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和公民抗命對教會牧養的衝擊

── 2011年「80傳說」研討會
梁恩榮博士、盧恩臨女士   |   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 副教授 、 香港教育學院 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和、公民抗命對教會牧養的衝擊
15/10/2011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開辦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和公民的抗爭性政治對於教會牧養的衝擊。首先,本文會解釋幾個不同層次的公民概念;然後,筆者會嘗試探討暴力、公民抗命和對於抗爭性政治的看法;最後,提出由於上述的轉變對教會牧養帶來的問題和衝擊,並提出一些建議。  

引言

由於筆者並沒有受過任何正式的神學訓練,實在不敢班門弄斧,我們只希望在此分享一些不成熟的初步想法,盼與弟兄姊妹一起討論及反思,亦盼弟兄姊妹賜教及指正。

何謂公民?

學者Joel Westheimer和Joseph Kahne(2004)提出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參與程度的公民——盡本分的公民(Personally Responsible Citizen)、參與式的公民(Participatory Citizen)及公義取向式公民(Justice-oriented Citizen)。James Bank(2008)亦對公民作了四種類似的分類——守法的公民(Legal Citizen)、最低參與的公民(Minimal Citizen)、積極參與的公民(Active Citizen)及轉化型的公民(Transformative Citizen)。香港以往的公民教育都只著重於培養基礎層次的公民,即是只會守法及履行最基本的公民責任,例如在選舉中投票,並止於做義工和關懷社會的公民;至於培養以公民抗命的抗爭手法來挑戰及爭取改變社會不公義的公義取向式公民及轉化型的公民,則一直欠奉。

基督也是公民抗命者

根據Johan Galtung(1990),暴力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第二種是制度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而第三種是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直接暴力是肉眼可見的,施暴者直接造成對方在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而制度及文化暴力則是不可見的。制度暴力潛藏在權力不公平的制度運作中,權力較弱小一方的利益通常會受到損害,因過程和傷害都不明顯,往往會被公眾忽略,例如立法會功能組別的不公平制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更甚的是制度暴力很多時會被主流論述所合理化、常規化,變成遺禍更深的文化暴力。由於香港不重視培養公義取向式公民及轉化型的公民,一般公民對制度和文化暴力大都缺乏醒覺,甚至視若無睹。不幸的是,負有「先知」角色的教會,很多時也同樣地忽略了制度和文化暴力,不單對這些不可見的暴力噤若寒蟬,失去「先知」的恩賜,更甚者教會本身也可能成為制度暴力的一部份。
 
一些公義取向式公民及轉化型的公民會嘗試從正規的途徑如司法覆核、和平遊行示威等來挑戰這些制度及文化暴力。但若果這些合理的訴求、挑戰,經年累月都得不到回應,他們可能會不惜違法、坐牢,也會轉而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去挑戰社會的不公義,他們可能會用一些非暴力的方法,例如刻意違反惡法,去迫使政府處理問題。甚至,他們可能會用暴力的方法,例如肢體衝擊,以挑戰這些制度。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我們理解上述的抗爭為「以公義——一個充滿在聖經的價值和原則,來挑戰建制的不公義」。在聖經不少的經文都可見上帝對於信徒追求公義的教導,例如「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六8);「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五24)等等。我們的主基督在世時雖然常常宣講愛及和平,但當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則受到損害時,祂亦會用公民抗命的手法來爭取。例如舊約律法中規定安息日不可工作,但是基督卻不遵守律法,甚至多次在安息日治病,可見基督是一位公民抗命者。基督不單是公民抗命者,聖經中也有一些例子可以見到基督使用暴力來達至更高的原則,其中一個例子是潔淨聖殿。基督基於上帝的殿是來用敬拜上帝的這個最高原則,用暴力驅趕在聖殿裡做買賣的商人,可見我們的主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也用暴力來挑戰建制和權威。我們認為,一些用抗爭性手法追求公義的信徒可能只是「跟隨祂的腳蹤行」。

 

開辦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帶來的轉變

質的轉變

從前,在學校內,學生鮮有機會接觸政治,即使有公民教育科,學生都未必有機會學習政治相關知識。原因有二:第一,公民教育科不是必修科,只有少部份學校有開辦。第二,即使學校有開辦公民教育科,普遍都是一門非政治化(Apolitical)的學科,很多時只會流於討論人際和道德層面,即使有談及政治,亦只停留於傳統的(Conventional)層面,例如鼓勵學生盡公民責任、守法、在選舉中投票等等。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開辦,對政治教育來說是一個分水嶺。現在通識教育科是一門必修科,課程內容包括一些有關人權、法治、民主、政治參與等的政治議題。不少教科書更以戴耀廷所提出的四個層次來解釋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顯而易見,法治的最高層次是透過法律來追求社會公義。因此,通識教育科的薰陶若然成功,將可能有更多公義取向式公民及轉化型的公民出現。
 
此外,通識教育科採取的教學法亦有助於培養積極追求公義的公民。通識教育科著重訓練學生用多角度思考問題,很多教師都採用議題教學法(Issue-based Approach),通過鼓勵學生透過討論一些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的時事議題,去訓練學生的批評思考能力。教師所選擇的議題當中不乏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例如「五區公投」、補選機制、艾未未、劉曉波事件等。再者,由於通識教育科重視參與式學習,教師會鼓勵學生踏出學校,親身體驗和參與社會運動,例如參加六四燭光紀念晚會、七一遊行等;或者邀請一些以前不會在學校出現的人物,例如立法會議員和一些倡議性的非政府組織,到學校分享、演講,與學生對話。透過通識教育科的薰陶,愈來愈多青少年逐漸被培育成公義取向式公民及轉化型的公民,例如在反高鐵事件中組織及參與「苦行」、保衛菜園村;在反遞補機制事件中包圍立法會;近年的六四燭光紀念晚會和七一遊行也愈來愈多學生參與。
 
除了關心社會議題,很多青少年開始反思身邊發生的事情是否公義,他們反思學校的制度是否存在不公平的機制;同樣地,身為信徒的學生也會思考教會中有否不公義的事情。再者,通識教育科的教學法不再是由上而下的單方向灌輸(Indoctrination)一套既有理論,而是學生經過與老師及其他同學一起討論、反思、甚至親身經歷事件後,建構出自己心目中的觀點和理念。老師的角色不再是權威者(Authority),而是促導者(Facilitator)。此等教學模式的轉變,在通識教育科中已成必然之勢,那麼,教會牧養的角色又是否準備好改變呢?

量的轉變

以往用抗爭手法挑戰不公義制度的弟兄姊妹只屬於少數,而且通常只出現於讀大學後接受批判性思考訓練的弟兄姊妹們身上。以往很多教會覺得基督徒不應談論或關心政治,主動將弟兄姊妹「非政治化」(Apoliticalize),認為弟兄姊妹只需要讀經研經、靈修、到教會參加崇拜、愛神、愛家庭、愛弟兄姊妹,便足以得到上帝的賞賜。但是,這些教會忽略了基督亦教導我們行公義。對於一些會挑戰社會不公義的弟兄姊妹,這些教會將他們歸類為「挑釁生事者」,認為他們受到社會上一些「政治神棍」的不良影響和利用,會安排年長及「思想成熟」的弟兄姊妹去輔導這群「誤入歧途」的弟兄姊妹,引領他們回歸「正途」;若仍「教而不善」,即會將他們「邊緣化」,任他們自然離開教會。但是,現今青少年在高中時期已接受此等批評性思考的訓練,而且通識教育科是一門必修課,莘莘學子都必須受其薰陶,假設當中有有一定比例的學生轉變成公義取向式公民及轉化型的公民,為數已經不少,教會不能再視若無睹,必須積極處理。

 

教會應如何應對?

剛才所提及的轉變,對教會牧養的影響有三個:1. 教會如何向有這些特質的青少年人見證基督?2. 教會如何牧養有這些特質的信徒?3. 若有一些信徒用相似的方法來挑戰存在於教會的不公義之處,教會應如何面對?對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特定的答案。

但我們希望教會不再視用抗爭手法追求公義的信徒為挑釁生事者,更不應將他們邊緣化。教會應放下自己是擁有絕對真理的一方的心態,願意主動去了解這些兄姊妹的想法,多與他們平等對話,並作出思想範疇轉移(Paradigm Shift),加強重視教會的先知身分,將教會的角色由權威者轉變為促導者;牧養的觀點不再是由上而下的灌輸,而是對等的價值對話。

結語

教會可藉著與信徒從各個層面(例如:個人、社會、國家、世界)探討不同的爭議性議題,與弟兄姊妹對話,讓他們接觸、思考基督教信仰的價值,在多元觀點的對話下一同尋覓、建構基督信仰的看法,並在一起建構基督信仰對議題的看法的過程中,相信聖靈的感動、保守和帶領。
 
但願主的國降臨,願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參考資料

1.  Banks, J. (2008). Diversity, Grou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7, 129-139.
2.  Galtung, J. (1990). Cultural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7 (3), 291-305.
3.  Westheimer, J., & Kahne, J. (2004). What Kind of Citizen?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for Democracy.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1(2), 23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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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生書院事件的發展,最令人痛心的是仍然留校的學生和老師的困境,以及對教會和慈善機構誠信造成的傷害。而身在海外的關鍵人士一直不願意對外界的質疑作任何公開及詳盡的回應,以及用之前的捐款協助學校解決財政困難,更令曾經因為受前校長的言行感動而捐款的各界人士十分氣憤,大家為了支持正生書院而捐出的款項,未經捐款人同意而將款項調往海外;而調撥的過程之中據說曾透過私人戶口轉款,這對於任何免稅慈善團體來說是絕不能接受、甚至是違法的行為,就算最終如數轉往海外另一些慈善團體,誰敢保證在調撥的過程之中,有關人士不會用作私人的周轉?而當中涉及的利息亦可能不少,但真實情況如何,公眾到如今仍是毫不知情。還有就是當正生書院陷入財困,老師多月未能支薪,為甚麼不將已調往海外的資金調回香港應急?作為前僱主、前上司對受影響同事的困境袖手旁觀是毫無道義的行為。若果調撥有甚麼重大的困難,亦應向公眾(特別是捐款人)作出解釋,所有捐款都不是機構負責人的私人財產,一切運用應與機構成立時的章程和捐款人指定的項目相關,並且要符合慈善團體的稅務條例,而個人的領受或良好的動機,並不是違反上述要求的合理原因,除非當事人是以個人的財產去開拓新的事工。

任何人(包括基督徒)若果有一些新的領受,想開設某些新的事工、甚至新的機構,都應該清楚向捐款人說明,並確保按照承諾辦事,不能簡單一句向神交代就可以蒙混過去,這是作為慈善團體負責人和基督徒應有的誠信,沒有誠信,過往一切做過的好事都會被質疑,因為別人無法知道你的內心,而只能以你的言行來評價你。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子錯落盤皆落索,若當事人真的問心無愧,應盡快公開交代事件的詳細情況,並回應外界一直以來的種種質疑,以及向受影響的師生和捐款人道歉。雖然正生會前主席和一些前董事、以及正生書院前校長在整件事情的處理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亦充滿疑點,但同學和老師是無辜的,而正生書院服侍有需要同學的方式亦是十分獨特,暫時看不到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學校和方式,應盡快在全新的董事會帶領下,與之前受質疑的行為劃清界線,解凍有關的戶口,令學校可以按照過往的方針,公開及透明地繼續運作,也讓公眾可以仔細觀察,以恢復公眾的信心,一切應以學生的利益為大前提。

為甚麼我參加保守派教會?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4/2024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甚麼你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我嘗試在這裡長話短說。不過,先此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教會、普世派、福音派…… 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教會,為甚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內流行這樣的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但開明派卻是背著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佈著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裡面的一位大學講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只毫無批判,而是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們的詩集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著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裡,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不錯,福音派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詬病,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向師尊請教「甚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踐行仁德應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著問號做人。

年輕信徒想紋身……我有話說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9/10/2023

在世界各地,紋身的意義以及人們對它的觀感一直在改變。例如最早在北美洲的原住民,認為紋身具備戰勝及保護靈魂的意義,到了18世紀中期,女性原住民會視紋身具有類似針灸的效用,用以紓緩牙痛和關節炎。而早期美國的水手及軍人亦多在身上刻上祝福的字句,希望可以保佑自己從戰場或海上平安歸來,到了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紋身成為流行的象徵,二戰後的美國,基於囚禁在集中營的人會被迫紋上編號,導致西方社會曾有一段時間對紋身產生反感。[1]

至於日本,也並非一開始便把有紋身的人定義為有黑社會背景的人,例如早期居住在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女性會在嘴唇周邊紋身,以此顯示她們的婚姻狀況,以及象徵著成熟和忍痛能力。到了約17至19世紀,從事建築、祭典準備、消防及郵政工作的人,為了顯示自己瀟灑及帥氣,也常會在身上紋身,有僧侶亦會在身上紋上經文,以求加強法力。另一方面,早至720年,罪犯的臉或肩膀亦會紋上標記顯示罪行或懲罰,約在1960年,人們認為紋身與黑社會及犯罪有關聯,不過到了今天,年輕人受到西方文化影響,開始視紋身為一種流行的藝術,並在自己身體喜歡的位置紋上圖案及文字。[2]

從前對紋身有刻板印象的日本,當中的年輕人現在對紋身已不如過往負面,就連香港的年輕人亦愈來愈接受紋身。以往的香港社會也如日本一樣,普遍視有紋身的人有黑社會背景,不好又或不乖,但現在人們一般都接受紋身文化,不再視有紋身的人為壞人,反而會把紋身看為一種藝術及一種潮流。有的年輕人只想把鍾意的圖案紋在身上,有的則希望紋上特別及有紀念意義的圖案或字句。[3] 當社會對紋身的看法愈發接受,這種趨勢亦蔓延至教會年青的一代,不少年輕信徒不是正在考慮紋身,便是已在紋身的路上,教會可以完全漠視這種紋身風氣或年輕信徒的想法嗎?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兩位年輕信徒,希望藉著他們的分享,有助牧者們稍為了解年輕信徒如何看待紋身,以至無論教會有何立場,都可以回應到年輕人的需要。

手腕內側紋了一個十字架及一句經文的Alan

Alan(化名)回想在他大學時期,發現大學團契中每10位基督徒中,大約便有一至兩位身上有紋身,而身邊出現的基督徒朋友也愈來愈多人考慮紋身。Alan坦言大概從小二開始,便對「紋身」不陌生,由一開始接觸印度的手繪紋身(Henna Tattoo)、到後來是噴槍紋身及紋身啫喱,可能因此令他從小到大都有想要紋身的慾望,成為了基督徒的他,由正式考慮紋身至付諸行動,便決定要紋上與信仰相關的內容。

Alan幾乎沒有為到基督徒可否紋身而掙扎,但他非常著重紋在身上的東西,對他有何特別意義,他也會考慮教會的看法,雖然在教會中,有一些長輩在他刺上臨時的紋身時略有微言,但他所認識的傳道人,都表示最重要是他有否想清楚,Alan很慎重的挑選了紋身的經文,在此事上他有尋求牧者的意見,最後,他的手腕除了有一個向著自己的十字架,也刻上了“desire gives birth to sin.”這一句來自雅各書一章15節的經文,他認為刻在自己手腕內側,這樣才可以讓紋身在自己的視線範圍內,方便提醒自己。Alan不是為要追求紋身藝術或潮流才這樣做,只是想通過一個他認為舒服及鍾意的方式去紀念一些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東西,比如信仰,又比如家人。

當初若有牧者反對自己紋身,Alan還會決定紋身嗎?對Alan來說,他花了整整兩至三年的時間去考慮是否紋身,所以這並非一個隨意的決定,因此,他想他還是會選擇紋身,但他亦明白牧者有不同的立場,若然有些牧者認為有紋身的人不能參與講台上的事奉,如敬拜隊,他是可以理解的,但若然連小組組長也不可以做,甚至阻止他參加團契的話,那麼,他有可能轉去其他教會。Alan認為牧者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只要當他們有意見時,願意找他傾談,而不是表現出抗拒的態度,這樣已經很好。Alan不後悔自己紋了身,也沒有覺得不太方便,若然日後找到其他有意義的東西,他相信自己亦會把它們紋上。

很想在自己背上紋上一個大大十字架的John

與Alan不同,John(化名)並非一開始便接受信徒紋身,不過,隨著社會對紋身有所改觀,加上John後來認真地從信仰角度去思考紋身這課題,令他開始接受信徒紋身。對他來說,基督徒紋身並非與信仰抗衡,可能有些人會引用利未記十九章28節「不可為死人的緣故,割傷你們的身體,也不可在你們的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新譯本》)去反對紋身,但John認為不可以單純地把經文視作條文,應該看《聖經》的精神是甚麼。就如耶穌也打破當時的「傳統」,在安息日治病,如果紋身可以讓人在信仰上有更多提醒,豈不是讓人更「屬靈」嗎?另外,他提到以往有沙漠教父長時間舉手祈禱,他們看似用一些苦待自己或傷害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信仰,紋身或許可以成為另一種幫助他謹記信仰非常重要的方法,以及讓他知道他是要從世界分別出來的——分別為聖,John重視的是紋身達到的效果而不是紋身本身。

當然,紋身可否讓人謹記信仰,在於紋身的內容。John提到自己中學畢業時很投入教會,當時,他想在背上紋上一個很大的斜放的十字架,提醒自己不可以離開信仰,因為世事難料,連自己都不能擔保,自己會否有一天不想再跟從基督,但只要紋上一個大大的十字架,他認為如果有一日他出現了「離教」的念頭時,至少有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從考慮離婚到正式簽字,過程中仍有不少機會挽回,對他而言,紋在身上的印記或許可以給他一次「被挽回」機會。有如此想法,是因為當初帶他返教會,鼓勵他要參加崇拜的那位中學同學,已經離開了信仰。

對John而言,紋身的意義除了讓他謹記信仰,也能表達他是基督徒這身份。他認為要紋身,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考慮過不同的後果才好採取行動,即使現代的科技先進,可以輕易去除紋身,但他卻感到,一旦紋上便是一生一世的事。他不是為了裝飾,或純粹想突出自己而紋身,John並不打算在身體當眼地方紋身,以免影響事奉。他也坦言,若然所屬教會,整體的氛圍反對紋身,他也不會為了紋身而離開教會,他不會視紋身是生命中非做不可的事情,既然弟兄姊妹分享著彼此的信仰生活,他亦會考量其他人的意見,他認為每間教會都有自己的規矩,就如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校規一樣,若然環境不許可,他便不會做。

與Alan一樣,John有詢問過牧者有關紋身的事情,他的牧者支持他紋身,不過,他身上迄今並沒有任何紋身,不是怕痛,而是他恐怕隨著年日過去,自己的身形有所改變,身上的紋身也會出現變化。

不需要視信徒紋身是「離經背道」

一個有紋身的Alan,一個未有紋身的John,透過他們的回應不難發現,他們兩人均不是一時興起想著要紋身,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他們對信仰都非常認真,並且希望在身體上紋上對他們最重要的東西。雖然他們的聲音不足以代表所有想要紋身的信徒,亦不排除有信徒只為了趕潮流,追求紋身藝術等其他原因才選擇去紋身,但Alan和John某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希望藉著紋身,提醒自己堅守信仰的信徒。

或許有人認為信徒並不需要,也不必藉著紋身去提醒自己,有這種想法的人沒有錯,然而,現實中有不少年輕信徒接受紋身,他們也很想藉此去表達或紀念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事情,其實除了信徒紋身,也有紋了身的神學生,外國亦有牧者(如Joyce Meyer)紋了身,將來在教會中或會有更多紋了身的信徒及牧者,教會由不同的群體組成,每個人對於紋身都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今日教牧同工覺得毋須與弟兄姊妹討論,但只要大勢一到,這可能成為教會將來不能逃避的課題之一。

無論如何,彼此保持溝通非常重要,教會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先聆聽弟兄姊妹的故事,了解紋身及其圖案或字句對他們的意義,以及他們紋身的內容,比單單用一節經文否定他們的行為來得好。


[1] 潘柏翰等著:〈【美日中俄泰刺青簡史】從罪行到流行,黑道、阿宅與巨星的共同選擇〉,關鍵評論,2018年9月23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subculture-tattoo/100686(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0月6日)。

[2] 潘柏翰等著:〈【美日中俄泰刺青簡史】從罪行到流行,黑道、阿宅與巨星的共同選擇〉;sakowako.yum:〈連紋身貼紙也不能泡湯?!關於日本刺青的冷知識〉,tsunagu Japan,2023年2月16日,網站:https://www.tsunagujapan.com/zh-hant/17-facts-you-probably-didnt-know-about-tattoos-in-japan/(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0月6日);Lucy Dayman:〈從罪刑、禁令到流行 日本刺青文化知多少?〉,tsunagu Japan,2020年2月5日,網站:https://www.tsunagujapan.com/zh-hant/all-you-need-to-know-about-tattoos-in-japan/(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0月6日)。

[3] TattooSays紋身說:〈首次街訪|香港很多人紋身嗎?紋身年輕化?甚麼風格最受歡迎?紋身就是壞人?探討香港人對紋身的看法〉,YouTube,2023年4月11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cdpLMwqKY(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0月6日);Jocelyn Wong, “Inking differently: are Hong Kong people’s attitudes to tattoos changing?” SCMP Young Post,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 2015, https://www.scmp.com/yp/discover/advice/personal-development/article/3054841/inking-differently-are-hong-kong-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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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感恩「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於2019年10月25至26日假恩福中心順利舉行,由第一屆開始,明光社每屆都會協辦性倫理峰會,2019年大會以「守護婚姻」為主題,邀請來自英國的大律師保羅.戴蒙德(Paul Diamond)及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鄭順佳博士分享,聚會約有100人出席。

婚姻是甚麼

明光社

戴蒙德先生於峰會第一天分享「婚姻應否被重新定義」及「守護婚姻:宗教自由與歧視」。他認為是社會制度讓個人有權享有社會福利。從人類學角度,婚姻是兩性之間互補的關係,肩負著生養下一代及價值傳承的作用,他強調,家庭是為孩子而設,不是孩子為家庭而生。他提醒我們,性小眾對基督教非常不寬容,香港的信徒要裝備起來回應。他提到《歐洲人權公約》第九條保障了人有思想丶良心和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在如何實踐(manifest)上卻出現爭議。

基督徒受到迫害

戴蒙德先生提醒我們,基督徒面對的是一場政治運動,他分享了很多英國法庭的逆向歧視個案,說明當地在婚姻被重新定義後,社會、個人及教會在實踐信仰自由時所面對的法律挑戰。

1. Johns v Derby City Council打吡市議會:Owen和Eunice Johns這對基督徒夫婦,因為不願意肯定同性戀行為而失去作為寄養家庭的資格,法官認為他們對同性戀的看法對所寄養的兒童有真正的風險(real risk)及令有關兒童受感染(infected with),法官將不認同同性戀行為的觀點視為病毒,會令所照顧的兒童受感染。戴蒙德先生認為將基督教的價值觀類比如病菌會傳染給兒童,是匪夷所思的!

