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甜味人間 (An)

——「活著」就是打開心靈去感受世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25/03/2019

為了生活,千太郎才當上豆沙餅店的老闆,賣著自己也不吃的燒餅,困在自己追悔的過去裡。老婆婆德江到來並當上了店員藉著教授烹煮紅豆蓉,與紅豆溝通讓千太郎領略生命的意義,而德江的心靈亦因著可以從痲病院走到社會工作得到短暫的滿足。後來,因著社會對痲瘋病人的歧視又令兩人再次受挫……然而兩人感情就像母子一般令千太郎想承傳德江的手藝及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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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大家欣賞這套電影的資深影評人黃肇峰先生表示,選擇這套電影的原因:第一是想向電影中已故女演員樹木希林致敬,第二是因為我們正值經濟低迷、前景暗淡,想給大家一點鼓勵。

電影男主角千太郎因著以往未能彌補的錯失而變得頹廢,過著毫無活力及盼望的人生,他因為沒法子向母親表示對不起,心情一直十分低落,意志消沉。而女主角德江婆婆卻因自小有痲瘋病,有很多想做的事,但又被迫住在痲瘋病院,被世界隔離……德江是被鎖著的人,肇峰認為這是一個「相反的比對」,一個被人鎖著,另一個則是自己鎖著自己。

電影中還有一個女學生若菜,像千太郎一樣沒有動力繼續升學的女孩,而她所養的金絲雀則象徵著大家的身體或心靈被囚禁著。而故事最後,德江婆婆放了金絲雀回大自然,象徵著婆婆的離開(解脫)、若菜繼續升學、千太郎再次在櫻花樹下賣豆沙餅都是一種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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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峰亦認為,導演以紅豆來象徵人生:紅豆的成長需要陽光、雨水,經歷被人收割,再到不可知的用途……恍如人生旅程。而當中也需要經過被揀選及製作:揀豆、浸豆、水煮、過濾、熬製、攪拌、蒸煮、再加麥芽糖、再等待,才能成為美味的紅豆餡。為了尊重它們,德江婆婆還要在製作過程中傾聽它們的聲音、氣味,並替它們打氣。

雖然德江婆婆是痲瘋病患者,就是一早就被挑出、被社會歧視及遺棄的一位,但她仍然會去感受、珍惜生命,正如她的一句對白:「我們生來就是要看看、聽聽這世界;就算是不能當個大人物,我們都有活下來的意義。」所以,就在她欣賞櫻花時,發現到千太郎常帶著哀傷的神情,她就踏前一步,走上前去關心他、幫助他。她說:「每人都有被聆聽,被關注的需要,也有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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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小組:電影類型十講 最終回:伙伴情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0/03/2024

電影類型十講來到最終回,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挑選了2023年於網上串流平台推出的電影《真愛玩失蹤》(Ghosted)來為大家講解「伙伴情」[1] 類型電影的特點和結構。雖然電影在上架的首兩天,吸引了超過328,000名觀眾收看,是有關串流平台有記錄以來觀看次數最多的新上架電影,但它所得的評論卻未如理想,有不少人認為該電影內容拼湊,男女主角合作亦被指未有化學作用,更被提名最糟男、女主角及螢幕情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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礽福介紹到「伙伴情」類型電影有三大要素:一、由於主角的生理、心理或是道德上有所缺欠,所以需要伙伴相助;二、與主角互補的伙伴出現,可以讓他/她的生命變得完整,或是對方有主角所需的特質;及三、在電影中有各式各樣的阻礙出現,包括誤解、觀念差異、重大歷史事件或社會壓力等等。而礽福亦稱,如電影是「雙主角制」的話,電影中主角及伙伴在經歷事件後都會有所成長。在「伙伴情」類型的電影中,很著重講述一對搭檔如何發現「沒有彼此就無法過得那麼好」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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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網絡上有人稱這電影為爛片,但礽福認為這部電影仍然是看得下去的。雖然電影有叫人費解的地方,如男主角由最初有哮喘到中途變成如「美國隊長」般好打,而尾段旋轉餐廳的旋轉速度亦非常不合理,根本不要求觀眾運用智力分析結尾的情節,但起碼電影男女主角都是靚仔靚女,片中的一些設定對推動劇情有所幫助,如男主角的農業知識能幫助洞悉女特工家中植物的DNA,推斷出生化武器的密碼。而女主角一切以任務為先的取向,在最後卻因為男主角在危難中的保護和照顧,讓她慢慢改變,開始懂得為愛、為別人而犠牲任務。

自2022年6月開始「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為大家細心拆解過十多部電影的結構。雖然觀眾一般很少會這樣精細地看電影,但礽福認為電影投資很大,是一門很精緻的藝術,好的電影是值得觀眾一看再看,細心地去閱讀它精彩的地方,並學習如何在電影中找出證據去解讀它所表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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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電影故事的類型分類方法,是參考自《先讓英雄救貓咪》系列書籍,該系列書籍是使用「夥伴情」這個寫法。

勿令最愛變成最痛 《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1/2024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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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電影小組:電影類型十講 第八講:阿拉丁神燈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0/1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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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的電影分類,如:動作、冒險、喜劇、悲劇、恐怖、奇幻、歌舞劇等,都不能告訴你那電影究竟在說甚麼故事,所以我們應該用史奈德的電影類型來把電影分類,讓大家知道在看的電影究竟在「講甚麼」。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這次介紹了「阿拉丁神燈」類型電影。大家可能都認識《衰鬼上帝》(Bruce Almighty)或《大話王》(Liar Liar),它們均屬於這類型電影,主角得到了上帝賜予的權力與神力,或願望蒙應允後,對主角的人生及家庭造成了重大影響,甚至需要收拾殘局。

2023年上映的電影《閃電俠》(The Flash)也屬於這類型電影,其橋段與《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相似,主角因為獲得力量可以回到以前,他改變了一丁點的事情而演化成未來難以預料的改變,甚或災難。為正義聯盟一員的「閃電俠」在一次高速前進時,發現自己可以回到過去,於是他萌生一意念,想回到兒時去改變一點,讓母親記得買茄汁,以改變母親隔天被殺的命運。雖然只是一丁點的改變,但行動卻不單改變了他自己的歷史,也變成「蝴蝶效應」改變了世界,該發生的事沒有發生,時空亂作一團。在過去的時空裡,他與年輕的自己相遇,差點沒被閃電電倒,不然成不了閃電俠,及後他也意外地失去了超能力;那個世界只有超少女,卻沒有超人。由於世界沒有甚麼壞事發生,所以蝙蝠俠也因此退休,過著潦倒的生活。

我們的過去,無論是好是壞,點點滴滴都影響著我們。失去的,不一定是壞,可能叫我們學懂珍惜;生活不太充裕,卻可以煉成一身好本領。電影對比了失去母親的閃電俠和沒有失去母親的Barry Allen(閃電俠的本名),前者會很珍惜母親送給他的小公仔,後者卻隨意地用它作飛鏢靶,而Barry Allen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成不了閃電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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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逃不出遺憾的年輕閃電俠,不斷回到過去想去拯救超少女及蝙蝠俠,結果異化成了怪物,造成多元宇宙的混亂及碰撞……那我們又有沒有同樣逃不出的陰霾,一直想回到過去想改變歷史的事?還是學習接受事實,昂然繼續走自己的人生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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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私隱是如此容易洩露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4/09/2023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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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左派反歧視的迷思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3/08/2023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電影小組:電影類型十講 第七講:屋裡有怪物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9/07/2023

