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研究與應用並重，信仰與生活並行」 一間以「兩條腿走路」的研究中心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打斷不了的週年研討會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為研究中心）每年都會舉辦週年研討會，探討社會上不同的議題，以下是近幾年的研討會主題及相關的資料。

2018年6月15日，研究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合辦「惜生知死」週年研討會。研討會集中討論了人對於死亡寬闊交纏的看法，當中邀請了多位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包括雷競業教授、陳一華牧師、吳思源先生、李少秋教授、陳曉蕾女士、伍桂麟先生及樓曾瑞先生，與大家一起思考死亡，探索存活的意義，鼓勵參加者把握在世的時光，避免遺憾。

2019年6月21日，研究中心舉辦了「性不教，誰之過？ ——如何在學校推行情性教育」週年研討會，本社在當中邀請了康貴華醫生、莫林天欣博士、梁林天慧博士、關啟文教授、鄭安然先生、陳靈騫女士、竺永洪先生、李顯雋先生、灌秀雲老師、聯同本社的張勇傑先生及熊嘉敏女士，一起與大家探討如何幫助年青人建立健康的性態度，並討論何謂健康整全的情性教育等課題。

2020年我們一如既往的籌備該年的研討會，並期待它在6月19日與大家見面，無奈有時候，「在世上，沒有多少東西會盡如人意」，隨著新冠病毒疫症爆發，研討會在觀望中延至11月6日舉行。感恩的是，疫情沒有打斷週年研討會，我們仍能繼續每年一次與不同持份者相聚在一起，探討大家所關心的課題，即使對某些人來說，有關課題可能是敏感的，並誤解明光社「走偏了」而「脫粉」。

「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最後順利在2020年11月6日舉行，我們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邀請了余達心牧師、何志滌牧師、李耀基醫生、郭志英博士和雷競業教授與大家分享，研討會的主軸不是談政治，而是談「逆境」和「分裂」之後，人的身心靈可有實質的方法得以「重建」與「復原」。

2021年8月27日，研究中心舉辦了「去留．安身．立命」週年研討會，就香港迎來了移民潮，不少教牧及信徒移居海外，研究中心為此邀請了陳明泉牧師、游淑儀牧師、陳傳華牧師、紀治興博士、譚日新博士及高銘謙教授與大家一起探討香港移民潮之下，去或留的信徒有何掙扎，牧者可以如何牧養他們，並鼓勵留港的牧者及信徒，無論前景如何，能因著神的掌管及看顧，安身及立命。

2022年8月12日，研究中心舉辦了「無牆無盡——善用恩賜的斜槓事奉」週年研討會，在疫情持續的大環境中和移民潮之下，蕭烜醫生、鍾俊傑先生、呂慧明女士、關浩然牧師、溫南聲先生和李志剛牧師，與參加者分享新一代的基督徒如何看事奉，教會或機構如何締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幫助弟兄姊妹或斜槓一族投入事奉。

研究停不了

每年的週年研討會，研究中心除了邀請專家、學者及牧者就主題與大家分享訊息，會上其中一場「重頭戲」便是發佈研究報告。「重頭戲」當然由重量級人士主講及回應，我們邀請了不同學者參與其中，許多時都由超級有「份量」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主力回應。

2018年，研究中心前高級研究員招雋寧先生匯報了「16位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死亡看法」的訪談結果。是次項目研究員進行了16個單獨訪談，嘗試以「嬰兒潮一代」的視角作為切入點，疏理受訪者講述死亡時複雜交錯的想法。該年研討會，由前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羅耀增博士致歡迎辭。

2019年則在招雋寧先生協助下，陳永浩博士分析了明光社由2002年至2018年，在17年間，與三百六十多間學校推動性教育的經驗和數據，並發佈了「廿年需要幾番新？從性教育講座內容看中小學性教育的重點及需要」調查，剖析學校在推動性教育時的特點。

2020年是特別的一年，如上文提及，因疫情的緣故，研討會要延期，研究一開始搜集資料時便遇上困難，由於過往以紙本問卷為優先考慮，當教會在疫情中遲遲未能開放給弟兄姊妹，紙本當然也無法發放到弟兄姊妹手上，設計好的問卷差一點要全盤作廢。不過，感謝主總有出路，疫情除了帶給我們「危」，也帶給我們「機」，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我們突破了框框，主力集中於網上問卷，最後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完成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主要探索信徒心理健康、社會參與及靈命三者之間的關係，研究於研討會當日發佈，由陳永浩博士擔任回應講員。

2021年本社再次邀請了李樹甘教授進行研究及發佈「香港基督徒移民意願與生活狀況研究」，主要了解到香港基督徒的移民意願，有何因素影響了他們的移民決定，以及對教會回應移民議題的意見，是次研究由陳永浩博士作回應。

2022年，我們得到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郭毅權博士義務幫助，進行一項名為「新一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態、工作態度與事奉觀研究」，藉此了解香港新一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態、工作態度，以及對事奉的理解和期望，是次研究由陳永浩博士作回應。

「磚頭」仍在搬運中

研究中心既是文字搬運工，負責推出《生命倫理》雙月刊、「我有話說」、「生命倫理錦囊」欄目的文章，以及週年研討會文集，過去亦不時舉辦課程、讀書會、對談等活動，但疫情效應下，人們愈發喜歡參與網上聚會，研究中心便開始嘗試製作影片。「大城．小理」系列，讓大家在當下的大城中，透過故事和考據，看看蘊藏在當中小小的道理。「與鼠鼠一起上信仰課」系列的影片期望大家藉著可愛的寵物反思信仰，反思與人的關係。至於「其實你不用看完一本書」系列的影片，則想為大家分享好書，介紹書本的精華內容。不同的嘗試，在於配合新一代的需要。

研究中心雖然有實質重量級的研究主任，但始終人丁單薄，感恩的是明光社的同工協力相助，否則重量級主任也撐不起一片天；此外，感謝研究中心的諮議小組成員：吳思源先生、吳澤偉先生、辛惠蘭教授、李樹甘教授、洪子雲博士、張志儉博士為研究中心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及身體力行參與；最後，感恩及感動的是支持研究中心的「你們」，在我們問卷數目不足時，總有你們出手相助，雖然我們曉得，我們的問卷實在「好難填」。

明光社25歲，研究中心仍然年輕，只有14歲。我們仍需作「拋磚」之舉，以此引來你們這些「美玉」，繼續支持我們的問卷調查、研討會，以及文字與影片的製作。

2017年6月23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阡陌中心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週年研討會。是次主題為「代代失傳？父母對子女身心靈的影響」，旨在強調在子女的成長過程中，父母對子女的關懷及管教非常重要，也從而帶出父親及母親的角色有其獨特之處，彼此不能替代對方。

陳永浩博士及招雋寧先生發佈了「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香港中小學生調查」結果。結果顯示對於兒子和女兒來說，相對於父親，母親所表達的接納、喜歡、愛護、唯獨的親密感等為影響子女自尊感的最強因素。母親在女兒建立女性角色及自尊感這方面，有著無可取替的獨特性；而父親對兒子則有非常正面的鼓舞，有助他能勇敢地面對成長中的挑戰。父親與兒子單獨相處；母親與女兒單獨相處，都有利於子女健康地成長。

屈偉豪博士分享父母如何有智慧地參與子女的生活圈，他提出子女希望有私隱，以及獨立自主，父母因此不能期待子女事事對自己表白。父母抓得愈緊，子女走得愈遠。直升機家長、失蹤的家長、或是功能性的家長，都不是最好的父母模式。那些做好自己的榜樣，願意花時間關心孩子、督導孩子，以及努力與配偶一起營造溫暖及健康家庭的父母，反而更能幫助孩子。另外，屈博士也建議教會領導層在計劃教會事工時，多考慮信徒的家庭需要，讓信徒有更多家庭相聚的時間。

譚日新博士提出父母如何培養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他指出父母難以做到好的父母，不是因為技巧，而是未能做好自己或處理自己以往的創傷。嬰兒的腦部一開始便如互聯網一樣，不斷地編織網絡，長大後會愈織愈密，如果父母可以幫助子女織出好的網絡，鞏固他們正面的經驗，他們長大後會比較正面一些。因此，當子女在嬰兒時期，父母如何與嬰兒的相處是非常重要的，多與他們對話，以及用眼神與他們接觸，都可以幫助孩子成長後較為正向。

梁林天慧博士提出政府應強化家庭政策，她指香港人普遍不了解「綜援」的意思。本著獅子山精神，香港人習慣自食其力，對政治及社會事務的投入度不多，但要改善家庭問題必須關注政府的公共政策。梁博士指出香港貧富懸殊、中港婚姻多、離婚率極高、商業化及功利化的思想等社會問題都與家庭問題息息相關，政府需要反思這些問題，以及探討如何設立一些政策，更貼近市民的需要及福祉。

趙仲凱先生綜合不同專家的理論，指出做好早期的家庭教育是替兒童打好基礎，使他們可以在一生中豐盛地成長。建立孩子的自尊感是發展他們生命成長動力的重要一環。家長可以透過遊戲讓兒童在親子關係中經驗被愛、被認同及被尊重，孩子得到父母的鼓勵及支持，不但與父母的關係更為密切，也會因此而建立自尊感。

歐醒華牧師分享父母如何與子女一同實踐信仰，他指出父母養育孩子實際上影響著孩子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父親要有做好屬靈父親的醒覺，他們是有責任牧養自己的孩子，並且與孩子走上一條有目的地的靈程路。至於實踐信仰並不是要過一種宗教生活，而是如何去生活。父母幫助孩子活出神所希望的生活，讓他們去經歷信仰的真實，這便已經是幫助孩子去實踐信仰了。

國際

同性婚姻仍具爭議

哥倫比亞憲法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已婚伴侶與異性夫婦享有同等的權利。[1]

羅馬尼亞現時的憲法規定「婚姻是伴侶結合」，當地有300萬人聯署要求國會修改國家憲法，清楚定義婚姻為一男一女的結合。[2]

歐洲人權法庭再次裁定禁止同性婚姻並不構成歧視

歐洲人權法庭於6月9日就一宗來自法國同性伴侶要求結婚的案件中，再次裁定，就婚姻權利以及私人與家庭生活被尊重的權利而言，禁止同性婚姻並不構成歧視。[3]

美國「廁所」大戰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政府提出「廁所」法案（HB2），立法要求所有跨性別人士必須按生理性別使用洗手間、浴室及更衣室，不少國際性企業隨即表示遷出北州。[4]北州政府後來又被司法部發信要求在限期前取消法案，否則失去達48億美元的政府資助。[5]北州政府拒絕撤銷法案，被司法部控告法案歧視跨性別人士，違反聯邦的公民權利法；北州政府作出反擊，控告司法部越權。[6]

美國教育部及司法部於5月13日聯合發出指引，指接受政府資助的學校必須保證跨性別學生能按自稱的性別使用洗手間。指引沒有強迫學校必須遵守，但清楚表明不遵守指引的學校將會失去政府資助。新指引引起不少州政府反對的聲音：德克薩斯州州長指出指引是社會工程，美國家庭不會接受；密西西比州指出指引是極端的，指令州的教育部毋須理會指引，並表明該州的公立學校不會參與政府的社會實驗；Ted Cruz 於競逐美國總統候選人時已反對類似的法例。[7]12個州份因不滿該指引，聯合控告聯邦政府。[8]

強勢的跨性別政治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與美國教育部同日發出指引，所有由聯邦資助的醫院需提供變性手術，否則會被削走資助。新規定要求受資助的醫療機構，都必須按個人的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 提供任何服務，醫院必須提供變性手術，或轉變性別身份所需的其他治療；院方要讓病人根據他們自稱的性別身份而使用病房及洗手間。例如保險機構如拒絕一名患有性別焦慮症的病人進行子宮切除手術的保險金申請，即被調查。[9]

美國紐約市人權委員會就《紐約市人權法》（NYCHRL）的實施發出指引，規定商業機構及僱主必須按顧客及員工的要求稱呼代表他們的性別身份的名字及代名詞（共31種性別身份），以及禁止一切有關根據生理性別的制服或使用洗手間的要求，違反規定者最高刑罰為25萬美元。[10]

跨性別政治的受害者

美國芝加哥一所餐廳發生一名33歲男子尾隨一8歲女童進入女廁，從後扼住女童的頸部至昏迷，女童母親聽到女兒尖叫後衝出欲拯救不果，該男人強行抱走女童，被餐廳其他食客攔截，隨即報警拘捕，女童送院治療。[11]

美國積極爭取同運議程及權益的ACLU喬治亞州分部行政總監 Maya Dillard Smith 因反對ACLU支持美國政府強制要求跨性別人士可按心理性別使用洗手間，決定請辭。事緣她念小學的女兒因一次在洗手間遇上三名男跨女的年輕人被嚇倒，並詢問了很多的問題，即使 Smith 熟悉相關的議題，然而卻發現自己沒有準備如何向下一代解釋。她指ACLU應該在爭取權益時平衡考慮，把他人受到傷害的機會減到最低。[12]

不少父母因美國政府規定容許跨性別人士可自行選擇洗手間、浴室及更衣室而表示不滿，一名父親更拍下短片並上載社交網站表示廁所法案的無稽及政治性。多達二千萬人瀏覽及數萬人轉載。[13]

亂倫「正常化」

英國一名51歲婦人Kim West當年於生產後把親生兒子 Ben Ford交給他人領養，2013年二人重新聯絡，並發生性關係，最後Ben 決定與妻子離婚並計劃與生母結婚及生孩子。[14]

西班牙一對同母異父姐弟 Ana 和 Dani 於社交網站認識並發展成情侶，在電視節目中公開表明情侶關係並表示希望結婚，以及希望家人會支持他們。不過，亂倫在西班牙是犯法的。[15]

本港

5月15日國際不再恐同日，以「超渡恐同無知鬼」為主題，於銅鑼灣擺街站，當天平機會主席陳章明亦應邀出席，並表示一年內就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展開公眾諮詢屬合理時間，但有反對立法團體表示曾與陳溝通，他曾澄清自己在立法問題上保持中立。[16]他與不同團體會面時的說法前後不一，令人感到混亂。此外，不同同運及反對團體，以及政黨均約見陳章明，向他表達訴求及意見，如民主黨要求增加不分性別的洗手間等。

為有性傾向困擾人士提供輔導服務的新造的人協會，被網媒記者假扮求助者參加導向小組，詳細披露小組內容；並曾刊登協會所在的大廈商戶指示牌照片，令協會的地址曝光，雖然其後已在網頁換走相關照片，[17]但此舉嚴重侵犯求助者私隱，新造的人協會為此發表聲明，回應該報道的失實指控。[18]

民建聯於6月公佈一項有關同性婚姻的電話調查結果，當中只有26.8%支持同性婚姻。[19]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進行一項「香港人婚姻態度」調查，以了解港人對婚姻的信念、觀感、與養育後代的關係。調查結果顯示2,051名受訪者中，有七成受訪公眾對婚姻持正面信念，包括長久承諾、互相照顧、彼此相愛及性忠誠等；約九成受訪公眾肯定失去父、母對兒童成長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力；56%受訪公眾不認為現行婚姻制度過時；只有12.5%受訪公眾認為「應該更改婚姻法對『性別』的要求，必須將要求由『男和女』改為『不分男或女』」，相比本地過往民調對同性婚姻的贊成度較低，反映某些支持同性婚姻的公眾，當意識到要修改婚姻法的性別要求時，會感到保留。[20]

本文資料截至2016年6月10日

創刊50年的世界知名成人雜誌《閣樓》（Penthouse）在2016年1月份宣佈將停止發行印刷版，改為推出網絡版本。《閣樓》曾一個月大賣500萬冊，但近年每況愈下，雜誌曾決定刊登更露骨的內容，但仍無助銷情，更於2013年申請破產保護。

成人雜誌的衰亡不代表色情資訊不再，反而透過互聯網更大幅度地散播。現今網絡色情已滲透青少年群體。色情網站雖設有年齡限制，但卻無人會認真遵守。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2013年進行「中學生性價值，態度和行為問卷調查」，訪問了3,376名中二至中五級的學生，發現29.4%的受訪男生及8.8%的受訪女生有觀看色情資訊的習慣。不少中學生對AV術語瑯瑯上口，情況更已蔓延至小學。而他們觀看色情資訊的多寡，與在約會中有愛撫及性交等親密身體接觸有直接的關係。

在一個色情資訊泛濫的世代，不論男女，在耳濡目染下容易被扭曲的性觀念影響，視性為遊戲及忽略其後果。父母及同行者可體恤青少年拒絕色情資訊的難處，鼓勵他們拒絕固然是好，但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拆解色情資訊的各種謬誤，不被當中扭曲的觀念影響，建立一個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兩性關係。

華爾街日報的臉書在六四當天貼上一條為時48秒的短片，瀏覽量在短短數天已達50多萬。短片中的旁白巧問觀眾：「用約400萬港元（約51萬美元）可以在香港買到甚麼單位？」答案是相等於標準籃球場「鎖匙圈」大小、或類似一個美國車位大小的180平方呎的豪宅。

香港樓價高得離譜是常識。第十一次《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公佈若港人要負擔一個正常單位，他的代價是十七年不吃不穿地工作，為全球之冠。港人居住在自置物業的住戶比率為52%（台北市及新加坡分別為81.9%和90.3%）。在香港，由於樓房首要作用是投資而非自住，加上現行沒有保障租客的政策，身邊不少朋友都面對兩年搬一次的狀況。

租住難，置業更難，試問誰能安居樂業？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公布了《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的調查結果，調查以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1022人，約有三成人感到自己並非處於安居樂業的狀態。
 
該研究亦特別調查住屋問題對20至39歲青年的生涯規劃的影響。當中分別約一成半受訪青年因為住屋問題而延遲結婚及放棄生育；而17.3%受訪青年在婚後因住屋問題而與父母同住，工作和消閒上都一樣因著到住屋問題而感到困擾。

我們的社會必須更敏銳於年青家庭的住屋需要。筆者強調的是需要而不是需求，也不是經濟上的數字，而是實實在在的家庭需要：擠迫的住屋、核心家庭之間的磨擦、遲婚、生育年齡下降、生育數字下跌等一連串問題、雙職供樓家長…… 政府的房屋政策有必要加入家庭友善的考慮，協助市民在安居樂業的基礎上，讓他們更有效地承擔自己對家庭、婚姻和生育的責任。

此外，青協早前也發表了《青年價值觀指標2014》，結果指有62.3%的受訪青年表示希望移民外國，原因不明；而在《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中亦有同樣發現，有34.1%受訪青年表示因住屋問題而希望移民，其中25至34歲的受訪者移民意欲比率更升至四成。姑勿論「這些人是否真的有資金衝出香港，但20至39歲的青年正正是明日的社會支柱，而他們現在竟然因著不能安居的緣故而離開心愛的香港，這是相當可悲。政府應及早照顧年青人的住屋需要；筆者再次強調，政府不單是著眼於經濟數字上的供求問題，而是活生生的住屋基本需要。

聯合國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就第十一條提及的適足住屋權提出一系列的解釋，其中包括可負擔能力、宜居程度、得到住房的機會等。然而，現今的香港樓宇面積大小合宜嗎？樓價又合理嗎？住屋市場是否已經失效？回答並要解決以上問題，政府責無旁貸。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一項有關教會內八十、九十後年青人的調查發現，八十、九十後基督徒十分關注現代社會意識，例如民主、人權、自由，由於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所以比較喜歡「由下而上」的方式去表達意見，而這種回應方式與教會一向的形式不同。

