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基督教選委

不少香港人看到「有得揀……」這前半句話，也能立刻配上下半句。曾幾何時，我們真的盼望或相信「有得揀」。而事實上，「選擇」是銀幣的兩面、利劍的兩刃；有人能持之而勇往直前，有人卻懼之而封殺退步；自信者喜歡，無能者害怕。

英國提前大選，其實，有不少人也猜測到現屆首相會提前選舉，卻絕少料到竟提前至7月初。但知情人士，即是現屆政府的要員，在執政民望極低的情況下，在改選之前竟不是同謀選舉對策，而是相繼在宣佈改選前下注博彩。[1] 只顧謀取個人利益、蠅頭小利的官員，大概也能反映現時執政黨的素質及能力。

若你是「老闆」，大概你也能英明地作出正確的選擇。這一批「員工」雖然已在「公司」崗位上執勤了十多年，也許對一切運作或架構，已有一定的掌握、熟練。然而，正正是在一切看似駕輕就熟，就變得不思進取，不求爭取表現，但求有日過日，聽不到民聲怨道，只沉醉於吹捧掌聲。

爭取「表現」成了⻆力者的日常或必要的工作。「老闆」在生活中把一切事情看在眼裡，就能把握手上的選票，選擇最佳的「公僕」。這大抵就是民主可貴的地方。

在倉猝的預選期，候選人均各出其謀爭取或博取「老闆們（選民）」的歡心。每天早上BBC都會追訪候選人，不是某參選人坐在長途的公共客車（coaches）上接受訪問，表現出他是清廉（不坐私家車或火車），並馬不停蹄趕往下一個聚會；就是某參選人及相關人士，在一般的平民咖啡廳內進行早餐例會，避免在辦公室內偌大的會議廳中開會，予人有距離、超然、疏遠之感；又或者是現屆首相在大選前數天，接受電視台訪問，其虛擬背景也是一間普通不過的超級市場。[2]

當然，這等行徑不過是一些吸引人眼目，甚或是故作親民的舉動，來得是有點虛假，這是一般人也能看穿的技倆。但作為被選者，為成功「受聘」，多作一些「門面」工夫來討好「老闆」也不為過。這不僅是民主可貴之處，亦是它「可愛」之處。

盼望我們的城市能有一天變得更「可愛」。

耶穌經常被人批評的是祂喜歡接觸一些主流社會認為身份低下、被人看不起、被人討厭的罪人、甚至人人避之則吉的病人，並且與他們一起吃喝聚會，當大家想起這些故事的時候，自然會想到稅吏、妓女和痲瘋病人等等。不過，若果大家想深一層，耶穌想提醒我們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為義、將自己看得比某類人高一等，以及將一些人拒於上帝恩典的大門之外，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決定誰人可以得救、誰人可以親近上帝、誰可回應上帝的呼召跟隨耶穌。

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雖然激發起不少人對民主自由和公義的渴求，但同樣造就了一些偏激的思想，為了追求美好的目標而採取或容忍一些本來大家不接受的激烈手段，並將責任推卸給另一方，認為對方不仁所以我方可以不義。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此而來的社會撕裂，不少人由於在社會運動中曾經有過被對手以不同手法（不論是現實或網上）欺凌，心中積壓了無法宣洩的憤怒、甚至有創傷後遺症，已經將與自己不同政見的人完全對立起來，並且腦中不斷浮起一些令自己憤怒的畫面，再加上政府這幾年採取不少強硬和專權的手法，更令不少人感到政府得勢不饒人，根本無意修補撕裂，沒有最差、只有更差，要化解雙方的怨恨愈來愈難。令人遺憾的是不少基督徒亦無法倖免，深受這種因政見不同帶來撕裂的社會氛圍影響。

當政見凌駕信仰，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竟然以為自己有權否定一些與我們政見不同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甚至認為有些人不配獲得救恩。有些弟兄姊妹因為對中央、香港的施政和文化不滿，以至對內地同胞也有很大的抗拒，對服侍新來港人士的熱誠亦有所下降，令人惋惜；即使內地的宗教政策愈來愈緊，傳福音及宗教活動固然限制在教會的四面牆之內，信徒的未成年子女亦不能參與教會的活動（包括主日學），網上的福音信息亦受到嚴密的監控。在科技愈來愈進步的情況下，教會反而要走回頭路，透過中波、短波作電台廣播。不過，當上帝關上了一道門，祂亦很可能同時打開一扇窗，若果我們對同胞的福音工作、對未得之民的差傳工作有負擔，其實今時今日在香港便有大量的機會。

每年除了約有50,000人由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之外，截至11月，2023年透過各項吸納人才措施抵港的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有近15萬，當然，他們還有一些不同的途徑來香港，大家現時在巴士、港鐵和街上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說普通話便可見一斑。就算不用返內地，我們要向同胞傳福音毫不困難。以前有些弟兄姊妹覺得要返內地宣教很困難、也有很多擔憂，但今天機會就在我們面前，希望葉公好龍的故事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教會，就是大家常常將向同胞傳福音掛在嘴邊，但當同胞真的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卻避之則吉！

不過，就算大家有負擔，當前的新移民事工和以前亦有很大的分別，因為受過高等教育來港的專業人士、以及在大學供讀學士、碩士、甚至博士課程的內地學生人數已愈來愈多，以前的新移民以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的婦女及她們的子女為主，因而教她們學習廣東話、融入香港社會、知道有哪些社區支援、以及為她們的子女補習等等的活動可能十分適合，但現在教會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滿足一些受過教育和生活條件較好的知識份子對信仰的好奇，這種好奇不單是頭腦知識上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和生活經歷上的見證。而且除了接受他人的服侍，其實他們亦會成為服侍其他新來港人士的最佳人選。對不少本來以中產為主的教會來說，要裝備弟兄姊妹作這方面的服侍是比較容易的，問題是弟兄姊妹是否看到這等待收成的莊稼，以及是否願意為了福音的需要而放下自己的政見和走出自己的安舒區，重新調整傳福音的策略。

