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投資

人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選擇，選擇是我們必須終身學習的功課，我們既可以在選擇中成長，也可能在選擇中跌倒，如何分辨真偽、以及在眼花撩亂的選擇中找到自己應走的路，就是智慧，所謂經一事、長一智，要令自己有智慧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要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以及不斷作出反思。今期《燭光》希望可以協助大家在幾個不同的範疇內，以現實的例子好好反思，包括如何面對我們喜歡受人注意的心態，當我們在網絡上過度或過份地披露某方面的資料，究竟對自己或子女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我們的選擇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此外，在這個喜歡搵快錢、賺大錢的年代，怎樣才不會讓我們的貪念掩蓋我們的理智？而當社會的氛圍令人憂慮，當坦誠正直地說話有愈來愈大的風險時，我們又應如何解讀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作出何種的抉擇？視死如歸、保持沉默還是裝傻扮懵？最後，作為關心香港的基督徒，面對神學院收生斷崖式下滑，我們又應該怎樣去解讀當前的情況？因為不同的解讀，會帶來不同的抉擇，而不同的抉擇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我們應該認真地好好思考，作個忠心及明智地等待主人回來的童女。

有媒體報道指近月香港虛擬貨幣平台JPEX因未獲證監會發牌，便向公眾積極推廣平台的服務及產品，因而被警方跟進調查，及後更有消息指，平台向用戶索取高額提款手續費來限制他們提款，事件被稱之為香港虛擬貨幣界的「雷曼事件」。[1] 至截稿前，警方累計接獲2,595人報案，涉款15.8億元，被捕人數達36人。[2] 這類事件並非首次出現，早於2022年11月，虛擬貨幣平台FTX在短短一週內，由行業領軍的龍頭公司之一變成破產公司，其加密貨幣FTT價格在三日間大跌超過80%，該公司的總債權人估計超過100萬人。[3] FTX事件亦同時令其他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幣等價格下跌，也令不少人對加密貨幣這種高風險投資失去信心。[4]

去中心化的特性與去中心化自主組織
「去中心化」是加密貨幣的特色，在談去中心化前，我們先談談「中心化」，因為這是我們熟悉的。在Web 2.0的世代中，網絡上的服務大都是中心化，如Google、Meta（前稱facebook）或現時大多的銀行服務等，我們在使用它們的服務時，是由有關的中央組織去決定所有的服務，組織結構是集權式，傳送的訊息需經過服務提供者，所以有用戶會擔心訊息、私隱被儲存於中心系統，有機會被黑客盜取。

而去中心化，則是透過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讓人們不再需要銀行、企業、政府的介入，不需要這些組織提供一個可信任的環境，就能完成交易。這技術不單能應用在金融上，它還能應用於組織協調上，形成分散式的治理制度，成為「去中心化自主組織」（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這類組織特色是沒有階級制度，可以幫助改革中央集權的管理弊端，以及改善決策資訊不流通等缺點。如果想成為DAO成員，部份組織容許只要擁有DAO原生代幣，達到其最低門檻，就可以成為DAO成員，參與討論組織未來發展，可以有監督、決策、執行的機會（亦有一些組織是需要提出書面申請及有其他成員邀請才能加入）。DAO組織具備扁平化的特色，而資訊於區塊鏈中不可以被竄改，資訊亦具備透明度，故被視為安全。[5]

去中心化交易平台
去中心化交易平台（Decentralized Exchange，DEX）具備了區塊鏈不可篡改的特性，每次交易、移動資產都會被記錄，用戶需要使用私鑰（private key）交易，不用經過實名賬戶，因此被視作安全、公開，亦有匿名的特性，用戶不用擔心個人資料外洩。用戶可直接交易加密貨幣，不需要其他中介機構介入。在沒有中央機構管理下，用戶有更大自由度控制資金，透過個人錢包直接交易，而區塊鏈技術提供了一個分散式資料庫來對抗偽造問題，可信度高至不需要再涉及第三方機構，既簡化交易，亦可保障個人私隱。這是許多人想達到的「去中心化」的自主。

DAO 的缺點和引發的問題
由於區塊鏈無法隨意修改，亦沒有一個明確的人主導，作決策時便需要更長時間，較難因應市場變化而作出快速的應變。而就算是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因著其保護私隱的特性，可能有人擁有多個虛擬賬號，從而操控投票結果。[6] 此外，用戶無法即時將加密貨幣轉換成現金，需要回去中心化交易所轉換，但手續費可以十分高昂。JPEX更是出術限制客戶提幣，提款上限是1000 USDT（泰達幣，1 USDT約等如1美元），手續費卻是999 USDT。

另外，由於現時大部份的「全球數字資產平台」都沒受監管，沒有任何第三方去核實客人的資產是否存在，本港於2023年6月開始監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圖加強監管以令投資者感安心。而部份加密資產交易所已為申領牌照作準備，但JPEX就是未獲發牌便在香港利用網紅及藝人作宣傳及開始經營，並以高息吸納客戶投資。

始終要面對人性
於去中心化、匿名的網絡世界中，彼此間一旦不被法律約束，實際上就是不可能出現所有成員都會為大家的利益謀福祉，作最佳決定的情況。有些組織成員被稱為「金錢掠奪者」，他們使用各種策略來欺騙和操縱DAO的其他成員、管理員及代表，努力建立聲望、影響力，又或是與其他詐騙者串通、賄賂代表或勾結管理員，為求使他們的提案得到批准。這些金錢掠奪者為的是從金庫定期獲得資金，並不是真的有心去建立好質量的東西。[7] 這似乎是在佔其他投資者的便宜，也令網海烏托邦的想法成為泡影。

如果有留意新聞，近來或會發現多了一個名詞被美國《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選為2021年度10大代表字詞之一，它就是“NFT”，[1] 這個詞還會連繫著甚麼頭像、升值潛力、藝人和藝術家紛紛參與等……讓我們一起了解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它又有甚麼危與機？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每枚代幣上都有一個編碼，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特色。[2] 就如你銀包上的錢簽上了你的名字，那鈔票就已和別的鈔票不一樣。能確保其獨特性，是因為支持NFT的其中一個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blockchain），而區塊鏈具備著「無法被篡改」的特性。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有數據均可通過加密系統進行驗證，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描述，這是「一種開放，分佈式的分類賬，能有效地記錄雙方之間的交易，並且以可核查與永久性的方式進行記錄。」[3] 亦因著其獨一無二的特性，藝術家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販賣自己的「NFT加密藝術品」。

被視為開放及可信的交易平台

由於每一次交易都可以被追踨，買賣都有依據，大家都會視這是一種可信任的自由交易技術，並在NFT平台交易。在這許多的NFT交易平台中，如OpenSea、Nifty Gateway或OurSong等，有意製作NFT的人，可以上傳數位化的平面或3D圖像、動態影片、聲音檔案或文字訊息，決定作品發售的總數量，再為作品加上區塊鏈編碼，完成鑄造（mint）後，作品就可以用加密貨幣交易了。[4]

例如，ShroomsTopia NFT為亞洲第一款3D設計NFT藝術品（見圖一），以3D蘑菇造型為主角，設計很有香港的本土氣息，此系列共有3,888個不同的NFT，每枚NFT以0.8 SOL（約1,060港元）發售。[5] （SOL即Solana，為一種交易速度快，並升幅大的虛擬貨幣。2022年1月14日，Solana為全球市值第五的虛擬貨幣，達463億美元〔約3,619億港元〕，結算超過500億筆交易。[6]）

創作者的獲利方式

透過NFT加密，藝術品可以寫入分配利潤的比例，創作者未必只在作品第一次被售出時獲得利潤，而可以在作品每一次轉手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所以作品不一定在第一次就以很高價格售出，不少NFT創作者願意以低價賣出作品，並鼓勵人們多次轉手，令創作人可以從中繼續收取分潤。

