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基本住屋權利　政府責無旁貸

夏威夷的觀光公害

一年前筆者舉家搬遷到夏威夷，本來太太和我打算保留著加州的駕駛執照，但最近我們決定申請夏威夷的證件，原因之一是為了方便旅遊。夏威夷瓦胡島有許多個著名的旅遊景點，其中一個是恐龍灣（Hanauma Bay），那淺水的海灣遍佈珊瑚礁和熱帶魚，很久以前太太和我曾經瀏覽此地，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遷徙到瓦胡島之後，我們一直想重遊舊地，但由於觀光人數過多，現在州政府實施了人流管制，每天只容許一千四百名訪客進入海灣，外地遊客需要在網上預約，然而，當網站開始接受預約的時候，只需要幾分鐘，所有位置都會被掃清光。但當地人卻不受限制，只要持有夏威夷駕駛執照或者身份證，便可以長驅直入，這是我們申請成為正式當地居民的原因之一。

但這只是第一關，擺在面前還有其他挑戰。恐龍灣在清晨六點四十五分開閘，根據蒐集得來的資料，停車場往往在七時三十之前已經爆滿，為了避免向隅，我們在六點左右已在門口守候，如你所料，來到時已經有一列車隊在我們面前。

州政府的限制措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爆發之前，恐龍灣平均每天接待遊客三千人次，高峰日更高達一萬人次。不消說，如此繁忙的人潮會對珊瑚礁造成了破壞，據估計，每天約有412磅防曬乳流入恐龍灣，這些化學物質會傷害珊瑚礁。

根據 2022 年的一項調查，約三分之二夏威夷居民認為他們的「島嶼是為了遊客而運營，犧牲了當地人的利益」。一位 Reddit 用戶表示：夏威夷原住民，特別是摩洛凱島（Molokai）的居民，希望政府將土地歸還予他們，而不是去發展旅遊業。

「排遊情緒」 蔓延至全世界

這觀光公害和「排遊情緒」的情況並不只是局限於夏威夷，美國許多國家公園亦面臨著人滿為患，去年參觀國家公園的人次為3.255億，比2022年增加了一千三百萬人次，加州約書亞樹國家公園是重災區，遊客對該公園造成的破壞，需要幾個世紀才能修復。

再說遠一點，意大利威尼斯的人口只有五萬五千人，但每年卻接待二千萬名遊客，不消說，這小城市已經不勝負荷，現在威尼斯開始向一日遊遊客收取入場費，在全盛時期威尼斯人口有十二萬，由於許多當地人無法忍受遊客的滋擾，故此逐漸外遷。這種不歡迎遊客的態度在全球各地都在發生，瑞士一座小鎮對遊客已經不勝其煩，宣佈要效法威尼斯收取入場費， 印尼峇里島由二月起亦對外國遊客徵收旅遊入境稅。在西班牙馬略卡島和巴塞隆納，當地人都舉行了針對過度旅遊的抗議活動，巴塞隆納街上甚至出現塗鴉，要求遊客回家。五月，一座可以觀望到富士山的日本小鎮豎起了視線阻擋屏障，因為太多旅遊巴停在那裡，讓遊客下車拍照，擠擁的車輛和人群對當地人造成了不便。

雖然旅遊業會帶起當地經濟，但同時推高貨品與服務的價格，沒有直接受惠於旅遊業的升斗市民當然會叫苦連天。此外，過多遊客會造成環境污染、交通擠塞。另一個問題是文化衝突，例如有些遊客會趾高氣揚、大聲說話和叫囂、不尊重當地文化，有些遊客甚至乎在不適當的地方大小便。總括來說，遊客受到排斥，是因為我們干擾了當地人原本的生活方式。直到目前為止，筆者所接觸到關於觀光公害的評論都是傾向於同情當地人，這包括筆者在內。我完全明白當地人的感受，筆者十分喜歡旅遊，我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因為我就是「加害人」之一，例如根據保護野生動物條例，遊客應該跟野生動物保持一大段距離，但筆者太喜歡攝影，有很多次我忍不住在近距離拍攝野生動物，結果招致一些人責罵我，在他們眼中，我就是一名「醜陋的遊客」。

歐美社會的移民潮導致文化衝突

有趣的是，在討論當地人和外來移民的文化衝突時，不少人卻站在外來移民的一邊，譴責當地人是種族主義者、排外主義者、白人至上主義者……眾所周知，近年來歐美國家都受到大量移民問題的困擾，中南美洲的無證客如潮水般衝過美墨邊境，這已經成為了民主黨在今年總統選舉中的致命傷，最近共和黨領導的十六個州提出訴訟，要求停止一項聯邦計劃，這計劃旨在向美國公民的無證配偶提供合法移民身份。

歐洲國家則接收了大量來自非洲和中東的難民或者移民，例如由1970年至今，法國已經接納了大約二百萬名來自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的移民。而德國由2015年至今，則接收了大約一百萬名敘利亞難民。請恕我再一次政治不正確，這些難民和移民對當地人在教育、醫療、財政支出、生活方式上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這些影響比起遊客更為深遠，首先，遊客只是短期過客，但難民和移民卻是長期居留；還有，相對來說，遊客的影響尚算是芝麻綠豆的小事，例如大聲喧嘩或者破壞環境，但後者卻構成了治安問題，甚至牽涉到恐怖主義襲擊，例如最近德國警方拘捕了一名敘利亞籍疑犯，他涉嫌在索林根市（Solingan）建城六百五十週年慶祝活動上持刀攻擊多名途人，被捕後，他承認自己認同伊斯蘭國的信念。

任何事情都會由量變到質變，當遊客只是小貓三、四隻的時候，這不會構成觀光公害或者「排遊情緒」，相反，人們會表現出好客之道；同樣道理，從前難民或者無證客的數目還未至失控的時候，人們會大愛包容。然而，當數量越過了臨界點之後，人們的耐心就會耗盡。在面對觀光公害的問題時，人們會設身處地去為當地人著想，會認同有關當局的限制措施，會要求遊客自律和尊重他人；那麼，在面對當地居民和外來移民的衝突時，我們又可曾想過當地人也有合理的憂慮呢？

文藝青年
人生並不是一條直線的跑道，你不能在起跑點便望到終點。相反，人生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你根本無法預測在拐彎的時候，下一個地方是甚麼光景。

讀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都喜歡用「我的志願」作為作文的題目，這當然只是習作而已，而不是認真的生命藍圖。年少時我曾經想過將來做記者、社工、傳道人，年紀漸長的時候，我醉心於文、史、哲，但當時發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一天成為了數學系的教授。

從小開始我已經很喜歡寫作，讀中學的時候我曾經籌辦了一個文、史、哲小組。中三時我需要在文科和理科之間作出選擇，由於原本的中學沒有文科班，故此我在升讀中四時轉校。後來自己在亞洲某大學修讀副學士課程，我參加了大學的中文學會，還有校外的新詩會，除了在一份報紙定期撰寫專欄文章之外，我還踴躍向不同的出版物投稿，但對於數理科目卻敬而遠之，可以說，當時我是典型的「文青」（文藝青年）。按照這種趨勢，當時自己和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將來必定在文壇發展。

由排斥到擁抱電腦和統計學
讀完了副學士課程之後，我向大學的兩位課程主任徵詢選擇主修的意見，我對大學本科的課程主任說：「我希望修讀中文系。」主任嘆著氣說：「唉！年青人，若果你讀中文系的話，將來謀生很難。畢業之後，你頂多在中學教書，坦白說，假如你在本校讀中文系，將來不可能跟台灣、大陸中文系畢業生競爭。你應該從實際角度去考慮。」我從來不會只是聽了一個人的說話便下決定，我同時向副學士課程主任查詢，但他亦向我提出類似的意見。這情況就好像是你興致勃勃地走進福特汽車陳列室，但汽車展銷商的兩個經理都勸你不要買他們品牌的汽車，那麼你還敢一意孤行嗎？