我們要以宣教士的心態去面對今時今日的差傳機遇，作為宣教士的當然毋須完全認同當地的政治宗教及文化，例如到回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國家宣教，並不代表要認同當地的宗教，甚至有可能會違反當地某些限制傳福音的法律，我們不是要蓄意與當地政府對著幹，但要傳福音就要靈巧像蛇，只是謹記要純良著鴿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榜樣是要以愛勝過恨、要以善勝惡。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向我們不熟識、不喜歡、看不起的人傳福音，因為深信耶穌願意與所有被人輕看的人一同坐席，世上亦沒有基督的寶血不能遮蓋的罪人。希望我們不會成為福音書所描述的惡僕，自己被主人免了所有債，卻反過來逼其他欠自己債的人還錢，任何政見都不能凌駕神愛世人的心，作為忠心的管家，我們有責任主動了解身邊的鄰舍有甚麼需要，愈是艱難的歲月，我們愈需要保持單純的心。

無論是只會停留幾年的港漂、或是移民來港的同胞，他們剛到港的頭幾個月，是他們最需要支持、亦最願意接觸新朋友的時候，能夠把握這時機與他們建立關係，是讓他們能夠繼續參與聚會和探索信仰的有效方法，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召命。

死心塌地追隨魅力領袖

很多政治評論家都指出：整體來說，世界上民主正在退潮，如今民粹主義在多個國家興起，很多人都傾向於支持偏激的魅力領袖。甚麼是魅力呢？這很難解說。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將領袖的權威基礎分為三類：傳統、法理、魅力。韋伯將魅力型領導的屬性描述為：「人們服從魅力型領導者不是憑藉傳統或法規，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對於韋伯的說法，我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不錯，魅力領袖的特徵之一，就是無論他做錯甚麼，其追隨者仍然會死心塌地為他護航，支持者絕對相信他！關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負面消息不絕於耳，例如他可能有份煽動去年1月6日的國會暴動，他和自己的家族誇大資產總值，他離任之後將機密文件運到海湖山莊。儘管機密文件事件已經是證據確鑿，然而這一切卻完全無損其支持者對他的忠誠。面對非法拿走機密文件的指控，共和黨眾議員鮑勃．古德（Bob Good）的首選解決方案就是「解密所有文件」。

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如果特朗普因處理機密文件不當而被起訴，那麼美國將會發生街頭騷亂。不久之後，密蘇里州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今年9月，特朗普在接受電台脫口秀主持人休斯．休伊特（Hugh Hewitt）採訪時說，如果他被指控或逮捕，他的支持者將不會接受這個結果，他們不會坐以待斃。我認為以上所說並不是危言聳聽，特朗普的支持者大有可能會重演1月6日國會事件。

切割傳統還是恢復傳統？

現在回頭說韋伯，我不同意他將魅力權威與傳統權威對立。特朗普主義迷人的地方之一，就是他高舉「令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種美國版的「偉大民族復興夢」正正是訴諸人們對傳統的嚮往，要令美國再次偉大，意思是美國在歷史上曾經偉大。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希伯來文化教授大衛．阿伯巴赫（David Aberbach）曾經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了政治魅力領袖的矛盾性，他說：「那個人（魅力領袖）可能是假貨，但人們的渴望卻是真實的。」人們心底的渴求是甚麼呢？

美國政治學家露絲．威爾納（Ruth Willner）一針見血地指出：魅力領袖就是政治圈子的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人物，他從天神宙斯手上偷取了火，然後傳送給人類，有了火之後，人類文明出現了革命性的大躍進，希臘神話中的神明都是喜怒無常、自私自利的暴君，普羅米修斯令到人類有能力挑戰神明、挑戰暴政！無論處身於任何時代，人們都總會不滿現狀，人們期盼普羅米修斯的出現，人們期待能夠超越自己，參與一項偉大事業，成為「大我」的一部份， 甚至成為推翻強權的英雄。表面上，很多人口頭上表示願意躺平，但只要「盜火者」出現，人們潛藏於心底的渴望就會爆發出來。

政治的普羅米修斯可以提供兩種出路，第一種是跟傳統與現狀完全割斷的徹底革命，例如法國大革命要以人本思想取代天主教信仰，布爾什維克革命要推翻資本主義和東正教權威，但歷史事實證明，這種激進的目標和手段只會帶來大災難，不難想像，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破除傳統、徹底革命的進路已經逐漸失去市場。第二種卻剛剛相反，「盜火者」主張恢復傳統，恢復一個高度美化、理想化的歷史烏托邦。這類領袖的吸引力在於他好像是代表了一個深厚而優良的傳統，若果你攻擊他，就是攻擊整個傳統！

在偷火之後，普羅米修斯受到宙斯嚴厲的懲罰，他被綁在一塊石頭上面，一隻鷹不斷地吃他的肝臟，但不旋腫他的肝臟又再生長出來，跟著那隻鷹再來吃他的肝，這個酷刑周而復始，永不終結。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是為人類這個弱勢社群犧牲的悲劇英雄。政治上的普羅米修斯戴上了這種光環之後，任何對他的指控都被看成是他為民請命而受到政治迫害。

甘迺迪與列根高舉捍衛自由的美國傳統

話又要說回來，其實魅力領袖並不一定是完全負面，除了特朗普，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亦曾經出現了好幾位魅力四射的總統，例如約翰．甘迺迪和朗奴．列根，前者是自由派的民主黨人，後者是保守派的共和黨人，有趣的是，兩位總統的魅力基礎之一都是主張振興或者恢復美國傳統。

