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勿以性騷擾作為反對的手段

在2019年，一名21歲輕度智障的女子疑遭暴力對待而喪生。她的父母因信任自稱是道士的張姓男子，讓他為女兒進行驅鬼法事，但期間有人對女事主施加了極端的暴力，甚至以假陽具來侵犯她，最終導致她死亡；張姓男子被控謀殺罪及非禮罪。事主的母親亦遭控告，她未有阻止事件的發生，甚至涉嫌與男被告一同購買假陽具。事主的父親發現女兒失去意識後報警，警方到達後發現她的頭部受傷並已沒有呼吸。陪審團早前一致裁定男被告的控罪全部成立，而女被告被控協助和教唆非禮另一人的罪名，亦被一致裁定成立；案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這原本是一宗可避免的慘劇，如今一條寶貴的生命已被殘害。當人們面對困難或不如意時，有時會求助於民間信仰，但無論採用何種方法，都應考慮有關的方法是否合情、合理和合法。男被告聲稱要為女事主驅邪靈，即使他真的出於幫助他人的想法才做出有關行為，亦不能成為犯案的藉口，因為他所使用的手段完全不合常理，並違背社會道德倫理。事主的死反映出其父母的愚昧，盲目相信了被告，更無法保護自己的孩子，是失職的父母。他們或許因對女兒患病而感焦慮，所以願意嘗試任何醫治的方法，但他們忽視了基本的常識和做法是否合法，最終在男被告的錯誤引導下，讓女兒遭受致命的傷害。這一事件提醒我們在做決定時，應優先考慮保護身體和珍惜生命，避免因愚昧而造成不可逆轉的後果。

對於身邊有需要幫助的人，我們應多給予關心和支持。只有在彼此關懷、拒絕傷害他人的社會氛圍之中，才能減少類似悲劇的發生，讓每個生命都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惟有理智與關懷並存，才能真正守護生命的價值。

參考資料：

朱棨新。〈道士涉謀殺及非禮智障女案　陪審團一致裁定兩被告全部罪名成立〉。《香港01》。2024年10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066462/道士涉謀殺及非禮智障女案-陪審團一致裁定兩被告全部罪名成立。
 

暑假將至，很快就到大學迎新營舉辦的日子，但幾乎每年也會出現迎新營的各種性醜聞。學生在迎新營大玩意識不良的遊戲，新生在群眾壓力下被迫與人有身體接觸和參與各種性話題的討論。筆者相信並非所有迎新營都是如此，但在不少市民心中，迎新營看似已與性騷擾劃上等號。

筆者大學時也籌辦過迎新營，我們自行設計迎新營的各項活動，大學也鮮有介入。但現在各種意淫的活動彷彿成為了迎新營的傳統，也令大學要出手對迎新營作出監管，有大學要求學生在舉辦迎新活動前提交計劃書，獲校方批准後才能執行，甚至實施扣分制，對舉辦不合適活動的學生組織施加處罰。

大學和中學其中一個明顯差別，是學生自主性的不同。中學對學生有較多規範，而大學則自由得多，只要不犯法，基本上學生做甚麼大學都不太理會。但自由須伴隨著自律，沒有自律的自由是放縱，對自己和他人都會造成傷害。當一眾迎新營籌委未能自律，大學只好施加規範來約束學生的活動，但這是不是社會樂見的情況？若日後迎新營的文化「重回正軌」，希望大學能信任他們的學生，放寬對迎新營的規範，讓學生能自主地在籌備過程中學習作負責任的決定。

位於加拿大的溫哥華強暴救援及婦女危機中心（The Vancouver Rape Relief and Women’s Shelter〔VRRWS〕），是加拿大歷史最悠久的強暴救援中心，使用這間中心服務的女性都經歷過強姦、被虐、有過賣淫經歷或曾遭遇其他形式的男性暴力。她們身心都受過傷害，經歷過真實的暴力。

變性人Kimberly Nixon，他的原生性別為男性，他希望成為該危機中心的義工，擔任女性受害者的同伴輔導員，但中心堅持其使命只為曾遭受男性暴力的女受害人提供女性對女性的輔導，而中心願意為Nixon提供其他職位，不過Nixon卻因此在1995年提出了人權訴訟，他聲稱受到歧視。Nixon沒考慮到，他其實是在勉強曾被男人傷害過的女性，接受一位生理男性的輔導。

Nixon向卑詩省的人權審裁處提起訴訟，該危機中心最初被判敗訴，但後來人權審裁處推翻初審判決，令VRRWS勝訴。Nixon接著上訴到卑詩省的上訴法院，但他再次被判敗訴。2007年，加拿大最高法院駁回了Nixon其後提出的上訴請求，並要求他支付VRRWS的法律費用。這使得該危機中心得以堅持其女性專屬政策，並維護了中心提供有關服務的合法權益。

雖然VRRWS得到了終極勝訴，但持續12年的訴訟，不但讓該中心陷入危機之中，也令這個組織的使命和財務承受了一定的壓力。[1]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近年電影電視劇，在性議題中除了十分政治正確外，劇目也加入不少性和性別議題，值得社會反思之餘，部份議題更引起社會連鎖反應。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中，透過一場選舉戰，談及職場權力關係、性騷擾、婚姻與家庭的關係，令人反思今日家長應該怎樣與孩子討論性教育。（文章內容有劇透成份，敬請留意。）

談及職場劇，通常在大台理論中，就是專業上發生的故事，加上一些多角的戀愛、一些床戲，最後以燒烤活動場面作結，來一個大團圓結局。不過在《人選之人》中，性愛關係多變的。[1] 女主角是同性戀者，有固定女友，努力想要傳統的父親認同；與她一起工作的女同事，在前公司先戀慕已有家室的上司，之後與他有性關係，但同時又被拍下裸照作為要脅，以免她將婚外情曝光。劇情發展又因著各種巧合，這位有家室的上司，其女兒出於好奇，看到了父親與很多不同女性的裸照，事情曝光後又見其母親人前人後兩個樣，表達自己為了權力可以忍受丈夫婚外情。

劇集在串流平台推出後，在台灣大受關注。男女雙方是戀人關係，男方在女方不願意的情況下拍床照，女方即使愛男方但卻不願拍床照，她由最初擔驚受怕要去討論區做搜尋，深怕自己的不倫照片曝光，到最後選擇站出來對所有人說自己是受害者，令人動容。劇情更激起台灣一波MeToo浪潮，政界、文壇、藝壇、娛樂圈無一倖免地被牽連，[2] 不少受害人均走出來說相類似的故事。

不論港台，如果有人在不同意的情況下被迫拍下這些私密照片，拍攝者同樣觸犯了刑事罪行。可惜的是，受害人往往有個想法，當時大家是戀人的關係，對方也承諾不會外傳，所以就容讓事件發生。不過當關係不幸破裂時，受害人就會發現當初的「容讓」其實是錯的，最終只會活在陰影之中。任何關係之中，二人真誠同意做某些行為，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半推半就帶來的遺憾，會影響一生。作為家長我們可以怎樣教育孩子處理感情關係中的性愛事？我們因為愛對方，會否做出一些本來我們就不願意做的事，超越我們劃好的界線？

故事另一條線，討論到爸爸的女兒看到爸爸與不同女生的床照時，青少年期女兒的反應。故事中孩子先感到震驚，之後覺得被欺騙，到思想怎樣保護母親時，她發現母親雖然知情，但卻選擇默默承受，這令她感到委屈和無奈。這故事亦引發出很多討論。今日成人世界的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的性生活在不同的情況下被孩子發現，我們如何向我們的下一代解釋我們的過去，甚至是我們的現在？可見性生活的記綠，不論是裸聊或者床照，除了自己要擔驚受怕之外，還要考慮更多未知的後果。

