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懷孕的支援與危機處理 性教育教師訓練

網絡上的資訊非常之多，而當中的色情資訊、串流平台多不勝數的劇集和片段，都衝擊著我們的價值觀。然而，只要相關的資訊內容不涉及違法行為，便可能成為一種流行文化，在全球擴散至資訊流通的國家和地區。而價值觀的傳遞在大部份情況下並不涉及違法的事情，價值觀會透過流行文化將訊息傳遞給我們。在後現代的環境下，所有事情都不再有固定答案，在價值觀上，對與錯似乎已沒有絕對答案，又或者會出現少數服從多數的情況，多數人的想法會壓倒少數人。在這樣的環境下，誰能主宰人們的思想和價值觀，很大程度取決於網絡、社交媒體的傳播資訊量，特別是在無法判斷價值觀對錯的社會，也很難教育青少年，因為他們接觸得最多的便是網絡資訊。

少數服從多數

毋庸置疑地，大部份青少年的成長路上，接觸網絡的時間往往多於與真實世界的人溝通。若果喜愛於串流平台觀看動畫、漫畫或打電玩的話，價值觀很容易就會潛移默化地受網絡媒體影響，而網絡資訊總不會指出某些價值觀會對人有何影響，即使對人會帶來負面影響的訊息也會以肯定、正面的態度來包裝。例如香港首位AV女優於日本出道的消息傳開後，大部份媒體或網民所表達的態度都是支持和肯定，稱這位女生有敢於追夢的勇氣，彷彿合理化了他人去投身色情產業，我們可以看見其中肯定這位女性的聲音佔了大多數的。所以我們應該思考：是否大多數人都支持某一種講法的時候，它就能成為真理呢？

在某一個範疇裡，每一個人第一次接觸的資訊都非常重要，因第一次所吸收的知識很容易就會成為批判同樣範疇知識的基礎。而青少年對於未知領域的學習模式，就是模仿。在網絡與大眾媒體的渲染下，人很容易受主流媒體資訊所展現出來的價值觀或對某種事物的印象所影響。事實上，從網絡上得到的資訊大部份都難以證實。以串流平台Netflix為例，過去平台上的一些劇集成功營造了「Netflix效應」現象。

早前CNN刊登了一篇名為：「Netflix效應：為何西方女性前往韓國尋真愛」的報道，當中引用了一位韓國學者對在韓旅居青年旅館的女性遊客進行的訪問，發現接受訪問的123名女性（大部份來自北美和歐洲），都是受到Netflix效應的影響而到訪韓國。其中一位來自摩洛哥的20歲學生表示，自己受K-pop和韓劇的影響來到韓國，她和其他外國女旅客一樣，最初都認為韓國男性大部份都像韓劇中的男性，具備紳士風度、禮貌、浪漫、俠義等夢幻品格。但該位女學生在韓國的經歷令她對韓國男性的夢想幻滅，她發現有些韓國男性會認為外國女性比較開放，曾有陌生人在街上向她提出性要求，她感嘆：「男人就是男人，人類在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1]

有人被Netflix效應影響，正正是因韓劇傳遞的訊息成為了大多數的聲音，令網絡充斥著韓國男性的美好印象，讓人們錯誤以為全部真實的韓國男性也是如此。Netflix效應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網絡的威力，但這只不過是一些劇集讓人對某類人有以偏概全的錯覺，若果一些錯誤的性觀念，或者難辨對錯的戀愛觀念，成為了大多數聲音的時候，這影響可以是很深遠的。

錯誤性觀念

1. 即食戀愛：可能在大多數人眼中，即食戀愛是夢幻的愛情，不需花費太多的時間就墮入愛河，一見鍾情在韓劇中屢見不鮮，例如早前熱播的韓劇《社內相親》都有這樣的情節。除了韓劇，動漫之中亦有不少一見鍾情的劇情，甚或乎一些讓兒童接觸的童話故事也是如此。當然，世界之大的確會有一見鍾情的情況，但必然是少之又少；抱持夢幻的愛情觀更有機會讓人對戀愛產生不切實際的想像，一旦幻想破滅，戀人關係亦難以長久。香港青年協會過去曾進行一項名為「兩性關係及價值觀」調查，當中有些個案更是令人驚訝，一名男生在初中時表示自己已有十多次戀愛經驗，最短的關係只維持了一天。[2]
2. 性關係平庸化：在不少的劇集當中，性關係是情侶間必然會發生的事。當然，在性解放的思潮下，不認同婚前性行為的，便屬於「保守」。不過問題是，為何是保守？說到底都只是因為不同意婚前性行為者只是少數，所以會被冠上「保守」之名，不同意就是跟不貼潮流。但實際上，特別對學生來說，過早的性行為，不但忽視了意外懷孕這個青少年未能承擔的結果，更造成了單親媽媽等等對青少年不健康的現象。此外，性行為如果從婚姻中抽離，更會影響雙方關係，「海蒂性學報告」便提出了這一點。[3]
3. 關係混亂化：近年來慣常出現的節目題材，男女之間的關係總是混亂複雜的，網絡媒體所展現的，是要滿足觀眾的口味，從而達到最大流量，所以大多是沒有教導目的的。例如一些講述一批參加者去戀愛島求偶的「真人騷」節目，後來甚至發展成參加者需要裸體參與節目。動漫亦出現「出租女友」的題材，並且大受好評，也就是說這種鼓勵援交的錯誤倫理關係亦被浪漫化的劇情所掩蓋，甚至有一些主打關係混亂，成為「NTR」（被戴綠帽）[4] 題材的作品亦頻繁出現，這裡就不詳述了。

最後，我們可以看見網絡世界之大，各式各樣的價值觀都有，但很多時人們為了流量，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污名化和模糊化了一些正確的性觀念。原本性關係是建基於幸福的婚姻裡，但媒體展現出來的就是對婚前性行為的肯定，性行為不再與愛有關而只是發洩性慾的工具，這也褻瀆了性的意義。[5] 當原告變被告，錯誤被視為正確，健康的性觀念被視為異類，後果卻是可大可小。故此，縱然正確的被視為少數，但正確就是正確，錯誤就是錯誤，並不會因為大多數人在說謊，令謊言變為真理。

5月暑假剛開始趁天氣未算太熱就馬上去了一次旅行。一家人開兩日車來到South Padre Island (南帕德里島)渡假。

South Padre Island是一個美麗荒涼的地方，起初只有卡蘭卡瓦印第安人(Karankawa Indians)，候鳥和海龜聚居。該島於1759年從西班牙國王King Carlos III(卡洛斯三世)授予Nicolás Ballí(尼古拉斯‧巴厘)，後再傳給其孫子，Padre José Nicolás Ballí (帕德雷‧何塞‧尼古拉斯‧巴厘神父)。不久之後，Padre Ballí神父帶同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居住此島，並在島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向卡蘭卡瓦印第安人傳福音。由於Padre Ballí神父是一個善良的人，被他服侍的人把該島稱為La Isla Padre – Padre Island。^[1]

1554年4月，三艘西班牙客貨船在South Padre Island擱淺，因為一場風暴將它們從古巴海岸吹過墨西哥灣。當時，這是西班牙艦隊在新大陸遭遇的最大災難。運往西班牙的大量寶藏丟失了，還有令大約三百名乘客和船員喪失生命。船的殘骸於1967年被發現，並從發掘中看到歐洲人曾在島上生活的記錄；成為在德州裡歐洲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之一。在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可以了解更多沉船意外和其後考古發掘的資料。^[2]

South Padre Island著名是陽光和海灘；藍天白雲襯托著白沙綠水。儘管受到COVID-19的影響，該島在2021年接待了大約900萬名遊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多名旅客曾到訪過South Padre Island的遊客中心。^[3]

今次行程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外，我們還特別參觀了一間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的海龜中心。中心由一名熱愛海龜的女士Ila於1977年成立，主要是負責保育、教育和復康工作。^[4] Ila女士是第一位在Lowa (洛瓦州) 及Illinois (伊利諾伊州) 獲得飛航員牌照的女性，熱愛海洋的她於1957年第一次遇見受傷的海龜而萌生了一個念頭——保育海龜，這亦她成為了她一生的焦點。起初，她只是在自己的後園招待島上的旅客，讓他們認識自己救回來的小海龜；她因此得了The Turtle Lady of South Padre(海龜夫人)的美名。當海龜中心正式成立後，中心的使命是教育訪客關注瀕臨絕種的海龜，復康有病或受傷了的海龜，並致力於保護Kemp’s Ridley海龜 (坎普的雷德利品種)。可能有人會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聚焦於事業、名利、愛情，但Ila女士卻選擇了聚焦保育、教育和復康海龜。她對海龜小生命的堅持與執著，會有多少人欣賞和認同？為何她會如此尊重和重視野生動物的生命？是否因為她想彌補人類的疏忽，例如蓄意將捕魚工具(ghost gear幽靈漁具)留在海中，這對海龜造成多少傷害？^[5]

在冬雪暴、颶風、熱浪等等災害侵襲期間，都會聽到不同組織發起的拯救海龜行動。而全球暖化更引起了科學家對海龜和野生動物安危的關注。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雷恩島周圍99%的綠海龜都是雌性；溫度愈高，雌性幼崽就愈多。此外，溫度升高會使海沙變熱，因而導致孵化率降低或完全築巢失敗。^[6]

很多團體都有鼓勵人助養海龜的計劃，人們可以金錢、時間和身體力行參與救護海龜。最近留意遊輪活動時，發現其中一項上岸的付費活動，乘船短途旅遊(cruise excursion)，在這個選項裡竟然有拯救海龜活動，其收費與其他付費活動相比，並不算便宜(近90美元，約700港元)。儘管有人都覺得不值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救一隻「沒有回報的」海龜；但委身拯救行動的人士卻不惜代價盡己所能，救得一隻得一隻。為何他們願意這樣愛惜生命？這條「生命」與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又沒有靈性交流，即使少了一隻又如何？相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胚胎，又應如何看待？

海龜中心裡有一隻雌性海龜名叫Allison(艾莉森)，她現時140磅，最喜歡吃生菜。她於2005年受傷獲救，當時只有五歲的她卻已經失去了三隻鰭(肢)，只有一鰭又如何正常地生活下去(海龜壽命可達150歲)？幸好，於2008年Allison成功佩戴了由一名實習生設計的BETA氯丁橡膠背心連碳纖維鰭。從此她可以在水裡自由活動，不用再在水裡「自轉」，更可以自己浮上水面呼吸。2014年，Allison成功配戴了第四代的全碳纖維義肢，使她可以作更細微的轉彎動作、更精準的行動。倘若Allison當初沒有遇到珍惜她生命的人努力地挽救扶助，她很可能已死去，實在有點可惜。看著她現在能游得自在，並能與朋友暢泳，也替她高興。同時，也欣賞Allison對生存的堅持、對克服殘障的決心。在人類的世界裡，同樣也有不少人正面對身體衰弱或殘障，有人會選擇與之共存而努力活著，有人會選擇與之共亡而痛苦了斷。一隻沒有靈性的小海龜會否帶給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點對生命的啟示？

最近喬治亞州(Georgia)稅務局於8月1 日宣佈，任何具有可檢測得到心跳(detectable human heartbeat)而未出生的嬰孩，也有資格算作個人所得稅中的子女免稅額。官員們補充說，從7月20日起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可以申請對任何可以檢測到心跳的胎兒扣稅，每名胎兒可扣減3,000美元（約24,000港元）。據悉懷孕六星期，甚至在大多數母親不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聲；此新政策反映政府把「可檢測得到心跳」的胚胎承認為「人」，即使未到產期也可以讓其父母獲享該年的扣稅優惠。

喬治亞州的上述公告是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的裁決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宣佈的，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全國50年來的墮胎權。於7月20日，下級聯邦上訴法院也決定讓喬治亞州禁止該州大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法律界分析人士和墮胎權利倡導者當然會對這宣佈感到沮喪和疑惑。^[7]

甚麼是「人」？胚胎是人？胎兒是人？胚胎和胎兒是「生命」？可以是討論不完的倫理問題；但弔詭之處在於為甚麼人可以為「甚麼是人」做定義？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生命比未出生的人的生命更可貴？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權益比未出生的人的權益更應被重視？

墮胎是一項醫療程序，也是一個倫理議題，有人認為應優先考慮胎兒的生存權利，也有人認為應優先考慮婦女的權益。因此，政府如何制定法例，容許婦女在甚麼情況下合法地墮胎，是一個相當具爭議性的議題，當中也牽涉政治考慮。