約翰甘迺迪熱衷支持對黑人平權，他與蘇聯的赫魯曉夫抗衡，令世界平安地渡過了古巴飛彈危機，1963年他在德克薩斯州遇弑身亡，舉國為他哀悼。他的1961就職演說留下了許多傳頌千古的名言：「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負起任何重擔，承受任何困難，支持所有朋友，反對所有敵人，以確保自由可以存在和成功。……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甚麼。問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甚麼。」在這篇演說中，甘迺迪向聽眾申述了美國文化遺產中最崇高的理念：為自由而犧牲。在冷戰期間，美國人生活在核子大戰的陰影下，前景並不明朗，甘迺迪的演說恍如一支定海神針。

朗奴．列根在1981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我相信，我們，今天的美國人，已經準備好成為名副其實的美國人，準備做必須做的事情，來確保我們自己、我們的孩子和我們孩子的孩子能夠得到幸福和自由。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更新自己時，在其他人眼中，我們在全世界擁有更強大的力量。對於那些現在還沒有獲得自由的人，我們將再次成為自由的典範和希望的燈塔。……對於那些分享我們自由理念的鄰國和盟友，我們將加強彼此之間的歷史聯繫，並向他們保證我們的支持和堅定的承諾。……至於自由的敵人，那些潛在的對手，我要提醒他們，和平是美國人民的最高願望。我們會為之談判，為之犧牲；但無論是現在還是長遠來說，我們都不會投降。」在列根總統上任之前，蘇聯大肆擴張，美國處於守勢。在演說中列根高舉美國決心捍衛自由的傳統價值。

結語

上面提及的阿伯巴赫指出，雖然魅力領袖可能是騙子，但人們心底的渴望卻是真實的。 我會說：無論魅力領袖是真貨還是假貨，人們強烈的渴望情緒令自己難以分辨真偽。

當警察社會變成了生活日常

何謂警察社會？警察國家（德文：Polizeistaat，又譯為警察社會），本為一個政治學及社會學術語，用於描述一種政府自稱為維護人民的監護者及擁有法定權力，但卻在缺乏法律程序及違反人民意願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和非常手段，強行操控和改變人民大小生活方式的社會形態。

話說回來，警察（這裡以普通員警police constable作解釋）中的police 一詞，是源於古希臘文，帶有維持秩序，促進社會和平，保障公共安全及保障財產等意義。而constabulary則為英語，代表警察是以紀律部隊，而不是以個人保鑣、江湖俠士、或是無紀律的散兵游勇形式存在。現今社會中，以城市警察部門運作的警隊制度，最早見於英國倫敦警察廳（即大家時常聽到的「蘇格蘭場」，那裡曾是倫敦警察廳的總部所在），而香港因曾經是英國殖民地，順理成章地，也成為全亞洲首個設有現代警察制度的地區。香港警察隊更在60年代被冠以「皇家香港警察」稱呼，直至1997年才被改稱為香港警隊。

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無論藉著甚麼形式，社會上總有維持社會正義、保護社會安全的需要，而警察作為使社會能正常運作，能為社會「除暴安良」，的確是社會安全的守護天使。然而，若果天使原有的良善有一天變歪了，權力使人腐化，由維持社會正義變成了唯我獨尊，天使便會折翼變成那惡者，若果社會又缺乏對之制約、制衡的機制，警察社會就應運而生了。

「警察社會」這一術語首見於1851年，意指當時在德意志地區和奧地利帝國中，為了維持秩序而使用國家警察部隊來對抗人民的情況。在歐洲列強帝國，戰爭與革命動盪中，很多國家都以常駐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甚或其政權運作。在這種普遍強化警隊的情況下，「警察國家」一詞就是用來形容因專門加強警察力量，最後卻變成過於猛烈，不受制約，並且常以「僵化和鎮壓性」方式對付市民和反對力量的情況。而警察國家亦常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並存，並常與諸如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雅各賓俱樂部殘暴對付異己，或在羅馬帝國時期，政府鎮壓反對勢力等歷史事件作比對。[1]

或許有人認為，「犯法就是犯法」，警察只為執行法律，只是照章執行，本身並無不妥。這其實是源於對法治的理解角度不同。一般人以為法治只是「知法守法」，這是典型以法而治（rule by law），是一種較為狹義的解釋，以為一切只依據法律治理事情即可。可惜的是，世界上很多政府表面上是以法而治，實際上卻將法律用作方便管治的工具，政府可以選擇去遵行法律，但若該法律不利它們，或對它們來說並不合宜，便可以置之不理。[2] 真正廣義的法治，在於保護人民不受不義侵犯，尊重個人自由；這除了確立個人行為界限（注意，尊重個人自由的確不等於鼓勵犯法），但更重要是對政府，以及不同的充權機構的限權。這就是以法限權（rule of law），[3] 據香港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爵士所言：「如果法律本身非常嚴苛，依著法律辦事也不算是rule of law。」[4]

在警察國家中，當權者往往自命為無知人民的監護人，因著保護人民，他們就有義務（權）去糾正人民的錯誤，甚至主動指導人民應該如何做，而即使這些作為明顯地違反了人民的意願，也要強力執行以突顯其正確性，以便維持正當的社會秩序的樣子。[5]  這種以人民福祉為由，實為侵犯個人自由的行為，成為了很多警察國家的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的要素。而為能順利執行這些「強力政策」，警察國家通常會配合對人民不同的分化手段，以加強管治效果。例如將人民「分而治之」，減少或禁止人民彼此結連，或交換消息的權利（在中國憲法中也有列明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6]  更進一步，無限制對異見人士的拘捕，並將之任意長期羈留，扭曲原有政治選舉和人民表達意見的制度、對人民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審查，對人民政治生活實行嚴密和鎮壓性的控制，以使其對表達或溝通政治觀點或其他的觀點造成限制，實行灌輸式教育，鼓勵市民相互舉報，破壞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信任，警察力量不合理地強化（其中可以警察人數佔公務員人數的比例作出量化計算），以至裝備武器化，軍隊化等，都是警察國家成形的具體指標。

