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李氏力場」？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難為正邪定分界》是40年前的流行曲，但當中包含的矛盾歷久常新，這個世界太複雜，人心狡詐、資訊氾濫、再加上我們自己的情緒和經歷、以及種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往往很容易令我們墮入迷宮，被其他人、甚至被自己所欺騙，因此，學會分辨、學會分析，才能夠令自己不會那麼容易變成糊塗人，更不會輕易被人愚弄。但無論我們多謹慎，有時亦無可避免會犯錯，不過，錯了一次、兩次尚情有可原，倘若一錯再錯，別人不取笑、甚至不指責我們，恐怕自己亦無地自容。當然，若果你覺得錯是自然不過、甚至「理曲氣壯」、享受「執迷不悟」的話，今期《燭光》對你恐怕並無幫助！

在互聯網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沒有手機出門舉步維艱的年代，要學習分析和分辨，必須先從社交平台開始，特別是網上一些「不能不看」、「又爆又吸睛」，令人按捺不住要盡快昭告天下的訊息和新聞，不改掉「不想執輸」的心態，恐怕以訛傳訛只會是我們的宿命。要令自己學習停一停、想一想，靈修和靜觀會是一個不錯的入門，能夠「靜」就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時間讓自己「觀」。惟有學會觀察自己、觀察別人，我們才不會單單被自己和別人的表面所蒙蔽，正如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感情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和層次，從小學會分辨便能建立更健康的人際關係。而作為信徒，當我們學會觀察世情，我們才有能力去回應繁複的世情，對社會問題表達意見的時候有理有節，而不會令人覺得我們閉門造車、自言自語，有能力在紛亂的世情之中站立得穩，不會那麼容易沒頂。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資料庫

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本地歌星、歌唱組合等偶像近來又開始紅了起來，人們瘋狂的去追星、炒賣演唱會門票、凌晨到商場「霸個好位」等第二天偶像的出現……這些情況彷彿在香港已很久沒出現了。但為何現在又會再次出現？現在的「星」與以往又有甚麼不同？他們是如何被捧出來的？時代的轉變，我們可以留意兩方面的演化：媒體與文化，它們的改變令造星文化的「主動權」也改變了。

從遠在天際到近在咫尺

以往，在未有互聯網或互聯網的互動發展沒現在那麼強的年代，偶像的塑造過程可以說是由各大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所控制，它們與大眾傳媒機構的關係，影響著藝人們的形象及星途。藝人們的形象、歌曲，經由公司設計，再由大眾傳媒報道出來，這也是觀眾對藝人們所認知的訊息，觀眾對藝人的認識，也只限於收看這些媒體資訊。最多，也只是通過一些偶像同樂會，可以比較近距離與偶像互動，偶像也能透過這些聚會和粉絲交流。但，這些距離還是有點「遠」。

不過，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絡的逐漸發展，大家都有了發放訊息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偶像的生活，他自己可以每天發放；作為粉絲，可以在社交平台加入偶像的專頁、討論區，又可以在Instagram追蹤偶像。偶像每天可以主動發放訊息（當然不少專頁背後也可能有專業人員計算、設計發放的內容），回應社會及抒發感受。而「偶像」——這些以往是遙不可及的「天王」、「天后」、「巨星」，現可以天天見到他／她的分享：工人姐姐煮早餐仍是煮得很不堪、做gym（健身）做到「爆汗」為了瘦身……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吃甚麼早餐，天后自拍大汗淋漓的相片，作為粉絲可以留言鼓勵他們，或者給一些「心心」，來個「讚」……最重要的是，曾是有很遠距離的偶像，像「神」一般，現在卻讓人感到他們是「人」，有情緒、有好惡。

「真誠」的感覺才是最重要

美國女創作歌手Taylor Swift，亦是當今影響力巨大的歌手，在2008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她已經開始用社交媒體直接與歌迷交流，[1] 更曾親自安慰被欺凌的粉絲。[2] 她曾說：「未來，藝人能拿到唱片合約是因為有粉絲——不是有唱片才有粉絲。」她洞悉了一個在網絡世代中的要訣，她的音樂帝國力量是來自於網絡粉絲大軍，她與這些粉絲的關係，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如「朋友」般的交流，她把自己的名氣「結合親密感與坦誠感」。[3] 亦因為這樣，有部份現時的「星」，也是在網絡上以自己的才華，吸引網民追蹤，再引起傳媒關注，這顛覆了以往由唱片公司招攬及宣傳新星的程序。

「主動權」流向觀眾

早年，韓國開始了Produce 101、Super Star K節目，前者似香港的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透過不同類型的歌舞比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獲選然後組成組合出道，而後者則似香港的《聲夢傳奇》，透過歌曲比拼以獲得經理人公司的合約。[4] 這種造星節目加入了觀眾可在互聯網評分的元素，觀眾看著自己支持的少男少女本來不太起眼，但透過節目的比拼及地獄式特訓環節，慢慢蛻變走上成功之路，對他們的寵愛自然有增無減！對有關節目來說，觀眾的寵愛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而他們出道後的歌曲、電視劇及廣告都會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及ERROR（成員均來自《全民造星》）出席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電視台奧運宣傳活動可見一斑。[5]

造星機制是否公平？

然而，將參賽者能夠升級的重任交給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公平」便變得十分重要，正正因為觀眾相信自己追捧的小鮮肉和小女神的星途是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會特別投入，為他們付出的，也可能特別多。內地選秀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的投票機制與奶製品飲料掛鈎，粉絲需要購買該飲料，掃瓶蓋內的QR Code才可以投票，於是就有支持者斥巨資購入大量飲料，僱人開蓋掃碼，並把喝不完的奶直接倒掉，這剛好觸犯了中國的《反食品浪費法》。這種行為引起了輿論批評聲音：「把牛奶倒溝裡」、「別把青年人帶溝裡」。節目也在一片批評聲音下暫停播放。[6]

而韓國方面，2019年也爆出了Produce 101系列節目曾偽造數據，影響了「練習生」（參賽者）的淘汰名單，製作人更被判有期徒刑。[7] 我們可見這些造星節目背後的利益和商業瓜葛都可謂千絲萬縷，背後投票機制亦可能與商業營銷模式掛鈎，粉絲盲目追捧偶像的情況也可以極之瘋狂。

節目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從正面來看，透過互聯網，我們與這些有才華的藝人、造星節目參賽者的距離真的拉近了很多，可以支持對方，甚至可互動溝通，透過這些機會，我們看到平凡的人能有機會透過磨練，一步一步發掘其潛能，當中付出不少汗與淚，衝破了恐懼與困阻，勇敢地踏上進步的階梯，能有機會被關注和發揮所長。那些無論是比賽片段或是真人show的片段被拍攝下來後，使觀眾看到後被感動。這不單使彼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相信也鼓勵了不少人，知道向著目標努力進發，平凡人也會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令自己向星的距離邁進了一步。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2020年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社交網絡平台的互動功能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09年一個以「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為題的演說中分析到，[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率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資訊平台與溝通平台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及後，有報章踢爆，原來在社交網絡平台facebook中，部份名人可以獲得特殊待遇。他們在社交網絡平台所撰寫的內容，即使有人提出投訴，系統也不會自動將之下架，反而會繞過自動審查的機制，改為用人工審查，變相令名人所發的內容可以在網上放得長久一點。據了解人工審查效用不大，只有不到一成內容經過審查。facebook發言人承認有關機制存在，強調會增加內容審查比例，長遠會取消有關機制，但未有透露有關時間表。[5]

