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和公民抗命對教會牧養的衝擊

	正生書院已完成了她的使命
	（時代論壇．12-6-2024）
	政府指若正生會保證銀行戶口解凍後資金用於書院運作 警方願意配合
	（無綫新聞 ．12-6-2024）

正生書院事件的發展，最令人痛心的是仍然留校的學生和老師的困境，以及對教會和慈善機構誠信造成的傷害。而身在海外的關鍵人士一直不願意對外界的質疑作任何公開及詳盡的回應，以及用之前的捐款協助學校解決財政困難，更令曾經因為受前校長的言行感動而捐款的各界人士十分氣憤，大家為了支持正生書院而捐出的款項，未經捐款人同意而將款項調往海外；而調撥的過程之中據說曾透過私人戶口轉款，這對於任何免稅慈善團體來說是絕不能接受、甚至是違法的行為，就算最終如數轉往海外另一些慈善團體，誰敢保證在調撥的過程之中，有關人士不會用作私人的周轉？而當中涉及的利息亦可能不少，但真實情況如何，公眾到如今仍是毫不知情。還有就是當正生書院陷入財困，老師多月未能支薪，為甚麼不將已調往海外的資金調回香港應急？作為前僱主、前上司對受影響同事的困境袖手旁觀是毫無道義的行為。若果調撥有甚麼重大的困難，亦應向公眾（特別是捐款人）作出解釋，所有捐款都不是機構負責人的私人財產，一切運用應與機構成立時的章程和捐款人指定的項目相關，並且要符合慈善團體的稅務條例，而個人的領受或良好的動機，並不是違反上述要求的合理原因，除非當事人是以個人的財產去開拓新的事工。

任何人（包括基督徒）若果有一些新的領受，想開設某些新的事工、甚至新的機構，都應該清楚向捐款人說明，並確保按照承諾辦事，不能簡單一句向神交代就可以蒙混過去，這是作為慈善團體負責人和基督徒應有的誠信，沒有誠信，過往一切做過的好事都會被質疑，因為別人無法知道你的內心，而只能以你的言行來評價你。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子錯落盤皆落索，若當事人真的問心無愧，應盡快公開交代事件的詳細情況，並回應外界一直以來的種種質疑，以及向受影響的師生和捐款人道歉。雖然正生會前主席和一些前董事、以及正生書院前校長在整件事情的處理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亦充滿疑點，但同學和老師是無辜的，而正生書院服侍有需要同學的方式亦是十分獨特，暫時看不到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學校和方式，應盡快在全新的董事會帶領下，與之前受質疑的行為劃清界線，解凍有關的戶口，令學校可以按照過往的方針，公開及透明地繼續運作，也讓公眾可以仔細觀察，以恢復公眾的信心，一切應以學生的利益為大前提。

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甚麼你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我嘗試在這裡長話短說。不過，先此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教會、普世派、福音派…… 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教會，為甚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內流行這樣的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但開明派卻是背著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佈著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裡面的一位大學講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只毫無批判，而是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們的詩集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著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裡，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不錯，福音派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詬病，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向師尊請教「甚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踐行仁德應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著問號做人。

在世界各地，紋身的意義以及人們對它的觀感一直在改變。例如最早在北美洲的原住民，認為紋身具備戰勝及保護靈魂的意義，到了18世紀中期，女性原住民會視紋身具有類似針灸的效用，用以紓緩牙痛和關節炎。而早期美國的水手及軍人亦多在身上刻上祝福的字句，希望可以保佑自己從戰場或海上平安歸來，到了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紋身成為流行的象徵，二戰後的美國，基於囚禁在集中營的人會被迫紋上編號，導致西方社會曾有一段時間對紋身產生反感。[1]

至於日本，也並非一開始便把有紋身的人定義為有黑社會背景的人，例如早期居住在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女性會在嘴唇周邊紋身，以此顯示她們的婚姻狀況，以及象徵著成熟和忍痛能力。到了約17至19世紀，從事建築、祭典準備、消防及郵政工作的人，為了顯示自己瀟灑及帥氣，也常會在身上紋身，有僧侶亦會在身上紋上經文，以求加強法力。另一方面，早至720年，罪犯的臉或肩膀亦會紋上標記顯示罪行或懲罰，約在1960年，人們認為紋身與黑社會及犯罪有關聯，不過到了今天，年輕人受到西方文化影響，開始視紋身為一種流行的藝術，並在自己身體喜歡的位置紋上圖案及文字。[2]

從前對紋身有刻板印象的日本，當中的年輕人現在對紋身已不如過往負面，就連香港的年輕人亦愈來愈接受紋身。以往的香港社會也如日本一樣，普遍視有紋身的人有黑社會背景，不好又或不乖，但現在人們一般都接受紋身文化，不再視有紋身的人為壞人，反而會把紋身看為一種藝術及一種潮流。有的年輕人只想把鍾意的圖案紋在身上，有的則希望紋上特別及有紀念意義的圖案或字句。[3] 當社會對紋身的看法愈發接受，這種趨勢亦蔓延至教會年青的一代，不少年輕信徒不是正在考慮紋身，便是已在紋身的路上，教會可以完全漠視這種紋身風氣或年輕信徒的想法嗎？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兩位年輕信徒，希望藉著他們的分享，有助牧者們稍為了解年輕信徒如何看待紋身，以至無論教會有何立場，都可以回應到年輕人的需要。

手腕內側紋了一個十字架及一句經文的Alan

Alan（化名）回想在他大學時期，發現大學團契中每10位基督徒中，大約便有一至兩位身上有紋身，而身邊出現的基督徒朋友也愈來愈多人考慮紋身。Alan坦言大概從小二開始，便對「紋身」不陌生，由一開始接觸印度的手繪紋身（Henna Tattoo）、到後來是噴槍紋身及紋身啫喱，可能因此令他從小到大都有想要紋身的慾望，成為了基督徒的他，由正式考慮紋身至付諸行動，便決定要紋上與信仰相關的內容。

Alan幾乎沒有為到基督徒可否紋身而掙扎，但他非常著重紋在身上的東西，對他有何特別意義，他也會考慮教會的看法，雖然在教會中，有一些長輩在他刺上臨時的紋身時略有微言，但他所認識的傳道人，都表示最重要是他有否想清楚，Alan很慎重的挑選了紋身的經文，在此事上他有尋求牧者的意見，最後，他的手腕除了有一個向著自己的十字架，也刻上了“desire gives birth to sin.”這一句來自雅各書一章15節的經文，他認為刻在自己手腕內側，這樣才可以讓紋身在自己的視線範圍內，方便提醒自己。Alan不是為要追求紋身藝術或潮流才這樣做，只是想通過一個他認為舒服及鍾意的方式去紀念一些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東西，比如信仰，又比如家人。

當初若有牧者反對自己紋身，Alan還會決定紋身嗎？對Alan來說，他花了整整兩至三年的時間去考慮是否紋身，所以這並非一個隨意的決定，因此，他想他還是會選擇紋身，但他亦明白牧者有不同的立場，若然有些牧者認為有紋身的人不能參與講台上的事奉，如敬拜隊，他是可以理解的，但若然連小組組長也不可以做，甚至阻止他參加團契的話，那麼，他有可能轉去其他教會。Alan認為牧者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只要當他們有意見時，願意找他傾談，而不是表現出抗拒的態度，這樣已經很好。Alan不後悔自己紋了身，也沒有覺得不太方便，若然日後找到其他有意義的東西，他相信自己亦會把它們紋上。

很想在自己背上紋上一個大大十字架的John

與Alan不同，John（化名）並非一開始便接受信徒紋身，不過，隨著社會對紋身有所改觀，加上John後來認真地從信仰角度去思考紋身這課題，令他開始接受信徒紋身。對他來說，基督徒紋身並非與信仰抗衡，可能有些人會引用利未記十九章28節「不可為死人的緣故，割傷你們的身體，也不可在你們的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新譯本》）去反對紋身，但John認為不可以單純地把經文視作條文，應該看《聖經》的精神是甚麼。就如耶穌也打破當時的「傳統」，在安息日治病，如果紋身可以讓人在信仰上有更多提醒，豈不是讓人更「屬靈」嗎？另外，他提到以往有沙漠教父長時間舉手祈禱，他們看似用一些苦待自己或傷害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信仰，紋身或許可以成為另一種幫助他謹記信仰非常重要的方法，以及讓他知道他是要從世界分別出來的——分別為聖，John重視的是紋身達到的效果而不是紋身本身。

當然，紋身可否讓人謹記信仰，在於紋身的內容。John提到自己中學畢業時很投入教會，當時，他想在背上紋上一個很大的斜放的十字架，提醒自己不可以離開信仰，因為世事難料，連自己都不能擔保，自己會否有一天不想再跟從基督，但只要紋上一個大大的十字架，他認為如果有一日他出現了「離教」的念頭時，至少有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從考慮離婚到正式簽字，過程中仍有不少機會挽回，對他而言，紋在身上的印記或許可以給他一次「被挽回」機會。有如此想法，是因為當初帶他返教會，鼓勵他要參加崇拜的那位中學同學，已經離開了信仰。

對John而言，紋身的意義除了讓他謹記信仰，也能表達他是基督徒這身份。他認為要紋身，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考慮過不同的後果才好採取行動，即使現代的科技先進，可以輕易去除紋身，但他卻感到，一旦紋上便是一生一世的事。他不是為了裝飾，或純粹想突出自己而紋身，John並不打算在身體當眼地方紋身，以免影響事奉。他也坦言，若然所屬教會，整體的氛圍反對紋身，他也不會為了紋身而離開教會，他不會視紋身是生命中非做不可的事情，既然弟兄姊妹分享著彼此的信仰生活，他亦會考量其他人的意見，他認為每間教會都有自己的規矩，就如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校規一樣，若然環境不許可，他便不會做。

與Alan一樣，John有詢問過牧者有關紋身的事情，他的牧者支持他紋身，不過，他身上迄今並沒有任何紋身，不是怕痛，而是他恐怕隨著年日過去，自己的身形有所改變，身上的紋身也會出現變化。

不需要視信徒紋身是「離經背道」

一個有紋身的Alan，一個未有紋身的John，透過他們的回應不難發現，他們兩人均不是一時興起想著要紋身，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他們對信仰都非常認真，並且希望在身體上紋上對他們最重要的東西。雖然他們的聲音不足以代表所有想要紋身的信徒，亦不排除有信徒只為了趕潮流，追求紋身藝術等其他原因才選擇去紋身，但Alan和John某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希望藉著紋身，提醒自己堅守信仰的信徒。

或許有人認為信徒並不需要，也不必藉著紋身去提醒自己，有這種想法的人沒有錯，然而，現實中有不少年輕信徒接受紋身，他們也很想藉此去表達或紀念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事情，其實除了信徒紋身，也有紋了身的神學生，外國亦有牧者（如Joyce Meyer）紋了身，將來在教會中或會有更多紋了身的信徒及牧者，教會由不同的群體組成，每個人對於紋身都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今日教牧同工覺得毋須與弟兄姊妹討論，但只要大勢一到，這可能成為教會將來不能逃避的課題之一。

無論如何，彼此保持溝通非常重要，教會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先聆聽弟兄姊妹的故事，了解紋身及其圖案或字句對他們的意義，以及他們紋身的內容，比單單用一節經文否定他們的行為來得好。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感恩「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於2019年10月25至26日假恩福中心順利舉行，由第一屆開始，明光社每屆都會協辦性倫理峰會，2019年大會以「守護婚姻」為主題，邀請來自英國的大律師保羅．戴蒙德（Paul Diamond）及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鄭順佳博士分享，聚會約有100人出席。

婚姻是甚麼

戴蒙德先生於峰會第一天分享「婚姻應否被重新定義」及「守護婚姻：宗教自由與歧視」。他認為是社會制度讓個人有權享有社會福利。從人類學角度，婚姻是兩性之間互補的關係，肩負著生養下一代及價值傳承的作用，他強調，家庭是為孩子而設，不是孩子為家庭而生。他提醒我們，性小眾對基督教非常不寬容，香港的信徒要裝備起來回應。他提到《歐洲人權公約》第九條保障了人有思想丶良心和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在如何實踐（manifest）上卻出現爭議。

基督徒受到迫害

戴蒙德先生提醒我們，基督徒面對的是一場政治運動，他分享了很多英國法庭的逆向歧視個案，說明當地在婚姻被重新定義後，社會、個人及教會在實踐信仰自由時所面對的法律挑戰。

1. Johns v Derby City Council（打吡市議會）案：Owen和Eunice Johns這對基督徒夫婦，因為不願意肯定同性戀行為而失去作為寄養家庭的資格，法官認為他們對同性戀的看法對所寄養的兒童有真正的風險（real risk）及令有關兒童受感染（infected with），法官將不認同同性戀行為的觀點視為病毒，會令所照顧的兒童受感染。戴蒙德先生認為將基督教的價值觀類比如病菌會傳染給兒童，是匪夷所思的！

