例》、「預設照顧計劃」、「預設醫療指示」等。我們倡議以緊密關係授權的名義，組合申請文件。申請授權者只須填寫一份文件，選擇同意授權的項目，由太平紳士、醫生、律師、公證人等作第三方確認，或往民政諮詢中心宣誓，將紀錄備份於政府部門。由政府實施緊密關係授權的行政措施，減省行政費用，且可獲得公、私營廣泛的認可。各方看授權書辦事，不用糾纏於雙方關係的密切程度或是否合乎道德。
 

民事結合與事實婚姻

觀乎澳洲、加拿大、英國的民事結合的法例，[1] 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民事結合等如同性婚姻。加拿大的法例甚至寫明：「適用於婚姻的法例，民事結合一律適用」。在本港QT案於終審法院的判決，也同樣肯定了民事結合與同性婚姻無異的觀點。我們認為民事結合是巧立名目的同性婚姻，承認民事結合等於承認一種「已婚」的法律地位。我們不贊成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因它不會比現行的男女婚制更能保障弱勢幼童的基本人權。

事實婚姻（de facto relationship）即沒有合法結婚，彼此沒有法律認可的家庭關係，卻擁有一段猶如夫婦共同生活的真正家庭基礎關係──包括了共同生活、有性關係、財政互相依賴、共有財產、共同照顧子女等。近年平機會曾策略性地倡議加入事實婚姻作為保障身份，以正當化同居及同性伴侶等關係。我們並不贊成此做法，緊密關係授權亦不會給予事實婚姻法定的地位。

難以化為民事結合或事實婚姻

緊密關係授權與上述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申請緊密關係授權者的法律地位屬於授權人，而不是「已婚」。其次，授權所關注的範疇，在於一系列的代決或事務安排，這些安排於已婚關係裡，性質屬於默認；在緊密關係裡則是自主地預先聲明，與前者有明顯分別。此外，政府在緊密關係的定義上毋須參與，由申請人自行界定誰人與自己關係緊密，屬於可信任授權的對象。因此，政府毋須如事實婚姻或民事結合般界定人際關係。

我們不會視緊密關係授權作為同性戀政治的解決方案，因為它本身超越了同志運動（LGBTQIA Movement）的視野──對於許多沒性有愛的緊密關係人士，他們同等的需要都被平等地兼顧了。

緊密關係授權具合理性

如前述，緊密關係授權的概念重組了散亂卻又同類的事務安排，給予各種關係形態合理又對等的權益保障。稱之為緊密關係，是要確立它與婚姻關係之不同。前文已從關係內涵和政策目的等方面，論證了這種區分是合理而又充份的──簡言之，緊密關係是分合自主、不用他人承認的人際關係，授權只是提供便利，提升社會資本效用；婚姻是那種有延後潛能的男女關係，受著很大程度的規管，促進的是保障弱勢幼兒的基本人權。

以上建議是嘗試透過清楚的命名，重申男女婚姻在宗教和社會制度上的獨特意義。此倡導兼顧婚制發揮保障弱勢（特別是兒童）的公義效用，同時顧及信與未信的鄰舍（包括同性伴侶或獨身者），回應各人真誠和強烈的人道需要。對於維護男女婚姻的信徒而言，緊密關係授權的政策倡議符合了踐行公義和慈愛的倫理精神。

婚制的公正性在於「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把緊密關係合理地區別出來，讓婚姻成為婚姻。

　　全世界的語言都包含粗口，不過粗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時空的差距。例如在美國，「該死」（goddamn it）在上世紀40年代被視為粗口，到了60年代卻變得無傷大雅，反倒是一些新的字眼，例如「F」開頭的字成為了禁忌。有一些字在一個地方不是粗口，但到了別的地方卻成為粗口。粗口用語千變萬化，中國粗口大量運用與性有關的動詞、名詞。有些人為免直接使用粗口字眼，則改用其他諧音字詞。

不帶侮辱性 vs 帶侮辱性

　　很多人都對粗口沒有好感，聽到時感到被侮辱，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卻指出，粗口也有不帶侮辱成份的時候，視乎說粗口者的心態及動機。因此，有時即使使用粗口諧音字詞，也不代表沒有侮辱成份；反之使用粗口字詞，有時也可以不帶侮辱性。有些人說粗口，因為他們的親朋、好友、同事個個都說，於是粗口自然變成他們的日常用語。有時，小朋友也會為了好玩，有樣學樣而說粗口。有些人為了社交需要，希望融入一個說粗口的群體，於是便跟風說粗口。不過，王社長並不認同這種做法，他認為不需要刻意透過說粗口融入某一個群體。有些人說粗口，不想侮辱任何人，純粹因為語言貧乏，找不到適合的詞彙去發洩自己的情緒。家中的小孩子若為了好玩而說了粗口，家長要教導，但不必嚴懲。至於面對那些視粗口為日常語言的人，我們則可以寬心一點，不必將他們的行為視為故意的冒犯。

　　除了「貪口爽」外，一般人為何會出口傷人說粗口呢？通常是當他們感到被冒犯，又或是被人刻意侮辱、挑釁的時候，這時候說粗口也是自然反應之一，它成為一項還擊的武器，目的是要制止別人繼續傷害自己。而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大家聽了政治人物太多「假、大、空」的言論，很多人都忍不住想說粗口。王社長表示他明白當大家面對不公義的高官道貌岸然、滿口謊言的時候，很多人滿腹「粗口」，甚至「爆」出來也是很正常的反應，特別那些無權無勢的人，除了「爆粗」，似乎沒有其他好的方法去發洩自己不滿的情緒。不過，「爆粗」雖然能發洩情緒，卻無補於事，甚至產生反效果。

　　粗口具有一種「反語言」的語言功能。語言是用來溝通的，但粗口卻拒絕溝通，甚至製造敵意；吊詭的是，它又能透過製造與他者的敵意來凝聚所屬的群體。面對那些「比粗口更難聽」的話，有人以為用粗口就能團結群體，為被宰制者向霸權反擊，但這只會在彼此間引發緊張，帶來敵意的關係。而社會上的確有不少人既憎惡「假、大、空」，亦不想與說粗口者為伍，畢竟後者同樣缺乏實質內容，又充滿敵意與侮辱。從團結群體的策略上作考量，這並不是聰明的做法，因為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能凝聚群眾，達成共識，塑造遠象的語言。

　　中國人的粗口多與性有關，並傷及別人母親，在「量刑受罰」的原則之下，縱然對方有錯，以侮辱他人的母親來發洩自己的不滿是否合適？有些人或許不說粗口，卻使用不帶髒字的「語言暴力」來謾罵、嘲笑或侮辱他人。在王社長眼中，這同樣是不堪的行為。他亦認為不能以政治立場的正確，來掩蓋使用粗口或語言暴力對人的侮辱及對社會風氣的敗壞。目的正確並不表示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說卑鄙的手段可以達到崇高的目的，是自欺欺人。熱衷骯髒語言手段的人，很難有乾淨的人格與乾淨的目的。

語言暴力不可取

　　面對強權使用語言暴力，王社長還能諒解，但對弱者使用語言暴力，他卻難以接受。現在流行各類網絡公審，縱然義正辭嚴，也貌似很文明（君子動口不動手、真理愈辯愈明），但根據「量刑受罰」的原則，大家對非公眾人物貼相、提名、廣傳的公審，是否已超過他們應受的懲罰？這種公審也是變相的網絡欺凌、語言暴力，更何況有時我們根本沒有掌握整幅圖畫。這種情況已愈來愈普遍，甚至出現在不少教牧和神學人的社交媒體上，值得我們反躬自省。

　　其實，神創造語言是有功能的。首先，語言有認知功能：當亞當為各種動物及飛鳥起名時（創二19），語言為萬物分類，賦予意義，既具科學性，又有創造性。批評別人說話「假、大、空」，反映那些說話遠離語言應有的「真、實、準」。

　　另外，語言是用來溝通的，而語言的昇華就是詩歌，而人類的第一句語言正是詩歌。亞當對著夏娃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創二22-23）。情感的高峰，是詩是歌。而粗口或語言暴力是詩歌的對立面：由音樂變成噪音，由抒發情感變成侮辱詛咒，由嚮往溝通共鳴，變成中止溝通。

結語

　　王社長並不否認自己也有想說粗話的時候，但他認為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有研究指出我們講話時是用左腦，咒罵時則轉用右腦，所以很多出口成「髒」的人當去到隆重場合，就能「絕口不提」髒話，可見事在人為。

　　王社長認為粗口與詩歌同源，他引用楊照的說話：「詩是激情的瞬間爆發，也就是瘋狂能量的瞬間釋放。一個不了解詩的魅力，無從發揮詩的作用的社會，無可避免在累積激情與瘋狂，累積到一個程度，我們不再能釋放任何激情與瘋狂，只要一釋放就失控。於是只有更巨大的壓抑，儲存更巨大的崩潰張力。」

　　如果詩是激情與壓抑的昇華，粗口就是激情與壓抑的反昇華，讓人將憤怒，轉化成對自己、對別人的詛咒。縱然我們不認同說粗口，但近年香港粗口逐步提升至近乎體制外的政治語言，出現的頻密程度正跟它所要抗衡的「比粗口更難聽」的政治語言偽術成了正比。其實，我們不能單單指斥前者，否則所積壓的激情與瘋狂，有一日會失控地爆發。

　　王社長認為，要反對說粗口，但必須同時反對其他的謊言、空言與語言暴力，因為它們都在透過語言來玩弄人、蒙混人、侮辱人、傷害人。要用「真、實、準」的語言來抗衡「假、大、空」的語言；並且要以詩化的語言來凝聚群體，塑造遠象，帶來行動。就如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不只是一篇演講，也是一首詩，而當中的確引用了詩篇及以賽亞書的詩歌。

　　「彷彿不著邊際，但我們心中需要有詩。」王社長說。

延伸閱讀：

楊照。〈三少四壯集——詩是存在森林裡的激情之火〉。《中國時報》，1991年3月20日。（2018年4月24日下載）。

浸大普通話畢業要求風波弄得滿城風雨。本社員工有不少為浸大出身，對此事意見紛紜。對於本文普通話畢業要求的存廢、學生態度和校方處理等問題，坊間已有豐富討論，故本文希望討論另一極為重要，但無人問津的問題：語言與歧視政策問題。

