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樓、生涯原是夢？

文藝青年
人生並不是一條直線的跑道，你不能在起跑點便望到終點。相反，人生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你根本無法預測在拐彎的時候，下一個地方是甚麼光景。

讀小學、中學的時候，老師都喜歡用「我的志願」作為作文的題目，這當然只是習作而已，而不是認真的生命藍圖。年少時我曾經想過將來做記者、社工、傳道人，年紀漸長的時候，我醉心於文、史、哲，但當時發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一天成為了數學系的教授。

從小開始我已經很喜歡寫作，讀中學的時候我曾經籌辦了一個文、史、哲小組。中三時我需要在文科和理科之間作出選擇，由於原本的中學沒有文科班，故此我在升讀中四時轉校。後來自己在亞洲某大學修讀副學士課程，我參加了大學的中文學會，還有校外的新詩會，除了在一份報紙定期撰寫專欄文章之外，我還踴躍向不同的出版物投稿，但對於數理科目卻敬而遠之，可以說，當時我是典型的「文青」（文藝青年）。按照這種趨勢，當時自己和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將來必定在文壇發展。

由排斥到擁抱電腦和統計學
讀完了副學士課程之後，我向大學的兩位課程主任徵詢選擇主修的意見，我對大學本科的課程主任說：「我希望修讀中文系。」主任嘆著氣說：「唉！年青人，若果你讀中文系的話，將來謀生很難。畢業之後，你頂多在中學教書，坦白說，假如你在本校讀中文系，將來不可能跟台灣、大陸中文系畢業生競爭。你應該從實際角度去考慮。」我從來不會只是聽了一個人的說話便下決定，我同時向副學士課程主任查詢，但他亦向我提出類似的意見。這情況就好像是你興致勃勃地走進福特汽車陳列室，但汽車展銷商的兩個經理都勸你不要買他們品牌的汽車，那麼你還敢一意孤行嗎？

經過一番思想掙扎之後，我毅然來到美國修讀傳播理論系。獲取了學士學位之後，我嘗試申請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之類的工作，從而資助自己讀研究院的學費和生活費。當時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國際人際關係碩士課程取錄了我，一位教授聘請我擔任她的研究助理，職責的範圍包括了採用IBM主電腦去做統計分析，當時我既不懂怎樣操作主電腦，對統計學亦一無所知。 但這份工作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我只有硬著頭皮到電腦中心從頭學起。從前我對數理非常排斥，但在逐漸理解箇中奧妙之後，卻漸漸喜歡這個新領域。

坦白說，那位跨文化人際關係的教授對電腦和統計學並不是很清楚，後來我轉到教育心理系攻讀博士班，教育心理系的指導教授令我大開眼界，在那裡我有機會鑽研統計學、電腦程式編寫、人工智能，不過，這些東西只是工具，我有興趣的領域是教育心理與科技， 這個學院並沒有開設量化心理學 （Quantitative Psychology） 或者心理測量（ Psychometrics）。

正當我預備全速前進的時候，河道卻突然來過大拐灣。有一天，指導教授突然對我說：「我將會轉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你可以選擇留在這裡，找一個新的指導教授，或者跟我一起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那邊完成博士課程。不過，我將會任教於教育心理學系的測量、統計和方法研究課程（ Measurement,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tudies），如果你轉校的話，你也需要轉換領域。」根據卡耐基基金會大學評級方法，奧拉克荷馬州大學屬於第二級研究型大學，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被歸類為第一級，權衡過得失之後，我決定跟隨他向西遷徙。

以19世紀的方法去應對21世紀的問題
獲取博士學位之後，我先後做過電腦中心主任、心理測量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等不同的工作。大約10年前我開始在一間基督教大學的心理系任教，當時我觀察到數據科學、大數據分析會愈來愈盛行，2015年心理系計劃開辦一個心理學研究方法和數據分析的碩士課程，我以為時機已到，於是提出將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引進課程裡面，但所有人一致反對，他們所提出的理由卻令我感到困惑，例如：「大部份教科書仍然採用傳統的統計學」、「大部份學術期刊仍然接受傳統的分析標準」、「 大數據無關重要，心理學需要做實驗」……我知道大事不妙，這情況就好像是當數碼相機逐漸流行的時候，你仍然致力於製造菲林，又或者是串流媒體逐漸普及的時候，你仍然在實體店出租光碟。平心而論，這並不是那所大學獨有的問題，就我的經驗和觀察來說，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部門都傾向保守，很多人以為可以沿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古典心理學，去解決21世紀的問題。

正當我感到灰心的時候，慈悲的上主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不到一年時間，同校的數學系開設了統計學的碩士課程，數學系聘請了一位新的課程主任，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在他的課程中教授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我起初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跟著他聯絡了心理系的系主任，商討我在數學系兼任的可能性。從那時候開始，我將心理系取消了的科目 搬遷到數學系，每學期我都在數學系開設一至兩門課，那位課程主任甚至問我有沒有興趣半職在心理系，另一半在數學系授課。我心想， 那麼我的行政負擔會加倍，例如我要參加兩邊的教務會議和退修會， 所以當時沒有應允。但後來我感到後悔，我對自己說：若果再有同樣的機會，我會好好地掌握。

由泥牛入海到照單全收
好景不常，後來那位課程主任離開了大學，領導階層再沒有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方面更上一層樓。報讀該大學的人數逐年下降，原因之一是大學所提供的課程並不適切於就業市場的需要，我先後向不少課程主任、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建議改革課程，並且向他們定期提供關於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趨勢的最新消息，結果所有忠告都只是泥牛入海。

神總會給予人第二次機會。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知道另一所大學計劃開展數據科學的碩士課程，因此需要聘請一位課程主任。在應徵的時候，我和不同學科的教授、系主任、 院長面談。面試結束之後，高級副校長兼教務長問我：「你認為哪一個學系是屬於你的家呢？」我坦白對她說：「 雖然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心理系任教，但是社會科學圈子的保守氣氛十分濃厚，很難去引進創新的觀念。在面談過程中，我覺得數學系的文化會對我比較適合。」最後我在現時的大學擔任了數據科學課程主任，在從前的大學，我怎樣聲嘶力竭地呼喊也沒人理會，但現在幾乎所有我設計的課程都是照單全收。

其實我的數學水平只是馬馬虎虎，但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都是跨科際的，人工智能裡面的神經元網絡（neural networks）是建基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 ），第一個人工智能系統感知器是由康乃爾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於 1958 年開發的。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是人工神經元網絡的基礎演算法，參與研究這演算法的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是認知心理學家和電腦科學家。 故此，自己的跨越學科的背景可以彌補數學上的不足。

永不說永不
英諺中有這句話：「永不說永不」（Never say never），意思是不應該劃地自限， 而是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完全排除潛在的機會或者改變。在生命河道拐彎的地方，我可能會作出不明智的抉擇，試想像，若果我從前完全不理會兩位課程主任苦口婆心的勸告，如果我因為對電腦和統計學沒有興趣而拒絕了研究助理的工作，如果我不願意放棄教育科技、冒險進入量化心理學的新領域， 如果我繼續留在社會科學的圈子，而不願意教授數學系的科目，我真的不知道現在自己會漂流到甚麼地方。

仍記得當駐校社工時，總要籌辦一些「生涯規劃」的課程和活動。大概就是讓學生計劃人生，為未來做好準備。認識自己的性向、興趣及能力，探索合適的升學途徑或就業渠道，這也算是一段「知己知彼」的過程。「己」也許可以藉活動的啟發而發掘出來，但「彼」卻非個人能掌握，往往狡猾多變，突如其來。誰能料到，學習場所竟一下子由偌大的校園，轉到自己狹小的房間；三五成群的同儕學習，卻變成獨自一人的孤軍作戰；有些人心之嚮往的大學學府，卻變作烽煙之地，更一度重門深鎖，難以進出。社會環境的劇變，實在叫人始料不及。孩子還來不及預備考試、升學；初出道的還來不及預備面試、上班；工作穩定的來不及置業、結婚……。一瞬間，整家就要連根拔起，出走異地。

計劃趕不上變化！計劃還有意義嗎？

就如筆者，本來計劃在台灣工作多一些時間，但突如其來的變動，我們整家就要離開。感恩有上帝的預備，帶領我們到新的地方。回想當時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撫慰離愁別緒，搬離居住了四年的地方，隨即又要面對新環境，適應各樣的轉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實在難以跨過。

在英國，重遇一些在台灣認識的香港人，當中不乏深思熟慮、計劃周詳的人。其中一個家庭，兩年多前以投資移民到台灣，順利取得國民身份並買下房子，因著希望得到更穩固的保障和工作機會，去年移居英國並購置房子，預計六年後入籍，多一本護照多一個機會。誰料到，家中成員突然離世！再周詳的計劃，再仔細的部署，也趕不及人生難料的變卦。

想起主耶穌提到財主的比喻：有計劃的財主，因自己田裡的出產甚多，他就籌劃重建更大的倉庫，好作收藏。他更對自己說：「你這個人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樂吧！」（路十二19《和修版》）最後：「上帝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路十二20-21《和修版》）隨後，主耶穌再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呢！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路十二22-24）馬太福音就這個論述有這樣的結語：「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34）

計劃周詳的就是期望更能掌握「明天」，好降低或減輕「憂慮」出現。可是，誰能掌管明天呢！明早能否起來，我們也沒有把握；一條頭髮要掉落地，你我也無法阻止。財主為豐收作好準備，說實話，並沒有可責之處，問題是他只顧自己的「安逸」「吃喝」「快樂」，而忽略了他者的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積穀防饑、生涯規劃……固然是好，但我們不應費盡心思去計劃明天，卻忽略了在今天好好地活著。

基督徒相對較有力量面對逆境，活得輕省及快樂，因我們能靠著主耶穌，常常喜樂，更知道主已經近了，就能夠一無掛慮，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深信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參腓立比書四章4至7節）

「人心籌算（計劃）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確立）他的腳步。（The heart of man plans his way, but the Lord establishes his steps.）」（箴十六9《和合本》、ESV）

「衣、食、住、行」究竟是按甚麼準則作排列？為何以衣為首，以行為末？或許，這是以人最基本的需要作考量。也可能是參考《史記．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一句。從生活的經驗來說，衣與食大概已成為都市人一種時尚的追求。花數百甚至數千元買一件成本只是數塊錢的足球球衣；用上數百數千元，到「高級」餐廳吃一點點不能填飽肚子的所謂佳餚；或用上數萬或數十萬，競投一支不會拿來喝的紅酒。「衣」既不是保暖禦寒的必需品，「食」亦不是充饑活命的先決。處身在不同的環境，這四項的優次排序似乎是會有所轉變。

我們去年8月到英國，在《離家．遠》一文已提及。從台灣帶走的東西不多，大部份冬季的衣服也得留下。當然，就算能帶來，那些衣服也不一定能大派用場。原因是這裡實在太冷！進入12月，已有一整個星期持續零度以下，更曾低見負8度。有一天，下午5時，天已全黑，在巴士站等候太太下車。滿以為在3度「高溫」下，就可以隨便穿上一件抓毛衣。雖然，已謹慎地穿上保暖內衣打底，在外加添一件防風雨的外套。當時，站在空曠的車站，被寒風吹了五分鐘……真的！確有一種可能會被凍死的念頭萌生。平常滑手機的手已不可能暴露在空氣中，藏在衣袋中，仍是感覺刺痛。在這情況下「衣」放在首位，實在是不容置疑。

然而，相比於「衣」，「住」在英國排列在首位更是「實至名歸」。當然，這主要是就新移居英國的香港人來說。

突然湧入數以萬（或十萬）計的移民，雖則帶動了英國的物業市場，但同時，亦造成供不應求的情況。置業安居向來是香港人主要追求的目標，總覺得交租是替別人「供樓」，買樓才是為自己積蓄及帶來穩定。來到英國，港人的心態仍沒有改變，希望盡快置業安頓。無奈港英兩地的樓宇買賣及租賃程序是截然不同。聽一些港人分享，縱使簽了合約，下了訂金，也不一定能準時收樓。業主延誤或突然變卦也沒有任何責任或賠償。

至於租樓，我們有親身的經歷。過去聽聞，港人初到英國要租房，由於沒有工作及薪金證明，不少業主要求租客預繳一年的租金。亦有一些港人為求盡快覓得住處，不惜提高租金或預付更長月數的租金。畢竟求過於供，網上預約看屋，十多名準租客爭取一個租盤，價高者得，自然成為這遊戲的基本準則。

我們尋覓房子，租金貴是在所難免。另外，在英國的法規下，租房子是需要符合：房間標準（The Room Standard）或空間標準（The Space Standard），避免居住過於擠迫（overcrowding）。[1] 因此我們不能省租金而租一個較細的單位。另一方面，被業主要求預繳一年租金已是常態。要我們一下子拿出兩萬多英磅，實在不容易。我們現在租下的房子，最初業主要求我們預繳半年租金，已叫人喜出望外。但在簽約前卻發生了小插曲：

當我們知道房子的位置，大概都可以接受了，因為房子和女兒學校的位置相近。之前所看，與這租金相若而可以考慮的，女兒需要步行二十多分鐘上學。想到冬天，孩子要在零度之下走路往返學校，就感躊躇。因此找到這房子，看房當天，二話不說，就決定租下，更隨即付上數百鎊的留位訂金（Holding Fee）。下午收到合約初稿時，竟發現租金加了40鎊。詢問下，業主表示在我們看屋當天，已在租屋網站調整了租金。而我們所質疑的是，為何看房子時，仲介沒有給我們表明。我們認為這是不太誠實的情況，故決定另覓房子，終止租賃程序。誰知業主竟然不願退回按金，更指出我們在起初填報的資料有誤。

