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對墮胎及自殺的態度調查結果

甚麼是burnout（耗盡）？根據英文詞典，burnout這名詞用在物件上時，可以指到引擎等因過熱而出現故障；用在人身上時，意思則是指人們由於工作過勞、長期受壓、感到沮喪而導致體力、情緒或動力耗盡。[1] 一個關注精神健康的網頁指：「耗盡是一種因過度和長期壓力而導致情緒、身體和精神疲憊的狀態。當人感到不知所措、情緒耗竭、無法滿足持續的需求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隨著壓力的持續，人開始失去最初讓人承擔某種角色的興趣和動力。」[2] 當人的精力耗盡，自不然會降低其生產力，並且感到愈來愈無助、絕望、憤世嫉俗和怨恨，以及可能會覺得自己沒有貢獻。耗盡不但會損耗人的精神意志，也會損害人的身體健康，使人容易患上感冒和流感等疾病。[3] 簡單來說，若然一個人長期承受過多的壓力，便會出現耗盡的情況，這不但影響工作能力，身心靈健康也會出現問題。

生活上的每一個層面都有機會讓人身心靈耗盡，不要以為在家照顧家人、在工作埸所日以繼夜工作，才會讓人耗盡，即使是社交，也可以消耗人的體力、精力及動力。[4] 雖然burnout可譯作「倦怠」或「過勞」，但譯作「耗盡」或「耗竭」似乎更傳神，因它們能描述人長期在各方壓力之下累垮，以致失去「能量」而必須停下來，就如「噴射發動機或火箭發動機停止運作」一樣。[5]

人有機會在工作中耗盡，信徒也有機會在教會事奉中耗盡，即使教牧同工回應神的呼召，以實踐使命來事奉，但他們也有機會出現耗盡，而耗盡的教牧同工，近幾年比以往都來得多。根據美國福音派研究調查機構Barna Group在2021年11月發佈的調查結果，2021年1月，有29%的教牧曾經認真考慮辭去全職事奉，到了同年10月，百分比更增至38%。在想要辭職的牧者中，45歲以下的牧者佔了46%，45歲或以上的牧師佔34%。[6] 到了2022年9月，Barna Group的同類型調查顯示，41%的教牧曾認真考慮過想離開全職事奉崗位。[7] 牧者想要離場，或者因過往幾年面對新冠疫情而弄得身心靈耗盡。[8] 2022年，當教牧被問及身心靈等健康狀況時，結果與五年前相比，各方面都每況愈下：靈性方面，2015年有37%受訪教牧認為自己的狀況極好，2022年只有14%；體能方面，2015年有24%認為其狀況極好，2022年只有9%；精神和情緒方面，2015年有39%認為其狀況極好，2022年只有11%；生活質數方面，2015年有42%認為其狀況極好，2022年只有18%。[9]

即使沒有疫情，事奉壓力本來便無分國界及銜頭，上至牧師下至信徒，或多或少都會因在事奉中面對數不清的挑戰而弄得身心疲累，甚至身心靈耗盡。有些人或會選擇離開自己平時參與的教會，轉移參與其他教會聚會，將自己隱藏於人群之中，待休養生息，回復精力之後再整裝待發；有的卻選擇不再參與事奉，只想做一個返教會參加崇拜的信徒，對事奉心生畏懼，從此不敢踏上事奉之路；有的甚至把整個事奉中所承受的壓力或不愉快的經歷都視作神的「錯」，入了神的數，當初儘管火熱事奉領人歸主，到頭來自己卻不想再踏入教會。

選擇從此不事奉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事奉，這裡說的並非只是帶領性的事奉，而是泛指不同形式的事奉。事奉本身是身為神兒女享有的一份殊榮，雖然神愛全世界的人，基督為所有人釘在十字架上，但卻只有那些相信祂及接受祂的人才能得救（約三16-18），之後才有權柄成為神的兒女（約一12）、遷入神愛子的國裡（西一13），在神國的兒女，聖靈會親自賜給眾兒女不同的恩賜，讓彼此得著益處（林前十二4-11），建立自己以及建立他人。

既然神賜人事奉的能力，事奉可以彼此建立，為何有些人最後還是決定不再事奉？不事奉的原因有很多，撇除可能因著自身的軟弱或被教會管教需要暫時停止事奉，主要或許是因為需要兼顧的人或事太多，人是有「肉體」的，時間、體力及精力有限，即使想要認真回應神的呼召，現實的種種狀況卻教人卻步，尤其是那些站在帶領崗位上的牧者或信徒領袖，他們要求自己或被要求成為教會中的強人或英雄，強人做事既有效能及效率，又可以超時工作、應付超額的工作量、可以有能力獨自管理教會的工作，以及帶領教會成長及走向成功，但其實這些都是不健康的期望，某些教會流行著的所謂的「強人理論」，迫使牧者或信徒領袖出現精疲力盡、孤立無援，以及心力交瘁的狀況。[10]

要避免牧者或信徒領袖為了滿足成為強人的期望，最終令他們耗盡辭職或隱退，當事人及教會都必須意識到，人們毋須把教牧或信徒領袖訓練成無所不能的強者，亦不能無止境地增加「強者」工作，事奉者是教會寶貴的資源，而教會的使命永遠無法透過一位或少數牧者來實現，教會是屬於大家的。強者需要其他人協助處理，即使是帶領性或講道的事工，只要教會的制度許可，可以考慮有良好的品行及相關恩賜（提前三8-13），以及有心志有生命有同一異象的弟兄姊妹分擔有關的事奉。[11]

當有其他人相助，分擔工作，這固然是好事，不過事奉者或會出現另一種心理或精神壓力——比較。例如「他／她比我做得更好更有果效，神使用他／她代替我了嗎？眾人喜愛他／她多於喜愛我嗎？」若然事奉者的腦海時不時上演這類的小劇場，很容易便會陷入內耗。[12]

另一種讓事奉者耗盡的情況，與「生命」不似預期有關，這裡指的是被牧養者的生命。教牧、信徒領袖或組長勞心勞力照顧及指導一群羊，他們有的會漸漸成長，但肯定也有一些會反反覆覆在自己的問題上兜圈，有的抱怨事奉者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有的甚或公然挑戰事奉者的權威及地位，事奉者若傾向代入會友的處境，把問題歸咎於自己，又或是對他人的責備或反叛無法釋懷，難免感到沮喪、惱怒、苦毒，時間一久，若得不到支援，情緒無法紓緩，耗盡在所難免。[13]

上述事奉者耗盡的情況，摩西在帶領以色列人的過程中，幾乎都一一經歷過。繁重的工作量壓得他透不過氣來，面對他們頻繁的抱怨（出十五22-24，十六2-3，十七1-4；民十一4-10上），親人出於嫉妒而來的言語攻擊（民十二1-2），以及被群眾中的首領公然反抗（民十六1-3）。摩西也曾出現過耗盡，想要放棄事奉的時候，但因著神的介入，他才能繼續走下去。

摩西甚至曾向神求死，以表達他實在擔當不了管理以色列人的重擔（民十一14-15）。管理以色列人的確不容易，以色列人在曠野中不是投訴這個便是抱怨那個，他們想要吃肉的哀哭聲最終除了惹怒了神，也使摩西不高興（民十一4-13）。或許有些事奉者以為神呼召自己去完成某事，自己便要獨力去完成，其實不用如此想，當神揀選領袖做又大又難的事時，祂不但會賜下能力，也會差派人幫助這個被揀選的領袖，就如神後來吩咐摩西聚集70位長老，以助他減輕工作壓力（民十一16-17）。就算人無法承擔，有需要時，只要呼求神，神總會出手相助祂所揀選的人。摩西是難能可貴的領袖，他不喜歡與人競爭，也樂於看見神把賜給他的靈分給其他人，好教更多人被神興起，為神所用（民十一16-17、24-29）。

摩西有如此氣量，也許是他天生如此，也有可能是出於他與神有親密無比的關係，人只要把安全感建立在神身上，認定事奉對象是神而不是事工，才可以問心無愧，放下爭競之心，毋須用事工的成果衡量自己的價值。還有，只要人能信靠神的大能而不是自己的能力時，才能謙卑帶領他人前行，以色列人跪拜金牛犢把神惹怒，神一怒之下稱這班以色列人為摩西的人民，並且打算全數滅絕這班背叛者，之後再興起摩西成為大國（出三十二7-10），摩西卻清楚知道這班人民並不是屬於他，而是屬於神的，即使神藉著他行過多少神蹟，真正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神自己，他要的不是自己的家族興旺，而是他始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增多，領受神的應許及祝福（出三十二11-13）。

摩西不爭不搶，沒有緊握手中的權或「事工」，他只是忠於神，聽命於祂，做好神所交付給他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要求神的同在，希望神與他同工，否則他寧願放棄（出三十三12-15）。即使神與摩西一起，事奉過程仍有諸多艱難，但神卻會為他主持公道（民十二1-9）。

坊間流傳著這些說法：「態度，決定了你的高度」、「氣度決定一個人的高度」。如果在談事奉的路上要避免耗盡，又或者在耗盡之後如何重新振作，或許最貼切的說法是「心態，決定你的事奉。」除了不必成為強者、毋須與他人比較，要學習與神同行外，還要正確地認識神，認識祂如何愛你，你的身心靈比事工來得重要，你殷勤事奉祂，祂更想你抽空與祂傾談，祂想你親自告訴祂好不好，累不累，祂想你知道，你是祂的兒女而不是僱工。

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甚麼你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我嘗試在這裡長話短說。不過，先此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教會、普世派、福音派…… 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教會，為甚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內流行這樣的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但開明派卻是背著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佈著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裡面的一位大學講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只毫無批判，而是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們的詩集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著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裡，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不錯，福音派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詬病，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向師尊請教「甚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踐行仁德應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著問號做人。

