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開賭給香港的啟示

足球博彩合法化，自2003年開始，今年是第20年，同時下月是世界盃決賽週，平時這個時候，各大戒賭機構大約也會站出來，呼籲巿民「睇波踢波不賭波」，平和基金也許會花一大筆錢，在公共交通工具賣廣告，又或者搞些活動吸引巿民參加，甚至馬會也會走出來叫大家「有節制博彩」，但到了今日，宣傳似乎還未見影。

甚至連平和基金由起初三年一度，後來變成五年一度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調查，明明應該上年完成，今年公佈，但到截稿前的10月中，同樣連記者會也未有，翻查平和基金的會議議程，全年唯一一次開會在7月，有沒有開？不知道，傾了甚麼？不知道。從文章的消息，只知道今次調查負責團隊，不是以往的香港理工大學，改為用了香港大學，原因是甚麼？當然也不知道。[1]

足球博彩投注額有少了嗎？沒有。根據馬會資料，自2020/21開始，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已經超過賽馬，2021/22的投注額更高達1,438億元，比去年升2.6%，同年賽馬投注額為1,404億元。根據立法會引述馬會和政府的數字，[2] 自2008年至2016，馬會足球博彩活動人均每月投注額由700元升至1,599元，升幅高達129%，非常驚人。

資料來源：馬會年報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馬會稱2020/21年的升幅是受歐洲國家盃效應所致，所以足球博彩投注額上升五成，歐國盃決賽週賽事確實在去年舉行，但請留意：為何大型賽事以後，升幅後沒有下跌？難道那些初試賭博的人，也紛紛加入了賭博大軍？記得當年歐國盃，不同機構也努力做了很多短片，活動，提倡睇波不賭波，也強調問題賭徒對家庭的影響，[3] 言猶在耳，但似未能改變現況。

更甚是，隨著馬會不打自招承認了九成「客人」網上投注，我們不難發現，筆者撰稿當日，已經有世界盃的冠軍和小組首名可以開盤，甚至有單項和過關的選項。每場場事也有一大堆不同的賭法和盤口，最重要的是只要進入足智彩的網址，這些基本上就是一堆公開資料，任何人也可以瀏覽。

四年前，我們提意見，希望政府和馬會認真考慮遏止賭風。[4]  不過四年下來，好像我們建議的，政府就跟著相反方向做，例如要求監管開賭場數，最後馬會這幾年不斷增加場數，波馬也同樣增加，連直播賽事也增加。我們呼籲要管制投注站未來的發展，投注站今日變成各種各樣消閒場所，當中滲入大量賭博資訊。我們建議管制手機app，政府直接無視，馬會的app今時今日集最新足球消息和賭盤於一身，我們很難想像今日的青少年如何可以只睇波而不接觸賭博資訊。

在外國，賭波網站和色情網站一樣，互聯網供應商為保護兒童的緣故，會自己設置屏障，成年用家要先做簡單申請，才可以進入相關網站。隨著網上賭博的成熟，我們不禁問，政府願意做相同的政策，保護青少年不受賭博資訊影響嗎？今日民政事務局也改名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第一篇網誌就說要「培養青年全人發展、建立正向思維」，[5] 但願她會照顧一下孩子身心靈健康，不要令更多孩子成為病態賭徒，影響社會穩定。

馬會上月發表年報，其年度投注額高達2,900億元，本來這不是新鮮事，上年度疫情仍然有反覆，部份時間停課停學，但馬會安排的賽馬活動未有停止，外國的大賽因為當地以「與病毒共存」為原則，轉播外國大賽又沒有太多停辦，此消彼長下投注額不跌反升，馬會再次跑贏大巿，並不希奇，也不是第一次。反倒有些現象，我們要留意，因為這預視著未來一些馬會賭博策略的改變。

如果有留意馬會的發展，大家不難發現馬會經常有一類新的消息——關於系統的新聞，不論是派彩系統出現問題，或者整天因為系統更新而要暫停網上投注服務等等。根據年報，原來九成投注早就在網上進行。關注賭博政策的聯盟「不賭21」在疫情初期就質疑馬會突然借助疫情大舉發展網上賭博巿場，可見其滲透的威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對於這類賭博網站，都有一定的監控，減少青少年進入的機會，例如英國針對本地的賭博網站，網絡供應商會要求使用者自行更改設定（opt in）才能進入網站。有趣的是香港賽馬會的網站、App也未沒有法例規管，任何人只要自認是18歲以上就可以自出自入，情況並不理想。

馬會除了大舉吸納網絡賭博大軍外，近年還自行承包一切賽馬節目的製作，電視台基本上只有播放的角色，近月更宣傳在他們的網上平台可以看到所有賽事，晨操等自家製作的內容，近年已經由依賴電視台改為自行在網上生產節目，可見賽馬節目和直播網上化已經成形。事實上馬會甚至已經購買很多足球轉播權在其平台上直播，方便賭徒即場下注。下月舉行世界盃決賽週賽事，免費播放的場次已少無可少，漸漸地這類在香港可以「合法賭博」的節目播放權愈來愈容易落入馬會手上，馬會放在自家製平台播放，就可以繞過現時的條例規管，在運動節目中公然播放賠率資訊，和賽馬一樣。觀眾這樣睇波，也很容易加入賭波大軍了。

九成巿民既然去了網上投注，投注站的功能近年隨即改變。近年投注站漸漸改建成茶餐廳、派對房間，我們特別關注此舉會否吸引更多年輕人，特別是剛滿18歲的朋友，在這些「消閒場所」中認識賭博活動。馬會雖然說有關場所只准18歲以上人士進入，但實際上如果打造成合家歡場所和合家歡活動，有關的規則自然會寬鬆，例如馬會同樂日至今被形容為「 合家歡」活動，甚至在親子網站上宣傳，未來相關的發展，令人擔憂。

今年5月，亞洲賽馬聯盟（香港賽馬會和亞洲不同賽馬機構都是這個聯盟的成員）公佈《非法賭博現狀》報告（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Report），當中指出賭博的資金大約四成流向合法彩池，其餘六成多流向外圍或非法彩池，這個結果我們並不驚訝。馬會經常透過類似研究，企圖開拓新的賭博商機，文件最後的部份，指出未來賭博風氣的幾個重要轉向：

1. 賭博活動將會全盤網上化：文件稱非法賭博的網站將所有賭博活動放在相同的地方，只要有具備上網功能的裝備就可以賭博。
2. 賭博資訊娛樂化：賭博資訊會全面在不同的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例如早前我們就發現有本地KOL在社交平台大賣賭場廣告，說很容易贏錢，賭博變得商品化。另外在賭博活動中加入電競賭博的元素，因為電競活動往往多以直播形式進行，只要有直播和輸贏的活動，理論上均可成為可以下注的賭博活動，尤其在今日流動數據頻寬的許可下，可有更多的賭博活動與娛樂活動同步進行，吸引年輕人下注。
3. 虛擬貨幣作為賭博工具：以前賭錢輸清光可以「篤手指」（即可以賒賬）借賭本，今日賭博完全無實體貨幣，甚至可以用虛擬貨幣來交易，未來貨幣政策將走向數碼化，有關的改變更易令人作「資本」虛擬借貸，但當賭錢輸清光時，卻可能要用實體貨幣來償還，一旦「爆煲」可能更加嚴重。

如果用傳統思維，我們會說今年是世界盃年，來年是合法賭波20年，往往會「埋單計數」檢視政策對社會有多大影響。不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更需要檢視，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香港的賭風、馬會的發展會否令社會變成一個無處不賭的社會？年輕人還有沒有機會得到合理的照顧，盡量減少他們接觸賭博資訊的機會？政府和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可能盡一下社會責任，保護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在「無賭」的網絡世界中生活？這些問題若不被正視和解決，我們的下一代可能更快更易為賭博所禍害，泥足深陷。
 

參考文件
香港賽馬會。〈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香港賽馬會。網站：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annual-report-archive.aspx。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Last modified May, 2022. https://www.asianracing.org/publications/the-state-of-illegal-betting.