除了裸照的討論外，故事亦提及一宗性騷擾案件，主人翁在職場被人性騷擾後，遭高層不斷用各種方式冷處理，甚至企圖大事化小，受害人經過同事協助，明查暗訪下發現原來不只她一位受害者，最後認為應該要選擇依循正途作出投訴，過程中當然被不同的人士以各種的方式施壓，企圖用內部和解的方法來解決事情。

故事反映出台灣雖然有各種的正途去投訴和處理性騷擾事件，但實際操作上，大部份人寧願用大事化小的方法來處理，以為就可以將問題解決。正正因為社會對性騷擾的認識不足，誤以為它只是一種沒有雙方同意的調情，但實際上如果調情不是雙向和正面，甚至令任何一方有不安的話，就理應道歉，若果這種令人不安的調情一直持續，足以構成性騷擾。可惜社會上這方面的教育十分不足，大部份人都認為這種情況如果受害人走出來表達是小題大做。最後受害人就傾向走回大事化小的處理方法，令自己處於劣勢，甚至繼續被騷擾。

一套台劇，反映出法例即使訂立了，如果社會的性教育仍然落後，有些狀況仍然難以改善。文化、科技不斷的改變、演進，自然令不同性議題出現，家長作為成年人，除了自己要思考怎樣應對外，也要想想怎樣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去應對多變的議題，如何建立一個正確價值觀和態度去面對不同的挑戰，比單單回應一個情景更重要。

資料庫

威脅發佈私密影像屬違法

針對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香港政府在2021年10月實施了新法例，將有關行為列作刑事罪行，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在事主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下，拍攝事主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行為，例如更衣或性交，即屬違法，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如果有人未得到事主同意，或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便發佈其私密影像，或者以私密影像威脅事主，這同樣會觸犯法例，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即使有關私密影像是事主同意拍攝，但只要在未經事主同意或事主不同意的情況下發佈，便屬違法。

「不知者不罪」是中國傳統民間智慧，不過，對於法治社會來說是行不通的，最多也只能成為被定罪時的求情理由，因此，了解一些與我們日常生活經常有可能遇到的問題的相關法律便十分重要，否則因為無心之失而被檢控、甚至鋃鐺入獄便不值得了。

在現代社會，一些只涉及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感情、親密關係的問題，若大家以為不涉及法律便大錯特錯，而一些往日容許、甚至被讚賞的行為，今時今日卻可能會被檢控，正如以前死纏爛打地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會被視為痴情，現在卻很可能變成纏擾或性騷擾。而情侶或夫妻情到濃時，不要以為只要在家中或室內發生性行為便一定沒有問題，若身處公眾可以看到的地方（如露台），便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至於棒下出孝兒的傳統觀念，莫說對子女會犯法，就算用來教導寵物亦有機會惹官非。又例如教會和機構在面對新的社會環境，若沒有危機意識，萬一誤墮法網，恐怕無法改變作為領導沒有做好危機管理而失職的事實。

當時代變了，不與時並進，只會變成糊塗人，不知和無知只是一線之差，以數碼科技為例，這已是大部份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作為用家，我們難以明白當中的許多原理，不過，卻不能不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守則和知識，否則便可能糊裡糊塗做出糊塗事。今期《燭光》會從數碼智商、明星與社會現象、青少年的性態度、人與寵物的關係等多個範疇，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明光社成立及回歸25週年的新香港的新挑戰。

明光社於2020年獲得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資助，開展「童途有愛：保護幼兒身心靈計劃」，製作一系列適合幼稚園與初小學童的防範性騷擾教材，供學校及家長使用，務求家校合作，以有趣的形式，加强兒童自我保護意識，預防性騷擾和性侵犯，讓小朋友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本計劃的重點項目是製作一套「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此遊戲卡適合家長、教師或小朋友身邊的成年親友與小朋友一同玩，讓小朋友在遊戲中學習分辨好或壞的接觸，和遇上壞接觸時的適當回應方法。每盒遊戲卡套裝包括了25張人物卡、25張動作卡、25張身體卡、17張回應卡和12張機會卡。另外遊戲還提供了三個不同主題的棋盤，分別是上學天、親子同樂日和校園生活，玩家需要先揀選其中一個棋盤，作為是次遊戲的棋盤，並將自己所選的棋子放在棋盤的起點。

遊戲可供二至六位玩家參與，每盒遊戲卡裡有六顆棋子，每位玩家可選一顆棋子。我們鼓勵家長或教師和小朋友一起玩，或者從旁協助，在玩遊戲卡時為小朋友提供適當的指引。第一位玩家先從人物卡、動作卡和身體卡中，各抽一張，並將抽出來的三張卡組成一個情景。如果該情景是好接觸的話，玩家可以擲骰子決定棋子前進步數；如果是壞接觸的話，玩家則要抽取一張回應卡。如果回應卡的內容是遇上壞接觸時的適當做法，玩家亦可擲骰決定前進步數；如果是不適當做法，玩家則需抽一張機會卡，並按機會卡上的指示行動。完成以上流程後，就由下一位玩家抽牌。棋子最快到達終點的為之勝出。

在進行遊戲時，家長或教師需要注意以下事項。首先，可視乎孩子的年齡和生活圈子，決定適合的人物卡。如果孩子抽中的人物卡是他們生活上未曾接觸到的人物，可讓孩子重新抽另一張人物卡。而人物卡、動作卡和身體卡組成的情景是以孩子的角度出發。例如孩子抽到「同學」、「輕拍」、「臀部」，是指孩子的同學輕拍孩子的臀部；如抽到「陌生人」、「向你展露」、「私人部位」，是指陌生人向孩子展露他的私人部位。

家長或教師可按遊戲卡組成的情景，詢問孩子此行為是否合適，再分辨它是好接觸還是壞接觸。好接觸是指令孩子感到開心舒服的行為，而壞接觸則是令孩子感到不舒服、不安、害怕、厭惡的行為。如果遇到一些未能明確分辨是好或是壞接觸的情景，則以孩子的感受來作判斷。

例如抽中「叔叔」、「檢查」、「私人部位」，情景就是叔叔檢查孩子的私人部位，這接觸是好是壞，視乎孩子的性別、叔叔與孩子的關係等等因素。如果孩子與叔叔關係疏離，這很可能是一個壞接觸；但如果叔叔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為健康理由而進行檢查，這就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行為。大人亦可即時詢問孩子的感受，如果孩子對此感到不舒服，都可視為壞接觸。

家長或教師在遊戲過程中需留意孩子的反應和感受，如孩子出現驚慌、流淚、不開心、情緒低落等狀況，可暫時停止遊戲，溫柔地安慰孩子，並慢慢引導孩子説出感受和令他出現情緒的情景及原因。另一方面，如孩子對於明顯的壞接觸行為不感到抗拒，或認為該行為不是壞接觸，我們也要保持冷靜，並用溫柔的態度引導孩子說出他們的想法，了解他們是否曾經歷不恰當的接觸，並藉此教導孩子適當回應的方法。

如在遊戲中發現孩子曾經遇上壞接觸或性騷擾的情況，千萬不要責備孩子，避免造成二次傷害，應保持冷靜。家長或教師可以先讚賞孩子，有道出事情經過的勇氣，溫柔地安撫孩子的情緒，並盡快陪同孩子尋找專業人士幫助，可聯絡學校老師或社工協助，如涉及非禮或強姦等性侵犯行為，需立即報警處理。