普通話畢業要求是歧視，但沒有法例處理

在本次風波中，浸大同學提出普通話畢業要求為歧視本地人。因為相關要求只適用於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但對其他學生、如內地生則不適用。校方亦沒有要求其他學生要符合另一些語言要求，如粵語要求，方可畢業。為此，有知名的時事評論家建議浸大生向平機會投訴，亦有立法會議員就此事去信平機會。

浸大同學的立論，浸大的普通話畢業要求基本上符合條例有關「歧視」的定義。然而，就此事向平機會投訴，我們認為難有效果。

平機會為法定機關，其職權範圍只限於執行和推廣現有的四條《歧視條例》，包括《種族歧視條例》（下稱《種歧》），並無其他權力。唯現行《種歧》的第8條已列明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和新移民（下文再述），20條（2）和26條（2）則有職業訓練及教育機構不用為任何種族群體調整授課語言的全面豁免；故理論上平機會無法處理相關投訴。當然，近年平機會經常做超出職權範圍的事，例如向政府建議立更多歧視法、保障事實婚姻、又主動去信抨擊一些不符他們「平等」標準的機構等。然而，這只會發生於符合平機會總路線的事件。但從我們的觀察，「保護粵語」不符平機會的總路線。

教學語言與《歧視法》

我們的觀察從何而來？2014年7月，平機會發表《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年》，當中的諮詢問題37涉及上述有關授課語言的豁免。[1] 平機會明言「應廢除《種族歧視條例》在教育和職業訓練的授課語言方面的例外情況」。

《種歧》豁免授課語言的原意是為了省卻學校和機構的麻煩，給予他們自主空間，也為了法例實際可行。因為一間全粵語授課的學校，若當中有不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那該學校很可能已觸犯《種歧》中間接歧視的條款。事實上，諮詢文件亦舉出以下例子：

例子 33：《種族歧視條例》關於授課語言的例外情況，平機會曾收到一名尼泊爾裔水喉匠的投訴，他希望到一間職業訓練學院進修，因為如果不完成課程他便不能取得香港的水喉匠資格。他要求以英文上課，但學院初時拒絕。由於職業訓練授課語言的歧視屬例外情況，因此無法提出間接種族歧視申索。（P.86）

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倡議般修改，該機構會面臨何種情況呢？第一，平機會會控告該機構歧視少數族裔。若其後對簿公堂，該機構須證明以中文授課是a.有理可據（justifiable），b.有合法目的（legitimate objective），以及c.與該目的有合理（rational）和相稱（proportionate）關連。若法庭最終不接受該機構的辯解，判機構敗訴，則該機構可能要將授課語言改為英語，或作其他措施，確保不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可以參與課程。

不難想像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建議般修改，教學機構會承受何等巨大的壓力。因而，《種歧》在草創階段就對授課語言有豁免。唯平機會以少數族裔學中文困難為由，提出廢除授課語言豁免，令人失望。我們期望少數族裔可以融入本地社群，自身亦有參與相關的義務工作，可是欲以《歧視法》達致目的完全是不切實際，只會增加族群怨懟。

粵語與《歧視法》

然而，平機會當年改造社會的藍圖還不止於此。我們必須將上述有關教學語言的建議和其他段落合併來看。筆者曾提過《種歧》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及新移民。由此，平機會在2014年文件中建議「禁止對與香港居民身份，和與移民身份相關的歧視。」（P.41）簡言之，將本地人和新移民身份都計入「種族」中。

現在回到有關授課語言的討論。平機會一方面提出廢除《種歧》對授課語言的豁免，一方面提出將新移民身份納入《種歧》中。換言之，上述水喉匠的例子「尼泊爾裔」可換成「新移民」，「英文」可換成「普通話」或「簡化字」。具體來說，若有一新移民學生在上學說感到學校以粵語授課令他特別不利，則他可以要求學校轉以普通話授課，並提出間接歧視申索。

但既然平機會建議《種歧》包含本地人，本地人又可不可反過來控告普教中的學校歧視本地人呢？答案是可以，但勝算極低。第一，普教中為語常會建議，教育局推行的政策；第二，普教中沒有對本地人造成特別不利，因為在一學校或一班別內所有本地人都接受普教中，除非該校有為數不少的，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第三，全港已有七成小學設立普教中班別。綜合以上三點，法庭有相當大的機會接納普教中的合理性，不大可能裁定普教中為歧視。「歧視」在法律中的邏輯就是要找兩個群體作比較，看看某政策有沒有造成不平等。全體本地生都接受普教中，雖然有人會認為是「集體受苦」；但卻是平等地受苦，沒有「歧視」可言。

故此，單從條文看來，平機會的修例建議確實是對本地人和新移民「平等」，但只是平等的提控機會。從現實來看，卻是對本地人不利。因為本地人在人數和文化資本上的優勢，會令他們在法庭上獲判定為「處於不利」的成數大大降低；而一項政策或措施必定要令某群體「處於不利」才算是歧視。

若依平機會的建議，浸大校方有沒有違反《種歧》呢？浸大同學確是可以提控的，若法庭受理則浸大要證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a.有理可據，b.有合法目的，以及c. 與該目的有合理和相稱關連。浸大校方提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希望畢業生具兩文三語的語文能力；這理由能否成立，則要看法官的判斷了。

但不論如何，以上討論已展示了平機會的社會想像。就是各群體都可以告來告去，所謂「機會平機」是「提控的機會平等」──一個動輒興訟，凡事交給法庭的社會。辦學團體再無自主性可言。以浸大風波為例，普通話畢業要求本是校政，應由浸大社群自決，這才體現大學精神。但平機會的建議卻可能會將決定權交給法庭，由法庭決定該要求的存廢。有趣的是，平機會作為執行四條《歧視法》的機關，它原來亦可能有左右語言要求和政策的大權。

《歧視法》與自由主義

我們認為，平機會的倡議深深反應了羅爾斯式自由主義的思維模式及其弊病。

自由主義提倡一個價值中立的政府，藉由提升基本益品（primary goods）的總量和平等地分配基本益品，讓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追求自己美滿人生的平等機會。自由主義的其中一項根深柢固的前設，就是每人對「善」的定義都不同，沒有人能為他人決定甚麼是「善」。由此，政府不應偏袒任何一種「善」的觀念。

這種前設看來合理，但拉回現實就會發現很多不當之處。以語言為例，價值中立的政府理論上要平等地對待每一種語言，不論是粵語、英語還是普通話。正是這種思維主導下，平機會才會認為以英語或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其學習機會因語言問題而比本地人少，是不合理和應糾正的。因為在自由主義思維下，本土語言沒有特殊地位，若它成為了社會上某些人追求美滿人生的絆腳石，那就用各樣手段幫助那些人擺脫它，例如《歧視法》。

自由和平等都是只有形式但沒有內容的道德原則。為人父母對孩子可自由地選學不學粵語，可能會不高興；同理，孩子與其他同學必須平等地接受普教中，父母可能亦未必認同。自由本身孤立來看可能沒有價值，因為不受「差」的東西限制才顯出其價值；平等亦然，平等地差沒有價值，要平等地好才有。若浸大的所有學生都平等地有某種語言的畢業要求，本地學生就會滿意了嗎？恐怕亦不會。

粵語對香港社群而言有重要的價值。政府大可不必對其「中立」。因為那幾乎是香港社群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條件。粵語的價值對於香港社群而言，理應高於其他語言，但粵語優先不等於排斥其他語言，你硬要它與其他語言平等，美其名是「平等」，實際是削弱粵語。情況就如人本應對親生父母有特別關顧和義務，你要「平等」地對待親生父母和其他陌生人，反而是對親生父母不公平。

因此，我們認為平機會只要不改變它固有的思維方式，「保護粵語」都不會符合平機會的總路線，削弱粵語地位反而成為它行動的結果。浸大事件反映了本地學生對粵語的珍愛，公營機關應如何調整它自己對所謂公平和正義的理念呢？公權力不斷介入市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是一個大家必須警惕的趨勢。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昨日（2018年1月2日）發新聞稿及上載2017年11月尾已提交的性別承認諮詢意見書，[1] 建議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採納最寬鬆的自我聲明模式及訂立多項侵害人權的刑法措施，本社表示極度遺憾。
 

平機會有關性別承認的建議可歸納「五不」和「三立」：

「五不」
不須診斷證明（p.28）
不須荷爾蒙或其他治療（p.33）
不須真實生活測試（p.30）
不須變性手術（p.39）
不限年齡（p.46）、婚姻狀況（p.50）和親職狀況（p.52）
 

「三立」
訂立性別承認法（p.15）

訂立更改如：出生證明等歷史文件的機制（p.65）
訂立禁止披露變性者身份的刑事法（p.66）

上述倡議比大多數同運團體提倡的「無須手術模式」更為激進。本社認為平機會此建議將市民置於動輒犯法的險境，與其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法定機關有著嚴重角色衝突。此建議亦漠視女性權益及言論自由。現詳述如下：

法網無限大：

平機會一方面提出「五不」主張，一方面又建議將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一事列為刑事罪行是大行白色恐怖（p.66）。

假若政府真的採納平機會的「五不」主張，那麼一個外表和身體完全是男性的人，其法律性別可以是女性；其他市民根本不可能得知那人是否曾轉變性別登記。在這情況下怎樣才算「披露對方曾轉變性別」？是否按常理「誤稱」一句「先生」或「小姐」也會觸犯法例？以性別稱呼對方是本地的日常風俗，也是禮貌；平機會竟然建議訂立法網如此巨大的反歧視法例，令市民在日常生活的接觸禁區重重，地雷處處，令人遺憾。[2]

更恐怖的是，平機會建議政府將上述行為列為觸犯刑事，意味著執法機關可以繞過當事人，直接提控那些「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的人（p.66）。此做法完全有違常理，亦令人懷疑平機會借機擴權。