衞生署一直有做調查探討學生自殺問題，惟上個月才公開調查結果。在2022/23學年，在調查的學童中，整體回應有計劃自殺的比率為2.8%、試圖自殺的比率為1.3%，其中中學生稱有計劃自殺比率達3.7%，據衞生署指此數據創五年新高，情況怵目驚心。小朋友應該享受快樂的童年，發掘他們的潛能，讓他們的人生充滿成就感、快樂感。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一樣，香港的學生在讀書生涯中都是以學業成績作為人生的目標，而忽略了內在潛能的發揮。

在移民潮下，教師流失嚴重，校內的行政工作亦令留下來的教師吃不消，他們在學校的時間未必能真正了解學生的需要。家長方面，則抱著望子成龍的心態，入讀傳統名校就是人生勝利者。其實，香港年青人的出路還有很多，總有一條出路可以成就子女的未來，讓他們有滿足感。

近日有一名新移民指控某地產公司，原因是他們想買九龍城名校區的住宅，結果卻被誤導買下深水埗區，據報稱，該對父母還拉橫額抗爭，原因是「害得三個孩子讀書沒著落」。在香港，有不少家長的心態就是住九龍城區才有書讀，把成就只投放在一個小區，結果做了井底之蛙，看不到其他更好的教育機會及發展潛能的地方。此外，政府對教育投放的資源確實有限，政府官員常說要在外地搶人才，其實香港的人才輩出，我們如何造就本地的精英，令他們更愛這個家，這是政府更要下的一番功夫，不應只著眼於教育科目內容的增刪，而是要把教育制度和人的心態轉變，令學童有更值得擁有的教育。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一直以來，亞洲的某些地區，如日本及香港的學生，都要在學業上承受極沉重的壓力。緊密的課堂、繁多的作業及課外活動、頻密的測驗及考試、再加上父母或學校的期望，真的讓學生都喘不過氣來。假如學生在校園裡還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又或者不幸成為了被欺凌的對象，校園生活對他們而言恍如人間地獄。

眾所周知，日本的自殺率在亞洲地區屬前列份子。日經中文網的資料顯示，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2023年版《自殺對策白皮書》。2022年日本的自殺人數為21,881人（較2021年增加874人），當中的男性有14,746人（較2021年增加807人），是13年來首次增加，女性有7,135人（較2021年增加67人），連續三年增加。此外，小學、初中、高中生自殺人數更高達514人，創歷史新高。[1] 再看看香港的情況，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統計，2023年8月至10月，香港共錄得22宗涉及18歲以下人士或大專學生企圖自殺個案的新聞報道，較2022年同期的11宗增加一倍，[2] 到了2023年11月中，個案更增至23宗。[3]

復常後功課壓力大

人的本能是求生而不是求死，青春無敵，究竟是甚麼原因讓這一班學子選擇死亡而不是求生？是學業壓力？是校園欺凌？是家庭問題？是感情問題？還是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所指：「由於疫情關係，學生於兩年內幾乎沒有上課，復常後功課壓力倍增，適逢10月和11月是考試季節，學生在功課及考試雙重壓力下容易做出傻事」？[4]

如果真的是因著考試壓力而尋死，這種重視學業成績的壓力，又是從何而來？是源於自己，本身已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是源自父母，學生無法承受父母對自己過高的期望？是源自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眼光，不知道如何自處？還是源自對現今社會的失望，學生認為自己將來沒有前景？無論如何，一個人決定自殺，通常都是對人生絕望到一個地步，「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面前困境。

想法能改變心態

如果一個人深信自己無法改變面前的困境，這種想法足以讓人產生極大的憂慮，甚至絕望。但問題是，困境是真的走不出來？還是只是人們過度擔心，「認為」自己走不出來？被稱為美國現代成人教育之父的卡耐基（Dale Carnegie），當年面對美國大蕭條，他因為股票失利而令大部份的儲蓄都化為烏有，他冷靜下來分析最壞的情況會是怎麼樣？他想到最壞便是去餐廳洗碗，住別人的宿舍。他說當他想到這裡，人便平靜了。又例如在美國創立Evans Products公司的Edward S. Evans，他在成立公司之前，曾一度陷入債務危機，加上在經醫生診斷後，他得知自己的生命只餘下兩星期，一連串的打擊竟讓Evans下定決心不再擔心了，他的心態改變了反而令他恢復健康，他可以重投工作並還清債務，甚至能用剩下來的錢及精力創辦公司。

別獨自面對難題

這裡並非鼓勵大家漠視周圍環境對人情緒或身心靈的影響，只是想說，有時環境固之然對人不友善，但深陷其中的人往往受困於負面情緒，只看見眼前的「死胡同」，卻忘記了退一步，其實有海闊天空等著自己。如果壓力來自學校，可以向父母傾訴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可以向信任的老師尋找幫助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學校，又或是自己，可以求助於成熟的朋友、專業人士，甚至是不認識自己的熱線輔導員或網絡電台的主持嗎？如果學生擔心自己的出路，畢業後是否可以嘗試先尋找臨時工，再等機會發揮自己的專長嗎？當真的感到生活太累，可以嘗試找一個空間稍為喘息一下嗎？「停一停，想一想」，不單可應用在養寵物一事上，也可以應用在人生抉擇上。

生命比學業，甚至比一切成就珍貴。以中國象棋打個比喻，即使學業或成就再怎樣重要，極其量都只是「車」，然而生命本身才是「帥」，被人抽了車，還有機會可以反敗為勝，若自己先放棄了帥，便一定「輸硬」。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我們活在科技幾乎主宰一切的年代，沒有手機、不懂上網、無法電子支付的人，可說舉步維艱，莫說難以走出香港，連日常與人保持連繫亦十分困難。不過，正因如此，我們更要提醒自己，科技只是我們的助手、不是我們的主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其實是心靈，令我們出現問題的往往是心靈的隔膜和偏差，而不是沒有手機。

過去一年，連串的學童自殺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響起警號，無疑教育制度帶給學生的壓力、以及社會氛圍對年青人追求夢想、自由、公義和平等造成了不少挫敗和失望。不過，自己仔女自己救、自己學生自己教，當大環境未能短期內改變、甚至根本不知幾時才可以改變的時候，大家首先可以做的就是更多關心身邊的人，更多聆聽子女和學生的心底話。成績和成就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價值、肯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學會代入他人的處境、學會寬恕，明白身邊其實有很多會令人容易產生偏見的陷阱，可能來自AI、來自心儀的偶像、來自我們的政見、也可能來自我們對性傾向的誤解等等。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學會分辨影響我們的種種世情，是我們在新的一年送給自己和下一代最好的禮物，當然，作為信徒，更要學會明白神的心意，不要讓自己的執著凌駕神自己的說話。誠願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在紛亂的世情之中帶來一點的盼望、以及成為大家在崎嶇前路上的一點光。

據警方資料顯示，截至11月8日，2023年香港錄得306宗學童輕生個案，其中37人死亡，其餘列企圖自殺。[1] 一套電影《年少日記》道出一些學童的心聲，大家都寄望，凡看過電影的家長、教師、社工等都能為下一代伸出援手，加多一點同理心，與學童好好相處。但若然仍有人未必能即時領悟當中的意義並及時改正，學童又如何自處？曾聽過一個說法：若片中的主角並沒有選擇自殺，他長大後一定是一個抗逆力很強的人，因為他已經戰勝低谷，百毒不侵。然而，一個都不能少，若再有學童抵擋不住……

給學童的信
你是學童嗎？現在有否感到壓力，覺得世界很絕望，每天生活在讀書的壓力中、沒有人明白的世界中、在不知明天如何的幻想中？若然你有以上的想法，其實你已經長大了，你不再是小朋友，因為你已懂得獨立思考。可是，你的父母並不察覺你已經長大，他們一時間未能接受一個已長大的你，對他們來說頓覺陌生，你與從前實在有太多的分別，令他們感到無所適從。於是，誤會開始出現，溝通也出現了問題。也許他們覺得你叛逆，其實你在表現自己的獨立思想；他們或許覺得你容易發脾氣，其實你在用不一樣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感受。

主動與父母溝通
筆者小時候也曾覺得父母不愛自己，原因是他們只會將零用錢給我的兄姊，但卻從來沒有給我。現在為人母親，我也一直沒有給兒子零用錢，因為覺得他並沒有此需要，心想他還小，若有需要也會幫他買。有一天，兒子卻主動地向筆者討零用錢，問他原因便說：「其他同學都有，而且有時候我也想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聽後，覺得有道理，所以從那次開始，就給他零用錢。這次經歷，醫治了筆者童年的傷痛，從兒子身上學到一個道理：為何筆者小時候不也像他一樣，主動地向父母討零用錢？這樣可能就不會導致誤會的出現。主動向父母表達自己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是快樂、傷心、擔心，都可分享。

認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
每一個人在出生後好像一張白紙，其價值觀主要是從後天培養的，在成長中，別人的照顧方式，父母給予的態度、行為、聲音、眼神都對人的價值觀有所影響。如何可以提升自己，建立一個積極、正向的價值觀，就得打破舊有的框框，勇於去尋找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觀。有時多閱讀勵志的書籍、多聽一些生命見證的故事，可以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小時候，筆者很喜歡聽有關澳洲的基督教佈道家Nick Vujicic的生命分享。他出生時便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斷症，故此無論任何人想到自己的際遇如何的差，相信Nick總會是更差的一個，他的一生在旁人看來甚是糟糕，但他卻譜出十分美滿的人生，激勵世界上很多人，無論他的身體如何，他都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一個家庭有不同的角色，有丈夫才有妻子，有父母才會有子女，有哥哥才會有弟弟，每一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意義，而且同樣重要。角色間是能互相等待、期待的，卻不是感到被虐待；角色間能讓別人了解他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是封閉內心的感受。最終每一個角色會感到自己有好的地方，有值得驕傲的地方，能夠自己雙腳站起來而不用依賴他人。[2]