美國最高法院在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作出歷史性的判決，裁定德州的法例限制婦女墮胎屬違憲，並指出婦女與醫療人員的墮胎決議屬於聯邦憲法保障的私隱權範圍，婦女在懷孕首12週享有完整的墮胎自主權，而各州政府需自行規定懷孕12週後「限制墮胎」的條件，因此各州份對於墮胎週數的限制各有不同，通常是在懷孕22至24週後限制或禁止墮胎。[1]

「羅伊訴韋德案」成為美國墮胎合法化的里程碑，但美國國內對墮胎的爭論卻從未結束，支持婦女身體自主權（pro-choice）與擁護胎兒生存權（pro-life）的兩派人士，仍致力游說各州政府在「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下制定州內的墮胎法例。

Pro-choice一方爭取政府制定相對寬鬆的墮胎政策，希望消除婦女接受墮胎的障礙。有關人士認為胎兒只是母體的一部份而不是獨立自主的人，因此女性有權為自己的身體作決定。他們認為墮胎能有效減少少女懷孕，稱這是對弱勢群體的女性提供完成學業的保障。而降低合法墮胎的各種限制也會減少女性尋求非法墮胎的情況，由於合法墮胎服務較為安全，這對女性的生理健康也帶來保障。

Pro-life一方則爭取政府制定相對嚴格的墮胎政策。他們肯定生命的神聖及可貴，認為墮胎剝削胎兒的生命權。儘管胎兒無法在離開母體後獨立存活，但仍然是有生命的，雖然未出世，已是潛在的人，其生存權亦應該受到保障。而不少婦女在接受墮胎後生理和心理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所以他們除了爭取收緊合法墮胎的胎兒週數限制外，也希望訂立進行墮胎程序前的冷靜期、強制輔導制度及超聲波檢查等，提供足夠空間讓婦女冷靜地作決定。

過去不少美國州份都嘗試過訂立「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規定在可以偵測到胎兒心跳時，即普遍約在懷孕六週，就禁止進行墮胎程序，這大大收緊了「羅伊訴韋德案」中容許在懷孕首12週享有完整墮胎自主權的限制，因此這些州份的「心跳法案」往往被聯邦法院裁定為違憲而無法通過。

不過，2021年德州通過了「心跳法案」，此法案並沒有直接下令禁止六週以上的墮胎手術，但除了緊急醫療因素可獲豁免外，任何美國公民可向任何協助、或有意圖對懷孕六週以上者實施墮胎的婦科診所提出「民事訴訟」，因此協助手術的醫生、支付手術費用者、診所工作人員、甚至連運載孕婦到診所接受墮胎的司機都可能遭到起訴，藉此來禁止六週以上的墮胎程序。

此法例在當地引起極大反響，有民眾將法案告上美國最高法院，但法院以5：4的比數，拒絕審議，令法案如期在今年9月1日在德州生效。[2] 美國司法部亦為此提出上訴，但遭上訴法院駁回。[3] 不過，美國司法部仍在尋求最高法院頒令擱置德州「心跳法案」的執行，並已將文件呈交最高法院。[4]

美國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組成。在上一任總統特朗普執政的四年間，隸屬共和黨的他委任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讓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的大法官人數佔全體三分之二，這將對pro-life一方有利。最高法院對此案的最終決議或會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並左右全美各州有關墮胎法例的執行。

墮胎是美國過去數十年來充滿爭議的課題，pro-life與pro-choice兩方各有大量的支持者，因此德州的「心跳法案」刺激了美國民眾的神經，引申出全國性的爭論。我們繼續觀察事態的發展，留意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看看會否掀起新一輪的政治風波。

相對於美國，香港在墮胎一事上的爭論不大。根據香港法例，如果懷孕對孕婦的生命、生理或心理健康構成的危險較終止懷孕大，或嬰兒出生後將會因為身體或心理的問題導致嚴重殘疾，在兩名註冊醫生同意下，孕婦可在政府指定的醫院或診所進行合法墮胎。但如果孕婦懷孕超過24週，除非為了挽救孕婦的生命，否則一律禁止進行墮胎程序。

雖然香港法例規定懷孕對孕婦構成危險才能合法墮胎，但在實際操作時往往將懷孕對孕婦的心理影響放大。說得直白一點，只要孕婦在懷孕24週內打算墮胎，都不難找到合法墮胎的理由。

墮胎與否關乎腹中胎兒的生命，需要謹慎思考才能作決定。香港是否也可設立冷靜期，提供空間讓孕婦就墮胎一事，再仔細思考利弊，以免在衝動的情況下作出令自己後悔一生的決定呢？

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2020年人口統計數字，香港60歲以上的長者人口約200萬，佔整體人口約27%，[1] 即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位長者。社會對長者的關注，主要圍繞醫療和社區照顧層面，而長者在性方面的身心健康卻一直都被忽略。

一談到「性」，我們自然會聯想到踏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和身心成熟的成年人，不少人認為人們到了某個年紀，就應該清心寡慾，再沒有「性」方面的慾望，若仍然專注於「性」，就是「老而不」。但其實「性」是圍繞我們一生的課題，由出生到死亡，我們的生活都與「性」息息相關。

的而且確，男女身體的老化情況，都會影響長者的性生理狀態。男性在踏入30歲後，體內睪酮（男性荷爾蒙）水平開始每年下降約1%，所以年長男性體內睪酮水平比年輕時為低，需要較長時間和更多刺激才能讓陰莖勃起，維持勃起的時間亦較短，甚至出現不舉的情況。當女性踏入更年期，體內的雌激素（女性荷爾蒙）水平同樣也會降低，除了會出現停經的情況之外，陰道黏膜層也會變薄，陰道分泌減少，引致陰道乾澀的情況。[2]

男性可能自覺性能力減退，而不滿意自己在性方面的表現，因而減少與配偶發生性行為。同時也有人因著不滿意自己的能力，而過份依賴藥物及所謂「補品」來提升性能力。女性也可能受傳統的思想影響，認為更年期停經後已不能生育，所以不應再有性生活，或認為若上了年紀仍有性慾是不正當的表現。此外，陰道乾澀的情況也會令女性在性行為時感受痛楚及不適，減低女性發生性行為的意願。[3]

長者的身體機能出現衰退是正常不過的事，長者需要明白及接納自己身體的狀況，但無需將「性」從日常生活中剔除。長者可誠實地向配偶分享自己的身體狀況，尋求彼此都合適的親密行為方式。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向醫生尋求專業意見，使用藥物或選用合適的潤滑劑，讓夫妻間的性生活更和諧。另一方面，性交並不是性行為的唯一方式，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擁抱、接吻、愛撫等親密接觸也是性行為的一種，長者可藉著這些不同程度的親密接觸來向配偶表達愛意，增進夫妻間的感情，享受愛與被愛的幸福感。

性並不是只有生理層面，除了身體接觸之外，心靈上的溝通也同樣重要。夫妻間對彼此的了解、關懷和接納，也能讓大家得到心靈的滿足。長者夫妻經歷數十年的婚姻，昔日溫馨甜蜜的相處往往變成稀鬆平常的生活，忽略了夫妻相處的情趣。但老夫老妻也可以過浪漫的婚姻生活，閒時手拖手去拍拖，一份小禮物、一紮小花束、一件對方喜愛的糕點，也能為平凡的生活添上色彩。長者們不妨花點心思，與配偶慶祝結婚週年，甚至補拍結婚照，維持溫馨的婚姻生活。

另一方面，因著不同的際遇，部份長者因喪偶、個人意願或未遇上合適的對象，而處於單身的狀況，但其實不論甚麼年紀，人都有愛與被愛的需要，但對長者來說，要發展一段新感情卻殊不容易。首先，不少長者的社交圈子狹窄，當中以男性尤甚，要結識新朋友已困難，結識伴侶更是難上加難。但就算遇上合適的對象，也可能礙於傳統心態，認為年紀大了不要再談甚麼愛情，又或者慣了一個人的生活，不想作出改變。

儘管有家人或子女的陪伴，單身長者對愛情仍有期盼是正常的事。一段忠誠的親密關係既可以滿足個人對愛情的渴望，亦可以彼此為伴，互相照顧，一同經歷甜蜜美滿的晚年生活，這對長者的身心健康也有益處。但要注意的是，長者要改變生活習慣並不是易事，當長者學習與另一個人相處，會容易在各種生活習慣上出現分歧，他們往往比年青人需要更多時間來與伴侶磨合。要保持良好溝通，長者就得學習尊重伴侶的生活習慣，而不是將自己的一套強加於對方身上。

而對於喪偶的長者來說，或會覺得再發展新一段感情是有負於已故配偶，是不忠的表現。而且，他們亦會擔心子女對這段新關係的接受程度，讓晚年出現的良緣無疾而終。

不過，對已故配偶的思念，與發展新感情其實並沒有衝突，也不存在不忠的問題。如果長者在晚年找到一位相知相惜的伴侶，共度愉快的晚年生活，相信身邊的人也會樂於送上祝福。為人子女的，也應抱持開放的態度看待年長父母對愛情和可以互相扶持的伴侶的追求，多從父母的角度思考，了解他們情感上的需要，明白他們的想法及感受。父母與子女雙方亦可多主動分享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了解彼此的疑慮，尋求共識。

拍攝婚照助長者重尋甜蜜時光

婚照可以說是現代男女結婚時的指定動作，一張平常的婚照捕捉美好的時刻，更成為彼此婚盟的見證。有些長者在年輕時因種種原因未有拍攝婚照，在台灣有團體就曾經為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與他們的家人一起拍攝婚照，以幫助他們穩定病情，並藉此鼓勵長者追求幸福，以及向配偶表達愛意。有參與活動的長者，拿著花束向太太表達謝意，彼此都紅了眼眶，場面感人。[4]

在通往德州首府的公路上，除了看到2020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連任廣告燈箱外，還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木板。廣告是由一個志願組織（PROLIFE Across AMERICA）製作的，廣告板上放了一張非常可愛和漂亮的嬰孩大頭相片，還有大大隻字寫上一句: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 I could feel pain before I was born）。

另一邊廂，在副總統競選辯論中，我們看到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被主持人問及對墮胎的看法時，她的回應是：我一直爭取女性能對自己身體做決定的權利。這應該是由她自己決定的；而非由總統或副總統決定。在辯論過程中，另一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卻表示感到非常自豪能為一個維護神聖生命的總統擔任副總統，他會支持生命；他又同時點出賀錦麗是支持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s）的。

據我所知，於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奠定了婦女墮胎權的標誌。聯邦高等法院擴闊了對「健康」的定義，使墮胎合化法。此後，羅伊還積極推動墮胎權，直至三十多年後，她歸依基督教並改為積極反對墮胎，也許她對生命已有另一種看法。

根據1970年墮胎法，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否則禁止懷孕24週後的墮胎手術。2019年1月紐約州便修訂了懷孕婦女晚期墮胎的限制，允許只要孕婦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非生命受到危險)，也可以進行晚期墮胎手術。

德州禁止懷孕20週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除非因致命的胎兒異常或孕婦生命有危險。而18歲以下少女若要墮胎，則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若該少女不想讓父母知道或經他們同意，她可以經司法繞道(judicial bypass)由法官判決並簽發墮胎允許書。

美國每個州份的合法墮胎的限制條文不完全一樣，著眼點在於「技術性」限制，如：幾多星期的妊娠；甚麼情況下必須僱用某類合法手術提供者 (licensed clinician e.g. Physician, nurse-midwife, nurse practitioner, physician assistant) ；在甚麼條件下必須在醫院而非診所進行手術；哪一類合法手術提供者可以做整個或部份手術等等。

儘管有人會以終止懷孕字眼代替墮胎、以潛在的生命(potential life)稱呼代替胎兒，把爭取墮胎是權利(Abortion is a right)，美其名將墮胎說成是保健(Abortion is Healthcare)；但那就可以讓墮胎聽起來舒服一些？合理一些？我們可以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嗎？

廣告板最初吸引我的是它那句：「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會感覺到痛嗎？我真的曾經問過，但我們應該沒法得到答案，因為已經被墮的胎兒根本沒有機會出生，故此他不可能告訴你在墮胎的過程中生理上痛不痛。此外，他也不可能告訴你心理上痛不痛，他只能被動地接受屬於自己的生命和將要展開的人生旅程正被另外一些人主宰著。再者，知道懷著自己的母親做墮胎的決定時並沒有將他看為寶貴；這卻是另一種痛。

當然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結論會不同。例如：是受孕哪一刻已經是人生命的開始？幾多週的胎兒才可算是「人」？只要仍未出生甚或未剪斷臍帶的一刻仍可墮胎？如果母親有絕對主權去決定自己胎兒的命運，那麼胎兒的父親也有權作出決定嗎？胎兒本身也有出生的權利嗎？無論如何，墮胎只是人們想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卻沒有解決對生命的看法。

筆者的大女兒高中時曾參加一些支持生命的機構的醒覺運動(Pro-life movement)，在某星期日中午於馬路邊舉起一些尊重生命、反對墮胎等紙牌；為要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看法。最近與她共膳時有機會談到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的墮胎問題，她帶出了一些坊間的人的普遍看法。之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想問坊間的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被墮胎的是你，你會有別的論點嗎？畢竟，談別人生命的棄留問題往往比談自己的容易。

2018年的感恩節，我收到當時仍讀高中的小女兒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哈佬媽媽，我為你感恩！我愛你。多謝你生了我。」當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心甜而是心酸！因為患病而混身是痛的她，竟然沒有埋怨我生了她，也沒有嫌棄她朽壞了的身軀，顯然她找到了對生命的看法。對於正在思考或掙扎要否以墮胎來解決問題的人，希望他們也能找到對生命的看法。

活著就是快樂！

參考資料

“WHAT? I COULD FEEL PAIN.” PROLIFE Across AMERICA. https://prolifeacrossamerica.org/portfolio_page/what/.