另外，亦因為不一定是高購買力的人才可以投資NFT藝術品，不少人都可以成為NFT藝術品收藏家。而在這剛起步的市場上，有不少NFT作品被炒得火熱，經轉手多次而價值飆升，引起了搶購瘋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無聊猿」（The Bored Ape Yacht Club）系列（見圖二），這系列於2021年4月在區塊鏈上推出10,000個不同的NFT，當時每枚的入手價（floor price）只為0.08以太幣（約1,500港元）。[7] 至今約一年時間，最便宜的作品底價也超過了28萬美元（約219萬港元），而收藏品系列的總市值就高達28億美元（約219億港元），其製作公司更可從交易中再賺取2.5%分潤。[8]

NFT的天馬行空

創造NFT的方法也有很多種，除了上述提過的方式外，有藝術家將自己過去13年來拍下的五千多張照片集合成為一張NFT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約6,900萬美元（約5.3億港元）售出。[9] 印尼也有無名小卒上傳九百多張自拍照到NFT平台並賺得780萬港元；[10] 而日本電影配樂大師坂本龍一亦於去年將一首歌的595個音符分拆成NFT出售，而部份NFT音符被轉售後，價格由底價680港元被炒至約40,000港元！[11]

有機亦有危

我們見到似乎很多東西被數碼化後，都可以被放進虛擬世界中被販售及炒賣，似乎很有升值潛力。有藝術家很努力將一系列作品放上平台販售，一夜成名；亦有很多藝人、知名人士進場販賣其代理的藝術作品撈了一筆。這些事件經媒體報道就令人對這虛擬市場趨之若鶩，但我們可能會忽視了當中的風險。除了一些常見的NFT投資詐騙手法，如製作假冒NFT網站及投資項目誘使消費者投資、以偽冒交易平台官方通知而進行釣魚詐騙，或以不同方式竊取個人資訊及憑證等。此外，以虛擬貨幣這種方式來投資也有一定風險，NFT作品本身在真實世界可能價值有限，在網絡世界中的價值亦是易升易跌，跟隨著名人的名氣或潮流上漲或下跌，風險可是非常高。

由於還未有法例規管，著重「匿名性」的區塊鏈，不單讓不少犯罪份子利用加密貨幣藏匿資產，而普通人的個人資產亦可能隨時被黑客盜取，之後可能無法追討損失。由於元宇宙這虛擬「新世界」中所使用到的加密貨幣，暫時並未有實體保安或風險管理方案出現，對用戶來說暫未得到保障。[12]

誠然，筆者在搜集資料撰寫本文時，亦覺這個賺快錢市場令人心動！或許讀者在看了本文後，會開始去想於NFT平台進行創作或投資，但筆者仍想提醒一句，小心錢財的迷惑，於創作的內容及投資的手法上，仍要守著真道，以避免：「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太十三22下）

提起投資，有些信徒即時想到投機，甚至想到此舉如同敬拜瑪門。究竟投資與投機有何不同？即使投資不同於投機，各種投資的項目，是否都是一樣，可以達至信徒好好管理及善用神所賜的錢財這個目標？當信徒投資有道的時候，他們又可以如何善用這些金錢？11月1日的晚上，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吳澤偉先生與大家一同用信仰角度去思考上述問題。

要作良善及忠心的好管家

「要作良善及忠心的好管家」這一句話對基督徒來說一點都不陌生。萬物都是神所創造的(詩二十四1)，包括人類。而當神創造人類時，祂把召命交給了人類：「繁衍增多，充滿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所有走動的生物。」(創一28)。如何成為一個好管家？好管家首先要知道自己只是管家，管家不能替代神的位置。管家管理的方向也是要讓神的名得到榮耀(詩八6-9)，這與坊間流行的管理學思維模式極為不同。

管家要時刻記住神是主，無奈在現實中，金錢又經常與神爭席位，希望成為信徒的主。因此一位好管家要學習好好地去運用金錢，讓它去服侍自己及神(太六24)。香港充斥著找快錢以及享樂的文化，地鐵車廂內也不斷播放著股票的起起跌跌。現今很多香港人亦希望可以「好掂」，可以賺取一筆可觀的金錢提早退休享樂去。為了可以「好掂」，為了找快錢，香港的金融業非常蓬勃，無奈環球的金融體系都不是很健全。金融海嘯正正告訴大家，金融業的尖子大多驕傲、自誇、自大、自以為是神，監管機構失職，投資者亦缺乏分析能力。

金錢經常利用憂慮去管轄我們，特別是考慮退休時需要多少錢。我們要打破「是否要有很多錢先夠」的思維模式中跳出來，學習有「幾少錢便足夠」。按照社會制度，人無可避免受到退休年齡的限制，但成為神的門徒，卻是終身的事業，在神的工作上是永不言休的。

善於投放人生資源

好管家除了知道神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也要知道金錢只是人生眾多資源中其中一項。人生還有其他資源，包括家人、社群、靈性、以及工作，當人生命中只有金錢而沒有其他東西時，並不完全。有時候，人生出現問題，並不是金錢出了問題，而是其他地方出了問題，因此人也要重視其他方面，好好營運人生。

不要讓金錢成為自己的主人，反過來要成為金錢的主人，這並不是說從此我們便不需要努力賺錢，這裡的意思是說我們要有智慧地去賺錢，以及賺之有道、用之有道，好好地活出一生。

如何有智慧地賺錢？人藉著工作、做生意、自僱及投資獲得金錢收入，然而，收入的基礎來自其他資源的配合，例如學識、技巧、經驗、態度、健康、時間。或許時間及健康是人無法完全掌握的，但除了這兩項，上述的其他因素，人只要有心，都可以用時間去投資，以幫助自己成為一個可以獨當一面的人，賺取更多的金錢。當我們可以做到獨當一面的時候，箴言提醒我們不要縱慾，而當一個人在工作上有更大的話事權，也不必為五斗米而折腰的時候，學會對不義之財說不。不但如此，更要為啞巴開口，為受委屈的人伸冤。

有智慧地管理地上的金錢

現今社會鼓吹消費，甚至「先駛未來錢」。David分享到他有時需要處理客戶下一代的債務問題。投資有道，首先從好好管理自己的現金流做起，「月光族」要加強儲蓄的意識，年青人的存款至少要有三個月的生活費，好應付突如其來的意外，例如失業，而年紀較長的，則可能需要到達兩至三年的存款儲備。當人有足夠的生活儲備時時，David建議大家把剩下來的錢投資在MPF核准基金上，因為MPF的核准基金比較透明和有保障，反而是零售和與保險相連的基金比較沒有那麼透明。

透過有效投資賺取生活費，是退休時需要具備的能力，需要學習、鍛練和實踐，愈早開始愈能建立成有效的習慣和技巧。建議從打造穩定現金流的投資組合開始。舉例你已儲足港元十萬，你就嘗試以這十萬建立投資組合，目標是能夠每月提供500元的現金流出給自己，而從一年、二年或三年後的結存仍可保留十萬或以上的總價值，採用的投資工具應從靈活調動和隨時可按當時的現值吐現，絕不適合從超過一年或以上鎖定的產品。

當然，任何的投資都有機會出錯，投資者要容許自己有犯錯的可能。當犯了錯誤時就要找出原因，認識自己的弱點和尋找方法克服是理財的成功基礎。

發揮股東的力量，讓社會變得更美善

投資有道不單指到個人投資上要有智慧，也指到要顧及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投資最早的起源可追溯到1758年的教會組織〈宗教之友協會〉。在1758年費城的〈宗教之友協會〉年度會議上，此會禁止組織成員參與奴隸貿易的買賣。雖然現在已經廢除了奴隸買賣，但當中的精神仍然是我們不能漠視的，便是當我們投資某一個項目時，要留意當中有沒有牽涉不道德的交易，因著信仰原因，當時便鼓勵投資者應該避免那些「有罪」的公司的相關產品，如軍火業，酒業和煙草業。約翰衛斯理更提出不在商業活動中傷害自己的鄰居、避免參與製革和化工生產的產業，因為當時這些行業會損害工人的健康。可見無論是透過做生意或投資增加收入，不應該只著眼於當前的利益而忘記了社會責任。

或許有人以為只有大股東對社會才有影響力，其實，小股東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David分享到一個小股東也可以在股東大會為社會的邊緣人士發聲，為他們謀求福利。昔日的地鐵沒有自動升降機，也沒有盲人道路，在某一次股東大會上，有一位盲人，詢問地鐵的高層是否不歡迎身體傷殘的人士「搭地鐵」，因著這位股東的提問，地鐵開始興建了自動升降機及盲人行道，方便殘障人士乘搭地鐵。關於這位發言人士，只是在地鐵股東大會舉辦之前，買了一手地鐵股票入場發言。