寬恕你的父母
之前提到，父母或許未能調校好去面對你已經長大的事實，他們仍然視你為小朋友，所以他們會擔心你不夠人生閱歷去做決定、未夠成熟去處理問題，最後對你多加保護，而這個保護慢慢便演變成管束。父母要求孩子努力讀書，他們有可能仍受著社會文化的影響，認定只有讀書好才能在日後找到好工作，他們本出於好意，卻無意間控制了你的人生。父母可能擔心孩子會被別人欺騙，故總會多問孩子一句：「今晚你會去了哪裡，何時回家？」然而，孩子聽不入耳，只感到沒有自由。再想多一步，父母很可能是害怕你的安全、想關心你，卻用錯了語氣及態度，令你反感。生活上總會遇到不符合自己期望的事，我們或許會因此而不快樂，或許會希望父母給你多點的自由，或許不再聽到父母吵鬧的聲音。總的來說，父母也是人，都會有不懂的時候，都會有犯錯的時候。

試想想一次你得罪別人的經歷，那時你或許感到害怕，或許怕對方以後不再原諒你，以後不再理睬你，你會就此失去他／她。然而，若最終他／她選擇原諒你，你的感受將會如何？會否就像是收到一份大禮物，那種失而復得的情誼，令你內心充滿無限的感激？今天，你可以把這份禮物無條件地送給你的父母嗎？父母都是平凡的人，他們的成長有其背景、人生際遇，他們也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有些父母可能很內向，不懂向子女表達愛與關心，卻用了打罵的方式，沿用「打者愛也」這一套傳統思維，雖然已經不合時宜，他們或許用錯了方法去愛自己的孩子，但他們仍是很愛你的，你可以原諒他們，放下一切嗎？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路十一4）我們可以寬恕別人，如同別人曾寬恕我們一樣。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早前AV女優橫宮七海（藝名）疑因情緒病發作而走上自殺的道路，終年21歲。看過不同報章、網站的報道以及網民的回應，對這件次事件有一些反思。噩耗一出，粉絲紛紛表示可惜，而其好友亦證實了其死訊。根據各報章報道，橫宮七海一直與父母關係欠佳，長期備受家庭問題困擾，過去亦曾多次自殺不遂；加上工作壓力（亦即是拍攝成人影片的壓力）而患上了情緒病。[1]

有許多的評論都在討論橫宮七海的家庭問題，甚至有傳她父母不諒解她的工作而給予她壓力。有文章透露，像橫宮七海這類拍攝AV的女性，多多少少會面對心理問題，而這些女孩子多數與家人關係疏離，導致厭世情緒和精神問題。而這些女性也經常會有自殘行為，例如鎅手等等。[2] 也有網民在某些影片中看到她生無可戀的面容以及疑似自殘留下的疤痕。[3] 似乎有些人認為，家庭或父母的不理解，是導致橫宮七海走上絕路的重要因素。難道家長應該支持自己的子女拍攝色情影片嗎？換了是自己的子女，也能包容這些職業嗎？父母是否為了表示支持，應該觀看自己的女兒在鏡頭前與其他演員發生性行為呢？

每個人生於世上都承受著不同的重量，走在街上與他人擦身而過，看電視或社交媒體中的藝人、演員，我們都很難從我們的眼目看見這些人到底經歷了甚麼，朋友之間歡天喜地的談話，鏡頭前天真爛漫的笑容，這些歡笑的背後，也許有著我們無法想像和承受的重量。翻查資料，橫宮七海於2021年參與色情工業，至輕生時總共有三年資歷，拍攝了過百部的色情影片。[4] 年紀輕輕的她，在沒有太多人生歷練的狀況下，便進入了充滿許多黑幕和競爭的環境，這也實在太沉重。如果說，主要是家庭問題影響到她，使她失去生存的希望，是否就不用考慮她的年紀以及她的工作環境？曾經從事援交的中山美里，在其著作《我的16歲援交手記》中描述到她的接客經歷，反映了當中的傷痛並不能隨年月消滅。[5] 有指橫宮七海並不是喜歡成為AV女優，而是在求學時期中途輟學，因學歷等問題，無法過正常上班族的生活，最後走上AV女優的道路。[6]

其實這些女孩子，對於沉迷色情資訊的人來說，他們有無限多的代替品。這不同於追捧其他藝人，人們追捧的藝人數量總是有限，這些藝人也不是隨隨便便可以被替代，人們一般都是欣賞該藝人的才藝技能等等。但AV女優不同，看影片的人只是為了性愉悅，只對其身體有興趣，而且人們有海量的選擇，甚至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影片，而色情資訊的特性在於賣弄身體的裸露與性感，而那位真實的裸露者的生活或心理狀態如何，大部份觀眾也漠不關心，也不認識社交媒體下真實的她，所以她們根本無法被愛。[7]

或許有人會反駁：不是因為粉絲關心她，才留意到她的不適嗎？不是有粉絲留意到她暴瘦，甚至在影片中呈現生無可戀的表情，自殘的跡象嗎？若然她可被替代，誰會留意她細微的狀況呢？[8] 也有人知道她離世後表示：「超喜歡的AV女優竟然走了」、「很難過……很喜歡的AV女優」、「希望她在另一個世界會快樂」云云。[9] 筆者很喜歡一位名叫「愛迪生」的YouTuber所分享的一句說話，當有人訴說：我最愛的AV女優引退了，感到很可惜，愛迪生聽罷便這樣回答說：引退不是好事嗎？難道你喜歡自己心愛的女人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為嗎？引退不就可以休息了嗎？為甚麼你還哭呢？一看就知道你不是真愛。[10] 這也可以借用來回應了一眾為橫宮七海感到可惜的人。當喜歡一個人，而她正在這環境受盡煎熬時，豈不是還有人「片照睇」嗎？還有一些人知道她離世後，竟然還在詢問：「我還該不該用她作為性發洩的對象呢？」。

到最後，遊走在這種環境的女孩子，只會在他人虛假的言語上活著，甚至到了生命的盡頭，也不斷將全數原因歸咎在其父母身上，似在暗示最好父母不要阻止，繼續鼓勵女優拍多一點。無人記念痛心這些女孩在這種環境下的遭遇，又要將「帶給觀眾幸福」、「追逐夢想」等的帽子加諸女優身上，或許會有人為此感到一瞬間的可惜，因為美麗的身體已經不在，惋惜過後便繼續尋找其他身體來享受性歡愉。甚至有些人，在搜尋色情資訊時，根本也不知道影片中的是誰，也不為誰可惜，那些女孩子沒有面容，人們看得見的，只有那使人感到性興奮的身軀。

「青年人潮甚麼？一知半解啦！」作為家長、老師、導師和青少年牧者，要貼近潮流談何容易，但若不了解潮流而想和年青人溝通更不容易，因此，為了愛、為了關心，嘗試摸著石頭踏入潮流之中，更多認識年青一代面對的世界和衝擊，是拉近彼此的距離，跨過一些溝通障礙的有效方法。

提起斜槓、躺平、抖音、selfie（自拍）、後宮遊戲、異世界和《鏈鋸人》等等，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或者大家的了解程度又是否足以和年青人打開話匣子呢？為了協助大家可以在令人眼花撩亂的潮流世界之中找到一些焦點，本書主要會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們的同工在學校推動傳媒教育的時候，較多接觸的話題，以及當中引申出來的一些生活信念和態度，其實，年青人的喜好，與他們人生觀和價值觀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想了解他們，就要了解這些潮流背後反映的世界。

潮流可以是洪水，將掉以輕心的人一下子沖走，但潮流也可以是激流，讓身處其中的人享受漂流的樂趣。「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潮流亦然，與其因為不了解而擔心、憂慮，不如多些探索、領略，既能認識流行文化，又可以享受與年青人更易溝通的樂趣，當然，這本小書不過是一個引子，若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瀏覽明光社的網頁，或邀請我們的同工主領相關的講座，讓我們與年青一代一起開展潮流之旅。

在世界各地，紋身的意義以及人們對它的觀感一直在改變。例如最早在北美洲的原住民，認為紋身具備戰勝及保護靈魂的意義，到了18世紀中期，女性原住民會視紋身具有類似針灸的效用，用以紓緩牙痛和關節炎。而早期美國的水手及軍人亦多在身上刻上祝福的字句，希望可以保佑自己從戰場或海上平安歸來，到了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紋身成為流行的象徵，二戰後的美國，基於囚禁在集中營的人會被迫紋上編號，導致西方社會曾有一段時間對紋身產生反感。[1]

至於日本，也並非一開始便把有紋身的人定義為有黑社會背景的人，例如早期居住在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女性會在嘴唇周邊紋身，以此顯示她們的婚姻狀況，以及象徵著成熟和忍痛能力。到了約17至19世紀，從事建築、祭典準備、消防及郵政工作的人，為了顯示自己瀟灑及帥氣，也常會在身上紋身，有僧侶亦會在身上紋上經文，以求加強法力。另一方面，早至720年，罪犯的臉或肩膀亦會紋上標記顯示罪行或懲罰，約在1960年，人們認為紋身與黑社會及犯罪有關聯，不過到了今天，年輕人受到西方文化影響，開始視紋身為一種流行的藝術，並在自己身體喜歡的位置紋上圖案及文字。[2]

從前對紋身有刻板印象的日本，當中的年輕人現在對紋身已不如過往負面，就連香港的年輕人亦愈來愈接受紋身。以往的香港社會也如日本一樣，普遍視有紋身的人有黑社會背景，不好又或不乖，但現在人們一般都接受紋身文化，不再視有紋身的人為壞人，反而會把紋身看為一種藝術及一種潮流。有的年輕人只想把鍾意的圖案紋在身上，有的則希望紋上特別及有紀念意義的圖案或字句。[3] 當社會對紋身的看法愈發接受，這種趨勢亦蔓延至教會年青的一代，不少年輕信徒不是正在考慮紋身，便是已在紋身的路上，教會可以完全漠視這種紋身風氣或年輕信徒的想法嗎？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兩位年輕信徒，希望藉著他們的分享，有助牧者們稍為了解年輕信徒如何看待紋身，以至無論教會有何立場，都可以回應到年輕人的需要。

