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機會須按實情正視歧視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資料庫

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於2020年1月7日發表於去年9月16日至25日，隨機電話訪問1,058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人，就公眾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人士）法律權利的態度研究報告(下稱CUHK-SRP2019/20)，結果顯示，60%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僅12%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是過往同類調查中反對比率最低。有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計劃創辦總監孫耀東說，政府和外界經常以「未準備好」為藉口，拒絕立法及推行LGBT+的平權政策，到底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報告書內提及三份研究報告，分別是2016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下稱EOC-CUHK2016)，2016年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眾及LGB（男女同性戀、雙性戀人士）對LGB友善商業機構態度調查報告》(下稱CUHK-SRP 2016)及2017年 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下稱HKU-CCPL 2018)。

本社深入研究報告後，有以下發現:

• 這三份研究報告及今次的研究，孫耀東都是研究團隊成員之一；
• 有另一份於2018年發佈，也是孫耀東有份參與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下稱CUHK-PPRFS 2018)，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內提及作比較。

支持同性婚姻人士減少6個百分點

首先，我們先看看這份孫耀東有份參與，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提及的研究(CUHK-PPRFS 2018) 有關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看法。這份2018年的報告，由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孫耀東團隊所做，並已於2018年8月於網上發佈，孫耀東研究團隊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自己有份參與的研究，這個研究採用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2,009位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調查發現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只有32.6％，支持同性民事結合的也只有33.1%，顯示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及民事結合支持率不足三成，實在不明白為何孫耀東會忽略這份更新及更全面的研究報告。

事實上，這份研究報告的結果與2016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EOC-CUHK 2016)數據相近，平機會的報告顯示同性婚姻和民事結合的認受性亦不高：
29.1%受訪者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反對42.4%，中立26.1%；
37.4%受訪者表示支持民事結合，反對42.8%，中立14.2%；
無論同性婚姻還是民事結合，非常支持的也不足7%，反映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持保留態度。

今次的研究(CUHK-SRP2019/20)顯示，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較2016年中大同類型調查(CUHK-SRP 2016) 的27%，有明顯增幅，因此，孫耀東表示香港社會越來越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如果我們比對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於2017年的研究(HKU-CCPL 2018)，當時表示支持同性婚姻的有50.4%，較今次的44%減少了6個百分點，顯示並非越來越多人支持。

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減少24個百分點

至於是否越來越多香港市民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今次調查顯示60%受訪者同意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這是非常正常的，明光社也贊成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例如透過持久授權書的方式。事實上，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不一定等於支持性傾向反歧視立法，今次研究報告顯示有45%香港市民支持性傾向反歧視法立法，較2017年 (HKU-CCPL 2018) 研究的69%明顯減少24個百分點，減幅接近四份一，顯示越來越多市民不贊成透過訂立反歧視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可能是擔心立法後會產生逆向歧視。

由此可見，政府和香港市民是真的「未準備好」就同性婚姻及性傾向歧視及立法，並非藉口。

問題清晰結果才會更清晰

要了解一個調查，先要了解其提問的方式、用字和如何演繹，否則很容易會被誤導。今次調查和2016年平機會同類型調查（EOC-CUHK 2016）犯上同一錯誤，就是問題和演繹具誤導性，因為將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等同支持訂立具有特殊保護，甚至會懲罰持不同意見人士的性傾向歧視條例是一種推論上的跳躍，甚至是騎劫了民意，因為要提供法律保障，還有許多其他的方式。此外，若要明白受訪者的真正意願，不宜純粹抽離地問對方是否贊成性傾向歧視條例和同性婚姻，因為其他相關調查顯示，若受訪者了解通過相關法例會造成的其他後果，包括會懲罰持反對意見人士的逆向歧視；會打破婚姻中的性別、甚至其他限制（如血緣、年齡和人數）；以及會令許多潛在出生的嬰兒失去在親生父或母照顧下的成長權利等，答案會完全不一樣，大家不能不察。

本社對於這份剛發表的報告，雖然看似比較多份之前的研究報告，但所選取的內容及推論都是有選擇性及誤導性的，表示遺憾。

資料來源:

CUHK-SRP 2019/20 
Suen, Y.T., Chan, R.C.H. & Wong, E.M.Y., (2020).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LGBT+Legal Rights in Hong Kong 2019/20.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s://7bb73318-120e-454d-84c6-9da78469b28b.filesusr.com/ugd/c27b9b_3a3de20a3fba492b974e883d8a09d3aa.pdf

EOC-CUHK 2016
Suen, Y. T., Wong, A. W. C., Barrow, A., Wong, M. Y., Mak, W. W. S., Choi, P. K., Lam, C. M., & Lau, T. F. (2016). Study on legisla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intersex status. Hong Kong: Gender Research Cent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mmissioned by Hong Kong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61251750293418312.pdf
《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問卷調查研究結果補充資料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ResearchReport/201603/SOGI-Project_supplementary-info_Ch_20160229.pdf?fbclid=IwAR38O-f3_0_Ray-pAZG1cV6lymuPXKiCvh8pH6BFMzTr32HEraHy-NSuQ5Q

CUHK-SRP 2016
Suen, Y. T., Wong, M. Y., Chan, R.C.H., & Yeung, G.K.W. (2016). Study on Hong Kong Public and LGB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LGBfriendly Business Organizations.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CCPL 2018
Lau, H., Lau, C., Loper, K., & Suen, Y.T. (2018). Support in Hong Kong for Same-sex Couples’ Rights Grew Over Four Years (2013-2017) Over Half of People in Hong Kong Now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Hong Kong: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 The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過去四年（2013-2017 年）對同性伴侶權利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07/Change%20Over%20Time%20Paper%20Chinese%20(3%20July%20Final%20for%20Distribution).pdf

CUHK-PPRFS 2018
Lau, T.F., Suen, Y.T., Gross, L., Mo, K.H., Wang, Zixin, (2018). Attitudes and levels of support toward sex-sex civil union and same-sex marriage legisl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homosexual people in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
https://www.pico.gov.hk/doc/tc/research_report(PDF)/2015_A4_016_16A_Final%20Report_Prof%20Lau.pdf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上任以來，支持率每況愈下，除了因為僭建，還有因為她沒有申報丈夫潘樂陶購入的兩個豪宅，及沒有申報她以配偶身份，與丈夫共同持有安樂工程8.89億股或63.48%股份，市值超過10億港元。[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僅就上市證券的披露而言，任何人士的配偶如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擁有權益，該名人士亦被當作持有該權益。作為司長，應該最熟悉香港法例，對已婚配偶關係、同居關係及其他關係所涉及的權利及責任，不應不清不楚，也許，她要研究一下平等機會委員會於今年6月發表的《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報告，[2] 該報告就21個範疇中香港法律對六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情況作出研究，這些關係包括異性或同婚姻關係、異性或同性法定伴侶關係（編者按：類似外國的民事結合和事實婚姻），及異性或同性同居關係。有關報告的內容，請參附表。

綜觀附表內容，現時香港法律仍以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為主，很多法例和政策，例如申請公共租住房屋、領養、刑事事宜及囚犯等不同範疇，都是以現行的婚姻制度，即異性婚姻關係作為基礎，顯示異性婚姻關係中兩個人關係的獨特性。假如讓其他五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與異性婚姻關係看齊，得到同樣的承認和權利，將無可避免對香港現行婚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帶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異性婚姻在社會的獨特地位亦會被削弱。

可是，申請公屋只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的做法未來將受到挑戰，高等法院於今年9月26日，會就一宗同性婚姻關係人士以一般家庭的身份申請公屋的司法覆核案進行聆訊。案件的判決除了影響個別人士外，亦會影響香港的婚姻制度和對家庭的定義，大家必須密切關注有關判決，期望結果不會進一步削弱現行婚姻制度。

圖片來源：https://spotlights.news/page/128

同志是一種政治身份。為身份加上「弱勢」標籤，在左翼世界就能取得道德高地，在主流媒體裡有話語權，牽動一般人的正義感和同理心。身份的政治，會在人與人生活的細微層面裡運作，一句問候、一種坐姿、性別身份等都會受到這種政治的主宰和制約。[1] 本文嘗試以基進女權作為切入點，觀察身份政治的操作。

同志，LGBTQIA+，不單包括同性戀（Lesbian、Gay、Bisexual），也有關乎性別認同的（Transsexual／Transgender），自主、流動、顛覆的性別理論（Queer），因著性別發育障礙定義為同時有兩種性別的（更準確地說，是兩種性別的身體都不完整）（Intersex），以及支持同志政治的異性戀者（Ally）、無性戀者（Asexual）等等。

「+」是指更多其他關乎性（sexuality）的標籤，很多時隨政治需要而彈性替換。當同志要表達更包容時，「+」就被演繹為包括性虐待的癖好（BDSM）──被正名為「愉虐」的生活品味。某些固有的同志（LGBT）未必接受這些「+」，亦不希望一般人將同性戀、變性者污名為性癖。[2]

