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從預防虐兒到全城監察

陸君樂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1/01/2018

近日屯門5歲女童被虐後死亡[1]及男嬰遭搖晃致眼底充血[2]等虐兒案震驚全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已表示需檢視如何能提早介入懷疑個案,而且不但需要加強在幼兒園及小學的資源、支援工作,更指出甚至鄰居都要提高警覺和多注意關心,要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3]

 

在研究預防和減少罪案的司法警政學內,早有一門名為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策略,其特色和以「警權、破案、控制」為重心的傳統警政(Traditional Policing)和主要針對高犯案率地區、見招拆招的「情境罪案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不同,重點包括但不限於推動和鼓勵社區投入罪案預防、警方和社區建立夥伴合作關係(美國)、推動社群參與訂定及處理社區警務工作(英國)、調派社區警務人員負責居民日常生活和社區安全(日本)等等[4],總之就如局長所講,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以社群為滅罪伙伴。

 

但虐兒問題不單是刑事罪行,更是社區問題。早在二十年前美國司法部已指出,即使警隊大力推動社區策略,現實中沒有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或機構有足夠的人力、資源、訓練、法定授權等能全面處理或防範這些案件發生。[5]

 

而且虐兒案往往是警隊最難預防和調查的一種案件,因為不論身心理,幼童都是最脆弱的一群,他們連「受襲要告訴可靠的大人」的能力都未有,而施虐者通常都是和他們頗親近的人,幼童們一方不希望繼續被虐,但心理上則仍極依賴施虐者,再加上施虐者極可能在事後向受害人洗腦「是你曳曳所要才會被罰」、或威逼利誘不可告訴別人、或教導他們如何解釋身上傷痕,所以不論對警察、社工、教師、醫護人員,甚至是父母等來說,即使懷疑有被虐事件,都不易跟進下去。

 

在公共行政層面,亦難以決定那名官員、局長或部門最合適被委任授權,從中統籌不同部門、機構預防、處理和調查虐兒問題。是警隊、勞工及福利局或醫管局的責任?這都不是一件隨便能定奪的事,最重要是當局認為虐兒問題是否值得專門設一人(或一組人或一部門)去應對。

 

平心而論,局長說「…校方及社工外,鄰居甚至看更等任何一個環節如果發現這件事,及早介入的機會就會較高…」[6]並非無價值的建議,因為即使是政府部門、社福機構、非牟利團體等都不會無處不在,但鄰居則「梗有一個喺左近」。但如何做到?

 

事實上羅局長並非第一次以「鄰居」為改善社區問題的方向。去年9月,屯門一對母子於寓所懷疑因停電而餓死一案,局長已表示「…市民需要多加關心自己的鄰居…」[7]但一句呼籲便能推動全城關愛鄰舍?當局有沒有具體方法?如短期針對虐兒案比例較高的地區工作[8],長遠則在教育著手?例如教導幼童在什麼情況下必須告知校方「可能你已被虐了」(和幼兒性教育相類)、教導青少年如何觀察身邊人士懷疑被虐的跡象。

 

社會風氣方面,現在人人搭升降機都只會耷頭玩手機,「社區」便是微信、Whatsapp、社交媒體的群組。這樣的香港又有沒有人會關心鄰居近況?還是因鄰居搬走了落得清靜而高興?有心人能怎樣做才能保護更多小朋友免受虐打?

 

早在二千年前,聖經已多處教導要愛鄰居鄰舍,「當愛你的鄰舍…」[9],「...要愛鄰舍如同自己」[10]、「…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11]舊約時愛護鄰舍的程度甚至去到如果有人殺了鄰舍,即使逃到「上帝的壇」,也當捉去把他治死[12]。當然,聖經大部分章節所指的「鄰舍」都是較廣義的,但絕對包括現實的左鄰右里、包括那些被虐的幼童。今天教會在這方面有沒有具體的教導?傳福音或在政治層面等議題的大義當然重要,但關愛社區又夠不夠上心?

 

如果有一天社會把處理虐兒問題的責任全推給政府,最有效率的方法可能是:

一、每個住宅單位都會被強制安裝攝錄鏡頭及收音器;

二、每個幼童身上都要配戴能量度其健康安全的偵察設備;

三、每名學童返學都會被強制驗身;

四、政府綜合過往案例而列出高危施虐者的特徵,如家庭及成長背景、收入、行為記錄、精神及身體健康狀況等,如符合這些特徵的人士便被強制不可接近幼童或成為父母,即使孩子已誕下來都會被帶走(或在醫院已會被帶走);

五、實施古代的「連坐法」,即左鄰右里互相監視、互相揭發,做到一家有罪,其餘九家必須舉報,否則十家連坐受罰,用這方法應該任何疑似虐兒案都很大機會被揭發…

 

以上的假設並非不可能發生,即使是西方國家的立法機關都經常有類似的訴求,但對大部分人來說,這不是樂見的現象。所以鄰居們,出門或歸家時,看少一會手機,多望望身邊的人、在家聽見隔鄰嘈吵一些,在安全的情況下去「八卦」吓、按一按門鐘都可能會救到一條人命。手握資源的政府高官們,請不要以為只搞些大型活動便算是緩和了社會氣氛,或在記招說句「痛心」,或把「鄰居」變成口頭禪或擋箭牌,而是落實具體和長遠的策略,為了保護兒童而盡責!

 

[1] 〈疑去年發現被虐 「臉書」道出真相 臨臨慘死 老師心碎了 「錯誤決定不可挽回」〉,《星島日報》,2018年1月11日,網址:https://hk.news.yahoo.com/疑去年發現被虐-臉書-道出真相-臨臨慘死-老師心碎了-錯誤決定不可挽回-221324634.html

[2] 〈男嬰受虐:血塊壓腦影響智力及身體發展〉,《東網》,2018年1月10日,網址:https://hk.news.yahoo.com/男嬰受虐-血塊壓腦影響智力及身體發展-110148622.html

[3] 〈羅致光稱應討論改善政策及提升老師社工對虐兒警覺性〉,《香港電台網站》,2018年1月9日,網址: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374116-20180109.htm

[4] 香港警察學院 (2009) ,《香港社區警政》,網址: https://www.police.gov.hk/info/doc/cphk09.pdf

[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97)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o Child Abus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62425.pdf.

[6] 〈【恐怖虐兒】社區有責?羅致光:任何環節發現都可及早介入〉,《蘋果日報》,2018年1月9日,網址: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80109/57684594

[7] 〈羅致光拒回應為何社署未有跟進屯門母子雙屍案 呼籲市民關心鄰居〉,《852郵報》,2017年9月10日,網址:http://www.post852.com/228740/羅致光拒回應為何社署未有跟進屯門母子雙屍案 /

[8] 〈【屯門虐兒】香港虐兒近4成身體虐待 近6成施虐者為父母〉,《香港01》,親子,2018年1月8日,網址:https://www.hk01.com/親子/147581/-屯門虐兒-香港虐兒近4成身體虐待-近6成施虐者為父母

[9] 馬太福音五43。

[10] 路加福音十27。

[11] 羅馬書十五2。

[12] 出埃及記廿一14。

相關文章

幼兒性教育小秘訣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6/09/2020

原訂於8月2日舉行的親子性教育工作坊,雖然因疫情關係而取消,但父母愛護和疼惜子女,他們仍然可以透過不同形式讓子女上性教育課。其實進行親子性教育的時機常常出現,在日常生活教性教育,通常比較零碎和突發,只要我們多加留意,就能把握時機。現在我們一起看看以下熟悉的情境:

幼兒欣欣早上起床後,媽媽請她上洗手間,然後刷牙洗臉,坐下來吃早餐。之後媽媽和欣欣換好衣服,一起手拖手到超市購物。在以上幾個場景中,幼兒先後到了洗手間、房間,又跟媽媽到了街上,家長可以怎樣在以上場景進行親子性教育?在此筆者先說說幼兒性教育三大方向:一、認識身體;二、認識好接觸和壞接觸;三、遇上壞接觸的應對方法。現在讓我們按著情境的細節,思考一下能作甚麼教導。

家長可以透過以下的問題,引發孩子思考:

問題一:上洗手間時,要注意甚麼呢?
問題二:換衣服時,要注意甚麼呢?
問題三:為甚麼外出時,媽媽要拖著欣欣呢?

 

保護、愛惜和尊重整個身體

在洗手間的場景中,能教導孩子「認識身體」,包括認識身體不同的部位,例如用「眼睛」看見洗手間的位置、用「手」來開門、用「臀部」坐在廁板上、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私人部位的名稱和位置等。請家長務必要教導孩子認識整個身體,因為我們是要保護、愛惜和尊重整個身體,並不只是某些部位。這對孩子日後能否與其他小朋友融洽相處是非常重要的,以防小朋友誤以為「我只是拍他的大腿,又沒有拍他的私人部位」就沒有問題。

按著這個情境再作延伸,就可以談談保護身體的具體做法,例如打開廁所門前先要敲門、上洗手間時要關門等等。除了教導幼兒哪些事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筆者鼓勵家長向孩子分享對上述做法的感受,例如「你想打開廁所門便要先敲門,因為假如裡面有人,廁所門突然被打開,對方就會被嚇壞了」,我們常常這樣教導,孩子的好品格和同理心就能建立起來,學懂禮貌和尊重他人了。

 

肯定孩子的能力

在房間的場景中,爸爸媽媽詢問幼兒:「換衣服時,要注意甚麼呢?」這可以教導孩子換衣服時要關門和關窗簾等,不要讓其他人看到裸露的身體。筆者認為家長可以肯定孩子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保護自己身體的事,例如運用身體語言「遇到危險會走開」、有言語能力「把心事告訴爸媽」、有分辨能力「明白好接觸和壞接觸」,這些對孩子的成長是很好的。在父母的陪伴和鼓勵下,幼兒對人和事物有正面的看法,有助培養他們成為積極樂觀和自信的人。媽媽可以對欣欣說:「你大個女了,變叻叻了,媽媽鼓勵你嘗試自己換衣服,不用媽媽幫手啦!如果你想的話,媽媽在這裡陪伴你嘗試啊!」

至於在街上的場景中,媽媽和欣欣手拖著手,媽媽除了問:「為甚麼外出時,媽媽要拖著欣欣呢?」,還可以提出其他的問題或分享自己的感受,鼓勵孩子思考和分享,例如說:「你喜歡拖著媽媽嗎?有甚麼感覺呢?」、「媽媽很喜歡拖著欣欣啊!媽媽覺得很溫馨呢!」、「如果街上有個叔叔想要拖著欣欣的手,你會答應嗎?為甚麼呢?」,這樣簡單的親子對話,就很自然地伸延到好接觸和壞接觸,以及應對的方法了。

 

愛應包含教導和管教

筆者認為讓幼兒在愛裡成長極其重要,正確的愛應包含教導和管教,當幼兒做出一些不適當的行為時,他們非常需要家長正確的教導,並盡量即時給幼兒重新做好的機會例如媽媽和欣欣坐在梳化上,欣欣顧著看電視,所以錯手拍了媽媽的胸部。媽媽可以告訴欣欣:「你拍到了我的私人部位,這是錯的。我知道你只是不小心,但是媽媽覺得不舒服。你想讓媽媽注意你,你可以輕力拍我的膊頭。現在我們再做一次啊。」當然家長們在適當的時候,也要多給予幼兒鼓勵和肯定,例如「今次你做得很好啊!媽媽很開心啊!」、「欣欣很留心聽啊!」

 

溫柔就是秘訣

在日常生活裡,進行親子性教育的機會實在很多,所以我們一點也不用心急。當幼兒做不到或答錯時,幼兒是需要很多提醒的,家長慢慢再教就可以了。無論是相同或是相似的情境,家長把教導過性知識再輕輕一提,那些訊息就再次輕輕地進入幼兒的心裡。至於成功教導的秘訣就是溫柔!令家長焦急的事情已經有很多,筆者鼓勵大家對自己要溫柔一點、輕鬆一點,請慢慢來,享受與子女一起探索生活的美好時光。

明光社

幼兒性教育好幫手

日常生活中,除了透過提問和分享可以教導幼兒性教育外,家長更可以與孩子一同看合適的幼兒性教育短片,教導他們相關知識。「熊仔姐姐講故事」這個系列的短片,便可以成為爸爸媽媽的好幫手,讓幼兒認識身體、好接觸壞接觸和應對壞接觸的方法了。這個系列的短片包括:〈好接觸和壞接觸〉、〈我從哪裡來〉、〈爸媽愛你〉、〈奇怪的手〉、〈電視情侶〉等等。請掃描QR Code收看這些有趣、精彩的短片。