手腕內側紋了一個十字架及一句經文的Alan

Alan（化名）回想在他大學時期，發現大學團契中每10位基督徒中，大約便有一至兩位身上有紋身，而身邊出現的基督徒朋友也愈來愈多人考慮紋身。Alan坦言大概從小二開始，便對「紋身」不陌生，由一開始接觸印度的手繪紋身（Henna Tattoo）、到後來是噴槍紋身及紋身啫喱，可能因此令他從小到大都有想要紋身的慾望，成為了基督徒的他，由正式考慮紋身至付諸行動，便決定要紋上與信仰相關的內容。

Alan幾乎沒有為到基督徒可否紋身而掙扎，但他非常著重紋在身上的東西，對他有何特別意義，他也會考慮教會的看法，雖然在教會中，有一些長輩在他刺上臨時的紋身時略有微言，但他所認識的傳道人，都表示最重要是他有否想清楚，Alan很慎重的挑選了紋身的經文，在此事上他有尋求牧者的意見，最後，他的手腕除了有一個向著自己的十字架，也刻上了“desire gives birth to sin.”這一句來自雅各書一章15節的經文，他認為刻在自己手腕內側，這樣才可以讓紋身在自己的視線範圍內，方便提醒自己。Alan不是為要追求紋身藝術或潮流才這樣做，只是想通過一個他認為舒服及鍾意的方式去紀念一些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東西，比如信仰，又比如家人。

當初若有牧者反對自己紋身，Alan還會決定紋身嗎？對Alan來說，他花了整整兩至三年的時間去考慮是否紋身，所以這並非一個隨意的決定，因此，他想他還是會選擇紋身，但他亦明白牧者有不同的立場，若然有些牧者認為有紋身的人不能參與講台上的事奉，如敬拜隊，他是可以理解的，但若然連小組組長也不可以做，甚至阻止他參加團契的話，那麼，他有可能轉去其他教會。Alan認為牧者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只要當他們有意見時，願意找他傾談，而不是表現出抗拒的態度，這樣已經很好。Alan不後悔自己紋了身，也沒有覺得不太方便，若然日後找到其他有意義的東西，他相信自己亦會把它們紋上。

很想在自己背上紋上一個大大十字架的John

與Alan不同，John（化名）並非一開始便接受信徒紋身，不過，隨著社會對紋身有所改觀，加上John後來認真地從信仰角度去思考紋身這課題，令他開始接受信徒紋身。對他來說，基督徒紋身並非與信仰抗衡，可能有些人會引用利未記十九章28節「不可為死人的緣故，割傷你們的身體，也不可在你們的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新譯本》）去反對紋身，但John認為不可以單純地把經文視作條文，應該看《聖經》的精神是甚麼。就如耶穌也打破當時的「傳統」，在安息日治病，如果紋身可以讓人在信仰上有更多提醒，豈不是讓人更「屬靈」嗎？另外，他提到以往有沙漠教父長時間舉手祈禱，他們看似用一些苦待自己或傷害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信仰，紋身或許可以成為另一種幫助他謹記信仰非常重要的方法，以及讓他知道他是要從世界分別出來的——分別為聖，John重視的是紋身達到的效果而不是紋身本身。

當然，紋身可否讓人謹記信仰，在於紋身的內容。John提到自己中學畢業時很投入教會，當時，他想在背上紋上一個很大的斜放的十字架，提醒自己不可以離開信仰，因為世事難料，連自己都不能擔保，自己會否有一天不想再跟從基督，但只要紋上一個大大的十字架，他認為如果有一日他出現了「離教」的念頭時，至少有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從考慮離婚到正式簽字，過程中仍有不少機會挽回，對他而言，紋在身上的印記或許可以給他一次「被挽回」機會。有如此想法，是因為當初帶他返教會，鼓勵他要參加崇拜的那位中學同學，已經離開了信仰。

對John而言，紋身的意義除了讓他謹記信仰，也能表達他是基督徒這身份。他認為要紋身，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考慮過不同的後果才好採取行動，即使現代的科技先進，可以輕易去除紋身，但他卻感到，一旦紋上便是一生一世的事。他不是為了裝飾，或純粹想突出自己而紋身，John並不打算在身體當眼地方紋身，以免影響事奉。他也坦言，若然所屬教會，整體的氛圍反對紋身，他也不會為了紋身而離開教會，他不會視紋身是生命中非做不可的事情，既然弟兄姊妹分享著彼此的信仰生活，他亦會考量其他人的意見，他認為每間教會都有自己的規矩，就如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校規一樣，若然環境不許可，他便不會做。

與Alan一樣，John有詢問過牧者有關紋身的事情，他的牧者支持他紋身，不過，他身上迄今並沒有任何紋身，不是怕痛，而是他恐怕隨著年日過去，自己的身形有所改變，身上的紋身也會出現變化。

不需要視信徒紋身是「離經背道」

一個有紋身的Alan，一個未有紋身的John，透過他們的回應不難發現，他們兩人均不是一時興起想著要紋身，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他們對信仰都非常認真，並且希望在身體上紋上對他們最重要的東西。雖然他們的聲音不足以代表所有想要紋身的信徒，亦不排除有信徒只為了趕潮流，追求紋身藝術等其他原因才選擇去紋身，但Alan和John某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希望藉著紋身，提醒自己堅守信仰的信徒。

或許有人認為信徒並不需要，也不必藉著紋身去提醒自己，有這種想法的人沒有錯，然而，現實中有不少年輕信徒接受紋身，他們也很想藉此去表達或紀念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事情，其實除了信徒紋身，也有紋了身的神學生，外國亦有牧者（如Joyce Meyer）紋了身，將來在教會中或會有更多紋了身的信徒及牧者，教會由不同的群體組成，每個人對於紋身都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今日教牧同工覺得毋須與弟兄姊妹討論，但只要大勢一到，這可能成為教會將來不能逃避的課題之一。

無論如何，彼此保持溝通非常重要，教會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先聆聽弟兄姊妹的故事，了解紋身及其圖案或字句對他們的意義，以及他們紋身的內容，比單單用一節經文否定他們的行為來得好。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渴慕錢財，就被引誘離棄信仰，也用許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書6：10《環球聖經譯本》

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財金貿易不絕。但在複雜的金融操作背後，香港人無不跳入「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的泥淖中。即使你不是財金達人，只靠辛苦賺取得來的工資過當下的生活，都十分勉強。如果要顧及退休的打算，在法例規定最基本的「強積金」供款之下，都必然要進入金融投資領域之中。更何況不同的金融、投資、理財、加密貨幣，甚至聲稱「易借易還」的財金商品廣告日日展現眼前，彷佛人人要投資理財，才能達到理想。琳琅滿目的財金產品有多少以理財為名，貪念行先呢？當中又有多少實際是誘人陷阱？誰是最有可能的受害者？

「怕走寶」求短線回報

最近轟動香港金融界的新聞，可說是加密貨幣交易平台被指無牌經營而被追究的事件。當中涉案超過二千名「苦主」，投資金額損失超逾十五億元；更叫人關注是，這類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其實在香港風行已有十多年。由早期炒賣虛擬貨幣，到盛行自組「掘金機」電腦，到近年由明星賣廣告，網紅KOL宣傳的涉嫌詐騙案件。炒幣熱潮早已由盛轉衰，還是有這麼多人「中招」，實在不可思議。須知道，虛擬資產不同傳統資產，它既沒有真「價值」（早期的貨幣是以貴重金屬鑄造而成），亦沒有政府或銀行支持（實體貨幣有相應的外匯或發行地區的政府、銀行作兌換保證）。美其名為理想化的「去中心化」初衷，變成了網上黑市、非法交易工具，亦極易由虛擬貨幣市場和「庄家」操縱，是很高風險的投資行為；加上在區塊鏈進行的虛擬資產交易，有「只記交易、不設記名」的特性；再加上將資金由「虛擬」轉回「實體」時，又有不同的手續和風險。投資者若在交易時出現問題，很難追回本金損失。

你可能以為作出這些輕率投資決定的人必定是一些知識淺薄，只見利益，不懂考慮風險的無知市民。事實上，就以往不同的金融欺騙案件中，除了退休人士和「師奶」（家庭主婦）外，年輕人也佔不少比例。有調查指出，在受訪約1,000名零售投資者中，過去曾投資虛擬資產的人，由2019年的1%，增加至2023年的6%，當中以18至29歲的年輕人參與投資比例增幅最高，15%年輕投資者在過去一年曾經持有虛擬資產，20%年輕投資者計劃於未來一年參與投資。同樣的調查亦發現，有四分三受訪者選擇投資虛擬資產的原因是「怕走寶」，欲追求短線回報，卻缺少考慮相關的法律問題與風險。

「借錢梗要還」

除了虛擬投資，現行金融產品也多著眼推廣「先使未來錢」，以致「易借易還」。有一些財務公司以網絡之便宣傳，除以「不需現身」、「隨時可借」、借款可以「30秒到手」等口號作招徠，主打青少年借貸市場；有部分財務公司針對大專學生推出貸款計劃，只需身分證明文件及電話號碼等資料就可以在網上貸款，毋須入息證明，成為很多年青人借貸的方式。雖然政府規定了所有含有借貸成份的金融產品廣告，必須加上「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的忠告，但是香港人借貸消費，以致債台高築的現象其實仍然相當普遍。借貸人未能還款、資不抵債、破產，甚至傷人、輕生的慘劇時有發生。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就2023年死因裁判法庭的死亡登記估算，推測出2022年本港自殺率為14.5%，即是每10萬人之中大約有14人輕生，數字較2021年多出17.9%，人數與比率更是自2007年以來最高。其中青少年自殺率為12.2%，尤以低學歷與失業者的自殺風險較高：而失業者比在職者自殺風險高15.5倍，低學歷者則較高學歷者高4.37倍。該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出，近3年來，青少年自殺個案中，約一成人因經濟問題，當中借貸問題佔超過兩成。他分析認為，從事低收入、低技術工作的年輕人相對較易出現財困，在銀行貸款要入息證明而較難取得貸款之時，「易借易還」暗藏高息的財務公司便成為他們的首選。他指出，有輕生青少年在遺書對家人表愧疚：「因不能自拔地借貸，唯有用生命償還，這是一個悲劇」。