華爾街日報的臉書在六四當天貼上一條為時48秒的短片，瀏覽量在短短數天已達50多萬。短片中的旁白巧問觀眾：「用約400萬港元（約51萬美元）可以在香港買到甚麼單位？」答案是相等於標準籃球場「鎖匙圈」大小、或類似一個美國車位大小的180平方呎的豪宅。

香港樓價高得離譜是常識。第十一次《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公佈若港人要負擔一個正常單位，他的代價是十七年不吃不穿地工作，為全球之冠。港人居住在自置物業的住戶比率為52%（台北市及新加坡分別為81.9%和90.3%）。在香港，由於樓房首要作用是投資而非自住，加上現行沒有保障租客的政策，身邊不少朋友都面對兩年搬一次的狀況。

租住難，置業更難，試問誰能安居樂業？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公布了《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的調查結果，調查以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1022人，約有三成人感到自己並非處於安居樂業的狀態。
 
該研究亦特別調查住屋問題對20至39歲青年的生涯規劃的影響。當中分別約一成半受訪青年因為住屋問題而延遲結婚及放棄生育；而17.3%受訪青年在婚後因住屋問題而與父母同住，工作和消閒上都一樣因著到住屋問題而感到困擾。

我們的社會必須更敏銳於年青家庭的住屋需要。筆者強調的是需要而不是需求，也不是經濟上的數字，而是實實在在的家庭需要：擠迫的住屋、核心家庭之間的磨擦、遲婚、生育年齡下降、生育數字下跌等一連串問題、雙職供樓家長…… 政府的房屋政策有必要加入家庭友善的考慮，協助市民在安居樂業的基礎上，讓他們更有效地承擔自己對家庭、婚姻和生育的責任。

此外，青協早前也發表了《青年價值觀指標2014》，結果指有62.3%的受訪青年表示希望移民外國，原因不明；而在《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中亦有同樣發現，有34.1%受訪青年表示因住屋問題而希望移民，其中25至34歲的受訪者移民意欲比率更升至四成。姑勿論「這些人是否真的有資金衝出香港，但20至39歲的青年正正是明日的社會支柱，而他們現在竟然因著不能安居的緣故而離開心愛的香港，這是相當可悲。政府應及早照顧年青人的住屋需要；筆者再次強調，政府不單是著眼於經濟數字上的供求問題，而是活生生的住屋基本需要。

聯合國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就第十一條提及的適足住屋權提出一系列的解釋，其中包括可負擔能力、宜居程度、得到住房的機會等。然而，現今的香港樓宇面積大小合宜嗎？樓價又合理嗎？住屋市場是否已經失效？回答並要解決以上問題，政府責無旁貸。

過去幾年樓價、租金不斷狂升，加上持續的高通脹，令升斗市民包括不少基督徒都生活得非常辛苦，究竟我們有甚麼出路呢？其實，理財是否一定牽涉投資，如不投資，我們可以如何理財、抗通脹？如真的要投資，不同年齡、財力的人，可以有甚麼不同的投資產品、市場可供選擇呢？
 
「講錢」是在教會的一個避忌，理財很容易被認為是「不屬靈」，於是出現兩個現象：一是，自己私下大炒特炒，卻不會告訴別人；二是，完全不理會投資，永遠皆抱著「現金為王」的心態，認為逃避風險就等於可以清心事奉主。
 
其實，「揸」現金也是投資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為面對的風險就是鈔票貶值，「揸」現金可能不再有保持購買力的功能。世界所有事情皆有風險，分別只是我們願不願意去面對、分析、了解與控制。不投資不單等於把「財寶」埋在地下，沒有盡了做管家的責任，另外，在當今全球政府皆大舉印鈔票的年代，這也是一項不明智的決定。

理財如健康  時刻須打理

理財就像是打理健康一樣，是每一個人皆需要有一些認知的。我們要注重打理我們的健康，因為我們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殿；同樣地，我們要注重打理我們的財富，因為它們也是神所交付我們去好好管理的。我們不需要每個人都是醫生去打理自己的健康，但我們會去留意一些打理健康的小貼士、commonsense、小原則；同樣地，我們不需要每個人也是所謂的財經專家去理財，反而，理財有一些簡單的原則，是可以慢慢去理解和學習。
 
記得金融海嘯期間，有一個相熟的傳道人曾私下向我求救，說他的股票已經跌了九成，可以怎麼辦。細問之下才知道，他集中投資了一隻「蚊型」的細價股。我當時候很吃驚，不明白為甚麼一個在事奉上盡心盡力的傳道人會做出這樣的投資決定。「蚊型」的細價股，潛在回報高、但同時風險也高，並不適合一般的理財策略。

減少借貸  分散風險

相反，我認識一個不是基督徒的財主，他對後市雖然看好，但理財謹慎，看重風險管理。其中一個表徵是，他建議盡量減少借貸，包括房貸。債是一個放大鏡；債會把你資產選擇的對錯放大。如果你是對的，你的回報會很高，但是，如果是錯了，後果是嚴重的。你選擇放大回報，你必然認為你對的機會比錯的機會為多，但是，如果你認為你是對的，為甚麼要急於立刻就要拿到最高的回報呢？著名的投資者Warren Buffett就說過，他不喜歡借貸和槓桿。只有你長期的投資選擇正確，不憂資產不增長，但是，如果槓桿比例高，只有你錯了一次，便有機會不能翻身。所以，理財的「小智慧」，包括減少借貸和分散風險。

哪理財是否就只有投資而已？

我認為很多人在理財的時候，目標過高，變得不設實際。理財的目標是要保存資產的購買力，並不是要在幾多年要翻多少翻。我認為投資是理財一個重要的部份，不過，我相信「本業致富」（所謂行行出狀元），但不相信「理財致富」，除非你的本業就是投資，又或者神有特別的安排。

本業致富  保住資產

所謂本業，就是你用盡自己的時間、精力、能力在一個相關的行業。在本身行業以外去追求財富，我認為是不務正業。簡單來說，如果你在自己最熟識的行業也不能成功，為甚麼你會覺得在龍蛇混雜的投資市場能分一杯大羹呢？「行行出狀元」的反面也同樣有道理，就是「行行爭崩頭」，每一行的競爭也激烈，特別是大鱷成群的投資市場。放棄自己的本行而試圖在投資市場大賺，是隔山打牛，心存僥倖。總的而言，我認為，理財不是要有「横財」，而是務求保存資產的購買力。
 
在一個坊間的理財論壇上面，我和一位全港知名的老闆談論經濟前景。當天是要收費入場，但五六百人的大廳仍然坐無虛席。完場後，這位老闆面帶微笑，卻有點感嘆地輕聲對我說：「其實，我認為人應該本業致富，理財如果能夠保住資產，已經是非常不錯了。」
 
你可能會說，如果我的本業是肯定不會致富的行業，那我怎麼辦呢？我的回答是，對於基督徒來說，發財不發財，跟耶穌怎麼看我們是沒有關係的。既然你選擇了你在神裡面的命定，是一種福氣，為甚麼還要不務正業，希望去發横財呢？

 投資無必賺  勿迷信分析

在所有的投資觀察和理論中，我認為只有一條是最真確、最明顯：在市場經濟中，錢，會由大眾流向小眾。既然投資市場上，錢最終會由大眾流向小眾，這意味著大部份的時候，大眾是錯的。很多人的盲點是過份迷信分析，坦白說，通常在樓市股市「撈底」的也不是分析得最多的人。分析是要分析，但sure win的投資，是否存在呢？有沒有一個「必賺」的投資方法呢？我發覺，很多所謂sure win的項目或「必賺」的投資，通常是我們看漏了甚麼。
 
總的來說，投資是保護購買力，不是要「發橫財」；除了投資以外，由於我認為「本業致富」是較明智，這也可以算是理財的另一個原則。投資理財的「小智慧」是要透過時間和經驗慢慢累積，沒有必賺的方法，特別在現在浪急風高的投資環境下，很容易便因小失大。
 
推薦書籍：

• David Swensen: Unconventional Success: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Personal Investment
• John Bogle: The Little Book of Common Sense Investing: The Only Way to Guarantee Your Fair Share of Stock Market Returns (Little Books. Big Profits)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9月份舉辦之「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講師黃元山先生，與我們一起對談「企業講道德?究竟得唔得?」——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對於畢業於全球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多年來曾任職於皇家蘇格蘭銀行、瑞銀和雷曼兄弟等國際金融大機構的黃先生來說，過去在金融投資界別的工作，使他對企業追求獲利的同時，亦要講求商業道德、公平貿易、社會企業，以及慈善與公用事業等各個看似對立又水火不容的要求，有獨特見解。

企業就是要「賺到盡」?