由明光社主辦，小小生命及喜樂生命協辦的「留與墮的抉擇」活動於8月6日透過網上平台舉行，藉真實個案改篇的《愛．生命》微電影系列〈責任〉探討生命意義。當晚有幸邀請到小小生命發起人杜慧妍小姐任分享嘉賓，活動有57位朋友參與。

微電影中，女主角在參加葬禮時遇上一位小女孩，回憶起曾未婚懷孕及選擇墮胎的經歷。年少時她曾堅持不發生婚前性行為，但在男友再三要求下妥協。因男友漠不關心和在恐懼驅使下，她扼殺了腹中胎兒的生命。

其實生命不是一個包袱，而是一份恩賜。杜慧妍分享到自己年青時在感情中迷失和墮胎的經歷。她在缺乏愛的環境中長大，母親誕下她之前也曾多次墮胎，長大後，她在戀愛中尋找被愛的感覺。她以為只要成年就可以發生性行為，只要做好安全措施便可以，即使不幸懷孕亦可以去墮胎。結果，她先後兩次墮胎。經歷了身心靈的創傷，才開始思考甚麼是生命，為甚麼生命的重量如此輕？

後來，杜慧妍的身體出現了婦科毛病，並進了醫院，一位醫生在看完她的病歷後當眾說：「你隨便跟人睡，又墮了兩次胎，一輩子也不會好。」醫生的態度令她對人徹底失望，因而轉向尋求上帝。在信仰中，她經歷到無條件的愛，感到上帝的接納和不離不棄，並意識到自己當日放棄的小生命是如此寶貴。當懷孕婦女選擇墮胎，她們腹中的小生命會被當成醫療廢物扔掉，不被任何人紀念。她從心底悔改，領受了上帝的呼召，要去幫助這些小小生命。

現在的杜慧妍學會如何去愛，亦明白性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應留在婚姻之中。而每個胎兒都是獨一無二和美麗的，都應受到保護。以墮胎作為解決意外懷孕的方法，並不會令婦女真的卸下包袱，更會令她們的人生蒙上陰影。她成立了小小生命，致力幫助危機懷孕的女性及其伴侶和家人，期望透過倡導、教育和服務，帶來生命和社會轉化。

明光社認同此理念，希望年輕人能學會保護自己、尊重生命。本社過往一直為不同學校舉辦性教育講座及工作坊，提倡有價值信念的性教育，歡迎有興趣的老師致電2768 4204與本社職員聯絡。

整理及撰文：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  引言

性教育不是單一話題，比較複雜，社工處理性教育的時候，往往會表達一些擔心，或者不懂得怎樣入手。其實，與青少年人談性教育，大部份情況並不困難，感到困難的原因很多時都是來自社工自己。本文首先會處理性教育的內容，之後會從語言和場景兩方面分析當中的困難。最後會分享幾個可行的做法和心得，望社工們可以舉一反三。

2.  知識、技能、態度、能力

在處理性教育的內容時，通常會討論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和態度（attitude），以及能力（ability）。家計會以知識、技能及態度這三部份作為教授性教育的基本框架，社工則會按著不同年齡和程度，放入不同的材料及知識理論，原則上要開展性教育的工作並不困難，社工只要加上能力，運用這個KSA²的框架，不單在性教育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幫助。

2.1   知識（knowledge）

知識包括四個過程，資料（data）搜集，之後它便成為資訊（information），有了資訊，便要了解背後的邏輯（logic），最後發展出智慧（wisdom）。

很多時社工一開始便想與青少年傾談，但重要的是社工本身要對性先有基本知識，這樣才有助他們與年青人打開話題，否則當他們被問及究竟怎樣驗孕，甚麼時候驗，何時驗才準確等問題時，社工若啞口無言，只會換來青少年人的不服氣及不信任。當他們遇到更加複雜的議題時，自然更不會找社工協助。

社工不單只提供知識，也需要幫助他們分析。很多年青人以為自己懂得很多事情，但他們的理解是跳躍及「斬件式」（只了解事情的若干部份，而非全貌）的。關於性，中文的限制較大，當大家用中文說「性」時，可以指生理性別（sex），社會性別（gender）或者是本性（nature）。以一個字涵蓋不同意思，反不如英文有關「性」的用字那麼精確，因為英文詞語比較多。有時，當人在談論性的時候，很多時都只是在講性愛，沒有性別，也沒有自然的性。年青人想了解性，想知道性是甚麼？性別是甚麼？如何處理拍拖或自己的身體？雖然有很多年青人都有很多資訊，卻不懂得如何分析。社工應自己先掌握基本知識，然後教授年青人，再來是擴闊整幅圖畫，當他們看見性及性別的現象較為整全的圖畫時，再幫助他們分析及拆解畫面的現象，其背後整套的概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事情之間有甚麼關連。當這過程演練得多，自然能衍生出智慧。

這個過程亦需要經驗的累積。例如在討論性別議題時，女性主義理論原則上主張男女應該沒有差別，但實際上，當與眾多女性共事，男性必然察覺到當中的分別，社工要有意識發現這些差別，並且好好疏理自己的想法。

2.2  技能（skill）

技能牽涉步驟（step）、次序（order）及條件（condition）三個因素。有了步驟，知道先後次序後，亦要考慮有沒有足夠的條件由上一步進入到下一步。

對於需要進入學校教授性教育的社工來說，他們要掌握知識，懂得管理秩序，以及贏得校方的信任，才可以說服學校他們有能力傳授知識，並且運用技巧帶一些活動，甚至是看似高危，但實際上卻沒有危險的活動。社工可以先從讓校方感到安心的題目開始，如與法律相關的主題等。

得到校方同意，社工便可以帶領活動：例如跨越長櫈的遊戲。社工可以準備兩張矮的長櫈，請同學從一張長櫈跳去另一張長櫈，兩張長櫈之間有一段距離，這個距離是他們無法跳過去的。老師會擔心危險，同學亦知道十分困難，但他們仍想嘗試。完成活動後，社工事後可以向同學解說，這個距離看起來能跳過去，但實際卻不能，它就像一些危險的試探，所以同學要學習定下界線。基本上，便是透過一個活動，帶領年青人反思事情。假若社工不能走到這一步，往往是因為他們未能完成上一步——得不到校方或家長的信任。社工要在行為處理、關係建立方面處理得好，才有機會、有條件與校內同學去談論性教育。

技能不單是帶活動的技巧，也包括與青少年傾談的技巧。社工要留意步驟、次序及條件因素。例如處理性問題，可否直接提問？還是迂迴一點的問？愈觸及私人問題，愈要考慮條件因素。社工也要懂得在平時運用一些較為低調的方法，讓年青人覺得他們「好有料」（具備很多知識），這樣他們有事時才會主動找社工幫助。例如與年青人見面時，可以無意間透露自己熟悉家計會及法庭，當他們出現問題時，很自然會找這位社工幫助。當遇到一男一女，發現二人對對方有意思時，社工可以嘗試介入，做一個健康的第三者，成為他們的見證，讓他們得到支援。在他們進入了拍拖的階段時，社工可以與他們談及性行為。但在過程中不要過份集中關注性，也要處理一段關係中的各種問題，例如姻親的關係，二人的相處模式等等。原則上，得到年青人信任，他們就會主動求助。

2.3  態度（attitude）

態度包括原則（rule）、價值（value）及信念（belief）這三個元素。

社工的態度非常重要。現今的社工很難禁止現今的青少年改變，或要求他們不做一些事情，但社工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後果，讓他們行動之前多一些思索，也要探討他們重視的是甚麼，關心的又是甚麼，幫助他們多了解自己。因為人有一個想法，背後定必有一套價值觀，一套信念去支撐，以致他的行為會和想法一致。

現今年青人很難被改變，不少人在討論性時，都提到液態的性（liquidity of sex）。社會有很多事情都不再是固態的，例如婚姻制度，有人會質疑兩個人的關係是否必然建立在婚姻制度之上？就算有婚姻制度，可否以合約的形式出現？合約可否有一個限期，有需要時再續約？還是可以不續約，讓大家更自由？可見大家對性對感情是流動的，性是液態的，也是自主的，即人去到哪裡，都可以與其他人發生關係。這些思想都衝擊著青少年人，社會整體的看法都已經改變。社工要幫助年青人，先要明白他們背後的想法。

社工難以改變年青人，他們是要幫助年青人如何理解自己，引導他們反思。以一個20歲的女孩子為例，她的男朋友一個接一個，接著懷孕、墮胎，社工發現女孩子的性觀念有不正確的想法，但他不應該一開始就指出女孩子的不當，相反要幫助她去理解自己，她的想法到底是從哪裡來，又或是如何形成的，她的心底到底在尋找甚麼。面對這個個案，社工可以借用Virginia Satir的冰山理論及Murray Bowen的博域家庭治療去處理。所謂的冰山理論便是指人只看見冰山露出水平面以上的部份，其實還有八分之七的冰山是人看不到的，是在水平面以下的，這代表人類心理內在的感受、觀點、期待、渴望及自我。博域家庭治療主要指到，每個人都不是個體，個性及其後衍生出來的問題，往往源自原生家庭。社工可以問這個女孩子心底最渴望的是甚麼？也可以詢問她是否家中期待出生的嬰兒？還是自己的母親意外懷孕？知不知道她的母親有沒有想過墮胎？這些問題都有助女孩子明白是甚麼因素影響她的價值觀。有時不一定是懷孕時期的問題，由於每三年為一個時期，社工可以再詢問女孩子三歲時候的情況，從中幫助女孩子疏理她的成長故事及感情問題。即使沒有發現，也不要著急，讓她休息，在適合的時候再繼續。

社工有時也需要打破自己一些框框和想法，例如討論性教育就是否必然是討論「鹹濕嘢」？在處理的過程，社工也要反省，面對一些性的觀念是如何建立，在聆聽青少年的過程中，既要了解他們的價值觀，同時也要反省自己的價值觀。在可能情況下，嘗試盡量給他們空間去表達，並去探討他們背後的一些理念。

例如遇上有男孩子紋眉，社工會有甚麼反應？孩子有同性戀的困惑，社工會怎樣做？以前社會可能很快就進入道德判斷，然後規勸他們走向某一個方向，但今日的社工可能要從孩子的成長，生理特徵、身體狀況，個人需要，交友情況等綜合去考量。畢竟他們有這些想法和行為，可能只是一時、一念之間的東西，他們的想法很多時都是很模糊，甚至是未確定的狀態。如果社工太快確定他們有某些性習慣、取向，要改變就會變得更難。

同一個理念在不同的時空下，可能文化上的對錯和習慣已經很不一樣，例如好些年之前社工還會力勸青少年不要有婚前性行為，但之後已經變成情侶之間要有安全性行為，今日甚至已經變成朋友之間也可以有性行為。如果社工不去理解一下對方的想法，硬把自己的想法加諸在對方身上，最後大家會很難找到一個開始點，好好溝通。

2.4能力（ability）

能力是指自我效能感（sense of self efficacy）及特質（quality）。

很多社工受了很多訓練，拿取了很多證書，但若然自我效能感弱，便有很多事情都不敢放膽做。其實社工若發現自己不容易跟別人打開話題，可以以小組的形式討論，安排兩個至三個人組成一個小組，簡單地開展工作，慢慢提升自己的效能感。

特質方面，可以借助一些性格分析了解自己，如自己是內向的，還是外向的？與人傾談時，是用理性，還是用感性去聆聽？自己的屬於「埋身肉搏型」，即跟一個或兩個人近距離地討論，會感到自在一點？還是「大開大放型」，可以同時跟上百人分享和討論，也不會感到困難？社工要先去理解自己的個性，才能選擇適合自己的舞台去發揮。