不過，另一方面，原來他們仍然十分重視家庭價值，以及傳統的家庭觀念，亦認同教會應重視聖經教導和差傳等工作，大家不需要擔心年青人若果關心社會，便會忽略了聖經和家庭。更值得留意的是這些年青人的所謂社關意識，原來和很多成年人差不多，也只是流於「有感動」而「無行動」，實際的社會參與度其實很低。若果教會的領導層真的認同洛桑會議所說的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該兩條腿走路，那麼我們應該撫心自問，社關的腿是不是好像患了小兒麻痺症呢？

要牧養受通識教育和互聯網影響的一代，教牧同工也許不應太快看不順眼，毋須急於教導，而是要了解和關心，若果我們不明白八十、九十後的年青人受甚麼影響、重視甚麼、喜歡以甚麼模式溝通、而只是以過去我們認為成功和熟悉的方法去牧養，恐怕只會事倍功半。作為教會領導層，讓更多年青人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是十分重要的，一切關心由認識開始，而接納是牧養的第一步。

如果我們就是耶穌基督的薦信，就是地上的好見證，那麼，教會實應思想如何好好地與社會同行。但我們要與誰同行？耶穌在世傳道的榜樣，是很好的參考：「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貧窮的、被擄的、瞎眼的，就是社會中需要受助的一群，在今天的社會，可能就是一些身體有軟弱的、精神情緒出現問題的、曾嘗試自殺的，以及他們無助的家人。

今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將推出「真繫．好弱勢」生命倫理對談系列，就是想推動教會回應弱勢群體，增進對他們的了解，切實關愛，提供協助，而不是單單地叫他們「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們相信，這樣的教會，才是「真繫‧好教會」。

另外，在今年5月底，研究中心亦會舉辦有關教會與80、90後的研討會，敬請踴躍參加。

有關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於2008年5月成立。研究中心旨在於社會所關心的倫理議題(主要就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等)，又或是影響深遠的社會問題，以理論分析、調查研究、數據資料等作為基礎，按《聖經》真理作出整合，與學術界、專業界別及教會機構等人士分享，盼望大家能以更多向度、更具深度的思維，探討合乎社會利益和倫理的方向及建議。中心亦致力建立網絡，凝聚力量，又透過舉辦各類研討會、講座、課程及出版等事工，推展有關生命倫理議題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研究中心現時工作

1.      週年研討會

2010年，研究中心獲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同行基金」資助，進行了全港第一個有關香港基督徒沉溺行為的調查，共有超過1,000位基督徒與非信徒參與。研究中心亦於6月舉辦「若沉遇溺：基督徒與成癮行為——探討基督徒成癮行為、輔導進路和防治方法」研討會，探討多個基督徒沉溺問題和教牧可如何回應等課題，研討會有超過170名教牧同工、社工和老師參加，反應熱烈，令人鼓舞。

2.       研究中心文集

研究中心文集將週年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及同工的研究成果結集出版，免費分派給本港的神學院、大專院校、社福機構，以及對研究中心支持的教會與友好參閱。

3.      生命倫理對談

「生命倫理對談」為研究中心所舉辦規模較小的研習會(Seminar)，旨在招聚對生命及倫理問題有興趣的有心人，組成班底共同討論特定課題，逢單月舉行。研究中心過去一年的六次「生命倫理對談」聚會，就多個對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主題，邀請專家學者分享，包括：安樂死；信仰的社會學及心理學研究；幹細胞與複製人；社工如何在具爭議的問題上定位；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土地發展與公義等。

4.      生命倫理雙月刊 

隨《燭光網絡》一同寄出，以介紹中心活動為主。除了主題文章、研究中心活動花絮外，也會不定期刊登一些教牧同工或學者對生命倫理問題的分享。每期印數超過10,000份，分發給教會、神學院、機構、學校、社會服務中心、以及《燭光網絡》的訂閱者。

5.      生命倫理錦囊

針對當前社會問題作信仰反省，研究中心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對時下及社會將會面對的議題和現象，作出倫理及信仰的整合，然後向教牧同工獻議。《生命倫理錦囊》每季一期，以電郵方式給教會、機構，以及登記接收明光社資訊的讀者，幫助教牧同工、老師和對生命倫理課題有興趣的朋友，能較深入地認知社會的大現象，進行價值和信仰反省，並有切實可行的建議去作教導和回應。
 

研究中心2011年工作前瞻——站在「通識之蛋」那一邊：
教會如何與受「通識」洗禮的8/90後同行？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發表著名的《雞蛋與牆》：「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有很多8/90後認為，教會就是社會中一道堅牆，而他們，是義無反顧的站在雞蛋那一邊。[1]
 
有人說，無論是80後還是90後，都是青年問題，只要「多搞」一些適合他們「發洩」的活動，甚至開一個Facebook群組，和他們對話一下就能解決問題。但很多80後卻認為：「八十後不是80後的問題」，他們只是顯露出社會問題，作揭露問題的先鋒。[2]

一個有關本身「通識之後」青少年的調查和研討會

有見及此，研究中心計劃於明年籌辦一系列關於「80後」及「90後」新一代青少年的調查和教牧研討會，旨在提供一個認知新一代思潮、研究當下的社會與教會文化關係，以及針對教牧牧養的平台，為教會傳遞下一棒作準備。整個調查研究計劃包括：通識教育下的青少年基督徒(15至25歲)的價值觀與牧養調查，以及如何與「通識之下8/90後一代同行」研討會。是次研討會將集中以協助教牧認識「通識教育」，和如何與「通識一代」同行為題，旨在讓教牧同工認識通識教育可取及應留意之處，了解新一代價值觀的塑造和思考特性，好讓同工更明白如何牧養新一代信徒。
 
研究中心期望這一個有關「通識教育」與「通識一代」的調查和研討會系列，能激起更多教牧同工正面看待新時代的轉變，將危機化為契機，擁抱下一代，轉化社會及文化。我們當然相信基督信仰，真理愈辯愈明，但如果我們能將對抗化為諒解，將「無偈傾」變成「有得傾」，相信在互諒互信的基礎上，新社會、新一代對教會仍是滿有希望的。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面對教會未來的挑戰，研究中心樂意在「通識之蛋」一代起行之前，先探知，後上路。盼望也看見這些危機與契機的有心人、主內肢體和教會，能支持我們，與我們一同起行，與這個新世代，受「通識」洗禮的8/90後同行。

過去一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穩步成長。研究中心建基於有關生命倫理的研究工作，同時也對影響生命價值、道德倫理的社會問題作思辨和分析；在回應當今社會的問題，我們嘗試從倫理角度探討不同議題。
 
今期文集乃研究中心將本年主辦的「若沉遇溺：基督徒與成癮行為──探討基督徒成癮行為、輔導進路和防治方法」研討會文章彙集出版。五位專家學者分享了沉溺行為的心理成因和處理方法，又探討了助人者與受助者之間容易構成的關係成癮(Codependency)問題。同時透過三個專題工作坊：(1)工作沉溺、(2)金錢與投資、以及(3)性與愛，為大家帶來有見地的啟發與實際的討論。是次研討會得到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同行基金」資助，謹此致謝！
 
研究中心同工又從聖經與「十二步」(Twelve Steps)探討釋放「心癮」，以供各關心有關議題的人士作參考。而諮議小組成員之一，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博士亦為大家講述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
 
最後，研究中心特別感謝七位諮議小組成員對研究中心的指導和幫助，計有(排名按筆劃序)：李碧心小姐、陳家殷大律師、張志儉博士、葛琳卡博士、楊慶球博士、鄭順佳博士及關啟文博士。
 
一年多來，他們不辭勞苦，願意承擔、關心研究中心的事務，義務提點指導。研究中心謹向每一位良師致最高的敬意。此外，研究中心也得到各主內同工、神學院校、友好機構的幫忙，令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在此也一併向各機構及友好致意。今後，研究中心將繼續「研究與應用並重，信仰與生活並行」的宗旨，關心社會正面發展，提倡生命價值倫理！

二零一零年「若沉遇溺」研討會，為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主辦之第二屆研討會，並由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協辦，以及得到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同行基金」資助。本屆研討會邀請了葛琳卡博士、莫陳詠恩博士，與超過170多名參加者解構沉溺問題的心理成因以及關係成癮。另外，大會亦邀請了李耀全牧師、吳澤偉先生及康貴華醫生在三個專題工作坊與會眾分享「工作」、「金錢與投資」及「性與愛」三方面的沉溺。

沉溺問題的心理成因

臨床心理學家、拉法基金會義務總幹事葛琳卡博士指出，成癮是指任何強迫或習慣性的行為，由於依附某個慾望，而令人不能自由。對某人或事物感到吸引和嫌惡，都可成為沉溺。沉溺的特徵包括耐受性、戒斷癥狀、自欺欺人、喪失意志力及注意力扭曲。容易染上沉溺行為的人一般都是：(1)未能調節個人的情緒；(2)未能掌控生命；(3)有身份危機；(4)欠缺依附對象；(5)無法建立有意義的關係；(6)追求成功的假象；(7)社交障礙和隔離；(8)感到百無聊賴；以及(9)容易因挫敗而墮入絕望等。

關係成癮(Codependency)

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副教授莫陳詠恩博士指出，關係成癮是指到與有癮好的人士共處而培育出強逼性的依附關係，此種依附關係不但不能協助對方戒癮，反帶來自毀毀人的後果。關係成癮的人難以建立一個健康的親密關係，成癮者因為需要「被人需要」，所以會在別人身上製造需要。關係成癮者須要自知自省、破滅英雄神話(非我不可)及認輸放手，藉靠神靠人及多元發展才能痊癒。

「工作沉溺」工作坊

工作坊講者，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本身亦為心理治療師的李耀全牧師，實際地道出要避免成為工作狂，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身邊的人、事、物，特別是家庭，及排列其優先次序。不要把工作看為生命的全部，更不要因此而忽略了家庭。「平衡」非常重要，當牧者輔導在此方面有困難的信徒時，要按不同人的背景作出對應的幫助。

「金錢與投資」工作坊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董事吳澤偉先生指出，證券買賣與賭博有其共通點，便是金錢遊戲、操控風險，以及患得患失的心態和追求身心興奮刺激。然而，不同的調查反映，一個真正快樂的人，並不是寄望於金錢。教牧不應忽視有參與投資活動的信徒，可以與一些專業人士合作，教導信徒正確的投資觀念。

「性與愛」工作坊

精神科專科醫生康貴華醫生指，所謂性沉溺是指不能停止的自我破壞的性行為。沉溺行為是一個進程，經常觀看色情資訊會讓人把性與愛分家，慢慢接受一些過往被視為噁心的思想或行為，如戀物癖、戀糞癖、甚至戀屍癖等。要擺脫性沉溺行為，可以參加個人、過來人的互助小組。

從「癮」到「穩」

是次研討會以教牧同工、前線社工、老師以及對相關問題有研究的學術界人士為主，特別著重將各種用於臨床心理的治療法、社會學分析方法與信仰整合，目的是幫助教會，以及具基督教背景的學校和服務機構能應用在個人輔導、心理衛生、靈命培育、生命教育等各方面。很多專家都指出，「癮」並非一朝一夕形成；同樣，要戒除心癮，重建一個平定安「穩」的生命，也不能靠「一時衝動」。希望成癮者及輔導員不要灰心，在脫癮路上，堅定不移，向著美好生活邁進。

摘要

踏進入廿一世紀，電腦及網絡發展極為迅速，青少年的餘暇活動都有所轉變。在眾多的青少年新興玩意中，上網行為是愈來愈普遍。然而，青少年上網成癮問題亦同時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作為教育工作者或家長，我們見到很多青少年盲目地沉迷於傳媒資訊及網路行為，情況實令人憂心。本文嘗試與讀者一起探討香港青少年沉溺於科網行為的現象、並嘗試探索一些有效的對策、及討論家長應有的角色。

引言

在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當電子遊戲及電腦尚未如此發達及普遍時，青少年的餘暇地點大都在球場、桌球室、電影院及溜冰場等，直至八十至九十年代，年輕一代則花時間在電子遊戲中心、漫畫店及卡拉OK店等娛樂地方。當進入廿一世紀時，青少年的新興玩意莫過於在家中或到網吧玩電腦遊戲，而在香港的報章上，我們也不難發現「20萬學生變網癡」(東方日報，06年5月21日)、「追蹤青年『機癡』48小時二樓網吧是我家」(星島日報，03年2月25日)、「失蹤一夜，養父尋至，11歲童迷上網吧拒回家」(星島日報，03年2月24日)等為標題的上網成癮新聞。在電腦及網絡世界發展迅速的同時，青少年上網成癮(或稱網路成癮)的問題，亦成為社會上關注的焦點。有關學者及機構亦開始就此方面作出研究，本文嘗試與讀者一起探討香港青少年沉溺於科網行為的現象、對策及家長的角色。

媒體與青少年生活息息相關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確是身處於資訊爆炸的年代。人們可隨時透過不同的傳媒及科網得知社會上的即時動態，如：每日新聞、天氣預告、政府政策、經濟、勞工、交通、就業情況及很多與知識有關的資訊。簡單地說，媒體包括報章、雜誌、電視、電台及互聯網等。因此，媒體在發放及傳播訊息的同時，其實亦擔當著重要的教育角色及責任。消費者現在可以用低廉的價錢，甚至是免費(如：免費報紙和電視頻道)，享受媒體所帶來的資訊。可能讀者還會記起，在互聯網使用的初期，使用者動輒要花上數佰元的月費，才能享受有限的上網時數；然而，隨著互聯網愈趨普遍，在街上不難發現一個又一個的電訊網絡公司人員，不斷努力地推銷廉價的無限上網服務。又如在近年，更有報章割價促銷，將售價由6元一份的報章，減價至3或4元一份。有些報社更出盡奇招，買報章送贈品或現金券等來增加銷量。在消費者的角度，可以用較低廉的價錢，享受各媒體的服務是好的，但在價錢的背後，消費者亦要考慮傳播媒體的質素及真確性。現今青少年在傳媒愈發達及互聯網愈普遍的同時，卻似乎未能懂得如何分辨媒體質素的好壞，有些青少年更盲目地沉迷於傳媒資訊之中，情況實令人憂心。

突破機構(1999)曾進行一項有關青少年觀看電視的研究，名為《傳媒與青少年研究(電視)》，結果發現12至16歲的青少年，平日觀看電視的時間平均接近4小時。此外，有七成多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四個月內，幾乎收看全部黃金時段內(即晚上七至十時) 的連續劇。另外，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表示，會學習劇集中人物的個性及待人處事的方式，顯示青少年會將從電視接收的訊息加以聯想、仿傚及應用，特別是在交友、感情及人際關係等方面。其後，突破機構(2002)再發表《青少年傳媒素養研究(敘事媒體)》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青少年接觸媒體的頻密程度相當高，受訪者平均每天收看3.3小時電視、聽1.7小時流行曲；每星期會花3.6天的時間觀看電視連續劇；每月看4.2套電影(包括：從戲院、影碟及在電視收看)、看4.5本漫畫及每月花約100元購買唱片。此外，調查亦發現約有一成半的受訪者，有沉溺使用媒體的傾向，他們會經常出現一些沉溺的徵狀，例如：有89.2%會「當自己晌屋企的時候，就一定要開著電視或聽著流行歌」；有41.9%會「因為要追看電視節目而留在家中，不願出街」及有33.3%會「睇漫畫睇到唔願瞓覺」等。

從上述兩項調查可見，電視媒體對青少年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青少年的生活似乎離不開媒體，不少媒體更是伴隨著青少年成長的。在不同媒體的資訊滲透下，青少年自覺或不自覺地仿傚當中的訊息，而媒體所傳遞訊息的素質，就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待人接物的態度、解決問題的方法等。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發達，除電視外，互聯網在近年亦成為青少年日常接觸的重要媒體之一。

上網行為及網路成癮現象

的確，香港青少年不單常看電視，沉迷上網更是近年的新興玩意。突破機構(2003)曾於2002年7月至9月期間，進行一項《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研究透過抽樣電話調查的方式，訪問了本地1,058名年齡介乎10-29歲青少年，結果顯示，青少年有沉溺上網傾向的比率由2000年之3.0%，急升至2002年之14.7%，升幅接近5倍，顯示現今沉溺上網之青少年數目激增。有沉溺上網傾向的受訪者，經常出現兩項或以上的癥狀，如：「上網時間總會超過自己想用的時間」、「返屋企第一時間就要上網」或「家人或朋友投訴自己用太多時間上網」等。當中10至29歲青少年網絡人口更高達136萬人，他們平均每星期上網5天之多，而每日平均上網時間亦達3.1小時。另一項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在2004年6月至8月期間進行的青少年上網習慣調查發現，在受訪之1000名小五至大專程度的青少年中，有九成受訪者出現沉溺上網危機，中六至中七及大專或以上的組別，更分別有逾三成半屬嚴重沉溺危機(星島日報，2004年11月8 日)。

雖然如此，在研究有關「上網成癮」議題之前，讓我們先為「上網成癮」下一個定義。有機構指出「上網成癮」行為其實是一種神經控制性之失調行為，猶如病態賭博般(Illinois Institute for Addiction Recovery, 2005)。較常被引述的定義是來自美國心理醫生Ivan Goldberg定下的一些準則(見李曉君，2006)。Goldberg指出，網路使用者在12個月內，曾出現下列3個或以上的特徵，則可被診斷為「上網成癮失調」(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這些特徵包括：

1. 耐受性：指需要增加上網時間以達致滿足及/或繼續使用同等時間上網而滿足感顯著減少；

2. 因減少上網時間或中斷上網而出現兩個或以上的退隱癥狀，並會引致憂慮社會、個人及職業功能受損。此包括會出現心理性肌肉震動，即：發抖、顫抖、焦慮、強迫性思想有關網絡事情、有關網絡的幻想及夢、自願及非自願性的打字狀手指震動；

3. 利用上網以減少或避免退隱癥狀的出現；

4. 實際上網時間往往超出所預計的；

5. 生活上有大部份的時間是用於與上網有關的活動(例如：網上書籍、瀏覽新的網址、探究網絡叫賣者等)；

6. 因上網而放棄或減少進行重要的社交、職業或娛樂性活動；

7. 因過度上網而導致失去人際關係網絡、工作、在學或就業機會。

由此看來，上網成癮是指使用者重複地或週期性的著迷狀態，難以抗拒上網的慾望，當停止使用時，會產生煩躁不安等現象，反映一種心理與生理上的依賴。

在香港沉迷上網的案例及相關影響

筆者現嘗試分享一些從各方資料所見到的青少年沉迷上網案例，讓讀者更了解香港青少年上網成癮的情況及影響。一名中五男生沉迷於網上古代武俠人物格鬥遊戲，後疑因「武器」被盜而自殺喪生(東方日報，02年10月17日)。一名就讀中二的青年，差不多每天放學後就會跑到網吧玩網上遊戲，玩到家人催促他回家吃飯時才離開，而在周末時更會一直玩到深夜，甚至天亮才回家。由於常花很長時間進行網絡遊戲，此舉令他感到體力透支及在上課時亦顯得沒精打采(星島日報，03年1月15日)。而現職資訊科技工作的阿曾，曾因過份沉溺網上遊戲而假裝患病而逃學，他甚至更有「逃工」的念頭(星島日報，03年1月15日)。於03年2月，一名22歲的失業青年，因年前被公司裁掉，加上與家人不和，於是離家出走及過著「寄居」網吧的生活，個多月來都沒有離開過網吧，累了便伏在桌上睡覺，醒來又繼續打機，每天斷斷續續打二十多個小時。他的上網成癮行為影響其個人衛生及正常生活(星島日報，03年2月25日)。一名13歲小機癡，因父親發現連續打機十九小時至凌晨二時，父親因此而拔掉電腦電掣，且在糾纏間被父親抓傷(星島日報，06年5月17日)。另外一則更令人關注的新聞，是一名十歲男童上網成癮，並因與胞姊爭用電腦後，情緒激動及揮舞菜刀，母親在勸導中被男童斬傷，男童其後被安排暫住男童院(星島日報，06年5月17日)。從以上的個案得知，網上成癮行為分別對成癮者的個人生活、精神健康、學業、工作及家人關係都有著深遠的影響。病態網絡使用者似乎已出現重要的社交、心理及職業損害。最令人擔心的是，成癮者往往已沉溺網上活動當中，難以自拔。羅拔臣與巴尼爾(Robinson & Berridge, as cited in Deutsch & Strack, 2006)指出，成癮者通常會十分察覺到成癮行為本身存在有害的長遠影響，但他們仍繼續進行。