經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後，我毅然來到美國修讀傳播理論系。獲取了學士學位之後，我嘗試申請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之類的工作，從而資助自己讀研究院的學費和生活費。當時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國際人際關係碩士課程取錄了我，一位教授聘請我擔任她的研究助理，職責的範圍包括了採用IBM主電腦去做統計分析，當時我既不懂怎樣操作主電腦，對統計學亦一無所知。 但這份工作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我只有硬著頭皮到電腦中心從頭學起。從前我對數理非常排斥，但在逐漸理解箇中奧妙之後，卻漸漸喜歡這個新領域。

坦白說，那位跨文化人際關係的教授對電腦和統計學並不是很清楚，後來我轉到教育心理系攻讀博士班，教育心理系的指導教授令我大開眼界，在那裡我有機會鑽研統計學、電腦程式編寫、人工智能，不過，這些東西只是工具，我有興趣的領域是教育心理與科技， 這個學院並沒有開設量化心理學 （Quantitative Psychology） 或者心理測量（ Psychometrics）。

正當我預備全速前進的時候，河道卻突然來過大拐灣。有一天，指導教授突然對我說：「我將會轉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找一個新的指導教授，或者跟我一起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那邊完成博士課程。不過，我將會任教於教育心理學系的測量、統計和方法研究課程（ Measurement,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tudies），如果你轉校的話，你也需要轉換領域。」根據卡耐基基金會大學評級方法，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屬於第二級研究型大學，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被歸類為第一級，權衡過得失之後，我決定跟隨他向西遷徙。

以19世紀的方法去應對21世紀的問題
獲取博士學位之後，我先後做過電腦中心主任、心理測量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等不同的工作。大約10年前我開始在一間基督教大學的心理系任教，當時我觀察到數據科學、大數據分析會愈來愈盛行，2015年心理系計劃開辦一個心理學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的碩士課程，我以為時機已到，於是提出將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引進課程裡面，但所有人一致反對，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卻令我感到困惑，例如：「大部份教科書仍然採用傳統的統計學」、「大部份學術期刊仍然接受傳統的分析標準」、「 大數據無關重要，心理學需要做實驗」……我知道大事不妙，這情況就好像是當數碼相機逐漸流行的時候，你仍然致力於製造菲林，又或者是串流媒體逐漸普及的時候，你仍然在實體店出租光碟。平心而論，這並不是那所大學獨有的問題，就我的經驗和觀察來說，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部門都傾向保守，很多人以為可以沿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古典心理學，去解決21世紀的問題。

正當我感到灰心的時候，慈悲的上主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到一年時間，同校的數學系開設了統計學的碩士課程，數學系聘請了一位新的課程主任，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在他的課程中教授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我起初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跟著他聯絡了心理系的系主任，商討我在數學系兼任的可能性。從那時候開始，我將心理系取消了的科目 搬遷到數學系，每學期我都在數學系開設一至兩門課，那位課程主任甚至問我有沒有興趣半職在心理系，另一半在數學系授課。我心想， 那麼我的行政負擔會加倍，例如我要參加兩邊的教務會議和退修會， 所以當時沒有應允。但後來我感到後悔，我對自己說：若果再有同樣的機會，我會好好地掌握。

由泥牛入海到照單全收
好景不常，後來那位課程主任離開了大學，領導階層再沒有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方面更上一層樓。報讀該大學的人數逐年下降，原因之一是大學所提供的課程並不適切於就業市場的需要，我先後向不少課程主任、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建議改革課程，並且向他們定期提供關於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趨勢的最新消息，結果所有忠告都只是泥牛入海。

神總會給予人第二次機會。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知道另一所大學計劃開展數據科學的碩士課程，因此需要聘請一位課程主任。在應徵的時候，我和不同學科的教授、系主任、 院長面談。面試結束之後，高級副校長兼教務長問我：「你認為哪一個學系是屬於你的家呢？」我坦白對她說：「 雖然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心理系任教，但是社會科學圈子的保守氣氛十分濃厚，很難去引進創新的觀念。在面談過程中，我覺得數學系的文化會對我比較適合。」最後我在現時的大學擔任了數據科學課程主任，在從前的大學，我怎樣聲嘶力竭地呼喊也沒人理會，但現在幾乎所有我設計的課程都是照單全收。

其實我的數學水平只是馬馬虎虎，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都是跨科際的，人工智能裡面的神經元網絡（neural networks）是建基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 ），第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感知器是由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於 1958 年開發的。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是人工神經元網絡的基礎演算法，參與研究這演算法的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是認知心理學家和電腦科學家。 故此，自己的跨越學科的背景可以彌補數學上的不足。

永不說永不
英諺中有這句話：「永不說永不」（Never say never），意思是不應該劃地自限， 而是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完全排除潛在的機會或者改變。在生命河道拐彎的地方，我可能會作出不明智的抉擇，試想像，若果我從前完全不理會兩位課程主任苦口婆心的勸告，如果我因為對電腦和統計學沒有興趣而拒絕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如果我不願意放棄教育科技、冒險進入量化心理學的新領域， 如果我繼續留在社會科學的圈子，而不願意教授數學系的科目，我真的不知道現在自己會漂流到甚麼地方。

人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選擇，選擇是我們必須終身學習的功課，我們既可以在選擇中成長，也可能在選擇中跌倒，如何分辨真偽、以及在眼花撩亂的選擇中找到自己應走的路，就是智慧，所謂經一事、長一智，要令自己有智慧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要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以及不斷作出反思。今期《燭光》希望可以協助大家在幾個不同的範疇內，以現實的例子好好反思，包括如何面對我們喜歡受人注意的心態，當我們在網絡上過度或過份地披露某方面的資料，究竟對自己或子女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我們的選擇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此外，在這個喜歡搵快錢、賺大錢的年代，怎樣才不會讓我們的貪念掩蓋我們的理智？而當社會的氛圍令人憂慮，當坦誠正直地說話有愈來愈大的風險時，我們又應如何解讀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作出何種的抉擇？視死如歸、保持沉默還是裝傻扮懵？最後，作為關心香港的基督徒，面對神學院收生斷崖式下滑，我們又應該怎樣去解讀當前的情況？因為不同的解讀，會帶來不同的抉擇，而不同的抉擇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我們應該認真地好好思考，作個忠心及明智地等待主人回來的童女。

有媒體報道指近月香港虛擬貨幣平台JPEX因未獲證監會發牌，便向公眾積極推廣平台的服務及產品，因而被警方跟進調查，及後更有消息指，平台向用戶索取高額提款手續費來限制他們提款，事件被稱之為香港虛擬貨幣界的「雷曼事件」。[1] 至截稿前，警方累計接獲2,595人報案，涉款15.8億元，被捕人數達36人。[2] 這類事件並非首次出現，早於2022年11月，虛擬貨幣平台FTX在短短一週內，由行業領軍的龍頭公司之一變成破產公司，其加密貨幣FTT價格在三日間大跌超過80%，該公司的總債權人估計超過100萬人。[3] FTX事件亦同時令其他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幣等價格下跌，也令不少人對加密貨幣這種高風險投資失去信心。[4]

去中心化的特性與去中心化自主組織
「去中心化」是加密貨幣的特色，在談去中心化前，我們先談談「中心化」，因為這是我們熟悉的。在Web 2.0的世代中，網絡上的服務大都是中心化，如Google、Meta（前稱facebook）或現時大多的銀行服務等，我們在使用它們的服務時，是由有關的中央組織去決定所有的服務，組織結構是集權式，傳送的訊息需經過服務提供者，所以有用戶會擔心訊息、私隱被儲存於中心系統，有機會被黑客盜取。