3.  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

批判現實主義為一套思考模式。社工在處理性教育的不同情況時，必須要先處理一下自身的一些價值觀和想法。基本上人們傾向會用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來做分析的框架，所謂批判現實主義，簡單來說，事件之中有很多所謂的事實，但這些事實的出現，背後往往受到很多大環境下的因素影響，例如文化，文字，個人身處的家庭，社區，學校等等，當中亦包括涉事者以前生命中經歷過的事，如此組合起來，才會令他今日有這些行為。

換句話說，如果單單著重一種行為的對錯，只是處理表層的東西，性問題可能只是表面人們看得到的東西，但更深入的，可能是需要疏理一些關係，或者整理對自己的認同。有時處理了個人的價值觀或者一些需要處理的關係後，性的問題自然就會解決。

曾經有一個性罪行個案，涉事者在升降機中「揭人裙底」（掀起女生的裙子）被控告，警司想了解被告是否屬於高危個案。社工花了很多時間去了解他的過去、成長等等，最後發現他是個普通的「宅男」。社工又發現，他在中二時，當聽到一群男同學在討論看女仔身體哪個部份才算「識睇」（很會看）女生時，有人提出最懂看女生的應該看小腿，於是這位男生就信以為真，開始看不同女生的小腿，之後習慣觀看日本的色情電影，特別是偷窺的影片，而他犯案的情況是與日本色情電影的情節很類似，之後社工更了解到，他原來喜愛觀看強姦和多人發生性行為的色情影片，這令他成為高危個案。

由此可見，要了解的不會只是一個個別現象，而是要整合他生命中的很多部份，了解他的成長，以致才可以找出問題，並與他同行。

4. 處理個案要點

綜觀以上，具體處理個案時，社工可以留心以下幾點：

4.1 分享過程可以由寬到窄，第一次可以讓青少年自由分享，之後可將之收窄為關於性的話題，最後才設定一個特別的性話題。過程中可以聆聽他們的想法，亦令他們能在一個開放和安全的空間裡討論。

4.2 在學校進行性教育要先建立關係和信任，通常學校願意在界線上下功夫，例如法例的界線，身體的界線，關係的界線等等。

4.3 在處理個案時，要知道有關性的部份，只是個案人物生命中一個小的部份，要了解他整個故事，可能到了最後，發現的問題不一定與性有關，不要過份放大事件中關於性的內容，應全人地處理個案。

4.4  處理個案的目標不一定要令個案人物即時有行為的改變，而是應透過討論分析，令他知道多一點後果，以及令孩子知道有人關心和看重他們所看重的，並且重視他們的想法。

4.5 要留意處境，成長和文化差異，一個人有很多角色，他或她的性別和性表達並非代表一切。例如當一個人是社工，這位社工有自己工作的方法和模式，他／她是男還是女，並不是很重要。因此，不宜把焦點單單放在性別或性表達上。

4.6 和青少年討論的切入點至少有以下六個：個人強項，與人相處的網絡，生活習慣，生涯規劃，愛和關心，學習成果。社工也可以自己建立一些切入點，這些切入點最後也可能與性有關。

5.  結語

社工可以運用KSA²的框架去處理性教育的問題。社工需要了解自己的強弱處及個性，並就自己的強弱處作出取捨，以及找尋適合自己工作的場地。知識比較多的可以教授多一些知識；技巧方面較強的可以多發展技巧部份，幫助年青人了解自己的價值觀及信念從何而來。重要的是與校方、家長及年青人建立信任的關係，社工才能幫助年青人。

《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列明：「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1] 生命權（the right to life）是人最基本的權利，無故剝奪他人生命是不人道的惡行，應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尊重生命是我們的普世價值，殺人是嚴重罪行，殘殺兒童甚或嬰孩更是天理不容的事，但社會對胎兒的生命權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擁護生命權（pro-life）一方強調保護胎兒生命，故要限制女性的墮胎權；擁護選擇權（pro-choice）一方強調女性應有權決定怎樣對待自己的身體，故支持女性的墮胎權。墮胎議題一直富爭議性，在美國它更可以左右總統選舉的選情。

2019年上半年美國有多個州份推出「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法案規定在可以偵測到胎兒心跳時，即普遍約在懷孕六週，就禁止進行墮胎手術。各州政府推出的「心跳法案」，鬆緊程度略有不同。密蘇里州州政府在5月通過法案，規定禁止懷孕八週以上的婦女墮胎，法案並沒有對因性侵或亂倫而懷孕的婦女予以豁免，[2] 不過該法遭聯邦法官頒令暫停執行。[3] 阿拉巴馬州的「心跳法案」更被指是最嚴厲，除非孕婦生命受威脅或胎兒有致命異常（出生時或在出生不久便會死亡）之外，不論懷孕多少週數，一律禁止婦女墮胎，強姦或亂倫導致的懷孕亦不例外。[4] 該法亦同樣面對法律訴訟挑戰。[5]

各個州份的議會討論及通過「心跳法案」時，社會亦有出現反對聲音。有荷里活女星發起性罷工（sex strike），表示女性在能合法控制自己身體前，不能冒險懷孕，揚言在取回身體自主權前拒絕性行為，[6] 亦有團體控訴州政府的「心跳法案」違反美國憲法，並在法院提出挑戰。[7]

要了解美國的墮胎爭議，必須回顧1973年一宗重要的案件：「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該案當事人化名珍妮．羅（Jane Roe），意外懷孕的她當時居住在德州，她想墮胎但當地法例規定，醫護人員只可以在拯救孕婦生命的前提下，進行墮胎手術。在律師協助下她挑戰德州法律，並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法院以7：2的比數通過裁決，裁定婦女與醫療人員的墮胎決議屬於聯邦憲法保障的隱私權範圍，因此州政府在一定的界線下，不得干擾或禁止婦女墮胎。[8] 判決令墮胎在美國多數的州份合法化。

不過，主張德州法例違憲的大法官哈利．布萊克蒙（Harry Blackmun）亦提出，各州政府有權保護婦女的健康與胎兒生命，故必須管制婦女的墮胎行為。他將婦女懷孕期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孕期（約一至12週）：因為胚胎尚小，沒有獨立存活的可能，墮胎的醫療風險偏低，婦女在醫生的意見下，可決定是否墮胎，政府不得干涉。[9]

第二孕期（約13至24週）：胚胎逐漸成形，墮胎的醫療風險提高，而由於胚胎仍無法獨立存活，因此州政府能以保護婦女健康為由，就墮胎的醫療程序作出一些限制。[10]

第三孕期（約24週後）：胎兒離開母體後已可以存活，州政府須採取措施保護胎兒的生命權，而婦女此時選擇墮胎亦要承受很高風險，州政府可限制及禁止墮胎。[11]

因此，孕婦在一至12周內享有完整的墮胎自主權，而各州政府需自行規定懷孕12週後「限制墮胎」的條件。

這歷史性的判決並未為墮胎的爭議劃上句號。擁護生命權人士認為生命始於受孕，認為判決容許墮胎是對胎兒生命的不尊重；擁護選擇權人士則認為判決打壓女性身體自主權。[12] 雙方繼續爭持州政府應如何規限合法墮胎，如對婦女進行合法墮胎的要求，及對墮胎診所的限制等。美國其後也出現多宗圍繞婦女墮胎自主權的案件。

「羅伊訴韋德案」40多年後推出的「心跳法案」，就是要求縮短上述案件所定的，婦女可完全決定是否墮胎的週數時間（由12週縮短至約六至八週）。而阿拉巴馬州不分懷孕期一律禁止墮胎的決定，更是違反了該案的判決。有意見認為保守派是希望藉阿拉巴馬州的墮胎禁令，讓有關案件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並在現時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的優勢下，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13]

回到香港的處境，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7A條列明，孕婦可在兩名註冊醫生同意的特定情況下，在指定醫院或診所終止懷孕。有關的特定情況概括來說是指懷孕24週以內的孕婦，假若繼續懷孕會對孕婦的性命產生危險，或對她的身體或精神產生損害的危險，比終止懷孕大，或嬰兒出生後，會出現嚴重身體或精神方面的弱能。假若孕婦年齡不足16歲，或是因亂倫、強姦等性罪行而懷孕，也可以合法地終止懷孕。不過，假如孕婦已懷孕24週以上，醫生只能在挽救孕婦生命的前提下為她終止懷孕。

我們可根據政府提供的一些數字，了解香港合法墮胎的情況。根據衞生署數字，2015年本港合法終止妊娠（即墮胎）的數字為9,890宗，[14] 而依照香港政府統計處提供該年活產嬰兒數目（即出生嬰兒數目），則為59,878名。[15] 如將兩個數字比較會得到一個參考數字，約每七個孕婦中，會有一個進行合法墮胎。

到底我們應該看重孕婦的自主權還是胎兒的生存權？怎樣的墮胎法例，才能作出最合適的平衡？這並不容易解答。胎兒的生存權利必須受到保護，因此過份寬鬆的墮胎限制，應遭到禁止。但同時現實亦需要顧及個別孕婦的處境，因此亦難以像阿拉巴馬州那樣，一刀切地禁止任何週數的墮胎手術。在考慮墮胎議題時，除了透過法律形式來執行，可否考慮設立一些措施幫助孕婦作出謹慎的決定？如在許可的情況下設立冷靜期，讓孕婦認真考慮是否終止懷孕，以及讓她們了解到墮胎不是她們的唯一選擇。政府亦可以加強對未婚媽媽的輔導和支援，幫助她們面對眼前的困境。如能針對孕婦的需要作出支援，這可能比以法例完全禁止墮胎來得更為有效。

當一個仍然在學的女孩和她的男朋友，突然發現女方懷孕，他們要承受的壓力有多大？精神科醫生湯瑪斯．赫姆斯（Thomas Holmes）和理查．拉赫（Richard Rahe）就曾訪問超過5,000個病人，看看他們在過去兩年有沒有遇上問卷中的43件人生事件，這些事件包含著「生命變化單位」（Life Change Units, LCU），並有不同的壓力重量（附表）。如果病人面對的LCU愈多，其累積的分數會愈高，壓力亦愈大。而承受的壓力過大，亦會令他們更易患病。[1]

1. 分數由11至150：這分數的人只有低至中等的機會在不久的將來患病
2. 分數介乎150至299：這分數的人有中等至高的機會在不久的將來患病
3. 分數介乎300至600：這分數的人有高或非常高的風險在不久的將來患病

本文嘗試運用LCU探討一下在學青少年面對未婚懷孕時，可能要承受的壓力。若女方未滿16歲，男方便要承受「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的檢控，或會面對監禁的刑責。部份青少年可能會覺得難以面對老師或同學們的目光，而選擇轉校，女方或因懷孕不適而需要留在家中休息，因而選擇停學。男女雙方均有可能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令他們透不過氣。此外，他們在許多層面上或會轉變，包括個人習慣、娛樂習慣、社交活動、睡眠習慣和飲食習慣等。

附表：生命變化單位及壓力重量指數

*有#的項目是筆者認為在學青少年面對未婚懷孕時，可能會面對的改變

筆者嘗試將在學青少年面對未婚懷孕時，可能會面對改變人生的事件的壓力重量加起來，男方涉及的項目可能包括第4、27、28、29、34、36、37、38等八項人生事件，分數達到208，女方涉及的項目可能包括第6、12、16、27、29、33、34、36、38、40等10項人生事件，分數達到269。結果顯示不論男女的分數都介乎150至299，這分數的人有中等至高的機會在不久的將來患病，這帶出一個重要的訊息：婚前性行為而引致未婚懷孕不但未能為雙方帶來幸福感，反而為彼此帶來巨大壓力。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擁有美滿幸福的人生，而擁有幸福人生的關鍵在於建立持久和具有深度的人際關係。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系教授羅伯．沃丁格（Robert Waldinger）負責了一項持續超過75年的研究，探索人類的「幸福感」的來源。[2] 研究結果顯示良好的人際關係使我們更愉快和更健康，這令我們得到幸福的感受。

不少青少年都渴望擁有親密關係，其實父母也可以鼓勵他們思考幸福的親密關係，當中包括：

1. 合宜的親密界線：父母可與子女分享如何面對性行為的引誘，教導他們堅定拒絕婚前性行為，令他們不用面對這行為帶來的後果。
2. 怎樣建立親密、穩定及持久的關係：父母可與子女分享當年與對方相遇、相知，然後決定託付終身的過程。穩定的關係是需要刻意經營的，並不只是講求一時開心和激情。父母可講述他們怎樣為配偶放下自己一些想法，彼此為著對方而作出讓步。
3. 怎樣與身邊的人建立深度的情感聯繫：父母可分享當年拍拖時怎樣分配時間，兼顧家人、朋友和學業。若兼顧不到，可以分享曾經錯過了甚麼。

我們都希望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有父母為我們遮風擋雨、與情人同甘共苦、和朋友分享生活點滴。親情、愛情和友情都需要我們好好培養和愛惜，為彼此的人生添上色彩。