上網成癮之輔導策略

筆者認為青少年上網成癮的治療策略主要可從個人充權(Empowerment)與社會關係重建(Restoring Relationships)方向著手，輔導策略則包括個人對話及家庭關係修和等。

所謂「個人對話」(Personal Dialogue)是指透過會面，啟發青少年認知自己目前身處的情況；探索自己上網行為對自己的前景、家人、學業、工作帶來什麼影響；及彼此分享人生期望及實踐步驟等。這手法的理論依據來自「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重點在於透過說故事和重寫生命劇本而讓青少年重拾力量，獲得心靈的啟示，自強不息。舉例而言，敘事治療是一種充權的社會工作手法，焦點是以朋輩的輔導對話技巧，把問題交回服務使用者找尋出路，不會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專業者身份出現。的確，在輔導上網成癮的青少年過程中，專業人士必須放下主要詮釋當事人問題的身份，以一種同行伙伴(Partnership)的態度推動服務使用者思索自己的處境和未來。我們可運用「解構對話」(Deconstructing Conversation)、「外化對話」(Externalizing Conversation)兩種技巧讓青少年認知自己、並解構和重建自己與上網的關係。這類手法可協助上網成癮者重新演譯自己的行為，從個人成長歷史中，重拾解決難題的能力，做一個撰寫生命劇本的主人，而非臣服於社會論述(Social Discourse)下去生活。當我們能給予他們「開放空間」，抗衡負面的身分，他們便能支配負面身分，為自己創造一個另類故事(見吉兒‧佛瑞德門及金恩‧康姆斯著，易之新譯，2000；尤卓慧等編，2005)。

有關「家庭關係修和」(Reconcili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hip)的建議則是一種較長遠的手法。其目的是協助青少年與其他重要人物如父母、老師及關心自己的人，重建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然後透過「關係」來推動青少年為自己的生命訂定目標及方向。正如筆者在前文的分析，上網成癮者往往都是因其他社會心理的情況而出現沉迷上網行為，若我們能協助他們認知導致沉迷上網背後的心理問題，尤其有助於沉迷上網的青少年找回自信、自愛及自力更新的目標。當青少年逐步能減少上網時間，其實他們是會感到與人的關係得以改善，彼此的溝通更和諧，自己便能發展更大的生命力去作自我監控，慢慢便能找到自律和自控的喜悅。因此，要幫助青少年解開困擾著他們的心理問題，例如人際關係的破裂，至為重要。若能協助當事人去面對現實社會對他們的期望，而非以沉迷網路去逃避現實，這才是真正解決之道。

王智弘(2007)在其網上文章「探討青少年網路成癮之諮商與輔導策略」中，亦曾結合其他學者的意見，指出對網路上癮青少年的輔導目標，就是從Disorder 回到Order，也就是說協助網路上癮青少年從失序的上網行為與失序的生活狀況中，回歸次序與平衡。輔導的目標不是「戒除」上網，而是合理及可以控制的上網，並能適切安排上網與非上網的時間，將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加以統合並達成協調與平衡。他特別提及教導青少年擴展多元的人際互動關係，並學習人際溝通技巧，這不僅可防止他們過度依賴網路，也可教導他們藉此學習如何維繫與處理衝突，以避免在網路或現實的人際互動中受挫折或傷害。青少年高度使用網路的情況出現，大部份原因是自覺空閒時間太多，或將上網當作他們排除壓力的方式，因此時間規劃與壓力調適，對幫助他們是很重要的。例如我們可以：

1. 加強多元化人際關係的建立與溝通維繫技巧訓練；

2. 釐清生活目標與學習時間規劃；

3. 重要他人(如父母親)的適度規範與約束。

青少年上網行為與家長角色

除了從青少年個人的角度作介入，我們也要提醒家長介入時應有的角色。突破機構(2003)所進行「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的調查中，深入分析青少年個人管理及紀律不足與其沉溺上網傾向是相關的。上網成癮者在情緒管理能力及辦事集中能力方面都明顯較一般上網人士為差。沉溺上網的傾向同時影響著他們與家人的相處，引致家庭聯繫薄弱。其實家長對於子女的上網行為，不必太過擔心，家長只需在平日與子女多作溝通，了解子女的需要及在適當時提供輔導及協助，上網問題反而可以促進親子間之溝通及增進關係。青少年沉溺上網往往是因感到網上遊戲神秘又刺激，並可將自己代入遊戲角色當中，增添英雄感，藉以逃離現實世界，網上遊戲其實是有助青少年宣洩情緒，但要有效地協助青少年面對其上網行為，下列是筆者給予家長的建議：

1. 身同感受，了解子女們上網心態：家長宜先了解子女沉迷上網的原因，才能進一步與子女談上網的問題及作出協商。若果家長只是一面倒地談論上網的害處，而不明白子女為何沉迷上網，這是很難與子女開啟溝通之門的；

2. 協助子女維持均衡生活：家長除了要多加關注子女上網的時數，更要瞭解他們如何運用時間，協助他們進行有節制的上網活動。家長宜鼓勵子女在尋找自我價值及興趣的同時，學習自我管理及規劃自己的生活；

3. 利用身教、獎勵、約法三章：若家長有時間可陪同孩子玩上網遊戲，然後利用身教及獎勵引導他們改善上網習慣。家長可跟孩子協議，逐步與子女討論如何控制上網的衝動，改善長時間上網的習慣。對於上癮的孩子要盡量避免體罰，恐有反效果；

4. 開拓新興趣，以其他活動取代經常上網：家長可鼓勵子女參加不同類型的團體活動，擴闊社交圈子，畢竟子女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學習怎樣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優質小說的吸引程度實在不下於網上遊戲，若能令孩子培養這方面的興趣，除能擺脫上網癮外，更能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及想像空間。

結語

總結而言，雖然我們發現愈來愈多的青少年沉迷上網，然而不少青少年順利過渡至成年期時，問題有時也會自然解決。況且，我們見到不少青少年一方面上網，但另一方面也為自己的生活及學業不斷努力，當中更不乏有傑出表現的人。我們承認以上提及的上網行為會令一些家長、老師及青少年遇到困擾，但是我們亦要對青少年的問題抱積極的態度，因為當我們能與青少年一起渡過成長的危機時，他們便能超越個人的歷史，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將來。要處理網上成癮的問題及協助成癮者重投正常生活之中是需要多方的努力，除了個人及家長外，還需要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等配合。我們必須明白每位成癮者的成因都可能不同，對症下藥地協助他們才最重要。不過，重要的是我們介入時的「態度」，而不只是介入的「技巧」。倘若我們能放下權威及面子，以伙伴的關係跟青少年相處、對話及同行，他們上網成癮的問題定可迎刃而解，青少年與家人的關係也可以復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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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香港特區政府跟隨聯合國大會向各國政府的呼籲，提出重視家庭和諧與建構家庭友善社會，一些政黨、立法會議員、相關的政府部門和部份社福機構亦相繼踴躍 回應，透過不同途徑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措施，主要包括經濟援助、增加家庭資源、建構家庭友善工作環境、降低育兒家庭就業障礙、加强幼兒教育支援、幫助兒童健 康成長和促進性別平等。但是，政策成效似乎不大，家庭功能近年仍在減弱。本文嘗試探討其原因，從而找出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的障礙與強化家庭功能的其他措施和 方法。

引言

發展經濟學指出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中，佔著重要而決定性的地位。人力資源的生產力可以透過教育來提升。「家庭」是嬰孩出生後，最先接受教育的重要地方。兒 童從小得到良好的培育，成長後對社會作出貢獻；相反，若兒童缺乏正面栽培，長大後需要更多社會資源糾正，社會成本增加。因此，相對於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對 於個人的成長及社會的發展同樣重要。

2000年聯合國大會呼籲各國政府應透過不同層面的政策和措施，建立「家庭友善」的社會，並鼓勵民間機構對強化家庭功能的策略進行深入研究。部分實證研究 顯示「家庭友善」政策可提升勞工生產力和改善工作表現；同時，員工轉職現象減少，強化對企業的忠誠度。由此可見推動「家庭友善」的政策對於人力資源及經濟 發展有著深遠和正面的影響。

近年，香港特區政府亦提出「建構家庭友善社會」等理念，而部分社福機構和政治組織開始積極透過研討會、調查研究和建議書等推廣家庭友善政策；一些立法會議員相繼提出相關議案，[1]而相關的政府部門也積極宣傳家庭友善措施，[2]其中主要包括經濟援助、增加家庭資源、建構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降低育兒家庭的就業障礙、加强幼兒教育支援、幫助兒童健康成長和促進性別平等的相關措施。

可是，政策的施行往往存在矛盾，而且不夠全面，再加上種種因社會發展而衍生的問題，令家庭功能不斷減退。但政府施政的著力點往往在於「治標」，以致家庭功 能進一步被削弱。有見及此，本文嘗試探討箇中原因，從而找出阻礙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的相關因素，以及強化家庭功能的其他措施和方法。

 家庭功能逐漸喪失的原因

從社會的角度看，香港隨著經濟成長，貧富懸殊的問題愈益嚴重，導致家庭功能逐漸喪失。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簡稱「社聯」)發表的「香港社會發展指數2008」[3]顯示，雖然整體社會發展較以往幾年有輕微進步，但未能惠及各個階層，令家庭功能被削弱，而箇中原因是低收入家庭的經濟能力不足。全港有五十萬個低收入家庭，他們大部分沒有能力購買現今一般家庭都能擁有的簡單電腦設備，部分家庭甚至沒有能力支付子女開學的使費。[4]當貧者越貧、富者越富，草根階層沒有像富者一樣充裕的資源去栽培小孩時，長此下去有可能形成「接代貧窮」(即一代接一代的持續貧窮)，導致愈來愈多貧窮家庭的出現，這些家庭因為財政上的煩惱很容易忽略「關愛」的重要性，最終只會進一步削弱家庭功能。

脫離貧窮線的家庭也會出現家庭功能弱化的問題，每周工作時間長、工作壓力大，影響對子女的照顧，令家人的關係逐漸疏離。另一方面，單親家庭數量大增，衍生不少照顧兒童及青少年問題；家庭暴力個案大幅上升，幼童不能得到妥善照顧，都會令家庭功能逐漸喪失。

從經濟的角度看，生活費用不斷上升，實質工資不斷下降，令配偶雙方的收入對家庭的生計均變得愈來愈重要，而養育小孩的機會成本(代價)也隨之上升，嬰孩出生率亦因此下降，這意味著社會上的家庭數目會愈來愈少，家庭功能也因此而被削弱。

傳統上，男女的薪酬和工時之差距不小，而工作時間較長地區的男性參與工作的機率遠高於女性，[5]縱然女性如男性般出外工作，傳统「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仍強烈，女性仍被視為照顧家人的主要人物，如果職場環境不能提供足夠的彈性讓女性履行她對家庭的責任，一方面會導致婦女工作表現下降，另一方面會減少對家庭成員的關愛，從而令家庭關係緊張。

由於夫婦均需要在外工作，一家人共聚天倫的時間減少，父母陪伴子女的時間被電視、電腦及電子玩具等物質所替代，而「傳統家庭的晚餐」(聚首一堂，共聚天倫)的時間也減少了，家長與子女互相溝通及了解的機會也隨之減少。女性勞工的參與增加，導致市場代替家庭(家庭生產)；[6]長 此下去，會對家庭造成負面的影響。從政策的角度分析，家庭功能喪失的原因有時可能來自政府的政策；外國個案顯示，若政府的社會褔利計劃傾向於照顧貧窮女 性，或單親家庭，社會資源也會傾向貧窮女性或單親家庭，結果就好像處罰雙親家庭一樣，同時亦可能間接鼓勵離婚(因為雙親家庭所得到的社會福利較少)。這 樣，原本出於好意的福利政策，最終反而偏離最初的理念，間接增加了雙親家庭的負擔，長此下去，家庭的功能也會因而逐漸喪失。

從社會價值觀的角度來看，隨著宗教信仰的式微、人們追求個人主義，著重自我多於履行社會及家庭的義務和責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漸漸缺乏宗教信仰所主張的 「關愛」，聯繫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往往是個人利益，而非發自內心的「愛」。當每人都只關心個人利益，「注重群體、家族的生活模式」就會轉變成「注重個人的生 活模式」。

從現代人生活模式的角度而言，現代人生活文化及科技進步也會削弱人們心目中的家庭價值。首先，隨生活文化改變、要維繫家庭有效運作也變得愈來愈困難。因為 現今的「消費者心態」( 用完即棄)生活文化，令人們的婚姻觀也改變，認為「合則來，不合則去」，只要我覺得不開心，便會選擇放棄，離開家庭，結婚容易，離婚更易。
隨著時代變遷，科技日新月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來愈疏離。在未有電視機的年代，人們飯後的時間一家人都會聚在門前一起與鄰居們談天。到電視機出現後，人們飯後的時間便一家人留在家中觀看電視節目，與鄰居的關係當然不如從前。

現今資訊科技發達，互聯網的互動性強，消息傳播快捷，不受時間和地域的限制，也不用同步相向溝通(留言系統)，講者不需理會聽眾是否在聽，聽者也未必需要 回應，簡化了分享資訊或感受的限制，而且跟朋友或陌生人分享事情的新鮮感遠遠大於與父母促膝長談，以致子女容易跟朋友或陌生人在虛擬世界中分享事情(或私 事)，而減少，甚至拒絕與父母面對面分享。即使子女願意跟父母家人談話，家人的關係亦可能依然因為電腦而變得疏離。有些家庭可能每人均有一台電腦，他們即 使是住在同一屋簷下，平日可能只是靠電子郵件來聯絡，更甚者，他們只是坐在對方身旁，寧願用MSN來對話。在虛擬的世界裏，人與人的溝通就轉化為網上一堆 堆的文字或符號，即使人們在MSN聊天室中傳來一個代表笑容的符號，也難以知道對方是否真的笑著，所以人與人之間就好像被一個又一個「視窗」阻隔，最終， 人的「心窗」更難被打開，所以人們應遠離電子科技的負面影響，重拾傳統家庭聚會的樂趣。

鄰舍關係也不再像從前一樣。鄰居相處的心態有所不同，以前當家庭中出現衝突，鄰居就會扮演調停者的角色，平息衝突，各家各戶的小朋友都會在閒時一同玩耍。 現在鄰舍關係都疏離了。當家庭出現糾紛時，鄰居大多數都不太理會，甚致連鄰家姓甚名誰，也不會知道；因為有些人會覺得這是別人的事，不要多管閒事，所謂 「打牌猜拳之聲相聞，致老死不相往來」。故此，當家庭出現問題時，就缺乏鄰里朋友作出調停，令家庭的維繫更為困難。

以往家庭是避難所，當遇上困難或不愉快的事情時，家庭總是能夠提供支援，是一個可以讓人心靈及肉體歇息、消除煩惱的地方;可是現今人們的關係疏離，一家人 的關係仿佛並不存在，只要不合心意便容易與其他家庭成員發生衝突，結果家庭不再是一個共同面對問題、讓人心靈得到慰藉的地方，反而變成了問題所在。

「家庭」對於人力資源有著深遠的影響，可惜家庭功能的減退，產生很多家庭及社會問題。因此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亦跟隨聯合國大會呼籲提出有關重視家庭和建構家 庭友善社會的措施，各界的行動百花齊放，社福機構和政治組織積極透過研討會、調查研究和建議書等推廣家庭友善政策，一些立法會議員相繼提出相關議案，而相 關的政府部門也積極宣傳家庭友善措施。

「家庭友善措施」

「家庭友善措施」是透過增加家庭資源和加強工作安排的彈性等措施以協助父母平衡工作與家庭，讓他們在工作的同時，又能兼顧家庭的責任，這樣不但能增加就業，[7]而且能確保兒童福利和性別平等社會目標。「家庭友善措施」是以支援家庭功能和加強家庭凝聚力，實現經濟平等和社會和諧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家庭友善措施不能達成所有目標，而是在不同措施目標下達到適切的平衡。[8]
推行友善家庭措施的趨勢及觀點，整體歸納如下：[9]
 
1. 增加家庭資源（如:提供經濟援助、增加照顧時間）: 分娩假期、男僱員侍產假期、照顧早期嬰幼兒的育嬰假期、托兒津貼、兒童津貼、家庭津貼、負入息稅及貧窮家庭的開學雜費補貼等，都能在時間及財政上支援低收 入家庭；另外，提高子女免稅額、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等措施，不但能提供經濟誘因，促進婦女的工作參與率，而且能讓兒童得到應有的成長和學習環境；
 
2. 建構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降低育兒家庭就業障礙(若「職場」對「家庭」不友善，所有措施的效果將難以落實): 部分工時制、彈性工時制、家居辦公、職位共享（例如；二人分擔一份工作）、促進全職及部分工時員工的工作的轉換、壓縮工作周(例如: 五天工作)，育嬰假期與照顧家庭假期等。工作時間較有彈性，可以方便家長妥善安排照顧子女及工作的時間，同時，有關政策亦能維持家庭收入，避免因財政上的 問題而影響家庭和諧；
 
3. 降低幼兒托管成本、改善幼兒服務及扶助兒童健康成長：例如僱主可以提供育嬰假期，而較大型的機構，可以在工作地點附近加設幼兒中心，讓父母更安心工作；提 升幼兒教育質素和就學兒童課後照顧等(輔導及情緒發展)，並特別針對基層家庭兒童的成長，確保他們的潛能不會因家境問題受限制；
 
4. 女性育嬰假期的比例明顯仍高於男性，反映職場性別差距仍然存在。若要鼓勵父母在工作及照顧幼兒上更為平等付出，政府應提供更多誘因及措施，例如性別平等的育嬰假期日數，鼓勵男性多分擔家庭責任；

5.推動家庭教育，灌輸正確的家庭價值觀念：鼓勵學校在現行的學校課程，加入家庭友善教育，增加親子活動，並邀請子女父母一同參與；

6. 加強家庭教育及婚姻輔導，提高家長照顧及培育子女的能力(特別是單親和再婚家庭)並額外增撥資源給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加強預防性措施，支援「高風險家庭」解決實際問題；

7. 改善基層家庭住屋環境及社區設施、提供更多公共活動空間進行親子活動，幫助兩代同住一區，方便互相照應。

政府已積極推行以上部分措施，根據社聯、[10]平機會與婦女事務委員會[11]分別做的調查發現，市民最歡迎僱主實行的家庭友善措施主要為五天工作制、家居辦公、彈性上班時間、男僱員侍產假期、照顧家庭假期等 ，令員工能分擔家庭的工作，享受家庭生活，使生活和工作之間取得平衡，同時藉此提升生產力，令公司最終也能夠受惠，達到雙贏的局面。

措施問題

不過，有關的措施未必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因為政府的政策往往未能全面顧及問題的本質及核心的服務對象，純粹增加假期和資源也不足以加強家庭功能，政府往往忽略了社會上不同階層人士在推動家庭友善措施上所遇到的問題，以致政策上往往存在矛盾，甚致衍生了不少其他問題。