打壓言論和思想自由

平機會的建議更是打壓所有人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包括一般人和跨性別人士。

對一般人而言，平機會建議訂立「反歧視法」，其客觀效果必然是打壓對跨性主義持異見的人。而且，平機會建議的「反歧視」法網如此巨大，所有人都有可能誤觸禁區。

對跨性別人士而言，平機會一方面主張極盡寬鬆的「五不」建議，以自我聲明為永久以異性身份生活為轉變法律性別的唯一依據；一方面又暗示違反自我聲明可以是刑事罪行（p.31）。平機會如此建議，對想取回原生性別身份的人，大有可能是一個誤區。事實上，因各種原因對變性感到後悔希望回復為原生性別身份的人不在少數（de-transition），這些人更透過演講和出版講述自己的經歷。[3]　不論贊成與否，這些人的故事都是幫助有關人士的重要資源；然而，這些人的故事在平機會的建議下，有可能會干犯虛假聲明的刑事罪嗎？

平機會的「五不」主張同時建議轉變性別不限年齡，16歲以下的需家長同意。綜合上面的分析，平機會會否實質在建議一個兒童可以作出一個有潛在刑責後果的決定而不自知？證據顯示八成有跨性傾向的兒童在長大後不再想變性。[4]　平機會的建議實際效果是鼓勵這些兒童走上一條不能回頭的變性單程路，完全匪夷所思。

打壓女性權益

平機會的「五不」建議，實際的效果就是容讓擁有男性外觀和男性生殖器官的人進入女性專用場所，包括女子監獄、婦女庇護所、女更衣室以及女廁。此建議嚴重影響女性權益。更嚴重的是，由於平機會同時建議立「反歧視法」，那些對上述情況感到不滿的女性和經營婦女庇護所的負責人，大有可能被刑事檢控。試問：這是甚麼人權？
 

角色衝突：

平機會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本地法定機關，建議訂立新的歧視條例有嚴重角色衝突。此舉有為平機會擴權的客觀效果及損害平機會的中立性。該建議亦違香港賴以成功的分權原則。

本社對平機會的呼籲

平機會是受到四條歧視法所賦權的法定組織，卻一直在事實婚姻、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別承認等不被授權的政治議題上不斷遊說，有意無意地擴權以利己。而且，作為公營機關，上述倡議實際要令市民彼此監控防範，以反歧視之名大行白色恐怖，使到港人日常生活要小心翼翼、自我審查；其建議更有違人權公約中訂明人人皆有言論及思想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等多項重要條文。
 

本社重申，兩性是人類最基本及重要的區別，以生理性別作為收集性別資料的準則，能促進社會運作效能，彰顯公平和保障權益。因此，本社呼籲平機會重回討論正軌，認清在「跨性別」這一詞語背後的不同群體及不同訴求，區分性別自主訴求和變性訴求，仔細研究和思考當中的合理性和對社會的影響。勿再越權，使社會大眾以為所有跨性別人士都是激進份子，從而加深社會撕裂。

近日再有團體到平機會請願，希望將現行《種族歧視條例》（《種》）的適用範圍擴闊到「新移民」。我們同意社會要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亦明瞭新移民歧視在本地頗為普遍；[1]但眾所周知，由於《歧視條例》法網過大，我們對相關形式的立法一向份外審慎。我們憂慮《歧視條例》不但無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反而會加深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對立，以及加劇標籤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歧視條例》的法網太闊

首先，《歧視條例》中，「歧視」包含「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後者經常令人誤墮法網。它規定，若有一項要求會令受保護群體入選的人數比例大減，即要「有理可據」，否則違法。

最常見的例子有身高要求，過往外國有些公司對員工的身高有劃一要求，但這種要求會令女性入選的機會大減，因此就屬「間接歧視」， 讓我們再看看其他例子：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人士不善中文書寫的比例很高。若有僱主在聘請要求中加入中文測試，雖然這測試對所有應徵者都一樣，但該僱主已可能誤墮法網，最終會否「告得入」則要看該僱主能否證明中文書寫是「有理可據」。

再看一例子：僱主A要求某一小數族裔脫下頭巾工作。由於頭巾對該小數族裔的身份十分重要，所以這要求份屬歧視，除非僱主能證明「除頭巾」是保護員工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且沒有其他切實可行又不會構成歧視的取代方法。

就上述例子而言，筆者認同僱主應該讓僱員有戴頭巾的自由，但這自由應是基於尊重、理解和共識，而不是基於公權力的威嚇。試想這種威嚇會在工作間和社會中會造成甚麼樣的氛圍，毫無疑問不少僱主和員工會感到他們擁有特權，進而降低信任。筆者就聽過不少這種說法。

回到新移民歧視的討論，假如真的立了法，可想像爭訟如何發生呢？例如，要求員工懂正體字就可能違法了，除非僱主能夠證明懂正體字是該職位必需的。在教育方面，學校可能要制訂兩種取錄準則，一份給新移民學生，一份給本地生，因為新移民學生和本地學生的語文能力通常有差異。借用一些發生在外國的例子，若有一些新移民希望印刷公司印製作一些印有「爭取新移民來港一年可投票」口號的T恤，則這些公司的東主不論自身的政治取向如何，都很大機會不能拒絕；印製「蝗蟲」字眼或對出版批評「強國文化」的文宣，亦可能觸犯種族中傷。一些餐廳也可能會因為沒有預備簡體字餐版而被指控為提供「品質較差的服務」，從而「歧視」了新移民。

另外，《歧視條例》也約制政府，一些惠及「本地人」的政策很大機會受到挑戰。現行的《種》沒有相關問題，因為很多小數族裔土生土長，政府也不會以種族區分某人是否本地人；但「新移民」以「新」和「舊」做對比，意味著政府很大可能不能以居住年期為因素制定「不平等」的福利政策。更不用說居住多久可以投票（現為七年）等敏感問題了。當然，「關愛基金」一類的政策則不受影響，因為它只不利本地人，而《種》列明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受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案同被裁定為「間接歧視」，正因為法官認為政府惠及已婚公務員的福利對同性戀者特別不利；政府律師提出標準要與本地婚制一致，同性婚姻在港未立法等作為該要求的理據，都被法官一一拒絕。故此，我們不難看見法官對「有理可據」的要求有多高。

《歧視條例》的原意是促進平等，但在實施時往往造成各種不平等，此之為逆向歧視。總體而言，「間接歧視」的規定一方面對開展法律程序的門檻太低，一方面又令誤墮法網者太易入罪。然而，這法例還有更多問題。

《歧視條例》與言論自由

《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在所有《歧視條例》中鶴立雞群，特別規管對受保護群體的「中傷」和「騷擾」。

何謂「中傷」？條文如下：

＂任何人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的種族的、對該另一人或屬該類別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即屬違法＂

自然，甚麼是仇恨、鄙視和嘲諷沒有明確標準，這又令《歧視條例》的法網進一步擴大。「蝗蟲」一語固然屬「仇恨」，但「密演山小立」又算不算「嘲諷」？有人可能問，一些討論區經常出現「蝻」、「南亞蝗」等語，是不是同樣違法？答案是：有可能，關鍵在於「討論區」算不算「公開活動」。在條文中，公開活動指：向公眾發出的任何通訊、動作、姿勢及手勢、穿戴或材料。

「騷擾」是《歧視條例》中更為麻煩的部份。它規定特別場所，例如辦公室、學校中，一人基於「種族」而「騷擾」另一人為違法。「騷擾」同樣沒有嚴格標準。只要是「不受歡迎的行徑」，一般人會「預期」另一人會「感到冒犯」就算騷擾了。例如，在辦公室內職員A向是新移民的職員B說了句「新移民都是來搶福利的」，職員A就有可能面臨民事索償。另外，如果該辦公室的老闆沒有「合理地防止」這些騷擾發生，則同樣有法律責任。其他僱主和主事人亦然。

換言之，這些可能有問題的語言「私底下」、在街上說沒有問題，但「公開」、在辦公室說和在學校就犯法！筆者再次邀請讀者想像這種法例會造成怎樣的社會氛圍。有人會說「講下笑啫，無人比我煽動到啦，無犯法掛？」錯了，法例列明「是否有人確實被某活動煽動……不具關鍵性」，若有人「確實」被煽動就是「嚴重中傷」，最高可監禁兩年。

不難想像，修例後那些「中共殖民論」、「新移民溝淡香港論」等論述都變得有問題了。筆者與讀者都不必同意這些觀點，但就認為人們有主張、發展和討論這些論述的自由，這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然而，修訂《種》將桎梏這些論述的生存空間。

《歧視條例》的合理性

既然《歧視條例》有這麼多問題，那麼是否所有《歧視條例》都不應存在呢？不然，但只有在社會存在嚴重歧視時，才有可能要動用《歧視法》。而且，《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必定要符合特定條件，才具備可執行性。

受嚴重歧視的群體，基於身份：安全受到威脅、在社會沒有上流機會、在社會受普遍排擠、在各方面都無法融入社會。

60年代美國黑人的處境就符合這標準，而當時政府頒下歧視條例確實有助黑人融入社會，但當年美國的法例放到今日香港就不太適用，且已造成一定反效果。事實上，美國白人對黑人問題有一種有共識的避諱，因為法例，很多人掩飾了對有色人種很深的偏見，鑽法律空子的歧視行為變得更政治正確、更無形。

另一方面，《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應有以下條件：特徵明顯可簡單辨認、該身份無法改變、該身份不由某一行為體現。

少數族裔同樣符合這些條件，殘疾人士也符合。但另一些特徵例如「宗教」就不容易符合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某一宗教人士，又聲稱自己被「中傷」，明天那人又可以「改信」了其他宗教，又被其他人「歧視」了。法例很大機會成為威脅他人的手段，根本不容易執行。當然，從不少外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要需要保護一個人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宗教信念或良心自由，與某些弱勢社群的訴求不同而被指為歧視，甚至受懲罰，不過方法可能不是用歧視條例。另外，有些身份要由某些行為體現，例如「娼妓青少年」，她們的身份是由特定行為來體現。筆者認為，人有權對不同行為作價值判斷，這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若以《歧視條例》保護這類身份，則不啻是扼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價值。

筆者認為，「新移民」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標準。一方面，「新移民」來港小孩有正常的上流機會，我們不乏這些故事；另一方面，一個人是否「新移民」根本無法識別，「新移民」也不是一個不變的固有身份，隨時間推移，他就變成「舊移民」了。

