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中的品格觀察

我每天飲咖啡的生活是50歲後才出現，當時候的工作地點是在一所位於大學的神學院，身邊的同工對咖啡都有一定的要求。我這個新丁就是這樣被影響了。

在初階段，我是用研究的心態作為飲用的起始點。首先，有研究表明，定期適量飲用咖啡可將阿茲海默症的風險顯著降低，^[1] 咖啡亦可以預防帕金森氏症。^[2]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我發現飲用咖啡後的經驗與其他人類行為的研究結果相當吻合，例如：咖啡的香氣能夠對我帶來正向的情緒。一項針對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環境中咖啡的香氣能提升個體的親社會行為與人際友善度。研究團隊於購物商場進行實地實驗，透過在空間中散佈咖啡與餅乾的環境香味，藉此觀察該變項對大眾行為的可能影響。實證觀察結果顯示，處於此嗅覺環境下的個體，其利他行為有增加的傾向。具體的行為指標包括：個體傾向主動協助撿拾他人掉落的物品（如筆）、櫃檯收銀員在面對顧客提出的請求（如兌換零錢）時，表現出較高的順從性與協助意願。此研究結論證實，愉悅的食物氣味（如咖啡豆香氣）具備調節社會互動、促進個體展現善意行為的心理效用。^[3] 適量飲用咖啡對我們的身體和社交生活帶來益處。

除此之外，咖啡還有其他益處嗎？靈修學家傅士德表示：在早上靈修的時候，他會有一杯溫暖的咖啡相伴，慢慢地喝完咖啡，他認為這就是他與上主對話的時間；他放下杯子後，調整好思緒，就將注意力轉移到當天的工作和任務。[4]

傅士德把咖啡變為連結個人靈修和一天工作的一個介面，但我們不能夠簡單地說：咖啡幫助我們更有活力地工作。請大家細心閱讀傅士德的咖啡禱文：「不知何故，主耶穌！我喜歡手裡拿著一杯咖啡祈禱。我想杯子的溫暖讓我安定下來，訴說著你愛中的溫暖。我把杯子放在臉頰上，靜靜地聽著趕急與寂靜。我向著咖啡吹了一口，喝下去。聖靈啊！請吹過我小小的生命，讓我暢飲祢宏大的生命。」[5] 大家不難看見，除「喝」咖啡這個動作，他沉浸的整個過程中還有其他的動作，最明顯的是「把杯子放在臉頰上」感受溫暖，喝咖啡之前會「吹一口」。這些動作，其實它們可以被視為「儀式」。

甚麼是「儀式」(Ritual)？儀式可以被定義為一系列具有固定、順序、重複的象徵性行為，當中行為和功能不一定帶有直接的關係。簡單來說，儀式與日常行為（如刷牙）可以表面上是一模一樣，但背後的意義可以完全不同。儀式重點不在於「完成某件事的實際效果」（例如口腔清潔），而在於行為背後賦予的象徵意義與心理感受（例如刷牙代表「一天的開始/結束」）。

西班牙網球巨星拿度(Rafael Nadal)表示，在比賽中，他最努力做到的，是讓腦子裡的聲音安靜下來。他在球場上的習慣，在許多球迷眼中是相當有趣的，例如：水壺在椅子前對齊排好、發球前確認頭髮是他要的樣子等等。[6] 拿度在做的是「補償控制」(compensatory control)的過程。[7] 他在實體環境中，特別是在一些小任務或小事上創造秩序，藉此創造他需要的內心秩序。[8]

這種透過整理環境中的小任務來緩解心中的煩惱，不限於個人表現的場域，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套用。日本散文家松浦彌太郎在他心情低落的時候，會在家中執拾物件，其實他就是透過在日常生活環境中創造小秩序，來調節自身的情緒。[9]

拿度和松浦彌太郎都在自己的環境自製小任務，把它們轉化為一種儀式。傅士德的靈修咖啡，從儀式（動作)創造出小秩序，他把每一個動作賦予意義。透過「吹」和「飲」的簡單動作，他相信的聖靈就與他的生命連結起來，這個連結成為他當天工作的起始點。

回到文章題目，飲咖啡別忘記加入的是儀式。

你是否覺得生活壓力沉重，或總是悶悶不樂？《讓這本書抱抱你：每一天練習自我照顧，學會愛自己》一書，提供簡單轉換心情的方法，引導我們從壓力中調適自我，涵蓋心理、身體與精神各層面的照顧。

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假若你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簡單方法，不妨放慢腳步、坐下來閱讀這本書。它像一個溫暖的擁抱，陪伴你在紛擾生活中找回平靜與力量。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書中每一個主題，都有著面對現代科技世界的處世智慧，讓人在煩囂的世界中停止內耗。它看似是一本需要短時間內追看的書，但其實當中的內容卻是每個主題一頁起兩頁止，可以方便一些難以集中看書數小時的人，嚴格來說，每天看一兩個主題也是可以的，因為當中沒有故事和行文脈絡的連貫性。它雖然像心靈雞湯，但實際上又不是純粹安慰自己且令人過目即忘的心靈日誌，而是附帶行動且讓人感到深刻，並有明顯心理學支持的生活智慧（可能作者無意有心理學的推演）。

不少青少年經常以「秒回」作為對方是否真正在意自己，又或自己是否在意對方的準則；又以自己是否得知社交圈子發生的事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令個人開始變得「敏感」。書中指出，我們不需要過於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給自己施加壓力，也需要懂得分辨批評是否具建設性，社交媒體的內容是否只是八卦，別人的負面情緒也不必照單全收。如此，省下來的能量能夠去愛真正值得愛的人，例如父母等等。

其中一個主題教導我們去分辨「自己無能為力的事」以及「自己能控制的事」，就如傳道書一早提醒我們，人之所以覺得「虛空」，就是因為經常想要抓緊自己根本無能為力的事，而著名的「尼布爾禱文」（Serenity Prayer）亦有著這種智慧。故此，分辨到後，能否接受有些事情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就是一生需要努力的功課了。

最後一個大主題，就是要學懂資訊的斷捨離，簡單來說就是懂得安靜獨處。因為現代人手機不離身，來自社交媒體的刺激源源不絕，「無所事事」便顯得可貴，書中教導我們，找些時間放下手機、不看新聞、不回訊息，其實就是讓大腦休息恢復平靜的保養方式。例如嘗試讓自己「無所事事」，多做「自我覺察」等等，人的確需要安靜讓自己有與神獨處的時間。