2. McFarlane v Relate Ltd案：McFarlane是一位基督徒輔導員，受聘於英國一間全國性的輔導機構Relate。McFarlane一直表現很好，直至他向上司表達他對於以性心理治療幫助同性戀伴侶的有效性存疑，他便被解僱，他遂控告Relate。案件在英國法庭審理，McFarlane被判敗訴，於是，戴蒙德先生將這宗案件遞交到歐洲人權法庭（ECHR），可惜，法庭仍然判McFarlane敗訴。這宗案件顯示基督徒可能因為信仰的緣故失去輔導員的工作。

3. Felix Ngole v University of Sheffield（謝菲爾德大學）案：Ngole是一位社工學生，他於2015年在個人臉書討論美國的Kim Davis因拒絕簽發同性結婚證書而入獄的事件，當中提到《聖經》指同性戀是罪的內容，學校為此收到匿名投訴，之後禁止他成為社工，因他的言論有歧視性本質（discriminatory nature）。後來他雖然得到平反，但事件發生時，報章以大標題「恐同不能成為社會工作者」來報道，當他在法庭上得到平反後，就只有一小段報道，指「男子贏得上訴」。戴蒙德先生藉這宗案件提醒與會者，主流傳媒對於涉及LGBT的報道手法非常偏頗，他鼓勵香港教會開拓媒體工作。

基督徒如何回應

戴蒙德先生在結語時感嘆過去幾年，看到基督徒被禁止穿戴十字架丶領養孩子，甚至失去工作及專業資格，這對基督徒實在非常不公平，甚至有法官在批核同志的領養案件上，說了一句「兒童需要爸爸媽媽」也被指為不寬容。他認為我們要協助維護家庭的組織發展及做到媒體友善，發揮媒體的力量去影響法官，他們都是生活在香港的，同樣會閱報，受媒體訊息影響。此外，基督徒不應該只關心自己的宗教自由，如果有同性戀者受到欺凌時，基督徒也要出手阻止，這亦是基督徒信仰的實踐。他呼籲基督徒律師起來，為信仰自由辯護。

上帝設立性、婚姻、家庭

鄭順佳博士分享「婚姻的神學反思」，他認為現代社會，性的領域非常廣泛，到處都是性的解放，性的淘空，導致性失去創意及規範，因此，基督徒要明白《聖經》如何給我們指引，認識上帝創造性的心意。創世記二章18節提到：「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上帝創造完各樣動植物後，覺得一切都非常美好，唯獨認為「那人獨居不好」，因他未覓得他的伴侶，於是，上帝造了一個女人幫助他，且吩咐他們要生養眾多及管理大地，要向上帝負責。上帝亦會向人問責，這是創造男女的心意，性是上帝美麗和奇妙的創造，性座落在創造和立約的脈絡中。

性的規範及界限

上帝透過律法書將律例和禁令呈現，使人明白性的意涵，生育在五經中是最重要誡命，是上帝賜給人的禮物，讓人在婚姻關係中享受，因為人是有思想、有尊嚴的，對於性是有能力節制的，上帝透過禁令，讓人知道界線在哪裡，哪些行為是可憎惡的，是需要受到禁止的。很多時，禁令與處以極刑是互相扣連，有人認為這是文化的產物，但其實是有其正面功能，如保護婦女及弱小，防止他們被利用及剝削，維持人倫的秩序。有關性的界限，舊約主要有四條禁令：

1. 不可亂倫：維護家庭的秩序，由於舊約中的家庭普遍是大家庭，這禁令鼓勵近親的關係有愛，但不可有不當的性行為，其目的是保護後代的健康，因為醫學統計上亂倫所生的子女會有較高機會有各種遺傳基因的疾病。

2. 不可姦淫：上帝創造婚姻的秩序，夫妻的關係是分別為聖的忠誠關係，為子女帶來安全感及穩定的生活，姦淫的行為是背棄忠誠，破壞婚姻。

3. 不可有同性之合：這是違反上帝創造男女的秩序，上帝沒有為亞當預備一位男性的伴侶，人類更不是單細胞繁殖，同性生理的結構亦不適合進行性行為，尤其是肛交容易令直腸受損及引致其他疾病。

4.人獸之合：從生物學上，人也是一種動物，但人有上帝的形象，其他動物沒有，動物在發情期需要交配，人不同，人可以控制自己，假若人與動物發生性行為，不知會有甚麼後果，會產生甚麼病，野獸的疾病如在人身上出現，後者不堪設想。禁止人獸之合是要維護生物各從其類的秩序。

新約性觀及婚姻觀

鄭博士再引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前實習生的性醜聞，幫助參加者思考如何劃出性的界線。按馬太福音五章27至28節字面的意思，可劃分為四個層次：一、欣賞有好感；二、有淫念幻想；三、有步署行動；四、進行雲雨之交。鄭博士認為如只在意念上有好感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界線應定在一與二之間，當落在淫念中，則不論是否有行為及是否成功，都是犯了姦淫，因為淫念將對方視為物件，令她失去作為上帝受造的人的尊嚴，若從這個角度思考，我們是要實踐律法的精神，而非條文。

新約以婚姻來為性劃界線：婚姻內的性是尊貴的、是好的，不是卑賤的，將婚姻好像祭壇獻給上帝，希望保護婚姻雙方；一切婚姻以外的性是不容許的，並違反婚姻的忠誠，也是淫亂的事。哥林多前書七章2至5節提及婚姻內夫妻之間的性是毫不掩飾，有互相滿足的責任，性關係是義務而非權利，有償還欠債的心態，配合對方的需要，婚姻內的性非指向自己，而是指向對方；不是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滿足對方，或是互相滿足；不是滿足個人私慾，而是能體諒對方，避免試探及懷疑。有關性的律例定於遠避淫行，追求聖潔活出尊貴的生命，目的是為了保護，而非禁慾。

新舊約綜合論述性

舊約創世記與新約羅馬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創世記第一至三章，談論到創造、死亡、虛謊、羞恥；羅馬書第一章提及，人透過受造之物明明知道有創造主，卻不去敬拜祂，離棄上帝去敬拜受造之物，這種否定上帝的後果，使人放縱情慾，做出違反自然、違反男女的秩序，將順性的用處變成逆性的用處，進行同性性行為。這些行為，新約與舊約的教導都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阡陌社區浸信會、維護家庭基金、香港性文化學會、明光社及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從政難，基督徒從政更難，因為我們背負的包袱更重。

近年來，香港不少的政府高官、立法會議員和參選人，都有意無意地強調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甚至表示從事公職是出於上帝的心意和感動。此外，亦有人提出香港應成立基督徒政黨或政團，打正旗號參與選舉，既可透過選舉活動宣揚基督徒重視但社會人士忽略的價值觀，亦可以讓一些對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都不滿的人士，有另一個選擇。

一個基督徒在眾人面前公開自己的身份本身不是錯事，能公開本身的信仰亦是自由社會的一個標記，至於上帝給個別信徒甚麼啟示和感動，除非他所做的是一些明顯違反信仰的事，否則，其他信徒亦難以質疑。問題是一些人將基督徒的身份和個人領受，與基督教對信仰的解釋權混淆了。

一個從政的基督徒，對政治問題的理解和判斷，並不會先天比其他人優勝，因為政治或社會事務最重要的不只是一些抽象的信念，而是個人對當前社會問題以及其解決方法的剖析和判斷。信仰只能提醒你不要做一些壞事、錯事，但要在複雜的環境中尋找既可行亦能平衡不同利益的社會政策，卻需要相當的見識、經驗和能力，才可以幫助你做明智的決定。

一個好的基督徒並不等於是一個好的政治家，正如好的基督徒不會自動成為好的老師、好的律師、好的醫生、好的經理……因為從事任何行業，除了有心之外，亦需要有力，更需要具備相關的知識。好的基督徒尚且無法保證自己在各方面都做得好，更何況一些別有用心或有心無力的基督徒呢！任何政治人物若強調自己是基督徒，他只是向人宣示自己的信仰，他不應期望別人會以為他擁有比別人高尚的人格和能力。反之，他會面對更大的挑戰，因為別人對他言行的要求，可能會比對一般人高。公開本身的信仰不是為了得到甚麼利益，更不是「抽水」，而是預備接受挑戰和為信仰付代價。

既然基督徒從政者要隨時準備面對來自傳媒和公眾人士的挑戰，那麼他必須善於用非信徒能夠明白的表達方式，而不是以一大堆的宗教術語和禮儀去闡述他對公共事務的理念，太多的宗教表述可能適得其反，令公眾以為當事人只關心宗教團體和信徒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眾利益。任何基督徒參政前應該先撫心自問，自己對香港社會的問題是否有較一般市民深入的認識，以及能提出對症下藥的建議？更不要因為自己勇敢站出來，便期望其他不站出來的信徒不會對你有所批評。有些觀點胡亂表達，往往只會弄巧反拙，沒有參政的基本能力而強出頭，只會貽笑大方，不僅未能作好的見證，反會羞辱主名。

另一方面，對於成立基督徒政治團體，打正旗號爭取和推動符合基督教價值的社會政策，筆者頗有保留，因為香港的基督徒人口只有大約百份之五，難以要求大部份未信的市民跟隨基督教的價值觀去制訂社會政策。當然，若果目的是為了向市民推銷我們認為美好的價值，本來未嘗不可，問題是香港的基督徒群體本身亦十分多元化，不同的宗派在神學、禮儀和關注重點本身已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對於社會政策更是百花齊放，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念。再加上絕大部份的政治訴求，其實都不是真理層次的事，而是提出者對當前社會形勢的判斷和策略，這些判斷和策略必然帶有主觀的成份，受提出者的理念、經驗和目的所影響，而隨著不同的時候和形勢的變化，亦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若以基督教信仰的名義為一些非絕對的政策背書十分危險，恐怕會經常出現一些基督徒和基督教群體，高調出來反對某些基督徒政黨的尷尬情況。

基督徒以公民身份，盡公民責任去參與政治活動，別人自會因你的好行為歸榮耀給神，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連你的政敵都相信和尊重你的人格。在香港，任何人和團體都難以代表基督教，所有基督徒參政者都只是戰戰兢兢地以基督教價值服務社會的信徒。任重道遠，小心言行。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2014香港教會普查」顯示，整體香港教會的平均每週出席崇拜人數為305,097人，約佔香港整體人口4.2%，基督徒是社會上的少數。我們與信奉其他宗教、持有不同價值觀的市民生活於同一個社會，價值觀的衝突時有發生。

過往有信徒選擇離開群眾過避世的修道生活，但在今天的香港已難以實行。聖經教導我們要作鹽作光，但卻眼見不少信徒被世俗洪流沖散，跟隨世界的價值觀而行。我們放眼於聖經的時代，不難發現以色列一直與鄰近的異教文化接觸，他們非但沒有被同化，反而發展出獨特的傳統及信仰。我們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張智聰博士，希望能從聖經中得到啟發，找出信徒在這世界站立得穩的處方。

賦予新義   轉化異教文化

利未記十八章已一早清楚地告誡以色列人不可效法迦南地的行為及惡俗，但當我們翻開聖經，卻發現以色列人面對著政治、經濟、生活等等實際的原因，被異教文化影響而偏離信仰的事實。張博士認為這是一個常存的危險；但與此同時，他指出聖經也呈現出另一個向度，以色列人不採納亦不排斥異教文化，在不效法他們的行為及惡俗的前提下，將異教文化的元素重新定位及演繹，賦予一個新的信仰意義，並轉化成以色列信仰的一部份。張博士列舉以下的例子作說明。

近東文明對神明的膜拜、獻祭、禱文等等禮祭均存在於不同民族的信仰系統：以色列人敬拜耶和華，迦南人敬拜巴力，但兩者的宗教觀存在著極大的分別。張博士表示巴力信仰是藉著種種禮祭，將人間帶到天庭，以影響天上神祇的決定，從而降福與人間。

但聖經中禮祭的根源是上帝與人所立的約，主導者是上帝。因著這約，上帝不是在天上俯視民間疾苦，而是親自在以色列中成就衪的心意，衪在人民的中間，衪是與人同在的神。

割禮是以色列人重要的傳統，是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記號。張博士表示割禮並不是以色列人獨有的文化，考古學家在埃及也發現到割禮的習俗，但割禮在埃及文化中的意義卻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是成人禮的傳統；也有學者認為與祭祀及潔淨有關；亦有人認為這是埃及貴族間的習俗。但當割禮這習俗出現在以色列民族時，它在埃及文化中的意義已不再重要，因為它被賦予一個立約的意義，是神選民身份的認定。

兼收並蓄   敬畏上帝為始與終

張博士再以舊約聖經的智慧文學作例子，他表示箴言除了結集所羅門的箴言，亦有不少原先是外邦智慧人的格言。箴言的編修者並沒有拒絕異教文化中值得學習的智慧話，反而將之吸納並重新包裝，加插在書卷中間，並以開頭和結尾兩篇箴言所強調的「敬畏耶和華」成為整卷箴言的核心思想，帶出選擇耶和華才是真正智慧的訊息。那麼，外邦智慧人的格言提醒人不要選擇懶惰，就不再是個人品行的抉擇，而被轉化成選擇耶和華的行動了。