我們設計遊戲時加入不同棋盤，讓玩家鬥快到達終點，目的只為增加遊戲的趣味性，但要知道遊戲的輸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藉遊戲卡，在互動中向孩子作出解說，教導孩子分辨好或壞的接觸及正確拒絕壞接觸的方法，增強他們自我保護的能力和技巧。

在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資助下，本社現免費派發「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給全港各小學和幼稚園，以及3至9歲兒童的家長，每間學校或每個家庭可獲贈遊戲卡一盒。有興趣的人士可透過以下QR Code進行登記。此外，為方便學校在課堂上的教學，我們已將所有遊戲卡和棋盤的檔案，上載到本社網站，歡迎老師在以下網頁下載、自行列印，以用作教學用途。有關遊戲卡的玩法等詳盡介紹，亦可在網頁中看到。

索取或下載

在此刊物或物品上／活動內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兒童事務委員會的觀點。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自2017年外國發起將自身被性騷擾的經歷說出來的#MeToo運動後，香港先後有運動員，甚至教會肢體勇敢走出來，講述自己被性騷擾、甚至性侵犯的經歷，當中有個案成功討回公道，但有不少個案的當事人反被網民揶揄。牧者們大都關心這個議題，但重點往往聚焦在是否要訂立投訴機制等行政工作，未必會重新思考#MeToo對文化的影響。Jesus Online、明光社和觸動輔導中心合辦的教牧後援會，以「touch有時．metoo有時」為主題，於3月19日與一眾教牧、老師、社工和牧養青少年的導師探討#MeToo文化，以及教會當如何處理有關事件。

坊間不少人形容，#MeToo運動其實重新定義男女身體界線，當中包括日常相處、調情、冒犯等等的定義，因著受委屈者的主觀感覺的改變，令不少人無所適從。Jesus Online創辦人歐建樑（春麗）坦言，自己由未信主至今，性格依然開放，即使今日自己是個傳道人，也一定不會避忌，與男女兩性不同的人擁抱，他強調不會因著#MeToo文化而「斬腳趾避沙蟲」。他表示因為知道自己信主前是個「鹹濕」的人，信主後就更加會提醒朋友，自己也有罪，會主動加以控制。

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表示，教會當然要有投訴和表達的機制，但要注意的是教會處理的態度。她說：「教會如果對呢件事做得唔清晰，無令受害人感到被接納，個制度有都幫唔到，教會一定要高調嚴肅咁處理個問題，因為如果態度唔好，會令雙方都受傷，亦令好些人對教會，甚至對基督教反感。」

筆者在當日活動中也表示，#MeToo運動的開始，其實就代表社會風氣的改變。就以外國今天有聲音批評昔日的老歌為例，說明以往一些被認為是好玩，好笑，甚至是浪漫的調情，如果放在今日的場景，很有可能會被評定為性騷擾。假如上一代的信徒未理解，而誤以為這仍是合理的話，就會產生大量不必要的誤會，所以需要更多教育，避免不必要的芥蒂。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由2017年的「#MeToo」事件，引發出全球對性侵犯以及性騷擾事件的關注。[1] 在香港，繼田徑運動員呂麗瑤響應「#MeToo」運動，公開自己曾被性侵後，[2] 在香港基督教界也先後揭發了多宗性侵及性騷擾的事件，引起教內外的關注，[3] 網民和信徒發起了「#ChurchToo」運動。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性別公義促進小組」亦在2017至2018年，對香港信徒被性騷擾的情況進行了調查。[4]

對於不同的性失德情況，香港法例中是有不同規範的。相對而言，一般市民對於強暴，非禮等罪行都有一定的認知，但對於近期受關注的「性騷擾」問題，大家則未必十分理解，因為其情況是比較複雜的。

一般而言，性騷擾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任何具冒犯性、侮辱性及威嚇性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為或行徑；第二類是指環境中充斥涉及性的行為、言語或圖片，使人難以安然地工作或學習，稱為「與性有關具有敵意的環境」。現時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中，對性騷擾有著法定的解釋。如在有關條例第2(5)條及2(8)條中：

第2(5)條 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

(a) 如 ——

(i)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b)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第2(8)條 在3或4部中凡有提述性騷擾的條文，須視為同樣地適用於男性所受的待遇；就此而言，該等條文經作出必要的變通後具有效力。[5]

事實上，任何涉及性的語言、行為或身體接觸均有可能構成性騷擾，性騷擾也可以透過言語、電郵、信件和電話等途徑作出。性騷擾的例子包括：講不受歡迎的不文笑話、發出令人感到冒犯的色情電子郵件，以及以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眼光凝視等，都可構成性騷擾的元素。同時要注意的是，性騷擾可以是有意或無意之下發生的，即使被投訴者作出上述行為時，是沒有性騷擾別人的意圖，但是「不清楚，唔知道」等理由，皆不能作為辯護和解釋的理據。

因此，雖然有著以上的法定定義，但要對於性騷擾行為作出精確的定義是不容易的：如法例中的「不受歡迎」、「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等行為是否成立，有關行為的嚴重性等，對於被冒犯者與被投訴者而言，絕對可以有完全不同理解，而當中必定包含主觀看法，[6] 而這又需要不同的調停機制作出仲裁。

按平等機會委員會2017-18年資料，該會在以上年度新收到的654宗投訴中，36%投訴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該會在以上年度已處理的投訴共有821宗，當中309宗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在這些投訴中，262宗屬於僱傭範疇，47宗屬非僱傭範疇。在僱傭範疇的投訴中，43%涉及性騷擾，40%涉及懷孕歧視；而在非僱傭範疇的投訴中，51%涉及性別歧視，39%與性騷擾有關。[7] 性騷擾投訴的數目，在僱傭和非僱傭兩個範疇裡，分別佔第一和第二位。

性騷擾事件的投訴人，可透過民事訴訟形式在法庭上處理事件，他們亦可以向平機會申請法律協助。平機會通常會先透過調停方式以協助雙方達成和解，但若和解不成功，投訴人可考慮提出民事訴訟。平機會表示在過去五年，共接獲438宗性騷擾的投訴，當中有194宗投訴嘗試調停，但有32%的個案（62宗）是調停不成功。[8]

另一個可能時常被誤解的情況是，教育程度更高，或本地女性會對性騷擾問題較有防範。但平機會發現，遭性騷擾的內地新來港婦女，較本地出生婦女更願意採取行動，有69%受訪的新來港婦女稱面對性騷擾時會採取行動（本地婦女只有50%），她們傾向當面面斥責騷擾者，甚至辭職，反應較本地婦女積極。[9]

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反思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前四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帖後三3）

處理性騷擾問題，應有甚麼原則？可以訂立守則嗎？一定要報警嗎？或是轉交平機會處理？事實上，在平機會及政府的推動下，近年不論在政府部門，公司，學校，社福機構等，大都已設立了防止性騷擾的守則和機制。這些守則內容或會包括以下項目：「界定定義與例子」、「預防措施」、「調停」、「正式與非正式調查」、「投訴」、「跟進與處分」，以及「獨立提出訴訟」等。[10]

一般而言，設立這樣的守則，原本應以「防止」為目標。但可惜的是，經過了連串「#ChurchToo」事件後，大眾對性騷擾問題的焦點都集中在「投訴」，及能否將被投訴者「繩之於法」，而這又對整個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制度帶來很大的衝擊。