當然，我們可以據理力爭，鬧得不快告終。但太太反覆思量，想到安排看房之前要回答的資料，確實可能有誤導。我們認為要做好自己的本份，故真誠地向業主表示歉意。後來對方竟然出奇地，主動提出可以讓我們按月交租。我們從來沒有向仲介或業主表示希望可以按月交租，只單單向天父祈禱。想不到一個真誠的回應，承認自己可能的過失，所換來的卻是更輕省的景況。這不僅在經濟上，更是在心靈上。做「對」的事，作上帝看為「正」的事，就能經歷祂出人意外的平安。

應付衣食住行之先，得著內裡的平安其實是更為重要。

《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
作者：涵寶寶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圓神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1年

一個作者，如果她的資歷及頭銜包括：畢業於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曾加入花旗銀行MA（儲備幹部）計劃、曾擔任超過30所大專院校百場履歷面試講師、CCE GCDF全球職涯發展師等，你希望從她的著作看到甚麼？又或是學到甚麼東西？是職場求生術、如何建立人脈、抑或是如何發展人的潛能？但她的作品——《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不屬於這類書籍，誠如作者在序言中提到，她不是想要打造一本工具書，她只希望讀者讀畢這本書後，可以「多一些關於接納自己、肯定自己的勇氣。」「若我們還無法喜歡上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吧！」

出於作者的善意，「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便成為了書名，因此這本看似是心理學的書，其實它與心理學無關，作者也無意幫助人處理自己的情緒，書中內容基本上只是分享作者在職場上、情感上及人生等方面的個人看法。

沒有理論支撐的個人看法，實用性有多少？或許說，作者的經驗足以說服人，達到她想做到的效果，也就是讓人在看完此書時，有接納自己、肯定自己的勇氣嗎？誠然，書中內容能否引發讀者的共鳴實在見仁見智，所謂「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無論如何，作者並非紙上談兵，看得出她真誠地以實戰的「經驗」與讀者分享她的所見所聞所思，並提出了一些看法及建議，你不一定要照單全收，或完全贊同，但細思之下，讀者或會看出一些道理來，這些道理的確讓人得益不少，有助成長。

本書另一吸引人之處在於全書沒有任何晦澀難懂的辭彙，反而是在平易近人的文字之中，看到作者在文字方面的超強功力，偶爾一兩句發人深省的說話，值得讓人「駐足」細味。例如作者提到考大學的經驗讓她體會到：「當你承認自己的平凡，才有機會創造不平凡。」

如果你有興趣，就工作、朋友及人生態度這三方面淺嚐慢嚼書中的雋語，歡迎大家透過以下連結觀看「其實你不用看完一本書：喜歡不了自己，那就從不討厭開始」影片。此欄目並非想要「斷章取義」，只想讓你嚐嚐此書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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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旮旯？唔識讀啊！不過如果寫作「山卡啦」，大家就明白了！

查查字典，旮旯原來不只廣東話才有。這字詞廣泛應用於中國各地的方言中，旮旯本身解作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字典裡的例句就是：「他躲在牆旮旯裡。」也有作「旯子」、「旮旯子」等用法。[1]

早前香港戲院有一部關於香港山旮旯的愛情電影上映，片中講述了性格內向的男主角與五位女角交往的故事。五位女角在外形、性格背景都有不同之處，但不約而同地，她們每一位都住在遠離市區，意想不到的「山旮旯」地方。男主角在她們中間兜兜轉轉之時，導演則藉這幾個地理式的愛情故事，展現香港地域特色。[2]

當人人以為香港只是個「石屎森林」，城市生活擠迫，土地面積細小，加上地少人多……刻板印象已成定律時，總面積達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小。比較之下，我們長期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就只有710多平方公里，香港隔鄰的澳門更只得33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四分三的土地還未被城市化（也就是說平日一般人活動的地方，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四分一），當中包括有郊野公園、小島、農地、山峰等，其中一些地方，交通較為不便，甚至是沒有交通工具直達，這就成為了香港的「山旮旯」世外桃源……

的確，戲中有許多「山旮旯」地點，如在新界東北角的隱世客家村落梅子林（有別於沙田馬鞍山的那個梅子林村，大家不要弄錯），真的不是一般的「山旮旯」——村落沒有道路交通，村民出入村落，只得先徒步兩個多小時到「有車路」的烏蛟騰村（其實這村本身都已經相當山旮旯），又或下山到附近（說近也要半小時）的荔枝窩村，再轉船到沙頭角禁區，遊人若要入村，就只有等逢週六週日每天只開一班的街渡，到達荔枝窩後再上山去……而在這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村中，村民近年毅然努力復村，並邀請自然藝術家葉曉文駐村幫忙繪畫壁畫，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原本已破落的梅子林，居然變成了恍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一個沒有壓迫，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小地方，實在是與今日香港社會有著十分鮮明的對比，親臨當中，真的感到有陣「仙氣」。[3]

可是，正如〈桃花源記〉中所言：「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裡的人對外來者漁夫說：「這裡沒有甚麼特別，不必和外人多說。」）再好的地方，只怕一被香港人知道，大家喜歡趕熱潮，「一窩蜂」到來郊遊、打卡，村落和附近環境因為不勝負荷而被破壞，這就可惜了。事實上，近年在疫情下，以往愛去外遊的香港人，因著種種的檢疫、隔離限制，連「出外透透氣」的機會都沒有了；結果，大家由外遊轉為本地遊，酒店渡假（staycation）、郊遊就成為大家假日的節目了。

然而，大自然並不是主題公園，既不能設下來訪人數上限，而就算過了容納極限（carrying capacity）而不勝負荷，該區的動物被騷擾、植物被踐踏而受傷，大自然都不會懂得向你投訴，向遊人落閘。事實上，以往就真的有一個新界村落，因不勝遊客騷擾和其他原因，索性封村，不讓遊客進入，這實在是「雙輸」的局面。[4] 另一方面，香港面積，景點畢竟有限，當多數的郊野公園和熱點都去過了，熱愛探索的香港山友們，近年便更熱衷去發掘各區的「秘境」，這些「山旮旯」秘境，處境就更危險了……

說到「旮旯」，其實不一定都要在山上的。事實上，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兩位死黨出身於「茶果嶺」，此處就正正不是在山中的「旮旯」，而是香港甚少見的城中村之一。位於觀塘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相信除了附近的街坊，就連居住隔鄰的觀塘，甚或麗港城的朋友也鮮有前往。此地得名，原本是因為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其實是用作包茶果的血桐樹，而不是茶樹）而得名，當地幾個山頭，也是以往人手開採的石礦場，出產的花崗岩和高嶺土曾廣泛供應香港和外地建築工程使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位於廣州市中心，以哥德式建築的聖心大教堂，就是用上了茶果嶺及牛頭角的花崗岩砌建而成。

可惜的是，村落就算幾隱世，幾有歷史價值，在香港「發展」壓倒一切之下，這些難得的城中秘境都難逃「重建」的命運。事實上，香港政府於2019年宣佈，將會清拆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興建公共房屋；而鄰近的前石礦場則有不同的發展商參與計劃，未來也會建成新的「將藍隧道」。茶果嶺在未來幾年，或許也會像以往被清拆的城中村——如九龍寨城、衙前圍村、大磡村等，因著發展之名，原來的社群村民，也得被放棄。

正如電影中所言，香港真係好靚。「山旮旯」，大家趁還擁有的時候，敬請珍惜。

2020年開始全球遭疫情衝擊，大部份人均擔心生計，更審慎理財，故不少加拿大人對買樓上車持觀望態度。一方面等待疫苗面世、疫情退卻、經濟和收入較穩定時才置業，但面對10年升一倍的多倫多樓價，亦有人期望疫情「有所作為」，特別是孰知2003年沙士時樓市低迷的港人移民。[1] 不過觀乎多倫多樓市，儘管近期「柏文」（apartment，即住宅大廈／公寓）租價跌至兩年最低位，[2] 綜合樓價仍升勢不斷，由2019年平均每住宅[3] 851,877加元（約5,035,684萬港元），升至2020年10月的968,318加元（約5,724,000萬港元）。[4]

港加樓價比一比

誠然，如果比呎價，加拿大和香港仍「相差一大截」。筆者有親朋數月前在多倫多以北的萬錦市（Markham）置業，樓價約150萬加元（約8,555,000港元），乍聽和香港買一個普通單位差不多，但買的是獨立屋，雙層加地庫和車房，前後花園，面積約2,600平方呎（未計地庫車房和花園在內），算起來約每呎3,290港元。同樣八百多萬港元，同期在香港應買到一個500至600平方呎單位。不過如果在多倫多買柏文，呎價則高些，去年平均每呎約5,000港元[5]至6,000港元[6]之間（多倫多市中心），新樓則7,540港元[7]，但和香港仍有一段距離。

儘管如此，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每年出爐的置業能力調查（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自2005年以來，溫哥華和多倫多的置業壓力指數已升了一倍。這裡指的並非樓價指數，而是指樓價升幅快過加薪幅度。對習慣慢活享受人生的加拿大人來說，從三十多年前只需10年左右便供完一間獨立屋，到今時今日要花十多二十年才供完一個柏文單位，這轉變已屬「生活文化衝擊」層次。

其實不獨加拿大的移民城市有此現象，如有留意這份年度報告，會發現除了香港年年排第一外，近年經常在前數名「爭櫈仔」的城市都是華人熱選的移民目的地：溫哥華、悉尼、墨爾本等，雖然近年較少聽見有親朋意欲移民排第五的洛杉磯，但第六名便是多倫多。故此不少當地人——不論加拿大或澳洲——均認為華人移民為樓價暴升的元凶，彷彿那裡多華人移民，那裡的樓價便飆升。

DEMOGRAPHIA年度報告置業壓力指數前六名城市[8]

DEMOGRAPHIA的置業壓力數值是取自當地樓價中位數（Median House Price），再除以當地家庭入息中位數（Annual Median Household Income）得出來，該數值代表該區平均家庭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買到當地一個「平均」住宅單位（樓價中位數）。所以如果某地即使樓價不斷飆升，但只要加薪幅度和速度追得上的話，置業壓力便沒有增加，甚至倒退，新加坡便是一例。不過，香港近兩年的指數代表每個家庭平均不吃不喝近21年才能買下一個「平均」住宅單位，而多倫多家庭則平均不吃不喝8.6年。

現實中當然不能不吃不喝。在香港，每月按揭還款上限通常不逾入息50%，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銀行）則建議不逾入息三分一，減去首期但加上利率，真實供樓年期約為該數值的兩至三倍（已沒計儲錢付首期的日子在內）。香港數值20.8，即代表每個家庭最少要四十多年才供完樓，但沒有銀行會批准還款期這麼長的貸款，通常最多30年。

平均家庭買不到平均樓

而且如果某家庭的月入正是本港家庭月入中位數，即25,500港元，[9] 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為樓價八成，供款年期30年度，每月還款額為月入中位數一半左右，該家庭極其量選擇350萬至400萬港元的單位。反過來，本港樓價中位數，即約700萬港元的單位，同樣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樓價八成，每月還款額應大約為二萬多港元，即是置業家庭月入最少要有四萬多至五萬多港元。[10]

而且DEMOGRPAHIA的數值只反映出該城市的一般家庭要多久才供完樓，卻未有反映出其居住質素，因為各地的「平均住宅單位」可以分別很大。例如香港2019年樓價中位數704萬港元，[11] 平均樓價978萬港元，[12] 由704萬到978萬，買到的單位約在500至750平方呎之間。而去年多倫多平均樓價約500萬港元，仍可勉強在市內買到樓齡稍高的獨立屋或「鎮屋」（townhouse，兩至三層高、房屋兩側都和相似的房屋相連），面積約有千多平方呎，西岸溫哥華2019年平均樓價約656萬港元，[13] 卻只能買一個900至1,000平方呎的柏文單位。

無論如何，身為海外華僑，聽見「移民為樓價飆升元凶」等論調，很自然地會說甚麼「地少人多，經濟蓬勃的城市便自然寸金尺土，樓價偏高」，但同一報告中，紐約、東京、新加坡這些同樣「地少人多 經濟蓬勃」的城市卻只有5.4（2019）、4.8（2017）、4.6（2019）的指數，這又如何解釋呢？

為了查證是否多華人的地方樓價亦高，而全世界最多華人的地方莫過於中國大陸，但DEMOGRPAHIA又未有分析內地城市的情況（香港除外），故筆者便於網上找資料作內地城市的供樓壓力分析並和其他城市比較。

「北．上．深」置業更難

不過筆者的置業壓力計算方法和DEMOGRPAHIA略為不同，基本都是樓價除以收入，但取的是當地平均呎價除以人均月薪，而非樓價中位數除以家庭入息中位數。原因有二：一、港人較熟悉呎價這概念；二、很快找到內地四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4] [15] 但頗不容易找到其家庭入息中位數。雖然稍為不同，但表達形式基本和DEMOGRPAHIA一樣：數值愈高即壓力愈高，表示當地樓房呎價愈接近整份月薪（暫未有高逾「1」的城市出現），數值愈低則表示呎價佔月薪比例愈低，即是置業壓力較低。

此外，筆者亦找來台北、東京、新加坡、紐約、多倫多等城市作比較：原來北京、上海、深圳的置業壓力已跑贏香港十多年；而在上世紀末「一層樓三代人供」的東京，現在以「呎／薪」比來看，連香港的一半也不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的「呎／薪」比是不斷上升，分別是飆升或緩升，只有新加坡是穩定下降，置業壓力愈來愈低，這走勢和DEMOGRAPHIA的數據一致。