2. McFarlane v Relate Ltd案:McFarlane是一位基督徒輔導員,受聘於英國一間全國性的輔導機構Relate。McFarlane一直表現很好,直至他向上司表達他對於以性心理治療幫助同性戀伴侶的有效性存疑,他便被解僱,他遂控告Relate。案件在英國法庭審理,McFarlane被判敗訴,於是,戴蒙德先生將這宗案件遞交到歐洲人權法庭(ECHR),可惜,法庭仍然判McFarlane敗訴。這宗案件顯示基督徒可能因為信仰的緣故失去輔導員的工作。

3. Felix Ngole v University of Sheffield謝菲爾德大學案:Ngole是一位社工學生,他於2015年在個人臉書討論美國的Kim Davis因拒絕簽發同性結婚證書而入獄的事件,當中提到《聖經》指同性戀是罪的內容,學校為此收到匿名投訴,之後禁止他成為社工,因他的言論有歧視性本質(discriminatory nature)。後來他雖然得到平反,但事件發生時,報章以大標題「恐同不能成為社會工作者」來報道,當他在法庭上得到平反後,就只有一小段報道,指「男子贏得上訴」。戴蒙德先生藉這宗案件提醒與會者,主流傳媒對於涉及LGBT的報道手法非常偏頗,他鼓勵香港教會開拓媒體工作。

基督徒如何回應

戴蒙德先生在結語時感嘆過去幾年,看到基督徒被禁止穿戴十字架丶領養孩子,甚至失去工作及專業資格,這對基督徒實在非常不公平,甚至有法官在批核同志的領養案件上,說了一句「兒童需要爸爸媽媽」也被指為不寬容。他認為我們要協助維護家庭的組織發展及做到媒體友善,發揮媒體的力量去影響法官,他們都是生活在香港的,同樣會閱報,受媒體訊息影響。此外,基督徒不應該只關心自己的宗教自由,如果有同性戀者受到欺凌時,基督徒也要出手阻止,這亦是基督徒信仰的實踐。他呼籲基督徒律師起來,為信仰自由辯護。

上帝設立性婚姻家庭

明光社

鄭順佳博士分享「婚姻的神學反思」,他認為現代社會,性的領域非常廣泛,到處都是性的解放,性的淘空,導致性失去創意及規範,因此,基督徒要明白《聖經》如何給我們指引,認識上帝創造性的心意。創世記二章18節提到:「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上帝創造完各樣動植物後,覺得一切都非常美好,唯獨認為「那人獨居不好」,因他未覓得他的伴侶,於是,上帝造了一個女人幫助他,且吩咐他們要生養眾多及管理大地,要向上帝負責。上帝亦會向人問責,這是創造男女的心意,性是上帝美麗和奇妙的創造,性座落在創造和立約的脈絡中。

性的規範及界限

上帝透過律法書將律例和禁令呈現,使人明白性的意涵,生育在五經中是最重要誡命,是上帝賜給人的禮物,讓人在婚姻關係中享受,因為人是有思想、有尊嚴的,對於性是有能力節制的,上帝透過禁令,讓人知道界線在哪裡,哪些行為是可憎惡的,是需要受到禁止的。很多時,禁令與處以極刑是互相扣連,有人認為這是文化的產物,但其實是有其正面功能,如保護婦女及弱小,防止他們被利用及剝削,維持人倫的秩序。有關性的界限,舊約主要有四條禁令:

1. 不可亂倫維護家庭的秩序,由於舊約中的家庭普遍是大家庭,這禁令鼓勵近親的關係有愛,但不可有不當的性行為,其目的是保護後代的健康,因為醫學統計上亂倫所生的子女會有較高機會有各種遺傳基因的疾病。

2. 不可姦淫上帝創造婚姻的秩序,夫妻的關係是分別為聖的忠誠關係,為子女帶來安全感及穩定的生活,姦淫的行為是背棄忠誠,破壞婚姻。

3. 不可有同性之合:這是違反上帝創造男女的秩序,上帝沒有為亞當預備一位男性的伴侶,人類更不是單細胞繁殖,同性生理的結構亦不適合進行性行為,尤其是肛交容易令直腸受損及引致其他疾病。

4.人獸之合:從生物學上,人也是一種動物,但人有上帝的形象,其他動物沒有,動物在發情期需要交配,人不同,人可以控制自己,假若人與動物發生性行為,不知會有甚麼後果,會產生甚麼病,野獸的疾病如在人身上出現,後者不堪設想。禁止人獸之合是要維護生物各從其類的秩序。

新約性觀及婚姻觀

鄭博士再引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前實習生的性醜聞,幫助參加者思考如何劃出性的界線。按馬太福音五章27至28節字面的意思,可劃分為四個層次:一、欣賞有好感;二、有淫念幻想;三、有步署行動;四、進行雲雨之交。鄭博士認為如只在意念上有好感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界線應定在一與二之間,當落在淫念中,則不論是否有行為及是否成功,都是犯了姦淫,因為淫念將對方視為物件,令她失去作為上帝受造的人的尊嚴,若從這個角度思考,我們是要實踐律法的精神,而非條文。

新約以婚姻來為性劃界線:婚姻內的性是尊貴的、是好的,不是卑賤的,將婚姻好像祭壇獻給上帝,希望保護婚姻雙方;一切婚姻以外的性是不容許的,並違反婚姻的忠誠,也是淫亂的事。哥林多前書七章2至5節提及婚姻內夫妻之間的性是毫不掩飾,有互相滿足的責任,性關係是義務而非權利,有償還欠債的心態,配合對方的需要,婚姻內的性非指向自己,而是指向對方;不是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滿足對方,或是互相滿足;不是滿足個人私慾,而是能體諒對方,避免試探及懷疑。有關性的律例定於遠避淫行,追求聖潔活出尊貴的生命,目的是為了保護,而非禁慾。

新舊約綜合論述性

舊約創世記與新約羅馬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創世記第一至三章,談論到創造、死亡、虛謊、羞恥;羅馬書第一章提及,人透過受造之物明明知道有創造主,卻不去敬拜祂,離棄上帝去敬拜受造之物,這種否定上帝的後果,使人放縱情慾,做出違反自然、違反男女的秩序,將順性的用處變成逆性的用處,進行同性性行為。這些行為,新約與舊約的教導都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阡陌社區浸信會、維護家庭基金、香港性文化學會、明光社及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進退維谷的基督徒參政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1/05/2018

從政難,基督徒從政更難,因為我們背負的包袱更重。

 

近年來,香港不少的政府高官、立法會議員和參選人,都有意無意地強調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甚至表示從事公職是出於上帝的心意和感動。此外,亦有人提出香港應成立基督徒政黨或政團,打正旗號參與選舉,既可透過選舉活動宣揚基督徒重視但社會人士忽略的價值觀,亦可以讓一些對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都不滿的人士,有另一個選擇。

 

一個基督徒在眾人面前公開自己的身份本身不是錯事,能公開本身的信仰亦是自由社會的一個標記,至於上帝給個別信徒甚麼啟示和感動,除非他所做的是一些明顯違反信仰的事,否則,其他信徒亦難以質疑。問題是一些人將基督徒的身份和個人領受,與基督教對信仰的解釋權混淆了。

 

一個從政的基督徒,對政治問題的理解和判斷,並不會先天比其他人優勝,因為政治或社會事務最重要的不只是一些抽象的信念,而是個人對當前社會問題以及其解決方法的剖析和判斷。信仰只能提醒你不要做一些壞事、錯事,但要在複雜的環境中尋找既可行亦能平衡不同利益的社會政策,卻需要相當的見識、經驗和能力,才可以幫助你做明智的決定。

 

一個好的基督徒並不等於是一個好的政治家,正如好的基督徒不會自動成為好的老師、好的律師、好的醫生、好的經理……因為從事任何行業,除了有心之外,亦需要有力,更需要具備相關的知識。好的基督徒尚且無法保證自己在各方面都做得好,更何況一些別有用心或有心無力的基督徒呢!任何政治人物若強調自己是基督徒,他只是向人宣示自己的信仰,他不應期望別人會以為他擁有比別人高尚的人格和能力。反之,他會面對更大的挑戰,因為別人對他言行的要求,可能會比對一般人高。公開本身的信仰不是為了得到甚麼利益,更不是「抽水」,而是預備接受挑戰和為信仰付代價。

 

既然基督徒從政者要隨時準備面對來自傳媒和公眾人士的挑戰,那麼他必須善於用非信徒能夠明白的表達方式,而不是以一大堆的宗教術語和禮儀去闡述他對公共事務的理念,太多的宗教表述可能適得其反,令公眾以為當事人只關心宗教團體和信徒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眾利益。任何基督徒參政前應該先撫心自問,自己對香港社會的問題是否有較一般市民深入的認識,以及能提出對症下藥的建議?更不要因為自己勇敢站出來,便期望其他不站出來的信徒不會對你有所批評。有些觀點胡亂表達,往往只會弄巧反拙,沒有參政的基本能力而強出頭,只會貽笑大方,不僅未能作好的見證,反會羞辱主名。

 

另一方面,對於成立基督徒政治團體,打正旗號爭取和推動符合基督教價值的社會政策,筆者頗有保留,因為香港的基督徒人口只有大約百份之五,難以要求大部份未信的市民跟隨基督教的價值觀去制訂社會政策。當然,若果目的是為了向市民推銷我們認為美好的價值,本來未嘗不可,問題是香港的基督徒群體本身亦十分多元化,不同的宗派在神學、禮儀和關注重點本身已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對於社會政策更是百花齊放,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念。再加上絕大部份的政治訴求,其實都不是真理層次的事,而是提出者對當前社會形勢的判斷和策略,這些判斷和策略必然帶有主觀的成份,受提出者的理念、經驗和目的所影響,而隨著不同的時候和形勢的變化,亦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若以基督教信仰的名義為一些非絕對的政策背書十分危險,恐怕會經常出現一些基督徒和基督教群體,高調出來反對某些基督徒政黨的尷尬情況。

 

基督徒以公民身份,盡公民責任去參與政治活動,別人自會因你的好行為歸榮耀給神,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連你的政敵都相信和尊重你的人格。在香港,任何人和團體都難以代表基督教,所有基督徒參政者都只是戰戰兢兢地以基督教價值服務社會的信徒。任重道遠,小心言行。

從聖經看基督教及信徒怎樣面對異教世界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27/01/2016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2014香港教會普查」顯示,整體香港教會的平均每週出席崇拜人數為305,097人,約佔香港整體人口4.2%,基督徒是社會上的少數。我們與信奉其他宗教、持有不同價值觀的市民生活於同一個社會,價值觀的衝突時有發生。

過往有信徒選擇離開群眾過避世的修道生活,但在今天的香港已難以實行。聖經教導我們要作鹽作光,但卻眼見不少信徒被世俗洪流沖散,跟隨世界的價值觀而行。我們放眼於聖經的時代,不難發現以色列一直與鄰近的異教文化接觸,他們非但沒有被同化,反而發展出獨特的傳統及信仰。我們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張智聰博士,希望能從聖經中得到啟發,找出信徒在這世界站立得穩的處方。

賦予新義   轉化異教文化

利未記十八章已一早清楚地告誡以色列人不可效法迦南地的行為及惡俗,但當我們翻開聖經,卻發現以色列人面對著政治、經濟、生活等等實際的原因,被異教文化影響而偏離信仰的事實。張博士認為這是一個常存的危險;但與此同時,他指出聖經也呈現出另一個向度,以色列人不採納亦不排斥異教文化,在不效法他們的行為及惡俗的前提下,將異教文化的元素重新定位及演繹,賦予一個新的信仰意義,並轉化成以色列信仰的一部份。張博士列舉以下的例子作說明。

近東文明對神明的膜拜、獻祭、禱文等等禮祭均存在於不同民族的信仰系統:以色列人敬拜耶和華,迦南人敬拜巴力,但兩者的宗教觀存在著極大的分別。張博士表示巴力信仰是藉著種種禮祭,將人間帶到天庭,以影響天上神祇的決定,從而降福與人間。

但聖經中禮祭的根源是上帝與人所立的約,主導者是上帝。因著這約,上帝不是在天上俯視民間疾苦,而是親自在以色列中成就衪的心意,衪在人民的中間,衪是與人同在的神。

割禮是以色列人重要的傳統,是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記號。張博士表示割禮並不是以色列人獨有的文化,考古學家在埃及也發現到割禮的習俗,但割禮在埃及文化中的意義卻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是成人禮的傳統;也有學者認為與祭祀及潔淨有關;亦有人認為這是埃及貴族間的習俗。但當割禮這習俗出現在以色列民族時,它在埃及文化中的意義已不再重要,因為它被賦予一個立約的意義,是神選民身份的認定。

兼收並蓄   敬畏上帝為始與終

張博士再以舊約聖經的智慧文學作例子,他表示箴言除了結集所羅門的箴言,亦有不少原先是外邦智慧人的格言。箴言的編修者並沒有拒絕異教文化中值得學習的智慧話,反而將之吸納並重新包裝,加插在書卷中間,並以開頭和結尾兩篇箴言所強調的「敬畏耶和華」成為整卷箴言的核心思想,帶出選擇耶和華才是真正智慧的訊息。那麼,外邦智慧人的格言提醒人不要選擇懶惰,就不再是個人品行的抉擇,而被轉化成選擇耶和華的行動了。

至於詩篇,第二十九篇是一篇充滿異教色彩的詩篇,張博士指出這原本是一篇迦南人巴力信仰的讚美詩。詩人一開始宣告「神的眾子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這明顯保留了異教文化中天庭的概念。詩人接續多次以「耶和華的聲音」來形容打雷,巴力是掌管天氣的神祇,而在迦南文化中打雷原是「巴力的聲音」,但詩人借用了異教的文化,用「耶和華的聲音」取代「巴力的聲音」。經文提及黎巴嫩等迦南巴力信仰盛行的地方,但「耶和華的聲音」仍能震動那地,以此顯示出耶和華的威榮,傳揚祂的榮耀。

張博士舉出以上的例子,指出以色列對異教文化兼收並蓄的態度。兼收並不代表毫不保留採納對方所有的東西,以色列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重新包裝異教文化,以「敬畏上帝」為出發點,對異教文化作出批判。

從信仰紮根   謙卑看多元世界

今天我們與昔日以色列的處境不同,但同樣面對異文化的挑戰。為持守信仰的純全,有人選擇自我封閉,對多元社會不聞不問,張博士認為這是源於對自我信念欠缺自信而帶來的恐懼。他鼓勵信徒不要以一個敵我分明的態度來看待這多元的世俗社會。雖然我們的信仰與其他價值觀有分歧之處,但張博士認為我們更應該尋找大家相同之處,增加彼此的認識及尊重。

長治久安只會讓人故步自封,或許這個多元社會就是上帝讓我們重新思考的一個機會。多作思考能讓我們更謙卑,亦使我們的信仰更穩固。

離開畫地為牢的身份政治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7/11/2015

去殖民化,去中國化等議題,近日突然成為新聞討論焦點,不論是從龍獅旗談港獨,抑或政府計劃拆除部份帶有殖民時代色彩的郵筒標記,身份認同,不論從政治上,或者文化上,也是香港一個很重要,而且必須處理的問題。

處理身份問題,其實就是在答「我是誰」這個問題。我們是香港人?中國人?中國香港人?還是香港中國人,又或是其他?這是最典型的政治身份的問題。處理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在處理國民身份認同的事,所以又會產生甚麼愛國愛黨的討論,然後大家會問甚麼是愛國,甚麼是愛黨等等。

所謂文化身份,指的是特定一個群族的身份,例如同性戀者就會以自己是同性戀為榮為傲,他們就抱持這種文化身份,以特別角度發聲,爭取權益,此為身份政治。另外,不同的口音或方言也是一種文化身份的認同,所以普教中就會被形容為一種文化的殖民,意識的侵佔。

同理,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基督徒也是一個文化身份。我們也會同樣用基督徒的身份,向社會人士分享我們的信仰,也同樣透過我們的見證,分享生命,影響社會。現代社會習慣以不同的身份,將人與人劃分,區間開來,就像我們看到在聖經舊約時代以色列人被分別為聖一樣,往往都在自己的身份加上特別的價值和意義。

不過,動輒使用身份政治這論述,最大缺點就是社會被劃分為不同的群族,如果沒有一個更共通的身份將他們串連,社會就會被不斷撕裂。作為信徒,我們要討論的,除了要堅守自己的信仰,我們也會否走出圈外,與不同的人溝通與交流?還是堅持選擇固步自封,畫地為牢呢?
 

