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與公義」

分享嘉賓：Anka傳道
　　　　「上教會」（Captain Church）負責同工
整　　理：馬迅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上教會」（Captain Church）是一間結合了髮廊、咖啡室和教會三個元素的三合一教會，她帶著使命，走入社區，接觸不同背景的客人，成為職場教會的示範。「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由該會的負責同工Anka傳道擔任分享嘉賓，她在9月17日與參加者分享這間三合一教會的運作、她在服侍中如何經歷神，以及「上教會」的團隊怎樣榮耀神。

聚會開始，Anka分享教會由來。她從前是一位護士，後來因為全職照顧孩子而停止了工作。期間，她接受了兩年神學裝備，並到了豐盛髮廊帶領晚間聚會。她在那裡認識了一位髮型師弟兄。髮廊裡有些員工負責洗頭等工作，他們是邊緣青少年，可能曾經犯事或要守社會服務令；她在那裡服侍這班青少年。但她感到這些青少年很難融入傳統教會，因為如果信徒有青春期的子女，而教會接待一些抽煙、紋身、講粗口的人，有些會友可能擔心這些人會帶壞他們的子女，她認為這樣想也是人之常情。邊緣群體難以融入傳統教會的情況，令她想到聖俗的強烈分野。例如基督徒不應該抽煙，這想法普遍信徒都接受，但是邊緣青少年便會問：聖經有說不可以吸煙嗎？信徒理應聖潔，但有些仍舊帶著一些世俗行為的人，似乎很難融入傳統教會。

Anka深信耶和華的膀臂不會縮短，以致不能施行拯救。她開始為神做夢，她很想讓福音進入邊緣青少年的生命裡。結果她和教會的牧師分享，看看教會能怎樣回應這個異象。在2011年10月，教會便差派了她和其他弟兄姊妹出去作職場宣教。Anka指自己不是生意人，要開展事工並不容易。她要先找地方，並需要一筆創業資金，以購買工具，支付裝修費等，這筆錢的數目不少。神給了她異象，亦感動了弟兄姊妹踴躍奉獻。在一次崇拜中，弟兄姊妹整整奉獻了100萬元，另外還有30萬元的貸款，她為此而感動。有了起動資金，她和弟兄姊妹便開設了「上髮廊」和「上咖啡」，兩舖之間有一扇玻璃門。幾年前，他們又開設了兒童學習中心，提供遊戲小組和學前預備班。髮廊那邊有位弟兄擔任髮型師，而Anka則主力在咖啡室擔任廚師。員工當中有的是邊緣青少年。平日髮廊和咖啡室會做生意，到了週日則會休息，店舖會成為敬拜神的地方，弟兄姊妹在那裡崇拜。Anka指要共用資源，有賴一班弟兄姊妹協助，崇拜前，他們會將店裡的物件清空，崇拜後，他們就要收起樂器，重新排好桌椅，將地方還原。由2011年至今，每個星期如是，弟兄姊妹總是毫無怨言地整理場地，她很感激他們的幫忙。

「上髮廊」和「上咖啡」是以自負盈虧的模式運作，所以Anka很努力做好這盤生意，因為她要盡僱主的責任，支付員工的薪金，以及店裡的一切開支。她沒有飲食業經驗，也不認識相關人士，但她很努力學做一個稱職的廚師，又報讀相關的課程，她由最初在午飯時間完成10多個餐，到現在完成100個餐。她笑言在廚房裡有被刀割傷、被火燒傷、被油燙傷的危險，她又會弄到滿身油煙氣味，但工作實在太忙了，回到家中會因為累透而睡在地上。由護士、家庭主婦，到成為今日的廚師，她付出很大的努力。不過，她同時在服侍的過程中，經歷自己生命的擴張。

Anka帶著無牆教會的理念建立「上教會」，盼望福音進入社區和接待不同的人。在其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並不是透過三福、四律等傳統福音工具去傳福音。Anka指在髮廊和咖啡室工作的人有兩個身份：一是員工，一是說故事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與神同行的人可以透過分享自己的故事，讓人認識耶穌。她解釋「上教會」的「上」字，是來自馬太福音六章10節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們渴望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而教會的英文名Captain Church，「captain」一字取自約書亞記五章14節：「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I have come now as captain of the army of the LORD.〔The Amplified Bible〕）他們希望耶和華成為他們的元帥，他們能成為耶和華的軍隊，為神爭戰。

「上髮廊」和「上咖啡」開業至今已有八至九年時間，店舖位於一幢大廈的一樓，在社區中多年，它們已有自己的熟客。Anka分享到：有一位熟客是位長者，有次他叫了一份鹹牛肉炒蛋三文治，於是她造了給他吃。老伯吃過以後對她說：這份三文治有待改善。於是她追問原因，老伯說自己在澳門吃過的三文治，裡面有洋蔥粒，他覺得味道好所以想教她造。她當時心裡雖然不舒服，但他是熟客，而且年長，便對他寬容一點。第二次再造時，結果他仍舊覺得不夠好，說還差一點糖和黑椒。這位老伯，還會帶一個玻璃樽來買咖啡室的曲奇。某天，有位婆婆來到店裡大哭，說老伯早上突然哮喘病發已過身了。由於老伯常常來吃下午茶，婆婆覺得有需要通知他們。那段日子，Anka會安慰婆婆，和她探討生死的課題。店舖就是這樣和街坊連繫起來，客人跟員工就像朋友一般。

Anka分享到「上教會」的使命：「成就夢想、領受異象、接受差遣、進入命定、帶著勇敢、改變世界。」她笑言在旁人看來，這可能是高言大志，因為當中提到要改變世界，但她認為現實是許多事總會打個折扣，如果異象不大，心志就會愈來愈萎縮，遇到困難，人也會怯懦。她鼓勵弟兄姊妹，不要對自己的異象說自己太微小，應該對著異象說自己的神有多偉大，這樣，才能經歷《聖經》所說：非靠勢力，非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

個子不高的Anka，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看起來充滿活力，其實她的兒子已生了小孩，她已是祖母了。不過，她並不言倦，敢於為神做夢和承擔異象。要兼顧傳道人、廚師、妻子、母親、祖母的工作，並不容易，但她仍然帶著甜美的笑容，在每個崗位裡，做好自己的本份。她說的話鏗鏘有力，令參加者感受到她對神的信心，以及為她的見證所動容。

醫生給不少人的印象是專業和謹慎，但與病人相處時，他們或許不會太熱情，彼此的關係不會太親近。不過，「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首次請來的嘉賓蕭烜醫生，卻希望拉近與病人的距離，讓他們不只得到藥物的治療，還有心靈上的醫治，他本著愛心和信仰來服務病人和家屬。在1月22日的晚上，他在本社分享他的行醫理念，以及為何他有這樣的想法。

蕭醫生於2005年開辦仁愛家庭醫務所，不過，他原初並不是想當一位家庭醫生，而是想當一位腫瘤科醫生，但一個罹患末期癌症的婆婆改變了他。這位婆婆曾對他說，覺得很孤獨，她在一天24小時之中，有22小時都在等候，因為醫生巡房只會用兩分鐘看她，而親人來訪也只是兩個小時而已。婆婆表示，自己的心願是想回到家中，在熟悉的環境裡，有親人在身邊，並得到家庭醫生的照料。這次相遇令蕭醫生認清自己最想做的，是與病人的家庭同行，所以他改變初衷，打算成為一位家庭醫生。

雖然認定了自己要走的方向，但最初蕭醫生踏上這條路時，還是戰戰兢兢的。診所剛開業的首七個年頭，由於病人不多，他都沒有支取薪金。開業初期，他更要從早到晚都「坐鎮」在診所裡，每天工作16小時，每週才休息一天，這令他與妻子共對的時間變得很少，他的父親也無法理解他的選擇和決定。他自己也曾感到很氣餒。但在這段日子，他卻學會了等候神。他說：「在等候裡，我學會了一件事，就是我的心要安息……我安安樂樂去等候神。」當診所沒有病人時，他總會外出走走，或到茶餐廳坐坐，或拿著公事包和醫療工具外出診症，這令他有機會認識到區內的街坊。