呎價／可支配月入[16]

多倫多一街月光族

從以上「呎／薪」比來看，中港台大城市置業壓力高於外國，但多倫多同樣一街月光族，因為除了房屋，開支項目亦不少，甚麼東西或服務價錢亦比香港高。有調查發現未計住屋需要，多倫多單身人士每月平均開支約1,243加元（約7,400港元），一家四口4,518加元（約26,500港元），[42]，但多倫多家庭可支配月入中位數只有5,720加元，[43]，即開支已了佔月入八成，只剩約1,200加元。

即使一家只三口，盡量節省生活，每月剩二千多元，如果25年按揭再加利率，那麼最適合這家庭置業的是50萬加元的住宅單位，[44] 而非樓價中位數90萬至100萬加元的住宅。可見多倫多儘管算是地方較寬敞的城市，亦和香港一樣，樓價「中位數」的住宅都不是為收入「中位數」的家庭而建。如果只租屋不置業，多倫多平均月租亦是二千多加元，[45] 一般家庭照樣沒法有餘錢剩下來。

家庭開支不外乎衣食住行，21世紀再加通訊一項。經濟緊張時，「衣」可以節制些，但其他仍避不了。雖然加拿大置業壓力比中港台低，但其他住屋相關開支卻比後者多及高。

萬稅之國

例如屋大電費天然氣等月費便高，夏天可以不開冷氣，但冬天則暖氣停不了，每月約需300至400加元（約HK$1800至2,400港元）；房屋保險平均每月百多加元（約600港元）；獨立屋「獨霸」一塊地，再視乎樓齡地區地段，加元一百萬左右的房子在多倫多或萬錦市，每年需交地稅5000至6000加元不等，即每月400至550左右（約2,400至3300港元）；如果住較好的「柏文」，一個850呎單位每月地稅加管理費隨時600至900加元不等，比2,000呎大的獨立屋更多。

除了地稅，加拿大還有入息稅、銷售稅等。出糧少兩成是共識，例如聘用合約上說明雙週薪2,400加元，但出糧時只有約1,900多加元匯入戶口，因為要扣起入息稅、工作保險金和退休金等，剩下的便是前段提及的「可支配收入」。

購物或食肆用膳需付銷售稅，安大略省收13%，即標價10加元的貨品需付11.3加元（買餸例外或低些）；食肆堂食用膳又要付十一小費，假設一餐30加元，結賬便要付$30 x（1 + 0.13 （銷售稅）+ 0.1（小費比例））= $36.90；有些豪爽客人會計稅後小費，即$30 x 1.13 x 1.1 = $37.29，外賣則不用小費。故此自疫情爆發後，不少侍應即使未被解僱仍收入大減，因為很多食肆都停了堂食，或因限聚令或禁堂食而減少或完全沒有小費收入。

想賺錢 先花錢

筆者少年時有位弟兄家庭經濟不穩，為改善狀況便想找外賣送餐的工作，但大前提是必先有車才有人請，無車的話即使找其他工作亦不方便，因為需要花太多時間在等車或乘車上，除非到居家附近的快餐店或超市應徵。

香港有些工種都會要求申請人有駕駛執照，但加拿大有些工作在招聘時已明言申請人要自己有車才有機會獲聘，例如記者、郵差、保安等。乍聽有點本末倒置：無錢要找工，但找工要先花錢。最後該弟兄以500加元買了輛N手（曾多次轉售）日本細車（當時為90年代，收入和物價約為現時四成左右），[46] 當然之後維修和保養都花了不少錢，有次甚至在高速公路行駛時車頭冒煙。

「無車哪裡都去不了」是不少新移民對加拿大的一大感受，學車、考車、買車可謂「新生活三步曲」。除非在市中心上班和居住，否則車輛屬必需品。有調查顯示加拿大每戶平均擁有1.5輛私家車，[47] 相對香港每戶約0.22輛，[48] 主要原因是前者地大人少、公共交通效率低，而後者養車貴但公共交通方便，故買車意欲和需要均不高。

不過車子在加拿大算是價錢還算可以的東西，首先加拿大同款新車通常比香港便宜。以豐田Camry為例，新車在加拿大賣30,000加元（加稅後約202,000港元），同一車款在香港約賣30萬港元。第二，多年來不論通脹怎麼厲害，樓價和快餐價錢翻了雙倍，但加拿大的車價十多年來都升得很慢。第三，油價還可以，約香港四成。第四，除了市中心，大部份地方都免費泊車或可泊街。最後，如果自己的車輛需要用在工作上更可申請退稅。這幾方面都令港人移民覺得雖然要付出，但花在車上，生活買個方便，都未算不合理的開支。

但說到底，因為在加拿大生活，閣下便先要拿萬多二萬加元買車，而這筆錢在香港已能乘搭約十年公共交通工具（假設港鐵不加價）；子女滿16歲考車牌後，很大機會（家長）又要買多一輛車；北美汽油雖平，但每年仍需約2,000多加元（視乎車款類別及駕駛習慣、生活模式、工作需要等），另加保險和其他保養開支，如換油、檢查、冬春兩季換呔等等，如果家庭成員較多仍算划算，但如果只是個人代步，這些開支比香港每年搭公共交通的開支更高。

在「食」方面，如買食材回家煮弄，按收入比例來分析，加拿大和香港的開支還相去不遠，但如外出用膳，以麥當奴巨無霸餐為例，計兌換率的話，加拿大比香港高出約60%，如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仍高出香港約19%。[49] [50]

此外，互聯網和手機月費等開支，如同樣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較香港高出30至40%不等。

小數怕長計，加拿大人的收入便這樣四方八面溜走了。

供樓易 找工難

雖然多倫多、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城市的「呎／薪」壓力較大中華區低，但大前提是有工作才有收入，否則莫講置業，基本生計亦難保，故以下將以各地失業率數據反映當地找工作的情況。

自1999至2019年，多倫多平均失業率逾7.2%，[51] 只有近年個別月份低於6%，反映出找工作不容易，而且找不到工作不一定是新移民或語言能力的問題，即使不少當地人亦在待業中。2020年全球均受疫情衝擊，各大城市失業率均有上升，為提供更全面概覽，筆者找來各地近三年的失業率以作比較參考，但很明顯今年兩大北美城市是領頭的重災區。

各城2019年失業率[52]

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較多倫多好一些，2018失業率為4.35%，2019為4.6%，2020年10月為7%（全年首十個月平均為9.6%），[79] 可說置業壓力雖較多倫多高，但工作機會多一些，收入中位數方面則兩市差不多。[80] 另一法語城市滿地可近兩年失業率亦略低於多倫多，雖疫情爆發後的平均數不相伯仲，但10月失業率已跌至8.4%，情況亦比多倫多樂觀一點。

而位居DEMOGRAPHIA第五名的洛杉磯，在2018及2019年間，平均失業率約4.5%，亦較多倫多低，但2020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則升至13.9%，[81] 雖然10月的數據已降至12.3%。從以上數據可見，即使在風調雨順、爆疫前的失業率已反映出北美洲大城市找工作的難度都比亞洲城市高，有心移居當地的朋友在這方面需有心理和實際的準備。

結語

過去二十、三十年，香港和多倫多的平均收入均有上升，前者約六成、[82] 後者約四成，[83] 但同時間香港樓價升逾10倍，[84] 而多倫多樓價都升了，但只三、四倍左右。[85] 香港是一個「樓」字已壓垮生活，而加拿大則是綜合式地多及高開支，再加上找工作不易，不少家庭的收入都是月月清，生活已不一定如西方影視描繪的「子女前園嬉戲，爸爸洗車，媽媽後園種花」，更多人因為加薪追不上樓價攀升而選擇「柏文」。雖然生活空間仍比香港大，但趨勢卻愈來愈相似。

話說回來，當年香港沙士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本樓市自97回歸和亞洲金融海嘯後兩年已是跳崖式插水，由每呎6,000港元跌至3,000港元，之後五年再加上沙士才再跌至2,000港元，故是否疫情衝擊樓市實在見人見智，今年各大城市樓價不倒實不足為奇。

附錄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

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樓房呎價、「呎．薪」比

一場疫症，大半年間，將全球人類經濟生活來個大反轉，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市民忙於應對之餘，政府機關也不停地頒佈防疫措施，以阻擋疫症蔓延。

另類「抗疫」，實在「分隔」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提及，[1] 香港城市發展，其實和疫情有很大的關係：若不是因19世紀不時爆發鼠疫和其他疫症的大流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不會痛定思痛，全盤推行依照建築學來規劃街道及增建公共衛生設施，以改變以往混亂、擁擠的舊城街道。誠然，城市建設當然不只著眼於大街小巷，更要有宏觀的構想，所以只要推行城市規劃，必然而來的就是區域層面的建設與劃分。可是，政府在這些「由疫症出發」的區域規劃中，往往又會加上其他的考慮，結果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歧視當時華人的計劃，也成為了研究香港城市發展中的經典個案。

為應對鼠疫，19世紀的香港殖民地政府，推出了連串的法例，本來是為衛生與防疫而推出，最後卻成為了推行「另類」政策的工具。如1858年推出《中國人的規章——普查條例》（Regulation of Chinese – Census Ordinance），條例涉及中國人的規章、人口普查及警察的其他目的（Ordinance for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the Population Censu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f Police），規定中國居民要被登記上冊。[2] 今天的人口普查制度，雖然不是源自此法例，但多多少少也有它的影子。

事實上，早於1840年代，英國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Sir Edwin Chadwick致力提倡潔淨運動，倡議大規模建設英國城市排水系統以處理污水，同時建立制度清理垃圾。他的兒子Sir Osbert Chadwick是研究城市設計的工程師，他數度來港並有為到當時香港的衛生情況撰寫報告，改善衛生情況。然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除了衛生考慮外，也另有盤算。事實上，早在鼠疫爆發前，當時的定例局[3] 以公眾衛生為由，推出多項法案，以分區區隔華人居民和歐籍人士（以今天的標準，絕對是種族歧視的做法），如1887年通過的《公共衛生條例》（Public Health Ordinance）[4] 及1888年《歐洲人區域保留條例》（European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等。

1894年2月，疫病開始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人們從廣州來到香港暫避，結果連香港也爆發疫症。據官方統計，這次鼠疫爆發單在1894年便造成最少約2,500人死亡；然而當時的華人普遍對政府不信任，若計入未被送入醫院的死者，相信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為了徹底消滅瘟疫，香港政府不惜將上環太平山街華人聚居的384棟房屋全部拆掉，以進行大規模滅鼠運動，以當時來說這當然是為著衛生的緣故，但這同時意味著殖民地政府「使橫手」將本來聚居於歐洲人區域附近的華民趕走。[5] 1904年推行的《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District Reservation Ordinance）更規定不能售予半山區土地給華人入住，這限制要到1927年才被有「歐亞混血兒」血統的何東爵士，以購地興建何東花園打破。[6]

觸不到的紅線？

事實上，這些另類的「界線」，在舊城小里中多有存在，只是大家平日路過，視而不見。就如港島西營盤區域中，原有的華人聚居地，大致範圍在正街起兩邊發展，東、西兩個方向分別有東邊街和西邊街，由山下到半山則由皇后大道西、[7] 第一、二、三街，直到高街為止。由這些街名已可以約略勾勒出當時華人地界的範圍。另一方面，對於主要居於半山區域的歐籍人士而言，由中半山區向西行，到了西營盤柏道，列堤頓道附近，[8] 就有城西公園（West End Park），下面也有西尾道（West End Path）。[9] 剛剛就與華人區域的東邊街交錯出現，聰明的讀者可想而知，這些街道，正正分別提醒著華人和西方人：你們就到自己的界限了，再行下去，就要小心睇路！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生怕兩邊人民真的「勇往直前」，就特意在這些紅線地域上，設立「生人勿近」的設施：如前高街精神病院（現為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初時專為收留外籍精神病患而設），西尾道附近則有前華人精神病院（現為美沙酮診所），或設有公園分隔雙方，務求使兩邊居民「識趣」不要越線……

其實，香港舊城中，的確充滿這些「另類」發展，疫情過後，大家如有興致，可以多去考究，真相有待大家發掘……

「共產」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

「……一種共享經濟結合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並建立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1]

其中所強調的「共享」與「共同所有」不僅是崇高的理想、概念，更可以成為我們（或社會）所追求的目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豈不應是大眾所嚮往？

能夠「共享」是建基於人們樂意「分享」，而「分享」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感到「滿足」。只是「滿足」並非一種客觀的狀態。情況就好像是，一個人月入10萬元，要求他每月與人分享（或捐獻）三、四千元，按理是問題不大，但若這人是缺乏安全感，內心不感到滿足的話，要他跟分享一杯涼水也是不可能。

可見「共享」不一定是人性中油然而生的情操，是需要刻意的培育及推動。

好幾年前，到台灣旅遊，在黃昏時經過一所學校，發現有些不似學生的人（大概是一般市民大眾）在校園內跑步、打球、做運動、享受閒暇。問及身邊台灣朋友，她說：「台灣的學校，一般在下課後，就開放讓社區人士使用。」當時很快就聯想到：「學校不是私人地方嗎？讓人隨意進出，其安全問題如何？會加速設施的損壞、折舊……」當然，在心底裡亦暗暗欣賞及疑問：「台灣竟然可以如此善用空間，其運作模式是如何？」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過：『持續增加的財富及休閒為人類進步之二大特徵』，顯見隨著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休閒活動亦為先進國家發展的要務之一。隨著經濟發展、過度都市化之故，臺灣地區地狹人稠、人口高度集中的現象日趨失衡，民眾休閒場地與遊憩空間，益顯不足。｣[2]