電影類型十講這個系列走到第七講「屋裡有怪物」這個主題,我們參考了史奈德的《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的電影分類去分析電影,因為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電影的結構。結構是一個框架,但每部電影所探討的重點,仍然可以很不一樣,就像這次介紹的電影《人工殺姬》(M3GAN),它屬於恐怖片種,但卻不是家裡有鬼怪,而是關於一玩具設計師Gemma為了不想花時間照顧母親剛去世的外甥女Cady,於是設計了一部能自我學習,但卻沒有界線,且起了惡念的人工智能機械人M3GAN,她更觸發了社區、校園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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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指出,這類電影要有三大要素:一、「怪物」:要有超自然力量,而且恐怖、邪惡;二、「屋子」:狹小、封閉的空間,或讓主角孤立無援的地方(家庭、城鎮亦可);三、「罪惡」:某角色因心術不正而把怪物引進屋子裡,而這個要素亦決定了一部怪物電影是否好看。於這部電影中,Gemma不想負上家長責任而令AI機械人M3GAN進入「屋子」,而M3GAN因有自我學習能力,有自我意識、不想死亡,亦為了想保護小女主人Cady而犯上種種罪行。

礽福指出,電影似乎一開始就點出了人們未能駕馭AI這主題。Cady父母所駕駛的車子似是四驅車,但卻不能在大雪中行駛,最後車停在路中就被大貨車撞倒了,這安排似是帶有寓意,雖然AI能陪伴孩子,亦是未來趨勢,但這種科技玩意卻是大家未能駕馭,它會否對人類造成傷害?大家未能料到,卻已開始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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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照顧孩子,家長會否假手於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家長會如何取捨、平衡?當家長把照顧孩子、教導孩子,甚至聆聽孩子聲音,與孩子互動的責任都推卻「他人」來處理(可以是網絡、娛樂玩意),孩子就難免會把情感投放到電子產品、網絡遊戲、社交網絡之中,當他們發生重要事情,或許都不再想和父母說了。

對於不死的AI(電影尾聲也有說M3GAN最後將自己備份到她們家中的電腦系統中!),它的發展和自我學習、成長,也是一日千里,或會失控……人類會如何面對和應用它呢?不同的公司、政府也應該及早思考AI發展的倫理和應對的措施,我們亦要積極學習,並抱持適應其急速發展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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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小組:電影類型十講 第六講:犯罪動機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4/05/2023

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在4月份的電影小組網上講座中再次帶來一部好戲——《神探白朗:福比利大宅謀殺案》,他透過電影為大家講解第六種電影類型:犯罪動機。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講,這類電影為的不只是揭發內幕和挖掘真相,當中亦會揭示罪犯的犯罪動機,為甚麼他要這樣做?透過劇中的偵探查案過程,帶我們去看人性,也會把「一面鏡子轉向觀眾,並問:『你們也是如此邪惡嗎?』」

此齣電影是很穩打穩扎的,故事講述在一豪門大宅中,老小說家剛度過了他的生日派對,翌日被人發現他在房間「自殺」,電影以舊式的探案方式,來揭示家庭成員的內鬥、謊話及錯綜複雜的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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礽福認為電影中的老小說家是自殺還是他殺既有懸念,而透過一名說謊便會嘔吐的女看護來協助偵探查案,找出說謊的兇手,也有反諷的效果。而其英文片名是Knives Out,有各人拔出武器「亮劍」的喻意,這句英文也用來形容人們在爭吵及爭鬥中使用武器的狀態,可以想像到家庭各人為了爭奪老小說家死後的遺產而「利刃出鞘」的情況。

偵探電影總會發放四個元素讓觀眾與偵探一起查案,首先一定會「放水」給觀眾,即是一些明顯的事實,但亦會展露一些「疑點」,而當觀眾即將找到線索時,又會有些「干擾」,也會有很多真真假假的「資訊」,使觀眾感到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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礽福認為導演兼編劇Rian Johnson,能把故事說好,也把故事的節奏捉得很好,即使在劇情鋪排上有支持新移民意念,但仍強調新移民女看護是因她自己的善良和專業而自救成功,不會令人感到反感。

這電影特別的地方,是作為觀眾起初以為知道兇手是誰,卻仍然會想保護這「善良」、似乎錯手殺了人的女看護。後來劇情慢慢地發展,觀眾既會很爽地發現誰是真兇,並知道女看護成功脫身,能在最後得到老小說家的遺產,是因為她的善良與專業。就如礽福最後所指,成功的大眾電影,既要推陳出新,又要夠俗套,而不是一味顛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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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確摧毀了創作?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0/05/2023

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1] 梁麗娟:《媒體的界限:性與暴力的傳播學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23),頁120。

[2] 胡劍威、永高:〈《The Last Of Us Part II》引全球罵戰「糞作」與「神作」的距離〉,《香港01》,2023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9%81%8A%E6%88%B2%E5%8B%95%E6%BC%AB/490959/(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5月3日)。

[3] 亞小安:〈《最後生還者2》劇情洩漏案外案,副總裁開嗆玩家:不喜歡同性戀、女人、黑人就不要買〉,4gamers,2020年4月30日,網站:https://www.4gamers.com.tw/news/detail/42955/neil-druckmann-said-on-instagram-dont-buy-our-game(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5月3日)。

[4] Long:〈《Horizon Forbidden West》DLC 因同性戀劇情 多個Game評網被玩家負評〉,unwire.hk,2023年4月24日,網站:https://unwire.hk/2023/04/24/horizon/game-channel/(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5月9日)。

[5] 林卓恆:〈地平線西域禁地DLC女同關係遭負評轟炸 疑不滿Aloy亞蘿伊為攣而攣〉,《香港01》,2023年4月2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9%81%8A%E6%88%B2%E5%8B%95%E6%BC%AB/891389/(最後參閱日期:5月3日)。

[6] Yi Chang:〈《小美人魚》真人版「黑人愛麗兒」選角引爭議:每種膚色的小女孩,都值得成為迪士尼公主〉,Vogue,2022年9月14日,網站:https://www.vogue.com.tw/entertainment/article/little-mermaid-remake-ariel-halle-bailey(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5月3日)。

[7] 端小二:〈電影《埃及艷后》、《小美人魚》輪番陷選角爭議,主演膚色跟原着不同問題何在?〉,端傳媒,2023年4月25日,網站:https://theinitium.com/roundtable/20230425-roundtable-international-Cleopatra-The-Little-Mermaid/(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5月3日)。

博物館應否迴避爭議?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04/05/2023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十九歲,十七歲,六十三歲,還有……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29/03/2023

十九歲

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後稱《十九歲》)停映了。現在不論政治還是社會議題,寬容不見,紅線處處,討論問題都要極度小心,但筆者也先要「利益申報」,本人有在電影公映前看過首映,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去到今天的情況實在是可惜的: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以「真人記錄」的手法製作,彷彿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至2019年,在風雨中成長,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

《十九歲》初上場時口碑是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導演「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拍攝的同學在校內首映前未有看過影片的最後剪接片段。接著又傳出導演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一些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可以比片中故事更奇情:其中一位主角親自撰寫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公開信指,對事件引起的爭議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的確,這部影片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的製作。這樣將紀錄片,旁白片,籌款影片「共冶一爐」,只能說是太過貪心,拍攝拿捏稍有不準,就容易出現主觀、偏頗的情況。

明光社

而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佈,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在過程中,必須先向參與者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記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和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要在說好故事和保護當事人之間平衡,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導演,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還有校長,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十七歲

那麼,紀錄片還能製作下去嗎?在《十九歲》之前,其實還有2009年出品的《KJ音樂人生》:這紀錄片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KJ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尖銳」——KJ本人魅力非凡,卻又帶點傲氣(例如他在校際音樂節參賽,特登犯規,選了一部超時作品演出,最後卻被評判破例評為冠軍)導演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音樂結緣,更有他和他一家的故事: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心懷怨恨,甚至咬牙切齒……人生複雜,而KJ一片拍攝足足跨越了六年時間,拍攝KJ由11至17歲的成長歷程,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成為一時佳話。

可是風光背後,原來另有故事。在影片公映事隔14年之後,片中主角KJ,就因《十九歲》事件的爭議,在其社交媒體中告白,控訴當年導演原來亦是未經他本人同意,沒有剪掉他早已要求刪除的片段,這導致了他與父親長時間關係破裂,需要多年時間修補。