真相被模糊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6] 既然是以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在社交網絡平台發佈自己的資訊時，變相是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高，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7]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本文原載於第136 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看著別人大口大口吃不同的食物，你會有治癒的感覺嗎？從韓國傳到中港台的一陣吃播熱潮，近年成為不少串流平台的熱門短片，不過行業在幾年間急速失控，由原本的陪吃文化（在節目中與收看者一起吃飯），一下子變成大胃王，再變本加厲，狂吃刺激食物，到在鏡頭後扣喉插管吐掉食物，甚麼都有。為了讓熒光幕前的觀眾看得爽，可謂不擇手段。也許是時候我們應該反思一下，對甚麼節目是否都應該照單全收？

所謂吃播，英文mukbang，有說這是從韓文字「吃」（muk-da）和「播」（bang-song）組合而成的新字。[1] 據說，約可追溯到2008年的韓國，大胃王節目興起，類似的節目隨後也在日本、美國、歐洲等地流行起來，但到了近幾年YouTuber（常在YouTube平台分享影片的人士）的盛行，這些大胃王吃播主（以吃為業的網紅）開始進駐不同的串流平台，而且定時在網上發放視頻、影片。

在韓國有著名吃播主光靠打賞就月入約10,000美元（約78,000港元）。有超過200萬個訂閱者的美國吃播主Bethany Gaskin，一年單計廣告費收入就有超過100萬美元（約780萬港元），另外還有周邊產品例如電子書、產品評論和食品代言每年或可多賺10萬美元（約78萬港元）。[2]

那麼大胃王究竟有幾大胃，可以吃下多少東西？以有超過500萬個訂閱者的日本女大胃王木下佑香為例，她能一次吃下32吋大pizza、30個牛肉漢堡包，還有不同酸甜油膩食品，吃下這許多食物，她看起來卻像很享受似的。另外一位日本女大胃王谷亞沙子，一餐可以吃掉98盤壽司，16碗烏龍麵，更稱一個月的伙食費要30萬日元（約22,000港元）。她們二人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她們瘦削，食量雖然驚人，但外型卻完全不受影響，有媒體甚至用「火辣」來形容谷亞沙子的身材。[3]

吃播視頻慰藉人心

吃播視頻或節目在各地受追捧，但它們的觀眾各有不同。在韓國，吃播盛行是因為很多人不想一個人吃飯，但實際上韓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獨居，一個人吃飯的情況難免，為了減少當中的孤單感，於是便看吃播視頻，感覺好像有人在陪他一起吃。不過，吃播節目去到一些地方，它們慰藉的卻是一眾正在減肥的或要節食的朋友。不少人因為過肥，或因為身體不同的毛病，被醫生要求禁食某類食物，甚至要減少食量，吃播節目恰好就成為救生圈，讓收看者「睇咗當食咗」。

不過隨著新的吃播主紛紛出現，競爭激烈，節目開始劍走偏鋒，先有人開始吃一些特別刺激的食物，例如辣粉、湯，或者奇珍異獸，甚至吃疑似腐爛的食物。實際上這種吃法，很容易影響身體，嚴重的會令嗓子沙啞、臉變大，甚至生食道癌、胃穿孔，患上厭食症等。[4] 在內地，更出現過三歲孩子被父母強迫進食，最後體重升到35公斤的可怕事件，但為了吸引網民觀賞，似乎已經到了一個走火入魔的地步。[5]

內地就這類浪費食物又灌輸不良價值觀的視頻，在2020年8月宣佈嚴打。據官方報道嚴打首個月已有1.36萬個違規吃播賬號被處置，封禁違規主播賬號10.5萬個，關閉直播7.4萬個，大量相關視頻亦下架。[6] 不過這類視頻其實難以禁絕，因為有著強烈的需求，在內地有人突破封鎖就嘗試做沒有食物的吃播視頻，透過使用非常高質的收音效果，在沒有食物的畫面中扮吃，製作另類的吃播視頻，期望引致自發性知覺經絡反應（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簡稱ASMR，俗稱「顱內高潮」），即是令人透過聽到咀嚼、吞嚥聲音產生快感。

在外國，部份類似的吃播節目，和另一些介紹美食的節目，當中渲染食物的美味和賣相，均被統稱為食物色情（food porn），有學者分析，食慾和性慾有共通性，兩者是生存和繁衍的必需品，甚至有人形容大食和性能力強一樣，是人能繼續生存的本能，所以要在吃播節目中歌頌食慾。人看了這些節目，享受著食慾得到滿足的虛假快感，情況與看色情電影滿足性慾一樣。

現代社會裡，人要滿足自己的慾望，方式可謂無限多，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但人不懂得好好控制自己的慾望，任意透過各種方式去滿足，即使最後沒有傷害任何人，只是自己求個舒服，也不代表這就是好的生活方式。有時我們想追求滿足，也不能太過份、太極端，做到恰到好處，也是很重要的美德。

悄悄賣廣告

吃播除了鼓勵貪慾之外，更多人質疑的是吃播究竟有多真。很多吃播YouTuber一開始表面上聲稱是自己買食物回來吃，又說是朋友負責拍片，但後來不少人就發現，他們有收取不同店舖的贊助，YouTuber拍自己很享受的吃著那些店舖的食物，變相是在賣廣告。

在韓國，本來這種事一向沒有遭到禁止，但及後被網民揭發作假，大胃王紛紛致歉，部份甚至刪除網站，韓國政府更為此於2020年9月立法，要求所有網上做類似的所謂植入式廣告或者業務配合廣告者，必須在片段中明確寫出該段影片有收過某某公司的贊助，甚至是廣告費，否則違法。另外，韓國法規亦規定，即使拍攝者沒有收任何金錢，但如果片段中食物是免費而非自己購買的，亦必須在視頻註明有關片段的商品是由甚麼公司提供，讓觀眾知道。

在2020年8月，在韓國就有一系列沒有註明廣告的吃播YouTuber被發現原來其視頻有賣廣告，[7] 如何道歉成為很多網民關注的焦點。因為很多韓國吃播YouTuber都很重視外國的巿場，畢竟YouTube是個全球平台，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像韓國訂立法例禁止有關行為（當時新法尚未在韓國實施），部份YouTuber只用韓文道歉，但就沒有用其他語言致歉。有些又會聲稱自己沒有收錢，只是收了對方贊助的食物，最後又再次遭人踢爆不實，更令人覺得這些直播YouTuber不誠實。

當中情節最為複雜的，以有超過400萬個訂閱者、韓國著名女吃播主Boki為表表者。她首先和一眾吃播YouTuber一樣被發現其吃播頻道有收錢吃播的情況，Boki雖然承認，但就說自己只收了贊助的食物，暗示沒有收錢，後來再被揭發原來有收錢，於是她只用韓文承認，但在英語等不同語言的其他視頻，她就沒有致歉，整個「道歉」的動作被網民認為是進一步的欺騙，所以很多人就留言呼籲大家不要再訂閱她的頻道。

