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服：先敬羅衣？再起革命？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被遺忘，從自己最後一位親人去世，只剩下自己一個時，他們的存在價值彷彿被抹去，因為世上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他們住在哪裡，他們的名字是甚麼，然後他們就獨自孤伶伶地死去。人被拋進世界之中，活在一個充滿不同群體、不同身份的世界，故此，在解釋一個人的存在時，無法不提及其所屬群體、關係。當一個人的身份被遺忘，無法再用任何群體、關係去解釋其存在時，他就如消失在塵世之中，或許就只有上帝仍然知道他們的名字。

說起記憶和遺忘，不得不提及美國神經科學家David Eagleman在他的著作《死後四十種生活》中，一句很著名的說話：

「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當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學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當你下葬，人們穿著黑衣出席你的葬禮，他們宣告，你在這個社會上不復存在，你從人際關係網裡消逝，你悄然離去。而第三次死亡，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把你忘記，於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個宇宙都將不再和你有關。」[1]

簡單一點來說，一個人真真正正的死亡，便是再沒有任何人記得其存在，但人是否必然會依照上述次序經歷三次死亡呢？

你的名字是？

事實上，所謂記得一個人，都不能夠離開他的名字。名字代表著一個人的存在、一個人對自己的認同以及提醒自己是誰的記號。若失去了名字，或許會令人經歷有如死亡的感覺。自古以來，人們對選取名字都非常講究，中國傳統便喜歡取一個「旺」、「吉利」的名字，他們相信命運的走向，取決於名字的選取。在《聖經》中，上帝亦賦予了名字有其獨特的意義，祂曾經將亞伯蘭的名字改為亞伯拉罕，將雅各的名字改為以色列。

在著名異世界動漫《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中，就有很明顯關於名字的描述，主角到了異世界，就發現許多不同種族的人本身都沒有名字，而主角一一為他們取名後，他們便進化了變得更加強大，他們開始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為了甚麼而活；又如在經典動畫電影《千與千尋》之中，主角若記不起自己的名字是千尋，就會永遠找不到回家的道路了。名字，就是身份的認同，也是確認自己存在的最有力證據。最後在動畫電影《你的名字》之中，名字也是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及敘述重點。電影的男女主角因時空交錯而認識對方，兩人活在不同的時空裡，當女主角的生命在其時間終結時，男主角便逐漸忘記她的名字，因為她的時間已經終止，已經不復存在。惟有在男主角喝了女主角製作的口嚼酒以後，才記起她的名字，才能感受到對方的存在，甚至令時間逆轉。

可能讀者會認為，談論了一大段有關名字與存在的意義，到底想說些甚麼呢？其實這裡想帶出的訊息非常簡單，就是名字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當名字與一個人的存在意義有關聯時，可在現實的處境中，帶給我們一些有關名字的反思。

名字與社會關懷

在建立關係上，無可否認，記住別人的名字是一種禮貌的表現。若果認識了一個人，三番四次跟對方見面時，都無法記住別人的名字，除了會引發尷尬場面，也會令對方覺得不被重視，覺得你「無禮貌」。

人生來渴望被認同、渴望被記住，所以有些人，也會很在意別人是否記得自己的名字。筆者試過去某間中學帶領同學之間的小組分享，活動是每兩個月一次，而第一次去到學校時，大家都有自我介紹，當然我也非常努力去記住他們的名字。在兩個月後，第二次與組員相聚之時，有一位同學刻意問我記不記得他叫甚麼名字，令我更明白有些人其實很在意別人是否記住他們的名字。故此，記住別人的名字，不單是禮貌上的功夫，亦可以是一種關懷；當對方知道自己被記住時，他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獲得了肯定。

而近來，因為受疫情影響的關係，令許多原本獨居的人士，失去外出娛樂的機會，他們被困在家中，無人知道他們的情況，這正正是我們需要去關注的問題，就是孤獨死的問題。有研究指出，在美國，有47%的65歲以上長者因受疫情、退休及喪偶的因素影響而感到孤獨。至於經常使用社交媒體而甚少與他人面對面接觸的年輕人，也有研究指在他們中間感到孤獨的人也不少。[2]