而去中心化，則是透過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讓人們不再需要銀行、企業、政府的介入，不需要這些組織提供一個可信任的環境，就能完成交易。這技術不單能應用在金融上，它還能應用於組織協調上，形成分散式的治理制度，成為「去中心化自主組織」（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這類組織特色是沒有階級制度，可以幫助改革中央集權的管理弊端，以及改善決策資訊不流通等缺點。如果想成為DAO成員，部份組織容許只要擁有DAO原生代幣，達到其最低門檻，就可以成為DAO成員，參與討論組織未來發展，可以有監督、決策、執行的機會（亦有一些組織是需要提出書面申請及有其他成員邀請才能加入）。DAO組織具備扁平化的特色，而資訊於區塊鏈中不可以被竄改，資訊亦具備透明度，故被視為安全。[5]

去中心化交易平台
去中心化交易平台（Decentralized Exchange，DEX）具備了區塊鏈不可篡改的特性，每次交易、移動資產都會被記錄，用戶需要使用私鑰（private key）交易，不用經過實名賬戶，因此被視作安全、公開，亦有匿名的特性，用戶不用擔心個人資料外洩。用戶可直接交易加密貨幣，不需要其他中介機構介入。在沒有中央機構管理下，用戶有更大自由度控制資金，透過個人錢包直接交易，而區塊鏈技術提供了一個分散式資料庫來對抗偽造問題，可信度高至不需要再涉及第三方機構，既簡化交易，亦可保障個人私隱。這是許多人想達到的「去中心化」的自主。

DAO 的缺點和引發的問題
由於區塊鏈無法隨意修改，亦沒有一個明確的人主導，作決策時便需要更長時間，較難因應市場變化而作出快速的應變。而就算是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因著其保護私隱的特性，可能有人擁有多個虛擬賬號，從而操控投票結果。[6] 此外，用戶無法即時將加密貨幣轉換成現金，需要回去中心化交易所轉換，但手續費可以十分高昂。JPEX更是出術限制客戶提幣，提款上限是1000 USDT（泰達幣，1 USDT約等如1美元），手續費卻是999 USDT。

另外，由於現時大部份的「全球數字資產平台」都沒受監管，沒有任何第三方去核實客人的資產是否存在，本港於2023年6月開始監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圖加強監管以令投資者感安心。而部份加密資產交易所已為申領牌照作準備，但JPEX就是未獲發牌便在香港利用網紅及藝人作宣傳及開始經營，並以高息吸納客戶投資。

始終要面對人性
於去中心化、匿名的網絡世界中，彼此間一旦不被法律約束，實際上就是不可能出現所有成員都會為大家的利益謀福祉，作最佳決定的情況。有些組織成員被稱為「金錢掠奪者」，他們使用各種策略來欺騙和操縱DAO的其他成員、管理員及代表，努力建立聲望、影響力，又或是與其他詐騙者串通、賄賂代表或勾結管理員，為求使他們的提案得到批准。這些金錢掠奪者為的是從金庫定期獲得資金，並不是真的有心去建立好質量的東西。[7] 這似乎是在佔其他投資者的便宜，也令網海烏托邦的想法成為泡影。

昨晚徹夜大雨，醒來，竟是晴朗的一天。沒有藉口不外出跑步。還好，並沒有出現「局部積水」的情況，亦見不到的士司機轉身變成船夫，在急流中棄車逃命的場面。只是，雨後清晨的行人路上，竟遇見一幕幕為存活而奮進求生的片段。

英國住宅區的行人路與香港截然不同。在香港，一些較繁忙的街道會設有欄杆作分隔，但更多的行人路就只有升高了數公分的階級作區分。每當擁擠的時候，趕路的行人往往漠視自生的安危，跨過分隔線，走出在馬路上來越過人群，這亦成為繁忙都市的生活常態。在英國，馬路跟行人路之間，往往舖設約兩米寬的草皮，而兩米寬行人路的另一邊，就是一般平房的前花園，甚少出現人群擁擠的情況。這樣寬敞的路面，對行人或跑步者來說，實在是無所挑剔的設置。但對深居於草地下的小蝸牛來說，卻是另一回事。

整夜的大雨，不僅喚醒了沉睡的小蝸牛，更因泥土裡積滿了水，迫使牠們走出其安舒區，來換取一絲絲的空氣免得被溺斃。離開了熟悉的黑暗，告別了習慣的氣味，在草面上爬行、尋找、等候可再鑽下去的乾土。掙扎了整夜，怎料，天一亮，在陽光下，竟置身在混凝土的行人路上。背後是一尺多的草地，往前走，卻是遙遠的未知。鑽不下，惟有奮力的緩緩前行。短短的兩米距離，猶如無垠的曠野、沙漠。自持的硬殼，那能敵得過行人無意的踐踏？柔軟的身軀，那能抵擋朝陽的溫度？回不了頭，就只得繼續往前，冀望能找到安舒之地。窮一生之力，僅能前行十數厘米，確是進步，但卻救活不了自己。

過去數年因著戰亂、政局、時勢，不少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安舒區，流散異國。有些確實是生死攸關的選擇，但更多是為求一宿安睡或一口自由的空氣。幾經掙扎，到了看似安全穩定的地方，誰知要面對的，不僅是適應的問題，還有自身一直被壓抑的情緒，對故土舊地的思念，更要兼顧與配偶、家人、孩子的關係。環境確是改變了，亦是進步了，但似乎還是未能找到出路及平安。

小蝸牛從不知己身已陷困境，亦未料到當陽光漸露，牠會因水份流失而愈爬愈慢，突然，發覺身體不聽使喚，無法繼續前行。當牠意識到危機時，已是進退維谷，求助無門。

未能察覺到身處困境的，豈只是小蝸牛？

我們自恃過去的學識、技能、工作經驗、社會地位和人脈關係，卻猶如脆弱的蝸牛殼，在他鄉異地，似乎無法應對我們當下的處境及需要。融入新的文化及環境，不可能只靠自己獨力探索或盲目前行。異鄉客不僅需要家人朋友的支持陪伴，亦需要與同為異鄉客的他者同行。同行所指的大概就是彼此攙扶，不介意示弱人前，不計算成敗得失，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甚或是，每當力竭迷失時，需要吶喊求助，並接受別人的幫助、救拯。

行人路上的小蝸牛，有否放聲求援？還是默言地等待死亡來臨？同在行人路上的我，雖聽不見牠們半點聲音，但卻看得到這努力奮進的生命及竭力向前的求生意志。這份不妥協、不言敗的堅持，總會令我放下腳步，把牠們放回草地上。我們的艱難、困境、委屈、傷痛，或許難以讓人明白，亦不容易揭示人前。但在我們未曾求助之先，那創造我們並愛我們的上帝早已看見，祂更願意隨時作出拯救，讓我們安躺在青草地，領我們到可安歇的溪水旁，叫我們再一次甦醒過來，並得享祂的恩惠與慈愛。[1]

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移民英國的香港家庭，有不少匆忙而至，只能見步行步；也有不少準備充足，出發前已選定宜居城市，甚至隔山買牛，預先買（租）下房子，務求一蹴而就，盡快安頓。

筆者一家到埗後，曾到幾個港人聚居的熱門地區走走，看看是否方便接觸香港人？感受一下該區氣氛，了解一下華人教會的情況？觀察一下「織帳棚」（工作）的可能？ 

我們落腳雷丁（Reading）之先，已聽聞這城有不少香港人，朋友也因此鼓勵我們來看看。第一次到雷丁，朋友領我們在市中心遊覽，街上確實有不少華人面孔迎面而來，很自然會展現一個微笑。若主動打個招呼，大家相認是「自己友」，很快就放下戒心，攀談起來，甚至加個WhatsApp，以便日後聯絡。那天，友人請我們到一食肆午餐，但因客滿而沒有光顧。愛妻當時留意窗戶張貼了招聘告示，心想在這地方「織帳棚」大概是有可能的。 

