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代孕引爆的倫理爭議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2024年牛津詞典的年度字為「Brain Rot」（大腦腐化），廣東話可以用「腦殘」來表達；它的出現，是因為過度吸收無關痛癢、沒有挑戰性的網上資訊內容而導致人的思想與智力退化。[1] 那麼人們在網海中「遊歷」了哪些資訊以致腦殘？也許「短視頻」是其中一種讓人腦殘的資訊。

參考維基百科的資料，「短視頻」是指短至15秒，長至約三分鐘內的短片。短視頻平台如抖音（國際版為TikTok），還有Instagram中的Reels、YouTube裡的Shorts都相當普遍，它們成為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有不少兒童、青少年在下課後都會上網觀看短視頻，當作是輕鬆的娛樂。然而，亦有報告指出短視頻的快速節奏與高刺激性質的內容可能引發「TikTok腦」及「大腦腐化」現象，對未成年人的認知、心理及行為發展可能構成威脅。

甚麼是「TikTok腦」？

先說說TikTok，香港用戶則會使用「抖音」，其實大致上是同一樣東西，只是抖音用戶看不到TikTok平台上的內容。它們是短視頻社交平台，其用戶數量龐大，與facebook同為受歡迎的社交媒體，TikTok是以「精煉」的短片來吸引用戶注意，當中的內容可說是沒有多餘，而且濃縮、絕不沉悶，而且播放的模式有如玩老虎機一樣，令人感受到中獎的興奮，隨機一個接一個的短片頻頻出現，由於不知下一個內容是甚麼，讓人持續期待。

而TikTok就曾建議短視頻的最佳長度為21秒至34秒之間，指這個長度的短片能引起觀看者的高度注意力，而於2022年，有統計指用戶平均每天花95分鐘時間在該應用程式上，即每天觀看約160至270個短視頻，甚至更多。有研究人員就嘗試了解用戶在使用應用程式時的腦部狀況，腦掃描顯示，用戶在觀看迎合個人喜好的短片時，其腦部與成癮相關的區域會處於高度活躍狀態，研究也發現有些用戶難以控制自己何時停止觀看它們。[2]

當用戶連續觀看短片時，大腦會釋放大量「多巴胺」，他們會想繼續追求更多短暫刺激和愉悅感；而當不看短片時，多巴胺的減退會令人感到失落，用戶如渴望再次得到刺激，獲得更多的多巴胺，就要再看短片，情況就如「上癮」一樣。

這種情況就被稱為「TikTok腦」或「抖音腦」，這類用戶對於無法獲得即時快樂、滿足感的活動，如閱讀、學習新事物、練習樂器或做運動等，會欠缺參與的意欲。由於兒童、青少年腦部的前額葉仍未發育成熟，會比成人更易對收看短片上癮，其專注力及耐性會被削弱，對學習容易失去耐性。[3]

熱爆兒歌潛藏的風險

另外，有些高刺激性短片也可能對兒童認知、心理和行為帶來潛在風險。早期由美國公司創製的CoComelon兒歌短片，被指剪輯手法令影片的節奏太快，平均每個場景只有一至兩秒，令幼兒沒法掌握，要目不轉睛地盯著影片追看，而由於影片的畫面色彩鮮豔，對幼兒的刺激也過強，其視聽效果完全奪去孩子的專注力，更可能引發成癮行為，導致「抖音腦」出現。據報章報道，有家長試圖停止播放CoComelon短片，孩子因而表現得焦躁或出現敵對行為，專家稱這是戒斷症狀。[4]

其實這類短片深受歡迎，家長選擇讓孩子觀看，是因為它們既短兼有教育意義，就如CoComelon系列短片，其內容不少是改編自兒歌，重複唱頌可以豐富小孩子的詞彙，學習與生活相關的字詞，並建立健康的習慣。在CoComelon系列中，擁有超過71億觀看次數的短片Bath Song，它不單是一首與Baby Shark旋律結合而成的歌曲，更有趣地教導了小孩子洗澡時應該清潔的地方。[5]

必須控制螢幕使用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19年曾就兒童的成長需要提出以下建議：

1. 不足1歲的嬰兒：不建議他們接觸螢幕；
2. 1歲的兒童：不建議兒童久坐不動地看螢幕（如看電視或視頻，玩電腦遊戲）；
3. 2至4歲的兒童，久坐不動的螢幕時間不應超過1小時，少則更好。坐著時，兒童最好與照顧者一起閱讀和有故事時間。所有孩子都應該有與人互動及身體活動的時間，並應有優質的睡眠時間。[6]

專家都在提醒大眾要為孩子訂立合適的生活作息規則，如果我們這幾代人都完全無戒心、無警惕地繼續長時間使用手機、觀看螢幕，被其影響，人們的集中力可能會愈來愈差，難以實踐長遠目標，甚至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問題可算是影響深遠。而對於小孩子來說，更可能影響其腦部發展，影響更是終身不能逆轉的，家長和老師，實在不能不察。