簡而言之，在警察國家的威權時代，民眾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對於政府一切政策措施只有奉行遵循，沒有個人的意見，而警察是掌握權力的機關與人員，藉由推行政令，採取由上而下的高傲態度對待民眾，民眾也懾於警察權威，敢怒不敢言，默然承受。[7]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

事實上，在嚴密的警察社會之下，也和軍法管治不遠了。軍法管治是指國家在處於對外戰爭、內部叛亂等危害社會安全與政治穩定時期所採取的緊急措施。這時，一般的司法及行政權會部份或全部由軍隊或軍警力量接管。在這些年間，有些國家一早已將對付疫情提升到「打贏人民戰爭」的高度，一切軍管措施，由限制人民出國及出行，日常生活禁閉，皆以抗疫之名實行。

警察社會，軍法管治，雙管齊下。

有九萬多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立即與教協割席，而教協在短暫掙扎求存之後亦決定解散。連教協這有強大基礎的工會／民間團體亦無法承受龐大的政治壓力，其他民間團體對前面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亦絕不能掉以輕心。

繼批評教協之後，有左派報章不點名批評：「個別披著宗教外衣的團體，打著宗教自由幌子，透過活動散播亂港訊息，煽動教友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卻享受宗教團體免稅優惠，間接用政府資源支撐違法活動。」又重申：「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反中亂港組織」。[1] 很明顯，教會及相關團體，過往或未來在一些社會事務上若未能符合官方的要求，亦有可能面對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批評，而取消免稅團體資格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度重要板斧。 

根據本港的《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是指捐贈給：「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或指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根據稅務局的文件，慈善用途的「四大主要類別」：「(a) 救助貧困；(b) 促進教育；(c) 推廣宗教；及(d) 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屬慈善性質的宗旨。」[2] 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與過往行之有效和大家習慣的做法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教會及機構領導層應有的態度，不要等困難突然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除了著重傳揚福音和牧養信徒這些與宗教有很直接關係的工作外，同時亦會關心社會上許多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如貧窮人、基層、新來港人士、賭徒、吸毒者、傷殘人士、長者、病人、囚犯、甚至難民等等。而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很自然亦會關心他們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政策和法例是否公平，有沒有違反公義，偏離上帝的心意，涉及的不僅是宗教問題，更包括政治、倫理、道德和金錢等問題。而對於一些社關團體來說，關心政治更是順理成章，只不過絕大部份都僅限於政策倡議和立法修訂為主，絕少直接參與具體的政治運作，特別是選舉及助選的活動。但未來如何界定甚麼是「宗教活動」？何謂「必須是有益於香港社會」？以及由誰來解釋十分關鍵。

就算撇開政治問題會帶來的衝擊，教會仍然需要有心理準備，將來宗教活動未必能夠享有和過去一樣的待遇，例如辦學的自由、以及對教學內容的自主。而社會服務與福音工作未必能兩條腿一起走路，任何涉及公帑的活動，也許無法同時傳揚福音，過往那種只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便不會被質疑為何涉及宗教活動的日子，未必再能被默許。辦學團體和社福機構若有公帑資助，未必就一定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中心作為辦公室和舉辦與傳福音及宗教相關的工作。

至於宗教團體可以享有免稅優惠亦不是必然可以維持的，當然，一些愈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經常就不同範疇作政策倡議，甚至批評政府的，被取消免稅團體資格的機會便愈大。也許是時候，教會和弟兄姊妹應全面反思，免稅優惠和奉獻之間的關係了。奉獻是信徒對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命令，由心底發出的回應，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而在舊約和初期教會，更沒有奉獻可以免稅的觀念。 

奉獻可以獲得免稅優惠，是香港及不少將宗教活動看為值得支持的慈善活動的公民社會，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過往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未來不一定就可以「照版煮碗」。若果順從或緊跟政府政策，才是獲得免稅優惠的先決條件的話，教會和機構必須小心思量，究竟是本身的異象和使命重要，還是免稅團體的資格更重要？為了維持免稅團體的資格，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而作為教會和機構的同工，亦必須撫心自問，若果失去免稅資格而需要裁員減薪，我們有堅持順從神不順從人的心理準備嗎？作為信徒，我們願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和自己認同的基督教機構的工作，而不將免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嗎？教會、機構及信徒必須及早反思我們對奉獻應有的態度，以及願意為上帝付出多少？ 轉變有時比我們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急。

扣不扣稅　還是當奉獻

不少信徒都持守十一奉獻的教導，將自己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這都是很好的信仰實踐。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提到：「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此處經文並不是說，在奉獻完以後，這十分之一才屬於耶和華的，而是指在本質上它已是屬於耶和華，而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奉到聖所時，是把本來屬於耶和華的東西歸還給祂。[3] 奉獻是對神的回應，也是感恩的表現，在疫情和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持守奉獻教導或許不容易，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將原本屬於祂的歸還給祂。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處，此外，亦有助弟兄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惕，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佈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於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關博士指出在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是比道德的價值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並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第三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力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將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執筆之時正是平安夜，但在過去一年世界並不平安，除了新冠疫情肆虐外，教會內外亦充滿著戾氣。即使政府頒佈了居家令，外面仍然是人頭湧湧，一些美國教會依然是以陰謀論去否認發生了瘟疫，並且因為政治立場而互相仇視。