這樣，我們不妨將同志理解為一個集合名詞。每個身份，都有自己的群體特性和想法，之間有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他們的共通點是都常以「小眾」、「不認同＝打壓」的標籤，操作話語權。

男／女

基進女權主義（radical lesbian／radical feminist）認為，男性階級在歷史一度坐擁權力，為了保持一己私利，維護壓制和束縛女性的文化制度。女性需要政治覺醒，擺脫男性階級，反抗打壓；男性同樣需要覺醒，覺察自身的打壓，萎縮男性的特性是種悔過。女性取得改革社會的權力和主導，實現女人不需、不為男人而存活的理想。這種女性政治身份稱為Lesbian。以上說的都是生理女性。

身份政治的操作包括了宣稱身份、尋找敵對的身份、加以控訴、從敵對身份中取得權力。

媒體流出一條俄國短片。一名自稱是女權主義女子（宣稱身份），向地鐵上劈腿而坐的男性（敵對身份）的下體潑灑腐蝕液體。她就著侵害別人身體作出辯解（取得權力），要代表社會懲罰男性群體一貫的性別侵略──男性劈腿坐姿（manspreading）──阻止男性以坐姿象徵擴充男性權力的空間（加以控訴）。

最後，事件被揭發是真做戲、假新聞。[3] 然而，身份政治的真實性表露無遺。影片之所以流通且備受討論，反證這類身份政治的操作是廣為流通，亦得到承認。

男人本身就是惡

這種「打壓」並不在乎作為男人的他「做過」甚麼事，只在乎他的身份「是」男人。網民熱議：「試想像潑人的是男性，豈不是性侵典範？國際傳媒必定群起而攻之」、「有些男子身邊沒有人，沒有任何人的空間受到他的侵佔」、又貼上「女性也會劈腿而坐」的貼圖。在基進女性主義者眼中，只要「是」男人，本質上就有原罪，不論做了或未做甚麼都應找到批鬥的正當理由。

順／跨

同志群體內部劍拔弩張時，也動用身份政治的操作，常見於近年跨性別主義（transgenderism）。只要確認「心理女」都屬於「女性」的政治身份，就算有男性的身體結構，也成了被打壓的弱勢。被誰打壓？跨性別主義者認為，生理、心理認同一致的生理女性（順性別女，cis-female）坐擁女性身份的特權，打壓生理為男的心理女（跨性別女，trans-female）。

若果基進女性主義是一種「男／女」的身份政治，上述政治可說是「順／跨」的身份政治。

倫敦2018年中的同志遊行裡，[4] 反跨聲四起，形容跨性別主義是反基進女性主義（anti-lesbian），即男性以「跨」權奪取生理女的標籤──話語權，形成與「順」女性敵對的狀況。

在跨性別主義者眼中，順性別主義本來是一種霸權──順性別女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異化和排拒了心理女性。排跨女性主義（trans-exclusive-radical-feminist, TERF），恐跨症（transphobia）等污名標籤排山倒海而來，跨性別者在論述裡，取得小眾和受到打壓等標籤。敵人是「順女階級」。倫敦的同志團體出公開信譴責基進女權者，控訴她們排跨，不寬容、心態歧視。[5]　

對於基進女權來說，跨性別主義可說是父權的變種，以男性權力消除女性的定義和存有──當男人都是女人時，無疑消滅女性的存在意義。Female Erasure: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Gender Politics' War on Women, the Female Sex and Human Rights一書描述了有關狀況，適合想進深了解有關議題的朋友閱讀。

短結

不論是「男／女」還是「順／跨」的身份政治的操作，都扎根於當代的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它將「資本階級／勞動階級」的馬克思理論模型，應用於性別範疇上，透過基進女權對抗男人和跨性女這兩個同志內部張力的事例，可讓我們初步理解身份政治的操作。

浸大普通話畢業要求風波弄得滿城風雨。本社員工有不少為浸大出身，對此事意見紛紜。對於本文普通話畢業要求的存廢、學生態度和校方處理等問題，坊間已有豐富討論，故本文希望討論另一極為重要，但無人問津的問題：語言與歧視政策問題。

普通話畢業要求是歧視，但沒有法例處理

在本次風波中，浸大同學提出普通話畢業要求為歧視本地人。因為相關要求只適用於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但對其他學生、如內地生則不適用。校方亦沒有要求其他學生要符合另一些語言要求，如粵語要求，方可畢業。為此，有知名的時事評論家建議浸大生向平機會投訴，亦有立法會議員就此事去信平機會。

浸大同學的立論，浸大的普通話畢業要求基本上符合條例有關「歧視」的定義。然而，就此事向平機會投訴，我們認為難有效果。

平機會為法定機關，其職權範圍只限於執行和推廣現有的四條《歧視條例》，包括《種族歧視條例》（下稱《種歧》），並無其他權力。唯現行《種歧》的第8條已列明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和新移民（下文再述），20條（2）和26條（2）則有職業訓練及教育機構不用為任何種族群體調整授課語言的全面豁免；故理論上平機會無法處理相關投訴。當然，近年平機會經常做超出職權範圍的事，例如向政府建議立更多歧視法、保障事實婚姻、又主動去信抨擊一些不符他們「平等」標準的機構等。然而，這只會發生於符合平機會總路線的事件。但從我們的觀察，「保護粵語」不符平機會的總路線。

教學語言與《歧視法》

我們的觀察從何而來？2014年7月，平機會發表《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年》，當中的諮詢問題37涉及上述有關授課語言的豁免。[1] 平機會明言「應廢除《種族歧視條例》在教育和職業訓練的授課語言方面的例外情況」。

《種歧》豁免授課語言的原意是為了省卻學校和機構的麻煩，給予他們自主空間，也為了法例實際可行。因為一間全粵語授課的學校，若當中有不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那該學校很可能已觸犯《種歧》中間接歧視的條款。事實上，諮詢文件亦舉出以下例子：

例子 33：《種族歧視條例》關於授課語言的例外情況，平機會曾收到一名尼泊爾裔水喉匠的投訴，他希望到一間職業訓練學院進修，因為如果不完成課程他便不能取得香港的水喉匠資格。他要求以英文上課，但學院初時拒絕。由於職業訓練授課語言的歧視屬例外情況，因此無法提出間接種族歧視申索。（P.86）

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倡議般修改，該機構會面臨何種情況呢？第一，平機會會控告該機構歧視少數族裔。若其後對簿公堂，該機構須證明以中文授課是a.有理可據（justifiable），b.有合法目的（legitimate objective），以及c.與該目的有合理（rational）和相稱（proportionate）關連。若法庭最終不接受該機構的辯解，判機構敗訴，則該機構可能要將授課語言改為英語，或作其他措施，確保不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可以參與課程。

不難想像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建議般修改，教學機構會承受何等巨大的壓力。因而，《種歧》在草創階段就對授課語言有豁免。唯平機會以少數族裔學中文困難為由，提出廢除授課語言豁免，令人失望。我們期望少數族裔可以融入本地社群，自身亦有參與相關的義務工作，可是欲以《歧視法》達致目的完全是不切實際，只會增加族群怨懟。

粵語與《歧視法》

然而，平機會當年改造社會的藍圖還不止於此。我們必須將上述有關教學語言的建議和其他段落合併來看。筆者曾提過《種歧》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及新移民。由此，平機會在2014年文件中建議「禁止對與香港居民身份，和與移民身份相關的歧視。」（P.41）簡言之，將本地人和新移民身份都計入「種族」中。

現在回到有關授課語言的討論。平機會一方面提出廢除《種歧》對授課語言的豁免，一方面提出將新移民身份納入《種歧》中。換言之，上述水喉匠的例子「尼泊爾裔」可換成「新移民」，「英文」可換成「普通話」或「簡化字」。具體來說，若有一新移民學生在上學說感到學校以粵語授課令他特別不利，則他可以要求學校轉以普通話授課，並提出間接歧視申索。

但既然平機會建議《種歧》包含本地人，本地人又可不可反過來控告普教中的學校歧視本地人呢？答案是可以，但勝算極低。第一，普教中為語常會建議，教育局推行的政策；第二，普教中沒有對本地人造成特別不利，因為在一學校或一班別內所有本地人都接受普教中，除非該校有為數不少的，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第三，全港已有七成小學設立普教中班別。綜合以上三點，法庭有相當大的機會接納普教中的合理性，不大可能裁定普教中為歧視。「歧視」在法律中的邏輯就是要找兩個群體作比較，看看某政策有沒有造成不平等。全體本地生都接受普教中，雖然有人會認為是「集體受苦」；但卻是平等地受苦，沒有「歧視」可言。

故此，單從條文看來，平機會的修例建議確實是對本地人和新移民「平等」，但只是平等的提控機會。從現實來看，卻是對本地人不利。因為本地人在人數和文化資本上的優勢，會令他們在法庭上獲判定為「處於不利」的成數大大降低；而一項政策或措施必定要令某群體「處於不利」才算是歧視。