六十三歲

而在外國,製作紀錄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國著名的跨年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The Up Series)就是當中的經典。這部歷時近六十年的紀錄片,自1964年起製作,當年的導演選出來自英國社會不同階級的14位小孩(最後繼續參與的剩下七位),從他們七歲時就做採訪,而每隔七年就再拍攝一次採訪,直至年前,已推出了第九輯,讓觀眾看到已年屆63歲的受訪者(所以片名就以七的倍數命名,第一輯是Seven Up而最新一輯為63 Up),可稱為史上最長系列的紀錄片。

這一部原來探討「貧富階級是否世襲」的製作,隨著時間演進,漸漸變成了那七位受訪者心路歷程(甚至是當代英國發展)的寫實記錄,為一系列的影片帶來了更多探討的主題。當中,除了展現出英國社會「成功靠父幹」、「贏在起跑線」、「窮人無出頭」的情況,連帶受訪者的成長歷程也被關注了:家族世襲成功的人固然繼續他們成功的故事;當中出身低下階層的,流連罪惡邊緣的,真的在年少時代因犯事而「失去聯絡」,後來居然又給製作團隊聯絡上,原來他已改邪歸正,更成為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有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流下空白(諷刺的是,那位退出者後來也成為了紀錄片導演,並因而成名)。當中不同的受訪人物,對這個「終生」的節目有著極不同的反應:有人慶幸自己家族的故事得以被世人記錄;有人覺得不堪回首,更有受訪者形容每七年一次的受訪就像吃「毒藥」一般的難受……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遇。但站在倫理立場,這次《十九歲》電影出現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筆者相信,攝製方在製作影片時,並不是黑心作業;我也盼望受訪的學生們,隨著年紀漸大,在受到的創傷平復後,也會體會到製作這片時的心意。但在這一切之下,我們卻不能看輕了影片團隊好心做壞事的情況:受訪的女生受到的傷害,影片製作時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其家人受到的壓力,並不能因一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能抵銷,製作以人為本的作品,不應更要以人為本作考慮嗎?

引申到日常教會生活中,我們時常強調基督教是講見證的信仰,也鼓勵信徒們多作見證,給世人看見改變我們生命的主。但在「常作見證」的同時,我們也應小心保護自己和家人。例如當眾講出自己的見證,如果涉及了家人、朋友的關係(比如離婚後破鏡重圓,或欠債糾紛等),當事人固然可能不介意,但其他人可能不作這樣想。如未得到家人同意和體諒,「夾硬」將見證講出來,的確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二次傷害」。這種情況,以往在華人教會中的確較少留意,因著《十九歲》電影出現的情況,大家多作相關考慮,保護自己和家人,也未嘗不是好事。

在「沉浸式」體驗中浮沉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7/03/2023

近期,有關「沉浸式」的遊戲、活動、服務,無論是網上形式或親身體驗,都在逐漸興起。根據牛津英語網上詞典的解說,immersive(沉浸式)是一個形容詞,指「(沉浸式的遊戲、表演、藝術作品等)圍繞著玩家或觀眾,使他們感覺完全融入體驗,通常會使用三維電腦圖像」,[1] 而按Google翻譯所講,immersive就是「身臨其境」。

我們可以理解,如果是在網上經歷沉浸式體驗,使用者可以戴上3D眼罩,觀看數碼技術所製作出來的環境,有全虛擬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亦可以是在現實的空間增加虛擬物件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或將現實與虛擬世界融合在一起,創造出一個新環境,而這兩個世界的物件是能共存並同時進行互動的「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不同的模式,都讓使用者完全沉浸其中,投入遊戲或故事,產生共鳴。由於減少了干擾,容易使人完全集中注意力在所看見的事物或經歷中。

而在現實中,亦可以製作沉浸式的環境,如日本東京豐洲新型態美術館teamLab Planets TOKYO,參觀者可以隨著360度的裝置和投影,使人沉浸於超現實的世界中,參觀者的身體反應,亦在同時間回應當時所見之景象,如置身花叢或河流之中。香港早前也有「尋找足印.莫內」沉浸體驗展,將印象派大師莫內(Claude Monet)的畫作投影於360度的空間,讓參觀者仿似走進了他的畫作之中。[2]

教學上的沉浸式活動

由於「沉浸式」活動可以使人們更為投入,並且體驗和理解到活動要表達的內容,吸引參與者的注意力,通過多感官的體驗來提高人們對事物的理解。為此,它可以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工具。

當學生沉浸在環境當中,少了其他的干擾,他們會更集中、更有興趣和更投入地學習,而如果設計的美術效果理想,也可以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而當他們專注地學習,就可以更容易記住所學習及所經歷過的內容,留有更深印象,加深記憶。而且使用沉浸式的學習,更可能透過科技帶領學生經歷以往的歷史,比起單憑想像,更為實在和準確。就如香港的古蹟及藝術館「大館」,就使用AR科技讓人回到過去,重看昔日監獄的內部結構和了解獄中生活。[3] 另外,在沉浸式體驗的幫助下,參與者看到一些已經立體化和實在化的處境,就更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人的境況,加強參與者的同理心。[4]

然而在教學當中,沉浸式的活動亦有其缺點。除了製作的成本高和時間長以外,對於一些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需要與人交談和合作,透過溝通學習互相協調和適應多變的處境,而早已設計好的沉浸式環境,對他們來說,可能不是最佳的學習場景。另外,亦有不少的學習是需要親身去實踐,真正「落手落腳」去體驗和建立使用真實工具的經驗。在虛擬的世界中,未必能提供最好的學習環境給這類科目。

關注「沉浸式」科技的使用

既然「沉浸式」方法能讓使用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恍如親身體驗,如果將它應用在產品營銷上,與消費者建立了個人更緊密的關係,就更能針對消費者的喜好建立更立體的品牌形象,以及作出銷售策略上的調整。[5] 此外,「沉浸式」方法如被使用在色情網絡遊戲與互動體驗當中,可以想像到其影響力著實不少,甚至可能會令用家上癮。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技是中性的,科技發展者大多想用它來便利用家、幫助用家,但亦有機會被立心不良的人用於不當之處上。我們應當細心留意科技的發展,並小心應用。

資料庫

沉浸式體驗的潛藏風險

多年前的一套荷里活電影,講述男主角頸背的插口一旦與電腦系統接駁,便能在虛擬世界習武、學打功夫及克服對高度的恐懼,這些情節在未來似乎都有可能實現。除了電玩、教學、培訓及展覽外,沉浸式體驗還能在醫療方面提供輔助,[6] 甚至對克服恐懼帶來正面成效。[7] 科技發展迅速,但人們是否已預備好迎接虛實並存的世界?有大型數碼代理公司的前創作主管就分享到當中的潛在風險:當人們在虛擬世界分享有關自己行為方面的數據,這些數據一旦被竊取,會令他們的虛擬身份遭盜用,甚至在現實世界蒙受金錢損失。她提出當科技發展令人們的虛擬化身與現實世界的身份結連在一起時,例如容許人支付一些款項,更會令別有用心者帶來更多作惡的「機會」。如果VR和AR更多的應用在工作場所,例如僱員接受沉浸式培訓,或僱主透過有關技術監察下屬的工作表現,虛擬與現實的界線就會更模糊。她指出如長時間使用VR、AR等延伸實境技術,或會對人的精神健康帶來損害,雖然有關方面的研究不多,但眼前的網絡沉溺問題,以至社交媒體對年輕人的負面影響,都足以提醒人們有關風險的存在。[8]


[1] “Immersive,”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 accessed March 6, 2023,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immersive?q=immersive.

