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森

香港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不少過去我們一直奉行、認為理所當然的做事方式和社會規律，並不是逐步轉變，而是話變就變，例如明明看到一些制度在倒退，卻要睜大眼說這叫做完善！明顯已進入以長官意志為對錯標準的年代，要學習重新定義甚麼叫馬、甚麼叫鹿，然後說服自己鹿即是馬、馬即是鹿！在這個時候，不少人因為難以或者不想適應新的轉變，所以選擇或者被迫離開香港，移民甚至走難去到世界各地，這是香港人的悲哀！不過，大部份的香港人和信徒畢竟仍然是會留在香港的，如何面對政治社會環境的重大轉變，是教會和弟兄姊妹不能迴避的課題，若果只抱著鴕鳥政策，或者只是說一切交託給神，而不做一些應變計劃或者演習，恐怕當挑戰忽然降臨的時候，大家會措手不及。 
 
面對一個愈來愈集大權於一身，而法律的紅線又不清晰，龍門可隨意移動的新常態，大家會有擔憂、甚至恐懼是很自然的，不會輕舉妄動也可以理解，但若果我們因此而甚麼也不敢做，恐怕亦不是一個愛神愛人的信徒應有的表現。在這種充滿挑戰的時候，其實最好先反思自己作為一個人、再加上作為一個信徒，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先撇開我們有甚麼一定要做不說，起碼要不斷提醒自己有甚麼事是自己一定不應該做的。 
 

當大家看到一些危險的或者不公平情況出現，究竟應該開口提醒身邊的人，還是認為各家應該自掃門前雪，擔心是非只為多開口，所以保持沉默較為合宜呢？另一方面，又會否反過來認為經常開聲的人就代表喜歡攪事呢？雖然我們只是一個小市民，人微言輕，但若果我們真正愛一個人、愛一個地方、愛一個國家，是不應該對一些令人憂慮的問題視而不見的，只要還有機會，仍然應該努力去避免更壞的情況出現。而教會作為社會的守望者，當見到一些令人憂慮的社會問題出現，看到鄰舍的困境，或感受到身邊的親朋戚友、弟兄姊妹受到影響，又豈能視若無睹，閉口不言呢？  
  

過去幾年香港面對很大的挑戰和轉變，社會瀰漫著很多不滿和不安，一方面市民對公義、公平、對希望掌控自己的命運和生活方式的呼聲愈來愈高，甚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不斷抗爭，可惜的是有些人因為急於達成目標而放棄了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令支持勇武抗爭，甚至不惜「攬炒」的香港人，在社會運動的高峰時期大幅上升，超越了不少市民和政府可以接受的底線。而政府透過嚴厲的法律和政治手段，再加上嚴峻的疫情，雖然令激烈的社會抗爭大致平復，但因此對香港前景失去信心而選擇離開的人亦不斷增加，對於未來應如何走下去，也許是時候大家應該反思一下過去幾年的立場、手段和態度有沒有問題，是否需要改變一下呢？ 
 
當人陷在高漲的情緒、緊張的環境之中的時候，是很難冷靜和理性思考的，惟有停一停、諗一諗，甚至嘗試易地而處，代入對方的處境，才能較為明白對方為何會有這樣的態度和回應，極少事情是只有其中一方有問題，全部都是對方的錯，而自己絕對正確的。我們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軟弱、盲點和醜陋的一面，我們沒有甚麼可以自誇的。無論政府或者市民大眾，若果大家真的珍惜香港，珍惜我們曾經擁有的許多寶貴的歷史、文化和生活方式，想走出現時的陰霾，我們一定要放低自己的憤怒和仇恨的情緒，才能夠有機會共同摸索出路。 
 