若依平機會的建議，浸大校方有沒有違反《種歧》呢？浸大同學確是可以提控的，若法庭受理則浸大要證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a.有理可據，b.有合法目的，以及c. 與該目的有合理和相稱關連。浸大校方提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希望畢業生具兩文三語的語文能力；這理由能否成立，則要看法官的判斷了。

但不論如何，以上討論已展示了平機會的社會想像。就是各群體都可以告來告去，所謂「機會平機」是「提控的機會平等」──一個動輒興訟，凡事交給法庭的社會。辦學團體再無自主性可言。以浸大風波為例，普通話畢業要求本是校政，應由浸大社群自決，這才體現大學精神。但平機會的建議卻可能會將決定權交給法庭，由法庭決定該要求的存廢。有趣的是，平機會作為執行四條《歧視法》的機關，它原來亦可能有左右語言要求和政策的大權。

《歧視法》與自由主義

我們認為，平機會的倡議深深反應了羅爾斯式自由主義的思維模式及其弊病。

自由主義提倡一個價值中立的政府，藉由提升基本益品（primary goods）的總量和平等地分配基本益品，讓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追求自己美滿人生的平等機會。自由主義的其中一項根深柢固的前設，就是每人對「善」的定義都不同，沒有人能為他人決定甚麼是「善」。由此，政府不應偏袒任何一種「善」的觀念。

這種前設看來合理，但拉回現實就會發現很多不當之處。以語言為例，價值中立的政府理論上要平等地對待每一種語言，不論是粵語、英語還是普通話。正是這種思維主導下，平機會才會認為以英語或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其學習機會因語言問題而比本地人少，是不合理和應糾正的。因為在自由主義思維下，本土語言沒有特殊地位，若它成為了社會上某些人追求美滿人生的絆腳石，那就用各樣手段幫助那些人擺脫它，例如《歧視法》。

自由和平等都是只有形式但沒有內容的道德原則。為人父母對孩子可自由地選學不學粵語，可能會不高興；同理，孩子與其他同學必須平等地接受普教中，父母可能亦未必認同。自由本身孤立來看可能沒有價值，因為不受「差」的東西限制才顯出其價值；平等亦然，平等地差沒有價值，要平等地好才有。若浸大的所有學生都平等地有某種語言的畢業要求，本地學生就會滿意了嗎？恐怕亦不會。

粵語對香港社群而言有重要的價值。政府大可不必對其「中立」。因為那幾乎是香港社群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條件。粵語的價值對於香港社群而言，理應高於其他語言，但粵語優先不等於排斥其他語言，你硬要它與其他語言平等，美其名是「平等」，實際是削弱粵語。情況就如人本應對親生父母有特別關顧和義務，你要「平等」地對待親生父母和其他陌生人，反而是對親生父母不公平。

因此，我們認為平機會只要不改變它固有的思維方式，「保護粵語」都不會符合平機會的總路線，削弱粵語地位反而成為它行動的結果。浸大事件反映了本地學生對粵語的珍愛，公營機關應如何調整它自己對所謂公平和正義的理念呢？公權力不斷介入市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是一個大家必須警惕的趨勢。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昨日（2018年1月2日）發新聞稿及上載2017年11月尾已提交的性別承認諮詢意見書，[1] 建議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採納最寬鬆的自我聲明模式及訂立多項侵害人權的刑法措施，本社表示極度遺憾。
 

平機會有關性別承認的建議可歸納「五不」和「三立」：

「五不」
不須診斷證明（p.28）
不須荷爾蒙或其他治療（p.33）
不須真實生活測試（p.30）
不須變性手術（p.39）
不限年齡（p.46）、婚姻狀況（p.50）和親職狀況（p.52）
 

「三立」
訂立性別承認法（p.15）

訂立更改如：出生證明等歷史文件的機制（p.65）
訂立禁止披露變性者身份的刑事法（p.66）

上述倡議比大多數同運團體提倡的「無須手術模式」更為激進。本社認為平機會此建議將市民置於動輒犯法的險境，與其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法定機關有著嚴重角色衝突。此建議亦漠視女性權益及言論自由。現詳述如下：

法網無限大：

平機會一方面提出「五不」主張，一方面又建議將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一事列為刑事罪行是大行白色恐怖（p.66）。

假若政府真的採納平機會的「五不」主張，那麼一個外表和身體完全是男性的人，其法律性別可以是女性；其他市民根本不可能得知那人是否曾轉變性別登記。在這情況下怎樣才算「披露對方曾轉變性別」？是否按常理「誤稱」一句「先生」或「小姐」也會觸犯法例？以性別稱呼對方是本地的日常風俗，也是禮貌；平機會竟然建議訂立法網如此巨大的反歧視法例，令市民在日常生活的接觸禁區重重，地雷處處，令人遺憾。[2]

更恐怖的是，平機會建議政府將上述行為列為觸犯刑事，意味著執法機關可以繞過當事人，直接提控那些「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的人（p.66）。此做法完全有違常理，亦令人懷疑平機會借機擴權。

打壓言論和思想自由

平機會的建議更是打壓所有人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包括一般人和跨性別人士。

對一般人而言，平機會建議訂立「反歧視法」，其客觀效果必然是打壓對跨性主義持異見的人。而且，平機會建議的「反歧視」法網如此巨大，所有人都有可能誤觸禁區。

對跨性別人士而言，平機會一方面主張極盡寬鬆的「五不」建議，以自我聲明為永久以異性身份生活為轉變法律性別的唯一依據；一方面又暗示違反自我聲明可以是刑事罪行（p.31）。平機會如此建議，對想取回原生性別身份的人，大有可能是一個誤區。事實上，因各種原因對變性感到後悔希望回復為原生性別身份的人不在少數（de-transition），這些人更透過演講和出版講述自己的經歷。[3]　不論贊成與否，這些人的故事都是幫助有關人士的重要資源；然而，這些人的故事在平機會的建議下，有可能會干犯虛假聲明的刑事罪嗎？

平機會的「五不」主張同時建議轉變性別不限年齡，16歲以下的需家長同意。綜合上面的分析，平機會會否實質在建議一個兒童可以作出一個有潛在刑責後果的決定而不自知？證據顯示八成有跨性傾向的兒童在長大後不再想變性。[4]　平機會的建議實際效果是鼓勵這些兒童走上一條不能回頭的變性單程路，完全匪夷所思。

打壓女性權益

平機會的「五不」建議，實際的效果就是容讓擁有男性外觀和男性生殖器官的人進入女性專用場所，包括女子監獄、婦女庇護所、女更衣室以及女廁。此建議嚴重影響女性權益。更嚴重的是，由於平機會同時建議立「反歧視法」，那些對上述情況感到不滿的女性和經營婦女庇護所的負責人，大有可能被刑事檢控。試問：這是甚麼人權？
 

角色衝突：

平機會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本地法定機關，建議訂立新的歧視條例有嚴重角色衝突。此舉有為平機會擴權的客觀效果及損害平機會的中立性。該建議亦違香港賴以成功的分權原則。

本社對平機會的呼籲

平機會是受到四條歧視法所賦權的法定組織，卻一直在事實婚姻、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別承認等不被授權的政治議題上不斷遊說，有意無意地擴權以利己。而且，作為公營機關，上述倡議實際要令市民彼此監控防範，以反歧視之名大行白色恐怖，使到港人日常生活要小心翼翼、自我審查；其建議更有違人權公約中訂明人人皆有言論及思想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等多項重要條文。
 

本社重申，兩性是人類最基本及重要的區別，以生理性別作為收集性別資料的準則，能促進社會運作效能，彰顯公平和保障權益。因此，本社呼籲平機會重回討論正軌，認清在「跨性別」這一詞語背後的不同群體及不同訴求，區分性別自主訴求和變性訴求，仔細研究和思考當中的合理性和對社會的影響。勿再越權，使社會大眾以為所有跨性別人士都是激進份子，從而加深社會撕裂。

歐洲人權法庭(ECtHR)在2016年6月30日 有一宗關於同事伴侶的判案，由於法庭在本案中對平等原則有極為創新的應用，值得與大眾分享，好讓大家反思何為平等。[1]

案件背景

訴訟案件申請人Taddeucci和McCall為男同性伴侶。前者是意大利人，後者則為新西蘭國民。據稱，他們在1999年開始以伴侶身份一起生活，但並未結婚。2003年，他們決定移居意大利。McCall遂以家庭成員身份，申請居留許可證，但遭意大利當局拒絕。因為意大利其時只承認異性婚姻，相關的許可證中的「家庭成員」並不適用於McCall。Taddeucci和McCall遂開始與意大利政府長達數年的訴訟。最終，意大利最高法院（Court of Cassation）在2009年裁定意大利政府的決定合法。