早於1965年，台灣教育部已開始訂定國民體育實施方案，建議學校應盡量開放其運動場所，並於1975及1979年作出修定。而台北市自1980年起推動校園開放政策，1985年宜蘭縣更推動「無圍牆學校」，規定校舍以綠籬等替代圍牆。[3] 筆者女兒現在就讀的國中，按台北市的法規，其對外開放為：上課日上午5時至7時、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週六、日及例假日上午5時至下午9時。

用上超過40年的時間，是因著最初所發現（或預見）土地空間上的「不足」，亦重視人民休閒的需要，而著力推動善用「公共空間」的概念。這不僅是讓學校與社區更為緊扣，更是提倡著「共享」的精神。而多年以來，這精神似乎亦深入民心，更成為一種文化。其可見於早陣子台灣市民，因著鐵路公司表示在疫情過後，永久限制（或禁止）在台北車站大堂席地而坐所作出的反對及討論。[4] 市民視車站大堂為公共空間，是屬於大眾，不應受限於機構的規範。

「共同擁有」就是強調某東西（或空間）不屬於任何的某人或某公司或某政權，而是屬於人民大眾所共有。這理應是「共產」的基要所在。台灣明顯不是奉行「共產」的地區，但它卻推動及踐行著「共同擁有」及「共享」的精神。「開放校院」讓市民在其中經歷到好處及滿足。過去香港的大學校舍基本上是開放的，但今天卻多加了重重的關鎖。而一般的中、小學，在下課後，校園連本校生也難以進入，更何況是一般市民？事實上，地少人多的香港，對休憩空間的索求，是遠比台灣為大，理應更加需要推動「共享」。

不去善用已有的資源，不去推動大眾共享或分享其資源，反之，卻容讓財團、土豪囤地自肥；反之，計劃花上千憶的公帑去填海造地，這豈不是與「共產」的信念背道而馳？

過去一年，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更被逐漸收窄。但同時，亦喜見不少教會、志願團體、甚或是小商戶、食肆，願意在艱難的日子裡，分享其「空間」，予人一杯涼水，給人稍作休息。

能「共享」除了讓人感到滿足外，其基本理念就是看到他者的「需要」。因著「看見」就能在不足下，仍能作出積極及正面的回應。

忽略人民的需要、不聽取民間聲音的政權，是難以推動「共享」更遑論踐行「共產」？

「……在此體系下，土地和資本財產為人民共同所有……」冀盼一天，人民能得享共同所有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一場新冠肺炎疫症，上千萬人確診，全世界變得風聲鶴唳。不論大國小邦無一幸免，尤以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更是首當其衝，停市封城，人心惶惶。很多人說，疫情傳播與世界都市化（urbanization）、城市人口密度太高、生活環境劣化、急速生活模式等息息相關。都市生活對於人類健康是否弊多於利？當中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城市」的建設，在人類的文明中早就有其地位。世上最早建立的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當中有我們熟悉的古城耶利哥，位於敘利亞的阿勒頗和希臘的雅典等。[1] 我們很容易會對「城市」有著矛盾的看法：城市既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也代表著一個地方的成就，經濟與發展；但同一時間，城市很多時也是罪惡溫床象徵：不論是道德敗壞，貪婪詭詐，疾病疫情，彷彿都源於城市的暗黑角落中。在《聖經》中，城市往往都有著不同的問題，神的永火烈怒也曾臨到有「罪惡之城」之稱的所多瑪，蛾摩拉……但另一方面，神又不是一味對城市厭惡。起碼，神的聖所是建在耶路撒冷城上，而啟示錄中的新耶路撒冷，儘管是用了象徵手法來作描繪，但當中的黃金街，碧玉城，也確實有著大城市的模樣。

疫情與城市，原有共生關係？

在《聖經》中，瘟疫往往是神用來對付罪惡的一個方法。但諷刺的是，城市的發展往往和疫情同時存在，甚或有「共生」的關係。事實上，就如倫敦、巴黎等世界級的大城市，除了出名的歷史建築名勝，其地下水道也是歷史悠久的。香港在1894年也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持續出現了差不多30年，當時「中招」的病人死亡率更高達九成。最終政府接納了英國城市衛生專家查維克的調查報告的建議，致力改善惡劣的居住環境，增建公共衛生設備和排水系統，更著力建設乾淨的食水來源。[2] 與其說針對衛生，這報告對香港城市規劃的最大影響是，它無形中確立了香港建築規劃的總則：由建築物的坐向，高度，樓宇之間的通常規定，道路設計，以至下水道鋪排等，這些規格和原則在往後的香港城市規劃中被繼承下來，最明顯的就是60年代取代街道上備有「騎樓」的唐樓設計和引入「斜面樓」，[3] 這都是源於政府在《建築物條例》中加入「街影法」，以樓頂斜面的方法，增大街道之受光面積，令空氣更流通。這個街影法最終在1987年才被廢除。[4]

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

現在疫情嚴峻，很多城市被迫封城，香港政府也推出不同的防疫措施和政策。可是生活迫人，香港人的無奈盡展於「無人阻到佢返工」，就連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話停就停」！我們彷佛就是一個在大社會中的齒輪一樣，不能自主，沒有自由。

可是，與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西方社會現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正正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向上流的一個里程。在工業革命前，西方世界仍是農奴制度：人只能終生生活於自己的村落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一世只為不屬於自己的農田耕作，為地主效力，以求糊口。自工業革命後，新興的城市與工廠相繼建立，農民成了新興的「工人」，理論上擁有就業、工作、放假的自由（當然實際情況並不如此），不再受限於農奴制度，並以此再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更成了現今西方世界的基礎。當年更有「城市空氣帶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之說。[5]

可是這種自由，並不如神話般美麗。單看香港，為求有一棲息之所，香港人要面對不同的「地產制度」：由戰後起，香港業權由整棟買賣到分散業權、分期付款、樓花按揭，「上車」（置業）被視為人生成就，從此成為「樓奴」，更甚的是到了今天，買樓夢也被奪去，大部份香港人只能租樓，甚至要住在劏房龍床蝸居，原來城市空氣應為我們帶來自由，卻變成了「只有樓價向上流的」不自由，甚或因居住情況衛生環境惡劣，生活壓力逼人，城市人就算沒有感染肺炎都已「屈到病」，實在無可奈何！

其實，城市總離不開了「築」（building）與「居」（dwelling）的關係。當我們能夠「安居」，才能「樂業」，甚或「生根」。現代城市規劃的概念裡，會為之加上諸如環保綠化，智慧城市，互聯互通，出行方便等新理念，其實都是離不開「宜居」這個理念。疫情迫使我們要放慢腳步，或許，我們也可以停一停，想想在這個看似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中，如何將我們的城市，轉化成「宜居」的都市。

參考書籍：
理查．桑內特〔R. Sennett〕。《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洪慧芳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20。

多少年了，教會時常被批評為「堅離地」，「中產化」，不食人間煙火，不問世事！但同時在這些年間，不少基督徒參與政治、關注環保問題、推動改善住屋環境、關注長者、難民以及貧窮人等，他們付出心力，為社會有需要的人士出謀獻策，貢獻社會。作為香港這城的信徒，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身體力行，踐行信仰。明光社將以往為期一季的課程一分為二，在5至6月，舉辦了共六堂的「社關課程2019　落地實幹論社關」，讓學員可以多了解基督教機構和信徒現時從事的社關工作。

從政非好漢？

第一堂課探討了基督徒從政的議題，由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先生（阿涂）和觀塘區區議員鄭景陽先生擔任講員。不少人覺得官場黑暗，政客要生存，必須詭詐，偏偏多年從政經驗告訴阿涂，信靠上帝才能成功。他以28歲之齡出任立法會議員，當年面對有經驗的對手仍能勝出，他深信是神的帶領。他一直堅守原則：不詭詐，不騙人；深信只要自己努力，神就會幫助。面對將來不明朗的政治環境，他仍然深信神掌管明天，沒有任何人或事可以限制神的工作。

鄭先生相信香港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社會上有不同的人，應彼此尊重，如果大家具真誠信念，其實是有磨合的空間。除了自己努力工作，他感謝街坊助理和整個團隊的付出。他會祈禱，看看有甚麼是神想他去做的。要面對各種價值觀的衝擊，他坦言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堅持這漫長的戰役；他認為要推動社會進步，有時甚至需要付出整個人生去完成。

環保的迷思

第二堂課探討保育與發展，由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及前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王福義博士擔任講員。提到保育的這個概念，王博士指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理念和想法，這涉及彼此不同的價值觀。他認為，基督徒思考相關議題時，需要建立一套正確的土地神學。他慨嘆現在不少地區為了得到土地而填海，因為土地代表財富、力量和控制權，而人在使用土地時，卻不願意遵守規則。但他指出，在舊約時期，在神給以色列人土地前，是先要他們學習遵守一些規則，例如安息年的設立，正正是要讓土地有機會休息。他說，土地是神的恩典，是神創造的一部份，也是我們的兄弟，人需要尊重土地才能獲得食物。他強調對土地有正確的觀念是重要的。

與基層長者同行

第三堂課探討關顧基層長者，由城市睦福差傳學院院長鄺玉婷博士，及城市睦福團契同工文國輝先生擔任講員。鄺博士提到，有研究顯示本港約有10%的長者出現抑鬱癥狀。她指香港的長者因面對獨居、患病，會感到孤單，甚至抑鬱，這會引發他們自殺。她分享到，機構會協助長者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例如讓弟兄姊妹到長者家裡，跟他們吃團年飯。曾經有位伯伯哭著對探訪的義工說：「老伴走之後，未試過開枱食飯，有你們來，這間屋多了很多人氣。」而除了在身心靈社四方面關顧長者外，他們亦重視讓長者為群體貢獻才幹。

文先生則提到，長者有「被聆聽」的需要，他曾在教會舉辦一些社區聆聽訓練時，期間有位姊妹分享到，在教會認識一位長者，每週崇拜都會見到他，但當她試著聆聽他的故事後，才發現原來這位長者常常到公園坐，沒有別的活動了。文先生指，透過聆聽，我們才能了解長者的生活和在公共方面的需要。

當住屋愈來愈不公義

第四堂課探討了基督徒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工作，由社區房行動者Edmond Wong和「光房、光屋」，「要有光」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余偉業先生擔任講員。Edmond在2009年開始買入舊樓單位，將它們改建為劏房出租。裝修時，他會將走廊設計得比一般的劏房走廊闊（一般劏房走廊只有28吋，他的卻有36吋），每個單位都有窗戶，令租客生活得舒適點。他會將單位租給有需要的人，如一些婦女，而租金方面，他大致上只會收租客約25%的收入，亦設有綜援住戶價。在服侍的過程中，他試過遇到不少問題，例如有租客將他的地方弄得一團糟，但他仍堅持懷著憐憫的心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余先生本來是國際大機構的總裁，他在2010年成立社企「要有光」，除了想為有需要的人士解決住屋問題，他亦很想幫助租客在租用房屋期間，發掘到自己的潛能。「光房」這個概念是他建立的，所謂「光房」就是有些業主願意在一段時間內將自己的物業拿出來，以促進別人的發展，他管理的「光房」的租客主要是經由社工推薦的單親婦孺。而租客在居住期間，則要訂下個人發展目標。他指有的租客入住「光房」後，由失業變為就業，有的則完成職業培訓。

服侍難民路

第五堂課探討服侍在港難民的工作，由基督教勵行會總幹事張洪秀美太平紳士和該會同工Jeffrey Andrews（Jeff）擔任講員。張太表示現時香港約有7,000多人已經過審批或在等待審批是否具備難民資格，而獲確認為有難民身份的約有250人。Jeff則指出在港的難民，有的是來自也門、伊朗等地。

張太指在港的難民雖然身處在一個安全的地區，但由於他們沒有生命危險，故很難找到第三個國家收容他們。由於沒有居港權，他們不能在港工作，小朋友唸書也只可唸到中學，這令他們的生活只能倚靠救濟度日，他們不少更患上精神病。該會的工作著重幫助難民改善生活，張太表示透過申請及獲入境事務處批准，有的難民可以在港工作。Jeff欣喜地分享到，有難民在酒店工作，因良好的工作表現而獲得年度傑出員工獎，反映難民也可以貢獻本地社區。

富家客不絕、貧無親友訪？

第六堂課探討與貧窮人同行這個課題，由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擔任講員。香港是個繁華璀璨的都市，但2016年的堅尼系數（反映社會貧富差距情況的指數）達0.539，根據聯合國的指引，這個指數已屬高等級。梁牧師指機構會與各區教會合作，服侍有需要的家庭。而機構不只是透過從上而下、慈惠的方式幫助他們，而是希望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尊嚴，讓他們自力更生。他提到很希望教會能做到持續地與人同行，關心人的生命。他分享到一個感人的例子，一位受助人是持雙程證來港的單親媽媽，她患上肝癌，需要10多萬元的手術費，幾間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籌集這筆費用，可是接受治療後，她的病再度復發。這位媽媽沒有埋怨，更對九歲的女兒說，自己有天會離開她，但天父會守護她，而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會繼續關心她，結果這位姊妹離世，她的女兒進了兒童院，教會的弟兄姊妹每星期也會到那裡接她，帶她參加教會的活動。