錢財絕非生命終極目標

聖經不乏提及處理錢財的教導，當中並非叫人不食人間煙火。錢財是人類重要的工具，有其價值（聖經中財貨的單位，如舍客勒、他連得等，其實就是不同金屬的重量單位），將錢財用在神悅納的事情上，神自會祝褔，並且將需用的加給人（馬太福音6：31-32）。但我們要小心，不要本末倒置，將金錢由人的重要工具反過來變成人的主人。我們尤其要小心對錢財的貪念，因為「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渴慕錢財，就被引誘離棄信仰，也用許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書6：10）錢財本身不是邪惡，但人若對錢財產生貪念，則會使人性扭曲，並生出很多惡念來。

另外，聖經教導人要成為忠心的管家（哥林多前書4：2）。聖經中馬太福音第六章24節中清楚教導我們：「一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人；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忠於這個輕視那個。你們不能服侍神，又服侍財富。」金錢是我們做到神事工的工具，也可以是神祝福我們的媒介，神可以使用錢財去完成祂在我們當中的工作，但錢財卻絕對不是我們生命終極的目標。我們可以做到，就是好好利用手上的資源，將金錢放在適當的位置，好好運用金錢成就各樣的工作和善工，成就各樣的美事。

「你要謹守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第四章23節《環球聖經譯本》

青少年精神健康一直被受關注，因為他們在成長中面對不少的轉變和壓力。本年5月，由醫務衞生局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一項有關青年精神健康調查的報告指出，受訪的3,440名介乎15至24歲青少年在2019年5月至2022年7月受訪期內，有近17%曾出現至少一種精神疾病；19.4%出現自殺念頭；5%有自殺計劃；1.5%曾企圖自殺^[1]，調查結果令人憂慮。為此，筆者專訪了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醫生廖廣申分享對於這情況的看法及建議。

壓力成因
廖醫生認為環境改變這個因素會對任何人產生壓力，研究時期發生的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便是兩重大關鍵事件，對各個年齡層的生活、習慣、求學安排等，都造成影響。他認為研究的數字比率高，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作為現代都市，有著高壓力的教育制度：緊張的學習環境、很多考試和要學習的學科等等；可以解釋到香港學生的學業壓力和考試壓力十分巨大的原因。這樣，可能導致很多人出現情緒和精神問題。

報告指出，青少年患抑鬱症最普遍，有13.7%。廖醫生指出，患上抑鬱症的成因很多，如性格、生理因素和環境因素都有影響，與青少年有沒有接觸毒品、酒精等也有關。他說：「環境因素和壓力感是重要因素，而這報告反映青少年的學業是主要的壓力來源（佔42.8%）。」他建議不要為這個年齡層的青少年添加不必要的壓力。他更指出，臨床見過很多病例，讀書成績很好，是名校高材生，進入了著名大學；最後因為抑鬱症而完成不到學業，或要接受精神科治療、服用藥物及接受心理輔導。此外，報告亦指出了四大風險因素：個人心態、家庭空間、數碼生活及逆境轉化。廖醫生為我們逐一解說。

個人心態——「完美主義、執著、『唔輸得』的心態是高危因素。」廖醫生認為「個人心態」很重要，但每個人的心理質素不同，如果對自己要求很高，就會很容易自責和內疚；也有人很容易有放棄念頭、很消極、悲觀；性格較負面，面對不到問題，令壓力積聚或把壓力放大。

每個孩子的性格不同，作為家長、青少年工作者便要留意他們的心理、思想，和他們多溝通，循序漸進地給予鼓勵，並教導他們如何面對逆境。

家庭空間——實質空間與心理空間，「關於家庭空間，不單指有沒有地方好好休息、做功課？」廖醫生認為坊間常說社會低下階層或貧困家庭的壓力、情緒問題較多，但不代表中産或富庶家庭就沒有抑鬱症。他見過不少學生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父母是專業人士，栽培資源很充足，亦出現抑鬱、自殺問題。原因可能是和父母相處時間或溝通不足，亦可能是父母對他們的要求過高，構成不必要的壓力。

他認為要留意家裡有沒有自由度，要營造一個平台讓孩子可以去和父母溝通，給他們願意和家人表達或商討的分享環境。「不要等到青年人覺得完全沒有信心或已經覺得很恐懼，不敢和家長商量，覺得再沒有人明白、關心他們，白白讓他們走向絕路──自殺。」

數碼生活——電子產品霸佔我們很多時間，減少了社交生活、運動和休息的時間。廖醫生見過很多青少年抑鬱個案是因為沉迷電子產品、手機。他指出，這情況比沉溺酒精、毒品、吸煙還普遍。他建議青少年每天用最多兩小時在電子產品上，但做功課、溫習、蒐集資料等須用電腦，所以有「灰色地帶」。他認為讓孩子從小養成自律是十分重要，家長亦要管理他們如何使用電子產品，和留意孩子有沒有網上沉溺。他坦言，這對家長來說，是不易的課題。

逆境轉化——正向思想、面對逆境的能力，以及與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和溝通習慣是十分重要。「小孩子如能自小培養正向思維，家長的追求不只是學業成就、知識多寡，而是態度，例如有責任心、堅毅不屈的心態、樂觀思想、不怕失敗、不斷努力的態度，有自制能力和管理時間的能力等。」廖醫生表示孩子的「解難能力」很重要：「解難能力就是無論遇到成績不好、比賽輸了，或者失戀等，都知道如何重新站起來，並且不氣餒，不放棄，也不太介懷得失。」

平衡生活及建立信仰
廖醫生建議孩子保持社交活躍，平日要有朋友和家人傾訴開心或不開心的事。「平常不習慣找人傾訴或沒有與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的時間，當有問題發生，就不太容易向別人求助。另外，要有足夠的睡眠時間和足夠的運動量，人才會身心健康。」

他強調有信仰的家庭，應及早鼓勵孩子養成恆常的宗教生活，多參與教會活動。「有很多研究指出，有恆常及良好信仰生活的人，情緒會較好，身心會健康些，快樂指數亦會高一些。」

師長、社工應盡早介入幫助精神病患者
「不要讓孩子獨自去面對困境，單打獨鬥，重複去思考自己的問題。」他認為師長、社工要有敏感度，早一點察覺有問題出現，早一點去關心孩子，及早幫助他們。他不鼓勵看到問題也不處理，應及早找人求助，或做一些相應的行動去解決問題。

廖醫生最後再三叮囑，青少年的成長很重要，預防勝於治療：「要有平衡的多元化生活，有社交生活、興趣活動、足夠的運動量及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有問題的時候，及早徵求意見、尋求幫助。最後，聖經的真理、信仰生活對任何人都很重要。」

書籍推介：
金恩喜（2020，2023）。《一句話收服小孩子》（譯者：丁俞）。台灣：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看到不少年輕人輕生的新聞後，與專於輔導，推動靈修和屬靈導引的彭順強博士（Daniel），[1] 談及如何幫助青少年面對生活與學業壓力或親友離別等逆境，他指出與青少年以敘事治療法（Narrative Therapy）的方式傾談，可能會令他們有所啟發。

生命意義可重新改寫

Daniel認為每個人做事背後都在尋找自己的身份（identity），思想自己生命的意義在哪裡，亦為著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而存在。如環境已變得很荒謬，預計將來「客觀的世界」也會變得很灰暗，如疫症、戰爭等事件未終結又連連發生的時候，我們既不能改變環境，就要找一個「主觀的意義」出來。

「這是很主觀的，面對同一件事，每人找出來的『意義』都不同。」導師要問當事人當時基於甚麼意義或價值而生活，而當下的自己正在擁抱甚麼價值而成為現在的自己？在Daniel的回憶中，以往的導師向不同的人提問後，綜合出來的原因和價值，多數是因為「愛」或「有意義」，才能叫人好好活下去，並且可以為他人而犧牲，其價值觀與基督教十分接近。

「身邊的人可以幫助一個人去創造意義或帶來一個意義。」Daniel提到一個人的故事及其生命的意義可以再改寫。「找出曾在當事人生命中有重要貢獻或曾為他帶來啟迪的一些重要的人，歸納他們如何在當事人的生命構成意義或價值，成為當事人的參考、比較和對話，幫他再重看自己的人生。」

「敘事」三個重要方向

Daniel認為當事人要學習聆聽，才能知道其他人如何看生命。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生命中出現過的某個人，而是其他身邊的人如何看生命，這是值得當事人參考的。不同人的意見、故事，放在自己裡面，可作比較及「對話」。如提出一些問題：為何一些人會比較積極？為甚麼有些人在面對坎坷經歷時接受到，並可以發奮面對呢？就讓別人的故事回應當事人，讓當事人繼續發問，繼而「對話」。

Daniel指出，「敘事」有三個重要方向：第一，幫當事人了解自己的價值觀，發現自己一直重視的意義、在堅持甚麼；第二，一些曾在當事人生命很重要，建立過他，啟發過他的人，看看這些人今天對當事人有甚麼意義；第三，身邊的人有甚麼聲音？有沒有不同的想法？他們如何做？他們又會怎樣回應當事人現時的做法？當事人可在當中「對話」，尋找啟發。

這種方法能為當事人製造多幾個向度看自己的生命，不再單單困在自己的看法中，而是能夠拉闊視野，幫他重建他的生命與價值。正因為這是從自身故事開始，加上以往重要的人及身邊的人的故事，所以這是以多角度、重疊別人故事去看自己的生命，並為自己的生命重寫另一個版本的故事。