終審法院於2023年10月頒令，要求政府須於兩年內確立同性伴侶關係的替代框架，讓他們的關係獲法律承認。雖然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政府並沒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以及在海外註冊同性伴侶的婚姻關係，不過，過去十多年，許多本來只屬於婚姻關係內享有的配偶權益，包括受養人身份、合併報稅、公務員配偶福利、以配偶身份申請公屋和居屋、以及無遺囑遺產繼承等等，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都已經一一透過司法覆核爭取到相關權益。法院的裁決將原本只屬異性配偶的權益給予同性伴侶，不少市民雖然不認同，亦不願意將由納稅人承擔的社會資源給予同性伴侶，間接承認他們的法律地位，但卻無從反對。

對於終審法院要求政府訂立的替代框架，不少支持同性戀運動的團體皆希望是以類似民事結合（civil union或domestic partnership）形式來製定相關的法例；不過，大家不能不知的事實就是，過往所有通過民事結合的國家和地區，最後皆會順理成章通過同性婚姻，而且中間過渡的時間愈來愈短，因為民事結合就是等如認同同性伴侶應該與異性配偶一樣享有猶如婚姻的福利，只因社會未完全接受而以此制度作權宜之計。因此，若果社會人士不贊成同性婚姻、或不認同港府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及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的話，根本就不應該支持以民事結合作替代框架。

同性伴侶若果可以享有猶如異性夫婦的法律權益，無可避免必然會引發倫理爭議，在外國出現得最多的爭議，就是涉及領養子女，以及透過生殖科技生兒育女，這亦正正是本社及不少重視兒童權益的團體最為反對的事。我們相信兒童能盡量在親生父親及母親撫育下成長，是最符合他們權益的，而兩個母親無論多疼愛子女，都不能取代父親在兒童成長階段的重要角色，同樣，兩個父親無論多疼愛子女都不能取代母親的角色，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親生父親及母親撫育下成長的舉動，都是嚴重的虐兒行為。

至於同性伴侶以生殖科技繁衍下一代，必然會出現透過第三者捐精或捐卵的情況，外國已出現不少捐精者或捐卵者的後代表示，他們在成長期間，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以及希望了解生父或生母是誰，這問題往往令他們深受困擾，這與一些兒童因為父母離世、被遺棄或無力撫養而需要被人領養的情況不同。子女並不是父母的財物，而生兒育女要考慮的不單是父母單方面的喜好或權利，而是應該同時考慮將要出生兒童的權益，而由於嬰兒無法捍衛自身的權益，必須由政府代為出頭，阻止任何可能對將出生嬰兒不利的情況出現。任何法例或政策的修訂，若可能會造成同性領養或以生殖科技繁衍下一代的情況，在政策推出前，必須考慮兒童而非成人的權益，並且應該廣泛徵詢市民的意見。

不少人支持同性伴侶可以享有猶如異性夫妻一樣的權利，他們多喜歡以平權為理由，並且因著一些同性伴侶在逝世之後，未能有法定身份處理與其伴侶相關的身後事及遺產等事宜，而感到不公平及同情當事人的遭遇，所以支持給予同性伴侶相關的權利。但要解決相關問題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多年以來，本社一直建議用「緊密關係授權」的方法，去處理有關同性伴侶在私人領域（如醫療指示、身後事的安排及骨灰的處理等等），至於財產方面最好又最能減少爭拗的方法就是盡早訂立遺囑，既然當事人真的全心信賴自己的伴侶，亦不想自己過身之後伴侶與家人因財失義，訂立遺囑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本社過往已有許多文章及小冊子介紹有關「緊密關係授權」的內容，詳情可以參閱本社的網頁。[1] 至截稿前，雖然立法會已通過了守護一夫一妻制無約束力議員動議，[2] 但政府仍未公佈有關替代框架的內容，而本社嘗試約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了解有關詳情亦未能成功，令人憂慮政府若在未來半年倉卒推出並通過有關框架，市民大眾萬一有不同意見，恐怕亦沒有足夠的時間及渠道去表達，令政府重蹈終審法院的覆轍，作出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以及不能令人信服的決定。我們重申，婚姻不是單單屬於兩個人的事，牽涉的是整個社會的制度，以及非常重要的兒童福祉，絕對不能簡單地當作兩個人的權益與福利來看待。

12月22日是將臨期的第四主日，一些教會在這個節期期間會擺設將臨圈及四支蠟燭，在第四主日，教會將燃點將臨圈的第四支蠟燭「馬利亞之燭」。馬利亞對上帝的信心，令她勇於接受聖靈的呼召，誕下了耶穌基督，給我們展示信心榜樣。在迎接這個充滿盼望的聖誕節，我們也應該學習以信心和感恩的心面對生活中的困難與挑戰。