究竟孤獨死是甚麼呢？孤獨死是一個社會現象，指一個人獨居，與家人或親戚長期隔絕，他們因自殺或疾病而死亡，在死後多日，甚至是因其住所傳出臭味以後才被發現已離世。[3] 這個現象自1970年代以後在日本社會出現，而在韓國，隨著人口逐漸老化，孤獨死也成為了韓國必須正視的社會現象，參照韓國政府公佈的數字，2017至2021年這五年間，男性孤獨死的人數每年都是女性的四倍以上。[4]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孤獨死已經不限於在老年人中間才出現，它亦有年輕化的趨勢，而在韓國其中一宗令人震撼的孤獨死事件，就是一名28歲女性在家中獨自死去，其遺體倒臥在母親的遺照旁，但她的家仍然非常整潔，只因生活困難，身兼兩職的她仍舊承擔不了房租等等的雜費。[5]

許多地方都有孤獨死這個社會現象，當然香港也不例外。兩年前播出的一集《星期日檔案》便訪問了數位孤獨老人，他們都指出，晚年時伴侶的離世，子女的成家立室，都令孤獨感隨之而來。他們有的早已與子女長時間失去聯絡，並且身患重病，加上疫情的關係，終日臥在床上，他們擔心死後無人為自己辦葬禮；有的獨自一人，縱然閒時會有家人購買日用品來探望自己，但心靈中的孤獨感也無法消解，需要依靠電視機發出的聲音來掩蓋孤獨感，像是有人陪伴一樣。[6] 當一個人無人陪伴左右，並且年老及體弱多病，都會削弱他的求生意志，令他難以繼續對抗病魔。

節目最後提到，在羅湖管制站旁邊的一個墓園中，豎立著一堆堆只寫上了數字的墓碑，而這些墓碑正正代表了一些人，他們死後沒有人為他們料理身後事，沒有人認識他們，他們是一早被遺忘的生命，他們獨自離開了世界。而從事殯儀業的伍桂麟在節目中指出，其實獨居老人的孤獨感，來自於將來離開世界後，沒有人再記得自己的這種感覺。[7] 當墓碑上只有一堆數字而非名字，沒有人記得那些孤獨的人的名字，或許從與世界隔絕的瞬間，他們便已經消失於塵世之中。故此，作為子女，父母若已經年紀老邁，應該對他們更多關心，時常探望他們，讓他們知道仍然有人記得他們，記得他們的名字。

心目中重要的人忘記了自己的名字，會令人感覺到失落，因為自己視對方十分重要，但原來只是一廂情願。當然，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但也並非沒有可能。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情況是不可抗力的，且令人更加難過——也就是當照顧者需要照顧一些患上腦退化的親人時，就如在照顧一個不認識自己的人。筆者也有一個年紀老邁的親人需要照顧，在照顧她的時候，她一度問起筆者的名字，那時頓感莫名其妙的失落，因為她不是刻意忘記自己，而是腦退化讓筆者逐漸在她記憶中消失。

名字非常重要，它讓一個人感覺到自己具體地存在於世上，一個人的名字不再存在，無人記起，這才是真真正正的死亡。David Eagleman提出的三個階段，理論上沒有錯，但現實的處境，有許多的人孤獨地，未經過生理上的死亡、下葬，但整個社會和宇宙已經全然與他們無關，他們直達第三層次的死亡，甚至我們在照顧一些已經不認得自己的親人時，也在經歷類似第三層次的死亡。或許，為了讓人不感到孤單、不被遺忘，適時呼喚一下對方的名字，恰好可以讓人經歷一趟出死入生了。

「衣、食、住、行」究竟是按甚麼準則作排列？為何以衣為首，以行為末？或許，這是以人最基本的需要作考量。也可能是參考《史記．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一句。從生活的經驗來說，衣與食大概已成為都市人一種時尚的追求。花數百甚至數千元買一件成本只是數塊錢的足球球衣；用上數百數千元，到「高級」餐廳吃一點點不能填飽肚子的所謂佳餚；或用上數萬或數十萬，競投一支不會拿來喝的紅酒。「衣」既不是保暖禦寒的必需品，「食」亦不是充饑活命的先決。處身在不同的環境，這四項的優次排序似乎是會有所轉變。