[2] 溫藹紅:〈莫內西九文化區展覽10月登場!展出約200幅畫作 置身浪漫光影花園〉,《香港01》,2022年9月1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食玩買/815450/莫內西九展覽門票詳情-開放時間-360度光影設計-展出約200幅畫作?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3月6日)。

3 U Magazine:〈大館「數碼熒房」穿越歷史時空 沉浸式動畫重現域多利鐵窗生涯〉,U港生活,2023年2月20日,網站:https://hk.ulifestyle.com.hk/topic/detail/20006059/(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3月6日)。

4 蔡卓慧:〈逾八成參加賽馬會「見.同理」計劃城大學生同理心有所提升〉,香港城市大學,2020年2月11日,網站:https://www.cityu.edu.hk/zh-hk/media/news/2020/02/11/over-80-cityu-participants-enhance-empathy-through-immersive-visualisation-youth-project(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3月6日)。

5 〈沉浸式體驗營銷策略:讓企業品牌形象更立體〉,Compass Offices,2021年11月18日,網站:https://www.compassoffices.com/zh-hant/about-us/blogs/immersive-brand-experience/(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3月6日)。

[6] 黃祖莉:〈身心「沉浸」虛擬實境 幫助兒童輕鬆就醫〉,信健康,2022年8月4日,網站:https://health.hkej.com/health/article?suid=3207714&subjectline=身心「沉浸」虛擬實境+幫助兒童輕鬆就醫(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3月6日)。

[7] Jessica Miley, “New VR Therapy Helps Fight Arachnophobia,” INTERESTING ENGINEERING, last modified March 4, 2019, https://interestingengineering.com/innovation/new-vr-therapy-helps-fight-arachnophobia.

[8] Bernard Marr, “The Important Risks and Dangers of Virtual and Augmented Reality,” Forbes, July 17,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bernardmarr/2019/07/17/the-important-risks-and-dangers-of-virtual-and-augmented-reality/?sh=3d1176b53d50.

電影小組:電影類型十講 第五講:超級英雄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7/03/2023

「超級英雄」電影不一定是《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超級英雄」類電影是指:「一個有超能力的人發現自己身處在平凡人的世界;那種感覺有點像是格列佛(Gulliver)發現自己被綁在小人國的沙灘上。」[1] 即是主角有特別的能力,卻因為現有的處境而未能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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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分享嘉賓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把2020年的真人版《花木蘭》與1998年的動畫版作比對,既介紹了超級英雄電影的要素,亦探討兩者中哪一部比較能說好女性故事,帶出男女平等,兩性各有獨特之處等訊息。

礽福指出,超級英雄類電影中的主角往往因為「非我族類」的原因,而不受尊重、不被理解,故事常強調他們的犧牲與成就。花木蘭代父從軍時,就是要應付她身邊的士兵,不可讓他們知道她女兒家的身份。而主角亦是「凡人英雄」:一、必須有她要完成的「特殊任務」,如成就豐功偉業或做好事;二、有「死對頭」要對付,雖有強大力量,但敵人的強大只是假象;三、主角要克服或接受「詛咒」,為獲得特別能力而要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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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電影由動畫變為真人版,不但刪去了音樂劇元素,不少花木蘭與伙伴一起鍛鍊和成長的有趣經歷也被刪去了。原版花木蘭以其智慧、靈活和與伙伴一起合作以致最終能取勝的橋段,在新版本變為以「原力」(氣)取勝,其武功、力氣原來比男性更大,獨力就可以救到皇帝了。礽福認為在「超級英雄」故事中,如此安排不是不可以,但就只是「花木蘭」這個獨特的角色才能做到,不是一般人可以學習得到,劇情安排只證明了她的氣力可以比男性大。故事最後更改變了原本李翔與花木蘭的一段姻緣,說明了女人不一定要結婚,因著皇上欣賞她的能力,她最後來到皇宮裡保護皇上。

最後礽福也質疑,新版電影所強調的「真」,即對自己真誠,這雖然沒有錯,但「真」之後是否就能原力覺醒,擁有超凡的能力?反觀舊版電影除了發揮了女性特質的價值,更有助於男女平等,能鼓勵女性站起來。

收看講座


[1] 史奈德〔B. Snyder〕:《先讓英雄救貓咪:你這輩子唯一需要的電影編劇指南》(Save the Cat!: The Last Book on Screenwriting That You’ll Ever Need),秦續蓉、馮勃翰譯(台北:雪夢千里文化創意事業有限公司,2016)。

電影小組:電影類型十講 第四講:小人物遇上大麻煩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7/0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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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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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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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信徒對話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7/01/2023

明光社於2022年11月24日舉辦「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藝術與信徒對話」網上講座,當晚我們邀請在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修畢基督教與藝術碩士課程的羅遠婷小姐(Monica與大家分享。

基督教藝術可以包含很多層面,而Monica當天分享的是「畫」,她介紹了一個信徒都熟悉的方法來欣賞畫作,就是查經時大家都用過的OIA

首先我們可先仔細觀察(Observation)畫作中的細節,留意當中的人物、地點、情景、用色等等。當有充份的觀察後,我們腦海自然會浮現一些問題,如作品中的人物是誰?他們的關係怎樣?他們又有沒有一些交流?畫家為何會將那人畫在那情景中?我們可嘗試就這些問題作出解釋(Interpretation)。最後就是應用(Application),但就像查經時可能會遇到的情況,我們不一定可以找出應用的地方,但可以思想作品中呈現出來的東西對你有甚麼意義?有沒有觸動到你的地方?是否與你現在面對的處境有所呼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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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ca為我們提供了欣賞藝術作品的小貼士,我們可思考一下作品中人物與觀賞者之間的關係,兩者是否有交流的地方?作品中的空間又是否與現實世界有所連繫呢?不過她強調欣賞藝術作品時不需強迫自己一定要有所得著和應用,好好享受欣賞的過程,投入畫作之中與它互動其實已足夠。

Monica以15世紀的《博納祭壇畫》(Beaune Altarpiece)作為例子,該畫放置在法國博納一所專門接收重症病人的醫院,而醫院也會每日兩次進行天主教傳統下的亡靈禱告,而博納祭壇畫的主題就是最後審判。如我們仔細觀察,可看到上方的耶穌基督降臨,而天使長米迦勒則在下方用天秤量度從地裡爬出來亡者的重量,有些人走向右方黑暗有火焰的地獄,又有些人走向左方光明的天堂。當我們回想當時作品放在醫院的情景,彷彿就在向病人作出宣告,如何在有限的日子作出生死的抉擇。

現在福音派教會往往對圖像有些抗拒,但Monica卻指出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卻認為圖像可作為教育的輔助工具,有教育及佈道的作用。Monica在會上也介紹了藝術家老盧卡斯16世紀時的畫作《律法與福音》(Law and Gospel),並與參加者一起討論作品如何闡釋「得救本乎恩」的訊息,參加者不斷從作品發現新的「亮點」,討論過程也十分有趣,有興趣的朋友可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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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類型十講 -- 第三講:傻人有傻福

電影小組回顧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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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人有傻福」作為電影的其中一類,當中的特色,很多時是指「好人有好報」,良善者雖然好像是會吃虧,也有「撞板」的時候,但最後總會有一個好結局。在網上講座為我們分享的王礽福先生,點出了這類電影的三大要素,就是:一、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傻人」(不論他是真的傻瓜或是深藏不露的奇才);二、面對著強大的「當權者」、體制(通常是壞蛋或是剝削者)而被剝削或欺負;及三、「傻人」最後都會鹹魚翻生和勝利,獲得一個新身份和新名字。

電影《柏靈頓》(Paddington)第一集和第二集,故事都是講述一隻由秘魯來的小熊移民倫敦,被布朗家庭收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集就當然會講這隻習慣於森林居住的小熊來到大都市時所發生的趣事,牠後來被反派捉拿欲製成標本,但最終都被布朗家營救。