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期，我慶幸還有人能夠在烽火硝煙下說出令我感受到平安的訊息，但這人不是基督徒，他是香港著名YouTuber吳志森先生。在大約一星期前，正義聯盟主席李偲嫣因感染新冠肺炎而離世，李小姐是激進建制派社運人士，在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她高調地支持香港警察採用武力去對付示威者。吳志森先生在他的節目中勸喻黃絲不要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去唱徐小鳳的「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更加不要用因果報應的講法去解釋她的離世，吳先生說得好：「新冠病毒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不會理會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然而，美國的一部份宗教人士對不同政見者離世的反應卻是相形見絀。在2020年9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逝世，金斯堡的政治立場是屬於自由派，保守派一直視她為眼中釘。在金斯堡去世之後，德克薩斯州保守派牧師羅伯特．亨德森（Robert Henderson）表示，金斯堡的死是他祈禱的結果。亨德森聲稱，金斯堡是一隻「獅子」，上帝希望將她剷除，終於上帝應允了他的祈禱。他以「獅子」來形容金斯堡，可能是採用了彼得前書五章8節的典故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2019年10月17日，自由派國會議員以利亞．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去世，卡明斯一生為黑人民權而奮鬥，他的政治立場和右派大相逕庭，例如他支持奧巴馬的全民健保計劃和大麻合法化，他亦有份參與調查彈劾特朗普總統的案件。在他逝世一天之後，電視傳道人吉姆．巴克（Jim Bakker）說：「我們總統的頭號敵人之一昨晚喪生， 一個堅持彈劾美國總統的人死了。」 無獨有偶，保守派評論員克里斯．麥克唐納（Chris McDonald）說，卡明斯之死是神彰顯祂自己，他說，卡明斯是一位腐敗且無法無天的領導人，「他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試圖罷免這位總統。我相信上帝已經受夠了，上帝終於出手。」

若果他們的敵人是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本拉丹，我會理解為甚麼他們的措詞那麼激烈。但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為國家貢獻一生的政府官員！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死於癌症，套用吳志森的說話，癌症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福音派信徒、非福音派信徒也會死於癌症。

有趣的是，吉姆．巴克牧師於1988年曾經因為性醜聞和金錢欺詐而下台，當時我在電視看到他在訪問中怎樣為自己辯護，他引用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挑戰要處死淫婦的群眾所說過的話：「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的意思是：人誰無過，他應該得到寬恕。那麼，今天他是否也應該寬恕卡明斯呢？ 

我再三強調，我不是民主黨人，我也不反對共和黨，事實上，在共和黨裡面有很多令我欽佩的基督徒政治家，例如已故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麥凱恩對待政敵的做法會令到很多人汗顏。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反對奧巴馬的人故意突顯他的種族，有人要求奧巴馬「滾回非洲」、「滾回肯亞」，有人故意強調奧巴馬中間的名字是阿拉伯文「侯賽因」（Hussein），有人將「奧巴馬」讀成「奧薩馬」（Osama），「奧薩馬」是九一一恐怖襲擊策動者本．拉登的名字，有人甚至高喊「正確的投票是投給白人」（Vote Right, Vote White）。但麥凱恩在競選活動中完全沒有針對奧巴馬的種族，甚至為他辯護。2008年10月10日，在明尼蘇達州萊克維爾市舉行的競選活動中，一名選民告訴麥凱恩她不能信任奧巴馬，因為她認為奧巴馬是「阿拉伯人」。麥凱恩馬上走開，並且說道：「不！女士，他是一個很好和關顧家庭的男人與公民，我們只是在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而這正是這場選舉之目的。」美聯社稱讚麥凱恩在沒有妖魔化對方的情況下反映不同的意見，《華盛頓郵報》將這次事件稱為麥凱恩最勇敢的政治時刻之一。遺憾的是，在2000和2008年兩次大選中麥凱恩都失去成為總統的機會，若果他是總統的話，也許他會完成福音派人士的願望：重振美國道德。 

夜幕低垂，但由於疫情嚴峻，故此我相信平安夜晚上是沒有人會來報佳音。我自己輕聲地哼著這兩句：「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去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買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帝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討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其實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變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色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略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在具爭議性的新聞中，常常會出現閉門會議。有時，為求快速和容易理解，我們會期望有參與會議的人士出來整理和說明一下會議的內容，但有時會議性質不同，與會各方可能因著不同情況說不同的話，有些話又不想在公開場合表達，或者因著各種原因，於是不少會議也有不同的對外發佈傳統，這些傳統最重要的目標，是盡量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令外界知道會面的進展，同時又將對參與會議者構成的影響，減至最小。

在各種表述當中，如果雙方能達成共識，最簡單就是出一份聯合聲明，向外發佈會議情況和成果，這種做法就是所謂「夾好晒」（彼此已協定好），出來的東西都是雙方均同意的，而很多時新聞的焦點往往會落在原本有討論但最終不在聯合聲明中的東西，因為這些就是有爭議但沒有共識的東西。不過，若然大部份內容都能寫在聯合聲明中，表示雙方已取得相當共識，仍有爭議的自然會避而不談，以免產生不必要的新矛盾。

如整個會面均沒有甚麼特別的進展，可能就會用「各自表述、互不引述」的方式處理。換言之，與會各方只會說自己的意見，而不會引述其他參與會議人士的意見和回應，若然別人追問，他們的回答必然是：「你要請他回應，我不能代他回答。」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各人只對自己的說話負責，避免錯誤引述或透露了對方不想公開表達的說話，所有的提問對方都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回應。不過這種做法的壞處是，對於需要具體知道會面情況的人，往往要四出打聽不同與會者或團體的說法，之後才能砌出一幅比較整全的圖畫。這往往是專業記者的工作，而在大部份情況下，巿民看到的應該是經記者整合了的版本。

可以想像，用各自表述的方法，只要有人選擇不做任何回應，旁觀者也無法整體地了解會面情況，最多只是一面，或多面之詞而已，又因為互不引述，所以有時只能得知各人意見，但會議中是否有「火花」，當中各種觀點如何碰撞，外界不得而知。同時又因為這種做法沒有甚麼結論，旁觀者難以估計事件的走向或者發展，最後淪為各說各話，有關報道讀起來就像八卦新聞一樣。