我們去年8月到英國，在《離家．遠》一文已提及。從台灣帶走的東西不多，大部份冬季的衣服也得留下。當然，就算能帶來，那些衣服也不一定能大派用場。原因是這裡實在太冷！進入12月，已有一整個星期持續零度以下，更曾低見負8度。有一天，下午5時，天已全黑，在巴士站等候太太下車。滿以為在3度「高溫」下，就可以隨便穿上一件抓毛衣。雖然，已謹慎地穿上保暖內衣打底，在外加添一件防風雨的外套。當時，站在空曠的車站，被寒風吹了五分鐘……真的！確有一種可能會被凍死的念頭萌生。平常滑手機的手已不可能暴露在空氣中，藏在衣袋中，仍是感覺刺痛。在這情況下「衣」放在首位，實在是不容置疑。

然而，相比於「衣」，「住」在英國排列在首位更是「實至名歸」。當然，這主要是就新移居英國的香港人來說。

突然湧入數以萬（或十萬）計的移民，雖則帶動了英國的物業市場，但同時，亦造成供不應求的情況。置業安居向來是香港人主要追求的目標，總覺得交租是替別人「供樓」，買樓才是為自己積蓄及帶來穩定。來到英國，港人的心態仍沒有改變，希望盡快置業安頓。無奈港英兩地的樓宇買賣及租賃程序是截然不同。聽一些港人分享，縱使簽了合約，下了訂金，也不一定能準時收樓。業主延誤或突然變卦也沒有任何責任或賠償。

至於租樓，我們有親身的經歷。過去聽聞，港人初到英國要租房，由於沒有工作及薪金證明，不少業主要求租客預繳一年的租金。亦有一些港人為求盡快覓得住處，不惜提高租金或預付更長月數的租金。畢竟求過於供，網上預約看屋，十多名準租客爭取一個租盤，價高者得，自然成為這遊戲的基本準則。

我們尋覓房子，租金貴是在所難免。另外，在英國的法規下，租房子是需要符合：房間標準（The Room Standard）或空間標準（The Space Standard），避免居住過於擠迫（overcrowding）。[1] 因此我們不能省租金而租一個較細的單位。另一方面，被業主要求預繳一年租金已是常態。要我們一下子拿出兩萬多英磅，實在不容易。我們現在租下的房子，最初業主要求我們預繳半年租金，已叫人喜出望外。但在簽約前卻發生了小插曲：

當我們知道房子的位置，大概都可以接受了，因為房子和女兒學校的位置相近。之前所看，與這租金相若而可以考慮的，女兒需要步行二十多分鐘上學。想到冬天，孩子要在零度之下走路往返學校，就感躊躇。因此找到這房子，看房當天，二話不說，就決定租下，更隨即付上數百鎊的留位訂金（Holding Fee）。下午收到合約初稿時，竟發現租金加了40鎊。詢問下，業主表示在我們看屋當天，已在租屋網站調整了租金。而我們所質疑的是，為何看房子時，仲介沒有給我們表明。我們認為這是不太誠實的情況，故決定另覓房子，終止租賃程序。誰知業主竟然不願退回按金，更指出我們在起初填報的資料有誤。

當然，我們可以據理力爭，鬧得不快告終。但太太反覆思量，想到安排看房之前要回答的資料，確實可能有誤導。我們認為要做好自己的本份，故真誠地向業主表示歉意。後來對方竟然出奇地，主動提出可以讓我們按月交租。我們從來沒有向仲介或業主表示希望可以按月交租，只單單向天父祈禱。想不到一個真誠的回應，承認自己可能的過失，所換來的卻是更輕省的景況。這不僅在經濟上，更是在心靈上。做「對」的事，作上帝看為「正」的事，就能經歷祂出人意外的平安。

應付衣食住行之先，得著內裡的平安其實是更為重要。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望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性別承認制度」牽涉的問題十分之廣。在開始討論之前，我們先要理解性別制度與性別政治中常提到的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的問題。