其後二人在荷蘭生活，在2010年正式結婚。經過多年的訴訟，二人仍然不服，故在意大利最高法院裁定二人敗訴後，提訴歐洲人權法庭，指意大利當局的決定歧視他們的性傾向。

平等原則與法庭一貫的取態

所謂平等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對狀況相似的人，要相似地對待；對狀況不同的人則要不同地對待。因此，邏輯上違反平等原則可以有兩種形式：「等者不等之」和「不等者等之」。舉例說，男和女雖然有很多不同，但工作得到的薪金不應和性別有關，而應只與職位和工作範圍有關，故給予男女同工不同酬就是「等者不等之」。相反，男和女在體格和體力上明顯不同，若強迫女子運動員與男子選手一同作賽，則是「不等者等之」。

歐洲人權法庭過往面對已婚者和未婚者的差別對待時，在不同範疇均會肯定婚姻為已婚者帶來的特殊地位，從而肯定已婚者和未婚者（包括同性伴侶)不能等量齊觀，不等者不等之，正是合情合理。例如，Courten v the United Kingdom 涉及稅務優惠 X and Others v. Austria 則涉及領養。進一步說，一些如民事結合般的關係，法院同樣認為和法律認可的婚姻關係不能等同，如Manenc v France和Gas and Dubois v. France。

一般而言，法庭在處理歧視訴訟時，會採用一套思考工具用來判定原告人是否被歧視：

1. 判斷原告是否與其他人獲較優待遇的人處於相似的地位 (如已婚和未婚)
2. 如地位相似，則作出差別待遇的一方要提出合理理由和目的
3. 法庭再判斷目的與手段是否合乎比例

在本案中，法庭採用了類似的取路，但卻「創意」十足。

法庭的判決

法庭最終以6比1大比數裁定Taddeucci和McCall勝訴。與之前法庭的取態類似，法官們肯定已婚姻人士和未婚姻人士處於不同的法律地位，也肯定意大利政府沒有差別對待Taddeucci 和McCall二人及其他未婚人士。然而，法庭沒有如之前的法官般在這麼止步，反而主張Taddeucci和McCall實際上和其他未婚人士不同，因為其他未婚的異性戀伴侶可選擇結婚，而他們則不可。繼而，他們質疑意大利政府為何沒有差別對待Taddeucci 和McCall二人及其他未婚人士。換言之，多數法官認為意大利政府是「不等者等之」，必須要證明相關政策有合理和正當的目的，且是合乎比例的手段才能接納當局沒有歧視原告的性傾向。

其後，法庭不接納意大利當局提出的理據。當局的提出的理據，包括要保護和維持傳統家庭；但法庭認為有關性傾向的差別對待需要特別地具份量和具說服力的理由來支持，而多數法官認為維持傳統家庭並不具有如此份量。因此，意大利當局被判敗訴。

Sicilianos的異議判詞

在七位法官中，只有Sicilianos持反對意見。他認為多數法官的論點違反邏輯和常識，完全是自相矛盾。他指出原告人的提出的論點本來就是要和意大利的已婚人士作比較。而且，「與已婚人士不可相比」和「與未婚人士可相比」根本是是同一個命題的正面和反面陳述，因為在意大利根本只有一種結合形式(civil status)。所以，多數法官在邏輯上根本不可能同時贊成「Taddeucci和McCall與已婚人士不可相比」和「Taddeucci和McCall與未婚人士不可相比」兩個命題。

Sicilianos更引用多數法官所寫的判詞支持自己的論點。多數法官說：「法庭需決定……原告沒有獲得與未規範的異性伴侶不同的對待，是否有合法的目的。」Sicilianos指出，所謂「未規範」(not regularized)的相反在意大利的語境下就是已婚人士；換言之，多數法官說Taddeucci和McCall和這些人不能相比，就是說他們與已婚人士可相比。然而，正如上文指出，這種觀點並不符過往判例。

判決的影響

是次判例，除了令Taddeucci和McCall二人終於得償所願外，對將來有關人權的判案都會有極大影響。由於各地都法院都會引用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作為參考，本案所採用的進路很有可能直接被應用到各地有關LGBT權益的訴訟。但正如異議法官指出，這種進路不無問題，甚至在邏輯上有極大問題。

取態傾向支同運的Dr. Nelleke Koffeman在評論本案時亦欣喜地指出本案例「容許法庭繞過有關婚姻的規範性要求；案件可以不用再理會已婚人士和未婚人士是否可比較。」[2]言下之意，就是法庭可以更有「彈性」、更「容易地」處理類似的訴訟。說穿了，就是法官從條文和案例中獲得更大的自由。

本案在香港的QT案中，由於所爭議的內容非常相似都是有關入境居留安排，亦有被QT一方引用。QT一方代表律師要求上訴庭法官採納本案判決，而代表入境處的律師則主張本案的多數法官錯判，Sicilianos才是正確。上訴庭法官們面對歐洲人權法庭的判例，亦不敢妄下判斷。他們選擇懸置對本案的看法，主張其他案例已足夠他們才出判決。雖然上訴庭法官最終裁定QT勝訴，但他們沒有因為本案是「歐洲」的就立即採納，能夠小心謹慎，值得一讚。

短評

「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作為衡量平等的指導性原則，筆者認為依然適用。然而，一切比較都先找出一個比較項或比較點。我們可以比較兩名員工十指的長短，然後說十指更長的人沒有獲「不等者不等之」，得到更高的人工，是被歧視。由此可見，我們以比較作為方法，去衡量兩者是否獲平等對待時，我們先要證明當中的比較項是具意義(significant)和與事件相關的。以本案為例，多數法官提出同性伴侶不能選擇結婚而異性伴侶可以選擇作為兩者的「不等」之處。這故然是一種「不等」，但這種不等與法官們要決定的事有多相關和有多大意義呢？其相關性和意義是否大於「未婚同性伴侶」與「已婚人士」的不同。這是每個支持平等權利的人，都要思考的。

近日再有團體到平機會請願，希望將現行《種族歧視條例》（《種》）的適用範圍擴闊到「新移民」。我們同意社會要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亦明瞭新移民歧視在本地頗為普遍；[1]但眾所周知，由於《歧視條例》法網過大，我們對相關形式的立法一向份外審慎。我們憂慮《歧視條例》不但無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反而會加深本地人與新移民的對立，以及加劇標籤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歧視條例》的法網太闊

首先，《歧視條例》中，「歧視」包含「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後者經常令人誤墮法網。它規定，若有一項要求會令受保護群體入選的人數比例大減，即要「有理可據」，否則違法。

最常見的例子有身高要求，過往外國有些公司對員工的身高有劃一要求，但這種要求會令女性入選的機會大減，因此就屬「間接歧視」， 讓我們再看看其他例子：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人士不善中文書寫的比例很高。若有僱主在聘請要求中加入中文測試，雖然這測試對所有應徵者都一樣，但該僱主已可能誤墮法網，最終會否「告得入」則要看該僱主能否證明中文書寫是「有理可據」。

再看一例子：僱主A要求某一小數族裔脫下頭巾工作。由於頭巾對該小數族裔的身份十分重要，所以這要求份屬歧視，除非僱主能證明「除頭巾」是保護員工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且沒有其他切實可行又不會構成歧視的取代方法。

就上述例子而言，筆者認同僱主應該讓僱員有戴頭巾的自由，但這自由應是基於尊重、理解和共識，而不是基於公權力的威嚇。試想這種威嚇會在工作間和社會中會造成甚麼樣的氛圍，毫無疑問不少僱主和員工會感到他們擁有特權，進而降低信任。筆者就聽過不少這種說法。

回到新移民歧視的討論，假如真的立了法，可想像爭訟如何發生呢？例如，要求員工懂正體字就可能違法了，除非僱主能夠證明懂正體字是該職位必需的。在教育方面，學校可能要制訂兩種取錄準則，一份給新移民學生，一份給本地生，因為新移民學生和本地學生的語文能力通常有差異。借用一些發生在外國的例子，若有一些新移民希望印刷公司印製作一些印有「爭取新移民來港一年可投票」口號的T恤，則這些公司的東主不論自身的政治取向如何，都很大機會不能拒絕；印製「蝗蟲」字眼或對出版批評「強國文化」的文宣，亦可能觸犯種族中傷。一些餐廳也可能會因為沒有預備簡體字餐版而被指控為提供「品質較差的服務」，從而「歧視」了新移民。

另外，《歧視條例》也約制政府，一些惠及「本地人」的政策很大機會受到挑戰。現行的《種》沒有相關問題，因為很多小數族裔土生土長，政府也不會以種族區分某人是否本地人；但「新移民」以「新」和「舊」做對比，意味著政府很大可能不能以居住年期為因素制定「不平等」的福利政策。更不用說居住多久可以投票（現為七年）等敏感問題了。當然，「關愛基金」一類的政策則不受影響，因為它只不利本地人，而《種》列明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受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案同被裁定為「間接歧視」，正因為法官認為政府惠及已婚公務員的福利對同性戀者特別不利；政府律師提出標準要與本地婚制一致，同性婚姻在港未立法等作為該要求的理據，都被法官一一拒絕。故此，我們不難看見法官對「有理可據」的要求有多高。