2022年10月初，我們搬到雷丁，友人再帶我們去光顧那食肆。餐後愛妻到櫃台結賬，趁機與經理閒聊，對話是這樣的： 

「我們剛到雷丁一個月。之前來探朋友，已想來幫襯一下。但當天客滿，所以今天特意再來光顧，記得那天店外還張貼了招聘告示㖭。你是香港人？到英國很久了嗎？」 
「……我們仍請人，你有興趣嗎？」 
「……都有想過！」 
「你想做樓面？還是廚房？」 
「……都可以試試。」 
「你，做樓面啦。咁你下星期一嚟試吓。」 
「星期一唔得，星期二可以嗎？」 
「好呀！」 

簡單的對話，愛妻就開始在英國的第一份工作。 

店內的經理、樓面、廚房員工都是華人，能說廣東話。他們分別來自國內、馬來西亞、香港。而香港人分別有來了半年的年青人、兩年多的大哥、十幾年的大嬸。
 
第一天上班，經理交代了工作，但沒有談及薪金。第二天愛妻主動提問，經理這樣回應：「樓面是8鎊一個鐘，廚房就8鎊半。」愛妻聽後不以為意，畢竟她自覺是個「學徒」，而且有機會接觸這群離鄉背井的華人才是她所在意。那天下班回家，與友人傾談，才得知英國的最低工資為9鎊半。因此，經理所說的薪金明顯低於法定工資，乍看有點欺騙及壓榨員工的味道。隨後，太太跟一位移居英國超過半世紀的朋友分享（她家人亦曾經營中式餐館）。友人表示，由於英國的稅收重，一般華人小店難以負擔，因此，為了營運、生計，不少小店經營者，不會把薪資及收入全數上報政府，以避繳交高昂稅款。顯然這是不誠實的做法，但當中也有可理解的辛酸。然而，太太工作的食店是集團式連鎖店，不是經營艱難的小店。他們竟然以「慣常」做法，每週以現金出糧，實質是剋扣工資，實在令人不爽。員工薪金是受法例保障的，為何他們甘願接受這種不合法的待遇呢？

流離在外，總希望走近熟悉的環境和人，「同聲同氣」成為凝聚同胞的重要元素。能夠以母語去說話，即使是表面的溝通，已見親切溫暖。華人在外，語言限制著他們的社交圈子，亦阻礙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接受較低的工資，能夠在「自己人」圈子中工作，可能亦是他們作取捨的因素。為了「生活」而接受不公平的對待，成為「不守法」的一員，這也是一份淒涼及悲哀。 
 
愛妻是重視「公平」的人，亦堅持「守法」的原則。她星期二上班，經了解後，她決定星期五離職。僅僅數天與同事的相處，氣氛由冷漠到有問有答，愈見融洽，她也有不捨。就在星期五完成工作，準備收工的時候，其中的同事問道：「下星期能見到你嗎？」一句簡單的說話，讓愛妻有一份觸動，希望多一點與他們接觸，多了解他們的需要，多一點與他們分享上帝的愛。 

短短一星期，略略體會異鄉客的工作，愛妻再一次成為「無業」，但肯定不會是「遊民」。她的「工作」往往是在無業而正式展開！「意義」不一定由薪金、地位、前途所界定。關心身邊的人，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在冷漠、孤獨的城市裡，叫人感受到人間有情、世上有愛，這豈不是更有「意義」！？

仍記得當駐校社工時，總要籌辦一些「生涯規劃」的課程和活動。大概就是讓學生計劃人生，為未來做好準備。認識自己的性向、興趣及能力，探索合適的升學途徑或就業渠道，這也算是一段「知己知彼」的過程。「己」也許可以藉活動的啟發而發掘出來，但「彼」卻非個人能掌握，往往狡猾多變，突如其來。誰能料到，學習場所竟一下子由偌大的校園，轉到自己狹小的房間；三五成群的同儕學習，卻變成獨自一人的孤軍作戰；有些人心之嚮往的大學學府，卻變作烽煙之地，更一度重門深鎖，難以進出。社會環境的劇變，實在叫人始料不及。孩子還來不及預備考試、升學；初出道的還來不及預備面試、上班；工作穩定的來不及置業、結婚……。一瞬間，整家就要連根拔起，出走異地。

計劃趕不上變化！計劃還有意義嗎？

就如筆者，本來計劃在台灣工作多一些時間，但突如其來的變動，我們整家就要離開。感恩有上帝的預備，帶領我們到新的地方。回想當時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撫慰離愁別緒，搬離居住了四年的地方，隨即又要面對新環境，適應各樣的轉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實在難以跨過。

在英國，重遇一些在台灣認識的香港人，當中不乏深思熟慮、計劃周詳的人。其中一個家庭，兩年多前以投資移民到台灣，順利取得國民身份並買下房子，因著希望得到更穩固的保障和工作機會，去年移居英國並購置房子，預計六年後入籍，多一本護照多一個機會。誰料到，家中成員突然離世！再周詳的計劃，再仔細的部署，也趕不及人生難料的變卦。

想起主耶穌提到財主的比喻：有計劃的財主，因自己田裡的出產甚多，他就籌劃重建更大的倉庫，好作收藏。他更對自己說：「你這個人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樂吧！」（路十二19《和修版》）最後：「上帝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路十二20-21《和修版》）隨後，主耶穌再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呢！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路十二22-24）馬太福音就這個論述有這樣的結語：「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34）

計劃周詳的就是期望更能掌握「明天」，好降低或減輕「憂慮」出現。可是，誰能掌管明天呢！明早能否起來，我們也沒有把握；一條頭髮要掉落地，你我也無法阻止。財主為豐收作好準備，說實話，並沒有可責之處，問題是他只顧自己的「安逸」「吃喝」「快樂」，而忽略了他者的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積穀防饑、生涯規劃……固然是好，但我們不應費盡心思去計劃明天，卻忽略了在今天好好地活著。

基督徒相對較有力量面對逆境，活得輕省及快樂，因我們能靠著主耶穌，常常喜樂，更知道主已經近了，就能夠一無掛慮，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深信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參腓立比書四章4至7節）

「人心籌算（計劃）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確立）他的腳步。（The heart of man plans his way, but the Lord establishes his steps.）」（箴十六9《和合本》、ESV）

打斷不了的週年研討會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為研究中心）每年都會舉辦週年研討會，探討社會上不同的議題，以下是近幾年的研討會主題及相關的資料。

2018年6月15日，研究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合辦「惜生知死」週年研討會。研討會集中討論了人對於死亡寬闊交纏的看法，當中邀請了多位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包括雷競業教授、陳一華牧師、吳思源先生、李少秋教授、陳曉蕾女士、伍桂麟先生及樓曾瑞先生，與大家一起思考死亡，探索存活的意義，鼓勵參加者把握在世的時光，避免遺憾。

2019年6月21日，研究中心舉辦了「性不教，誰之過？ ——如何在學校推行情性教育」週年研討會，本社在當中邀請了康貴華醫生、莫林天欣博士、梁林天慧博士、關啟文教授、鄭安然先生、陳靈騫女士、竺永洪先生、李顯雋先生、灌秀雲老師、聯同本社的張勇傑先生及熊嘉敏女士，一起與大家探討如何幫助年青人建立健康的性態度，並討論何謂健康整全的情性教育等課題。

2020年我們一如既往的籌備該年的研討會，並期待它在6月19日與大家見面，無奈有時候，「在世上，沒有多少東西會盡如人意」，隨著新冠病毒疫症爆發，研討會在觀望中延至11月6日舉行。感恩的是，疫情沒有打斷週年研討會，我們仍能繼續每年一次與不同持份者相聚在一起，探討大家所關心的課題，即使對某些人來說，有關課題可能是敏感的，並誤解明光社「走偏了」而「脫粉」。

「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最後順利在2020年11月6日舉行，我們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邀請了余達心牧師、何志滌牧師、李耀基醫生、郭志英博士和雷競業教授與大家分享，研討會的主軸不是談政治，而是談「逆境」和「分裂」之後，人的身心靈可有實質的方法得以「重建」與「復原」。