「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個或多個主導的故事（dominant story），而敘事治療法就是幫人去找出生命中另一個有可能性的故事（alternative story），不一定要跟著以往主導的故事前行。」Daniel解釋，因為這些主導的故事往往有很多問題和困難存在，如能夠引導當事人去看故事的另一面，便有幫助。「就是從上述三點：自己的價值、曾建立當事人生命的重要人物的生命，以及現在身邊的人各樣不同想法，參考他們的故事，發掘出自己另一個故事的可能性。」Daniel認為這些alternative story是集合不同人的故事及看法的參考，這些參考在感受上比較能觸動情感；因為當中可能與當事人的故事有很多相似的情況，是他真實故事的另一個面向和可能性。

從閒話家常出發

這類把生命故事化並重寫的敘事治療法被稱作「治療」，是否一定要有專家在場才能進行？Daniel認為其實誰都可以問，就是看到一個朋友很不開心，都可以問問對方：「在你的生命裡，有甚麼讓你覺得開心的故事？這些事對你現在有沒有啟迪？」、「你的生命中有沒有人能啟發你呢？他們的故事是怎樣的？」、「你身邊有人的際遇和你很相似，但他們面對的方法和你又有何不同？」又或者問「有甚麼價值讓你覺得重要？有甚麼值得堅持？」等等。這些都是閒話家常的話題，但又可以是好的開始，讓他自己去深思和發現自己更多。他更提出，就算是在發問的人，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聆聽對方的故事，互相影響。

發問、聆聽與分享，這些都是大家能做到的，分享故事（有時間、地點、人物）和交流的方式應該十分適合年輕人。過程中不會說教，只希望與對方互動和讓對方獲得啟發，改寫並使之產生新的、較少問題的生活敘事，以支持當事人生活中較喜歡的價值觀、行動和方向。

當人們能夠看到自己的方向、價值觀、覺察到自己以往的特定生活與思考方式，傾談者可以協助當事人脫離他認為會讓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枯竭的生活與思考模式，並能讓他對未來產生好奇心，想知道自己還可能成為怎樣的其他面貌及發生甚麼事情，好奇還能變成怎樣，繼而發展出主動塑造自己生活的行動，相信自己能夠依照自己的目標而生活。

有關「敘事治療」的書籍，大家可以參閱：

1. 康姆斯、佛瑞德門〔J. Freedman and G. Combs〕。《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Narrative Therap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eferred Realities）。易之新譯。台北：張老師文化，2005。
2. 懷特〔M. White〕《故事．解構．再建構：麥克．懷特敘事治療精選集》（Narrative Therapy Classics）。徐曉珮譯。台北：心靈工坊，2018。
3. 列小慧。《敘事從家庭開始：敘事治療的實踐歷程》。香港：突破，2009。

（本文原載於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的《明報》「談天說道」福音專輯〔2023年2月27日〕，其後曾作修訂。）

2022年9月7日，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作出一項判決：一位承認誤殺罪的男子，被判以感化12個月。這位被判罪的58歲男子，他所「殺」的並非別人，正是與他相親相愛三十多年的妻子。深愛妻子的丈夫為何使用燒炭的形式主動結束妻子的性命？究其原因，讓人傷感，卻不難理解，一位丈夫眼看妻子長期受癌病折磨，劇痛難當，自己亦深陷痛苦之中，患上嚴重抑鬱症，當妻子表達承受不了痛苦，得到妻子的同意後，丈夫明知會觸犯法例，也要「伸出援手」，在百般不忍中送走妻子，再報警自首。法官基於被告的犯案動機及他的心理狀況，決定從輕發落。[1] 事件惹來香港市民再一次討論，香港應否為安樂死立法。[2]

安樂死的英文Euthanasia源自希臘文，直譯為「好死」。所謂的「好死」，大抵指到「安樂無痛苦死亡」。[3] 如果單純尋求的是「無痛苦死亡」。筆者看來，人們相對接受被動的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也就是說放棄拯救生命的治療，又或是終止使用維持生命的儀器，讓病患自然死亡，[4] 這種安樂死其實談不上安樂，因為這些做法充其量只是縮短患者的壽命和痛苦，不一定可以減輕患者臨終前的痛苦。真正可以減輕人們痛苦的死亡，應該是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當中分為自願及非自願，即得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自願安樂死（active voluntary euthanasia）和得不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非自願安樂死（active involuntary euthanasia）。主動安樂死意指由醫護人員採取行動結束其生命，例如醫生為病人注射致命藥物。[5] 安樂死也可以泛指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即是其他人為患者預備一切，由患者親自執行，例如病人進入死亡膠囊中，親自按下釋放氮氣的按鈕，以此結束自己的生命。[6] 又或是喝下他人預備的致命藥物。[7]

撇開並非出於患者意願的主動非自願安樂死，以及被動安樂死，無論是主動安樂死、輔助自殺（兩者以下簡稱安樂死），或自殺，說穿了都是患者選擇了不自然地死亡，想要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只是，安樂死讓人感到有別於自殺，最大的分別在於：第一，某些國家法律上承認安樂死，符合條件的人可以依法申請安樂死，如在荷蘭等地，法律上容許無法承受痛苦的病人，在醫療無效的情況之下，自願並與醫生溝通及討論，若能獲得兩位醫生核准，最終可以「無痛」死亡；[8] 第二，安樂死這詞彙本身讓人想到「無痛」及「有尊嚴」的死亡，制度中又有專業人員作出評估，形象上比較「正面」，較易為他人接受，人們不會公然支持自殺，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安樂死。[9]

支持安樂死的人，除了某些極端的人權主義者，大部份可能都是出於惻隱之心——不忍心絕症人士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況，[10] 所以容許安樂死的國家，法例上一般只容許那些無藥可醫，長期受痛苦折磨的病患者，出於自願並且得到醫生批准才能安樂死。

安樂死與自殺的共通點都在於當事人想提前結束生命，事實上，「想死」並不是非信徒才會出現的念頭，即使身為基督徒，當遇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時，也可能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信徒可以如何面對自己或他人有「想死」的想法，信徒除了用「自殺不能上天堂」、「惟有神掌握人類的生死大權，十誡中提到不可殺人，包括自己」等教義來打消自己或他人輕生的念頭，還可以怎樣做？當神遇到想死的子民，神如何看待他們「求死」的舉動？

《聖經》中沒有安樂死機制，聖經時代的文化及科技，與今時的無法比擬，如果想死，只有自殺一途，又或是找人「輔助自殺」，掃羅（撒上三十一1-4）及亞比米勒（士九50-54）便曾請人幫忙，但掃羅未能如願，最後還是自殺身亡。除了他們，《聖經》記載自殺身亡的人還包括參孫（士十六23-30）、亞希多弗（撒下十七23）、心利（王上十六15-18）、猶大（太二十七3-5），自殺這行為本身在《聖經》中沒有獲得評論，只有說自殺的心利（王上十六18-19）及猶大（徒一18）罪有應得。這些自殺的人或是勇士，或有才智及能力，但他們都未有與神建立深厚的情誼，又或在患難中依靠神，即使猶大被揀選成為耶穌的門徒，但最終走進他心的不是耶穌，而是金錢及那惡者。

這樣說來，是否只要與神建立出美好的關係，便從此可以斷絕「想死」的念頭？答案又不是，即使是被神重用的僕人，也難免會有向神求死的時候。摩西（民十一11-15）、以利亞（王上十九1-4）、約拿（拿三10-四3）、以及約伯（伯三1-16），這幾個與神有深厚交情的神的僕人，各自有「不想生存」的理由。神面對這些僕人求死，或出自真心，或意氣用事，神對每一個的反應都不一樣，但相同的是沒有直接斥責他們想死這舉動，也沒有用教義教訓他們：「你知道是我創造你嗎？你的命是我的嗎？你知道你無權去決定自己的死期，惟有我可以決定你的生死嗎？」等等。當然，神也沒有應允他們的禱告，而是針對每一個人的個性及求死原因出手解決。

摩西求死是因為人民常常怨聲載道，經常惹怒神，難以管理人民（民十一1-15），可以說是「工作壓力」太大所致。神的解決方式便是一下子為摩西提升了70位管理人才，這70人均是摩西所認識的長老和官長，並且分到摩西身上的靈，好去管治人民（民十一16-17），神減輕了摩西的壓力及工作量，也懲罰了一味抱怨的人民（民十一18-20）。摩西還是要帶領這班叛逆子民，他仍有生氣的時候，但他沒有再求死了。

以利亞求死是出於絕望和沮喪，縱使他為神大發熱心，行了極大的神蹟，殺了眾多巴力先知（王上十八20-46），目睹一切的亞哈王，非但沒有悔改，帶領以色列人回轉歸向耶和華神，反而繼續容忍王后主導整個國家的宗教，她更誓言要殺害以利亞。無法力挽狂瀾的先知，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王上十九4），也感到異常孤單及無力（王上十九10、14）。神幫助以利亞的方式是先讓他吃喝休息，恢復體力，然後在微聲中指派重要的任務給他，要以利亞去「膏哈薛作亞蘭王，又要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還要以利亞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接續他作先知（王上十九15下-16《新譯本》）。神又以利亞說「將來逃得過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戶殺死；逃得過耶戶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殺死。」（王上17《新譯本》）。當以利亞以為自己不比他的列祖好時（王上十九4下），神委派他重要任務，以消除他的無用感；另外，微聲中，神也告訴以利亞他並不孤單，因為祂留下了七千位以色列人，是「未曾向巴力屈過膝的，也未曾與巴力親過嘴的。」（王上十九18）。