面對網民的批評，有的YouTuber選擇澄清、道歉，最後導致訂閱人數下降，同時被批評沒有註明有賣廣告的吃播YouTuber Fume也像Boki一樣遭到質疑，她只修改自己網站有問題的部份，註明相關的贊助或廣告字句，之後既不道歉也不澄清，甚至刪除不利和批評的留言。她的訂閱人數，居然不跌反升。[8]

真吃還是假吃

Boki因為只作選擇性道歉而遭批評，而同時更有網民翻看她更多的片段，發現她有疑似「假吃」的視頻。有細心的網民發現Boki喝飲料時會突然伸一伸手指，之後枱上的食物會變細，有時夾起食物的份量很多，但放到嘴巴時食物會突然變少，又發現有片段顯示她在吃東西時有一兩格突然作吐出食物狀的定格畫面，彷彿準備扣喉將吃完的食物從胃部吐出來，之後再吃新的食物，為的就是要吃下更多的東西。面對著爭議，Boki就拿出有爭議視頻的「無剪接」版本，但豈料那個無剪接版本仍然被網民發現有可疑的剪接，甚至質疑Boki心虛，因為她沒有公開所有被質疑視頻的無剪接版本，最後她的澄清反而被指為造假的有力證據，訂閱人數一度減少了30萬人。

還有類似的假吃直播出現，不同的YouTuber推出「破解視頻」，讓人知道大胃王視頻是怎樣製作出來，在影片中，除了看到有人一邊吃一邊吐出來外，有部份大胃王表面上吃了一整枱食物，原來是分開很多餐每餐分開很多次來吃，有些吃播主吃到半路要「加餸」，原來是因為分開很多次吃，又不能翻煮，食物已經冷掉所以要用「加餸」來將食物加熱，否則根本不能吃入口。[9]

YouTube的影片有時難分真假，網上的影片沒有規管，也難以規管，如果強行規管恐怕又會直接影響言論自由，但不規管又會出現這樣混亂的情況，最後我們只能盡量依靠業界和每個上傳影片的人自律。同時，每個看YouTube的人也要小心選擇自己想看的頻道，不要支持造假的影片，沒有公眾的支持，那些以不良手法作招徠的頻道就會逐漸減少。

網紅是理想職業？

 

網紅是網絡紅人的簡稱，他們會在社交媒體平台或串流平台定期發放照片或影片，以累積自己的觀眾或紛絲，只要愈多粉絲，愈多人收看網紅製作的影片，串流平台會因應收看率，將廣告加進影片的開首或之間，並將一部份的廣告費轉發給製作影片的網紅。不過，也有平台讓網民在看網紅的影片時，可以直接打賞給網紅，送上虛擬禮物或現金。由於媒體都吹捧網紅的收入高，令人容易覺得做網紅是件易事，有青少年甚至會以網紅作為理想職業。在台灣，一個在2019年底發表的調查發現，受訪的8,000多名小五至高中職三年級青少年（年齡約10至17歲）中，直播網紅在最想從事的職業中排名第三，有19.2%受訪者以直播網紅作為最想從事的職業，而排第一和二的職業分別是遊戲電競手（26.9%）和廚師美食家（21.7%）。[10]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我明白，抽水（即時評論、回應、轉貼、二次創作等等）基本上就是網絡文化的精髓。透過抽水，有時很複雜的事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視點來理解，有時可以觸類旁通，學到更多有趣的東西，有更多時，就是換來一下子的食花生（做旁觀者）的快樂。同時，我們也明白，水不能亂抽，所謂抽水，有時抽著火水，輕則傷身，重則跟車太貼，傷亡慘重。

本文以藝人偷食事件為例，看不同的機構、公司怎樣抽水，分析一下如何抽水時也講道德，即有是非對錯，那條底線應該在哪裡。（以下圖片翻攝自網路。）

例子一：與事件相關的產品

這種抽水，爭議相對較少，例如衣服，裝備等等，都能以與誰人同款來作招徠。不過要留意，將爭議事件主角的名字用作招徠，如果在其他產品中，正常來說最好是先得到對方同意才用的，因為這畢竟是商業廣告，而非學術用途。

例子二：與事件無關，但取其引申的產品

這類例子最多，通常商業產品也會用這個方法。相對安全的做法是取其正面價值，減少爭議的部份，但同時可以貼返新聞主題就最好。不同公司往往會配合自己在網上的形象，顧客的特點，做些針對性的語帶相關的宣傳。

例子三：語帶相關，極盡諷刺

這類抽水宣傳，其實本身已經有自己想要說的話，不過挪用當時新聞事件的情景來表達。這種操作其實十分危險，原因有二：1. 新聞事件不斷改變，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改變，有機會影響本身想傳達的訊息；2. 當整件事用盡諷刺的筆觸去表達時，整件事給人的印象隨時變得負面，被認為是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要用別人的負面新聞來宣傳自己的訊息，並不恰當，落井下石更與政府應有的形象並不相符。

例子四：人身攻擊

九巴抽水的情況可以說是不只是揶揄當事人，甚至有取笑的味道，再加上那些主題標籤（hashtag）的寫法，作為公關，宣傳手法實在麻麻，將別人一件認錯的事如此諷刺，實在是有欠大體。同時作為一間專利的公共交通機構，應該有基本的社會責任，用惡搞的方式表達自己機構的訊息，只會惹來非議。

抽水，其實是一門不易的藝術，在幽默和戲謔之間，界線不容易分清，只是當人人都可以隨意發放訊息時，機構的網頁，其臉書的主頁，也應該是一個公關的渠道，如非必要，勿讓公關變成關公災難。

不要輕易相信眼前見到的事，特別在這「互聯網過敏症」大行其道的世代。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可能是經過美圖秀秀、甚或是移花接木造成的人面。

網上交友不一定有問題，但和與任何陌生人交往一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有關金錢和性的要求，莫說陌生人，就算提出的是朋友亦不能輕易答應，因為你／妳根本沒有把握了解他／她的真心，路遙才能知馬力，日久才有機會見人心，愈是重要的事愈需要耐性。

網上欺凌和網上情緣一樣，不要太快下判斷是十分重要的，互聯網的極速傳遞訊息和可以匿名是一個很大的引誘，令人以為毋須負責任和可以炫耀自己的觸角敏銳或辭鋒尖銳。但誰是真正的欺凌者、誰是受害人，靠表面的觀察往往會誤將馮京作馬涼。

民意有時原來也是像霧又像花，當某些政黨和團體受傳媒寵愛，讓它們的意見不斷受吹捧，卻原來不一定是真相，台灣去年底有關同性婚姻的公投，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大多數人的心聲往往竟無法傳開！

回到教會群體，作為強調愛心，重視公義的一群，我們在實踐信仰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按真理辦事；我們重視的價值究竟有沒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來；我們對待我們的同工究竟有沒有盡力做得更好？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的正是在待人接物上如何求真，而求真是要付代價的，真理不是用來對付別人，而是用來改變自己的。