家庭醫學——由家庭做起

家庭醫學提供了基層醫療服務，家庭醫生守護著市民健康的最前線。但蕭醫生指，在香港的家庭醫生，很多時只會被視為是看傷風感冒的普通科醫生。他慨嘆：「沒甚麼人知道原來家庭醫學是一個專科來的。」他這10多年來，認清了自己獨特的身份：家庭醫生與病人的家庭是可以建立很緊密的關係，因為一個家庭的三代，甚至四代的成員，都可能是看同一個家庭醫生，而有些家庭甚至會將家庭醫生視為「半個屋企人」，因此，家庭醫生能夠很清楚知道病人的家庭狀況和習慣。

為了讓病人成為自己的朋友，蕭醫生嘗試用創新的方法來關懷病人，例如邀請病人和家屬一同參加旅行活動，從中他既能了解病人的習慣，也可以教導他們怎樣保持健康。他更會嘗試推動關懷社區的工作。在他診所的所在地，區內有超過2,000多位獨居長者都乏人照顧，他便試著以一年時間訓練一些街坊、婦女，當中更包括了60至70歲的長者，讓他們去關心70至80歲的獨居長者。

挑戰職場固有文化

蕭醫生指，這種主動關心病人，和病人拉近距離的做法，其實不是所有診所職員都受落的。因為在醫療界裡，早已認定了診所的職員，只是負責跟症、執藥，要他們走進社區並不容易。此外，蕭醫生又會在診所裡跟同事一起敬拜和祈禱，此舉也會受到同事質疑。面對這些情況，蕭醫生便嘗試主動關心同事和他的家庭。他說：「當我關心我們的同事，關心他的處境，關心他的家庭，我就發現到原來他的家庭也面對很多困境。」因此，蕭醫生便很想與同事建立如同家人的文化，彼此關心。這樣亦可以幫助他更新職場裡一些固有的文化。

蕭醫生坦言，自己曾患過情緒病，雖然他已康復，但經歷過軟弱令他更敏銳病人在心靈方面的需要。他指出只要願意開口關心病人，便會發現病人當中有些面對情緒病問題，有些面對家庭或職場問題。他深信這些病人都是神為他帶來，他願意花時間了解他們的需要。現時在診所工作的，除了醫生和助護，還有社工、輔導員和義工，診所亦成立了輔導中心，讓來看病的街坊，得到更全面的醫治。

怎樣才算成功？

眼看著自己的醫科同學，有的是「月球人」（即每月收入達100萬元），有的甚至是「星球人」（每星期收入達100萬元），蕭醫生笑言若以金錢論成敗，他算是失敗。但對他來說，病人受到鼓勵，生活上有所突破，這些都來得比金錢重要。他指自己曾經遇過一位身體遭嚴重燒傷的病人，這位病人有次獲邀出外旅遊，但卻擔心同行的人會以奇異的目光來看他。診所的醫護人員都鼓勵他參加，並表示神會與他同在的，結果這位病人真的參加了那次旅遊，並有勇氣日後更多外出走走，人也變得開朗起來。蕭醫生欣喜地表示，後來這位病人甚至用他已經全部燒傷、結焦的手指，製作了一盆花，祝賀去年成立的輔導中心。他指所有診所同事都很珍惜這份禮物。

蕭醫生指自己讀到啟示錄十二章11節的時候很受激勵，因為他知道能勝過那惡者，全倚仗耶穌基督的血，還有信徒所見證的道。他知道自己所付出的不是很多，但當他看到病人的見證時，這些見證都指引著他，成為了他的謀士。例如，他曾經遇過一位憂愁的老伯。蕭醫生後來發現，原來老伯的太太患過癌症，雖然治好了，但又彷彿好像沒治好，因為她很抑鬱，和很擔心癌症再復發。老伯本來已退休，但因害怕妻子舊病復發而再次出來工作。蕭醫生想為他禱告，最初他有點抗拒，但後來還是願意一起禱告，並在禱告時哭了起來。其後，他每次來看病都想蕭醫生為他禱告，他漸漸改變，更表示想到教會事奉神。這些見證對蕭醫生來說都十分寶貴，他常常將它們存放在心裡，讓他可以喜樂滿足，並有氣力繼續向前邁進，醫生又豈只能為人醫病呢！

香港的住屋問題，困擾着千家萬戶。政府的政策也長期跳不出原有的框框。結果是收入未能符合公屋入息限額及資產水平的，要不就是捱貴租，要不就是要千方百計希望可以上車。但樓價過去幾年脫韁飛升，根據國際研究機構發表的2016年數據，香港的樓價負擔指標高達18.1，[1]是全世界樓價最難負擔的地方。私人房屋市場在熱錢帶動下價格飛漲，除了令有意置業的家庭卻步之外，也帶動了租金上升，劏房都變得愈來愈難以負擔。至於有資格申請輪候公屋的家庭，也因為公屋建屋量未能達到原先的指標，也追不上排隊輪候數目的增加，結果是輪候時間不斷延長，早已未能達到政府承諾的3年可以獲得第一次分配單位的目標，最新的資料顯示已經要輪候4.7年才有機會上樓。

申請公屋已經成為了大部份低下收入階層的唯一選擇，輪候時間延長，意味着他們在更漫長的輪候期內需要在市場解決住屋的問題。這對不少家庭構成了嚴重的困難。除此之外，有不少家庭可能出現突如其來的變故而出現住屋問題，輪候公屋變成了救不了近火的遠水。

現時，根據政府統計，住在劏房的人口已經超過19萬，關注團體的推算更有高達30萬之說。證明住屋已經確確實實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對不少家庭構成了嚴重的困擾。要應對這個狀況，除了在現時香港的公營及私營房屋系統之外，可不可以還有另一種選擇？

幾年前，一班有心人眼見這個情況，於是成立一個有「社會企業」性質的機構「光房」，希望用創新的手法來協助面對着困境的家庭，為他們開拓一些短期的住屋安排，從而舒緩他們面對的住屋及其他生活困難。計劃的負責人相信，在資助房屋及私人市場之外，社會上應該仍然有一些可以被發掘出來的住屋資源，只要該機構能夠作出有效的協調、管理、分配及支援，這些未被發掘出來的房屋資源應該可以加以善用，令房屋單位的業主毋須閑置有關物業，可以收回某個比例的市場收益，又可以用較相宜的價格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個住屋選擇，好讓這些處於困境的家庭有一個穩定的過渡期為未來的生計作籌算。如果該機構可以作出有效的推動，除了把閑置的房屋資源善加運用之外，也可以幫助到有困難的家庭渡過難關，重新為自己的生活安排及長遠發展作規劃。

事實上，一直以來，香港除了似乎是一個充滿銅臭味的商業社會之外，有很多跡象都能夠證明香港也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社群。而「光房」這一個實驗性的社會企業，幾年下來也透過他們的工作證明此話不虛。香港確實有不少人除了自住的單位之外，還投資擁有其他物業。但可能種種原因，沒有把名下的物業租出。在「光房」提出他們的意念，又慢慢就為人所知之後，就有一些業主願意把他們的單位交給光房管理營運。讓光房把他們的單位，根據房間數字，分配予有住屋困難，住在劏房或惡劣居住環境的單親家庭，提供一個不多於三年的租約。