 

與小女兒談自由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01/09/2020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運用時事新聞 跟子女上一堂性教育課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06/05/2020

許多家長都關心、在意子女的身心靈健康,希望他們能快樂地成長。有時,為了教導年幼子女保護自己,部份家長可能會使用一些時事新聞,例如涉及性騷擾或性侵犯的新聞,作為親子性教育的題材,告誡孩子與人相處時要小心,避免不愉快的事件發生。本文嘗試探討一下,父母可以怎樣合宜地使用時事新聞作為性教育教材,教導年幼子女提高警覺,同時避免令子女與人相處時感到過度擔心。

慎選題材

筆者認為家長在選擇新聞時,可留意以下兩點:

第一,宜選用年幼子女生活圈以外的人的新聞,例如犯案者是街上的人、或幼兒只見過數次的人;避免選用犯案者是父母,或幼兒經常接觸到的照顧者,例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作為成年人,自然會明白任何人也有可能成為犯案者,但因著生活經驗,我們不會因此誠惶誠恐地生活,甚至在與人相處時表現得畏縮。不過,幼兒卻需要時間累積生活經驗,太快告訴他們身邊的親人會做出傷害他們的事情,可能會嚇怕他們。家長可在子女成熟一點、理解能力更強時,才漸漸加入這類案件作討論。

第二,我們要挑選幼兒能夠理解的案件,宜選用案情比較簡單及屬一次性的事件,避免使用嚴重和厭惡性的案件,例如長期侵犯、強姦和禁錮等。

家長可用輕鬆的手法把案情表達出來,例如講故事、利用毛公仔、布偶等作角色扮演,或以圖畫等來表達。舉例說,早前發生一宗非禮案,案中疑有一名男子在僻靜地方等候時機,並對女受害人說她身上有昆蟲,替她拍打,期間藉故觸摸受害人的身體及敏感部位,又搶去她的一些財物。[1] 家長可請小朋友挑選一些道具,例如用機械人等玩具,扮演案中的壞人、事主和昆蟲,道具除了使用實物,也可以用手畫或電腦列印出來的圖畫。家長和幼兒可以合作把案情重演,透過預備活動可以讓大家更投入,並多鼓勵幼兒分享他的想法和感受。

提問及講解

隨後,家長需要作出一些講解,以下三個重點,家長向幼兒講解時需要留意。第一,明確地指出做錯事的人是侵犯者。例如,家長可以問幼兒:「欣欣(幼兒的名字),你覺得這件事是誰做錯了呢?為甚麼你覺得是他做錯?」期間也可以詢問幼兒:「私人部位是指身體哪些部位呢?你覺得這些部位可以讓人觸摸嗎?為甚麼?」假如幼兒不明白問題,或不知道如何回答,家長可以給一些提示,或作出一些講解。第二,教導幼兒遇到不開心的事情時,必須即時拒絕、立刻走開,並且盡快把事情告訴信任的大人。家長可以問幼兒:「你覺得遇到這些事情,會不會令人很難受,為甚麼?」第三,告訴幼兒身邊有很多人願意提供幫助,例如「遇到不開心的事情,你覺得應該講給信任的人聽嗎?」、「把心事講出來後,心情會好些嗎?」、「做錯事的人會有甚麼後果呢?」、「壞人有沒有被警察拘捕呢?」

運用這類新聞,可以令年幼女子認識一些危險的狀況,但教導時,家長毋須過度強調這些事非常可怕。家長可在對話完結時,引導幼兒明白我們總有方法去面對和避開危險,身邊總會有人願意提供幫助,例如爸爸媽媽、姑姐姑丈、校長、老師、警察、消防員、社工等等。家長可和幼兒一起回想關於大人曾經提出幫忙的經歷:包括哪些大人曾經幫助過孩子呢?是孩子主動要求幫助?還是大人主動幫助呢?家長也不妨分享一些個人經歷,包括曾主動幫助別人的經歷、或者朋友聆聽自己心事的經歷等等。

親子性教育的基礎

親子性教育其實是一個建立愛心的長期計劃,由子女讀幼稚園時期講保護身體,小學時期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相處情況,中學時講拍拖、婚姻觀等。每一個階段的分享重點或許有所不同,無論題目怎樣變化,建立緊密的親子關係總是親子性教育的基礎,親子間每日多一點溝通,關係就會漸漸變得穩固。筆者盼望家長和子女享受每日的分享時間,只要大家平日多作溝通,子女一旦遇到困擾的事情就會很自然地和父母傾訴,父母亦能以愛心和關懷,與子女一起面對成長路上各樣處境。


 

[1] 〈色狼借「毛毛蟲」非禮10名女性 伸手入衣內捉蟲乘機觸摸女子身體〉,《香港經濟日報 - TOPick》,2020年2月24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573012/色狼借「毛毛蟲」非禮10名女性%E3%80%80伸手入衣內捉蟲乘機觸摸女子身體%C2%A0(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4月11日)。

幼童對身體的好奇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1/11/2019

幼童對身體的好奇

幼童有些舉動和提問會令不少父母不知如何回應,特別是關於身體方面的行為,會令父母感到既為難又尷尬。舉例說,媽媽在洗澡的時候,小朋友在浴室外瘋狂拍門,哭著說要進去陪伴媽媽,到底媽媽該不該開門呢?如果媽媽選擇開門,小朋友看見媽媽的身體,發現這跟自己平常所熟悉的身體有所不同,並指著媽媽的胸部問:「這是甚麼?」繼而想伸手觸摸,媽媽又該如何處理呢?這些生活情節都是很好的幼兒性教育場景,父母可以把握機會與子女上一堂親子性教育課。

以上例子涉及數個要考慮的因素:第一,媽媽對私人空間的需要;第二,媽媽開門時會否讓家中其他人看見她赤裸的身體;第三,幼童對成人身體性徵的理解;第四,幼童應以甚麼眼光和態度去看待自己和別人的身體。

明確的等候時間

假若在浴室裡的父母當刻未有心理準備赤裸著身體去開門,則不必勉強,他們可以隔著門以說話回應幼童,例如說:「媽媽在洗澡啊,你要稍等三分鐘,我才可以開門。」回應中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而這個時間是幼童有能力等候,這比起完全不作回應,或只是模糊地說:「不行啊,媽媽在洗澡啊。」來得好。這樣既能訓練幼童的耐性,也讓幼童可以聽到媽媽的聲音,緩和一下心中的焦慮和不安。

建立同理心

另一個做法是,媽媽用大毛巾包裹著身體,然後把門微微打開至足夠讓幼兒進到浴室,隨後馬上關門。這樣,一方面既可避免讓家中其他人看見媽媽裸露的身體,另一方面亦可以為之後的性教育課作準備。幼兒進到浴室後,媽媽可以對他說:「媽媽洗澡洗頭時,全身都是泡泡,地面又濕滑,所以未能立即開門。」媽媽更可以直接地說:「媽媽不想讓其他人看到自己赤裸的身體,特別是私人部位。」這讓說能讓幼兒從媽媽的角度來看剛才的事情,讓他體會一下媽媽當時尷尬的情況。父母如能讓幼兒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別人的感受,可以培養他們的同理心。

教導正確的名字

明光社

幼兒對成人身體的性徵感到好奇是很正常的。當幼兒對此作出提問,父母應用正確的名稱來教導他們,女孩子的身體的私人部位是胸部、陰部和臀部,男孩子的身體的私人部位是陰莖和臀部。幼兒或許會指著媽媽的胸部問:「這個為甚麼會大的?」我們可用淺易的句子來解釋,例如說:「因為媽咪大個女了,所以胸部會變大,生完BB之後製造奶奶(母乳)給BB飲,你也曾飲過媽咪的奶奶啊,所以我們要好好愛護身體。」

拒絕與說明

另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幼兒因為好奇而想觸摸父母的私人部位,例如媽媽的胸部,媽媽遇上這樣的情況,可以將雙手放在胸前作交叉狀,配以肯定的語氣,簡單地說:「NO!(不可以!)」,作出言行一致的表達。當幼兒停止有關動作,媽媽需要解釋不准他觸摸的原因,例如說:「媽咪不喜歡被摸到私人部位,因為這會令媽咪覺得不舒服。」拒絕讓小朋友觸摸母親的私人部位,並說明當中的理由,能讓他們明白這樣做會令對方感到不舒服。我們不單希望教小朋友做正確的事情,也希望他們學習與人相處的方式,包括尊重別人的身體和感受,這有助他們學習社交禮儀,和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

增進親子關係

如果幼兒的提問一個緊接一個,例如「為甚麼我沒有胸部啊?」、「為甚麼我沒有奶奶啊?」、「現在我也想飲媽咪的奶奶啊。」我們應當為此感到欣喜!這表示幼兒聽得懂家長的話,教導的內容深淺適中。有些父母或者會擔心自己回應得不夠好,筆者認為父母只需按著自己所知道的作回應,毋須為此感到太大壓力。子女在成長的路上總會面對各種來自性方面的困惑,而性知識確實有很多層面可作進深了解。筆者認為父母與子女之間能夠坦誠分享,彼此關懷,父母以愛心來陪伴子女,並和他們一同找出答案,這已經是很美好的成長片段了。

開學了,如何預防校園欺凌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9/08/2019

悠長的假期快將結束,莘莘學子下星期一(2/9)將繼續學習的旅程。今個暑假,香港人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由《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和矛盾,不斷白熱化,暫時仍看不見有止息的跡象,網上流傳有人發起開學後欺凌警察子女的運動,作為對警察濫用暴力的報復。

校園欺凌在香港本來已經非常嚴重,2017年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於2015年在72個國家和地區中的15歲學生身心健康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校園欺凌情況屬全球之冠。受訪者中多達32%表示曾於一個月內被同輩多次欺凌。本港今年也發生了多宗嚴重的校園欺凌事件,當中以一名男學生在課室內被困在椅子下,遭受同學「扭耳仔」,甚至被多位同學脫褲打屁股;以及女學生懷疑被同校男學生襲擊及非禮的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因此,現時絕大部份學校都有反欺凌政策,處理校園欺凌及暴力的問題。面對開學後可能會出現的警員子女遭欺凌事件,校方不宜過份緊張,但也不能當沒有事情發生,首先應運用現有機制處理,相信大部份學生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會作出傷害同學的行為,但既然有人放風,作為保護孩子的家長和老師,也要作一些預防工夫,防止悲劇發生。

學生被欺凌的原因很多,包括:身形、性格、性別氣質、成績、甚至沒有原因,現在再加上家庭背景、父母職業、政見,情況可謂非常複雜。欺凌本來便是相當難察覺得到,亦分為看得見的欺凌和看不見的欺凌兩類,看得見的欺凌是可以從身體上留下的傷痕而被察覺,看不見的欺凌則較容易被忽略,如排擠、孤立、網絡欺凌,如開了一個全班同學的WhatsApp群組,但卻突然將某些人剔出群組,令他們無法知道一些重要訊息。兩者對受害者的傷害同樣大,包括影響個人的自尊感及自信心,嚴重的更可能會患上抑鬱症,如沒有妥善處理,將來更可能會出現妄想症/妄想被迫害症。

面對校園欺凌,學校可以做一些預防的工作,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不要欺凌同學。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在開學初期,要特別留意學生的情緒,如遇到欺凌事件,學校需要介入及教導。

老師、學校社工及家長要特別留意學生有否以下徵狀:

害怕返學

敏感及易怒

無故哭泣

悶悶不樂

晚上發惡夢

社交退縮

恐懼參加分組/小組活動/功課

討厭自己

自卑、自殘

開學一段時間後仍沒有朋友

如發現學生有上述徵狀,教師不要立即認為是校園欺凌,亦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校方切忌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校園欺凌,假如真是欺凌事件,校方要一視同仁地嚴肅處理,保護所有受欺凌的學生,切勿單單保護警察的子女,否則,因為標籤效應,反而引起學生更大的不滿,效果將適得其反。在香港現時這個缺乏互信的環境下,假若老師及學校社工不在校內高調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並禮貌地對待持不同政見的老師和同學,讓學生從老師的身上感到校園是能夠學習互相尊重和包容的地方。並鼓勵同學多作換位思考,代入對方的身份和立場,加強他們的同理心,相信有助減少欺凌,更能提升那些有警察家屬的學生及家長,向學校尋求幫助的動機及信心。

這場《逃犯條例》修訂所掀起的社會矛盾及衝突,令警察和市民之間失去互信,雖然重建尊重及互信的道路非常漫長,但不傷害無辜的孩子應是社會的共識。讓每個學生在一個安全及和平的環境下學習是學校的責任,而作為專業的老師及社工,絕對不應因為學生的家庭背景或父母的職業而有差別對待,讓我們一起為莘莘學子提供一個友愛校園,善用既有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或師友計劃,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9-8-2019

不要填鴨式教育,自己辦學校?