政府一方面主張推動和諧社會，另一方面又制訂一些措施，令有關部門難以適從，社工及老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的工作量大，壓力也不少，試問如果他們因為工作，影響到自身家庭，那麼他們又如何去幫助別人？先以教育界為例，「量化評核」、[12]「殺 校」等問題令老師的壓力大增，原本「作育英才」的使命，如今卻變成了一份辛苦的差事。老師、校長為免被政府「殺校」，確保收生足夠，就要披星戴月，追求 「合格率」及「收生率」，處理煩瑣的行政事務。面對如此大壓力的工作環境，老師本身已心力交瘁，而他們對家庭的照顧亦可能因為工作量大而相對減少，甚至令 老師自身的家庭也出現問題，試問這樣一個老師又如何去推動和諧社會，幫助學生？多配資源給學校幫助學童學習，但也帶來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壓力問題，跟「家庭 友善措施」概念自相矛盾。

此外，推動家庭友善，應該鼓勵親子活動，而非增加生活壓力，但有些所謂的「親子功課」，其實只不過是要求由父母代替子女完成有關功課而已，因為那些功課過 於艱深，學童難以應付，結果做功課過程中不但沒有達到「親子」的目的，反而家長因為親子功課而發生爭執的事件時有所聞，為父母帶來壓力，最終得不償失。故 此，部分國家，沒有假期功課，方便家人能好好利用假日享受天倫之樂。可惜香港不少學校給予學生太多假期功課，為求「堆砌」好成績，結果假期都變成留在家中 做功課的日子。筆者亦發現有些學校給家長一份清單，列明學童還未達標的地方，要家長幫學童改善，而老師主力在行政事務及協助學校推廣活動。這樣情況，實在 是責任上的本末倒置；說到底，這也是政府政策的問題。

另一方面，政府雖然「致力」推動家庭友善措施，但其政策上明顯存在矛盾。在社工的行業中，政府規定非牟利機構要採取一筆過撥款政策(lump-sum grant)，此政策原意是方便社工團體自由調配資源來安排不同活動，但這往往會引致「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出現；在一筆過撥款制度下，非牟利機構社工的薪 酬表與社會福利署(簡稱「社署」)的社工有所不同，因為社署所採用的不是一筆過撥款政策，長期而言，社署社工的薪酬會較多而穩定，但工作量相對於非牟利機 構的社工一般會較少(或大致相等)。雖然，社工是本著良心為社會服務，其重點不在於金錢，但社工畢竟也是「人」，他們(尤其是前線社工)也會有工作壓力或 財政上的困難。他們都投資了相同的時間和金錢接受專業訓練，但待遇就相去甚遠。長此下去，只會令社會福利行業士氣低落，更甚者，會影響社工本身與家人的關 係，最終會影響家庭友善政策的推行，形成惡性循環。2009年3月1日，五十名社工在灣仔的社署總部外，發起三十六小時絕食，要求政府改變整筆過撥款制 度，就充份反映了政府政策上的矛盾。[13]

其次，在一筆過撥款政策下，社會福利的質素會下降，令政策與原先推動的家庭友善理念有所相悖。福利機構為了節省開支，機構管理層即使不情願也要在員工身上 「打主意」。因為撥款是固定的，但社工及福利助理員的工資會按薪酬表增加，為了節省資源，社工的薪酬及待遇都會變差；有些年資較深的社工可能反而會被裁 員，因為他們的月薪可以高達四萬之多，而用相同的工資，可以聘請多個年資較輕的社工或活動助理(programme worker /assistant)，最終形成新舊員工薪酬不公平，甚至會令到那些懷孕或體弱多病員工遭受歧視，這樣會影響社工的士氣，從而降低社會福利的質素。

另外，政府的政策與福利機構的合作關係由以前的伙伴關係變成現在的「買賣關係」，這也會影響社會福利服務的質素，削弱家庭功能。從前，政府是以「實報實 銷」的形式向福利機構提供活動經費；如今，政府則以投標的方式「購買服務」，不同的福利機構都要向政府提交標書，建議用最少資源，做到有關的活動。在這情 況下，社工的壓力就會更大，因為他們要為有限的資源而費神，把大部分的心力放在資源調配上。

而現時社工界一般採取合約制，令社工要擔心續約的問題。問題是社工是一種十分專業的職業，如果未能續約，就難以再次投入勞動市場。這樣，社工更難專心於服務社群，社會福利活動的質素也會因而受到影響，說到底，最終受害的也是「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14]

所以，若政府要貫徹始終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就得減輕他們(老師和社工)的工作量及壓力，並且提供穏定的工作環境，這樣才能消除政策上的矛盾。

要享受天倫之樂，政府應該鼓勵家庭活動。可是，香港的交通費用昂貴，佔普通工人的工資較大。例如：一家四口住在元朗，如果要到海洋公園或離島遊玩，又或到 港島探親，低收入家庭確可能不易負擔，所以政府應該如一些外國措施般給予家庭假日交通優惠。如今公共巴士公司卻倒行逆施，為了增加更多的收入，給予老人的 乘車優惠由假日改為平日(即取消假日「一元乘車優惠」)，[15]增加家庭假日共聚成本。此外，政府亦可增加文化、康樂優惠，甚至放寬泊車限制，補貼家庭活動，如本地遊津貼等。如果沒有這些優惠，一些收入較低的家庭較難透過假日的家庭活動來增進家人之間的感情。

另外，政府應該加強家庭教育的宣傳。這不是單靠一個部門就能達成，而是要所有部門凝聚共識，共同推動，而宣傳也要注意對象，不應只有口號。一些宣傳口號不 但沒有定立明確的宣傳對象，而且不合乎社會現實的情況。例如，政府宣傳「求學不是求分數」，這廣告不是向兒童說，而是向家長說，目的是不要增加子女的讀書 壓力。可是，在「合家歡」時段播出此宣傳片，卻變成提醒子女「教訓父母」，不要再計較他們的分數高低，不要再强迫他們讀書。當然，「言者無心，聽者有 意」，原本為了減少父母給予子女的讀書壓力，卻增加了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最終破壞家庭融洽的氣氛。

政府往往在推動親子活動的同時，亦有阻礙家庭活動，筆者多次見到不少車輛由於假日找不到泊車位而停在沒有阻塞交通的地方，最終被發出告票罰款。本來一家人興高采烈，但因告票而掃興，甚至有夫婦為此吵鬧收場。[16]

建議

其實，要推動任何政策(包括家庭友善措施)，難免牽涉資源運用，但問題不是在於決定做甚麼、做多少、如何做，而是在於為誰而做。上述「求學不是求分數」的 例子反映出政府只集中在減少學童的讀書壓力，但忽略了對整體家庭和諧的影響，結果弄巧反拙。除了政府外，公司或機構的態度也極為重要。即使政府積極推動， 但是公司或機構執行不力，只有口號而沒有任何實際的行動及定立明確的對象，再多的宣傳也只不過是「空口講白話」，根本解決不到任何問題。

在實際和可行的情況下，落實公共政策，需要先就建議對家庭的影響作全面研究及評估，而非找一位高官統籌各部門，便能在推行有關政策時，朝著強化家庭功能的 方向發展。當然，要推行家庭友善措施並不只是政府或個人的責任，而是要整個社會的配合。另外，施政時不應該只為了評級，只懂跟著國際潮流的做法，「人有我 有」施政思維，反而應該要持之以恆，對症下藥，這樣才能夠達到建立「家庭友善」的社會的目標。

一直以來，教會在宣揚「關愛」及「重視家庭」方面都做得不錯，對象清晰，目標明確，所以在如何促進家庭關係、宣傳家庭和諧等問題上，與教會合作或向之借鏡是一個可取的選擇。

結語

其實，問題的核心往往在於人格特質與品格修養。如首段提及，「家庭」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最先讓人接受教育的地方。在一個家庭裏，父母的言教身教影響著子女成 長以及待人接物的態度，所以家庭環境不但影響家庭的和諧，更影響兒童長大後的人際關係!曾有一位作家這樣說：「前蘇聯社會學家H‧尤里克維奇研究發現，一 樁婚姻的命運，不是由男女雙方結婚時感情的多寡來決定，性的吸引力作用則更低，真正起壓倒性作用的是夫妻雙方的人格特質：是否善良、自私與否、能否約制自 己的慾望、能否以對方的感受為感受等等。這些人格上的特質，要比肉慾和愛情更多地決定夫妻間如何互相對待，彼此心靈上接近到何種程度。」[17]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庭功能，終歸也是個人的人格特質問題。

這是社會最需要，也應是社福措施的主要目標。

摘要
今天香港的青少年出現的偏差行為問題十分嚴重，有人認定這源於青少年缺乏家長照顧，或是帶有標籤性以為低收入、新來港、單親家庭成長的青少年必定會有較多問題。但現今青少年因要面對種種教育、學習壓力，以及無法滿足家人的期望與要求，繼而產生成種種偏差行為、成癮問題的情形亦非常普遍。而在很多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個案中，生活苦悶、缺乏目標、日子空虛和無聊等等原因，也會導致他們參與偏差行為或上癮。「我又忙，卻又悶」這兩個本不類同的特質，同時在他們身上顯露出來。本文就香港現時在學的青少年生活作息、學習及習慣等情況，以及出現的偏差行為（Deviant Behaviour，如講粗口、沉溺行為、上網成癮或夜歸等問題）作出相互的比對，疏理出現今青少年「我又忙、卻又悶」的問題模式的源由，以及其與沉溺及偏差行為的共融效應。
 
青少年偏差行為：本港現況
 
「偏差行為」（Deviant Behaviour）是指在一個社會或文化體系內，一些行為脫離了整個社會或文化體系中，共同接受或承認的行為、價值觀及道德標準，或與這些引發衝突的行動。偏差行為既不能得到社會及各團體所接納，也脫離了自身文化所能夠容忍和支持的標準。[1]香港青年協會於2009年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有關操行方面的偏差行為當中，超過七成受訪青少年（72.2%）表示，在過去半年中曾經因故講粗口；過半數被訪青少年（57.1%）表示，曾有抄功課的情況；四分之一（26.3%）被訪者曾以詐病為藉口而逃學。生活習慣方面，調查發現接近四成（39.4%）被訪者在過去半年曾經飲酒；接近兩成三（22.6%）被訪者表示於過去半年曾瀏覽色情網站。夜歸問題（於凌晨後才回家）的情況亦十分普遍（56.6%）。最後，分別有一成多被訪者表示曾打架（15.0%）或在街上進行塗污（10.4%），曾偷偷吸煙的被訪者也近一成（9.1%）。[2]
很多人認為，現時本港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是與他們的家庭背景、或交友「誤入歧途」等原因有關。但一項有關青少年罪行的研究結果顯示，只有一成多（12.3%）曾參與違法行為的青少年，來自低收入家庭（每月家庭收入少於10,000元）。超過三成（34.3%）的違法青少年，其實是來自收入較高家庭（每月家庭收入在20,000元以上）。青年人參與偏差行為（如：狂野派對）的原因不單純是娛樂，更是為了抒發因缺乏父母照顧、缺乏朋友、學業成績不理想等事件引起的負面情緒，同時也可以從中取得朋輩的認同。[3]事實上，很多關於青少年的輔導研究顯示，偏差行為往往是多元性的，主要引發因素可分為：
 
1.     未成熟的行為(Immature Behaviour)； 
2.     不安全的行為(Insecure Behaviour)； 
3.     無秩序的習慣(Habit Disorders)； 
4.     同儕問題(Peer Problems)； 
5.     違反社會規範行為(Antisocial Behaviour)； 
6.     集中力低(Attention Deficit)； 
7.     學習困難(Learning Disabilities)； 
8.     家庭危機(Family Crisis) [4]等。
 
以上這些問題，基本上普遍存在於各階層背景，而並不限於低下或功能不全的家庭裡。事實上，更多的中產或以上，或是經濟和照顧能力頗高的家庭中的青少年，亦會出現類似誘因，引發出偏差行為。在這群有偏差行為的青少年當中，生活苦悶、缺乏目標、日子空虛或「無聊無o野做」都是他們走向種種偏差行為的主要遠因。相反地，朋輩聚集繼而相互影響，只是偏差行為的「觸發點」。例如，在一項於2007年發表，有關校園濫藥現況的調查發現，在被訪的11-13歲年齡組別的同學中，最多人認為自己持續濫藥的原因是「好奇」（18.92%）、「減輕壓力」（13.51%）及「消愁解悶」（10.81%）等。[5]
又忙又悶：偏差行為的一個成因
按現時香港教育制度的繁忙程度與壓力來看，因「消愁解悶」導致有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大有人在。這情況除普遍之餘，也確實令人費解：因為香港同學的校園生活其實頗為忙碌：除了日常功課，還有放學後沒完沒了的「豬皮蘿蔔」，[6]以及各式各樣的補習班，晚上回家又要趕做功課和為考試測驗溫習。在平日放學後及週末期間，學校和家長亦一早已為子女安排不少課外活動，按理同學生活應當是充實的（見圖一）：
 

圖一：一般中學生的作息時間表
 
究竟「忙」和「悶」兩者如何結連？這可從兩方面入手分析。首先是時間和生活習慣方面：（圖一）顯示，同學每天花了好大部份時間讀書、補習及做功課：本港全日制學校上課時間約為8-9小時。同學放學後，大多需要參與專題研習，留校補課，或是到補習社補習等，這額外的學習時間約為2-3小時。回家後，學生仍要做當天的功課或溫習，這又多花約2-3小時。若再加上週末回校補課或在週末上興趣班的話，星期六可能也用上2-3小時學習。如有學習樂器的話，平日更需多花時間練習。這樣一算，學生平日的學習時間已佔去日常作息時間的一半（54%），如果撇除睡眠的8小時，學習時間更高達八成（81.25%）。事實上，這樣高密度的學習生活，是相當枯燥的，無怪乎香港學生時常埋怨上學沉悶了。
 
另一方面，香港的出生率長期偏低，核心家庭成為本港家庭的主流。家中的孩子，往往成為整個家族的「寶貝」，萬千寵愛在一身。當然從好的方面看，現代孩子能在物質、資源豐富的家中成長，家長盡心呵護，對孩子各方面的生活安排得無微不至。但從壞處來看，孩子同時也會背著來自家長的壓力，或是對自身過高的期望。當自己達不到預期的成續或目標時，容易迷失。而孩子在「溫室」成長，抗逆力不足，遇到挫敗時也容易導致偏差行為。
 
香港家長對子女成長的壓力之大，期望之多是有蹟可尋的。民主黨於200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香港家長建議子女參加的暑期活動首三項為：「補習班」（39.5%）、「社會服務機構舉辦的暑期活動」（20.4%）和「暑期工」（15.8%）。這顯示了縱使在暑假，家長仍要子女繼續「學習」，反映現時的教育制度令家長偏重學科成績之餘，也可見子女所受的壓力。[7]另外，香港青年協會的調查顯示，首三項會考生的壓力來源是：「對自己的要求」（25.7%）、「父母的要求」（15.2%）、以及「擔心升不到預科或大學繼續學業」（14.5%）。[8]
 
所以，學生無論在時間分配上，或是個人自身成長，以及家長的期望與壓力，都可能造成他們既忙於學業、但也苦於學習，又忙、又悶、又沒有滿足感的生活，成為他們犯上偏差行為的遠因。自身的不滿足、老師和考試的要求、父母的不諒解、加上同學們的「同病相憐」，容易觸發朋輩和同學一同參與偏差行為。
 
偏差行為有力的傳播者：互聯網
 
至於偏差行為如何在朋輩中蘊釀和傳播？互聯網會否是「媒人」？隨著數碼科技的發展，家家有電腦，人人上網，造就了獨特的青少年網上次文化。現時在MSN，討論區和各式各樣的網誌上，不難發現青少年彼此交往和訴苦。他們往往是「同病相憐」，因而將生活上的不滿，生命缺乏目標等負面情緒放大起來。更甚者，他們會互約出來相聚、遊玩，甚至參與不同的偏差行為。
自推行「2008年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後，香港互聯網發展一日千里，向建設「數碼城市」的目標進發。[9]市民受惠於各式各樣的互聯網絡服務，Wi-Fi無線上網熱點滿佈，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進步帶來無限機遇，帶動高增值商務發展。人人一機無限上網的同時，互聯網發展卻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帶來嚴重影響：青少年明知自己沉迷上網，生活失卻平衡，上網打機，交友通訊，通宵達旦。[10]在大家都走進「人人參與，時時互動」的Web 2.0文化的時候，家長和長輩卻沒有「更新」網上文化的認知和價值觀，還停留在被動接收的Web 1.0模式。有研究發現45.5%的受訪同學接收過同學傳來的惡作劇，當中超過五成更曾接收過不雅信息。[11]
 
家長方面，明知自己子女有上網問題，卻又無計可施。有調查發現，48%受訪家長承認自己不懂監管子女上網，防止他們接觸不良資訊。[12]學校方面，老師明知學生沉溺互聯網，唯大部份「案發現場」是在家中，也是束手無策；唯有苦苦勸戒，或是也「跳進網裡」，尋回這些迷失了的學生。
 
簡單來說，現時青少年互聯網問題的盲點，是「家長不懂監管，老師無從跟進，同學不能自拔」：而這惡性循環使青少年形成了一個自我封閉的次文化空間，對家長及社會充滿敵視，互聯網成了鼓動青少年參與偏差行為的平台。這不單影響了學生的成績和操行，更因學生、老師和家長之間關係的內耗，嚴重削弱了青少年、學校和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家長們：孩子仍聽你的
 
那麼，作為家長、老師的長輩們，是否真是束手無策呢？面對這班愛理不理的暴風少年，責打苦勸都沒有作用的時候，家長們真要放棄對他們的管教嗎？文首引用的香港青年協會（2009）《青少年偏差行為知多少？調查報告》，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報告除了調查青少年普遍存在的偏差行為外，同時也調查青少年如何改過的歷程。青少年犯錯時，他們會聽誰的教導繼而改過呢？與大部份人的認知不同的是，調查報果顯示，有最多被訪青少年表示，母親對他們的教導最有幫助，佔三成七（37.2%）；其次是父親的教導（22.2%）；另有接近一成四（13.7%）被訪者認為老師的教導最有幫助。[13]另一方面，現今的青少年，其實對傳統的家庭觀念和倫理關係，仍是十分看重的。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的一個關於會考生的調查指出，超過八成應屆會考生都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我重視我的家人」、「我珍惜與家人一起相處的時間」和「家人會互相幫助和支持」等語句。[14]
 
結語：由溝通開始
 
作為家長，又應如何與子女有更好的溝通呢？首先，家長要努力建立具「質素」的家庭時間，使父母及子女能互動溝通。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發表的《兒童眼中的快樂家庭調查》指出，在十二項快樂家庭元素中，最多被訪者選擇的項目包括「家人和諧共處」（69.1%）、「開心及輕鬆的家庭氣氛」（40.1%）及「家人互相體諒」（36.9%）。這些都是相當平實的待人接物態度：和諧相處、待人以禮和互相體諒。調查也指出，被訪者對物質生活的重視程度，其實遠比與家人相處的質素，和家人共處活動的為低，「我能有一部電腦」、「家裡很有錢」及「我常常有新玩具」等物質生活選項均排於第九至十二位。[15]這對香港時常被形容為「物質享樂主義」的社會文化，實在是一大諷刺。
 
從溝通說起，傳統的管教模式，現有修正的必要：教訓、督責子女好好完成學業，本意良好，但子女受高壓的管教，容易形成「我只做好呢份工」的心態：只要做到爸媽最低的要求就算了，自己不會再積極的去做更多，主動學習更多，他們失去學習動機，做事馬虎隨便。現化的教育方式，著重雙向溝通，互相明白對方的需要和期望。爸媽應解釋清楚對子女的要求，督責前要說明教訓子女的原由和目的，督責後要多聆聽子女的意見，以理服人，而不是強權威嚇；要子女明白自身的問題，多於只有痛苦被害的感受。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一項家長與子女溝通調查發現，三成的受訪兒童覺得，父母說羞辱及貶低的話，令他們最受傷害，如說子女「笨」、「蠢」、「無用」、「衰格」或「廢物」等等。[16]
 