在對談中，黃先生首先要大家反思：為何企業都是「賺到盡」，而不講求公義道德?經濟學大師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於《紐約時報雜誌》撰文提出：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為賺取最大的回報和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1]只要是合法，自由地做生意，企業的任務是去追求最大的利潤，追求社會責任則是個人責任。然而，當大家都樂見公司「年年賺大錢，業績創新高」時，對盈利的期望和要求，就像層層疊般由最上的CEO（而對他有期望的其實就是大股東們，當然也包括每一位小股東）下至每一個職員身上，最後就變成了貪婪的「共業」。事實上，怎樣才能促使企業有商業道德、盡上社會責任和有企業良心，作為有份投資的每一位小市民其實也是有責任的。當我們去指責大公司欠缺商業道德，貪婪成性的時候，會不會忘記了自己也可能是他們的幫兇?

那麼，企業又能否既賺大錢，又可講求對社會的承擔?現時很多大公司都喜歡以公司名義捐款和行善，黃先生認為這多只是公司的「形象工程」，大家要留意的是企業文化的轉變。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有機體」，在社會中是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而企業比個人有更強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因此影響一個企業的文化，對社會帶來的作用是大的。一間做生意老老實實，商譽良好，講信用的好企業，其實也是社會一份很好的資產。

社企「有得做」嗎?

對於近年興起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黃先生坦言要兼顧經營而又能對社會服務有貢獻，難度是很大的。因為很多時我們都將「社會企業」與非牟利機構(NGO)、慈善機構，甚至是以往的「庇護工場」相提並論，但他們其實是不盡相同的。作為企業本身，要有「自負盈虧」的概念，這又牽涉了經營的策略，售賣的貨品與服務是否具商業價值，銷售手法等多方面的因素。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終極答案，相反地，如果社企管理不善，可能對社區帶來更大的問題。

現時很多本港的社企都著重了「服務社會」那方面，但企業經營往往長期處於虧蝕狀態，長期須要補貼，這對本港社會服務的質素提升是不利的。黃先生指出，很多時社企都高估了其自身產品的可賣性和顧客的消費力，而一般社企單憑顧客的「良心消費」其實是不夠的，社企必須多加創意，去「出售」跟其他商店與別不同的產品，方能健康營運下去。他指出近期在港開展的國際知名社會企業「黑暗中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就是一個頗成功的模式：以與眾不同的手法去體驗黑暗，既能引發參與者新的感受，也能給視障人士提供具尊嚴的工作，更具經濟效益。[2]

總結：「管家」與理財

那麼，作為基督徒，我們又應如何管好我們的資財?黃先生認為，作為基督徒，應該抱著在世資財只是神給我們託管，而非我們所擁有的心態，這有助我們更好地思想，怎樣才是好的投資態度和最高目標。他指出，參與投資的人，很容易因錢賺得多、賺得易而有「心魔」，最後就在投資中把持不住。基督徒本身帶有的「管家」職份，有助我們把投資目標放在比金錢和回報更高的層次之上，追求「既賺錢，又公義」的目標。具體而言，我們在投資時，可多考慮除財政數據以外的因素，如投資的企業有否推行具「社會道德」的理念? 企業管治中有否落實「家庭友善」政策?企業對社會服務又有何承擔? 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最近經朋友介紹，看了在2003年底上演的電影《忘不了》。該片由爾冬陞執導，張柏芝（飾小慧）、劉青雲（飾大輝）和古天樂（飾阿文）主演，內容圍繞一名少婦喪偶後的遭遇。雖然這類題材並不罕見，惟該片以基層小人物為背景，表達既平實真摯，且富人情味，很有香港Feel。而串連整個劇情的，是香港人熟識的小巴，故此又可說是一個小巴情意結的故事。
 
小巴編號是DY1314，這輛小巴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包括：小巴邂逅、小巴婚嫁、小巴車禍、小巴續夢、小巴廝殺、小巴惡霸、小巴絕境、小巴夢碎、小巴情緣、小巴出售。
 
小巴司機阿文遇車禍喪生，遺下他與前妻所生的兒子，以及未婚妻小慧。小慧遭逢驟變，卻哭不出，只是拼命地工作。是生活煎熬、手停口停的的殘酷現實，奪去了她的哀傷空間？是缺乏處理和支援情緒的資源，令她只能把眼淚和痛楚強吞肚中？還是倔強性格使然，促使小慧不亢不卑、不屈不撓地面對？抑或是基層人士慣於面對生與死，吞噬了她陷入抑鬱的奢侈？又或者基層人士面對死亡，比中產人士更具抗逆力，以致在他們的血液中，流着永不言棄的決心、毅力和堅持？還是他們只是被務必堅強的英雄神話洗腦，容不下絲毫的退縮軟弱？
 
小慧堅持租住準新居，駕着未婚夫的小巴，養育未婚夫的孩子。換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舉措，是否一種浪漫的哀傷方式，她力圖找尋散落在地上的碎片，重砌那幅永不能拼湊出來的家庭拼圖？還是一種潛意識的陪葬行動，小慧明明知道無法吃這行飯，卻仍固執己見，無視業主多番催促交租，以及累積待繳的「牛肉乾」，朝着債台高築的絕境進發，走往自毀的不歸路？抑或這段猶如在浮沙中掙扎的經歷，能化為她消化內心重創的途徑，具醫治功能，只要適時放下執著便成？
 
若沒有大輝的出現，小慧會怎樣？若她有信仰，會有轉捩點嗎？轉捩點會在哪裏？故事怎樣寫下去？大輝對小慧說：「忘記背後，不要原地踏步。」的確語重心長。不過，與其勸說「忘記」，不如叮囑「放下」，把過去一段珍貴的感情歷史，重新定位，不讓它強佔生命的中央，為它另覓可安頓的位置。

摘要

投資與其他成癮行為(如賭博和酗酒沉溺)有很多共通之處。在香港這個處處講求利益的社會，有不少高學歷人士投身金融界。可惜的是，真正對投資有認識、對社會公義有認知的人並不多，大家都努力做一個「機會主義者」。面對這股證券炒賣風氣，教牧和教會領袖必須正視投資沉溺所帶來的問題，從而幫助信徒健康地投資。

引言

香港人生活在資本主義掛帥的社會，有著莫明的空虛，而這個無止境地追求物質享樂的潮流文化，往往成為消費的借口。另外，社會的潮流文化和價值觀誤導了追隨者輕視自身所遇到的錯綜複雜問題，反而把關注過分轉移到某些物品或活動上，最終便演變成沉溺問題。而在眾多沉溺問題中，證券買賣的沉溺問題最為棘手。

證券買賣與賭博的共通點

投資跟很多成癮行為，如賭博和酗酒有許多共通之處，特別是與股票投資有關的金融買賣活動，參與者較易陷入沉溺狀態。從互聯網搜尋得美國有關的研究，發表自National Council on Problem Gambling，從醫學的觀察得出下列結論：[1]

1.當股票投資者得悉其投資的股票價格上升時，他們的腦部便會釋出多巴胺(Dopamine)，令其情緒亢奮，跟吸食毒品的效果近似。獲利的憧憬驅使成癮者有更大的衝動去買賣股票，期望延續這份感覺。很多炒賣者都抱著僥倖的心態，亢奮程度亦相對較高，而當其所持股票價格下跌時，其情緒波動也較大和難料。比較之下，認真和細心分析市場和投資目標，對其經營和業務狀況訊息均有解讀能力的投資者，其情緒波動的幅度較小，亦較能配合理性的決策和預期。此類投資者犯錯機會相對較少，停留在錯誤的時間較短。