在短短幾年之間，這一個在開始時受到很多人質疑的意念其實證明吾道不孤。光房計劃也由最初的沒有單位在手，到慢慢累積到高峰期的時候，有超過50個業主把單位交給光房，以低於市場回報的價格，分租予有需要的家庭。其中更有個別業主，自掏腰包額外多買一個單位，就是要交給有關計劃以惠澤社群。這一點足以證明，香港仍然是一個充滿溫情的社會。

對於入住光房單位的家庭，雖然仍然可能要與其他家庭共享單位，但因為居住環境有改善，有一個相對而言較長期而穩定的居住安排，又有起碼三年時間不虞租金突然上升。加上「光房」工作人員的協調與持續支援，證明光房的意念不但可行，而且十分可取，可以說是為解決香港目下的房屋問題及造成的困擾，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得到光房計劃的委託，進行了一個跟進研究，評估入住光房單位對受惠家庭的影響。經過近三年的跟進研究，證明了一旦住屋問題得以穩定下來，很多其他個人發展及家庭的問題也可以得到更廣闊的解決空間。因為入住之前已經清楚說明只是過渡性的住屋支援，受惠的家庭對長遠需要自行想辦法解決住屋問題也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他們知道得到別人的支援和幫助，一般都心懷感激，進一步激勵了他們要善用有限的時間，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也要作出長遠的生計籌劃。

三年的跟進研究，很難把每一個個案都詳細說明，只能夠說感動人心的故事很多很多。有個別個案在未得到有關安排之前與家人的關係高度緊張，個人情緒受到困擾，自己的子女也受到影響。但得到這個過渡性的住屋機會之後，卻有空間改善與家人的關係；因為可以暫時毋須直接面對一些其他困難，有家庭可以把自己的親子關係改善過來；有深受婚姻關係困擾的新移民婦女，入住光房之前帶着孩子困頓無助，但在過渡期這幾年之間，把心緒平靜下來之後，積極參與各種社區服務及義務工作，更成為了協助新移民婦女組織的主席；也有原本跟家人住在劏房的青少年，因為住屋環境惡劣而造成嚴重的自卑感及反叛心理，入住光房之後不但重建了與家人的關係，也抱持更正面的人生態度，最後考上了香港的最高學府升讀大學。

雖然是需要共用單位，但在光房職員的協調及支援下，並沒有出現一般在劏房環境經常發生的各種糾紛。反而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的問題，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援，讓部份光房住戶的單親家長，有空間從事兼職工作或參與各種培訓計劃，為將來的生活建立基礎。住進光房的孩子，本來很多都沒有兄弟姊妹，但在共住的環境之下，卻有機會扮演要哥哥姐姐的角色，培養了從前未有機會發展出來的責任感。當有人向政府提出需要設立一些「過渡性房屋」之時，政府往往因為擔心「易請難送」，因此情願將一些空置及暫時不會即時拆卸的公共房屋資源維持空置，都不願意騰空出來為有困難的家庭提供過渡性的住屋支援。有不少人也擔心，「光房」計劃這一種有限制的過渡性的住屋支援，會不會也遇上同樣的問題。事實證明，這一種擔心只是杞人憂天。可能因為光房不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在處理上較有彈性，而被選中的家庭從一開始也已經知道只有三年的過渡期，所以第一階段的所有個案都沒有出現上述問題。事實上，大部份住戶都毋須住滿三年，便已經可以自行整理出一套解決住屋問題的策略而搬離光房。有人獲分配公屋；有人可以重建與家人的關係，搬回自己的家庭中居住；有人經濟環境有所改善，搬往私人租用單位；更有住在同一個光房單位的幾個家庭，因為幾年間相處融洽，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關係，決定在光房三年租約期滿之後，在私人租務市場尋找合適的單位，繼續共同生活互相支援。

總括而言，以社會企業的方式發展起來的「光房」計劃確實把一些潛藏在社會的房屋資源動員起來，善加運用，在有限的時間內為少數家庭舒緩了住屋困境。其經驗也証明，一旦解決了安身之所這個問題，就算只是一個暫時性的或過渡性的幫助也好，一系列正面的循環便會產生，令得到幫助的家庭有空間去建立了更堅實的力量來應對未來的住屋安排及其他生活中的挑戰。

行將上任的新一屆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其政綱中提出，會考慮讓25萬未補地價的「居者有其屋」可以有條件地向市場流通，從而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另一個解決住屋問題的選擇，而有關安排將會交由社會企業來處理。這一種新的政策構想當然還有待更仔細的研究才可成事。但這一個想法顯然有着「光房計劃」的影子。

以社會企業的角色，以個案介入的方法來處理問題，無疑較公共政策較有彈性，也毋須像政府部門般必須依據嚴謹的執行程序及面對公眾的問責要求。能夠靈活地因應個案的獨特情況，與每一個入住光房單位的家庭來定立契約，這些都是光房計劃可以產生上述正面效果的部份原因。作為首個以社會企業形式，以社會房屋的策略來協助有需要的家庭，光房計劃是一個新的嘗試。經過三年的跟進研究，結果證明十分理想。其經驗也為香港緊張的住屋環境而造成的種種問題，提供了在公營房屋系統及私人房屋市場之外的另一個可能性。

不過，也必須明白，光房計劃雖然能夠把一些在民間的閒置私人房屋資源發掘出來，也把其潛在的實用價值發揮出來，但香港始終是一個人口稠密，土地有限，住屋環境緊張的地方，這是香港社會生活的一個常態。政府如果有空間讓更多類似的社會房屋或社會企業項目參與香港的房屋事務，應該也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方向。但政府仍然有必要推動積極的房屋政策，香港人的住屋需要才能夠得到滿足，長期存在的房屋問題才可以得到舒緩。政府自己也要打破長期以來在房屋政策上的「市場迷信」，設法改變香港人那種熱切參與房地產投資的「磚頭主義」心態。

香港的住屋問題，困擾着千家萬戶。政府的政策也長期跳不出原有的框框。結果是收入未能符合公屋入息限額及資產水平的，要不就是捱貴租，要不就是要千方百計希望可以上車。但樓價過去幾年脫韁飛升，根據國際研究機構發表的2016年數據，香港的樓價負擔指標高達18.1，[1]是全世界樓價最難負擔的地方。私人房屋市場在熱錢帶動下價格飛漲，除了令有意置業的家庭卻步之外，也帶動了租金上升，劏房都變得愈來愈難以負擔。至於有資格申請輪候公屋的家庭，也因為公屋建屋量未能達到原先的指標，也追不上排隊輪候數目的增加，結果是輪候時間不斷延長，早已未能達到政府承諾的3年可以獲得第一次分配單位的目標，最新的資料顯示已經要輪候4.7年才有機會上樓。

申請公屋已經成為了大部份低下收入階層的唯一選擇，輪候時間延長，意味着他們在更漫長的輪候期內需要在市場解決住屋的問題。這對不少家庭構成了嚴重的困難。除此之外，有不少家庭可能出現突如其來的變故而出現住屋問題，輪候公屋變成了救不了近火的遠水。

現時，根據政府統計，住在劏房的人口已經超過19萬，關注團體的推算更有高達30萬之說。證明住屋已經確確實實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對不少家庭構成了嚴重的困擾。要應對這個狀況，除了在現時香港的公營及私營房屋系統之外，可不可以還有另一種選擇？

幾年前，一班有心人眼見這個情況，於是成立一個有「社會企業」性質的機構「光房」，希望用創新的手法來協助面對着困境的家庭，為他們開拓一些短期的住屋安排，從而舒緩他們面對的住屋及其他生活困難。計劃的負責人相信，在資助房屋及私人市場之外，社會上應該仍然有一些可以被發掘出來的住屋資源，只要該機構能夠作出有效的協調、管理、分配及支援，這些未被發掘出來的房屋資源應該可以加以善用，令房屋單位的業主毋須閑置有關物業，可以收回某個比例的市場收益，又可以用較相宜的價格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個住屋選擇，好讓這些處於困境的家庭有一個穩定的過渡期為未來的生計作籌算。