雨傘運動張開抗爭新一頁

藍俊文 | 明光社項目主任(社關行動)
20/11/2014

商討經年的佔領中環行動終於在9月28日零晨打響了抗命時代的第一炮,在警方87枚「催淚彈」和大量近距離胡椒噴霧的鎮壓下,這場民主運動被西方媒體冠上「雨傘革命」的名號。這場持續多日的抗爭行動和過往有著顯著分別,例如沒有明顯及全面的領導者、新媒體的充份配合、新式的文宣攻防戰、游擊戰略運用等等,堪稱揭開香港社會運動新的一頁。

 

雨傘運動非革命

西方媒體將這場抗爭運動命名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 ,甚至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亦稱之為「顏色革命」。不過,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卻在10月3日連同一批學者聯署指出稱這場運動為「雨傘革命」並不準確,應改為「雨傘運動」,以避免刺激中共神經。[1]

誠然,「革命」和「運動」在本質上並不相同,前者通常是帶有武力成份,旨在推翻現有政權的統治,帶來政權和社會的變革;後者則是由一群有共同意識的人透過群眾運動在建制外改變社會。事實上,發起運動的組織者,即學聯、學民思潮,以至佔中三子一直不斷強調,這只是一場公民不合作運動,而不是革命,並非要推翻任何政權或搞港獨。

 

新的運動模式──人人都是領導人

筆者在第96期《燭光網絡》中曾撰文探討新和舊兩種社會行動手法,事隔半年後的今日,我們可以從今次的雨傘運動更深刻地體會到抗爭模式的轉變。舊社會行動的手法重視事前的策劃,有明確的目標及組織者,假如在意見上有分歧的話都會盡量在事前解決。[2] 這種傳統的方法可見於佔中的預備過程上:設下多次的商討日、有主要組織者,以及大家要同意目標然後才簽字參與。

不過,當928警方暴力鎮壓後,形勢逼使佔中運動提前啟動,筆者卻見到新的社會行動手法已應用在這場運動上。新社會運動重視參與者的「主體性」,每個人在行動中有自已的角色,自己作決定,而非純粹的「被領導」。[3] 在這場運動上,學聯、學民思潮及佔中三子本來是運動發起人,號召群眾到金鐘集會,並負責與當權者談判。不過,事態發展下去卻是每一個參與運動的人都變成運動的主體,並不會服從單一的領導。例如,10月12日當學聯代表到旺角佔領區希望與參與者商討未來方向時,卻受到參與者冷待,並指旺角不需要大會。[4]

在不少個別的佔領行動上亦反映出那是由下而上,沒有領導的運動。社運老手梁國雄議員在整個運動上多次向參與者作出呼籲,例如勸喻參與者不要堵塞特首辦外的道路;勸喻參與者不要作快閃式的堵路行動。可是,大多數的呼籲都不得要領,一些群眾的創意自發行動已超越從上而下領導模式的傳統手法。

 

新的運動模式—新媒體的運用

這種新抗爭模式同時亦顯示了新媒體的充份運用,減少對傳統媒體的依賴。過往有關社會的消息一向是經主流傳媒獲取。不過,不少人因為對主流傳媒已失去信心,轉而將吸取資訊的重心放在新媒體上,例如facebook、網上報章等等。在人人都是記者的情況下,參與運動的人直接將當時的影像在互聯網上發放,讓公眾對運動的認知不再局限於主流媒體。

同時間,新媒體亦被應用在動員方面。除了幾個重要佔領區,市區不斷發生佔領行動,例如一度佔領尖沙咀廣東道的行動就是在網上作宣傳,然後群眾自發參與。而且新媒體亦已不再局限於電腦前,隨著智能手機和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和整合,社運人士興起以Telegram和FireChat作動員及調配物資的工具,使游擊戰術得以成功。

基於對傳統媒體的不信任或質疑,新媒體亦應用在反宣傳的「消毒」上,例如當有人指控運動對經濟及社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又或是參與者的違法行動等報道推出,網上就有人追查消息的真偽與詳情等等,然後再整理,並以較簡單易明的圖片及精簡的描述,讓公眾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事件。

不過,這種新媒體的操作就如錢幣的兩面,有利有弊。好處是消息確實比以往較易掌握,但同時卻導致謠言滿天飛。928當日的資訊經即時通訊的語音訊息發放,廣傳四方,但同時卻真偽難分,例如當日有訊息指警方將會開槍、發放音波炮等鎮壓,又有訊息指會出動解放軍,最誇張的一個訊息甚至說出動高達和死光等等。稍一不慎,可能就會受謠言誤導。

 

社會的撕裂

這場運動曠日持久,不少家庭、朋友、以至信徒群體都因對事件有不同的意見和評價而出現撕裂的情況,輕則Unfriend、離開群組,重則互相對罵反目。盼望在這場運動中,我們都能得到復和的機會,讓社會上不同持分者都能明白對方的想法和自己的限制,讓民主政制在香港得到落實,社會回復和諧。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傳道書3:7

 


[1] 〈學者籲改稱「雨傘革命」為「雨傘運動〉,BBC中文網,2014年10月3日,網址: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10/141003_hongkong_umbrella-revolution

[2] 藍俊文,〈新舊社會行動 冷靜與熱情之間〉,《燭光網絡》第96期。

[3] 同上

[4] 〈學聯到旺角舉行座談會被喝倒采〉,now新聞,2014年10月12日,網址: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14785
 

 

信徒參與社會運動 從行動實踐信仰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8/05/2014

一場社會行動,由預備到行動再到事後跟進工作,要靠賴不同人士的參與。參與程度因人而異,有人負責全職籌劃,亦有人受感動而自發走出來。文中幾位基督徒在形形色色的社會行動中擔當不同角色,他們在參與當中的經歷、感受,以及對未來的計劃,或許讓我們更知道社會行動的真實面貌,並給那些正準備參與的信徒參考。

何偉航 (Stanley) (職工盟教育斡事)

去年碼頭工人罷工事件,Stanley多次於傳媒前發言;當他退在鏡頭背後,更有無盡的工作等著他,無論是組織工人、與工會代表商議下一步行動。他那時要在勞工處、碼頭村及不同受訪地點出出入入。他坦言當時休息嚴重不足,而工潮結束後,大家本以為Stanley能稍稍休息的,豈料他卻表示:「我也有很多事後工作要做,既要與工友保持聯繫,亦要繼續跟進工友情況,以防被秋後算帳,更要往外國進行交流分享……」
 
回看整個工潮,他一開始想到的就是一個「累」字,當中更是心靈的累「因為要向公眾發言,每次都要給人一個有自信的印象,對我來說是很累的」。另外,在工潮期間資方的反應亦令他感到憤怒,而這亦是他縱使累極仍堅持的動力。幸好,在身心靈透支的同時他亦感到無比溫暖,因為不同的人在這時間給予他支持。有朋友及弟兄姊妹到場支持,有家人窩心的湯水供應,更有市民在背後鼓勵,樂於參與這個抗爭中。基於這些支持,Stanley覺得更不可讓他們失望。
 
Stanley全職投入工會工作,是希望能支持弱勢,照顧受剝削的人。信仰是他參與現時工作的基本動力,「我們不應該只做星期日的基督徒」,只見他雙眼炯炯有神,語氣十分堅定。他樂見現時有更多基督徒關心社會,尤其民主議題。他表示以往信徒亦重視基層,例如他現時工作的機構職工盟前身就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希望將來有更多人能更關心基層苦況。
 
他提醒推動社會運動並不是一兩次的事,更大可能是「需要一代人去做的,例如最低工資也爭取了十多年才成事」。他看見這幾年開始有新力軍加入社運,他亦開始致力於教育及培訓工作。他希望令更多人認同社會運動是「值得搞」,他亦會在其中傳授經驗,始終整個運動不能「因為少了任何一個人而不成事」。

林淳軒 (Lamson) (學民思潮成員)

Lamson是一名大專生,也可算是新一代的社運人。他曾參與不少街站、集會及遊 行,其中以推動反國民教育為主。年紀輕輕的他願意參與其中,原因可追溯至2011年,他透過facebook及政府的消息而對國民教育事件已有一定認識, 「有一次團契團友黃之鋒叫我參與街站,便開始參與其中。」雖然身邊的人對他的行動有正面反應,但他卻發現他們不太理會及參與。「即使支持的也是中年居多, 青少年卻沒有回應,我轉載有關反國教的文章,也沒有多少人like。」他不明白為何那麼切身的話題,不少人竟然漠不關心。
 
於2012年 9月7日的12萬人聚集政總行動,可算是反國教的高峰,但往後有關集會卻未能聚集到他們,Lamson感覺「未如理想」。反國教事件已暫告一段 落,Lamson現時把焦點放在政制改革上。他認為「這始終是社會的問題癥結,只有改革,才能令人民有否決權,逼使政府改變。」
 
樂於溝通的他,現時正負責帶領新人參與社會運動,他亦覺得這是自己的專長。但對於未來,他卻另有所望,「希望自己成為一扇門,讓教會更投身社會行動。」Lamson希望更多信徒能學像基督,作好見證,於社會勇敢發聲。

李健勤 (阿勤) (選舉委員會委員 (社會福利界))

阿勤本身於大學時代修讀社工系,在外人看,他本應成為社工,不過最後卻於學習時看到另一方向:「除了個人輔導可幫助人外,改變社會政策也是一種方法。」,然後他便毅然投身政黨。曾當過區議員,現在擔任議員助理的阿勤,大部份時間都在組織一些受影響人士,「聯繫傳媒及政府官員,讓他們的訴求得到關注。」其中令阿勤較感到難忘的,就是協助一群因金融風暴而導致「負資產」的市民,申請入住公屋。「由於這群人曾經購買居屋,故未能符合資格,但在不斷的爭取下,政府最終願意作出讓步。」然而,他亦坦承政策改變並不容易,改變亦不一定出現。
 
當被問及未來方向時,他透露自己沒有具體計劃。「有些人認為他們會成為區議員,甚至立法會議員,但其實是往往不能確定的。」基於種種不穩定因素,他卻選擇堅持,因為他深信政治影響生活,畢竟「空氣、水亦可以與政治有關係。」在這不公義的社會中,他希望能有多一把聲音於這裡表達出來。猶幸阿勤身邊的人也鼓勵他繼續走下去,例如他的社工同學現在也說,他是「吃這行飯」的了;一些教會朋友亦曾擔任義工支持他的工作。面對前路的不確定,他亦坦言難以擔心太多,祈求上帝繼續一步步的為他開路。

Gigi (平信徒)

Gigi一向對政治不太敏感,卻由一個基督教團體所辦的營會令她改變。「該次營會有提及公義,令我醒覺到不能對社會不公坐視不理,而且更要站出來表達看法。」而劉曉波及李旺陽事件亦令她感受到不公義,故當她的傳道人邀請她參與七一遊行時,她便一口答允。
 
於遊行當日,她並沒有因喧鬧的環境而亢奮,而是處處留意及聆聽「那些口號是否與大會,甚至自己的目標相同呢?」然後她發現,要在一時三刻判斷,實在不容易。例如她支持爭取普選,但種種的普選方案,她卻未能分得清楚,「最後整個遊行也沒有跟著喊口號。」另外,她亦看到遊行中有不少衝突,當中也有些遊行人士提出無理要求,這些都在傳媒中不能讓她看得清楚的。
 
遊行過後,Gigi開始更多留意新聞,並學習批判思考,不會妄下判斷。她亦開始在facebook及朋友聚會中分享對時事的看法。即使家人對於她該次的參與曾經有一點微言,但她表示若將來如有她認同的主題,便會再次參加,她更期望將來能夠以文字向政府表達意見。
 

是誰偷了年輕人對工作的投入感?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13/03/2014

早前有報道指到某機構舉辦招聘博覽會,當中以零售業空缺最多,佔整體空缺四分之一。由於零售業人手不足,流失率高,業界不惜以高薪聘請新人。其後報道又轉述有些僱主投訴「很多年輕人責任心不足,不是返工一日後不出現,就是做一個月便跳槽。」有些僱主甚至批評某些應徵者在面試時晃腿、搖櫈、中途接聽電話而沒有不好意思,或是毫無準備,甚至回答不出自己曾做過哪些職位。

從報道看來,上述的年輕人似乎沒有很強的責任感,甚至不太投入工作。然而是甚麼原因導致他們這樣?他們是否天生便是欠缺責任感的人?還是他們生活條件太優厚,又或是被父母保護得太好,以致他們「不必」為五斗米而折腰,當稍有不順己意或捱不住便即時辭工?我們不能完全排除上述原因,有些年輕人因為太受父母照顧而不能捱苦,以及未學會承擔。甚至有大學生要由家長陪同面試;而且家長更嫌工作時間長,問僱主可否縮短工時。試問當年青人連面試也有父母在旁為他出頭與僱主「講數」,他又怎能成長?又怎會有獨立處理工作的能力呢?

只是,這些都未必完全是現今年輕人對工作不投入的原因。幾年前,傳媒筆下的「80後」,也與上述的年輕人相似,僱主同樣批評「80後」對工作不熱誠,沒有責任感。然而,根據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報告2011」,以及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葉兆輝教授對80、90後所作的調查,皆發現大部分的80、90後受訪者都是有熱誠、有責任感的年輕人。

葉教授指出大部分受訪的80、90後都是上進的,他們認為進修有助升職。而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也顯示有超過9成的基督徒受訪者認為有目標、理想、自我實踐和人生意義是重要的。所以,新一代之所以對工作投入感不高,並不在於他們只顧玩樂、學術水平不高,又或是沒有上進心。其實,不少受訪者表示,與上一代相比,他們的確是較困難的一代。在地產霸權的影響下,他們少了一個邁向置業的階梯;而昂貴的租金也令人不容易創業。另外,多年來內地人來港投資置業,以及自由行來港購物形成龐大採購量,雖然促進了香港的金融業,更讓地產及銷售業愈發蓬勃,但總的來說,工種卻未夠多元化,因而未能使新一代發揮不同才能。

「這都是社會的錯」似乎是個老土的藉口,但可惜這句說話卻又似乎頗能描劃出香港新一代所面對問題。這不單是人的質素問題,亦涉及社會結構和規劃的問題。年青人最需要的也許是機會而不是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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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 13/3/2014

談香港基督徒應否買樓

袁海生牧師 | 香港華人基督會前主任牧師、現任中國浸信會神學院研究及推廣主任
21/03/2013

近年由於人民幣不斷升值;歐美金融風暴危機,引發歐元貶值,美國多次推出量化寬鬆計劃以致削弱了美元的購買力。但由於港元的匯率是與美元掛鉤的,因此,無形中亦使港元的購買力降低。再加上由於金融風暴使美國的利息長期偏低,這同樣影響到香港的利息長期處於一個偏低的水平,有利於樓宇買賣。結果,香港的土地在過去多年沒有開發與儲備,以及房屋政策的失誤之下,香港樓市近年的買賣變得非常熾熱。用香港財政司司長的說話就是香港的樓市乃是處於一個「奮亢期」,樓市只升不會跌,已經變成了一個香港的「神話」。在筆者執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剛巧就是香港財政司司長再度推出「辣招」,如雙倍印花稅等,為的是要降低香港以至內、外地人一窩蜂的去購買樓宇的意欲,以減少萬一當銀行的利息重拾升軌的時候,金融泡沫爆破時對投資者與香港造成的傷害。

香港的基督徒應否買樓?

正當香港不少人正「『瘋』擁」地去買樓的時候,香港人(這包括了基督徒)是否應該買樓呢?由於我不是甚麼專家,只是香港一個普通市民,因此我的意見只能供參考。按我的個人意見,在一個正常的經濟環境,買樓的人,如個人經濟情況容許,不論是自住或投資,都值得把金錢投資在樓宇。原因很簡單,主要是居住乃是人生活的基本需求。我們常說「三餐一宿」,只要我們能解決「一宿」,那麼「三餐」就可以豐儉由人。況且香港乃是一個急促發展的國際城市,土地的供應始終有限。在一個人口不斷增加的社會中,土地供求的問題一定會日益緊張,房屋的問題必定會日益增加。這就是為甚麼有些人認為長遠來看,房屋的價錢只會升,不會跌。此外,香港人在買樓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用樓宇按揭,供款的形式。而按香港人一般的供款情況,雖然在供款初期,他們需要付大量的利息,但若工作情況是穩定的話,隨著入息的增加,供樓的壓力是會慢慢減輕的。而當一個人在居住的問題解決之後,他就可以更專注去建立自己的家庭,發展自己的事業。而作為基督徒我們則能有更多的時間去參與我們的事奉。

香港基督徒在買樓之外的考慮

那麼,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基督徒,是否一定需要去買樓呢?正如我剛才分享,一個人買樓是要看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與個人的財政能力。那麼從整個世界的經濟情況來看,目前應該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至於一個人應不應該買樓,就應按各人的財政狀況來決定。原因是人的需要其實是很多的,除了三餐一宿外,人還有其他的需要。因此,人竭盡他一切的力量,這包括了「一按」、「貸款」才能勉強籌到首期,並且要花盡他一切的收入,放棄了家庭活動、娛樂、旅遊、進修等機會,甚至還要找兼職,才可以應付供樓,那麼供樓的代價對他來說就未免太大了。
 
在〈馬太福音〉六章24節中,主耶穌曾指出:「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Mammon) 這字按希伯來文原本不單是指錢,而是指物質產業。並且這個字漸漸發展成一個不好的意思,以致在表達的時候,前面的M字常用大寫作表示,以使之成為神,成為人的依靠的意思。欽定本在翻譯〈馬太福音〉六章24節的時候,在翻譯「事奉」一字時,其語氣並不夠強烈,因希臘文這字原文是有「奴隸」的意思。換言之,〈馬太福音〉六章24節應翻譯成:「一個人不能作兩個主人的奴隸」。因此,香港的基督徒是否應該買樓,應從樓是用來服侍我們,還是我們已變成了樓宇的奴隸的角度來思想,而這方面的考慮應基於以下的四個原則。第一,萬物都是屬於神的;第二,在神一切創造中以人更為重要;第三,金錢、財富只是次等的善;第四,神一切的創造都是要為人的好處。
 
筆者認識一對基督徒夫婦,兩人均是當老師的。故此兩人不單努力工作,為的是要買樓,並且當有兩位小朋友出世後,他們就更拼命的工作,為的是要購更大、更舒適的房子。結果由於要應付供樓,兩夫婦同時忙於工作,不單未能享受家庭生活,並且太太在只能去教導別人的子女,但卻未能有時間陪伴與教導自己的子女的壓力下,終於患上了抑鬱病而需要接受治療。相反筆者卻認識一些家庭,雖然只是租住別人的房子,但由於對居住環境要求不高,並且能自得其樂,每年把金錢花在旅行與短宣上,卻能建立一個和諧的家庭。
 
因此,盼望與各主內肢體互勉,讓我們不要成為「瑪門」的奴隸,相反,讓「瑪門」去服侍我們。
 

奉公守法——全靠閉路電視?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17/01/2013

今時今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已不再是小說橋段。現實中,有不少大城市的公眾地方,閉路電視的設置也愈來愈多。以華盛頓為例,很多警察便忙於透過閉路電視監視學校、地鐵及著名的建築物。自2012年開始,英國、蘇格蘭及愛爾蘭共有超過200間學校,在校內安裝了隱閉式監視器,其中有些更被安裝在洗手間及更衣室之內。至於亞洲,2012年年底開始,泰國曼谷有436間的市立學校,完全啟動了閉路電視監視器。

有不少人批評設置閉路電視實質上對防止罪惡沒有效用,而且只會侵犯私隱,甚至引發社會不安或恐慌。不過,支持設置閉路電視的人大底會認為其對壞分子起了阻嚇作用,可以有效地防止罪案發生,讓大眾安心。曼谷市政府設置閉路電視,清楚表明這是推行「學校安全計劃」的其中一個環節,目的是讓學生和家長對市立學校的教學環境感到放心和滿意。而華盛頓的閉路電視則主要是為了防止恐怖分子發動襲擊而設。

閉路電視可否有效地阻止罪惡發生?對於某些小偷鼠輩來說,當看到「錄影中,請微笑」的紙牌,或許打消順手牽羊的念頭。但對於那些處心積慮的人士,久經訓練及視死如歸的恐怖分子,閉路電視所起的作用應該不大。而校園欺凌也不一定發生在校園,網上欺凌足以對被欺凌者帶來精神虐待。

這不是說閉路電視完全沒有用處。至少,案發之後,它可以提供線索,增加警方的破案機會。不久之前,香港警方便是靠閉路電視成功捉拿了盜用他人信用卡的代課女教師。而對於早前被遺棄在教會門前的女嬰,警方也正積極要求現場附近的大廈提供閉路電視錄影片段,查看有否涉嫌棄嬰的人士。

閉路電視可以成為保障社會安全的工具之一。不過,如果單靠閉路電視來警告公眾或學生千萬不要犯事,因他們的一舉一動都無所遁形,這樣即使社會或學校可以「教出」一班奉公守法的人士,也是可悲的。因為當中只有他律或刑罰的掌控,卻不是由自律或良心的主導。

但願香港的社會或學校不用靠閉路電視來「恐嚇」公眾及學生,而是真的可以培養出一班尊重他人,有良好質素的公民。

 

曾經刊載於:

《成報》 17/1/2013

基督徒對墮胎及自殺的態度調查結果

二零一二年週年研討會文集 (調查報告)

吳庭亮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01/10/2012

摘要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調查發現,1,172名受訪者中,88%基督徒受訪者認為墮胎並不 合理,但可以接受在某些處境下墮胎。一般來說,基督徒比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如繼續懷孕會危及母親性命和因姦成孕,但反對選擇性墮胎如因影響生涯計劃而墮胎。 95%基督徒受訪者認為自殺並不合理,但不同處境下自殺的接受程度並不相同。雖然受訪者的態度隨不同社經及宗教參與而略有輕微差異,反映社經及宗教參與對 態度的影響不大。調查又發現,受訪者十分重視上帝、生命和罪的價值觀,但這不是影響他們對墮胎和自殺態度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受訪者反對濫用自由、選擇 權和計算代價,這些因素與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有較高的相關性。對於教會來說,主要的挑戰是如何幫助信徒在實際的倫理處境,應用信仰的原則和價值觀,而 不是將基督對生命的教導化為律法,來審判違規的人。這篇文章主要是將在研討會中發表的結果和討論輯錄在文集內,完整的調查報告會單獨出版,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網頁發表。因此,本文並沒有加入有關參考其他文獻的討論。

一、引言
墮胎和自殺的情況有多嚴重呢?
2008 年,全球有4,380萬宗墮胎,平均每日12萬宗墮胎。一日內全球有約36萬名嬰兒出生,嬰兒出生與墮胎的比例是三比一。(Guttmacher Institute 2012)在香港,2010年有1萬1千多宗合法的墮胎,平均每日30宗墮胎。本地孕婦共生產47,847名嬰兒,嬰兒出生與墮胎的比例是五比一。(立法 會秘書處2011)[113] 但非法及在境外的墮胎數字並未計算在內。
 
每 年,全世界有近100萬人死於自殺,平均每40秒便有1人死於自殺。自殺率是十萬分之16,較45年前上升60%。企圖自殺更是實際自殺數目的20倍。 (世界衛生組織2012)在香港,根據死因裁判官2010年的報告,共有1,022人死於自殺,自殺率是十萬分之14.4。
 
由此看來,香港的墮胎和自殺問題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情況相似,都是愈來愈嚴重。目前的數據沒有搜集墮胎和自殺者的宗教背景,但基督徒在社會風氣的影響下,能否按基督信仰的價值觀而非世俗的價值觀作決定呢?
 