大家是否喜歡自拍呢？在自拍及分享的過程中，你的感覺如何呢？當中的開心和滿足是來自覺得自己將相片拍得很好？還是來自別人按讚或文字回應？這些網絡互動又能否滿足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需要呢？

英語selfie（自拍）一詞早在2002年已在網絡出現，在2012年其「人氣」愈見高企，[1] 在2013年更成為了牛津詞典的年度詞語（Word of the Year 2013）。[2] 因著社交媒體的興起，selfie被媒體、普羅大眾廣泛使用。

就算閣下不是自拍愛好者，相信身邊總有一、兩位常常在不同的環境都喜歡自拍一番的親人、朋友吧。他們總是會偶爾拿出手機，甚至「自拍神棍」進行自拍，之後就會以「P圖」（用修圖程式）為相中人美肌、美顏，再放上社交媒體分享，盼望得到友好的回應及稱讚。

男男女女都有自戀的一面

Selfie一族似乎以女性居多，有調查數據顯示，女性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發佈自拍照的平均頻率差不多是男性的兩倍，這是否表示自拍、發佈的頻率愈高就是更加自戀呢？根據美國一份在2015年於學術期刊出版、有關兩性自戀情況的研究顯示，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自戀，[3] 男性的自戀主要體現在壓榨他人和對權力渴求的行為上，而在虛榮心、自我炫耀方面，兩性之間沒有甚麼明顯的差異。[4] 而女性之所以更喜愛拍照分享，是因為它能「強化外貌吸引力」這種對女性重要的特質。

以往，我們的照片，多是由攝影師或別人拍攝，無論是角度還是效果，都不是自己所能控制。但現在，通過手機自拍、高質素的前置鏡頭及修圖應用程式等硬件和軟件，人們可以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認為最美的一面，自由掌控自己的形象，有人稱之為「印象管理」。[5] 如上文提到，男、女為求提升自己的外貌與吸引力，他們可以用美圖工具甚至改圖工具，令自己看起來更美，因為當中的美肌、縮小、放大等功能，令人的皮膚、身形、面貌等都可以虛擬地「改善」了許多，[6] 筆者會稱之為「虛擬整容」。

是印象管理還是喬裝騙局？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由於網上分享自己的相片，可以是感性的、性感的、神秘的、美豔的、冷酷的……更重要是透過分享照片，得到別人認同的感覺，希望別人按自己的期望來認識自己、回應自己、也有不少人會在當中建立形象。眼見眾多友人的社交媒體相片都充滿「仙氣」，欲在芸芸眾生中被人關注、讚賞，有些人自覺外表比其他人優勝，所以發放出來的相片必然要有一定水平，起碼也不能比別人的差，更不能將自己醜化，為了「生存」，不少人會P圖修改自己的相片。

這種「理想形象」在面對面見到當事人之前，或許還可以令人充滿幻想及期盼；但當你真的看到了當事人，無論是外表、談吐、性格等等，這一切都呈現在人前時，以往的幻想也可能隨之破滅。所以這種「喬裝」也只限於網絡當中出現。

互動中的寂寞

網上直播也是現今社會流行的現象，除了部份人想以此來建立知名度、賺取金錢，實在亦有不少人是沒有太多計劃，喜歡用直播分享自己即時的心情、所處的地方及場景，以及自己的想法及一舉一動。電影《圓美圈套》（The Circle）中社交媒體公司Circle有句口號是：“Sharing is caring”（分享就是關心）。直播能令觀看者有一種參與其中的感覺，直播者亦可以一邊分享，一邊看到別人的回應，這種虛擬交流亦是一種互動，觀看者的反應，也可能會影響著直播者的行動。

社會學家Robert S. Weiss於“The Fund of Sociability”一文指出：「與他人的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如失去它們會令人感到痛苦。」[7] 當我們於網絡互動中體驗過互相關心、讚賞、分享心事……我們大多都不想失去當中的親密感或信任，雖然我們在理智上知道網絡的關係是虛擬的，並不穩固。而我們想抓緊虛擬關係的背後原因，可能是源於我們在真實生活中感到寂寞：缺乏分享的對象，生活中缺少被關心的感覺。

當一些家長批評子女經常留連在網絡世界中，寧願與陌生人溝通也不願與家人傾談的時候，不知道這些家長有沒有真誠地關心子女，耐心聆聽、接納他們的想法，用愛去擁抱他們呢？

（本文原載於第121期〔2018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MeToo 」這標籤源於本年10月於美國幾十名女性指控一名電影公司創辦人及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或性侵的事件，其後荷里活其他曾有相同遭遇的女星也相繼說出類似的經歷。在「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MeToo 」標籤，女演員Alyssa Milano鼓勵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被性侵犯的經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有不少人，包括知名人士、男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傷害。

這標籤牽起的漣漪更是國際性的，不少各地名人、政黨議員也相繼被揭發曾性騷擾拍檔、下屬，侵犯者因此要道歉、甚至失去名譽及群眾的支持，可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見到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自己都可以打破沉默站出來指出罪行，並放到社交平台上發佈，其影響力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被侵犯者，或目擊案件者，我們一向都認為不要啞忍，要告訴可信靠的人，甚至報警。而對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年幼，未必會有膽量去揭發事件或說出來，家長、老師、社工或朋友當察覺受害者的情緒、行為有異，都可以關心他們，鼓勵他們把發生的事件說出來，並將侵犯者繩之於法。

能夠站出來說自己曾受傷害，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但究竟要在哪裡說出這些經歷？說多少？面對著可以信任的人或執法者，我們當然建議可以勇敢地直說一切，讓自己的傷害、不快、被侵犯經過，可以被了解、記錄，令侵犯者得到相應的懲處，自己的傷口不用自己獨自承受，這當然最理想。

勇敢站出來抵制性騷擾及性侵犯的事件，阻止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是值得欣賞的。但互聯網、社交媒體，在這個公眾平台說出自己被侵犯的經歷，情況就好像拿著一個「大聲公」，向公眾說出一些極隱私的事，這些聽眾/觀眾什麼人都有，既有心地善良的，也可能有惡毒心腸、落井下石的人，真的不知道會收到怎樣的回應，部份網民未必會如你的朋友般會關心、幫助、體恤你的難處及情緒，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批評可能會對受害人做成二次傷害 (因為FB產生的控訴力愈大，對自己的殺傷力亦可能愈大)，因此，互聯網並非一個理想的地方去詳細公開受性侵犯的經歷。

即使受害者們認為在網絡上公開說出「＃MeToo 」面對過去的傷害並無不妥，也實在沒有必要把受侵犯的經過在社交媒體中說得巨細無遺，免得被人任意消費。

而作為網民，如見到有受害者站出來，也應該尊重他們的分享，無論分享得多與少，也不必去追問太多或作出推敲，甚至群起去欺凌被指為性侵犯的人，對性侵犯者最好的懲罰就是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應該鼓勵受害人去尋求警方或可信賴的人協助，讓埋藏在心底的傷口可以平復，讓事情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據網上資料，這場運動已伸延至世界多達八十多個國家，希望藉著這運動讓大家了解性騷擾、性侵犯事件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不能無視事件對人的傷害，亦讓人有勇氣去指出罪行。而不同的機構、各地的政府部門都應開始正視問題及改善措施、政策，對各方都能作出保障，不再容讓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