《歧視條例》的原意是促進平等，但在實施時往往造成各種不平等，此之為逆向歧視。總體而言，「間接歧視」的規定一方面對開展法律程序的門檻太低，一方面又令誤墮法網者太易入罪。然而，這法例還有更多問題。

《歧視條例》與言論自由

《種族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在所有《歧視條例》中鶴立雞群，特別規管對受保護群體的「中傷」和「騷擾」。

何謂「中傷」？條文如下：

＂任何人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基於另一人的種族或屬某類別人士的成員的種族的、對該另一人或屬該類別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即屬違法＂

自然，甚麼是仇恨、鄙視和嘲諷沒有明確標準，這又令《歧視條例》的法網進一步擴大。「蝗蟲」一語固然屬「仇恨」，但「密演山小立」又算不算「嘲諷」？有人可能問，一些討論區經常出現「蝻」、「南亞蝗」等語，是不是同樣違法？答案是：有可能，關鍵在於「討論區」算不算「公開活動」。在條文中，公開活動指：向公眾發出的任何通訊、動作、姿勢及手勢、穿戴或材料。

「騷擾」是《歧視條例》中更為麻煩的部份。它規定特別場所，例如辦公室、學校中，一人基於「種族」而「騷擾」另一人為違法。「騷擾」同樣沒有嚴格標準。只要是「不受歡迎的行徑」，一般人會「預期」另一人會「感到冒犯」就算騷擾了。例如，在辦公室內職員A向是新移民的職員B說了句「新移民都是來搶福利的」，職員A就有可能面臨民事索償。另外，如果該辦公室的老闆沒有「合理地防止」這些騷擾發生，則同樣有法律責任。其他僱主和主事人亦然。

換言之，這些可能有問題的語言「私底下」、在街上說沒有問題，但「公開」、在辦公室說和在學校就犯法！筆者再次邀請讀者想像這種法例會造成怎樣的社會氛圍。有人會說「講下笑啫，無人比我煽動到啦，無犯法掛？」錯了，法例列明「是否有人確實被某活動煽動……不具關鍵性」，若有人「確實」被煽動就是「嚴重中傷」，最高可監禁兩年。

不難想像，修例後那些「中共殖民論」、「新移民溝淡香港論」等論述都變得有問題了。筆者與讀者都不必同意這些觀點，但就認為人們有主張、發展和討論這些論述的自由，這也是公民社會必要的。然而，修訂《種》將桎梏這些論述的生存空間。

《歧視條例》的合理性

既然《歧視條例》有這麼多問題，那麼是否所有《歧視條例》都不應存在呢？不然，但只有在社會存在嚴重歧視時，才有可能要動用《歧視法》。而且，《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必定要符合特定條件，才具備可執行性。

受嚴重歧視的群體，基於身份：安全受到威脅、在社會沒有上流機會、在社會受普遍排擠、在各方面都無法融入社會。

60年代美國黑人的處境就符合這標準，而當時政府頒下歧視條例確實有助黑人融入社會，但當年美國的法例放到今日香港就不太適用，且已造成一定反效果。事實上，美國白人對黑人問題有一種有共識的避諱，因為法例，很多人掩飾了對有色人種很深的偏見，鑽法律空子的歧視行為變得更政治正確、更無形。

另一方面，《歧視條例》的保護對象應有以下條件：特徵明顯可簡單辨認、該身份無法改變、該身份不由某一行為體現。

少數族裔同樣符合這些條件，殘疾人士也符合。但另一些特徵例如「宗教」就不容易符合了，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某一宗教人士，又聲稱自己被「中傷」，明天那人又可以「改信」了其他宗教，又被其他人「歧視」了。法例很大機會成為威脅他人的手段，根本不容易執行。當然，從不少外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要需要保護一個人不應該因為他們的宗教信念或良心自由，與某些弱勢社群的訴求不同而被指為歧視，甚至受懲罰，不過方法可能不是用歧視條例。另外，有些身份要由某些行為體現，例如「娼妓青少年」，她們的身份是由特定行為來體現。筆者認為，人有權對不同行為作價值判斷，這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價值之一。若以《歧視條例》保護這類身份，則不啻是扼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價值。

筆者認為，「新移民」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標準。一方面，「新移民」來港小孩有正常的上流機會，我們不乏這些故事；另一方面，一個人是否「新移民」根本無法識別，「新移民」也不是一個不變的固有身份，隨時間推移，他就變成「舊移民」了。

去年發生不少與性有關的事件，都涉及好些更需要受到保護的群體。不過，有些原意為了令某些特定群體得到公平對待的法例，在執行上卻被人質疑為矯枉過正。

老師需謹守師生間的界線

愛情，是人們最為寶貴，也是人們渴望追求的情感。青少年對愛情充滿期盼，渴望談一場刻骨銘心的戀愛。社會已普遍接受中學生談戀愛，但校園中仍存在著一種禁忌之愛，那就是師生戀。

去年接連出現鬧上新聞頭條的師生戀事件：年初爆出一宗中學副校長與女學生的婚外情醜聞；[1] 一名補習社老師在年中亦被揭發與女學生發生性關係。[2] 這兩宗個案都已經不只是師生戀那麼簡單，更是師生的性關係，但因涉案的女學生都已過合法性交年齡，所以兩名老師都沒有觸犯香港法律。雖然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專業守則都沒有明文禁止師生戀行為，但上述老師的行為卻教市民失望。老師的職責除了向學生傳授知識，更重要是傳授品德，為人師表者應該謹守師生間的界線，以免師生關係變質。

保護弱小免受性侵

面對師生戀事件，不少市民都懷著「食住花生等睇戲」的心態追看事件的發展，但去年底「康橋之家」院長性侵智障女院友，惟受害人因智力問題不適宜出庭作供而獲撤控，事件激起廣大市民的憤怒。立法會議員鄺俊宇更收集到十萬人聯署，要求社工註冊局展開紀律聆訊，[3] 最終該院長亦因三十年前的一宗性侵案被捕。[4] 同時，法律改革委員會在年底亦發表諮詢文件，建議禁止照顧者與精神缺損人士進行任何性接觸，不論雙方同意與否均屬刑事罪行，[5] 進一步加強對精神缺損人士的保障。

歧視法需運用得宜

為弱勢群體提供額外保障是文明社會的表現，政府亦訂立反歧視法以保障特定群體得到公平對待。去年法庭裁定酒吧向女性提供優惠的「女士之夜」違反《性別歧視條例》，[6] 卻引來社會大眾譁然，被指矯枉過正。酒吧男女顧客收費不同是為差別對待，但目的不是要歧視男性，而是希望吸引更多女性入場，增加場內男性結識女性的機會。如果一刀切禁止一切基於性別的差別對待，而不考慮兩性的生理差異及兩性關係的互動，只會鑽進政治正確的牛角尖中。

法例能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但卻未能應對生活上每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若我們與人相處能做到最基本的彼此尊重，世界已能變得更美好。

台灣正處於同性婚姻爭議的風尖浪口上，相信在一水之隔的香港亦會受影響。兩地同性戀運動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由當時至今天，兩地的同運均發展至相當遠的路程，台灣甚至走至同性婚姻的關口。本篇以時間線的形式，向讀者闡述兩地同運的大事發展，讓大家窺探其發展進程。

(文字版)

台灣正處於同性婚姻爭議的風尖浪口上，相信在一水之隔的香港亦會受影響。兩地同性戀運動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由當時至今天，兩地的同運均發展至相當遠的路程，台灣甚至走至同性婚姻的關口。。本篇以簡單表列的形式，向讀者闡述兩地同運的大事發展，讓大家窺探其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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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同志團體一般認為自己是小眾（minority），他們爭取多元及包容，並指出受到持守傳統家庭及婚姻觀念的大眾（majority）歧視。但是，加拿大卑詩省上訴法院最近的判決指出，大部份加拿大人支持同志擁有平等權利（包括結婚），在這背景下，持守性關係只能發生在一男一女婚姻之內的人士（案中的聖三一大學）才是小眾。法院進一步指出，大眾若假借包容與自由之名，將自己那一套同志平權觀念強加在小眾身上，實際上是一種不包容及專制的作為。

2. 背景

2014年10月，加拿大卑詩省律師公會（公會）拒絕認可聖三一大學（大學）擬開辦的法律課程，理由是大學要求學生遵守以上的性關係(即性關係只能發生在一男一女婚姻之內)守則的收生政策，是歧視性小眾，與公會須維護的公眾利益不符。大學控告公會侵犯了其在憲法中的宗教自由權利，卑詩省原訟法院判大學勝訴。[1]　其後公會上訴，上訴法院維持原訟法院的判決，即公會須認可大學的法律課程。