對於入住光房單位的家庭，雖然仍然可能要與其他家庭共享單位，但因為居住環境有改善，有一個相對而言較長期而穩定的居住安排，又有起碼三年時間不虞租金突然上升。加上「光房」工作人員的協調與持續支援，證明光房的意念不但可行，而且十分可取，可以說是為解決香港目下的房屋問題及造成的困擾，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得到光房計劃的委託，進行了一個跟進研究，評估入住光房單位對受惠家庭的影響。經過近三年的跟進研究，證明了一旦住屋問題得以穩定下來，很多其他個人發展及家庭的問題也可以得到更廣闊的解決空間。因為入住之前已經清楚說明只是過渡性的住屋支援，受惠的家庭對長遠需要自行想辦法解決住屋問題也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他們知道得到別人的支援和幫助，一般都心懷感激，進一步激勵了他們要善用有限的時間，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好，也要作出長遠的生計籌劃。

當有人向政府提出需要設立一些「過渡性房屋」之時，政府往往因為擔心「易請難送」，因此情願將一些空置及暫時不會即時拆卸的公共房屋資源維持空置，都不願意騰空出來為有困難的家庭提供過渡性的住屋支援。有不少人也擔心，「光房」計劃這一種有限制的過渡性的住屋支援，會不會也遇上同樣的問題。事實證明，這一種擔心只是杞人憂天。可能因為光房不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在處理上較有彈性，而被選中的家庭從一開始也已經知道只有三年的過渡期，所以第一階段的所有個案都沒有出現上述問題。事實上，大部份住戶都毋須住滿三年，便已經可以自行整理出一套解決住屋問題的策略而搬離光房。有人獲分配公屋；有人可以重建與家人的關係，搬回自己的家庭中居住；有人經濟環境有所改善，搬往私人租用單位；更有住在同一個光房單位的幾個家庭，因為幾年間相處融洽，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關係，決定在光房三年租約期滿之後，在私人租務市場尋找合適的單位，繼續共同生活互相支援。

總括而言，以社會企業的方式發展起來的「光房」計劃確實把一些潛藏在社會的房屋資源動員起來，善加運用，在有限的時間內為少數家庭舒緩了住屋困境。其經驗也証明，一旦解決了安身之所這個問題，就算只是一個暫時性的或過渡性的幫助也好，一系列正面的循環便會產生，令得到幫助的家庭有空間去建立了更堅實的力量來應對未來的住屋安排及其他生活中的挑戰。

（編按：全文上載於明光社網站）

2015年6月12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主辦「港土講地：產業丶信仰丶生涯規劃」週年研討會。

週年研討會講員、主辦單位及其他嘉賓合照。

左起：招雋寧先生、張勇傑先生、雷競業博士、蔡志森先生、鍾劍華博士、張志儉先生、吳慧華女士、傅丹梅女士、陳永浩博士、吳庶忠教授、楊潔華女士、樓曾瑞先生、梁永豪先生。

鍾劍華博士：
到今天我們仍然很重視如何透過推動社會非政策的討論和發展，以滿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同時也希望這些政策的發展能夠體現人在社會生活裡的共通價值，包括平等、合理生活保障與合理的分配，推動一個共融的生活。

陳永浩博士：
買樓這件事變成香港人不能承受的重，住屋問題不單涉及生活，還涉及生存，政府有責任援助在職青年，例如效法日本，討論租戶優先在香港的可行性；或者是加強家庭支援，考慮更有效的居住父母鄰近措施。

招雋寧先生：
調查指出四成25-34歲的青年人因住屋問題而希望移民，不能說是很大比例，但也不是不用處理，因這反映了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在其中一個焦點小組甚至是100%想移民。

黃元山先生：
香港的房屋供不應求，但這不代表樓價一定不會跌，因為信貸週期確實是存在。聯繫匯率惡化了香港的信貸週期，香港迫不得已採用美國的超寬鬆貨幣政策，把週期延後了，可能換更糟糕的情況，金管局已著手處理這個問題。

吳澤偉先生：
香港社會對物業的價值觀嚴重影響了香港人的生涯規劃，從小到大培養磚頭能賦予人安全感的觀念。這種觀念已經是一個普及化的信仰，而它給我們的安全感甚至是凌駕於耶穌基督。

盧允晞博士：
我們作為人，上帝賜予土地給我們作禮物，但原來是有責任的，這責任就是要忠心地作土地的管家，及作看顧土地的人。這是一個有盼望及令人興奮的挑戰，將一個如此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們去做，因此我們不可以背負或忽略。

雷競業博士：
教會的領導通常是我這個年紀的人，而他們對年輕人有一個債，就是幫助他們去共同編織一個有意思的夢，這並不一定是我們上一代的夢，不一定是律師丶醫師丶則師。作為上一輩的我們能否幫助他們去找他們的夢想？這是我們的挑戰！

基督徒可以看《金瓶梅》嗎？

「基督徒可以看《金瓶梅》嗎？」這是五月份對談中一位參加者的問題。艾阮博士在是次對談（第二及三頁）中從西方小說的源起與發展說起，幫助參加者明白小說的本質，從這個角度來欣賞小說。她也引用了一些例子，說明如何進行信仰的反思，但又不是純粹道德批判。她引用小說家昆德拉的話指出，讀者可以在小說裡的想像空間中找尋「被遺忘的存在」，引起共鳴，甚至觸動生命。

所以，問題不再單單是「基督徒可否看《金瓶梅》？」，而是《金瓶梅》所展示的是怎樣的想像？讀者的生命如何與這想像對話？抑或《金瓶梅》只成為縱慾的工具而矣？艾阮博士提醒參加者，基督徒也要對聖經有充足的認識，並在信仰上有穩健的根基。有參加者回應，高質素的小說有很多，但如何善用有限的時間，閱讀和欣賞有價值的小說，也十分重要。

吳慧華的「愛與寬恕——始於神」（第四頁），從小說《孤星淚》中的主角冉阿讓，反思上帝的愛與寬恕如何改變人，即使在實踐時困難重重；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也算是一種「被遺忘的存在」，給讀者想像的空間，展示愛與寬恕的力量，也鼓勵基督徒，在上帝裡沒有難成的事！
 

2012年的職場倫理對談，共探討了六個題目：基督徒老師如何在通識科中結合基督的價值觀(1月)；基督徒從事銷售及營業代理的衝擊(3月)；基督徒與上司及下屬關係的藝術(5月)； 如何做好職場、家庭與教會的事奉？(7月)； 如何做金錢的好管家？(9月)；職場呼召：活出基督的召命(11月)。每一次對談中，講員從不同的領域，展示基督徒如何在職場上的崗位盡忠，同時也為基督作見證；參加者也提出他們的疑問和建議並分享他們的成功和困難，彼此鼓勵，互相勸勉，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為此我獻上感謝，願榮耀歸予上帝。

這一期生命倫理對談我們會重溫樓恩德牧師的分享（第二、三頁），如何「活出基督的召命」，提醒我們在回應上帝給予我們職場的召命時，不要作「A貨信徒」，而是謙卑的在主面前，以上帝的話語和聖靈隨時的幫助，在職場上順服主的引導，叫我們所服侍的人得福。

無論是職場或人生的路上，總會遇上很多困難和挫折，梁林天慧博士的「一念之間」（第四頁）鼓勵我們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存感謝的心享用「半杯水」，而不是怨天尤人。這也是主為我們訂下的榜樣，即使在苦難中也憑上帝賜人出人意外的平安面對每日的挑戰。

在新一年裡，生命倫理對談將以「大眾文化與倫理」為題，探討大眾文化中，電影、情歌、小說、動漫及電視劇，以致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如何反映社會倫理，以及基督徒群體該如何面對。願上帝祝福這些聚會，讓講員和參加者一同蒙福，得著造就。