看到有學者指上網就像是水和電：[1]部份大城市開始提供免費Wi-Fi服務或在街道上能享受極高速的上網體驗，甚至有說歐洲國家已視上網為必須品，為每名國民的基本權利，當中包括法國、西班牙及瑞士。

筆者頗認同現今上網的機會是十分重要，因為透過上網，我們可以得到重要資訊（如新聞資訊、政府的務服安排）、教育機會（如網上免費教育網站或教學短片）、表達言論並與社會交流聯繫的機會。未能接觸互聯網，有可能如該報道所說：“將造成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出現了知識差距。＂[2]起碼，要得到同一樣的資訊，上網搜尋的成本遠遠低於親身前往索取或付費學習（當然，質素與面對面教學會有分別啦！）

不過，我們亦必須小心應用這種必須品，就如接收新聞資訊時，要分辨消息來源，辨別真偽，免得信錯資料，更甚的是將內容農場胡亂炒作得來的失實資訊繼續分享發放。這就等於把污染了的水喝下，又繼續傳遞給網友。

透過互聯網，我們可以結交朋、增加互相交流及分享的機會，但大家亦應小心結交網友，以免本想與性感女性「過電」，卻最終可能慘被「電死」。近日有報道指社交網站出現不少來自不同國籍的性感女性發出交友邀請，[3]但其實為假戶口，如網友將之加為朋友，進一步發展後，便可能成為黑客入侵其電腦的途徑或演變成裸聊勒索等情況。

互聯網實為中性的工具，我們可以藉此增加學習交流、發展營商等機會，但亦有人以此作不當的行為，我們不應仿傚，但亦應了解及提防。

「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是指人們有權申請刪除有關自己於互聯網上的負面、過時、多餘的個人身份資訊連結。早於2006年，歐洲已開始討論及推行這種權利。

基於去年歐盟對谷歌的裁決，[i] 民眾有權要求向谷歌申請移除個人認為 「不完整、不相關或不再相關或無需要的」搜尋連結。然而，資料並非被移除，只是在某些地區(即google.co.uk 或 google.fr)不會被搜尋出來。

法例的原意是為尊重和保障個人私隱，並且就一些個人事件或網絡欺凌等資訊，讓當時人可以不再被搜尋得到，從而忘記過去，重新生活。

由法院頒布裁決至今年七月，谷歌已接到歐洲近廿八萬人申請，涉及約一百一十萬個網頁連結。大部份申請者為普通民眾，欲將網絡上令人尷尬或對自己不利的搜尋連結移除。因申請者眾多，谷歌亦只能以機械式處理。不過，其移除連結的過程欠缺監管，以及低透明度的情況卻引起了歐洲學者的關注。

而近月，法國的資訊規管機構「國家資訊及自由委員會」(CNIL)更下令谷歌把區域性「被遺忘權」擴至全球域名，但谷歌深恐此例一開，將很有可能造成骨牌效應，導致更多超連結被移除，令更多人不能於谷歌搜尋器中找到需要的資訊，窒礙網上資訊流通。[ii]

至於在香港，亦曾有議員及私隱專員欲於本港推行「被遺忘權」，大家應密切留意，並在保障私隱與維持新聞資訊流通之間可以取得平衡。希望有關訴求不會很快便被遺忘吧！而在審視的過程中，各方可以理性討論當中利弊。

網絡社會與個人成長

網絡社會，根據曼威科司特（Manuel Castells）的說法，將人與人的距離和相處方式改變，以往人在不同空間往返，要行路、使用交通工具；但現在點對點的空間往返則可以透過即時通訊工具達至。社區的不同組織，以往靠一個個小組織，之上再有大組織日積月累地串連起來，現在群組討論已可將不同的點即時連結起來，產生更大的互動。三五成群，自成「大台」，打機、食飯、示威及吹水也可以跨越空間的限制。

這種將社會組織完全改變的模式，令青少年自成長就開始習慣穿梭在不同群組，講求自主、透明與開放，而非權威的管理、客觀的規則或合理的程序。青少年的成長期特別需要朋輩認同，是故在群組更容易從眾，以獲得社群的接納，以致可以得到身份認同，成功自立。

褪網，某程度上在鼓勵兩種連結。一、透過與真實世界的家人、朋友連結，從真實世界的人身上得到身份認同，比在互聯網中與來去自如的人交往所得到的認同，感覺更真實；二、褪網時亦可以選擇獨處，在過程中更加能感受真實的自我。獨處，不是離群，而是騰出時間，真的回答：「我是誰？」

這是青少年成長期中最重要，又必須要自己回答的一個問題，否則，只會回到「迷網」之中，尋找自己。

 

網絡社群	真實社群
垂直組織	水平組織
人可自由進出	對參加或離開較有要求
分散、只有扣連	緊密、有規則
隨時可透過網絡互通消息，決定事情	決定事情有較清晰的規定，有領導

 

通識小秘訣

通識課程中，幾乎六大範疇都不能不提及網絡對整個議題的影響，但論及網絡社會形成時，大家往往提及時空壓縮，人與人距離拉近，溝通變得方便，不用真實到達另一個地方也可以與人交流及互動。網絡除了令我們生活更方便，以及加快溝通速度，它更會自成一個新空間，有自己的社群，網絡中透過不同的介面，例如討論區、社交網絡與即時通訊工具等，產生不同面貌的社群，這些社群有不同特色，亦與真實社群的互動不一樣（參上圖）。同學們如能好好理解網絡的特點，並應用到答題之中，核卷員就能看到你對整個議題的分析，而不只是將理論背出來。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101期

 

這段時候，除了忙於改卷，還需要抽空替學生寫推薦信。寫得多了，有點麻木，遇到出色的學生，寫得較為暢順，但碰上一般的同學，想了半天，也未必找到他們突出優勝的地方。

走筆至此，想起半年多前為朋友的兒子寫推薦信的經過。Weldon是個中學生，成績卓越，父母希望他更上一層樓，到美國一流大學升讀，因此報了幾間中學，請我寫信推薦。某個週末上午，我約了Weldon見面，和他閒聊，加深認識。在天南地北的閒談中，我問他最喜歡的讀物是甚麼，他答是《To Kill a Mockingbird》。

研究顯示愛閱讀的人在各項工作上都會有出色的表現，特別在互聯網年代，大部份人士只會看Youtube，玩網絡遊戲，看一二十字的短訊，喜歡看書的絕無僅有，而讀名作的，更少之又少，所以Weldon這個答案十分吸引我，之後用了個多小時，談這說那，度過一個愉快的上午。

《To Kill a Mockingbird》是作者Harper Lee至今唯一的作品，在1960年出版，然後大受歡迎，成為很多美國中學的指定讀物。於1962年拍成電影，在奧斯卡金像獎勇奪三獎，包括最佳男主角。無論是小說或者電影，直至現在還廣受推崇。在2006年，英國圖書館特別推介，是成年人必要讀的書，其次是聖經，可知其受重視的程度有多大。