由於性騷擾所涉及的問題，由言語，行為到感受等，涉及的範圍很廣，嚴重程度也有很大差異，加上多數的投訴只涉及民事訴訟範圍，所以平機會在處理性騷擾的投訴時，設立了調停機制：這可按投訴人或被投訴人的要求，在最後去到法庭以訴訟解決之前，嘗試以調停方式解決爭端。理論上，調停是雙方自願參與的過程，如在調停過程中達成和解，雙方可訂立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書，記錄和解的條款。這樣的安排，本來的用意就是避免發生性騷擾事件後，每每都要「法庭見」，這能讓事件有別的方法解決。然而，幾次「#ChurchToo」事件，都反映出上述機制並不奏效。

首先，幾次「#ChurchToo」事件中，被性騷擾的事主都有向機構的相關機制作出投訴，然而，一旦調查結果未如投訴者所願，問題就會出現。首先，投訴者可能感到調查結果不公，其次，民事訴訟有追溯期限，投訴者需在限期內提出訴訟。以「突破匯動青年#MeToo」事件為例，當事人稱因等候內部調查結果而錯過了追溯期限（原因複雜，不在此詳述）。投訴人雖然不滿調查結果，卻無法提出訴訟，因案件已過了追溯期限。這對投訴人而言，調停機制不只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是火上加油。[11]

第二就是，如被投訴的人，其職位與投訴人不是對等時（如上司與下屬關係），或被投訴者來自機構的決策層的話，由機構自身的機制處理投訴，往往帶來「自己人查自己人」、「包庇高層」、以及「公信力不足」的疑問，就算作出調查，效果也只是事倍功半。[12]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所有投訴都必須「開誠佈公」，次次都要報警處理？我們要注意的是，若報警處理，因警方調查時，需要對投訴者與被投訴者「錄口供」，這往往又會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13] 而一旦報警處理，或是將事件公開後，也容易出現「未審先判」的情況——這不只是對被投訴者不公，有時也會對受害者造成進一步傷害。

事實上，當我們去思考「為何」會有性騷擾這問題時，我們都會知道，這其實是個「心思的戰場」問題，最根本和治本的方法是「預防」：耶穌論姦淫時（太五27-28），祂的教導把原來只限制身體行為，提升到思想的層次。這標準看似很高，高得沒有道理亦難以遵守，其實卻是最切實的教誨，正如箴言所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

以這教導為本，對付性騷擾問題，最適切的標準其實就是「愛人如己」：凡事先由他人出發，時常設身處地思想，當作出甚麼行為、說話表達前，都會將心比己，考慮他人感受，以尊重行先。這樣的行為，其實難以寫在守則裡，也根本用不著守則去規範。事實上，如果我們只從「訂守則」的方向去處理性騷擾問題，訂下各樣「不准這，不准那」的守則，若人人都嚴格遵守，或者可以避免性騷擾問題，但同時也有可能影響到一些原來的正常社交行為（如不應與異性共處一室，但若考慮到不同人士的性傾向，同性共處一室，也有潛在風險。難道以後就不能提供單對單輔導服務嗎？）執行上也會變得太過複雜，不切實際，叫人在提供服務或關心別人時卻步。[14]

事實上，「信任」和「尊重」這些都是價值觀的問題，一般性原則的確容易寫下，硬性守則則難以寫出。正如十誡中的最後一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與其說它是律法、規條，倒不如將之理解為上主對我們做人的教誨更好。[15]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7年的數字，10歲及以上人士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高達88.6%。[1] 智能手機已成為我們生活的必需品，筆者曾邀請一班中學生列舉他們最常使用的手機應用程式名稱，答案往往都是各熱門的社交應用程式。「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亦於去年12月公佈的「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發現受訪的1,900位中學生中，有超過一半（59.9%）的社交生活，是與朋友在網上傾談，[2] 可見青少年上網，主要是為了與人溝通。網絡世界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方便，但同時亦帶來危機，當中性短訊（Sexting）的問題值得大家關注。

性短訊是指透過網絡發送或接收裸露的相片或影片，以及包含性意味的文字訊息。但要注意的是，性短訊不單是指朋友之間分享色情資訊，更包括與人分享自己的裸照。

《美國醫學會兒科醫學期刊》（JAMA Pediatrics）在2018年刊登了一篇研究報告，為過去曾進行的39個研究進行整合分析（meta-analysis），在110,380個12至17歲受訪青少年中，14.8%曾發送性短訊，27.4%曾收到性短訊，12%在未得對方同意下便轉發性短訊，8.4%在未表示同意的情況下便收到性短訊。報告亦發現隨著受訪者年齡上升，他們互傳性短訊的時間亦會增加。[3]

2017年，澳洲的一項研究指出，受訪青少年發送或接收性短訊的主要平台是Snapchat（64%），其次是facebook／facebook Messenger（39%）、SMS（17%）、Instagram（15%）及WhatsApp（9%）。[4] 得留意的是性短訊往往與Snapchat的興起扯上關係。Snapchat是在2011年面世的社交應用程式，其賣點是「閱後即焚」功能。所謂「閱後即焚」是指用戶向朋友發送相片時可以設定一個特定時限，令朋友只能在特定時限內觀看相片，過了時限相片就會在對方手機及Snapchat伺服器上刪除。如果對方使用手機截圖儲存有關相片，系統會自動通知相片持有人，但我們在網絡上不難找到一些儲存相片而不讓他人知道的方法。「閱後即焚」的功能讓人覺得這是一個安全的工具來分享私人相片，加上使用Snapchat的大多是青少年，這讓性短訊在一些青少年群體中普及起來。

一般朋友溝通時，大概不會分享自己的裸照，所以性短訊往往出現在情侶或關係曖昧的朋友之間。2017年，英國的一項研究分析青少年互傳性短訊的動機，發現最普遍的三個原因是「希望被人稱讚有吸引力（68%）」、「想要情愛關係（67%）」及「在受壓下進行（66%）」。研究發現青少年普遍有一種想法，認為向對方發放自己的裸照就能證明自己喜歡對方，因此交換裸照代表戀情的開始。這氛圍形成一股無形壓力迫使一些青少年跟隨。[5] 在成年人眼中這是性威逼或性騷擾的行徑，但不少受訪青少年卻認為不是大問題。不過一旦雙方關係惡化，又或手機被盜，裸照便有機會外洩，對當事人造成極大的困擾。

根據香港法例，如果性短訊含有不雅或淫穢成份，則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監管，但條例並不規管朋友私下分享的行為。如果訊息內容包含未滿16歲兒童的裸露影像，就歸類為兒童色情物品。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管有兒童色情物品都屬違法，即是拍攝者、發送者以及接收者均觸犯了法例。如果未得對方同意而轉發他人裸照則有機會觸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如果性短訊行徑讓對方感到不受歡迎，則有機會構成性騷擾行為。但性短訊往往都是雙方私下發送，外人難以觀察，所以雖然有法律監管，但舉證上有一定的困難。

老師及家長固然要教導青少年不要互傳性短訊，但更重要的是與他們討論健康的戀愛關係、處理朋輩壓力與拒絕技巧，以及網絡私隱與安全。相愛並不需用外物來證明，無論對方要求的是裸照、親密接觸、甚至性行為，我們都絕對有權拒絕。在受壓的情況下，要青少年說不並不容易，但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值得被尊重，反之尊重對方才是愛對方的證明。同時我們要謹記無論使用甚麼社交應用程式，相片一旦發放出去，就不能收回，相片會傳送到哪裡亦不再受我們控制。性短訊如是，平日在網絡上的分享亦如是。網絡其實是一個開放給所有人參與的公共空間，就算私人對話也會被一一記錄下來，所以我們使用網絡時要謹慎而行，學懂保障自己的私隱，同時也要尊重他人的私隱，拒絕發放及轉發性短訊。如果收到他人發來的性短訊，最好是直接刪除訊息內容，並請對方停止此等騷擾行為。