2021年8月27日，研究中心舉辦了「去留．安身．立命」週年研討會，就香港迎來了移民潮，不少教牧及信徒移居海外，研究中心為此邀請了陳明泉牧師、游淑儀牧師、陳傳華牧師、紀治興博士、譚日新博士及高銘謙教授與大家一起探討香港移民潮之下，去或留的信徒有何掙扎，牧者可以如何牧養他們，並鼓勵留港的牧者及信徒，無論前景如何，能因著神的掌管及看顧，安身及立命。

2022年8月12日，研究中心舉辦了「無牆無盡——善用恩賜的斜槓事奉」週年研討會，在疫情持續的大環境中和移民潮之下，蕭烜醫生、鍾俊傑先生、呂慧明女士、關浩然牧師、溫南聲先生和李志剛牧師，與參加者分享新一代的基督徒如何看事奉，教會或機構如何締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幫助弟兄姊妹或斜槓一族投入事奉。

研究停不了

每年的週年研討會，研究中心除了邀請專家、學者及牧者就主題與大家分享訊息，會上其中一場「重頭戲」便是發佈研究報告。「重頭戲」當然由重量級人士主講及回應，我們邀請了不同學者參與其中，許多時都由超級有「份量」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主力回應。

2018年，研究中心前高級研究員招雋寧先生匯報了「16位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死亡看法」的訪談結果。是次項目研究員進行了16個單獨訪談，嘗試以「嬰兒潮一代」的視角作為切入點，疏理受訪者講述死亡時複雜交錯的想法。該年研討會，由前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羅耀增博士致歡迎辭。

2019年則在招雋寧先生協助下，陳永浩博士分析了明光社由2002年至2018年，在17年間，與三百六十多間學校推動性教育的經驗和數據，並發佈了「廿年需要幾番新？從性教育講座內容看中小學性教育的重點及需要」調查，剖析學校在推動性教育時的特點。

2020年是特別的一年，如上文提及，因疫情的緣故，研討會要延期，研究一開始搜集資料時便遇上困難，由於過往以紙本問卷為優先考慮，當教會在疫情中遲遲未能開放給弟兄姊妹，紙本當然也無法發放到弟兄姊妹手上，設計好的問卷差一點要全盤作廢。不過，感謝主總有出路，疫情除了帶給我們「危」，也帶給我們「機」，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我們突破了框框，主力集中於網上問卷，最後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完成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主要探索信徒心理健康、社會參與及靈命三者之間的關係，研究於研討會當日發佈，由陳永浩博士擔任回應講員。

2021年本社再次邀請了李樹甘教授進行研究及發佈「香港基督徒移民意願與生活狀況研究」，主要了解到香港基督徒的移民意願，有何因素影響了他們的移民決定，以及對教會回應移民議題的意見，是次研究由陳永浩博士作回應。

2022年，我們得到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郭毅權博士義務幫助，進行一項名為「新一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態、工作態度與事奉觀研究」，藉此了解香港新一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態、工作態度，以及對事奉的理解和期望，是次研究由陳永浩博士作回應。

「磚頭」仍在搬運中

研究中心既是文字搬運工，負責推出《生命倫理》雙月刊、「我有話說」、「生命倫理錦囊」欄目的文章，以及週年研討會文集，過去亦不時舉辦課程、讀書會、對談等活動，但疫情效應下，人們愈發喜歡參與網上聚會，研究中心便開始嘗試製作影片。「大城．小理」系列，讓大家在當下的大城中，透過故事和考據，看看蘊藏在當中小小的道理。「與鼠鼠一起上信仰課」系列的影片期望大家藉著可愛的寵物反思信仰，反思與人的關係。至於「其實你不用看完一本書」系列的影片，則想為大家分享好書，介紹書本的精華內容。不同的嘗試，在於配合新一代的需要。

研究中心雖然有實質重量級的研究主任，但始終人丁單薄，感恩的是明光社的同工協力相助，否則重量級主任也撐不起一片天；此外，感謝研究中心的諮議小組成員：吳思源先生、吳澤偉先生、辛惠蘭教授、李樹甘教授、洪子雲博士、張志儉博士為研究中心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及身體力行參與；最後，感恩及感動的是支持研究中心的「你們」，在我們問卷數目不足時，總有你們出手相助，雖然我們曉得，我們的問卷實在「好難填」。

明光社25歲，研究中心仍然年輕，只有14歲。我們仍需作「拋磚」之舉，以此引來你們這些「美玉」，繼續支持我們的問卷調查、研討會，以及文字與影片的製作。

轉變中的挑戰

回望過去有時需要勇氣，因為許多酸甜苦辣會像波浪一樣，此起彼伏，令我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伏，25年對一個機構來說是一段不短的年日，當中的董事、同工、顧問和合作伙伴已有不少轉變，包括退休、移民、離職、甚至回到天父身邊，不想道別、還須道別！翻開舊照片，大家昔日的熱誠、幹勁、以至青春都能令人心動。慶幸大家曾經一起為香港、為神的國度獻上時間和心力，無愧於我們的時代，無論是回應來勢洶洶的同運、泰山壓頂的賭波合法化、糖衣毒藥般的色情暴力文化，以至岌岌可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我們曾經一起力竭聲嘶地吶喊；過百名的代表在立法會輪流發言；洋洋灑灑地以四頁全版的登報；超過十萬人的聯署；幾千名弟兄姊妹一起上街請願；日日夜夜拜訪官員和游說議員；一年到晚往學校、教會和機構分享。回望過去，難免唏噓，究竟過往所做的有沒有白費？這一切都像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我們不會假裝過去幾年香港的變化對我們沒有影響，不會掩飾同工及友好的退休離職和移民對我們的衝擊；但感恩的是神仍看顧我們，仍有忠心的董事、同工和合作伙伴一起為守望我們深愛的香港、宣揚神的國度而堅持下去。我們雖然好像在波譎雲詭的霧中前航，甚至感到天色愈來愈昏暗，但感恩的是仍可以抱著單純的信心，努力學習在不正常的世界做個正常的人，說正常的話，做當做的事，然後安然將一切交託給創始成終的上帝。趁著25週年，但願我們能繼續持守我們卑微的願望：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一1-2）

《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
作者：涵寶寶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圓神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1年

一個作者，如果她的資歷及頭銜包括：畢業於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曾加入花旗銀行MA（儲備幹部）計劃、曾擔任超過30所大專院校百場履歷面試講師、CCE GCDF全球職涯發展師等，你希望從她的著作看到甚麼？又或是學到甚麼東西？是職場求生術、如何建立人脈、抑或是如何發展人的潛能？但她的作品——《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不屬於這類書籍，誠如作者在序言中提到，她不是想要打造一本工具書，她只希望讀者讀畢這本書後，可以「多一些關於接納自己、肯定自己的勇氣。」「若我們還無法喜歡上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吧！」

出於作者的善意，「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便成為了書名，因此這本看似是心理學的書，其實它與心理學無關，作者也無意幫助人處理自己的情緒，書中內容基本上只是分享作者在職場上、情感上及人生等方面的個人看法。

沒有理論支撐的個人看法，實用性有多少？或許說，作者的經驗足以說服人，達到她想做到的效果，也就是讓人在看完此書時，有接納自己、肯定自己的勇氣嗎？誠然，書中內容能否引發讀者的共鳴實在見仁見智，所謂「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無論如何，作者並非紙上談兵，看得出她真誠地以實戰的「經驗」與讀者分享她的所見所聞所思，並提出了一些看法及建議，你不一定要照單全收，或完全贊同，但細思之下，讀者或會看出一些道理來，這些道理的確讓人得益不少，有助成長。