應用倫理課程

除了上述以「實幹社關」為導向的課程，踏入下半年，明光社將會舉辦另一個以「應用倫理」為導向的課程。很多時，我們以為「倫理」都是些與日常生活脫節，只是學者在象牙塔、牛角尖中鑽研的東西，但事實上，不論是生（生命之謎與智慧設計）、死（安樂死與自殺問題）、愛（互聯網、社交媒體與人工智能中的愛）、性（性別認同與變性人）、權（公民抗命與順服掌權）與慾（投資、投機與利慾）等等課題，都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應用倫理」課程會在這六個面向中，邀請不同的專家與學者，與學員一同討論，如何在生、死、愛、性、權、慾中找到準繩，在暴風中展現笑顏。課程將於10月開始，報名詳情，請留意研究中心公佈。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早幾年香港的娛樂圈被形容為星光黯淡，各大公司未有培育新一代的歌手和藝人。不過不少香港人卻去了內地、韓國等地方做練習生，參加選秀節目，甚至於當地出道成為藝人。韓國、日本、甚至內地均透過網絡來進行偶像行銷，吸引世界各地的粉絲來支持。這「圈粉」（成為偶像的粉絲）的過程是怎樣產生的呢？這對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潮流，帶來甚麼改變？

內地幾個網上大型選秀節目，例如《創造101》、《偶像練習生》[1]、《快樂男聲》、《明日之子》等，就節目內容而言，它們和以前一般的比賽分別不大，都是由參賽者分組合唱一些曲目，當中最受歡迎者勝出，主辦單位再替他們組織男團或女團，並進行一系列活動。[2]

以直接付費的方式表達支持

不過，因著節目在互聯網出現，當節目與互聯網無縫連接時，當中所產生的互動就比想像中多，例如當你成為網站的VIP會員後，可以有額外的投票權去支持某一位參賽者，也可以收看獨家的視頻，進一步了解參賽者的一舉一動。在這種良性的互動下，不少青少年即時被「圈粉」，成為某參賽者的支持者。為了讓心儀的參賽者留下，他們不惜付出更多金錢，以獲取更多投票權。

以往，明星往往以完美狀態示人，但今日的選秀節目卻推出「培育式」的偶像，也就是說在偶像成為偶像以前，就讓他以素人外貌表現自己。或者有部份已經出道的歌手，會以「回鍋」的方式重新包裝，再次參加別的比賽，人氣清零。節目還會透過不同的剪接，人物性格設定，例如在比賽中誰比較有機心，誰是好好先生，誰與誰有恩怨等等營造氣氛，務求令觀眾看得投入，覺得精彩。當有參加者愈見進步，觀眾也愈感欣慰。他們不僅見證著偶像的誕生，更在比賽中與參賽者同喜同悲。

如是者，偶像在還未成為明星之前，已經開始有實質的人氣，而這些人氣能化為收入，因此人氣不足的參賽者會遭淘汰，自然消失。如此每週不斷累積人氣，便形成人氣偶像和團體。他們一出道就已經有足夠的支持，再配合不同活動、演唱會、廣告等等收入。他們的新歌即使可以免費收聽，但透過不同的活動，例如歌迷要購買CD才能出席簽名會，而樂團甚至會開設專屬自己的演出場地，吸引樂迷捧場。以數年前出道的韓國人氣女團Twice為例，其投資額最初大約是5億韓元（約300萬港元），而她們現在每年的收入都相當可觀，由她們代言的飲品一年賣上過億支，成為該公司的歷史紀錄。[3]

練習生的苦況

這種以男團、女團為名的隊伍，每年出道的有數以百隊，但能留在娛樂圈中，每年不出10隊，可見汰舊換新的情況普遍。不少年輕人十一、二歲就被娛樂公司招攬，受訓期間更有人一餐被迫服食五顆減肥藥，[4] 但即使犧牲再大，他們亦有可能最終因為各種原因而未能出道。他們錯過了讀書的時間，要重新投入學習，有部份人則要進入勞動巿場。有報道更指出，在韓國，部份練習生因為出道不紅，而未能還清做練習生時的學費，導致欠債纍纍。[5] 在外地更有女團成員稱，曾被迫接客。[6]

雖說在每一個年代也會有人在做明星夢，在網絡年代，要成為明星偶像，門檻彷彿比以往低，但卻要即時面對觀眾的批評、恥笑和責備，加上練習生隨時不見天日的選秀制度，他們要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韓國就有不少明星因為壓力太大而患上情緒病，甚至以自殺了結生命。香港亦有不少曾患上抑鬱症的藝人，分享自己的遭遇。由此可見，要將偶像視為一份職業，其實並不易做。

「圈粉」對青少年的影響

此外，這種以網民為主導的偶像明星制度，表面上叫人活出自我，但實際呈現的卻是一種更單一的價值觀，特別是對美、成功等等的看法。當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心水偶像」付費投票，觀眾自然會有「我有份畀錢支持這偶像」的感覺，這種支持不是透過購買任何商品（如演唱會門票、音樂等等），而是透過單純、直接的付錢。這種「培育」偶像的粉絲經濟，主導權表面上在觀眾手裡，但實際是，只要他們的部份夢想得以實現時（例如所支持的偶像在比賽中勝出了），他們就更難離開整個粉絲經濟圈（要一直付錢支持偶像），這就是所謂的「入坑」了。由此可見「圈粉」對青少年的影響，實在不容忽視。

（本文原載於第120期〔2018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我們並不擁有天空，但每個人頭上都可以有一片青天。世界上很多資源並非不足，而是有人擁有得太多，遠遠超過他本身的需要。香港地少人多，樓價超高，租金超貴，令很多人供樓交租之後成為在職貧窮，甚至貧無立錐之地，其實往往是由於資源分配不公而非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

撇開大地產商囤地、房地產市場投機不絕、政府沒有將房屋看成民生必需品、以及國內資金湧港置業等不公義問題，香港的住屋問題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2016年年底本港私人住宅空置率為3.8%，相當於 43,660 個單位。[1]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乃嚴重的浪費。

不過，要改變政策是漫長的路，而在政策未變之前，其實能改善現況的空間仍有許多，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多走一步、甚至兩三步。教會要協助露宿者、新移民、年青夫婦和家庭突然出現困難的基層人士原來可以有許多方法，不單改善居住問題、更要關顧心靈。而弟兄姊妹、教會和機構除了可以捐或借出單位、以較低租金、甚至免費租予有需要人士暫住；亦可鼓勵弟兄姊妹共同租住單位以節省開支；此外，不少教會場地在平日多是空置，若能開放空間讓有需要人士煮食、用膳、小休或做功課，也是開放了與基層面對面接觸的機會。

今期《燭光網絡》我們走訪了多個參與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教會、機構、牧者和信徒，了解他們如何以不同方法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此外，多位受助者亦會透露他們面對的困難及如何轉化自己的心態。「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長遠來說，讓受助者重拾自尊和自信，肯定比成為長期受助者來得好。藍天本來就在我們頭上，有時我們只需打開一扇窗。

後記

在付印之時，欣聞新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深水埗與基層住戶對話期間，提出考慮資助社企租用唐樓，再以成本價劏出數間房，以兩至三年租約租給有需要市民，希望政府能坐言起行，打破官僚架構的束縛，盡快推行。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8-19）

在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除了樓價飆升、房屋供求失衡、劏房等問題，我們無法對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士欠缺藏身之所視而不見。就此，我們嘗試向數間服侍貧窮人的基督教機構了解他們如何與貧窮人在住屋的問題上同行。

不約而同，當中數個服侍貧窮人士的機構都看到他們的住屋需要，同樣曾經或現在仍為他們的服侍對象努力尋找可安身之所。

禧福協會

禧福出於愛貧窮人的心，以便宜的租金租了一位弟兄的物業，這單位除了大廳、廚房及洗手間，還有幾個房間，以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女性，包括：新移民及無家者，曾有露宿的婆婆、睡在醫院大堂的單身女士。機構沒有訂立特別的甄選條件，也沒有規定住客何時離開。 可惜的是，由於人手問題，禧福現階段沒有再為貧窮人提供房屋的計劃。(７月１３日發現資料有誤，此為更新版。)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榕光）

榕光曾於2000-2011年為孤兒寡婦及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短暫住宿服務，過去11年計劃得「那打素基金」資助，但因基金沒有再撥款，故最後要結束計劃。現在主要與區內相熟的地產經紀合作，免佣金下為有需要的家庭尋找套房；亦會在區內探訪貧窮家庭，向他們傳福音。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

新福總幹事梁友東牧師表示面對香港的結構性貧窮，導致很多新來港人士及N無人士生活非常困難，新福的異象是幫助貧窮人，過往有醫生弟兄見到貧窮兒童所住的床位空間過窄，以致脊彎，因此自去年開始成立改善家居的基金，由新福管理。當有兒童面對惡劣住屋環境，就可動用基金補貼或改善居住環境。由於需要很大，資源實在很有限，所以對象是新福現有的服務使用者，在福利網以外的持雙程證人士、單親家庭，以及有小孩的家庭，而其居住環境會對兒童的生命發展造成負面影響，都可申請租金津貼，一般是兩年，最多三年。資助形式主要是提供租金補貼、支付按金或地產經紀佣金，讓他們可以租住一間安全的居所。

新福除了這個租金補助計劃，一直有愛心糧倉及食物銀行服務，幫助有困難的家庭解決食的問題，亦會與教會合作，由新福提供米糧，教會負責派發，亦會向食物回收商惜食堂（Food Angel）及膳心連基金（Foodlink Foundation）等機構取得一些食物如奶粉、乾糧、麵包、洗頭水及一些日用品，供應貧窮家庭以減輕生活的開支，亦會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每月500元生活津貼。

深度同行計劃，主要服侍、關懷及支援雙程證、單親家庭等，藉著不同的小組、課程、親子活動，以建立受眾的自信、自尊，重整價值觀，提升婦女們的親職能力，加強與子女溝通及了解。他們亦有一些計劃幫助一些單親家長，因要照顧年幼或特殊需要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賺錢，他們會教授這些家長製作絲網花及編織頸巾，幫助他們賺取一些收入。他們的製成品更獲得商界的欣賞，今年母親節，一間公司便向他們訂購7,000盤絲網花，令他們非常鼓舞。

政策倡議方面，新福一直有參與社聯的房屋政策獻議，包括過渡性房屋、臨時房屋、公屋、劏房政策、另類房屋（光房／民間低廉租金）、單身婦女屋或長者屋，以及重推租務管制等。

未來，他們希望有人能資助貧困家庭驗眼及配眼鏡，他們前線服務經驗看見很多人因為沒有能力購買眼鏡，包括近視及老花眼鏡，而選擇不去驗眼，這樣對他們的學習及生活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暑假將到，小朋友放完暑假後，極可能長高了，雙腳又會大了，新學年需要購買新鞋，黑皮鞋及運動鞋各一對，每對150元，每學童共約需300元，新福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支持這個「好『鞋』子計劃」，使孩子可以穿上新鞋子開學。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

與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賴淑芬女士（Ada）談起協會最初服侍無家者的異象，Ada提到創辦人朱耀明牧師，因年輕時的街童經歷，成為牧師後便起來回應關顧無家者的召命，1987年，協會正式成立，最初主要探訪無家者，但在接觸他們的過程中，無法漠視他們的住宿需要，因而為他們多走一里路，籌備宿舍，讓他們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滿足。

隨著時代的轉變，無家者及協會所面對的挑戰亦有所轉變。20多年前，無家者所需要的暫宿期一般較短，比較容易在市場中找到合適的居所；但今天的無家者較難找到穩定的居所，原因離不開租金高昂、業主加租、容易收回單位、清拆等，令他們暫住宿舍的時間延長，甚至有無家者搬離後因不敵市場的壓力而需要再回到宿舍。在如此大的住屋困難和需求的階段，面對無家者們在困難當中所經歷的焦慮及壓力，Ada與同工們如何才能把資源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呢？

要實踐禧年的信仰教導

Ada提到協會除了會照顧流浪街頭的人外；亦會為面臨居住危機的人，包括：經歷家庭暴力、與家人有很大衝突、沒有能力支付租金等；亦有少部份住屋環境太差，沒有能力尋找較合適的居所，協會都會體恤處理。而協會所做的，就是把肢體因多了而捐贈出來的房屋在有完備管理的情況下重新分配，以相宜的價格租給這群人，正正實踐著《聖經》中禧年的教導。

Ada以「拍拖」及「結婚生仔」去形容教會服侍無家者的程度。教會派人定期探訪就如拍拖，但當要承接運作一個宿舍就如結婚生子一樣，同樣需要委身，只是程度各異。現在協會正在運作六間宿舍，當中數間宿舍都有教會願意承接，例如往後文章提及的青山浸信會，承接物業後獨自運作整個宿舍，包括：管理、接收服務使用者、清潔、處理住客的問題等；亦有教會雖未能承接整個運作，但都會捐款及定期探訪及牧養。與不同教會接洽的過程中令Ada深深體會到，縱使有不少有心扶貧的肢體或牧者，但要推動全教會同心走進這個召命，卻一點都不容易。

絕大部份教會都很認同需要扶貧，教會十分樂意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探訪、派飯派禮物；然而當要走多一步，推動全教會起來承接委身照顧及關顧貧窮人，很多時因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甚至扶貧的觀念只局限於「派物」而止步。教會願意投放很多資源去傳福音、做門訓，這些固然重要，然而卻有否想過要把關顧貧窮人納入成教會事工的一部份，成為讓人見證上主的福音及國度的重要使命呢？