社會科學家常將性別區分為sex和gender；前者指生理性別，表示男女先天的生理差異，後者則指社會性別，泛指社會上的性別角色、性別表達、心理性別和性別倫理等。性別政治中不同議題的衝突，其實都可歸結為各方對sex和gender看法的基本差異。總體來說，擁護家庭和人倫價值的一方認為sex先於gender，而且兩者有很強的連續性；反對一方則要麼主張sex和gender不具連續性，或者相信gender先於sex，認為社會對性別的看法限制了科學發展。

然而，在社會出現上述有關sex和gender爭議前，政府和各類機構早已有一套收集大眾性別（sex）資料的技術和法律；我們在這裡會稱這種方式為「性別制度」。

性別制度的功能

性別制度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面，可謂無處不在，總體上它有以下功能：

1. 規劃和策劃
宏觀來說，性別資料在制定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均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例如掌握男性和女性的人口分佈，再比照男女常見疾病，政府和各醫療機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的社會需要，從而制定相關政策。市區和商場的規劃亦必然會參考該區的年齡和性別分佈，這樣才能引入相關的社區設施和商店。而不少行業，例如保險業，都會特別針對男性顧客和女性顧客設計商品。在某些情況中，人們必須掌握性別資料才能履行法律的要求，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各類建築物的男廁和女廁數目，對應地點內的男女人數。[1]

2. 隱私與安全
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私密部位。人們對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會有不安和不適應。男性向女性裸露身體更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有關裸露行為亦可能會構成性騷擾或「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等罪行。[2] 故此，將男女區隔的設施，例如設立男、女廁所和更衣室等，是有其必要性的。進一步說，香港現行的性罪行，例如強姦罪和猥褻侵犯罪等，均對男女有不同規範，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不同。這同樣是考慮到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以上種種，均需要相關機構掌握清晰的性別資料方能制定政策和實行。

3. 身份識別
大部份人的性別，憑其外觀旁人總能一眼看出，而且由於性別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在身份識別上。假如執法人員要搜尋失蹤人士，知道對方是男性的話，就能立時收窄搜尋範圍，到男士較有可能出入的場所，尋找該失蹤人士。因此，性別資料常是辨識身份的主要參考之一。

4. 保障人權
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大部份體育競賽都分為男子組和女子組，這是為了讓男性和女性都有平等的獲獎機會。一些紀律部隊的遴選準則對男女也有不同的要求，這也是顧及男女的先天差異。性別資料更告訴我們社會中兩性平等的實況。例如，我們能從DSE成績的統計和大學生的男女比例等數據中，反思現有學制有沒有對任何一個性別不公平，其他職業方面的數據亦能提供這方面的資訊。不少婦女團體就常以男女薪酬的差異，控訴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這類性別不平等的現象。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僱主如基於求職者的性別，給予較差的待遇，便有可能構成歧視。以上種種，在沒有性別資料情況下將難以討論及執行。

5. 教化功能
任何法律或社會制度都具有教化功能，它告訴市民某些事情和某些價值，這種教化功能對小孩子影響深遠。就性別制度而言，它教育人要尊重異性，要和異性保持適當的身體距離。它更教育人認識自己，明白自己作為一個男生或女生，有甚麼潛能和限制。

要發揮上述五項社會制度的功能，就必須記錄準確的性別資料，即記錄下來的資料，是大眾的sex而不是gender。而性別制度本身，亦承認了sex先於gender的說法。假如生理性別對人的行為和發展毫無影響，一切都是後天由社會建構，那麼試圖以生理性別的數據制訂社會發展模式和作出各種規劃，就是白費氣力。又假如，人際間的隱私界線不受生理性別影響，而是由性別表達和心理上的性別認同來決定，那麼一個有陽具但自覺為女性的人進入女廁就毫無問題，反而是那些感到恐懼的生理女性應該被「再教育」。