至於先知約拿，他不是真的想死，主要是因神的恩慈及憐憫而生氣，他知道神「有豐盛的慈愛，轉意不降災禍。」（拿四2《新譯本》）因此一開始，他並不想去尼尼微城，而是逃往他施去。約拿或許因著不想被人視作假先知而逃避神的吩咐，即使他明明說了「再過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毀滅了。」（拿三4《新譯本》），只要尼尼微人悔改，神的恩典臨到，四十天過後，尼尼微城仍能屹立不倒。約拿或許害怕新的亞述勢力將會成為以色列人的威脅。[11] 無論基於甚麼原因，或為自己的名聲、或為國家的利益等，身為先知，約拿並沒有與神站在同一陣線，從神的眼光去看待尼尼微人，反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評論對與錯，他雖然頭腦上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憐憫」，心裡卻無法接受神對尼尼微施行祂豐盛的慈愛。神為了教導約拿去領悟及明白祂的恩典是出於愛惜，以一棵蓖麻以及一條蟲子為教材，但這又觸發約拿第二次發怒求死，甚至覺得自己發怒至死都是對的（拿四6-9），神於是引導約拿反思，如果他愛惜枯萎的蓖麻，更應愛惜眾多尼尼微人及牲畜（拿四10-11）。約拿求死，背後的原因是出於不能接受神施行恩典的處境或對象，神則直接用「環境」教導約拿認識祂的心意。

按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約伯具有申請安樂死的資格。事發突然，他從人生最高點跌至最低點，接連失去兒女、財產、健康，尊榮等，難怪他的妻子也叫他咒罵神然後死去（伯二9），約伯不敢辱罵神，只好在萬般痛苦中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1-16），間接地表達自己不想存活，不單只他自己，他相信對於活在痛苦中的人，死亡帶給他們更多快樂（伯三）。讓約伯最痛苦的應是信仰上的崩潰，他不明為何敬虔度日，神仍視他為敵人，向他發動攻擊（伯六4，七12-21），痛苦中，約伯一而再使用法庭上的用語要求平反（伯十六18-21，十九21-29）。[12] 神在旋風中連番追問約伯，似乎咄咄逼人，其實神需要約伯知道祂創造一切，仍然掌管一切，包括約伯的生命。因著與神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承認自己渺小及無知，撤銷他的訴訟、過往的知識及認知，並且結束他的哀傷期，不再視生命為無用。[13]

從上述四個個案中，我們看到：摩西因壓力而求死，於是神解決他的難題；以利亞認為自己使命不達，於是神託付他其他重要的任務；約拿不是真心想死，只是不滿神的作為，於是神藉環境教導約拿體會祂的心意；信仰崩潰的約伯痛不欲生，於是神向他顯現，先建立他的信心，再在人前宣判他的清白，最後恢復他所有，並且額外賞賜他。如何讓求死者有生之欲望？神親自示範了對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一樣的處理方法。神對生死有絕對主權，神不喜悅人自殺或安樂死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導，不過，若然出現輕生的念頭，除了回想這些教導，尋求牧者、社工等人的幫助，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向神祈求，不是祈求神給你自殺或安樂死的理由，而是坦然向神陳述自己的難處及真實的感受，即使坦然向神求死，神總有方法，用你看得見聽得明的方式幫助你重燃生存的欲望。

坦誠地在神面前「求死」，其實是求生的開始，因為神總不會撇棄任何一個向祂求助的人。

轉變中的挑戰

回望過去有時需要勇氣，因為許多酸甜苦辣會像波浪一樣，此起彼伏，令我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伏，25年對一個機構來說是一段不短的年日，當中的董事、同工、顧問和合作伙伴已有不少轉變，包括退休、移民、離職、甚至回到天父身邊，不想道別、還須道別！翻開舊照片，大家昔日的熱誠、幹勁、以至青春都能令人心動。慶幸大家曾經一起為香港、為神的國度獻上時間和心力，無愧於我們的時代，無論是回應來勢洶洶的同運、泰山壓頂的賭波合法化、糖衣毒藥般的色情暴力文化，以至岌岌可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我們曾經一起力竭聲嘶地吶喊；過百名的代表在立法會輪流發言；洋洋灑灑地以四頁全版的登報；超過十萬人的聯署；幾千名弟兄姊妹一起上街請願；日日夜夜拜訪官員和游說議員；一年到晚往學校、教會和機構分享。回望過去，難免唏噓，究竟過往所做的有沒有白費？這一切都像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我們不會假裝過去幾年香港的變化對我們沒有影響，不會掩飾同工及友好的退休離職和移民對我們的衝擊；但感恩的是神仍看顧我們，仍有忠心的董事、同工和合作伙伴一起為守望我們深愛的香港、宣揚神的國度而堅持下去。我們雖然好像在波譎雲詭的霧中前航，甚至感到天色愈來愈昏暗，但感恩的是仍可以抱著單純的信心，努力學習在不正常的世界做個正常的人，說正常的話，做當做的事，然後安然將一切交託給創始成終的上帝。趁著25週年，但願我們能繼續持守我們卑微的願望：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一1-2）

5月暑假剛開始趁天氣未算太熱就馬上去了一次旅行。一家人開兩日車來到South Padre Island (南帕德里島)渡假。

South Padre Island是一個美麗荒涼的地方，起初只有卡蘭卡瓦印第安人(Karankawa Indians)，候鳥和海龜聚居。該島於1759年從西班牙國王King Carlos III(卡洛斯三世)授予Nicolás Ballí(尼古拉斯‧巴厘)，後再傳給其孫子，Padre José Nicolás Ballí (帕德雷‧何塞‧尼古拉斯‧巴厘神父)。不久之後，Padre Ballí神父帶同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居住此島，並在島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向卡蘭卡瓦印第安人傳福音。由於Padre Ballí神父是一個善良的人，被他服侍的人把該島稱為La Isla Padre – Padre Island。^[1]

1554年4月，三艘西班牙客貨船在South Padre Island擱淺，因為一場風暴將它們從古巴海岸吹過墨西哥灣。當時，這是西班牙艦隊在新大陸遭遇的最大災難。運往西班牙的大量寶藏丟失了，還有令大約三百名乘客和船員喪失生命。船的殘骸於1967年被發現，並從發掘中看到歐洲人曾在島上生活的記錄；成為在德州裡歐洲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之一。在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可以了解更多沉船意外和其後考古發掘的資料。^[2]

South Padre Island著名是陽光和海灘；藍天白雲襯托著白沙綠水。儘管受到COVID-19的影響，該島在2021年接待了大約900萬名遊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多名旅客曾到訪過South Padre Island的遊客中心。^[3]

今次行程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外，我們還特別參觀了一間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的海龜中心。中心由一名熱愛海龜的女士Ila於1977年成立，主要是負責保育、教育和復康工作。^[4] Ila女士是第一位在Lowa (洛瓦州) 及Illinois (伊利諾伊州) 獲得飛航員牌照的女性，熱愛海洋的她於1957年第一次遇見受傷的海龜而萌生了一個念頭——保育海龜，這亦她成為了她一生的焦點。起初，她只是在自己的後園招待島上的旅客，讓他們認識自己救回來的小海龜；她因此得了The Turtle Lady of South Padre(海龜夫人)的美名。當海龜中心正式成立後，中心的使命是教育訪客關注瀕臨絕種的海龜，復康有病或受傷了的海龜，並致力於保護Kemp’s Ridley海龜 (坎普的雷德利品種)。可能有人會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聚焦於事業、名利、愛情，但Ila女士卻選擇了聚焦保育、教育和復康海龜。她對海龜小生命的堅持與執著，會有多少人欣賞和認同？為何她會如此尊重和重視野生動物的生命？是否因為她想彌補人類的疏忽，例如蓄意將捕魚工具(ghost gear幽靈漁具)留在海中，這對海龜造成多少傷害？^[5]

在冬雪暴、颶風、熱浪等等災害侵襲期間，都會聽到不同組織發起的拯救海龜行動。而全球暖化更引起了科學家對海龜和野生動物安危的關注。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雷恩島周圍99%的綠海龜都是雌性；溫度愈高，雌性幼崽就愈多。此外，溫度升高會使海沙變熱，因而導致孵化率降低或完全築巢失敗。^[6]

很多團體都有鼓勵人助養海龜的計劃，人們可以金錢、時間和身體力行參與救護海龜。最近留意遊輪活動時，發現其中一項上岸的付費活動，乘船短途旅遊(cruise excursion)，在這個選項裡竟然有拯救海龜活動，其收費與其他付費活動相比，並不算便宜(近90美元，約700港元)。儘管有人都覺得不值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救一隻「沒有回報的」海龜；但委身拯救行動的人士卻不惜代價盡己所能，救得一隻得一隻。為何他們願意這樣愛惜生命？這條「生命」與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又沒有靈性交流，即使少了一隻又如何？相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胚胎，又應如何看待？

海龜中心裡有一隻雌性海龜名叫Allison(艾莉森)，她現時140磅，最喜歡吃生菜。她於2005年受傷獲救，當時只有五歲的她卻已經失去了三隻鰭(肢)，只有一鰭又如何正常地生活下去(海龜壽命可達150歲)？幸好，於2008年Allison成功佩戴了由一名實習生設計的BETA氯丁橡膠背心連碳纖維鰭。從此她可以在水裡自由活動，不用再在水裡「自轉」，更可以自己浮上水面呼吸。2014年，Allison成功配戴了第四代的全碳纖維義肢，使她可以作更細微的轉彎動作、更精準的行動。倘若Allison當初沒有遇到珍惜她生命的人努力地挽救扶助，她很可能已死去，實在有點可惜。看著她現在能游得自在，並能與朋友暢泳，也替她高興。同時，也欣賞Allison對生存的堅持、對克服殘障的決心。在人類的世界裡，同樣也有不少人正面對身體衰弱或殘障，有人會選擇與之共存而努力活著，有人會選擇與之共亡而痛苦了斷。一隻沒有靈性的小海龜會否帶給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點對生命的啟示？

最近喬治亞州(Georgia)稅務局於8月1 日宣佈，任何具有可檢測得到心跳(detectable human heartbeat)而未出生的嬰孩，也有資格算作個人所得稅中的子女免稅額。官員們補充說，從7月20日起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可以申請對任何可以檢測到心跳的胎兒扣稅，每名胎兒可扣減3,000美元（約24,000港元）。據悉懷孕六星期，甚至在大多數母親不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聲；此新政策反映政府把「可檢測得到心跳」的胚胎承認為「人」，即使未到產期也可以讓其父母獲享該年的扣稅優惠。