而作為一家之主，卻常在外工作的父親們，更需要學習「現代父親」模式：不只督責，不要痛罵，乃是要用「耳聽、口傾」的方式與子女溝通。除了要顧家努力工作，養活一家人，爸爸還得人在心在的與家人一起享受天倫樂，切勿本末倒置，將工作定為生命的優先項目。[17]事實上，香港很多家庭缺乏有效溝通。香港電台一項有關親情的問卷調查顯示：高達三成五的子女表示與父親在一星期裡「完全沒有有意義的溝通」，與母親完全沒有溝通的有二成四。至於每天平均與父母進行有意義溝通的被訪者，他們的溝通時間分別只有0.3小時(18分鐘)和0.5小時(30分鐘)。[18]這顯示出家長與子女溝通的時間和效果，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聖經瑪拉基書的宣告，正是現代家庭需要的。無論是從最基本的溝通，到預防青少年誤入歧途，甚至參與種種偏差行為，實效溝通都可以叫迷惘的青少年與父母親重新建立連結，有效挽回他們。當然，期望有效的溝通，家長和老師就要多去了解現今青少年的心態、文化和溝通技巧，要「先向他們轉臉」，先關心他們；作為子女，也要多諒解父母的操勞，心平氣和的一起討論問題，切忌心浮氣燥。一家人同心合意，溝通得宜，偏差行為侵入的機會就自然減少了。

摘要
 
社聯早於《社會發展指數2004》報告書已提出應強化家庭凝聚力，然而《社會發展指數2006》、《社會發展指數2008》的家庭團結分類指數一直錄得負增長，情況不單一點沒有改善，還進一步加速惡化，錄得第五次的連續負增長，顯示本港的家庭團結問題極需要社會各界的正視。家庭團結分類指數，主要由家庭暴力個案、新婚數目及離婚個案與新婚數目比例組成。前者指示愈來愈多已建立的家庭正面對危機，後二者表示人們對家庭的觀感及行為反應。這些能為我們提供線索，討論香港家庭的狀況，提出支援的政策和服務。指數的作用，只屬是指示性質(Indicative Nature)，它並不說這些指標(如：離婚個案或家庭暴力個案)就是造成家庭問題的主因。再者，社會發展指數探討的是家庭「團結」，屬描述性的研究，我們指出家庭團結正在下降，是希望面對家庭型態多元化的現實，並提出以政策和服務支援各種家庭型態。我們相信人人都希望有健康的家庭，只是怎樣才是健康家庭，因人和家庭的處境而異。基於公義、仁愛的信念，為不同的家庭提供他們所需的支援是我們的使命，亦是協助每個家庭尋找健康快樂生活之道。
 
引言
 
關於社會發展指數的數據，大家可以從社聯網頁或相關刊物中取得一些基本資料以作參考。對社聯來說，收集社會發展指數，大概有十一年的歷史，約在1999年的時候，社聯邀請美國賓夕法尼亞洲大學Richard Estes教授，協助我們建立「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並建立了一個很大的社會指標數據庫，從不同角度去了解和描述香港社會發展的狀況。在社會發展指數中，其中有一個分類指數名為「家庭團結分類指數」，與今天大會的主題《家庭友善政策》相關。筆者將根據該指數及有關指標，略述過去十年的香港家庭團結情況及趨勢。
 
家庭團結分類指數的變化
 
社會發展指數歷年的報告中，家庭團結分類指數一直都是負數，而且連續5次負增長。2006年的數據顯示，負數值已跌到了-535。家庭團結分類指數，由3個成份指標組成：1. 新婚數目、2. 離婚個案與新婚數目比例、以及3. 家庭暴力個案數目（見圖一）。

圖一：家庭團結分類指數（1998-2006）

在過去十年，新婚的數字其實有輕微上升，表示大家對家庭的觀念未必是很負面的，有些人仍然選擇結婚。然而，離婚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在2002年的時候，離婚個案有30,000多宗，到了2006年，離婚個案已增至50,000多宗（見圖二）。至於家庭暴力個案，則上升了四倍。離婚個案與家庭暴力個案，把家庭團結分類指數拉低。
 
大會今天要討論的，涉及一個叫做「健康家庭」的概念，故有必要在此說明兩點。首先，我們的社會發展指數中，討論的是「家庭團結」，而不是「家庭健康」。家庭健康與否，是一個比較主觀的課題，我們用家庭團結，描述家庭的結構狀況，是希望避免一些較主觀概念。其次，這裡要強調的是，「社會發展指數」或其「家庭團結分類指數」，均是一項指數，其功能只屬「指示性」。當中的成份指標如家暴、離婚等，並不能理解為問題的核心，它們是一些表癥指標，指示我們思考家庭團結背後種種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結構（包括社會融和的問題、收入不均問題、因而產生對婚姻的期望和觀感等）。
  

圖二：新婚、離婚與家庭暴力個案（1998-2006）
 

家庭結構思考
 
家庭團結分類指數的第一及第二個指標，可指示我們思考人們對婚姻的期望，以及他們的行為；第三項指標，可指示我們思考現時家庭所面對的問題，例如吵架或家庭不和諧的情況及背後之社會經濟因素。事實上，要了解家庭團結分類指數，需要從社會發展的背景來理解。明白社會發展出了甚麼問題，才能明白家庭為何得不到應有的發展空間。
 
低收入家庭
 
我們社會的發展出了甚麼問題？有數方面值得留意：首先是經濟，社聯在過去十年一直有進行一些與貧窮相關的研究，最近我們發現，大概在四個住戶中便有一個是低收入家庭（見圖三）。凡不同住戶人數的住戶，住戶收入低於中位數一半以下的，我們都會稱這些住戶為低收入住戶。這個標準，乃參照很多歐美的標準而制定，部份歐洲國家甚至以中位收入的六成或以下為標準。此外，四個兒童之中，就有一個成長於低收入家庭。社聯歷年來都很關心這樣家庭的經濟狀況，並關注低收入為小孩和家庭帶來的衝擊。

 
圖三：低收入家庭情況

小家庭
 
家庭結構的另一方面也是值得留意的：多年以來，核心小家庭佔了香港家庭的絕大多數。現時，家庭成員平均人數為3名，比1996年的3.3名有明顯下跌。家庭成員人數下跌，反映大部分家庭基於不同原因，都不太願意生孩子。愈來愈多港人選擇小家庭，間接令家人之間的支援減少。
 
單親家庭
 
另一方面，單親家庭亦因為高離婚率而愈來愈多。在1996年，單親家庭的數目大概有42,000多戶，到了2006年，單親家庭已急升至72,000多戶（見圖四）。
 



圖四：單親家庭
 

在單親家庭裡，單親家長需要兼顧父親及母親的職責，既要照顧家庭，又要外出賺錢，單親家長背負很大的擔子。而且，在這些單親家庭中，愈來愈多是女性單親戶主；數據顯示，在1996年的時候，每兩個男性單親家庭戶主，就有五個女性單親家庭戶主，到了2006年，這個比例已經變為一比四。至於居住在單親家庭的兒童數目，亦有增加，在2006年有接近100,000名兒童生活在單親家庭裡。
 
跨境家庭
 
跨境家庭的增加，亦是一個很重要的、值得探討的議題。由內地人和香港人組成的家庭愈來愈多。在1996年，這類婚姻大概有2,400多宗，到了2006年這個數字已上升接近九倍，個案達21,000多宗（見圖五）。同時，現時香港每年的新生嬰兒，大部份是由內地產婦所生，而這批新生嬰兒的爸爸，雖然大部份是香港人，但亦有部份是父、母雙方都是內地人。這些跨境家庭，成為新時代新世紀裡的一種家庭的形態。
 



圖五：跨境家庭情況

思考家庭面對的壓力
 
除了家庭結構，家庭內部的關係狀況，亦需要注意和多加思考。
 
家庭衝突
 
傳統上，我們都認為經濟欠佳會引致更多家庭暴力，例如2003年沙士疫情導致經濟下滑，家庭暴力個案上升。但香港在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前，經濟情況其實是相對理想的，然而家庭暴力個案卻還是直線上升。根據社署的「新舉報個案」數字顯示，虐偶、虐兒和虐老的個案，由2004年的4,322宗，上升至2006年的7,960宗。這些數據指出，經濟問題並不一定是家暴個案上升的主因（見圖六）。
 

 
圖六：社署處理的虐待新舉報個案統計
 

長工時問題
 
其中一個影響家庭關係的，是家人見面和溝通的時間。工時問題影響家人之間的關係。數據顯示在2006年，雙親家庭裡的父或母其中一方長時間工作(一星期內工作超過60小時)的有18%。至於雙親都需要長時間工作的家庭，雖然在這七年來有輕微的下降，但整體來說，雙親家庭父母需要長時間工作的數目不少。就單親家庭來說，家長長時間工作的情況也愈見明顯。單親家長兼顧多種家庭責任，因為要工作賺錢，缺少時間照顧家庭。筆者曾接觸過一些個案，單親家庭家長幾乎要整天工作，睡覺時間只有兩個小時，這樣的情況對營造團結的家庭，都是極不理想的。
 

 
圖七：父母長時間工作的情況
 

對香港家庭團結的一些意見
 
就社會發展指數的研究來說，社聯主要關心的是對不同型態家庭的生活，作出更深入的了解、思考和討論，並構想合適方法協助它們，例如如何改變社會對單親或弱勢家庭歧視、或排斥的狀況。在分析和討論家庭團結的時候，我們不時發現社會對這些家庭及社群，有很多不理解和排斥。例如，當討論到家庭團結的時候，有些人會認為，因為現今婦女爭取獨立自主，才會有家庭問題。他們認為婦女在家照顧家庭就好，婦女一旦外出工作，家庭就會出現問題。
 
對於上述意見，社聯並不同意，亦擔心這種言論未必能幫助家庭團結，反而有可能造成了更多不必要的歧視。對於其他新的家庭型態，社聯亦期望社會能多加理解和支持。在不同的家庭型態相繼出現的新世代，社聯發現我們的社會政策環境，並未有作出適當的調整，為不同的家庭提供適當的支援。從新婚和離婚數字來看，現在多了選擇不結婚的人，而離婚的人數亦増加，平均結婚的年齡推後，生育的年齡同樣亦被推後，這顯示出當市民決定結婚與否的時候，他們背後需要考慮很多複雜的問題。當中相信有不少人是基於缺乏社會支援情況下，決定不結婚、離婚、或以另一些方式組織他們的家庭生活，面對這些情況，社會又能給予他們甚麼的支援？社聯進行社會發展指數研究的目的，便是想製造更多的思考空間，探索一些改變的可能性，例如在社會政策或服務方面可以有些甚麼支援等。
 
結語
 
香港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當大家探討「家庭友善政策」時，首先要做到的，便是對於已經出現或將來可能出現的不同家庭形態，都應該採取較開放的態度，理解他們選擇並予以適當的支援，以防止一種定形或是歧視的狀況。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同樣重要。例如，鑑於近年來跨境家庭的增加，社聯便於去年進行一個跨境家庭研究，其中包括質性的深入訪問及量性的問卷調查。我們到深圳訪問了一些婦女，她們大部份都是出身草根，在找工作、日常生活各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難。要預備來港生活，最基本的社交生活，如開口和別人談話等，也要從新適應。我們認為這一群過著跨境生活的家庭，必須得到香港人及社會政策的支援。雖然，現在這些由內地來港生活人口還屬於少數，但長遠而言，由內地婦女所生的嬰兒數目，再加上過去二十年來每天150個的單程證入境人口（雖然未必每天也會用盡配額），便可以想像這類家庭的數目在未來必定增加，我們應如何對待這些家庭呢？這是大家需要反省的。當他們有困難的時候，如果社會人士不考慮他們的立場，拒絕伸出援手，對香港長遠的社會和諧發展將造成難以想像的社會政治後果。社聯曾向林瑞麟局長表示，政府要以人為本、以家庭為本施政，在跨境家庭當中，有些來到香港、有些卻定居內地，對於在內地生活的港人或未來港的內地人，香港的政策還會否顧及他們？如果要以人為本，便不應該過分以「地域」為本思考政策配套。
 
同樣地，近年來社聯亦關注低收入的家庭。在研究過程中，有人投訴我們：「你說我是屬於貧窮，這樣絕對不行。」可以想像對那些領取綜援、或者被稱為貧窮的人，其實面對很大的社會壓力；沒有人願意被別人標籤為「貧窮」。值得反思的是，現今的香港社會是否一個共融和包容社會生活環境呢？總體來說，在香港這個崇尚多元的社會裡，有著很多不同的家庭型態，社聯進行「社會發展指數」，就是想描述社會現實情況，促進本港社會政策適當的改善，以利家庭健康發展。
 
 

 摘要
 
香港特區政府察覺「家庭核心價值與和諧家庭關係」的重要性，期待家庭議會獻策，提供家庭的支援。基督徒按聖經真理的教導，應明白基督的身體——教會需在所屬的社會及群體裡，發揮光鹽的作用(太五13-16)；也藉君尊祭司的身份(彼前二9)，扶助有需要的家庭，見證神同在的應許。本文試從兩部份闡述教會怎樣才能協助家庭實踐「屬靈牧養」：第一部份，主要從理念取向與角色定位回顧過去教會歷史與牧顧職事的發展，筆者在本文中認為屬靈牧養的定義，應從「靈性的培育」為起始點；就是在我們深處和整體的內在生命中，對神的臨在有所察覺和回應。事實上，家庭成員相互間的心靈關顧，能在不同人生發展歷程中獲得成長，塑建家庭成員擁有基督信仰的美德。換句話說，家庭既是屬靈生命操練與收割的禾場，教會就是屬靈生命培育與訓練的基地。因此，為達成上述目標，教會的牧關事奉必需以「關係成長」為取向；針對不同群體的特質提供適切的塑建。而第二部份，是塑建模式與相關途徑，靈命成長與領受神話語(誡命)，其實是息息相關的。筆者在本文將引用舊約申命記，提出塑建基督徒家庭成員靈命(復建靈程)的模式。另外，也套用James C. Wilhoit的建議，提出領受(Receiving)、記念(Remembering)、回應(Responding)及連繫(Relating)等四項進程，可帶來家庭屬靈牧養的良好效果。除上述兩項重點的講論外，本文也會向教會提出未來發展有關牧養的需要，盼望能以前瞻性的探討，主動面對當中的困難與挑戰，使我們所作的得著鞏固。
 
引言
 
香港特區政府2005-2006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提出「重視家庭」是我們應有的核心價值；並且「和睦家庭(關係)」，也是和諧社會的基石(第45條)。因應上述兩項觀念，數年間我們看到家庭事務委員會及家庭議會相繼成立，鼓勵各界參與推動有關政策。然而，政府推行至今的政策，卻多只從「福利的角度」出發，例如：提倡彈性容許僱員在家工作照顧嬰幼兒、考慮男士有侍產假陪伴妻子、或增設屋邨日間暫託的服務等。[1]
 
事實上，這些政策仍未能充份為家庭的價值；因為它只重視家庭的功能性，卻忽略對家庭關係疏離與離婚、未婚或單親家庭、暴力與自殺個案及家庭團結指數不斷滑落等多項課題的關注。[2]因此，筆者同意關啟文的建議，教會必需從「信仰、社會科學及多種角度」出發，再思家庭如何透過教會事工與策略，為家庭提供實質性的屬靈牧養；藉此才能發揮君尊祭司(彼前二9)、光鹽防腐調和的作用(太五13-16)。無論怎樣，「看顧家人」是神給我們帶有應許的誡命(提五8)；惟有義人的居所(家)才能蒙受主的賜福(箴三33)。
 
筆者將試從兩方面詮釋有關家庭屬靈的牧養。第一部份是「理念取向與角色定位」。在此我們知道在教會歷史與牧顧職事發展的要點中，家庭屬靈牧養應從「靈性的培育」為起始點；就是在我們深處和整體的內在生命中，對神的臨在有所察覺和回應。事實上，家庭成員相互間的心靈關顧，能在不同人生發展歷程中獲得成長，塑建家庭成員擁有基督信仰的美德。換句話說，家庭既是屬靈生命操練與收割的禾場，教會就是屬靈生命培育與訓練的基地。因此，為達成上述目標，教會的牧關事奉必需以「關係成長」為取向；針對不同群體的特質提供適切的塑建。第二部份是「塑建模式與相關途徑」。靈命成長與領受神話語(誡命)，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在本文筆者將引用舊約申命記，提出塑建基督徒家庭成員靈命(復建靈程) 的模式。另外，也套用James C .Wilhoit的建議，提出領受(Receiving)、記念或回想(Remembering)、回應(Responding)及連繫(Relating)等四項進程，盼望能為家庭屬靈牧養帶來良好的效果。
 
理念取向與角色定位
 
吳國樑在第一屆「華人教會處境中探尋『教牧職事』」的研討會中，為教牧職事提出十項綜合性的原則與反思。他以初期教父亞他拿修與奧古斯丁及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等教會歷史事蹟為例，說明屬靈牧養需從整全神學、高舉聖經信仰教導、生命榜樣、用心關顧、善用人才、妥設架構、反省傳統、時代需要及社會見證出發，為教牧職事帶來實質的成果。無論怎樣，若能按真實景況對上述1-2點給予改進，就已值得感恩；[3]因此我們為家庭提供屬靈牧養時，絕不能夠急亂就章，隨意舉辦聚會或活動，誤信藉此便能達到期待的目標。
 
基督徒心理輔導學者貝內爾(David G. Benner)為現代家庭的心靈關顧提出四項重點：
 
1.基督徒的靈性，始於回應聖靈對心靈的呼喚；
 
2.由家人和朋友所提供的關懷，其實是最基本又是最重要的基督教心靈關顧方式；
 
3.家庭關顧其實有助各人獲得深層的心理靈性成長；
 
4.家人(特別是父母子女與配偶之間)是非常需要「友誼的關懷」，並且要應對他們心靈深處的需要，包括心理靈性的渴望需求與掙扎，帶來全人的成長。[4]同時，貝內爾對靈性的定義是：「個人對神的察覺與回應」，並且能夠「在基督教信仰群體(包括：家庭)中活出我們的存在」；[5]這反映家庭的屬靈牧養，其實就心靈知識與靈性的培育，使我們獲得智慧，並且能看自己對神的認識(知識)為重要(箴二10)。
 
另一方面，聖經強調真實獲得屬靈成長的基督徒，會擁有基督徒美德(Christian Virtue)的成長果實。例如西三12-21所論，因着從神而來的愛心，能發揮聖潔蒙愛者生命的特質，就是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包容與寬恕，建造和諧共處的家庭生活，表達彼此順服、愛護與聽從的態度。因此，家庭屬靈牧養的取向，應以建構及發揮基督徒美德為指標，盼望以「關係為取向、成長為方向」，為弟兄姊妹及其家庭提供上述的原則與指引；能不斷調和舊有互動關係中的所知與所想，從而接受鼓勵，促進家庭各成員獲得更新。
 
塑建模式與相關途徑
 
基督徒靈命的長進，與領受神的話語是息息相關的。我們可從舊約申命記中，尋找屬靈生命基本的塑建模式。申命記書卷的名稱，有律法二讀與重申誡命的涵意，以色列民從新領受與學習神聖法典，特別是「十誡律例與聖潔典章」(申命記12-28章)，成為他們復建靈命(性)的指導。另外在申命記全卷的篇幅裡，重視的是「心靈的調校」—— 要存記在心上(四39)、勿心高氣傲(十七20)除去心中的污穢(三十6)及別放在心上(三十二45-46)；只有神的帶領、進入祂豐盛的應許，並且遵守祂的話、才能得以存活，藉此循環的模式(全書共四段即一6 -四43、四44 -二十六68、二十九1-三十20、三十一1-三十四12)，成為討神喜悅、得神愛眷的子民。因此，筆者認為教會的屬靈牧養，需針對家庭不同的年齡群體，按着個別獨特的屬靈經驗、體會與需要，幫助他們辨別內心意念與情感(緒)的實況，棄除舊有不良的行為，釐定新的行動與方向，才是屬靈牧養的指標。
 