愛國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操，正如人自然會愛自己的家人一樣，因為當中包含的不單是感情，也是一個人的生活、甚至生存，是一種唇亡齒寒的關係。沒有國，那有家，沒有家，那有我。而《聖經》，特別是舊約所看到的是一種濃烈的民族和家國情懷，由一代代的家譜、故事，看到的就是一個民族的風風雨雨，與上帝的離離合合，也是人類與上帝關係的一個縮影。基督教很重視家庭、民族和國家，但又不盲目看待自己的國家、民族、甚至家庭。因為當這一切若果偏離了上帝的心意，我們只能順從神不順從人，根本沒有其他選擇，沒有政權或勢力可以要求一個基督徒愛它比愛上帝更多，對於一個基督徒從政者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基礎，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觸碰的底線。 
 

同心抗疫十分重要，但要市民認同及合作，政府的措施必須有清晰的理據和解說，以及良好的溝通和配套，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憂慮、混亂和反感。正如政府要求食肆和地盤的員工要做了檢測才能開工，卻沒有仔細考慮實際的需要和運作，亦沒有與僱主有良好的溝通，雖然政府建議可在某段期間作檢測，但僱主為了令顧客放心、以及避免因有人染疫需要停業而招致的損失，必然要求員工盡快、甚至一定要有陰性檢測結果才能上班，導致所有檢測地點大排長龍，增加染疫風險，浪費市民時間。就算出現人龍之後，政府的應變仍然遠遠落後於需要，怎能不令市民勞氣？ 
 
此外，政府許多防疫措施皆是一刀切，而且不能迅速回應及考慮實際的需要，難以令人信服。就以食肆堂食早前只能開到晚上6點為例，雖然政府想大家多點留在家中，但事實上不少市民晚上仍要工作，對他們來說無處解決晚餐會十分不便，食肆生意亦大受打擊，更無法解釋晚市的風險為何特別高，難道病毒晚上就會比早上活躍？若要減低風險為何不在人數及社交距離而在時間上作出限制？ 
 

今次想呼籲大家多些用錢，增加消費，好像與我一向的風格有點不同，不過，時局艱難，為了別人多點花錢、少點儲蓄有時是必須的，個人如是、教會和機構亦如是，雖然積穀防饑是美德，不過，在別人連基本溫飽都可能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若過份看重自己明日後日的安全感，卻忽略了別人即時的需要，和叫一個正在捱飢抵餓的人平平安安地回去沒有太大的分別。因此，希望所有仍然有穩定的工作，毋須擔心裁員、減薪和失業的公務員、教師、醫護；以及仍然有工開、可以有積蓄的市民和弟兄姊妹，為了別人的需要而多走一里路，為了其他人多一些有策略的消費和奉獻。 
 
年關難過，很多本來靠過年物品為主的行業，因為疫情緣故大受影響，例如售賣年花的行業，由於花市的規模和時間縮短，營業額大受影響，不少花農辛勞了整年就是等這個時候出貨，雖然未至於血本無歸，不過，已經令他們十分徬徨，因此，過往若有買年花的習慣，今年更應早點「幫襯 」，不要等最後一刻才去掃平貨了。就算過往沒有買年花，今年亦應考慮破例，讓一眾花農和商販，在疫情之下仍然可以過一個安心的農曆新年。至於過年的糕點食品，反正大家晚上都要留在家中過節，買多一點、吃好一點又何妨呢！ 
 

約翰福音十章11至15節引述主耶穌的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
 
香港的教會和社會正處於困難的時刻，無論是政治和疫情，都對經濟、民生、人權和自由帶來很大的衝擊和挑戰。作為堂會及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牧師和傳道，大家在不同崗位上其實也是在牧養不同的弟兄姊妹和群體，在這個人心不安、羊群焦慮的時候，一個好牧人更應反思自己對羊群負有甚麼責任，有甚麼是我們要捨的。 
 
