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推行政策必須考慮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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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6/02/2017

三千萬是一個怎樣的概念?香港現時的人口約有七百三十多萬,三千萬即是大約四個香港的人口。有人口專家估計,單是中國一個國家,在未來30年便有三千萬剩男,撇除有一部分是同性戀者又或是單身主義者,當中到了適婚年齡想結婚而又未能找到對象的男性數目也相當驚人,專家告訴我們這些剩男是一孩政策而來的犧牲品。

大家對中國推行的「一孩政策」相信並不陌生。1983至1984年是執行一孩政策最強硬的時期,當中包括實施強制避孕、強制絕育、強制墮胎等辦法。到了1985年政府才把政策放寬一點,除非有特殊情況,全國城市地區的夫婦仍是只可以生一個小孩,只有在某些省的農村地區,假如夫婦的第一胎為女孩,三年之後可以申請生第二胎;而少數民族的夫婦,則可以生兩個,在特殊情況之下可以生第三個,修改後的政策可以被稱為「一孩半政策」。到了2015年,政府正式廢除一孩政策,2016年更推行二孩政策,容許城市的夫婦也可以生養兩個小孩。

在過往的政策之下,中國產生了三千萬的剩男。不過,與其說三千萬剩男是一孩政策的犧牲品,倒不如說有數之不盡的女性胚胎或女生成為這項政策的犧牲者。「不孝有三,無孝為大」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重男輕女的文化之下,當家中只可以出現一個小孩的時候,父母自然希望「捨女取男」,以及選擇身體及智力正常的嬰兒。據說,當時有數之不盡的女嬰被家人遺棄,不過有一些學者指出,事實上有很多胚胎,當被檢查到是女生的時候,還未來得及出生,已被人打掉。這亦是一孩政策被很多人詬病的原因,先不提生育權這一概念,單單在這期間已有太多條無辜的生命被人殺害,包括身心靈不健全的,又或是健康卻是女性的胎兒或嬰孩。

一孩政策的確帶來很多悲劇,不過對於一個向來著重兒孫滿堂便是福的國家,要走向極端的一孩或一孩半政策,也是出於當時形勢所逼。中國在1947至1949年發生內戰,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和西方國家在第二次大戰後出現嬰兒潮一樣,中國在五十年代初也迎來了極高的出生率。有學者計算,假設中國在1947年的人口為4.5億人,到了1953年已增至6億人,短短數年間人口已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期間更有不少人死於戰爭。

其實在1957年,經濟及人口學家馬寅初已提出「新人口論」,他認為中國人口增長過快會與帶來糧食短缺、失業、資金、交通及教育等嚴重問題,故他提倡晚婚、避孕,並實行計劃生育。可惜當時中國政府推行「大躍進」,在沒有推行人口控制之餘,反而鼓勵人們生育。結果在大饑荒完結後的1963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急升至超過33%,達至歷史新高。雖然在七十年代初,政府提倡晚婚、延長孩子之間的相隔年齡,以及少生的「晚、稀、少」生育政策,並收到一定的成效,但由於人口基數已經變大,加上育齡女性日增,中國的總人口仍持續快速增長。到了1980年,人口總數已經接近10億人。為此,政府進一步採取極端手段,便是大家熟識的一孩政策。

現今中國有接近14億人口,如果沒有當初的一孩政策,人口一定會遠遠超過這個數字。當大家責備一孩政策所帶來生靈塗炭的同時,大家對中國現時龐大的人口卻又充滿恐懼。筆者如此說,並不表示筆者贊同這一種極端的中國式一孩政策。畢竟,已有不少人評論一孩政策的弊處:獨身子女在家中孤獨地成長、卻又萬千寵愛在一身成為家中的小霸王;國家人口老化;青年人無力供養過多的老人;年輕人口勞動力不足等。

筆者只是慨嘆中國其實可以不必走上一孩政策這種極端方法,只要當初的為政者願意聆聽意見。另一值得慨嘆的是,當政府推行一孩政策時,只從科學或客觀方面去計算出生率或人口增長等數字,卻忽略了國家本身「重男輕女」的觀念,以至不少女性胚胎或女嬰死於非命。如果為政者重視數據或客觀事實之餘,也可以把一些「主觀因素」納入政策的考量之內,這樣或者可以降低悲劇的發生,例如在社會上也推出一些政策或教育以提高女性地位,讓大家接受女生的優點及她們為家庭及社會帶來的貢獻。

其實,任何一個地方的政府為市民推行一些政策時,如果十分離地,不理會相關的文化,也有可能會好心做壞事。正所謂一法立一弊生,任何政策都有可能是兩刃的利劍,在構思的時候,除了考慮其好處,亦必須考慮其可能出現的流弊和對策。例如香港在2011年推行最低工資後,有少數員工便被迫成為自僱人士,也有一些人原本享有有薪的用膳時間,政策推行後變成了自己的無薪吃飯時間。當前的健康工時問題亦必須仔細考慮一些僱主如何見招拆招,以及對一些手停口停的市民的影響,一刀切的健康工時是幫助還是傷害這些僱員?人性這因素是主觀的,沒有客觀的數字支持,但從中國的一孩政策來看,並非毫無意義或可以忽略的因素。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201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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