至於詩篇，第二十九篇是一篇充滿異教色彩的詩篇，張博士指出這原本是一篇迦南人巴力信仰的讚美詩。詩人一開始宣告「神的眾子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這明顯保留了異教文化中天庭的概念。詩人接續多次以「耶和華的聲音」來形容打雷，巴力是掌管天氣的神祇，而在迦南文化中打雷原是「巴力的聲音」，但詩人借用了異教的文化，用「耶和華的聲音」取代「巴力的聲音」。經文提及黎巴嫩等迦南巴力信仰盛行的地方，但「耶和華的聲音」仍能震動那地，以此顯示出耶和華的威榮，傳揚祂的榮耀。

張博士舉出以上的例子，指出以色列對異教文化兼收並蓄的態度。兼收並不代表毫不保留採納對方所有的東西，以色列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重新包裝異教文化，以「敬畏上帝」為出發點，對異教文化作出批判。

從信仰紮根   謙卑看多元世界

今天我們與昔日以色列的處境不同，但同樣面對異文化的挑戰。為持守信仰的純全，有人選擇自我封閉，對多元社會不聞不問，張博士認為這是源於對自我信念欠缺自信而帶來的恐懼。他鼓勵信徒不要以一個敵我分明的態度來看待這多元的世俗社會。雖然我們的信仰與其他價值觀有分歧之處，但張博士認為我們更應該尋找大家相同之處，增加彼此的認識及尊重。

長治久安只會讓人故步自封，或許這個多元社會就是上帝讓我們重新思考的一個機會。多作思考能讓我們更謙卑，亦使我們的信仰更穩固。

去殖民化，去中國化等議題，近日突然成為新聞討論焦點，不論是從龍獅旗談港獨，抑或政府計劃拆除部份帶有殖民時代色彩的郵筒標記，身份認同，不論從政治上，或者文化上，也是香港一個很重要，而且必須處理的問題。

處理身份問題，其實就是在答「我是誰」這個問題。我們是香港人？中國人？中國香港人？還是香港中國人，又或是其他？這是最典型的政治身份的問題。處理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在處理國民身份認同的事，所以又會產生甚麼愛國愛黨的討論，然後大家會問甚麼是愛國，甚麼是愛黨等等。

所謂文化身份，指的是特定一個群族的身份，例如同性戀者就會以自己是同性戀為榮為傲，他們就抱持這種文化身份，以特別角度發聲，爭取權益，此為身份政治。另外，不同的口音或方言也是一種文化身份的認同，所以普教中就會被形容為一種文化的殖民，意識的侵佔。

同理，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基督徒也是一個文化身份。我們也會同樣用基督徒的身份，向社會人士分享我們的信仰，也同樣透過我們的見證，分享生命，影響社會。現代社會習慣以不同的身份，將人與人劃分，區間開來，就像我們看到在聖經舊約時代以色列人被分別為聖一樣，往往都在自己的身份加上特別的價值和意義。

不過，動輒使用身份政治這論述，最大缺點就是社會被劃分為不同的群族，如果沒有一個更共通的身份將他們串連，社會就會被不斷撕裂。作為信徒，我們要討論的，除了要堅守自己的信仰，我們也會否走出圈外，與不同的人溝通與交流？還是堅持選擇固步自封，畫地為牢呢？
 

商討經年的佔領中環行動終於在9月28日零晨打響了抗命時代的第一炮，在警方87枚「催淚彈」和大量近距離胡椒噴霧的鎮壓下，這場民主運動被西方媒體冠上「雨傘革命」的名號。這場持續多日的抗爭行動和過往有著顯著分別，例如沒有明顯及全面的領導者、新媒體的充份配合、新式的文宣攻防戰、游擊戰略運用等等，堪稱揭開香港社會運動新的一頁。

雨傘運動非革命

西方媒體將這場抗爭運動命名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 ，甚至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亦稱之為「顏色革命」。不過，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卻在10月3日連同一批學者聯署指出稱這場運動為「雨傘革命」並不準確，應改為「雨傘運動」，以避免刺激中共神經。[1]

誠然，「革命」和「運動」在本質上並不相同，前者通常是帶有武力成份，旨在推翻現有政權的統治，帶來政權和社會的變革；後者則是由一群有共同意識的人透過群眾運動在建制外改變社會。事實上，發起運動的組織者，即學聯、學民思潮，以至佔中三子一直不斷強調，這只是一場公民不合作運動，而不是革命，並非要推翻任何政權或搞港獨。

新的運動模式──人人都是領導人

筆者在第96期《燭光網絡》中曾撰文探討新和舊兩種社會行動手法，事隔半年後的今日，我們可以從今次的雨傘運動更深刻地體會到抗爭模式的轉變。舊社會行動的手法重視事前的策劃，有明確的目標及組織者，假如在意見上有分歧的話都會盡量在事前解決。[2] 這種傳統的方法可見於佔中的預備過程上：設下多次的商討日、有主要組織者，以及大家要同意目標然後才簽字參與。

不過，當928警方暴力鎮壓後，形勢逼使佔中運動提前啟動，筆者卻見到新的社會行動手法已應用在這場運動上。新社會運動重視參與者的「主體性」，每個人在行動中有自已的角色，自己作決定，而非純粹的「被領導」。[3] 在這場運動上，學聯、學民思潮及佔中三子本來是運動發起人，號召群眾到金鐘集會，並負責與當權者談判。不過，事態發展下去卻是每一個參與運動的人都變成運動的主體，並不會服從單一的領導。例如，10月12日當學聯代表到旺角佔領區希望與參與者商討未來方向時，卻受到參與者冷待，並指旺角不需要大會。[4]

在不少個別的佔領行動上亦反映出那是由下而上，沒有領導的運動。社運老手梁國雄議員在整個運動上多次向參與者作出呼籲，例如勸喻參與者不要堵塞特首辦外的道路；勸喻參與者不要作快閃式的堵路行動。可是，大多數的呼籲都不得要領，一些群眾的創意自發行動已超越從上而下領導模式的傳統手法。

新的運動模式—新媒體的運用

這種新抗爭模式同時亦顯示了新媒體的充份運用，減少對傳統媒體的依賴。過往有關社會的消息一向是經主流傳媒獲取。不過，不少人因為對主流傳媒已失去信心，轉而將吸取資訊的重心放在新媒體上，例如facebook、網上報章等等。在人人都是記者的情況下，參與運動的人直接將當時的影像在互聯網上發放，讓公眾對運動的認知不再局限於主流媒體。

同時間，新媒體亦被應用在動員方面。除了幾個重要佔領區，市區不斷發生佔領行動，例如一度佔領尖沙咀廣東道的行動就是在網上作宣傳，然後群眾自發參與。而且新媒體亦已不再局限於電腦前，隨著智能手機和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和整合，社運人士興起以Telegram和FireChat作動員及調配物資的工具，使游擊戰術得以成功。

基於對傳統媒體的不信任或質疑，新媒體亦應用在反宣傳的「消毒」上，例如當有人指控運動對經濟及社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又或是參與者的違法行動等報道推出，網上就有人追查消息的真偽與詳情等等，然後再整理，並以較簡單易明的圖片及精簡的描述，讓公眾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事件。

不過，這種新媒體的操作就如錢幣的兩面，有利有弊。好處是消息確實比以往較易掌握，但同時卻導致謠言滿天飛。928當日的資訊經即時通訊的語音訊息發放，廣傳四方，但同時卻真偽難分，例如當日有訊息指警方將會開槍、發放音波炮等鎮壓，又有訊息指會出動解放軍，最誇張的一個訊息甚至說出動高達和死光等等。稍一不慎，可能就會受謠言誤導。

社會的撕裂

這場運動曠日持久，不少家庭、朋友、以至信徒群體都因對事件有不同的意見和評價而出現撕裂的情況，輕則Unfriend、離開群組，重則互相對罵反目。盼望在這場運動中，我們都能得到復和的機會，讓社會上不同持分者都能明白對方的想法和自己的限制，讓民主政制在香港得到落實，社會回復和諧。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傳道書3:7

一場社會行動，由預備到行動再到事後跟進工作，要靠賴不同人士的參與。參與程度因人而異，有人負責全職籌劃，亦有人受感動而自發走出來。文中幾位基督徒在形形色色的社會行動中擔當不同角色，他們在參與當中的經歷、感受，以及對未來的計劃，或許讓我們更知道社會行動的真實面貌，並給那些正準備參與的信徒參考。

何偉航 (Stanley) (職工盟教育斡事)

去年碼頭工人罷工事件，Stanley多次於傳媒前發言；當他退在鏡頭背後，更有無盡的工作等著他，無論是組織工人、與工會代表商議下一步行動。他那時要在勞工處、碼頭村及不同受訪地點出出入入。他坦言當時休息嚴重不足，而工潮結束後，大家本以為Stanley能稍稍休息的，豈料他卻表示：「我也有很多事後工作要做，既要與工友保持聯繫，亦要繼續跟進工友情況，以防被秋後算帳，更要往外國進行交流分享……」
 
回看整個工潮，他一開始想到的就是一個「累」字，當中更是心靈的累「因為要向公眾發言，每次都要給人一個有自信的印象，對我來說是很累的」。另外，在工潮期間資方的反應亦令他感到憤怒，而這亦是他縱使累極仍堅持的動力。幸好，在身心靈透支的同時他亦感到無比溫暖，因為不同的人在這時間給予他支持。有朋友及弟兄姊妹到場支持，有家人窩心的湯水供應，更有市民在背後鼓勵，樂於參與這個抗爭中。基於這些支持，Stanley覺得更不可讓他們失望。
 
Stanley全職投入工會工作，是希望能支持弱勢，照顧受剝削的人。信仰是他參與現時工作的基本動力，「我們不應該只做星期日的基督徒」，只見他雙眼炯炯有神，語氣十分堅定。他樂見現時有更多基督徒關心社會，尤其民主議題。他表示以往信徒亦重視基層，例如他現時工作的機構職工盟前身就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希望將來有更多人能更關心基層苦況。
 
他提醒推動社會運動並不是一兩次的事，更大可能是「需要一代人去做的，例如最低工資也爭取了十多年才成事」。他看見這幾年開始有新力軍加入社運，他亦開始致力於教育及培訓工作。他希望令更多人認同社會運動是「值得搞」，他亦會在其中傳授經驗，始終整個運動不能「因為少了任何一個人而不成事」。

林淳軒 (Lamson) (學民思潮成員)

Lamson是一名大專生，也可算是新一代的社運人。他曾參與不少街站、集會及遊 行，其中以推動反國民教育為主。年紀輕輕的他願意參與其中，原因可追溯至2011年，他透過facebook及政府的消息而對國民教育事件已有一定認識， 「有一次團契團友黃之鋒叫我參與街站，便開始參與其中。」雖然身邊的人對他的行動有正面反應，但他卻發現他們不太理會及參與。「即使支持的也是中年居多， 青少年卻沒有回應，我轉載有關反國教的文章，也沒有多少人like。」他不明白為何那麼切身的話題，不少人竟然漠不關心。
 
於2012年 9月7日的12萬人聚集政總行動，可算是反國教的高峰，但往後有關集會卻未能聚集到他們，Lamson感覺「未如理想」。反國教事件已暫告一段 落，Lamson現時把焦點放在政制改革上。他認為「這始終是社會的問題癥結，只有改革，才能令人民有否決權，逼使政府改變。」
 
樂於溝通的他，現時正負責帶領新人參與社會運動，他亦覺得這是自己的專長。但對於未來，他卻另有所望，「希望自己成為一扇門，讓教會更投身社會行動。」Lamson希望更多信徒能學像基督，作好見證，於社會勇敢發聲。

李健勤 (阿勤) (選舉委員會委員 (社會福利界))

阿勤本身於大學時代修讀社工系，在外人看，他本應成為社工，不過最後卻於學習時看到另一方向：「除了個人輔導可幫助人外，改變社會政策也是一種方法。」，然後他便毅然投身政黨。曾當過區議員，現在擔任議員助理的阿勤，大部份時間都在組織一些受影響人士，「聯繫傳媒及政府官員，讓他們的訴求得到關注。」其中令阿勤較感到難忘的，就是協助一群因金融風暴而導致「負資產」的市民，申請入住公屋。「由於這群人曾經購買居屋，故未能符合資格，但在不斷的爭取下，政府最終願意作出讓步。」然而，他亦坦承政策改變並不容易，改變亦不一定出現。
 
當被問及未來方向時，他透露自己沒有具體計劃。「有些人認為他們會成為區議員，甚至立法會議員，但其實是往往不能確定的。」基於種種不穩定因素，他卻選擇堅持，因為他深信政治影響生活，畢竟「空氣、水亦可以與政治有關係。」在這不公義的社會中，他希望能有多一把聲音於這裡表達出來。猶幸阿勤身邊的人也鼓勵他繼續走下去，例如他的社工同學現在也說，他是「吃這行飯」的了；一些教會朋友亦曾擔任義工支持他的工作。面對前路的不確定，他亦坦言難以擔心太多，祈求上帝繼續一步步的為他開路。