PUA[1]，全稱Pick-up Artist，即搭訕藝術家，也叫泡學、把妹達人、戀愛大師。起源於上世紀70年代的西方社會，當時PUA主要透過幫助不擅社交的男性提升社交技巧來達到追求異性的目的。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自2008年起，PUA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但讓人擔憂的是，PUA在今天的中國已嚴重變質，許多立心不良的「大師」把PUA變成騙財騙色、玩弄情感，甚至鼓勵受害者自殺的惡性工具！為賺取高額的學費，這些「大師」正不遺餘力地將PUA課程推向社會。

PUA的手法

據筆者了解，在中國，PUA經過許多「大師」的深入鑽研、瘋狂實踐和不斷改良，已發展成一套結合了心理學和社會學、體系化、層層設套、操作性強的「技藝」。縱觀課程架構，其獵取異性的步驟大致如下：

1. 展示高尚生活：透過偽裝、攝影技巧、盜用的配圖等，把PUA包裝成有錢、高質人士，再將這些高尚生活照發佈在社交App（手機應用程式）上，達到吸引「獵物」的目的。

2. 選擇角色：PUA選擇的角色主要分三種——浪子、帝王與詩人，[2] 每種角色皆有鮮明的特質與人格魅力，都是針對不同女性心理而設的。

3. 物色與窺探「獵物」：除了用App交友、去一些地方物色女性外，PUA還有一套教人從微表情、肢體語言等方面快速摸清「獵物」底蘊的策略。

4. 引起好奇：在初次接觸中運用PUA的策略、話術（說話技巧），使女性對自己產生好奇繼而關注自己。

5. 誘入陷阱：透過打擊女性自信同時抬高自己、反撇（先給女性留下一個印象，然後在適當時候顛覆了這個印象）、[3] 先噓寒問暖，再冷淡疏離等技倆，誘使女性更多的關注、投入感情，繼而愛上PUA。

6. 掌控女性：當「獵物」上鉤後，PUA會不斷誘使她們投入更多情感與精力。之後，再將對方的一些小錯無限放大，指責她破壞了雙方感情。這時，女性會為了挽回感情會變得更加緊張、乞求饒恕。之後，再反覆地與她分手、復合，以達到讓她失去理智，觸發沉沒成本效應。[4]

7. 實施寵物豢養模式：當「獵物」已失去理智，無法離開時，再透過不斷的洗腦、性關係、言語暴力、情感操控，把女性變為奴隸，對她們進行瘋狂榨取。

8. 鼓勵自殺：當「獵物」被榨乾榨凈後，PUA還會誘導對方自殺，免除後患。

除了上述步驟外，PUA還有許多「約會技倆」，如：快速獲得女性的信任、「不經意」觸碰對方身體，以窺探對方反應與底線、迅速拉近彼此身體距離、快速發生性關係等。

PUA的影響

在眾多已曝光的個案中，許多受害者皆出現嚴重抑鬱、情感創傷，有的在數年裡不能工作，不停哭泣，無法再相信愛情，有的被惡意傳染愛滋病，還有不少走上自殺之路。除了女性，PUA也使男性痛苦不堪。一位化名林晨的PUA男曾透過媒體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他原本是一名貧困大學生，因為內心極度自卑及曾被心儀的女同學拒絕，使他潛心鑽研PUA，並按照其策略「狩獵」。出乎他意外的是，「獵物」的反應居然如PUA的教程一樣，一步步陷入圈套，甚至最後企圖自殺。就在女孩企圖自殺的一刻，林晨的良知出手阻止了。但自此，林晨也陷入良知與慾望爭鬥的兩難之中——到底繼續做一個埋沒良知、不斷滿足慾望的惡魔？還是做回一個極度自卑、連半個女孩也追不到的男孩？在男女比例失衡、整個社會向錢看、大量基層男士無妻可娶的時代背景下，林晨的個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PUA在中國的發展

PUA近年在中國發展迅速，這有賴龐大的單身市場，令PUA培訓機構成行成市。浪跡教育、壞男孩可謂國內具代表性的公司。除了在網上大談把妹技術外，有些經營者的言行舉止也叫人側目。就如浪跡教育的創辦人王環宇就曾在網上大放厥詞，說自己曾騙過600多名女性，而自己創辦公司就是要瘋狂地實戰。他還鼓勵員工在上下班時跟女生睡，並鼓勵他們將「戰績」互相分享。

PUA在港的發展

據筆者了解，PUA在香港可謂暫時未成氣候。除了一些PUA小眾的地下組織和個別PUA培訓機構外，暫未見有媒體對本地PUA作大幅報道。

PUA的手法可謂窮凶極惡、喪盡天良。它可以將女性徹底摧殘後，送上不歸之路，也可以使男性變成泯滅良知、害人害己的惡魔。時移世易，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香港在科技、文化等領域亦愈來愈受大陸的影響。支付寶如是，抖音亦如是，而不良PUA之風會否吹襲香港？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我們警惕、關注！

參考資料：

1.     〈PUA（搭訕藝術家）〉。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PUA/5999185。

2.     〈渣男撩妹三大必殺技，你中了哪一條？〉。知乎。2018年7月12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39566320。

3.     〈反撇〉。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D%E6%92%87。

4.     〈甚麼是反撇呢？泡妞技巧中的核武器！〉。浪跡情感。2017年6月19日。網站： https://www.puamap.com/zixun/lilun/11770.html。

5.     宏桑。〈騙炮鑑別手冊-PUA套路解析〉。知乎。2018年7月11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39514264。

6.     眼界。〈中國第一騙炮渣男PUA王環宇的自我介紹，他自稱已經誘騙玩弄了六百多位女性〉。YouTube。2017年12月2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3YrlGKzn8。

7.     Carlos China。〈PUA騙愛套路，小夥斗膽分享如何禍害女孩子〉。YouTube。2018年12月7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ritzDy6sxI。

8.     〈揭秘 PUA 8大套路〉。每日頭條。2018年3月26日。網站：https://kknews.cc/zh-hk/news/qn3434o.html。

9.     〈沉沒成本效應〉。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9%E6%B2%A1%E6%88%90%E6%9C%AC%E6%95%88%E5%BA%94。

10.   余婉蘭。〈【PUA】秘密兄弟會邪惡戀愛觀：講求攻略　團隊「覓食」〉。《香港01》。2017年5月2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9F%A5%E6%80%A7%E5%A5%B3%E7%94%9F/93732/pua-%E7%A7%98%E5%AF%86%E5%85%84%E5%BC%9F%E6%9C%83%E9%82%AA%E6%83%A1%E6%88%80%E6%84%9B%E8%A7%80-%E8%AC%9B%E6%B1%82%E6%94%BB%E7%95%A5-%E5%9C%98%E9%9A%8A-%E8%A6%93%E9%A3%9F。

11.   〈香港把妹達人〉。PUAHK。網站：http://www.puahk.org/。

12. 煙波人長安。〈小心，不要被「中國式PUA」給騙了〉。每日頭條。2018年2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psychology/oxnkgmm.html。

情人節到，想出pool者[1] 苦（既渴望戀愛，又苦於單身），但有些已出pool者更苦！（有些遇到渣男／女，掉入無邊的苦海。有的面臨離婚，度日如年。還有的做了未婚媽媽，男友卻另覓新歡，未來？恐怕只有@......@！）。

現在要拍拖、結婚真的很不易！無論是香港的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男女地位失衡[2]，還是離婚率高企（根據《香港統計月刊》，2016年的離婚個案，大約是1991年的近3倍）、房價貴（有報道指，近年本港樓宇呎價已達大學畢業生月薪的七成！）、情色陷阱等等……現在要拍拖、結婚真的很不易！

那麼，作為單身者應該如何面對？想出pool者又可以做甚麼？相信這是單身者乃至整個社會都會關注的問題。在此，筆者想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相關問題。筆者曾經過了很長的單身日子，明白孤單的滋味，也參加過單身交友派對、上網結識異性、戀愛過亦嘗過切膚之痛的分手。現有穩定的婚姻關係和一個快樂的女兒。筆者亦策劃過線下交友活動／課程、給單身者提供婚戀輔導等。見過許多身邊的「案例」：有因拒絕面對自己個性問題，在10多年前就單身，現在仍然單身的；有經過情感傷痛，然後努力自我成長，現在享有美滿婚姻的；也有因不去經營情感、處理衝突而導致離婚收場的……。結合眾個案及自身的經驗，筆者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如下：

1. 「成功者」的要素：

由於曾任職於一個網上婚戀交友平台。無論是主持線下會員聚會，帶領戶外拓展活動，還是在婚戀課程裡做單身學員的班主任，筆者與同事常能「近距離」地看到會員們最真實的一面。我們看到了不同的情況：為何某位女會員如廁後，原本乾淨的廁板及地面總會尿跡處處？為何某位男會員總在婚戀講座上提出「九唔搭八」的問題，又或發表讓大家啼笑皆非的想法。還有，連自己的生活、工作都無法自理的「啃老族」經常抱怨為何總找不到女友。還有，經常戴著溫柔、滿面笑容之面具來參加活動的愁苦女，還有極度自我中心的某人，還有，還有……於是，我常聽到同事的感慨：怪不得誰人和誰人，還有誰人整天都找不到對象啦！他們找不到都是有原因的！當然，除了這些「特別」的會員外，我們的確也能在那些成功找到伴侶者身上看到他們的：真摯、責任感、努力成長、為他人著想、勤勉、自信、謙遜受教等等的要素。是的，「成功者」的要素在於我們是否具備成熟的品格——由內而外散發出的種種馨香。因為，真正的愛情是長期而深入的關係，任何的造作、心計、與面具，在「日久見人心」的相處中，終必無所遁形。

2. 成為更好的自己：

結了婚才發現，自己還有那麼多缺點：缺乏時間觀念、小氣、講多過做、自以為是、自我中心……有人說：婚姻就是一面彼此的照妖鏡。自己以前看不到的盲點在零距離的關係中表露無遺。當這些難以承受、又醜又惡的「我」與「對方」被暴露出來時，我們會如何看待？是接納自己與對方、承認不足、努力成長？還是拒絕承認自己有問題、逼對方改變來遷就自己、甚至另覓「新歡」？我們今天的選擇將會帶來明天的結果。一個不努力讀書的學生不會因不停地換「更好的學校」而使成績變好，同樣，一個不稱職的伴侶若不努力突破自己，結果亦然。有一個比喻講得很好：愛情就像一個空盒子，婚戀中的雙方總期待能在盒子裡找到：愛、幸福、溫暖……但，如果雙方不主動將：愛、關懷、付出、犧牲……放入盒子，又何來幸福與美滿？是的，先要努力讓自己成為「優質」的伴侶。這樣，到時機成熟時，當另一個「優質」的伴侶出現時，就是締結良緣的好日子了！此乃上上之策，因為「甚麼樣的人就會吸引甚麼樣的人」。「優質」者自然會欣賞同樣的人，反之亦然。所以，要想成功出pool，與其忙於向外尋找，不如先讓自己成為「優質」對象。

3. 寧缺毋濫的單身者：

在這個艱難的時代裡，筆者身邊有一些聰明的單身者，更確切地，應稱他們為：「寧缺毋濫 + 積極預備自己的單身者」。他們的做法讓筆者十分佩服。他們對愛情的態度既嚮往又明智，他們選擇寧缺毋濫，是因為他們深諳婚戀關係對自己未來的一生何等重要。寧缺毋濫的做法，就像一位聰明人不會輕易將自己的全部身家託付給一些不太了解的投資顧問一樣。尋找終身伴侶肯定需要經過認真的相處，並對彼此有深入的了解。但眼前還沒有「目標」出現怎麼辦？他們選擇做開心的單身者——有許多好友、豐富而健康的愛好與活動、致力於自己的理想、服務社會等等。這樣做法好處多：既能把時間用在有意義、開心的事上，又能充實自己，有一個廣泛、積極正向的社交圈子。當中還有值得信賴、可以傾訴的同路人。作為成熟、積極快樂的他們，又常能參與志同道合的活動。在此，筆者想問：他們日後在社交圈中遇到「優質」對象的幾率是多少？難道不比那些：急於脫單、誤打誤撞的人高嗎？是的，因為：機會總是為那些做好準備的人預備的。

篇幅有限，以上是筆者作為「過來人」的見解。筆者不期待每位單身讀者對上述觀點100%贊同或照單全收。但當中若有一些經驗或點子可供大家借鑑，如有助於大家建立良緣的話，就十分好了！