雖然這本書是以一些佛學智慧來講述處世之道，但其中的道理和智慧在我們的基督信仰中亦能有著不少的反思，甚至能夠言說一些聖經中的真理。

網上抽卡、抽蛋、遊戲抽角色、抽裝備，究竟會否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構成不良影響？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蔚澄領導的研究團隊，與戒賭機構路德會青亮中心合作研究，結果發現71%被訪青少年有參與過類似遊戲，當中57%曾課金，即付款抽虛擬商品，其中19%月花超過500元。研究用了相關的問題賭博指數來分析，發現百分之九的青少年已達到「問題賭徒」程度，這群付費抽虛擬商品的人，更被發現其自殺意念、自殘和企圖自殺的盛行率高於其他群體。[1]

有關問題本社12年前在虛擬寶物出現時已經開始撰文，[2]提出是否要開始立例或者與業界商討一些自律的守則，監管網上遊戲，以及一系列類似的「盲盒」活動。[3]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在電台節目稱，政府應就立法規管進行研究，[4] 可惜的是到今日香港《賭博條例》中對「博弈」的定義仍然是通常涉及「金錢或財產的損失」，而虛擬寶物無法兌回現金，在法律上是較難定義為賭博的，所以不存在「非法賭博」的情況。

就現時的遊戲虛擬商品的監管，不同地方的監管方法不同，主要有四個不同的方向：

1. 強制公布概率：即將所有寶物抽中的概率全部以統一單位（例如百分比）列出，方便玩家了解中獎機率，決定是否花錢。

2. 禁止「套餐轉蛋」（Compu Gacha）：禁止遊戲強制規定玩家必須用「抽蛋」方式才能獲得某些物品。換言之，遊戲商必須提供不同方法給玩家用購買或其他方式獲得物品。

3. 提高年齡限制：將有提供類似抽虛擬物品的遊戲定為至少16歳才能下載。

4. 提供不同上限機制：某份政策會要求抽取次數增加，抽中機率會上升，或者直接提供抽中的上限（例如抽60次必中）

雖然現時香港政府沒有任何法例去監管類似的遊戲，但不少遊戲商有鑑於要將遊戲在不同地方營運，自然在遊戲中加入了類似的系統，方便進入當地巿場，但也有部份遊戲商見香港巿場沒有限制，就沒有引入類似的系統，受影響的也就是一眾玩香港版本的玩家。所以不難發現相同的遊戲，日本、韓國、台灣，甚至連內地版本也有很多防沉迷、防過度消費系統保障青少年，但香港卻甚麼也沒有。

政府沒政策，家長不能沒有對策。青亮中心提出了不少建議，防止孩子因為打機變成病態賭徒，[5]不過只設定好手機，未必解決到問題。孩子易受虛擬商品引誘，當然是因為商品吸引，而抽的成本亦不高，部份遊戲給你「補底」資訊有時更變相告訴你最高消費的金額，當孩子覺得商品合理吸引，再加上「限定版本」、「期間限定登場」等等宣傳手法，自然會請家長幫忙「購買」。萬一家長一口拒絕，孩子情緒容易失控，情況和在玩具店「扭計」買玩具非常類似，但家長心裡知道，玩具有價，但抽虛擬寶物可以一直抽下去。

要情理兼備地讓孩子理解自己在消費甚麼才是最重要。家長必須要讓孩子明白那些宣傳技倆，例如期間限定通常會再回來的，機率是1%不等於抽100次就一定中一次。同時，除了要讓孩子分辨需要和想要之外，更要教導他們好好理財，以及管埋成本。例如抽角色，每次五元，今日零用錢有20元，即是最多只能抽四次，但機率只有1%，還抽嗎？抽完之後全日就沒有錢在學校小食部買零食，放學也不能去便利店買東西。如果堅持但最後真的抽不到，你會情緒失控和後悔嗎？

同時也可能問問孩子，抽這些商品的目的是甚麼？是角色能力加強？還是單純好看？如果是前者，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類似效果嗎？如果是後者，好看的背後為的是甚麼？是自己開心，還是向朋友炫耀嗎？最後請他冷靜幾天，再仔細考慮，可能之後就有一個不同的決定了。

無論最後孩子抽到他心儀的物品，還是沒有用的「垃圾」，也應該提提孩子，用抽的方法得到的東西，都是抽來的，當他慢慢發現抽中的日子比抽不中的日子少很多，他們就未必再選擇用這個方法去得到他想要的物品了。

人工智能現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展當中，如此方便的工具，也使不少院校擔憂學術誠信的問題。雖然有些老師或教授也認為自己能辨認AI作品，並且各大專院校都會有檢測功課是否有抄襲或使用AI等的軟件，但是否就代表一定準確呢？在如此強勁的AI發展下，能模仿使用者的行文表達似乎不是一件難事。而先前更有新聞指出一份博士論文引用了一份由AI創作的不存在文獻，也反映連準博士亦不尊重學術；又有多少的高材生是熱愛學術才作學術研究？恐怕寥寥可數。適逢學期的開初，都有些學生自嘲說：「這個學期又要開始製作學術垃圾了！」如此，到底做學術是否需要熱誠？還只是讓人因著學位，而自得其樂的工具？

相信在現今世代探討學術熱誠實在是一件難事，因為我們在教育中能夠輕易獲取許多基本常識，也許相比探索知識，專注於社交媒體可能更有熱誠。話雖如此，筆者看過一套動漫《地。－關於地球的運動－》[1]（下稱《地》）後，開始反思學術熱誠這個課題。《地》用了日語讀音的三種譯法：「地」、「知」和「血」，這三個字恰好能夠表達當時的人在求知的背景，由此深深感受到我們今天稱為「Common sense」的知識，是由一群不惜付上代價追求真理的人換取過來的。

這套動漫的故事背景在15世紀的歐洲，當其時教會視「地心說」為不可動搖的權威，一切反對或因質疑而去研究的人都會被視為異端。故事不同於傳統只有一位主角的敘事方式，而是一眾對知識追尋者之間的傳承，他們在這種充滿逼迫的氛圍下，堅持對真理的熱愛，筆者引出其中一些反思。

對知識產生熱誠的向度

人之所有對某些知識有熱誠，源自於個人對經驗世界的好奇和感動而提出問題。雖然《地》看似描述以往宗教對於知識份子的迫害，是一個反宗教題材的創作，但其實不然。當中的主角們之所以有勇氣並用盡努力去追尋真理，是因為當他們仰望星空，有種從心發出的「感動」與好奇心驅動著他們，這種感動出於看見世界美麗且具邏輯性的創造。第一位出現的主角拉斐爾是一位天才學生，當老師問他將來的進修導向時，他回答了「正確」答案，就是去讀神學，但心中卻想要讀天文學，最後亦因為堅持研究天文學而自己執行喝毒酒的死刑。他死前如此說：「我並不是因為它是真理才去相信，而是因為它很美，所以我才相信它是真理。」