首先，是捨得花時間。好牧人要餵養他的羊，而餵養是埋身的工作，要近距離認識他的羊，明白他們的生活習慣、體質和需要，按羊的不同需要而有不同的照顧方式，因此，要牧養不同年齡和政見的弟兄姊妹，便要埋身接觸和了解他們的處境，無論你的羊是藍絲、黃絲、中產、基層、打算移民還是新來港人士，任何顏色的羊都是你要照顧的羊，好牧人總不能閉門造車、想當然或者選擇性地牧養，不認識自己的羊的根本無法做個好牧人。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認為基督徒因為滿有神的恩典，所以生活應該是一帆風順，不斷成功的，已經忘記了信仰是要付代價的！還是認為每星期返教會、每個月有奉獻、按自己的興趣選擇一些事奉的崗位，便是一個背起十字架的基督徒了，也許準確一點說我們只是戴上十字架的基督徒！十字架根本不是甚麼重擔，也不是羞辱的記號。哥林多後書四章8至9節所描述的景象對我們來說是否很陌生？「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我們的信仰生活裡有經歷過，甚至祈求過困難和考驗呢？ 
 
這兩年的社會運動和疫情，對長期過著太平安樂日子的香港教會和基督徒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考驗，我們所傳揚的我們相信嗎？我們所期盼的究竟是主快來還是黎明請你不要來呢？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一書中有一句名言：「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是呼召他來為祂死。」究竟大家是真的想死、詐死還是作死呢？ 
 

過去兩年，香港以至全世界都十分困難，不單只因為社會撕裂、疫情反覆，更令人困擾的是不知道困難幾時會過去，未來有沒有更嚴峻的困難會出現，面對難以測透的前景，也許才是令人心最不安的原因。疫情之前，有誰會想過整整一年都要戴著口罩？放假沒辦法離開香港，想去外國探親要過五關斬六將，隔離的時間可能長過可以見面的時間。當然，還有一些朋友連餞行的機會也沒有就已經走難式移民離開香港了。 

不過，最迫在眉睫的是結業裁員此起彼落，許多人沒有工開、手停口停，沒錢開飯交租、甚至要露宿街頭，再遇上天寒地凍，不少社區中心和教會在疫情下又不方便、或者不敢再開放作避寒中心。政治和疫情對於這些人來說都是次要的，可以生存和有瓦遮頭才是最重要和最即時的需要。在社會整體面對重大困難，人心惶惶的時候，其實是教會和弟兄姊妹更需要努力去服侍和關心的時候，若果教會和機構的領袖和同工，在別人最有需要的時候，不為別人多行一里路，反而比未信的人更害怕受感染，一切都停、停、停，想等疫情過去，然後才回復正常的探訪和關懷行動，那信仰究竟對我們有甚麼影響和幫助呢？當大家做了應該做的防疫措施，其實可以安心將自己交在神的手裡，前線的醫護人員可以盡忠職守，教牧和教會領袖為何不可以謹守關心弟兄姊妹和鄰舍的崗位呢？ 

面對今時今日的挑戰，當新上任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不斷重申香港是司法獨立的時候，不單法官和律師，其實全港市民也有責任和權利站出來表達我們對法治的支持。雖然我不是律師，不過，我深信法律不是律師和法官的專利，法治不是單靠法律界去守護，而是關乎全體市民的大事。香港人普遍尊重法治，而法治的真義不只是要依法辦事，要求市民守法，同時也是要彰顯公義，約制政府的權力，讓市民得到應有的保障，以及法庭的審訊必須公開公平公正，不受外界的影響。

我和大部份在香港成長的人一樣，自小便在普通法的文化下成長，並且十分熟悉和認同香港過去一直奉行幾個重要法律精神，包括無罪假定、寧縱無枉、疑犯有保持緘默的權利、可以自己選擇律師、不會以言入罪、法律沒有禁止的事便可以做，以及最重要的是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而令人擔憂這些耳熟能詳的特質正漸漸改變。 
 
對法治的衝擊自然包括政府和市民有沒有遵守法律，我相信香港主流社會仍然是堅持反對暴力的，無論是示威者的暴力破壞和警方過份使用武力都不認同。之前美國有警員開槍射殺有色人種的疑犯，以及最近美國國會被暴力衝擊，正好令香港支持暴力鎮壓或者抗爭的人一個好的機會反思，用暴力去維持或者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公平、公義，結果只會令自己失去原有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