社會各界對家庭成員之間有關性罪行的新聞，例如哥哥非禮妹妹、父親強姦親女或父親與智障親女「模擬性交」等，均極度反感和難以理解，這類事件為社會所不容。有受害者精神大受打擊，甚至視入住精神病院宿舍為解脫，[1] 復原之路漫長。有曾幫助性侵受害人的社工指，家庭內的兒童性侵比起其他性侵有更大的隱蔽性，亦較難處理，受害者往往長大一點才知道不妥並首次作出反抗。[2] 這些案件讓我們看到，當家庭成員間應有的身體界線被瓦解，傷害也會隨之而來。

家庭成員應有的道德界線

其實，家庭成員之間應確立清晰的身體和情感界線，以下幾點值得留意：

1. 幸福的家庭成員關係必須合乎道德倫理，以社會所接受為基礎。
2. 家庭成員的身份和情感界線是與生俱來，固定不變，不論是出於自願或強迫，某家庭成員的身份不會因為他的離開，改由其他家庭成員代替，例如父母之間的男女之情，絕不會因為母親離開而由女兒代替。
3. 任何形式的性接觸只限於父母之間，包括身體上的性接觸（如性交、口交、愛撫等）和思想上的性接觸（如性幻想）。
4. 除父母以外，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絕無空間發展男女之情，更遑論情慾，無論是在身體或思想上，例如兄妹之間，即使彼此覺得極其投契，均只屬兄妹之情。
5. 父母應尊重子女身體的獨立性，不能出於權威或溺愛而任意觸摸；子女也應明白合宜的身體界線，這有助維繫安全和健康的家庭關係。
6. 儘早安排不同性別的家庭成員分床睡覺，並遵守睡覺守則，包括睡覺期間不可隨便進入別人房間及上別人的床。
7. 為免產生誤會，可透過說讚賞的話、禮物、有質素的陪伴和服務行動，來表達對親人的愛。[3]

甚麼是合宜的身體接觸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有關身體接觸的研究顯示，人際關係中，即使親密如父母與子女，或兄弟姊妹之間，有些身體界線是不能逾越，否則會令對方感到不安和反感。[4] 參考Desmond Morris的「親密關係12階段」表，[5] 家庭成員可檢視彼此接觸的狀況，並一起訂立合宜的身體界線。本文把親密關係的12個階段劃分為三個類別：

第一類的接觸：適用於任何家庭成員，有關接觸以溝通為重點，包括眼望身體，互相注視，聲音傳達。

第二類的接觸：以雙方感到舒服自在為原則，包括吻臉、牽手、搭膊頭、甚至擁抱。父母為防止年幼子女走失，在路上拖著子女的手是有需要的，若子女長大後仍願意與父母牽手也是一件美事。不過，若任何一方對這些接觸感到不舒服，可改以輕拍膊頭和拍拍手背來表達關心。

第三類的接觸：僅限父母之間。此類接觸為表達男女之情，容易激發性慾，不應在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發生，例如接吻、偷窺對方裸體、以手接觸及撫摸敏感部位（如胸部及性器官）皆極不恰當，至於性交更是嚴重罪行。

父母必須以身作則

法官陳慶偉在審理一宗父親多次強姦女兒的案件時，嚴正指出父親的天職是愛錫、保護子女，令子女不用受到不必要的傷害。[6] 高院暫委法官陳仲衡在審理一宗父親強姦13歲女兒的案件時，曾嚴斥被告妻子，指她為丈夫所撰的求情信中只關心家庭經濟問題，多於女兒福祉。[7] 可見社會人士普遍合理地期望父母首要責任是保護子女，維護親子間的信任，以免他們受到身體或精神上的虐待，這遠高於經濟考慮。因此父母應以身作則，遵守合宜的身體界線。

幸福的家庭是藉由家庭成員共同努力，互相尊重而建立，故此毋須任何成員犧牲個人尊嚴或付出身體去維繫。家庭成員透過合宜的身體接觸去表達愛，雙方均會覺得安全和舒服。相反，若是怯於權威或出於恐懼，這些接觸便不是愛的表現。當不幸事件發生了，也許有人覺得難以面對而選擇沉默，有人則默默承受來維繫家庭完整。但傷痛既已出現，惟有儘早舉報侵犯者，惡行才能止住。侵犯者若能透過輔導改過自身，便能以尊重的心修補家庭關係。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啞忍只會帶來更大的悲劇。

由關注婦女權益的團體與大學聯合進行的「法庭內望：從法官的總結詞看強姦案件的審判與迷思」研究，研究團隊提及，在女童長期遭家人性侵犯的個案中，受害人雖與家人同住，但卻沒有受到保護，往往要待學校或警方介入，甚至由受害人長大後自行報警，性侵害才能停止，因此研究團隊在報告中建議：「其他同住家人沒有阻止侵犯行為，等同容讓性罪行發生，因此應該考慮要『容讓兒童受性侵害而又沒有阻止的成年人』負上法律責任」。家庭成員或許因各種限制未有伸出援手，導致社區內潛伏隱藏個案，社會各界應積極考慮此建議的可行性，更有效地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的傷害。[8]

（本文原載於第125期〔2019年3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繼#MeToo之後，近年因為一些觸目的事件，令性騷擾問題引起教會內外的關注，雖然性騷擾事件可說一件也嫌多，不過，性騷擾其實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涉及的範圍很廣，定義太籠統，實在有需要重新檢視，以免過猶不及。

根據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性騷擾的釋義如下：

「(5)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不論如何描述其身分)——

1. 如——
   
   1. 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2. 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2.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由於性騷擾的範圍實在太闊，由講幾句鹹濕笑話；不懷好意的眼神；到不受歡迎的身體觸碰（不一定是敏感部位）；利用權力威逼利誘的性暗示；以至鍥而不捨的痴情追求，也有機會成為性騷擾。此外，由於性騷擾很著重投訴人的主觀感受，而涉事人的主觀意圖相對易被忽略，疑點利益往往歸於原告，被告人有時百辭莫辯。為免誤觸禁區，人與人之間一些本來是表達親切、關心或安慰的身體接觸容易因此被窒礙，其實未必是好事。

性罪行會因其嚴重性而有不同的分類，強姦與非禮的判刑亦不同，也許是時候，需要考慮一下為性騷擾作一些分類和分級，以免市民大眾將不同程度的騷擾問題混為一談，因為不同程度的問題，處理的方式和刑罰可以有很大差別。若性騷擾的定罪門檻太高，投訴人難以取回公道的話，容易助長了這類不恰當、甚至是卑劣的行為。但定罪門檻若太低，對被投訴的人亦不公平，因為說了一些對方感到被冒犯的說話，與用權力威脅對方發生性行為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別，若結論同樣都是性騷擾的指控成立，則公眾難以分辨其嚴重性。

例如可考慮將性騷擾分為言語上的騷擾；不合宜或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不受歡迎的性暗示或纏擾；濫用權力的性脅逼等，讓公眾一看便可知道事情的嚴重程度。若裁定指控成立，亦應就事件的不同性質有不同程度的處分，如勸戒、口頭警告、嚴重警告、免職、甚或告上法庭等。而在處理性騷擾的問題上，無論是否成立當然都不應怪罪投訴人，但亦不宜透過社交媒體和傳媒作公審，因為被投訴者的權利和聲譽亦應得到合理的保障。