關於達成在上述期待指標的途徑，筆者建議應留意James C. Wilhoit所提倡的基督徒信仰生命塑造4R四項的進程：屬靈的領受(Receiving)、真理經驗的回想(Remembering)、信仰的回應(Responding)及關係的連繫(Relating)。[6]試從筆者所事奉的教會事工為例，建議下列實踐重點：
 
幫助夫婦關係及子女成長的屬靈領受(Receiving)
 
每年教會可以舉辦：
 
1. 交友戀愛與青少年貞潔講座，建立婚姻家庭的價值觀；並且處理不合宜三角情感的關係、幫助弟兄姊妹正視現今家庭成員關係的問題；
 
2. 在婚前輔導的過程中，幫助適婚年齡的會眾在進入婚姻關係時，擁有健康關係的基礎；在財務、姻親、溝通與衝突問題上，有學習與調整的機會；
 
3. 針對新婚初期的需要、為鼓勵婚姻關係成長，舉辦週年慶典；並且按聖經的教導，接受父母的角色，參加產前培育、學習作父母等課程；
 
4. 當然婚後親職教育與夫婦關係的成長也是重要的，我們要按着婚姻家庭生活週期的理論(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Cycle)，為不同階段的親職與關係的挑戰，提供講座與成長性的營會。
 
家庭生活中真理與經歷的回想(Remembering)
 
若要在教會生活中傳遞家庭價值與美德的方法，我們可考慮舉辦家庭主日、親子靈修與家庭崇拜專題工作坊、或印製代禱手冊讓弟兄姊妹學習為家庭守望。要知道每一家庭都會碰到獨特事件(例如：婚喪、財務危機、長期疾病及精神問題)，能在順境之時爭取培育，也就能將神的話語及處事的原則存起來，讓聖靈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刻裡，接受神的安慰與扶助，甚或得勝苦難、確信神的眷愛與經歷祂的平安(約十四26、十六33)。這些行出真理的經歷(驗)與體會，會成為我們鞏固的秘訣。
 
群體信仰回應與關係的連繫(Responding and Relating)
 
教會既是神的家，在當中我們能一同建立榜樣見證神的真實，在各樣難處中表達同行與支援。今天華人教會的信徒家庭，不能再像從前認為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而獨善其身、各家自掃門前雪，更需要為相互家庭的需要學習守望，正視病患與情緒對信徒生活與靈命成長的衝擊。惟靠群體共處的扶助，我們才能從自我憂慮及恐懼中逃脫出來；並且藉學習回應別人所需，印證神愛的真實。相信教會對所屬會眾探訪時的安慰與祝禱，定能使各人心靈得着成長與更新。
 
結語
 
總括而言，教會在協助家庭獲得屬靈牧養的幫助，能從家庭成員關係的蛻變、信心的鞏固與延伸(Generative Faith)、美德的實踐(特別是溫柔、忍耐與寬恕)等面貌中有所確認。深願我們基督徒家庭在心靈(靈性)的發展，能從所屬的教會、家庭或朋友的關係中塑建出來；[7]讓個人在悔改歸回基督的過程中，看見關係的蛻變與改變，活出基督徒的美德。[8]筆者深信，這正是教會協助家庭實踐屬靈牧養深切的期許。
 

 摘要
本文以香港的現況為場景，從關係性展釋一個五個維度的基督教人觀，即人與上帝的關係性、人身體與靈魂的關係性、人與他人的關係性、人與自己的關係性、人與社會的關係性，並每項關係性的能動性。文章繼以關係性的倒置展示當今人性的扭曲，並在香港家庭教育着墨，尤重教育理念背後和父母與子女的相處。然後本文從五維度的基督教人觀推出連串的家庭價值教育，以及所需涵蓋的課題。

引言
本文從家長角度出發，關注家庭教育中的價值建立，目標在培育或建立整全的人。當今家庭有不同形態，本文不打算為家庭提供定義，卻假設家庭包括兩代，一般而言是父母與子女。一般來說，家庭教育的焦點，在於運用知識和技能，培育和策劃對孩子誕生、養育、照顧，為孩子提供合適的成長過程。孩子的成長當然包括孩子的氣質、生理和心理，以及多項外在因素。涉及的範圍可不少，這些並非本文所能觸及。本文以基督教思想為討論前設，相信從而引伸的價值觀，對一般的家庭具適切性。當然因着每個家庭各有特色，得按個別的獨特性加以調較。
 
因關注和篇幅所限，本文不會詳論不同的家庭結構，例如單親家庭、新移民家庭、離異家庭、寄養家庭、領養家庭、殘障和病患成員的家庭等。不同的家庭結構有不同需要，此非本文所能及。甚至傳統的雙親家庭也有不同的施教模式（Parenting Style），亦非本文所能兼顧。
 
本文以香港的現況為場景，首先闡釋一個基督教的人觀，繼而展示當今人性的扭曲，並在香港家庭教育方面着墨。然後從基督教人觀推出連串的家庭價值教育，以及所需涵蓋的課題。
 
筆者雖為教育工作者，卻非專研教育理論和實踐。因此此文只屬拋磚引玉，錯漏百出在所難免。唯望各有識之士不吝賜教，一同為香港家庭建構未來。

一個基督教的人觀
本節從基督教角度出發，提出一個對人作為位格者（Person）的理解。這理解視人為五個維度（Dimensions）的存有。
 
首先，人是被造的存有（Creaturely Being）。[1]意即人是被造物，與創造主處於創造與被造的關係。這關係包括創造主對人作恩典和慈愛的召喚，期待人以信、望、愛來回應祂。因着人是上主的被造物，是上主按着其形像被造的，是上帝所珍惜和愛顧的，因此人有尊嚴，因而構成人權的基礎。人作為被造物，其意義世界全繫於創造他的主。人內心的渴求，唯有上主才能滿足，唯有從祂那裏才能得着平安。人作為被造物的含義，同時亦包括向上主的問責交待。
 
中國人所說：「俯仰天地、問心無愧」背後所反映的，正是這問責和交待的意識。人既是上主問責的對象，因此絕不能任意妄為。換句話說，人具有連於創造主或超越者的能動性 (Dynamic Towards the Creator/ the Transcendent)，亦即人是有宗教感的存有。
 
其次，人是身體與心靈具理序性的合一（Soul-body in Ordered Unity）的存有。[2]人是具意識的位格者（Conscious Person），而意識有賴神經生物活動（Neurobiological Activity）。神經生物學是研究神經系統的細胞和組織這些細胞成為功能性電路，藉以處理資訊和傳達行為的媒介。因此人的心靈活動，有賴人的神經生物活動。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具物質的特性，也受制於生理定律。人作為心靈的存有，具情緒的反應，也受制於心理定律。影響人的心理健康，包括滿足感、意義感、盼望、自我價值等因素。人作為性的存有，身體與心靈帶着性的特色，例如身體的性徵和作為男性或女性的自我性形象。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具空間感，受四周的環境影響，亦左右心靈。環境的污染，故然對人的健康構成傷害，擠迫的環境，亦令人產生心理上的壓迫感。人作為心靈的存有，具時間性，有過去、現在、將來的意識。人的身體與心靈，恆常在互動中。在一般情況，這互動應以心靈掌管身體。
 
簡言之，人具有身心合一的能動性（Dynamic towards Soul-body Unity）。身體和心靈各有定律，卻又相互交錯，構成心靈和身體的合一體（Psycho-somatic Unity）。
 
第三，人是關係性的存有（Relational Being）。[3]個人主義的人觀，把人打了折扣。人並非首先是個人（Individual），然後才建立關係。反之，人是共人性（Co-humanity）的存有。布伯（Martin Buber）的「我與你」（I-Thou）或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我與他者（I-other），都強調人不是個獨的自我。人之為人的實現，在乎往還的相交（Reciprocity of Fellowship），愛的感通（Communion in Love），以及人作為彼此守護的合一體（Mutual Keeper – Unity in Well-being）。因此人是與他人同在（With Others）與成全他人（For Others）的存有。
 
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有意義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對人的塑造，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人與人的交往，渴求彼此了解，相契共鳴。人是與他人一起存活的存有，彼此塑造，且在成全別人中成全自己。總言之，人具建立關係的能動性（Dynamic towards Relating）。
 
第四，人是主體性的存有（Subjective being）。[4]人作為位格者（Person），是特殊（Particular）和獨特（Unique）的，是無可替代的（Irreplaceable）。這特殊性，表現於人有自己的思想、感受和意願（或選擇）。人具主體性，有自我意識、自我認識、自我抉擇、自我省察、自我評價、自我問責或責任感的特色。自我抉擇所指的，是人抉擇自己作怎麼樣的人（To Choose Whom I am to be），亦即儒家提醒人「先立其大者」的自我命定（Self-Determination）。
 
人的獨特性，包括人的時間性產生的歷史感，尤見於每個人有自己的生命故事。人的記憶，使人的生命故事成為可能，也構成人的自我身份。當人介紹自己，總離不開講述過去的經歷。人的自我意識，構成人當下的「在」。人的想像和創意，構成人對自己未來的憧憬。
 
人作為主體性的自我，在理性上求真、道德上求善、藝術上求美。求真顯於好奇心和驚訝的意識（Sense of Wonder），尋求知識；求善顯於為善去惡、問心無愧；求美顯於人的愛美天性和愛慕藝術。當然此三者彼此互動，就是一時之間無法反駁歪理，但在內心感到不妥，有違道德意識，更促使人深入理性的探求，激發求真之心。在尋求真、善、美動力的背後，是一鼓勵自我超越的能動性（Dynamic towards Self-Transcendence），超越現在的自我。
 
人又是社會的存有（SocialBeing）。[5]人的社會性（Sociality），包括語言、文化、民族、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傳媒、醫療、交通和科技等領域。這些領域，有助人與人溝通和了解、辨識和批判、欣賞和許譽，培養對社會的權利和義務、公平和公義、憐憫和關懷、法治和紀律、社群福祉（Well-Being）的意識，建立人在社會中的身份、地位和位置，促使人為社會貢獻自己、造福人群、締造文明、保育文化。人之為人，有歸屬、認受和貢獻社會的能動性（Dynamic towards Belongingness, Recognitionand Contribution）。
 

人的扭曲
 
人的扭曲，可見於人在以上五個維度的倒置。[6]人作為被造的存有，卻否定與上主的關係性，任意而行，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加爾文形容人是扭曲自己的存有。人拒絕把自己立於慈愛上主的連繫，於是人迷失於宇宙之浩瀚、大地之蒼茫。人的尊嚴失去超越的參照點，於是人無法為人權提供基礎，無法肯定自己的價值，甚至生存成為荒誕。人拒絕向上主交帳，於是內心的黑暗漸漸成為主導，發號司令。人不甘在上主那裡得着滿足，於是內心無法得着安頓，只好追逐世上有限的事物，以取代造物之主。人拒絕向造物主的問責交待，於是產生：「我喜歡怎樣便怎樣，無人有權管我！」的思維模式。
 
人作為身心具理序合一的存有，若然人拒絕聆聽身體發出的訊息，漠視身體的症狀，長期因工作過度疲勞，可令人心力交瘁以至耗盡（Burn Out）。若然人拒絕聆聽內心的感受，不加以處理，可令人心力交瘁，又或產生麻木、抑鬱等心理病。
 
人作為關係性的存有，與他人共在，為他人而活，在成全他人中成全自己。可是香港卻充斥着「轉數快、賺錢狼、批評狠」的文化氣息，流行着人身攻擊和嘲諷權貴的風氣，無奈感強，競爭不斷，怨忿甚深，缺乏信任、尊重和情意。防人意識甚強。人的關係性往往被壓抑和扭曲，以冷漠和表面交往，活在孤單寂寞中，視對方為威脅。合作只因利害之使然。縱然在身體上與他人共在，居於同一屋簷下，或處於同一辦公室，心靈卻相距甚遠。忙碌成為致命傷，人與人吝嗇溝通，也不敢開放自己，生命在膚淺關係中漸漸枯萎。
 
人作為特殊的、獨特的、不可取代的主體性存有，本應擁有自己（Possesses the Self）、認識自己（Knows the Self）、命定自己（Determines the Self），可是卻因種種原因，失去自己、欺騙自己和放棄自己。人漸漸與自己失去聯繫，不在自己或不再「在」自己（Not Being Oneself），向外投向，沉溺在黃、賭、毒或網等世界。資訊爆炸，難辨真偽，人漸漸失去求真意識。反道德、反傳統、反高尚、求出位的意識非常流行，人逐漸失去求善的意識。對外在美的追求和要求，使人漸失去對內在美的透視力。自主的選擇成為最高的主導，有說援交的「高尚」，在於擁有自主的選擇權。事實上，人自我超越的能動性，漸漸被跟從群眾或某種意識形態的被動性取代。
 
人作為社會的存有，具歸屬、認受和貢獻社會的能動性。社群和社群本應彼此接納，卻反過來互相排斥，往往在反排斥的口號中排斥異己，以反霸權來建立一己的霸權，以醜化異己來對待異見。鼓吹多元的呼聲，不時成為打壓異己的平台，把反對者定性為反多元。追求公義和反歧視本合乎人的本性，卻成為「性工作也是工作」、「性權是人權」等論調的護航。金錢至上的意識形態，成功形象的吹噓追捧，名牌效應鋪天蓋地，在市場資本主義的供求定律下，甚麼也可以出售，包括戀愛的感覺。
 
香港家庭教育的危機
 
香港家庭教育的危機有多方面，本節的討論以父母對子女學業和與子女關係為焦點。父母如何處理子女的教育，在不知不覺間把一套價值觀傳遞給子女。按筆者的觀察前者包括名校主導、競爭主導、出路主導、考試主導、投資主導和議價主導。後者包括相處困難、乖的文化、放任文化和過分保護。
 
名校效應是指家長千方百計為子女爭取入讀名校，不問孩子是否適合。既不清楚孩子是那種學習方式，也不知道該等學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模式，亦沒有考究孩子是否合乎該等學校的水準。孩子變成配角，學校才是主角。子女入讀名校，甚至成為有些家長炫耀的事情。
 
競爭主導所指的，是以比較決定高下優劣：甚至子女家中的地位，往往也取決於成績。父母要求學校更具競爭力。常聞有競爭才有進步，此說未必正確，視乎良性抑惡性競爭。可是孩子的學習動力，未必來自競爭，多來自好奇、興趣、求知欲等求真的能動性。競爭強調殘酷的森林定律，意味着一個人的價值在乎在互相撕殺中能否勝出。中國有俗語說：「人比人、比死人」。在競爭中，人傾向不把對方視為一個人，而是一個競爭對手，一個物化了的東西，需要在競爭把對方比下去。如此心態，深深影響友誼的建立。再者，若子女需要勝出才能贏得父母的歡心，即意味子女的價值，繫於他們的表現，而非他們在父母眼中是獨特的，無可替代的。
 
出路主導關心子女選擇科系，考慮只在乎將來的出路，是否賺錢的行業，卻不在意子女的興趣、性向、喜好、能力和理想。唸書變得功能化，因材施教的理念彷彿消失了。無論子女的長處和才幹是甚麼，最重要的是將來能「安居樂業」。於是不少人畢業後，幹着自己沒有興趣的行業，制造不少鬱結。教育本應培養和發揮自己的專長才幹，在信仰而言是發展上帝的恩賜，而不是扭曲上天的賜予，奉迎目前時尚的職業。
 
考試主導之所指，相信心照不宣。當教育着重考試策略，以成績為尚，學習模式往往以覆制標準答案為主，而非如何把握知識、分析問題和思考判斷；於是教育制度制造了一批「高分低能」的學生，懂得捉題目和背答案。可是對資訊的處理，事情的分辨，問題的見解、難題的解決，以至建立一套自己的學習方法，卻強差人意。若然家庭教育只在考試主導下進行，實在可悲。
 
投資主導或議價主導所關注的，是如此投資在子女身上是否值得？回報是否合乎經濟效益？這思考方式尤適用於課外活動，課外活動為的是增加議價能力，為日後升學鋪路，也為將來有「一技防身」。於是子女的課餘時間都過份「充實」。鮮有空間讓孩子發展興趣，甚至沒有空間探索自己的興趣。更遑論有閒暇，發發白日夢了！休閒被視為不能容忍的事，無所事事被認定為懶惰。做甚麼都經過效益計算！
 
至於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首推相處稀少，缺乏互動和溝通。可接觸性（Availability）甚低，父母沒有時間空間給子女，原因包括工作時間過長，以及工作壓力過大。缺乏相處令雙方懼怕相處、不懂相處、不懂談心和不懂親暱。於是影響子女日後與他人的相處。於是子女孤單感強，遂在網上向全人類傾訴，在公共空間的陌生人中尋找親暱感。

乖的文化是家庭教育的致命傷。乖的文化並不培養孩子思考、分析、判斷、異議和解難的能力。父母是害怕孩子不需要自己，失去他們？還是不願見到孩子長大？抑或害怕孩子不再聽命於自己，挑戰自己？還是害怕自己的自尊心受損？乖的文化是一種依附的文化，並不着意使子女成為獨立的人。事事需諮詢父母，由父母作主！乖的文化不單建立倚賴的意識，更建立免責的意識。
 
乖的文化的另一端是放任文化。由於現在流行反傳統的管教方式，體罰須負上法律責任，又強調親子關係，在打駡中長大的父母往往無所適從，於是事事由子女決定，由子女的喜好作主，聽命於子女，卻沒有教導子女行事為人的原則，處人處事的價值。子女成為家庭轉動的軸心，父母為子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於是制造了一批難以合作的小霸王。嚴厲和放任，往往弔詭地在同一家庭出現！
 
過去父母的父母為口奔馳，子女眾多，無暇照顧子女。於是這一代的父母彷彿彌補他們所缺乏的父愛和母愛，加上現在生活環境改善，子女少，容易對子女過分保護和關懷，事事為子女安排和出頭，唯恐子女出錯、失敗、失望或不快，於是不鼓勵冒險，窒礙子女獨立成長，也剝奪子女嘗試、掙扎或犯錯的機會。過分保護和乖的文化往往同枝連氣，令孩子日後產生不少處人處事的困難。子女出來社會工作，很容易逃避和崩潰，因為無法應付複雜的人事問題。
   
家庭的價值教育
 
父母與子女的相處，處處顯出父母的價值觀，也不經意把這些價值觀傳給子女。例如跑進地鐵「霸位」，傳達了做人不可「執輸」，切勿吃虧，每個人都是競爭對手，必須「跑贏」其他人，勝過別人，做人必須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心態。坐地鐵讓位，傳達了尊重和關懷，體恤有需要的人，對人的需要敏銳，互助互愛等價值。
 
從第二節提出的基督教人觀，可對價值教育作以下的引伸。就人的被造性而言，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因此具尊嚴，是目的本身（End-in-itself）而非達至目的的途徑（Means-to-an-end）；是故人有不可褫奪的一面，亦即基本人權所提到的。上帝賦予人意義、目的、召命，去完成上帝的托付，活出生命的意義。再者，每個人在上帝眼中人是特殊的、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的，也是上帝所珍惜和愛護的。意即人是寳貴的。
 