調查發現，有近六成受訪青年視置業為未來十年首要的人生目標，其次有四成人希望可把握「黃金十年」賺得第一桶金，僅得15%人打算貢獻社會。有學者認為調查反映年輕人欠缺責任感和冒險精神，對社會缺乏承擔，一味只顧賺錢，長遠會窒礙本港文化創意等其他方面發展。諷刺的是當近年愈來愈多人批評大地產商的時候，其實大家骨子裏仍然是走入地產商所控制的所謂市場遊戲，任由地產商宰割！

希望安居樂業本身不是罪，問題是我們為了所謂安居要付出甚麼代價，當結婚排在16至35歲年青人未來十年目標的第九位，生仔排第六位，而買樓卻排第一位，顯示不少年青人認為有樓才是最幸福，由於供應少需求大，難怪樓價會繼續居高不下。

也許我們除了大聲疾呼批評無良地產商的時候，也要問一下我們究竟灌輸了甚麼價值給我們的下一代，香港人的拜金主義、中環價值，在過去幾十年不但沒有改變，甚至變本加厲。

為甚麼做父母期望子女買了樓才結婚？為甚麼父母不鼓勵子女追求自己的理想和體驗人生，而是一畢業便希望他們找一份「有前途」的好工？年青人之所以沒有夢，很可能是他們有太現實的父母。

最近經朋友介紹，看了在2003年底上演的電影《忘不了》。該片由爾冬陞執導，張柏芝（飾小慧）、劉青雲（飾大輝）和古天樂（飾阿文）主演，內容圍繞一名少婦喪偶後的遭遇。雖然這類題材並不罕見，惟該片以基層小人物為背景，表達既平實真摯，且富人情味，很有香港Feel。而串連整個劇情的，是香港人熟識的小巴，故此又可說是一個小巴情意結的故事。
 
小巴編號是DY1314，這輛小巴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包括：小巴邂逅、小巴婚嫁、小巴車禍、小巴續夢、小巴廝殺、小巴惡霸、小巴絕境、小巴夢碎、小巴情緣、小巴出售。
 
小巴司機阿文遇車禍喪生，遺下他與前妻所生的兒子，以及未婚妻小慧。小慧遭逢驟變，卻哭不出，只是拼命地工作。是生活煎熬、手停口停的的殘酷現實，奪去了她的哀傷空間？是缺乏處理和支援情緒的資源，令她只能把眼淚和痛楚強吞肚中？還是倔強性格使然，促使小慧不亢不卑、不屈不撓地面對？抑或是基層人士慣於面對生與死，吞噬了她陷入抑鬱的奢侈？又或者基層人士面對死亡，比中產人士更具抗逆力，以致在他們的血液中，流着永不言棄的決心、毅力和堅持？還是他們只是被務必堅強的英雄神話洗腦，容不下絲毫的退縮軟弱？
 
小慧堅持租住準新居，駕着未婚夫的小巴，養育未婚夫的孩子。換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舉措，是否一種浪漫的哀傷方式，她力圖找尋散落在地上的碎片，重砌那幅永不能拼湊出來的家庭拼圖？還是一種潛意識的陪葬行動，小慧明明知道無法吃這行飯，卻仍固執己見，無視業主多番催促交租，以及累積待繳的「牛肉乾」，朝着債台高築的絕境進發，走往自毀的不歸路？抑或這段猶如在浮沙中掙扎的經歷，能化為她消化內心重創的途徑，具醫治功能，只要適時放下執著便成？
 
若沒有大輝的出現，小慧會怎樣？若她有信仰，會有轉捩點嗎？轉捩點會在哪裏？故事怎樣寫下去？大輝對小慧說：「忘記背後，不要原地踏步。」的確語重心長。不過，與其勸說「忘記」，不如叮囑「放下」，把過去一段珍貴的感情歷史，重新定位，不讓它強佔生命的中央，為它另覓可安頓的位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9月份舉辦之「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講師黃元山先生，與我們一起對談「企業講道德?究竟得唔得?」——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對於畢業於全球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多年來曾任職於皇家蘇格蘭銀行、瑞銀和雷曼兄弟等國際金融大機構的黃先生來說，過去在金融投資界別的工作，使他對企業追求獲利的同時，亦要講求商業道德、公平貿易、社會企業，以及慈善與公用事業等各個看似對立又水火不容的要求，有獨特見解。

企業就是要「賺到盡」?

在對談中，黃先生首先要大家反思：為何企業都是「賺到盡」，而不講求公義道德?經濟學大師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於《紐約時報雜誌》撰文提出：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為賺取最大的回報和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1]只要是合法，自由地做生意，企業的任務是去追求最大的利潤，追求社會責任則是個人責任。然而，當大家都樂見公司「年年賺大錢，業績創新高」時，對盈利的期望和要求，就像層層疊般由最上的CEO（而對他有期望的其實就是大股東們，當然也包括每一位小股東）下至每一個職員身上，最後就變成了貪婪的「共業」。事實上，怎樣才能促使企業有商業道德、盡上社會責任和有企業良心，作為有份投資的每一位小市民其實也是有責任的。當我們去指責大公司欠缺商業道德，貪婪成性的時候，會不會忘記了自己也可能是他們的幫兇?

那麼，企業又能否既賺大錢，又可講求對社會的承擔?現時很多大公司都喜歡以公司名義捐款和行善，黃先生認為這多只是公司的「形象工程」，大家要留意的是企業文化的轉變。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有機體」，在社會中是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而企業比個人有更強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因此影響一個企業的文化，對社會帶來的作用是大的。一間做生意老老實實，商譽良好，講信用的好企業，其實也是社會一份很好的資產。

社企「有得做」嗎?

對於近年興起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黃先生坦言要兼顧經營而又能對社會服務有貢獻，難度是很大的。因為很多時我們都將「社會企業」與非牟利機構(NGO)、慈善機構，甚至是以往的「庇護工場」相提並論，但他們其實是不盡相同的。作為企業本身，要有「自負盈虧」的概念，這又牽涉了經營的策略，售賣的貨品與服務是否具商業價值，銷售手法等多方面的因素。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終極答案，相反地，如果社企管理不善，可能對社區帶來更大的問題。

現時很多本港的社企都著重了「服務社會」那方面，但企業經營往往長期處於虧蝕狀態，長期須要補貼，這對本港社會服務的質素提升是不利的。黃先生指出，很多時社企都高估了其自身產品的可賣性和顧客的消費力，而一般社企單憑顧客的「良心消費」其實是不夠的，社企必須多加創意，去「出售」跟其他商店與別不同的產品，方能健康營運下去。他指出近期在港開展的國際知名社會企業「黑暗中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就是一個頗成功的模式：以與眾不同的手法去體驗黑暗，既能引發參與者新的感受，也能給視障人士提供具尊嚴的工作，更具經濟效益。[2]

總結：「管家」與理財

那麼，作為基督徒，我們又應如何管好我們的資財?黃先生認為，作為基督徒，應該抱著在世資財只是神給我們託管，而非我們所擁有的心態，這有助我們更好地思想，怎樣才是好的投資態度和最高目標。他指出，參與投資的人，很容易因錢賺得多、賺得易而有「心魔」，最後就在投資中把持不住。基督徒本身帶有的「管家」職份，有助我們把投資目標放在比金錢和回報更高的層次之上，追求「既賺錢，又公義」的目標。具體而言，我們在投資時，可多考慮除財政數據以外的因素，如投資的企業有否推行具「社會道德」的理念? 企業管治中有否落實「家庭友善」政策?企業對社會服務又有何承擔? 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香港人人都投資！可能你以為「自己甚麼投資也沒有」，但其實不論是供強積金(MPF)，或是投資股票、債市、認沽證，你都已在投資的大洪流上，每月自動進貢市場！