另一方面，希望社會和教會正視性騷擾問題的同時，亦應加強教導，避免窒礙了一些本來正常的人際關係和身體接觸。無論男女都要謹慎，特別在與異性單獨相處時更要謹慎。若不喜歡他人某些說話或身體觸碰，亦應勇敢地表達出來，讓對方知所警惕，若對方明知故犯，當然要承擔後果，對雙方也公平一些。

圖片來源：YouTube (Mrdaft, “Baby it’s cold outside” )

去年聖誕節，外國#MeToo風潮因為兩件流行文化的事件有一些炒作。首先有傳統聖誕歌“Baby it’s cold outside”[1] 被指有#MeToo情節，所以在外地一些電台被禁播。[2] 另一件事就是在平安夜當天，因為涉嫌性侵而未能繼續參演由Netflix製作的王牌電視劇《紙牌屋》的奇雲．史柏西（Kevin Spacey），發出一條短片，他更運用了與他在該劇的角色Frank十分類似的表達手法，[3] 暗暗地表達自己對控罪以及因此而沒有機會再拍《紙牌屋》的不滿。

兩件事件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家都是在談論一件好幾十年前發生的事，然後企圖用今日的眼光去閱讀和分析，以致得到新的結果，並用新的結論去追溯以往的一切。顯然幾十年前女權未有發展到今日的地步，女性自主的概念甚至仍然未在主流社會出現，男士在性和親密的身體接觸作為主動，是當時的文化場景下給予男性的獨特行為模式，有時也是責任，女士一般只會採取被動的角色，否則會被標籤為放蕩。

但今時今日應該很少人再抱持這樣的價值觀，女性自覺擁有身體自主權，可以控制和決定自己的身體，所以男性在親密接觸時需要發出邀請，要有女性的認同才可以開始接觸。惟這種「同意」的概念顯然是今日才如此強調的，以往的調情和曖昧彷彿是「沒有反對就等於OK」，半推半就反而是個常態，因為要開口說好才開始有身體接觸，反而失去了所謂的神秘、曖昧，更令女性失去所謂的矜持，所以當時很少女性會願意說不，寧願用更委婉的方式推卻，要麼就是半推半就的接受了。過往的做法不一定對，但要改變亦需要有一個教育過程。

可見，#MeToo運動影響的，根本不只是一個社會政策，而是深入到個人的人際關係的層面（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所以性教育的課程，如果不深入淺出地教兩性相處和合宜的身體界線，如何尊重兩性的身體，而只著重教導安全性行為，這樣類似的性騷擾，甚至性侵犯事件，只會因著大家沒有足夠的意識和警覺而繼續出現。

圖片來源：年代電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rJ6T_QInw

有人在YouTube上載了一段在台灣公車的閉路電視所錄影的情況，片段所見當時車上非常擠擁，司機不斷指示乘客盡量行入車箱。[1] 此時一名青年利用擠迫的環境，把身體靠近車上一位女學生，以其下體磨擦該女學生的臀部。司機見狀，便伸手拍打該名青年，喝止他，遂把車門關上並報警處理。

片段以「見義勇為」形容那位司機，實在美妙。根據「維基百科」，見義勇為是指「在職務範圍之外，制止對他人的人身、財產的不法侵害……見義勇為會使行為人自己遭受損害，或者承擔損害的風險。」[2] 相信部份人或許會擔心指證這類性騷擾或性侵犯行為，會令自己捲入麻煩，甚至承擔風險，寧可選擇做個旁觀者。

面對著未知的風險，通常我們傾向採取觀望態度，等待「正義超人」挺身而出。另一種常見做法是使用手機，靜悄悄把整個過程拍攝下來。不過，這兩種做法，都未能即時幫助到受害人。對於不熟悉，未經歷過的事情，假如我們嘗試想像，並在腦裡演練一下應對方法，對真正面對突發事情時可能有幫助。演練過程可以是：

假如我當場喝止那位青年人，會發生甚麼事呢？

1. 他否認，反駁我，甚至說我誣衊他，無中生有。
2. 他不作聲，同時停止他的猥褻行為，因為他知道周遭有人注視著自己。
3. 他眼見事敗，急忙逃走。
4. 他老羞成怒襲擊我。

當我們冷靜地去思考應對方法，一般來說原來對方多是否認並立即停止，我們要承受損害的風險，似乎並不如想像中恐怖。再進一步，為免刺激對方情緒，我們可以用別的方法幫助那位女學生，例如把她拉到自己身後，再以堅定的眼神望著那青年，並拿出手機作準備，慢慢退入人群之中。即使對方再厚顏無恥，但怯於群眾壓力也只能瞪著你。假若自己不擅於應付正面衝突，毋須和對方爭拗，可以轉而安慰當事人，陪著她直至心情平復，這也是表達關心的方法。有時當有人願意挺身而出，便會鼓勵更多人拔刀相助。不同性格的人會採用不同的應對方法，重點是我們能以適合自己的方法聯合眾人，攜手共建安全社區。「任何人」都可以見義勇為。

 

教會雖是神的家，應是令人感到安全的地方，可惜性騷擾事件仍時有發生。無論在法律與宗教層面，教會都有責任嚴肅處理事件，但要跟進卻一點都不容易。

阿偉（假名）是一所曾出現性騷擾事件的小型堂會執事。對於外界質疑教會為何不主動報警和公開事件，認為這是包庇犯事者，他解釋此舉其實是為了保護受害人及尊重其意願。他表示如受害人打算報警，教會定會協助，但受害人已是成年人，若當事人不願報警，教會代為報警一來會為受害人帶來更大的傷害，二來警方只能備案了事而不會採取行動。

教會絕對有屬靈權柄調查教內性騷擾事件，但阿偉承認在跟進過程遇到不少困難。例如缺乏調查的知識與技巧，故需委任有第三方獨立人士的委員會處理。而為公平起見，委員會成員一定要有公信力，人選既要得到受害人和被指控人同意，亦要與雙方沒有特別關係。這對一些人脈不廣的小堂會來說並不容易。再者，教會及委員會都沒有實質法律權力，如涉案人士不配合，教會亦沒有辦法。

教內性騷擾事件難免會在教會圈子流傳，被指控者亦有可能被停止事奉一段時間，故執事有需要向會友交代，但亦要在公開與保護私隱間取得平衡。阿偉坦言教會能交代多少，在乎受害人意願，如果受害人多過一個，更要在多人之間取得共識。他指會友間的討論，或高調支援受害人，有時反而會令受害人感到壓力，對他們造成傷害。當事件尚在調查中，不能假定被指控的一方是犯事者，所以教會亦有責任保護被指控者。他表示教會發出通告前有徵詢律師的意見，以免反過來被指誹謗。

調查性騷擾事件固然重要，但調查結束不代表教會的跟進就此完結，關顧受害人的工作仍要繼續。如性騷擾行為確實存在，教會須執行教會紀律，期望犯事者能承認過錯及表示悔意，但阿偉坦言要受害人與犯事者和解是困難的，教會須體諒受害人的感受，不要強迫受害人原諒犯事者。他指會友亦會對事件有分歧看法，亦曾出現不信任執事會的情況，雖未導致分黨分派，但教會仍需為關係復和而努力。