不少電影的續集都會比第一集遜色,但《柏靈頓2》卻更進一步!是次故事說到小熊Paddington找到一本很完美、能介紹倫敦的立體書,牠想將這本書送給遠居於秘魯的露西姨姨,但禮物不單被盜,而且牠還被當成偷書賊鋃鐺入獄,需要布朗家去證明牠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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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集當然都離不開小熊對家庭不離不棄的情,但第二集的設計相當精彩,故事不單連繫上一本介紹倫敦景緻的立體書,電影把小熊與露西姨姨一起暢遊倫敦的想像以一鏡到底的方式,透過翻閱立體書的每一頁倫敦美景都展示出來,可謂創意十足。

而第二集的主題就是夢想成真!小熊是次就是傻傻的帶領著一眾角色尋夢和實現夢想的一集。就算是小熊自己被迫入獄,但他仍然可以帶領大家尋夢,「論盡地」以一隻紅色襪子令囚犯衣服變為粉紅色,改變了獄中氣氛,還製作了相當美味的橙味果醬,影響了自覺不懂煮食的廚師,令大家開始提供美味食譜,將監獄變為美食天堂!而布朗一家各人都能好好運用自己的興趣,如潛水、印刷、玩蒸汽火車和瑜伽去拯救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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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影本身就很善良,就算是囚犯或是奸角,都是傻傻的很可愛,到最後他們亦可以夢想成真,連過氣名演員Phoenix Buchanan入獄後都可以把整個監獄變成他的音樂劇劇場,令自己想成為演員的夢想成真。

那麼,小熊自己的夢想呢?當然了!雖然他來不及把立體書送到露西姨姨手中,但眾人還是直接把露西姨姨接來倫敦遊覽,比看立體書更好!

筆者認為兩部電影都充滿愛、童真和喜劇感,令人心中暖暖,亦有捧腹大笑的時候,作為合家歡電影實在是不二之選;而電影亦在告訴大家,堅持著心中的良善,(有禮及不作惡)就會有很多人來幫助,夢想有一天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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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版的《驕陽似我》 更是富悲劇性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2/12/2022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國家:美國

筆者在大學工作,大數據、人工智慧是筆者研究的項目之一, 在回顧人工智慧發展史的時候,我發現到其中一位先驅者的故事,跟經典電影《驕陽似我》(Good Will Hunting)的情節有點相似。

《驕陽似我》是一齣1997年的舊片,可能有些讀者還未有機會觀賞過它,在這裡我會簡單介紹一下這套電影的內容,這故事發生在美國麻省波士頓市,主角是一位名叫韋根廷(Will Hunting)的年輕人,這角色由麥迪文(Matt Damon)扮演。話說某天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向學生公佈了一條十分富挑戰性的題目,但沒有學生能夠解答。韋根廷是該大學的清潔工,他在沒有人知曉的情況下於黑板上解開了這個難題,教授繼續拋出更加艱深的數學難題,韋根廷都能夠迎刃而解,於是教授四出偵查,希望找到這位天才「學生」。但韋根廷並不是麻省理工的學生,他沒有受過正式的學術訓練,而且他生性放蕩不羈,經常四處撩是鬥非。數學教授最終知道了韋根廷的身份,並且要求一位心理學教授去幫助韋根廷,期望他能夠轉入「正軌」。數學教授並且為韋根廷安排了許多工作機會,其中一份是國家安全局的職務,然而,最後韋根廷拒絕了所有得到高薪厚職的機會,從而去投入一段感情。 我不禁想起陶淵明的幾句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

現在言歸正傳,人工智慧先驅者之一沃爾特‧皮茨(Walter Pitts 1923-1969)的生平,與韋根廷十分接近,我不知道《驕陽似我》 的編劇是否以皮茨作為主角的原型,還是兩者之相似純屬巧合。皮茨自幼性格叛逆,經常惹上麻煩,12歲的時候他被警察追捕,於是躲藏在一間圖書館裡面,在長達三天的避難中,他閱讀了許多書籍,包括了英國數學家、哲學家羅素的《數學原理》, 他發現到在這本書裡面的論證有些問題,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給羅素,指出問題所在。收到信之後,羅素對皮茨的觀感是「驚為天人」,他不知道皮茨的背景,以為他是大學生,於是邀請皮茨到劍橋大學讀書,皮茨當然無法接納。

15歲的時候皮茨離家出走,從此拒絕與家人聯絡。他來到芝加哥大學旁聽,他所旁聽的科目包括了由哲學大師卡納(Rudolf Carnap)任教的課,卡納以研究歸納法邏輯而名滿天下,其著名作品之一是《語言的邏輯句法》。有一天,皮茨走入卡納的辦公室, 他指出《語言的邏輯句法》 裡面論證的不一致性,並且提供了解決方案。卡納大吃一驚,他很想栽培這位「學生」,結果花了幾個星期時間才找到皮茨,隨後卡納為皮茨安排了一份初級工作,並且指導他學習邏輯。

1943 年,皮茨與神經生理學家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 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神經活動中內在思想的邏輯演算》,這篇論文的主旨是:大腦中的每個神經元都是一個基本的數字處理器,而整個大腦就是一台電腦。這是後來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的基礎理論之一。

同年皮茨認識了數學家、哲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維納說皮茨「毫無疑問是我見過最厲害的年輕科學家……如果他沒有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兩三位科學家之一,我會感到非常驚訝。」 後來維納帶領皮茨到普林斯頓的學術會議,讓皮茨參與跟學術大師的研討。

經過五年的非正式學習,芝加哥大學授予皮茨文科副學士學位,以表彰他在那篇論文上的貢獻,這是皮茨一生中唯一獲得的學位。在之前和之後他有許多次機會可以正式讀書, 可以走上傳統典型的學者之路,但他斷然拒絕。他的下半生十分坎坷潦倒,他選擇息交絕遊,陷入了極深的情緒困擾和酗酒,某天他大發脾氣,竟然燒毀了自己未發表的研究論文。皮茨的心理和身體每況愈下,最後出現了肝硬化和酒精中毒,他於1969年死於靜脈曲張出血,離開世界的時候只有46歲。

古今中外都有許多眼光超前、被世界遺棄的時代先知,到最後要走上「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的道路。但皮茨並不算是這類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鬱鬱不得志是自己造成的,他先後受到羅素、卡納、麥卡洛克、維納…… 等學術大師賞識和提攜,他比絕大多數人更有機會在學術界中名成利就,然而,憤世嫉俗的他卻不屑服從世俗的制度和追逐虛名,真人版的《驕陽似我》比電影更富悲劇性!

筆者有些朋友的做法有點類似皮茨,但沒有那麼極端。我有一位朋友是文學家、中文系教授,在退休時他的職級仍然是助理教授,他創作了無數詩歌和散文,我認為他的文學修養和對文壇上的貢獻遠超過許多正教授、副教授,然而,學院派的「江湖地位」是取決於在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但我的朋友並沒有跟隨這種遊戲規則。

坦白說,筆者在追求創新之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制度辦事,即使我知道有些遊戲規則大有問題,甚至是荒謬。例如有些傳統數據分析的已經被有識之士批判到體無完膚,但許多學術期刊仍然仍然蕭規曹隨。起初自己以為在制度中建立了「成就」,那麼提出的創新意念會得到聆聽,但到頭來知道並不是這一回事。說到底,我並沒有韋根廷、皮茨的天份!我只能夠在滔滔俗世、滾滾紅塵中打轉。

疫情下的標籤效應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7/10/2022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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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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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1] Troy Closson, “Asian Immigrant Attacked in Hate Crime Last Year Di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8,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1/08/nyregion/anti-asian-hate-crime-death-harlem.html.

[2] Susan Haigh, “Hate Crime murder charges in brutal death of Asian Man head stomped in NYC,” NBC New York, February 11, 2022, https://www.nbcnewyork.com/news/local/crime-and-courts/hate-crime-murder-charges-in-brutal-death-of-asian-man-head-stomped-in-nyc/3546523/.

[3] “FBI Releases Updated 2020 Hate Crime Statistic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October 25, 2021, https://www.fbi.gov/news/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s/fbi-releases-updated-2020-hate-crime-statistics.