當大家都關注熱錢流入、賣地創新高，談及投資表現，大家都談論經濟數據、市盈率、業績時，我們又應否要求大公司也對最低工資、健康工時等作出承諾？企業除了業績，也應有企業道德嗎？我們的社會，能否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公義？

今期《生命倫理》，我們將探討企業與道德的問題；也和大家一起回味《忘不了》——一個感人至深的小巴故事，讓我們一起重拾久違了的良心與愛心。

筆者有幸，抽中在最近—期發售的「夾屋」貨尾單位。能夠「上車」，有人認為「好過中頭獎」，衷心恭喜筆者，就像成就了人生大事一樣。可是，高興之餘不禁反問：對於那些抽不到夾屋居屋的人，仍要「捱」貴租，任你如何辛勤工作，卻因難以儲足首期而無緣「上車」，我這樣「中獎」，算是公義嗎？
 
從買樓置業，我們實在要反思：當樓價屢創新高，蟻民們只能望門輕嘆時，為何我們的土地政策，總是只會利字當頭，利益主導？在城市要發展的大道理中，除了地產霸權和官僚主導，身處其中的居民能參與其中嗎？究竟公義，利益是否有雙贏、共融的空間？還是勢不兩立呢？

「願我生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都滅沒。」(約伯記3：3)
 
人生真的是這麼無奈嗎? 約伯經歷了人生莫大的痛苦，要咒詛自己的生辰，「願黑暗和死蔭索取那日，願密雲停在其上……」當我們回顧自己的一生，其實很多東西是十分無奈。我們的生是一團迷惑，生命從那裡來?為何要生我為廣東人? 我們的膚色、家庭環境、父母都不是我們選擇，而這些影響我們一生重要的條件卻不是我們可以拒絕。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用被拋進(Thrownness)來形容人生的開始：生命是一個謎，人的一生是被拋進來的，是誰做主導，他沒有說，但卻說盡了人的無奈。人的自由很少，生命開始已被決定，而死亡又是不能逃避。人生好像一場無奈的鬧劇，被人粉墨登場，推出了舞臺，自己還未知道要扮演甚麼角色。
 
十多年前香港話劇團上演過一齣翻譯劇「等待果陀」。劇中主要是兩人對話，十分無聊，盡是沒有意義的閒談。他們在一棵枯樹旁等候果陀的出現，始終不見人影，常常有使者說果陀快到，結果仍是白等。對話者無聊，坐立行止，穿衣脫衣，指東話西。「果陀」可能指上帝，人類在歷史上等候一個給予人生答案的神，可惜等候不到，或壓根兒沒有上帝，以致人生成了一片蒼白無意義的事實。西方文化由中世紀以上帝為中心，到啟蒙時代以後以人為中心，人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甚至不要去問人為何要來到世上。當人故意忘記自己的有限，面對將來，彷彿充滿無限盼望。十八、十九世紀一片樂觀看法：認為人只須憑著人類的智慧、理性便可以創造美好的未來。教育的普及、道德的自主、科學新發明都叫人相信天國指日可待。可惜經過兩次大戰，人類再次被逼殘酷地面對自己心底的問題：人是有限的，人的罪性使人陷於無法自拔的窘境。人不再樂觀地相信天國指日可待，反之，人類懷疑以往理性所建立的道德系統、社會結構、文化路向，是否顛撲不破? 六十年代開始，一切有形的系統和權威，都面臨嚴峻的挑戰，隨時有被拆散的危機。

等待果陀的人仍在等，果陀已經來到，可是人卻茫然不知。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5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博士與我們分享「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基督教角度反思」，共有超過40位朋友參加。「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經過天星、皇后碼頭搬遷事件，到最近的反高鐵行動，社會近期熱烈討論「八十後」的社運進路，彷彿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展開。這些社運的思想根源相當複雜，關博士在有限的時間裡只想探討對這些社運有一些影響的後現代思想，尤其是法國後現代大師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論」（如陳巧文就承認受福柯啟發）。他也對現時的抗爭手法提出反思，但強調沒有否定那些社運，目標也不是要標籤「八十後」。
 
關博士指出，現時社會的抗爭模式，好像正進行一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由過往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表達，透過理性對話和共同審議（Rational Deliberation），變成以激烈、敢言和敢於抗爭的對抗性策略：不滿足於遠距離的口誅筆伐，還要有臨場的抗議，肢體性衝擊，如到別人面前拍檯、掃東西，強闖場地等。（當然只有部份人如此，新舊範式現時是並存的。）這當中除了社會發展問題、民主進程不公義等因素外，「後現代思潮」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現代思潮」企圖將文明建在理性的基礎上，一個自由、世俗、工商業化和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也產生了。但這幾十年在西方開始興起「後現代熱潮」，不少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攻擊現代主義和啟蒙精神，認為這種「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樂觀主義」已經破產了，並且是現代世界種種問題與危機的根源。
 
後現代思潮相當複雜，較極端的可稱為「後現代主義」─它否定所有「基礎主義」，否定絕對真理和絕對價值，認為多元化、紛亂、不同的解釋、對立的價值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對人生與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釋（元敘事〔Meta-narrative〕或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為它們會帶來霸權和扼殺創新性。懷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更是貫穿現代與後現代的思維方式，而福柯式的泛權力論更把懷疑詮釋法激化。（關博士的後記指出這並不是詮釋福柯的唯一方法。）福柯說：
．「在現實中，權力的實施走得要更遠，穿越更加細微的管道。」(《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頁208)
．「在社會身體的每一個點之間，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在家庭的成員之間，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有知識和無知識的人之間，存在著各種權力關係，…它們是…統治權力賴以扎根的土壤。」(同上，頁176)
．「不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同上，頁19)
．「追尋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並且都必須適應的道德形態，這在我看來是災難性的。」(同上，頁120)
．「一旦我們“建議”—我們提出一套詞匯、一種思想，這只會導致支配性的後果。」(同上，頁72)
．「這個社會生產和流通以真理為功能的話語，以此來維持自身的運轉，並獲得特定的權力。」（同上，頁37）
．「權力產生知識……權力與知識直接地相互衍生，沒有權力是沒有它相應知識領域的組成成份，也沒有知識不預設（並同時構成）權力關係的。」[1]
  
懷疑詮釋法認為一些外表堂而皇之的思想，其背後的真正基礎是非理性的。這種詮釋法可用於一切「知識」與「價值」，都脫不了被用來合理化既得利益的嫌疑，所有真理都是社會建構的，「真理」只不過是權力的效果、工具或藉口，提倡普遍真理和道德的人會被批評為「霸道」、「霸權」。這種懷疑詮釋法在後現代社會流行，成為「反駁」別人的尚方寶劍。
 
若我們認為權力無所不在，那抗爭也要如此，所以「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亦成為福柯式社會批判和運動的名言。若有權力者的所謂「真理」或「理性對話」只是權力的工具或掩飾，那不單「理性審議」沒有真實性，在現實上堅持「假理性」和「假對話」更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那抗爭者不如用激烈的語言和手段衝擊被視為不公義的當權者？
 
關博士不否定以上思想有一定道理，所以基督教不應盲目拒絕福柯式的批評，而是先作自我反省，如教會有否濫用權力和真理來塑做信徒的主體，扭曲了信徒的人格發展，令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形成順民心態和權威主義人格呢？教會領導有否提醒自己，他們的角色不是去支配信眾，而是去服侍他們呢？（這種反省其實很符合先知和耶穌的精神。）
 