去年發生不少與性有關的事件，都涉及好些更需要受到保護的群體。不過，有些原意為了令某些特定群體得到公平對待的法例，在執行上卻被人質疑為矯枉過正。

老師需謹守師生間的界線

愛情，是人們最為寶貴，也是人們渴望追求的情感。青少年對愛情充滿期盼，渴望談一場刻骨銘心的戀愛。社會已普遍接受中學生談戀愛，但校園中仍存在著一種禁忌之愛，那就是師生戀。

去年接連出現鬧上新聞頭條的師生戀事件：年初爆出一宗中學副校長與女學生的婚外情醜聞；[1] 一名補習社老師在年中亦被揭發與女學生發生性關係。[2] 這兩宗個案都已經不只是師生戀那麼簡單，更是師生的性關係，但因涉案的女學生都已過合法性交年齡，所以兩名老師都沒有觸犯香港法律。雖然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專業守則都沒有明文禁止師生戀行為，但上述老師的行為卻教市民失望。老師的職責除了向學生傳授知識，更重要是傳授品德，為人師表者應該謹守師生間的界線，以免師生關係變質。

保護弱小免受性侵

面對師生戀事件，不少市民都懷著「食住花生等睇戲」的心態追看事件的發展，但去年底「康橋之家」院長性侵智障女院友，惟受害人因智力問題不適宜出庭作供而獲撤控，事件激起廣大市民的憤怒。立法會議員鄺俊宇更收集到十萬人聯署，要求社工註冊局展開紀律聆訊，[3] 最終該院長亦因三十年前的一宗性侵案被捕。[4] 同時，法律改革委員會在年底亦發表諮詢文件，建議禁止照顧者與精神缺損人士進行任何性接觸，不論雙方同意與否均屬刑事罪行，[5] 進一步加強對精神缺損人士的保障。

歧視法需運用得宜

為弱勢群體提供額外保障是文明社會的表現，政府亦訂立反歧視法以保障特定群體得到公平對待。去年法庭裁定酒吧向女性提供優惠的「女士之夜」違反《性別歧視條例》，[6] 卻引來社會大眾譁然，被指矯枉過正。酒吧男女顧客收費不同是為差別對待，但目的不是要歧視男性，而是希望吸引更多女性入場，增加場內男性結識女性的機會。如果一刀切禁止一切基於性別的差別對待，而不考慮兩性的生理差異及兩性關係的互動，只會鑽進政治正確的牛角尖中。

法例能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但卻未能應對生活上每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若我們與人相處能做到最基本的彼此尊重，世界已能變得更美好。

台灣正處於同性婚姻爭議的風尖浪口上，相信在一水之隔的香港亦會受影響。兩地同性戀運動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由當時至今天，兩地的同運均發展至相當遠的路程，台灣甚至走至同性婚姻的關口。本篇以時間線的形式，向讀者闡述兩地同運的大事發展，讓大家窺探其發展進程。

(文字版)

台灣正處於同性婚姻爭議的風尖浪口上，相信在一水之隔的香港亦會受影響。兩地同性戀運動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由當時至今天，兩地的同運均發展至相當遠的路程，台灣甚至走至同性婚姻的關口。。本篇以簡單表列的形式，向讀者闡述兩地同運的大事發展，讓大家窺探其發展進程。

1. 引言

孩子有時會問爸爸或媽媽：「我是從哪裡來的?」一個人追尋自己的根源，是自然不過的事。有些動物（如海龜）產下下一代後，便會與子女分離，以後不相往還。但對人類來說，一個孩子的親生父母卻同時是其養育者，孩子的根源（父母）同時是養育他成長的人（家長）。父母與家長一般是重疊的，縱使有其他人（如老師、家傭、父母的好友）輔助孩子成長，但亦無法取代父母的位置，不能算是家長。

2. 美國最近的案例

我們較早前講述紐約州一對同居的女同性伴侶（Brooke與Elizabeth）協議由Elizabeth通過人工授精生下孩子，雖然Brooke沒有在血緣、婚姻及領養上與孩子有任何結連，但法庭仍確認她為孩子的家長。[1]

最近麻薩諸塞州亦有類似案件，[2] 案中一對同居的女同性伴侶（Partanen與Gallagher）協議由Gallagher通過人工授精生下孩子，之後兩人共同撫養孩子，並且在公眾面前展示她們是孩子的家長(represented themselves publicly as the children's parents)。兩人分手後，Partanen要求家事法庭確認她為孩子的家長。家事法庭駁回該申請，Partanen於是提出上訴。

上訴庭指出，按當地法例，Partanen要被視為孩子的家長必須符合兩個條件。第一，孩子是由Partanen及Gallagher所生；第二，Partanen及Gallagher共同撫養孩子，並且向公眾展示她們是孩子的家長。

根據事實，上訴庭認為第二個條件在本案是成立的。至於第一個條件，上訴庭指出應以性別中立（gender-neutral）的方法解釋該條件。按性別中立的解釋原則，第一個條件所指的「孩子是由二人所生」，並不需要二人均與孩子有血緣關係。只要Partanen同意及有份參與Gallagher的懷孕，並且二人有共同意願去成為孩子的家長，則第一個條件便成立。根據事實，上訴庭認為第一個條件在本案是成立的。

上訴庭指出，在判定某人是否一名孩子的家長時，考慮孩子的最佳利益應優先於孩子與該人是否有血緣關係。某人與孩子經過多年相處所建立猶如親子的關係，較血緣關係來得重要。

最後，上訴庭將案件發還家事法庭處理，並要求家事法庭按上訴庭的觀點作出裁決。

3. 同志平權的延伸

以上案例，或許可視為同性關係（無論已婚或同居）地位被確認的必然結果。同運人士爭取同性伴侶擁有異性伴侶相同的權利，包括有權（通過生殖科技）擁有孩子，但由於其中一方沒有可能與孩子有血緣關係，故唯有將「家長」的定義與血緣關係剝離。從同志運動的發展來看，以上法庭所運用的「性別中立」原則必會繼續延伸至生活各個層面，使得涉及婚姻、親子及家庭的社會結構逐漸瓦解。

4. 結語

人類之所以能夠不斷繁衍，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生育者同時是養育者。一方面，一個人若只擔當生育者而不是養育者，他對生育的渴求必會大大降低；[3] 另一方面，一名孩子總會覺得自己由其父母撫養是最理想的，[4] 而這亦對他的成長最為有利。以上案件以孩子的最佳利益為名，將生育者（父母）與養育者（家長）的身分割離，除有違人的本性，亦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類繁衍以及社會發展的基石。

一些支持性解放和同運團體近年在台灣推動所謂「多元成家」，簡而言之，就是要打破一直以來社會組成家庭的一些基本元素，包括透過婚姻、血緣、領養和姻親關係而形成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在親疏有別的前提下，家人成為我們在時間、精力和金錢皆有局限的情況下，優先要關心的對象。家庭的出現是盡量令所有夫婦、兒童及長者在身心靈得到貼心照顧的最佳方法。政府的主要責任就是為家庭提供各方面的支援，以及為那些缺乏家人關心或家庭系統失效的一群提供額外的服務。

婚姻和家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任何有關婚姻組成條件的改動，其實就是動搖了整個家庭制度，現時有關婚姻在性別、年齡、人數和血緣上的限制，皆有其重要的考慮，不是隨便及單憑個人意願而作出的，一旦打開其中一個缺口，大家無法避免要面對就其他限制所提出的挑戰。若婚姻不應限制性別，那為甚麼要限制年齡、人數和血緣？若其他限制的改變必須社會充分討論和尊重大多數人的意願，為甚麼性別卻不需要？

社會上的家庭狀態有多樣性，除原生家庭外，亦有已婚、喪偶、單親、離婚和再婚的家庭，當然亦有不少因不同原因而單身的人士。但能夠形成一個家，其起始點都是由男女組成的婚姻關係，任何新的元素，甚至更多元素，都是對現有家庭制度的革命，甚至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多元就不成家，大家不應隨便以某些政治正確、但內容空泛的人權自由口號推倒現有的家庭制度，今期《燭光網絡》會從不同角度剖析維護現行家庭制度的重要性，深願我們的社會不會將夫婦賴以互相扶持，兒童及長者獲得關心和溫暖的安樂窩，化作性解放和同運的實驗室，弄至家不成家！

早前有雜誌以「多元成家」為主題，描述五種不同的家庭組合：傳統的圍村家族、同性伴侶、人與動物、跨種族婚姻，外傭與僱主。將寵物，外傭視為家庭成員，建立同性家庭，都是以提倡大愛為前題。「家人」的關係是否只要有愛及親密便是一家人？家庭界線是否可按個人喜好而無限延伸？不斷延伸又會有甚麼後果？

按香港現時的法律，必須是透過血緣、婚姻或領養才能獲得法律上的家人或親戚關係，而這些關係會涉及一定程度的權益，對於那些自己宣稱的家人關係，法律上並沒有賦予相等的權益。雖然香港法律並沒有就家庭作出定義，但不同法例都會清楚列舉誰是家庭成員，家庭成員行使權益的次序，亦會按關係親疏而有優次之分。然而近年社會風氣轉變，有些政界人士要求修改某些法例對家人的定義，本文嘗試透過幾個範疇闡釋家人的定義，及某些法例對家人定義的轉變。

申請免稅額及資助房屋

根據《稅務條例》第2條，已婚人士免稅額中所指的「配偶」是指「丈夫或妻子」；而「丈夫」是指已婚男性，「妻子」則指已婚婦女。至於子女免稅額，「子女」是指：親生子女、領養子女或繼子女；或配偶或前配偶的親生子女、領養子女或繼子女。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以及供養父母及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都是以自己及婚姻中配偶的血源或領養作為依歸。而以上關係都必須以有效的文件證明。

如與家人聯合申請房屋署／房委會轄下的資助房屋，申請人必須提供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包括出生證明文件或公證書；已婚人士的結婚證明文件，例如結婚證書，又或是法庭判令的離婚證明文件；如與未滿18歲的子女一同申請，須附上已獲法庭判予擁有子女管養令副本。從未結婚的單親家長，女方須附上宣誓書正本說明分居日期及子女管養權的安排；男方則須提交已獲法庭判予擁有子女管養令副本。