本書另一吸引人之處在於全書沒有任何晦澀難懂的辭彙，反而是在平易近人的文字之中，看到作者在文字方面的超強功力，偶爾一兩句發人深省的說話，值得讓人「駐足」細味。例如作者提到考大學的經驗讓她體會到：「當你承認自己的平凡，才有機會創造不平凡。」

如果你有興趣，就工作、朋友及人生態度這三方面淺嚐慢嚼書中的雋語，歡迎大家透過以下連結觀看「其實你不用看完一本書：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影片。此欄目並非想要「斷章取義」，只想讓你嚐嚐此書的「味道」。

收看影片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資料庫

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山旮旯？唔識讀啊！不過如果寫作「山卡啦」，大家就明白了！

查查字典，旮旯原來不只廣東話才有。這字詞廣泛應用於中國各地的方言中，旮旯本身解作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字典裡的例句就是：「他躲在牆旮旯裡。」也有作「旯子」、「旮旯子」等用法。[1]

早前香港戲院有一部關於香港山旮旯的愛情電影上映，片中講述了性格內向的男主角與五位女角交往的故事。五位女角在外形、性格背景都有不同之處，但不約而同地，她們每一位都住在遠離市區，意想不到的「山旮旯」地方。男主角在她們中間兜兜轉轉之時，導演則藉這幾個地理式的愛情故事，展現香港地域特色。[2]

當人人以為香港只是個「石屎森林」，城市生活擠迫，土地面積細小，加上地少人多……刻板印象已成定律時，總面積達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小。比較之下，我們長期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就只有710多平方公里，香港隔鄰的澳門更只得33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四分三的土地還未被城市化（也就是說平日一般人活動的地方，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四分一），當中包括有郊野公園、小島、農地、山峰等，其中一些地方，交通較為不便，甚至是沒有交通工具直達，這就成為了香港的「山旮旯」世外桃源……

的確，戲中有許多「山旮旯」地點，如在新界東北角的隱世客家村落梅子林（有別於沙田馬鞍山的那個梅子林村，大家不要弄錯），真的不是一般的「山旮旯」——村落沒有道路交通，村民出入村落，只得先徒步兩個多小時到「有車路」的烏蛟騰村（其實這村本身都已經相當山旮旯），又或下山到附近（說近也要半小時）的荔枝窩村，再轉船到沙頭角禁區，遊人若要入村，就只有等逢週六週日每天只開一班的街渡，到達荔枝窩後再上山去……而在這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村中，村民近年毅然努力復村，並邀請自然藝術家葉曉文駐村幫忙繪畫壁畫，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原本已破落的梅子林，居然變成了恍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一個沒有壓迫，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小地方，實在是與今日香港社會有著十分鮮明的對比，親臨當中，真的感到有陣「仙氣」。[3]

可是，正如〈桃花源記〉中所言：「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裡的人對外來者漁夫說：「這裡沒有甚麼特別，不必和外人多說。」）再好的地方，只怕一被香港人知道，大家喜歡趕熱潮，「一窩蜂」到來郊遊、打卡，村落和附近環境因為不勝負荷而被破壞，這就可惜了。事實上，近年在疫情下，以往愛去外遊的香港人，因著種種的檢疫、隔離限制，連「出外透透氣」的機會都沒有了；結果，大家由外遊轉為本地遊，酒店渡假（staycation）、郊遊就成為大家假日的節目了。

然而，大自然並不是主題公園，既不能設下來訪人數上限，而就算過了容納極限（carrying capacity）而不勝負荷，該區的動物被騷擾、植物被踐踏而受傷，大自然都不會懂得向你投訴，向遊人落閘。事實上，以往就真的有一個新界村落，因不勝遊客騷擾和其他原因，索性封村，不讓遊客進入，這實在是「雙輸」的局面。[4] 另一方面，香港面積，景點畢竟有限，當多數的郊野公園和熱點都去過了，熱愛探索的香港山友們，近年便更熱衷去發掘各區的「秘境」，這些「山旮旯」秘境，處境就更危險了……

說到「旮旯」，其實不一定都要在山上的。事實上，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兩位死黨出身於「茶果嶺」，此處就正正不是在山中的「旮旯」，而是香港甚少見的城中村之一。位於觀塘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相信除了附近的街坊，就連居住隔鄰的觀塘，甚或麗港城的朋友也鮮有前往。此地得名，原本是因為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其實是用作包茶果的血桐樹，而不是茶樹）而得名，當地幾個山頭，也是以往人手開採的石礦場，出產的花崗岩和高嶺土曾廣泛供應香港和外地建築工程使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位於廣州市中心，以哥德式建築的聖心大教堂，就是用上了茶果嶺及牛頭角的花崗岩砌建而成。

可惜的是，村落就算幾隱世，幾有歷史價值，在香港「發展」壓倒一切之下，這些難得的城中秘境都難逃「重建」的命運。事實上，香港政府於2019年宣佈，將會清拆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興建公共房屋；而鄰近的前石礦場則有不同的發展商參與計劃，未來也會建成新的「將藍隧道」。茶果嶺在未來幾年，或許也會像以往被清拆的城中村——如九龍寨城、衙前圍村、大磡村等，因著發展之名，原來的社群村民，也得被放棄。

正如電影中所言，香港真係好靚。「山旮旯」，大家趁還擁有的時候，敬請珍惜。

幾乎同一時間，筆者的爸爸及岳母分別把回港隔離日數改為三加四的報道傳給筆者。雖然他們再沒有說甚麼，但大抵都可以感受到，不單單我們想回家，他們更希望我們可以快快回家。無奈，我們卻要告訴他們，將於短時間內遠赴英國。

原本預備在台灣多留一年。想不到，7月底才得知工作簽證未能辦理，並須於8月10日居留證到期日離境。時間倉促，要處理身外物，更要舒解離情別緒！經過與移民署的溝通，得知交回居留證後，再申請入出境證，可以通融十數天。在未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收拾行李和心情，離開一個寄居了四年的地方，遷到另一個國家！

「逃難」是一回怎樣的事情？大概就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收拾所有的家當，能賣的就賣，可送人的就送，要丟掉的就掉。還好，我們的家當比較簡單，沒有甚麼貴重東西要賣，只要將不能帶走的送人，沒必要留下的丟掉。一家四口，所有的物品，受航空公司託運所限，只能濃縮於八個各重23公斤的行李箱及四個7公斤的手提行李之內。

突如其來的轉變，讓筆者一家更深體會到過去香港人要「逃離」的心情。由熟悉的地方，走到陌生的環境殊不簡單；由一個剛熟習的環境，無奈被迫離開，更是殘忍。

這正正是在台港人所面對的窘境！

他們選擇移居台灣，原因不單單因為這裡是近文化的地方，比較容易適應。更多的原因是希望能與香港的親人，尤其是年老的父母，在一個較近的距離，可以保持聯繫及支援。殊不知近來台灣政府不斷在改變及收緊移民政策，令不少在台灣生活了一段時間，亦適應並融入當地的香港人，感到無所適從。投資移民的，縱然已滿足最初申請時的要求，但到申辦定居時卻被拖延，甚至被要求延長營運期，再等半年、一年後才可申請定居（到時能否獲批，也是未知數）。專業移民的（以護士為例），原本只需要居台一年，就能取得國民身份證。近月卻突然要求他們必須考取台灣護理師的資格，才可以申請定居。而其考試資格卻要依據台灣本土的法規。因此，大部份香港的專業護士們，就連參與考試的機會也沒有。

無法留下，就必須再覓移居之地。原本計劃定居台灣，現在卻要再次被迫離開。

離家遠，要捨棄的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是遠離那份土生土長之情；
離家遠，不捨的不僅是已熟悉的人或事，而是居於遠方的親人；
離家遠，回家要多花十倍的時間及十倍的飛機票價。