2021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媒體與傳播系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1,501名20歲以上的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於動態清零（清零）及與病毒共存（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取態。結果發現，有34.9%的受訪者傾向堅持清零，有50.8%的受訪者則支持共存，另有14.3%的受訪者表示中立。[1] 至今，清零還是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方向還有不少人在討論，無論現在選擇哪一方，從以前到未來，其實都需要看病毒如何說。

先來談談清零。一直以來，中國政府都主張清零。按中國政府的說法，「清零」並非指到追求零個案。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馬曉偉的講法，「『動態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準。『動態』就是不追求絕對零感染；『清零』就是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2] 中國的清零政策相當嚴厲，以上海為例，為了截斷傳播鏈，採取封城、封區，並且進行多次全民強檢。[3] 若發現輕型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當局會集中在隔離點收治，如果病情加重，則轉移到定點醫院接受治療。[4]

至於共存政策的光譜則很闊，不同國家有不同策略。以新加坡為例，在2022年3月23日新增8,94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的情況下，她在4月1日起生效的措施仍然容許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可獲豁免隔離以及接受快速抗原檢測，只要他們基本上符合政府的疫苗及病毒檢測要求。在2022年的3月29日起，該國亦開始放寬室內或室外活動的防疫措施。[5] 對於確診者，新加坡自2021年8月底開始，早已試行居家康復計劃，[6] 到了 2022年2月16日，不論是否接種疫苗的三至69歲的確診者，以及完成接種疫苗的70至79歲患者，已符合居家康復計劃的資格，可在家休養。[7] 適合居家隔離的確診者，一般來說，三日後若自行檢測的抗原快速檢測呈陰性，便可以恢復正常活動。不適合居家康復人士，則會轉移到合適的護理中心。[8] 2022年2月18日後，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的自我健康監察日數亦減至五日。[9] 至於新西蘭，亦有採取自我隔離措施，[10] 而之前實施有關使用疫苗通行證及其QR Code政策，已於2022年4月4日11時59分取消，並且不再強制疫苗接種。[11]

新加坡及新西蘭並非一開始便選擇共存，新西蘭也曾屬於嚴控疫情的國家，2021年8月，當該國的奧克蘭出現第一宗新冠肺炎個案（疑似Delta個案），新西蘭總理Jacinda Ardern快速封鎖奧克蘭七天，而國家其他地方亦封鎖三天，確診者到訪過的沿海小鎮Coromandel則需要封鎖七天。全國採取最高級別的封鎖：關閉所有學校、辦公室和商業處所，僅保留最基本和必須的服務。[12] 而在新加坡，在2020年疫情嚴峻時，政府於是4月至6月啟動「嚴格阻斷措施」，關閉國境、停課，禁止私人與公共集會。雖然期間會因應確診個案數字而有所調校，但基本上高度抗疫仍是主調，直到2021年後6月開始，新加坡開始為共存鋪路。[13]

新西蘭及新加坡選擇共存，可能基於抗疫疲勞，也出於經濟考慮，但絕對不是所謂的「躺平」，又或是罔顧人民生命而下的決定。其實，無論是清零，還是共存，國家都是用「計數」的方式去下決定。要計算的項目有很多，但負責任的政府除了要計算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計算因新冠肺炎帶來的死亡人數。

新西蘭政府於2021年需要嚴陣以待，因為那時候，Delta變種病毒的殺傷力不容忽視，根據「用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網站的數據，當時新西蘭只有20%的國民完成了接種兩劑疫苗，接種一劑的人民只有33%。[14] 新西蘭當時不走向共存是完全正確的。到了2022年Omicron變種病毒出現，其傳播力雖強，但殺傷力相對較弱，而國民已有95%完成疫苗接種，[15] 確診者死亡率又極低，新西蘭似乎沒有理由繼續以高成本進行清零。

至於新加坡政府，走向共存之路之前更是已作步署：2021年6月，該國政府開始打造共存藍圖，首先是推高疫苗接種率；其次是讓「檢測」更方便、普遍、讓人更舒服及節省時間，於是不再使用PCR核酸檢測，而是推行快速檢測，在同年的7月5日起，更有慈善機構免費贈送每個家庭一個血氧計，供民眾自行測量，方便他們及時就醫；三是「治療」同步進行，不斷研發新療法、藥物，降低死亡率。根據「用數據看世界」的資料，該國死亡率僅有0.6%，是全球最低之一。[16]

中國與新西蘭及新加坡一樣，都堪稱抗疫模範生，特別是抗疫初期能快速封城，其後當世界大部份國家陷入混亂時，中國的死亡率不高，市面很快回復正常，GDP還能有所增長。或許是過去的成功使中國堅持清零，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在2022年3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佈會中曾表示「疫情防控的『中國經驗』保障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他又提到「『動態清零』的目標是追求以最低的社會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住疫情」。[17] 不計算封城而來的物流或生產貨物的經濟損失，單從醫療人員、民眾的薪酬、測試劑等成本來計算的話，比起其他國家，中國的確有資格做到低成本抗疫。對比英國，光是在2022年1月，花在新冠病毒的檢測工作相關的費用就高達20億英鎊。[18] 不過，中國最關注的是死亡率，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著名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曾光就曾在2022年2月28日發文表示，中國過去的自然感染率低，他明白這正是軟肋所在，由於中國完全靠疫苗接種建立免疫屏障，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國家低千百倍，這表示難以達到群體免疫。此外，加上疫苗接種尚有漏洞：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種率還不夠高，而已經打了疫苗的人在數月後抗體可能已經减退，第三針加强針還沒有弄好，特別是國際公認的「溝針」在中國才剛剛起步，還有的是Omicron的變異株BA2的出現，它對兒童更具攻擊力，其危害性尚待進一步評估，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曾光指出中國不宜與共存隨之起舞。[19]

清零還是共存，不同國家的確需要因應自身的情況及條件作出選擇，而所有的措施其實都不完全由人決定，還是病毒說了算。就如2020年初，英國政府一早便想群體免疫，主張不封城、不戴口罩、不管制國境等策略，最後還不是因著過多死亡人數與對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造成巨大壓力要向病毒低頭，採取較為嚴厲的防疫措施。[20] 病毒一旦有所轉變，今天選擇共存的國家可能都會收緊政策。新西蘭總理Ardern表明如果世界出現可以逃避疫苗或更致命的變種病毒，用作追蹤接觸的QR Code將再次發揮關鍵性的作用。[21]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022年3月就曾表示，政府非常小心地判斷放寬限制的程度和速度，政府不能給醫護人員帶來不可能應付的負擔，以及危及許多急需治療的病人。[22] 面對Omicron疫情，中國曾調整抗疫政策，如把「出院後繼續進行14天的隔離管理和健康狀況監測」改成了「解除隔離管理或出院後繼續進行七天的居家健康監測。」[23] 方艙一旦爆滿，中國亦有可能實行確診者居家隔離。[24] 抗疫成本到了社會不能負荷的時候，相信任何政策都無法一成不變。

共存、清零、還是中國式清零，其實名目是否真的如此重要？還是各地政府應撇除政治及面子的考量，只專注於病毒的走勢，虛心地計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及資源，在推出防疫政策時做到靈活變化兼不離地，以致既能保障市民生命之餘，亦能顧及民情、民生，甚至民心？抗疫成本除了要顧及市民的身體健康外，其心理、精神健康，其實都是相當寶貴且需要受到重視的。香港曾有不少人放工後在寒冬中排隊數小時接受強檢、退休的老人在醫院外面冒著嚴寒等待著見醫生，從經濟角度來計算，這些成本可能都不高，但對當事人、其家屬或旁觀者來說，其實非常難受。身寒，贈衣還能解決；心寒，卻是難以挽回。

假新聞的產生及推動，背後導向可能是為了賺取廣告利益，如內容農場；也可能是為了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以圖得到人們的支持和贊同，如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這些假新聞的做法就是要挑起讀者的情緒，產生恐懼或憤怒，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教授指出：「當你的心裡上有這些負面情緒，你會在情緒的主導下把這些內容再快速地傳播出去。所以我們會認為憤怒是決定讀者是否在臉書上分享的關鍵機制。越是讓你憤怒，而且是極端憤怒的，你越可能分享，在政治訊息上尤其如此。」[1]

根據媒體的報道，林教授曾於一研討會分享，新聞產業很注意讀者反應，希望讀者喜歡、關心這則新聞，這也是假新聞製作的原理。如果社群媒體的訊息製作得和新聞一樣，就會有更多人相信。而假新聞不會是全然虛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事實包含在其中，讓接收者難以分辨，甚至連主流媒體都會採用，認為它有一定的新聞價值。[2] 而曾有研究指出，假新聞在Twitter的散播速度會比真實的資訊快六倍，[3] 所以懂得辨別網上真假新聞是極為重要。

但論及要用法律去規管假新聞，則要非常慎重，因為法律規管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張力的，令人擔憂言論自由會被打壓，或有人會想利用公權去阻止人們發聲，或懼怕發聲，於社會造成了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被打壓的成為少數派，聲音愈來愈少，而多數派聲音愈來愈多，如螺旋往上升。

不同地區　不同方法

網上資訊對網民的影響可大可小，不少地區對於網上假新聞或假資訊都有相應的法律或應對做法。

韓國

韓國的《新聞仲裁及補救損害等相關法律》修正案由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於2021年7月在國會提出，並指其目標為「建立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和伸張言論自由的價值」。倘若涉及「虛假、新聞操縱」以至涉及「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捏造或錯誤報道，導致有人蒙受精神或權利上的損害，按新修正案有關人士可入稟向散播資訊者索取賠償，金額可達推算相關損失的最多五倍，在一些難以計算損失的個案中，則以一億韓圜（約68萬港元）為上限。[4] 提出修正案的共同民主黨稱，提出法案旨在以懲罰手段打擊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禍害。但因為法案部份內容被指不夠清晰，對「故意」、「虛假報道」等字眼的概念和標準模糊，甚至「開啟任意詮釋之空間」，國內外傳媒及人權組織均對新法表示憂慮，擔心影響記者深入調查和傳媒報道的自由。[5] 在強烈的反對聲下，有關修正案的最後投票並沒有如期在2021年9月底於國會舉行，取而代之的是籌組委員會就立法作更深入的探討。[6]