Gigi (平信徒)

Gigi一向對政治不太敏感，卻由一個基督教團體所辦的營會令她改變。「該次營會有提及公義，令我醒覺到不能對社會不公坐視不理，而且更要站出來表達看法。」而劉曉波及李旺陽事件亦令她感受到不公義，故當她的傳道人邀請她參與七一遊行時，她便一口答允。
 
於遊行當日，她並沒有因喧鬧的環境而亢奮，而是處處留意及聆聽「那些口號是否與大會，甚至自己的目標相同呢？」然後她發現，要在一時三刻判斷，實在不容易。例如她支持爭取普選，但種種的普選方案，她卻未能分得清楚，「最後整個遊行也沒有跟著喊口號。」另外，她亦看到遊行中有不少衝突，當中也有些遊行人士提出無理要求，這些都在傳媒中不能讓她看得清楚的。
 
遊行過後，Gigi開始更多留意新聞，並學習批判思考，不會妄下判斷。她亦開始在facebook及朋友聚會中分享對時事的看法。即使家人對於她該次的參與曾經有一點微言，但她表示若將來如有她認同的主題，便會再次參加，她更期望將來能夠以文字向政府表達意見。
 

早前有報道指到某機構舉辦招聘博覽會，當中以零售業空缺最多，佔整體空缺四分之一。由於零售業人手不足，流失率高，業界不惜以高薪聘請新人。其後報道又轉述有些僱主投訴「很多年輕人責任心不足，不是返工一日後不出現，就是做一個月便跳槽。」有些僱主甚至批評某些應徵者在面試時晃腿、搖櫈、中途接聽電話而沒有不好意思，或是毫無準備，甚至回答不出自己曾做過哪些職位。

從報道看來，上述的年輕人似乎沒有很強的責任感，甚至不太投入工作。然而是甚麼原因導致他們這樣？他們是否天生便是欠缺責任感的人？還是他們生活條件太優厚，又或是被父母保護得太好，以致他們「不必」為五斗米而折腰，當稍有不順己意或捱不住便即時辭工？我們不能完全排除上述原因，有些年輕人因為太受父母照顧而不能捱苦，以及未學會承擔。甚至有大學生要由家長陪同面試；而且家長更嫌工作時間長，問僱主可否縮短工時。試問當年青人連面試也有父母在旁為他出頭與僱主「講數」，他又怎能成長？又怎會有獨立處理工作的能力呢？

只是，這些都未必完全是現今年輕人對工作不投入的原因。幾年前，傳媒筆下的「80後」，也與上述的年輕人相似，僱主同樣批評「80後」對工作不熱誠，沒有責任感。然而，根據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報告2011」，以及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葉兆輝教授對80、90後所作的調查，皆發現大部分的80、90後受訪者都是有熱誠、有責任感的年輕人。

葉教授指出大部分受訪的80、90後都是上進的，他們認為進修有助升職。而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也顯示有超過9成的基督徒受訪者認為有目標、理想、自我實踐和人生意義是重要的。所以，新一代之所以對工作投入感不高，並不在於他們只顧玩樂、學術水平不高，又或是沒有上進心。其實，不少受訪者表示，與上一代相比，他們的確是較困難的一代。在地產霸權的影響下，他們少了一個邁向置業的階梯；而昂貴的租金也令人不容易創業。另外，多年來內地人來港投資置業，以及自由行來港購物形成龐大採購量，雖然促進了香港的金融業，更讓地產及銷售業愈發蓬勃，但總的來說，工種卻未夠多元化，因而未能使新一代發揮不同才能。

「這都是社會的錯」似乎是個老土的藉口，但可惜這句說話卻又似乎頗能描劃出香港新一代所面對問題。這不單是人的質素問題，亦涉及社會結構和規劃的問題。年青人最需要的也許是機會而不是指責。

近年由於人民幣不斷升值；歐美金融風暴危機，引發歐元貶值，美國多次推出量化寬鬆計劃以致削弱了美元的購買力。但由於港元的匯率是與美元掛鉤的，因此，無形中亦使港元的購買力降低。再加上由於金融風暴使美國的利息長期偏低，這同樣影響到香港的利息長期處於一個偏低的水平，有利於樓宇買賣。結果，香港的土地在過去多年沒有開發與儲備，以及房屋政策的失誤之下，香港樓市近年的買賣變得非常熾熱。用香港財政司司長的說話就是香港的樓市乃是處於一個「奮亢期」，樓市只升不會跌，已經變成了一個香港的「神話」。在筆者執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剛巧就是香港財政司司長再度推出「辣招」，如雙倍印花稅等，為的是要降低香港以至內、外地人一窩蜂的去購買樓宇的意欲，以減少萬一當銀行的利息重拾升軌的時候，金融泡沫爆破時對投資者與香港造成的傷害。

香港的基督徒應否買樓？

正當香港不少人正「『瘋』擁」地去買樓的時候，香港人(這包括了基督徒)是否應該買樓呢？由於我不是甚麼專家，只是香港一個普通市民，因此我的意見只能供參考。按我的個人意見，在一個正常的經濟環境，買樓的人，如個人經濟情況容許，不論是自住或投資，都值得把金錢投資在樓宇。原因很簡單，主要是居住乃是人生活的基本需求。我們常說「三餐一宿」，只要我們能解決「一宿」，那麼「三餐」就可以豐儉由人。況且香港乃是一個急促發展的國際城市，土地的供應始終有限。在一個人口不斷增加的社會中，土地供求的問題一定會日益緊張，房屋的問題必定會日益增加。這就是為甚麼有些人認為長遠來看，房屋的價錢只會升，不會跌。此外，香港人在買樓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用樓宇按揭，供款的形式。而按香港人一般的供款情況，雖然在供款初期，他們需要付大量的利息，但若工作情況是穩定的話，隨著入息的增加，供樓的壓力是會慢慢減輕的。而當一個人在居住的問題解決之後，他就可以更專注去建立自己的家庭，發展自己的事業。而作為基督徒我們則能有更多的時間去參與我們的事奉。

香港基督徒在買樓之外的考慮

那麼，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基督徒，是否一定需要去買樓呢？正如我剛才分享，一個人買樓是要看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與個人的財政能力。那麼從整個世界的經濟情況來看，目前應該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至於一個人應不應該買樓，就應按各人的財政狀況來決定。原因是人的需要其實是很多的，除了三餐一宿外，人還有其他的需要。因此，人竭盡他一切的力量，這包括了「一按」、「貸款」才能勉強籌到首期，並且要花盡他一切的收入，放棄了家庭活動、娛樂、旅遊、進修等機會，甚至還要找兼職，才可以應付供樓，那麼供樓的代價對他來說就未免太大了。
 
在〈馬太福音〉六章24節中，主耶穌曾指出：「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Mammon) 這字按希伯來文原本不單是指錢，而是指物質產業。並且這個字漸漸發展成一個不好的意思，以致在表達的時候，前面的M字常用大寫作表示，以使之成為神，成為人的依靠的意思。欽定本在翻譯〈馬太福音〉六章24節的時候，在翻譯「事奉」一字時，其語氣並不夠強烈，因希臘文這字原文是有「奴隸」的意思。換言之，〈馬太福音〉六章24節應翻譯成：「一個人不能作兩個主人的奴隸」。因此，香港的基督徒是否應該買樓，應從樓是用來服侍我們，還是我們已變成了樓宇的奴隸的角度來思想，而這方面的考慮應基於以下的四個原則。第一，萬物都是屬於神的；第二，在神一切創造中以人更為重要；第三，金錢、財富只是次等的善；第四，神一切的創造都是要為人的好處。
 
筆者認識一對基督徒夫婦，兩人均是當老師的。故此兩人不單努力工作，為的是要買樓，並且當有兩位小朋友出世後，他們就更拼命的工作，為的是要購更大、更舒適的房子。結果由於要應付供樓，兩夫婦同時忙於工作，不單未能享受家庭生活，並且太太在只能去教導別人的子女，但卻未能有時間陪伴與教導自己的子女的壓力下，終於患上了抑鬱病而需要接受治療。相反筆者卻認識一些家庭，雖然只是租住別人的房子，但由於對居住環境要求不高，並且能自得其樂，每年把金錢花在旅行與短宣上，卻能建立一個和諧的家庭。
 
因此，盼望與各主內肢體互勉，讓我們不要成為「瑪門」的奴隸，相反，讓「瑪門」去服侍我們。
 

今時今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已不再是小說橋段。現實中，有不少大城市的公眾地方，閉路電視的設置也愈來愈多。以華盛頓為例，很多警察便忙於透過閉路電視監視學校、地鐵及著名的建築物。自2012年開始，英國、蘇格蘭及愛爾蘭共有超過200間學校，在校內安裝了隱閉式監視器，其中有些更被安裝在洗手間及更衣室之內。至於亞洲，2012年年底開始，泰國曼谷有436間的市立學校，完全啟動了閉路電視監視器。

有不少人批評設置閉路電視實質上對防止罪惡沒有效用，而且只會侵犯私隱，甚至引發社會不安或恐慌。不過，支持設置閉路電視的人大底會認為其對壞分子起了阻嚇作用，可以有效地防止罪案發生，讓大眾安心。曼谷市政府設置閉路電視，清楚表明這是推行「學校安全計劃」的其中一個環節，目的是讓學生和家長對市立學校的教學環境感到放心和滿意。而華盛頓的閉路電視則主要是為了防止恐怖分子發動襲擊而設。

閉路電視可否有效地阻止罪惡發生？對於某些小偷鼠輩來說，當看到「錄影中，請微笑」的紙牌，或許打消順手牽羊的念頭。但對於那些處心積慮的人士，久經訓練及視死如歸的恐怖分子，閉路電視所起的作用應該不大。而校園欺凌也不一定發生在校園，網上欺凌足以對被欺凌者帶來精神虐待。

這不是說閉路電視完全沒有用處。至少，案發之後，它可以提供線索，增加警方的破案機會。不久之前，香港警方便是靠閉路電視成功捉拿了盜用他人信用卡的代課女教師。而對於早前被遺棄在教會門前的女嬰，警方也正積極要求現場附近的大廈提供閉路電視錄影片段，查看有否涉嫌棄嬰的人士。

閉路電視可以成為保障社會安全的工具之一。不過，如果單靠閉路電視來警告公眾或學生千萬不要犯事，因他們的一舉一動都無所遁形，這樣即使社會或學校可以「教出」一班奉公守法的人士，也是可悲的。因為當中只有他律或刑罰的掌控，卻不是由自律或良心的主導。

但願香港的社會或學校不用靠閉路電視來「恐嚇」公眾及學生，而是真的可以培養出一班尊重他人，有良好質素的公民。

摘要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調查發現，1,172名受訪者中，88%基督徒受訪者認為墮胎並不 合理，但可以接受在某些處境下墮胎。一般來說，基督徒比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如繼續懷孕會危及母親性命和因姦成孕，但反對選擇性墮胎如因影響生涯計劃而墮胎。 95%基督徒受訪者認為自殺並不合理，但不同處境下自殺的接受程度並不相同。雖然受訪者的態度隨不同社經及宗教參與而略有輕微差異，反映社經及宗教參與對 態度的影響不大。調查又發現，受訪者十分重視上帝、生命和罪的價值觀，但這不是影響他們對墮胎和自殺態度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受訪者反對濫用自由、選擇 權和計算代價，這些因素與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有較高的相關性。對於教會來說，主要的挑戰是如何幫助信徒在實際的倫理處境，應用信仰的原則和價值觀，而 不是將基督對生命的教導化為律法，來審判違規的人。這篇文章主要是將在研討會中發表的結果和討論輯錄在文集內，完整的調查報告會單獨出版，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網頁發表。因此，本文並沒有加入有關參考其他文獻的討論。

一、引言
墮胎和自殺的情況有多嚴重呢？
2008 年，全球有4,380萬宗墮胎，平均每日12萬宗墮胎。一日內全球有約36萬名嬰兒出生，嬰兒出生與墮胎的比例是三比一。（Guttmacher Institute 2012）在香港，2010年有1萬1千多宗合法的墮胎，平均每日30宗墮胎。本地孕婦共生產47,847名嬰兒，嬰兒出生與墮胎的比例是五比一。(立法 會秘書處2011)[113] 但非法及在境外的墮胎數字並未計算在內。
 
每 年，全世界有近100萬人死於自殺，平均每40秒便有1人死於自殺。自殺率是十萬分之16，較45年前上升60%。企圖自殺更是實際自殺數目的20倍。 (世界衛生組織2012)在香港，根據死因裁判官2010年的報告，共有1,022人死於自殺，自殺率是十萬分之14.4。
 