這種說法已經顛覆了理性主義哲學家René Descartes開啟的所有知識必先建基於絕對真理的科學研究方法，取而代之就是以感性的角度來看待知識：因著感動而開始探求真理到底是甚麼。這種熱誠與感動就如存在主義哲學家Viktor Frankl在其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所言：生命的意義並非憑空地創造出來，而在世界中發現出來。[2]即是說，「感動」是因被看見的經驗世界所觸動，亦有人會不惜一切對這份震撼的「感動」作出回應。當望著天空，從心而發地提問：「其實有沒有一種可能，就是地球正在轉動？」時，那種感覺猶如震動著心臟。

當求知精神源於感動時，傳承亦是所望之事。《地》故事中首幾位主角都不約而同地找到埋在山上有關「地動說」的研究資料，亦在自己將被異端審問官搜查到時，希望有人繼承自己的研究。拉斐爾在被抓後，便笑著對著審問官說：「這股感動會如瘟疫般擴散增長，連其宿主都無法控制……以這死，來換這感動的生。」他明確地指出，擁有感動的不可能只有一人，一個人的死並不代表甚麼，總有人拾起這份感動來傳承下去。可惜的是，故事進展到最後，數位主角盡了力氣將埋在山上的箱子的內容用各種方法出版，但始終無辦法由學者繼承，但在故事的最後一幕，畫面便是最後一位主角阿爾伯特在上學的途中偶然聽見有人在說「關於地球的運動」這個概念，他便一路走一路若有所思的，頭頂上出現一顆問號，故事就結束。筆者認為這是非常精彩的描畫，這代表著，即使沒有任何可繼承的資料，始終有人因為偶然的聽見或看到星空的「美」而繼承了這份感動，這是任何人都殺不死的感動。

面對求知的熱誠，不是有感動便確信自己所知道或研究的就是真理，而是認為是真理的同時，仍然認為自己有錯的可能性。主角巴德尼曾經想要將箱中的東西和相關知識佔為己有，同時亦非常自大地認為自己所研究的「地動說」一定是最正確的，認為研究如果不完美的話就毫無意義了；但另一位主角奧克茲則反駁巴德尼的自大，認為知識就是允許「出錯」的，有出錯的可能，就仍有可以探索的感動。這裡亦回應了蘇格拉底著名的說話：「承認自己無知」。

不同的知識有著不同的感動，就如基督徒讀神學，必然需要因著對上帝有著無限的渴求才產生的求知慾，例如會問：「如何更好地牧養青少年群體？」、「講道如何能夠更好地傳達上帝的話？」、「如何用信仰回應時代？」等等。神學生必須要全人投入，對神學充滿熱誠。這份熱誠來自與十架基督的相遇，不是為了自我滿足和自我肯定。[3]其實就是在說，讀神學的人也是追求知識的人，不應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聖經知識有多厲害、講道有多吸引，而是認真地從事神學工作。

《地》的故事充滿悲劇，但卻非常精妙地結合了科學、哲學等範疇來討論人在充滿求知慾下的知識和學術的熱誠。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繼上集，破了大案後，兔子警官Judy Hopps不再是警察新丁，她懷著一顆正義的心，與那隻口甜舌滑卻又掩蓋傷痕的狐狸Nick Wilde終於在警局裡成為真正的拍檔――一對看似最不可能，卻又最互補的偵探組合。這次在查案期間，他們又因著更了解大家的不同，而不斷掙扎著是否繼續包容接納對方。

在《優獸大都會2》中，Judy和Nick的關係是故事的核心，他們從第一集的「互補搭檔」進化到更深刻的伙伴階段，但這也帶來了更多戲劇衝突。電影利用他們的本質差異――Judy的「理想主義」對應著Nick的「現實主義」來製造張力：Judy總是有著那股不懈的熱情，主動推動調查，面對新挑戰時堅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正義能戰勝一切；而Nick則因為第一集揭露過他小時候曾被欺凌的創傷，以及難得獲得Judy這好拍檔，形成了今集強烈的防衛機制與恐懼失去的心理模式，遇到危險時更傾向謹慎、不輕舉妄動，導致他們在查案過程中頻頻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短暫的分離或誤解。

在一個組合當中，有差異並非不能共存，甚至可以是很好互補，因為一個衝動的，配搭另一個謹慎的，更可能把事情處理得完善，不致於太過魯莽或完全裹足不前。最終兩者能否合作，則需要表露自己的內心，讓對方認識、互相接納及建立信任。

電影故事衝突不單來自外在的案件，如涉及神秘爬行動物和城市歷史的謎團，還有是根植於內在的價值觀碰撞：Judy可能覺得Nick不夠投入，Nick則擔心 Judy的衝動會帶來危險。這讓他們的互動充滿情感與深度，他們亦必須共同面對「伙伴危機」，在面對瀕臨死亡的時刻，透過坦誠對話來修復關係。

電影把這些現實中的合作伙伴所面對的衝突討論，變成幽默及溫馨的橋段，展現出彼此的「差異」並非純粹是伙伴合作中普遍發生的障礙，更是邁向成熟及長期合作關係必會出現的「挑戰」。

而在信仰的視角中，上帝為甚麼要我們在一個充滿差異的世界中生活及成長？在這些差異中，我們如何可以活出愛？或許我們可以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27節中找到教導：「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好些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不要輕視不同肢體，而是「彼此相顧」和互補。

如書名所表達，這本書主要講述日本少女的歷史與現今一些動漫文化之間的關係。雖然書名同時寫著「哲學筆記」，甚至其中是以「流行文化研究」的方式來書寫，但其實也可以以閱讀歷史書的角度來看少女歷史，其中亦非常有趣。

「少女」一詞，乍看之下就是與年齡有關，即會聯想到可能在12-18歲之間的女孩子就名為少女。但其實「少女」是日本的產物，而她們並不以年齡來區分，乃是以求學階段來區分。因為在早期的日本社會中，女性由出生已被命定需要成為「女人」，而「女人」則需要遵從父權社會中的規範，畢業後便有被安排的婚姻。而求學階段中的「少女」，則是有數年的時間不需要思考有關自己未來如何被剝削，在有限的時間中，盡享「自由身」。因此，這一群的「少女」在其仍然自由的時間中，在明治時期便發展了許多「少女文學」，也得知這班「少女」在求學期間對於活在當下的嚮往以及未來畢業要進入傳統體系的悲傷與不捨。

在作為「少女」這個像是與世隔絕的時空當中的經歷，也造就了現時動漫中所展示的女孩子。一般在動漫中描畫正在求學的少女時，校園生活總是非常充實美好，甚少描繪畢業後的狀況，「畢業」彷彿就是少女「死亡」的時間，特別少女歷史中的女子學校。這樣顯得少女的校園生活尤其重要，甚至發展出不少同性之間的愛與情誼，也可以看見環境或朋輩容易影響青少年的成長與性格塑造。