3. 判決內容

與原訟法院一樣，上訴法院指出根據卑詩省法例，公會的法定責任是維護公眾利益，其中包括保護所有人的權利與自由。為了履行其法定責任，公會可設定律師執業的條件（包括在公會認可的大學取得法律學位）。故此，公會在決定接納或拒絕大學的法律課程時，可考慮大學的收生政策會否損害有關人士的權利與自由。

上訴法院進一步指出，公會在作出決定時，除了考慮收生政策會否損害有關人士（性小眾）的權利與自由，還須考慮該決定會否侵犯了大學在憲法中的宗教自由權利。該決定須合理地平衡性小眾的權益（不被歧視）與大學的憲法權利（宗教自由）；該決定對宗教自由的干預，不能大於為了保障性小眾權益而必要作出的干預，換句話說，有關干預應是合乎比例的（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上訴法院認為公會的決定對大學的宗教自由的干預是不合乎比例地大。第一，公會的決定對大學及其學生影響深遠，大學會因該決定而無法開辦法律課程；就算開辦了，就讀的學生亦無法執業。第二，公會的決定對保障性小眾權益的幫助不大，拒絕大學開辦法律課程，不會增加給予性小眾的學額。而縱使大學沒有性關係守則，大部份性小眾也不會入讀這間擁有濃厚宗教氣氛的大學。

基於比例原則，上訴法院裁定公會的決定是不合理的，故公會須認可大學的法律課程。上訴法院總結指出，在自由及民主的社會裡，差異的存在是正常不過的，大眾不能因為不認同小眾的價值觀而攫奪小眾追求其宗教理想的自由。

4. 結語

以上裁決帶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隨著社會性解放思潮愈來愈為人接受，性小眾雖然在人數上仍是少數，但在西方國家裡，認同他們的價值觀的往往是社會上大多數人。以往性小眾遭受主流社會壓迫的情況，隨著「主流」的更替，小眾已逐漸演變為持守傳統家庭及婚姻思想的人，他們反過來遭受主流社會壓迫。

在同運思潮已成主流的國家和地區，我們看過不少小商店被迫違反自己的宗教良知，為同性婚姻製作商品或租借場地的案例。市民不要誤信一些似是而非的平權口號，而是要細察在「大眾歧視小眾」的論述中，究竟誰是大眾，誰是小眾？

較早前，平機會發表公眾意見調查2015時引述「康文署答應會改裝殘疾人士專用廁所成『中性廁所』，方便讓跨性別人士使用」。香港復康聯盟發表聲明，反對改裝殘疾人士洗手間（俗稱「殘廁」）成「中性廁所」，讓跨性別人士使用。一般廁所的設計，未必能切合個別人士的需要，而殘廁的設立，就是為滿足殘疾人士的特別需要。當然，社會上可能還有其他人士，在使用一般廁所時存在困難，例如跨性別人士，或簡單如父親（母親）需帶年幼的女兒（兒子）入廁所。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下（尤其是香港地少人多），如何能滿足不同人士對使用廁所的不同需要，確實是一個基本而重要的課題。

香港法例對殘廁的規定

《建築物（規劃）規例》附表3第2部第11分部，[1]對暢通易達廁所（即殘廁）的數目、位置及設計作出了一些規定。「暢通易達」（accessible）是指可讓殘疾人士方便地前往、進入及使用。有關規定如下：

• 數目方面，在一幢大廈的同一樓層，每20個或少於20個水廁間（指洗手間內的個別廁格），須至少有一個是暢通易達水廁間；如某樓層設有洗手間，則須最少有一個設計成暢通易達而無分性別使用的衞生設施。

• 位置方面，顧名思義，暢通易達廁所必須是容易前往及進入。

• 設計方面，暢通易達廁所對沖水掣、洗手盆、門、扶手等的設計都有特別規定，以方便殘疾人士使用。

故此，設立暢通易達廁所的理念就是容易前往，以方便那些行動上不便的人士可以無障礙地使用。

如何滿足對廁所的不同需要

由於殘廁基本上是殘疾人士的唯一選擇，而目前殘廁的數目亦十分有限，若將部份殘廁改成「中性廁所」，將一定程度上阻礙殘疾人士優先使用廁所。為了滿足不同人士對廁所的需要，建議將現存的公共設施內的殘廁改名為「無障礙廁所」，以供那些對使用一般廁所存在生理或心理障礙的人士使用（包括殘疾人士及少數跨性別人士），並鼓勵業主在可能範圍內增加相關廁所的數目，確保不會影響殘疾人士優先使用廁所。至於新的建築物，應該修訂法例，增加獨立的「無障礙廁所」的比例。

無障礙廁所

另外，起用「無障礙廁所」而不是「中性廁所」的名稱，原因之一，是《建築物（規劃）規例》附表3第47(1)條已表明目前的暢通易達而無分性別使用的衞生設施，可供兩個性別的人士使用。既然殘廁本來是無分性別使用，已能照顧跨性別人士的需要，因此，毋須另外起用「中性廁所」的名稱去帶出這個意思；另一個原因，是「無障礙廁所」這名稱的焦點純粹是放在解決一些人士使用廁所時所遇到的困難與障礙，而不用涉及一些具有爭議性的性別觀念字眼。對於向市民大眾提供的公共設施，其名稱的起用應著重其效用性及功能性，而不宜觸及一些社會上仍未有共識的觀念。除極少數先天異常的雙性人外，生理上性別只有男或女，而少數人雖然有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焦躁症，但其生理特徵與常人無異，大家無法單憑外表分辨，他/她們一方面需要社會人士特別關心，另一方面亦需要照顧其他使用廁所人士的感受，不應單憑所謂心理性別而強行進入異性廁所，因此，無障礙廁所可以說是兩全其美。其實，強調所謂中性基本上是一種性別政治的議程，想強行改變大家對性別的看法，在市民大眾未有充分討論和了解前，不應魚目混珠，暗渡陳倉。

美國最近有兩件案例都是與「性別」的定義有關的。第一件，聯邦地方法庭裁定，涉及校園內的性別歧視的法例中，「性別」不包括「性別認同」，故此，跨性別學生不能以性別認同歧視為理由，要求使用異性的設施（如廁所等）。第二件，聯邦上訴庭裁定，涉及工作間性別歧視的法例中，「性別」不包括「性傾向」，故此，雇員不能以性傾向歧視為理由控告雇主。

以上兩個判決，重新確立了法律詮釋的原則，某程度上阻止了政府或有關人士，試圖通過擴大現行法例中的「性別」的定義，變相訂立性別認同及性傾向歧視法例。另一方面，兩個案例亦同時警惕大眾，防備法律詮釋被濫用並作為借口，繞過正當的立法途徑去訂立新的法例。

「性別」與「性別認同」

2016年5月，美國聯邦政府要求全國所有受聯邦資助的學校，須容許跨性別學生按照其自認性別使用廁所、儲物室、浴室以及宿舍，理由是聯邦教育條例(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中關於校園內性別歧視的條文(Title IX)中，「性別」應包括「性別認同」。[1]其後，有多個州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聯邦政府落實有關要求。

最近，德克薩斯州地方法庭宣判，[2]第一，聯邦政府的要求實際上具有立法的性質，而不純粹是對現行法例的解釋，故此，有關要求在落實前須經過諮詢的程序，而聯邦政府卻沒有進行該程序。第二，Title IX中的「性別」的意思是明確的，按當時的立法原意及一般的用法，是指「生理性別」。第三，若容許學生使用相反性別的洗手間，會侵犯其他學生的私隱。故此，法庭裁定聯邦政府的要求是不合法的，同意發出禁制令。

「性別」與「性傾向」

印第安納州一名同性戀的雇員控告其雇主，指雇主基於他的性傾向而歧視他，違反了聯邦公民權利條例(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中的禁止工作間性別歧視的規定(Title VII)。聯邦上訴庭指出，[3]根據以往案例，Title VII只保障性別歧視，並不保障性傾向歧視，故裁定該雇員敗訴。上訴庭指出，國會在訂立Title VII時，其原意是保障性別歧視，而「性別」是指「生理性別」，不包括「性傾向」。另外，縱使要求訂立性傾向歧視法例的聲音不少，但國會仍沒有修改法例的意圖，便更加顯示Title VII並不保障性傾向歧視。

另一方面，上訴庭指出，雖然Title VII不保障性傾向歧視，但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Title VII卻保障基於性別定型(sex stereotype)的歧視。換句話說，「性別」除了「生理性別」外，還包括「性別定型」。故此，若雇主歧視一名雇員，是由於該名雇員未能符合一些固有的對他的性別的期望（例如：一名男（女）性雇員的行動舉止很女（男）性化），則雇主可被控以性別歧視。