由此看來，香港的墮胎和自殺問題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情況相似，都是愈來愈嚴重。目前的數據沒有搜集墮胎和自殺者的宗教背景，但基督徒在社會風氣的影響下，能否按基督信仰的價值觀而非世俗的價值觀作決定呢？
 
為何進行這項研究？
這項研究希望能了解基督徒在倫理問題上的態度：是否贊成墮胎和自殺？有沒有一些墮胎和自殺處境是較可接受的？那些信徒較接受墮胎和自殺？
 
這項研究更希望能分析信仰如何影響我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一般來說可分兩種基本態度：一、擁護生命權(Pro-life)；二、擁護選擇權(Pro-choice)。這種分類源於60、70年代美國對墮胎的討論。擁護選擇權的一方倡議孕婦應該擁有自由選擇墮胎的權利；擁護生命權的一方要求保障胎兒的生命權利。
 
擁護選擇權和擁護生命權的討論也可以應用在自殺和安樂死的議題上。擁護選擇權的一方認為人有權和自由選擇死的時間和方式。擁護生命權的一方認為人有保護生命的義務。
 
這項研究按這兩大方向發展相關的價值觀，並調查基督徒對這些價值觀的看法。一種很自然的想法是，基督徒較非基督徒擁護生命權，也成為基督徒原則上反對墮胎和自殺的原因；相反，基督徒對人的選擇權有較負面的態度。
 
研究目標
這項研究希望能回答以下問題：
 
1. 基督徒是否接受墮胎和自殺？
2. 基督徒對不同的墮胎和自殺處境的態度是否相同？
3. 社經因素、宗教參與，和接受墮胎與自殺的態度是否有關？
4. 價值觀與接受墮胎和自殺的態度是否有關？
 
定義
根 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解釋，墮胎(induced abortion)是指將胎兒在可以獨立生存前時移離子宮。(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12)自殺是指自我故意終止生命的行為(“act of deliberately killing oneself”)。(WHOa2012)
 
參與宗教活動或經歷的頻密度，包括祈禱會、團契/小組、參與主日學/查經班、崇拜、閱讀聖經、聚會以外向神禱告和因信仰緣故曾流淚，和受訪者評估自己的信仰投入程度及與上帝的關係。
 
問卷設計
問卷共有4部分：
A. 處境：受訪者對7個墮胎和5個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
B. 價值取向：受訪者對30項價值題和3項建議題的認同程度
C. 其他：與世界價值研究(2005年的數據)[114]和歐洲價值研究(2008年的數據)[115]比較的有關題目
D. 個人資料：受訪者的社經特點（性別、年齡、婚姻、育有子女、家庭收入、教育、親友中有墮胎和自殺）和宗教參與（與上帝的關係、信主年日、參與崇拜、團契、主日學等聚會的頻密度。）
 
抽樣
這項研究採用方便抽樣法。今年2月以傳真邀請全港教會後，有9間教會回應。另透過明光社的同工、董事、研究中心的諮議小組成員及友好派發問卷。結果共有35個教會或團體參與，在4月中共收回有效問卷1,172份。
 
限制
因為這項研究採用非隨機抽樣方式，所以研究的結果只能代表受訪基督徒對墮胎及自殺的態度。根據受訪者的社經資料，可以歸納出「三高」特點（見第二部分）：家庭收入高、教育程度高、信主年日長，因此，受訪者的想法可能會較為接近。
 
二、受訪者的社經資料
性別
在受訪者中，男性佔35%，女性佔65%，這與教新在2009年的教會普查中的男女比例相約。(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1)
 
年齡
在年齡方面，本研究的年輕人比教會普查中的年輕人較多（表6.1），15-44歲的共佔63%，而65歲或以上的只有8%。主要是因為部分長者不能閱讀，問卷的內容（特別是價值觀的部分）也較深和抽象。

表6.1 受訪者的年齡分佈

資料來源：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1）
 
婚姻狀況
受訪者的婚姻狀況，未婚49%佔最多，已婚44%，喪偶和離婚分別佔4%及2%。已婚的受訪者中，62%沒有子女。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方面，每月總收入$30,000或以上的佔46%，高於香港2011年普查時同等收入的家庭（35%）。(CSD 2012)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學或以上的佔63%，遠高過香港社會的數字（2011年只有18%）。(政府統計處2012)
 
信主年日
受訪者的信主年日，37%在20年或以上，29%在10-20年之間，合起來66%受訪者信主超過10年；另外，分別只有4%及10%在1年以內和2-4年之間。
 
信仰投入
75% 受訪者認為信仰十分重要，25%認為信仰重要，只有0.6%認為信仰不重要，沒有受訪者認為信仰全不重要。大部分受訪者（67%）認為自己對信仰的投入程 度很高（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1-6級中選擇5-6，6代表非常投入）。表6.2列出受訪者參與各項聚會的情況，也可反映他們對信仰的投入。83%受訪者經常參加崇拜，69%經常參加 團契或小組，59%經常向上帝禱告，40%經常閱讀聖經，37%經常參加主日學，23%經常參加祈禱會。
 
 
表6.2  受訪者參與各項聚會的頻密度(%)

三、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與其他研究比較整體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這項研究與世界價值研究(2005年的數據)和歐洲價值研究(2008年的數據)作比較。與其他國家的基督徒比較，香港的受訪者與南韓的基督徒認為墮胎是不合理的十分接近(分別是86%及88%)，較歐美多國基督徒的數字(18-73%)為高。
 
對自殺的態度，香港的受訪者與南韓的基督徒認為是不合理的也較接近(分別有91%及95%)，較其他國家的基督徒高(65-90%)。
 
另外，這項研究的基督徒(88%)較2005世界價值研究中香港的非基督徒(74%)較不認同墮胎是合理的。但香港的非基督徒仍較歐美的基督徒認為墮胎是不合理的。
 
其他研究(Hayes 1995; Tamney, Johnson and Burton1992)也發現，基督徒較沒有信仰的受訪者不認同墮胎，反映基督教信仰的原則，上帝是生命的源頭，是賦予生命的，生命的主權屬於上帝，人無 權奪去。同樣道理，人也沒有自由和權利取去自己的生命。然而，即使是基督徒，他們對不同的處境，態度也可以迥然不同，這是下一節探討的範圍。
 
對不同處境的態度
這項研究共設定兩類墮胎處境：創傷性墮胎及選擇性墮胎。(Jelen and Wilcox 1997)前者包括四個處境：母親生命受威脅；因姦成孕；胎兒嚴重疾病；胎兒弱智。後者包括三個處境：13歲未婚懷孕；經濟困難；影響生涯計劃。
 
圖 6.1及表6.3顯示受訪者對不同墮胎處境的接受程度（在李克特量表1-6級，1代表十分不接受，6代表十分接受）。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的處 境，82%可接受當母親生命受威脅時墮胎，66%可接受因姦成孕，53%可接受當胎兒嚴重疾病，即使出生也只能存活一個月。這些處境較獲得受訪者的諒解， 可接受程度較高。
 
圖6.1 受訪者對不同墮胎處境的接受程度

表6.3 受訪者對不同墮胎和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

受訪者較不接受因胎兒弱智而墮胎(53%)或選擇性墮胎(61-94%)。在選擇性墮胎的處境中，受訪者較接受13歲未婚懷孕的姊妹墮胎；受訪者對因影響生 涯計劃和經濟困難而墮胎的接受程度最低，分別只有6%和15%。受訪者對所有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都很低(4-17%)。
 
基督徒雖然在原則上反對墮胎，但較接受創傷性墮胎，這情況在其他同類研究(Jelen and Wilcox 1997;McConkey 2001)中也出現。[116]一方面，這可能反映受訪者不是教條式的應用基督教反對墮胎的原則，在特殊的情況下，如孕婦不能控制的處境，也可接受墮胎（即創傷性墮胎）。另一方面，這會否容易陷入處境神學的困局，究竟在怎樣的處境中才可以墮胎呢？誰可以作出裁決呢？
 
四、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對態度的影響?
社 經特點包括性別、婚姻狀況、年齡、家庭總收入、教育程度和親友曾墮胎或自殺。宗教參與及投入指受訪者與上帝的關係，對信仰的投入程度和參與宗教活動或經歷 的頻密度，並以項目總和的平均值定出宗教參與指數，按其百分位數（Percentile）分作三等級：較高參與、中度參與、較低參與。
 
本 研究按表6.3將12個處境分為三類，以計算受訪者對創傷性墮胎（TAAI, Therapeutic abortion acceptance index）、選擇性墮胎（EAAI, elective abortion acceptance index）和自殺（SAI, suicide acceptance index）的可接受程度的平均值，進一步使用t檢訂（t-test）或方差分析（ANOVA），分析不同社經特點及宗教參與組別的TAAI, EAAI及SAI平均值，顯示那些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選擇性墮胎和自殺（表6.4）。
 
表6.4　創傷性墮胎(TAAI)、選擇性墮胎(EAAI)和自殺(SAI)可接受程度值較高的受訪者群組

置信水平：**=p<0.01  *=p<0.05
 
結果顯示，女性較男性接受不同處境的墮胎，這是可以理解的，女性可能較易體諒孕婦墮胎的決定。另一方面，男性較女性接受不同處境的自殺，與香港男性比女性較高的自殺率[117]是一致的。
 
已婚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未婚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這與年長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和年輕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可能是類似的情況。已婚的和年長的基督徒人生經歷較 多，可能會較易體諒在創傷性墮胎處境中孕婦面對的困難。同樣，親友有墮胎經驗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也可能是基於同一原因。未婚的和年輕的可能較易體諒孕婦 在面對選擇性墮胎處境中的決定。家庭總收入較高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可能是因為家庭總收入較高的，同時也是已婚的和年長的受訪者，所以較接受創傷性墮胎。 教育程度在中學或以下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在中學或以下的，同時也是較年輕的受訪者，所以較接受選擇性墮胎。
 
信主年日較短的較接受墮胎。宗教參與較低也較接受墮胎和自殺。後兩者反映信主年日與宗教參與都影響墮胎和自殺的態度。基督教的信仰不認同墮胎和自殺，因此，信主年日愈長和參與愈高，受訪者會愈認同這原則。家庭總收入較高的較接受自殺，其原因可能需要進一步研究。
 
然而，這些比較都是相對的。必須指出，總體而言，不同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的受訪者，他們的墮胎和自殺態度可接受程度值的差異，表示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對態度 的影響並不是很大。例如，未婚的受訪者接受選擇性墮胎的平均值是2.203（在李克特量表1-6級中1是十分不接受，6是十分接受），較已婚的受訪者（平 均值是2.079）只高0.124而已。社經特點對受訪者的態度有影響，平均值差異只是在0.12-0.39之間。宗教參與對受訪者的態度有較大的影響， 但影響也不算大(不同參與程度的平均值差異只在0.39-0.60之間)。信主年日對受訪者的態度有影響，較社經特點及宗教參與的影響大，但影響也不算很 大(平均值差異只在0.40-0.78之間)。
 
五、價值觀如何影響態度?
這項研究透過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將設定的30項價值觀題目歸納為五個因子：一、個人權利及選擇；二、代價及計算；三、生命觀念；四、對上帝的觀念；五、罪觀。
 
擁護選擇權(Pro-choice)的人會較重視個人權利及選擇，認為孕婦應有自由決定胎兒的生死，墮胎是孕婦的個人選擇，墮胎的決定應受尊重，胎兒是沒有 人權的，自殺是免除痛苦的途徑之一，人有權按自己的意欲結束生命和有自由選擇自殺等等。擁護選擇權的人也會考慮和計算各種代價（如時間和經濟的代價），如 何影響婦女未來的福祉。對於有嚴重先天殘疾或缺陷胎兒，他們可能會認為這些胎兒就算出生，其人生也是一個悲劇，所以，更不應讓胎兒出來承受先天殘疾或缺陷 所帶來的痛苦。
 
擁護生命權(Pro-life)的人會較重視生命和上帝，也會對罪較為看重。他們會認為所有生命都是很有價值的。所以必 須珍惜和善用生命，而信徒應在生活的每一方面為主作見證。雖然為人父母可能要付出很多，但也是值得的。對於上帝，他們相信所有生命都屬於上帝的，只有上帝 有權取去生命。生命中痛苦的經歷是上帝所容許的，上帝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祂的計劃。他們也會認為，因意外懷孕而墮胎和因痛苦或困難而自殺，在上帝眼 中是有罪的。上帝必懲罰罪人。
 
表6.5顯示受訪者在不同價值觀因子的平均值、標準差和受訪者數目(N值)。受訪者的擁護生命(Pro- life)價值觀（因子3-5）很高，平均值在4.93-5.53分之間（在李克特量表1-6級中1是十分不同意，6是十分同意）；擁護選擇權(Pro- choice) 價值觀（因子1-2）較低，平均值只在2.07-3.32分之間。這反映受訪者認同生命的珍貴和相信只有上帝擁有生命的主權，不同意墮胎和自殺是個人權利 及選擇，也較不同意在計算代價後，墮胎和自殺是必然的決定，墮胎和自殺都不是上帝悅納作為解決問題和困難的方法。另外，標準差在1或以下（特別是生命觀念 和對上帝的觀念，標準差分別只有0.64和0.72），表示受訪者的意見很接近，這可能與前面提及受訪者的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很相近的情況有關。
 