當然，歷史時期有其價值觀的取向，以了解歷史的角度來看，書中亦有提及大量與「少女」相關的日本歷史資源，例如關於早期日本的婚姻文化、羞恥文化等等，相信能夠使讀者對於日本「少女」與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就香煙的影響，相信不少人都會認為，最令人討厭的便是常常在路上無意中吸入「火車頭」的二手煙。而可惜的是，一直以來，香港政府從來未為「火車頭」一事提出相關控煙措施，而只是在避重就輕地控煙，就如早前「控煙十招」中，除了禁止輪候時的吸煙行為以及擴大禁煙區至一些公眾場所外，其他招數似乎難以看得出會有甚麼實際成效。其實有關「火車頭」的控訴已經有著很長的一段時間，而現任醫務衛生局副秘書長李力綱在兩年前竟指出因為無法定義「步行」，故此無法規管「火車頭」，相信不少市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港大在半年前的一項調查中指出，幾乎九成受訪者支持擴大吸煙區以及支持禁止火車頭，禁止火車頭的受訪者當中更有六成受訪者為煙民，其實亦代表著市民仍然長期受到「火車頭」的影響。就此，早前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建議將煙草稅提高至75%，然後再按年增加5%，他們認為提高煙草稅有效降低香港整體吸煙率。

雖然在數字上，吸煙率由2021年至2023年間降低了0.4%，但卻不能完全代表是與煙草稅有關。而唯一確定一定相關的就是，大部份市民仍然受到二手煙的影響，一些相關措施與條例竟仍優先解決吸煙率的數字以及煙草稅是否被私煙所影響的問題。有議員在討論煙草條例時，更指出可能影響其他人到訪香港的意欲，可見議員與相關部門似乎看重庫房多於大部份市民關注的即時能夠減少吸入二手煙的問題。其實有關如何控煙，海外已有非常多既不需全面禁煙，又可減少普遍市民受到二手煙的影響的可行措施可以仿效，更是老生常談。這一系列的控煙「招數」只會顯示政府不是以民為本。

參考資料：

〈港大調查指九成人支持禁「火車頭」 包括六成煙民〉。《明報》。2026年1月14日。

《你的大腦決定你是誰：從腦科學、行為經濟學、心理學，了解影響與說服他人的關鍵因素》

(The Influential Mind: What the Brain Reveals About Our Power to Change Others)

作者︰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

譯者︰劉復苓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經濟新潮社

出版年份︰2018年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當時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之一的特朗普，曾在2015年其中一場辯論大會上，就著「疫苗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這課題，舌戰另一位本身是兒童神經外科醫生的共和黨參選人，這位佔盡上風，具備學術研究背景的醫生指出︰「有非常完整的證據顯示自閉症和疫苗毫無關係。」不過，在電視機前的本書作者塔莉․沙羅特，看到台上這位只懂得引用研究結果的醫生，便預料到他必定會錯失說服他人的機會，包括難以說服身為認知神經科學家的她。

反觀特朗普，雖然他是「只靠觀察個案和直覺就妄下定論的商人」，但他述說故事的力量實在強大，即使對手拋出再多的研究報告，也不及特朗普講到他下屬的孩子，接受疫苗後發高燒，最後成為自閉兒的這個畫面震撼。身為母親的作者不得不承認，特朗普成功地抓住了她那「渴望控制、害怕失去控制的人性需求。」因為勾起了害怕的情緒，以致作者更容易接受他的觀點，她發現，與其試圖用一大堆嚴謹的資料來說服父母接受小孩疫苗是安全的，倒不如抓住他們的需求、渴望、動機和情緒，就如特朗普一樣。作者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反數據的人，她相信數據有它們的存在價值，只是知識上的認知並不能讓人改變。影響別人的阻力或助力，在於先念（先前的信念）、情緒、動機、授權、好奇心等。

作者認為，其實在很多情況下，恐懼都不能讓人改變習慣並採取新行動，反而提供「胡蘿蔔」（獎勵）或給予希望，才能讓人願意嘗試新的制度或政策。就如全美國的醫護人員，只有38.7%會依照規定洗手，即使張貼標語提醒員工洗手，又或是出動監視攝錄機及監察員，都並不見效；最有效的方法，卻是在每間病房放置一個電子看板，只要員工洗手，看板上的數字便會增加，並且加上即時的稱讚，例如「你表現得很棒」等，洗手人數竟驟升至90%。作者解釋，這是由於大部份人都喜歡「胡蘿蔔」而不喜歡「棒子」（警告），因此，單純告訴醫護人員不洗手會帶來甚麼疾病，又或是監察他們有否洗手，都是「棒子」，無助改善問題。

大部份人除喜歡「胡蘿蔔」，也喜歡自主及有選擇權，正如討厭交稅的人，只要他們有權討論如何運用稅款，也會變得快樂一點。所以，想要改變對方的信念或是行動，最好的方法並非要去控制他，因為當人察覺到自己的權利被奪走，就會產生抗拒。想要改變他人，必須先克制自己的控制本能，考慮對方有被授權的需要，當對方察覺到授權被擴大，才會欣然接受改變，覺得這個經歷是值得的。

讀畢此書，不一定能讓你成為影響他人的高手，但至少可以讓你明白，自己為何堅持己見，又或者，是如何被他人說服的。

2025年在中國內地有媒體評韌性為十大流行語之首。[1] 筆者大約20多年前開始研究韌性這個理論，當時候我的研究建議書(Research Proposal)的題目也是韌性(Resilience)。但我的指導老師收過建議書後，用了非常直接的方式告知我：「No, don’t do this」。我預備了數星期的建議書就頓時變為廢紙一堆。指導拒批的理由十分簡單，這個主題已經欠缺新穎，導致我的研究創新性受到限制，所以不宜再花心思投資。

想不到20年後，韌性的概念在內地被活化起來。甚麼是韌性？在心理學上，韌性通常被定義為個體面對壓力、逆境或創傷後，仍能維持或恢復良好的心理和社會功能的能力。[2]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鼓勵讀者建立屬於自己的韌性。

人生遇挑戰  帶來轉化成長

城市人一直面對著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挑戰，包括工作壓力、失業、身份與地位的轉變、健康問題、親人離世等。[3] 以上的人生挑戰好像是「逃也逃不了」，但危機經常是一體兩面，人生的挑戰也能夠讓成年人帶來獨特的轉化和成長。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強調了未來時間透視 (future time perspective)，提醒了我們如何運用將來的時間。[4]