為何進行這項研究?
這項研究希望能了解基督徒在倫理問題上的態度:是否贊成墮胎和自殺?有沒有一些墮胎和自殺處境是較可接受的?那些信徒較接受墮胎和自殺?
 
這項研究更希望能分析信仰如何影響我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一般來說可分兩種基本態度:一、擁護生命權(Pro-life);二、擁護選擇權(Pro-choice)。這種分類源於60、70年代美國對墮胎的討論。擁護選擇權的一方倡議孕婦應該擁有自由選擇墮胎的權利;擁護生命權的一方要求保障胎兒的生命權利。
 
擁護選擇權和擁護生命權的討論也可以應用在自殺和安樂死的議題上。擁護選擇權的一方認為人有權和自由選擇死的時間和方式。擁護生命權的一方認為人有保護生命的義務。
 
這項研究按這兩大方向發展相關的價值觀,並調查基督徒對這些價值觀的看法。一種很自然的想法是,基督徒較非基督徒擁護生命權,也成為基督徒原則上反對墮胎和自殺的原因;相反,基督徒對人的選擇權有較負面的態度。
 
研究目標
這項研究希望能回答以下問題:
 
1. 基督徒是否接受墮胎和自殺?
2. 基督徒對不同的墮胎和自殺處境的態度是否相同?
3. 社經因素、宗教參與,和接受墮胎與自殺的態度是否有關?
4. 價值觀與接受墮胎和自殺的態度是否有關?
 
定義
根 據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解釋,墮胎(induced abortion)是指將胎兒在可以獨立生存前時移離子宮。(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12)自殺是指自我故意終止生命的行為(“act of deliberately killing oneself”)。(WHOa2012)
 
參與宗教活動或經歷的頻密度,包括祈禱會、團契/小組、參與主日學/查經班、崇拜、閱讀聖經、聚會以外向神禱告和因信仰緣故曾流淚,和受訪者評估自己的信仰投入程度及與上帝的關係。
 
問卷設計
問卷共有4部分:
A. 處境:受訪者對7個墮胎和5個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
B. 價值取向:受訪者對30項價值題和3項建議題的認同程度
C. 其他:與世界價值研究(2005年的數據)[114]和歐洲價值研究(2008年的數據)[115]比較的有關題目
D. 個人資料:受訪者的社經特點(性別、年齡、婚姻、育有子女、家庭收入、教育、親友中有墮胎和自殺)和宗教參與(與上帝的關係、信主年日、參與崇拜、團契、主日學等聚會的頻密度。)
 
抽樣
這項研究採用方便抽樣法。今年2月以傳真邀請全港教會後,有9間教會回應。另透過明光社的同工、董事、研究中心的諮議小組成員及友好派發問卷。結果共有35個教會或團體參與,在4月中共收回有效問卷1,172份。
 
限制
因為這項研究採用非隨機抽樣方式,所以研究的結果只能代表受訪基督徒對墮胎及自殺的態度。根據受訪者的社經資料,可以歸納出「三高」特點(見第二部分):家庭收入高、教育程度高、信主年日長,因此,受訪者的想法可能會較為接近。
 
二、受訪者的社經資料
性別
在受訪者中,男性佔35%,女性佔65%,這與教新在2009年的教會普查中的男女比例相約。(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1)
 
年齡
在年齡方面,本研究的年輕人比教會普查中的年輕人較多(表6.1),15-44歲的共佔63%,而65歲或以上的只有8%。主要是因為部分長者不能閱讀,問卷的內容(特別是價值觀的部分)也較深和抽象。

6.1 受訪者的年齡分佈

  2009香港教會普查 本研究
15-24歲 16.2% 22.3%
25-44歲 36.7% 40.6%
45-64歲 31.2% 28.8%
65歲或以上 15.9% 8.3%

資料來源: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1)
 
婚姻狀況
受訪者的婚姻狀況,未婚49%佔最多,已婚44%,喪偶和離婚分別佔4%及2%。已婚的受訪者中,62%沒有子女。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方面,每月總收入$30,000或以上的佔46%,高於香港2011年普查時同等收入的家庭(35%)。(CSD 2012)在教育程度方面,大學或以上的佔63%,遠高過香港社會的數字(2011年只有18%)。(政府統計處2012)
 
信主年日
受訪者的信主年日,37%在20年或以上,29%在10-20年之間,合起來66%受訪者信主超過10年;另外,分別只有4%及10%在1年以內和2-4年之間。
 
信仰投入
75% 受訪者認為信仰十分重要,25%認為信仰重要,只有0.6%認為信仰不重要,沒有受訪者認為信仰全不重要。大部分受訪者(67%)認為自己對信仰的投入程 度很高(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1-6級中選擇5-6,6代表非常投入)。表6.2列出受訪者參與各項聚會的情況,也可反映他們對信仰的投入。83%受訪者經常參加崇拜,69%經常參加 團契或小組,59%經常向上帝禱告,40%經常閱讀聖經,37%經常參加主日學,23%經常參加祈禱會。
 
 
6.2  受訪者參與各項聚會的頻密度(%)

  從不         經常
  1 2 3 4 5 6
參與祈禱會 13 18 14 19 11 23
因信仰緣故曾流淚 6 9 10 23 23 30
參與主日學/查經班 7 10 12 15 15 37
閱讀聖經 1 4 10 21 25 40
聚會以外向神禱告 1 2 5 12 22 59
參與團契或小組 2 3 4 7 15 69
參與崇拜 1 1 3 4 8 83

三、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與其他研究比較整體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
這項研究與世界價值研究(2005年的數據)和歐洲價值研究(2008年的數據)作比較。與其他國家的基督徒比較,香港的受訪者與南韓的基督徒認為墮胎是不合理的十分接近(分別是86%及88%),較歐美多國基督徒的數字(18-73%)為高。
 
對自殺的態度,香港的受訪者與南韓的基督徒認為是不合理的也較接近(分別有91%及95%),較其他國家的基督徒高(65-90%)。
 
另外,這項研究的基督徒(88%)較2005世界價值研究中香港的非基督徒(74%)較不認同墮胎是合理的。但香港的非基督徒仍較歐美的基督徒認為墮胎是不合理的。
 
其他研究(Hayes 1995; Tamney, Johnson and Burton1992)也發現,基督徒較沒有信仰的受訪者不認同墮胎,反映基督教信仰的原則,上帝是生命的源頭,是賦予生命的,生命的主權屬於上帝,人無 權奪去。同樣道理,人也沒有自由和權利取去自己的生命。然而,即使是基督徒,他們對不同的處境,態度也可以迥然不同,這是下一節探討的範圍。
 
對不同處境的態度
這項研究共設定兩類墮胎處境:創傷性墮胎及選擇性墮胎。(Jelen and Wilcox 1997)前者包括四個處境:母親生命受威脅;因姦成孕;胎兒嚴重疾病;胎兒弱智。後者包括三個處境:13歲未婚懷孕;經濟困難;影響生涯計劃。
 
圖 6.1及表6.3顯示受訪者對不同墮胎處境的接受程度(在李克特量表1-6級,1代表十分不接受,6代表十分接受)。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的處 境,82%可接受當母親生命受威脅時墮胎,66%可接受因姦成孕,53%可接受當胎兒嚴重疾病,即使出生也只能存活一個月。這些處境較獲得受訪者的諒解, 可接受程度較高。
 
6.1 受訪者對不同墮胎處境的接受程度
明光社

6.3 受訪者對不同墮胎和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

    較不接受(%) 較接受(%)
選擇性墮胎 影響生涯計劃 94 6
經濟困難 85 15
13歲未婚懷孕 61 39
創傷性墮胎 胎兒弱智 53 47
胎兒嚴重疾病 47 53
因姦成孕 34 66
母親生命受威脅 18 82
自殺 無依無靠 96 4
腦退化 93 7
連累孩子 91 9
傷殘無法自理 86 14
痛楚 83 17

受訪者較不接受因胎兒弱智而墮胎(53%)或選擇性墮胎(61-94%)。在選擇性墮胎的處境中,受訪者較接受13歲未婚懷孕的姊妹墮胎;受訪者對因影響生 涯計劃和經濟困難而墮胎的接受程度最低,分別只有6%和15%。受訪者對所有自殺處境的接受程度都很低(4-17%)。
 
基督徒雖然在原則上反對墮胎,但較接受創傷性墮胎,這情況在其他同類研究(Jelen and Wilcox 1997;McConkey 2001)中也出現。[116]一方面,這可能反映受訪者不是教條式的應用基督教反對墮胎的原則,在特殊的情況下,如孕婦不能控制的處境,也可接受墮胎(即創傷性墮胎)。另一方面,這會否容易陷入處境神學的困局,究竟在怎樣的處境中才可以墮胎呢?誰可以作出裁決呢?
 
四、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對態度的影響?
社 經特點包括性別、婚姻狀況、年齡、家庭總收入、教育程度和親友曾墮胎或自殺。宗教參與及投入指受訪者與上帝的關係,對信仰的投入程度和參與宗教活動或經歷 的頻密度,並以項目總和的平均值定出宗教參與指數,按其百分位數(Percentile)分作三等級:較高參與、中度參與、較低參與。
 
本 研究按表6.3將12個處境分為三類,以計算受訪者對創傷性墮胎(TAAI, Therapeutic abortion acceptance index)、選擇性墮胎(EAAI, elective abortion acceptance index)和自殺(SAI, suicide acceptance index)的可接受程度的平均值,進一步使用t檢訂(t-test)或方差分析(ANOVA),分析不同社經特點及宗教參與組別的TAAI, EAAI及SAI平均值,顯示那些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選擇性墮胎和自殺(表6.4)。
 
6.4 創傷性墮胎(TAAI)、選擇性墮胎(EAAI)和自殺(SAI)可接受程度值較高的受訪者群組

  TAAI較高 EAAI較高 SAI較高
性別 女* 女** 男*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
年齡 年長** 年輕** -
家庭總收入 高收入* - 高收入**
教育程度 - 中學或以下** -
親友經驗 有* - -
信主年日 短* 短** -
宗教參與 較低** 較低** 較低**

置信水平:**=p<0.01  *=p<0.05
 
結果顯示,女性較男性接受不同處境的墮胎,這是可以理解的,女性可能較易體諒孕婦墮胎的決定。另一方面,男性較女性接受不同處境的自殺,與香港男性比女性較高的自殺率[117]是一致的。
 
已婚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未婚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這與年長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和年輕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可能是類似的情況。已婚的和年長的基督徒人生經歷較 多,可能會較易體諒在創傷性墮胎處境中孕婦面對的困難。同樣,親友有墮胎經驗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也可能是基於同一原因。未婚的和年輕的可能較易體諒孕婦 在面對選擇性墮胎處境中的決定。家庭總收入較高的較接受創傷性墮胎,可能是因為家庭總收入較高的,同時也是已婚的和年長的受訪者,所以較接受創傷性墮胎。 教育程度在中學或以下的較接受選擇性墮胎,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在中學或以下的,同時也是較年輕的受訪者,所以較接受選擇性墮胎。
 
信主年日較短的較接受墮胎。宗教參與較低也較接受墮胎和自殺。後兩者反映信主年日與宗教參與都影響墮胎和自殺的態度。基督教的信仰不認同墮胎和自殺,因此,信主年日愈長和參與愈高,受訪者會愈認同這原則。家庭總收入較高的較接受自殺,其原因可能需要進一步研究。
 
然而,這些比較都是相對的。必須指出,總體而言,不同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的受訪者,他們的墮胎和自殺態度可接受程度值的差異,表示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對態度 的影響並不是很大。例如,未婚的受訪者接受選擇性墮胎的平均值是2.203(在李克特量表1-6級中1是十分不接受,6是十分接受),較已婚的受訪者(平 均值是2.079)只高0.124而已。社經特點對受訪者的態度有影響,平均值差異只是在0.12-0.39之間。宗教參與對受訪者的態度有較大的影響, 但影響也不算大(不同參與程度的平均值差異只在0.39-0.60之間)。信主年日對受訪者的態度有影響,較社經特點及宗教參與的影響大,但影響也不算很 大(平均值差異只在0.40-0.78之間)。
 
五、價值觀如何影響態度?
這項研究透過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將設定的30項價值觀題目歸納為五個因子:一、個人權利及選擇;二、代價及計算;三、生命觀念;四、對上帝的觀念;五、罪觀。
 
擁護選擇權(Pro-choice)的人會較重視個人權利及選擇,認為孕婦應有自由決定胎兒的生死,墮胎是孕婦的個人選擇,墮胎的決定應受尊重,胎兒是沒有 人權的,自殺是免除痛苦的途徑之一,人有權按自己的意欲結束生命和有自由選擇自殺等等。擁護選擇權的人也會考慮和計算各種代價(如時間和經濟的代價),如 何影響婦女未來的福祉。對於有嚴重先天殘疾或缺陷胎兒,他們可能會認為這些胎兒就算出生,其人生也是一個悲劇,所以,更不應讓胎兒出來承受先天殘疾或缺陷 所帶來的痛苦。
 
擁護生命權(Pro-life)的人會較重視生命和上帝,也會對罪較為看重。他們會認為所有生命都是很有價值的。所以必 須珍惜和善用生命,而信徒應在生活的每一方面為主作見證。雖然為人父母可能要付出很多,但也是值得的。對於上帝,他們相信所有生命都屬於上帝的,只有上帝 有權取去生命。生命中痛苦的經歷是上帝所容許的,上帝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祂的計劃。他們也會認為,因意外懷孕而墮胎和因痛苦或困難而自殺,在上帝眼 中是有罪的。上帝必懲罰罪人。
 
表6.5顯示受訪者在不同價值觀因子的平均值、標準差和受訪者數目(N值)。受訪者的擁護生命(Pro- life)價值觀(因子3-5)很高,平均值在4.93-5.53分之間(在李克特量表1-6級中1是十分不同意,6是十分同意);擁護選擇權(Pro- choice) 價值觀(因子1-2)較低,平均值只在2.07-3.32分之間。這反映受訪者認同生命的珍貴和相信只有上帝擁有生命的主權,不同意墮胎和自殺是個人權利 及選擇,也較不同意在計算代價後,墮胎和自殺是必然的決定,墮胎和自殺都不是上帝悅納作為解決問題和困難的方法。另外,標準差在1或以下(特別是生命觀念 和對上帝的觀念,標準差分別只有0.64和0.72),表示受訪者的意見很接近,這可能與前面提及受訪者的社經特點和宗教參與很相近的情況有關。
 
6.5 受訪者的價值觀

價值觀因子 平均值 標準差 N
1.個人權利及選擇 2.07 0.84 1141
2.代價及計算 3.32 0.98 1147
3.生命觀念 5.53 0.64 1154
4.對上帝的觀念 5.53 0.72 1129
5.罪觀 4.94 1.04 1154

值域:1-61代表十分不同意,6代表十分同意
 
表 6.6顯示價值觀因子與受訪者對創傷性墮胎、選擇性墮胎和自殺的態度的相關性。首先,擁護選擇權價值觀的因子(個人權利及選擇及代價及計算)與墮胎和自殺 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正數,表示愈認同擁護選擇權,愈接受墮胎和自殺。相反,擁護生命權價值觀的因子(上帝的屬性、生命觀念、罪觀) 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負數,表示愈認同生命權,愈不接受墮胎和自殺。
     
6.6 價值觀與受訪者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

Pearson’s r 創傷性
墮胎
選擇性
墮胎
自殺
1.個人權利及選擇 0.32** 0.42** 0.44**
2.代價及計算 0.32** 0.24** 0.27**
3.對上帝的觀念 -0.06* -0.16** -0.19**
4.生命觀念 -0.10** -0.18** -0.25**
5.罪觀 -0.07* -0.19** -0.25**

置信水平:**=p<0.01  *=p<0.05
 
第二,擁護選擇權價值觀的因子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值是在0.24-0.44之間,比較擁護生命價值觀的因子與墮胎和自殺態度的相關性(其Pearson’s r在0.06-0.25之間)為高。換句話說,反面擁護選擇權的價值觀(個人權利和選擇、代價和計算),與受訪者對墮胎或自殺態度有較高相關性;正面擁護 生命權的價值觀(上帝的屬性、生命觀念、罪觀),與受訪者對墮胎或自殺的態度有較低相關性。即是受訪者雖然認同上帝、生命和罪的觀念,但並不是他們反對墮 胎和自殺的主因。這是否意味著受訪者雖然認識上帝喜悅甚麼和生命的主權,但這些都不是他們反對墮胎和自殺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墮胎 和自殺的問題上,受訪者反對人擁有自由選擇墮胎和自殺的權利,也不贊同考慮和計算各種代價作為墮胎和自殺的理由。這種價值觀與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相 關性較高。這是否反映一種負面和否定式,甚至是律法式或教條式的反對墮胎和自殺,而不是基於對生命的珍重和對上帝的認識?
 
六、對教會的意義
總 的來說,受訪者原則上對珍惜和保護生命的看法一致,墮胎或自殺均不合理,但在實際處境的接受情度則不一樣。受訪者較接受創傷性墮胎。究竟信仰原則在實際處 境中應如何運用呢?我們會否容易墮入處境倫理的陷阱?但若只按信仰原則不管處境,我們會否墮入律法主義的陷阱?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在實際面對處境時可以 按甚麼倫理準則作決定呢?
 
其次,受訪者重視上帝、生命及罪,但他們對墮胎和自殺的態度,主要不是與上帝、生命及罪的重視態度相關,而是 與反對個人權利及選擇和事事計算代價有較大相關性。換言之,是教條式不贊成墮胎和自殺,而不是因為對上帝的認識或重視生命的價值。這是因為受訪者的信仰價 值觀已內化抑或信仰已變成僵化的教條?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將信仰價值觀生活化呢?
 
最後,受訪者基於不贊成個人自由權利反對墮胎和自殺, 這讓我們反思,教會群體如何抗衡自由主義?教會除了原則上反對墮胎和自殺,也須以實際行動關心和幫助考慮墮胎和企圖自殺的人,使信仰原則不是一種律法主義 的審判。受訪者對共同承擔胎兒出生後的養育責任,約一半人同意,另一半人不同意,沒有一致的看法,反映在這一實際行動上未有共識。教會須如何教導信徒以實 際行動支持信仰原則呢?
 


參考資料:
 
立法會秘書處2011「聯合國人權公約及控制非本地婦女使用產科服務的措施」文件IN22/10-11,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sec/library/1011in22-c.pdf,2012年3月2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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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Rita J. 1998. Abortion: Statutes, policies, and public attitudes the world over, Westport, Conn: Pra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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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 2012. www.worldvaluessurvey.com, accessed on 10 August 2012.
 