2.     研究指出，當比較股票投資者與沉溺賭博、酗酒和吸毒者的腦部掃描影像時，在股票投資者憧憬自己獲得豐厚利益的時候，他們的腦掃描影像與上述沉溺行為者的腦掃描影像相近。

大多數有財務問題的求助者都難以制止自己的投資行為。他們最大的樂趣便是一心憧憬獲利或獲利的機會，整個過程包括從浮現直至落實買賣(結算)。這過程無疑使他們因貪財而落入沉溺，其背後推動力乃擁有金錢所帶來的安全和滿足的感覺，填補了他們心底那份莫明的空虛。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投資者調查報告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2010年3月公佈的《2009年投資者調查報告》，當中的數據值得大家思考。節錄重點如下：[2]
1.    全港有2,069,000的成年人乃零售證券投資者，佔人口35.1%；
2.    85%戶口持有人(即1,758,000人)乃活躍的證券買賣者，他們被調查報告定義為證券炒賣者(StockTraders)，而非投資者(Investors)；
3.     衍生工具的投資／參與者有75,000人，只佔成年人口1.3%。
 
投資者的背景 

上述資料顯示，全港每家住戶，平均有一個股票交易戶口或一個成年人參與證券買賣，而這些投資參與者中，85%被界定為「炒賣者」 (Traders)，這對外資和機構投資者極具吸引力，因為本港市場既有龐大的散戶數目，加上香港人的儲蓄率較高，所以集資成本既便宜且就手。

這表示證券投資已經普及化。若政府和監管機構積極推動正確的投資教育，對推動金融業蓬勃受發展，締造人口老化卻又有積蓄的社會，本應是美事，因為公眾可以透過金融體系，把積存的資金投放到生意上，提升服務質數，增加社會的就業機會和生產力。可惜的是，現時本港的投資教育政策拖泥帶水，導致炒賣證券的動機絕對不在於提升服務質數，或增加社會的就業機會和生產力，而只是眼前的利益和短線的收益。而傳播媒介亦只管吹捧旁門左道的炒賣風氣，忽略了對投資風險和個人承擔能力評估等知識的傳遞。

香港人的價值觀

對於全港平均八成半家庭都有「證券炒賣者」的情況而言，香港將建構成一個怎樣的社會？抱有甚麼樣的價值觀？我們可從近年的樓盤名稱、廣告及銀行理財服務，按客戶的投資儲蓄來「非人化」和「階級化」等，便可略知一二。更甚者，就是把普羅大眾，特別是社會的弱勢社群(如殘障、老弱和草根階層)邊緣化的情況。例如硬性要求他們使用電子提存機來處理銀行事務，以及聲稱電子化帶來更優良和貼身的銀行服務等，都是人口密集社會的諷刺。
 
香港的家長都抱有「望子成龍」的心態，情有獨鍾於「錢途無限」的金融業。從過去十多年至今，大學生最熱門選修的科目，依然是經濟、工商管理和金融等財金科目。我們把金融機構的傷風敗德政策合理化，不懂得深究和責詢背後管理層和決策者應承擔的責任，又無視前線奉命銷售的低層員工所面對的怨憤甚至刑事指控。一切都只是從經濟利益出發的社會，只會造就機會主義者和成本效益最大化的信眾，加深證券買賣的沉溺問題。

結語

統計資料顯示，炒賣者的平均教育水平是高的，有時甚至是全家中最高學歷的。其實香港充滿很多「高學歷，低智能」的投資「玩家」，以膚淺的認知來把弄金融工具，特別是衍生工具，其傷害之深和影響之廣或即時難以發現，但到問題浮現時，往往是病入膏肓。因為衍生工具的槓桿效果，可把刺激感多倍提升，有如毒品吸食者追求的終極境界。從統計資料顯示，衍生工具的成交量已佔總成交量的27%(2010年7月香港交易所統計資料)，反映我們的新生一代正朝著更大更高的刺激感和獲利機會邁進。
 
教會作為社會的守望者，應正視這股隱藏的問題。筆者鼓勵牧者和教會領袖，投放時間和資源去認識證券炒賣的問題，並制訂對策帶領群羊，踏上健康和提升社會的投資路。

筆者有幸，抽中在最近—期發售的「夾屋」貨尾單位。能夠「上車」，有人認為「好過中頭獎」，衷心恭喜筆者，就像成就了人生大事一樣。可是，高興之餘不禁反問：對於那些抽不到夾屋居屋的人，仍要「捱」貴租，任你如何辛勤工作，卻因難以儲足首期而無緣「上車」，我這樣「中獎」，算是公義嗎？
 
從買樓置業，我們實在要反思：當樓價屢創新高，蟻民們只能望門輕嘆時，為何我們的土地政策，總是只會利字當頭，利益主導？在城市要發展的大道理中，除了地產霸權和官僚主導，身處其中的居民能參與其中嗎？究竟公義，利益是否有雙贏、共融的空間？還是勢不兩立呢？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7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博士，與20多位朋友一同對談「土地與公義」的問題。究竟「強拍」、「中環價值」，「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背後，香港如何可以公義公平地發展城市?
 
鍾博士指出在政府及發展商的宣傳之下，一般香港人都相信香港地少人多，土地有價，而房地產發展及相關連的經濟活動及消費行為產生了一連串的「財富效應」，對本地國民總收入有重大影響(大約七成)。因此，香港社會整體都信奉了一個迷思，以為要維持香港的經濟暢旺，便先要保持樓市暢旺；認為只有樓市好，香港的經濟才會好，而經濟好的時候，香港社會才會好。在這種功能的經濟價值主導下，香港政府作出土地發展及房屋規劃時，也往往只著眼於效率、經濟效益及達到最快最高的利益回報。以容易引起爭議的舊區重建為例，政府往往罔顧對民生及原住戶的衝擊，引入地產發展商參與其中，任由發展商以自以為很合理的價錢收購當地居民的業權，卻忽略了原有居民的生活網絡及意願。
 
鍾博士列舉兩個外國例子帶出香港式的土地發展與舊區重建策略，並不是唯一的方法。他說外國政府在推行社區重建計劃時，並非單單從經濟著眼點出發，會考慮其他因素：包括保留文化遺產及關顧居民的需要。第一個例子是法國巴黎市政府大約在2005、2006年期間推出的一項名為去倫敦化(Delondonization)的計劃。所謂去倫敦化，便是法國政府不希望巴黎如倫敦一樣，繁華街道上的地鋪盡是充斥著如Nike、Tesco等大型連鎖店。政府規定在巴黎市中心及其周邊新興建的樓房，要保留三成的公營房屋；該計劃亦規定連鎖店及跨國企業不能打擊帶有巴黎特色的傳統小店如麵包店、小畫廊及小花店等的生存空間。巴黎是法國文化的象徵，而麵包店、小畫廊及小花店等正正代表巴黎文化的一部分，法國政府認為任何發展除追求經濟發展外，不可以犧牲法國人的記憶及文化。
 
第二個例子是英國的社區倡議計劃(Community Initiative)。顧名思義，這項計劃並不是由地產商決定，而是由當地的社區居民呈交他們的重建方案，向當地政府表達他們希望如何重建社區。有份參與的不單是業主，也包括當地居住的租客，為了幫助外行人，政府會安排一些專業部門為當地居民提供專業意見，如果其方案得到審批，政府甚至會為居民向財務機構的融資安排作出財務擔保。舊區重建後，成果由整個地區分享。
 