小說內容發生於1930年代的美國，一位白人律師為一名被控了強姦罪的黑人辯護，他欣然接受，但受到當時種族歧視下的社會攻擊，從而突顯了書中要探討的主題，如平等、歧視、正直、勇氣與公義等。

回到現在，上述的主題仍然值得探討。筆者做過一個實驗，分別和小學生和成人進行，就是剩下只有兩種東西，財富與正直他們願意留下哪樣。小學生活潑天真，答案多是捨棄財富選擇正直。我想都是老師教得好，從小便教導他們擁抱正面的價值，但成人呢？你認為他們的選擇是如何？答案是更誇張，成人一面倒的要正直，棄掉財富。原因很簡單，這是個遊戲而已，不是現實生活的選擇。在真實裡，作浮士德的多，正義的人少。

所以未讀過這本書或看過這電影的朋友，可以找來一讀，重拾正面價值，為己為人，建設公義而平等的社會。

話說Weldon早前收到學校通知，接納他的申請，在暑假便到美國繼續學業。我笑著對他父親說：「這所學校的畢業生有寫Da Vinci Code小說成名的Dan Brown，亦有Facebook創辦人Mark Zuckerberg，你兒子的成就，將要超越眾師兄啊！」

在此順祝Weldon努力學習，他朝成為建設美好香港的新一代。

全城褪網日於今年3月27-至28日舉行，除了四間學校過千名學生外，還有不少支持機構與其他在網上報名的朋友，以及當天在facebook寫下褪網宣言之後瀟灑褪網的網友們參加。褪網難；但亦有不少人未褪已驚，怕失聯。這種特別的關係和狀態，正反映我們對科技的過分迷信和依賴。

籌辦全城褪網日的想法，其實已蘊釀了好幾年。活動緣起於近年明光社接獲不少家長講座的邀請，內容都是與互聯網世界的親子關係有關。往往在講員發言之先家長們就會問道：「仔女打機/玩WhatsApp好沉迷，我們怎樣勸告也不聽從，怎麼辦？」

「不能放下」 無分大細

不能放下（unputdownable）早已成為新世代使用新媒體的其中一個現象。不少家長都為下一代著想，給他們用最新最好的手機及電腦，有家長坦言孩子用iPhone 6 Plus，自己卻在用iPhone 4，甚至小米。家中Wi-Fi長期保持1000M，孩子用的是最貴的4G網絡。家境小康一點的，為了給孩子「有節制」使用網絡，但同時又怕孩子超額使用數據，於是「折衷」用少於100元的無限上網計劃。孩子在互聯網自由奔走，所有資源是來自家長。

近年再問一下，發現不少家長們自己也沉迷網絡世界了。有家長坦言與孩子一起做了手機奴，明明一家人在家但也會用即時通訊工具交談；食飯時大家各自拿起手機與朋友聊天。部份家長曾發起暫停使用手機應用程式，但最終失敗。

褪網日的意念來源

參考過不同地方的褪網例子，有些人選擇每月放工、放學後褪網；有些則選擇褪網一天。美國這幾年幾乎每年都舉辦全國褪網日（National Unplug Day），[1] 那是由一個猶太群體發起，他們定下三月第一個周五晚上褪網一天，大家可以休息、到戶外活動或與所愛的人建立關係。

面對全城褪網日 各界反應兩極

於是，我們將此概念與友好機構分享並邀請他們支持，但有些機構聽到完之後卻表示：「這個概念很好，但是我怕就算自己都做不到。」看來「無手機恐懼症」已到了一個很嚴重的地步。

我們也邀請了一些學校試行。初時學校的反應很兩極：有老師認為此活動沒有必要，因為褪網很簡單；但同時亦有老師認為當自己也常常要求同學上網找資料做功課，卻要他們褪網，根本是不切實際。在平衡兩者後，我們決定找放假的日子，那麼同學可以延後做功課的時間。結果大部份同學仍未能完全褪網，原因不外乎一不小心就開啟了即時通訊工具等。

及後至二、三月，知道這個計劃似乎難度甚高，成功率低。我們亦清楚知道原因不是做不到，而是有沒有決心做。最後我們於三月舉行記者會，請同學分享褪網心路歷程。身為家長代表的趙明在記者會中很坦白說：「褪網日，很多人以為是因為小孩子打機太勁，想佢地放下手機，但更重要的是，放下以後，大家如何相處……家長其實都要褪網，所以這是對大家的考驗。」

記者會完了後，社會反應同樣兩極：有報章撰寫社論，認為上網成癮嚴重，社會要正視問題；又有人認為褪網是反科技，沒有必要；更有前寬頻公司大老闆、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等等走出來，為自己界別站台，彷彿褪網一天，世界末日似的。他們又重申互聯網本來是使人生活更多聯繫，而不是失去聯繫。

褪網，重點在於讓生活重聯

其實他們說的也是，全城褪網日本來就不是要打爛任何人的飯碗。我們不是叫人永久褪網，更不是放棄科技，放棄手提電話中的遊戲。我們只是呼籲大家暫時離開網絡世界，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重點不是褪網，而是褪網之後的重聯。

當然，你仍然可以質疑互聯網和現實世界是否會互相影響，沉迷上網是否一定會影響真實溝通？答案是肯定的。問題是：如果你堅持認為上網一定會或者一定不會影響溝通，這其實，也是一種迷信。

褪網，讓生活重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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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網反思：慾望、需要與意義

不少團體也曾舉辦褪網，那些活動評價正面，也帶來很多反思，唯獨當事情是由明光社舉辦，總會引來很多有趣的討論。

有一位網民在社交網站上揶揄明光社平時常常叫人禁慾，現在連上網也管，他說褪網後會去「打飛機」（即自慰），並希望得到支持，豈料有人回覆並恥笑說，褪網不能去色情網站，要自慰一整天會否太難受。（事實上，明光社從來不是禁慾機構，即使現在鼓勵大家褪網，也是一天而已。）

有社工系老師認為整個活動管教、監控意味極強，根本不是由青少年角度出發，明光社需要在理解他們的需要後才推出活動，而現在引起反彈就更證明這不是受眾所需。不過，亦有網民友善提問，怎樣才可以肯定甚麼是受眾最需要的東西？若你用生活經歷讓別人了解問題所在，這其實也是一種受眾本位。

有人也認為褪網一天，意義根本不大。網友的回應也很直接：褪網日完成那天，剛巧當晚就是另一環保活動「地球一小時」，緊接是「饑饉三十」，這些活動同樣是透過象徵式行動，去讓人重新思想生活的各種可能性。如果說褪網一天沒意義，很多活動可能都沒有意義了。
 

剛看完一部有關內地拐賣兒童的電影，製作十分認真及有誠意，電影描述一個父親十五年來走遍全國各地，尋找兩歲時被拐走的兒子，那份對愛兒的不離不棄，以及不少有心人透過不同方式（如以互聯網通風報信），協助尋找被拐賣的兒童，令人感動。當電影落幕，那位父親仍駕着電單車在茫茫人海中奔馳，我心中最大的迴響是，人總要學習放下，惟有放下，才能尋回個人生命的意義，而放下不等於放棄。