領取撫恤金

由政府管理的孤寡撫恤金計劃，是為保障參加計劃的公務人員身故後，其遺孀及遺孤得到撫恤金福利。根據《孤寡撫恤金條例》，撫恤金會首先發放給該人員的遺孀，如遺孀已身故或再婚，撫恤金便停止發放；而撫恤金福利將由遺孤享有。條例中所指的遺孤，即已故人員的子女（child）：包括非婚生子女以及根據與按照《領養條例》條文領養或條例所提述的其他方式領養的子女；遺孀（widow）是指他在基督教婚姻或與其相等的世俗婚姻中的合法妻子。

遺產分配

如一名人士身故時未立遺囑，或遺囑已被撤銷，便須申請遺產管理書。根據《無爭議遺囑認證規則》，如對遺產享有實益權益的人，有權獲得遺產管理的授予，按優先次序為：尚存的配偶；死者的子女；死者的父親或母親；死者的兄弟姊妹，或於死者在生時已去世的任何死者的已故兄弟姊妹的後嗣。

遺產的分配亦以關係親疏而有別，配偶會得到最先並最多的遺產，然後是子女、父母；當沒有配偶或子女或父母，遺產才會分給全血親、半血親的家屬；沒有任何親人才會歸政府所有。

不斷修改法例　擴闊家人的定義

可見，香港的法律，是以婚姻、血源及領養作為界定親屬關係的界線。但是，自2007年起，一些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士不斷提出在法例上修改字眼，希望能將同居伴侶及同性戀人列入家人或親屬關係。詳細內容參看表一。

表一：近年涉及家庭及婚姻的法例修訂建議

多元授權書 保障權益

由於香港現時絕大部份法律，配偶的權利都優先於其他關係，貿然更改法例將同居人士列入家屬關係，將必然影響現時法律所保障人士的福祉，假如容許家人及親戚定義不斷擴展，則當中所涉及的權利及責任將會非常混亂，不但令現時一些法律無法執行，更甚者是從根本改變婚姻與家庭的定義及本質。

但實際上有些情況會令一些有緊密關係的人受到限制，就以遺產分配為例，在沒有立遺囑的情況下，以下人士無權分配遺產：（一）雖過著多年夫妻生活，但無正式結婚；（二）無正式領養的子女；為令社會中各種人際關係的權利都得以保障，而又不需要修改婚姻定義的前提下，我們提出「多元授權」的概念，透過簽訂多元授權書，未婚的異性伴侶、同性伴侶、無親無故的長者、緊密的摯友，均可以選擇在以下範疇上授權別人：醫院探視、失去行為能力時的醫療決定、認領屍體及死亡證、合葬、遺產……從而令那些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人可以得到權益及保障，以及令個人意願和公眾認同的倫理關係得到合理的平衡。

每個幼兒都是人類文明的珍貴承繼者，卻弱勢得不懂為自己發聲、不能單靠自己長大成人。重視兒童權利可以規範政府和父母，確保幼兒能妥當成長。

雖然不是每段婚姻都會生育孩子，但每個孩子都有父母。確保每個孩子能與親生父親和親生母親連繫，是捍衛兒童權利的重要部份。從成人自身福利出發，視婚姻為可任意建構的結合形式，往往忽略了婚姻制度有保障幼兒的層面。婚姻制度的設計（包括誓詞、規範和離婚制度等）有助保障幼兒能得到父母長久愛護及委身照顧。

同性伴侶難以模仿父母模式撫養幼兒。的確，沒有人能否定兩個媽媽愛的真誠和偉大，然而對著只有兩個月大的嬰兒說：「你沒有爸爸，沒關係，兩個媽媽一樣愛你。」刻意令幼兒失去親生父親的制度，總有點說不過去的感覺。

由一對女同志媽媽照顧的凱蒂．福斯特（Katy Faust）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論同性婚姻的聽證會上，公開維護男女婚姻。他在影片講述自己起初支持同婚，後來卻支持男女婚姻，因一個刻意讓子女失去父或母的婚姻制度是不公義的。

福斯特支持男女婚姻的立場，會否令身為女同志的媽媽尷尬失望？意料之外，福斯特的媽媽竟然贊成他的立場，原因是他也知道再好的兩個爸爸也無法取代自己作為媽媽的角色。

所謂爸爸的角色，並不是那種備受批評的父權主義，或甚麼「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性別定型。科學界發現，爸爸擁有媽媽不能取代的重要特質，有助兒童成長。

研究家庭的資深社會學家石丹理教授曾在2008年發表第三輪追蹤二千多名香港青年的研究，發現能信任爸爸的女孩，以及認為爸爸信任自己的男孩，更樂於接受父母的管教。研究結果與大量外國同類研究吻合，一方面反映爸爸有獨特角色，更啟示了爸爸與不同性別的後代的關係也有著奇妙的差異：女兒成長需要一個可信任爸爸、兒子成長需要爸爸那份信任。

筆者倡議各界關注父親的獨有特質，以相應的方針和措施，為父和母分別制訂社會政策、鞏固夫妻關係與及提供關懷家庭的服務。

較早前，平機會發表公眾意見調查2015時引述「康文署答應會改裝殘疾人士專用廁所成『中性廁所』，方便讓跨性別人士使用」。香港復康聯盟發表聲明，反對改裝殘疾人士洗手間（俗稱「殘廁」）成「中性廁所」，讓跨性別人士使用。一般廁所的設計，未必能切合個別人士的需要，而殘廁的設立，就是為滿足殘疾人士的特別需要。當然，社會上可能還有其他人士，在使用一般廁所時存在困難，例如跨性別人士，或簡單如父親（母親）需帶年幼的女兒（兒子）入廁所。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下（尤其是香港地少人多），如何能滿足不同人士對使用廁所的不同需要，確實是一個基本而重要的課題。

香港法例對殘廁的規定

《建築物（規劃）規例》附表3第2部第11分部，[1]對暢通易達廁所（即殘廁）的數目、位置及設計作出了一些規定。「暢通易達」（accessible）是指可讓殘疾人士方便地前往、進入及使用。有關規定如下：

• 數目方面，在一幢大廈的同一樓層，每20個或少於20個水廁間（指洗手間內的個別廁格），須至少有一個是暢通易達水廁間；如某樓層設有洗手間，則須最少有一個設計成暢通易達而無分性別使用的衞生設施。

• 位置方面，顧名思義，暢通易達廁所必須是容易前往及進入。

• 設計方面，暢通易達廁所對沖水掣、洗手盆、門、扶手等的設計都有特別規定，以方便殘疾人士使用。

故此，設立暢通易達廁所的理念就是容易前往，以方便那些行動上不便的人士可以無障礙地使用。

如何滿足對廁所的不同需要

由於殘廁基本上是殘疾人士的唯一選擇，而目前殘廁的數目亦十分有限，若將部份殘廁改成「中性廁所」，將一定程度上阻礙殘疾人士優先使用廁所。為了滿足不同人士對廁所的需要，建議將現存的公共設施內的殘廁改名為「無障礙廁所」，以供那些對使用一般廁所存在生理或心理障礙的人士使用（包括殘疾人士及少數跨性別人士），並鼓勵業主在可能範圍內增加相關廁所的數目，確保不會影響殘疾人士優先使用廁所。至於新的建築物，應該修訂法例，增加獨立的「無障礙廁所」的比例。

無障礙廁所

另外，起用「無障礙廁所」而不是「中性廁所」的名稱，原因之一，是《建築物（規劃）規例》附表3第47(1)條已表明目前的暢通易達而無分性別使用的衞生設施，可供兩個性別的人士使用。既然殘廁本來是無分性別使用，已能照顧跨性別人士的需要，因此，毋須另外起用「中性廁所」的名稱去帶出這個意思；另一個原因，是「無障礙廁所」這名稱的焦點純粹是放在解決一些人士使用廁所時所遇到的困難與障礙，而不用涉及一些具有爭議性的性別觀念字眼。對於向市民大眾提供的公共設施，其名稱的起用應著重其效用性及功能性，而不宜觸及一些社會上仍未有共識的觀念。除極少數先天異常的雙性人外，生理上性別只有男或女，而少數人雖然有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焦躁症，但其生理特徵與常人無異，大家無法單憑外表分辨，他/她們一方面需要社會人士特別關心，另一方面亦需要照顧其他使用廁所人士的感受，不應單憑所謂心理性別而強行進入異性廁所，因此，無障礙廁所可以說是兩全其美。其實，強調所謂中性基本上是一種性別政治的議程，想強行改變大家對性別的看法，在市民大眾未有充分討論和了解前，不應魚目混珠，暗渡陳倉。

1. 前言

現今世界各地，傳統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制度不斷受到衝擊。一方面，傳統婚姻的離婚率很高，另一方面，要求承認傳統婚姻之外的親密伴侶關係 (如同性婚姻、事實婚姻) 的訴求愈來愈强，也陸續有歐美國家承認該等關係。作為國際大都市，香港亦受到這些趨勢的影響。本文主要探討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涉及香港的婚姻制度，先闡述香港《婚姻條例》及婚姻制度對維持婚姻的穩定關係、家庭及社會和諧的重要性，再說明性解放及多元婚姻的主張對人倫及社會造成的影響；第二個主題談論夫妻相處之道，探討維持美好婚姻所需的個人素質及其他因素。

2. 婚姻的定義

根據香港《婚姻條例》，在此條例下舉行的婚禮均屬基督教婚禮或相等的世俗婚禮，意指婚禮「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這定義正正符合《聖經》所述神創造時的設計 (創世記二章24節「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種忠於神的設計及創造的婚姻是自然不過的。

《婚姻條例》亦規定年滿16歲的人士才可結婚 (16-21歲結婚則須父母或監護人同意)，其原意是保護心智及肉體尚未成熟的女子。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任何人與未滿16歲女子發生性行為，即犯刑事罪。這條例雖然特別保護女性，但與男女平等並無衝突。基於男女的差異，男女未必能在每樣事上機械式地平等。例如，男女在家庭中各有獨特的角色：一般來說，男會較主動，會帶頭，在理性事情上多參與及作決定；女士則多照顧孩子，關顧家人的起居飲食。男女有不同的分工，這也符合神對男女角色不同的設計。