另有一種稱為Chatham House Rule（漆咸樓原則），這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為提高會議透明度，但又保障各人私隱的一個做法，當中的規則是：「如果一個會議，或會議的一部份，是按照Chatham House Rule進行的話，則與會者可自由使用在會議中獲得的訊息，但不得透露演講者及其他與會者的身份與所屬機構。」

早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罕有地強調部份閉門會議以此規則進行。這個做法的特點是，政府和與會者均可以引述有關人士的說話。我們不難發現行政長官在不少發言中也表示「近日聽到一些聲音……」之後引述該人士的說法。同時我們亦會在媒體中發現不少用「消息人士」作為新聞來源的稿件。這種做法的好處顯而易見，就是各人均可引述其他人士的意見；不過這種做法的缺點是，這些所謂的消息人士的說法，最後當事人可以不承認說過有關的話，要追尋來源也不容易。

在未有共識之前，不同持份者往往希望透過閉門會議，或收風，或更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些原本在民主社會甚為正常，但當社會失去正常的信任，這些會面之後所吹出來的風，在未得到同意下被具名具姓的公開，除非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否則只會傷害社會各方的彼此信任。這時每個消息發放者都需要問，就是如何權衡公眾利益、知情權和社會契約中的信任。同時，每個持份者也要想想，在這個愈來愈難保密的世界，若然沒有事無不可對人言的信心，就應細心考慮是否出席會議和是否發言。

在這個世代，每句說話均有影響力、均代表一份責任，慎言是美德。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在紛亂的時代，在政見不一的時代，牧者可以如何向羊群傳講神國的訊息？是否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又或是在講台上完全不談及社會當前的狀況，這才算是良策？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希望他的分享，可以為牧者和信徒帶來一些啟迪。

追求美善 避免審判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雷教授認為教會應該成為一個可以讓弟兄姊妹表達自己意見的地方。牧者也不例外，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他們不需要在講壇「推銷」自己的政見，也不用去判斷誰對誰錯，反而是要在教會營造友好的氣氛，幫助不同政見的人去了解對方為何有如此的想法或立場。

雷教授試從文化及社會學角度去分析社會上不同的見解，讓大家明白不同年齡層人士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獨特的人生經驗，都影響著他們如何選擇。《聖經》記載很多美善的東西，然而即使大家讀同一本《聖經》，信徒認為當中哪一項美善最重要，其實都視乎他們的成長背景及個人經歷。對於年青一代的信徒，可能他們認為說真話很重要，年長的信徒可能持守的經文是「不可以惡報惡。大家以為美的事，要努力去作。可能的話，總要盡你們的所能與人和睦。」（羅十二17-18《新譯本》）「說真話」與「與人和睦」這兩種價值其實都是《聖經》的教導，只是在生活當中，這兩者或會產生衝突。

大家的背景不一樣，以致不同的信徒尋求的美善都不同，彼此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因此雷教授希望信徒明白，或許真的有少數人是邪惡的人，但大部份人只是政見不同，並不能說對方的政見與你不同，便是邪惡的人。即使是追求公義，這明顯也是《聖經》的真理，但事實上如何詮釋追求公義，是另外一個問題，牽涉很多方面，聖經並沒有為我們提供直接的答案。又例如某些人有多邪惡？到底港鐵站裡有沒有死人？自殺者背後有沒有人操控？關閉港鐵站是否很邪惡？打破公共設施是否不應該？不同的人對以上問題都有不同的揣測或詮釋，我們不能引用《聖經》的話語中，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

信徒關心公義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好事，但雷教授提醒大家，與你持不同意見的人，其實他們都是真誠地詮釋公義的，只是他人的答案與你不一樣。雷教授鼓勵大家多思想何謂美善，自己盡力做好，但避免審判對方。即使有時免不了評論某些事情，也要知道自己的判斷不一定對，因此不必努力說服他人，也不必要求全世界都認同自己的想法。

學習寬恕 共覓出路
雷教授談到基督信仰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內心的寬恕。內心的寬恕，不是等到對方願意寬恕，自己才寬恕。內心的寬恕，是自己要先學習寬恕，因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的政治立場如何，基督為你，也為了那個人而死。如果信徒單單提公平，全然訴諸法律去裁定一切，那信徒與世界的人便沒有分別，也與保羅所指責的法利賽人沒有分別。寬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終建基於接納。單單依靠法律，沒有寬恕的話，並不能讓社會，又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和解。

只是，雷教授亦強調，內心的寬恕不等同於不必在公共空間的層面作出追究，這是兩回事。在公共層面，法律上的追究是有需要的，不可以說就此寬恕一切，做甚麼也不必受懲罰。但這無阻信徒學習寬恕，寬恕過後，讓人多些明白對方的沮喪或憤怒，而不是把對方視為邪惡的人。這樣教會與社會才有所分別。

現在社會還未有寬恕，因此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拳，互相永無止境地數算對方的不是。縱然寬恕未必能為社會提供處理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有了寬恕，大家才有自由，不用以計帳的模式數算對方，你欠我多少，我又欠你多少，大家才有空間討論下一步可以如何走下去，你有你的底線，我有我的底線，有沒有一條路大家可以走下去。寬恕過後，大家才有機會向前望。

風平浪靜之後 要多談論政治議題
雷教授建議當香港回復平靜的時候，教會要把握機會多談論政治議題。有很多人爭取民主，但其實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甚麼是民主社會，又或是民主運動。一個真正的社會運動，一定要營造彼此談判的空間，如果一開始就言明自己開出的條件缺一不可，這無疑封了對方的路，也封死了自己談判的路。很多時候，政治運動講求折衷方案。