找回被拐走兒女是所有父母終生不會放棄的願望，但讓茫無頭緒的尋找成為終生的主要工作，卻只會帶來更大的傷痛，正如片中的父親說，自從兒子被拐後，他母親及太太活着也只是活受罪，這又何苦！亦有些人因為自己的疏忽而導至的意外非常內疚，因此不願放下傷痛，作為對自己的懲罰，但人生的不少傷痛總要學會如何放下，對自己或別人的過錯總要學習原諒。無論一年、兩年、三年，為了自己和身邊的人總要有暫時放下的一天，否則大家只能一輩子活在痛苦之中。

失去最寶貴的不等於失去一切，而一個人的過分執着，往往會令身邊的人亦無法放下，彷彿率先放下的便是最不負責任或最無情的一個，結果大家綁縛在一起活受罪。正如經過一年的尋找，失蹤的馬航客機仍然芳蹤杳然，雖然家屬的傷痛仍深，甚或仍然存有一絲不切實際的希望，但大型的搜索工作也是適當時候告一段落了。就好像至親和摯愛離世，無論是早有心理準備，或事出突然，甚至飛來橫禍，大家最終亦必須接受，而希望關心自己的人能好好活下去，相信必定是這些至親和摯愛最深的盼望。

傳道書第三章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放下不等於放棄，面對拐買兒童這些喪盡天良的事，已經不單是當事人的家事，而應該是全國甚或全人類的事，在互聯網迅速傳遞消息的優勢下，全民緝捕人口販子，比起將自己不喜歡的人起底，花時間作網上欺凌有意義得多。願所有失去至親摯愛的人都學會在適當的時候、適當地放下，而所有其他看似無關的人都不會放棄我們為別人的需要多一點關懷、多一點同情的心。
 

 當你走到世界的中心，山嶺的高峰時，你會第一時間做甚麼？當然是自拍，然後放在社交網絡分享。為了令相片更易「呃like」，就算要站在更危險的邊緣，用上更多時間修圖也在所不惜。但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山上的風景，你又看到多少？

潮流最近興上網寫日記拍照分享？黃子華早於2009年已諷刺這些人把自己看成偉人一樣，把所有事寫成「傳記」，放上網讓人觀看。「若不是，你如何解釋你會給早餐餐蛋麵拍照，然後放上網給全世界觀看？」[1] 而有賴於facebook動態時報(Timeline)相助，大家可以按年份瀏覽有關朋友的分享，把「傳奇」提升至更高層次。

自拍自戀與自我形象

但在分享自我的同時，亦經常出現自我中心，甚至自戀的情況。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研究指，同樣是大學學生，58% 以上的2009年學生比1982年學生有更高的自戀評分。[2]

青少年渴望被認同，但其實所有人亦然，在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中的第二層就是尊重 (Esteem) 的需求。在互聯網發達的年代，青少年有大量機會與同輩交流。透過社交媒體，大家能夠互相了解及互動。有研究指在網上分享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需要被認同，包括建立個人形像、提升自信、獲取尊重和支持。[3] 若要被別人認識及認同，就要不斷分享。故平日的吃喝玩樂也要包括其中，甚至在任何一個地方自拍，也是「呃like」的好方法。2013年「自拍」 (selfie) 一詞成為牛津字典年度詞彙，可見自拍已成為人氣首選。

自拍不但讓自我感到滿足，當自拍照上載到社交網絡，亦提供了與人互動溝通的橋樑，加上文字的輔助，讓觀眾不僅看到生活中的自己，甚至是「內心的我」。[4] 而自拍者停不了的自拍，顯示他們不只希望得到一次性的認同，而是希望不斷得到認同。這種短暫的滿足、甚至虛榮，帶來更多的自拍，填滿慾望的空洞。[5]

「出眾」的相片 讓人看見最美的一面？

若自拍是為了要吸引注意，那麼就要令相片更「出眾」。出眾可以是因為設計更美的構圖，也可以是在特別的場景拍照，更可以是經修飾出來的效果。

愛美是人的天性，盡量讓自己最美的一面留下，其實合情合理。這種挑選式的自我形象建立，就是要讓其他人看到，甚至放大自己的美。所以自拍「高炒」是常識，就是要讓自己的下巴尖尖，眼睛大大；若仍然不滿意的話，修圖軟件就能大派用場。然而，這個更美，更多人like的自己，其實只是一個希望別人看到的自己。想想由此而得到的like，是因為朋友喜歡這個誇大甚至不真實的自己，還是因為閣下卓越的修圖技巧？

至於特別的場景，就是在別人不會自拍的地方自拍。但有否想過拍攝場地的是不是一個合適自拍的地方呢？奧巴馬、卡梅倫及丹麥總理施密特曾經在曼德拉悼念會上自拍而備受批評；[6] 更有美國飛機師在駕駛小型飛機時使用手機發短訊及自拍，導致飛機失事，賠上生命。[7] 本地亦有學生於公開試試場拍照，並把違規罪證放上網。[8] 而「人類總是重複同樣的錯誤」， 2014年底解款車跌錢事件，有人竟然把自己順手牽羊的「錢磚」拍照並上載至facebook炫耀一番。[9] 拍照者渴望成為焦點，卻忘記了應有的禮儀，甚至事件的不當性。

小心自拍成癮

當不斷追求更美的自己，小心可能已成為一種沉溺，有男孩每日自拍200次，期待拍下更好的自己，但因不滿意相片而嘗試自殺。其後他獲救，並被診斷患上身體畸型恐懼症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此症的病癥是過度關注自己的外表，尤其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瑕疵。然而當他放下手機，走在街上，才發現原來途人不會留意自己，他也因此不再常常留意自己的外表。[10]

「爬上高山讓你看到世界，而不是讓世界看到你。」

我們渴望成為特別的一個，故此希望透過網絡分享，獲得更多的認同與讚賞，但倒頭來反而不能再做回真實的自己，還會帶來麻煩。原來全世界就有68億個不同的人，我們也是「同樣地不同」。英文老師David McCullough Jr.於2012年在衛斯理高中 (Wellesley High School)的 畢業禮上向畢業生提醒把握當下，無私才是你可以為自己做最好的事，而並非著眼於自己得到甚麼讚賞。「爬上高山讓你看到世界，而不是讓世界看到你。」。[11]

同樣，網絡讓我們看到世界，不是讓世界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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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事情的方式轉變

過去：面對面口耳相傳

現在：透過手機上傳照片

這世代，太懂得分享了。以前要與別人分享一件事，往往要面對面口耳相傳，但現在只需於按一個鍵便可昭告天下，所以搞笑事特別多。有人扮病請假，在FB打卡（分享行蹤）被人發現原來「詐病」；有人跟女朋友說要加班，豈料朋友將他們到酒吧玩的相片放在FB，最後當然「人贓並獲」，遭女友發現。不少人甚至將自己犯法的事情放在網上，如展示兒童色情圖片，甚至有偷竊、縱火等罪行。上載者以為沒有人知道，最後卻輕易被警方拘捕。可見分享所帶來的所謂方便，有時自食其果。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這句「萬能Key」，多年來都是不同教會、機構提醒大家網絡世界的危機，要小心使用互聯網的絕頂金句。因為這金句夠百搭，易解易用，既不會得罪人，又可以將訊息帶出。但在應用時，若淪為禁止人上網的「教條」，未免將聖經過於簡化。我們有沒有想過，當甚麼都只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實際上甚麼才是有益處和造就人？信徒使用互聯網，有沒有更多更好的信仰參考根據？