性別承認制度及相關的討論

1. 在性別制度的脈絡中討論性別承認法

「性別承認制度」事實上就是容許部份人更改自己的性別資料，從而讓他／她們享有異性的法律地位。故此，除非社會要和行之有效的性別制度徹底決裂（這也是一些激進份子提倡的），否則若設立性別承認的法例，就必然要將它放在性別制度的脈絡中處理，並以該法例對性別制度所產生的影響衡量各種立法形式的得失利弊。若該法能夠完善現行的性別制度則是好事，若它削弱了現行的制度則是壞事。遺憾的是，在2017年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完全缺乏對現行性別制度的探討，更混淆了有關性別的各種概念，文件中提到：[3]

「某人被世人期望以之生活的性別，通常稱作該人的『先天性別』（natal gender）或『出生時被指定性別』（assigned gender）」

顯然，性別（sex）會影響世人對某人的期望，但這期望並不構成性別本身。性別是影響個體能力、興趣和發展的構成（constitutive）要素；不論他者有何期望，性別都對個體有很大影響。[4] 故此，除非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認為，社會完全沒有因應兩性先天發展和需要的不同來訂立性別制度，否則文件缺乏這方面的探討，實在令人失望。

2. 變性人與跨性別者

雖然性別重置手術無法改變大腦結構，但能令人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異性的身體，因此性別重置手術確實會令性別制度出現缺口。例如，一名男變女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重建了陰道，而他被另一男子「強姦」，若受害者維持男性身份，則無法控告施暴者「強姦」，因為強姦罪只適用於男對女。這情況亦會出現在其他性罪行中。又例如，一名女變男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重建了陰莖，若她以女士身份進入女更衣室，則其他女士同樣會感到不安。換言之，性別重置手術改變了一個人的外觀和私密領域，從而影響了性別制度中「隱私與安全」及「身份識別」的功能。在現今社會中，因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躁症而選擇變性的人逐漸增多，社會其實要作出某些改變，以應對這種變化。

在此，我們必須區分兩類相似但實質極為不同的人，即變性人（transsexual, TS）和跨性別者（transgender, TG）。前者渴望sex的轉變，後者只渴望gender的轉變。一般而言，人們統稱他們為「跨性別」，但這過於籠統。變性人因患有性別焦躁症，身體的生理與內心認知的性別不一，他們的不安感是源於對身體的不適應和厭惡，極度渴望改變身體以使兩者一致。但不是所有患有性別焦躁症的人士都會選擇接受醫學治療，[5] 部份跨性別者本身對身體沒有太大不安，他們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而渴望自身性別與身體脫鈎。換言之，變性人渴望且尋求身體的轉變，跨性別者則只希望不受身體束縛。

我們常在媒體中聽到關於多元性別或性別流動的言論，通常來自跨性別者，變性人則一般只希望最大限度地融入異性身份，對自己是變性人士的事實盡量低調。

3. 性別承認制度的對象

不難看出，跨性別者要求性別與身體脫鈎，尋求的是性別制度翻天覆地的改革。如要滿足他們的要求，性別承認法未必是最合適方法，也許立法禁止收集性別資料會更直接。變性人才是性別承認制度的對象，他們面對的才是社會現時需要處理的問題。只有接受變性手術才會產生私密領域轉移的問題，而變性人則是變性手術最主要的對象。

性別承認是要在回應變性人的需要與維持性別制度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在討論性別承認的議題時，我們需要耐心和智慧，並必須先清晰了解誰是真正的持份者及其需要。

（本文原載於第116期〔2017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社會上有少數人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症，內心苦不堪言，他們尋求整形手術改變身體性徵，亦希望可在法律上登記為另一性別。政府發表了諮詢文件徵詢港人對規範變性的意見。接近三百頁的文件敘述了英國和世界各地的做法，又花了不少篇幅記敘支持和反對各種做法的理由。

有些性別不安症患者在深思熟慮後，徹底認定餘生要以另一性別過活，又配合他們所渴望的身體整形。政府若能制訂一套容許他們更改登記性別的措施，是符合現實和人道需要的。

諮詢文件提到阿根廷容許人們僅須透過「自我聲明」，就能更改性別登記。筆者難以認同，理由是此舉大幅削弱現行性別制度的功能。收集公眾的生理性別資料對社會有重要裨益，可惜政府的諮詢文件並沒有在性別制度上著墨，變相未有評估「自我聲明」對性別制度帶來的負面影響。