這兩項計劃與香港人所認識的手法截然不同，香港很強調發展商的參與，至於發展商所運用的方法，連政府都難以干預，也可能是根本不願意干預。
 
可是，當樓市交投淡靜，地產界卻有可能影響政府的一些房屋措施。2002年金融風暴的緣故，樓價跌了六成，地產商表示政府會「識做」，不久，政府便作出無限期停止出售居屋的決定。鍾博士認為從2002年到2010年期間，政府依賴私人發展商，不興建居屋和主動拍賣土地，結果對買樓自住的人士做成打擊。原因是地產商擁有大量的土地儲備，卻又不會馬上起樓出售，當土地愈來愈少，他們又放緩起樓的速度，以致每年的單位供應量，遠遠低於市場需求。由於競爭少，現今地產商的賣樓策略，把細單位(如600呎)也包裝成豪宅出售，沒有中下檔次的單位，整個房地產市場被豪宅帶動。過去一年半，連民生最基本的中小型單位價格亦升了三成多，而最大的得益者仍是地產商。不少人努力工作，積蓄仍難以追及樓價升幅，甚至是愈是花時間儲錢、與樓價的差距便愈遠。
 
鍾博士指出房屋及土地在香港本身有很重的商品屬性，而政府亦多交由經濟市場決定，不作干預。但其實，政府應該把公民權放在房屋政策之內考慮。「房屋」也是一項市民的基本權利。聯合國人居組織(Habitat)倡議住屋權作為民權的主要部分，並提出了充足住房(Adequate Housing)的標準。從市民權(Citizenship)的觀念出發，在此地有公民身份的居民，都應該有權去分享有限的城市空間，即使沒有完全的決定權，也應有參與權，更應有權佔用每人每戶都能負擔的「充足住房」。
 
房屋不單指到四面牆一個頂的空間，在社會學上，「房屋」此觀念包含一系列的「機會」，居民身處何地，與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規劃緊密相扣：工作的地點，子女讀書的地方，居民之間或許會成為一個網絡，能夠互相支援，大家合力解決一些共同面對的問題。若然政府太任意，又或是太隨意以一個經濟原則，把土地運用只交由一些最有經濟實力的人去考慮的話，往往會危害一般小市民的利益。
 
鍾博士贊成政府重建居屋，他贊成的理由並不是要政府幫助別人置業，而是面對整個香港的土地運用，政府從來沒有把公義放在政策的考慮範圍之內，亦不會把房屋作為必需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他們從來沒有考慮將土地運用權利合理地分配，去制衡市場不合理的行為，令到市場寡頭壟斷的環境無法得到制約。他認為如新加坡那種「限價」發售房屋的政策，在香港可能有技術上的困難，難以實行。但香港政府可以因應環境，多興建一些公屋及居屋，向市場及炒家發放一些信息，避免樓市過熱。
 
說到底，土地的運用不只是一個商品，也牽涉公民權，香港若要公義公平地發展城市，香港人整體都要改變「中環價值」、唯利是圖的心態。而政府更要為了維護公民權的緣故，避免以經濟效益決定一切的想法，並阻止發展商壟斷。
 

「願我生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都滅沒。」(約伯記3：3)
 
人生真的是這麼無奈嗎? 約伯經歷了人生莫大的痛苦，要咒詛自己的生辰，「願黑暗和死蔭索取那日，願密雲停在其上……」當我們回顧自己的一生，其實很多東西是十分無奈。我們的生是一團迷惑，生命從那裡來?為何要生我為廣東人? 我們的膚色、家庭環境、父母都不是我們選擇，而這些影響我們一生重要的條件卻不是我們可以拒絕。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用被拋進(Thrownness)來形容人生的開始：生命是一個謎，人的一生是被拋進來的，是誰做主導，他沒有說，但卻說盡了人的無奈。人的自由很少，生命開始已被決定，而死亡又是不能逃避。人生好像一場無奈的鬧劇，被人粉墨登場，推出了舞臺，自己還未知道要扮演甚麼角色。
 
十多年前香港話劇團上演過一齣翻譯劇「等待果陀」。劇中主要是兩人對話，十分無聊，盡是沒有意義的閒談。他們在一棵枯樹旁等候果陀的出現，始終不見人影，常常有使者說果陀快到，結果仍是白等。對話者無聊，坐立行止，穿衣脫衣，指東話西。「果陀」可能指上帝，人類在歷史上等候一個給予人生答案的神，可惜等候不到，或壓根兒沒有上帝，以致人生成了一片蒼白無意義的事實。西方文化由中世紀以上帝為中心，到啟蒙時代以後以人為中心，人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甚至不要去問人為何要來到世上。當人故意忘記自己的有限，面對將來，彷彿充滿無限盼望。十八、十九世紀一片樂觀看法：認為人只須憑著人類的智慧、理性便可以創造美好的未來。教育的普及、道德的自主、科學新發明都叫人相信天國指日可待。可惜經過兩次大戰，人類再次被逼殘酷地面對自己心底的問題：人是有限的，人的罪性使人陷於無法自拔的窘境。人不再樂觀地相信天國指日可待，反之，人類懷疑以往理性所建立的道德系統、社會結構、文化路向，是否顛撲不破? 六十年代開始，一切有形的系統和權威，都面臨嚴峻的挑戰，隨時有被拆散的危機。

等待果陀的人仍在等，果陀已經來到，可是人卻茫然不知。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5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博士與我們分享「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基督教角度反思」，共有超過40位朋友參加。「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經過天星、皇后碼頭搬遷事件，到最近的反高鐵行動，社會近期熱烈討論「八十後」的社運進路，彷彿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展開。這些社運的思想根源相當複雜，關博士在有限的時間裡只想探討對這些社運有一些影響的後現代思想，尤其是法國後現代大師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論」（如陳巧文就承認受福柯啟發）。他也對現時的抗爭手法提出反思，但強調沒有否定那些社運，目標也不是要標籤「八十後」。
 
關博士指出，現時社會的抗爭模式，好像正進行一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由過往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表達，透過理性對話和共同審議（Rational Deliberation），變成以激烈、敢言和敢於抗爭的對抗性策略：不滿足於遠距離的口誅筆伐，還要有臨場的抗議，肢體性衝擊，如到別人面前拍檯、掃東西，強闖場地等。（當然只有部份人如此，新舊範式現時是並存的。）這當中除了社會發展問題、民主進程不公義等因素外，「後現代思潮」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現代思潮」企圖將文明建在理性的基礎上，一個自由、世俗、工商業化和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也產生了。但這幾十年在西方開始興起「後現代熱潮」，不少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攻擊現代主義和啟蒙精神，認為這種「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樂觀主義」已經破產了，並且是現代世界種種問題與危機的根源。
 
後現代思潮相當複雜，較極端的可稱為「後現代主義」─它否定所有「基礎主義」，否定絕對真理和絕對價值，認為多元化、紛亂、不同的解釋、對立的價值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對人生與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釋（元敘事〔Meta-narrative〕或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為它們會帶來霸權和扼殺創新性。懷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更是貫穿現代與後現代的思維方式，而福柯式的泛權力論更把懷疑詮釋法激化。（關博士的後記指出這並不是詮釋福柯的唯一方法。）福柯說：
．「在現實中，權力的實施走得要更遠，穿越更加細微的管道。」(《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頁208)
．「在社會身體的每一個點之間，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在家庭的成員之間，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有知識和無知識的人之間，存在著各種權力關係，…它們是…統治權力賴以扎根的土壤。」(同上，頁176)
．「不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同上，頁19)
．「追尋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並且都必須適應的道德形態，這在我看來是災難性的。」(同上，頁120)
．「一旦我們“建議”—我們提出一套詞匯、一種思想，這只會導致支配性的後果。」(同上，頁72)
．「這個社會生產和流通以真理為功能的話語，以此來維持自身的運轉，並獲得特定的權力。」（同上，頁37）
．「權力產生知識……權力與知識直接地相互衍生，沒有權力是沒有它相應知識領域的組成成份，也沒有知識不預設（並同時構成）權力關係的。」[1]
  
懷疑詮釋法認為一些外表堂而皇之的思想，其背後的真正基礎是非理性的。這種詮釋法可用於一切「知識」與「價值」，都脫不了被用來合理化既得利益的嫌疑，所有真理都是社會建構的，「真理」只不過是權力的效果、工具或藉口，提倡普遍真理和道德的人會被批評為「霸道」、「霸權」。這種懷疑詮釋法在後現代社會流行，成為「反駁」別人的尚方寶劍。
 
若我們認為權力無所不在，那抗爭也要如此，所以「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亦成為福柯式社會批判和運動的名言。若有權力者的所謂「真理」或「理性對話」只是權力的工具或掩飾，那不單「理性審議」沒有真實性，在現實上堅持「假理性」和「假對話」更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那抗爭者不如用激烈的語言和手段衝擊被視為不公義的當權者？
 