有釋經書形容由「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和合本》)作開始的哥林多前書十章23節至十一章1節為一個小段落，其重點在於「基督徒在不牽涉道德問題的事情上享有實質的自由，但在做任何事之前，必須先考慮到對其他人的影響」。[1]

WhatsApp「絆倒人」的迷思

如此推演下去，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如果有肢體因為你打機受傷害，你就應為不絆倒人的緣故停止；同理，如果有人因為你在WhatsApp的言論太快太多跟不上而感到受忽略，你也應該因別人的緣故而改變你的使用習慣。十章31節更將日常生活與榮耀神掛鈎，彷彿是解說的「絕招」似的：總之你認為你的生活(例如使用手機的習慣)能榮耀神就可以了。

於是，教會肢體認為以WhatsApp討論事奉而「絆倒人」是沒有問題的，但青年人討論手機遊戲、互相借用角色因不是榮耀神，只要有導師提出意見，紀律較嚴的教會會要求解散群組。這種「當有人提出問題，就須要因著『不絆倒』他人而改變」的想法，一不小心就成為操控他人的理由，而最後的指向亦是空洞的。

「凡事都可行」的經文原本指向信仰中給予我們的是實質自由，但實際應用不當時，卻淪為更大的限制，令人婉惜。青少年人亦難以從聖經中找到甚麼亮光去處理互聯網的世界。

為此，我們嘗試透過聖經來學習如何，小心使用互聯網的訊息。以下例子只作分享，我們相信有更好的經文可以配搭應用，令肢體在使用互聯網時成為更合乎上帝教導的信徒群體。

• 雅各書一章19-20節：「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

網上世界，太多即時的訊息透過不同的社交網絡及通訊程式傳來傳去，弊處是訊息未必清晰準確，需待確認證實；甚至難以用三言兩語說清楚，缺少面對面的溝通，容易引起不合宜的回應。

這經文正好提醒我們，當大家太習慣網絡的即時回應文化，當在虛擬溝通時出現誤會、怒氣，更要慢慢的回應。避免只能快快的「聽」、容忍不到慢慢的「回應」。此外，我們也鼓勵不倚賴這些通訊程式，多用面談達至更好的溝通。

• 路加福音十章38-42節：「馬大和馬利亞」

智能手機的方便，往往很容易使人變得像馬大一樣，事務太多，心裡忙亂，再加上程式的「提示」功能，讓人產生很多不必要的慾望，引誘你延遲完成重要並應做的事。此段經文最大的提醒是：即使透過手機與肢體聯絡，又或是透過網絡建立事奉團隊來為主作工，但同時亦不能忘記留心聆聽主的道，與主親近的關係是不能奪去的上好福份。

• 創世紀二章1-2節：「歸回安息」

根據經文，我們看到主權在神。神說工作便工作，神說停止便停止；安息就是創造的一部份。這種安息或暫停工作的意思是一種能從工作中自由進出的自由，是一種既肯定工作但同時又能抽離工作回歸自己的自由。[2] 所以，將生命主權交給神，我們才可歸回安息。事實上，世界上太多人因為害怕失去工作、朋友，所以緊抱手機，不願意回到主的身旁，但唯有交還生命主權，才能歸回安息。

【WhatsApp的比喻】[3]節錄--神學是粉紅色的秋 theologia autumnitas rosea est

不少網友也透過改編聖經，將網上世界的一些現象生動地描述出來，令人有深刻的反省。以下為一例：

2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在教訓之間，對他們說：

3「你們聽啊！有一個send WhatsApp的人send了WhatsApp。

4 WhatsApp send了之後，有一個剔的，沒有開機；

5有兩個剔剔的，send得最快，

6日頭出來，因為沒有read，就沒有reply了；

7有兩個藍色剔剔的，send了，也read了，卻沒有reply；

8又有兩個剔剔的，又即時reply了，後來大家彼此繼續有三十個，六十個，甚至一百個 msg；

9又說：「有手機的，就應當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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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時的翻聖經習慣

過去：紙本聖經

現在：電子聖經

不少教會曾因崇拜時能否用手機閱讀聖經而曾引起爭論。從閱讀習慣來說，使用傳統聖經的確比較容易找到相關經文；用手機按來按去，要翻閱多處經文的話，並不容易。但手機聖經勝在不佔重量，即使完全不記得聖經目錄也可以找到相關經卷，而且可以即時比較不同的譯本，有另一種優勢。可手機聖經也有缺點，如果該程式要連線上網才可以使用的話，容易令人乘機連上不同的社交網絡，當中如果有人傳訊息的話，用家很容易不由自主就分心起來。

所以，不同的教會都有不同的政策去處理，目標也十分清楚——就是在崇拜時專心聆聽上主的話語。
 

互聯網未普及的年代，巿民遇上不平事時，除了向政府、相關機構或議員求助，就是找傳媒幫忙。政府機構大都按程序處理投訴，視乎證據是否足夠而按部就班的跟進及調查，甚或提出調解。然而，即使透過傳媒處理投訴，當記者收到投訴信後，他們也同樣會先了解及查證，然後才找相關機構解釋及回應，最後再按事件的嚴重性決定用甚麼方式刊登。

不過，自從有了互聯網後，我們開始很習慣以網絡公審的方式來處理不滿。當看見有媽媽公然讓小朋友在車廂內大便，其他乘客便會拍下，然後放上社交網絡公審，這舉動彷彿是常規。於是那位讓孩子在車廂內大便的母親，在網上遭人起底及攻擊，成了千古罪人，每當走到街上總被人指指點點。

漸漸，大家發現以網絡公審的方式表達不滿，比向站長、巴士司機投訴更有效。反正人人有相機，於是個個也當起判官來。有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坐姿不好而多坐了半個位，其他乘客立即拍下其「惡行」；有人在車廂內喝咖啡，其他人於是將之拍下；有人帶了很多行李入車廂也被拍下；近期在巴士上，有人因雙腿太長而碰到對座的乘客也被人拍下，對方甚至投訴：「我個女坐喺你對面，好心你就縮腳啦。」

不過，網絡公審其實甚容易「走火」。如果網民認為你的投訴根本不合理，有時會反而攻擊投訴人，認為他們不夠量度；有人更會反起底，查查這個投訴人的身份。可見這種投訴在本質上並不安全，投訴人一時衝動就將事情放在互聯網，看的人同樣一時衝動看到表面證供就在批評，或者揶揄，最後真相往往不是最重要。有關投訴結果淪為大眾茶餘飯後的話題，可是對於投訴人和被投訴人，他們卻身不由己地成為八卦話題及網上欺凌的主角。

於是你含着一口怒氣發出帖文，但當怒氣消去，你每次外出時，每個動作，每走一步，你都不禁提心吊膽：自己會否淪為下次被拍攝的對象？自己究竟身處在一個甚麼世界？一個喜歡公審、充滿著監控的世界？你想香港變成這個樣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