表6.5　受訪者的價值觀

值域：1-6；1代表十分不同意，6代表十分同意
 
表 6.6顯示價值觀因子與受訪者對創傷性墮胎、選擇性墮胎和自殺的態度的相關性。首先，擁護選擇權價值觀的因子（個人權利及選擇及代價及計算）與墮胎和自殺 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正數，表示愈認同擁護選擇權，愈接受墮胎和自殺。相反，擁護生命權價值觀的因子(上帝的屬性、生命觀念、罪觀) 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負數，表示愈認同生命權，愈不接受墮胎和自殺。
     
表6.6　價值觀與受訪者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

置信水平：**=p<0.01  *=p<0.05
 
第二，擁護選擇權價值觀的因子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在0.24-0.44之間，比較擁護生命價值觀的因子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在0.06-0.25之間）為高。換句話說，反面擁護選擇權的價值觀(個人權利和選擇、代價和計算)，與受訪者對墮胎或自殺態度有較高相關性；正面擁護 生命權的價值觀(上帝的屬性、生命觀念、罪觀)，與受訪者對墮胎或自殺的態度有較低相關性。即是受訪者雖然認同上帝、生命和罪的觀念，但並不是他們反對墮 胎和自殺的主因。這是否意味著受訪者雖然認識上帝喜悅甚麼和生命的主權，但這些都不是他們反對墮胎和自殺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墮胎 和自殺的問題上，受訪者反對人擁有自由選擇墮胎和自殺的權利，也不贊同考慮和計算各種代價作為墮胎和自殺的理由。這種價值觀與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相 關性較高。這是否反映一種負面和否定式，甚至是律法式或教條式的反對墮胎和自殺，而不是基於對生命的珍重和對上帝的認識？
 
六、對教會的意義
總 的來說，受訪者原則上對珍惜和保護生命的看法一致，墮胎或自殺均不合理，但在實際處境的接受情度則不一樣。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究竟信仰原則在實際處 境中應如何運用呢？我們會否容易墮入處境倫理的陷阱？但若只按信仰原則不管處境，我們會否墮入律法主義的陷阱？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在實際面對處境時可以 按甚麼倫理準則作決定呢？
 
其次，受訪者重視上帝、生命及罪，但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主要不是與上帝、生命及罪的重視態度相關，而是 與反對個人權利及選擇和事事計算代價有較大相關性。換言之，是教條式不贊成墮胎和自殺，而不是因為對上帝的認識或重視生命的價值。這是因為受訪者的信仰價 值觀已內化抑或信仰已變成僵化的教條？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將信仰價值觀生活化呢？
 
最後，受訪者基於不贊成個人自由權利反對墮胎和自殺， 這讓我們反思，教會群體如何抗衡自由主義？教會除了原則上反對墮胎和自殺，也須以實際行動關心和幫助考慮墮胎和企圖自殺的人，使信仰原則不是一種律法主義 的審判。受訪者對共同承擔胎兒出生後的養育責任，約一半人同意，另一半人不同意，沒有一致的看法，反映在這一實際行動上未有共識。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以實 際行動支持信仰原則呢？
 

參考資料：
 
立法會秘書處2011「聯合國人權公約及控制非本地婦女使用產科服務的措施」文件IN22/10-11，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sec/library/1011in22-c.pdf，2012年3月2日登入。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1. 2009香港教會普查統計數據集.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政府統計處2012.2011人口普查：簡要報告.香港：政府統計處。
 
CSD. 2012 Thematic Report: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Encyclopedia Britannia 2012 “Pregnancy.” Ultimate Reference Suite.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a.
 
European Value System Study Group 2012http://zacat.gesis.org,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2.
 
Hayes, Bernadette C. 1995 “The Impact of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on Political Attitude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ociology of Religion, Vol. 56, No. 2, pp. 177-194.
 
Guttmacher Institute, 2012 “Facts on Induced Abortion Worldwide,” http://www.guttmacher.org/pubs/fb_IAW.html, accessed on 2 March 2012.
 
Hong Kong Judiciary. 2011. Coroners’ Report 2010.
http://www.judiciary.gov.hk/en/publications/coroner_report_may2011.pdf,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2.
 
Jelen, T.G. and Wilcox, C. 1997 “Attitudes toward abortion in Po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8, no.4 pp.907-921.
 
McConkey, Dale. 2001 “Whither Hunter’s Culture War? Shifts in Evangelical Morality, 1998-1998,” Sociology of Religion, Vol. 62, No. 2, pp. 149-174.
 
Simon, Rita J. 1998. Abortion: Statutes, policies, and public attitudes the world over, Westport, Conn: Praeger.
 
Tamney, Joseph B., Johnson, Stephen D., Burton, Ronald. 1992. "The Abortion Controversy: Conflicting Beliefs and Values in American Society."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1, no. 1: 32.
 
WHO 2012a “Suicide.” http://www.who.int/topics/suicide/en/, accessed on 9 August 2012.
 
WHO 2012b “Suicide prevention.”http://www.who.int/mental_health/prevention/suicide/suicideprevent/en/, accessed on 30 April 2012.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 2012. www.worldvaluessurvey.com,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2.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社會關懷及青少年價值觀調查問卷

80傳說—— 如何牧養通識新一代的信徒 文集

真的有「80傳說」嗎？

或許，我們首先要去了解究竟甚麼是「80後」。查此字的緣由，是來自大陸的「一孩政策」下出生的城市新一代，帶有「垮掉，最没責任心的一代」的負面標籤，是指在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期出生的年輕人。但當這字眼在現時社會討論中「再創造」和「被借用」時，「80後」卻被重新定義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敢於表達不滿，進行社會行動抗爭的有為青年。但與此同時，亦有人以為80後是自怨自艾的一群，不知輕重，偏偏又孤芳自賞，常以為時不與我，懷才不遇；吊兒郎當，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煩惱，又或者把他們與Y世代或第四代香港人一起討論。
 
凡此種種，「80後是甚麼？」就帶出了一個又一個的討論：由80後發展出人人都去標籤自己為「X0後」，再因此成為自身的「身分危機」（不是80後，就是70後？就是老成持重，很Out的一群？）而在社會的熱烈討論下，80後也已經超出了原先的「世代」概念：既是文化價值的討論，也是理解為一種政治力量、社會觀念、市場定位、處事方法、生存狀態和生活美學，簡直就像成為「傳說」一樣。

80、90後基督徒社關及價值觀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以「80、90青少年」為主題舉行研討會，探討當前香港新一代的價值觀，對社會的看法，以及基督教與社會現況的拉扯等議題。中心亦公佈了一項名為「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2011」，以供大家參考。
 
上述調查結果發現，現今的青少年基督徒，其實都很重視家庭等社群價值。參與者當中，20-29歲的組群對家庭價值：即親情、孝順父母、健康、家庭價值排到最高，超過95%青少年認為這些都是重要價值。其次的重要價值為利他主義、目標與意義、事業成就感和情與愛等。
 
另一方面，「80、90後」是一群會關心社會，擁有現代民主意識（民主、人權、公平、公義、多元等），但很多時卻又普遍缺少參與社會行動的一群，這形成「有感動、無行動」的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出，現時在傳媒中和社會所描述的「80後」社運份子，其實並不是大部份受訪青少年的常態。調查亦顯示青少年傾向關注較切身的事件，如物價飆升，言論自由等，但對於社會個別群體（例如籠屋及菜園村等切身度低的事件）的關注度較弱。

教會應讓青年人有「空間」

現時香港的年輕一代精力充沛，有較高的教育程度，擁抱現代社會意識，但社會參與度較低。這種「有意識」但「無行動」的特點，顯示出他們對社會事情的關注，同時也顯出對改變社會的「無力感」。從調查來看，社會上所理解的「80後就是積極社運的一撮」並不是整體受訪者的表現。但從另一方面看，受訪的80、90後其實是關心社會的，他們「有感動無行動」可能只是未到「臨界點」。他們並非全都是前線抗爭的一群，但也有頗強烈的社會意識，一旦越過「臨界點」，他們便有足夠的潛力從「無力感」中起動，換句話說，如果被激發起來，他們是可以「隨時起動」的。
 
教會、家長、以至政府當局應給予青年人更多表達自己的「空間」。教牧應要預備好自己，成為這班受通識教育洗禮、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下一代的同行者。教會和牧者也要以身作則，成為關心社會的一群，這樣才能真正地活出基督信仰。教會要加強對外，關心社會，畢竟今天談論的民主、人權、公義等原都是基督教的價值觀。正如巴特所言：「一手聖經，一手報紙！」教會應在合適的機會，由意識到行動，教導青年基督徒如何參與社會關懷，也可增加彈性，讓年青一代也可參與教會不同事工的決策，體現「全民皆祭司」的教導。
 
當然，我們可以做的還有更多，例如：如何落實對年青人的了解、牧養？教會如何關心社會？社關與神學需要對話嗎？在聖經中如何活出公義？教會在社會如何發聲？這個宏大的工程，看似不知從何入手，但我們相信「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道理，在這尋索、建構、理解的旅程中，願你也能作為同伴，一起踐行。

摘要
香港互聯網協會會長莫乃光先生以「Web 3.0」為出發點，指出80、90後這一班「數碼原居民」的學習模式與以往接受「填鴨式教育」的不同，他們習慣網絡世界那種互動的形式，甚至有人極端地認為學校無法教育他們，他們是從遊戲中學習。不少人是透過Facebook等社交網站互通消息及看法，甚至以Facebook、YouTube及Twitter等新媒體作為社運的工具。對於如何牧養這一班習慣於網上分享的年青人的問題，教會可能要先明白現時網絡文化的背景，從而接納他們獨有的文化和表達方式。
 
引言
要談Web 3.0和80、90後青少年利用互聯網的互動與起動之前，我們可能要先認識何謂「Web 2.0」。Web 2.0可以說是一種「馬後炮」式的東西，並非單純因為科技的進步而命名的。大約在2003、04年，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人士發現互聯網的使用和文化已經與以往的上網方式有所不同，而創造了Web 2.0這新詞，由於出現Web 2.0這辭彙，才追溯前一代為Web 1.0。
 
若與之比較的話，「Web 1.0」大概由香港開始有互聯網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稱為ISP）提供上網服務時開始，約在95至97年間興起，當時主要的方式，是透過電話撥號（即使用Modem）上網，速度由早期的28.8Kbps到後期的56Kbps。互聯網在那時開始興起，人們開始發展電子商貿，也引起了科網投資的熱潮，直至2000年4月，科網泡沫爆破為止。
 
當我們提及Web 1.0時，我們多會用電子商貿、或是資訊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來形容互聯網的發展。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除了表示速度很快，在其發展的周遭，也有很多其他的資訊。不過，用網絡超級市場（Supermarket）來形容更適合。當讀者在網上搜尋時，看見甚麼合適或喜歡的資料便隨便瀏覽和下載，就如顧客到超級市場從貨架上取貨一樣，只是整個概念是由取物變成取資料，貨架（網頁資料）是由理貨員（網站管理員，Website Administrator）提供，上網使用者只是顧客，不會自己去增加貨架上的貨品。
 
Web 2.0與Web 1.0的取物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Web 2.0的網絡文化中，網上最主要的內容是由用戶創作和製作的。在Web 1.0時代，人們會以為「誰擁有網上的內容，誰便會發大達」，做生意的便可賺大錢，因為當你有資訊在手，顧客願意付錢去買他們想要看的內容。但在Web 2.0文化上，原來這些網站提供的內容，卻並非是用戶最喜歡看的。反之，用戶更有興趣看的例如是YouTube、Facebook等由其他網民主動上載的影片、相片和內容，這亦造就了Web 2.0世代的出現。其實在Facebook興起之前，Web 2.0的文化在其他早期的分享網站，如Flickr（一個著名的相片分享網站）等已很受網民歡迎。由此可見，最有價值、最多用戶瀏覽的，已經不是傳統上那些從上而下、大型媒體機構主導內容的舊聞又或者是報紙新聞網站，而是由個別用戶自己提供的內容。事實上每一日YouTube短片的瀏覽量加起來，總數比瀏覽《蘋果日報》、《南華早報》、TVB.com等傳統媒體網站的人數還要多。[1]
 
雖然，Web 1.0和Web 2.0都有互動性的元素，但無疑Web 2.0的互動是更強的，使用者在分享網站，同時也成了發放資訊的用戶，由下而上，而且Web 2.0比Web 1.0更重視彼此的分享。相比之下，在Web 1.0時代，提供網頁資訊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彼此分享，而是為了賣東西給用戶賺錢；Web 2.0時，用戶在網上發放的內容主要是為了與人分享，非以賺錢為目的。這種分享的文化，除體現了資訊免費外，也相當重視言論表達的自由。
 