關博士不否定以上思想有一定道理，所以基督教不應盲目拒絕福柯式的批評，而是先作自我反省，如教會有否濫用權力和真理來塑做信徒的主體，扭曲了信徒的人格發展，令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形成順民心態和權威主義人格呢？教會領導有否提醒自己，他們的角色不是去支配信眾，而是去服侍他們呢？（這種反省其實很符合先知和耶穌的精神。）
 
然而關博士也認為激化的權力論或抗爭手法也有不少問題，我們也應作出反思：
．一方面否定（對手的）絕對真理／價值，但同時高舉自己的意識形態，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真理，是否有雙重標準呢？若我們只懷疑對手的動機，卻不容許別人質疑自己和同道的動機；又或者只置疑化別人的「真理」和「道德」，卻不許別人置疑自己和同道的正確和正義，那又是否真正公平呢？
．縱使理性對話有時會被扭曲，但若全盤否定理性對話，動輒以抗爭手法取代溝通，那這種精神真的符合我們想爭取的民主嗎？
．若把「權力」觀念用得太濫，並把所有「權力」都質疑，那我們對社會秩序的安排還可以有甚麼正面建議呢？這樣會否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甚麼規限（Constraint）在甚麼情況下是可接受的呢？

關博士認為，面對新社會運動，教會不能再抱唯我獨尊或事不關己的心態，應保持包容，謙卑的心態，一方面在多元空間下把握本身發言的權利，另一方面也鼓勵社會中不同聲音和平、理性的對話。他也認為，新社會運動當然有抗爭的權利，但卻不可以獨沽一味、雙重標準和自義掛帥，這對真正民主的社會是無益的。（當然，這些話不是為任何弄權者或不公義事件開脫，針對他們的批判和合理抗爭還是需要的。）

沉溺問題的心理成因：葛琳卡博士

成癮是指到任何強迫，或習慣性的行為，由於依附某個慾望，而令人不能自由。對某人或事物感到吸引和嫌惡，都可成為沉溺。沉溺的特徵包括耐受性、戒斷徵狀、自欺欺人、喪失意志力及注意力扭曲。未能調節個人的情緒；未能掌控生命；身份危機；欠缺依附對象；無法建立有意義的關係；追求成功的假像；社交障礙和隔籬；百無聊賴；容易因挫敗而墮入絕望等，都較易染上沉溺行為。

香港基督徒沉溺行為調查2010：陳永浩博士

此調查主要關注香港基督徒在i)網絡、ii)購物、iii)投資、iv)工作及v)性此五大向度的成癮問題是否嚴重。是次調查的參與者以年青基督徒(13至33歲)為大多數。調查發現，在購物、投資及工作此三方面，大部分沒有上癮跡象。而網絡方面，介乎13至26歲的年輕人多沉溺社交網頁。至於在性方面，男性接觸色情資訊的情況較嚴重。

關係成癮（Codependency）：莫陳詠恩博士

關係成癮是指到與有癮好的人士共處而培育出強逼性的依附關係，此種依附關係不但不能協助對方戒癮，反帶來自毀毀人的後果。關係成癮的人難於建立一個健康的親密關係，成癮者因為需要「被人需要」，所以會在別人身上製造需要。關係成癮者需要自知自省、破滅英雄神話(非我不可)及認輸放手，在靠神靠人及多元發展之下才能痊癒。

「工作沉溺」工作坊：李耀全牧師

李牧師實際地道出要避免成為工作狂，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身邊的事物，特別是家庭，及排列其優先次序。不要把工作成為生命的全部，也不要因此而忽略了家庭。「平衡」非常重要，當牧者輔導在此方面有困難的信徒時，要按不同人的背景作出對應的幫助。

「金錢與投資」工作坊：吳澤偉先生

證券買賣與賭博有其共通點，便是金錢遊戲、操控風險，以及患得患失的精神和追求心靈興奮刺激。然而，透過不同的調查反映，一個真正快樂的人，並不是寄託於金錢。教牧不應忽視有參與投資活動的信徒，可以與一些專業人士合作，教導信徒正確的投資觀念。

「性與愛」工作坊：康貴華醫生

所謂的性沉溺是指不能停止的自我破壞的性行為。沉溺行為是一個發展進程，經常觀看色情資訊會讓人把性與愛分家，慢慢接受一些過往被視為噁心的思想或行為，如戀物癖、戀糞癖、甚至戀屍癖等。要擺脫性沉溺行為，可以藉著個人、過來人的互助小組來治療。

從「癮」到「穩」

很多專家都指出，「癮」並非一朝一夕而形成的。同樣，要戒除心癮，重建一個平定安「穩」的生命，也不能靠「一時衝動」便能馬上斷癮。希望成癮者及輔導員不要灰心，在脫癮路上，堅定不移，向著美好生活直跑。
 

由本中心主辦，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協辦，並得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同行基金」資助的第二屆研討會，於6月4日在香港童軍中心順利完成。
 
本屆研討會主題為「《若沉遇溺》：探討基督徒成癮行為、輔導進路和防治方法」，邀請了葛琳卡博士、莫陳詠恩博士與超過170多名會眾解構沉溺問題的心理成因以及關係成癮。而李耀全牧師、吳澤偉先生與康貴華醫生分別在「工作」、「金錢與投資」及「性與愛」三個工作坊與大家探討上述主題。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陳永浩博士亦在會中發表了本中心第一項調查報告    —《香港基督徒成癮行為調查2010》。

 社工是一門助人自助的專業，擁有獨特的專業理論、知識、價值觀、工作方法及應用技巧。社工常常站在弱勢群體中間，以同理心去傾聽、了解他人的感受，以及幫助有需要的個人或群體。可是，在一些具爭議性的問題上，當倫理觀與同理心互相拉扯，社工又應如何「企位」？

社工：看護世界的醫師

是次對談，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林昭寰博士和與會者分享現時社工發展的方向，和社工如何定位的問題。林博士指出，社工發展有其神性的使命。現代的社工服務其實就是源自基督教會的慈惠服務，而在1928年於巴黎舉行的首屆世界社工會議（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Paris），也對社工在靈性和理念上有要求：社工是「看護世界的醫師」；以利他主義（Altruism）為宗旨，而且要有犧牲精神，能放棄小我完成大我。[1]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社工具有改良社會和造福人群的使命，亦慢慢的將社工帶來專業的範疇與規管，如1968年英國《西博姆報告書（Seebohm Report）》就確立了現時社工的職權，專業和服務標準。
 
社工的「工作」，其實就是透過人際關係的工作和技巧（互信、互惠、理解、道德，英文可合成為TRUE: Trust, Reciprocity, Understanding, Ethics)，促進個人，家庭，小組和社區的功能和福祉，以達至社會變革和個人的自我完善。可是，正因社工工作帶有使命性，而每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想與理解，以至社工有時會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場與觀點，使這個行業既有可塑性和多元化，但又可以出現矛盾和不協調，對一些社會問題有莫衷一是的看法。

如何理解「同理心」？

同理心被認為是社工的特色，除了是以案主角度設想外，其實也是帶著「一個人應該如何被人對待」的理念，是在於協助案主找出甚麼是值得選擇的目標，並將理想化成為現實的進程，所以是一個負載著價值，也有道德實踐而非只有技術上的工作。美國社會工作學者Biestek曾對於社會個案工作的專業關係(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提出了七個原則：[2]
 
1.個體化原則（Individualization）
2.有目標地表達情感（Purposeful Expression of Feelings）
3.節制的情感投入（Controlled Emotional Involvement）
4.接納原則（Acceptance）
5.非判斷化的態度（Non-judgemental Attitude）
6.案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
7.保密原則（Confidentiality）
 
簡單來說，就是每個案主都有其獨特性，將「人」的價值奉為最高標準，不應一概而論，與案主的溝通和表達應是有目的和帶有效果的，而不是隨便加上個人的感受；而在感同身受時，也不應感情用事。社工相信人人都有可塑性，並且是可改變的。所以，不應先入為主地判斷他人，也對案主要有必要的保護。