以上理論指出，成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時間的知覺發生了改變——從關注時間的絕對長度轉變為關注時間的有限性。換言之，他們感知到自己時間所餘不多。這種改變導致年長者改變了他們對社交活動的選擇。年長者會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投入到少數但有高品質的關係中，優先選擇與親密人士的互動，重視情感互動的深度，而非互動的數量。按最初的理論，「終點」原本指的是死亡，但在後續的討論中，這個定義被擴展了：當一個人意識到目前的穩定狀態可能即將改變，那個時刻也可以被視為是終點（例如：災難、突然死亡、移民等），這種意識也會改變心理上的時間期限。[5]

換言之，理論的後續討論開始不是單單聚焦在成年晚期階段，更是廣泛地應用在不同的年齡層。當社會上發生一些讓人意識到生命有限的重大事件時（例如疫情、大型火災），即使是年輕人，心態也會轉變：他們會開始將焦點轉移到對情感有意義的目標上，並更傾向選擇與親密的親友互動。[6] 這種選擇式的社交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縮小了個人的社交圈子，其實是強化了情感支援的品質和深度，進一步提升了個人的心理韌性。[7]  以上的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說明了一個道理，心理的韌性是可以建立的，有深度的團契和關係是產生韌性的重要養份。

身心靈連結  助建生存韌性

除了人際互動的層面，個人層面也有許多方法幫助我們建立生命的韌性。由於篇幅有限，我們暫且只運用身體的角度來探討如何建立生存的韌性。我們較常傾向理解身體出現問題的成因是與起居飲食相關，例如：缺乏運動；至於心靈狀態的考量總是擱置一旁。但筆者深信身心靈是緊密連結的，心靈的狀態會在人不經意的情況下「體化」並外顯。心靈能夠實質地對身體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一項針對美國慢性病患者長達6年的追縱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現象：在控制了多項變數後，每日進行私禱的病患者，其6年後的生存率顯著高於不常祈禱者。[8] 要詳細解釋以上的現象仍需進一步的調查，但祈禱能夠帶給信徒平安與釋放，這是信徒普遍的信仰經驗。研究人員推測，病患者在祈禱中經歷了「希望感」，他們持續提醒自己把難以掌控的健康結果交託給上帝，這種重複的肯定和交託，使他們心靈得到釋放和自由，令身體減少壓力荷爾蒙（例如：皮質醇）的分泌，從而減少對身體的負面影響。以上的研究結果，筆者會認為是生存韌性的一次展現。

韌性能夠被喻為2025年流行語之冠，源於許多人正經歷著不確定的外在環境，內心產生不安，導致影響個人的生活及群體的協作。韌性再次受眾人的關注，反映著普遍的一個期盼：自己能夠 「KEEP CALM and CARRY ON」，不要受制於外部環境，繼續砥礪向前，方法是團契生活及個人禱告。

多年來，社交媒體持續入侵我們的私人空間，不僅涉及成癮，也包含私隱暴露、自戀心理、同溫層餵養及個體間的「內捲」。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精準地批評︰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下，主體向自我發動精神戰爭，使人陷入倦怠。諷刺的是這種倦怠是主體主動且允許的。[1]

人們主動地在社交媒體上暴露自我，試圖展示自己比他人生活得更好。為了博取關注，總是思索如何暴露更多，也因此變得「透明」。這種競爭帶來如同工作般的「內捲」，弔詭的是：人們好像知道其他人很多事，但其實一無所知，這種自我督促的行動，可以說是「仲忙過返工」。[2]對於性的描述，亦因這種「透明」而變得更加赤裸，性的直白，也使「情色」變成「色情」，身體被自我消費，變成獲得流量的資本。最可悲的是，當事者對此種自我剝削完全知情。[3]韓炳哲對於網絡文化的批判，筆者認為稱之為當代的「真實寫照」也不為過。

其實坊間已有不少調查報告顯示，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愈長，情緒反而變得更差，甚至出現腦部功能退化的現象。本社過往的文章曾經討論過，社交媒體上的短視頻造成了人們的前額葉功能缺失，也就是如今流行的說法「腦腐」。[4]除了人被一種「自主又不自主」的驅動力驅使觀看短視頻外，亦有不少青少年因為經常留意社交媒體，而導致憂鬱與自戀。筆者認識一名大學生，他向我訴說煩惱，指其經常在Instagram中留意朋友的動向，總覺得他人的生活比自己美好而感到失落。他陷入了一種矛盾︰既不想看到，卻又會主動去看；同時，為了證明自己的生活也同樣美好而陷入「內捲」，在社交媒體上更多的展露自己。及後，筆者建議他先刪除該社交媒體，看看會有甚麼變化，但他卻陷入了一種「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困境，害怕自己一失去社交媒體，就好像會錯失很多資訊，與世隔絕一樣。[5]不過，在筆者再三建議下，他嘗試停用了半個月的社交媒體，發覺自己停止了內耗，不再勉強與他人比較。以上種種狀況，正是社交媒體侵蝕個體空間、強迫透明與網絡文化所構築的一種焦慮，使人陷入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Threads對於社交媒體生態的轉變

社交媒體Threads面世至今有兩年多，這段時間，它徹底改變了社交媒體的固有形態。其使用方式與演算法的運作，都與以往的平台有很大的分別，像是集合了不同社交媒體與論壇元素而成的產物。然而，這種嶄新的社交媒體體驗，卻也直接增加了網絡成癮與網絡欺凌問題的嚴重性。

Threads是由Instagram延伸而成，可謂其副產品。看似操作相近，實質兩者在用法上大有不同。不少人在Threads剛面世時，便已察覺異樣，明顯感受到其中充斥較多極端言論，以及在演算法機制上的差異。如果日常中有使用Threads的習慣，就會深深感受到它的演算法並非基於「社交關係」，而是根據「興趣」。傳統社交媒體傾向推送好友的貼文，或一些廣告，Threads卻以興趣偏好為優先。即是說，就算使用者沒有追隨者（followers）或社交圈，也可以因為發佈具爭議性的貼文，而獲得數萬個Like。

心水清的話，不難發現Threads的出現，似乎加劇了以往社交媒體所產生的焦慮。著名藝術家Andy Warhol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成名」一詞如此誘人，彷佛喚起了一種渴望成名的動力，如韓炳哲所言：「我們被某種持續不斷的表演慾所驅使，正處於一個令人疲累和困乏的時代。」[6]當然，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獲得爆紅機會的同時，亦更容易暴露於網絡欺凌的風險之中。

筆者在與朋友交談中，便深切感受到Threads的影響力。當談及一些未知的資訊時，他們會說：「看Threads可能有答案」；或說：「要持續關注某些事情，可以看Threads」。例如在早前的火災時期，Threads確實發揮了效用，不少熱心人士透過它，即時關注災場是否需要義工。然而，當人們過度關注的時候，情緒也隨之受到影響。社交媒體的發展，似乎正處於一種不斷失控的狀態之中。