註解：

1. 出pool是潮語，是大學範圍內用得尤其廣泛，意思係開始有拖拍，中國大陸稱之為「脫光」，即係脫離光棍狀態。
2. 男女地位失衡：源自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如「ABCD擇偶理論」之說。其意思是指：根據男女的教育水平、收入、社會地位等元素，將人分為A，B，C，D等級，而女性通常會選擇比自己更優秀的男性結婚，就產生了B女配A男、C女配B男……。於是社會上則出現了A女無男可嫁，C、D男無妻可娶的現象。

參考資料：

勞敏儀。〈本港離婚數字持續上升 香港女嫁内地男25年增逾4倍〉。《香港01》。2018年1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49891/本港離婚數字持續上升-香港女嫁内地男25年增逾4倍。

〈大學生上車難 呎價佔月薪7成〉。《香港仔》。2019年1月31日，網址：http://www.lionrockdaily.com/2019/01/31/10.pdf。

近年，香港社會對「性」可謂愈來愈開放。為何這樣說？除了一些有關性觀念的調查可以佐證外，[1] 看看地鐵站內有關避孕產品的廣告就會知道。相比10年前較為保守的風氣，今天與性相關的廣告（如避孕套、避孕藥或時鐘酒店等）隨處可見。而近來，筆者無意間在地鐵裡看到一則避孕藥廣告，以一句「My Life My Control」（自己人生，自己話事）作為廣告標語，彷彿都在鼓勵人們去放任、追求性快感。或許這也反映了產品的營銷理念：緊貼時下人的潮流——更隨性、任意、不受束縛去追求性快感的潮流。

「My Life My Control」這句廣告語讓筆者想起去年11月某日，適逢同性戀大遊行（上圖），筆者在街上遇到遊行隊伍中的某團體，其中的遊行人士衣著暴露（有的女生袒胸露背，當中有一位男士只穿了一條黃色的內褲），一邊行一邊高喊：「我的身體我作主，我賣淫關你甚麼事！」（這句話本來夾雜了粗口，故不在此引述。）

在現今的文明社會，自由是每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也是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但在個人自由應該被充分尊重的同時，是否就意味我們可以有自由做任何事？一個人若無視後果與自身的責任而任意妄為，會帶來甚麼結果？同樣一句「我的身體我作主，我______關你甚麼事！」如果我們玩填充遊戲，在空位填上：暴飲暴食、吸毒、賭錢、自殘、自殺等行為，又會釀成怎樣的結果？

作為一個成年人，除了享有個人的自由外，在凡事上我們是否還需考慮自身的責任與他人的福祉？就如：作為人夫，我知道妻子需要我的關愛與忠誠，所以我會學習用心愛她而不會去搞婚外情；作為人父，我知道孩子需要一個愛媽媽、又關愛孩子、能成為好榜樣的父親，所以，我願意犧牲自己個人的時間來陪伴孩子經歷生活的點點滴滴。除了家人，對工作、友人、社會……我都會盡上自己的責任。這樣做，不是為了彰顯自己多了不起，而是我深知——要想獲得美好的結果，必須要懂得在自由與責任之間取得平衡。這或許也是一個成年人與一個任性小孩的分別。因為後者往往只會顧及自己眼前的慾望與享樂，而忘了自身的行為，會對身邊的人帶來的影響。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講過：「在人生的頭25年，我渴望自由；在接下來的25年，我渴望秩序；在再接下來的25年，我意識到：秩序就是自由！」到底甚麼是真正的自由？放縱情慾、性濫交是否能使人獲得真正的自由、滿足與幸福？如果是的話，為何又會有人經過多年縱情之後仍會發出「愈做愈失落」的感慨？[2] 假如有一天我們的科技能夠完全解決意外懷孕、性病等問題，我們是否就可以隨便濫交？若接受自己濫交，是否同時能接受配偶濫交？這樣的話，我們又和猩猩有甚麼分別呢？

教會處理男女感情問題時，除了關心二人的狀況（如雙方皆未婚），更關注的往往是他們的性生活，特別是當中有沒有涉及婚前性行為（這個令人擔憂的課題）。JesusOnline、明光社和觸動輔導中心合辦「教會有個食女團」，就教會內的男女關係，特別是不良的性關係，與出席的約60名教牧和青少年導師一起討論，加深相互了解，一同尋索出路。

研討會分三部份，當中觸及各式各樣「食女或食仔」情況。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分享到，教會在社會中被認定為「女多男少」，不少中年女性，即使是職業女性，在職場是成功人士，回到教會和團契，就突然變得單純。她說遇過不少的女受害人，都在教會中受到男性傷害。她形容這類男子往往初時都非常屬靈，又滿口聖經知識，為女子所折服，但拍拖之後卻對女朋友諸多要求，當中更涉及性愛。男子「玩夠」之後又在相同教會繼續找新對象，並做出相同的事，情況令人擔憂。

明光社的歐陽家和（即本人）則分享到，在這個議題中呈現的另一個景象：不少青年弟兄今時今日難以在陰柔為主的教會，展示其陽剛氣息，他們隨之將自己弱化，成為被照顧者的角色，不少姊妹反而因此投懷送抱，有的男孩則會「欲拒還迎」，最後往往令整個團契的氣氛變得混亂。而當牧者將事件一一抽出來向那男孩子「算賬」時，他還要一張賴皮臉，說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

在討論的過程中，不同的教牧亦分享在處理各種各樣的個案時所遇過的困難，以及在教導和牧養中，他們該如何處理的矛盾，他們究竟要努力幫助當事人改過？還是執行教會紀律？當中涉及的人和事又該如何處理等等？程翠雲強調，在處理事件前教牧要知道自己的限制，以及整件事可處理的界線和底線，在過程中必須以教導、輔導、牧養和祈禱並重。事情過後仍然要繼續跟進，特別是事件對群體的影響，得小心處理。

若要在街上隨便找100個人，會有多少15-24歲的青年人？

政府統計本港約有700萬人，其中78萬人是15-24歲的青年。簡單推算，隨便找大概會有11人是青年吧？不，實際要視乎你站在哪條街。

站在大學街，找到75個青年並不令人驚訝。地點構成偏差，時段也會。灣仔區這個年齡層的青年人口比例不足9%，可若星期一早上八時在灣仔稅務大樓外隨便找100個人，很大可能找不到9位青年。

統計學家往往比駱駝更適合在沙漠生存，因為統計學家「水份高」。

要精明地讀調查，先看抽樣過程是竅門。即使不懂統計學的普通人只要稍加思索，亦能大體掌握調查的可信性。偏頗的抽樣造成瞎子摸象的局面，令結果以偏概全。

每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在上周舉行。列隊有中不少中學同學興致勃勃地拿著專題研習的街頭問卷，訪問參加者是否支持同性婚姻。在支同的政治隊伍裡得出絕大部份人支持同婚的結論，恐怕不需做問卷證明，同學在匯報結果時相信會難以解釋數據，除非他們隱瞞了抽樣的地點和時空。

質素高的抽樣通常很昂貴，但有種成本非常便宜的抽樣方法叫做「滾雪球」。即傳給自己認識的朋友，再邀請朋友的朋友填。這種抽樣並說不上好或壞，只是問卷數目縱使愈滾愈多，但調查結果反映出來的仍是同一類人的意見，出現「同溫層效應」的可能性相當高。解釋和引用結果時，只能強調結果反映這些填問卷者的狀況，不能反映港人普遍現象。

上月有報道以「四成大學生曾在校園有性行為」作標題，報道關懷愛滋的「滾雪球」式調查，他們抽問了122名大學生。四成到底是多是少？香港的本科生以及其他學位的大專生超過15萬。全港院校宿位不足4萬個，但卻有超過7萬學生在校園內發生性行為。假設絕大部份學生不會在教室或其他校園的公眾地方發生性行為，結論是幾乎每個宿位的學生均會在宿舍內發生性行為，而沒宿舍的學生也有3萬人會在宿舍發生性行為。

組織基於上述結果推動政策倡議，呼籲大學要在院舍置放安全套自動販賣機，筆者在此先不討論調查結果與倡議內容有何關係。在同一個月內，該組織再發表另一個用相類似方式抽樣的調查結果，提到許多青年性行為不使用安全套，女性尤甚。然而，若不考慮抽樣數字過少，以及「雪球」的組成是該組織主要服務的性活躍對象等影響因素，筆者認為上述倡議未免太保守。要是調查真的反映現實，建議在許多青年不使用安全套，而又集中會發生性行為的地帶──大學院舍——常設免費安全套、在校園公眾地方多設性傳染病的快速測試櫃台，甚至提供定期驗身優惠等建議，都不為過。因為倡議必須對應問題。

普通人只要稍為考慮一下抽樣過程，就會明白為何調查發布者或報道者均不能把結果化約為香港青年的普遍情況。筆者認為這兩項結果，實際反映了該組織主要服務對象的情況。關懷愛滋最常接觸性活躍的青少年，關注他們的性健康及性命安危，研究結果實際上有助於決定組織服務的定位；但要上升到全港政策的層次，則是調查和倡議不對稱。

舉例說，由於組織提供檢驗性病服務，有意主動接觸組織的女性，他們或多或少認為自己比一般人更高機會染病，最後得出服務使用者染病統計數字較衛生處數字為高，是可預期的結論。結果或可說是使用關懷愛滋服務的女士安全意識不足，卻不能推論出香港青年整體性教育不足（縱然筆者同意香港性教育不足夠，但不能從這調查得出如此結論）。至於終究組織應建議女性使用安全套的意識，還是為女性拒絕不安全性行為而充權，還是要許多諱疾忌醫、拒絕接觸組織的男性尋求幫助，還是其他方面的工作？則與這項題目無直接關係了。但總不能因為「沒有研究，就沒有話語權」，然後公布一個不能用作推算整體實況的調查研究，用以推動改變整個制度的倡導。

在此不能不順帶一提，一筆過撥款措施造成整個社福界和社會的不幸。它不單削弱了社福界的人手，也削弱了社福研究的資源。良好的調查能幫助所有人疏理現況，以實證為本的政策倡導對社會前瞻發展而言相當重要，但卻往往因資源不足而要減少抽樣、自限方式，片面結果使對症下藥更為困難。把社會調查研究讀得其是、用得其所，對社會來說具有莫大裨益。

早前網上流傳有關出租女友的帖子，一時間牽起熱話，有人認為「明買明賣」亦無不可，更有自稱是出租女友的網友寫了一篇文章，捍衛自己做出租女友的「權利」。

那位女孩明言自己做出租女友是為了錢，原因是十來歲年輕人大多只能在快餐店、便利店兼職以賺取微薄收入，難以應付巨額的消費開支。不得否認的是，現今社會的價值觀以金錢掛帥，收入多少、能否買樓等等因素成為衡量個人的一項重要指標，加上消費主義的不斷滲透，令從小已受薰陶的年輕人難以反抗。對於要迎合消費主義，要符合社會所鼓吹「美」的標準，購物裝扮成為不二法門，年紀小小若不是父母給予零用錢，又何來金錢？或許對很多女孩來說，時薪40元的工作，辛勤一整天才可能買得下一枝口紅，太不合經濟效益。

當社會的意識令人誤以為為了錢可以出賣一切，那麼一切都會變成可以買賣的物品，包括了最寶貴的身體和感情。出租女友並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鮮事，早在數年前已有機構進行探討，亦有不少報道。說穿了，所謂的出租女友其實就是賣淫的美名，數十年前有魚蛋妹、伴唱、陪酒……後來有援交少女，只是這些名稱都被拆穿了，唯有再度美名成出租女友，今天更把這種行為稱為「助養」。名字愈模糊，愈令人刻意對行為的本質裝傻，更刻意把行為扭曲為互相慰藉，各取所需的「合理工作」，令一眾想搵快錢的年輕人心安理得地擁抱它。

然而不少過來人接受報章訪問時都明言，過去的經歷讓他們出現情緒的問題、令他們無法再信任他人、無法信任愛情。人與人之間的愛情本來就是很親密的一種關係，是一種無法言喻的情感狀態，是屬於兩人之間的情感契合與交流，是每個人都渴求的關係。當愛情演變成可以買賣的物品，得到的只會是一場既空洞又虛假的戲碼。

老實說，大家都知道有些東西若被買賣會引來極大的爭議，就如尊嚴、貧窮之地的人賣血賣器官賣子宮甚至賣子女、愛情、性等等，因為這些東西從來都不能以金錢衡量其價值，只是當社會不斷有人刻意推動這些被扭曲的價值觀，合理化它，不難想像年輕的一代只會更盲目地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背離真善美的價值。

父母總希望孩子能健康快樂地成長。現代醫學能提供一系列的服務，檢查胎兒的成長是否正常健康。可是，當檢查過程中發現孩子出現問題，或在醫學上已被判斷難以繼續生存，甚至繼續懷孕會影響母子平安時，留或墮胎，成為一個無可避免，卻又必要面對的殘酷抉擇。倫理往往不只是簡單的是非題，而是有血有淚的生命抉擇，為此我們走訪了幾對經歷過掙扎的父母，嘗試了解他們的心路歷程。