性別制度有助政府不同部門、公私營機構制訂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等。舉例說，掌握男女人口分佈及男女各自常見的疾病，協助醫療機構預測未來的服務需要。又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對應區內性別人口而設定建築物的男女廁數目。

其二，性別制度促進隱私與安全。幼童自少學習尊重男女身體的私密部位，對於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要說不。一般人更會同意，男性向女性裸露下體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再者，強姦罪或猥褻侵犯罪等，對男女規範不同，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所差異。以生理區分的性別制度能滿足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

其三，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簡單地憑外觀分辨所屬性別，而且性別的生理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於識別身份。假若執法者要尋人，確認為男性後，搜尋對象的範圍幾乎立即就收窄一半。事實上，許多國家都以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資料核對身份。

其四，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教育界會參考男女幼童身心發展的不同需要，而衡量學制是否公平；婦團常以男女薪酬差異揭露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等不平等問題。

其五，任何社會制度都蘊含價值觀，具有教化功能，尤其在塑造下一代的價值觀。性別制度教人尊重兩性即使有差異，男和女都是有著同等尊嚴的個體。它更教人認識自己，作為男、女各自的潛能和限制。

可見以生理性別作為普遍區分準則的性別制度，正為社會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在協助性別不安症患者過新性別生活的同時，確保不削弱性別制度的有效運作，香港政府責無旁貸。

「本土主義」在香港近期的公共論述中，成為一個相當熱門的主題。以香港自主自決的想像作為主導、跟中國大陸保持距離、抗拒被「大陸化」都是眾多本土論述的主調，亦具體表達在對「國民教育」、「大白象工程」、「簡體字」等等的抵制和抗爭，還衍生出對內地人的排拒和人身攻擊（例如蝗蟲論等），其實都在展現對自身身份趨向模糊的不安，以及盼望透過劃清界線來辨識、確立自己清晰身份的掙扎。

其實新約聖經《彼得前書》對基督徒身份的視角，以至他們在地上作為「客旅」寄居的理解，正好有助疏解這種身份受威脅的惶恐和不安感，因為對於書卷的作者而言，基督徒身份的界定，並非靠賴將「自己人」以高牆圍繞、將「他者」排拒開外，而是基於因「信」基督（二7）而與上主建立的嶄新關係，所以是「神學信仰」而非「社會性」的建構。

藉著基督的復活，基督徒得著「重生」（一3）而成為上主的兒女（一14），有著特別蒙揀選的「上主子民」身份（一1-2），按彼前二9-10，他們本身就是一個新的「民族」（族類）、是「祭司」和「國民」的群體，是「蒙揀選的」、「君尊的」也是「聖潔的」，標誌著與生俱來的身份意識和自尊，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工作，而非人類劃定的界線而促成的。

因此，雖然從上主而來的嶄新獨特身份，必然致使基督徒須要在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各方面作出調校，帶來周圍鄰舍的非議和排擠（四3-4），成為主流社會的外人（「客旅」；「寄居者」，一1、17；二11），但作為散住（一1）地上的天國公民，自己也本應只佔據社會的邊緣，基督徒亦本應最為樂意去接待社會其他的陌生人和外來者（四9；亦參來十三2），正如以色列上主的選民，他們體會自己在上主面前都只是客旅、寄居者（詩三十九12），在地上人類社會也曾如此（創二十三4），所以亦自覺對自己中間的外來人和寄居者，有著接待照顧的責任（參出二十三9；申十18-19）。

這種從上主領受的獨特身份，正為基督徒提供足夠的尊嚴和自信心，以謙卑、溫柔和愛作為客旅生活的主調（彼前三8-16），以「行善」（做好，二14、15、20；三6、11、13、17；四19；亦參二12；三16）作為見證、宣掦上主美德（二9）的框架，在「本土主義」以外開闢另類的想像和屬靈觀。