喬治亞州的上述公告是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的裁決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宣佈的，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全國50年來的墮胎權。於7月20日，下級聯邦上訴法院也決定讓喬治亞州禁止該州大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法律界分析人士和墮胎權利倡導者當然會對這宣佈感到沮喪和疑惑。^[7]

甚麼是「人」？胚胎是人？胎兒是人？胚胎和胎兒是「生命」？可以是討論不完的倫理問題；但弔詭之處在於為甚麼人可以為「甚麼是人」做定義？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生命比未出生的人的生命更可貴？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權益比未出生的人的權益更應被重視？

墮胎是一項醫療程序，也是一個倫理議題，有人認為應優先考慮胎兒的生存權利，也有人認為應優先考慮婦女的權益。因此，政府如何制定法例，容許婦女在甚麼情況下合法地墮胎，是一個相當具爭議性的議題，當中也牽涉政治考慮。

美國最高法院在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作出歷史性的判決，裁定德州的法例限制婦女墮胎屬違憲，並指出婦女與醫療人員的墮胎決議屬於聯邦憲法保障的私隱權範圍，婦女在懷孕首12週享有完整的墮胎自主權，而各州政府需自行規定懷孕12週後「限制墮胎」的條件，因此各州份對於墮胎週數的限制各有不同，通常是在懷孕22至24週後限制或禁止墮胎。[1]

「羅伊訴韋德案」成為美國墮胎合法化的里程碑，但美國國內對墮胎的爭論卻從未結束，支持婦女身體自主權（pro-choice）與擁護胎兒生存權（pro-life）的兩派人士，仍致力游說各州政府在「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下制定州內的墮胎法例。

Pro-choice一方爭取政府制定相對寬鬆的墮胎政策，希望消除婦女接受墮胎的障礙。有關人士認為胎兒只是母體的一部份而不是獨立自主的人，因此女性有權為自己的身體作決定。他們認為墮胎能有效減少少女懷孕，稱這是對弱勢群體的女性提供完成學業的保障。而降低合法墮胎的各種限制也會減少女性尋求非法墮胎的情況，由於合法墮胎服務較為安全，這對女性的生理健康也帶來保障。

Pro-life一方則爭取政府制定相對嚴格的墮胎政策。他們肯定生命的神聖及可貴，認為墮胎剝削胎兒的生命權。儘管胎兒無法在離開母體後獨立存活，但仍然是有生命的，雖然未出世，已是潛在的人，其生存權亦應該受到保障。而不少婦女在接受墮胎後生理和心理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所以他們除了爭取收緊合法墮胎的胎兒週數限制外，也希望訂立進行墮胎程序前的冷靜期、強制輔導制度及超聲波檢查等，提供足夠空間讓婦女冷靜地作決定。

過去不少美國州份都嘗試過訂立「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規定在可以偵測到胎兒心跳時，即普遍約在懷孕六週，就禁止進行墮胎程序，這大大收緊了「羅伊訴韋德案」中容許在懷孕首12週享有完整墮胎自主權的限制，因此這些州份的「心跳法案」往往被聯邦法院裁定為違憲而無法通過。

不過，2021年德州通過了「心跳法案」，此法案並沒有直接下令禁止六週以上的墮胎手術，但除了緊急醫療因素可獲豁免外，任何美國公民可向任何協助、或有意圖對懷孕六週以上者實施墮胎的婦科診所提出「民事訴訟」，因此協助手術的醫生、支付手術費用者、診所工作人員、甚至連運載孕婦到診所接受墮胎的司機都可能遭到起訴，藉此來禁止六週以上的墮胎程序。

此法例在當地引起極大反響，有民眾將法案告上美國最高法院，但法院以5：4的比數，拒絕審議，令法案如期在今年9月1日在德州生效。[2] 美國司法部亦為此提出上訴，但遭上訴法院駁回。[3] 不過，美國司法部仍在尋求最高法院頒令擱置德州「心跳法案」的執行，並已將文件呈交最高法院。[4]

美國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組成。在上一任總統特朗普執政的四年間，隸屬共和黨的他委任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讓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的大法官人數佔全體三分之二，這將對pro-life一方有利。最高法院對此案的最終決議或會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並左右全美各州有關墮胎法例的執行。

墮胎是美國過去數十年來充滿爭議的課題，pro-life與pro-choice兩方各有大量的支持者，因此德州的「心跳法案」刺激了美國民眾的神經，引申出全國性的爭論。我們繼續觀察事態的發展，留意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看看會否掀起新一輪的政治風波。

相對於美國，香港在墮胎一事上的爭論不大。根據香港法例，如果懷孕對孕婦的生命、生理或心理健康構成的危險較終止懷孕大，或嬰兒出生後將會因為身體或心理的問題導致嚴重殘疾，在兩名註冊醫生同意下，孕婦可在政府指定的醫院或診所進行合法墮胎。但如果孕婦懷孕超過24週，除非為了挽救孕婦的生命，否則一律禁止進行墮胎程序。

雖然香港法例規定懷孕對孕婦構成危險才能合法墮胎，但在實際操作時往往將懷孕對孕婦的心理影響放大。說得直白一點，只要孕婦在懷孕24週內打算墮胎，都不難找到合法墮胎的理由。

墮胎與否關乎腹中胎兒的生命，需要謹慎思考才能作決定。香港是否也可設立冷靜期，提供空間讓孕婦就墮胎一事，再仔細思考利弊，以免在衝動的情況下作出令自己後悔一生的決定呢？

若友人跟你說：「我有30年安全持牌經驗。」而另一位跟你說：「我有三年安全駕駛經驗。」你會願意或安心乘坐誰開的車？

兩個月前，我在台灣考取駕駛執照（駕照）。現在擁有兩個月安全持牌及一次安全駕駛經驗。相信除了那位曾立誓至死不渝地愛我的太太外，大概暫時沒有誰願意，冒險坐駕駛席旁。

二十多年前，我也曾學過車、考過牌。但「肥佬」（不及格）過後就再沒有重考。原因有三：一、香港學（考）車太貴；二、香港養車太貴；三、我的薪水太低。在台灣再次學車、考駕照，最大的原因是想到「常作準備」，為將來的服侍（工作）多作預備。當然，另一誘因就是在台灣學車考牌，實在是便宜，所需學費大約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我所報讀的駕駛人訓練班（即駕駛學校，簡稱駕訓班），更聲稱保證及格；意思就是只要你在筆試及場內試通過後，道路試可在一年內不斷重考（大概每隔兩三星期就有一次重考的機會），更不用額外付費，期間老師也會陪伴學員複習一兩遍路段駕駛，保證你考至及格為止，實在相當划算。

每多一張證件，也代表你多了一個身份、添了一份責任。過去作為行人，只需單純的留意「紅綠燈，過馬路要小心。」現在多了駕駛者的角色，需要關注的事情自覺地增多了：交通燈、指示路標、行車線、車速、行人……，更不自覺地留意到車禍的相關報道。

多了留心才驚覺，台灣的新聞報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與車禍有關。不出三天兩日，就會發生嚴重而導致死亡的交通意外。嘗試在網絡上搜尋有關台灣車禍的資料，其中的標題也引人注目：〈台灣交通事故高發生率，已成新國安危機〉、〈台灣車禍死傷太恐怖 每年死者比921地震還多〉、〈台車禍死亡率東亞第一！網怒批機車「新三寶」〉。台灣車禍的死亡事故是美國、韓國的1.5倍，是日本的三倍，相比於香港更是七倍之多。說到機車（電單車），原來台灣的機車密度是世界第一。在2,300萬的人口中，機車總共有約1,500萬輛！扣掉未滿18歲、沒有駕照的，可以說幾乎每人有一部機車。所謂的「新三寶」所導致的意外，就是「逆向行駛」、「未保持安全距離」、「超速行駛」。一字說穿，就是要「快」。

「快、狠、準」或「快、靚、正」成為不少現代人的生活模式或追求的方向，以最短的時間完成最多的事情。參考香港某旅行社的10天歐洲團，內容包括遊走六個國家、12處景點，這未免太過不可思議！「快」導致人停不下來，叫人不懂得「細味」，讓人無暇來欣賞、享受。在羅浮宮走上三天，大概也只能看到它內裡的點滴皮毛。怎能想像導遊所說：「你們可以入內參觀，大概三個小時在大門集合。」但最有趣是有遊客這樣回應：「三小時那麼久？我寧願多看幾個不同的景點！」

回到開車的題目上。意外的原因不僅是「快」或「趕時間」，更是關乎「態度」的問題。

在駕訓班，學員都需要練習道路駕駛。即使是第一次開車，我也知道路牌中以黃色大字所標示的60是車速的限制。誰知旁邊的教車師傅卻不斷的說：「加點油，再加點油。」隨後，師傅叫我看看儀表板說：「看，已過100了！也不是甚麼樣，你習慣開快，在考試時慢駛就一定過關。」違規、超速是問題嗎？至少在教車師傅的眼中，絕不是甚麼大不了的問題。試想，在學車的階段已給學員灌輸可超速的意識，在學員拿到駕照後還會遵守規則嗎？

在那一次（暫時也是唯一的一次）安全的駕駛經驗中，我堅持以法規下的行車速度來開車。結果，卻被後方來車響按「提示」，亦有不少尾隨車輛從旁超前，更有在道路中穿插的機車駕駛員，向我報以怪異的眼光，他們似乎以行動來提醒我，就猶如教車師傅所說的那一句話：「加點油，再多加一點……」

行車超速就是如此的「合理」，交通意外就變成這般的「平常」。

在台灣要累積安全駕駛經驗，看來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忍耐、包容和克制。原來擁有三年安全駕駛經驗是殊不容易，值得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