[113]在2010年,在港所生的活產嬰兒共88,495名,減去內地孕婦所生的40,648名嬰兒,即本地孕婦所生共47,847名嬰兒。
[114]歐洲價值研究自1981年至今,共完成四輪調查,最後一輪調查在2008-2009年進行。(European Value System Study Group 2012)
[115]世界價值研究源於歐洲價值研究,自1990年至今,共完成四輪調查,最後一輪調查在2005-2008年進行。(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 2012)
[116]不過,即使是非基督徒也會有類似的情況,就是他們原則上反對墮胎,但在具體處境中也會接受特殊的情況,如創傷性墮胎。(Simon 1998)
[117]2010年,香港共有1,022人死於自殺,當中62%是男性,38%是女性。(Hong Kong Judiciary 2011)

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報告2011──附錄甲

社會關懷及青少年價值觀調查問卷樣本

15/10/2011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社會關懷及青少年價值觀調查問卷

明光社

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報告2011:附錄乙

調查中統計數據列表

陳永浩博士、招雋寧先生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 明光社項目主任 (青年事工)
15/10/2011

總結:如何與新一代的信徒同行

── 2011年「80傳說」研討會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15/10/2011
真的有「80傳說」嗎?

或許,我們首先要去了解究竟甚麼是「80後」。查此字的緣由,是來自大陸的「一孩政策」下出生的城市新一代,帶有「垮掉,最没責任心的一代」的負面標籤,是指在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期出生的年輕人。但當這字眼在現時社會討論中「再創造」和「被借用」時,「80後」卻被重新定義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敢於表達不滿,進行社會行動抗爭的有為青年。但與此同時,亦有人以為80後是自怨自艾的一群,不知輕重,偏偏又孤芳自賞,常以為時不與我,懷才不遇;吊兒郎當,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煩惱,又或者把他們與Y世代或第四代香港人一起討論。
 
凡此種種,「80後是甚麼?」就帶出了一個又一個的討論:由80後發展出人人都去標籤自己為「X0後」,再因此成為自身的「身分危機」(不是80後,就是70後?就是老成持重,很Out的一群?)而在社會的熱烈討論下,80後也已經超出了原先的「世代」概念:既是文化價值的討論,也是理解為一種政治力量、社會觀念、市場定位、處事方法、生存狀態和生活美學,簡直就像成為「傳說」一樣。

80、90後基督徒社關及價值觀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以「80、90青少年」為主題舉行研討會,探討當前香港新一代的價值觀,對社會的看法,以及基督教與社會現況的拉扯等議題。中心亦公佈了一項名為「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2011」,以供大家參考。
 
上述調查結果發現,現今的青少年基督徒,其實都很重視家庭等社群價值。參與者當中,20-29歲的組群對家庭價值:即親情、孝順父母、健康、家庭價值排到最高,超過95%青少年認為這些都是重要價值。其次的重要價值為利他主義、目標與意義、事業成就感和情與愛等。
 
另一方面,「80、90後」是一群會關心社會,擁有現代民主意識(民主、人權、公平、公義、多元等),但很多時卻又普遍缺少參與社會行動的一群,這形成「有感動、無行動」的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出,現時在傳媒中和社會所描述的「80後」社運份子,其實並不是大部份受訪青少年的常態。調查亦顯示青少年傾向關注較切身的事件,如物價飆升,言論自由等,但對於社會個別群體(例如籠屋及菜園村等切身度低的事件)的關注度較弱。

教會應讓青年人有「空間」

現時香港的年輕一代精力充沛,有較高的教育程度,擁抱現代社會意識,但社會參與度較低。這種「有意識」但「無行動」的特點,顯示出他們對社會事情的關注,同時也顯出對改變社會的「無力感」。從調查來看,社會上所理解的「80後就是積極社運的一撮」並不是整體受訪者的表現。但從另一方面看,受訪的80、90後其實是關心社會的,他們「有感動無行動」可能只是未到「臨界點」。他們並非全都是前線抗爭的一群,但也有頗強烈的社會意識,一旦越過「臨界點」,他們便有足夠的潛力從「無力感」中起動,換句話說,如果被激發起來,他們是可以「隨時起動」的。
 
教會、家長、以至政府當局應給予青年人更多表達自己的「空間」。教牧應要預備好自己,成為這班受通識教育洗禮、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下一代的同行者。教會和牧者也要以身作則,成為關心社會的一群,這樣才能真正地活出基督信仰。教會要加強對外,關心社會,畢竟今天談論的民主、人權、公義等原都是基督教的價值觀。正如巴特所言:「一手聖經,一手報紙!」教會應在合適的機會,由意識到行動,教導青年基督徒如何參與社會關懷,也可增加彈性,讓年青一代也可參與教會不同事工的決策,體現「全民皆祭司」的教導。
 
當然,我們可以做的還有更多,例如:如何落實對年青人的了解、牧養?教會如何關心社會?社關與神學需要對話嗎?在聖經中如何活出公義?教會在社會如何發聲?這個宏大的工程,看似不知從何入手,但我們相信「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道理,在這尋索、建構、理解的旅程中,願你也能作為同伴,一起踐行。

Web 3.0 @ 80、90後——互聯網與青少年的互動與起動

── 2011年「80傳說」研討會

莫乃光先生 | 香港互聯網協會 會長 ● 整理:盧翠婷、吳慧華、陳永浩
15/10/2011

摘要
香港互聯網協會會長莫乃光先生以「Web 3.0」為出發點,指出80、90後這一班「數碼原居民」的學習模式與以往接受「填鴨式教育」的不同,他們習慣網絡世界那種互動的形式,甚至有人極端地認為學校無法教育他們,他們是從遊戲中學習。不少人是透過Facebook等社交網站互通消息及看法,甚至以Facebook、YouTube及Twitter等新媒體作為社運的工具。對於如何牧養這一班習慣於網上分享的年青人的問題,教會可能要先明白現時網絡文化的背景,從而接納他們獨有的文化和表達方式。
 
引言
要談Web 3.0和80、90後青少年利用互聯網的互動與起動之前,我們可能要先認識何謂「Web 2.0」。Web 2.0可以說是一種「馬後炮」式的東西,並非單純因為科技的進步而命名的。大約在2003、04年,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人士發現互聯網的使用和文化已經與以往的上網方式有所不同,而創造了Web 2.0這新詞,由於出現Web 2.0這辭彙,才追溯前一代為Web 1.0。
 
若與之比較的話,「Web 1.0」大概由香港開始有互聯網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稱為ISP)提供上網服務時開始,約在95至97年間興起,當時主要的方式,是透過電話撥號(即使用Modem)上網,速度由早期的28.8Kbps到後期的56Kbps。互聯網在那時開始興起,人們開始發展電子商貿,也引起了科網投資的熱潮,直至2000年4月,科網泡沫爆破為止。
 
當我們提及Web 1.0時,我們多會用電子商貿、或是資訊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來形容互聯網的發展。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除了表示速度很快,在其發展的周遭,也有很多其他的資訊。不過,用網絡超級市場(Supermarket)來形容更適合。當讀者在網上搜尋時,看見甚麼合適或喜歡的資料便隨便瀏覽和下載,就如顧客到超級市場從貨架上取貨一樣,只是整個概念是由取物變成取資料,貨架(網頁資料)是由理貨員(網站管理員,Website Administrator)提供,上網使用者只是顧客,不會自己去增加貨架上的貨品。
 
Web 2.0與Web 1.0的取物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Web 2.0的網絡文化中,網上最主要的內容是由用戶創作和製作的。在Web 1.0時代,人們會以為「誰擁有網上的內容,誰便會發大達」,做生意的便可賺大錢,因為當你有資訊在手,顧客願意付錢去買他們想要看的內容。但在Web 2.0文化上,原來這些網站提供的內容,卻並非是用戶最喜歡看的。反之,用戶更有興趣看的例如是YouTube、Facebook等由其他網民主動上載的影片、相片和內容,這亦造就了Web 2.0世代的出現。其實在Facebook興起之前,Web 2.0的文化在其他早期的分享網站,如Flickr(一個著名的相片分享網站)等已很受網民歡迎。由此可見,最有價值、最多用戶瀏覽的,已經不是傳統上那些從上而下、大型媒體機構主導內容的舊聞又或者是報紙新聞網站,而是由個別用戶自己提供的內容。事實上每一日YouTube短片的瀏覽量加起來,總數比瀏覽《蘋果日報》、《南華早報》、TVB.com等傳統媒體網站的人數還要多。[1]
 
雖然,Web 1.0和Web 2.0都有互動性的元素,但無疑Web 2.0的互動是更強的,使用者在分享網站,同時也成了發放資訊的用戶,由下而上,而且Web 2.0比Web 1.0更重視彼此的分享。相比之下,在Web 1.0時代,提供網頁資訊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彼此分享,而是為了賣東西給用戶賺錢;Web 2.0時,用戶在網上發放的內容主要是為了與人分享,非以賺錢為目的。這種分享的文化,除體現了資訊免費外,也相當重視言論表達的自由。
 
Web 2.0的體驗最初是從YouTube等分享網站來的,其後才發展到大家熟悉的社交網絡。其實,有人已經認為社交網絡是更進一步的東西(甚至已是「Web 2.1」的新世代),比Web 2.0多了「朋友關係」這一特點,而且這更是相向互動的朋友關係。比如Facebook裡,你可以看見朋友的資料,朋友同樣可以看見你的資料,彼此更可有不同層面的交流,甚至約會出外見面。不過,Web 2.0網站中,也有保留了單向朋友關係的例子,如Twitter就可以設定只有用家跟隨/訂閱(Follow)某人的訊息,但那人未必會Follow你。
 
「全天候」的Web 3.0
在目前為止,網絡界其實還未對「Web 3.0」有相當清楚的定義。這詞彙之所以出現,是因應大家談及未來流動網絡發展的情況或預測未來網絡發展時創造出來的詞彙。雖然現在談Web 3.0仍然言之過早,但是據估計,將來的Web 3.0必然會有「全天候」的意思,即人們可以隨時隨地上網。除了時時上網外,另外就是「物聯網」的形成:這裡的「物」並非指一般理解的「物流」,而是Internet of Things,即是所有事物都直接接駁至互聯網,用以操作、應用,以及方便監察、掌握情況。比如說,我們所配戴的眼鏡可連上互聯網,一眼望見,毋須電腦亦可瀏覽最新消息和新聞。又如,心臟可放置起搏器、身體可放置感應器,這樣便可以將配戴者的健康狀況上傳至中央系統。[2]
 
最後,Web 3.0已開始由「Web」的應用轉為「Apps」的應用,比如說我們的手機、Ipad等已經成了Apps的主流平台。另外亦有網絡雲端發展(Cloud Computing),用家的很多資料都不必再放在個人的電腦裡,而是放在中央系統處理和操作。
 
數碼原住民的8090
在討論了現今網絡發展後,我們要看看自身的情況。相對於我們,現時或將來成長的年青人,其實一出生便接觸數碼科技,是「數碼原居民」(Digital Natives)。現今的小孩,在18個月甚至在更小的年齡已開始學習電腦。相比之下,他們的上一代是大約要到18、20歲才開始接觸電腦,現時有些父母為了方便辦理自己的事務,不用抽空照顧嬰兒,便在小孩仍然要坐著嬰兒車的時候,已讓他們拿著Ipad玩耍,基本上,這些小孩還沒學會寫字,便已接觸電腦。所以年青人應用電腦的能力,是從小建立而成的,他們不單懂得如何使用技術,也有獨特的文化——並非只著重「死記」資料,而是如何「找尋」資料,甚至是如何「分析」那些資料真假的批判性。
 
對這班「數碼原居民」學生來說,那些「數碼新移民」老師(即是由傳統世界轉而使用互聯網的人)是不太明白他們獨特的學習模式的。學生或會認為:他們的閱讀能力是從遊戲中學會,而不是從學校中學懂的。
 
事實上數碼原居民亦的確多從網上獲取資訊,若簡單地回顧一下人們接收資訊的摸式,就會發現:在200多年前,人們要「收料」,主要是去市集閒聊(Gossip)。之後有報刊媒介的出現,令大家有了另一個獲取資訊的渠道,帶來的影響也是巨大的。自80、90年代開始,愈來愈多人從電子傳媒、電視、Websites找尋資訊;時至今日,網上資料和互動分享則成了獲取資訊的主流(參圖一)。[3]
 
明光社

圖一:不同年代中,人類接觸資訊的分別。由圖中所見,人們接觸資訊,由早期社會的「互相通傳」,到後來興起傳媒,再到網上資訊和互動資訊等,是不斷變更的。[4]
 
認識新媒體
有關今天大家都關注的「新媒體」發展,我們要明白諸如YouTube這類網站,其實是先於社交網絡興起,起初用戶在互聯網上,只是想分享一下內容,或利用這些媒體去將自己的短片放上網。後來的發展則成為不單純粹分享,也會透過一些「惡搞」片段去達想法,又或是一些社會運動的目的,例如早期YouTube就有以歌曲Sound of Silence配上六四去表達創作人對六四的意見。有時,更會出現欺凌或起底等行為,例如趙小姐的罵人一出現在YouTube,最後被人指責和起底,說她是霸道的港女等就時有發生了。[5]
 
目前香港最傳統及最流行的討論渠道是Forum(討論區),當中有Discuss、Uwants等。這兩個Forum有很多內容分類,(當然亦包括色情內容),亦有不少具爭論性事項熱烈討論。另一個有更強本地網絡文化的討論區便是高登討論區網站。「高登」是比較特別的,因為它而形成了一種文化,如在討論區留言,或時常參與的,會被稱為「高登巴打」(巴打即為Brother,「兄弟」的英文音譯),那群「巴打」會聯群結黨在網上有很多行動,包括對某些網民起底和攻擊等。高登討論區上有會有不同的「潮文」,即是用冷嘲熱諷(廣東話稱為:抵死)的方法去評論時事(當然有時會包含很多粗口在內)。高登討論區發展至今,已經不只是一個網絡平台般簡單,而當中的內容也會過渡到其他平台中,藉著YouTube、Facebook,甚至在傳統媒體中一直擴散開去。
 
Facebook則是一個近年相當「熱爆」的社交網站。據網站統計,現時在香港已有400萬個Facebook用戶。當然,這不表示有400萬名獨立人士在Facebook開了戶口,因為有不少人會開兩個或多個Facebook戶口的。此外,近年來也多了不少為「篤數」而開設的假戶口。一些以公司或機構名義在Facebook開的專頁,想有更多人「Like」其專頁,有些小公司便會接這些生意,利用假戶口「Like」僱主的專頁。但假戶口亦要假得逼真,故「假人」之間便會互相成為朋友。
 
在Facebook帶動的網絡文化中,「Like」或「Comment」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在網上分享言論,都喜歡看看有多少人「Like」或「Comment」,用來證明自己的訊息受歡迎和人氣旺盛。在Facebook開始時,有很多人是旨在Facebook上玩各類的Games,用以消磨時間。但近年Facebook的使用趨勢,是用作大家分享意見或是提供一些新聞網的Link來互通消息,其實這是一個很好反映媒體訊息傳播方式的轉變。試想想:當發生了一件大事、或是一件大新聞時,你在哪兒最先聽到或看見?對於年紀大一點的來說,譬如甘迺迪總統被刺這些大新聞,多是從電視、報紙或是其他傳統媒界中得知的。但在今時今日,很多大新聞或是突發事件,比如日本福島地震,又或是奧巴馬宣佈拉登被美國殺死,愈來愈多人則會說:他們是從互聯網上得知的。他們可能是通過社交網站中,朋友所給的一條Link中,看到有關新聞和消息。在有些情況下,Twitter所發放的消息,可能比很多新聞媒體還來得快。
 
以香港的情況而言,Twitter沒有像Facebook般流行。它是微博(Micro-Blog)的初期版本,由一家美國公司發明。開始時是以英文為主,其特色是所有訊息以140個字母為限。相對於香港,微博在中國流行得多。這是因為Twitter和Facebook兩者都不能進入中國的網絡,中國民眾要「翻牆」(破除網絡封鎖)才能使用,有時候亦不甚穩定。所以取而代之的,內地很多網民都用微博作溝通之用,而與140個英文字母相比,140個中文字可以表達更多:因為要以140個英文字母表達意見,其實難度是較高的,一個訊息,往往要分開幾段twitter來表達,閱讀的人也未必會「有心機」同時看完幾段文字。結果,很多人在Twitter都需要用很多簡寫來減省一些字母,以致勉強地才能利用140個字母去表達意思。可是以中文打訊息,140個字足以創作一篇短文,表達方便得多。在中國,甚至有公司專為客人在微博戶口增加「粉絲」(Fans)的數目:如有人想在微博中有更多「粉絲」,也可以給錢一些公司,他們便會幫助你增加人氣和捧場客。
 
互動與用戶創作
維基百科是另一個闡明互動與用戶創作的好例子。它是近十年來一個很重要獲取資料和知識的工具,雖然很多人會質疑當中的資料是否準確,但最初設計維基百科的數十位教授則認為,與其將知識像《大英百科全書》般,放在圖書館的角落裡沒人理會,可能十年也出不了一個新版本,倒不如開設一個網上的百科全書平台,任人將資料放上網頁,甚至不去管其對錯和真偽。他們的理念是:即使上載的資料是錯誤的,也會很快有另一位用家修改。而在實際使用中,對於一些多人翻查的欄目,當中的錯失,的確是比較快便被人修正的,但對於較小人翻查的欄目,待人修正的時間便會久一點,但無論如何,維基百科當中一般資料都是沒有問題的。
 
維基百科的理念是:內容自由,任何人,不需有任何學位,都可以參與,亦有多種語言的百科全書合作計劃。當然維基百科亦有一些規矩,例如不容許為商店賣廣告:若然上載的資料太像廣告,當有人舉報,調查證實後便會被刪除。對於資料來源被質疑,資料錯誤、失實,有欠中肯等,都會有相應的管理。
 
除了維基百科,香港也出現了很多公民記者的平台,例如已經運作了多年的「香港獨立媒體」,早期就是由一些網民在網頁寫一些評論或是自己意見的文章開始。有很多活躍於此網頁的人士,亦是香港近幾年搞社運的中堅分子,所以這平台慢慢發展為香港80、90後,尤其是搞社運的人發聲的地方。
 
新媒體與社運
在香港,要讓大家知道事件的發展,Facebook或其他社交網站也可成為發起「社運」的工具。以高鐵事件為例,在這次事件發生時,新媒體討論區就發揮了很大作用。與高鐵事件有關的Facebook群組已有500個,當中大部份是反高鐵的,只是小部份贊成或是支持。有些議員的助理甚至收集並整合網上的問題,然後在立法會中以「拉布」形式發問以拖延表決。而在最後的衝擊行動中,亦有人是利用Twitter、短訊等把消息告訴他人,將訊息傳達出去。
 
而在這事件後,香港政府亦試圖更多利用社交網絡去接觸年青人,例如特首有Facebook,也會把一些短片上載YouTube。相信這亦是教會或機構可以考慮的方法。
 
 
回應「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2011
根據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進行的「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2011」顯示,很多80、90後信徒對民主、人權、公義都「Like」,即是他們都支持這些理念,但是其社會參與程度卻是低的。這會否反映他們對這些概念沒有太多認識?又或是他們感到無力,於是只好抱著旁觀者的心態?對於其他價值觀,例如家庭價值,他們都說重視,但會否如之前一樣,不太理解,又或者覺得「我當然會這樣回答啦」?這或許受Facebook文化的影響,便是他們容易表態,卻不會深究的。大家都希望建立一個群組讓很多人「Like」,為了吸引他人入組,便要編寫一些很特別的字句,用較煽情的方法寫出來。況且「Like」只是一種表態,在實際生活中,真正與他人討論和行動其實是很少的。例如有些人在Facebook,說某些人是右派基督徒、宗教右派。這些所謂宗教左派所提出的東西,其實也值得我們去儆醒和反省。另外,亦有提到教會對社會的關注是否足夠,例如:教牧應否參加社關等問題,就要多加思想。
 