上訴庭認為，「性別定型」與「性傾向」是難以區分的。某人被同性所吸引，同樣是不符合一些固有的對他的性別的期望（一個人應該喜歡異性才對），故此，「性傾向」實際上是「性別定型」的其中一種。基於此，上訴庭認為，若然「性別定型」可免受歧視，那麼「性傾向」亦應可免受歧視。

上訴庭進一步指出，既然美國已准許同性婚姻，若沒有同時訂立性傾向歧視法例，便會出現一些不協調的情境，例如：某人獲准與他的同性伴侶結婚，但之後，他的雇主卻可以基於他的性傾向而解僱他。

上訴庭總結指出，雖然應該立法保障性傾向免受歧視，但受制於以往的案例及國會未有修改法例，它只能判處原告人敗訴。

結語

上訴庭認為應該訂立性傾向歧視法例，是在兩個背景下提出的：（1）性別定型已經受到法例保障；以及（2）同性婚姻已經合法。但上訴庭沒有進一步追問，性別定型應否受到法例保障？同性婚姻應否合法？它亦沒有考慮訂立了性傾向歧視法例後所產生的逆向歧視。上訴庭純粹是在以上兩個既定的事實底下，推論出性傾向歧視應該立法。

就香港的情況而言，以上兩個案例或許給我們一些可供借鑒的地方。第一，縱使香港沒有性傾向歧視法例，但若《性別歧視條例》中的「性別」的定義被擴大，則有機會變相地訂立了性傾向歧視法例。若「性別」可包括「性別定型」，則同樣可包括「性傾向」。第二，從以上上訴庭的關於同性婚姻的意見可見，同性婚姻與性傾向歧視法例的關係密切，若其中一個在香港得以被確立，則另外一個的確立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教育是消弭歧視的重要方法，立歧視法是教育方式的一種，卻非唯一。社會上有人認為「一個歧視個案都嫌多」，因此，不須理會歧視狀況的嚴重和廣泛程度，都應該立歧視法。然而，若以歧視法解決校園各色各樣的欺凌，須有何考量？

校園裏受到歧視和欺凌的學生，往往基於一系列特徵，除了種族、性別、殘疾等是歧視法所保障的範疇外，還應包括體形過胖過瘦、外貌較美較醜、身高較高較矮、社交能力較低、智力較低、同一種族但膚色較黑、同一民族而口音不同、行為比其他學生怪異、性別氣質不同、性傾向不同等。

為個別特徵立法應解釋

基於平等，倡議立法的人可考慮訂立一籃子的「校園歧視法」，把上述各種身份特徵都納入法例之內。若提倡為個別特徵立法，至少都應解釋，為何要將某一類學生摒除於平等保障之外。校園歧視和欺凌分為肢體傷害和言語傷害。欺凌行為如傷人、襲擊、偷竊或損毀同學財物、恐嚇等，已受到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等所保障。

至於言語傷害，如騷擾或中傷等直接歧視，就應受校園歧視法保障。舉例說，學生A身形略胖，卻未到「痴肥」的醫療定義而不受殘疾歧視法所保障，他受到學生B以「死肥仔」嘲笑，在校園歧視法下，學生B則有機會觸犯「體形騷擾罪」，或要平機會介入調解、作出道歉甚至民事賠償。

執法須考慮間接欺凌者

研究校園歧視和欺凌的報告均提到，參與歧視和欺凌的學生分為幾種角色，除了主動出手的「參與者」，還有在背後教唆的「煽動者」，以及從旁吶喊助威的「旁觀者」。校園裏實際執行歧視法時，除了懲罰直接參與欺凌的學生B之外，同時還應懲罰事件的始作俑者、出口不出手的煽動者學生C，以及其他旁觀的學生嗎？

很多時，教師都未必能及時發現和介入校園的歧視及欺凌，校長和校董會主席有需要為學生B的行為承擔轉承責任嗎？而中、小學學生都為法律定義中的未成年者，學生B的家長或須因而負上法律責任。

教育界應關注以上考量，並考慮以法律懲罰來處理校園歧視及欺凌，是弊多於利，還是利多於弊。

真正的公平

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有些人是女性，有些是男性；有人活了一百年，有人只活八年。獨特，就是每個人之間都有所差異。公平對待不同人，不因其性別、膚色、國籍、語言等而歧視別人，是很重要的。但如何才算公平？

舉例說，小明認為男廁與女廁數目、大小一樣，就是公平；小花卻認為，真正的公平是應較多女廁格數和佔較大面積，因為女士上廁一般所需時較長，廁格所需空間又比尿兜大。小明說的，其實是劃一，無視差異；小花卻關注到男女真實差異和所需。

男女廁所比例說明了，有效的公平，會按真實差異而作出調整（treat difference differently），而不會漠視差異地劃一對待（treat difference equally）。

不同膚色的同學，在學習能力和本質上都沒有實質差異，因此應得到就學的平等機會（treat no difference equally）。但每個中學生對學科的掌握程度和應試表現會有實際差異，若果漠視差異地劃一對待（treat difference equally），豈不是每個學生都有得到同樣分數的權利嗎？

現在你能更具體區分公平與劃一了吧！

通識Lite

接納我們的差異

通常討論自我形象時，都必定包括三個元素：自尊，自信，接納自己。這個過程又必然要處理一個問題：我是誰？當我問自己是誰時，其實就在問，我和另一個人是如何被分別出來。

差異，就在這裡出現。原本人人就是各有不同，所以世界才會多樣、多變，可愛。不過，隨著文化及歷史的演變，我們認知到社會會對某些差異，給予認同、甚至制度上作出配合；但同時對另一些差異，就不會以更改制度而表示認同；甚或有些差異不被認同。因著社教化，對差異與認同的意識形態隨之出現。

有些時候，因差異者覺得自己不被認同，於是走出來聲稱自己是弱勢，要求社會「合理」、政治正確地對待他們，否則就是歧視。如此一來，新的意識形態出現，所謂的政治正確只是將獲得以制度認同的差異的類別重新洗牌，但卻不等於真正的尊重不同差異。政治正確最後淪為「語言霸權」。

要尊重和接納差異，先由自己開始，重新相信常識，重建是非對錯的框架，如此才能真正擁抱差異，接納異己。
 
通識小秘訣

在個人成長層面，接納自己及朋輩認同二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青少年期比較倚賴透過朋輩的認同建立身份認同、自尊心及自信心，因而朋輩影響力很大，可以從朋輩認同，解釋個人身份建立及自我接納的關係。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107期

一間酒吧因「女士之夜」於上月被裁定性別歧視，不少輿論認為矯枉過正，回響不絕。上星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立法會上稱會檢視平機會的相關條文，又稱社會大眾可向政府提出建議。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拒絕向女士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或不按相同方式提供，都屬違法。法例將合理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一刀切地視為觸犯歧視條例，會衍生怪異現象，有議員向政府提出如此質詢：「食肆提供母親節套餐優惠，以至美髮店及美容店向男女客戶收取不同費用……有被提出訴訟風險」，質詢不無道理，反映歧視條例的漏洞。

歧視條例原意是消弭真正的歧視。若要能對症下藥，在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上有修改的必要，條例至少要區分拒絕服務、營商定位及提供優惠三者，將合理的差別對待剔除於法例之外。

舉例說：一、食肆基於客戶是女性而拒絕提供服務；二、某食肆打造「女人專屬」餐廳，將所有男顧客拒諸門外；三、食肆向母親提供母親節套餐優惠。

確保女性得到食物的平等機會，保障女性的生存權利，是社會共善。當社會文化大規模地傾側有利於男性，政府就有理由動用公權力，以法例禁止第一類情況。

至於第二類，食肆老闆按創意作出市場定位，然而將要付上代價：他放棄佔人口近一半的客人、與男性同行的女性也不會光顧。自由市場會自然調節，或是商機，或是淘汰。在確保男性不因此面臨饑荒，而飲食行業沒被壟斷等前提下，政府應保障多元創意和營商自由，避免市場被過度干預。

第三類例如在母親節向母親提供優惠以鼓勵消費，動機多為商業考量，也不排除有企業真誠地透過優惠對天下母親表達敬意。這是差別對待，但不應構成觸犯性別歧視。然而，現行法例卻有機會扼殺這些商業行為、良好意願。就正如酒吧以透過增加女顧客消費的誘因，以吸引更多男顧客；又或考慮到男顧客耗酒量比女顧客大等因素，動機都非出於性別歧視。在沒有危害女性（或男性）群體的基本權利為前提，政府應以歧視條例干預商界提供優惠的方式嗎？

深信兩性得到平等機會，是香港人都擁抱的重要價值。但立法者宜就歧視條例的適用處境對症下藥，區分拒絕服務、營商定位及提供優惠三方面，以免矯枉過正，以平衡恰當的方式消弭真正的歧視。