然而只要家人仍在，再高的代價，也是值得花。祝願遠方的家人平安健康，期待著再聚的一天。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這兩年，香港家庭移民的情况非常普遍，身邊總有家人、朋友或同事移民，離婚的父母亦可能基於不同的原因去外國生活，有些是因為再婚，有些是為了工作，有些是覺得移民門檻低。當離婚父母其中一方選擇移民，應否帶同子女一起離開？

我遇過一個個案，單親媽媽與居於外國的男朋友，因著疫情分隔兩地超過一年，她擔心再不往彼邦結婚，這段感情會畫上句號。最後，這個媽媽雖然不捨，也無奈地留下孩子，並交由爸爸及嫲嫲照顧。也許很多人會覺得這個媽媽很自私，為了自己的幸福拋下小朋友，這確是很多單親媽媽的狀况，但誰敢確定孩子留港跟爸爸生活不是更好？由於這名媽媽移民是因為要再婚，未來的繼父是否比親生爸爸更愛惜孩子，仍是未知之數。

移民是「為你好」？先與孩子溝通

即使父或母可以帶同子女移民，但對孩子真的是最好嗎？很多家長會認為子女可以去外國生活及接受教育，前途及視野必然更好，一如電影《小孩不笨》裡的媽媽所說︰「一切都是為你好」（It is all for your own good），但是，父母有否詢問孩子自己的想法呢？他們是否也想離開這個地方？如果子女年幼，仍在襁褓或幼稚園階段，父母雙方經協商後決定把幼兒帶在身邊一起前往，這個安排無可厚非，但如果子女已讀小學甚至中學，他們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這個階段的兒童很重視朋輩關係，父母離婚已令他們感到被父母其中一方遺棄，還要離開同學、朋友，會進一步令他們失去人際關係的支援，面對不可預計的未來，他們會因為欠缺安全感而焦慮，產生抗拒離開熟悉學校、同學及生活環境的想法。因此，父母在安排移民前，最好先與孩子溝通，聆聽孩子的想法，讓子女感受到他是被重視的生命個體，而不是父或母可以隨意搬遷的附屬品。假如子女不想離開香港，一切決定應以子女的最佳福祉作考慮，而不是父或母的意願。

科技保持聯繫 親情不因地域疏遠

隨著科技進步，現在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都可以透過很多方式聯繫。移民離開的父或母可透過視像方式與子女定期保持聯繫，偶然寄一些禮物給子女，讓他們知道雖然你們沒有住在一起，不能經常見面，但你仍然愛他們，這份親子情不會因地域的距離受到影響。未來假如疫情有所改善，孩子放暑假時，也可以嘗試去父母移居的地方，短暫居住，看看將來是否適合往那裡讀書或發展，這樣豈不是更好。

如果有留意新聞，近來或會發現多了一個名詞被美國《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選為2021年度10大代表字詞之一，它就是“NFT”，[1] 這個詞還會連繫著甚麼頭像、升值潛力、藝人和藝術家紛紛參與等……讓我們一起了解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它又有甚麼危與機？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每枚代幣上都有一個編碼，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特色。[2] 就如你銀包上的錢簽上了你的名字，那鈔票就已和別的鈔票不一樣。能確保其獨特性，是因為支持NFT的其中一個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blockchain），而區塊鏈具備著「無法被篡改」的特性。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有數據均可通過加密系統進行驗證，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描述，這是「一種開放，分佈式的分類賬，能有效地記錄雙方之間的交易，並且以可核查與永久性的方式進行記錄。」[3] 亦因著其獨一無二的特性，藝術家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販賣自己的「NFT加密藝術品」。

被視為開放及可信的交易平台

由於每一次交易都可以被追踨，買賣都有依據，大家都會視這是一種可信任的自由交易技術，並在NFT平台交易。在這許多的NFT交易平台中，如OpenSea、Nifty Gateway或OurSong等，有意製作NFT的人，可以上傳數位化的平面或3D圖像、動態影片、聲音檔案或文字訊息，決定作品發售的總數量，再為作品加上區塊鏈編碼，完成鑄造（mint）後，作品就可以用加密貨幣交易了。[4]

例如，ShroomsTopia NFT為亞洲第一款3D設計NFT藝術品（見圖一），以3D蘑菇造型為主角，設計很有香港的本土氣息，此系列共有3,888個不同的NFT，每枚NFT以0.8 SOL（約1,060港元）發售。[5] （SOL即Solana，為一種交易速度快，並升幅大的虛擬貨幣。2022年1月14日，Solana為全球市值第五的虛擬貨幣，達463億美元〔約3,619億港元〕，結算超過500億筆交易。[6]）

創作者的獲利方式

透過NFT加密，藝術品可以寫入分配利潤的比例，創作者未必只在作品第一次被售出時獲得利潤，而可以在作品每一次轉手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所以作品不一定在第一次就以很高價格售出，不少NFT創作者願意以低價賣出作品，並鼓勵人們多次轉手，令創作人可以從中繼續收取分潤。

另外，亦因為不一定是高購買力的人才可以投資NFT藝術品，不少人都可以成為NFT藝術品收藏家。而在這剛起步的市場上，有不少NFT作品被炒得火熱，經轉手多次而價值飆升，引起了搶購瘋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無聊猿」（The Bored Ape Yacht Club）系列（見圖二），這系列於2021年4月在區塊鏈上推出10,000個不同的NFT，當時每枚的入手價（floor price）只為0.08以太幣（約1,500港元）。[7] 至今約一年時間，最便宜的作品底價也超過了28萬美元（約219萬港元），而收藏品系列的總市值就高達28億美元（約219億港元），其製作公司更可從交易中再賺取2.5%分潤。[8]

NFT的天馬行空

創造NFT的方法也有很多種，除了上述提過的方式外，有藝術家將自己過去13年來拍下的五千多張照片集合成為一張NFT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約6,900萬美元（約5.3億港元）售出。[9] 印尼也有無名小卒上傳九百多張自拍照到NFT平台並賺得780萬港元；[10] 而日本電影配樂大師坂本龍一亦於去年將一首歌的595個音符分拆成NFT出售，而部份NFT音符被轉售後，價格由底價680港元被炒至約40,000港元！[11]

有機亦有危

我們見到似乎很多東西被數碼化後，都可以被放進虛擬世界中被販售及炒賣，似乎很有升值潛力。有藝術家很努力將一系列作品放上平台販售，一夜成名；亦有很多藝人、知名人士進場販賣其代理的藝術作品撈了一筆。這些事件經媒體報道就令人對這虛擬市場趨之若鶩，但我們可能會忽視了當中的風險。除了一些常見的NFT投資詐騙手法，如製作假冒NFT網站及投資項目誘使消費者投資、以偽冒交易平台官方通知而進行釣魚詐騙，或以不同方式竊取個人資訊及憑證等。此外，以虛擬貨幣這種方式來投資也有一定風險，NFT作品本身在真實世界可能價值有限，在網絡世界中的價值亦是易升易跌，跟隨著名人的名氣或潮流上漲或下跌，風險可是非常高。

由於還未有法例規管，著重「匿名性」的區塊鏈，不單讓不少犯罪份子利用加密貨幣藏匿資產，而普通人的個人資產亦可能隨時被黑客盜取，之後可能無法追討損失。由於元宇宙這虛擬「新世界」中所使用到的加密貨幣，暫時並未有實體保安或風險管理方案出現，對用戶來說暫未得到保障。[12]

誠然，筆者在搜集資料撰寫本文時，亦覺這個賺快錢市場令人心動！或許讀者在看了本文後，會開始去想於NFT平台進行創作或投資，但筆者仍想提醒一句，小心錢財的迷惑，於創作的內容及投資的手法上，仍要守著真道，以避免：「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太十三22下）

與一位台灣朋友分享了較早前寫的一篇文章〈耶誕節平安夜〉。他看畢，留言給筆者問道：「請問817台灣移民修例是甚麼？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也難怪，正如筆者來到台灣後，才稍多了解甚麼是「228事件」、「和平紀念日」、「九合一選舉」、「罷免公訴」……港、台雖近，所用的同是繁體字，但曾經歷的遭遇、現在的境況都不同，說真的，實在不一定能互相明白、感同身受。