盼同心承接的信仰使命

早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教會參與很多社區的工作，特別是關懷貧窮的工作，成為當時社區的盼望，然而，自社會福利署增加資源，多了福利機構的出現，教會在社區服務的角色反而漸漸抽離，某程度上削弱了教會走進社區服侍的動機，使教會與社區的關係與互動變得淡如水。但Ada提到其實個別願意捐贈房屋的肢體很多，協會亦努力接收然後進行管理及安排，令更多有住屋需要的無家者可得到幫助。但如單靠福音機構（如協會）承接所有捐贈的房屋，在人手資源的限制下，要接收及管理全部房屋確實無能為力，因而很可惜地不少房屋被空置。

協會十分盼望能有教會願意一同承接這個召命。協會現在會積極培訓願意承接單位的教會，讓教會可獨立運作捐贈的房屋，以至從實際的協助到心靈的牧養都能觸及。Ada認為教會承接這個服侍的關鍵是要透過服侍而把福音帶給貧窮人，使他們在被服侍下見證的福音大能，從而轉化被剝削的生命並變得更有盼望。

做轉化城市的福音使者

為何協會堅持只與願意委身參與的教會合作？Ada提到協會所做的，是希望轉化生命的工作。縱然社署或其他社福機構有為貧窮人提供服務，然而唯有教會才能透過福音使生命得到轉化。能搬到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當然重要，但心靈得到釋放才能使生命變得輕省。耶穌來是要使人的生命變得更豐盛，因此耶穌走遍大街小巷，把上主的福音帶給願意接受並悔改的人，使他們得到釋放、得到真正的自由。今天，教會作為傳揚上主福音的見證，更有責任要走進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面前，讓福音轉化他的生命。而教會更重要的召命是轉化社區，使上主的國度得以彰顯，使地上再沒有壓迫、剝削、不義……

耶和華已指示我們何謂善，他向我們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神同行（彌六8）。我們敬畏同一位上主，盼望我們都能同領心受上主早已指示給我們的召命，成為願意帶著謙卑的心，與上主一同走進社區的福音使者。

所有信徒都知道教會應該關懷貧苦，因為耶穌在世時就是如此行：祂傳福音給貧窮人，使被擄得釋放，瞎眼得看見。然而，社關與教會和福音的實際關係是甚麼？則涉及更多更大的神學討論：有人認為社關是福音的手段，以社關作為吸引人聽「福音」的契機；有人認為社關就是福音本身，以重建理想社會為福音的內容；亦有人主張福音由社關體現，以福音為體、社關為用。不論哪個向度，當中的辯論如何，這些神學理念必然影響教會的信仰實踐，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青山浸信會的義務主任譚司提反牧師則顯然是當中的佼佼者。

「有毒」的慈善　社關淪工具

「香港教會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了」譚牧師說。他認為時下香港教會對社關的態度很有問題，主要就是受清教徒主義影響太深。它強調「教會」與「世界」的截然二分，前者屬神後者則與神無關。「教會」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信徒則要與上帝建立個人關係，在不斷悔罪與省察中步上「成聖」之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社關若不是與教會無關，至少也是教會使命中十分外緣的部份。譚牧師認為，這種思想與教會的中產化互為因果：一方面這種思想十分切合中產人士那種獨善其身，事不關己的思維，從而被他們採用；另一方面，這種思想又加固了這種中產式的個人主義。「有些堂會做社會服務只是因為他們要向政府申請換地」譚牧師說。「教會」和「世界」二分的思想走到極端，自然就只會視「社關」為工具，一種「擴張神國」或「個人修練」的工具。

「很多人，包括信徒，做社關只是為了一種feel good experience」，訪問中，譚牧師說了這句，眼神中略帶不屑，而坐在他對面的協會總幹事Ada則連連搖頭。事實上，早在訪問前的崇拜講道中，Ada談到社會流行也吹捧一種「有毒」的慈善。她以「深水埗明哥」為例子，指出這種慈善充其量只是填飽流浪者的肚皮，卻沒有切中他們真實的需要，甚至乎會連他們僅有的東西都摧毀。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流浪者們最切身的需要不就是衣食住行等物質需要嗎？確實不是。

「流浪者或貧窮人，即使接近斷水斷糧，他們依然告訴訪問者說，他們最貧乏的是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一份尊嚴」Ada引用世界銀行所做的報告，說出了違反常識的事實。原來，所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錯的，人的需要正正相反。正因如此，那種派飯派米的慈善才「有毒」，因為它派飯的同時連流浪者們僅有的尊嚴都剝奪。Ada和譚牧師就見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流浪者在善心的「餵飼」下，徹底失去改變和重整生命的動力。「令我反感的不是『明哥』本人，他只是力所能及，做自己能做的事」譚牧師說，「但那吹捧『明哥』的，捐食物給『明哥』的……有人還替『明哥』著書作傳，那本書還得了獎。」原來，真正的慈善，離不開生命的轉化。

真實的慈善　生命的轉化

如此，再討論教會和社關的關係彷彿已是無謂：假如真正的社關和慈善就是關係的復和、人性的恢復以及生命的轉化，這不就是福音的內容嗎？耶穌固然會行餵飽五千人的神蹟，但更會擁抱痲瘋病人以及宣告人從罪中得釋放。「社關不是教會的額外工作，而是它的份內事」，譚牧師說。

「若真的認同這一點，就不會有教會推說甚麼社關很麻煩，甚麼有餘力才做」他說。事實上，青山浸信會在與協會合作的同時，就為了這事工重組了堂會架構。

百合之家

很多堂會都會分設不同部門，例如文書部、行政部等等，用來處理教會內的不同事務；但很少堂會會為社關專設一個部門，大多就只是將這些事當成慈善或慈惠事項，再歸入財務部管理。然而，青山浸信會則專設了一個部門，統籌教會的社關事宜。誠然，若教會真的視社關為「自己的事」，那麼在堂會架構中反映出來也是理所當然，這也便利當中的行政工作。

協會的「社區房計劃」主要有三大參與者：協會、業主和教會。協會負責篩選合適的居住者，以及各項協調工作；業主則提供計劃需要的單位；教會則負責各項管理以及最重要的生命關懷工作。這三者缺一不可，都是無償地為他人付出的。現在，青山浸信會轄下的單位名為百合之家，有專職同工管理和照顧當中的住客。百合之家主力服侍有需要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她們有些曾受家暴，又有些因為經濟問題無家可歸。單位共有18個床位，現在的入住率為七成。每個住客會在百合之家內居住三至六個月，在這段時間重整生命。

對業主而言，把單位借出來，無疑損失了本來可得的租金。對教會而言，多了一群人要服侍，又多了一個單位要管理，麻煩實少不免。單是想一想，假如住客間有爭執怎麼辦？極端點說，若有住客放火燒了整個單位，又怎麼辦？開展和參與這個計劃，對業主和教會而言，都是要冒險和有所承擔的。譚牧師指，青山浸信會在籌備這項事工時就有反對聲音，到現在仍有不少質疑；到實際開展了，也確實令教會增添了不少負擔。但譚牧師說：「安逸和舒服的工作通常沒有甚麼意義。其實要知道一項服侍的意義有多大，你就要問自己：『你有多痛？』」

據說在這項事工中，教會安排會友與百合之家的住客同行，不論是會友還是住客都有成長。不少百合之家的住客其後都信了耶穌，待人處世有很大的改變。究竟，譚牧師和Ada常掛在口邊的生命轉化是甚麼？

生命的改變

基督教的慈善，乃至所有宗教的慈善都常被人諷為「派錢叫人信教」或是「以為宗教萬能，有了宗教就不用吃飯」云云。這也是常人會問的問題：百合之家只提供三至六個月住宿，期限完了，住客還不是要重新面對問題？

「其實住客入住百合之家前後，她們的物質條件沒有改變」，談到轉變時Ada不諱言百合之家沒有令住客變得富裕，「但由於她們的生命改變了，看事物變得不再一樣；她們有勇氣，也有動力生活下去」。在改變前，她們因為自我形象低落、沒有自信或種種原因，從根本上沒有在社會生存的力量，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期待別人的施予。現在，她們則重新得力了，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可能。常言道「給他們魚，不如教他們捕魚」，但如受助者從壓根兒不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漁夫，那又怎辦呢？正如之前所說，社會的邊緣人最缺乏的，正是這種接受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勇氣，而這裡就是信仰發揮作用的地方。

「改變，就是從依靠政府、依靠錢財轉變到依靠上帝」譚牧師說。正是我們有一個在十架上被釘死又復活的上帝，基督徒可以盼望上帝國度的來臨，因而不論在順境逆境都有力量改變自己，甚至改變社會。譚牧師認為，要讓百合之家的住客，看到在現世以外的盼望──那已來臨但未完全實現的上帝國度；當她們看到時，生命的依靠就會改變，而口頭的認信則是轉變的表徵。教會的角色，就是要作為上帝國度的一部份，讓受助者親身經歷上帝的慈愛以及真實。

在青山浸信會的事工中，信仰、神學以及服侍環環緊扣，彼此相連，其結果就是在社區間為信仰作了見證。Ada說到有四間教會都表示對計劃有興趣，現正與協會商談執行的問題，而社署也十分欣賞她們的計劃，更問她們未來會否於不同區內開設同類服務。

那麼協會現在有甚麼需要呢？Ada說，「協會不難找到願意出錢的金主，但要找到願意與社會邊緣人士同行的義工卻少之又少」這問題實在普遍。前者只是交出「身外物」，還算容易；後者卻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

（延伸閱讀）

要交出自己，這和跟隨耶穌一樣難……正正是令這類服侍未能繼續走下去的原因。其實除了協會外，有不少基督教機構曾提供類似的住屋服侍，當中包括：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及禧福協會。然而今天，因著不同的原因，她們所提供的服侍都無法繼續。

榕光「神愛之家」緊急援助宿舍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教會（榕光）是一間服侍基層的機構，同時也是一間基層教會，事工的發展由榕樹頭的街頭佈道擴展至籠屋的探訪，服事的對象原先都以男人為主。

陳碧霞牧師在2000年察覺到中港婚姻下被遺棄的婦女和她們孩子的困境，所以向「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申請資助，開展「神愛之家」緊急援助宿舍的事工，租用兩房一廳的單位，讓三個有危機的家庭免費入住。這些危機家庭通常是持雙程證的母親和單程證的子女，陳牧師會幫助那些小朋友申請政府資助，甚至擔任那些小朋友的監護人，待政府批出資助後，便透過相熟的地產經紀協助她們可免佣租住套房，遷出宿舍讓其他有需要的家庭入住。「神愛之家」在基金資助完結後，得到善心的商人支持繼續營運下去，更發展至兩個單位。但因經濟環境改變，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服務在2012年1月結束。在這11年的宿舍服務中，受惠家庭有234個，不少婦女及兒童亦因此認識信仰。榕光服務基層的使命仍然延續下去，不少居住在套房的家庭沒有洗衣機，榕光便在機構內添置洗衣機，免費供有需要的家庭使用。

陳牧師坦言榕光的能力有限，未能長期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機構能做到的就是在他們最困難的情況下，給他們一杯涼水──一個能暫時喘息的居住空間。這不止是機構的使命，亦是她做人的宗旨。居住新界偏遠村屋的陳牧師為方便工作，在深水埗租了一個套房，但她一星期只睡兩三個晚上，所以她便將單位分享出來，與一對基層母女同住，亦不與她們計較租金。陳牧師的生命，就如道成肉身的基督一樣，住在他們中間，與基層人士同行。

禧福協會──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房屋，真不容易

多年前，一位弟兄看過「光房計劃」之後很有感動，聯絡了禧福，願意以便宜的租金把手上一個物業租給禧福，以幫助一些在居住上有問題的貧窮人。弟兄把單位劃分成多間房間，洗手間、廚房以及一個大廳，希望居住在這屋子的人可以有較大的空間使用，也可以彼此幫助。

當年入住這個單位的人主要是女性，包括新移民、精神病患者、以及露宿者等。禧福沒有定立特別的甄選條件，當時只按實際情況，視乎誰有需要，他們便被安排得以入住。至於租金方面，是按各人的薪金而定，薪金較高的便多交一點，沒有工作能力的便免租。

這樣的模式運行了一年，禧福最終還是把房屋歸還給弟兄，最主要的原因是，禧福發現，要持續這單位的運作，除了資源，人手非常重要──一個願意入住當中成為「家長」或舍監的人更非常重要。因為上述的房子住著不同背景的人，大家可以想像，住客之間的衝突一定非常之多，沒有一個合適的人去化解大家的衝突，住客的衝突只會愈演愈烈。

不過，禧福沒有停止過幫助貧窮人的心，如果有資源及在人手許可的情況之下，禧福仍然樂於為有需要的人解決居住的問題，有了上次的經驗，禧福之後會設立特定的服務對象，例如是邊青少女，又或是來自不同地方的難民。這樣，比較容易招攬到對這個群體有負擔的同工與他們共住，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新福事工協會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回應社會上貧窮人士的需要，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務，包括：匯聚社會資源的社區及資源中心、宿舍服務等，受益者眾。本社同事走訪了不同的服務使用者，希望協助大家「看見」社會上一群有需要人士的境況。

讓兒子健康溫飽最要緊

受助人：阿菊（化名）

阿菊原本居住的地方，租金便宜，但衛生環境非常惡劣，天花的石屎剝落，但業主不肯付錢維修，她既擔心安全，又擔心兒子的濕疹會惡化，從朋友處得知新福事工協會（新福）有一個津貼租金計劃，她就向新福同工講述自己的情況。同工認為她的情況符合計劃的條件，於是決定幫助這家庭改善居住環境，協助他們搬入現時100多呎的居所。地方雖然細小，但五臟俱全：獨立廁所，開放式廚房，「碌架床」，風扇、冷氣機、電視、雪櫃、洗衣機等一應俱全。兩母子總算有一個安全居所。由牆上的掛畫，可見她的兒子的畫畫天份不錯。