結語
面對喜愛社交網站的80、90後年青人,Facebook可以是認識他們的一個途徑。有傳道人分享對Facebook的看法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曾經在Facebook分享一些事工,弟兄姊妹看了以後,生命受到很大影響,那時他認為Facebook很好。但當他嘗試處理弟兄姊妹在Facebook發放一些奇怪的信仰觀念時,便感到困難。因為如果以一個傳道人的身分,在Facebook上糾正他的說法,人們就會覺得:「你為何這麼認真?只是Facebook而已。」但若你不回應,又會有其他人「Like」他,不斷去看,需要善後的工作可能更麻煩。又或是有些人可能在教會裡面因為某些紀律問題,或是態度不好,教會平時不太讓他發言,他們就會用Facebook說很多話,甚至「爆大鑊」或是攻擊他人和教會,但身為牧者又不可以阻止他們,因這是他們的自由,他們的空間。要通過Facebook牧養,有好處,卻也會遇到很多問題。
 
筆者完全同意這位牧者的分享,教會有時候可能會覺得敏感,難以處理信仰上的一些不正確的想法或是訊息。而當牧者去澄清或刪除一些內容時,會引來會眾的不滿。但牧者仍然要注意,若有一些不正確或是一些自己不贊成的想法在自己的「Page」出現,要作出選擇,有哪些真的不用理會,又有那些必須處理。不過,即使難以處理,正面一點地想,至少牧者可以看到哪些會造成不正確的思想或言論,了解他們的羊發生甚麼事。


 
[1]  另外,根據Allot Communications發表的手機趨勢報告(Mobile Trends Report)顯示,單在2011年的上半年中,行動裝置的網路流量就增加了77%,而YouTube在總流量中就已佔了22%。參數位時代網站:《行動網路傳輸量YouTube佔了22%》。
     http://www.bnext.com.tw/focus/view/cid/103/id/19503。
[2]  參國研網《物聯網:下一場的訊息技術革命》。http://218.246.21.135:81/gate/big5/misc.drcnet.com.cn/Subject/subjectIndex.aspx?chnId=4638。
[5] 有關的片段雖已被原上載者刪除,但已在網上廣為傳播。以下為一則對事件的評論報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rkTBOSzQLw&feature=related。

 

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報告2011

── 2011年「80傳說」研討會

陳永浩博士、招雋寧先生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 明光社項目主任(青年事工)
15/10/2011

摘要
有關近年社會行動中湧現的「80、90後」現象,社會上有著多樣紛陳的見解。誰是「80後」?這是用年齡還是用心態、社會地位去界定?究竟「80、90後」是一個現象?還是一個後果?是次研究和調查的目的,在於向一班「80、90後」青年信徒展開有系統的量性問卷調查,以了解第一、他們關心社會的程度及背後所持的價值信念;第二、他們對社會行動的參與及價值取向;以及第三、在他們眼中,其所屬教會的牧者所履行對社會關心的程度與及他們對教會的期許等,然後進行研究分析,希望找出現時基督徒青年所重視的價值信念,讓牧者能更了解所牧養、與青年信徒同行。
 
關鍵字
80後,90後,基督徒,社關,價值觀, 牧養, 調查
 
調查背景——社會如何看青少年
香港社會從來都不忽略青少年:由政府架構內有「青年事務委員會」,到各大社會福利機構均有以青少年活動作主打的工作可見一斑。可是,我們的社會,常以「青少年問題」來看青少年的情況,每每對青少年所思所想,和持有的價值觀有相當大的落差。而教會的青少年工作,除了以他們為傳福音的目標外,每每又與社會對青少年的看法相似,容易變成了為「解決青少年問題」、「改善青少年行為」而成立的事工。
 
後物質主義上揚
將香港青年標籤為「政治冷感」、令成年人擔心是過往輿論的調子。一群稱為80後的香港青年以非物質性或非經濟效益主導的思想模式,站於公共社會中以身體表達理想,聲勢浩大,足以一抹青年人「政治冷感」的標籤。
由2006年守護天星碼頭,直至2009年蘊釀、至今仍持續的菜園村保衛運動,甚或是2010年尾「唱旺」的地產霸權論,運動的發展路徑可見一斑。2011年七一遊行,走到街上的議題包括反對「地產霸權」、「愛國教育」、「遞補機制」等,宣揚中環、西環價值以外的人文價值。背後牽涉更多與持份者一同生活,身體力行地改變生活模式等。他們在爭取過程中提倡多元、平等、自由、民主等當代社會元素——在碼頭聲言守護「集體回益」、在反高鐵示威中亦高舉經濟價值以外的一套保育價值。
 
政治及社會學家Inglehart and Welzel指出,[1]在高度經濟保障及教育機會普及的情況下,能提升青年的政治技巧(Political Skills),令他們在政治方面更具批判能力;而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描述在同樣情況下,[2]青年的核心價值更重地強調自我表達和生活素質。而就生命階段而言,學者Erikson[3]及Keniston[4]指出,青春期後段,同時亦是接近成為成年人的青年,的確容易投身社會運動。因為他們開始提升認知思維,擁有嶄新(對他們自己而言)的社會及政治關注,需要身份重塑、自決、獨立,以及要求一致的信念和行動。
 
基督教社關進程
配合新媒體的發展及媒體的塑造,過往不容易在主流傳媒發聲的青少年,表達及關心社會問題的呼聲增強了。而基督教內的青年亦相應地有更多發表意見的平台,有不少青年聲音指教會對社會公義關心不足。不同基督教信仰的民間團體相繼成立,均以宣揚社會公義為本質。
 
事實上,教會的社會關懷在香港歷史中一直留下了不少痕跡。以往福音派說受「個人得救論」和「前千禧」的教導所影響,側重關心個人靈魂是否得救。但自從1974年洛桑會議發表《洛桑信約》後,肯定了整全福音的重要性。信約表示福音不單為個人得救,而更是整個社會和文化都需要救贖。但可惜的是1978年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下,產生了福音派教會的內鬨和爭論,不幸地令到本來在洛桑建立的方向停滯不前。
 
而福音派教會在70至90年代的關注亦落在教會增長的方向,標榜建立健康、人數增長的堂會成為教會的重心使命。正如余達心牧師於一篇報導中提及:「福音派在過去30年,不少教會被人數增長佔據了他們的心。」[5]這情況一方面助長了教會過度著重在聚會、節目和各方面配套的吸引力,導致消費式信仰,而社關的角色亦逐漸相應失卻。再加上向來香港教會在社會關懷中主要扮演「治標」的角色(如:醫療、救濟、教育等),對於社會不公義等敏感的「治本」話題,聲音細小。
 
這幾年開始,教會這種社關角色傾側的現象,開始受到一些年青基督徒的注意,如在《燭光網絡》第73期中,香港教育學院副教授梁恩榮博士亦就一些基督徒青年,表達見解。他認為「這群青年的表達手法,是長期生活在不公義的制度(特別訴諸於議會內的不公義)下的反應,加上建制權力充斥著透過溫和手段也不能改變的結構性不公義。」並且又說,「這批青年的基督徒,當面對主流建制教會時感到相當失望。他引用聖經彌迦先知「行公義、好憐憫」的經文表示教會的社會角色很多,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先知」。然而,年青人視一些教會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失去「先知」應有的角色。不是說教會必須回應社會的大小事情,但至少認為教會應該在具爭議的政治事件上發聲,可惜他們認為教會的聲音非常微弱,甚至沒有。因此他們認為教會縱容,甚或助長明顯不公義的事情。以他所知,這一類的人士不少,過去往往是透過「離開」教會解決彼此之間的落差;然而,今天這些青年不選擇離開,而用可見的(Visible)的行動表達他們對社會或教會的不滿。」[6]
 
因此,一些關心社會的基督徒對教會的批判聲音不斷響起,不論是向港福堂的示威行動、[7]對全球禱告日禱文的批評、[8] 結集成試圖找出政教勾結的證據……[9] 喚起基督教界中關心社會人士的關注。屈指一算,年齡上「80後」的基督徒青年,並非被牧養的一群,而是初出茅廬的新一代年青牧者。
 
活在後現代思潮的洪流之中,對權力的解構和抗爭,加上網絡資訊的推波助瀾下,新一代青年基督徒(甚至青年牧者)對教會——這建制高牆的批判有更趨洶湧之勢,或能直迫教會群體。昔日不滿教會、或離開教會無聲抗議的肢體,最多只在網絡上發表言論;今天一些對現況不滿的,卻嘗試走進教會內推動改革,或在教會門外示威抗議。
 
我們或許不應視不同意見為洪水猛獸,亦不必太快視之為是非對立,更需要的是能夠閱讀背後的價值信念,有更多的理解和溝通的基礎。被視為「上一代」的牧者,在關心社會事務的看法和態度上,或與新一代的基督徒青年存在落差。到底今天的基督徒青年普遍關心社會嗎?驅使他們關心社會所抱持的價值信念是甚麼的呢?他們又會否認為教會「未稱職、不社關」呢?藉今次調查或能對整個社會氛圍多一份了解。
 
調查目的
是次調查焦點放於80、90後基督徒青年,關心社會的程度和社關行動的比較。同時,調查希望探討基督徒青年的價值觀,及其所屬教會整體社關氣氛與他們的期許有何出入。
 
調查對象
年齡界乎10至29歲的青年,以基督徒為主。
 
調查樣本及抽樣方法
問卷調查於2011年3月3日至2011年4月12日期間進行。量性研究的調查主要以方便抽樣法(Convenient Sampling),先邀請59個團體或其他網絡,及後共有46個團體或其他網絡回應並填寫問卷。參與的團體包括32間不同宗派[10]的教會、7間學校[11]以及7個其他網絡。[12]調查共派出3,851份問卷,並收回3,287份問卷,成功回收率達85.4%。按照問卷設計的內部可靠性,經最後篩選得出2,985份為有效問卷。
 
數據處理
回收問卷後,先由研究員剔除作廢的問卷,再由研究中心臨時資料輸入員進行編碼及輸入資料。整理資料後,運用SPSS 19.0統計軟件程式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部份數據經過加權處理,加權是根據統計署2011年按年齡分佈的青年人口數據。[13] 數據用作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相關分析(Correlation)、獨立樣本t檢訂(Independent Sample t-test)、二元邏輯回歸(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多元線性回歸(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與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測試值為α。測試值為基礎,若顯著水平(Significance level)p-value低於0.05,虛無假設H0(Null Hypothesis)會被摒棄。所有結果均採取四捨五入方法計算,故有關結果之百分比總和有可能並不等於一百。
 
研究工具
問卷設計參考了多項研究,包括了黃成榮教授於1999年所進行有關青少年價值的調查問卷、[14]突破機構兩份有關青年公民參與的調查問卷:《青少年公民參與研究》[15]及《教育場景與公民參與》[16]以及青年事務委員會的青年公民參與調查等。[17]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亦有參與問卷設計的討論。
 
問卷的先導測試於2011年2月13日至2011年2月28日進行,先導測試以立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進行,共完成了35份問卷,並於筆誤和問題闡釋上修正。
 
問卷有5個部份,[18]包括了基本資料、信仰背景、社會關懷程度、價值觀調查及對教會社關的認知,合共70條題目。問卷樣本參見附錄甲
 
表一:問卷內容

  內容 題數
A部 社會關懷程度 27
B部 價值觀調查 48
C部 基本資料 7
D部 信仰背景 17
E部 對教會社關的認知 24

 
調查取樣限制
是次調查除了因應研究方向而作出制訂外,也參照了過往研究中心進行的調查研究所得的經驗。調查所取用的方便抽樣法(Convenient Sampling),就是參照了上年度調查以網上形式進行後而改善的做法。這種抽樣方法的好處是避免單一群組有過大的代表比例,同時存有不同群組的成份。當然,這方便抽樣法比現時大形和全港性的民意調查中所使用的「大規模隨機抽樣法(Random Sampling)」會有所不同,在考慮調查成效,數據的準確性、代表度以及進行調查所需要的相關成本後,研究中決定採取方便抽樣法,因有關結果仍是可接受和可取的。
 
數據發佈及延伸問卷調查
是次調查的初步結果,已於2011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佈,同時,為了解與會者對教會和牧者參與社關行動的看法。我們亦於研討會中讓與會者進行一項延伸問卷調查,並即場作簡單的描述性分析,用意是略為比較青年信徒的想法。問卷是抽出附錄甲中問卷的E部讓與會者填寫。
 
特定字詞定義
 
社會關懷
由關注社區民生到社會運動,涉及範疇廣闊,從以下三個層面作分類。
 
第一個層面是「參與社區活動」(Social Participation):參與一些由非政府或非政黨所舉辦的社區活動,以提升個人及社會的認知。這包括社區中心興趣小組或大型活動(嘉年華)、各類前線服務的義工(各類制服團隊)、協助弱勢社群、社區互助計劃等。另外,平日留意時事、了解政府施政、參與民間時事討論(如電台或電視)、與他人討論時事(如社交網絡)等也計算在內。
 
第二個層面是「關注公民社會」(Civil Engagement):參與一些直接或間接活動,以求在建制內影響公共政策發展或政黨選舉,包括簽名運動、參與政黨、參選或助選、投票、參與各類諮詢組織或向政府部門反映意見、監察政府施政、與區議員溝通等。另外,在報章或網上平台發佈有關時事的評論文章、主持電台、電視或網上電台所製作的一些關注事件的評論。在校園內參與學生會事務,並就社會時事作出回應及行動,以及加入學會或其他社會團體以影響政府施政。
 
第三個層面是「投身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不同的學者也就社會運動提供了個人理解。Herbert Blumer指出社會運動可以被看作為於社會建立了新秩序的生活。[19]他們無休止地獲得動力,推展社會運動,一方面是因為不滿當前的生活模式, 並同時希望有新的生活模式。Ralph H. Turner及Lewis M. Killian提到社會運動是持續的集體行動,以促進或抗拒社會或組織的轉變。社運組織的成員身分比較不明確(Indefinite)及浮動(Shifting),而決定領袖多靠成員之間的互動而非經過合法的程序產生。而Doug McAdam亦提及類似見解,認為社會運動是指一班民眾致力替被社會排斥的群眾,訴諸於非建制(Non-institutional)方式的政治參與,促進或抗拒社會建制的變化。[20]
 
而這次調查對「投身社會運動」所採用的定義,是一群人以集體行動,企圖透過建制之外的方法,促進或抗拒社會建制變化。當中包括參與示威、遊行、聯署請願、集會、圍堵建築物、防線突圍,甚至非法抗議行動,如破壞公物或與他人肢體衝突等。另外,為此類組織籌款或參與捐助、參與杯葛、以挑戰態度接觸政治人物也計算在內。而在網絡上透過改圖、惡搞或更換圖像而宣揚政治理念等亦計算在內。
 
由於問卷長度的限制,本調查抽取有關社會參與的內容如下:

第一類社會參與為主要於朋輩討論或網上分享(如Facebook的Share 和Like),需要付出的代價,如時間、金錢、心血等較少,但對時事有初步的關注。第二類社會參與主要是於建制內的參與,如:撰文或諮詢等,主要於公共空間以文筆發聲和參與理性討論,製造輿論壓力。第三類社會參與主要是以抗爭手段實行,表達較具衝擊性,目的在於透過肢體衝突和抗爭聲音,吸引傳媒報導,提升公眾對議題的注意。
 
8090基督徒青年
早在90年代,社會學家或傳媒都常常引用美國的「Y世代」或「Generation Y」來描述這群年青人,近年亦有所謂「Generation ME」、「Generation Net」、「網絡原居民」等論述。與此相類似的情況,「80後」一詞源於國內的「八O后」,指向90年代的青年的文化現象。而被引用至香港的脈絡中的「80後」,是特指一群參與社會運動的年青人。在《八十後運動——香港新青年革命》一書中,[21]作者指到「80後」是「和那些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被捆綁在一起……『80後』是傳媒給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的籠統稱謂,因那些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是以80年代出生的人為骨幹。」作者想指出傳媒所指的「80後」是「憤青」的改良版,以描述獨特處境下,新興的社會運動分子。而在《站在蛋的一邊——香港八十後》一書的序中,作者更將「八十後」和「80後」二字的定義分開,同時亦是把社運論與年代論的敍述釐清。[22] 
 
本調查的受訪者年齡界乎10-29歲,按出生年代論劃分,10-19歲受訪者可以稱為90後青年,而20-29歲受訪者則稱為「80後」青年。然而,這種年代論的劃分只為方便作數據比較,亦只為方便數據整理及描繪宏觀情況之用,既非要替「八十後」或「80後」定論,亦非假設1989年出生的青年與1990年出生的青年有必然的顯著分別。
 
調查結果
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調查中10-19歲受訪者佔四分三;基督徒亦佔四分三;性別則參半,女性受訪者略多;受訪者內中學生約佔一半,而只有約兩成受訪者在職;3人的家庭佔受訪者群的一半,八成受訪者與父母同住;家庭收入則以$15, 001-$30, 000為主。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詳細數據表列如下:
 
表二:基本資料詳細數據
                                                                         

    實際樣本 加權樣本[23] 全港10-29歲青少年(2010*)
    人數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1,391 46.7 45.7 -- --
  1,585 53.3 54.3 -- --
  合計 2,976 100.0 100.0 -- --
年齡()          
  10-14 702 24.0 19.6 347,100 19.6
  15-19 1,458 49.8 24.4 431,200 24.4
  20-24 593 20.3 25.5 453,500 25.6
  25-29 173 5.9 30.5 539,000 30.4
  合計 2,926 100.0 100.0 1,770,800 100.0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56 1.9 1.6 -- --
  中一至中三 820 27.6 21.5 -- --
  中四至中五 863 29.0 17.3 -- --
  預科中六至中七 325 10.9 7.2 -- --
  大專或副學士 450 15.1 18.7 -- --
  大學學士 405 13.6 28.3 -- --
  碩士或以上 54 1.8 5.4 -- --
  合計 2,973 100.0 100.0 -- --
就業狀況          
  全日制學生 2,519 85.2 63.2 -- --
  待業 47 1.6 2.6 -- --
 半/全職工作
  (性質與政治有關)
27 0.9 2.4 -- --
 半/全職工作
 (性質與政治無關)
362 12.3 31.8 -- --
  合計 2,955 100.0 100.0 -- --
同住人數          
  0 14 0.5 0.6 -- --
  1 189 6.3 8.2 -- --
2 724 24.3 24.6 -- --
  3 1,515 50.8 49.7 -- --
  4 462 15.5 14.8 -- --
  5 67 2.2 1.6 -- --
  6 14 0.5 0.5 -- --
  合計 2,985 100.0 100.0 -- --
父母同住狀況          
  沒與父母同住 100 3.4 4.9 -- --
  與單親同住 412 13.8 15.8 -- --
  與父母同住 2,473 82.8 79.3 -- --
  合計 2,985 100.0 100.0 -- --
家庭每月總收入          
  少於$8, 000 159 8.4 6.3 -- --
  $8, 001 - $15, 000 510 26.8 24.3 -- --
  $15, 001 - $30, 000 624 32.8 33.5 -- --
  $30, 001 - $50, 000 310 16.3 20.8 -- --
  多於$50, 001 298 15.7 15.1 -- --
  合計 1,901 100.0 100.0 -- --
  不知道 1,061     -- --
宗教          
  基督徒 2,208 74.5 81.0 -- --
  非基督徒 755 25.5 19.0 -- --
  合計 2,963 100.0 100.0 -- --

 

另外,其中一個自變項是信仰投入度,[24] 範圍由0.1-4.0分。信仰投入度分為較低、一般及較高三類。[25] 整體平均分是3分,中位數是3,S.D.是2.89。
 
圖一:信仰投入度
 
明光社

調查要點
影響基督徒青年價值觀的因素
在B部份中,47個價值變項(除第48項「城市保育」外)[26] 次序隨意排列,並採用了7點尺度(7-point scale),由1分(「對我毫不重要」)至7分(「對我非常重要」)。透過SPSS的因子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ith EqualmaxRotation)先從20-29歲基督徒組別中歸納出8個因子(見表三)。
 
1. 青年著重家庭關係,愛情較其次:縱使傳媒鼓吹「戀愛大過天」,相關報導亦把青年描述得只有愛人,沒有家人,但從描述性分析的資料顯示(見表四及五),20-29歲基督徒對「家庭價值」此因素最為重視,其中包括親情、孝順父母和家庭等。佔9成半以上受訪者認為當中的四個價值變項是重要的。對比之下,「情與愛」中的3個價值變項的重要性相對較低,其中包括愛情、情侶及最愛的人。雖然如此,「情與愛」也是影響青年的重要一環,在眾因子的平均分中排行第三。
 
2. 青年有夢想,追求目標與意義:基督徒對生活態度有目標,認為人生意義重要,亦重視自己的尊嚴。超過9成受訪者認為有目標、理想、自我實踐和人生意義重要。在眾因素的平均分中,「目標與意義」居於第二位,顯示人生方向對於青年來說具有相當影響力。
 