[4] Sakshi Venkatraman, “Anti-Asian hate crimes rose 73% last year, updated FBI data says,” NBC News, October 26, 2021,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anti-asian-hate-crimes-rose-73-last-year-updated-fbi-data-says-rcna3741.

[5] Shawna Chen, “Asian Americans grapple with long-term reality as reported hate incidents top 11,000,” Axios, July 20, 2022, https://www.axios.com/2022/07/20/asian-american-hate-reports-2022; “Two Years and Thousands of Voices: What Community-Generated Data tell us about Anti-AAPI Hate,” STOP AAPI HATE, July 20, 2022, https://stopaapihate.org/wp-content/uploads/2022/07/Stop-AAPI-Hate-Year-2-Report.pdf.

[6] Luis Noe-Bustamante, Neil G. Ruiz, Mark Hugo Lopez and Khadijah Edwards, “About a third of Asian Americans say they have changed their daily routine due to concerns over threats, attacks,”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9,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2/05/09/about-a-third-of-asian-americans-say-they-have-changed-their-daily-routine-due-to-concerns-over-threats-attacks/.

[7] Zaid Jilani, “Why Are Asian Americans Being Attacked and What Can You Do About It?” Greater Good Magazine, March 18, 2021,  https://greatergood.berkeley.edu/article/item/why_are_asian_americans_being_attacked_and_what_can_you_do_about_it; Noe-Bustamante et al., “About a third of Asian Americans say they have changed their daily routine due to concerns over threats, attacks.”

[8] Neil G. Ruiz, Khadijah Edwards and Mark Hugo Lopez, “One-third of Asian Americans fear threats, physical attacks and most say violence against them is rising,”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1,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4/21/one-third-of-asian-americans-fear-threats-physical-attacks-and-most-say-violence-against-them-is-rising/.

[9] 截至2022年10月25日,參Grahame Allen and Yago Zayed, “Hate Crime Statistics,” UK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 Library, November 26, 2021, https://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CBP-8537/CBP-8537.pdf

[10] Aina Khan, “‘I don’t feel safe’: Asians in the UK reflect on a year of hatred,” Aljazeera, March 23, 202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3/23/i-dont-feel-safe-asians-in-the-uk-reflect-on-a-year-of-hatred.

[11] 郭昊:〈只因新冠?美國亞裔為何屢受攻擊〉,DW、yahoo!新聞,2021年3月5日,網站:https://tw.news.yahoo.com/只因新冠-美國亞裔為何屢受攻擊-114800401.html

[12] Joanne Lu, “Why Pandemics Give Birth To Hate: From Bubonic Plague To COVID-19,” npr, March 26, 2021, https://www.npr.org/sections/goatsandsoda/2021/03/26/980480882/why-pandemics-give-birth-to-hate-from-black-death-to-covid-19;蕭智帆、劉芝吟:〈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瘟疫史教我們的事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2020年5月7日,網站:https://research.sinica.edu.tw/pandemic-medicine-of-history/

[13] 蕭智帆、劉芝吟:〈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瘟疫史教我們的事 〉。

[14] 蕭智帆、劉芝吟:〈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瘟疫史教我們的事 〉。

[15] 〈Sorry I was eating wrong——Deliveroo用戶種族歧視,背後未必注意到的事〉,「關鍵評論」,2021年2月2日,網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6799;〈客拒印巴籍外賣員送餐涉歧視 戶戶送永久終止其帳戶〉,「東網」,2021年1月22日,網站: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122/bkn-20210122130926108-0122_00822_001.html

[16] 如《南華早報》以“Hong Kong fourth wave: officials warn memb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helping spread Covid-19 as another 107 cases emerge”作為新聞標題,這與何醫生口中的「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是兩碼子的事,參〈Sorry I was eating wrong——Deliveroo用戶種族歧視,背後未必注意到的事〉。

[17] 〈Sorry I was eating wrong——Deliveroo用戶種族歧視,背後未必注意到的事〉。

[18] 〈返工期間媽媽擅棄兩倉鼠 女兒痛斥無知求街坊助尋鼠〉,《晴報》,2022年1月20日,網站: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3160341/殺鼠令%20︳返工期間媽媽擅棄兩倉鼠%20女兒痛斥無知求街坊助尋鼠

漫畫,與青少年的成長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8/10/2022

編輯﹕謝芳

「你們既是順服的兒女,就不要再效法從前無知的時候放縱私慾的生活。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的,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聖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聖經新譯本》〈彼得前書 1:14-16〉

現今世代的年輕人,不是徘徊在動漫世界,就是沉迷於遊戲世界,甚或愈來愈少閱讀,就算偶而閱讀的,許多只會看漫畫。說到漫畫書,或許大家腦海聯想到的,是一本本的漫畫書,但事實上,漫畫書電子版已成潮流,就像其他電子書一樣,就算有紙媒印刷版,大概亦是為收藏所用。漫畫的電子化,加上盜版翻譯漫畫層出不窮,各類的漫畫令青少年更容易觸及,特別在不同的漫畫網站及應用程式內,無論收費或免費都是「海量」般供應。

現實上,大部分坊間的漫畫都暗藏一定程度的不良意識或性意識,例如看過《多啦A夢》的讀者,都會意識到內裡有不少欺凌事件,甚至大雄亦有多次進入靜香正在洗澡的浴室。在《蠟筆小新》的動畫和漫畫中,小新也多次露出臀部,甚至利用股間摩擦物件。故此,在漫畫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些意識不良的情節。不過,是否因此就禁止青少年閱讀?筆者認為有討論的空間。或許我們不宜亦不可能完全禁止青少年看動漫,但我們卻可以教導他們如何選擇合適的讀物。本文嘗試帶出在不同種類漫畫中的文化是如何影響青少年,並推薦一些較為健康的漫畫給青少年選擇,家長亦可多加留意子女閱讀漫畫的習慣。

漫畫中的正面意識

在坊間,縱然會出現帶有不良意識的漫畫,但當中亦有一些能夠帶給青少年正面信息的作品。觀其一些比較流行的漫畫,諸如《海賊王》、《火影忍者》、《鬼滅之刃》等等,它們都是連載於日本《少年JUMP》漫畫週刊。而《少年JUMP》的漫畫通常都會有一項貫穿整個劇情的黃金法則:「友情、努力、勝利!」這個法則主導著故事的走向,內容不會脫離:擁護友情,甚或友情至上和追求不斷變強的主角,最後邁向皆大歡喜的結局。

我們會認同,如果青少年可以學習到友情和努力是一件正面的事,這也正正符合青少年需要改善的特徵,包括自我中心、個人主義、部分缺乏上進心等等。現時青少年大多為「網絡原住民」,加上疫情的影響,或許已經不懂得如何面對面社交了,而這類型漫畫非常強調友情或友誼,當中的角色可以為朋友而犧牲自己的,許多角色都是為了朋友而努力的,這帶出了一種「為他者」的倫理教導,換句話說,就是擺脫自我中心的教導。

漫畫中性與暴力

但不容忽視的是,無論漫畫內容帶出的信息多麼正面,它們表達的手法就必須細心留意,正如之前所說,不少漫畫當中都暗藏著許多不良意識或性意識。無可否認地,性意識已經融入了不同的媒體和創作,根本就令人防不勝防,何況是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在網絡發展迅速的今天,漫畫也不能夠倖免於色情資訊氾濫,最著名的種類大概就是戀愛後宮漫畫了(即1男多女的感情生活),當然也有所謂的逆後宮漫畫(1女多男的感情生活),只是比例較少而已。顧名思義,即是愛慕主角的角色會不斷地陸續出現,而主角會與不同的異性發生曖昧的關係,甚至出現涉及色情成分的內容,如《約會大作戰》、《五等分的花嫁》等等都是感情混亂的漫畫,可能會讓人憧憬著這些關係,令到一對一的戀愛關係不再被重視。當《出租女友》這種美化援交的漫畫或動畫都受到不少的好評時,不少的錯誤的價值觀或正嚴重影響青少年的成長,特別是未來對愛、婚姻和家庭的價值和期望。