3. 多元婚姻引申的問題

姻之外的親密關係的訴求愈來愈强，如同性婚姻，甚至兩人以上的結合。但這種不限性別及不限人數的關係只會造成混亂，再發展下去，恐怕將來也不會有人倫的規範了。這裡所討論的不是一般的人際交往及關係，而是一種很獨特、親密及尊貴的婚姻關係。若這種關係也可以開放，則在每一個生活範疇，都會造成混亂。

序化。但一旦關係不受約束，人倫的界線及其相應的法律權責便變得模糊。例如，目前涉及兒童的法例，對兒童父母的定義非常清晰，但若容許不限性別及人數的伴侶組合，法律便難以界定誰是孩子的父親及母親，以及誰是孩子的兄弟姊妹。另外，在遺產、信託及物業方面的權責亦不會像目前般清晰。現時，一個人就算沒有訂立遺囑，他大概也知道自己死後的財產會如何分配。但若人倫的關係不清晰，一個人若沒有立遺囑，他的遺產便不知會如何分配。家庭是構成社會的重要基石，若家庭的界線不清晰，便會造成社會混亂。

或許有人會辯稱，「愛」最偉大，只要大家相愛，有何不可？ 原則上，愛心應該是普世性的，所以愛心愈多愈闊就愈好。但世上有不同種類的愛：有朋友的愛、伴侶的愛、父母對子女的愛等。每一種愛都有它的規範及界線。這樣，人才能活得有層次，身心靈才得以平衡及健康。愛若是沒有規範，人際關係就變得沒有秩序，從而產生混亂。人若可以隨便與任何人發生親密關係，他的心靈能否適應及承受? 自由與自私有時很容易混淆，自由若不受管束，只會帶來傷害。

4. 「事實婚姻」可行嗎?

有人提出「事實婚姻」的概念，即一對同居的伴侶雖然沒有結婚，仍可享有猶如婚姻的權利。提出這訴求的人的矛盾在於，他們既想取得婚姻盟約所賦予的權利，但又不想進入該盟約。或許，他們不想受婚姻的束縛，兩人相處、離婚畢竟是繁複的事情。他們想有一個隨時能抽離並結束關係的自由，一種不需承諾的自由。但權利與承諾是並行的，若不肯進入婚姻，又怎可獲取婚姻所賦予的權利呢？這最終是婚姻觀的問題。

有人選擇同居而不結婚，因為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找到真正的另一半，或對對方信心不足。但這種擔心及缺乏信心，正好證明了雙方還未到進入一種身心靈親密關係的時候。他們只接受肉體上的親密，但又不想作出承諾，這也是一種矛盾。

也有人認為，結婚後如覺得配偶不合適，另選一個又有何不可？資深婚姻及家庭治療師霍玉蓮女士在一次名為〈點滴親和〉的婚姻治療訓練課程提到：「因為戀愛是自由選擇，婚姻是雙方自願停止選擇。」本人很同意這觀念，若然要選，就選定一個。若結婚後可再選一個，那又為何要結婚呢？ 以父母對孩子的責任作為類比：父母決定生下孩子後，是否可以隨時選擇不養育孩子呢？ 決定結婚與決定生孩子，同樣是一種終身的委身。

5. 香港婚姻制度的功能

眾多婚姻失敗的個案是否與婚姻制度有關？若有關係，應該不會有人結婚了。婚姻失敗是人的問題，包括個人的問題，以及兩人相處的問題。個人方面，有童年成長的問題，或曾經歷一些創傷，但不懂得自醫及幫助自己，於是將這些傷痕帶入婚姻。另外，婚姻失敗亦與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有關，當不健康的婚姻價值觀成為主流觀點，便會大大影響新一代對婚姻的看法。

事實上，香港的婚姻制度是鼓勵男女雙方審慎行事的。首先，結婚前要遞交擬結婚通知書，並要等待十五天，若沒有人反對才可註冊結婚，及要舉行特定的儀式。另外，除了生活上的改變外，結婚後雙方的法律地位及社會角色也有所改變，例如一般婚前所訂立的遺囑在婚後都屬無效。再者，夫妻有照顧孩子的法律責任。這種種規範令人須在結婚前慎重考慮。畢竟，婚姻不是一時一刻的感覺，而是一生一世的盟約。盟約的精神在於有愛、有權利、有責任。

由於婚姻對一個人的財產有重大的影響，於是有人會與配偶簽訂婚前協議書，指明雙方若離婚，對方只能(或不能)分得甚麼財產。從雙方的關係來說，婚前協議書不是好的做法。若結婚時已設想離婚後財產如何分配，這與婚姻是一生一世的盟約這一本質大相逕庭。有一些特殊的例子，主要因雙方家庭的資產懸殊，一方為了保障其龐大的家族生意，會從商業的角度出發而要求另一方簽署婚前協議書，另一方亦想證明他/她不是為了對方的財產而結婚，大家在有共識下便會簽署。但無論如何，這可能會令彼此的信任關係受到一定的影響。
 

6. 香港婚姻制度的改善空間

在結婚方面，目前《婚姻條例》的規定是合理的。在離婚方面，近期有一份諮詢文件，強調離婚後父母對孩子的共同責任，而不再著眼於管養權的爭訟。這份文件的精神是好的，因為父母對孩子各有不同的責任與角色，這些責任與角色在離婚後應繼續維持。大部份父母都願意繼續承擔有關的責任，而離婚亦不應令雙方對立。故此，除了一些特殊情況 (例如：父母其中一方想利用該機制要脅對方)，文件的建議是好的。

或許有人會認為，要求已離婚的父母共同商討孩子的事宜，會延續他們之間的磨擦，令雙方難受。但問題是，父母是將重點放在自己的感受上，還是放在孩子的福祉上？孩子既然永遠是他們的孩子，他們可否為了孩子而犧牲一下？由於父母的角色不同，孩子的事若全由一方決定，會不夠全面。另外，孩子的事宜亦可找家事調解員協調，講清楚雙方負責照顧的範圍。文件的建議亦有助減少父母為孩子的管養權而打官司。

近年亦有其他離婚方面的改善措施。例如，家事法庭會較著重孩子的福祉，並設立特別商議離婚後孩子福祉的聆訊。這幾年亦新增了調解方面的法例，希望將和諧及和平帶進婚姻。

值得注意的是，婚姻問題像疾病一樣，若不及早處理，可能難以挽回。故此，宜有一些機制為夫妻定期檢查婚姻關係，防患於未然。

7. 父母與孩子

調孩子的權利，但權利與欲望要分清楚。一個心智未成熟的孩子尚未能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故此，成年人不能讓孩子的喜好成為他的權利。被保護及被撫養是孩子的權利。但若孩子不喜歡吃飯，家人是要尊重他的決定，還是為保護他而使他明白吃飯的重要呢？若學校發覺學生有一些特別偏好的思想或行為，應通知及與家長討論，家長若任由孩子按其意願行事，實際上是不負責任的。若孩子有能力完全自作決定，他就毋須上學及受家長管教了。任何權利均帶有責任，無條件的權利只會帶來不良的後果。

孩子的福祉是夫妻處理兩人不和的其一重要考慮因素。鑑於離婚對未成年孩子的影響深遠，夫妻有時會為了孩子而暫緩離婚。但是，除非夫妻在這過渡期間能改善關係，否則離婚是遲早的事。尤其現今女性經濟較獨立，妻子未必會無限期忍受。

到了離婚的時候，孩子仍扮演重要的角色。若然夫妻雙方都是愛孩子的，他們會為了孩子而願意在財產處置及孩子管養等事宜上合作。相反，若夫妻將孩子作為雙方角力的籌碼，或者將憤怒投射在孩子身上，甚或是出於爭競之心，則會增加雙方調解的難度。重點是夫妻是將焦點放在自己身上還是孩子身上？

離婚後，孩子大多數由母親撫養，很多夫妻在這事上一般有共識，爭議較少。這主要是父親與母親的角色不同使然。照顧孩子是母親的天性，母親一般較細心、溫柔，而父親一般擔當理性的支援、供養及補給的角色。離婚後，母親一般會負責孩子的功課及生活，而父親則會負責孩子的運動及戶外活動。

8. 第三者與婚姻

因婚外情而離婚的個案，很多時候是已經發生了不只一次的婚外情。若其中一方首次發生婚外情，並且願意回頭，得到對方原諒的機會較高，婚姻得以挽回。畢竟，被背叛的一方可能覺得自己亦有不對的地方。其實，婚外情只是表徵，未必是離婚的真正原因。雙方不成熟，不成長，不懂得解決困難，執著自己的期望等問題，才是離婚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婚外情不同一夜情。很多時候，婚外情之所以難捨難離，是因為婚外情也涉及感情及責任 (雖然不應該開始)。另外，雖未有正式統計，但一般來說，相對於女性，男性較難接受配偶出軌，從而影響了挽回婚姻的成數，這或許與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有關。

9. 結語

要有美滿的婚姻，首先要忠於婚姻的盟約，堅持婚姻是一生一世的。第二，要提高自省的能力。不要只看到對方的錯及只會抱怨，不要單單期望對方改變，要明白自己也有不足的地方，從而願意在個人的性格及雙方的關係上成長，並願意改變自己。另外，亦要分辨真正問題的所在，例如，是雙方的關係真的出了問題，還純粹是對方的惡習引致惡果 (如欠下賭債)？若雙方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最後便要及早向有關人士求助，例如接受婚姻輔導，避免問題惡化至不可收拾。第三，要明白家庭也涉及實際及事務性的運作，需要透過共同合作及處理這些實務去提昇雙方的關係。第四，要給予對方個人的空間，尊重對方繼續去追求理想。

1. 前言

香港社會當前的婚姻及家庭面臨很多挑戰，制度方面，有人提出「事實婚姻」與「民事結合」等平權訴求；夫妻關係方面，離婚率居高不下；親子關係方面，出現「怪獸」家長的現象。

本文先闡述婚姻及生兒育女的價值，再探討以上三種社會現象。在制度及夫妻關係方面，本文會以個人主義作為切入點去探討有關問題；在親子關係方面，則會從社會價值觀的角度作出分析。