幾經掙扎　繼續懷孕

Maisy四年半前生第一胎，約21週照結構前突然穿羊水、見紅，於是入院，當時醫生認為很危險，因為有機會細菌感染令子宮發炎，若嚴重會細菌入血，令生命有危險。

她說：「當時非常掙扎，亦不知怎樣做，最初一個禮拜都只是見步行步，我們求上帝令BB出來，毋須讓我做這個決定（流產）。」不過事情並沒有如願發生，過了三週，胎兒仍然生存，醫生不斷叫他們進行流產手術，但他們很掙扎。「當時上帝為我們安排了一位天使，一名做婦產科醫生的姊妹來關心我們。她指從醫學角度來說，情況是很嚴重，但從信仰角度來說，就是在叩問我們的信心。」

Maisy形容，當時她每天在病床打針，看著不同的媽媽因為不同的原因決定流產，覺得自己不能這樣：「我見過有一個媽媽，因為檢查時發現胎兒是兔唇，所以要流產，又有媽媽因為自己是妊娠糖尿，怕生下糖尿孩子而決定流產，我不想這樣。」

Maisy幾經掙扎，最後決定不接受醫生的流產手術建議，堅決要將孩子留下，於是整個懷孕期間就不斷閱讀相關書籍，向父母、朋友分享情況，並在第34週剖腹生產。她說：「這是平衡各種風險後最安全的做法。」之後孩子也需經常進出醫院，甚至要做手術，處理身體各種問題；唯感恩的是，孩子今天已經四歲半，智能正常，身體機能大致正常，與其他小朋友一樣，正在讀幼稚園。

Maisy說：「我想BB出來，讓人知道他有人愛錫，在禱告中覺得既然他沒有自然流產，又沒有發炎，那我們便憑著信心（繼續懷孕）。哪怕最後他是一個有殘障的小朋友。」

生了第一胎，Maisy翌年又懷第二胎，問她當時有沒有擔心，她坦言一定有：「一做檢查就想BB會否又有事呢？」豈料在檢查時真的發現疑似唐氏綜合症，於是Maisy決定為孩子做DNA測試，知道沒有風險後，Maisy放下心頭大石，但同時另一方面，亦感受到自己對醫學檢查有保留。

她說：「做檢查最好的地方是我可以預先知道孩子的情況，有幾個月去做準備，這是正面看待這類型檢查，但如果用來選擇孩子，將可能有問題的孩子放棄，那樣我會覺得孩子好可憐。」不過，她笑言，有準備，就少了驚喜：「生長女的時候，其實不知道是兒子還是女兒，到懷幼女時，因為做了DNA測試，很早就知道是男還是女，反而少了驚喜，可以說好壞參半。」

無奈終結生命 再上路

展鵬和太太同樣在照結構時發現胎兒出現問題，患有先天性橫膈膜疝氣，胃部因橫膈膜出現小洞而上移，影響心、肺發展，威脅胎兒生命。醫生同樣也建議他們做流產手術，因為即使生下來，嬰兒存活率可能只有五成。展鵬憶述說，當時與未信主的太太，很快就決定留下孩子。

從事言語治療的展鵬說：「我的工作本來就是幫助弱勢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即使有問題亦應該努力去協助他成長。」不過，他坦言做了這個決定後，卻不敢和周遭的人分享。他說：「其實當時我們知道後，好像有社交障礙一樣，傾向不想告知他人，在教會都只告訴了牧者，聽聽他的意見，問問他會否為孩子祝福。」

展鵬後來在部落格分享事件，感動了不少人，認為他們為孩子付出很多，得到很多報道，豈料事情發展至後面卻峰迴路轉。展鵬說：「到七個半月進行產前檢查時，發現胎兒出現肺積水及心臟衰竭的情況，須剖腹產子，之後孩子更要做手術，但終告失敗……最後醫生建議為嬰兒拔喉，減低她的痛苦。」

於是，剛生下來不久，隨即又要思考是否為孩子拔喉。這件事在2006年發生，今天回想，展鵬仍然有遺憾，感到兩難。他說：「當時決定不流產，是希望有奇蹟，方向是正面的；但第二個決定，其實變相主動了結她的生命，無法回頭。」

誠然，面對這個非常困難的決定，展鵬特別將家人、牧者都請來，要請他們都見孩子最後一面，也讓大家有心理準備，才讓醫生拔喉。他承認這個壓力很大：「當時有人說我是殺人兇手，但自問已經用盡方法爭取，而客觀事實既然不容許，我唯有做這個決定。」到今天，展鵬已經有兩個孩子，分別八歲和三歲，他坦言太太在懷孕期每次做產檢也擔心：「醫生都會特別講解胎兒的心肺功能等，讓我們安心。」到今天，他也會與兩位孩子分享他們還有一位姐姐，只是已經離開他們，至於孩子是否明白，他說：「我猜他們或許明白。」

安心終結胎兒生命

阿詩於2009年懷第一胎，照結構時護士發現不少問題，脊柱裂，後腦又未能「埋口」，醫生、顧問醫生一個個來到，之後又請家人來，阿詩憶述說：「醫生話BB有心跳，成長緊，但不建議繼續懷孕，因為會對胎兒和媽媽都構成危險。醫生決絕地說可以生出來，但卻說嬰兒無法生存；如果要流產，就要及早決定。」

阿詩憶稱做決定時十分理智。她說：「我知道24週就不能進行流產，知道（胎兒有問題）時已20週，所以過了兩天就做決定。那兩天挺著大肚子周圍去，去以前我和丈夫約會的地方，然後就簽紙做手術。」那天在手術枱上，痛了十多小時。「身邊另一位太太做相同的手術，她一邊做一邊叫（胎兒）不要出來，很不捨得；但當時我不勝其苦，心想（胎兒）最好快點出來。」及後護士問她要不要看一眼，她說：「原本以為丈夫會入來看，但因為產房有另一個人，所以他沒有來。反正都（胎兒）都見不到爸爸，那就不要見了。」

當時，阿詩為胎兒留下腳印，之後就開始坐月。她沒想過，原來坐月很辛苦。她說：「當時有人來探我，有情緒會喊，例如想到他人坐月有BB，我沒有，然後喊著喊著日子就過了。」

雖然最後經歷失去，但其實她很感恩，因為上帝「讓我有得選擇」。她說：「因為醫生明言腦的組織已經走出來，我一開始就知道他無法生存，所以我很快就可以決定。反而我最難接受可能是智障，這樣他（成長）的路會好辛苦，亦更殘忍。我亦曾向牧師詢問，知道這不是謀殺生命，因為他根本無法生存。」阿詩稱當時輔導員坦言最擔心媽媽做流產手術後，會控訴自己，但阿詩坦然沒有這種想法，因為她一早就看到孩子生命的終局。

接受上帝所給予的一切

已育一名孩子的阿簡，幾年前意外懷孕，由於當時已是高齡產婦，若透過產前檢查，可了解孩子患唐氏綜合症的機率有多高。面對這種醫療科技，她斷然選擇拒絕。

她說因為是高齡（產婦），所以有免費檢查，而那次產檢花了很長時間：「我跟醫生講可以檢查，我見過他，say了hi就可以，但可否不把結果告訴我。因為即使有機會出現不同疾病，我都不會再做進一步的檢查。我已決定了（懷這個胎兒），所以你不用講。」醫生最後只說BB好像比一般十六週的孩子大一點，其他就沒有再提。

及後也有進行不同的產前檢查，但就沒有人再提孩子是否有問題。她最終在孩子出生後才得知孩子患了甚麼病。她形容這個處理方法「好聰明」，因為她曾見過有人決定保留患有唐氏的胎兒，到出世後被家人嫌棄，有很多負面的反應。她說：「大家會覺得你明知（嬰兒有問題）都生下來，這結果由自己一手造成，於是會失去同理心；同時會發現，原來身邊的人會這樣思考。這個決定（的影響）實在太大，而要承擔後果的卻是兩夫婦。」

孩子出生後發現他有吸啜問題，腳趾有問題，檢查後證實患上唐氏綜合症，當時護士又無心傷害地問：「妳沒有照嗎？」當時她哭了一場。不過她很快便重拾心情：「當時我們知道要自己先接受，因為我們如何表達，會影響周遭的人如何接收這件事，所以我們要快點處理，之後告訴家人，特別是大兒子。」

現在回想，阿簡覺得上帝在跟她開玩笑。她說：「這個玩笑，帶少少嬉笑式，我覺得上帝給予這個嬰兒，很適合我們一家，用他來幫助我們成長。現在回頭一想，其實我最不想他的時候，是還未知道他有沒有病的時候，因為我本來就不喜歡BB的，但當我看到他，我又很能投入。」

「如果生命由上帝給予，上帝會取回。生命雖然辛苦，但只要孩子還在，我們就繼續辛苦。如果這是（選擇）苦難，無論選擇留下BB，或者墮胎，其實同樣都是苦難，所以最終是看你怎樣面對。」阿簡說。

無論選擇如何，相信他們都是為了孩子的好處而選擇。過程中有傷痛有眼淚，但盼望其實都會是祝福。

本年5月網上流傳一位女學生與補習社老師發生性行為後被拋棄的消息，該位老師起初一直否認，及後女學生公佈更多確實的證據，老師才主動辭職，事件告一段落。

這個案件其實是一項桃色糾紛，並不涉及刑事責任，因為該女生已滿十六歲，教育局亦沒有明文禁止師生戀行為。但是社會普遍對師生戀有保留，對師生之間的性關係更難以接受。老師與學生從來不是處於對等的位置，當中存在著權力及利益關係，要在師生和戀人關係中保持平衡是困難的，亦難免對其他同學造成不公平，同時亦違反家長對老師的信任。況且，老師的職責不止是傳遞知識，更重要是建立學生的品德，言教身教同樣重要，因此我們對老師的品格有一定的期望。

老師擁有比學生豐富的知識及人生閱歷，容易成為情竇初開學生仰慕的對象。可惜有些老師會不懷好意地利用老師的權威去接近學生、逼學生就範，甚至以性關係換取利益；雖然感情是雙方的，亦師亦友也是良好的師生關係，但師生之間的界線仍須謹慎持守，以免師生關係變質，對雙方做成傷害。

愛滋病自1981年被發現以來，已蔓延至全世界。截至2014年，全球愛滋病的總感染人數為3,690萬人，造成120萬人死亡及引致1,330萬兒童成為孤兒。防範愛滋病毒傳播是各國衛生部門的首要職責。

愛滋病病毒存在於感染者的血液、精液或陰道分泌物上，因此它的傳播途徑主要為性行為、血液接觸及母嬰傳播，其中以性行為感染愛滋病毒的情形最為常見。而在不同的性行為中，又以肛交的風險為最高。

肛門有異於陰道，缺乏分泌物作為天然的潤滑劑，肛門內壁的組織亦比陰道薄弱。這生理結構的不同讓肛門內壁組織在進行肛交時容易出現破損，讓病毒進入血液，增加感染性病的機會。另一方面，肛門內滿佈細菌，因此肛交亦有機會促使細菌感染，插入者可引致尿道炎，接受者亦會引致直腸炎的發生。

為防止愛滋病毒的傳播，我們要加倍注意不安全性行為的危險。不安全性行為是指任何會令黏膜接觸到血液、精液、射精前的分泌或陰道分泌物的性行為。正確及持續使用安全套能有效地防止雙方進行性行為時體液上的接觸，及防止愛滋病毒的傳播。在這方面，安全套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在衡量安全套的成效時，需要一併考慮未能達到預期後果的嚴重性。雖然現時醫學已能大大推遲愛滋病病發的時間，但感染愛滋病病毒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因此，我們對安全套有嚴格的要求，甚至要求絕對的安全度也絕不為過。但世界上並不存在絕對安全的安全套，正確及持續使用安全套並未能完全排除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機會，所以只是一個較安全的性行為。負責公眾教育的機構有責任提醒市民不安全性行為的風險，同時亦需提醒市民安全套的限制，而不應令人誤以為只要使用了安全套便一定安全。

單一忠誠的性關係是最有效預防愛滋病病毒及其他性病的傳播。在現今開放的社會風氣下，很多人未能保持彼此忠誠單一的性關係，但不代表我們就要放棄這個對自己及伴侶都是最好的方法，反而更要擇善固執地向公眾提倡這個對個人健康及家庭關係都能產生正面影響的行為。

而在防範愛滋病病毒的傳播上，提倡彼此忠誠的單一性關係及提倡使用安全套並不是非此即彼，兩個只能選一個的方法，兩者不一定存在著衝突的。能保持彼此忠誠單一性伴侶固然是最理想，如若不能，那就要切記使用安全套預防愛滋病病毒的感染。而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減少愛滋病病毒的傳播。