改良與革命、控制與照顧

可是，林博士也指出，隨著社工的繼續發展，香港社工也要面對種種的難題。首先，近年社工界在「一筆過」撥款的政策下，面臨追求量化和實效主義問題。社工往往因向上頭「交數」，容易量化、有實效的服務工作(如學校、社區中心興趣班等)就成為優先選擇，相反地，真正需要幫助的案主，或是難以接觸或需要長時間幫忙才有成果的個案就難於「交差」，處理的優先度會被降低了。另一方面，隨著工作量的增加，又要完成一個又一個的指標，社工對自身和社會價值觀的討論往往就因此減少，這對社會工作其實是不利的，亦往往使服務欠缺深度。
 
而且，香港社工的發展源自英美，西方社會著重個人的(Individual)發展，但中國人也著重群體和社會的因素。抗爭的社工模式當然有其可取之處，但如演變成類似當年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因抗爭而導致最後解散的情況則是可悲的。[3]另一方面，社工也要注意「案主自決」的重要性，不要混亂了「改良與革命、控制與照顧」而左右了案主的意思或主導了事情發展。

良好意願，沒有倫理和道德的制衡，是兩刃的劍，既能幫人，但也害人。

在時下很多的社會運動中，不論是反高鐵，土瓜灣塌樓重置，到永利街保育，同理與公理之下，社工，案主，每個層面的持份者，個個都有道理，有理說不清。當社會問題並不是非黑即白，看來公義，又可能不公平時，是不是「攪手」們來一個大快人心的社會運動，就能簡單地解決問題？又或是當一些自由、人權大道理至上，偏偏又和我們心中那些說不出但又實實在在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相衝突的時候，簡單以「是非題」解答是不是太過草率？

當這些「是非題」需要多加思考時，請給予自己和別人一個機會：當改良變成革命，神性變成唯我獨尊的一言堂，對事件本身和整個社會的發展並不帶來好處。

讓我們都給倫理和價值觀多一點空間盤旋。

年初的「反高鐵」示威，引起了之後的「八十後」討論。後現代主義的思潮，權力論與公民抗命，成為了熱門的話題。可是在這些熾烈的城中熱話裡頭，教會，你在那裡？我們答得上話嗎？

鐵路要「高鐵」，教會對生命倫理的研究，實在也要「高速」。若我們對社會上發生的事不聞不問，只在教會四面牆裡面說「我們成為一家人真好」，很快我們在社會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就會失去得無影無蹤。

今期《生命倫理》，我們會向大家探討有關「幹細胞和複製人」的問題。當複製人的研究還有極大爭議的時候，其實幹細胞的研究已彷彿成為醫學研究的大方向。我們不禁要問：當幹細胞技術發展成熟，人會不會如機器零件般，壞一個器官，就能更換一個新器官？

「社會文化」也好，「生命科技」也好，「生命倫理」的探索，其實是要相輔相成，甚至要趕上同一步速，我們才能承擔得起這社會各方面高速發展帶來的種種影響，也才懂得如何面對。

自從1996年世界第一隻複製羊多莉誕生，社會對複製技術與幹細胞研究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究竟幹細胞與複製技術背後的原理是甚麼？此等技術可如何改善人類生活？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於2010年1月21日晚舉辦了以「幹細胞與複製人」為題的生命倫理對談，邀請得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黃岳順教授，與參加者對複製技術與幹細胞研究作深入的討論。

一切由複製羊多莉開始

為了讓參加者更易掌握有關技術的原理，黃教授在對談開始時首先講解細胞的構造。細胞是生物最基本的生存單位，每個生物包含的細胞數目由一至上十兆不等。細胞核（Nucleus）是細胞的核心，負責維繫細胞的運作。

細胞核中有若干對染色體（Chromosome），染色體含有遺傳物質DNA，決定細胞以至整個生物的屬性和形態。大多數動物的繁殖以有性生殖（Sexual Reproduction）的方式進行。在過程中，擁有男性一半遺傳物質的精子會與擁有女性一半遺傳物質的卵細胞結合，形成擁有全數遺傳物質的受精卵（Zygote），發展成一個新的生命。

多莉是藉體細胞複製（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技術複製而成的。在複製過程中，研究人員將一顆從白臉母羊乳線細胞抽取的細胞核，植入一顆由黑臉母羊取出、被移除細胞核的卵細胞。

一顆性質上類似受精卵、擁有和白臉母羊一樣基因組合的細胞就此誕生。細胞經過電流刺激會開始分裂成胚胎，植入另一隻母羊子宮內，成長為一隻與白臉母羊一模一樣的複製品。

多莉的誕生，証明了有性生殖的動物可透過人工方法以無性生殖方式繁殖。掌握生物複製的技術，除了可大量複製瀕危物種以解決絕種危機外，人類器官複製亦可用作醫藥用途，為輪候器官移植的病人帶來希望。（Gibbs, et al., 2001）

不過現時複製技術尚未完善，多莉的早衰亦令人對複製生物的健康質素產生疑問。另外，隨複製技術而來的還有許多倫理的問題，如複製生物對生態平衡的破壞、複製人技術研發展成功後在社會引起身份關係的混亂等，仍有待探究。

由複製羊到幹細胞

除了複製技術的研究之外，幹細胞（Stem Cell）的研究在近年亦引起社會不少的討論。幹細胞是身體中尚未分化（Differentiate）成特定細胞類型（如紅血球、神經細胞等）的細胞，擁有自我更新（Self-renewal）的能力，進行細胞分裂補充老化或死去的細胞，以及分化能力，變成身體上不同類型的組織或器官。

人體中有不同類形的幹細胞，各有不同的分化能力（生物學上稱為功能，Potency），按分化能力由高至低依次被稱為全能（Totipotent）幹細胞、多功能（Pluripotent）幹細胞、多潛能（Multipotent）幹細胞以及有自我更新但沒有分化能力的專一性（Unipotent）幹細胞。

我們身體裡的幹細胞，都是成年幹細胞（Adult Stem Cells），屬於多潛能類型，只有有限的自我更新和分化能力。而胚胎中的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則屬於多功能類別，具有分化成不同細胞類型的能力。所以，科學家可從胚胎幹細胞製造出有需要的組織類型，用作修補身體受損的組織、器官，或測試細胞對藥物的反應。

實驗室內的胚胎幹細胞主要來自墮胎胎兒或試管受精過程中多出的胚胎。由於抽取胚胎幹細胞的過程會破壞胚胎，而胚胎應否算作生命仍屬爭議，所以有人認為用胚胎幹細胞作研究用途實與殺害生命無異，令研究一直遭受不少反對。因此，在喬治布殊主政期間，美國政府亦曾一度禁止使用國家經費研究胚胎幹細胞。（Wilson, 2009）

幹細胞技術的突破

幸而，近年生物學家發展出一種新技術，將成年幹細胞改變成具有分化能力的誘導多功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並成功以此治療實驗老鼠的鐮刀型紅血球疾病。（Hanna, et al., 2007）使用這個技術，我們不用胚胎幹細胞便可製造出有需要的器官。黃教授認為，隨著iPS的技術發展完善，幹細胞技術的研究將可避開有關道德的問題。

不過黃教授亦指出，在現階段iPS技術研究仍然所費不菲，國家倘若投放在幹細胞技術研究的費用過鉅，可能會令國家減少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從而令社會的不平等惡化。另外，如果在誘導多用途幹細胞形成的過程有誤，有機會製造出癌細胞，貽害獲贈有關器官的人士。

隨著近日研究人員發現維他命C可以促進iPS的形成，將來誘導實驗的成功率將可獲大大提高，從而減低研究的成本，進一步幫助解決現有技術可能引伸的問題。（Esteban, et al., 2010）無論如何，除了在技術層面上不斷創新，我們在發展科技的同時還需要顧及它們應用的代價和可能引起的倫理道德問題，以確保科技發展可真正達到改善人類生活的目的。

當我們可喜地看見現時的幹細胞技術一日千里，不治之症可能成為歷史，甚至人人都能「長生不老」，壞掉的器官就以新的培植器官更換的時候，這又會帶來甚麼的道德問題？我們實在要多花時間，細心分析當中可能出現對生命和倫理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