阿菊的丈夫失蹤多年，突然以分居超過兩年為由單方面向法院申請離婚，離婚後，前夫不願給贍養費。現時九歲的兒子，因為早產以致智力不健全，需要入讀特殊學校，加上患上睡眠窒息症，每小時平均會停止呼吸四次，她擔心兒子會一睡不起，於是，每隔15分鐘便要拍醒他。這樣的情況，弄得她不能安睡，精神狀況非常差，只有等兒子上學後，她才可以安心睡覺。另外，因為兒子的濕疹，阿菊擔心他的健康，每天都會將家居打理得一塵不染。因為要照顧兒子及打掃房間，她根本無法外出工作，每月只靠兒子的綜援金及傷殘津貼約7,000元生活。由於租金已佔了大半津貼的開支，她只好在食物上節省金錢，有時會去食物銀行取一些乾糧及米，有時陪兒子吃完早餐，為了節省金錢，自己連午餐也不吃，將節省下來的錢買些肉給兒子。

另外，每年暑假她們都會回鄉，一來可以減低生活開支，二來阿菊父母可以協助照顧兒子，她可以到朋友處做一些工作，賺取一些生活費。她回鄉居住時亦會刻意預備炸魚給兒子吃，希望兒子可以有多些營養，能夠身體健康。

訪問當晚問阿菊會煮甚麼晚餐，她就從雪櫃取出一包菜、一碟吃剩的食物及一包麵……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的一餐，最緊要，吃得飽！

亞杜蘭宿舍──讓軟弱的聚集到這裡來

無言感激　尋找新盼望

受助者：阿傑

阿傑，年約30歲，從事銷售業，於2013年年底認識了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的社工何先生（即阿傑口中的阿圻）。

當年他正面對失業，又已到最後限期仍沒有錢交租，差不多要流落街頭，帶著極度徬徨、無助而且失落的心向朋友求助。短短一週時間，阿傑便獲協會安排面談接受評估、驗身，然後搬到臨時宿舍居住。在宿舍住了兩年，經同鄉介紹，決定嘗試搬到旺角一個約3呎乘6呎的「床位」居住。那邊的居住環境十分侷促，不單沒有任何公共空間，更要八人共用一個洗手間，連想「透氣」的空間都沒有，卻已經要繳付2,500多元租金。對於月賺約萬元的阿傑來說，實在不算得輕省。碰巧阿傑那段時間又經歷工作環境的轉變，加上居住環境惡劣，而與該房子內的「鄉里」關係冷漠，偶然談起鄉下的情況卻令阿傑更加思鄉，因而情緒十分低落。

一次機緣巧合下，協會一位有心人聽到阿傑的住屋分享，二話不說決定要借出一個單位辦新宿舍，亞杜蘭宿舍得以成立。搬離半年後，阿傑厚顏地向阿圻表示希望可以搬進新的宿舍。

曾經住進宿舍，亦試過搬離，最後選擇回到宿舍，對於阿傑來說，最大的轉變是讓自己可以計劃將來。之前因環境的壓迫令他對未來沒有甚麼盼望，但在宿舍最少讓他有空間反思，而且與宿友之間那份情誼和支援，讓他有放鬆與喘息的空間。阿傑甚至以戰友形容同住的宿友，當中那份淡淡的、男人之間的支援教他感動。

提到雖然大家的年齡有差距，並不是無所不談，但大家的背景相近，都會嘗試直接表達、以禮相待、彼此遷就，當中可能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而有不咬弦的時候，但都盡量不禍及他人。而宿舍每月都會有「例會」，讓當中的舍友都能坦誠溝通。宿舍的生活相對安穩，但阿傑對未來仍有計劃，希望將來能轉換新的工作、找到套房租住。阿傑坦言，對於未來，自己都有憂慮，特別面對嚴重的居住問題，即使想搬離都不一定有足夠能力，如搬離後又再重新經歷一次「旺角」床位的經驗，對阿傑會是另一次難以想像的恐懼與折磨。

「宿舍是讓這群人（無家者）看見希望的地方，在緊張的生活讓自己有放鬆的空間。真的好多謝他們，希望協會可以幫到更多我們這類人。」阿傑靦腆地說。透過阿傑的分享，聆聽他對宿舍建立的歸屬感、對宿友關係的珍惜、對同工的感激，深深感受到住屋對他的影響；亦感到他對阿圻和協會那份無言的感激。

暮年飄泊　何處是吾家

受助者：阿斌

年過60歲的阿斌，2015年年底因家庭的問題而流浪街頭，只能睡在通宵營業的快餐店，他以「簡直想死」去形容當時的心情，最後決定走到社署尋找支援，社署把他轉介給協會。協會安排他兩天後搬進臨時宿舍，住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在2016年年底搬到亞杜蘭宿舍。

阿圻除了協助阿斌解決住宿的問題，亦會就他的問題給予建議或其他幫助。從睡在街頭到搬進宿舍，阿斌坦言從很低落的情緒走出來，亦很感激阿圻對他的協助，讓他在迷惘中找到一些方向。對於一向獨立的阿斌來說，要適應不同的居住環境並不困難，豐富的人生閱歷亦讓他較容易與不同的人相處。現在的情況一切看似很不錯，當提及未來的計劃，阿斌的眼中不期然滲出淡淡的哀愁。由於宿舍的住宿期為兩年，對於曾經享用公共房屋服務而不能再申請的阿斌來說，一年多後需要再回到自由市場尋找居所，會有更多的挑戰。

阿斌的情況，正正代表著一群正在步入暮年，身體仍然健壯，卻又面臨即將退休，而又無法輪候公共房屋或安老院舍，但社會福利又不足以支援的一撮人。在可見的將來，這群人似乎看不到出路，到底整個系統可以如何照顧到他們的需要呢？

誠然，要推動政府改善安老或房屋的政策，的確不容易。即便如此，仍盼望社會不同的持分者能向政府施加壓力，令她正視人口不斷老化而需要做出相對的政策制訂。與此同時，教會作為地上的燈塔，當擁有一定的資源、聯繫和能力，能否領受這個異像，服侍這群有需要的人？假如教會已預定部份的資源去賙濟窮人，祝福社區，除了物資或食物銀行等方式，又會否考慮以多元性的方法去關懷貧窮人呢？

在關顧貧窮人的層面中，教會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寬更廣，在資源上照顧他們的同時，更讓他們在生命中找到盼望，相信是對他們最好的祝福。

越過生命低谷　成為社區祝福

聆聽兩位男士分享過後，有機會與阿圻傾談。阿圻表示男宿舍與女宿舍最大的分別是協助他們建立支援網絡的情況。男性與女性的性格很不一樣，女性很容易就可以建立關係，但男性很多時都自行解決問題，各自為政；然而宿舍成立的目的，除了讓他們可有暫時的安身之處，亦盼望能讓他們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群體，彼此支援守望，亦希望打開他們的眼光，讓他們看到自己身上的優點和資源，以致他們離開宿舍後，仍能夠善用已建立的資源繼續生活，甚至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被愛感動信主亦決意要助人

受助人：阿婷（化名）

去年7月帶著女兒來港一心投靠丈夫，怎料他把她們趕出了街頭。她們沒地方住，就在體育館旁邊的地方住了數天，幸好遇上有心人帶她們去見區議員，再經社工轉介，輾轉來到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在「恩福之家」住了兩個多月。

阿婷女兒的眼睛及手指有毛病，要分開兩段長的時間做手術，需要有好的環境休息，就被調遷到協會另一所更適合她們，可以較長期居住的「以斯帖之家」。

據一同接受訪問的協會高級宿舍主住施小姐指出，「以斯帖之家」是由一位有心的弟兄以平價租給協會作中長期的宿舍，令人可以安居，並思考之後要走的路。

因為阿婷為新來港人士，她的情況除了需要人關心之外，還需要學習廣東話，並認識香港這個地方。協會藉著讓她很輕鬆的參與Alpha Course信仰小組，學習接觸信仰，亦鼓勵她放膽以廣東話分享，亦關心她、為她禱告。「最感動的一次，是首次有義工為我祈禱，淚就流下來了。心就被打開，很舒服……以前很無助，很煩惱；但現在我覺得很開心，這裡給我感覺得溫暖，似是一家人。」

最後，阿婷亦分享到，經歷了被人無私的幫助後，她決定要做好自己，有機會亦會幫助別人！她還鼓勵女兒，得到大哥哥們悉心教導功課後，長大了還要幫助其他的小朋友呢。

放下壓力心境變得平靜

受助人：阿雲（化名）

阿雲在港住了多年，與丈夫育有一名兩歲多的兒子。但近年丈夫的脾氣變得很差，要她千依百順，否則會亂擲東西和罵人，嚇怕了小孩。很多時更會在半夜或未天光時吵吵鬧鬧，令阿雲兩母子失去了安全感，只可以與兒子抱著哭，亦感到沒人可以幫助。直至有一天，她丈夫把她們趕了出去。

兩母子先入住向晴軒，及後再轉到屯門的百合之家。「百合之家為屯門區一所中轉家舍，是一位有心的弟兄聽了協會的分享，受感動而買了樓高兩層的房子改建成為家舍，給屯門一所教會（青山浸信會）去管理，以服侍有需要的人。協會的角色是支援、提供管理建議及運作經驗，並分享理念及傳遞價值觀。」協會的施小姐補充道。

阿雲覺得在家舍感受到被愛及關心，也放下了可能會居無定所的憂慮。而且其他的舍友都很友善，亦互相關顧，會照顧她的兒子，兒子在被愛的環境下，脾氣都改善了很多。而阿雲亦積極參與協會舉辦的課程，如：化妝班及遊戲治療，讓自己可以學習建立自信心，放鬆、放膽去表達自己，更可以了解自己和定下目標去改善自己。

阿雲認為以往的自己是很封閉的，很少與其他人相處、傾談。反而現在，因為接觸的人多了，人也開朗起來。而且，也開始做義工，幫助在家舍中認識的新手媽媽，煮飯、給她們送飯、替她們洗衣服……「自己都曾經歷過新手媽媽的辛苦階段，能夠幫就幫吧。」

協會的施小組最後亦提到，希望更多人可以參與，提供資源或開始去關心香港貧窮人的居住問題：「因為這是香港現時一個很嚴重、亦很切身的問題，需要大家關注。」她盼望有更多的教會可以開始與弟兄姊妹去關注，並伸出援手。

協會更為女性住宿者成立一個「娘家會」，讓她們可以回來，建立友誼、互相扶持之餘，亦可以站出來再去幫助別人，使這「娘家」可以再有繼續發展的空間。

後記：

每人都會經歷到有困難、需要被幫助的時候。訪問及記下受助者的經歷，讓我們知道伸出援手不但可解燃眉之急，亦可讓他們重得人生方向。社會上仍然有許多單身人士及家庭正面對嚴峻的居住問題，協會不單止走到前線去協助有需要人士，他們亦會分享經驗以鼓勵及協助教會和主內弟兄姊妹去設立家舍，並成為義工，協助青山浸信會設立屯門百合之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盼望神能興起更多教會和弟兄姊妹勇敢地踏出一步，走進這愛心行列。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書一9）這成為黃先生服侍無家者的鼓勵及支持。

貧窮的經歷　福音的種子

黃先生，小時候住在新界的某一個街市內僭建的地方，經歷過十分貧窮的生活，長大脫貧後，貧窮的經歷令他對服侍貧窮人，尤其是單身婦女及孩童，有另一番的領受。

黃先生透過教會認識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協會）的事工，與協會總幹事Ada相識在「社區房」計劃推出之前。大約四、五年前，他的教會借用協會的地方聚會，因而認識了協會，令黃先生亦開始投身義工的行列。

細數上主的引領，看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相遇。

2008年，黃先生走進深水埗探望表哥，在途經區內時發現該區的舊樓價格便宜，在一個月內購入三間以作投資之用，所購的單位原本已是分間房（俗稱劏房），亦有租客住在其中。「放租」的時候，透過其他機構或教會正在服侍的一些家庭，發現該區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加上教會「一杯涼水」的教導，開始逐步收回單位，以較低廉的價錢租給有需要的婦女住，如此就開始了黃先生服侍貧窮人的道路。

後來黃先生於佐敦區再購入多個單位，並按政府的規定，向屋宇署遞交圖則，改成合法的分間房放租，Ada在此時亦向他介紹了數個難民家庭，於是黃先生把單位收回，讓這些難民家庭有安身之所。當中有些難民在兩、三年後得到政治庇護而前往美國；但同時亦有難民因個人的問題而被黃先生要求離開。

在租房子給貧窮人士時，黃先生大都只以「綜援價」租給有需要的婦女，或是對方能負擔多少便收取多少。

在旺角亦有物業的黃先生，亦願意拿出來給協會使用。屈指一算，他有七成的物業都是以便宜的租金租給有需要的家庭或租給協會使用去服侍無家者，只是因為看到這群鄰舍的需要，動了慈心，便起來回應。在這個經濟掛帥的社會，能拒絕可收取高昂租金的誘惑的業主不多。今天，他一無所缺，仍然感謝上主賜給他有這份服侍的能力與福氣。在黃先生身上，我看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徒二十35）。