（諮詢：吳庶忠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客座教授  ）

發展中國家為控制人口數量及規劃社會發展，很多時以計劃生育作對策。事實上過度計劃生育，為世界各地帶來人口比例失衡等問題。世界各國面對人口計劃的問題，該如何取得平衡？

人為因素 引致糧食危機

不少學者曾指出人口增長率遠於糧食增長率，甚至有人主張政府作出人口增長的限制以減少人口，避免因糧食缺乏而出現嚴重饑荒問題。

然而，美國經濟及政治分析家Steven Moore(1999)卻指食物供應並非不足以滿足世界人口， 而是世界資源分配不均。世界仍然出現糧食短缺的問題，因為環境污染令氣候出現變化、過度放牧、城市發展、糧食價格上調等人為因素，加上資源分配、戰爭所帶來的問題，令饑荒更加只出現於土地貧瘠、低技術及經濟貧窮的國家。

要積極解決饑荒問題，需要從不同層面入手，而非只以計劃生育作手段。有效的資源分配既可減少浪費食物的情況，更可協助不同國家處理不同的問題。

強制計劃生育 導致人口出現失衡

中國自進入工業發展後開始探討計劃生育以控制人口劇增，並於1979年實施「一胎化」政策，引起嚴重的避孕、節育及墮胎情況。由於對男孩偏好及只能生一胎，所以女胎及不健全的胎兒很多時被打掉。單就1979年正式實施「一胎化」計起，短短二十年間，中國的墮胎數字已達21,184萬人次，當中超過75%是因為避孕失敗造成意外懷孕及不符合計劃生育規定而墮胎。 「一胎化」政策亦造成嚴重的出生性別比，高達十多個百分點，從108.5(1982)攀升到121.2(2004)， 令今天的中國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衡。

理想計劃生育政策 人民按能力自決

今日人口膨脹導致饑荒的推測沒有應驗，諷刺的是計劃生育令很多國家的人口正在萎縮。今天對於已婚夫婦來說，生育的確需要周詳考慮。然而他們可按自己的經濟能力及其他因素而自由選擇生育與否，而不是被強制要求只能生多少，或在制度下強迫打掉「性別不同」的胎兒。同樣，人民都不應不斷被「教育」可按自己的「權利」而漠視或剝削意外而得到的生命。理想的計劃生育是令人的生命及社會能平衡發展，當連生育的意願都被拿走，社會最基本的發展都得不到滿足時，還能談甚麼權利。
 
 

2015年年3月，美國印第安納州(Indiana)通過了宗教自由恢復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RFRA)，但生效後幾日就受到猛烈抨擊，指控條例會包庇歧視同性戀者的行為。名人、政客紛紛撰文表示不滿；超過七十個科技公司總裁聯署要求在條文中加入保護性小眾(LGBT)條款；一些大公司揚言會減少投資或撤離；華盛頓州州長宣布不會批准員工用公帑到當地公幹，還有多個不同州分市長提出反對。

遭到猛烈炮轟下，印第安納州的宗教自由恢復法也要作出修改，原本想訂立類似法例的其他州分也受到影響：阿肯色州 (Arkansas) 州長一度拒絕簽署新例，要在議會修訂為SB 975及SB 229後，才簽署宗教自由恢復法成為正式法例。喬治亞州 (Georgia)、蒙大拿州 (Montana) 和北卡羅萊納州 (North Carolina) 議會擱置宗教自由恢復法立法。宗教自由不單是普世承認的基本人權，更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保護的權利，為何今天會受到如此敵視呢？

宗教自由恢復法的背景

宗教自由恢復法首先在1993年由美國聯邦的層面制訂，事緣在1990年史密夫案中(Employment Division of State of Oregon v. Smith., 494 U.S. 872 (1990))，最高法院認為州政府可以廣泛禁止人民擁有迷幻藥物，而毋須給豁免予美州印第安人(因美州土著在聖禮中使用的仙人掌科植物peyote含有迷幻藥成份)。法庭表示政府毋須「迫切性需要」(compelling interest) 就可侵犯自由權利，只要那侵害並非針對宗教踐行，而是普遍應用的法則所附帶的效果。這案件改變了對第一修正案的理解，很多人感到高院的判決對宗教自由不利，所以希望透過更清楚的法例去為宗教自由提供更大的保護。

然而在1997年，最高法院在City of Boerne v. Flores, 521 U.S. 507 (1997)案中，宣佈宗教自由恢復法不適用於州政府，於是，各州紛紛自行訂立宗教自由恢復法。在印第安納州之前，已有十九個州分訂立宗教自由恢復法。[1] 另外有十一個州份有法庭案例提供類似的宗教保護。條款的內容大概如下：

1) 縱使基於一些可普遍應用的規則，政府仍不應把實質的負擔加於人民的宗教實踐之上。

2) 存在例外情況：當政府有一種迫切性需要(但不能只是為了提高效率)，是可以限制宗教自由，然而這種限制也應是最低度的。

那為何印第安納州的宗教自由恢復法卻受到如斯攻擊呢？有些人會認為她的條文特別有問題，如把「人格」(person)的定義擴充到包括公司等，但其實主因是美國的同運走進主流，有龐大的經濟、政治和媒體的勢力支持，甚至有力量鎮壓不認同同運的人，例如不肯為同性婚禮製作蛋糕、提供花和攝影服務的小商人──他／她們被控違反不同形式的反歧視法而遭受懲罰！現在他/她們的主要抗辯理由就是宗教自由，同運當然不希望宗教自由恢復法能為這些被指「歧視」LGBT的人提供保護，所以便大力反對。

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權及普世價值

我們要重申，宗教自由是國際公認的人權，所有國際人權公約均承認宗教自由的人權。(相關文章請參閱本期《與宗教自由相關的國際公約條文》一文。)

但為何宗教自由受到國際人權文獻重視呢? 一)宗教自由有重大的內在意義，最能反映人不單需要衣食住行，也能追尋真理、意義及價值，這也是人的尊嚴所在；二)宗教自由也有重要的公共意義，它清楚確立政府及人民的區別，表明有一些基本權利（如宗教自由和良知）是神聖不可侵犯，是政府也不能干涉及踐踏的。這當然是民主發展的基礎；三)從理論及歷史經驗看，宗教自由與民主是相輔相成的：民主保障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也是民主的基本保障。不幸的是，如此重要的人權在當代西方社會，不單受到忽略和邊緣化，更被部分人士猛烈攻擊！

宗教自由日漸被蠶食

印第安納州的法例是以1993年聯邦宗教自由恢復法為藍本，聯邦的宗教自由恢復法在過去廿多年一直發揮保護美國人的宗教自由的角色。例如在2014年，最高法院引用聯邦的宗教自由恢復法判Hobby Lobby公司有權拒絕津貼員工墮胎和避孕藥物 (如果這要求會侵犯僱主真誠的宗教信仰)。另外，2015年最高法院以9比0的判決：用類似聯邦宗教自由恢復法的法例保障了一個穆斯林囚犯保留短鬍子的權利。

當時聯邦宗教自由恢復法的制訂獲得兩黨一致支持──意味著左右陣營均確認宗教自由的重要。參議院以97比3絕大多數支持通過，眾議院更全體一致通過。時任副總統戈爾算過，不同立場的組織共68個同樣支持聯邦宗教自由恢復法，包括了相當左傾的ACLU。戈爾表示那些組織「通常立場很不同，但是［這些］組織走在一起支持宗教自由。」戈爾還指出：「事實是《宗教自由恢復法案》是所有美國人都能支持的東西。」

今日，對宗教自由重要的肯定已一直受到侵蝕。印第安納州的宗教自由恢復法遭受眾多攻擊，尤其是同運分子極力將訴諸宗教自由標籤為偏執狂(bigotry)和歧視，顯示宗教自由得不到適當的尊重。在歐美如加拿大及挪威都有這種趨勢 (相關文章請參閱本期《歐美各國去基督教化現況淺述》一文)。

支持宗教自由恢復法的主要論據

人民的基本自由需要受到保障，免受政府非必要和不合理的壓迫，讓每一個人，不論任何宗教信仰，在所有地方均能有自由尋求真理、建立信念，以及依據她的良心指引生活。限制政府干預人民私人決定──尤其是他們的宗教決定──的權力，正是美國憲法的精神，更與自由民主社會的精神吻合。若否認或減低宗教自由，將沒有東西可限制國家壓迫的終極界限。

保障這項基本自由已使美國人在過去廿多年受惠，當中更包括那些非主流宗教信仰。正如錫克教的Sikh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行政總裁Jasjit Singh解釋：「宗教自由恢復法意味著我自己、我兄弟、我姊妹、我母親、我父親，我們全都可以以我們夢寐以求的方式，和憲法上白紙黑字承諾的方式參與美國生活。我們有機會得到工作和完全融入美國社會，而毋須犧牲或對我們的宗教身份的任何部分作出妥協。」

有些人會說：「但宗教自由並非是絕對啊！」這也是對的。宗教自由恢復法已承認這點，並列出例外情況，正是要實現宗教自由和其他權利的平衡。所以條文只是要求：政府不能將重大負擔放在宗教實踐之上，除非政府能證明如此行有迫切性需要(compelling interest)，以及以最少限制的方式實行。因此，聯邦法例只是將證明的責任放在政府之上，但當宗教自由與某些迫切性需要，如為了公眾安全，出現衝突時，法例並沒有說明誰勝誰負，最終只有法院有權決定。這正確地承認了宗教自由不是一項絕對的權利。

宗教自由恢復法給予宗教自由應有的重視，政府要限制宗教自由時，也要滿足相當高的標準（而不能訴諸方便）。再者，為了盡量尋求雙贏方案，盡可能以少限制的方式來達致「國家利益」。

譬如當另一項價值與宗教自由互相衝突，但可以透過訂立一條不那麼嚴苛的法律，或以教育方式解決。在這情況下，我們應盡量選擇代價較輕的方法──這樣，既可滿足那項價值的需求之餘，又可最大程度地保障宗教自由。

最後，在一個多元社會裡，透過如宗教自由恢復法的平衡測試(balancing test) 去保障宗教自由，能達致公民和諧。現在宗教和傳統的倫理已日漸成為社會邊緣化的異見，並受到壓制。肯定宗教自由，保障爭議的雙方，而不是單方面懲罰表達異見的人，才能使多元社會裡各人和平共處。

宗教自由與「同性戀權利」的衝突

現在有很多例子──攝影師、花藝師、蛋糕師傅和農莊主人，被迫以不同形式參與慶祝同性婚禮，這是侵犯了他們堅持關於婚姻是一男一女結合的信念的自由。他們都願意服務男和女同性戀者，但反對慶祝同性婚禮。

我們認為不應標籤這等人士為歧視，因為他們真誠地抱持宗教信念，認為婚姻必須是一男一女。促進或協助別人進入其他種類的「婚姻」關係，等如要求他們違背自己的宗教信念和良心。因此，以法律強逼他們參與和支持這些慶典，是嚴重地危害和侵犯他們踐行信仰的自由。縱使我們認為「反歧視」是一種迫切性需要，但以法律強逼攝影師、蛋糕師傅和花藝師參與同性婚禮，這是否一個最低度的方式去促進「反歧視」呢？這是有疑問的。即使美國人有自由過他們選擇的生活，但應該沒有人可以要求政府強逼其他人參與慶祝他們的關係。

再者，針對小商戶的高額罰款(如Aaron Klein不製作同性婚禮的蛋糕就被罰一百萬港元），這類逆向歧視經常逼使他們結束生意，斷他們的維生之計。政府實在不應該強逼他們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之間作出選擇。

結社自由和契約自由是雙程路，它們涵蘊了選擇與誰結社，以及選擇何時、以甚麼條件、跟誰訂立契約和為了哪些貨物的自由。僅當在迫切性理由下，政府才應侵犯這些自由，強逼或阻止結社。我們看不到，少數人不為同性伴侶提供攝影或蛋糕服務，會為他們帶來甚麼實質的傷害。有些人說，打開門做生意就不能挑選客人。真的嗎？最近有一些人嘗試要求一些親同運的蛋糕店主，為他們製作一些寫著「反對同性婚姻」等字眼的蛋糕。這些要求被斷然拒絕，但卻沒有人譴責他們在歧視或「揀客」，當然也沒有法例懲罰他們！這是否雙重標準呢？

宗教自由恢復法保護宗教自由和良知權利

宗教自由恢復法是一個合情合理的法案，公平地保護宗教自由和良知權利，最後每個人和社會都受益。在亞洲社會，我們也應當更多肯定和提倡宗教自由，而不應嚴重偏向某些「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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