新加坡

新加坡2019年通過了《防止網絡假訊息和網絡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POFMA），任何人發佈假訊息，並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將會被判監最多五年及罰款最多50,000坡幣（約29萬港元）。若透過虛假賬戶或自動軟件程式發佈假訊息，則會被判監最多10年及罰款最多10萬坡幣（約58萬港元）。相關的網絡中介有責任採取相應行動，如移除有關的虛假賬戶等，否則相關人士的最高刑罰為被判監一年和罰款20,000坡幣（約12萬港元），如涉案的並非個人而是公司，罰款則更高。[7] 該法例將假訊息（falsehood）定義為虛假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statement of fact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列明包括捏造訊息和扭曲事實，但不包括基於事實的觀點、批評或諷刺。但誰來判定事實陳述的真偽？是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嗎？這方面亦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學者就質疑他們是否合資格來判定真偽，這會否被用來對付反對黨，打壓異己？[8] 據報道，截至2021年8月21日，新加坡當局暫未用過POFMA下的刑事程序起訴任何人，但卻向個人或團體發出逾60宗POFMA命令，要求他們更正訊息，亦有數宗要求網絡中介移除訊息連結的指令等。[9]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於2018年4月，即國會選舉前實施了《反假新聞法》（Anti-Fake News Act 2018），該法指凡故意創作、散佈或發表「全部或部份不實」的新聞、訊息、數據或報道，即「假新聞」，可處10年以下監禁。若「假新聞」内容涉及馬來西亞或影響該國公民，該法亦可適用於馬來西亞境外個人或組織。[10] 但由於立法倉猝，被人質疑大馬政府，不論是有關貪污或是選舉事務，都想利用有關法例來阻止一切不為政府樂見的報道。而這法例最後在新政府上台後，於2019年正式被廢除。[11]

台灣

於2018年，台灣的行政院為防止散播假訊息所造成的危害，修正了以下多個法案，包括《災害防救法》、《糧食管理法》、《農產品市場交易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在法案中納入禁止散播假新聞的規範和罰則；另外，在《廣播電視法》下，廣播電視亦被要求建立「自律」機制，若違反自律規範或事實查證，最高分別可處100萬台幣（約28萬港元）或200萬台幣（約56萬港元）罰鍰。[12] 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官員曾向傳媒表示，根據當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假訊息定義主要有三個要素，包括惡意、虛假、具危害性。雖然在台灣政府提出七個法案的修法說明時，明文寫道：「謠言」或「不實訊息」，是指該「捏造之語」或「虛構之事」，其內容出於「故意」虛捏者，但有新聞學者認為要認定假新聞並不容易。[13]

由於不少地區的人士都認為要判斷假新聞有困難，應找有能力的人或系統作判斷，歐、美不少地區會把責任交予社交平台，由社交平台的公司研究方法去判斷和刪除一些疑似是虛假的新聞。

德國、法國

德、法兩國分別於2017及2018年分別通過《社群網絡強制法》（德），及《反資訊操縱法》與《反虛假訊息法》（法）。有關的法規是把反假新聞的責任放到社群媒體平台中，如德國的《社群網絡強制法》中規定，社群媒體平台須於接獲檢舉的24小時內移除明顯違法內容，包括仇恨言論、惡意誹謗或煽動暴力的內容，否則可處500萬至5,000萬歐元（約4,500萬至4億5千萬港元）的罰款，如有爭議、但非明顯違法的內容，社群媒體會有七天時間可以商討是否移除。

而法國，早已有防制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的《新聞自由法》，明訂禁止種族誹謗與煽動種族仇恨的言論、禁止基於性傾向而歧視或誹謗個人的言論。違反這些規定者，可處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或面對22,500至45,000歐元（約20萬至41萬港元）的罰款。任何方式出版、傳播或複製涉及第三方的虛假新聞或經捏造、偽造或不實文件，若造成或足以擾亂公共秩序，將被處以45,000歐元（約41萬港元）罰款；如以任何形式惡意出版、傳播或複製可能破壞國軍紀律或士氣，或干擾國防戰備的內容，將被罰款135,000歐元（約122萬港元）。[14]

而於2018年在法國通過的兩項反假新聞法案，是為了強化上述法律工具，針對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特別適用於選舉前三個月內，政黨或候選人有權就疑似被刻意操縱的虛假訊息申請禁制令，以及將有意圖影響選舉的「受外國勢力控制或影響」的電視頻道下架。[15]

德、法兩國的做法似乎效果相當顯著，有效使facebook將全球六分一的內容審查人力投放於德國，並同意與法國政府合作提高平台運作透明度。[16]

歐盟，除立法以外的選擇

除了立法，歐盟於2018年開始推出《虛假資訊行為守則》（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鼓勵資訊科技公司自願簽署並承諾自我規管，以應對虛假資訊問題。不少大型資訊科技公司，如Google、facebook等均已簽署有關的行為守則，承諾針對平台上虛假訊息問題作自我規管。多家簽署了該守則的資訊科技公司亦按承諾推出新政策以改善服務，包括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及推動用戶媒體素養等。[17]

香港可借鑑

網上資訊繁多，當中包括了假新聞，對人或事作出不實的陳述或惡意的指控，但要辨別真、假新聞，如非靠科技公司或新聞界的專業人士，難以處理大量的資訊。正正因為網民都未必能辨別真、假新聞，如只是誤信虛假訊息再傳遞並因而觸犯法例，實在可能會引起寒蟬效應，有機會窒礙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如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邊加強用戶的媒體素養，教育用戶如何辨別假新聞及批判思考的教育，另一邊推動傳播資訊的平台與信譽度高的事實查核機構的合作，成立通報機制，如發現假新聞就通知社交平台，以刪除訊息、警告違規用戶等方式，而毋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來規管，相信會對本港的網絡溝通平台的發展與自由會較為有利。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執筆之時，正值歐洲國家盃四強階段，英格蘭歷史性殺入決賽，將跟意大利在決賽對戰。英格蘭在本屆賽事的表現再一次引來“Football is coming home”的全球熱話，[1] 雖然英格蘭最終在互射12碼階段不敵意大利，但球隊的表現出色，即使未能將足球帶回家，但算是雖敗猶榮。

新西蘭其實離足球很遠

雖然歐洲國家盃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受到高度關注，但在新西蘭沒有太多人追看球賽。即使在香港移民的群體中，礙於開賽時間大多在零晨4點或早上7點，其實我認識的香港朋友沒有太多人有收看直播。

還記得16強英格蘭成功打破宿命，多年來首次在大賽中淘汰德國。當日早上，我真的很興奮，在公司每見到任何人，我都跟他們分享當中的喜悅，結果收到最多的回應是問歐洲國家盃是比賽哪項運動，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對牛彈琴。

相比起2019年在日本舉行的欖球世界盃，有同事自發在公司不同位置掛上所有參賽國家的國旗，當時公司不論上下，每天早上和午膳時間談話內容總離不開那個我移民前從未關注過的「世界盃」。還記得當年新西蘭在四強意外地被英格蘭淘汰出局，翌日公司籠罩著愁雲慘霧。同事一整天都不想多講一句說話。相比之下，歐洲國家盃所得到的關注真的少之有少，就連報紙體育版的報道亦不多於半版。

足球拉近我跟家人的距離

基於對香港前景感到迷茫，對本地的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因此，我、哥哥和姊姊三家人不約而同地在2018年（世界盃後）離開香港，我選擇在新西蘭落地生根，姊姊跟家人定居澳洲，哥哥則跟家人選擇落戶英國。由於家父年紀老邁，自覺年青時已從內地來港，不想在年老時再次移居別處，因此選擇留守香港。他原打算每隔數月分別到三個國家小住一至兩個月，可惜疫情完全破壞了他的如意算盤，我們幾父子從未想過原來我們可以超過一年半不見對方。

由於我們三父子身處不同時區，因此我們移民後鮮有機會見面或同時在線上交談。巧合地，我們三父子都是標準球迷，更加是英格蘭的忠實支持者。每逢世界盃或歐國盃等大賽，不論何時開賽，我們總會捱更抵夜觀賞球賽。亦正正因為足球這個共同喜好，我們三父子難得可以同時上線，透過WhatsApp一起討論球賽，互相分享近況。每當有英格蘭賽事時，大家WhatsApp的短訊或通話更從不間斷。

印象中對上一次有機會三父子一同觀看球賽已經是結婚前的事。結婚後，礙於幾家人久不久就見面，因此大多各自在家觀看球賽，最多在見面時討論一下賽果而已。這次歐國盃反而造就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重溫當年一起看球賽時的情景。

「睹」波不「賭」波

記得上星期日崇拜後跟團友午餐，言談間有一位團友聽到我在歐國盃期間，在球賽日總會準時4點起床觀看球賽，他抱著疑惑的態度問我有沒有賭波，何解情願每天只瞓4小時也要觀看球賽。