當然，縱使是成長於同一地區，人民彼此也有藍與綠、黃與藍、黑與白、留與去、愛與恨的區別。說共融，真的談何容易？捨下過去在香港所經營的一切，別了自己的朋友、親人，在一個看似認識，卻又是全然陌生的台灣，重新開始，實是殊不容易。

留在異地努力生活，既要適應文化習慣上的差異，又要苦心經營，不僅是所投資的生意，更是整個家庭以及其人生。離開（或再離開）是意料之外的事，是帶著無奈或是委屈，甚或是點點的不忿。

自2019年後，選擇移民台灣的港人激增。不少人是以投資或專業身份作申請。一心以為在這裡努力一年（或三年）的時間，[1] 苦心經營生意，打造出達標的營業額，甚或是買房子、學騎機車、作志工（志願工作者）……讓自己更多的投入此地，更讓當地人見到我們願意並積極融入，就能按著最初申請時的移民要求，取得入籍定居的資格。誰料在2020年8月17日，台灣以國家安全為考量，避免來自中國的滲透、統戰為由，進一步收緊入籍定居的資格。[2] 其中的要點包括：在大陸出生的、曾經在政府部門或在傳媒機構工作過的人，將很大機會不獲批台灣身份。當然，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這樣的篩選是無可厚非的。正如，香港人亦曾批評，不應該每天容許150名持單程證的國內同胞來港一樣。

修例所引發出的討論就是執行追溯期的問題。究竟所影響的是在817之後的來台申請？還是會導致已在台灣生活年多或接近申請定居的港人，因為其背景問題而不獲許在台定居？

臉書「在台港人入籍困境關注組」的專頁內，不難找到一些個案，備受影響的大多是已進入申請定居程序的港人。他們已達到移民的要求，所開辦的公司或投資亦符合法規，只是因那些「不能改變」的過去，而遭拒絕入籍。要知道，他們在年多前遞交移民申請時，這些資料、背景，他們並沒有半點隱瞞，已如實地交代清楚，正反映其磊落光明、問心無愧。

出生地是我們不能選擇的。過去的工作崗位，也不過是因著個人的學識、專長而作取捨。若硬把這些「不變」因素成為評審的唯一標準，這也是欠缺周詳，況且，所影響的是修例前的申請，情況也有點缺乏公允。

選擇匆匆離開自己成長及曾經所愛的地方，是「移民」？還是「逃難」？對移民者來說，所求的是公平、合理的審批。對逃難者而言，所求的不一定是同情或憐憫，而是給予他們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一個療癒的空間、一段可歇息的日子……他們所求的，也不過如此！

在英國政府未公佈香港英國國民（海外）簽證安排前，新西蘭曾經是香港人移民的其中一個熱門選擇。在我所認識的香港移民中，絕大部份透過以下兩個途徑申請移民新西蘭（自己或配偶持有新西蘭籍除外）：

1. 技術移民：申請人的職業須在新西蘭政府的技術清單內，移民局會按申請人的英文程度、薪金、工作經驗、學歷和年齡等各項條件計分，如有足夠分數就可以入表申請。通常在香港時以此途徑申請移民的以年輕家庭為主。
    
2. 升學：由於我在教會的大學生團契事奉，因此接觸了不少透過升學，輾轉間（或計劃若干年後）申請移民的年青人。按新西蘭現行政策，任何人在政府認可的大專院校就讀學士或以上的課程，畢業後可申請三年工作簽證，如有僱主聘用、有兩年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且薪金達一定要求，他們便有資格申請技術移民，從而獲得永久居民資格。除年青人外，亦有少數家庭以此方式申請居留權，因為只要夫妻其中一人獲大學取錄，其配偶會同時獲批工作簽證，而子女亦可享受免費教育。對未有足夠分數直接申請技術移民的家庭來說，這亦不失為一個好選擇。

我自2019年起參與教會大學生牧養事奉，過去兩年，我所接觸的年青人絕大部份都希望畢業後留在新西蘭，始終香港當時和現在的社會環境狀況很難讓年青人感到安心，當然亦有少數團友選擇回港發展。今年亦見到團友在未完成學業前跟隨家人移民英國。

容讓我在今次投稿分享一個年青人的故事，話說他在三年前修畢學士課程，畢業後獲一間五星級酒店聘用，原打算兩年後有足夠分數申請技術移民。但人算不如天算，COVID-19疫情自2020年起席捲全球各地，新西蘭政府在2020年3月時即時宣佈封關，凡沒有公民和永久居民資格的人均不得入境，而持其他簽證類別的人士一旦離境都不能再入境。

此政策出台後，本地旅遊業深受打撃，尤以客源集中國際旅客的五星級酒店為甚。封關不久，這名年青人工作的酒店將95%的員工裁掉，當然這名年青人也難逃裁員的命運。原以為只要努力工作，多等數月就能滿足移民局受聘技術職位、薪金和工作經驗的要求，豈知希望頓時變為泡影。這名年青人的工作簽證只餘一年多，以當時旅遊業的市道，他根本不可能即時找回相關職位。

由於一心想留在新西蘭發展，因此他只有兩條出路：一報讀另一個學位，但他沒有永久居民身份，這意味他需要支付國際學生的高昂學費，但他不想再加重家人的財政負擔；二見步行步，先找一份工作養活自己，再作其他打算，但其工作只餘一年多，若找不到相關技能的工作，意味屆時需要離開新西蘭。

最終，這名年青人選擇見步行步，而他亦很快就找到一份零售工作。雖然工種和薪金都未能滿足移民局技術移民的要求，但總算能自給自足，沒有為家人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坦白講，我十分欣賞他的決定，這總比閒在家中，靜待另一份五星級酒店的聘書實際，且他有為家人的財政負擔打算，思想非常成熟。美中不足的是零售業工時不穩定，令他再無法恆常參與教會聚會。而作為導師的我亦只能間中透過WhatsApp關心他的近況，讓他在逆境中能感受到同行者的關懷。其實與他情況相近的人，在教會以至新西蘭全國比比皆是。

眨眼間，一年快將過去，這位年青人仍舊在零售業工作。眼見他和很多情況類似的人將要離開新西蘭之際，2017年上台時主張收緊移民政策的工黨政府在連任後，竟在今年9月宣佈一項一次性的移民政策，凡在宣佈政策前持任何簽證在新西蘭居留超過三年或以上的人士可以在無任何額外條件的情況下申請居留（學生簽證除外），即使在新西蘭未滿三年，如薪金達一定標準或其職業在長期技術短缺清單中亦能符合資格。按政府估計，此一次性移民政策受惠人數高達16萬人，當然亦包括文中提及的這位年青人。

正當世界受疫情影響時，新西蘭其他行業受惠於封關政策得以持續發展，期間經濟出現強勁增長，而失業率處於歷史低位。但礙於政府過去兩年沒有批出任何新的簽證，同時不少沒有永久居留權的人選擇離開，令很多僱主無法在短時間內填補職位空缺，而同業間競爭人才的情況亦十分嚴重。在種種因素交織下，迫使向來主張收緊移民政策的工黨政府推出此一次性的政策，本地的華人群體更稱之為「大特赦」。

或許你會抱怨疫情影響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或你的如意算盤，有些人因為通關無期，加上政府連續兩年沒有批出新的居留簽證而感到茫然失卻信心，有些人更黯然離開新西蘭。但這件事讓我對「萬事互相效力」這句經文有一番體會，如沒有疫情，根本不會有此「大特赦」的政策出台；如沒有此政策，即使沒有疫症出現，相信今次受惠的16萬人中，有不少仍為如何得到居留權而苦苦掙扎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有時若非走到絕路，我們根本看不到上帝為我們預備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