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

17/07/2019

明光社

試想像,森林學校舉辦考試,考生包括了猴子、小鳥、魚和大象,試卷的題目是:爬樹,結果可想而知,猴子的成績一定是最好,考生雖然都面對相同的題目,但這樣的考試公平嗎?「愛童行學園」負責人吳志堅先生(Kinal)透過以上的例子,告訴大家香港教育制度不公平的現況。5月28日的「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嘉賓Kinal,跟大家分享他所辦的學校,如何將人性化教育延伸開去。

迷失的一代

Kinal指香港教育制度實行的是精英制,只有少數學生可以唸大學。換言之,很多學生只能在學習過程中「陪跑」,有的由小學開始已注定了他是不能走下去,他在學校的日子彷彿是在浪費青春。在一些排名低的Band 3學校裡,老師也只要求學生在班房裡不要嘈吵。他指媒體往往喜歡吹捧成績出眾的狀元,只要一有狀元出現,媒體就會說他所唸的是名校,他不明白,為何沒有人問其實那間學校到底有多少人是不合格的?他指香港的教育如此畸形,就像一間工廠不斷生產大量失敗的產品,為何還要繼續?

Kinal指出,在香港這種氛圍之下,迷失的不只是學生,就連家長也迷失了。例如孩子考試得98分,家長們可能只會想,為何孩子會失掉那兩分,拿不到滿分。他認為在這種教育氣氛之下,人們往往只看到問題,挑剔別人的錯處,社會也變得不懂欣賞別人。

學生面對過多的功課,承受著巨大的壓力。Kinal便認識一位家長,他的女兒唸中二,自幼稚園高班開始,便因為做功課和上不同的興趣班,每晚近一時才睡,一星期七天都要學習,令身心因為飽受壓力出現了問題。他慨嘆,每年都有學生自殺,因為他們感到絕望,不知道生存為了甚麼。他認為小朋友自幼便給功課包圍著,而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玩,可是他們卻要做好功課、有好的成績,以此來交易,才有機會去玩。而他們眼見成年人的生活同樣辛勞和沒有生命力,這樣的人生,還有甚麼希望可言?

無牆學校

眼見填鴨式教育制度下的種種問題,Kinal認為只是指責而沒有行動是沒有意思的,既然路是靠人行出來的,他便在三、四年前,毅然決定開辦「愛童行學園」。學校參考了德國、芬蘭的體驗學習模式,讓家長們有多一個選擇。辦學之初,他透過社交媒體,宣佈自己要開辦一間無牆學校,他解釋學校無牆是因為要讓學生直接在真實的環境裡學習,整個社會都是學校。消息公佈後,竟然有100多位家長表示有興趣讓孩子報讀,連Kinal自己也覺得驚奇,由於當時學校連老師都沒有,他便著手聘請。學校和別的學校一樣,在9月開學,但當時到了8月僅得一人交了學費,他惟有再次招生,到了正式開學,學校只有10個學生,其中一個更是Kinal的女兒,老師則有五個,師生比例是1:2,他笑言沒有甚麼學校可以這麼厲害。其後,因著媒體,如電台、報紙、雜誌的介紹,到了10月時,學生也多了一點,「愛童行學園」就這樣開始了。

無牆學校顧名思義就是沒有特定校舍,老師會帶學生進入社區,在不同地方上課,例如到公園、沙灘、博物館,郊外,或到不同團體中間學習。Kinal表示,學生在實際環境裡可以到處探索,例如幼兒班的學生會到公園上課,學生可以自由探索花、草、樹、木、昆蟲、周圍的設施,和接觸公園內不同的人。他指小朋友的特質本來就對事物充滿好奇,讓他們發掘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比強迫他們坐下來,被動地吸收知識,更為人性化。而學校亦採用了混齡學習,例如幼兒班是讓二至四歲的孩子一起上課,初小班讓五至八歲的孩子一起學習。他指,這樣的學習環境與我們的社會更加相似。

讓同學選擇課題

Kinal介紹,學校會透過Design Thinking(設計思維)模式教導學生,例如早前有一幅清潔工人在公廁吃飯的照片流出,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學校就會讓小學同學想想,有何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同學首先要親身到公廁,訪問一下清潔工人,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期間他們了解到,其實工人不一定要在廁所裡吃飯,只是因為戶外地方很曬,所以工人才選擇在廁所吃。學生在整個過程中,往往體會到工人的工作一點也不容易,並培養出對別人的愛和同理心。他補充,設計這類專題功課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學生填寫工作紙、交功課,學校也沒有硬性規定同學要探索哪一個特定課題,相反,老師是讓同學主導,自行選擇自己想探討的題目。不過他們一旦決定了做哪個題目,就要負責到底,絕不能因為到了公廁覺得很臭便嚷著要離開。

Kinal又表示,學校裡也有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如患有自閉症、過度活躍症的學生,但比例不多。他提到有位SEN學生,初來時還在吃藥,由於情緒不穩定,以前他在宿舍時會被綁起來。他來到學校,第一天便對老師和同學動手動腳。對於這種情況,有新來的老師就曾經勸Kinal不要收這個學生,以免影響學校,但他對此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說,要讓其他的小朋友和家長知道,社會是有不同類型的人,他們要學習怎樣和他相處,因為他也是社會的一份子,大家不能只接納自己願意接納的人,他更認為這是一個學習的機會。漸漸,這個學生有所改變,他的情緒變得穩定,更不用吃藥,就連跟進的社工也嘖嘖稱奇,他在學校至今已近兩年了。最近又有另一位情緒不穩定的同學來了學校,這位已融入學校生活的同學竟然走出來對其他同學說:「他就像以前的我,大家給他多些時間。」Kinal覆述事件時,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可見看著孩子成長,讓他感到相當鼓舞。

雖然在當晚的分享中,提出了不少對現今教育制度的質疑,但Kinal仍強調,沒有一種教育是最好的,所謂的好與不好,其實是指適合與不適合學生,他直言他所辦的學校也不會適合所有學生,他只是希望在現今的教育制度下,能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多一種選擇。

 

教育.教獄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08/05/2019

香港教育,實在進入了多事之秋。多年來,不論政策、學制、管理、人事,由教育局以至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都曾經分別出現問題。學童自殺事件早已叫學校苦於面對;豈料,又有小學教師疑因工作壓力,在學校裡墮樓身亡……[1] 連老師也踏上不歸路,難道香港的教育環境真的變成了師生的監獄、甚或煉獄?

事實上,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長期居高不下,引起社會關注。2017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如何防止青少年自殺。然而,該工作小組原來已在去年10月解散,政府對學童自殺問題被質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2]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是9.5,比2012年的8.3高。中心又發現全日制學生的自殺案件由2012年的19宗增至2016年的29宗,增幅逾五成,自殺率則由4.6上升至8.1,增加了76.1%。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從前學校或會是一個預防自殺的屏障,可以及時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但數據意味著此屏障的能力可能逐漸失去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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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假若我們看不清今日香港教育問題的根源,再多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不能根治病情。從生命倫理的角度思考香港教育的「病因」,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首先,今日的香港教育,變成了只有「價值」,不見了「價值觀」的教育。有趣的是,用「Google 翻譯」,若大家在中文那邊鍵入「價值」,英文的對應詞是「Value」,但若輸入「價值觀」又如何?英文的翻譯仍舊是「Value」。可是,兩者的意思又豈會一樣?

參考「維基百科」,「價值」可視為能夠公正且適當反映商品、服務或金錢等值的總額。[4] 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對一樣事物(或人,雖然這並不恰當)的客觀量度方法,衡量事物「有無用」或「幾有用」。

相反,「價值觀」是判斷事情的對錯、做選擇時取捨的標準,簡言之,就是人用來判斷「好與壞」的標準和方法。我們都知道,有益的事物才有正面價值。但在現代社會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抬頭,標榜著「中立」、「公正」、和「可量化」的「價值」慢慢取代了「價值觀」,量度事物的「好/壞」的標準是參照它的功能和效用。所以,同學讀書是為了有「好成績」,更要透過終身學習來「增值」自己。而一旦沒有「價值」就成了無用的失敗者。不幸的是,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也受這扭曲的價值觀折磨。早前有老師自殺,有議員非但沒有表達同情,只強調當事人:「要堅毅,唔好建立依啲消極態度。你唔單只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5] 在一些人眼中,老師彷彿只是一件有教育功能的工具,若發揮不到自身功能已是錯,就是要死,也不應「累街坊」,卻忽略了老師本身也是人,也有需要被關心和支持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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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扭曲了的教育價值(觀)下,很多就算原本帶有「良好意願」的改革,到實行時非但不能改善現況,甚至會「衰過以前」。就如小學改為全日制,原意是想同學們上午上課,下午可以較輕鬆的做功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結果,因為考試升學壓力,學校要延長課時、增加操練,學生因此變得更忙,放學後仍要面對大量功課!

到了中學,原本為了減輕考試壓力,也想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實行多年的香港中學會考(HKCEE)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取代。經過多年的適應,新制度變革出來的效果並不理想:減少公開試次數變成「一試定生死」的終極挑戰。文憑試中部份科目設校本評核,其原意是評核不易透過公開試反映出來的學習成果,但這卻令考生、老師和學校承受更大壓力。自去年開始,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校本評核亦已取消。[6]

好不容易進到大學,學生以為可以逃離考試制度,但原來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的競賽仍然繼續,畢業後還有持續進修,高等學位,專業試。即使想一心追求知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撰寫研究論文的數目亦成為了量度工作成效的指標,它更是爭取資助的工具!就是辦學,學生的成績是量度老師工作能力的指標,老師更要被一班「用家(學生)」評核表現。難道這就是今日教育的終極「價值」?難怪學生和老師都壓力爆煲。

除此以外,在「價值」取代了原有「價值觀」後,衍生出更具破壞力的「價值中立」(Value-free)教育思想。這原意本是可取的,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教導學生自己思考判斷,而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予學生。但演變到今日的教育文化中,老師完全不能將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否則就會被批評為「洗腦教育」,這明顯是過了火位。結果,「價值觀」就變質成「有無用、中立、放任」的代名詞。

而沒有「價值觀」的教育,更嚴重的後果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老師的職責就是向學生傳授道理、知識、解答他們的疑難。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知識,誰能沒有疑難?若人有了疑難,卻沒有老師可以請教,那些疑難是很難會有答案的。當然,老師也不是萬能,但他們可以為學生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等。箴言二十二章6節提到:「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育理應引導孩童,學習判斷好壞,以致他們可以自立自重,分辨對錯。然而,當「價值」與「價值觀」不分,教育的本質就此被「掉換」了——分辨對錯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成績好,能夠出人頭地才是正路。這樣辦教育的結果,學校只會成為「造星工廠」,最重視的是好成績,要「教D好學生」,而不是「教好D學生」。但這樣豈不是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香港教育問題要對症下藥,便要尋回教育精神的初衷。誠然,這並非沒可能。香港人口經歷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往「僧多粥少」,學生要經過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是無可奈何。然而今日各類教育專業已經有所發展,學位供應充足。香港和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也造就了新興行業的發展空間,當「行行出狀元」已不再是神話,香港的教育還需要像以往「造星工廠」般運作嗎?還是應該百花齊放,開設更多類型的課程,訓練不同專長的學生,甚或是走到教育的最原初位置:建立「教好品德」而不是「教好成績」的學校?

還是曾在香港教育界舉足輕重,已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先生講得好:「愈能幹的壞人對社會危害愈大,一個正直的人才能造福社會。」[7] 我們的教育,何時才能再次成為栽種孩童心田的「培育所」,而不是一間又一間的「A工廠」?