從人是身心理序的合一體，可推出人的身體是尊貴的，是構成人之為人的基要組件，需要尊重、保養和照顧，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健康的起居飲食文化，抗衡對身體具傷害性的活動或惡習，例如吸毒。人具物質性，與環境結連，故須培養環境保護的意識。同理，人的心靈是寳貴的，需要多多珍惜和維護，聆聽和正視內心的需要和感受，關注心理健康。身體與心靈的合一，在性方面尤其突顯。身體與心靈衝突的性行動，會對人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例如援交。

人作為關係性的存有，人與人相處，有待建立基本的價值，包括尊重、肯定、接納、欣賞、可接觸性、交待、關愛和仁慈等。[7]被尊重有助建立自愛和自尊，叫人感到有價值。被肯定，尤其個人感受被肯定，確立其真實性（Authenticity）。被接納，如冰心的：「不為甚麼，只因你是我的女兒」，叫人不用成績、表現、成功等來賺取父母的接納。被接納有助建立安全感，使人豁達和平易近人。被欣賞叫人感到有意義（Significance）。可接觸性（Availability）即騰出時間與子女相處，而不是埋首於電視、上網、電腦遊戲或家務等，共處一室卻沒有相處。可接觸性讓子女感到自己是重要的（Sense of Importance），而非電視節目比自己更優先。交待假設事前賦予責任，能培養子女的責任感和自制力。關愛叫子女感到他們是可愛的（Lovable），故不用到別處尋求愛的感覺。仁慈使人體諒他人，對人以至對已更有恩典，更知足和有人情味，以及為他人設想。
 
人作為主體性存有，需要建立擁有自己（To Own Oneself）的基本價值，意即「這是我作的」而非「這是別人叫我作的」，把行為歸因於外在的因素，例如環境、群眾壓力、別人指使等。人的創意、好奇心和想像力，都是寳貴的資源，需要得到肯定、發揮和滿足的機會。當然求真、求善、求美也是不可或缺的價值，以及對直覺的信任，從而建立個人的誠信（Integrity）。
 
人作為社會性的存有，需要培育文化意識，香港社會文化意識薄弱，缺乏文化的欣賞和批判能力，更遑論對文化的承擔感和使命感了。當然也得培養公義和憐憫的價值，互相幫助和提醒的睦鄰關係，關心孤寡老弱，身體殘障、精神病患者。對社會的責任感，關注社會政策，為社會整體謀求福祉（Well-being），盡一己的公民責任。簡言之，回饋和貢獻社會的意識，是當今家庭教育之所需。
 
以上提到的家庭價值教育，須父母身體力行，在日常生活，做人處事中活現這些價值，才能把它們傳遞給子女。
 
家庭的教育教甚麼？
 
人作為被造的存有，家庭的宗教教育讓子女感到在家中可自由暢快的運用信仰的語言，從信仰的角度看事物，以及擁抱信仰內含的價值。例如謝飯可學習感恩，為上主的賜予和供應感恩，為生產者、運送者、售賣者的勞力感恩，以及記念缺糧的人。敬拜、讚美、感恩、讀經和禱告等為基本原素。
 
人作為身心具理序合一的存有，須學習照顧自己的身體，包括生存之道、健康食品、衞生習慣、家務處理、運動作息和疾病治療。在心靈方面，需學習聆聽和表達感受，自我保護，培養興趣或健康的嗜好，運用時間和金錢的智慧等。
 
人作為身心的存有，其身體既與物質界連繫，人的存活也有賴物質世界的狀況。因此環境保護在目前迫在眉睫，包括物料的循環再用、環境污染、再生能源和溫室效應等。
 
人作為關係性的存有，人際關係的建立，實屬不可或缺。父母與孩子玩耍，構成最基本的人際關係。關係的建立包括多方面，例如交友、維繫友誼、誠懇坦白、交流心聲、聆聲和回應、尊重私隱、信守承諾、保守秘密和衝突處理等。
 
人作為主體性的存有，有求真、求善、求美的能動性。這些都有助建立自我形像、自我紀律、自我尊重、自我保護和自知之明。人既具時間性，須確立自我的歷史感，誠實和積極面對自己的過去，為往昔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賦予適切和更新的詮釋。
 
求真包括搜集資料、分析、綜合和推論等能力，以對前設、概念工具、理論批判和思考方法等反省。求真不單為「知」，從資料到知識，從知識到智慧，從智慧到意義，從意義到生命內涵，都包括在求真之內。
 
求善包括辨別是非、對錯、好壞和善惡的道德能力。香港面臨道德的危機，在公共空間有等人動輒把別人冠以「道德塔利班」、「站在道德高地」、「泛道德主義者」等稱號，或視道德為桎梏人性的霸權，或否定在公共空間的道德聲音。如此發展的確令人擔憂，使人作為道德主體無法挺立起來。因此道德教育實在不可或缺，包括拆解好些似是而非的論點，叫子女能明辨是非。
 
求美包括以藝術鑑別美與醜、透視人性、剖析現實和孕育理想。香港人的戾氣甚重、怨氣頗深，需要藝術的薰陶。批判是需要的，可是徒有批判和攻擊，可令人性扭曲！香港對藝術教育尤其缺乏，有待提升對文學、音樂、繪畫、舞蹈、雕刻、話劇和電影等欣賞能力；培養對人性、人生和社會的透視。現代家庭傾向以經濟價值統攝一切，例如學琴將來可教琴。這種思維錯失了藝術對人陶冶性情、淨化思想和提升心靈的作用。
 
人作為社會性的存有，需要關心時事，認識社會事務，對社會建制有基本認識，知道社會現實，包括社會的運作、文化和價值觀，才能助已助人，以及參與和貢獻社會。
 
結語
 
本文從一個五個維度的基督教人觀，看人性的結構和扭曲，並注目於香港現今家庭教育的問題。經斷症後，繼而從五維人觀推出家庭價值教育的內涵，並所當關注的課題。如此的家庭教育，對父母的要求甚高，相信並非單一家庭能承擔。還需多個家庭建立群體，彼此幫助和守望，共享資源，一同努力。
 
家庭的關顧和培育，是每個孩子本應享有的權利。面對香港家庭的困境，以上提出的方案，還需多方面配合才能落實。但願此文能引發更多的關注和討論，一同守護香港的家庭，叫孩子享受家庭生活，他日也能建立穩固和愛的家庭。
 

 摘要
 
現時香港正推行新的「三三四」學制，該學制改變了現行的大學及中學制度，對本港的教育以至家庭建構帶來深遠的影響。本文作者以其教育工作者、家長、以及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的多個身份，解釋「三三四」新學制對各個層面帶來的轉變和影響。透過分析新的學制、家庭及支援家庭的友善政策的相互關係，檢視各持份者如何能在新教育制度上加強對家庭的支援。
 
引言
 
今次大會給筆者的題目非常豐富，既要提到新教育制度，也要提及怎樣對家庭支援，更要處理如何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先從新學制這一方面說起，究竟何謂新學制？「三三四」新學制中的兩個「三」是指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同學就讀三年初中後直接升上高中，基本上沒有同學會被學校淘汰，而學生讀完了六年中學後便可考中學文憑試。政府聲稱新學制會減低考試壓力。雖然與舊制相比，考試少了一次，但壓力真的會減低嗎？台灣，內地及韓國等地方可以說是提供答案的好例子，在這些地方，學生能否進入大學，都取決於一次高考。面對一次「定生死」的考試，學生可以不緊張嗎？答案顯而易見。
 
香港的新學制
 
無可否認，這幾年，香港的教育制度有所改革，讓學生多了一些「其他出路」，例如進修副學士，高級文憑等課程。學生若高考英文不及格，仍可報讀副學士課程，完成兩年的課程後，仍有機會入讀大學修讀學位。不過，也有人完成副學士課程後，由於成績未如理想，無法升讀大學。面對此情況，增加大學學位也是無補於事。因為這個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學位不足，而是學生水平不達標。在外國，修畢副學士的同學，畢業後投身工作是很普遍的現象，而香港，似乎也會朝這方向發展。可以說，多元發展正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基石。

另外，在新的課程，通識教育成為必修科。通識教育的設立，是希望每一個中學畢業生，除了中文、英文和數學要有一定的基礎外，也能夠接觸不同的知識層面，尤其是對社會、人文、生活、政治、中國及香港情況等，都有一個比較普遍的認識。不單如此，通識教育亦希望透過專題探究或研討，使學生從中學習將知識融會貫通，從多角度思考問題。
 
新學制能否給予學生更大的彈性？新學制要求學生的選修科目，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即是說，以後文科學生不會只讀歷史、經濟和地理等科目，而理科生就只讀物理、生物、化學等科目的情況。在升大學的時候，中、英、數及通識及格是核心要求，大部份的大學課程不會要求學生讀過指定科目。（除了某些學科，如工程科可能會指定同學進修物理或數學科延伸部份，而醫科則可能會指明要修讀過化學等。人文科目方面，基本上沒有特別規定。）從這個角度看來，新課程給予學生更大的彈性，只要成績好，不在乎學生在中學選修過什麼科目。
 
這對於學生是否有益？答案應該是正面的。因為有些學生面對傳統的科目，譬如說物理一科，不曉得為何要修讀，讀後有何好處。新學制則有一些可以學以致用的應用學習科目，例如酒店營運、汽車科技。事實上，新制度思維的轉變是頗為偉大的：重點由老師的教學變成學生的學習。以前的知識分門別類，強調填鴨式的學習；新課程強調融會貫通，開放式的問題。
 
新學制通識科目惹來香港傳媒的爭論，有些人表示高興，從此再也不必死背書；但很多老師和同學又怕摸不清考核的要求：老師沒有信心教得好，同學也無信心學得好，考得好。一邊廂，有不少家長及老師為此感到困擾。另一邊廂，考評局表示老師、同學和家長毋須害怕新課程，因為課程的評審過程公平公正，而且準確。事實上，從考試的角度來看，同學對新課程的確不必太擔心，因為好的學生即使再差，也有個底；反之差的學生，即使再好，也只可達到某一限度。考試並不是要量度出一個絕對值，而是要反映學生一般的水平，即使學生一次「失手」，也不會全部科目都失水準。
 
雖然從教育改革的文件來看，新設的課程是周全的，但這是否表示新課程沒有問題？例如：新課程包括四個學習階段：初小、高中、初中、高中；八個學習領域：中、英、數、科學、科技、人文、藝術及體育；以及四個關鍵項目：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與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再加上九個共通能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運算能力、解難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研習能力。想深一層，教育界中，究竟有多少人真的可以掌握好這九個共通能力？
 
看來，設計新課程的人可能想得太偉大了，未免對一個中學畢業生要求太高。畢竟，一個人的人生經驗、體會或思想，很多時候，都是在完成中學階段時才開始成熟。在中學期間便要求他要有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以及協作能力等，似乎有點勉強。更過分的是，新課程還要求他們要有國際視野、兩文三語、其他學習經歷，能夠應用學習，融會貫通等，有很多教師為此感到煩惱，有些甚至提早退休。

新學制的吊詭性
 
站在家庭的角度來看，新學制是很吊詭的：一方面，新的教育制度努力地培養擁有九個共通能力，通達四個關鍵項目，學貫八大領域的人才，希望他們能夠領導香港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家長卻眼看自己的子女玩遊戲機，與自己吵架、強辯，這是否很吊詭？其實，有很多的討論是不協調的。當教育局的官員，或校長向家長介紹教育改革，介紹自己的學校要怎樣做時，很多時都會說得很偉大，若不如此誇大，家長便不會選取自己的學校。但現實裡，家長及老師要面對的問題並不是這些偉大的課程，而是請學生稍為認真讀書，這其實是最基本的問題，但有多少人明白現今的青少年呢？
 
現今社會經常批評青少年不像樣，其實他們的情況是頗值得人同情的。很多事都是成年人造成，因為社會進步，父母對兒女的要求自然高了，現今有很多學生比上一代更為聰明，但有些父母、教師仍不滿足，希望子女再聰明一點。面對如此高的期望，很多青少年都接受不了。成年人無法接受他們的不接受，便批評他們，經常罵他們「唔生性」，而事實上，上一代的父母也是如此罵過子女。
 
父母永遠認為子女可以再好一點。很多時候便是這種想法，令家長責罵孩子。被責怪的孩子不快樂，更加不願接受。對父母而言，更無法接受他們的不接受。這惡性循環引發很多衝突、摩擦，從而影響父母心情。假若父母工作壓力很大，便會引發更多問題（見圖一）。
 
圖一：新的父母——我們愛得很「苦」
父母是關心兒女的，只是很多時，很多父母愛得很痛苦，這是非常可惜的。這情況不只是一般的家庭現象，也會在基督徒家庭發生。幾位父母相聚，只要他們的子女就讀中三或中四，十個家長有九個半都在訴苦。不過，當孩子升讀高中後，父母的快樂指數便會回升，因為父母們已經放棄。
 
事實上，現今的父母非常辛苦。傳媒提倡多些錢、多些玩具、多些娛樂、多些教育；老師主張多些活動、多些功課、多些訓練；家庭教育提出多些溝通、多些讚美、多些幫助青少年；社會又指出要多些責任、多些自由、多些紀律、多些約束；父母耍多些責罰之餘亦要多些准許、多些空間、多些時間。如果父母都做這些事情，相信他們所種的「盆栽」必定枯萎。所以，家長還是不要做這麼多事情，要做，就做一些有價值的：如何支援家庭友善政策。這可從三方面來討論。
 
家校合作
 
第一是家校合作：當小朋友成長時，成年人往往都不是做自己份內的事情。家長會兼任老師，例如家長經常會在火車上教小朋友做功課，不教價值觀，不教道德品格，不培養他們的生活習慣。學校方面，學校應該教導學生群體生活，待人處事，對不同學科的熱誠等。但最終，老師究竟花了大部份時間在哪方面？培養學生品格。現今的學生不用負責任，每每有錯，都是老師的責任，成年人很少給孩子承擔責任的機會。家長應該多些安排子女做家務，讓孩子尋回自己的責任，使他們有鮮明的角色。父母不訓練，孩子回到家裡便如在酒店般，隨處掉衣服，不收拾東西。
 
所以首先，社會上每一個群體都必須做一些事，特別是家庭、學校及孩子本身，都要營造一個氣氛，讓家庭生活變得更美好。這是政府無法完成的，政府可以資助家教會的活動，支援社工一些計劃，但最終，各方面都要多出一分力。家校必須合作。這樣，對小孩子才會有好處，小孩子生活有方向，他們的態度才會改善，這樣更有利於他們成長。
 
家庭教育
 
第二是家庭教育：很多人只會責罵小孩。可是，正如一句金石良言所述：「沒有不好的莊稼，只有不懂莊稼的農夫。」很多時，問題的源頭其實在父母。同時，「生命導師」的概念也很重要：究竟有甚麼人在影響兒女？在學校或在家庭，有什麼人可以幫助他看到「原來應該這樣生活的」。孩子需要的，不一定是更多知識上的教育，而是需要一些行為上的榜樣，給他去仿效和學習。
 
有時父母的話還不如孩子所認同者的話中聽。所以在策略上，可以為小孩子找一些師兄、師姐，又或一些導師。也可仿傚外國的做法，家庭與家庭之間組成家庭網絡，大家彼此建立。事實上，大家不要預設政府在這方面能做甚麼，只有當政府在商討政策時，希望能制定一些框架，釐定一些價值。所以，對家庭來說，當孩子成長時，父母也應該成長，兩者都有責任去學習如何建立一個好的家庭。
 
家庭網絡
 
第三是家庭網絡：當孩子出問題時，家長往往把矛頭指向學校，責怪老師教得不好；而老師則把責任歸咎於家長，責備他們在學生回到家後，沒有好好管教他們溫習，只讓孩子玩遊戲機。家長這時又會反駁老師：孩子每天逗留在學校那麼多時間，老師教得不好，父母又如何是好？這是個不會停止的爭論：家長認為這是學校的問題，學校則推說這是政府的問題，資源不足，沒法推行小班教學，教育制度又失敗。至於政府，則推卸為社會的錯，社會應該一起去討論這個問題。結果就是，當大家商討時，只看到非常多的問題，以及孩子的種種不是，問題的核心卻沒有去討論。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每個小朋友都有好奇心，都想有好的表現。但問題是，有時候孩子的父母不去支持他，有時候孩子找不到自己的目標。小朋友都需要一些「有心人」去告訴他應該如何往前走。雖然老師也想做得更好，但往往因基制上的問題而無法發揮。只要各方面努力合作，事情總會變好；若然只是互相批評，只看到他人的問題，便不會思想自己有何可改善之處。相反，多思想自己如何可做得更好的時候，就會做得好一些。
 
在實際推行方面，家教會可以考慮建立家庭支援網絡，邀請有經驗的講者到學校分享心得，探討新的教學方式在現今社會如何可幫助小朋友，又如何能幫助家長。這些討論是很有意思的。參與者可以分享知識、技巧、態度，加深對小孩的認識和學習；大家也可以互相幫忙和支持；最重要一點，就是可以抗衡商業潮流的價值觀。
 
我們為何要抗衡商業潮流的價值觀？舉一個例子來說：我們經常以為沒有人參與家庭教育。但實情是，媒體裡有很多廣告，每日都不斷轟炸觀眾，叫人看不清教育真正的意義，分不清對或錯。例如：大家看到排山倒海的補習廣告，就認為補習是好，跟著便一窩蜂的湧去補習。孩子及家長見「人又補，我又補」，便不會問：為何一定要去補習呢？其實，現時有很多流行的價值觀，如果只靠父母去抗衡的話，又怎能抗衡這些做足市場調查、分析、經濟效率及心理研究的媒體呢？現在究竟誰在做家庭教育呢？是商業媒體與流行文化？還是父母？如果父母沒有一個抗衡力，就會難以抵禦這些文化和價值觀了。
 
結語：橄欖樹的比喻
 
有一些遊客去到一個地方，見到一些老人家，幾十歲還在掘地，就問他們在做甚麼。老人家回答說他們在種橄欖樹。橄欖樹？遊客問老人家是否不知道橄欖樹要種很多年才開花，再過數年才能結果，他們應該很難吃到果子。老人家告訴遊客他們知道，但當年就因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種了橄欖樹，今天他們才可以乘涼，才有橄欖油，也有橄欖吃。所以今天他們做的也是為了下一代，留下一些東西給他們。
現今成年人留給孩子的，不只是一點好處，還有價值觀、生活的一些技能、態度和環境。成年人要謹記，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預支小朋友在未來世界可用的一些資源，所以成年人要做好一點，留下些好東西給下一代。
 

 摘要
 
現時香港的政府官員、社區領袖、工商機構的管理階層中，不乏女性的參與，而經過社會各界多年來的爭取，婦女亦較以往獲得較多的法律保障。然而，面對雙職婦女不斷增加，以及社會環境的轉變，有必要提高婦女受到的保障，如增設托兒服務、男士侍產假等家庭友善政策，同時，提升政府部門對性別觀點的認識，令婦女得到合適的保障。
 
引言
 
現時香港的政府官員、社區領袖、工商機構的管理階層中，不乏女性參與，而經過社會各界多年來的爭取，婦女亦較以往獲得較多的法律保障，例如：《家庭暴力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等，社會保障方面，政府亦以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為全港市民提供保障，從不同層面保障婦女應有的基本權益。

受制於「賢妻」、「良母」的角色
事實上，在性別社教化的影響下，婦女仍受制於「賢妻」、「良母」的角色要求，特別是雙職婦女承受家庭和職場的壓力。而且婦女擔任「照顧者」的角色得不到社會認同，在制定政策時，經常遺忘這群無償而默默付出的家庭照顧者，使其生活較缺乏支援及生活質素偏低。當中尤以基層婦女的情況為甚，她們既難以脫離「照顧者」的角色，在社區參與及使用社會資源方面亦有限制。