Web 2.0的體驗最初是從YouTube等分享網站來的，其後才發展到大家熟悉的社交網絡。其實，有人已經認為社交網絡是更進一步的東西（甚至已是「Web 2.1」的新世代），比Web 2.0多了「朋友關係」這一特點，而且這更是相向互動的朋友關係。比如Facebook裡，你可以看見朋友的資料，朋友同樣可以看見你的資料，彼此更可有不同層面的交流，甚至約會出外見面。不過，Web 2.0網站中，也有保留了單向朋友關係的例子，如Twitter就可以設定只有用家跟隨/訂閱（Follow）某人的訊息，但那人未必會Follow你。
 
「全天候」的Web 3.0
在目前為止，網絡界其實還未對「Web 3.0」有相當清楚的定義。這詞彙之所以出現，是因應大家談及未來流動網絡發展的情況或預測未來網絡發展時創造出來的詞彙。雖然現在談Web 3.0仍然言之過早，但是據估計，將來的Web 3.0必然會有「全天候」的意思，即人們可以隨時隨地上網。除了時時上網外，另外就是「物聯網」的形成：這裡的「物」並非指一般理解的「物流」，而是Internet of Things，即是所有事物都直接接駁至互聯網，用以操作、應用，以及方便監察、掌握情況。比如說，我們所配戴的眼鏡可連上互聯網，一眼望見，毋須電腦亦可瀏覽最新消息和新聞。又如，心臟可放置起搏器、身體可放置感應器，這樣便可以將配戴者的健康狀況上傳至中央系統。[2]
 
最後，Web 3.0已開始由「Web」的應用轉為「Apps」的應用，比如說我們的手機、Ipad等已經成了Apps的主流平台。另外亦有網絡雲端發展（Cloud Computing），用家的很多資料都不必再放在個人的電腦裡，而是放在中央系統處理和操作。
 
數碼原住民的80、90後
在討論了現今網絡發展後，我們要看看自身的情況。相對於我們，現時或將來成長的年青人，其實一出生便接觸數碼科技，是「數碼原居民」（Digital Natives）。現今的小孩，在18個月甚至在更小的年齡已開始學習電腦。相比之下，他們的上一代是大約要到18、20歲才開始接觸電腦，現時有些父母為了方便辦理自己的事務，不用抽空照顧嬰兒，便在小孩仍然要坐著嬰兒車的時候，已讓他們拿著Ipad玩耍，基本上，這些小孩還沒學會寫字，便已接觸電腦。所以年青人應用電腦的能力，是從小建立而成的，他們不單懂得如何使用技術，也有獨特的文化——並非只著重「死記」資料，而是如何「找尋」資料，甚至是如何「分析」那些資料真假的批判性。
 
對這班「數碼原居民」學生來說，那些「數碼新移民」老師（即是由傳統世界轉而使用互聯網的人）是不太明白他們獨特的學習模式的。學生或會認為：他們的閱讀能力是從遊戲中學會，而不是從學校中學懂的。
 
事實上數碼原居民亦的確多從網上獲取資訊，若簡單地回顧一下人們接收資訊的摸式，就會發現：在200多年前，人們要「收料」，主要是去市集閒聊（Gossip）。之後有報刊媒介的出現，令大家有了另一個獲取資訊的渠道，帶來的影響也是巨大的。自80、90年代開始，愈來愈多人從電子傳媒、電視、Websites找尋資訊；時至今日，網上資料和互動分享則成了獲取資訊的主流（參圖一）。[3]
 

圖一：不同年代中，人類接觸資訊的分別。由圖中所見，人們接觸資訊，由早期社會的「互相通傳」，到後來興起傳媒，再到網上資訊和互動資訊等，是不斷變更的。[4]
 
認識新媒體
有關今天大家都關注的「新媒體」發展，我們要明白諸如YouTube這類網站，其實是先於社交網絡興起，起初用戶在互聯網上，只是想分享一下內容，或利用這些媒體去將自己的短片放上網。後來的發展則成為不單純粹分享，也會透過一些「惡搞」片段去達想法，又或是一些社會運動的目的，例如早期YouTube就有以歌曲Sound of Silence配上六四去表達創作人對六四的意見。有時，更會出現欺凌或起底等行為，例如趙小姐的罵人一出現在YouTube，最後被人指責和起底，說她是霸道的港女等就時有發生了。[5]
 
目前香港最傳統及最流行的討論渠道是Forum（討論區），當中有Discuss、Uwants等。這兩個Forum有很多內容分類，（當然亦包括色情內容），亦有不少具爭論性事項熱烈討論。另一個有更強本地網絡文化的討論區便是高登討論區網站。「高登」是比較特別的，因為它而形成了一種文化，如在討論區留言，或時常參與的，會被稱為「高登巴打」（巴打即為Brother，「兄弟」的英文音譯），那群「巴打」會聯群結黨在網上有很多行動，包括對某些網民起底和攻擊等。高登討論區上有會有不同的「潮文」，即是用冷嘲熱諷（廣東話稱為：抵死）的方法去評論時事（當然有時會包含很多粗口在內）。高登討論區發展至今，已經不只是一個網絡平台般簡單，而當中的內容也會過渡到其他平台中，藉著YouTube、Facebook，甚至在傳統媒體中一直擴散開去。
 
Facebook則是一個近年相當「熱爆」的社交網站。據網站統計，現時在香港已有400萬個Facebook用戶。當然，這不表示有400萬名獨立人士在Facebook開了戶口，因為有不少人會開兩個或多個Facebook戶口的。此外，近年來也多了不少為「篤數」而開設的假戶口。一些以公司或機構名義在Facebook開的專頁，想有更多人「Like」其專頁，有些小公司便會接這些生意，利用假戶口「Like」僱主的專頁。但假戶口亦要假得逼真，故「假人」之間便會互相成為朋友。
 
在Facebook帶動的網絡文化中，「Like」或「Comment」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在網上分享言論，都喜歡看看有多少人「Like」或「Comment」，用來證明自己的訊息受歡迎和人氣旺盛。在Facebook開始時，有很多人是旨在Facebook上玩各類的Games，用以消磨時間。但近年Facebook的使用趨勢，是用作大家分享意見或是提供一些新聞網的Link來互通消息，其實這是一個很好反映媒體訊息傳播方式的轉變。試想想：當發生了一件大事、或是一件大新聞時，你在哪兒最先聽到或看見？對於年紀大一點的來說，譬如甘迺迪總統被刺這些大新聞，多是從電視、報紙或是其他傳統媒界中得知的。但在今時今日，很多大新聞或是突發事件，比如日本福島地震，又或是奧巴馬宣佈拉登被美國殺死，愈來愈多人則會說：他們是從互聯網上得知的。他們可能是通過社交網站中，朋友所給的一條Link中，看到有關新聞和消息。在有些情況下，Twitter所發放的消息，可能比很多新聞媒體還來得快。
 
以香港的情況而言，Twitter沒有像Facebook般流行。它是微博（Micro-Blog）的初期版本，由一家美國公司發明。開始時是以英文為主，其特色是所有訊息以140個字母為限。相對於香港，微博在中國流行得多。這是因為Twitter和Facebook兩者都不能進入中國的網絡，中國民眾要「翻牆」（破除網絡封鎖）才能使用，有時候亦不甚穩定。所以取而代之的，內地很多網民都用微博作溝通之用，而與140個英文字母相比，140個中文字可以表達更多：因為要以140個英文字母表達意見，其實難度是較高的，一個訊息，往往要分開幾段twitter來表達，閱讀的人也未必會「有心機」同時看完幾段文字。結果，很多人在Twitter都需要用很多簡寫來減省一些字母，以致勉強地才能利用140個字母去表達意思。可是以中文打訊息，140個字足以創作一篇短文，表達方便得多。在中國，甚至有公司專為客人在微博戶口增加「粉絲」（Fans）的數目：如有人想在微博中有更多「粉絲」，也可以給錢一些公司，他們便會幫助你增加人氣和捧場客。
 
互動與用戶創作
維基百科是另一個闡明互動與用戶創作的好例子。它是近十年來一個很重要獲取資料和知識的工具，雖然很多人會質疑當中的資料是否準確，但最初設計維基百科的數十位教授則認為，與其將知識像《大英百科全書》般，放在圖書館的角落裡沒人理會，可能十年也出不了一個新版本，倒不如開設一個網上的百科全書平台，任人將資料放上網頁，甚至不去管其對錯和真偽。他們的理念是：即使上載的資料是錯誤的，也會很快有另一位用家修改。而在實際使用中，對於一些多人翻查的欄目，當中的錯失，的確是比較快便被人修正的，但對於較小人翻查的欄目，待人修正的時間便會久一點，但無論如何，維基百科當中一般資料都是沒有問題的。
 
維基百科的理念是：內容自由，任何人，不需有任何學位，都可以參與，亦有多種語言的百科全書合作計劃。當然維基百科亦有一些規矩，例如不容許為商店賣廣告：若然上載的資料太像廣告，當有人舉報，調查證實後便會被刪除。對於資料來源被質疑，資料錯誤、失實，有欠中肯等，都會有相應的管理。
 
除了維基百科，香港也出現了很多公民記者的平台，例如已經運作了多年的「香港獨立媒體」，早期就是由一些網民在網頁寫一些評論或是自己意見的文章開始。有很多活躍於此網頁的人士，亦是香港近幾年搞社運的中堅分子，所以這平台慢慢發展為香港80、90後，尤其是搞社運的人發聲的地方。
 
新媒體與社運
在香港，要讓大家知道事件的發展，Facebook或其他社交網站也可成為發起「社運」的工具。以高鐵事件為例，在這次事件發生時，新媒體討論區就發揮了很大作用。與高鐵事件有關的Facebook群組已有500個，當中大部份是反高鐵的，只是小部份贊成或是支持。有些議員的助理甚至收集並整合網上的問題，然後在立法會中以「拉布」形式發問以拖延表決。而在最後的衝擊行動中，亦有人是利用Twitter、短訊等把消息告訴他人，將訊息傳達出去。
 
而在這事件後，香港政府亦試圖更多利用社交網絡去接觸年青人，例如特首有Facebook，也會把一些短片上載YouTube。相信這亦是教會或機構可以考慮的方法。
 
 
回應「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2011」
根據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進行的「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2011」顯示，很多80、90後信徒對民主、人權、公義都「Like」，即是他們都支持這些理念，但是其社會參與程度卻是低的。這會否反映他們對這些概念沒有太多認識？又或是他們感到無力，於是只好抱著旁觀者的心態？對於其他價值觀，例如家庭價值，他們都說重視，但會否如之前一樣，不太理解，又或者覺得「我當然會這樣回答啦」？這或許受Facebook文化的影響，便是他們容易表態，卻不會深究的。大家都希望建立一個群組讓很多人「Like」，為了吸引他人入組，便要編寫一些很特別的字句，用較煽情的方法寫出來。況且「Like」只是一種表態，在實際生活中，真正與他人討論和行動其實是很少的。例如有些人在Facebook，說某些人是右派基督徒、宗教右派。這些所謂宗教左派所提出的東西，其實也值得我們去儆醒和反省。另外，亦有提到教會對社會的關注是否足夠，例如：教牧應否參加社關等問題，就要多加思想。
 
結語
面對喜愛社交網站的80、90後年青人，Facebook可以是認識他們的一個途徑。有傳道人分享對Facebook的看法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曾經在Facebook分享一些事工，弟兄姊妹看了以後，生命受到很大影響，那時他認為Facebook很好。但當他嘗試處理弟兄姊妹在Facebook發放一些奇怪的信仰觀念時，便感到困難。因為如果以一個傳道人的身分，在Facebook上糾正他的說法，人們就會覺得：「你為何這麼認真？只是Facebook而已。」但若你不回應，又會有其他人「Like」他，不斷去看，需要善後的工作可能更麻煩。又或是有些人可能在教會裡面因為某些紀律問題，或是態度不好，教會平時不太讓他發言，他們就會用Facebook說很多話，甚至「爆大鑊」或是攻擊他人和教會，但身為牧者又不可以阻止他們，因這是他們的自由，他們的空間。要通過Facebook牧養，有好處，卻也會遇到很多問題。
 
筆者完全同意這位牧者的分享，教會有時候可能會覺得敏感，難以處理信仰上的一些不正確的想法或是訊息。而當牧者去澄清或刪除一些內容時，會引來會眾的不滿。但牧者仍然要注意，若有一些不正確或是一些自己不贊成的想法在自己的「Page」出現，要作出選擇，有哪些真的不用理會，又有那些必須處理。不過，即使難以處理，正面一點地想，至少牧者可以看到哪些會造成不正確的思想或言論，了解他們的羊發生甚麼事。