雷教授鼓勵大家多了解一下民主社會的運作。民主運作是少數服從多數，有時其實也是很殘酷的，若然兩班人不服投票結果，不願妥協，也有可能演變出如泰國一樣的結果。當一個黨派得勝，另一黨派便堵塞交通，反之亦然，在大家都不服的情況之下，最後由軍政府出來解決。西方的民主社會其實不可以單單講投票，還要談及共同的興趣及價值，不同意見的人要持續對話，這樣才是有效的民主政制。

至於民主的精神，大家必須承認，即使大家基本政見相同，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如果政見不一樣，便怒罵對方，細想之下，大家可能會發現，兩方只是高呼著不同的口號，但態度上其實與自己所罵的對方沒有分別。真正的民主精神是尊重彼此的話語權，同中有異。雷教授鼓勵大家多聆聽對方、尊重對方、可以表達自己意見，卻不必只求說服對方。

民主精神包括行為，雷教授鼓勵大家反思，當我們口說爭取民主，但其行為又是否足以示範出一個人在民主社會應該有的表現？用非民主的方法去達到目的，這其實是否違反了民主的精神？當一個人可以活出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有的道德質素，便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或政權可以拿走你的民主精神。這對於信徒更為重要，不要為了追求目標，而失去自己的靈魂。

尋找休息的空間
面對紛亂，雷教授認為大家要留給自己足夠的空間。他自己喜歡以行山、行路的方式去讓自己冷靜。他也很珍惜與家人的關係，他認為與家人一起外出吃飯，是非常好的節目。

很多人對香港很灰心，信仰卻能重燃人的希望。因著信仰，雷教授相信無論香港的前路如何，即使不是條條路他都會喜愛，但人總可以活下去，生活中總有美好的事情可以實踐，總會有空間愛鄰舍，對鄰舍有禮貌，關心他們。他認為香港的教會，儘管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走下去是首要的事。

近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引起一連串風波。網絡直播各種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示威者暴力抗爭、警方武力清場及大小記者會，影響不少人日常生活，有人更因此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身處如此情景，我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嘗試簡介這場運動如何被情緒主導了，理性在當中有何角色，以及如何透過聖靈的引導，重新思想我們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這幾個月，香港巿民再次經歷非常情緒化的政治事件，伴隨著事件還有一堆情感的宣洩，包括憤怒、悲傷和恐懼等等。即使有人企圖用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他們亦會被無情斥責，被批評其方法無用。市民每每透過直播，看到和平示威慢慢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衝突，初則口角，繼而破壞公物，更出現過疑似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以及示威者懷疑遭警察射傷眼睛等事件，在在令人側目，有人更形容香港人活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中。

此外，政府和示威者在文字宣傳和議題設置上也是你來我往，文攻武嚇，刀光劍影。不論是政府企圖平息民怨的記者會，警察的執法，示威者的所有行動，網絡中均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製作不同立場的文字宣傳，整個社會突然見識到，原來有圖也可以沒有真相，甚至原來電視和報刊網頁的新聞片段也有斷章取義的時候，媒體各有自己的立場。市民除了要面對訊息的真假難分，還要面對假消息散佈的恐懼，大家都承受著巨大壓力。

這些社會情緒和氣氛的出現，不必是偶然的，不少學者近年借用心理學的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來分析社會的情緒和氣氛。發現事實上社會從雨傘運動之後，一直未有處理情緒的問題。[1] 其實，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特朗普小勝所引發的假新聞、情緒的討論，也未有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討論，直至近月發現網絡上的情感操作，話題才被帶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於2016年曾撰文指出情緒與理性分析的關係：「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份冷靜是不行的。」[2]

根據不同的情緒研究，人類的基本情緒大約有快樂、憂傷、憤怒、害怕、憎恨、喜愛、敬仰、愉悅等。每種情緒有不同程度的高低，例如欣喜若狂屬於強烈的快樂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快樂，而不同的基本情緒如果混合，又會產生新的情緒，例如害怕和敬仰會產生服從，憎恨和憂傷會產生後悔等。當然不同學者對情感理論的分類，也有不同，但大部份學者均嘗試將理論放在社會場景中，分析社會不同的情緒出現的原因，企圖先疏理社會情緒，以營造良好社會氣氛，最後才去處理問題。

作為基督徒，面對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在言行方面遭人質疑，有牧者就曾笑著轉述，坊間不少人在說：「連基督徒都講粗口。」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曾撰文強調，靈命培育對參與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他們需要常常透過自我省察等，才能專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智慧，並且重新定向和出發。如參與社會運動者能夠處理、轉化負面情緒，更可以減少心力內耗，令行動變得輕省。她又指出，信徒要看到處境的複雜性，並接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和承認自己有局限。信徒更要以蒙恩罪人的心態，學習在罪惡的世界中，與神同行，在禱告中聚焦神的國度降臨。如具備這種眼界，信徒在爭取公平時，才不會因挫折而灰心，反而可以帶著信心，耐心等候神的作為。[3]

她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如果選擇封閉式的靈命培育模式，便容易將不同的人拒諸門外，她鼓勵以互動與互通的培育模式，向對方「開放」，這樣，既有可能避開猜疑，也有可能真正聆聽、對話，並「使彼此的觀點更成熟、生命更厚實。」[4]

耶穌會怎樣做（What Would Jesus Do，簡寫：WWJD）是基督徒討論如何回應當代問題時，常常喜歡引用的思考方法，究竟耶穌基督面對我現時同樣的處境，祂會怎樣做？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不過，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問題，有時不同的教牧、信徒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暴力就是其中一個十分吊詭的例子。