然而關博士也認為激化的權力論或抗爭手法也有不少問題，我們也應作出反思：
．一方面否定（對手的）絕對真理／價值，但同時高舉自己的意識形態，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真理，是否有雙重標準呢？若我們只懷疑對手的動機，卻不容許別人質疑自己和同道的動機；又或者只置疑化別人的「真理」和「道德」，卻不許別人置疑自己和同道的正確和正義，那又是否真正公平呢？
．縱使理性對話有時會被扭曲，但若全盤否定理性對話，動輒以抗爭手法取代溝通，那這種精神真的符合我們想爭取的民主嗎？
．若把「權力」觀念用得太濫，並把所有「權力」都質疑，那我們對社會秩序的安排還可以有甚麼正面建議呢？這樣會否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甚麼規限（Constraint）在甚麼情況下是可接受的呢？

關博士認為，面對新社會運動，教會不能再抱唯我獨尊或事不關己的心態，應保持包容，謙卑的心態，一方面在多元空間下把握本身發言的權利，另一方面也鼓勵社會中不同聲音和平、理性的對話。他也認為，新社會運動當然有抗爭的權利，但卻不可以獨沽一味、雙重標準和自義掛帥，這對真正民主的社會是無益的。（當然，這些話不是為任何弄權者或不公義事件開脫，針對他們的批判和合理抗爭還是需要的。）

沉溺問題的心理成因：葛琳卡博士

成癮是指到任何強迫，或習慣性的行為，由於依附某個慾望，而令人不能自由。對某人或事物感到吸引和嫌惡，都可成為沉溺。沉溺的特徵包括耐受性、戒斷徵狀、自欺欺人、喪失意志力及注意力扭曲。未能調節個人的情緒；未能掌控生命；身份危機；欠缺依附對象；無法建立有意義的關係；追求成功的假像；社交障礙和隔籬；百無聊賴；容易因挫敗而墮入絕望等，都較易染上沉溺行為。

香港基督徒沉溺行為調查2010：陳永浩博士

此調查主要關注香港基督徒在i)網絡、ii)購物、iii)投資、iv)工作及v)性此五大向度的成癮問題是否嚴重。是次調查的參與者以年青基督徒(13至33歲)為大多數。調查發現，在購物、投資及工作此三方面，大部分沒有上癮跡象。而網絡方面，介乎13至26歲的年輕人多沉溺社交網頁。至於在性方面，男性接觸色情資訊的情況較嚴重。

關係成癮（Codependency）：莫陳詠恩博士

關係成癮是指到與有癮好的人士共處而培育出強逼性的依附關係，此種依附關係不但不能協助對方戒癮，反帶來自毀毀人的後果。關係成癮的人難於建立一個健康的親密關係，成癮者因為需要「被人需要」，所以會在別人身上製造需要。關係成癮者需要自知自省、破滅英雄神話(非我不可)及認輸放手，在靠神靠人及多元發展之下才能痊癒。

「工作沉溺」工作坊：李耀全牧師

李牧師實際地道出要避免成為工作狂，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身邊的事物，特別是家庭，及排列其優先次序。不要把工作成為生命的全部，也不要因此而忽略了家庭。「平衡」非常重要，當牧者輔導在此方面有困難的信徒時，要按不同人的背景作出對應的幫助。

「金錢與投資」工作坊：吳澤偉先生

證券買賣與賭博有其共通點，便是金錢遊戲、操控風險，以及患得患失的精神和追求心靈興奮刺激。然而，透過不同的調查反映，一個真正快樂的人，並不是寄託於金錢。教牧不應忽視有參與投資活動的信徒，可以與一些專業人士合作，教導信徒正確的投資觀念。

「性與愛」工作坊：康貴華醫生

所謂的性沉溺是指不能停止的自我破壞的性行為。沉溺行為是一個發展進程，經常觀看色情資訊會讓人把性與愛分家，慢慢接受一些過往被視為噁心的思想或行為，如戀物癖、戀糞癖、甚至戀屍癖等。要擺脫性沉溺行為，可以藉著個人、過來人的互助小組來治療。

從「癮」到「穩」

很多專家都指出，「癮」並非一朝一夕而形成的。同樣，要戒除心癮，重建一個平定安「穩」的生命，也不能靠「一時衝動」便能馬上斷癮。希望成癮者及輔導員不要灰心，在脫癮路上，堅定不移，向著美好生活直跑。
 

由本中心主辦，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協辦，並得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同行基金」資助的第二屆研討會，於6月4日在香港童軍中心順利完成。
 
本屆研討會主題為「《若沉遇溺》：探討基督徒成癮行為、輔導進路和防治方法」，邀請了葛琳卡博士、莫陳詠恩博士與超過170多名會眾解構沉溺問題的心理成因以及關係成癮。而李耀全牧師、吳澤偉先生與康貴華醫生分別在「工作」、「金錢與投資」及「性與愛」三個工作坊與大家探討上述主題。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陳永浩博士亦在會中發表了本中心第一項調查報告    —《香港基督徒成癮行為調查2010》。

 社工是一門助人自助的專業，擁有獨特的專業理論、知識、價值觀、工作方法及應用技巧。社工常常站在弱勢群體中間，以同理心去傾聽、了解他人的感受，以及幫助有需要的個人或群體。可是，在一些具爭議性的問題上，當倫理觀與同理心互相拉扯，社工又應如何「企位」？

社工：看護世界的醫師

是次對談，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林昭寰博士和與會者分享現時社工發展的方向，和社工如何定位的問題。林博士指出，社工發展有其神性的使命。現代的社工服務其實就是源自基督教會的慈惠服務，而在1928年於巴黎舉行的首屆世界社工會議（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Paris），也對社工在靈性和理念上有要求：社工是「看護世界的醫師」；以利他主義（Altruism）為宗旨，而且要有犧牲精神，能放棄小我完成大我。[1]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社工具有改良社會和造福人群的使命，亦慢慢的將社工帶來專業的範疇與規管，如1968年英國《西博姆報告書（Seebohm Report）》就確立了現時社工的職權，專業和服務標準。
 
社工的「工作」，其實就是透過人際關係的工作和技巧（互信、互惠、理解、道德，英文可合成為TRUE: Trust, Reciprocity, Understanding, Ethics)，促進個人，家庭，小組和社區的功能和福祉，以達至社會變革和個人的自我完善。可是，正因社工工作帶有使命性，而每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想與理解，以至社工有時會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場與觀點，使這個行業既有可塑性和多元化，但又可以出現矛盾和不協調，對一些社會問題有莫衷一是的看法。

如何理解「同理心」？

同理心被認為是社工的特色，除了是以案主角度設想外，其實也是帶著「一個人應該如何被人對待」的理念，是在於協助案主找出甚麼是值得選擇的目標，並將理想化成為現實的進程，所以是一個負載著價值，也有道德實踐而非只有技術上的工作。美國社會工作學者Biestek曾對於社會個案工作的專業關係(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提出了七個原則：[2]
 
1.個體化原則（Individualization）
2.有目標地表達情感（Purposeful Expression of Feelings）
3.節制的情感投入（Controlled Emotional Involvement）
4.接納原則（Acceptance）
5.非判斷化的態度（Non-judgemental Attitude）
6.案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
7.保密原則（Confidentiality）
 
簡單來說，就是每個案主都有其獨特性，將「人」的價值奉為最高標準，不應一概而論，與案主的溝通和表達應是有目的和帶有效果的，而不是隨便加上個人的感受；而在感同身受時，也不應感情用事。社工相信人人都有可塑性，並且是可改變的。所以，不應先入為主地判斷他人，也對案主要有必要的保護。

改良與革命、控制與照顧

可是，林博士也指出，隨著社工的繼續發展，香港社工也要面對種種的難題。首先，近年社工界在「一筆過」撥款的政策下，面臨追求量化和實效主義問題。社工往往因向上頭「交數」，容易量化、有實效的服務工作(如學校、社區中心興趣班等)就成為優先選擇，相反地，真正需要幫助的案主，或是難以接觸或需要長時間幫忙才有成果的個案就難於「交差」，處理的優先度會被降低了。另一方面，隨著工作量的增加，又要完成一個又一個的指標，社工對自身和社會價值觀的討論往往就因此減少，這對社會工作其實是不利的，亦往往使服務欠缺深度。
 