「良心包租公」　謙卑的僕人

在服侍貧窮人的過程中，黃先生不止是單純地以低廉的價錢租放單位；也在協會成立租金津貼的基金，讓有需要的貧窮人士可以申請基金的資助在外租房；更會親身前往板間房去探訪他們，甚至協助他們解決問題。曾因一次前往板間房探訪，聽到有住客表示房內有很多木蝨，無法好好的睡一覺，他二話不說即時聯絡相熟的經紀選址購入單位，亞杜蘭之家從此出現，正服侍一批男舍友。而被服侍的朋友都存著一份感恩與珍惜的心住在當中，即使宿舍內已設有吸煙區，舍友們都會自律地走到街外吸煙，從微細處已看到這份恩惠對他們的意義何等寶貴。

黃先生更正在計劃多預備一個單位，由自己管理，租給有需要的婦女使用，此舉動更可減省協會的工作。在分享的過程中，每當Ada提及無家者的住屋需要，黃先生都很快捷地回應可考慮收回哪個地區的單位給協會用，雖然黃先生謙稱自己不算委身在這個服侍上，但在他的回應和行動中，卻看見他的投入程度愈來愈高。這位僕人的服侍讓我看到了實踐「服侍弟兄中最卑微的，就是服侍上主」的教導。

剛強地堅持　盡忠地服侍

黃先生如此委身在這個服侍上，回想這段日子，會否曾經有所掙扎或動搖呢？最初黃太很反對黃先生投資於分間房的業務，不想先生成為別人口中的無良業主，後來經過這幾年的服侍，黃太現在都很支持他為無家者所做的安排。反而是在服侍過程中所接觸的家庭，令黃先生有無奈或失望的時候。曾試過有巴基斯坦藉年輕難民，其父在家鄉因基督徒的身份而被殺，令他要逃難到香港尋求庇護，黃先生按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的租金津貼租借一個分間房給他，卻發現他有頗嚴重的飲酒情況，同工曾試過到訪時聽到他的房間內有女性聲音，但他卻不肯開門讓同工了解，最後黃先生只能請他離開。

亦曾試過接觸來自索馬里及尼日利亞的難民，不但難以溝通，更試過因那些難民不斷苛求，令黃先生無法再無止境地滿足他們，最後無奈地要請他們離開。聽著黃先生的分享，稍微體會到他的兩難，既想幫助這班人，然而有時卻因他們的貪得無厭，令黃先生無法再繼續與他們分享這杯涼水。

雖然曾遇到令黃先生失望的情況，然而快樂總比難過多。黃先生曾經在車廂內遇到曾受他幫助的尼日利亞難民家庭的女兒，會專誠走到他面前多謝他照顧他們的家庭。亦有懂得感恩的婦女，獨自帶著自閉症兒子，每月申領綜援，黃先生以「綜援價」將單位租給兩母子，但同時亦會另外再每月津貼千多元讓他們可以有錢吃飯，一次因單位「爆水渠」而需要支搭棚架進行維修，這位母親主動向黃先生表示，因維修費用高昂所以不再收取每月的額外津貼，以減輕他的負擔。也有一個住在豬棚的家庭，黃先生得知他們情況後，以一元租金把單位租給他們，這個家庭的女兒珍惜這個轉變，一直努力讀書並承諾日後會成為幫助別人的人。這些種種的回應，都成為黃先生繼續服侍的鼓勵。

主賜的平安　無償的喜樂

約書亞記一章9節，成為黃先生服侍貧窮人的提醒。他深信上主必然與他同在。在關顧貧窮人的經歷中，讓黃先生更深的感到上主在自己身上的恩典，在扶助人的過程中能經驗的喜樂是難以取代的，亦因著受助者的生命，令自己更因著所得的、所受的祝福而感到平安。服侍過程難免會遇到自己無法接受或想像的場面，更要努力克服當中的挑戰。在面對「難搞」的無家者或受助者，當中的挑戰及上主的恩典與同行，更讓他磨鍊愛的功課，讓他更堅定地站穩在服侍崗位上。

未來在協會的服侍，會否有更多的嘗試？黃先生表示一年前自己很抗拒上主新的召命，三個禮拜前明白要順服在上主的旨意裡。接下來在協會的服侍，他會嘗試更多的承擔，接手承擔協會的中途宿舍運作，一年前抗拒因為自己已承擔不少麻煩的工作及服侍；一年後的今天，仍然怕麻煩，但既然上主要他去做，他便順服在上主的召命中，求上主賜予能力和智慧。

今天，有一位黃先生起來回應上主的召命，忠心委身地服侍貧窮人；但願更多的教會，更多的肢體聽到上主的召命並願意起來回應：「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無論哪一座城裡，你弟兄中若有一個窮人，你不可忍著心、揝著手，不幫補你窮乏的弟兄；總要向他鬆開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給他，補他的不足。」（申十五7-8）

「上樓」，彷彿想當然成為解決居住問題的良策；人人有屋住，成為理想社會的想像。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有不同的階段和需要。不少機構、團體、教會有沒有想過，其實只要關心多一點，付出多一點，只需一些簡單的配套，很多人的生命，就一點一滴地改變。

橋底兄弟──林國璋牧師

基督教善樂堂林國璋牧師由2012年2月開始在深水埗通州街照顧露宿者，有時有大型聚會，幾十人聚集，有時人來人往，每逢週二到週三中午，都是同行，支援與服侍。

筆者到訪的週二，適逢是橋底追思會。攝氏30度的夜晚，參與的有二、三十位橋底兄弟、街坊、義工。晚上10時先前往橋底派粥、派餅、派飲品，伴隨我們的也不只有廢氣和噪音，還有蟑螂和老鼠，「一家一戶」的「拍門」，這種每週如是的服侍，是一種耐力。

林牧師形容，現時政府對橋底街坊的態度愛理不理，警察視他們透明一樣，也不會為他們做任何安置的安排，任由他們自生自滅。他說：「其實要安排搬上樓，三日就可以完成，政府要實行其實是好簡單的一件事，但是她決定不做。」

當人被視作透明，生養死葬當然也是不了了之。那夜的追思會，就是唱詩、追悼越南藉偷渡來港求醫不果的橋底露宿者武文雲（化名）。同樣。林牧師提到阿雲整個的殮葬過程，全部要鳴謝明愛醫院，東華三院鑽石山殯儀館火葬場的義務協助，始能成事。

橋底是讓他們與主相遇的地方，教會每週如是的，不是來訪，而是與橋底兄弟生活，除了祈禱會、查經班外，有病的帶他們看醫生、被捕的給他們法律支援、有心戒毒的幫助他們轉介、有條件可入住老人院的幫他們轉介。這種互動，實質上，已經不能只用慈惠、社關來形容了。

林牧師3月於立法會就露宿者政策及相關支援服務及行動措施發言：「樓價、租金不斷上升，床位，板房又逐漸消失，每年來港的新增人口超過50,000，新婚人士超過50,000，而房屋供應卻不到30,000，露宿者人數勢將上升。我謹促請政府盡快制訂露宿者的友善政策，開放各區社區會堂，將公園長椅上的鐵架拆除，補回有蓋的涼亭，拆除涼亭內無人使用的石春路，讓露宿者可以安靜的，有尊嚴的睡一個晚上。」

「無論你作一切，給予最渺小兄弟，你正恭敬上帝。」[1]

「沒有他們，我不會出來，我不會有社群」──Suki

Suki（化名）育有一女，才一歲半，從黑龍江來港只兩年，廣東話卻說得和本地人一樣流利。Suki這名也是她自己改的，可見她努力想融入香港。不過她的家就只得兩個人。

與她們一家相約在葵涌的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陽光鄰里互助中心見面。筆者走進中心就看見Suki正在餵小米粥給囡囡食，但囡囡沒甚胃口，在哭鬧。在未表明身份前，我們走上前，陪伴她們，也給她囡囡餵幾口粥。看似理所當然的場面，Suki給我們完全相反的描述。她說：「如果以前，我住在那裡（從前的家），是不會走下樓的。」「丈夫呢？」「不要問，他不在我們的家了。」

Suki的女兒去年在香港出生，那時正值暑假，天氣太熱，又沒有朋友，在家中捱熱，偶然開窗，居然招徠老鼠和各種害蟲，她撐不下去只能回鄉避暑。三個月後回到香港，卻遭業主迫遷，搬到了另一個更惡劣的地方，她形容：「廚房就只有約1.5平方米，放了爐具已沒有空間煮食。」

嬰兒日漸長大，開始要吃不同的食物，Suki所住的地方根本不容她做甚麼適合嬰兒食用的飯菜，於是走到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那裡有個大廚房，有時候幾個家庭就在那裡煮飯。她說：「在這裡最好就是可以認識到街坊，我不用一個人。以前我覺得自己真的有產後抑鬱，但都不會去找心理醫生，現在我會和洪姑娘談天，我視她為家人一樣，有時甚至只說八掛，但整個人就會紓緩一點。」

一個廚房，一個空間，一個群體，在Suki眼中，是個天堂。我問她今年會否回黑龍江，她說：「我要先想想。」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中心）的組織幹事洪一蘭表示，中心的陽光計劃是一個支援劏房居民的社區服務。當中除了設立社區廚房，透過廉價食材，為劏房戶設計一些20元的營養餐單外，又有社區共購網絡，透過聯絡該區不同的小店，讓劏房戶朋友可以用相對低廉的價格買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時又可以幫助社區內的小商戶。

洪姑娘稱，在整個計劃中，也有不同的活動，吸引街坊從劏房中走出來社區。她說：「我們一直都有提供，如身體檢查，廚房教室等等，我們希望他們（劏房戶）到來，除了使用服務，更認識社區，如果三年之後沒有這個服務，他們仍可以團結一致爭取所需。」

洪姑娘給教會的建議

弟兄和陸同居，是何等的善可等的美──邦邦、思瀚

邦邦和思瀚，是同一間教會的肢體，得到牧者的批准而共住。

最初，邦邦於2000年因著家庭理由，需要找單位獨居，但一宅難求，對初出茅廬的青年而言，租金是一個大問題。邦邦說：「我在教會分享我的情況，豈料很快有兩個弟兄都說想搬出來住。」於是牧師批准他們以合租形式共住，當時三個人，一個住廳，兩個住房，不過隨著一個搬家，一個結婚，邦邦經歷一段一個人獨租的時間，之後有思瀚的加入，現時這個在新界區，300多呎的兩房唐樓，租金接近7000元，加上水、電、媒氣費用，二人平分每月支付約4000元。

為何會有牧者的介入？作為教會值理的邦邦解釋：「但凡肢體間有金錢的關係，牧者的知悉和批准是重要的。」事實上在邦邦一人承擔屋租時，牧者也有為他找合適的肢體合租。對於合租的概念，邦邦和思瀚也認為很好，因為大家價值觀相同，明白大家的需要，很多東西大家亦可以共享。住在較細的房間但支付一樣租金的思瀚說：「我不介意交相同的租金，你看這個大廳（投影機、遊戲機、音響、卡拉OK）其實全部都是他（邦邦）買的，但我可自自由享用啊！」

男男共住，會否各自帶女朋友回家過夜呢？曾住過學生宿舍的思瀚表示，他和已有女朋友的邦邦相處得很好。他說：「其實他們二人不會獨自留在家中，我們亦不會鎖門，不像那時讀書住宿舍，有時同房（宿友）會鎖門不讓我回去，好慘。」至於邦邦，他說：「其實有時候其他朋友問及，當我表示跟朋友同住，大家便順理成章問是否和女朋友住？我便會告訴他們正在與教會的弟兄同住。大家自然便會說其他話題，這其實都很不錯。」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早前發佈調查指高小學生最希望做明星，運動員和遊戲設計師，亦有想成為Youtuber、網絡紅人等。當中男生最想成為遊戲設計師，女生則最想成為明星；調查發現他們同時估計父母希望他們成為醫生、律師或老師，即傳統的專業人士。於是負責調查的機構呼籲家長及老師為兒童安排大量擴闊眼界的機會，陪伴他們認識及接觸不同類型的活動云云。

一個人的視野影響他們的選擇，孩子多上網，多在學校，想做的當然也是圍繞相關的事，例如很多打機的同學想做電競高手，打籃球的有夢想代表香港，甚至打入NBA等等。任何的年代，我們都明白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都希望有他們欣賞的成年人，作為他們的人生目標，可以追尋和成長。

但甚麼才是一個人的「夢想」？傳媒透過真人秀告訴你，唱歌做明星很難，可以是夢想；美國的《全美一叮》(America's Got Talent) 告訴你任何東西只要能表演都可以有機會賺到一百萬美金，可以成為夢想；Youtuber有很多人認同，有讚好，可以是夢想；直播的電子競技，將玩遊戲變成職業，也是很多人的夢想。孩子喜歡看甚麼，他們的夢想便是甚麼，這是自然不過。

但為何孩子會知道「家長的夢想」？家長的夢想又合理嗎？據了解雖然香港的醫生不足，但醫生在公立醫院的職位也同樣不足，香港的律師多至一個地步，不少法律系學生根本不能成為事務律師和大律師，只能做法律助理等工作，老師的人工穩定，但工時往往比一般人所想像的長，他們的假期看起來長，但卻是固定而且難以在特殊情況下申請放假。

可惜，我們的社會不會要求家長去擴闊眼界，甚至作為家長，他們也受限制於自身的視野，甚至有很多框框，不知道（或不願知道）原來今日做地盤、三行也有出頭天，不知道原來最受歡迎的行業最後可能最不賺錢，更不要說怎樣貢獻社會。

所謂我的志願，本來是叫人從小思想如何變成一個有用的人，最後卻被各種慾望攻佔，忘了我是誰，十分可悲，以此思路討論生涯規劃，更可想像香港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城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