當親人或朋友離世，其遺體不可見或者無法見，喪親者所承受的失落和痛苦，往往會比一般情況更加複雜且深重。這不僅關乎對死亡的接受，還因為無法完成告別儀式而產生了心理創傷，以及對死者無法好好道別的遺憾。最近宏福苑火災，有些遇難者曾經失聯，有些身體被燒成灰燼，對他們的親友來說，都會造成難以化解的精神困境。

沒有遺體的創傷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稱：「上帝為人類設計生、離、死、別，當中的哀傷是總有平復的一天。完整的告別儀式能幫助人們疏導情緒，接受現實。沒有遺體的失落之所以難以接受，是因為它奪取了人們進行完整告別儀式的機會。」然而，喪親者在這種失落之下，有些人會責怪自己或他人。廖醫生舉例稱，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當初曾勸親友搬來自己家住，對方卻不願意，結果在火災中離世，甚至燒成灰燼，這會為喪親者帶來無法解開的愧疚；有些選擇了不看親人遺體，但之後卻因此而內疚自責，這類個案反而更難撫平傷痛。類似的故事可能用上十年時間也原諒不了死者或自己，這就是心理學的持續性悲傷障礙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這種內疚感的破壞力極大，因為有些喪親者視領取完整遺體十分重要，如果剝奪其中的過程，情緒便無法得到疏導，可能影響生活、人際關係和精神健康。沒有遺體的失落更容易導致一系列心理健康問題，如睡眠困擾、無法集中精力進行日常活動、影響工作與學習；在極端情況下，更可能出現自殺念頭和沉溺行為，包括濫用藥物、酒精或毒品。喪親者亦可能會作出自我社交隔離，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或會有思想偏差，選擇追隨死者而去。

療癒．持續的關心

要療癒這種失落，我們應協助他們尋求心靈的安慰和疏解情緒，廖醫生建議，旁人可嘗試提供心靈上的慰藉讓他們過渡，並慢慢接受事實。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個案的復元時間較長，而時間的長短要視乎當事人的性格和情況。他舉例，不少士兵是因為戰死沙場而找不到屍體，這在戰爭時期是十分平常的事；亦有一些人是因為害怕而自己選擇不看親友遺體的，這些個案一般的復元時間會較短。要疏導這種的失落，加速其復元時間，我們要引導死者親人明白，見不見遺體未必是重要的事，我們並需要給予持續的關心。

療癒．及時、主動、專業的幫助

以今次火災為例，求助的個案很多，但真正有需要及高危人士往往都是被動的，要靠有經驗的社工、輔導員和醫療人員主動地尋找及跟進，這些因失去親友而崩潰的家屬可能會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至可能會自殺，追隨死者而去。故此廖醫生建議應該提前去尋找這班沉默的需要者，這些人更加需要被發現和支持，給予他們時間、空間、陪伴、安慰和鼓勵。這類個案的複雜性未必是一位社工便能應付，廖醫生強調專業人士之間也需要不斷的求助，一個社工若自評不能應付，必須要報告上司，讓更多受訓的心理學家、社工來幫忙；如果一位初級醫生不懂處理，便要找一個更高級的醫生，甚至找一些更專業的人士早點去幫助，不應等到出了事才處理，也不要輕視任何自殺警號。

療癒．三個T：Tear Time Talk

要讓失去親友者紓發情緒，最重要的是鼓勵他們表達，留意並保持聯繫，在療癒的過程中，有三個關鍵的T：

Tear讓他們哭泣：沒有遺體，意味著在告別儀式中存在欠缺，情緒可能因此被壓抑或無處安放，我們接納這些眼淚，讓他們把無形的哀傷化為行動，創造「儀式性」的釋放，以填補當中的失去。

Talk 表達情緒：鼓勵他們用言語或其他方式表達內心感受，通過表達，讓內心的混亂、傷痛，慢慢被修整、梳理，希望盡早釋懷。

Time 給予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接受：不用催促、不用評論，默默地陪伴他們渡過這段時間。沒有遺體，可能讓「接受事實」的過程變得艱難，通過時間讓家人學習可以用其他方法去紀念這位親人。

療癒．先處理生活所需

廖醫生提醒我們，在這些情況下，我們不需要急忙去傳福音，而應該專注於實際的生活需要，如提供食物、教育、工作機會、住房等。就今次火災而言，失去親人者面臨的往往不僅是心理創傷，還包括多重的實質性失落，因為事件可能涉及多方面的損失，如失去親人、失去遺體、失去房屋、失去經濟支柱等。因此，社工或教會對於這些家庭要特別關注，因為他們的復元過程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亦預計會有很多問題。他們當中，或許有人是打算結婚、移民、開公司或升學，這些計劃可能都被打亂了。要讓他們感到實質的幫助，要先處理他們當前的難題，先幫助他們安頓生活的需要。對於沒有遺體的失落，療癒的目標是在不可改變的遺憾中找到一種能共存的方式，以填補這份失落。沒有遺體的失落所帶來的創傷不會在短時間內消退，但透過及時的專業幫助、教會的陪伴、政府的透明、公義的政策，失去親人者終能找到療癒之路。

回看2025

2025年耳聞由地緣政治引發的全球局勢緊張，以及目睹在香港發生的重大事故，加上切身所感受到的經濟不景，更讓明光社的同工知道，面對人心虛怯，時局變幻、充斥著謊言的世代，我們更要堅守立場，一如既往，說應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為主作燈臺。

回顧2025年，我們的工作充滿不少挑戰，在一直關注的議題中有兩項重大事件需要回應。首先，在2025年初財政預算案公佈時，政府以打擊非法賭博活動為由，邀請賽馬會就規範籃球博彩提交建議，實際上是與馬會聯手推動籃球賭博合法化。有見及此，雖然在現時的社會環境要喚起各界反對政府的政策殊不容易，但本著我們關心香港社會風氣的初衷，明光社仍然積極回應，推動「一人一信反對籃球賭博合法化」，並連繫友好召開記者會及透過網絡上的文宣，反對政府帶頭鼓勵賭博，罔顧對年輕人及家庭的禍害，可惜一如所料，籃球賭博合法化在現時立法會根本無力監察政府的情況下順利通過。

此外，就終審法院要求政府需於2025年10月前，要為同性伴侶提供猶如婚姻福利和權利的替代框架，明光社致函政府反對以民事結合方式處理有關問題，並建議政府考慮以「緊密關係授權」或修訂「持久授權書」協助同性伴侶在私人範疇可以按個人的心意處理相關的事務。同時，我們呼籲公眾提交反對《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意見書，並促請立法會議員投票反對。在多個關注團體共同發聲下，最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被大比數否決。