其實原因很簡單，其一，我是標準球迷，足球是我最大的嗜好。有人因為打機打通宵，我只是在重大賽事期間為看球賽少睡數小時而已。更重要是足球對我來說有特別意義。年幼時，足球拉近我和那位高高在上的父親之距離；成年後，它成為我們家中男人的共同語言；移民後，它製造機會讓身處不同地方的家人同時上線一起交談。這教我怎會沒有動力每逢球賽日準時起床呢！「睹」波不賭波，只看足球賽事，不參與任何相關的賭博活動，反而才能令人真正領會球賽的樂趣。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提醒著我們賭波合法化又過了四年，不經不覺到了第15個年頭（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政府透過平和基金的研究，企圖描述一幅「越來越少人賭博」圖畫。[1] 今年世界盃開鑼前幾個月，明光社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再度合作，進行一個民間賭博調查，[2] 結果不但發現賭博情況沒有減少，而且賭博年齡愈趨年輕，賭波人士的情況比賭馬及整體賭博群體更為嚴重。

三間機構於今年3月至6月，通過學校、機構、街訪和互聯網，收集學生和巿民意見，成功獲得3,449份有效問卷，當中男受訪者佔50.8%，女受訪者佔47.1%，18歲以下樣本佔56.3%，18歲以上則佔42.9%。[3]

整體來說，70%受訪者曾參與不同形式的賭博（圖一），包括朋友間的聯誼賭博活動，例如麻將、啤牌，或者不涉及金錢的賭博遊戲等。而曾透過馬會參與賭博的受訪者，有34%曾買六合彩，曾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13%和8%。

至於參與賭博的年齡，我們發現在18歲以上的年齡組別中，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只有8%，但在18歲以下的組別，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佔20%。明顯地新一代的青少年比上一代更早參與賭博。當然，我們也可以解讀成新一代青少年更早有意識自己在參與賭博活動，所以在填問卷時自然就填了自己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但無論如何，情況仍然值得關注。

同時，我們亦發現，在未滿18歲就開始賭博的18歲以下受訪者中，25%有賭博問題（圖二），甚至當中有4%，出現賭博失調的情況。[4] 另外，5%在18歲以下曾賭博的青少年，會因為賭博向人借錢，借錢的對象以家人、朋友為主。可見青少年賭博參與率根本不如平和基金的研究所指，有下降趨勢。[5]

今次調查另一個重點是我們將賭馬、賭波和整體賭博者的情況作了一個比較，結果顯示，賭波受訪者各方面的情況均較令人擔憂。例如賭波人士過去一年借錢的百分比較高（賭波：13%；賭馬9%；整體3%）；他們當中出現賭博失調情況的百分比也是最高（賭波23%；賭馬16%；整體5%）；47%賭波人士的首次賭博年齡低於18歲（整體為33%）。他們借貸的方式多以銀行信用卡貸款、家人親友，甚至是財務公司為主，可見他們甘願為借貸冒險（圖三）。

最後，我們評估過不同賭博人士對不同媒體的訊息的反應，有關訊息如何影響他們的賭博意慾，調查顯示賭波人士最容易受外界資訊影響，不論是賭博資訊還是單純的足球運動資訊，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刺激賭博的資訊。而朋友間互傳的訊息，最能引發受訪者的賭博意慾，可見朋輩的影響力，舉足輕重。

我們現提出以下建議，盼能有助遏止賭風，減少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 平和基金須加強防賭宣傳，強調世界盃賭博的禍害。
• 馬會必須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減少宣傳賭博活動，並加強對戒賭防治的推廣，提醒賭徒賭博可能帶來的問題。
• 警方應加強打擊外圍，如因法例限制而影響打擊外圍，理應修例。
• 政府應在不同主流傳媒，特別在報章的波經版，宣傳反賭防賭訊息。
• 家人、朋友影響賭徒至深，是故鼓勵大家欣賞球賽時，多討論技術，少談賠率。如家人有賭波習慣，則盡量帶他們參與其他活動，減少引誘。
• 家人若發現有親友沉迷賭博，可自行先到戒賭中心，尋求協助。

「睇波踢波不賭波」，其實已經成為世界盃期間不少人的口號。不過究竟怎樣踢，怎樣睇，似乎很多人仍停留在踢波就是比賽，睇波就是待在酒吧，與粗口、花生為伍。究竟睇波踢波還有甚麼新意思？特別是在教會內有沒有欣賞足球比賽的可能性？

明光社於世界盃前夕（6月9日），與大埔足球會和路德會青亮中心合辦「世界盃親子足球同樂日」，吸引了20個家庭，共50人參加。活動最先由宣道會基蔭堂蕭如發牧師分享防賭、反賭訊息，及後一眾四至八歲的小朋友分為三組，接受和富大埔足球隊的教練和球員兩小時的指導，學習足球的基本技術，如控球、運球、射門等，家長則從旁陪伴，更「落場」陪孩子踢波。每個家庭最後均會得到由大埔足球會和青亮中心送出，以防賭戒賭為題的紀念包，在世界盃期間加強防賭、反賭的訊息。

同時，我們鼓勵教會在有需要及可行的情況下，開放教會予肢體，甚至未信主的朋友，一起在教會欣賞足球賽事。近幾屆世界盃都沒有免費電視頻道直播所有的賽事，不少人因此被迫到酒吧，甚至馬會投注站觀賞賽事，這些環境充滿著不同的賭博資訊，令人容易產生「睇波不賭波，睇來幹甚麼？」的感覺，當我們鼓勵他們來到教會時，一起觀賞球賽的觀感和教會能提供的配套，則完全不同了。[1]

我們認為，睇波雖然可以成為教會的活動，但同樣有幾個前提：1. 教會有睇波的肢體，要見到有人有需要後才考慮做，如果教會沒有睇波的人，不用因為主觀覺得這是傳福音的機會而硬推；2. 定位要清晰：實際上如果肢體未準備好將活動開放給其他人，而教會有資源又願意的話，將之成為一個「圍內人」活動也未嘗不可。畢竟他們不在教會看球賽，也會在酒吧、商場看，倒不如在教會與較為相熟的人一起看；3. 配套要清楚：部份有規模的教會，可以在活動中加入了足球遊戲，彩繪，五色拼盤等不同的元素，開放活動吸引新朋友，但並非每間教會也具備相同資源，我們鼓勵大家量力而為。

未來我們樂見更多不同形式的教會活動，離開著重程序或聚會的模式，真的按著人的需要，讓肢體能在日常生活中，更多與信仰接軌。

有圖不一定有真相，有時有圖甚至更誤導！我們往往太快或太容易因為看到一些表面的現象而下結論。現代社會除了假消息充斥外，很多假象每天都在我們身邊出現，防不勝防。

能成為網絡紅人，有一大群的忠實「粉絲」，當然令不少人羨慕，不過，網絡紅人其實也可以用金錢「打賞」出來，紅人其實也是金人，不能不察。就算做不了網紅，但現時要自拍和直播也是輕而易舉的事，而更神奇的是那些瞬間可以為人美圖的程式，要為自己「虛擬整容」易如反掌，大家輕易可以在別人面前展示不真實的自己，或不斷模仿其他人，社交媒體往往成為了互相偽裝的平台。

由於大家喜歡注意表面的事，於是，一些傳媒在衡量性教育是否成功的時候，往往喜歡以青年人是否懂得使用避孕套作為考量；關於賭博問題是否惡化的時候，政府喜歡單單舉出實際參與人數是否有增減，而有意無意地忽略其他重要影響，如參與睹博的年齡、途徑及大家對睹博的觀感等。而在教會圈子，在討論教會有沒有參與社關的時候，也容易傾向以教會或機構有沒有就某些受傳媒高度關注事件出聲明、參與聯署或在社交媒體表態等等來衡量。

看得到的有時只是表面的現象，要真正了解問題，往往要看深一點、看多一點。

有沒有試過與朋友睇波，你一邊支持心愛的隊伍或某一球星時，你身邊的人卻很可能想你所支持的被罰黃牌、紅牌、被換出場？又或者你在欣賞球賽，為兩隊不斷互有入球，而感到非常緊張，不過你的朋友一看見入球就爆粗，甚至投訴為何入球數目那麼多……？

不用懷疑，其實都頗為肯定，他們不是在研究甚麼策略，更大機會是他們在賭波，因為馬會提供的波盤已經去到無所不用其極，成功將人的心思意念由比較技術、策略，轉移到一些與技術完全無關痛癢的範疇上。越與球場、球員、策略等無關，或然率就越大，越似賭博，而賭徒以為這些易賭，其實更多情況是輸得更慘。

馬會常常強調要加入這些不同的特別項目，是為了要加強吸引力，減少外圍侵蝕整體賭博收入。據傳媒透露，一次世界盃全球的外圍賭注數以千億計，有消息人士表示即使馬會內部估計，香港的外圍投注也數以百億，區區增加幾個與足球比賽完全無關的盤能減少損失嗎？當然不，但看看我們的警方截至十六強為止，也未曾破過超過一億的外圍和非法賭檔，連總警司在電台節目中也承認力有不及，外圍掃之不盡。

賭波合法化十五年，社會由不鼓勵賭博，變成不干預賭博；直到今天聽到最多的，不是賭博的禍害，而是賭博要有節制。所謂有節制即是賭博是可以的，只要懂得節制就好。這公眾教育正確嗎？不正確。但投放最多錢宣傳的馬會，最後叫得最響的也是這口號。