平機會作為法定獨立機構，公眾自然對其有一定期望，希望它能真正為社會消除歧視而出力，為社會大眾帶來真正平等機會，可惜前主席周一嶽在任時不務正業，一意孤行支持同運，甚至在離任前後亦對新主席指指點點。而新主席陳章明甫上任即受一些負面新聞困擾，平機會未來如何持平地履行分內的職責，相信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周一嶽在任內動用了80萬公帑推動《有關立法禁止歧視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報告不單問題處處、而且立場偏頗，歪曲調查結果以迎合他支持立法的傾向。作為平機會主席理應持平中立地對待社會上的每一個持份者，但周一嶽卻多次高調出席同運團體所舉辦的活動，令人對平機會能否公平處理不同的意見深表懷疑。

周一嶽任內亦啟動了對現有四條歧視條例的檢討，在檢討報告中卻偷換概念，建議政府就法律上承認香港異性及同性同居關係，包括現有同居關係和海外同性婚姻等相關歧視問題，進行全面研究及公眾諮詢，完全漠視10萬市民曾聯署反對「事實婚姻」的事實。2015年10月有市民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周一嶽在2013年底的平機會會議中，聲稱該會進行歧視法例檢討和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研究，屬其權力之內行事，更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也同意這看法」，政內局其後作出澄清指從無表達相關的看法，平機會隨即靜悄悄地在其網頁刪除相關紀錄，意圖掩飾主席的謊言，令人震驚。申訴專員公署調查後表示有關投訴成立，公眾對周一嶽及平機會的操守難免存疑。

再者，周一嶽不單在任時、甚至卸任後亦毫不掩飾他支持同運的立場。然而平機會網頁所列明的職能及權力卻沒有倡導的涵意，故此可見積極主動地支持同運，無疑只是周一嶽個人越權的行為。平機會的正業是落實執行現有的四條歧視條例，是新增歧視條例則是政府及立法會的職責。

此外，平機會作為獨立的法定機構，不應淪為支援主席個人言論的場所，所作出的調查亦應理性專業，實事求是而非推廣主席個人的預設立場。早前平機會的調查顯示市民認為「年齡歧視」為最應該優先研究的項目，且看曾任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陳章明能否在此項目中作出貢獻，由於他甫上任即被揭曾犯過失，要挽回公眾的信心，陳章明應努力證明自己能客觀公正地執行平機會的法定職責；而平機會的全體委員亦責無旁貸應努力監督平機會的日常運作。
 

美國伊利諾州一間出租場地的公司，基於基督教信仰拒絕租借場地予一對同性伴侶舉行民事結合典禮。事件閙上法庭，法官裁定公司違反當地的性傾向歧視條例，並指出公司所需提供的服務只是提供舉行典禮的設施，並不是被要求參與典禮，故不影響其宗教良知。除了罰款外，公司還須按該對同性伴侶的原先要求，租借場地予他們舉行民事結合典禮，這無疑是強逼公司認同並參與違反其信仰的事情。

1. 事由

在美國伊利諾州，一對同性伴侶 (投訴人) 在2011年2月欲向一間租借場地及提供住宿服務的公司 (答辯人) 租借場地以舉行他們的民事結合典禮，答辯人基於基督教信仰而拒絕。投訴人於是向當地人權委員會投訴。有關案件在2015年9月由人權委員會雇用的法官作出裁決，裁定答辯人違反當地的人權法中關於禁止性傾向歧視的規定，[1]對答辯人的懲處則於2016年3月頒布，包括答辯人 (1) 向兩名投訴人合共賠償三萬美元，以彌補投訴人因被拒絕租借場地而造成的情感傷害；(2) 付予投訴人律師費五萬美元；(3) 日後不得拒絕租借場地予同性伴侶舉行同性典禮；(4) 須於一年內租借場地予投訴人舉行民事結合典禮。[2]

2. 歧視的理據

性傾向歧視要成立，必須要證明答辯人基於投訴人的性傾向而作出差別對待，在本案中，差別對待是指答辯人拒絕向投訴人借出場地以舉行民事結合典禮，卻會向其他人借出場地以舉行婚禮。答辯人指出，不論客戶是同性或異性伴侶，他們從來沒有向客戶提供場地作民事結合之用，故不存在性傾向歧視。

但法官卻指出，舉行民事結合典禮時答辯人所需提供的設施 (場地、椅桌、電力、泊車位等)，與舉行婚禮的設施無異，故此，民事結合典禮屬於答辯人的服務範圍。法官的論據，實際上是將提供某一服務約化為提供一些物質上的設施，只要兩種服務所需的設施 (場地、椅桌、電力、泊車位等) 一樣或接近，兩種服務在本質上就沒有分別。引申法官的論據，只要所需的物質上的設施一致，提供場地以舉行婚姻，與提供場地以舉行性愛派對，是沒有分別的，兩者均是答辯人的服務範圍。這明顯是荒謬的。提供場地的機構，極少會不顧客戶借用場地的目的，它們一般會指明場地可作甚麼用途，這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3. 宗教自由復原法

伊利諾州有宗教自由復元法，規定政府不能對一個人的宗教自由施以重大的負擔，換句話說，除公眾利益外，一個人可基於宗教信念而拒絕履行政府施加予他的責任。答辯人根據該法例辯稱，要求他們借出場地舉行民事結合典禮，違反了他們的宗教信念，故他們有權拒絕借出場地。法官卻指出該法例只適用於政府所施加的要求，並不適用於本案的私人之間的糾紛。

法官進一步指出，縱使該法例適用於本案，但由於答辯人的宗教自由沒有受到嚴重干預，故他們仍不能以該法例拒絕借出場地。法官再運用以上的論據，指出答辯人所需提供的只是場地、椅桌、電力、泊車位等設施，實質上並無參與民事結合典禮，故不會影響他們的宗教自由。在此，法官無疑是將外在的行為與其背後的意義分割，只要行為「在表面上」不影響宗教良知就可以了，無需考慮行為背後的意義。但是，信念或良知正正就是要考慮事情背後的意義，通過辨識事情的意義去判定事情的對與錯，從而決定支持或反對有關事情。法官的論據，明顯與宗教自由復元法的立法精神存在矛盾。

法官又指出，答辯人提供住宿服務給同性的客人時，不會查問客人之間的關係，但同性客人中有部份可能是同性戀者。法官認為，若向同性戀者提供住宿不會影響答辯人的宗教良知，則向同性戀者借出場地以舉行民事結合典禮，亦不會影響其良知。法官的論據實在非常牽強，要求住宿的客人是同性並不代表他們是同性戀者，就算他們是同性戀者，亦不代表他們會在房間發生親密行為。況且，若要求答辯人查問每一批要求住宿的客人的關係，對答辯人無疑是一個極大的行政負擔。

4. 憲法權利

另外，答辯人指出，要求他們租借場地舉行民事結合典禮，亦侵犯了他們在國家憲法及伊利諾州憲法所賦予的宗教自由及言論自由。但法官指出，他只能就人權法的規定作出裁決，至於答辯人在憲法上的權利，不在他的審理權限內，答辯人若想以憲法的權利作出反駁，便只能向上一級法院提出上訴。換句話說，縱使是同一個問題，若須依據不同的法律條文 (一般法例條文還是憲法條文) 作出申訴，便須交由不同的法院審理，這無疑是加重了答辯人討回公道所需付出的時間、金錢及心力的代價。答辯人若想討回他們的憲法權利，便要再一次面對繁複的法律程序。要知道，本案件由2011年2月擾攘至今達五年之久，對答辯人已帶來沉重的負擔。

5. 司法的獨立性

與美國俄勒岡州的一間蛋糕店的案例一樣，[3]負責審理本案件的法官，是由負責接受性傾向歧視投訴的人權委員會所雇用的。故此，法官並不是獨立於協助投訴人投訴的人權委員會，其判決的獨立性成疑。

6. 賠償

答辯人除了要付予投訴人情感傷害的罰款外，還須按投訴人的原先要求，租借場地予投訴人舉行民事結合典禮，這裡有雙重賠償之嫌。罰款的目的是要彌補因被拒絕租借場地所造成的「傷害」，既然已對「被拒絕」作出了補償，為何仍硬要答辯人租借場地給投訴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兩名投訴人在答辯人拒絕租借場地後，已在自己的私人地方舉行了民事結合典禮，再舉行多一次典禮對他們的意義何在? 這種懲處的目的，無疑是強逼答辯人認同並參與違反其信仰的事情。

7. 總結

綜合以上，本案件無論在判決的理據，法官的獨立性，以至賠償的性質，均存在問題。縱使法官是依據當地人權法的規定作出了正確的裁決，但這類性傾向歧視的法例本身亦無可避免地帶來逆向歧視，其存在值得質疑。畢竟，在這個資本主義的多元及自由的社會裡，縱使「甲君」不做你的生意，市場的競爭必然會誘使「丙君」做你生意，又何苦要強逼他人接受自己的價值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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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見明光社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