近月不論社會議題，又或是基督教教內議題，眾人都紛紛表達不同的意見。當有人發表了一些具爭議的意見後，會有另一些人走出來說：「某某某不代表我。」又有人因著某些身份，而獲得機會在一些場合表達自己的意見，但為怕得失人，便說了句：「我所說的，只能代表自己的想法。」甚至，早前有高官參加反佔中的簽名運動時，居然向記者說一句：「我在私人時間以私人名義支持一個運動。」這不禁令人問：「身份和人，真的能分開嗎？」

在社會中，每個人也會有不同的身份。當你是家長時，站出公眾場合表達意見，彷彿就是替家長說話；你是牧者，站出來就是代表牧者群體，甚至整個基督教界說話。不過，一個群體總有意見不同的人，總有些人站在較觸目的位置，有些人的意見則因為各種原因被忽視。

有人或許會質疑，這種代為發聲的說話方式，如果以此稱為代表整個界別，並稱只有他一把聲音，這無疑是扭曲事實。女性主義學者Linda Martín Alcoff在其一篇於九十年代初寫成的經典短文「為他者發聲的問題」（The Problem of Speaking for Others）時就指出，為弱勢發聲時，可能會出現以下問題：最後所表達的意見未必真正是弱勢的聲音。

及後，不少人就改用另一個方法，說：「我只能代表自己。」但Linda Martín Alcoff強烈批評此舉實為政治上不負責任。因為將意見個人化後，他們不僅放下自己的身份包袱，同時亦放下了他們本來的弱勢身份，所以說的話基本上失去本來的意義和責任。再者，因為整個表達屬於主觀經驗，令人難以繼續再作理性討論。這種「我只能代表自己」的言論，無助事件討論，而且只會令整個論述更難服眾。

基督徒作為信徒群體，其所有言行均是「見證」。在面對分歧時，我們追求的理應是合一，或者是負責任地以勇毅的心表達意見，並在真理和聖靈的光照下繼續討論。若用「我只能代表自己」一說來企圖逃避責任，最後根本不能逃避責任，反而只會令人更覺無私顯見私。個人和身份很多時都是不能輕易分割的。

延伸閱讀：Linda Martín Alcoff. “The Problem of Speaking for Others.” Cultural Critique 20 (Winter 1991-92): 5-32. 網上全文：http://www.alcoff.com/content/speaothers.html

近年，香港不斷在討論「新移民」、「自由行」、「內地客」等問題。論述此等問題時，我們往往將「香港人」突顯，二話不說就認為「我們香港人，就不會像他們這樣那樣。」
 
每當筆者聽到這說話時，心中都不禁浮現兩個問題：
1. 真的嗎？你怎知道香港人不會像他們一樣？
2. 若香港人不像他們一樣，那末香港人又是怎樣的呢？
 
香港人的身份往往透過與其他人比較而建立出來，例如：香港人不會隨地吐痰；香港人不會讓小朋友隨處大小便；香港人不會隨便蹲在地上休息…… 總之，香港人不像內地人，他們就是不衞生、沒有禮貌、做事不講規則，像暴發戶一樣。
 
此外，網絡和傳媒也有份建立香港人的身份，例如：香港的電視劇、新聞報道中的街坊意見、網上看到的照片等等。這一切對身份建立的影響都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續地以相類似手法出現，令人產生一種印象。
 
建立和確認一個身份需要很長的時間。然而，我們用甚麼態度及方法確立身份，似乎比最後確立了甚麼身份和態度更為重要。最近就有人嘗試用分化與中傷的方式，將新移民或者初由內地移居的港人加以醜化，甚至傳媒也故意將他們的醜態顯露人前，以突顯香港人的「優勢」。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我們的祖父母或父母與朋友初相識時，總會互相了解對方的「鄉下」，絕大部份的人不會視香港為根。回歸前後，不少人忽然驚覺自己「香港人」這個身份，但同時又將印巴籍、內地人等不同種族或群族的香港人與自己分別出來。分別出來也未必是一個問題，但如果我們這樣做是為了評斷我們的鄰舍，這才是問題。
 
「香港人」是一個身份，基督徒亦然。但願不論我們以甚麼身份在社會上活著，在確立身份的過程中，我們靠的不是踐踏其他人，也不是靠傳媒的造勢，而是每個人在生活上的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