社會漸漸將足球活動變成賭博活動，如果有天我們睇波時，再沒有心情欣賞球星的腳法、隊員的部署、策略和體育精神，而心思都到了角球的數目，入球的多少，甚至有天發展到像外國的網上賭場，連球賽中有沒有人要抬走也可下注時，睇波這回事，還可以有積極健康的意義嗎？若運動這美好的事情被賭盤徹底扭曲，這值得嗎？

賭波合法化快要15年了（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由當年政府信誓旦旦聲言會維持不鼓勵賭博政策，到了今日，足球博彩的投注額每年已達接近1,000億港元。[1]我們找回當年監察賭風聯盟對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提出的訴求，再對比今日的現況，大家自然知道政府如何縱容馬會開賭。

監察賭風聯盟當年的要求如下：

1. 營辦團體必須在投注站的入口及當眼處註明賭博的禍害
2. 營辦團體必須在宣傳品上印有賭博的禍害（面積不得少於宣傳品的十分一）
3. 營辦團體不可在電子傳媒的黃金時段和第一類刊物，刊登廣告或發放賭博資訊
4. 營辦團體開設投注站的數目及面積應定明上限以作規範，更不得在青少年中心及學校鄰近開設
5. 營辦團體不可在投注站以外設置任何投注設施（如在食肆、酒吧擺放自動投注機）
6. 營辦團體應設定每週可供投注場次的上限和不應就非頂級聯賽賽事開注
7. 營辦團體每年需設定最少連續一個月的「冷靜期」，不得就任何賽事開盤
8. 營辦團體絕不應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士推廣賭博，包括於賭博活動期間（如：賽馬日）接待青少年及兒童
9. 營辦團體不可冠名贊助任何體育項目或活動
10. 營辦團體在推出新玩法前，應先獲足獎會批准
11. 營辦團體在網上推出互動遊戲或其他宣傳活動時，不應准許未成年人士登記
12. 營辦團體若違反守則，例如容許未成年人士進入投注站或投注，應有明確罰則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上述12點，部份列舉出來時，為的是預防馬會藉此鼓吹賭風，豈料竟然成真，本來馬會沒有「大做特做」的，但現在都做了。最可怕的是，今日馬會已經不用依靠電話投注和投注站，一個網上戶口，一部簡單的智能手機，青少年已經可以安坐家中「邊睇波邊落注」。我們不禁問，今天馬會手機下注程式，和外圍那些所謂「非法網站」，除了合法非法這一線之差外，到底有何分別？還有甚麼措施可以保護青少年，不讓他們參與賭博呢？還有甚麼安排可以確保馬會不會鼓勵賭博呢？

世界盃，以往在香港被視為是四年一度的盛事，但自從2003年賭波合法化之後，便令世界盃添上了賭博的色彩。馬會合法開賭，令社會將足球活動與賭博掛鈎。馬會宣稱賭波合法化是有節制的博彩，打擊非法賭博活動更是有關論述的重中之重。

2016年歐洲國家盃舉行期間，警方進行代號「戈壁」及「風盾」的打擊非法外圍賭博行動，拘捕了103人，撿獲5.86億港元投注紀錄及300萬港元現金。[1]若將有關數據與馬會全年的足球投注額比較（見下表），我們不難想像以下兩個情況：1. 警方打擊外圍的能力太低；2. 馬會和外界過份高估外圍的投注額。[2]

警方在大賽期間打擊外圍情況

資料來源：報章[3]、馬會年報

在大型賽事舉行期間，外圍賭博活動是否特別熾熱？從坊間不同的估計數字中，我們發現答案是肯定的，但賭外圍與合法賭博有何分別？根據一份由Andrew Tessler等人做的研究，他的團隊在香港走訪了500多位賭徒，當中103人曾試過非法賭博。他們的結論是，有56%有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人，他們有過份賭博（excessive gambling）的情況，當中大部份為男性，年齡介乎30至49歲。[4]

不過，對於Andrew的研究團隊來說，非法賭博不一定造成過份賭博，但就肯定非法賭博會產生不良影響。相比起一般賭徒，參與非法賭博的賭徒容易無法工作、失去關係、欠債、面對家人和子女情緒失控、會向非法公司借錢，失去工作，當中更有不少人會同時出現以上幾項特徵。

研究團隊更特別提到，從事非法賭博活動的「艇仔」會用不同手法吸引賭徒，例如透過英雄感、經常提醒賭徒贏錢的喜悅，甚至提供免費的飲食，讓他們憶起那種贏錢後可以盡情享受的感覺。漸漸，賭徒會向高利貸借賭本，最後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非法賭博的賭注每注往往都比較大，參與這類活動的賭徒亦會賭得比一般賭徒多，但他們不一定成為沉溺賭徒。研究顯示，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賭徒平均每月下注3005港元，參與合法博彩活動的賭徒每月大約下注1150港元。

可見，打擊非法外圍對減少病態或有問題的賭博情況是十分重要的。報告中提及一個打擊外圍的方法，就是馬會常常表達的：增加賭波的範圍，增加投注種類，就可以「與外圍競爭」，減少外圍對社會的衝擊，而且馬會可以賺回外圍的錢，不少的收益便會直接成為稅收，部份亦會撥入平和基金，成為防賭戒賭的項目。不過研究亦同時提出，未有充份的理據去證實兩者的必然性，因為不少賭徒是同時參與合法和非法的賭博活動，流向未必如想像中清晰。只是在馬會賭錢，下注者必須以現金投注，如在「有錢才有賭本」的原則下，假如他們輸光了錢，大概就不會繼續賭。

不過觀乎社會現況，借錢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只要有身份證的人就可以借到好幾萬元現金，又或者使用一些流動現金支付App，就可以每月免息使用數以千計的透支。這種狀況告訴我們，即使在馬會賭錢，也不會像從前必然的不涉及借貸。加上馬會現時就每場球賽所設的下注項目，種類繁多，與外圍的玩法非常接近，最後究竟是馬會增加玩法令賭徒更易沉溺，還是外圍的玩法本身容易令人沉溺，實在難以分辨。

再加上近年網上賭博大熱，馬會亦著力加強其手機應用程式的功能，免去了下注者進出投注站的尷尬情況。此舉無疑吸引了一班年輕人透過手機下注，他們亦可以使用成年朋友的手機下注。現時馬會的手機App根本沒有甚麼特別的警告字眼，提醒巿民投注時必須年滿十八歲，至少不是每次下注也作出這類提示，大大降低了警告性。加上投注時的付款方式，又是以電子付款進行，下注者不用排隊也不用作金錢交收，這樣自然更容易吸引人下注和沉迷。因此，現在的投注站往往變成現場直播的聚集地，只要提供寬頻，就自然有足夠的人流聚焦，亦會有人下注。

面對下月開鑼的世界盃，明顯又是一次賭風的考驗，我們期望社會各界繼續強調「睇波踢波不賭波」的政策，減少不必要的賭波誘惑，特別是借貸公司減少相關的宣傳，同時馬會亦要特別克制，堅持不鼓勵賭博的政策，減少青少年參與賭博的機會。

政府新聞公報稱警方「有決心及有能力打擊非法外圍賭博活動」，於歐國盃舉行期間，進行代號「戈壁」及「風盾」的大型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共拘捕103人，並檢獲約5億8,600萬元的投注記錄及超過300萬元的現金。[1]

不過，在歐國盃決賽週開始前，就有記者形容「近年香港警方雖致力打擊非法外圍賭博集團，但始終禁之不絕，且因存在可賒數及提供折扣等『優勢』，加上澳門及外國博彩公司提供的玩法五花八門，坊間估計，本港將有數十億元注碼流入非法莊家及海外博彩公司之手」。[2]

換言之，警方打擊外圍賭博的決心和能力實成疑問，自2010年南非世界盃開始，坊間已估計有逾100億非法外圍投注額，而2012至2014年間，非法外圍賭博有上升，推算今年的歐國盃涉及最少數十億港元非法外圍投注。現在警方才檢獲五億，連一成也未及，就自吹自擂說自己有決心及能力打擊非法外圍賭博，也很難自圓其說吧！

歐國盃是於四年一度世界盃中間舉行的足球盛事，吸引大量巿民，或者平時鮮有欣賞球賽的朋友投入足球賽事之中。自2003年賭波合法化後，香港不少球迷在觀看賽事時「順理成章」都一起「玩幾手」，而估計即將舉行的決賽周更會把足球博彩白熱化。有學者認為，只要不沉迷，賭波作為一種消閒的活動，不過分花錢，不是一件壞事，未嘗不可。

一般社交賭博，輸贏也當作遊戲，不過，馬會開盤，不見得會設下賭博上限，對賭徒，特別是病態賭徒來說，沒有上限，就是一個非常大的無底陷阱。

有前線戒賭機構在歐國盃決賽週開鑼前就表示，賭波吸引青少年人下注，加上無良的借貸公司接受青少年用學生證借錢，一借可以借10萬，隨時一場下來就輸清光，令他們身負巨債。