明光社
 

延伸閱讀:

《Breakazine!》「全民扮學——香港人被教育了甚麼?」第41期(2016年1月1日)。香港:突破出版社。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


[1] 〈天水圍女教師墮樓亡 教育局派員到校支援〉,《頭條日報》,2019年3月6日,網站: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448859/(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2] 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曾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交報告,當中提出13項建議。但立法會議員則批評報告「新瓶舊酒」。參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防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提交行政長官的報告〉,「勞工及福利局」,2018年10月,網站:https://www.lwb.gov.hk/chi/other_info/TFPYS_Report_(Chinese).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防學生自殺聯席會見羅致光 質疑政府未有足夠決心解決問題〉,「巴士的報」,2018年11月23日,網站: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3671411-防學生自殺聯席會見羅致光-質疑政府未有足夠決心(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3] 所有自殺率的計算以每10萬人計,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為9.5,即代表香港每10萬名15至24歲青少年中有9.5人死於自殺。參〈「同心協力 防止自殺」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公布最新數據並提出預防建議〉,「香港大學」,2018年9月10日,網站:https://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18364.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4] 〈價值〉,「維基百科」,2017年11月19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價值(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5] 沙半山:〈籲教師勿「笠亂」自殺 何君堯:唔單止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香港01》,2019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政情/311770/籲教師勿-笠亂-自殺-何君堯-唔單止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6] 〈考評局明年取消中史及歷史科校本評核〉,《東方日報》,2017年9月16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70916/bkn-20170916101946889-0916_00822_001.html(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7] 〈「做甚麼事都得從做人開始」——敬悼司徒華先生〉,「華叔,多謝您!」,2011年2月15日,網站:https://thankyouunclewah.wordpress.com/category/文章/(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4月12日)。

《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張志儉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14/03/2019

圖:翻攝自網路

最近一個月,香港的學校由大學到小學,都出了一些問題,計有大學生被校方下令退學,終身不能重返校園,中學老師報警指控中六學生在校門外阻街,又有小學老師跳樓自殺,控訴校長辦事不公等,更有甚者,有中學教師參加培訓講座時,被推銷購買樓盤,亦有校長會包場請睇在內地大賣但在港票房失收的電影。如此種種,令在教育界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真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蒙羞。

毋忘初心,為何教育?

就是為了下一代,有教無類,盡心盡力培育有用的人。

筆者在此介紹一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供大家欣賞,片名是《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是2007年的電影,記敍了一名女教師Erin,在九十年代於美國一間中學的教學生涯,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地培育了一群在某些教師們眼中的「籮底橙」。

話說那位老師,初入職時任教英文,而學校本是地區名校,但因為近年來收了其他種族學生,發生了一些紀律問題,名聲稍為下降。學校因此作出轉變,把學生分類,大致定為精英班和補底班,而Erin就是補底班的英文老師。

故事就如大家想像中發展下去,老師用盡心機,但學生不領情,同事冷嘲熱諷,甚至家人也發出怨言,希望Erin放棄,然後搵份好工。然而她排除萬難,以愛學生如子女為目標,不求高分達標,但願春風化雨。就如John Maxwell的名句所說:學生不會關心你懂得多少,直至他們懂得你關心多少(Students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其中一幕,講述學生們的悽慘背景,Erin除了同情學生之外,更提升他們的同理心。於是一起外遊參觀。不是去認識本國文化,抑或放眼世界,學習其他語文,而是到「大屠殺博物館」,細讀每一個受害者的生平,明白在這世界有人比他們活得更苦,不要只懂得怨天尤人,令他們醒覺,最後發憤圖強,在學業上努力。

之後Erin的努力雖然暫時得不到校方的贊同,仍勇往直前,為了使這群問題學生從黑暗的街頭回到課室,她出錢出力鼓勵學生閱讀,並寫下日記,結集成書出版。而同學們和老師的努力,受到認同,讓大眾重新回到「教育是有教無類」,「老師是靈魂工程師」,這兩句老話的真正意義去。

在片中飾演Erin的是兩屆奧斯卡影后Hilary Swank,據說她看畢劇本後大受感動,自願降低片酬,拍出了這套振奮人心的電影。

我十多年前初看此片已覺感動,昨晚重溫仍然熱淚盈眶。是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相信年青人,自己以身作則,培育未來領袖的教育工作者。一些以本身利益為先,在教育界胡混的,我勸你早點歸去,不要再在地球流浪了!

大人們,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1/02/2019

筆者曾經有機會去一間第三組別(俗稱「Band 3尾」)的中學擔任講員。當學生步入禮堂時,管理秩序的老師對他們顯得十分嚴苛。10句話裡有10句都是批評、不滿、警告等負面的話。彷彿在這位老師眼中,這些學生都是一堆垃圾!再看看同學們的微表情,似乎透露出:畏懼、厭煩、不忿、羞愧、難過、冷漠等感受。眼見同學受到了這麼大的打擊,我從開場到結尾,把握每個機會去肯定、稱讚他們。如:大家都很專心聽講、一直都很投入、我覺得你們很可愛、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成為未來出色的棟樑等等。最初,學生們對我的評語感到驚訝(相信他們很久沒有這樣被肯定過了),有好多人聳聳肩、苦笑……彷彿告訴自己:這怎麼可能(我這麼差勁、毫不可愛、一無是處……)!但當我不斷肯定他們的時候,他們漸漸展現出更多的寬慰與笑容,漸漸接受了我給他們的肯定。對於我所講的內容,他們也表現得十分專心與投入。

今天,香港有許多學業成績屬「Band 3」的學校和所謂「Band 3仔」(內地會稱他們為「差生」,筆者不想標籤任何學生,故下文會稱他們為「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人們對他們的印象一般都是:讀書不成、壞、操行差,甚至無藥可救!然而,這些「需要被肯定的同學」都是天生的差嗎?他們註定要永遠差下去嗎?他們會否有朝一日變成優秀、甚至成就非凡的人?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許多「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差」,並不是差在智商。他們與優秀學生最大的差別在於——思維。思維,包括一個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自己和身邊所發生的事,並採取甚麼行動回應。例如:他們是怎樣看這個世界?這裡是否安全、是否可以信任?他們怎樣看自己?覺得自己是否一個有價值、值得被愛的人?當面臨困難與挑戰時,他們會迎難而上,還是逃避退縮?當一個人心中充滿積極、正面的思維時,這個人很有可能成為優秀者。因為,積極的心態會帶來積極的行動,積極的行動又會帶來積極的結果,而積極的成果還會帶來更多積極的思維,使人進入良性循環。而消極的思維最終會帶來消極結果,並把人帶進惡性循環中。那麼,「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來自哪裡?相信與他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正如〈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一文指出,許多青少年的問題源自父母教育的缺失。[1]

作為師長,可以如何幫助「需要被肯定的同學」?我想至少有四點是可以做:

第一,接納: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他人接納——尤其來自最親近者的接納。缺乏接納會帶來:自卑、焦慮、羞恥、憤怒、叛逆等許多「後遺症」。來自師長的真心接納會慢慢化解「需要被肯定的同學」心中許多的敵意、羞愧、自卑等。

第二,循序漸進:要在學業、人際、處事上重新建立自信,對「需要被肯定的同學」來說,是邁向蛻變的必要元素。他們過去可能習慣性地被大人貼了許多「差」的標籤,因此早就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師長如能幫他們從力所能及的階梯開始,為他們訂立一些較易實踐的目標,先讓他們能夠「做到」,讓他們獲得成就感。其後可以再鼓勵他們一步一步向上邁進,讓他們能「做到」更多,從而讓他們看見自己真的「能做到」、「能做好」。

第三,激發夢想:給他們看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名人傳記、青少年成長的書籍等。讓這些勵志的故事影響他們的生命、感悟他們的人生,激發他們追尋、實現夢想。就如電影:《爭氣》、《逐夢棋緣》(Queen of Katwe)、《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書籍:《傑出青少年的七個習慣》(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Teens)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第四,提升家長教育孩子的思維。學校或社工可透過舉辦家長教育課堂,幫家長了解子女的心態與需要,提升他們與子女相處的方法與技巧,減少父母與子女間不必要的衝突。

青春期對每一個青少年來說,都極其重要。要重塑和改變「需要被肯定的同學」的思維,也要把握這個時機。一旦錯過了這個黃金時期,當他們進入了複雜而現實的社會,恐怕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挫敗與危機。故此,作為師長,為了學生們的福祉,為了他們的未來,請給他們更多肯定與鼓勵!如能用心去接納、關懷和幫助他們時,相信大家將看到不一樣的他們!


[1]周子恩:〈淺談香港青少年問題成因〉,通識網,2012年9月26日,網站: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1222&mo...(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31日)。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1-2-2019

輕輕鬆鬆的親子性教育課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2/12/2018

早前筆者參加女兒的學校旅行,臨近集合時間例必帶女兒去一趟洗手間,洗手間門外已經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還記得當日天朗氣清,曬得我們快要溶化了,排隊的時間顯得格外的長。我一邊抱著女兒,一邊希望能夠趕上集合時間。我們慢慢向前邁進,還有幾個人就輪到我們了。突然,女兒嚷著說:「我不去這個,我不去這個!」作為媽媽的我可頭痛了,腦裡盤旋著一堆問號和激動的感嘆號……我問女兒:「為甚麼不去這個啊?」,還未滿三歲的她只懂重複著相同的答案,忽然我看見她的小手正指著一個標誌。我頓時才明白過來!我終於明白女兒不肯去這間洗手間的原因了。那是一個男性的標誌,由於人太多,排隊的人龍轉了幾個圈,當時我們站著的位置,恰巧是在男廁的人形標誌旁邊,女兒誤以為我們要進的是男廁。

得知原因後,我心裡覺得非常欣慰。因為女兒年紀小小,已明白男孩子和女孩子需要到適合自己的洗手間。我讚賞女兒:「你很叻啊!知道自己是女孩子,而女孩子要到女洗手間,媽媽很開心啊!」我再指著男廁外的標誌,問她說:「這個洗手間是男孩子的還是女孩子的?」女兒回答說:「是男孩子的洗手間。」我說:「對啊!我們是女孩子,所以我們不去男孩子的洗手間。」然後我伸手指著前面女廁外的標誌,笑著告訴女兒:「我們要去女孩子的洗手間。」女兒開心又滿意的笑了。

原來不知不覺在排隊的時候,我們上了一節親子性教育課。因為幼兒對真實生活處境的理解力較強,假若家長能在生活中把幼兒在書本上學過和見過的概念,再作解說,相信能加強幼兒的記憶和對事情的理解。在過程中,家長以愉快的心情和笑容作互動,既可和幼兒建立寶貴的親子關係,又能讓他們輕輕鬆鬆上性教育課,一舉兩得!我正期待著下一次的性教育生活課。正在讀本文的你,也可以透過生活處境跟孩子上性教育課,讓我們一起出發吧!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2/12/2018

《出貓特攻隊》(Bad Genius)

——充滿計算與選擇的人生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教育及行動)
24/09/2018

一部充滿刺激的泰國校園電影。女主角劉蓮是一個超級資優生,由她的教師父親獨力撫養。父親為了愛女未來的發展,將她轉到一所名校繼續高中學業,而她亦獲得了獎學金。蓮的聰明被同學發現,並開始以金錢利誘請她一次又一次在學校考試中,把答案以鋼琴手勢報給她的客戶。此事在一次考試中被另一高材生阿賓揭發,再沒機會考新加坡獎學金的她竟被同學以高價邀請在一國際性的考試中與阿賓作弊,將答案傳送給客戶。雖然她智過人,成功完成任務,但最終卻因為不想再被要脅而選擇向當局坦白代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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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適值文憑試(DSE)放榜時期,資深影評人肇峰特別與大家分享了一部拍得精彩,又充滿意思的泰國電影《出貓特攻隊》。今年文憑試十分特別,出現了兩個「首次」,一個是首次出現了九科都獲得5**的「超級狀元」,同時亦有考生因嚴重作弊而被取消所有科目的資格。這不禁令人聯想到與電影相同的命題,為了得到好成績,你作出了哪種選擇?為達目的,是否可以不擇手段?教育究竟是著重成績或是著重品格呢?