其中一個支持耶穌也會使用暴力的例子，就是馬太福音二十一章12至13節所記載的耶穌潔淨聖殿事件：「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櫈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首先這是一件宗教事件而非政治事件，耶穌要針對的是一群祭司利用宗教禮儀來生財，將本來是敬拜神的聖殿變成烏煙瘴氣的市場，而耶穌所用的暴力，不過是推倒枱櫈，趕走那些做買賣的商販，只針對那些有問題的人而沒有涉及其他人。此外，若說以較激烈的方式（暴力）去回應一些做錯事的人和事，四福音中就只有潔淨聖殿事件，是耶穌行事中的罕有事件，絕對不是祂日常的處事方式。

當然，有人亦指出耶穌是被當權者視為危害社會的暴亂份子，而且祂亦宣稱會擾亂天下的秩序。正如馬太福音十章34至36節的記述：「『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不過，耶穌在這裡所描述的並非指祂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改變世界，而是指跟隨祂的人會與不信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親人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對立，更會被視為仇敵，亦會令地上動刀兵（有激烈衝突）。不過，這裡沒有指出是誰先動刀兵，因此，所指的只是結果，而不是鼓勵或肯定信徒動武的行為。相反，耶穌不斷教導我們要愛仇敵，不過，卻沒有說仇敵會愛我們，甚至反而很可能會以暴力對付我們。

那麼，耶穌自己會用暴力回應加於祂身上的不公義嗎？若詳細地閱讀四福音，很明顯，耶穌一生宣揚的就是以愛去改變世界的思想，這思想絕對是非暴力的。而祂的態度和信念並不會因其他人的行為以及環境對他不利而改變。面對羅馬帝國加諸猶太人的制度暴力和不公義、不公平的對待，祂沒有選擇以武力抗爭、沒有經常示威，沒有以猶太人日夜期待，帶領他們脫離羅馬帝國武力統治，重建大衛的國的那位彌賽亞的形象出現，而是選擇做一個四處宣揚上帝的國要來臨的夫子。耶穌待人處事的原則和態度不是由群眾和祂的追隨者來決定的，就算令其他人失望，就算有人離開祂，甚至攻擊祂，也不會改變祂的召命來遷就或討好大家，特別是那些想盡快見到果效、積極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的群眾。

此外，當面對真正迫害的時候，祂不單自己沒有反抗，更拒絕其他見義勇為的人以暴易暴，當身邊的人為祂勇武地挺身而出，亦被祂阻止。在大祭司派人來捉祂的時候，馬太福音二十六章51至54節記載：「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由此可見，耶穌並非不能使用武力反抗，而是不願意使用武力反抗。而且惟有透過祂堅持非暴力的方式，以及透過個人無私的犧牲，才更能彰顯對方的不公義，祂以德而不是以力去服人，以愛而不是以恨去改變世界。

當然，在強調非暴力的抗爭手法時，並不代表耶穌對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或一味的逆來順受。耶穌之所以為大祭司等人所不容，令他們誓要將祂殺之而後快，正正是因為耶穌每天在會堂、街頭和人群之中所做的和所教導的，不少都是衝著文士、法利賽人和祭司等宗教和社會領袖而來，耶穌對他們嚴厲批判以及嘲弄，指出他們不公不義和偏離信仰原有教導的行為。對於社會問題，耶穌並非視若無睹、漠不關心、祂甚至會感到憤怒的，只是祂關心和回應的方式，未必好像一些人期望的能帶來即時的效果和改變，這也是最難學習的功課！基督徒應該是一群令當權者十分頭痛，敢於鍥而不捨地向不公義說不，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的「麻煩友」，不過，當努力做了應該做的事之後，便要學習交託，因為結果如何是上帝的事。羅馬書十二章19節及21節提醒著我們：「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2019年6月，政府就《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引起社會的激烈迴響，接二連三的肢體衝突，持續的抗爭令社會分化加劇。我們同時面對著大量的資訊，網絡上不同的文字宣傳、傳統媒體的報道、網上大量的現場報道、新聞發佈直播和示威現場的主觀鏡頭，資訊爆炸得令人一時間難以疏理和消化。此外，還有來自不同群組的圖片，訊息，影像，而真假難辨的訊息、以偏概全的報道、偏激的評論、假新聞的充斥等，都令情況變得更複雜。明光社於8月8日，舉辦了「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與大家討論如何能在分秒必爭的互聯網世界準確接收訊息，和怎樣回應大是大非的爭議。

本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表示，在社會運動中，消息從網絡等不同渠道四方八面湧過來，她提醒大家切記要盡量查證。她當日列舉大量例子，證明「跟車太貼」（未了解事情狀況便急著回應）必然出事。對於圖片，她認為可以用圖片搜尋器去查一下它的來源，而文字則可以從作者、文中提供的資訊和消息來源，決定是否可信。她同時又表示，收到訊息後，切勿因為訊息內容令人極度恐慌或震撼便立即轉發，相反要留心發佈時間，盡量先查證，寜願慢一點才轉發。

筆者於當日簡介是次抗爭的兩大特點：沒有大台和以「不」來為行動定義。所謂沒有大台，就是指活動沒有一個明確搞手、沒有發言人、沒有對口單位。另外，就是所有行動只要不違反那些「不」的原則，例如：不送頭，不指責，不割席等，就應該尊重對方的想法、智慧和決定，各人可以各自努力，自己判斷應該有甚麼行動。運動的這些特質，全靠背後一些手機應用程式的幫助，例如討論區、即時通訊工具，還有無限無線上網等等，而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令抗爭由下而上出現。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強調，牧者不是論政和從政的專家，所以最好只以政策的理念去討論和表達意見。牧者的責任是牧養，由於教會可能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見，大家可能會因而身心靈受損，如果牧者再常常過份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有可能會令部份人更加不敢向牧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就教牧如何處理不同的聯署，蔡志森建議聯署訴求宜單一清晰，方便閱讀和簽署。如果要簽聯署，往往要以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態去處理，除非聯署中有明顯不認同甚至反對的原則，否則教牧可以按感動而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