馬會一面開發不同的賭波方式，一面透過手機程式吸引巿民進行網上賭博，加上現場直播相關賽事，不少戒賭機構亦預期歐國盃後或者再次湧現病態賭徒到戒賭中心求助的情況。

不過，馬會從來不會認為自己有鼓吹賭風，只會不斷重申非法的外圍賭博多樣化，令外圍投注額增加，馬會的收入相繼下降。不增加彩池、賭法，難以吸引巿民回到馬會下注。但真相卻是一個愈滾愈大的惡性循環，正正因為馬會增加「競爭力」，於是非法外圍賭博又要出盡法寶吸引「賭仔」，令賭徒有更多機會沉醉於博彩世界中。要將循環破除只有兩個方法：1.警方加強執法，真正切實打擊非法外圍賭博；2.馬會減少投注方法，減少不必要競爭。

馬會每年口口聲聲指非法外圍博彩的收益數以億計，影響她的收入。但根據香港警方公布的數字，現時被打擊的非法外圍投注額也只有數百萬至數千萬元不等，顯然要不是警方未盡力，就是馬會「報大數」。無論如何非法外圍投注實際上是打擊不盡的，馬會說非法外圍賭博嚴重，也只是要求增加博彩方法和彩池的托辭而已。最後，令賭風更熾熱的，當然少不了馬會的份。

馬會自賭波合法化後，起初每兩年撥款2,400萬予平和基金，其後略有增加；然後，來年馬會終於將撥款增加至4,500萬元一年，為期四年。[1]

平和基金除了作宣傳教育之外，主要是撥款予四個機構作戒賭服務，翻查其中一間受助機構香港明愛展晴中心的問題賭徒個案資料，[2] 我們會發現十年間的新增個案數字不斷下降：2004年全年新開個案為536個，隨後一路下降至2014年的300個。再看另一受助機構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第一年的處理個案為300個，至去年回落至175個。[3]

新增個案數字的回落，反映的其實不是香港賭徒減少，而是那2,400萬根本不足以應付大量病態賭徒的求助，機構於是唯有控制接收個案的數量，或者要將個案排期延後展開。去年馬會的投注額高達1000億，如果將百分之一撥款提供戒賭服務，都可以有10億；就算是百分之零點一，也有一億，比現在的4,500萬多何止一倍。

馬會寧願將錢投放至翻新馬場，又或是在賽馬日舉辦所謂的高尚活動，也不理那些因為沉溺賭博而妻離子散的家庭。那個連馬會百分之一的投注額也分享不到的平和基金，只有部分資助用作病態賭徒輔導，另一部分要處理賭博防治，還要用作研究、教育之用。然而，政府對此種種完全不聞不問，即使年年月月有人因為賭博致債台高築，甚至跳樓自殺，政府和馬會也視若無睹。

馬會這九牛一毛的撥款，其實不是皇恩浩蕩，不過是改善形象的化妝費和掩口費。
 

人口販賣是一門古老的行業，對很多人而言它是一項利潤甚高的「生意」，不幸的是在今天亦如是。或許我們會覺得人口販賣只會在生活條件較差的地區出現，然而它卻與我們近在咫尺，香港及澳門原來就是人口販賣的中轉站及終點站。早於2003年，美國已指出香港及澳門涉及人口販賣，也譴責兩地政府把關不力。我們將在本文探討香港及澳門的人口販賣的情況。

根據聯合國《全球人口販賣報告2014》，人口販賣的定義由三種元素構成：行為、引誘方式以及目的。「行為」是指招攬、運送或匿藏人口；而「引誘方式」則包括武力威嚇、欺詐、強迫、拐騙、行誘等；至於「目的」是指透過各種方式(如性剝削、強迫工作等)剝削被販賣的人。

澳門——主要以性剝削為主

在澳門出現的人口販賣多是與色情行業有關，而受害者也以女性為主。澳門的經濟收入以賭業為主導，伴隨著數量眾多的賭場，則是大量的妓女（性工作者）。她們來自東南亞、烏克蘭及俄羅斯等地，不過也有大量女士是來自中國內地。

流落澳門 各有前因

若按以上提及的定義，澳門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中有部分確實是被拐賣及引誘來到澳門。受害人在家鄉中被保證能在澳門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但在抵埗後卻發現原來所謂的工作，就是充當妓女，由於護照被人口販子扣留了，所以她們不能逃走及回家。

然而卻有部分中國女孩知道自己是來從事色情行業，她們基於不同原因而「販賣」自己：如家庭出現困難而急需金錢、受「男友」哄騙等。在這看似由她們「自主」的情況下，人口販賣好像和她們扯不上關係，然而卻有學者對此表示質疑。

透過進行田野研究，有學者發現在這批「自主決定」的女孩中，有為數不少的人是受所謂的「男友」慫恿到澳門從事色情行業，當細看這些女孩的經歷時，往往發現當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難以不令人聯想那是人口販子常用的幌子。(詳情可參考Selling Sex Overseas: Chinese Women and the Realities of Prostitution and Global Sex Trafficking一書)

人口販賣在澳門蓬勃的原因

涉及性工作的人口販賣在澳門如此蓬勃，其中一個原因與澳門的經濟模式有關。澳門是一個旅遊城市，主要收入源自賭場，而賭場的主要客源則是內地遊客。由於有大量遊客湧入澳門，因而增添色情行業的市場需求，亦自然吸引更多女孩前來——無論是被誘騙還是自己決定到來。

因為色情行業有如此龐大的需求，所以不少人也想從中分一杯羹，酒店商人是其中一員，他們有時會與馬伕合作。有些酒店會將某些樓層租給從事色情行業的女孩，甚至會在酒店內劃分區域讓她們「兜客」，酒店並會管理這些區域；當然酒店會從中得到利益。

此外，澳門政府及有關部門在執法方面仍然鬆懈。儘管澳門定立法律懲罰從事販賣人口者，違法者最高可被判監禁十五年；若受害人年齡不足14歲，則最高會被監禁20年。可是，每年被判監的人卻很少。根據澳門的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的統計數字，在2013年被起訴的人口販賣案件只有三宗。

香港——人口販賣的中轉站及終點站

香港已成為以強制勞動及以商業性剝削(commercial sex exploitation)的人口販賣中轉站及終點站，可是香港保安局卻認為香港並沒有直接涉及其中，只承認是中轉站。此外，香港亦未有簽署聯合國的「防止、打撃及懲罰人口販賣協議」。

香港的人口販賣情況

與澳門的受害人相似，被販賣到香港的人有些是被拐帶及誘騙來香港。如一名菲律賓未成年少女，以為來香港擔任家庭傭工，然而抵達香港後的數小時內卻被迫與六名男士發生性行為。在灣仔酒吧區，這些例子屢見不鮮。

然而與澳門稍為不同的是，香港的人口販賣情況涉及另一形式——強迫工作，而受害者主要是外傭。印尼及菲律賓人若想到香港擔任傭工，往往要先支付一筆龐大的介紹費，價錢由$1,950 至$2,725美金不等，外傭在找到工作前已欠債纍纍。他們來到香港工作後，若不幸遭僱主剝削及虐待，也可能因為懼怕需要即時還債而啞忍。

人口販賣在香港發展的原因

香港成為人口販賣的中轉站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其地理位置方便，不法份子會把從內地及東南亞誘騙的受害人經香港運送至歐美等地。而中國的一孩政策某程度也助長了人口販賣，原因是政策令到內地男女比例失衡，男性遠比女性多，若要娶得本地女性為妻就需要付出更大成本，這令一些客觀條件稍遜的男性轉向海外新娘，而香港就成了「運送」海外新娘的中轉站。

此外，與澳門不同之處在於香港並無法例直接懲罰人口販賣，更不用說香港並沒有為人口販賣定下清晰的定義。若有人觸犯人口販賣罪行，有關當局會以《入境條例》及《刑事罪行條例》第129條等相關法律來檢控該人。此外，他甚至可能會因「使用、販運及供應偽造旅行證件」而被控，而最高刑罰是罰款500萬元及監禁14年。若有人舉報人口販賣案件，被販賣的受害人會因過期居留等種種原因被抓，至於販賣她的人，有關部門則會按所搜得證據而決定而哪條條例檢控他。

人口販賣是一門複雜的課題，其有著千絲萬縷的原因，錯綜複雜。雖然此文只討論澳門及香港的情況，然而人口販賣涉及全球性的層面與運作，也是涉及制度性與結構性的罪惡。各國政府當然是責無旁貸，然而就個人而言我們也可出一分力，或許我們可以提高警覺，留意懷疑是人口販賣的個案；又或是身體力行，參與或支持一些關注及致力打擊人口販賣的機構。在打擊人口販賣一事上，我們可以不只是旁觀者。
 

 
 
參考資料：
Grenville Cross, “Hong Kong Needs a Dedicated Anti-trafficking La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1/3/2015,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445245/hong-kong-needs-dedicated-anti-trafficking-law 

Ko-lin Chin and James O. Finckenauer, Selling Sex Overseas: Chinese Women and the Realities of Prostitution and Global Sex Trafficking. New York: NYU Press, 2012. 