3. 青年著重社交及人際關係:「利他主義」中的其他價值變項大致也有8-9成的受訪者感到其重要性,其中包括服務人群、瞭解他人、對話溝通等人際關係因素,亦有誠實、愛心和處事態度等利他品格。價值變項中的「弱勢群體」較為不重視,可見利他的廣度有其限制,未必遠及社會上的弱勢等。但仍然可見基督徒青年擁抱關懷的文化。
 
4. 追求物質以外的美好生活,理想社會意識逐步抬頭:基本上,「基本生活與安全感」中的4個價值變項都顯示有超過9成受訪者感到重要,在生活上趨向與人聯繫和安定。社會學家提及的後物質主義指出生活安定、物質豐裕的社會中,年青人更傾向追求物質以外更美好的社會。現代社會趨勢中所強調的理想社會,均重視民主、人權、公平、公義、多元等元素。約7-8成受訪者認為這些現代社會元素是重要,顯示年青人中蘊釀著對現代社會意識的呼聲。數據顯示,受訪者均重視學業或事業成就,但更重視「智慧」和「知識」等內在質素;而20-29歲基督徒亦較不重視「名譽地位」,亦反映出青年對政經地位的冷淡,從而向更美好的理想進發。
 
表三:價值取向的因子負荷

20-29歲基督徒   10-19歲基督徒  
目標與意義   生活聯繫感  
有目標 0.791 群體生活 0.539
理想 0.728 人生意義 0.515
自我實踐 0.714 快樂 0.506
智慧 0.462 生活安定 0.494
人生意義 0.437 公平社會 0.479
可敬的人 0.414 瞭解他人 0.473
    最愛的人 0.443
    身體各部份 0.421
    基本需要 0.408
家庭價值   家庭價值  
親情 0.836 親情 0.862
孝順父母 0.737 孝順父母 0.682
健康 0.639 健康 0.669
家庭 0.565 家庭 0.578
利他主義   利他主義  
服務人群 0.626 誠實 0.715
愛心 0.604 愛心 0.681
誠實 0.539 處事態度 0.587
處事態度 0.536 服務人群 0.551
弱勢群體 0.498    
瞭解他人 0.493    
對話溝通 0.409    
現代社會意識   目標與意義  
民主社會 0.858 有目標 0.76
人權 0.821 自我實踐 0.69
公平社會 0.489 理想 0.682
社會公義 0.487 可敬的人 0.45
多元社會 0.41    
自尊   現代社會意識  
尊嚴 0.771 民主社會 0.76
主見 0.654 人權 0.754
處事態度 0.475 社會公義 0.538
自由 0.419 公平社會 0.465
事業成就感   物質生活  
知識 0.555 金錢 0.661
事業 0.522 名譽地位 0.624
金錢 0.517 尊嚴 0.438
經濟 0.517 興趣消遣 0.431
名譽地位 0.515 自信心 0.407
學業成績 0.412    
多元社會 0.407    
智慧 0.407    
情與愛   情與愛  
愛情 0.9 情侶 0.889
情侶 0.766 愛情 0.88
最愛的人 0.532    
基本生活與安全感   學業成就感  
基本需要 0.434 知識 0.745
睡覺 0.418 智慧 0.67
生活安定 0.408 學業成績 0.425
群體生活 0.407    

 
 

表四:價值取向的相對重要程度

20-29歲基督徒 10-19歲基督徒
目標與意義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生活聯繫感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有目標 0.10% 4.70% 95.20% 群體生活 3.90% 7.60% 88.50%
理想 1.10% 6.20% 92.70% 人生意義 2.30% 6.90% 90.80%
自我實踐 0.60% 5.70% 93.70% 快樂 0.60% 4.80% 94.60%
智慧 0.70% 5.20% 94.10% 生活安定 1.60% 6.80% 91.60%
人生意義 0.60% 3.60% 95.80% 公平社會 3.40% 8.60% 87.90%
可敬的人 1.60% 10.50% 87.90% 瞭解他人 1.50% 7.80% 90.70%
        最愛的人 1.90% 6.20% 91.90%
家庭價值       身體各部份 2.20% 6.80% 91.00%
親情 0.60% 2.20% 97.20% 基本需要 1.20% 7.80% 91.00%
孝順父母 0.90% 3.60% 95.50%        
健康 0.50% 3.20% 96.30% 家庭價值      
家庭 0.30% 2.60% 97.20% 親情 1.30% 4.30% 94.50%
        孝順父母 1.60% 6.30% 92.10%
利他主義       健康 1.40% 3.90% 94.70%
服務人群 2.80% 11.50% 85.70% 家庭 1.60% 5.70% 92.60%
愛心 0.30% 4.90% 94.80%        
誠實 0.10% 2.60% 97.30% 利他主義      
處事態度 0.70% 7.50% 91.90% 誠實 1.60% 6.60% 91.80%
弱勢群體 8.20% 20.40% 71.40% 愛心 2.00% 7.50% 90.60%
瞭解他人 1.20% 5.40% 93.40% 處事態度 2.00% 9.90% 88.20%
對話溝通 0.90% 4.50% 94.60% 服務人群 4.50% 14.60% 80.90%
               
現代社會意識     目標與意義      
民主社會 4.60% 16.10% 79.40% 有目標 1.80% 5.00% 93.10%
人權 3.40% 12.20% 84.50% 自我實踐 2.40% 8.30% 89.30%
公平社會 1.30% 8.60% 90.00% 理想 1.60% 6.40% 92.00%
社會公義 2.10% 8.70% 89.20% 可敬的人 4.20% 11.80% 83.90%
多元社會 8.30% 17.60% 74.10%        
        現代社會意識    
自尊       民主社會 7.20% 16.80% 75.90%
尊嚴 1.50% 6.00% 92.50% 人權 4.00% 11.50% 84.50%
主見 0.70% 13.00% 86.30% 社會公義 3.70% 11.30% 85.00%
處事態度 0.70% 7.50% 91.90% 公平社會 3.40% 8.60% 87.90%
自由 0.40% 4.40% 95.20%        
        物質生活      
事業成就感     金錢 7.30% 25.70% 67.00%
知識 1.30% 9.60% 89.10% 名譽地位 19.70% 31.10% 49.10%
事業 2.00% 11.50% 86.50% 尊嚴 2.60% 6.60% 90.80%
金錢 5.10% 22.40% 72.50% 興趣消遣 3.20% 11.70% 85.10%
經濟 4.20% 16.30% 79.50% 自信心 1.30% 7.30% 91.40%
名譽地位 19.90% 32.90% 47.20%        
學業成績 12.70% 23.10% 64.30% 情與愛      
多元社會 8.30% 17.60% 74.10% 情侶 13.80% 22.90% 63.30%
智慧 0.70% 5.20% 94.10% 愛情 9.90% 16.60% 73.50%
               
情與愛       學業成就感    
愛情 3.40% 6.80% 89.80% 知識 1.80% 6.40% 91.70%
情侶 3.20% 14.50% 82.20% 智慧 1.30% 4.90% 93.80%
最愛的人 0.50% 2.60% 96.80% 學業成績 2.90% 9.30% 87.80%
               
基本生活與安全感            
基本需要 0.60% 5.60% 93.80%        
睡覺 2.60% 7.40% 90.00%        
生活安定 1.30% 7.50% 91.20%        
群體生活 1.60% 7.20% 91.20%        

 
表五:抽取出個別價值取向,比較平均分

  平均分
家庭價值 6.279
目標與意義 6.002
情與愛 5.750
利他主義 5.736
現代社會意識 5.557
物質生活 5.412
事業及成就感 5.358

 

因不同價值觀因素之間,對青年有互為影響的狀況,因此從表五中的價值觀放入線性回歸測試並進行分析,把利他主義設定為應變項(Dependent Variable),把其他因素訂為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從中嘗試找出因素之間的互為關係。而所得結果如下:線性回歸測試成立,R2=0.582,表示數據模型能夠描述整個群體的58.2%,而數據模型中所有數據均為顯著(p<0.001),詳細數據列於附錄乙
 
數據模型顯示,利他主義與目標與意義(B=0.385)之間有最強烈的正面影響,其次順序排列為現代社會價值(B=0.305的正面影響)、家庭價值(B=0.178的正面影響)及情與愛(B=0.046的正面影響);輕微負面影響的則是事業及成就感(B=-0.070)。
 
8090後青年的社會參與及價值取向
結果顯示,青年的社會參與程度整體偏低
接近6成青年在過去一年曾參與義工服務,總時數平均有19.5小時,而接近一半青年表示來年會參與更多的義工服務。
 
表六

  人數 百分比(%) 參與義工的平均時數(小時) 中位數 眾數
1.過往一年, 你大概參與過多少義工服務?(義工並不包括教會內服侍) 1,752 63.0 19.5 8.0 10.0
沒有參與義工 1,030 37.0 -- -- --
合計 2,782 100.0 -- -- --
2.未來一年, 你打算參加多少義工服務呢? 2,059 76.1 24.5 10.0 10.0
不計劃參與義工 647 23.9 -- -- --
合計 2,706 100.0 -- -- --
3.參加義工的意願趨勢          
沒有改變 1,009 37.7 -- -- --
減少 341 12.7 -- -- --
增加 1,328 49.6 -- -- --
合計 2,678 100.0 -- -- --

 
接近9成半的受訪者都較少參與各類型的社會事宜,平均得分相當低,只有1.74分。按三種社會參與的分類比較,發現第一類社會參與得分較其餘兩種為高,而第二類及第三類社會參與的得分是低於整體的平均分的。意即一般來說,青年在網上關心社會和發表意見比較普遍,但仍然是不太活躍;而實際參與社會討論或為政策提供意見等則相當少。詳細資料列於表七及表八。
 
表七:社會參與度(數據經加權處理)

(0分表示完全沒有;7分表示非常投入)          
  百分比(%) 平均分 中位數 眾數 S.D.
社會參與度 -- 1.74 1.50 1.00 1.13
傾向較少參與(4分以下) 94.5 -- -- -- --
傾向較多參與(4分或以上) 5.5 -- -- -- --
合計 100.0 -- -- -- --

 
表八:三類社會參與度平均分

  第一類社會參與[A4_a,b,d] 第二類社會參與[A4_c,e,f] 第三類社會參與[A4_h,i,j]
10-19歲 平均分 3.1 1.2 1.0
標準差 1.6 1.4 1.3
20-29歲 平均分 3.6 1.2 1.1
標準差 1.4 1.3 1.4

 
當以年齡層作比較,結果顯示,不論是基督徒與否,80後比90後較多以第二、第三類的方式關心社會。(基督徒:t=-2.822, d.f.=2074, p=0.005;非基督教:t=-3.199, d.f.=116.426, p=0.002)然而,在平均分差上,80後非基督徒得分2.14分,比80後基督徒高出0.28分。這顯示出非基督徒受訪者更願意以第二類及第三類手法關心社會。詳細資料列於表九。
 

表九:社會參與指標平均分

  10-19歲   20-29歲  
  基督徒 非基督徒 基督徒 非基督徒
a.與朋友討論社會時事 4.26 3.89 4.74 4.34
b.在網上Share社會時事資訊給朋友 3.43 3.24 3.91 3.80
d.在網上Share諷刺時弊的惡搞創作 2.08 2.24 2.21 2.68
c.就社會時事, 撰文投稿至報章/發表網上文章 1.97 1.88 2.04 2.44
h.在Facebook聲援任何請願/遊行/示威/街頭抗爭 1.67 1.70 1.79 2.11
f.就政府諮詢文件提交意見 0.91 0.98 0.95 1.51
i.參與任何請願/遊行/示威/街頭抗爭 0.84 0.76 1.18 1.30
e.現場參加週日的城市論壇 0.76 0.85 0.65 1.28
g.在選舉中成為助選團 0.74 0.83 0.72 1.25
j.於遊行/示威/街頭抗爭中,進行肢體衝突/投擲物品/拆開鐵馬/突破示威防線 0.39 0.48 0.43 0.75
           

 
受訪者被問及各種議題或當時社會較熾熱的事件與自己的關係。物價飆升和言論自由獲得較高平均分,議題中最低分的是色情氾濫和官商勾結,亦即讓青年感到最不切身。四項社會事件的得分都較大部份項目為低分。其中,六四事件、籠屋問題和菜園村事件是眾多項目中最低分的。
 
數據反映出青年對社區的關心並不割裂,差不多大部份項目的平均分也高於3.5分。一般青年對社會所製造的口號較敏感,而個別事件的關注度則較低。一些較地區性的事件尤其低分,包括籠屋或菜園村(分別42.9%及49.2%表示與自己無關)。而最高分的分別是物價及言論自由兩個項目,其性質都涉及較強的自身利益。而相比90後青年,80後青年對於樓價高企的平均分高出1.344分,有顯著差別(t=-19.564, d.f.=1706.985, p<0.001)。詳細資料列於表十。
 

表十:對社會各項議題或事件的連繫感

  各項所佔百分比(%) 平均分(0-7分)
  完全無關 傾向無關 中立 傾向有關  
物價飆升 1.2 4.3 8.1 86.4 5.80
言論自由 1.4 6.4 9.6 82.5 5.67
貧富懸殊 1.4 14.3 21.2 63.1 4.82
城市保育 1.2 14.5 22.9 61.4 4.79
政制改革 2.4 17.6 22.4 57.6 4.69
超高樓價 4.2 22.9 15.6 57.3 4.63
維持經濟增長 2.5 18.7 21.4 57.4 4.61
色情氾濫 6.6 22.5 20.7 50.1 4.27
官商勾結 5.7 26.1 21.7 46.5 4.18
[事件]興建高鐵 3.4 20.7 20.6 55.3 4.50
[事件]六四事件 5.2 27.1 22.7 45.1 4.14
[事件]籠屋住戶困逼 7.9 35.0 24.0 33.0 3.62
[事件]菜園村重建 9.4 39.8 24.9 25.9 3.33

 
8090青年對教會的社關期許
基督徒青年最重視牧者的教導、牧養、差傳等工作,對於教會對社會的關懷則重視弱勢群體的慈惠工作,多於公共事務的意見發表。受訪者認為牧者最重要的工作是聖經教導(94.7%)及講道(93.3%);而認為最不重要的是醫病/趕鬼(55.4%)和社會行動,如遊行示威(21.5%)。抽出與社會關懷有關的項目,比較下可見,基督徒青年較重視前線、慈惠式的社會關懷,如:照顧弱勢群體、探訪/探病;而於公共議題上的發聲、先知式的社會關懷,如:回應社會時事、社會行動(如遊行示威)則較多傾向一般或不重要。其中值得留意的是,接近一成青年(8.2%)認為牧者不應該參與社會行動。詳細資料列於表十一。
 

表十一:青年對牧者工作的期許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牧者不應參與
聖經教導 94.7 4.6 0.6 0.1
講道 93.3 5.7 0.9 0.1
門訓/栽培 88.1 9.9 1.3 0.7
宣教/差傳 87.0 10.5 2.4 0.1
主持崇拜/聖禮 84.0 13.3 2.5 0.2
帶領堂會發展 84.6 12.9 2.0 0.5
輔導 81.5 14.9 3.1 0.5
照顧弱勢群體 80.3 16.9 2.6 0.2
教會紀律 77.7 18.1 3.7 0.5
探訪/探病 71.6 25.6 2.7 0.1
堂務 64.4 28.3 6.7 0.6
回應社會時事 62.8 28.9 7.5 0.8
婚、喪事宜 61.1 29.9 8.1 1.0
醫病/趕鬼 55.4 29.8 12.1 2.7
社會行動(如遊行示威) 21.5 36.1 34.2 8.2

 
青年對於牧者的教導、牧養、差傳等工作整體上感到足夠,然而,在社會關懷層面上的項目,顯然較感到不足夠。從表十二我們能夠得知,基督徒青年對於差傳、聖經教導和照顧弱勢群體感到相當足夠,顯示普遍教會在這些工作上都相當積極和努力。而他們對其他項目感到不足夠的百分比不足一成。惟獨是四個關於社會關懷的項目(包括照顧弱勢群體、回應社會時事、社會行動(如遊行示威)及探訪/探病)意見較為兩極化,其中三個項目沒有受訪者選擇「一般」。而一成或以上青年認為氣氛不足,其中以社會行動(如遊行示威)最高,超過一半(52.7%)青年認為不足夠。
 
換一個角度,當不足一成青年認為牧者不應該參與社會行動,實即有九成青年接受牧者於適當時,走進社會行動中。表十三更清楚顯示,有23.3%青年認為社會行動是重要,卻感到不足夠的。換言之,教會在社會上的倡導角色,可以站得更前。
 

表十二:青年對教會整體氣氛的期許

  足夠 一般 不足夠
宣教/差傳 90.5 0.0 9.5
聖經教導 81.6 14.8 3.6
照顧弱勢群體 81.5 0.0 18.5
回應社會時事 75.7 0.0 24.3
門訓/栽培 74.9 17.9 7.2
堂務 72.2 21.1 6.7
婚、喪事宜 66.8 23.3 9.9
探訪/探病 58.6 29.6 11.8
社會行動(如遊行示威) 47.3 0.0 52.7

 
表十三:重要性及足夠性比較(社會行動)

社會行動(如遊行示威)      
    [重要性]
  n=1644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足夠性] 不足夠 279 185 93
45.6% 29.3% 23.3%
一般 169 274 112
27.6% 43.4% 28.0%
足夠 164 173 195
26.8% 27.4% 48.8%

 
在研討會當日向與會者進行的延伸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與會者和受訪問的基督徒青年同樣認為,牧者的教導、牧養、差傳等教會功能,比在社會關懷的角色顯然較重要。對於要在前線上關懷弱勢,受訪與會者認為是毋庸置疑,然而教會在社會各議題上扮演的角色較傾向一般重要,卻仍不足夠。詳細資料列於表十四和表十五。
 

表十四:與會者對牧者工作的期許

n=104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牧者不應參與
聖經教導 100.0 0.0 0.0 0.0
講道 96.2 3.8 0.0 0.0
門訓/栽培 92.3 6.7 1.0 0.0
帶領堂會發展 89.4 10.6 0.0 0.0
主持崇拜/聖禮 87.5 11.5 1.0 0.0
宣教/差傳 81.7 17.3 1.0 0.0
探訪/探病 81.7 18.3 0.0 0.0
教會紀律 75.0 21.2 3.8 0.0
輔導 71.2 27.9 1.0 0.0
照顧弱勢群體 70.2 27.9 1.9 0.0
婚、喪事宜 69.2 24.0 6.7 0.0
回應社會時事 68.0 27.2 4.9 0.0
堂務 32.4 48.0 19.6 0.0
醫病/趕鬼 29.8 42.3 25.0 1.0
社會行動(如遊行示威) 15.4 45.2 38.5 1.0

 
表十五:與會者對對教會整體氣氛的期許

n=112 足夠 一般 不足夠
婚、喪事宜 77.7 18.8 3.6
探訪/探病 62.2 32.4 5.4
聖經教導 70.5 23.2 6.3
堂務 58.7 33.0 8.3
門訓/栽培 49.5 39.6 10.8
宣教/差傳 50.9 32.1 17.0
照顧弱勢群體 29.7 37.8 32.4
回應社會時事 14.4 44.1 41.4
社會行動(如遊行示威) 10.3 31.8 57.9

 

重點討論
隔岸觀火的冷感?
整體來說,在調查中受訪的這一群「80、90後」的青年中,關心社會的行動傾向較少。雖然多於一半人表示自己曾參與義工,但平均總時數亦顯得相當低。青年之間雖然會於平日討論時事,一旦要將討論化為行動,如:在網上「Share」社會時事資訊,或於社交網絡發表意見等,都顯得冷清。
 
從調查中發現,青年信徒在社關關注上,多對口號有較大的認同感,但對實際議題的內容或討論則較冷感。數據亦能反映出青年較容易關心影響自身利益的問題,而涉及社會大眾的共善,則相對冷淡。
 
這狀況反映出一種隔岸觀火的心態——既擔心火會燒過岸影響自己,同時卻冷待正被火燒的對岸。估計是新形式的政治冷感,同時或與突破機構的研究中所提及的青年「無力感」有關。社會資訊既快且多,議題須要以「搶焦點」的手法才能帶出關注和討論,傳媒亦努力營造各種各樣搶耳的標題口號(Sound-bite),這氣氛促使青年更多機會接觸「賣座」的口號,卻未能認清事件的內容。因此就出現了這樣的吊詭情況:認為城市保育與自己有關,但認為菜園村與自己無關;認為貧富懸殊與自己有關,籠屋住戶困逼卻與自己無關。
 
同時,由於議題、口號太多,社會還未對一個議題有充足、成熟的討論,就已有更快的新鮮議題搶上位。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要社會持續關注一項議題是相對困難的。而這造成了一種「急凍式」的政治冷感——即對議題、事件關注的「快上快落」,社會的討論還未熱透,已經冷卻!
 