在分享中,肇峰首先介紹在不同的地方,學生可以獲得教育及向上爬的機會,以及會令學生的人生變得如何不一樣。在泰國,不是每個青少年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所以能夠得到向上流或出國讀書的機會是十分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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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次的分享是為影評班的第一課,所以肇峰特別提到這電影的「鏡像」拍攝手法。每當女主角蓮需要作出選擇的時候,鏡頭就會拍攝到有片鏡子映照她的另一面,彷彿顯示人可以有兩面,她究竟會選擇哪一面的自己,是善或是惡?而且電影中亦充滿了計算,因為蓮就是精於數學,每件事她都可以算出是否值得去做……但為了金錢而出賣自己的良知,又是否值得呢?電影中的男主角阿賓,是她的一個反面,由本來十分誠實轉向繼續作弊沉淪,他最初的選擇可能是由「命運」迫使,但其後的選擇卻是出於他的貪婪與不甘。

本片的考試都是以選擇題進行,正如女主角未來的人生,繼續走與不走作弊這條路,也是她要作答的選擇題。而在成長的路上,複雜的人生,又豈只選擇題待大家作答?還有很多不同的題目,要大家不斷的發掘、編寫,作答者不能單單複製別人的答案盲目跟隨就可以,還得由自己去理解、組織、編寫下去。

女主角最後可以作出勇敢的選擇,向當局坦白一切,是因為有爸爸的陪伴與支持。正代表著家長的價值觀,以及他們對子女的接納都十分重要。

請勿隨便摸我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27/06/2018

早前帶著兩歲多的女兒到文娛中心欣賞免費歌唱比賽,女兒活潑好動,雙手扶著前一行的椅背,站著欣賞比賽。前排的男士回過頭來向女兒微笑,一邊逗她玩,一邊從袋中拿出一盒糖果,想要給她一顆。作為媽媽的我笑著拒絕他的好意,他奇怪地問:「她不喜歡吃糖果嗎?」同時伸手摸女兒的小手,媽媽立即抱起女兒坐在膝上,向這位男士說:「她還小,我不想她吃糖果。」他有點沒趣的回轉了身子。

媽媽的反應或許有點神經質,但有點神經質的媽媽不希望小女兒將「陌生人、觸摸小手、糖果」聯想在一起。女兒的年紀還很小,學習能力卻無限的強,能在日常生活中「望聞問切」,綜合與人互動的技巧。對幼兒來說,怎樣應對「陌生人」和回應「禮物」是稍為複雜,最直接是讓幼兒「看見」媽媽明確的做法:禮貌地拒絕。媽媽要拒絕的不是那位男士的好意,而是拒絕一個危險的聯想。無論是「觸摸小手,然後便有糖果」,或是「想要糖果,就要觸摸小手」的情況,都是錯誤的關聯。不論年齡和性別,任何人的身體都是寶貴的,身體是需要受到尊重和保護的,任何人都不應隨便觸摸別人的身體,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媽媽顧不得那位男士的感受,也顧不了好好的氣氛一下子便僵了,因為教導女兒有關身體的價值,遠比這些更為重要。

曾經有一次,有位小姐熱情的對女兒說:「你很可愛呀!可否拖著姐姐的手啊?」女兒聽完就躲在我身後,我蹲下告訴女兒:「你不願意的話,可以拒絕啊!」。然後我對這位小姐說:「不好意思,我時常教女兒要保護身體,她是有權say no(說不)的,希望你不要介意啊。」其實孩子不會介意令對方感到尷尬,他們介意的是父母的反應。父母的支持和言行一致極為重要,若父母為了討好對方,把躲在身後的孩子勉強拉出來,讓這位小姐拖著孩子的手,但未幾又推說孩子怕羞,然後把孩子往身後塞,孩子會接收到甚麼樣的訊息?這些成人心底裡真正看重的是「和諧的氣氛」?「大人的情誼」?還是「保護孩子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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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27/6/2018

「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離婚再婚家庭支援計劃

傅丹梅 | 明光社副總幹事
21/05/2018

相關網頁:「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離婚再婚家庭支援計劃

香港近年發生多宗與離婚或再婚家庭有關的暴力及倫常慘劇,更有兒童因此喪生,情況令人心痛。我們感受到不少離婚和再婚家庭皆需要社會的支援,我們一直祈禱希望可以延續2017年開始的支援離婚家庭項目。感謝上帝聽禱告,我們今年再次獲得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支援家庭計劃。這個計劃不僅可以延續之前的工作,為離婚人士服務,亦將服務推展至再婚人士及其子女。香港的再婚比例從1991年的11.5%,上升至2014年的34%,即每三對結婚人士當中,其中一對屬再婚。在再婚家庭中,親子關係成為新家庭的極大挑戰。再婚家庭遇上的問題,往往比第一次結婚的家庭更複雜,尤其是有孩子的再婚家庭。夫妻一開始就同時要做父母,當中完全沒有適應期,加上部份子女仍沒法接受父母的離異,當然很難接受一個新爸爸或新媽媽。加上社會對後父或後母的標籤一向不好,童話故事對後母、繼姊妹的描繪多是負面形象,令兒童對新家庭的關係更焦慮。有研究發現,再婚家庭兒童的快樂指數較一般家庭為低,而焦慮及抑鬱指數亦較高。

 

本計劃的主要內容:

 

  1. 研究調查: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整合,分析離婚再婚家庭子女的困難及需要。我們會舉行發佈會,推動社會各持分者如何跨界別合作幫助這些兒童。

 

  1. 婚」諮詢熱線:提供諮詢服務予離婚、分居或考慮再婚的成年人,以及兒童或青少年,提供初步情緒支援及諮詢。

 

  1. 「做個好爸媽」家長教育:提供講座,教導離婚、分居或考慮再婚的成年人如何做個好「繼」爸媽,以及相處和管教技巧。

 

  1. 社工及教師訓練:培訓學校德輔組或社工如何辨識及處理離異家庭學生潛在的危機。

 

  1. 徵文比賽:舉辦公開徵文比賽,重構童話故事,如以「如果白雪公主或灰姑娘的後母不惡毒……」為題目,讓中小學生可透過不同向度思考繼父母形象和角色。

 

  1. 製作《仍是愛家人》支援手系列(一套兩本),撰寫再婚家長及子女的故事。

 

  1. 個人輔導(包括離婚及再婚):為離婚再婚人士提供婚前輔導,調校他們對婚後生活的期望管理及對子女的管教。

 

  1. 兒童/青少年個人輔導:為父母離婚或再婚的兒童或青少年人士提供輔導,或會以繪畫治療及遊戲治療等方法處理其情緒問題。

 

  1. 「友伴同行」生命成長小組:與學校及家教會合作,到校訓練及建立友伴同行小組。由於離異家庭學生往往呈現負面情緒、行為等問題,特别是社交退縮的情況,小組可幫助學校處理有關問題。

 

由於計劃是以配對形式資助,政府資助約86萬元,明光社需自籌30多萬元,假如您認同上述支援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工作,盼望您能捐款支持。我們又歡迎與學校及機構合辦活動或轉介個案。

伴讀有價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7/05/2018

早前偶然去了一趟勞工處,發現有如此一份工作:有家長聘請「暑期圖書伴讀員」,職責是「伴隨小學生(7歲)讀故事書,互動,問問題,關心學習」。每週工作兩天,每次兩小時,日薪為120元正。

 

筆者將廣告放於網上轉傳,發現網友都不難看到兩個重點:1. 講故事時薪才60元;2. 家長們為求充塞孩子的暑期的光陰無所不用其極。伴讀,本來是個很美麗的親子時間,但已經變成了收費的活動。為孩子說故事,以不同的繪本,伴讀有著不同的學習元素,例如英語、戲劇、藝術、品格教育等,都變成了可供消費的商品。部份家長習慣用消費取代親身的教導,將教化工作外判。這不但對孩子有影響,也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

 

或者有人質疑,為何家長會將父母本身的責任假手於人。惟事實上家庭由雙職父母出現開始,孩子管教和養育的工作就不斷被外判,由交給祖父母、菲傭,到將之放在不同的興趣班,現代孩子能承接父母價值觀的機會不斷減少,最後交由不同的興趣班老師、學校老師、運動教練等將價值觀灌輸給他們。

 

如外判的是未經正統教育訓練的人,例如工人姐姐,孩子從中學習得到的未必是家長想他們學習到的,而父母的身教機會亦會再減少。家長要請「伴讀員」可見也是一種彌補的心態,或者希望透過伴讀,讓孩子可以重拾閱讀的興趣。

 

我們不禁要問:社會對孩子和家長的支援是否足夠?當社會不斷質疑婚姻家庭是否一個病了的制度時,我們也應該要問,為何制度今日會有病?這種病可以醫治嗎?社會可以對父母、對孩子多一點支援嗎?還是到最後只能在自由社會,淪落到連「伴讀」如此簡單的責任,也要假手於人,一小時60元說多不多,但可知與孩子一起的親密時光無價。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7-5-2018
 

打開南亞裔這「封閉」的社群

李卓乘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3/11/2017

大部份香港人一聽到「南亞裔人士」這名詞,都會有類似的想像:黝黑的膚色、在地盤工作、操帶有口音的廣東話或根本不識粵語,也許還認為他們都有點粗魯及有體味。「危險」,大概就是一些香港人對他們最簡潔的總體印象,有時只要在報紙上看到「南亞裔」三字,很容易便會聯想與罪案有關。說到這裏,本文幾乎可以進入大部份論述少數族裔的文章的節奏,說上述的都是「刻板印象」、「不是個個南亞裔人士都作奸犯科」、「犯罪是社會壓迫」、「社會需要更多的關心他們」云云,最終帶讀者完成一次道德能量補給的文字旅程。然而,這次與基督教勵行會(下稱「勵行會」)同工的對談令本文注定不落這俗套。

「南亞裔的社群很封閉。」勵行會油尖旺少數族裔人士綜合服務中心Tommy如此說。「這中心的服務對象,是油尖旺區的南亞裔人士。我們還會聘請一些南亞裔的青年去做一些外展,如聯繫、推廣活動等工作。」Tommy提到聘請華裔與南亞裔人士作外展工作的分別,若只有前者前住的話,成效不及後者的一半。外展工作一般需要華裔和南亞裔人士一起。因為南亞裔人士與非南亞裔人士的交流意欲很低,所以聘用南亞裔青年的成效會高很多。這個情況,就是他所指的「封閉」的意思:在同一空間,同一街道上,我們看到彼此,卻從不交流。

在港的南亞裔人士,不少已是第四或第五代了。在香港,除了原居民外,大部份由國內移居香港的人也是第三或第四代了。然而,兩個社群依然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舉簡單一例,在香港理應無人不識的演員劉青雲,原來在南亞裔社群眼中,根本對他亳不認識。Tommy就簡單的解釋了這現象:「一個南亞裔婦人,朋友全是同族裔的人,購物光顧南亞裔人士開的商店,電視看老家的電視台,電台也只聽由少數族裔開設的網上電台。我們會覺得『特首選舉』在香港是件大事,但他們真的可以完全不知。」這種情況令南亞裔社群本應可得到的社會資源、福利幾乎一無所知,勵行會的工作之一,就是為他們引路,讓這群有份貢獻社會的人得到他理應分配得到的資源。

 

明光社

研究香港社會構成的學者常言第一、二代的香港人只是「過客」心理,但第三、四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則逐漸抬頭,開始視自己為「香港人」。雖然程度不同,但這情況同樣適用於新生代的南亞裔社群。他們的「本土意識」就體現在對中文的重視。由於決定以港為家,他們知道中文對就業和真正融入香港都是必須。現在,大部份南亞裔父母都重視子女的中文教育;然而,本身中文不佳的父母卻難以幫助子女學習。有見及此,勵行會舉辦大量的功課輔導班,亦安排南亞裔學生與華裔導師和義工互學互助中、英文,同時促進兩個族群的交流。

 

明光社

勵行會的服務向度在於幫助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他們的服務是全面的,除上述的服務外,他們更有職業培訓、就業支援和婦女互助組等;未來更會發展幼兒與家庭事工,第一個南亞裔幼兒playgroup會於十月中開展。「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幫助他們發展社區,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讓本來隔絕的社群得以與外界連結和溝通。」Tommy說。的確,「發展社區」不單是起天橋、開花園、興建扶手電梯等硬件,亦正好是描述勵行會的工作,使人與人的關係得到發展。

明光社

可能很多社福團體會把自己的服務對象描述得極度需要別人協助。勵行會的同工卻鮮有採用這種說辭。他們沒有說南亞裔人士有多窮、生活有多拮据,而只說「南亞裔的社群很封閉」,彷彿「封閉」就是一種匱乏。但假如他們能自給自足,三餐溫飽,「封閉」又成問題嗎?