2025年明光社另一重點的工作是服侍家庭，因穩定的家庭關係對孩子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我們從2016年起獲基金資助開展為離婚或再婚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這些家庭及其子女在面對婚姻家庭轉變時能順利過渡，但2024年計劃完結後沒有再獲資助。雖然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我們仍堅持繼續以相宜的收費提供婚姻、離婚、再婚輔導服務給基層家庭，令他們不會因收費太高而無法接受輔導，過去一年仍然能夠為56個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從失敗及沮喪中重新站立起來，挽救婚姻並修復關係。亦增設了「愛的真諦」專欄，幫助夫婦反思如何持守誓盟。此外，2025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研究題目「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就研討會主題「家多一點——家庭友善在教會」探討教會如何幫助同工及會眾在事奉與家庭責任之間尋求合理平衡，鞏固家庭關係，成為美好的見證。

感恩過去一年在不同的場合感受到有不少的同路人，以及與不同的機構、戰友合作，彼此配搭服侍，讓人振奮。在明光社開放日有約一百位教牧同工、弟兄姊妹出席，為我們打氣；網上祈禱會與友好同心為社會禱告守望；而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5，我們一直都是合辦機構之一，第六屆主題是「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繼續以體驗的方式，讓年青人透過使用虛擬交友Apps了解當中所隱藏的謊言，服侍面對充滿挑戰世代的年青人。我們亦與友好機構合作舉辦暑期褪網2025 - 親子無手機晚餐，推動家庭專注彼此的互動與溝通，共同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明光社又第一次參與Oneness Conference 3.0，透過一起商討當日的程序和擺設攤位，與不同的教會、神學院、機構交流，尋求彼此協作的契機。感恩在不同的事工中，都能遇上同路人，讓我們更有理由堅守主所託付的使命，因為在這社關路上我們從不孤單！

展望2026

如何將明光社的異象與使命傳承下去是我們未來三年的重要工作，因為董事會與我已有共識，我將不遲於2028年12月退下來。因此，加強對同工的培訓，讓所有同工在本身負責的範疇可以獨當一面，並與其他範疇的同工及友好機構協作，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過去幾年，我們透過與基督教機構協會不同的成員機構交流合作、在暑假期間派同工往友好機構作兩星期的交流學習，以及更多參與研討會和課程，擴闊了眾同工的視野。未來這仍然是我們努力實踐的方向，期望在不同的社關項目能與不同的機構及個人合作。此外，明光社近年擔任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秘書處，亦是希望為眾機構和堂會的加強合作盡一分力。

當然，我們的初心不變，會繼續在中小學推動性教育、傳媒教育和生命教育，目標是突破2025年的四百多場，讓更多年青人有機會在這個資訊氾濫成災、真假難辨的世代，可以有機會聽到與主流價值不同的聲音，為他們可以明辨是非、敢於與別不同打下基礎。

此外，為面對離婚再婚挑戰的家庭提供輔導及再思婚姻的意義，以及繼續關心我們在疫情期間開始接觸的基層家庭，仍然是我們的負擔。在香港和世界充滿異常、價值混亂、倫理道德備受衝擊的年代，我們但願能夠努力活出信仰的真諦，按上帝給我們的良知和感動，在時代的洪流之中做個敢於正常說話的正常人，希望大家能繼續與我們同行。

繼早前推介過《倦怠社會》後，這次繼續推介哲學家韓炳哲的另一著作《透明社會》，這本書能精準描述今天我們面對的網絡世界以及社交媒體之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如書本的名字所述，今天我們處於一個「透明社會」，這種「透明」不是說政府運用資源或選舉是否公開透明，而是我們都活在一個所有人都自願地暴露自己的社會。我們從不同的社交媒體都可以看見，有人暴露自己的樣貌、身體、生活大小事、喜怒哀樂。而Meta旗下的社交媒體Threads近來發展得非常火速，因為它的演算法是基於「興趣」而不是「社交關係」，因此不同於其他社交媒體，即使是一個無名小卒都能忽然讓一則貼文流量火速上升，嘗到這種滋味固然促使「表演慾」蠢蠢欲動了，可見大寶冰室肉餅飯潮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在與自己沒有切身關係的事上，我們都能看見別人的私隱隨時被他人強制性暴露，例如近日網絡KOL霍哥與雪兒之間的事，只需一人將他們的相片放上網站，便可以將他們的私事暴露無遺。從網絡公審的事件可見，人們似乎無法接受一些「不透明」的事，亦即是自己不理解的事。只要看見一些自己無法理解的事的時候，便會自動套進自己的想法，亦視之為真理。

韓炳哲指，「後私隱」以追求「透明」為由要求人們放棄自己的私人空間。而諷刺的是，一個人好像對外清晰透明，但實際上人們對自己來說都並不透明（即不認識自己）。人一旦過於透明，「他者性」便隨之消失。有時候承認自己不了解，承認有些事情不在自己的理解範圍內，反而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氣量。

一般而言，一個人之所以會說出某些話，必然有其置身的處境（context）、思考模式以及世界觀（world view），然而我們容易抽離這些元素來批評他人說這些話的原意與字面意思，這當中很可能牽涉到對某些人的偏見（bias），所謂斷章取義或者稻草人謬誤就是這樣出現。

大埔宏福苑火災發生後，一些網上新聞報道貼文指當時火勢已受控，貼文中也有不少的留言表達：「感謝主！」，相信留言的人是因為形勢好轉而發出這句說話。不過，正因這句「感謝主！」，便惹起一些人的憤怒，甚至在社交媒體Threads中發出貼文指責留言者不但未有感謝努力了一整晚的消防員，反而感謝那位「全能」、且有能力阻止災害卻袖手旁觀的「主」，發文者更揚言如果有這樣的「主」，寧願跟隨撒旦下到地獄去。

在香港的文化處境下，基督教容易遭受抗拒，除了主張一神論（被視為不包容），更會因為聯想到「這是神的考驗！」而嘲笑基督徒，當然這是基督徒值得反思的地方，但如果當下根本沒有人說過這話，卻在想像中加入這句說話，這顯然是一種對香港基督教的偏見。

事實上，這句說話並不是不能對自己說，但如果是公開為自己的行為或世界的災難作解釋，這顯然是錯誤的。不少輔導學告訴我們，「為何這次災難會出現？」等問題，其核心不在於「問」，而是對於無情的災難作出的控訴，不需強行提出解釋，否則不但未能安慰他人，更有機會激發他人的憤怒。

「感謝主」（Thank God）在歐美文化中實在為一句普通不過的感恩句子，卻在偏見之下被曲解為「只感謝神，沒有感謝其他人」的不負責任說話。從這位申訴者貼文中的留言可以看見，其實不少人也認為因火災的情況好轉而發自內心感謝主，並無不妥。