提升婦女保障：家庭友善政策
提升婦女保障實有必要。近年廣泛討論的家庭友善政策是解決上述困境的方法之一。據台灣嘉義大學對家庭教育的研究，「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的解釋如下：
 
「家庭政策包含所有社會政策」，因為不論有意或無意的，該等政策對家庭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家庭政策不是一個單一的政策，而是一連串以家庭為方向的政策及措施。聽起來好像有點空乏，實際上是我們生活和工作上的轉變就是了。」
 
推行男士侍產假
 
如推行男士侍產假，讓丈夫可以專心照顧妻兒，丈夫在妻子生產後能陪伴在側，給予實質照顧及精神支援，相信有助減少妻子於生育後的焦慮，避免產後抑鬱。丈夫的照顧和關懷是其他人（如工人、陪月員、母親或奶奶等）所不能取代的。對於剛為人父的男性來說，其實亦存在不少焦慮，如擔心妻兒的健康、不懂照顧初生嬰兒等問題，只是因為男性習慣不會表達自己的感受，我們才忽略男性的需要及壓力。既然男性亦同樣面對不少擔憂，上班時亦要記掛妻兒，影響工作，我們何不讓男士享有侍產假，在家中專心照顧妻兒。當他們重返工作崗位時，便能更專心工作。
 
侍產假可提倡及鼓勵男士照顧家庭的意識，因為照顧家人並不是女性的專利。推行男士侍產假，對推動兩性平等，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有一定幫助。除此以外，更有助社會了解家庭的重要性，特別對鼓勵生育、推動家庭和諧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特別在今天出生率下降的情況下，政府實在應盡快推行男士侍產假和家庭友善政策，為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創造條件。
 
實施五天工作制、親子活動假期
 
又如實施5天工作制、親子活動假期，有效改善家庭關係。曾有調查發現，家長工作時間愈長，與子女關係便愈差，高工作量與合適工作量的家長比較，其家庭關係差3倍。原因是無法進行親子活動，令親子關係疏離，嚴重破壞親子關係。
 
雖然政府現已實施5天工作制，部份企業亦推行男士侍產假，但我們認為政府可為推行家庭友善政策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參與，讓市民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建立家庭作為社會核心的主流價值觀。
 
家庭友善政策近年在世界各地也積極推行，如日本有商界團體開展為期兩周的「家庭周」活動，要求員工按時下班回家，不可在周末工作，又不能加班超過晚上10時。法國政府又推出父母教育及撫養津貼，鼓勵父母自己照料子女，例如工作2年以上的在職母親，若辭去現職工作回家照顧3歲以下的幼兒則可領取津貼。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另一方面，《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於本港實施已達11年，為照顧家庭的婦女提供一定的基本保障。然而，在制定「強積金」、「醫療融資方案」，考慮「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時，政策制定者又未有考慮擔任「照顧者」的家庭主婦，全因她們無論在社會地位或經濟價值的領域均不被認同。
 
我們建議政府應該為因家庭崗位而無法就業的家庭照顧者，提供社會安全網及支援，如經濟援助，使她們在頓失家庭支援及晚年時仍有生活依靠。再者，加強託兒服務，增加鄰里社區褓姆服務的名額，讓婦女可外出就業或讓身心疲憊的婦女有個人休息時間；又如考慮婦女在家庭崗位的限制，推出更多合適的日間教育課程，自我增值，亦可擴闊社交圈子，從不同層面得到情緒支援。當然，最重要還是推廣家庭勞動的價值，提升社會認同，鼓勵社會人士認同家庭照顧者的工作和其價值，從最根本保障婦女的權益。
 
「性別觀點主流化」
 
最後，婦女事務委員會成立以來，一直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參考外國經驗，制定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協助政府制訂政策及擬定工作過程中納入兩性觀點。雖然政府成立「性別課題聯絡人」網絡，並由各決策局和部門派員組成，協助推廣性別課題和性別觀點主流化工作與檢視清單，但其成效仍有待驗證。現時從政策研擬到效益評估的整體流程中，邀請性別專家、婦女、或相關利益人士參與決策過程的工作仍然不多。女性整體平均參與諮詢及法定組織工作的比率維持在27%，僅僅高於政府擬定的目標25%，卻與國際的30%性別基準目標仍有差距。又以醫療服務為例，現時全港設立3間婦女健康中心，以及在10間母嬰健康院提供「婦女健康服務」，但其服務時間維持「朝九晚五點半」的辦公時間，未有考慮女性照顧家人或外出工作的限制，以及婦女健康意識的提高，女性平均壽命的延長，都顯示政府在執行性別觀點主流化的工作上仍有改善空間。
 
結語

面對雙職婦女不斷增加，以及社會環境的轉變，以往的婦女保障已不合時宜，必須提高婦女受到的保障，包括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摘要
 
本文從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親自領導的家庭議會講起，探討界定「家庭政策」的不同進路，指出「家庭視角」是家庭政策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問題處境的診斷是制訂家庭政策的重要起始點，假如對家庭面對的問題掌握不夠全面或深入，會關鍵性地令政策目標錯誤聚焦，影響政策手段的取捨選擇和成效評估。本地和國際間關於社會變遷和家庭價值的研究卻發現，社會現象和個人行為的因果關係複雜，不能片面地將家庭和婚姻生活的改變，歸咎於社會價值或個人倫理。在政策施行上，鞏固落實傳統家庭價值未必能達到強化家庭制度的社會目標。而且，單靠一套家庭價值不能直接推演出切實可行的家庭政策，因為尚要兼顧平衡社會公平、分配公義、公共理財等宏觀的政策考慮。爭取政府回應家庭面對的困難挑戰之餘，我們不能迴避一些基本的政治哲學原則問題，例如：政府的責任是製造成全幸福的家庭，還是優先照顧不幸的家庭？
引言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6/07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會研究成立一個高層次的「家庭事務委員會」（Family Commission）：
 
要強化家庭功能、以家庭為核心提供各種支援，以及促進親密和諧的家庭關係，我們需要新的思維、新的觀念。一個值得考慮的做法是設立一個綜合、整體、高層次的家庭事務委員會，負責支援家庭的政策和措施。委員會可融合現有處理不同年齡和性別人士事宜的各個委員會，集中資源，從跨政策範疇的角度研究和處理問題，令工作更有效、更協調。[1]
 
但當2007年12月政府委任16名社會人士成為新的「家庭議會」（Family Council）成員，這個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領導的家庭議會，並沒有整合現存的三個事務委員會、反而架床叠屋。家庭議會只不過是另一個普通的諮詢組織，並沒有制訂政策的研究能力、行政職權，而且政府亦從未明確承諾會制訂一套周詳一致的「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以支援香港不同形式的家庭面對的衝擊。
 
本文將會從釐清「家庭政策」此概念入手，簡介一些制訂家庭政策的分析工具，並引用本地和國際最新的社會研究解讀家庭生活的轉變，探討在社會政策中引入「家庭視角」（Family Perspective）的困難，希望能幫助讀者反思：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家庭政策」？
 
何謂「家庭政策」？
 
要了解特區政府對家庭的政策，需要先區別三個概念：
 
1. 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
 
2. 與家庭相關的政策、服務、計劃（Family-relatedPolicies, ServicesandProgrammes）；
 
3. 家庭友善政策及僱傭措施（Family-friendlyPolicyandEmploymentPractices）。
 
一直以來政府絕少提及「家庭政策」一詞，無論是政府文件或是官員發言，都是以「與家庭相關的政策、服務、計劃」交代不同政府部門為一般家庭或特定家庭成員年齡或性別組別提供的服務，正好反映政府根本沒有一套綜合整體的策略去協助不同的家庭面對他們的挑戰，部門之間也缺乏協調，無法保證政出多門而不會自相矛盾。
 
中央政策組委託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家庭政策國際研究，[2]開宗明義指出學術文獻上對「家庭政策」的定義並無共識，但為方便比較所以採用一種技術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將範圍限制在「實質」的：1. 財政支援（Cash Support for Families）；2.假期（Leave Benefits for Working Parents）；3.托兒支援（Child Care Services）。假如將「家庭政策」定義在這個層次，則特區政府或多或少在三方面都有些微惠及家庭的措施（例如，子女免税額、法定的有薪產假等），但這些實質支援是否足夠、政府提供了這些支援是否便代表它有一套「家庭政策」？
 
如果「家庭政策」是抽象的概念，「家庭友善政策」則比較具體、卻又過於狹窄，容易將支援家庭的責任完全轉嫁給僱主，家庭政策的討論變成如何以立法或行政手段，「威逼利誘」僱主為僱員提供更多福利；另一方面，「家庭友善政策」也可以太空泛，假如政府任何對家庭友善的政策都可算是「家庭政策」，這個定義是多餘的（Redundant），因為沒有政府會承認自己故意制訂一些對家庭不友善的政策！
 
「家庭政策」難以定義是因為家庭是由個人組成的，所有影響個人的社會政策，都會影響家庭的福祉（Well-being）；如此，則所有影響市民生活的公共政策都是「家庭政策」。對「家庭政策」更深入全面的理解應最少兼顧政策的：1.意圖和目標（Objective）——公開或明顯的（Explicit or Manifest），還是隱藏或潛在的（Implicit or Latent）；2.效果和結果（Outcome）——直接或蓄意的（Direct or Intended），還是間接或無心的（Indirect or Unintended）。在實然的層面，有一些政策可以特別兼顧家庭的元素，成為蓄意的家庭政策，但政府未必有這樣做；例如教育政策中的教學語言和課程改革，有沒有顧及對來自少數族裔家庭的孩子不公平的對待？在應然的層面，有一些公共政策應該成為家庭政策的一部分去通盤考慮、卻沒有如此發生；例如直接關係中港家庭團聚的人口政策，便不在家庭議會的職權範圍之內。
 
由此可見，一個政策是否「家庭政策」不在於它的內容，因為大部分公共政策都沒有明顯針對家庭的意圖，卻往往無意中間接影響不同的家庭。「家庭政策」的範疇取決於政策制訂者（或甚至觀察者和分析者）的觀點與角度（Perspective）：他們是否將家庭的福祉作為制訂和評估政策的主要考慮之一？「家庭政策」或者不是「一套」明文的政策，不只是在某些社會政策範疇內發揮指導規範作用，而是施政過程、管治作風之中有沒有適切地引入一些經過深思熟慮的「家庭視角」。不過，無論是以甚麼準則，大部分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具備整全的「家庭政策」。雖然美國有學者已經發展出一份非常詳盡的家庭影響評估（Family Impact Analysis）清單，[3]有系統地審查公共政策背後對家庭價值的假設，以及這些政策對家庭結構和功能的影響，但其實國際上迄今未有國民政府將家庭影響評估付諸實行。
 
如何制訂「家庭政策」？
 
制訂家庭政策除了要有家庭視角，也需要經過一般公共政策的研議過程，其中包含四個元素：
 
1.問題處境(Problem Definition)： 家庭政策要處理的是甚麼問題（例如，不婚、遲婚、離婚、不生育）？施政者對問題的長闊高深必須有掌握、有實證支持，有面對難題的勇氣，不能藥石亂投、或掩耳盜鈴、或敷衍塞責；
 
2. 政策手段(Ownership and Instrument)： 有甚麼可行的政策手段（不外乎賞或罰）可以達到政策的目標（例如，希望減低離婚率、鼓勵生育）？是否必須立法規管理，或動用經濟誘因？更根本的是，施政者先要向社會解釋政府應否干預家庭生活這些私人的行為，對公權力（和公帑）的行使有節制自限；
 
3.制訂過程(Process and Solution)： 對問題處境有所理解之後，施政者應通過怎樣的程序爭取社會大眾對政府建議的目的和手段達成共識？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有時比設計出一個天衣無縫的答案更重要，現代管治藝術講求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被動單向的諮詢方式已經追不上公民社會發展的要求；
 
4. 論證評估(ex anteorex post Evaluation)： 不同的政策選項有何利弊，甚麼政策手段最有效達到政策目標、最低成本、最少副作用和反效果？政策實施之前或之後施政者都應該有一個事前驗證（或事後檢討）的步驟，比較實施不同政策選項（包括甚麼也不做）的社會成本和效益。
 
篇幅所限，本文只集中討論診斷問題處境的困難，因為這個政策起步點最容易令家庭政策錯誤聚焦。
 
社會學家近年開始重新審視家庭婚姻制度「崩潰」或「瓦解」之說，令我們對家庭的現況有更立體的認知。[4]首先，二次大戰後結婚率、生育率等高企的現象，可能只是歷史上的例外或偶然，以此為比較基準判斷目前家庭制度的健康狀況，未必公平合適，也不能以過去幾十年的趨勢外推（Extrapolate）；事實上，例如在美國，兒童生活在有雙親照顧的家庭的比例沒有如預期般直線下降，反而由1990年代開始趨向平穩（Level-off）。[5]第二，在現代社會經歷了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急劇變遷之後，期望家庭婚姻制度絲毫無損是不切實際的，甚至有學者認為家庭組合、親密關係的多樣性或者是不可逆轉的社會事實。第三，家庭關係組織有其主體性，是個人選擇和適應社會經濟轉變的「生存策略」，不是掌權者能夠簡單通過法律或行政手段隨意調動轉變、達到理想目標效果。
中大亞太研究所做的國際比較，歸納出家庭政策的主要目標通常有三項：1.家庭完整和穩定（Family Solidarity and Stability)；2.鼓勵生育（Pro-natalist Goal)；3. 兩性平等（Gender Equality）。但在調查中卻發現，研究範圍內的5個國家之中，沒有一個能同時達到這三個目標。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政策對女性就業率的影響力，遠高於對女性結婚和生育決定的影響力；強調傳統家庭模式，往往會令生育率下降，也無助改善兩性平等；但兩性平等的提高，卻又不一定導致生育率偏低。特別是德國和新加坡，他們最強調傳統家庭模式、內部團結、家庭成員的責任等價值，當地生育率卻相對最低。背後的原因不難猜度，就是人會適應政策環境而生活，社會越強調兩性傳統角色，女性越難平衡工作和家庭，便越不願意生育。公共政策與個人行為微妙的互動，影響政策目標的可行性和彼此之間的取捨。
 
換言之，社會現象和個人行為的因果關係複雜，例如離婚問題嚴重，到底是家庭問題的病源、還是病癥？離婚率高，是家庭價值轉變的因、還是果？不搞清楚這些因果關係，便不可能研判出離婚這個個人抉擇，是否一個可以消滅的社會問題，以及如何消減。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為中央政策組進行的家庭觀念及價值趨勢研究便發現：一方面普羅大眾仍然較為傳統，覺得結婚較好，要有小孩子，不要離婚，不要有婚外情或同性戀，並應照顧年老一代；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於自己或其他人在離婚、再婚、同居、婚前性行為及沒有生孩子，和非傳統男女角色等方面卻較容易接受。[6]這個結論跟之前大部分的研究吻合：即使社會和家庭在結構上經歷巨大轉變，傳統家庭價值仍然持續表現出穩定性和抗逆力（Resilience）；但同時，我們看到行為和價值之間的差距，離婚率高不等如家庭觀念薄弱，相反一個高舉傳統價值的社會，離婚率一樣可以很高。
 
「家庭價值」+「公共政策」= 「家庭政策」？
 
港大的研究報告其中一項建議是：
 
我們提議支持傳統的家庭價值及觀念，原因是：我們的社會應付不了失去這些價值及觀念的沉重代價，但我們也應盡力幫助那些與大多數人觀念及價值不同的人。簡單來說，我們的服務要有足夠的廣[泛]性，去幫助那些持守傳統觀念及價值的人和那些偏離的人。[7]
 
反觀發達國家過去關於家庭政策的爭論，幾乎都始於對何謂「理想健全家庭」的定義的執拗，但往往都實務地回歸到一個共同的出發點：政府不能只支援單一種模式的家庭，反而如何照顧「不理想」的家庭更應獲得政策上的優先處理。家庭價值的討論或者是制訂有社會認受性的家庭政策的必要條件，但絕非充分條件，甚或可能令家庭問題被錯誤定性、被化約為個人倫理或操守問題。
 
「理想家庭」的爭論非但可以沒完沒了，即使是對於如何界定家庭單元（Family Unit）這個簡單的基本問題，社會上也未必有一套前後一致的社會本體論（Social Ontology）：例如，假若一對夫婦離婚，究竟家庭數目是由一變成零（家庭散了）、二（男女雙方各行各路），還是仍然是一（對於孩子而言父母仍然是父母）？又例如，當一對新人結婚，家庭數目是維持原來的二（女方嫁入男家）、變成三（二人離開父母成立新家庭），還是一（兩戶人一家親）？這些並非純粹抽象的形而上難題，卻關乎很多政策上的取捨，例如每當我們分配家庭成員之間的權責，家庭成員的身份（誰是我的親人？）如何劃定，社會就未必能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統一說法，須因應個別政策的性質找出折衷權宜的定義。[8]
 
在討論社會政策的時候，價值考慮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隨著社會的多元化，需要廣泛深入的公眾討論；但單靠一套家庭價值卻不能直接推演出切實可行（Implementable）的家庭政策，借用一個比喻：家庭價值的線條太粗，勾畫不出細緻的公共政策。家庭政策中一個值得深思、但經常被忽略的議題，是關於長者的退休保障和長期護理（Long Term Care）等的安老政策。在文化和道德價值上，中國人推崇「老有所養」，但至於「老由誰養？」，卻是一個複雜的政策（政治和經濟）難題。目前，60歲以上長者佔綜援受助總人數近四成，長者人口中約兩成靠領取綜援生活（包括大部分在私營安老院舍的體弱長者），另外估計有近100,000名長者單靠生果金過活。隨著人口高齡化日漸嚴重，供養父母是子女的責任，還是政府的責任？誰是長者的「子女」，所有已婚未婚的子女，還是只有同住的子媳？在政府設計一個社會保障安全網的時候，不得不對這些基本原則有所取態。
 
社會始終會有不願意、或沒有能力供養父母的子女，我們不應任由這些「有子女等如無子女」的長者自生自滅，但當政府介入（Step In），變相是懲罰負責任的家庭、鼓勵不負責任的家庭，對後者仁慈、就是對前者殘忍。政府的政策怎樣才能支持、而不是取代家庭發揮互相照顧的功能？政策是為家庭充權，還是製造倚賴？香港社會是否願意承擔起照顧我們上一代長者的「沉重」經濟包袱，還是堅持家庭和個人的責任？制度上如果我們不懲罰不負責任的子女，不但縱容姑息他們，連其他誠實負責的子女也會覺得制度對他們「不公平」。難道我們需要考慮像其他國家一樣訂立養老法？例如，新加坡便成立贍養父母仲裁庭，讓父母可以通過民事途徑向子女追討生活費，但據報索償個案歷年有增無減，可見法律的阻嚇力也不足以令人孝敬父母。
 
因此家庭價值有難以克服的不完整性，既可能與其他社會價值發生衝突而必須有所取捨，又不足以處理公共政策上重新分配權責、財富、機會的公平公義問題，亦要兼顧現實環境，在有限的公共資源下平衡眾多的社會需要、排出緩急優次。
 
結語： 政策和政治不能分家
 
公共政策有一種自然地「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傾向，著眼於為社會問題尋找技術性的解決方案（Problem-solving），而不反思是否問對了問題：我們為家庭的病況把脈之後，公共政策是否良藥？每一項政策背後都有其價值前設，社會需要就家庭政策提出幾個基本的政治問題：政府、市場、家庭的分工和責任？政府「干預」私人生活的合法性理據何在？是否當家庭失效、家庭成員的福祉受到危害，政府才應該介入？誰決定何謂家庭的「福祉」？最後也最重要的，政府的責任是製造成全幸福的家庭，還是優先照顧不幸的家庭？這是一個政治哲學的原則性問題，也是神學的問題，因為我們對政府的期望直接影響我們將如何回答：教會的責任又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