附錄甲：社會關懷及青少年價值觀調查問卷樣本

80傳說—— 如何牧養通識新一代的信徒 文集 

摘要
葉教授相信80、90後的迷思，是由傳媒製造的。報紙、電台、Facebook、高登網站沒有經過過濾，不斷向公眾描述80、90後是一班反政府、激進、不理智、憤世嫉俗、對傳統價值淡忘，以及製造事端的麻煩者。事實上，根據不同的數據及資料證明，並非所有80、90後都與傳媒所描述的一樣。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別委託了香港大學進行一項研究，藉此評估及了解香港年青一代的需要、對社會的看法以及所面對的困難。受訪的80、90後與傳說中的80、90後的相同之處，在於他們對現行的公共參與制度相當不滿，感到自己的聲音被忽視，雖然有受訪者表示他們與政府談判的籌碼，便是於網上集體表達意見，而遊行示威才能引起政府注意，但受訪者普遍不認同以暴力的方式參與社會活動。而當傳媒集中討論他們為住屋問題而煩惱時，受訪者主要的不滿其實是來自地產霸權，不滿地產商的市場壟斷和不公平的官商勾結。
 
葉教授指出大部份受訪的80、90後都是上進的，認為進修有助升職。而他們也重視傳統家庭價值及婚姻制度，在300多個受訪者當中，有80%認為孩子需要一個家，可以在家長陪伴下快樂地成長。不過，與以往相比，他們的確是困難的一代︰少了一個邁向置業的階梯；昂貴的租金令創業困難；升遷有阻力，更加上香港銷售業愈發蓬勃，工種卻未夠多元化；這些因素都使年青人對工作的投入感不高，但其實他們大都學歷水平高，有上進心，希望有自我探索的空間，若然政府能好好協助他們，將會有很大幫助。
 
引言
2010年初，年青一代反對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簡稱高鐵）的激烈示威行動，引起了社會對事件的廣泛關注，媒體紛紛以「八十後」、「第四代香港人」、「數碼網民」、「網絡世代」和「Y世代」等詞彙標籤這批新一代年青人（我們稱之為「年青一代」）。究竟這一代的年青人是一班怎麼樣的人？
 
香港年青一代的研究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別委託了香港大學進行一項研究，藉此評估及了解香港年青一代的需要、對社會的看法以及所面對的困難。是次研究主要通過以下六個方法完成：
 
1.　媒體內容分析（Media Content Analysis）
2.　文獻回顧（Literature Review）
3.　人口統計及社會經濟數據（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Profile）
4.　聚焦小組研究（Focus Groups Study）
5.　電話及網上調查（Telephone and Online Survey）
6.　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除上述的第1至3項背景研究外，第4至6項（聚焦小組、電話及網上調查，以及半結構性訪談）受訪者達1,086人。[1] 至於媒體內容分析（Media Content Analysis），就坊間主要報章雜誌資料進行搜尋，採用關鍵字為「八十後」及「post 80s」，搜尋範圍定於2010年1月1日至2月28日，共搜出1,996篇文章。[2]
 
媒體報導看80後
一般市民從媒體所見的80後大概是反政府、激進、不理智、及憤世嫉俗的。另外，他們對傳統價值淡忘，是「製造麻煩者」。

從媒體報導看八十後，通常都帶有「製造麻煩者」的感覺。
（作者提供照片）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他們出生更富裕，更開放及更自由，豐衣足食才有時間思考，不明白為何不好好利用父母和祖先辛苦建立得來的社會優勢，把力量團結，應用多年所學，實際地作出貢獻。
 
從媒體內容分析的整體結果如下：雖然各大媒體所報導的公眾輿論及年青一代特質態度面貌有異，但相同的是，這一代普遍都被視為學歷偏高，但入息中位數偏低。因此，對他們來說，置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這將成為他們計劃將來及成家立室的主要障礙之一。
 
值得探討的是，這一代年青人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平等和公義這些社會共同價值比個人財富更為重要。
 
而就報導所見，年青一代上街示威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並沒有客觀聆聽他們的想法。
 
聚焦小組和接受深入訪談的80後
我們把報章描繪的時下青年人，與聚焦小組和深入訪談中的青年人作一比較，發現兩者在多方面有所分別。例如，媒體在「高鐵事件」中傾向強調部份青年人衝擊鐵馬的行為（或所謂激進的行動），但接受我們訪問的青年未曾嘗試亦普遍不認同暴力的社會參與方式。
 
在六個聚焦小組（Focus Groups) 中，發現這群年青人精力充沛、享受生活、教育程度高，顯然與部份媒體描述的狀況有所不同。雖然在工作升遷上遇到無形阻力，有時亦因此而感到沮喪，可是這群年青人對事業仍是充滿激情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群年青人對他們的家、他們的城市、他們的毗鄰——香港和中國，懷著一份非常深切的熱愛，且十分關注其發展。他們感到自己是被忽視的一群，並對現行的公共參與制度相當不滿。他們要求政府正視其需要，認為大家都必須用心聆聽彼此的聲音。
 
80後的不滿之聲
受訪的80後就政治、教育、居住、工作及生活這幾方面表達了下列的不滿：
 
工作方面，調查發現年青一代對所從事之工作投入感並不高，原因是工作本質缺乏推動性或激勵性，大部份人每週工時均超過41小時。他們表示對工作升遷感到無奈。香港愈來愈依賴銷售及零售業，一方面，這些單一而沉悶的行業未能讓他們有所發揮。另外，在這行業的年青人若要轉換工作會特別困難。
 
就教育而言，報章談及學歷提高，但他們經常被人詬病沒知識，欠經驗（高分低能）。他們卻認為現今的教育制度不能提升他們的競爭力。不斷的轉變令他們的知識模糊，不中不英，大學的選修學科沒有發展的空間。
 
房屋方面，媒體報導集中在年青人的住屋需求上，但不少受訪者對物業市場的主要不滿是來自地產商的市場壟斷和不公平的官商勾結情況。
 
地產霸權是其中一項現時青年人主要關注的社會問題。
（作者提供照片）
 
在公共參與方面，1,020 位15-29歲，曾於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的年青流動電話用戶，對所投政黨的支持度有所變化。不少青年人對政府回應公眾的表現感到失望，認為政府傾向選擇性聆聽訴求（上亞厘畢道Facebook網頁）。部份行為有「做騷」之嫌，缺乏有效的互動。更有受訪者指出，上網集體表達意見才有和政府談判的籌碼，並認為遊行示威才能引起政府注意。
 
基本上，80後不如坊間或傳媒所抽述的反傳統，網上調查問卷（n=328）顯示這群年青人相當重視傳統家庭價值，大部份表示會結婚。87.0%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婚姻是一個過時的制度；近80.0%的人認為孩子需要一個完整的家，才能快樂地成長；98.5%的人認為家庭是重要的；81.0%的受訪者目前是與父母一起居住。
 
一點建議
香港現今年青一代所面對的挑戰是要不斷裝備自己，大大提高自己的專業及學識水平，好回應全球化，與香港本身、內地甚至全世界的人競爭。他們不單要照顧自己的生活，面對人口老化這現實，他們必須努力工作才可養活長輩和下一代。
 
他們是社會重要的資源，將來要兼負的責任亦實在沉重，他們絕對是值得栽培。我們建議政府應協助年青人創造或再造政治、社會流動、生活和居住環境的空間。
 
政治空間
政府要改善和提升公眾參與和回覆公眾訴求的制度，我們提倡引入由下而上的公眾參與模式，並參考其他國家的電子參與平台（e-Engagement）。例如：
 
1.　英國的電子請願網站（http://petitions.number10.gov.uk/）
2.　美國白官的Open For Questions
          （http://www.whitehouse.gov/OpenForQuestions/）
3.　新加坡的Reach項目（http://www.reach.gov.sg/）
 
教育空間
長遠的教育培育非常重要，亦有賴政府的支持。教資會資助學位數目有需要再增加，亦應考慮延長學生貸款的還款期，或調低貸款利息，以減輕剛畢業大學生的財政負擔。政府亦應為年青一代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協助適應真實世界的競爭。
 
居住及公共空間
推行以民為本的住屋計劃，並適時修訂，並應於不久的將來見到成果。此外，政府亦應開放更多公共空間，讓年青一代有地方聚會和活動。
 
工作及生活空間
政府應協助企業擴闊更多不同工種，避免過分集中於金融業務。政府亦應帶頭推動和宣傳健康平衡的工作生活模式，例如盡量讓職員準時下班或間中容許員工在家中工作，與及實行彈性工作時間。
 
另外，面對跨境婚姻，單親家庭的增加，香港要如何保持高素質人口？政府在這方面應大力促進一個沒有偏見的和諧社會。例如推廣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讓家庭的形成和職業發展不會造成衝突。
結語
年青人不只是我們的未來，更是我們的現在，是社會重要的持份者，其需求是否得到滿足反映社會政策被接受的程度。真心對待年青一代可為社會創造雙贏局面。
 
投資在他們身上，是我們發展向前的最佳保障。

摘要

本文是筆者以一個牧者的身分，在「80傳說」的研討會中，聽過「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2011」後的感想。筆者相信，就關心香港的社會問題來說，無分年齡或身分，而80後指出的問題，其實是值得牧者留心及反省，並應該正確地理解及解讀時代的問題，按聖經的真理作出回應。

引言

作為一個牧者，接受的是神學、釋經、牧養等訓練。但我們必須承認在香港、中國以至全世界，無論在政治、經濟、科技上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轉化帶來文化、思潮、生活型態上的轉變。

牧者與80、90後面對同樣的香港問題

牧者本身也是時代中的一員，與所有香港人同樣的面對同一問題，全球化經濟，帶來M型社會，引申新一輪的貧富懸殊。網絡世界與網絡文化，使人與人的相處、分享成為即時性。這就是我們今日活著的世界，不分是80後或90後，我們也是在同一天空下。
 
無論是80、90後或牧者，只要是香港人就要面對香港的問題。香港是貧富懸殊的地方，其中地產的問題，影響著香港每一個人。「地」再不屬於上帝給地上的人，並由他們交給政府作管理。而是政府成為地的主權者，以賣地作為收益，令地上的人沒有自己可住的地方，而要高價向地產商購買。「地」——香港市民交給政府管理，而香港政府高價賣給地產商。聖經如何看地與政權及地上的人的關係？這是政治問題？是倫理問題？是神學問題？無論如何叫苦的是地上的人。當人在地上叫苦時，基督在那裡？教會的聲音在那裡？社會公義問題反而在80後的聲音中聽到。80後指出了問題，但這些問題不是80後本身獨有，而是整個社會的議題。因此作為牧者不是要回應80後這個現象，而是回應、思索他們所帶出的問題；並不是為去安撫他們、也不是為得着他們，而是因他們所提出的議題作出誠實的反省。
 
作為基督徒，上帝給我們香港市民、中國人的身分。我們是天國的子民，但同時是香港的市民。我們與所有香港人一樣面對高樓價、通脹、金融風暴、政治、經濟的問題。

牧者如何回應社會問題

作為牧者，如何回應？首先要作出正確的理解及解讀，並透過聖經真理作出回應。這要有兩方面的掌握：時代問題與聖經。正如菜園村事件與香港地產問題，聖經及神學中早有很多信仰與土地、土地上的人、管治者角色的討論。牧者在神學與處境的了解掌握是否足夠？
 
有人指出，80後只是少數人的聲音，不須太緊張去處理。然而舊約中的先知從來不是多數，新約時期基督徒的聲音在當時希羅世界也是小眾，在宗教改革時期，威克理夫、胡司、路德……當時也只是少數。問題是80後提出來的問題是否正確和重要，以致我們要去面對及反省。這不是大眾與小眾的問題，而是他們所指出的是否合乎公義、真實？他們的指控是否我們今日所須要反省的？記得指出國王沒有穿衣只是一把小孩的聲音，這小孩的聲音確是真實與清脆，只是不合體統。
 
有人問基督徒或牧者可否參加遊行示威。遊行示威是基本法及中國憲法也列明的市民及國民權利。上帝給我們作為香港市民及中國國民，每個人就享有法律所保障之權利，當然包括基督徒與牧者。如指出基督徒或牧者不可遊行示威，是剝奪其公民權利。因此作為香港基本法保障下的市民，無論是基督徒或牧者可享有這自由。沒有人有權指誰不可（或必須）參與遊行示威等社會行動，而由當事人在法律保障的自由中選擇如何表達（或不表達）其立場。重要的不是遊行示威的社會行動，要關注的是背後的議題與處境。

結語

我們的信仰指出因罪帶來人的苦，以致創天造地的主成為人，進入人當中，直到十字架上成為救贖。這是神對「人」最大的認同與擁抱。一個進入人當中的信仰，叫我們的信仰不能脫離人群。我們以為離開人去尋找神，想不到是神離開天上到人當中尋找人（腓二5-8），並差遣我們進入人當中。要進入今日的人當中，就要與他們一同面對今日的世界。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明白甚麼是真理及有真理的上帝同行。我們也是今日世界中的一份子，與所有人面對同一個世界，在這真真實實的世界中面對真真實實的人、真真實實的事，並與這又活又真的上帝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