2. 婚姻的價值

婚姻的好處，可從制度的角度及人倫關係的角度來闡述。從制度的角度來看，結婚是一個程序，讓雙方彼此承諾永遠相愛並一起生活下去。這承諾是在眾人面前公開宣認的，讓親友見證雙方的互相委身。故此，結婚的程序，不純粹是兩個人的事，它亦讓別人分享雙方的喜悅，是人與人之間一種美好的交流。

從人倫關係的角度來看，人是一種有靈性的動物，人渴望與人相交。單獨生活固然可以，但可以與人相處就更好。若可以與他人建立愛情，更是一件美好的事。夫妻間的親密關係，是其他關係不能取代的，亦是重要的。故此，婚姻一方面讓別人分享雙方的喜悅，另一方面亦滿足了雙方感情的需要。

3. 生兒育女的價值

生孩子是夫婦一個重要的抉擇。養育孩子有苦亦有甜，很難說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較好。一方面，孩子可讓家庭生活更加豐富，看著孩子一天一天成長，那種喜悅是難以形容的。另一方面，教養孩子也會帶來煩惱，做人父母是一件艱鉅的工作，父母會擔心孩子的成長，所謂「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一般而言，生養孩子最終所帶來的甜，總比苦為多，但也不排除一些夫妻基於個人及社會的因素，而承受不了生養孩子的壓力。故不能說有孩子的一定較無孩子的好。

社會環境亦會影響生孩子的決定。在生活繁忙及充滿壓力的地方，由於已有很多事情(如維持生計)消耗了一個人的精力，若再養育孩子，會構成沉重的負擔。但在一些較平淡及簡單的社會(如北歐)，夫婦會有較大誘因生孩子以豐富家庭生活。

不同年代的人亦會對生孩子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國，曾有一段時間不少人不想生孩子，後來觀念改變了，有較多人選擇要孩子及著重家庭生活。「想生」或「不想生」可以是一個循環。畢竟，夫婦及親子關係是社會的核心，縱使社會在某一階段會崇尚二人世界，但最終總會回到核心去。而社會的延續、老年人的退休保障等，亦需要下一代去支持。

至於生幾個孩子最好，則沒有絕對答案。生一個、兩個或更多，各有優點與缺點，關鍵是父母如何教導孩子。有人說獨生子女較自我中心，不懂得分享，但父母可以教他分享，而學校亦有群體生活讓他學習分享與包容。亦有人說，有兩個孩子可令他們有機會互動，但兩個孩子之間亦會有爭競。故此，孩子數目沒有客觀標準，生多少個應是夫婦基於個人處境而作出的選擇。

另外，若情況許可，當打算生第二個孩子時，不妨徵詢第一個孩子的意見，一方面尊重他的意見及令他有參與感，另一方面亦讓他有準備擔當哥哥或姐姐的角色。

4. 事實婚姻

部份西方國家承認「事實婚姻」的法定地位，將屬於已婚人士的權利及責任給予同居人士。香港亦有類似的呼聲。要改變一個社會制度，需要取得社會大眾的共識。故此，主張「事實婚姻」的人士，需要提出理據去說服大眾接受「事實婚姻」這制度。

若同居人士滿足於同居的狀況，他們不會有誘因去爭取「事實婚姻」的權益。若男女雙方想獲得婚姻的權利，在目前香港的婚姻制度下，便要辦結婚手續了，正如買東西要排隊的道理一樣。若要承認「事實婚姻」，便先要界定何謂「事實婚姻」，這使問題變得複雜及帶來爭議。

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選擇同居的人實際上是對婚姻沒有信心。另外，若連辦一個簡單的結婚手續也不願意，雙方的愛情又是否深厚呢？同居的現象，某程度上是個人主義使然。這裏有一個矛盾：同居的人既想有親密的關係，卻又不願意作出承諾。但實際上，婚姻不能太個人化，因為婚姻要求彼此遷就、忍耐及犧牲。追求個人自由與追求家庭生活，難免有所取捨。唯有放下個人主義，才能有美好的婚姻及家庭生活。

5. 婚姻平權

現今世代高舉人權與自由。有人爭取同性婚姻，甚至多人婚姻、童婚等，試圖解除婚姻在性別、人數以及年齡上的限制。為了保護兒童，公眾一直認為讓未成年的人士有性行為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目前香港也有禁止與兒童發生性行為的法例。

至於成年人之間私下的同性性關係、三人以至多人的性關係，目前香港法例並不禁止，亦不見得有關人士會被排擠或被歧視。但他們若想爭取婚姻權，或其他法律上的認可，便需向公眾說出理由，解釋新的制度為社會帶來甚麼好處。

同性領養權的考慮亦是一樣，要改變社會制度，必須取得社會共識。我們雖然不能否認同性伴侶可以教養出好孩子的個別例子，但社會仍要從整體的角度為孩子的福祉著想，評估同性領養對孩子是否一個好的安排。

6. 夫妻關係影響孩子及工作

在香港這繁忙的都市，有人或許因工作或照顧孩子而忽略夫妻關係。一方面，感情是要培養及製造的，夫妻的感情不會因為結了婚就有永遠不變的保證。另一方面，夫妻關係不好，會反過來影響親子關係及工作。不要以為為了工作及孩子就可放下夫妻關係，這只會帶來反效果。因為夫妻關係好，親子關係自然會好；夫妻關係不好，對孩子會造成創傷。事實上，問題孩子多來自有問題的夫妻。故此，生活是要平衡的。

另外，家庭生活愉快，工作才會有效率。當代人著重個人成就，但最終總會回歸家庭。當人感到困擾時，往往會想起父母，渴望得到配偶的安慰。家庭是一個親密交流及彼此安慰的安全區。在外面打拼後，就更需要家庭生活的滋潤，否則人會變得空虛。在平衡工作與家庭時，夫婦要商量及了解彼此的期望，作出適當調整。平衡是要有取捨，這最終是價值取向的問題。當一個人認為家庭重要時，他便不會覺得放下工作或其他事情是一種犧牲。當然，這種平衡是有外在限制的，公司老闆的要求會影響僱員決定家庭與工作的優先次序。

7. 「怪獸」家長與「港孩」

近數年出現的「怪獸」家長與「港孩」現象，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競爭使然，特別是面對中國內地的競爭。另外，父母總期望孩子的成就高過自己。以前的父母多數是基層，孩子成就高過父母不難達到，但現今的父母已有一定成就，要求孩子的成就高過父母就較難。這促使現今的家長一早就要栽培孩子。以前的孩子普遍在中學時才開始面對競爭，但現今孩子的競爭在幼稚園已開始，所謂「贏在起跑線」。我們可從三方面分析「怪獸」家長的現象。

第一個問題，競爭方法是否合適？目前的競爭模式，一方面是家長全面操控孩子，另一方面是過於著重學業成績，忽略了孩子身心靈發展的需要。這只會製造出只懂依賴，以及發展不健全的「港孩」，後果是引致孩子青春期的反叛，以及孩子往往要到出來工作後才開始培養整全的人格，這反會降低孩子的競爭力。

第二個問題，有沒有較好的競爭方法？西歐國家孩子的學習較為輕鬆，但這並不代表這些國家的競爭力較差。它們強調愉快學習、多元發展，幼稚園的孩子從遊戲中學習，以啟發人際關係、創造力及對世界的興趣。

第三個問題，是否一定要競爭？誠然，外在的競爭環境是改變不了的，但我們是否一定要隨波逐流？人生是否只為競爭而活？以前的人有基本的生活條件就已很滿足，現代人是否一定要不斷提高物質的豐盛？家長著重孩子的成就，但現代孩子卻著重生活體驗。除了物質外，人生應追尋意義。縱使一個人做了醫生、律師等「高尚」職業，但若這純粹是他父母的安排而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對他只會帶來痛苦。人何需追求高薪厚職？生活平平淡淡，但人際關係和諧不是更寶貴嗎？故此，家長應培育孩子的自律及責任感，幫助孩子尋找人生意義，而不是安排他的人生。

根據以上三點，家長要重新檢視自己的管教模式。家長或許會覺得在這大氣候中身不由己，但父母要明辨是非，了解不斷競爭產生的各種問題。若家長將自己的行為歸咎於社會的大氣候，就毋須有家長的角色，一切跟隨大眾就可以了。家長要明白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若明知一些做法對孩子不好，就不要人云亦云。家長不要只著重孩子的學業，更要培養親子關係。家庭是孩子最好的保護網。若能處理好親子關係，孩子有問題時便會找父母商量，有助孩子解決成長所遇到的問題。

除了家長自己的觀念要改變外，政府及僱主亦應在減低不健康的競爭及培養親子關係的事上扮演一定的角色。政府應多做家長教育，以扭轉家長的思維，並實行家庭友善政策，如增加勞工假期，鼓勵彈性上班或其他彈性工作的安排，推出家長節、家庭日等。僱主亦應意識到，健康的家庭生活有助提高員工的效率，這在香港知識型經濟的社會尤其重要。故此，僱主不應為了增加盈利而不顧員工的家庭需要。

8. 結語

總體而言，現代個人主義抬頭，人權及自由的訴求高漲，這種趨勢呈現於兩個層面：在制度層面，個人主義引申出對事實婚姻、同性婚姻及其他性解放權利的訴求；在關係層面，個人主義引致追求個人成就與維繫家庭關係的衝突。無論在那個層面，人都須放下過度的自我中心。在制度層面，人不能只追求個人權利而不顧社會的穩定及共同利益；在關係層面，夫妻關係要講求忍耐、體諒及包容，並堅守結婚時所立下不離不棄的盟誓。人無可能找到一個百分百合適自己的對象，若不合即散，問題只會不斷重複。若可放下自我，往往會得到更大的幸福。

一間酒吧因「女士之夜」於上月被裁定性別歧視，不少輿論認為矯枉過正，回響不絕。上星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立法會上稱會檢視平機會的相關條文，又稱社會大眾可向政府提出建議。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拒絕向女士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或不按相同方式提供，都屬違法。法例將合理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一刀切地視為觸犯歧視條例，會衍生怪異現象，有議員向政府提出如此質詢：「食肆提供母親節套餐優惠，以至美髮店及美容店向男女客戶收取不同費用……有被提出訴訟風險」，質詢不無道理，反映歧視條例的漏洞。