「社會需要關心他們」,習慣了以這句話作為社關文章結尾的人,也許難以視「封閉」為問題;但勵行會關心的,正是他們的服務對象能否成為社會的一員,能否成為我們的鄰舍,而不是把他們當作受助者,只考慮他們能得到多少幫助。在「『社會』與『受助者』」的對立中,後者彷彿已在「社會」之外,甚至已被矮化。這種慈善的形式一邊幫助「邊緣人士」,一邊卻製造和強化他們的邊緣性。勵行會卻為我們展現了另一種模式:不以服務對象的「需要」為主導,而是要建構不同社群間的關係,讓兩者都更新轉化,學會互相欣賞及接納。

 

偷拍是遊蕩、不誠實取用電腦、擾亂秩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1/10/2017

有報道引述輔導機構的數字顯示,偷拍的情況普遍,佔該機構輔導個案接近四成。該機構將「偷拍」與非禮成人、非禮兒童的個案並列作比較,指出「過去兩年,求助者當中,偷拍佔整體罪行的比率更上升至53%,可見問題普遍程度有上升趨勢。」

既然需要輔導,犯案者可能有其心癮或性方面的需要而轉向以偷拍方式來滿足自己。這不單會影響自己,使自己繼續沉淪於色情的圖片及資訊中,亦會傷害、影響到公眾,若犯案者偷拍他人,他將有可能觸犯:

  1.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 — 作出任何下流、猥褻、冒犯、令人厭惡的行為,或進行有可能致使社會思想腐化、道德敗壞、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事,均屬犯罪;
  2. 遊蕩導致他人擔心 — 在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不論單獨或結伴出現,而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自身的安全或利益,即屬犯罪。遊蕩是指任何人沒有實際目的或原因,在受管制的地方徘徊、逼留或流連。受管制的地方不一定是密閉地方;
  3.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 控方亦可考慮引用「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令自己或他人獲益),起訴偷拍者。「電腦」可包括數碼相機和智能手機,這些裝置均可用來拍照或拍攝短片。而涉案的偷拍行為在公眾抑或私人地方發生,並不重要;
  4. 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 在公眾地方[1]偷窺或偷拍另一人的私處,將可視作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2],以致可能破壞社會安寧而被檢控。[3]

 

雖然電腦純粹藏有偷拍女性裙底的照片,照片沒有讓人辨別得到的特徵(例如被拍女性的身份、拍照的時間及地點、誰拍攝照片等,而當事人亦不知自己被偷拍),藏有這些照片,不算是違法。不過,警方可能會進一步調查,查明照片是否由相片擁有者所拍。如果找到足夠證據,他就可能會被控不誠實使用「電腦」;而犯案者如在公眾地方偷拍女性裙底時被捕,而事主並不同意他偷拍,他這樣的行為或會引起事主恐慌,或公眾憤慨,他或會被控在公眾地方內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等罪名。

單從罪名來看,我們不會察覺這些犯罪行為與性有什麼關係,也看不出偷拍罪行的嚴重性,你又會否認為曾犯案者需要被列入「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的名冊當中?正因為法律條文的限制,偷拍不被歸納為香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性罪行之一,亦不是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所涵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

香港曾發生公司高層使用智能手機偷拍女職員裙底被捕、大學職員在學生宿舍使用手機偷拍女生洗澡、的士司機偷拍女乘客哺乳等案件,同樣只被控《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

但當求職者在應徵向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提供服務(例如教師、補習社導師、興趣班導師、照顧兒童的社工、兒科醫生和護理人員、特殊學校及宿舍的教職員等)或有關的職位時,為了保護兒童或未能保障自己的人士,我們又如何證明他們不曾犯上偷拍他人私處等令人感到被嚴重冒犯,甚至安全受到威脅的行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推行至今己近六年,是時候全面檢討一下了。

 


[1] 「公眾地方」是指任何公眾人士於當其時可以付費或其他方式,有權進入或獲准進入的地方,例如公眾可使用的洗手間、街道、可進入的花園及港鐵車站等。

[2] 擾亂秩序的行為可包括偷拍另一名女子的裙底、企圖偷拍裙底或偷窺他人如廁等。

[3] 任何人的行為如對他人構成實際傷害或可能構成實際傷害;或對某人的財產構成實際傷害或可能構成實際傷害,而當事人在場,便屬破壞社會安寧。個別行為是否可能破壞社會安寧,將視乎個別案件的情況而定。然而,法庭基於公眾對偷拍裙底的反應,一般會判斷社會安寧已可能遭到破壞。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1/10/2017
 

孩子理想的一天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5/07/2015

談及兒童福祉,很多人便想到要為子女計劃將來,這是父母的責任,但同時也是一個兩難。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在2014年底發佈「香港兒童遊戲權利調查」報告結果,發現四成受訪的中小學生家長表示功課數量為子女造成很大或極大的壓力;亦有逾九成家長為子女報名參與課外活動,藉此增加子女競爭力、發展子女潛能及令子女有更多成就等。為了讓小孩入讀名校,有家長不惜大花金錢,舉家遷進該校網,同時亦讓兒子報讀十一個興趣班;一些家長亦甚有壓力,表示睡不著。[1]

對一般家長而言,這是「贏在起跑線」及擔當「怪獸家長」的掙扎;對基督徒家長而言,這是「教養孩童」及「不要為明天憂慮」的掙扎;對一些了解兒童權利公約的家長而言,便知道其中四種基本權利中的發展權,既有「教育及發展身心能力權利」,亦有「休閒娛樂的權利」,這也是掙扎。然而,在計劃將來時,有否考慮現在的小孩有甚麼想法呢?在安排小孩擁有理想的未來時,不妨聽聽他們理想的一天是怎樣的。

  • Yuki (小二)

「平時可以玩更少,雖然喜歡玩耍,其實都要有溫習時間,可以用玩的時間用來溫習」

假日Yuki會有特定的玩樂時間,她也享受其中,更表示喜歡游泳及到戶外遊樂場。平日雖然已經有功課及溫習時間,但她仍然希望溫習更多,誰說小孩只會要求玩耍呢?

  • 曜鋒 (小四)

 「不喜歡做語文功課,希望能夠有更多時間返教會跟其他小朋友玩」

曜鋒在寫時間表時,不斷的把「上糖(堂)洛堂(落堂)」重複地寫,事後他也沒解釋太多,不過看來他並不太享受其中。相比手機或電腦遊戲,他更嚮往集體遊玩的時間。

  • 睿言 (K3)

「覺得溫習很辛苦,但想得到excellent,因為會得到扭蛋作獎品」

喜歡砌Lego及與小朋友玩耍的睿言,年紀小小便要溫習,幸好他也十分積極,為著從父母來的獎賞而努力。

  • Omega (K2)

「最喜歡午睡,覺得學鋼琴及游泳最辛苦,期待與表妹玩耍」

對Omega而言,每天最開心就是上課後的睡覺時間,可以休息一下。然而相比起來,周末的興趣班原來給她更大的壓力。

  • Sulman(小六)

「希望可以10時起床,然後去公園玩,可以用更多時間在清真寺讀經,及陪伴妹妹玩」

雖然膚色不同,但喜歡畫畫的Sulman跟華裔小朋友也十分相近,覺得上課沉悶,下課會去踢球。有點意外的是他喜歡花上數小時去讀經,希望明白更多。當問他理想的一天是如何時,除了希望晚一點起床,就是可以陪伴妹妹,真是一位好哥哥。

  • Iqra (小六)

「期望可以與爸爸有更多時間相處,如一起去公園,買東西」

南亞裔的Iqra已能融入本地文化,喜歡看武則天及多啦A夢的她,希望理想的一天是上三節課便最好,那就可以有更多時間睡覺。而她最希望改變的,卻不是自己的時間表,而是她那個有兩份工作的爸爸。這亦讓我們反思,小孩除了要有發展,也需要父母的陪伴,而這個社會又有否重視他們這個需要?

 

後記

坊間總說人生是一場比賽,所以才有起跑線,與其他人爭競,自然要好好鍛練。父母於是把子女的時間表塞得滿滿的,就是要讓孩子能夠有一技傍身。然而若這真的是比賽,當選手不喜歡時,他可在過程隨時中途退出,就算有再強勁的訓練,也徒勞無功。

而更重要的,我們很可能沒有與誰在比賽。早前日本有一個名為「人生不是馬拉松」的廣告,開初以馬拉松比喻人生,其後主角在比賽中提出質疑:比賽、終點及路程究竟由誰決定?還是大家也有屬於自己的路?而且終點也不只有一個,人生可否各自精采?

若說到兒童福祉,我們總會想到兒童權利,那麼兒童權利應該由誰去演繹呢?不同的理解與演繹,就會對兒童或社會有不同的期望。家長可以認為參加多些課程才有助孩子充分發展,兒童卻希望他們的要求被滿足。兒童雖然「未夠秤」,但他們卻有最真摯的聲音,成年人亦應去了解他們的需要。或許只有由成年人或兒童以互相尊重的態度去探討時,才是對兒童最大的益處。

 


[1] 〈大陸婦陪女上學  擬千萬置業〉,《蘋果日報》,2015年6月11日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4 LGBT Agenda, Hong Kong 2014

03/02/2015

 

同運議程(LGBT Agenda),一場接近半個世紀的性、婚姻、家庭文化改革,在全球政治上都具策略地推動。其推動的核心信念是,任何性傾向/性別身份/與性相關的,都是正常、天生、不可改變和合乎道德。所以,同運是性解放運動的一員。同志一字不限同性戀者,亦包括了雙性戀者、變性人、酷兒、陰陽人、直同志(LGBTQQIA)等不同的身份。一般而言,同運議程推動五個階段:一)去病化、二)去罪化、三)歧視法、四)婚姻制度;及五)領養、教育、政治身份……常常從教育、法律、教會及文化等方面著手。

 

以下扼要回顧2014年的同運議程。

 

SODO立法進程加快 同運組織路線分歧

在立《性傾向歧視條例》(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SODO”)一事上,同運組織有兩條明顯的路線。香港女同盟會、彩虹行動及大同組成「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陣線」,此組織在2013年1月推出《性傾向歧視條例建議書》,全文共四頁。2014年3月9日「香港性小眾平權聯盟」推出全文共廿二頁的《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條例》立法建議書,[1] 此建議書是前者的進階版。在《中大學生報》的訪問中,[2] 兩個聯盟認為建議書的最大差異,在於後者有性別認同部份和宗教豁免條款。同月,香港基督徒學會、女同學社、同志公民得到政內局基金,出版《同志及跨性別平權報告》,建議推動該兩條歧視法。

據了解,政內局的「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曾委託性別研究及酷兒理論的專家、港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何式凝,以焦點小組形式,研究不同性傾向及性別認同人士,在僱傭、教育、接受服務、租用房屋等範疇受到歧視的情況。平機會亦自行推動性傾向歧視法的可行性研究(可參下段)。

另外,天主教教區湯漢樞機在《公教報》的訪問中表示,在SODO方面,關注公開宣講教義及實踐信仰的權利會否被限制和壓抑,同時亦不同意「豁免」,認為這會把教會與社會的關係分化。在同性婚姻方面,他表示婚姻為一男一女的終身結合,堅決而明確地反對同性婚姻立法。[3]

 

平機會出位 越權推同運

若要算最落力推動同運議程的團體,非平機會莫屬。平機會於9月4日發表《香港工作間的歧視之研究》報告,顯示年齡歧視立法的必要性最高,而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優次、嚴重和普遍程度都名落孫山。但於2013年接替林煥光出任平機會主席的周一嶽揚言三年內要立SODO,而且今年繼續為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T,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 Transphobia)致辭,[4] 又連續兩年為同志大遊行站台、獻唱。行徑惹公眾質疑,預設個人立場的周一嶽會否只偏聽贊成一刀切立法的意見?