除了主要談及感情、兩性關係的漫畫,也有一些主打暴力、血腥、展露人性陰暗面等等的漫畫(部分含有性暴力),類似《魷魚遊戲》的題材,或者可以說是《魷魚遊戲》的參考資源。舉例而言,《彌留之國的愛麗絲》、《朋友遊戲》、《殺戮都市》、《進擊的巨人》,還有「海量」的恐怖漫畫,如集結恐懼、暴力、死亡、黑暗於一身等等的作品,都將暴力與人性的醜陋推至高峰,雖說當中的主角都會有拼命幫助朋友的特色,但似乎劇情中的暴力和黑暗(人性的黑暗)才是焦點。這類作品的確會影響社會上的暴力行為,葛洛斯曼的《暴力電玩如何影響殺戮行為》內亦有提及媒體及電玩傳播的暴力如何從心理學上對人造成影響,有興趣可以看一看。如套用在青少年,或許心智並未成熟、未懂得批判當中的內容便有可能受到影響。綜觀現時的教育,除了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很少有中學聚焦於性/倫理觀念的教導。

部分漫畫的推薦

既然漫畫作為一個主流文化,又無法避免地會夾雜著不良意識,筆者選擇一種名為Lesser evil的做法:即是從眾多不良意識的漫畫中,選擇一些較少不良意識,同時內容的焦點是主要放在正面訊息身上。以下可推薦:

  1. 《火影忍者》:故事內容為一位失去雙親的小朋友如何透過努力,對友情的執著,最後邁向夢想,也是一個頗勵志的故事。
  2. 《灌籃高手》、《排球少年》:它們都是以運動項目為主軸,主角和其他角色為邁向目標而努力,內容大致是正面的。
  3. 《名偵探柯南》:是一套懸疑偵探並帶有少許恐怖情節的漫畫。主要講述犯人無論犯罪的手法多麼精密,主角作為偵探,都會竭盡全力找到犯人,而犯罪者也要承擔相應的後果。
  4. 《我的英雄學院》:故事講述一位少年面對別人的嘲笑仍努力不懈的故事,為典型的「友情、努力、勝利」漫畫。

篇幅所限,欲推薦的漫畫未能盡錄。不過,需要留意的是,縱使一些看上去只是普通題材的漫畫,例如運動、烹飪等等,都有機會充滿不良/色情資訊,如漫畫《食戟之靈》雖然是一套廚藝比拼的漫畫,但內裡的色情訊息卻佔據了大部分。故此,如何選擇合適的漫畫伴隨青少年成長,是一門艱深的學問。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0-10-2022

命名、分類與歧視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4/09/2022

社會的爭議,有時小事很容易化大,中學生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自己不能像女同學一樣留長頭髮,認為這是對男性的歧視。在英國,猴痘在同性戀群族中傳播,但當地的新聞從業員和發言的醫生,總會煞有介事的強調,這說法並不是一種歧視。我們為一件事定性、命名,為一些類近的東西分類,有時是歧視,有時卻不是。這是因為龍門任人搬,還是其他原因?我們可以避免命名和分類嗎?

聲稱自己有性別焦慮的中五男同學,較早前向平機會投訴男生在學校不能留長頭髮,至截稿前事件仍在調停中,尚未有結果,但事件在教育界引起了頗大關注,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接受傳媒訪問時,一時說制定校規時未必與性別定型有關,[1] 一時又說學校是照顧未成年人的地方,不用事事緊貼社會潮流,應當審慎地保守少少,但又強調,假如平機會要求學校「與時並進」,校方也會跟從。[2]

鄧飛的答案顯然是「此地無銀」,學校服飾審慎保守,男女顯然有本質上的分別,所以服飾上要求也有不同,這也很合理,但鄧飛一時說不是性別定型,但又同時說萬一法庭和平機會說要放寬相關規則,學校也會跟隨,這就說明他未必會捍衛一些基本價值,其回應令人失望。

參考平機會在2014年推出一份名為《種族平等與校服》的指引,當中就指出穿著校服的好處,可以推動學生的紀律和正面行為,文件又提出規則在個別情況下可以作出彈性安排。[3] 而在有關規則的考慮因素中,包括了保持衛生和安全,所以可以規定留長頭髮的同學必須紮頭髮等等。可見如果同學有特殊需要,只要符合學校整體對校服等方面的要求,根本不用出動「性別歧視」這樣的字眼,也可以好好處理問題。

性別歧視、男女、性別焦慮,這些字詞在事件中出現,近年在一些社會運動中,透過字詞定義的改動,或者創造新詞,改變人對事物的想法,甚至成為抗爭的工具,同時,又有人因此為到這些字詞的使用爭持,企圖「正名」,以捍衛一些想法。原本所謂的咬文嚼字,只是文學上追求完美的表演,到今日已經成為抗爭和表達政見的工具,一不留神用了不同的詞語,原來它隱含了一些你未必願意接受的意思。

舉個例子,疫情初期,我們會叫新冠肺炎做武漢肺炎,之後又有英國的新冠病毒變種、非洲變種等等,其實命名的原則本來是那個病的發源地在哪,就將之命名,本意是為了方便大眾記憶和了解事件,以前也有很多疾病以地方命名,例如香港腳,那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平常是沒有人深究的。

不過在凡事正名的世界,有地方認為這種說法有歧視疾病的發源國家之嫌,再加上病毒的源頭本來就充滿爭議,一個簡單的命名最後變成政治事件,世界衛生組織最後宣佈將有關傳染病命名為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而變種病毒株則以希臘文字母排序來命名,所以這幾年的病毒就是Alpha,Beta等變種,沒有了原本的地域作為變種命名之說,到今日就沒有人知道不同變種的來源,只知道變種有一個沒有意思的名字。

有時,命名之爭是因為大家對名字背後的意思有極大爭議,例如我們今日用「大陸」還是「內地」來形容中國,往往代表一些政治立場,我們用「抗爭者」還是「暴徒」,「性工作者」還是「妓女/男妓」,「變性人」還是「人妖」等等。有時我們會對一些已知有問題的東西正常化,例如若將「賭博(gambling)」改稱為「博彩(gaming)」,就將事情的負面觀感降低。這些詞語未必同時成雙成對的出現,但有時我們會發現因著某些詞語令某一群族的人有不好的感受,所以有些人就用了一個中性,甚至正面的詞語,取代一個相對負面的詞語來形容某一群人。

這種命名之爭,時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某些字詞的改變,若不細心留意,一旦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某些意思就植根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成為難以改變的價值觀。有些人為了對這些存在已久的價值觀提出抗議,往往會創造新詞,表達不滿,例如以前的「人妖」,今日會稱為「跨性別者」,男扮女裝的以前是「易服癖」,今日是「變裝女皇」,凡此種種將舊意思洗刷的新詞,改了一個名字,但內容往往依舊,人卻會因為該名字改得好,對它所指的人或事物減少了抗拒感,問題彷彿就不存在似的,到後來如果有人用回以往有負面意思的字眼,就會被批評為不包容,甚至是對小眾的欺凌。

有人甚至質疑,這類將不同群族分類的字眼,一出現就產生歧視。早前猴痘的傳播,有外地傳媒發現不少受感染的人同時參加了同性戀者主持的派對,[4]而猴痘是透過面對面、皮膚對皮膚等接觸傳播,當中包括了性接觸,不少人自然會聯想到就是在這些同性戀派對往往也會涉及濫交等問題,但當傳媒的報道有「同性戀」社群三個字,就得非常小心,強調並不是歧視同性戀者,但事實卻是如此如此。

這情況跟處理愛滋病感染的情況相當類似,明明我們發現香港感染愛滋病人數的比例上,透過同性性接觸而受感染的數字比異性性接觸高,但我們也不大可以說同性戀者是高危群族,改為要說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最危險,但有趣的是,當局並沒有提供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的感染數字。