另一方面,青年人一方面不想跟著社會熱話高呼某一熱話,那他很快就在社會討論中「不入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網上討論區);另一方面,如你不跟著社會的主題討論,不跟從流行的熱話叫喊,就很可能被那些積極爭取的一伙認為是「倒戈」和「反派」,對你大肆攻擊。
 
突破機構在針對青少年的調查中所提及的青年「無力感」,正正反映出既然社會是被某些權勢壟斷,便認為自己在洪流中無法挽回並放棄行動。[27]因此,數據反映出青年沒有行動,可能是出於對社會現況雖然關注卻無力的感受。
 
青年,並不是我們「想當然」那樣的
這並不代表乎我們要對社會或我們的青少年存有悲觀的結論。參照是次調查歧對價值觀的因子分析得知,青年的價值觀其實是相當正面的。現時的青年信徒,仍然十分著重家庭關係,亦非傳媒所言,對人生毫無方向。事實上,這可能反映青年的目標與意義與社會的意識型態所提倡的人生目標有所出入。正如,當社會著重「成功人士」的名譽地位時,受訪青年卻對此嗤之以鼻;又或是當成年人主導的傳媒製造出物質主義,給人「使青年抓狂」的印象時,調查數據卻顯示:物質生活和事業成就都比其他價值觀為低。在青年的意識中,家人/愛人的關係、利他主義和現代社會意識等都是較值得追求的價值,縱使某些處境上不必然忠實地反映出這幾樣價值觀的應然結果。
 
教會擅於前線療傷 更應對抗結構性罪惡
在青年信徒對教會社關行動的表現和期許中,教會可以在社關行動上更進一步。傳統上,教會在社關上樂於作「好撒馬利亞人」,為受傷的人包紮,並提供最適時的照顧。因此,從調查中的歸納與教會的發展史中可以得知,教會和機構合力在社會中擔當了前線救援、療傷的要職,為社會中遇到困擾處境的人服務,提供幫助。
 
從調查可見,青年既知道關心社會的事,未必是教會最重要的角色,卻也十分認為教會在社會上發揮光和鹽的角色並未足夠的。此調查反映青年較認為照顧弱勢足夠,而在回應社會時事和社會行動上需要更多。
 
從今天的社會來看,新一代青年每天可以從多方接收不同立場的人士對不同議題的看法,然而,卻缺乏了作為基督徒的立場和觀點。信仰與社會過度脫節的後果,可能出現人們「各家自掃門前雪」,又或只是離開屬靈的信仰,走進「世俗」。
 
多元中的一元
在社會中的弱勢被罪所傷害,的確須要教會及時的幫助。但我們就像麥子和稗子的故事,與罪一起生活,直至見主面。在救助被罪所害的人同時,我們也應該作為光和鹽一樣,盡力去挽救罪惡的社會結構。今天80後在社會運動中強調的公義,而這公義亦都正正是基督徒應該宣揚的: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調查反映出基督徒青年知道教會的主要工作,同時期望教會在社會上發揮更大的倡導——更加作光和鹽。教會作為多元社會的一元,除了在救災扶貧[28] 上擔當重要角色外,還可以在為社會制度上的各種不公不義不憐憫發聲,向社會宣揚基督教價值的公共性和美德。道成肉身,由教會內走進社會內,叫青年信徒可以在這個彎曲悖謬的世代中,透過基督教承傳,學習如何在信仰上與主同行。


附錄甲:社會關懷及青少年價值觀調查問卷樣本

附錄乙:調查中統計數據列表


[1]R. Inglehart and C.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5).
[2]R.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09).
[3]E.H.Erikson,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NewYork: Norton, 1968).
[4]K. Keniston, Youth and dissent: The rise of a new oppositio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5]大溫教牧研討會——「讓社關成為教會發展動力」,網站:http://www.gospelherald.ca/news/edu_284.htm
[6]招雋寧,〈通識一化「搞社關」〉,《燭光網絡》,第73期,Vol. 13,2010年7月,頁18-19。
[7]〈不滿「順服掌權者」言論街頭崇拜後到播道會港福堂抗議〉,《國度復興報》,2010年4月19日。
[8]〈全球禱告日約萬六人出席回歸基督精神同盟場外另辦祈禱會〉,《時代論壇》,2010年5月30日。
[9]羅永生、龔立人主編:《宗教右派》(香港:Dirty-Press及香港基督徒學會聯合出版,2010)。
[10]由於需要保障受訪者緣故,參與的堂會並不會詳細列明,而受訪堂會的宗派則包括了:獨立教會、平安福音堂、神召會、浸信會、宣道會、五旬節聖潔會、中華聖潔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中華基督教會、伯特利教會、金巴崙長老會、崇真會等宗派的堂會。
[11]受訪學校包括:東九龍匯基書院、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鄉師自然學校、華英中學、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及中聖書院。
[12]其他網絡包括了大專院校團契及明光社課程活動的參與者。
[13]《統計表: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人口》(香港:統計署,2011年4月20日)。
[14]黃成榮:《青少年價值觀及違規行為探索》(香港:三聯書店,1999)。
[15]《青少年公民參與研究》(香港:突破機構,2007)。
[16]《教育場景與公民參與》(香港:突破機構,2008)。
[17]《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絡的基準研究》(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2010)。
[18]詳參見附錄Y:社會關懷及青少年價值觀調查問卷樣本。
[19]Herbert Blumer"Collective Behavior," in Robert E. Park, ed. An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39), 199.
[20]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25.
[21]林匡正,《八十後運動——香港新青年革命》(香港:次文化堂,2010),頁5-8。
[22]《站在蛋的一邊——香港八十後》,頁2-4。
[23]加權是根據統計署於2011年4月20日的〈統計表: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人口〉進行。
[24]信仰投入度是參考許志超的《華人信念研究》而制訂,指標包括參與崇拜、教會祈禱會、小組/團契的頻密程度;閱讀聖經、祈禱、奉獻的習慣;因信仰緣故而流淚等;及自我評分。
[25]信仰投入度的三級分類是按照Percentile劃分,分別是0.1-2.6為較低;2.7-3.3為一般;3.4-4.0為較高。
[26]B部份第48項「城市保育」是用作對照A部份題目3C「城市保育」,衡量問卷的有效度。
[27]參考突破於03及07年的《青少年公民參與研究》。
[28]根據《香港教會普查統計數據集》頁41,在參與社會關懷一欄中,最高堂會參與比率的項目是「捐款救災」及「探訪或服侍社區」。
 

 

80傳說—— 如何牧養通識新一代的信徒 文集 

有關80、90後的種種理解與誤解

── 2011年「80傳說」研討會

葉兆輝教授 |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教授 | 整理:吳慧華、陳永浩
15/10/2011

摘要
葉教授相信80、90後的迷思,是由傳媒製造的。報紙、電台、Facebook、高登網站沒有經過過濾,不斷向公眾描述80、90後是一班反政府、激進、不理智、憤世嫉俗、對傳統價值淡忘,以及製造事端的麻煩者。事實上,根據不同的數據及資料證明,並非所有80、90後都與傳媒所描述的一樣。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別委託了香港大學進行一項研究,藉此評估及了解香港年青一代的需要、對社會的看法以及所面對的困難。受訪的80、90後與傳說中的80、90後的相同之處,在於他們對現行的公共參與制度相當不滿,感到自己的聲音被忽視,雖然有受訪者表示他們與政府談判的籌碼,便是於網上集體表達意見,而遊行示威才能引起政府注意,但受訪者普遍不認同以暴力的方式參與社會活動。而當傳媒集中討論他們為住屋問題而煩惱時,受訪者主要的不滿其實是來自地產霸權,不滿地產商的市場壟斷和不公平的官商勾結。
 
葉教授指出大部份受訪的80、90後都是上進的,認為進修有助升職。而他們也重視傳統家庭價值及婚姻制度,在300多個受訪者當中,有80%認為孩子需要一個家,可以在家長陪伴下快樂地成長。不過,與以往相比,他們的確是困難的一代︰少了一個邁向置業的階梯;昂貴的租金令創業困難;升遷有阻力,更加上香港銷售業愈發蓬勃,工種卻未夠多元化;這些因素都使年青人對工作的投入感不高,但其實他們大都學歷水平高,有上進心,希望有自我探索的空間,若然政府能好好協助他們,將會有很大幫助。
 
引言
2010年初,年青一代反對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簡稱高鐵)的激烈示威行動,引起了社會對事件的廣泛關注,媒體紛紛以「八十後」、「第四代香港人」、「數碼網民」、「網絡世代」和「Y世代」等詞彙標籤這批新一代年青人(我們稱之為「年青一代」)。究竟這一代的年青人是一班怎麼樣的人?
 
香港年青一代的研究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別委託了香港大學進行一項研究,藉此評估及了解香港年青一代的需要、對社會的看法以及所面對的困難。是次研究主要通過以下六個方法完成:
 
1. 媒體內容分析(Media Content Analysis)
2. 文獻回顧(Literature Review)
3. 人口統計及社會經濟數據(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Profile)
4. 聚焦小組研究(Focus Groups Study)
5. 電話及網上調查(Telephone and Online Survey)
6. 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除上述的第1至3項背景研究外,第4至6項(聚焦小組、電話及網上調查,以及半結構性訪談)受訪者達1,086人。[1] 至於媒體內容分析(Media Content Analysis),就坊間主要報章雜誌資料進行搜尋,採用關鍵字為「八十後」及「post 80s」,搜尋範圍定於2010年1月1日至2月28日,共搜出1,996篇文章。[2]
 
媒體報導看80
一般市民從媒體所見的80後大概是反政府、激進、不理智、及憤世嫉俗的。另外,他們對傳統價值淡忘,是「製造麻煩者」。

從媒體報導看八十後,通常都帶有「製造麻煩者」的感覺。
(作者提供照片)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他們出生更富裕,更開放及更自由,豐衣足食才有時間思考,不明白為何不好好利用父母和祖先辛苦建立得來的社會優勢,把力量團結,應用多年所學,實際地作出貢獻。
 
從媒體內容分析的整體結果如下:雖然各大媒體所報導的公眾輿論及年青一代特質態度面貌有異,但相同的是,這一代普遍都被視為學歷偏高,但入息中位數偏低。因此,對他們來說,置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這將成為他們計劃將來及成家立室的主要障礙之一。
 
值得探討的是,這一代年青人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平等和公義這些社會共同價值比個人財富更為重要。
 
而就報導所見,年青一代上街示威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並沒有客觀聆聽他們的想法。
 
聚焦小組和接受深入訪談的80
我們把報章描繪的時下青年人,與聚焦小組和深入訪談中的青年人作一比較,發現兩者在多方面有所分別。例如,媒體在「高鐵事件」中傾向強調部份青年人衝擊鐵馬的行為(或所謂激進的行動),但接受我們訪問的青年未曾嘗試亦普遍不認同暴力的社會參與方式。
 
在六個聚焦小組(Focus Groups) 中,發現這群年青人精力充沛、享受生活、教育程度高,顯然與部份媒體描述的狀況有所不同。雖然在工作升遷上遇到無形阻力,有時亦因此而感到沮喪,可是這群年青人對事業仍是充滿激情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群年青人對他們的家、他們的城市、他們的毗鄰——香港和中國,懷著一份非常深切的熱愛,且十分關注其發展。他們感到自己是被忽視的一群,並對現行的公共參與制度相當不滿。他們要求政府正視其需要,認為大家都必須用心聆聽彼此的聲音。
 
80後的不滿之聲
受訪的80後就政治、教育、居住、工作及生活這幾方面表達了下列的不滿:
 
工作方面,調查發現年青一代對所從事之工作投入感並不高,原因是工作本質缺乏推動性或激勵性,大部份人每週工時均超過41小時。他們表示對工作升遷感到無奈。香港愈來愈依賴銷售及零售業,一方面,這些單一而沉悶的行業未能讓他們有所發揮。另外,在這行業的年青人若要轉換工作會特別困難。
 
就教育而言,報章談及學歷提高,但他們經常被人詬病沒知識,欠經驗(高分低能)。他們卻認為現今的教育制度不能提升他們的競爭力。不斷的轉變令他們的知識模糊,不中不英,大學的選修學科沒有發展的空間。
 
房屋方面,媒體報導集中在年青人的住屋需求上,但不少受訪者對物業市場的主要不滿是來自地產商的市場壟斷和不公平的官商勾結情況。
 
地產霸權是其中一項現時青年人主要關注的社會問題。
(作者提供照片)
 
在公共參與方面,1,020 位15-29歲,曾於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的年青流動電話用戶,對所投政黨的支持度有所變化。不少青年人對政府回應公眾的表現感到失望,認為政府傾向選擇性聆聽訴求(上亞厘畢道Facebook網頁)。部份行為有「做騷」之嫌,缺乏有效的互動。更有受訪者指出,上網集體表達意見才有和政府談判的籌碼,並認為遊行示威才能引起政府注意。
 
基本上,80後不如坊間或傳媒所抽述的反傳統,網上調查問卷(n=328)顯示這群年青人相當重視傳統家庭價值,大部份表示會結婚。87.0%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婚姻是一個過時的制度;近80.0%的人認為孩子需要一個完整的家,才能快樂地成長;98.5%的人認為家庭是重要的;81.0%的受訪者目前是與父母一起居住。
 
一點建議
香港現今年青一代所面對的挑戰是要不斷裝備自己,大大提高自己的專業及學識水平,好回應全球化,與香港本身、內地甚至全世界的人競爭。他們不單要照顧自己的生活,面對人口老化這現實,他們必須努力工作才可養活長輩和下一代。
 
他們是社會重要的資源,將來要兼負的責任亦實在沉重,他們絕對是值得栽培。我們建議政府應協助年青人創造或再造政治、社會流動、生活和居住環境的空間。
 
政治空間
政府要改善和提升公眾參與和回覆公眾訴求的制度,我們提倡引入由下而上的公眾參與模式,並參考其他國家的電子參與平台(e-Engagement)。例如:
 
1. 英國的電子請願網站(http://petitions.number10.gov.uk/
2. 美國白官的Open For Questions
          (http://www.whitehouse.gov/OpenForQuestions/
3. 新加坡的Reach項目(http://www.reach.gov.sg/
 
教育空間
長遠的教育培育非常重要,亦有賴政府的支持。教資會資助學位數目有需要再增加,亦應考慮延長學生貸款的還款期,或調低貸款利息,以減輕剛畢業大學生的財政負擔。政府亦應為年青一代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機會,協助適應真實世界的競爭。
 
居住及公共空間
推行以民為本的住屋計劃,並適時修訂,並應於不久的將來見到成果。此外,政府亦應開放更多公共空間,讓年青一代有地方聚會和活動。
 
工作及生活空間
政府應協助企業擴闊更多不同工種,避免過分集中於金融業務。政府亦應帶頭推動和宣傳健康平衡的工作生活模式,例如盡量讓職員準時下班或間中容許員工在家中工作,與及實行彈性工作時間。
 
另外,面對跨境婚姻,單親家庭的增加,香港要如何保持高素質人口?政府在這方面應大力促進一個沒有偏見的和諧社會。例如推廣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讓家庭的形成和職業發展不會造成衝突。
結語
年青人不只是我們的未來,更是我們的現在,是社會重要的持份者,其需求是否得到滿足反映社會政策被接受的程度。真心對待年青一代可為社會創造雙贏局面。
 
投資在他們身上,是我們發展向前的最佳保障。


 
[1] 2010年3月至4月進行聚焦小組,有46人參加;7月至8月進行電話調查,有1,020,當中有328人進行其後的網上調查(8月至9月進行),而7月至9 月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有20人參加。
[2] 其中1,894篇為中文報導,102篇為英文報導。剔除非本地文章,共搜出1,339篇文章,其中1,257篇為中文報導,82篇為英文報導。

 

80傳說 ——「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2011」 發佈後的一些分享

── 2011年「80傳說」研討會

譚溢泉牧師 |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牧師
15/10/2011

摘要

本文是筆者以一個牧者的身分,在「80傳說」的研討會中,聽過「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2011」後的感想。筆者相信,就關心香港的社會問題來說,無分年齡或身分,而80後指出的問題,其實是值得牧者留心及反省,並應該正確地理解及解讀時代的問題,按聖經的真理作出回應。

引言

作為一個牧者,接受的是神學、釋經、牧養等訓練。但我們必須承認在香港、中國以至全世界,無論在政治、經濟、科技上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轉化帶來文化、思潮、生活型態上的轉變。

牧者與80、90後面對同樣的香港問題

牧者本身也是時代中的一員,與所有香港人同樣的面對同一問題,全球化經濟,帶來M型社會,引申新一輪的貧富懸殊。網絡世界與網絡文化,使人與人的相處、分享成為即時性。這就是我們今日活著的世界,不分是80後或90後,我們也是在同一天空下。
 
無論是80、90後或牧者,只要是香港人就要面對香港的問題。香港是貧富懸殊的地方,其中地產的問題,影響著香港每一個人。「地」再不屬於上帝給地上的人,並由他們交給政府作管理。而是政府成為地的主權者,以賣地作為收益,令地上的人沒有自己可住的地方,而要高價向地產商購買。「地」——香港市民交給政府管理,而香港政府高價賣給地產商。聖經如何看地與政權及地上的人的關係?這是政治問題?是倫理問題?是神學問題?無論如何叫苦的是地上的人。當人在地上叫苦時,基督在那裡?教會的聲音在那裡?社會公義問題反而在80後的聲音中聽到。80後指出了問題,但這些問題不是80後本身獨有,而是整個社會的議題。因此作為牧者不是要回應80後這個現象,而是回應、思索他們所帶出的問題;並不是為去安撫他們、也不是為得着他們,而是因他們所提出的議題作出誠實的反省。
 
作為基督徒,上帝給我們香港市民、中國人的身分。我們是天國的子民,但同時是香港的市民。我們與所有香港人一樣面對高樓價、通脹、金融風暴、政治、經濟的問題。

牧者如何回應社會問題

作為牧者,如何回應?首先要作出正確的理解及解讀,並透過聖經真理作出回應。這要有兩方面的掌握:時代問題與聖經。正如菜園村事件與香港地產問題,聖經及神學中早有很多信仰與土地、土地上的人、管治者角色的討論。牧者在神學與處境的了解掌握是否足夠?
 
有人指出,80後只是少數人的聲音,不須太緊張去處理。然而舊約中的先知從來不是多數,新約時期基督徒的聲音在當時希羅世界也是小眾,在宗教改革時期,威克理夫、胡司、路德……當時也只是少數。問題是80後提出來的問題是否正確和重要,以致我們要去面對及反省。這不是大眾與小眾的問題,而是他們所指出的是否合乎公義、真實?他們的指控是否我們今日所須要反省的?記得指出國王沒有穿衣只是一把小孩的聲音,這小孩的聲音確是真實與清脆,只是不合體統。
 
有人問基督徒或牧者可否參加遊行示威。遊行示威是基本法及中國憲法也列明的市民及國民權利。上帝給我們作為香港市民及中國國民,每個人就享有法律所保障之權利,當然包括基督徒與牧者。如指出基督徒或牧者不可遊行示威,是剝奪其公民權利。因此作為香港基本法保障下的市民,無論是基督徒或牧者可享有這自由。沒有人有權指誰不可(或必須)參與遊行示威等社會行動,而由當事人在法律保障的自由中選擇如何表達(或不表達)其立場。重要的不是遊行示威的社會行動,要關注的是背後的議題與處境。

結語

我們的信仰指出因罪帶來人的苦,以致創天造地的主成為人,進入人當中,直到十字架上成為救贖。這是神對「人」最大的認同與擁抱。一個進入人當中的信仰,叫我們的信仰不能脫離人群。我們以為離開人去尋找神,想不到是神離開天上到人當中尋找人(腓二5-8),並差遣我們進入人當中。要進入今日的人當中,就要與他們一同面對今日的世界。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明白甚麼是真理及有真理的上帝同行。我們也是今日世界中的一份子,與所有人面對同一個世界,在這真真實實的世界中面對真真實實的人、真真實實的事,並與這又活又真的上帝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