與此同時,平機會於5月宣佈進行「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可行性研究」。值得留意的是,研究範疇由過往的「性傾向」(女男同性戀LG、雙性戀B),進而擴展至「性別認同」(變性人Ts、跨性別Tg)和雙性人(Intersex,即雌雄同體、陰陽人)等範疇。

此外,進行研究的受委託機構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性別研究中心」。一方面,研究主導者在同運上的支持立場一向鮮明;而實際舉辦的公眾研討會,在邀請嘉賓和研究方法上,都惹來甚多質疑。[5],[6],[7],[8]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更一度抗議此諮詢,拒絕出席作分享嘉賓。[9] 在「如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論壇中,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更質疑,進行性傾向歧視研究,已經超越了法例所賦予平機會的職權範圍。

除了進行與SODO有關的工作,平機會在7月至10月就「歧視條例檢討」舉行諮詢。文件旁敲側擊地動搖了家庭和婚姻的定義。其中的觸目關注分別是事實婚姻關係、同性事實婚姻關係、擴充家庭責任、騷擾及中傷方面的受保障範圍、擴大平機會權力,又創作「未婚夫婦」字眼,並將單身人士的身份等同已婚者,加入婚姻狀況歧視中。在諮詢中有超過十萬人聯署反對相關建議。[10] 

 

跨性別議程 《婚姻(修訂)條例草案》最終被否決

另一宗可算是2014年熾熱的同運議程事件,必然是變性人婚姻。終審法院在2013年裁定變性人W可按變性手術後的新性別結婚,暫緩執行判決一年,讓政府和立法會處理法例事宜,在2014年5月已經屆滿。政府於4月23日提交《婚姻(修訂)條例草案》予立法會辯論,立法會最後於10月22日以40票反對(包括泛民、民建聯、自由黨、經民聯)的票數,否決《2014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議案。

雖法例未能通過,但婚姻登記官會按照法院命令執行《婚姻條例》,使W和跟她同一處境人士,可以手術後的新性別與異性結婚。其他問題遂交「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繼續跟進。

草案引起的主要爭論,在於是否應將完成整項變性手術的規定細節(去除及重建性器官)寫入婚姻條例的性別定義中。周一嶽、王維基、陳志全、新婦女協進會等均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強迫進行變性手術有機會違反《國際人權公約》或《禁止酷刑公約》;而唯一在香港公共醫院進行變性手術的袁維昌則認為變性手術對易性症人士來說是解脫,條例的要求是基本和有足夠的彈性,否認變性手術是酷刑。明光社認為過度放寬至不須進行變性手術亦可以更改性別,會在生活上引起混亂。[11]

跨性別議程所涉及的,包括將性別認同障礙去病化、是否不用完成變性手術也可獲得新性別、何謂完成手術的界定、如何處理婚姻狀況(以離婚或民事結合方式)、立《性別認同歧視法》等。

 

教師守則被指歧視 家校界齊響警號

《明報》在1月24日報道沙田的基督教國際學校(ICS)要求學校員工跟隨《聖經》的道德標準,列明「從事任何形式的同性戀、亂倫、通姦、易服癖、人獸交、另一種性別認同、沉迷色情或任何會違反《聖經》性純潔、或違反一男一女婚姻的行為」都是違反操守,並要求教職員簽署。

此舉被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指涉及性傾向歧視;《蘋果日報》描述學校的做法是「公然歧視同志教師」;同運組織大愛同盟以聲明譴責學校干預員工性傾向(事實應為同性戀行為),又認為聲明書參照《聖經》中把「同性戀與亂倫、通姦和人獸交」相提並論,屬誤導及歧視。

教育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促請學校遵守《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當中訂明僱主應在招聘、晉升、調職、培訓、解僱、裁員,以及釐訂僱傭條款等,採用劃一甄選準則,不應提及「性傾向」。

人權律師莊耀洸在訪問中,指學校不理教育局呼籲,有機會被「殺校」。很明顯,在大家必須無條件接納及支持同性戀的政治正確大原則下,宗教自由和家長為子女選擇適合教育的權利,將會面臨重大挑戰。

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關注組)則於1月5日發表聲明,支持校方捍衞辦學自由,並指出校方按其辦學理念對教師有品德要求,以對學生有示範作用是可以接受的。關注組同時亦批評《明報》沒有交待是否有職員因違背「聲明書」而被處罰,便與《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劃上關係,是為同運和立法造勢。及後,關注組在2月20日在東方日報刊登半版廣告,促請教育局尊重辦學自由,勿違反人權公約及教育守則,無理干預校方的辦學自由。

本社亦出版了「《性傾向歧視條例》對教育的影響」單張,率先探討在SODO立法後會帶來的影響。[12]

 

更多組織冒起 同運與學運

地球村效應下,香港難以獨善其身。縱然聯合國和歐洲人權法庭都曾明言,各地政府無須必然訂定同性婚姻,但當其他地方在法律上更改婚姻定義,對本港婚姻制度也帶來一定挑戰。

兩對在外地「已婚」的同性戀伴侶,於3月2日成立新的同運組織「虹雙囍」,其階段性目標是先爭取「承認外地已註冊的同性婚姻」,繼而爭取「爭取香港容許同性婚姻」。該組織的同志伴侶其中一人來港工作,另一人則未能以「伴侶」身份隨行留港,要隔三個月出入境一次,重新申請簽證。

此外,本年學運與同運兩者明顯結連起來。在2013年,「同志公民」facebook專頁主辦了「Action Q大專撐同志」行動,[13] 其後在2014年3月該行動正式命名為「大專同志行動Action Q」,他們在專頁上自稱為「跨院校的同志平權團體」,[14] 第一屆幹事有十人。[15] 曾有超過三百名成員參與同志遊行,並會擺放街站,他們又到台灣進行同志議題的交流,本年台灣的同志大遊行,大專同志行動與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到台灣,舉起六色彩虹旗和黃色雨傘,代表著民主運動和同志運動的一種緊扣關係(台灣則有太陽花學運與性別平權運動)。在婚姻條例修訂的公聽會中他們亦曾派員發言。[16]

而在九月啟動的罷課運動《罷課不罷學》中,也顯示出學運、民運都被同志運動捆綁一起。在義教的講座中,我們可見有些以同運論述為主題的講學,[17] 包括了陳效能主講的「中港關係論述中的家庭及性別倫理的建構與解讀」、何式凝主講的「愛慾與民主:尋「真愛」難,還是爭「真普選」難?」、 學人。性。聯盟(梁偉怡、金曄路、賴婉琪及大專同志行動代表)主講的「我城。我性,關我Q事」等。

因此,我們在面對民主運動與同志運動時,更須小心分析兩者的異同,詳細討論可參考關啟文在2014年11月21日所寫的博客文章《民主運動和同運不應綑綁在一起》。[18]

 

大型公開的同志活動

本年11月香港同志遊行參與人數創下9,000人新高。時值學運期間,學聯和大專同志行動等組織皆有參與遊行,兩個學生組織代表亦有為大會站台演講。參加者除了LGBT,還有雙性人(Intersex)、直同志(支持同運的異性戀者)、內地的同妻組織(同性戀者基於社會壓力所娶而卻被冷落了的異性戀妻子)及變裝者(Drag Queen)等。

大同、香港女同盟會、彩虹行動於5月以「三年衝刺 打倒歧視 爭取立法 必不可少」的主題舉辦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T,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 Transphobia)。 活動主辦單位在銅鑼灣記利佐治街設置了一條隧道,內裡播放一些被歧視者的經歷的錄音,讓途人理解同志的處境。

「Pink Dot 一點粉紅2014」活動源自新加坡,6月由大愛同盟和粉紅同盟於香港合辦,而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則協辦,活動並獲得美銀美林、巴克萊銀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高盛、摩根大通、澳新銀行、Google等多所跨國企業贊助;同時亦獲得一些藝人和知名人士支持,而黃耀明、何韻詩、趙式芝、杜德偉、馬詩慧、王曼喜、C AllStar等擔任粉紅大使。明光社並無對「一點粉紅」作出任何評論和呼籲。[19],[20]

 

同運團體親赴聯合國提交影子報告

2月下旬香港67個團體聯合向聯合國提交一份影子報告,分析和評論香港履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責任的情況,當中包括了彩虹行動和粉紅同盟,內容是促請聯合國向政府施壓,就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立法草擬和制訂時間表。

在6月香港數個同運團體,當中包括兩個匿名組織、跨性別權益會、彩虹行動、跨性別資源中心、香港女同盟會等參與了一份由超過500個非政府組織發起的聯合聲明,提交至第二十六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1] 其後於10月在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審議會中,粉紅同盟及跨性別資源中心以「聯合國婦女權利民間代表團」成員的名義,親身於瑞士日內瓦出席委員會並發言,他們於出發前曾於金鐘佔領區「連儂牆」前舉行記者會。

 

男男肛交修例及愛滋病感染數字高企

高等法院於2005年裁定,現行《刑事罪行條例》中針對16歲至21歲以下男性進行同性肛交違法的條文是違憲,因而宣告無效。事隔八年後,律政司於2013年12月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表示會在《2014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中修訂有關條文。

2014年第一至三季愛滋病病毒感染數字新增499宗,感染者中有424宗為男性(85.0%),75宗為女性(15.0%)。因同性性接觸而感染的有持續上升趨勢。在499宗新感染個案之中,由異性性接觸感染的有81宗(16.2%),由同性性接觸感染的有258宗(51.7%),而因雙性性接觸感染的有13宗(2.6%)。

 


[1] 成員包括九龍佑寧堂、女同學社、中大性別關注組、午夜藍、世界公民、 同自在、同志公民、姊妹同志、姐姐仔會、性神學社、性?無別!、香港中文大學酷兒團契、香港基督徒學會、眾樂教會、基恩之家、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促進小組、跨性別資源中心、黑天使音樂劇團、G點電視與Queer Straight Alliance。

[2] 「性傾向歧視條例——我們到底在爭取什麼?」,《中大學生報》,獨立媒體,2014年11月28日, 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8978

[3] 「湯漢樞機接受訪問  談牧養同性戀者與反歧視立法」,《公教報》,第3664期,2014年5月11日,網址:http://kkp.org.hk/general_search?field_vol1_value=&field_publishing_value%5Bvalue%5D%5Bdate%5D=2014-05-11

[4] 「國際不再恐同、恐跨性別日」

[5]平機會差別對待兩個研究的玄機〉,明光社,2014年1月16日。

[6] 〈多向度進行調查 認清歧視真相〉,明光社,2014年7月16日。

[7] 〈平機會研究的不公平〉,明光社,2014年7月11日。

[8] 〈平機會本末倒置耗公帑傾側同運〉,明光社,2014年9月17日。

[9] 〈抗議性別研究中心假諮詢 拒絕為偏頗研究作佈景板〉,明光社,2014年9月27日。

[10]網上聯署:回應平機會《歧視條例檢討諮詢文件》〉,明光社。

[11] 更多相關文章參考

[12] 〈《性傾向歧視條例》對教育的影響〉單張

[13] 行動的主辦團體單位為同志公民,而協辦團體包括了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香港大學 Queer Straight Alliance (QSA), 中大性/別關注組及科大行動。

[14] 「大專撐同志Action Q」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ActionQHK

[15] 專頁中有關第一屆幹事的圖片和文字簡介,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529702803796754.1073741848.423940851039617&type=3

[16] 「大專撐同志Action Q」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ActionQHK/photos/a.424769300956772.1073741828.423940851039617/489021267864908/

[17] Hkclassboycott 2014 頻道,網址: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UlldTIlYV4j9vDw66h6tg

[18] 《民主運動和同運不應綑綁在一起》,「關懷.啟示.文化」──關啟文個人網頁,2014年11月21日,網址:http://kwankaiman.blogspot.hk/2014/11/blog-post_21.html

[19] 詳細可參考:〈回應「小童群益會和一點粉紅──蘇美智〉

[20] 香港小童群益會就本會「性向無限計劃」及協辦《Pink Dot 一點粉紅 2014》的回應,網址:http://www.bgca.org.hk/files/bgca/PDF/2014BgcaPinkdotPDF.pdf

[21] 於ARC-international網頁上由500個非政府組織聯合聲明的文件,網址:http://arc-international.net/wp-content/uploads/2014/06/NGO-Joint-statement-Eng-Final.pdf

 

曾經刊載於:

《獨立媒體》 3/2/2015

誰為鄰舍定分界?

── 生命倫理錦囊 第18期

03/07/2014
誰是我的鄰舍?