而且，香港社工的發展源自英美，西方社會著重個人的(Individual)發展，但中國人也著重群體和社會的因素。抗爭的社工模式當然有其可取之處，但如演變成類似當年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因抗爭而導致最後解散的情況則是可悲的。[3]另一方面，社工也要注意「案主自決」的重要性，不要混亂了「改良與革命、控制與照顧」而左右了案主的意思或主導了事情發展。

良好意願，沒有倫理和道德的制衡，是兩刃的劍，既能幫人，但也害人。

在時下很多的社會運動中，不論是反高鐵，土瓜灣塌樓重置，到永利街保育，同理與公理之下，社工，案主，每個層面的持份者，個個都有道理，有理說不清。當社會問題並不是非黑即白，看來公義，又可能不公平時，是不是「攪手」們來一個大快人心的社會運動，就能簡單地解決問題？又或是當一些自由、人權大道理至上，偏偏又和我們心中那些說不出但又實實在在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相衝突的時候，簡單以「是非題」解答是不是太過草率？

當這些「是非題」需要多加思考時，請給予自己和別人一個機會：當改良變成革命，神性變成唯我獨尊的一言堂，對事件本身和整個社會的發展並不帶來好處。

讓我們都給倫理和價值觀多一點空間盤旋。

年初的「反高鐵」示威，引起了之後的「八十後」討論。後現代主義的思潮，權力論與公民抗命，成為了熱門的話題。可是在這些熾烈的城中熱話裡頭，教會，你在那裡？我們答得上話嗎？

鐵路要「高鐵」，教會對生命倫理的研究，實在也要「高速」。若我們對社會上發生的事不聞不問，只在教會四面牆裡面說「我們成為一家人真好」，很快我們在社會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就會失去得無影無蹤。

今期《生命倫理》，我們會向大家探討有關「幹細胞和複製人」的問題。當複製人的研究還有極大爭議的時候，其實幹細胞的研究已彷彿成為醫學研究的大方向。我們不禁要問：當幹細胞技術發展成熟，人會不會如機器零件般，壞一個器官，就能更換一個新器官？

「社會文化」也好，「生命科技」也好，「生命倫理」的探索，其實是要相輔相成，甚至要趕上同一步速，我們才能承擔得起這社會各方面高速發展帶來的種種影響，也才懂得如何面對。

自從1996年世界第一隻複製羊多莉誕生，社會對複製技術與幹細胞研究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究竟幹細胞與複製技術背後的原理是甚麼？此等技術可如何改善人類生活？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於2010年1月21日晚舉辦了以「幹細胞與複製人」為題的生命倫理對談，邀請得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黃岳順教授，與參加者對複製技術與幹細胞研究作深入的討論。

一切由複製羊多莉開始

為了讓參加者更易掌握有關技術的原理，黃教授在對談開始時首先講解細胞的構造。細胞是生物最基本的生存單位，每個生物包含的細胞數目由一至上十兆不等。細胞核（Nucleus）是細胞的核心，負責維繫細胞的運作。

細胞核中有若干對染色體（Chromosome），染色體含有遺傳物質DNA，決定細胞以至整個生物的屬性和形態。大多數動物的繁殖以有性生殖（Sexual Reproduction）的方式進行。在過程中，擁有男性一半遺傳物質的精子會與擁有女性一半遺傳物質的卵細胞結合，形成擁有全數遺傳物質的受精卵（Zygote），發展成一個新的生命。

多莉是藉體細胞複製（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技術複製而成的。在複製過程中，研究人員將一顆從白臉母羊乳線細胞抽取的細胞核，植入一顆由黑臉母羊取出、被移除細胞核的卵細胞。

一顆性質上類似受精卵、擁有和白臉母羊一樣基因組合的細胞就此誕生。細胞經過電流刺激會開始分裂成胚胎，植入另一隻母羊子宮內，成長為一隻與白臉母羊一模一樣的複製品。

多莉的誕生，証明了有性生殖的動物可透過人工方法以無性生殖方式繁殖。掌握生物複製的技術，除了可大量複製瀕危物種以解決絕種危機外，人類器官複製亦可用作醫藥用途，為輪候器官移植的病人帶來希望。（Gibbs, et al., 2001）

不過現時複製技術尚未完善，多莉的早衰亦令人對複製生物的健康質素產生疑問。另外，隨複製技術而來的還有許多倫理的問題，如複製生物對生態平衡的破壞、複製人技術研發展成功後在社會引起身份關係的混亂等，仍有待探究。

由複製羊到幹細胞

除了複製技術的研究之外，幹細胞（Stem Cell）的研究在近年亦引起社會不少的討論。幹細胞是身體中尚未分化（Differentiate）成特定細胞類型（如紅血球、神經細胞等）的細胞，擁有自我更新（Self-renewal）的能力，進行細胞分裂補充老化或死去的細胞，以及分化能力，變成身體上不同類型的組織或器官。

人體中有不同類形的幹細胞，各有不同的分化能力（生物學上稱為功能，Potency），按分化能力由高至低依次被稱為全能（Totipotent）幹細胞、多功能（Pluripotent）幹細胞、多潛能（Multipotent）幹細胞以及有自我更新但沒有分化能力的專一性（Unipotent）幹細胞。

我們身體裡的幹細胞，都是成年幹細胞（Adult Stem Cells），屬於多潛能類型，只有有限的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而胚胎中的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則屬於多功能類別，具有分化成不同細胞類型的能力。所以，科學家可從胚胎幹細胞製造出有需要的組織類型，用作修補身體受損的組織、器官，或測試細胞對藥物的反應。

實驗室內的胚胎幹細胞主要來自墮胎胎兒或試管受精過程中多出的胚胎。由於抽取胚胎幹細胞的過程會破壞胚胎，而胚胎應否算作生命仍屬爭議，所以有人認為用胚胎幹細胞作研究用途實與殺害生命無異，令研究一直遭受不少反對。因此，在喬治布殊主政期間，美國政府亦曾一度禁止使用國家經費研究胚胎幹細胞。（Wilson, 2009）

幹細胞技術的突破

幸而，近年生物學家發展出一種新技術，將成年幹細胞改變成具有分化能力的誘導多功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並成功以此治療實驗老鼠的鐮刀型紅血球疾病。（Hanna, et al., 2007）使用這個技術，我們不用胚胎幹細胞便可製造出有需要的器官。黃教授認為，隨著iPS的技術發展完善，幹細胞技術的研究將可避開有關道德的問題。

不過黃教授亦指出，在現階段iPS技術研究仍然所費不菲，國家倘若投放在幹細胞技術研究的費用過鉅，可能會令國家減少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從而令社會的不平等惡化。另外，如果在誘導多用途幹細胞形成的過程有誤，有機會製造出癌細胞，貽害獲贈有關器官的人士。

隨著近日研究人員發現維他命C可以促進iPS的形成，將來誘導實驗的成功率將可獲大大提高，從而減低研究的成本，進一步幫助解決現有技術可能引伸的問題。（Esteban, et al., 2010）無論如何，除了在技術層面上不斷創新，我們在發展科技的同時還需要顧及它們應用的代價和可能引起的倫理道德問題，以確保科技發展可真正達到改善人類生活的目的。

當我們可喜地看見現時的幹細胞技術一日千里，不治之症可能成為歷史，甚至人人都能「長生不老」，壞掉的器官就以新的培植器官更換的時候，這又會帶來甚麼的道德問題？我們實在要多花時間，細心分析當中可能出現對生命和倫理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