Robyn Emerton and Carole Petersen, “Migrant Nightclub/Escort Workers in Hong Kong:  An Analysis of Possible Human Rights Abus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 Faculty of Law, 2003.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Vienna: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4), available online from: http://www.unodc.org/unodc/en/human-trafficking/global-report-on-trafficking-in-persons.html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14 (U.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4), available from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26844.pdf

悅鳴，「協助打擊販賣人口」，《澳門日報》，2015年3月13日，網址：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5-03/13/content_981726.htm

「南非人口販運猖獗」，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生命倫理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klife/column/060424.htm

「澳門在打擊販運人口方面有所不足」，澳門平台，網址：http://www.plataformamacau.com/zh-hant/%E6%BE%B3%E9%96%80/%E6%BE%B3%E9%96%80%E5%9C%A8%E6%89%93%E6%93%8A%E8%B2%A9%E9%81%8B%E4%BA%BA%E5%8F%A3%E6%96%B9%E9%9D%A2%E6%9C%89%E6%89%80%E4%B8%8D%E8%B6%B3/

朱蔚欣，「推動工商業界打擊人口販賣」，《國度復興報》，2014年7月29日，網址：http://www.krt.com.hk/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2124

香港保安局，「偷運/販賣人口和非法入境」，網址：http://www.sb.gov.hk/chi/special/bound/iimm.htm

澳門政府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網址：http://www.anti-tip.gov.mo/tc/stat.aspx

蔡莉莎，「人口販賣」，《呼聲》第211期，施達基金，2015年3月11日，網址：http://cedarfund.org/2015/03/11/share211/
 
 
 
 
 
 

農曆新年剛過去，復活節又快來臨，不少市民都會選擇在假期出外旅遊散心。早前有一旅遊網站進行針對情侶的旅遊行為調查，訪問了600名香港人。調查發現受訪者平均拍拖五個月後便接受與伴侶二人結伴外遊，當中四成更認為一起去旅行等同可以發生性行為。

其實這個調查結果並不令人感到希奇，因為在現今香港社會文化中，婚前守貞會被認為是封建守舊的思想，是連一些教徒也難以遵守的道德要求。性與愛已差不多劃上等號，情侶間發生性行為被認為是必然的事，只在乎有沒有合適的時機和場景。外遊就是一個「好時機」，它提供了一個朝夕相對的場景，在天時地利人和俱備的狀況下，讓兩人將心照不宣的期望實踐出來而已。

不少教會反對未婚情侶二人結伴外遊，最重要的提醒情侶們要避免將自己放在試探之中，其實當兩人關係愈來愈親密，就算留港也不代表不會出事。所以我們要關注的不應只停留在情侶二人外遊的處境，更重要的是性觀念的建立，和面對試探引誘時的處理。

箴言二十二6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青少年透過社會不斷接收性開放的觀念與價值觀，身為家長、教師、牧者及青年導師的成年人又有沒有對症下藥，教導青少年愛、婚姻與性的關係，助他們建立正確及健康的性觀念呢？
 

台灣，是近年不少香港人熱愛的旅遊勝地。令香港人感到親切的是她是少數仍然堅持使用繁體中文的華人地區；令香港人欣賞的是她對文藝創作的重視；更令香港人羨慕的是她在民主政制的發展。台灣在這數十年以事實告訴世人，在這個美麗的寶島上，華人可以成功地落實政黨輪替，以和平的方式實現政權交接。

這寶島能讓香港取經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了。光是旅遊業的發展就值得特區政府謙卑學習。

面對近期多個內地人來港的購物熱點頻繁發生「光復運動」，相關的官員除了勸喻和譴責，究竟有多大同理心去理解當區居民生活上的不便呢？「等多班車」和「多多包容」，這種只站在旅遊產業思維出發的觀點顯然未能緩和當區(甚至非當區)居民的情緒。旅發局豪言要求開放更多內地城市來港自由行更可能火上加油，激起居民的怒火。

有人批評這種「光復運動」是挑動族群對立，「阻人做生意」；也有人批評這些運動的組織者背後別有用心，為選舉而鋪路。雖然社會人士大多數不會認同衝擊及阻礙營商的社會運動，但當權者應當反思究竟是誰造就這股勢力出現？又是誰一而再，再而三漠視當區居民面對着交通、飲食、物價上漲等問題呢？今日的局面，為政者理應倍加反省是否施政不貼近民意，而不是一面倒地批評「抗議者」。

在台灣，即使開放大陸客往台觀光有助經濟發展，但當地政府並不會毫無保留地任由旅客打擾當地人生活。台灣政府在大陸客的旅遊團和個人遊方面設下每日配額制，兩者合共的人數維持在最多一萬人左右。即使當地有要求希望增加大陸客自由行的配額，但當局仍然審慎地考慮如何確保大陸客的旅遊品質和相關權益。

在「反蝗」和光復」的呼聲下，有政團建議在香港的邊境開設購物城，減輕水貨客對居民的滋擾。這建議的重心或許是為了保障本地零售業的生計和大陸旅客的需求，以及緩和本地居民的不滿。

不過，本地的旅遊業真的就只能以購物吸引旅客嗎？台灣旅遊的吸引之處不獨是她的商品、風光和美食，亦包括當地政府對文化藝術和創意產業的支持，這種文化土壤是當局用一連串的政策配套悉心栽培出來的，經過多年的發展已深深地埋藏於台灣人的血液裡，是用錢買不到的。

自由行有助香港經濟發展是不能否定的事實，不過這種經濟增長的代價卻是市民的生活受到嚴重滋擾，喜歡叫人「有商有量」的政府面對無票無權的市民時卻在限制自由行人數的問題上率先「落閘」。或許正正是這種「無商無量」的態度成為激發起一波又一波的「光復」行動的原因之一。在挑動族群矛盾和放任混亂之間，如何平衡各方面的需要，正是考驗為政者的智慧。

國際

美國「輸出仇恨」清單　棒打出頭鳥

美國同運組織Human Rights Campaign於2014年9月製作了一份「輸出仇恨」("Export of Hate") 的清單，列出一些反同運人士及組織的資料。其中 Abiding Truth Ministries 主席 Scott Lively在消息公布一週後收到兩個死亡恐嚇。由女同志養大的男雙性戀者Robert Oscar Lopez都榜上有名，因他被指曾公開反對同性婚姻。

美國35州承認同性婚姻　法官主導立法

在2014年10月美國最高法院決定拒絕接納同性婚姻違憲的上訴，在截稿前美國承認同性婚姻的州分共有35個（美國共有50個州，未計其他特區和部落）。當中有23個州都是由法官決定婚姻制度。在2013年6月廢除《婚姻保護法》後通過同性婚姻的州分合計有22個，其中只有夏威夷州和伊利諾伊州是經由立法機關制訂同性婚姻。

美國消防隊長出書 被扣薪停職一個月

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消防隊長Kelvin Cochran出版了一本談論基督教看性關係的書，被當地市長下令要停職扣薪一個月，又被強制參與「敏感度再培訓課程」 (sensitivity training)。書中提到「不潔——即是與純潔相反的（性關係），包括肛交、同性戀行為、女同性戀主義、孌童的、獸交和其他性變態行為」。書本內容激怒當地同運份子，當地的同性戀市議員Alex Wan更認為「當你……想法、信念和意見與城市不同，就應先審查自己（Check them at the door）。」市長發言人稱他受罰是因為沒得到行政批准而「提及自己是消防隊長」；消防局長就說他把自己的傳統道德價值帶進消防局而被罰。

英國男士擁有雙重性別認知（Bi-Gender）

英國男子Ryan Wigley稱自己是「Bi-Gender」，每天按自己的心理狀況決定自己應以男或以女的身份生活。

英國義工反對同性婚姻　被紅十字會消音

71歲的Bryan Barkley在英國紅十字會國際家庭跟進服務（International family tracing service）當義工接近20年，然而卻被取消義工資格，原因是他曾在公眾活動中高舉「不要同性婚姻」和「停止重新定義婚姻」標語。紅十字會認為他違反了機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不歧視與平等。當政府確認同性婚姻的正當性後，忠於自我而發聲的人受到壓迫。

北愛爾蘭蛋糕店被改控政見歧視

北愛爾蘭蛋糕店Ashers店主Colin and Karen McArthur拒絕替同志組織製作一個用以慶祝「世界不再恐同日（IDAHOT）」並寫著「支持同性婚姻」的蛋糕，在2014年年6月被當地平等委員會以《平等法案（性傾向）規範（北愛爾蘭）2006》提控。但當地的平等委員會被揭發醜聞，指提控並未經過合法程序。因而在10月27日重新提控，但卻指Ashers蛋糕店違反《政見歧視法》（political discrimination laws）。店主形容事件像「面對巨人哥利亞」，被使用公帑的公營機構狙擊，以強迫他作出違背信仰的行為。北愛爾蘭現時仍未通過同性婚姻。 

英國和加拿大的性教育狀況

英國性教育機構Brook Advisory Service受政府資助，發展一套「交通燈」性教育指引，以交通燈上的紅綠燈表示危險及健康的性行為。13-17歲的綠燈行為包括「有性或無性的人際關係」、「與異性或同性、相近年齡層之間的、有共識的口交或插入式性行為」。而新生嬰兒至5歲的綠燈行為包括「嘗試觸摸其他小朋友的生殖器官」和「嘗試觸摸成人的乳房、下體或生殖器」。有當地學者對此表達憂慮，並認為那些意見十分誤導，因大量數據顯示過早的性活躍，與過早懷孕和性傳染病有密切關係。