在中港矛盾與日俱增的今天,要問「誰是我的鄰舍」?好像政治不太正確。不過,當我們在分別誰是「鄰舍」時,其實我們已不其然將「我者」的香港和「他者」的大陸,作身份上的分野。

其實,甚麼是「香港」?有人認為這是一個集體意識,其邊界遊移不定,是投射出來的想像,或是由獨有文化、經濟、歷史和政治所結出來的果。[1]

這也延伸到甚麼人才是「香港人」的問題。然而有趣的是,其實在上世紀五零年代以前,「香港人」並不是一個受重視的概念:香港與大陸並沒有出入境管制,雙方居民可以自由出入,當然也不存在居港權問題了。當時大部份居民會覺得自己的家在中國,自己只是在香港找工作而已;他們重視自己「籍貫」多於「香港人」的身份,當然也沒有香港人與非香港人之間的分野了。[2]

一切的改變,由大陸變天開始。因國共內戰及隨後的局勢問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而一些之前已來的居民亦無法回國,從此被迫在香港定居:這間接引致「香港人」和「大陸同胞」的分野。

1950年,香港政府設立條例管制華人出入境,後來更設立「配額制度」;1974至1980年則實施「抵壘政策」。[3] 1980年抵壘政策取消,改為採取「即捕即解」政策:所有非法入境者一經發現,即被遣返大陸。在取消抵壘政策的同一時間,政府則推出兩項影響重大的措施:第一就是實施單程證配額(1995年起每日名額定為150個);第二則是身份證政策——所有成年人都要帶備身份證以證明自己「香港人」的身份,這亦成為了建立「香港人」身份的象徵。[4]

由分隔兩地,被「定居」的戰後第一代開始在香港生養下一代,再到經歷了六七暴動後,一切事情引發居民對在香港穩定安居的訴求。及後到七十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教育普及,住屋改善,生活穩定。這一切就孕育了香港作為「家」的意識形態。同一理由,當香港的居民由「難民」變成「居民」,大陸同胞由「自由進出」變成「非法移民」,在形成「香港人」身份的時候,「大鄉里」、「新移民」、「大陸人」等「我者」與「他者」的意識也開始區分出來了。[5]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甚或香港97回歸,中港關係又經歷不斷的改變。除了上述以「居民、身份」作為我者與他者的論述,這個身份矛盾在近年有關「自由行」的爭議中也甚為明顯。

港澳個人遊,又被稱為港澳自由行,其實是一個准許中國居民以個人旅遊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區的計劃。是基於2003年香港經歷「沙士」後,為推動本港經濟發展而推出的政策。透過簡單的簽注(特別簽證)手續,在計畫範圍內的城市的居民就可以前往香港及澳門。其後,於農曆新年、五一勞動節及國慶等國內「黃金週」長假期,便成為了自由行的高峰期。自由行的進一步發展就是於2009年向深圳居民推出「一簽多行」政策。[6]

隨著實施自由行政策,內地訪港旅客人次由2002年的638萬大增至2013年的4,075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表有關本港接待旅客能力的評估報告,當中指出2017年時,將會有高達7,000萬名旅客訪港。[7]

究竟內地訪港的旅客是太少還是太多?其實這只是旅遊業界管理的問題?還是本土社會與大陸文化衝突的情況?筆者見到在這些爭吵中,你一句「蝗蟲」,我一句「無祖國照顧你,你早死了」,當中已清楚表明這不只是關於一個旅客政策,或是簡單歸類為訪港人數管理、酒店、導遊接待能力的問題,而是橫跨兩地民生生活、經濟、語言文化、甚或對雙方看法分野的問題。

總括而言,在討論「誰是我的鄰舍」這問題上,我們首先要意識到香港人身份(「我者」)與大陸同胞(「他者」)的的建立與分野。另一個層次就是雙方相處態度的改變:由以往香港「幫助」同胞,到今日香港要「由阿爺送大禮照顧」。而實際生活層面的相處情況也有改變,如新移民及自由行,這一切都影響了香港人如何看待我們的「鄰舍」——而這並不止於實質居住於我們隔鄰的人,也包括每天迫爆廣東道及旺角女人街的「自由行」。

 

愛「鄰舍」的信仰反思

The Bible tells us to love our neighbors, and also to love our enemies; probably because generally they are the same people.
~Gilbert K. Chesterton

《聖經》告訴我們要愛我們的鄰舍,也要愛我們的敵人;可能是因為他們大致上都是同一類人。
~吉爾伯特 卻斯特頓

早前有一些香港人因不滿來港的內地旅客過多,影響香港人生活,因此在內地遊客較為集中的地區發動針對內地遊客的「掃蝗行動」,他們又發起「光復」上水鐵路站的行動。「掃蝗」及「光復」行動接二連三出現後,平機會主席更曾建議在《種族歧視條例》中加入有關「同族歧視」的修訂。是項建議遭到多方嚴厲批評,有港大法律學院講師指出,香港市民與內地遊客之間的矛盾,不適合以《種族歧視條例》處理,透過教育反而可有更好效果。

但只憑法律就可以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嗎?又或是真的可以教人愛其他人嗎?若然不行,那麼,《聖經》所談的「不可報復,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懷恨,卻要愛你的鄰舍好像愛自己;我是耶和華。」(利十九18),[8] 又或是「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愛主你的神,並且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十27)就只是「神話」,在現實中並不能實踐出來。

有些信徒遵行《聖經》,在實際生活中努力「行」出《聖經》有提及的要求。這本是好事,可是,踐行者若希望活出律法的精神而不是僅僅守誡命,便須要學習不用守律法的態度來看待《聖經》,放棄只遵循字面的解釋,又或是只執著於《聖經》有沒有阻止某行為。

昔日,一位律法師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呢?」(路十29),表面看來,他希望得知「誰才是我愛的對象?」。[9] 作為一個律法師,他理應知道根據《利未記》,以色列人的鄰舍可界定為貧窮者(利十九10)、寄居的(利十九10)、工人(利十九13)、身體有缺陷的(利十九14)及同族的人。[10] 他也應該知道當時不同派別的以色列人如何界定鄰舍,例如愛色尼人所愛的對象是很有限制的,他們「愛所有光明之子,恨所有黑暗之子」。[11] 而經常與法利賽人一起的律法師,更加明白「愛」與「不愛」的對象是甚麼人。即使同為同胞,他們也絕對不會去愛那些為羅馬政府做事的稅吏,又或是不義的罪人。在律法師問耶穌之前,他心裡應該已有答案,他只是想挑戰這位經常與罪人一起的耶穌如何回答他的問題。

律法師挑戰耶穌為「鄰舍」下定義,定出「愛」的對象。耶穌沒有直接界定哪一類型的人才是我們的鄰舍,而是以一個比喻去闡釋愛的對象不是從界定而來,鄰舍是一種基於憐憫及透過行動而有的關係。在比喻中(路十30-35),大部份讀者會認為那位被兇徒打傷的可憐人是猶太人,因為聽比喻的律法師也是猶太人。雖然有這可能,但事實上,耶穌沒有清楚指明他的種族或身份,只提到「有一個人」 (路十30),由於他的衣服被兇徒搶去(路十30),因此也難以從傷痕纍纍者的身上辨認出其身份及種族。無論如何,這一個人的身份和種族都不是比喻的重點,反而焦點在於他是一個被「打得半死」、等待救援的人,因為比喻的重點是哪一位才是這人的「鄰舍」。比喻中,祭司及利未人都不是此人的「鄰舍」,他們對這位傷者視若無睹(路十30-32);反觀被猶太人視為仇敵的撒瑪利亞人,卻願意對這位陌生人伸出援手(路十33-35)。就連挑戰耶穌的律法師,被耶穌問及「誰才是那個落在強盜手中的人的鄰舍呢?」(路十36),他也不得不回答「是那憐憫他的」(路十36)。

那位撒瑪利亞人為何願意幫助傷者包紥,送他往旅館,甚至留下金錢給店主照顧他?(路十34-35)是因為這位撒瑪利亞人在旅遊中(路十33),所以比祭司及利未人有更多時間照顧傷者?經文本身沒有清楚指明祭司及利未人不救傷者的理由,但卻刻意提及他們「看見了」傷者卻走開 (路十32-33) 。而這位撒瑪利亞人不是因為他剛巧有空才救傷者,而是因為他「看見了」傷者之後,「動了憐憫的心」(路十33)。三個人都「看見了」傷者,但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行動:祭司及利未人對傷者視而不見,撒瑪利亞人看見了,也動了慈心,而基於他的憐憫,他幫助這位傷者,成為這位傷者的「鄰舍」。

耶穌先後兩次命令律法師「你照樣行」(路十28、37)。[12] 耶穌發出第一項命令,是要回應那位律法師的問題:要如何行才可承受永生?(路十25)。耶穌回答「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愛主你的神,並且要愛鄰舍如同自己」。只是,律法師雖然熟讀《聖經》,卻失卻了整個誡命的重點,只鑽研字面上「誰是我的鄰舍」,誰才是我要去愛的人。耶穌所發出的第二項命令,是要律法師從比喻中的撒瑪利亞人身上體會到「愛」的對象是沒有界限的。律法師要處理的不是哪些人才值得「愛」,而是他有否只著重律法的字眼,把人分成「鄰舍」與「敵人」,反而失去了「成為他人鄰舍」的機會。

人要善待一些與自己喜好、信念及文化相同的人是容易的,但要愛一些與自己極度不同,甚至為自己的生活帶來不便的人是困難的。但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卻教導信徒反思:我們有否限制自己,只視某些人是自己的鄰舍,成為自己愛的對象,而其他不同文化、不同意見的人,則「死於非命」也無妨?

這並不是說信徒在愛人如己,又或是「憐憫他人」的教導之下便須抹殺一些事實或真實感受。例如,信徒仍可以認為內地遊客加速香港的經濟增長之餘,卻同時為不少居民帶來民生問題,甚至質疑政府的新移民或自由行政策。只是,當我們遇到有「困難」的新移民或內地遊客時,或許要學習先放下自己的成見,並求神幫助我們對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1] 馬傑偉(2007)〈香港身份認同論述〉,載於《後九七香港認同》。香港:Voice出版,第84-89頁。

[2] 鄭宏泰、黃紹倫(2005)〈身份認同與政府角色:香港的例子〉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92期,第14-15頁。

[3]在當時,抵壘政策其實是一個折衷性安排:如果你能夠成功進入市區,政府就讓你留下來;若偷渡者在邊境被抓,就要送返國內。這政策一方面是因應當時國內文革的情況,從人道立場考慮到偷渡者的入境需要,同時也不想太多大陸居民入境下。

[4]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爭取居港權 從1999 走到2009》

[5]同註1。

[6] 旅遊事務署(2014)《個人遊計劃》。網址:http://www.tourism.gov.hk/tc_chi/visitors/visitors_ind.html

[7]旅遊事務署(2014)《本港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網址:http://www.tourism.gov.hk/resources/tc_chi/paperreport_doc/misc/2014-01-17/Assessment_Report_tc.pdf

[8] 經文引自《新譯本》。

[9] 一開始,律法師的動機不太純正,他是為試探耶穌而來的(路十25)。

[10] Samuel E. Balentine, Leviticus (Kentucky: John Knox, 2002), 165.

[11] 1QS 1:9-10。

[12]  兩節「你照樣行」原文是一樣,並且是命令語氣。

 

比鄰若天涯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3/2014

人和人之間最遠的距離是偏見,明明彼此都在對方眼前,但比鄰若天涯。

人和人之間最近的距離是微笑,雖然彼此本來並不相識,但沒隔膜圍牆。

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作為基督徒我們常常會問:「誰是我的鄰舍?」其實,更重要的應該是問:「我是誰的鄰舍?」需要我們關心的人多不勝數,親疏有別無可厚非,因為每個人的時間和心力畢竟十分有限,每天上班上學之後,還要陪伴家人、進修、娛樂和休息,時間好像永遠不夠用,要關心其他人,特別是弱勢群體似乎遙不可及。但回頭一看,其實不少弱勢群體(或非我族類)早就存在於我們身邊,我們需要改變的不一定是我們的時間表,而是我們的態度。因為不少香港人家中都有外傭;走到街上碰口碰面都有不少新移民或國內同胞;在不少區域也有少數族裔人聚居,除非我們視而不見,否則要關心弱勢其實毫不困難,毋須一定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金錢。

關心由認識開始,認識由溝通開始,溝通由尊重開始,要解決族群之間的矛盾,打破彼此的隔膜,引入一些合宜的政策和法例固然有其必要,但真正能落實政策和法例精神的仍然是我們的態度。今期《燭光網絡》希望透過不同的訪問,讓大家對身邊早已存在的一些弱勢群體多點認識,了解他們的需要,讓關心和愛護鄰舍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成為我們的信念和生活。

除了外傭、新移民和少數族裔人士之外,其實我們身邊還有很多人,讓我們可以成為他們的鄰舍,例如弱能、智障、單親、長期病患、精神病康復者,以及同性戀者、未婚媽媽,甚或旅客。心內存包容,天涯若比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