雖然教會處理性騷擾事件並不容易，但為了彰顯公義，教會仍須迎難而上，同時在預防性騷擾的教育上也不能忽視，讓教會成為一個榮神益人的地方。

「牧師都唔係個個好人」，雖然這是很簡單的常識，但教會中人卻容易因為不願意面對這事實而好心做壞事。教會是一個重視尊重、信任、關懷和寬恕的群體，我們尊重和信任牧者和屬靈領袖，而對犯錯的人（罪人）亦講求關懷與寬恕。雖然我們知道處置犯錯的牧者和弟兄姊妹的方法，毋須亦不應單單依從世俗的法律，但這種「雙重標準」若運用得不合宜，卻會成為包庇犯錯者、委屈受害者、以及製造更多受害者的源頭。多年來神職人員捲入性侵犯、性騷擾、金錢糾紛的事件屢見不鮮，問題是教會經多事，究竟有沒有長一智？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人性的軟弱，而身居教會高位的人更應格外留神。保羅說自己在罪人中是一個罪魁並不是一種自謙的說法，而是反映出在群體中影響力愈大的人，面對魔鬼的引誘和攻擊愈多，以及當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和過去的行為時，便知道人的罪性是可怕的！既然每個人都有犯罪的可能，牧者亦不例外，那麼教會制定一些措施去避免教牧和領袖跌入性、金錢和權力的陷阱是必須的，這不是對領袖的不信任，而是一種保護。

因此，教會應適當地制定一些同工與會友（特別是涉及異性或未成年人士）相處的界線及指引；金錢使用的監察；以及場地使用的守則。並且教導同工和會友，當面對一些不合宜的要求：如單獨會面、金錢和財物的借貸、身體的接觸等等，應堅定而有禮貌地拒絕，並盡快與一些成熟和可信任的同工和領袖商量。當然，教會是個著重愛心的群體，我們亦不希望見到太多教條式的約束，窒礙了教牧和會友之間應有的關係，只是預防勝於治療，強調大家要有危機意識，是為了減少危機出現的可能性。

其實，教會不論人數多少，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問題，當一些問題真正出現的時候，應該怎樣面對呢？

第一，要先判斷事件的性質。教會必須承認有些事是自己處理不來的，若處理不來必須尋求協助。而在現代社會，涉及刑事的問題，教會是難以自行處理的。若有教牧和領袖觸犯涉及刑事的罪行，例如盜用公款、詐騙和性罪行等，只有執法人員才有權力去深入調查及決定應否起訴，教會難以私下解決，否則對當事人和受害者可能都會造成不公平。若為了教會的聲譽而想私下解決，是有違公義的，因為做錯事的人理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而對來說，教會若偏袒有權力或犯錯的人士，只會在受害人的傷口上撒鹽，萬一犯錯的人不知悔改，再有其他人因此受害，教會便成為了幫凶！

第二，教會雖然重視關懷和寬恕，但是否原諒當事人，教會是不能代受害人作決定的。決定是否舉報犯事者，受害人的意願最重要；而有關意願亦應該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作出。因為寬恕不等於犯錯者毋須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相反，教會應鼓勵犯錯的人真誠面對自己的過失、尋求原諒及承擔罪責，而教會亦願意承諾陪伴他面對法律的制裁，包括審訊、甚至坐牢和出獄後如何重新做人。教會對罪人可以不離不棄，但不能對罪惡視而不見，否則就是縱容罪惡。

第三，若事件不涉及刑事，而是性騷擾、欺騙感情、鉅額借貸、甚至通姦等，教會亦必須正視，成立小組去跟進。以性騷擾為例，其實不少團體亦有一些經驗和指引可以參考，只要教會肯正視有關問題，要尋求意見、甚至幫助，亦有一定的途徑，最困難的往往是教會內部未必有合宜和足夠的人手去處理。對於不少中小型堂會來說，當教會要成立小組去調查和跟進性騷擾投訴時，投訴人與被投訴的人在教會內可能都會認識大部份的同工和會友，要找出雙方都信任而又與涉事者沒有密切關係的人有時並不容易。對於宗派屬下的堂會來說，還可以尋求宗派內其他堂會協助，但對香港不少中小型獨立堂會來說，外界的支援便十分重要。如果華聯會、協進會等聯合性組織和一些大型的基督教社福機構能提供協助；律師團契或其他律師群體願意免費提供一些基本的法律意見，其實是一個美好的見證。若我們深信大家都是基督的身體，這種跨堂會的服侍是十分重要的，一個肢體受苦，其他肢體不應袖手旁觀。

對於個別牧者或弟兄姊妹犯了的過錯，正視是最合宜的處理方法。法律的歸法律、牧養的歸牧養，兩者並非二選一，而是不同的分工。教會的聲譽是要靠公平公正來建立，意圖掩飾、含混處理，反而會令教會的聲譽受到更大的損害，切勿將個人錯失變成集體罪行。

教會有沒有雙重標準？有，而且很明顯地應該有，也常常有。

面對罪的問題，教會是有雙重標準的，因為信仰與法律對罪有不同的定義和處理方式，教會在處理教牧和弟兄姊妹有關罪的問題時，最容易引起爭拗和批評的，正正是有時大家將教會和社會對罪不同的定義和處理方式混淆了。

以有關性的罪為例，通姦、嫖妓、婚前或同性性行為在香港社會不是刑事罪行，但在教內卻是必須嚴肅處理的罪。至於性騷擾則較為複雜，因為當中有部份涉及較主觀的感受，這些事雖然抵觸了社會上的歧視法例，但應如何處理，不同的人卻可能會有不同的觀感和處理方法，教會也不一定會完全跟隨。但是否跟隨及如何處理亦必須有一個說法，讓所有教牧同工和會眾都知道合宜的界線在哪裡。

正因涉及性的問題比較複雜，再加上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的挑戰愈來愈大，教會更應及早思量對策及教導會眾，以免在不幸出事之後，因為處理不當而令教會和弟兄姊妹蒙受更大的傷害。教會是一個對罪的行為不妥協，但是關心罪人的群體，不過，這種關心是建基於公義之上，不會令受害的人受委屈，也不會令犯罪的人逍遙法外。

近期教會內外都在討論有關性騷擾、性罪行的處理。再加上一些在信仰上不贊同，但法律容許的行為（如賭博及觀看色情物品），究竟教會和信徒應如何面對？今期《燭光》嘗試和大家一一分析。

本年香港基督教界，不論教會或機構，小堂會或大宗派，都相繼爆出一些性騷擾、甚至性侵犯事件，性騷擾已是避無可避的議題，教會實在有需要盡快制定清晰的守則，以預防及處理有關事件。近月來不少基督教機構相繼舉辦各類型講座活動，幫助教牧更了解性騷擾課題，這是教會正視性騷擾課題的重要一步。

在此，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下性騷擾的定義。本文並不打算為任何犯事者說項，只是嘗試在社會重視性騷擾事件的氛圍下，討論性騷擾條例中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並指出教會在處理性騷擾時會遇到的困難。

根據香港法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包括以下情況：

1.　任何人如 ——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2.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性別歧視條例》適用於男性及女性，與性騷擾相關的條文亦適用於男和女，以及同性之間的性騷擾行為。

簡而言之，性騷擾必須具備兩個元素，一是行為涉及性的行徑或要求，二是受害人對該行為感到不受歡迎。

受害人的感受是主觀的，而行為是否涉及性的行徑其實也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當社會嘗試用客觀的法例，來保障市民免受主觀的不受歡迎的行徑，總會出現含混的情況。儘管條例列明有關行徑是否屬於性騷擾，仍需經過一個「客觀測試」，即「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但這「客觀測試」只是反映多數人的主觀感受，並不是絕對客觀的標準。情況就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何謂「淫褻」與「不雅」需考慮「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1] 但不同市民的道德禮教標準總會存在差異，成人雜誌被評定為第二類「不雅物品」應該大部份市民都同意，但對於村上春樹小說因包含性愛情節而應否被評為「不雅」，社會就存在著分歧。雖然不少人認為小說內容無傷大雅，但起碼負責審理的淫審處主審法官或委員就認為小說該屬「不雅物品」。[2] 因為法律難以為主觀感受定下客觀的標準。