大家當然相信愛滋病是透過不安全性行為傳播,但大家會不禁問,為何我們平日已有的分類,到了某些時候,我們卻二話不說,將這些分類「放埋一邊」,原因就是這些分類會傷害某些人。以前社會性別分男女,但自從跨性別成為新詞語,社會又要打破二元定律,所以愈來愈多情況在索取個人資料,問及性別時,會改為以下的形式提問:「如果你願意,你會怎樣形容自己?A.男性(或跨性別男性)、B.女性(或跨性別女性)、C.性別非二元(non-binary)、D.不便透露。」

分類,初時往往是因著方便,例如以性別分類,就將人類簡單分類。以膚色、年齡、高度,體重分類,當然也可以,若不用身體特徵,有時也會用個人收入、宗教信仰、興趣甚至政治傾向等分類……分類有時是為了更快認識一個人,有時為了要方便討論和管理,例如某個議題,是與某一類人有關。我們使用正確的分類,就能更有效的討論。分類本是合理地將東西分開,以方便處理,但不會因此而破壞人的獨特性。

不過,若有人將分類變成標籤,甚至將人污名,這當然是錯誤的行為。一些男女過份概括的描述,例如女性開車一定差,或者男性不善於理解和表達,即使此現象在統計學上過關,我們也不應該但凡見到一個女生,就假設她開車一定差,同理也不應該用統計學上過關的東西,就假定某一個人若屬於某一個群族,就一定有某個特性。分類是一回事,標籤是另一回事。

更嚴重的是,若果因著對個別人士的標籤,就對他們有差別對待,這當然就是明顯的歧視。換句話說,若不明就裡,但凡看見男性,就指責他們是濫交,或者但凡看見某種政見的人,就直接指責他們不理性,其實這件事本身也是頗非理性的。所謂歧視既然是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這種情況本來就不應出現在社會中。

可惜的是,要人將分類和標籤這兩種狀況分拆開,並不容易,再加上我們的分類和命名,可能一早就有意無意的滲入了一些想法在當中,這些潛移默化的東西,就更難消除。有時我們會斬腳趾避沙蟲,寧願對一些人少說一些話,怕動輒得咎,久而久之,反而產生一些更不健康的情況,最後那個被標籤的人,表面可能沒有受到歧視,甚至被過份禮遇,但他們內心知道,這種「禮遇」其實只是為了避免麻煩,到最後有關人士根本不會獲真誠相待。

可見分類和命名一樣,當中並非如想像中客觀和全面。分類的方法即使有多科學,始終還是只能展示事物的某一個部份而已,例如你企圖將人的收入多少分類,也只能知道他們每月有多錢,以至大約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但實際上他們生活的具體情況,你不能太具體地掌握。命名也有其局限性,字詞的意思始終有限,當我們用了一個很概括的方式去描述一個抽象的東西時,總是有所取捨,而且過程亦有主觀見解在其中,如果我們不加留意就會被牽著鼻子走,隨時令我們對某一事物喪失了客觀的看法。

說到底,這些都是一些我們使用的語言和思考方式的限制,每一個人本來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人類的智慧有限,始終只能用語言去描述、命名或為不同的人和事物分類,以方便討論。我們可以做的,最終還是學習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相信上帝創造每個人均有所不同,每個人獨特之處是人類語言不能言說得清楚的。

當我們去描述人、事、物時,嘗試在概括的過程中,考慮一下字詞引申的意思會否對人造成冒犯。同時,我們或者要有更大的包容,理解到別人其實和自己一樣,也只能用有限的詞語去表達他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請他澄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一開始就指責對方是標籤,或者是歧視。

當然,我們明白,有時有些人企圖用語言藝術去「漂白」一些不對的事,這時我們只需溫柔的指出問題就好了,也不用句句標籤某一類人,減少不必要的抗拒感。畢竟,語言是工具,我們想對方聽得進去,而不是產生不必要的抗拒感;但願在這個充滿矛盾紛爭的世代,我們能互相尊重,慢慢聆聽和溝通。


[1] 〈中五生投訴髮禁涉歧視 鄧飛:倘平機會要求學校讓步、教育界將有大震盪〉,有線寬頻,2022年7月22日,網站:https://www.i-cable.com/新聞資訊/45154/中五生投訴髮禁涉歧視-鄧飛-倘平機會要求學校/(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9月5日)。

[2] 江麗盈:〈中五生就學校髮禁向平機會投訴 鄧飛:學校可適當審慎地保守少少〉,《香港01》,2022年8月1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教育發展/795641/中五生就學校髮禁向平機會投訴-鄧飛-學校可適當審慎地保守少少(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9月5日)。

[3] 〈種族平等與校服Racial Equality and School Uniform〉,平等機會委員會,網站: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booklets/schoolUniform/2014_02.pdf(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9月5日)。

[4] 林彥臣:〈猴痘擴散至少16國 專家:與歐洲2場派對「危險性行為」有關〉,ETtoday新聞雲,2022年5月23日,網站: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523/2257423.htm(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9月6日)。

電影小組:電影類型十講 第二講:成長的儀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4/09/2022

是次分享的電影類型是「成長的儀式」。根據電影編劇指南《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成長儀式」的故事都是關於痛苦和折磨,通常是指「人生」的外力,是「看不見的、模糊的,或是因為無以名狀而無從掌控的」,但衝擊著我們的「怪物」(困境)。[1] 而主角們都有逃避問題的傾向,但到後來他們總得接受真正的解決方法,在痛苦中成長,而往往,他們需要改變的不是世界,而是他們自己。8月電影小組講座中,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以兩部精彩的獲獎電影《小丑》(Joker)及《瀑布》作為例子,為我們解釋這種電影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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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電影的主角在故事中一開始已患上精神病,但因著他們面對不同遭遇,他們成長後的結局亦大為不同!《小丑》的主角Arthur自小患上罕見的精神病,在壓力下會不能自控地大笑,但他一直都很努力,想生活重回正軌,並透過扮演小丑的工作將快樂帶給人們。但他的社區、工作、家庭不單未能支援他康復,反而令他面對更多壓迫:被欺凌及出賣,並因而失去工作。他還被三個「父親」傷害:在精神上被偶像傷害——當紅清談節目主持人Murray在節目中公然嘲諷他;親生父親遺棄他;在收養家庭中,他被養父毒打虐待,造成他的精神問題。面對著比自己更瘋狂的社會,Arthur最後發現用「以暴易暴」的方式去對待他不認同的人,是最令他舒暢,能使他跳起「小丑」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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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瀑布》中的媽媽羅品文,因丈夫有外遇而離婚,使她獨力支撐家庭,過大壓力令她失去了高薪厚職及患上了精神病,但電影中品文所處的家庭、社會都對她很友善:她的女兒小靜會與媽媽共渡康復時光;家庭傭工、病友、新工作的工友與上司等都對她很好,給予她一家支援與接納,以致品文能放下過去並漸漸康復。小靜也能從中成長,變得成熟。

兩個角色似乎最終都「成長」了,接納了自己所處的困境,但小丑卻因著缺乏愛、關懷和理解而使他走進最後的瘋狂,而品文卻因為有家人的陪伴和社會的接納,讓她慢慢好起來。筆者和礽福都認為這兩個故事都是各走極端,我們所身處的社會沒有那麼極端的壞,亦沒有那麼理想的好,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如何可以使這世界向好的方向走,就像那塊蓋著品文家外牆的藍色帆布,只要能被拉下來,外間溫暖的光就能透進心窗。

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重溫當晚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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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奈德〔B. Snyder〕:《先讓英雄救貓咪:你這輩子唯一需要的電影編劇指南》(Save the Cat!: The Last Book on Screenwriting That You’ll Ever Need),秦續蓉、馮勃翰譯(台北:雪夢千里文化創意事業有限公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