多倫多公立教育局在2014年10至11月舉行推廣LGBTQ的活動，給高中學生關於雙靈人（two-spirit）和倡議LGBTQ的講座，又向初中學生介紹同志遊行。其中一個工作坊是在學校推行「多格數眾性別洗手間」（multi-stall all-gender washroom），以實踐不受「男或女」限制的性別光譜論。演講者David Stocker認為「……沒有眾性別洗手間的學校，某些學生會因恐懼（性別差異）而拒絕上廁所，導致尿道感染，這是另一種暴力。」

法國數十萬人遊行支持自然家庭

倡議維護傳統婚姻的聯盟Manif Pour Tous（英繹March for All，有為眾人而站出來的意思）自2013年法國推行同性婚姻和領養後，在2014年10月5日發起第七次遊行。現場出現延綿5公里的人龍，大會保守估計有接近五十萬人參與（警方估計七萬）。遊行涉及數個具爭議的同志議題，包括讓同性伴侶使用代孕母合法化（代孕母在當地是非法行為）、同志教育、支持兒童有父和母的權利及抗議通過同性婚姻。

意大利默站示威者遭同運人士襲擊

2014年10月於意大利不同城市約有一萬人出來反對訂立「反恐同法」（Anti-homophobia Bill），他們在各地舉行默站抗議，要求保護言論及宗教自由。羅韋雷托鎮的參加者受到同運活躍分子擲雞蛋、威嚇和破壞，其中一名天主教神父Matteo Graziola被拳打腳踢受傷，送往醫院。意大利去年通過的「反恐同法」，一度被批評是蘇聯和毛澤東時代剷除異見的方法。

斯洛伐克公投　人民自決婚姻制度

位於中歐的斯洛伐克，其國會於2014年6月以102對18票通過在憲法中定義婚姻為一男一女間的連結。10月下旬當地的「家庭聯盟」進一步獲法院批准就三點進行公投，分別是：「婚姻的定義應是一男一女的聯合」、「領養的家庭必須已婚，以提供最好的環境給該孩子」和「家長可讓孩子不用上由學校所提供的性教育和安樂死課」。其實「家庭聯盟」曾提出第四點「禁止同性伴侶的註冊制度」，不過不獲批准。

新加坡男男性行為刑事化合憲

一名男同性戀按摩師和兩名男同性戀者分別就新加坡刑事法377A上訴，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訴庭一併審理兩宗案件，並於2014年10月28日裁定377A條文符合憲法。根據條文，任何男子在公共或私人場所與另一男子進行嚴重猥褻行為，將面對兩年監禁的刑罰。

本港

歧視法檢討諮詢結束

四條現行的歧視條例檢討諮詢於2014年的10月底結束。明光社已就諮詢文件中的事實婚姻關係、同性事實婚姻關係、家庭責任、騷擾及中傷方面的擴充、擴大平機會權力等問題提出意見，並提交了10萬人反對事實婚姻的聯署。

香港同志遊行

2014年11月7日香港同志遊行參與人數創9,000人新高。時值學運期間，學聯和大專撐同志等組織都參與遊行，學聯正副秘書長亦有為大會站台演講。參加者除了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人士、還有雙性人、直同志、內地的同妻組織及變裝舞者等。

學者張達明批平機會越權

2014年11月23日明光社舉辦「如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講座，探討第三條路的可行性。聚會期間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指出，按照現時法律賦予平機會的職能範圍，平機會倡導其他方面的歧視立法是超越其法定職能，即使周一嶽冀以平機會宗旨作辯護，在法理層面上也不恰當。

本文資料截至2014年11月27日

2014年世界盃是體現了「賭波網絡化」的一次世界賭壇盛事，一方面馬會加強了其手機程式的功能，另一方面加上免費電視台免費播放的賽事比上屆增多，間接亦助長了賭風。警方表示今屆世界盃期間打擊了近百個非法外圍賭波場所，估計投注額高達7.5億港元，是上屆世界盃的一倍，[1] 由此估計馬會的投注額明顯有數以倍計的增長。明光社就今屆世界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合作的《2014世界盃賭博問卷調查》，調查結果發現網上賭波已成為新趨勢，因此我們要求政府必須密切監管馬會的網上博彩活動。

調查結果：曾參與網上賭波人士易沉迷賭博

調查於2014年5至6月透過學校及街頭訪問，成功收集5,676份有效問卷。當中男女比例各半；此外，受訪者八成三是學生，而當中有三成二人曾賭博。

我們將曾參與賭波的受訪者分為網上賭波樣本及非網上賭波樣本，前者為曾透過賭博網站、手機應用程式賭波的人，後者則是以其他方式賭波者。網上賭波的有208個樣本，而非網上賭波的180個樣本，我們將兩者進行比較分析。結果發現曾參與網上賭波的受訪者相對沒有參與網上賭波的受訪者，較同意自己是經常賭波（圖一），亦較同意自己賭波下注很大（圖二）。

問題賭博方面，曾參與網上賭波者相對沒有參與網上賭波者，有較多次借錢賭波(圖三)，亦有較高比率被評為出現賭博問題或屬病態賭博(圖四)。根據調查，借錢賭博者沉溺賭博情況較嚴重，而且投注面額都比較大。當中與資訊科技關係密切。

網上賭博及借貸平台 政府須切切監管

今年初馬會推出全新的手機應用程式，讓大部份智能手機的用家可以任意免費下載，當中功能包括即時落注及觀看即時球賽資訊等。自此，所有下載此程式的人士，可以在任何時間，於任何地方下注，而且整個過程方便與隱密，令人難以發現。

鑑於政府未有監管有關的馬會手機應用程式，現時任何人只要年滿十八歲，就可以自由開戶，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在馬會下注。同時，現時在網上借貸極為方便，只要申請成功便可即時轉帳到申請人戶口，這變相等於可以借錢到馬會賭博。再加上可以在足球賽事進行期間即時下注，結果一場球賽可以多次下注，容易產生問題賭博，亦更難被發現。馬會只是為打算賭博的人士提供合法途徑，但毋須過份方便。買保險都有冷靜期，買大細（賭博）何嘗不需要？

我們建議，嚴格控制馬會手機應用程式和網上借錢投注等平台：要求馬會手機應用程式和借錢投注等平台必須在每次下注時加上警告字眼，並硬性規定顯示最少十秒，作為冷靜期；在此過程中更要顯示當天，或者整場賽事已經下注的項目和金額，減少非理性下注。同時，嚴格控制馬會手機應用程式的使用，減少青少年接觸的機會，以及要求使用者更頻繁的更改密碼。

此外，警方應加強打擊外圍網站。外圍網站如果是離岸經營，互聯網供應商可限制其服務，警方亦應加強對付外圍，減少馬會以外圍競爭作藉口，作更多有關賭博的宣傳。

青少年賭博氣氛

在3000多個17歲以下的青少年樣本中，兩成四人曾參與賭博。在願意回答首次賭博年齡的青少年中顯示，近半原來未滿11歲就開始參與賭博 (圖五)；他們又承認使用手機應用程式(圖六)和在世界盃舉行期間(圖七)，實際上都會引誘他們更多參與賭博。

最令人關注的是，在未成年人士當中，原來超過三成已有能力透過不同渠道下注：有人會找人代為在馬會下注，或者透過外圍下注。至於透過馬會下注的受訪者，最多人是使用手機應用程式，人數超過了投注站(圖八)，可見政府和馬會必須要正視青少年手機上網下注的情況。

青少年一旦變成問題或病態賭博，大多不懂尋求幫助，而且投注額會不斷上升，甚至出現借貸情況。不少研究指出，青少年的定力相對地較成年人弱，他們一旦接觸賭博，較容易變成問題甚至病態賭徒。

青少年賭波政策建議

 在教育方面，現時學校只在德育課提倡反賭訊息，但卻沒有全盤的理財教育，特別是金錢管理的部份，這實在是十分不理想。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理應加強有關金錢管理的教育，減少青少年受到賭博的引誘。

學校理應加強提倡無賭校園，部份學校因為資源不足，要透過不同基金贊助，還要老師自發，才能舉辦防賭教育，反賭的風氣因而在學校不盛行。而且，政府亦沒有在學校的正規課程中貫徹不鼓勵賭博政策。只聽到馬會不斷在學校和青年人中吹噓和美化本身形象的宣傳，我們因此建議政府積極考慮全盤加強有關的教育，不論在正規和非正規課程中，都強調賭博的禍害，並嚴禁馬會的宣傳進入校園。

至於針對馬會的過份宣傳，我們曾多次去信要求改善，但仍然未見任何回應。現時法例雖有規定馬會不能向未滿十八歲人士宣傳任何賭博活動，甚至圖片也不能有任何疑似青少年的人物在當中，但我們不難發現，至今馬會仍然不願意在其所有的宣傳物中加入防止青少年賭博的警告字眼，或者字眼佔廣告的不足五分之一。我們要求馬會能在這方面作出積極改善。

（本文章內容節錄自《2014世界盃前後賭風調查》結果，詳細內容請瀏覽明光社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