如果性騷擾行為是身體接觸、掀裙、大談色情笑話、色迷迷地盯著別人敏感部位、冒犯地向別人提出性要求等等，這些行為都明顯涉及性的行徑，一般人都應該會預期對方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教會中如出現以上行為必須嚴肅正視，認真聆聽受害者的處境，按受害者的意願考慮是否報警，公平公正地作出跟進回應。

但人類生活在群體社會裡，與人接觸是人的天性本能，而性又存在於我們每個人之中。性並不單單指生理及性慾的層面，也涉及情感層面，因此我們是無可避免會與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向心儀對象展開追求、深情的說話、含情脈脈的眼神等，其實也是涉及性的行徑。被人追求可以是浪漫的事，但也可以是厭煩的事；深情說話與含情脈脈的眼神可以令人感到溫馨，也可以令人感到噁心。教會主內一家的文化，一直鼓勵弟兄姊妹合宜地彼此親近，因此教會常見彼此握手問安、手拖手肩並肩地唱詩、按手禱告等。筆者不敢排除有人會藉此身體接觸來獲取性方面的滿足，但我相信大部份會眾都沒有這種動機。但無論你的動機如何，這些行為都可以說是涉及性的行徑，而這些行為是否性騷擾，在乎對方的觀感，以及對方是否歡迎這些行為。不過這些感受是主觀的，沒有客觀標準，但一次事件亦有可能構成性騷擾了。

本年6月台灣出現了一宗性騷擾指控，一位油站男職員向女性司機找錢時碰到對方的手，被對方投訴性騷擾，還被油站要求他離職。[3] 職員認為這是防止零錢跌在地上的保護動作，客人卻認為是職員故意作出不必要的身體接觸。儘管一般人也認為這只是一場誤會，但外人難以質疑一個人的主觀感受。因此無論官方調查機構作出怎樣的判決，旁觀者認為事件是多麼的荒謬，如她真的感到不舒服，對她來說這都是確確實實的「性騷擾」。

機構有責任制定預防性騷擾守則，但在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下，我們要明白守則只能針對客觀的行為，但行為卻能引發出不同的主觀解讀。有報道指美國網絡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推出防止辦公室性騷擾守則：禁止同事對望或看著一位同事超過五秒；又指如非有人主動提供，否則不可以向同事索取電話號碼；亦敦促同事不可以擁抱過長時間。[4] 但其實眼神接觸時間的長短與當事人的意圖或感受是不是真的有直接關係呢？有些國家有擁抱的文化，但在另一些文化下，不受歡迎的擁抱一秒都嫌長。一些太刻板的政策只會反映公司對員工的不信任，妨礙正常人際關係的建立，但對防治性騷擾其實起不到真正作用。因此，守則也只宜列出防止性騷擾的大原則。

筆者認為教會有責任提升弟兄姊妹防範性騷擾的意識，亦鼓勵教會制定清晰的防止性騷擾守則及處理投訴機制。本文指出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就是希望大家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更要放下既有的前設，以公平公正的態度聆聽雙方的陳詞，以求作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回應。更重要的是教導弟兄姊妹多些尊重和敏銳地留意別人的感受。

早前一收費電視台的成人頻道播放了一套涉及強姦內容的色情電影，被公眾人士投訴內容過分暴力及色情，通訊事務管理局裁定該收費電視台違反《電視節目守則》，並向它發出嚴重警告。成人台是領有牌照合法播放色情內容的頻道，不少市民認為通訊局的裁決可笑及無理。

由於收費電視台需用戶主動訂購及設有密碼裝置，政府對收費電視的規管較為寬鬆，容許持牌人在提供有效防止兒童收看的措施下設立成人頻道，但其內容仍受著《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的規管。按通訊局的資料，該成人電影講述一名穿著校服的少女被擄走，在露天工地被威脅脫衣及被迫性交，過程中女角不停哭泣及被施暴者恐嚇。通訊局認為該節目劇情全涉及強姦，明顯是暴力行為，暴力的真實程度超出劇情所需，對暴力行為的描繪亦屬過長及過分詳細，因此裁定節目違返《守則》要求。由此看來，該成人頻道違規的原因不止是色情內容，而是對嚴重性暴力行為的細緻描述。

香港是一個資訊自由流通的地方，色情資訊可在一定規管下自由傳遞，規管有兩方面，其一是接收對象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內容的限制，並因應不同的媒體而受到不同的法例監管，除上文所述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外，還有《電影檢查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和《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等。

《電影檢查條例》監管所有電影院上映的電影和發行的電影光碟。凡擬公映的影片都必須先經過「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批准，按其內容分級：第I級影片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第IIA級兒童不宜、第 IIB級青少年及兒童不宜，及只准18歲或以上人士觀看的第III級影片。第I、IIA及IIB級只屬勸諭性質，唯第III級影片的年齡限制才需強制執行。與《電視通用業務守則》一樣，第III級影片的內容也有限制，如若其內容超出可接受的範圍，必須先刪剪該等內容才可獲得上映。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的範圍廣闊，包括可供閱讀或觀看的任何物件、錄音、以及錄有圖像的任何影片或其他紀錄，即常見的報章、雜誌、書籍，以及互聯網。條例把物品分為三類：第I類是「非淫褻非不雅」的物品，可自由發布；第II類是「不雅」物品，不得向18歲以下人士發布；第III類是「淫褻」物品，一律禁止發布。條例並不要求出版商將物品事先送檢，但出版商可主動提交物品與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定類別。在互聯網發布不雅物品必須附上警告字眼及年齡宣稱，而在互聯網發布淫褻物品即屬違法。

在眾多色情資訊中，法律對兒童色情的監管是最嚴厲的，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任何人印刷、製作、生產、複製、複印、進口、出口、發布、管有和宣傳兒童色情物品均列為刑事罪行。[1]

綜觀以上各條條例，所有超出規範的色情資訊都被禁止發布，而一般市民最容易觸犯的就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和《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網絡充斥著各種淫褻及不雅的資訊，就如上文提及「強姦」主題就是成人電影中一個常見系列，網絡還有更多更暴力、腐敗及可厭的內容，「識途老馬」自然懂得繞過法例接觸各種被禁止的資訊。當越界成為習慣，便忘記界線的存在，將違規的行為合理化，甚至「開心SHARE」各種淫褻不雅的色情資訊，有意或無意觸犯了法例而不自知。

規管色情資訊並不是打壓言論自由的「網絡廿三條」，而是出於對人性的尊重，及保護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及兒童。政府曾於2009年及2012年進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檢討，但有關修訂的工作至今仍未見任何進展。網絡世界不時出現一些被瘋傳的裸露相片及短片，引發嚴重的網絡欺凌情況。不少學校都曾出現類似情況，有學生的裸照被傳遍整個校園，對當事人做成極大的困擾，其實分享及管有相關相片的學生亦觸犯了《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

今天的青少年及兒童出生於網絡年代，色情資訊唾手可得，修訂法例有其迫切性，但法例必定跟不上科技的變遷，所以公眾教育也同樣重要，除教育公眾認識法例免墮法網之外，更要緊的是了解色情對人的傷害，學習拒絕接收和轉發色情資訊的能力，以及用同理心和人性的角度去建立對自己和他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