歧視條例原意是消弭真正的歧視。若要能對症下藥，在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上有修改的必要，條例至少要區分拒絕服務、營商定位及提供優惠三者，將合理的差別對待剔除於法例之外。

舉例說：一、食肆基於客戶是女性而拒絕提供服務；二、某食肆打造「女人專屬」餐廳，將所有男顧客拒諸門外；三、食肆向母親提供母親節套餐優惠。

確保女性得到食物的平等機會，保障女性的生存權利，是社會共善。當社會文化大規模地傾側有利於男性，政府就有理由動用公權力，以法例禁止第一類情況。

至於第二類，食肆老闆按創意作出市場定位，然而將要付上代價：他放棄佔人口近一半的客人、與男性同行的女性也不會光顧。自由市場會自然調節，或是商機，或是淘汰。在確保男性不因此面臨饑荒，而飲食行業沒被壟斷等前提下，政府應保障多元創意和營商自由，避免市場被過度干預。

第三類例如在母親節向母親提供優惠以鼓勵消費，動機多為商業考量，也不排除有企業真誠地透過優惠對天下母親表達敬意。這是差別對待，但不應構成觸犯性別歧視。然而，現行法例卻有機會扼殺這些商業行為、良好意願。就正如酒吧以透過增加女顧客消費的誘因，以吸引更多男顧客；又或考慮到男顧客耗酒量比女顧客大等因素，動機都非出於性別歧視。在沒有危害女性（或男性）群體的基本權利為前提，政府應以歧視條例干預商界提供優惠的方式嗎？

深信兩性得到平等機會，是香港人都擁抱的重要價值。但立法者宜就歧視條例的適用處境對症下藥，區分拒絕服務、營商定位及提供優惠三方面，以免矯枉過正，以平衡恰當的方式消弭真正的歧視。

平機會作為法定獨立機構，公眾自然對其有一定期望，希望它能真正為社會消除歧視而出力，為社會大眾帶來真正平等機會，可惜前主席周一嶽在任時不務正業，一意孤行支持同運，甚至在離任前後亦對新主席指指點點。而新主席陳章明甫上任即受一些負面新聞困擾，平機會未來如何持平地履行分內的職責，相信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周一嶽在任內動用了80萬公帑推動《有關立法禁止歧視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報告不單問題處處、而且立場偏頗，歪曲調查結果以迎合他支持立法的傾向。作為平機會主席理應持平中立地對待社會上的每一個持份者，但周一嶽卻多次高調出席同運團體所舉辦的活動，令人對平機會能否公平處理不同的意見深表懷疑。

周一嶽任內亦啟動了對現有四條歧視條例的檢討，在檢討報告中卻偷換概念，建議政府就法律上承認香港異性及同性同居關係，包括現有同居關係和海外同性婚姻等相關歧視問題，進行全面研究及公眾諮詢，完全漠視10萬市民曾聯署反對「事實婚姻」的事實。2015年10月有市民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周一嶽在2013年底的平機會會議中，聲稱該會進行歧視法例檢討和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研究，屬其權力之內行事，更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也同意這看法」，政內局其後作出澄清指從無表達相關的看法，平機會隨即靜悄悄地在其網頁刪除相關紀錄，意圖掩飾主席的謊言，令人震驚。申訴專員公署調查後表示有關投訴成立，公眾對周一嶽及平機會的操守難免存疑。

再者，周一嶽不單在任時、甚至卸任後亦毫不掩飾他支持同運的立場。然而平機會網頁所列明的職能及權力卻沒有倡導的涵意，故此可見積極主動地支持同運，無疑只是周一嶽個人越權的行為。平機會的正業是落實執行現有的四條歧視條例，是新增歧視條例則是政府及立法會的職責。

此外，平機會作為獨立的法定機構，不應淪為支援主席個人言論的場所，所作出的調查亦應理性專業，實事求是而非推廣主席個人的預設立場。早前平機會的調查顯示市民認為「年齡歧視」為最應該優先研究的項目，且看曾任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陳章明能否在此項目中作出貢獻，由於他甫上任即被揭曾犯過失，要挽回公眾的信心，陳章明應努力證明自己能客觀公正地執行平機會的法定職責；而平機會的全體委員亦責無旁貸應努力監督平機會的日常運作。
 

國際

堅守信仰卻被無理開除

Felix Ngole於英國University of Sheffield就讀社工系碩士課程二年級，因在facebook留言支持美國肯塔基州政府婚姻登記官Kim Davis，並引用利未記支持有關婚姻及性道德的教導，遭校方以涉嫌違反社工守則的個人操守（personal conduct）及令專業的聲譽受損（bringing the profession into disrepute）對他進行紀律聆訊，最後表示因他對同性婚姻的看法有可能令某些人感到受冒犯（may have caused offence to some individuals），又指在facebook的言論可能影響他作為專業社工的能力，因而開除他的學籍。[1]

英國肯特郡一名69歲的地方法官Richard Page，於去年的電視訪問中表示孩子在父親及母親的撫養下成長比較好後，隨即被司法操守調查室指他的言論是對同性領養者的偏見及造成不利，干犯嚴重的專業失德（serious misconduct）[2]，故除去他裁判院法官的職務，他表示會透過就業審裁處提出上訴。[3]

美國亞特蘭大前消防局局長Kelvin Cochran因表達對同性性行為的不認同而被無理解僱。事源2014年Cochran與數名亞特蘭大市議員分享自己所撰寫，有關男士如何活出忠於信仰的聖潔生活，其中一名議會成員因不滿書中部份內容而向市政官員投訴，政府隨即解僱Cochran，理由是他犯了數個嚴重錯誤，包括違反內部命令及紀律（internal order and discipline），在工作間要求同袍閱讀宗教書籍，聯邦法庭已批准Cochran提出上訴。[4]

同性伴侶結合及領養的情況

葡萄牙總統Cavaco Sliva於1月份否決同性領養的法案並交回議會，原因是相關議案能否促進兒童的福祉，仍有很多變數。但議會於2月以137票贊成，73票反對，8票棄權，駁回被否決的議案，總統必須於八日內簽署議案。[5] 總統已簽署議案，新法例於3月1日生效。

意大利參議員於2月投票，173票贊成，71票反對，通過承認同性及異性民事結合，意大利總理為說服國會議員通過民事結合而抽起同性領養的部份。[6]

美國亞拉巴馬州參議院於3月底投票，23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廢除政府簽發結婚證書的法案，法案只要求結合的伴侶於政府的檔案中紀錄其已婚狀態，以避免法官須為同性主持婚禮及婚姻登記官簽發同性婚書。法案將交全體國會審議及通過。[7]

美國密西西比州的聯邦地方法官指出，該州的禁止同性伴侶領養的規定違反憲法，於是推翻該規定。法官指出，由於美國最高法院已准許同性婚姻，故此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一樣，擁有領養孩子的權利。[8]

在財團壓力下通過良知法例

在面對大財團抵制的壓力下，美國密西西比州州長簽署了法例，[9]對於那些基於宗教及道德信念而作出或拒絕作出某些行為的宗教團體、個人及組織，州政府不能對他們作出歧視。宗教及道德信念是指婚姻乃一男一女的結合，及性別應是按生理性別作出界定。保障範圍包括可拒絕主持或參與同性婚禮、禁止使用異性的洗手間等。被禁止的歧視行為包括取消免稅地位及各種財政援助。

需立法規定按生理性別使用洗手間及更衣室

美國南達科他州參議院於2月以20票贊成，15票反對，通過議案規定跨性別人士於校園只可使用與其生理性別相應的洗手間及更衣室，如州長Dennis Daugaard最後決定簽署通過議案，該州將會成為第一個州份訂立相關法例。[10]州政府最後否決議案。[11]

硬推同性伴侶法恐令台灣變天

台灣政黨信心希望聯盟於2015年11月提出「保護家庭」公投提案，引起熱議，短短一個月收到超過10萬個簽名，惟行政院於本年2月23日公審會駁回提案，指提案內容不符合公投提案「一案一事項」的規定，亦不符合公投法第2條第2項「立法原則之創制」之規定。[12]

而民進黨立委尤美女指，法務部進行的線上及電話民調，同意同性婚姻的比例均為最高，會持續推動在法律上落實婚姻平權，現時台灣已有七個縣市可以進行「同性伴侶註記」。事實上法務部於2015年12月所進行的民調結果只有35.5%受訪者支持「同性伴侶可以合法結婚」，同運團體以社運手段貿然推動同性伴侶法制化只會令社會帶來更多的衝擊。[13]

本港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宣佈2015年全年愛滋毒感染數字新增共725宗，434人透過同性或雙性性接觸感染，感染個案年輕化。[14]

在英國已透過民事結合(civil union)註冊成伴侶的女同性戀者QT及SS，於2015年因入境處拒絕向QT發出受養人簽證(dependant visa)而向高院提出司法覆核，控告入境處直接或間接歧視QT的性傾向及性別。法官裁判QT敗訴，原因是香港法例並不承認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而受養人簽證中所指的「配偶(spouse)」是異性婚姻的夫妻，因此QT要求入境處簽受養人簽證無疑是要求政策間接承認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為本港有效的婚姻。[15]

天主教區聖猶達堂婚姻與家庭牧民組於3月13日主辦「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法》對信仰、家庭及子女的影響」論壇，對象為天主教教友，惟論壇開始不久後即被同志團體衝擊，同運人士硬闖會場並與主辦單位成員發生推撞，最後報警處理，論壇亦需腰斬。[16]

平機會於3月底公佈《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報告，報告漠視十萬人聯署反對「事實婚姻」的代表性，只視為一個機構的意見；又把諮詢期間提出的「事實婚姻」偷換成「異性和同性同居關係及同性婚姻」的概念，更在報告中指出會優先處理建議政府要在法律層面承認這些關係，及修改所有相關法例，引起多個團體極大迴響。[17]而周一嶽於3月31日卸任，由陳章明接任新一任平機會主席，他未上任前已承受不同媒體的輿論，批評他過去曾提及維護家庭的言論。[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