雖然筆者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仍刻意為無傷大雅的小事來挑起其他人的情緒實在不智（為何一些教會迅速的應對和開放場地，卻沒有人提起？），但這樣也讓基督徒反思。如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提醒我們，不要去強迫他人接受他未曾問過的問題的答案。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認為，基督徒的回應應該要如同基督一樣，參與現世的苦難，以「負責任」的行動作出回應，行動勝於任何說話。

在2025年的今天，香港人面對的壓力似乎從未減輕。在不同社會、生活處境中，層層疊加的挑戰，負面情緒如未能自我覺察及疏導，可能會引致焦慮或抑鬱。在網上有不少年輕人亦會於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崩潰邊緣」的日常：失眠、易怒、自我懷疑。如曾被這些「情緒怪物」困擾或關心自己情緒的朋友，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今年再版，並曾獲2021香港出版雙年獎心理勵志類「出版獎」的好書：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個負面情緒管理法》（增訂版）。讀者不單可以使用這本書作為「自療手冊」，用以覺察、分辨、自測、調整，亦可用作「抗逆『情』書」，幫助大家了解各種「逆」情（負面及消極的情緒和感受），多了解自己的情緒，主動成為自己的 「情緒管理師」，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放負」，排解負面情緒。

輔導心理學部成立於2006年，著重預防主導（Preventive Work）、身心和諧模式（Wellness Model）。而此書為他們出版的頭炮，由多名專業心理學家聯手撰寫，將20種常見負面情緒分為四個「情緒家族」，提供實戰指南：焦慮家族（焦慮、恐懼、強迫、羞怯、緊張、沒有安全感）、抑鬱家族（抑鬱、沮喪、悲傷、孤寂感、麻木）、憤怒家族（憤怒、憎恨、矛盾、內疚），以及困惑家族（沒有希望感、失望、無助、悶/無聊、空虛）。每種情緒都配有「自測表」，讓讀者快速篩查自身狀況，接著更提供應對方法、出現這情緒的原因，與如何預防及注意的建議；並且會於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職場層面給予不少應用例子。對於支援家庭成員情緒需要和維繫關係、關注在學青年情緒及在職人士面對不同的壓力情境等，都很有幫助。

今年暑假尾至開學初，有兩個星期，筆者長時間留在「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作交流（全職工作時間），可謂是深入「協會」，從中了解他們的服侍工作。因為想在這段時間體驗最多的事工，我幾乎每天都塞滿行程，協會不少同工都不約而同地問：「這麼多事工要參與，有時更要在凌晨探訪露宿者，你不感到辛苦嗎？」而分配工作給我的同工更說：「這樣安排會不會對你太嚴苛？」每次筆者總是笑著回答：「是辛苦的，但這些辛苦會有完結的一天。來這裡體驗就像去旅行，將行程塞滿才充實。」雖然這兩星期的確有些疲倦，但收穫卻是非常多，這些服侍無家者的經驗，對於筆者來說，更是十分寶貴。

耶穌親自觸摸痲瘋病人

協會整體的服侍氛圍，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讓我回想起《聖經》中，耶穌遇見痲瘋病人的那個故事：在馬可福音第一章，耶穌親自觸摸那些在當時「不可被觸摸的人」，這些人被社會所撇棄、被視為不潔，故此不會有人主動接觸他們，更何況是觸摸。協會的工作，就如仿效耶穌去接觸痲瘋病人一樣，接觸那些被社會定義為無用之人、一群被撇棄的人，並且親手觸摸他們。

筆者記得第一天到協會服侍的那個晚上，隨同工去探訪「惡劣居所」，即是那些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居住空間。以往在教會和其他機構做服務時，我也曾經探訪過「劏房」戶，以為自己都大概知道是什麼狀況，但這晚的探訪，卻是超出我所想像的。若要具體形容，可說是日本膠囊旅館式的板間房，每個人只有一張床的空間，由於沒有任何可儲物的地方，所以所有佔據空間的物品，只能往上發展。這些居住環境，比起「劏房」或「板間房」更加惡劣。當我看到眼前這些所謂「房間」時，心中頓時感到憤怒：「這根本就是結構性的惡！」

我們此行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替住客維修電視機，期間需要爬入其中一個衛生環境欠佳，甚至有著不少「味道」的「膠囊」去檢查電視天線、電源等有否接駁不良。只見同工二話不說，直接「捐」進去了，這一刻，耶穌遇見痲瘋病人的故事就在筆者腦海浮現出來。當同工表示，無法得知電視為何損壞時，筆者也鼓起勇氣嘗試前往查看原因，這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寶貴的學習。

被記住的人

除了探訪惡劣居所，筆者亦曾隨同工參與探訪露宿者，以及協會所建立的無牆教會。當中深刻的是，同工們會以各種方式記住每一位老友記的名字與背景，因為老友記需要「被記得」，才願意和探訪者建立關係，同工才有機會把他們帶到神的跟前。

同工在每次探訪前，都會先預備平面圖，當中寫下了每個單位/房間住戶的姓名，那到達時便能說出他們的名字；探訪露宿者時，同工亦會記住老友記們的名字，當遇見新的老友記時，又會寫下他們的名字和出現地點。一個人如何感受到被記住，不是對方能認得出自己的樣貌，而是自己的名字被呼叫，自己的事情也被記住。

協會的地舖「有家」是老友記們的聚會點，經常有不少老友記會來到這裡，他們被認識、被聆聽、有一個分享的空間，這是作為人應有的尊嚴。筆者雖然非常「I」（Introversion,內向），心裡有千萬個不願意主動發起談話，但這個地方，卻令我願意嘗試了解別人，看似我去了解他們，其實也是筆者學習怎樣去作主動的難得機會。事實上，不少老友記亦很願意分享自己的人生，只有進入一個人的故事，才能真正了解一個人。

信仰的連結

筆者觀察到，協會許多探訪活動，都由敬拜開始，所有事工的最終目標，都在於引領老友記歸主並重投社會。我深深感受到，同工們的內心，有著從神而來的火熱，委實少一點熱忱，也難以維持這些服侍。而每次探訪結束後，同工們都會檢討和祈禱，這種對信仰的認真態度，很值得我學習和嚮往。

雖然仍有很多服侍體驗想分享，例如陪診丶維修班、書法班、查經班、崇拜、糖水會等，但礙於篇幅有限，難以一一盡錄。但總的來說，這兩個星期「試工」，讓我認識了許多人和事。最驚訝的是，原本以為投身這類服侍的同工，都是「E」人（Extraversion,外向），卻沒想過，原來很多同工都是「I」人，我相信，如果背後沒有上帝，實在難以成事！

利申︰筆者已加入成為協會週六敬拜隊樂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