然而，在過去的兩星期，連續發生兩宗12歲學童墜樓身亡的事件，讓我們深感震驚與悲痛，將臨期並未能為這些學童帶來平安與喜樂。現今的學童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學業、家庭及社交環境等多重挑戰，他們在困難中掙扎，難以找到光明的出口。教育局表示，去年全港中小學向教育局匯報的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共有32宗。至於今年截至10月，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有22宗，情況令人擔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曾經有調查顯示，超過七成受訪學生認為自殺的原因與學業問題有關，而近九成的學生在面對負面情緒時，選擇不向老師、社工或家人求助，這樣的情況不禁讓人思考，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否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檢討，政府是否應增加資源以促進家庭的和諧，推動親子關係教育，以避免關係疏離的情況。首先，教育局應該檢討減少測驗、考試的可行性，而改以活動評估的方式，以培養學生的創意與獨立思維，避免他們以死記硬背的模式來學習。學童面臨的壓力的高峯期相信是在升中呈分試前後與中一學習適應期時，一些學童在12歲便選擇輕生，或許反映了這些學業上的挑戰未必是每個學童可以承受的。測驗和考試在某程度上是必要的，但過度的考試卻會令學生承受不必要的壓力。教育局應該重新思考評估的方式，將重點放在學生的整體發展上，而不僅僅是考核學業成績，以更多元化的方法，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讓學習變得更有意義。

此外，建立學校與學童之間的信任，以及學童與家長之間的信任十分重要。學校應該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資源，讓孩子在遇到困難時，能夠勇於尋求幫助。教師和家長的角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是情感的支持者。當孩子感受到周圍的大人願意傾聽他們的煩惱，他們在危急關頭時才會與身邊的家人、老師分享、尋求協助。家長應時常與子女保持開放的溝通，讓孩子能夠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擔憂。學校和家庭若能彼此合作，共同為學童建立一個更健康、理想的成長環境，將會是兒童重大的福祉。只有當我們重視孩子的心理健康，與學童同行，他們才能茁壯成長，成為快樂的下一代。

參考資料：

吳綽詩。〈學童自殺｜林正財：集中資源預防和識別高危學生　社福機構走入校〉。《香港01》。2024年12月1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084111/學童自殺-林正財-集中資源預防和識別高危學生-社福機構走入校。

〈3個月內至少6宗懷疑學童自殺 專家拆解3個高危時期 家長注意7大學童輕生警號〉。東方新地。2024年12日16日。網站：https://www.orientalsunday.hk/生活健康/987645654-1421307/2/。

西方國家對跨性別議題的開放，已經去到政治及商業的層面，儘管父母起來遊行反對，這種文化已落地生根，難以抗衡。本週二，有美國的檢察長寫信質疑大型醫療組織以政治理由犧牲兒童的福祉，以誤導與欺騙的手段去支持兒童及青少年性別確認護理（gender affirming care）。

在西方的社會，一些學校會以兒童福祉作為旗號，瞞著家人帶學童去變性，他們認為這就是尊重孩子的人權，背後其實也在支持整個變性醫療行業的發展。最近從一個在香港的中德家庭聽到一個真實故事，令我反思甚麼是兒童福祉、兒童權利，亦體會到中西文化的分別。朋友是一名德國籍父親，他帶兒子去參加衛生署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牙醫當時發現兒子有兩隻蛀牙，便詢問父親應如何處理，父親尊重兒子的意願、決定及人權，於是讓他自己決定。最後，兒子怕痛，選擇不補牙，也不洗牙。母親是香港人，她一直以為兒子牙齒健康，所以當天毋須進行任何療程。後來，兒子蛀牙的情況愈來愈嚴重，那時她才知道當天父子倆是白行一趟，白白放棄了及早的牙科保健治療。然後，母親沒有問兒子的意願，便帶他前往私家牙醫診所，希望他能在仍可挽救時修補牙齒，當然她要額外再付數千元的費用。可知道，若蛀牙不處理，可以導致永久失掉牙齒，嚴重的更會影響其他健康的牙齒，最終達至不可挽回的局面。若你是學童的父母，你會支持父親還是母親的做法？

作為父母，我們往往希望能在事情可挽回時幫助孩子，孩子還小，他們未有足夠人生閱歷去前瞻一幅未來的圖畫，未能預知不可挽回的嚴重性。在西方，愈來愈多曾經進行變性手術的學童在長大後後悔，但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只能向法庭提出訴訟。這種在未成年便把健康的性器官切除的手術是對學童的嚴重虐待，但願香港能夠守得穩，不會被這些文化入侵。

參考資料：

Becca Savransky. “Idaho AG Raúl Labrador calls pediatric association ‘shameful’ over gender-affirming care.” yahoo! news.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5, 2024. https://ca.news.yahoo.com/idaho-ag-raul-labrador-calls-004934220.html.

香港離婚的數字不斷上升，而近年再婚的數目，差不多每年約佔結婚數目的三成。在離婚與再婚的趨勢加劇下，不少孩子承受著父母離異的打擊及重組家庭的挑戰。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與家庭議會的資助，自2023年4月起推出「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稱本計劃），本社委託了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為本計劃下進行的輔導服務及家長學堂成效評估研究，亦整合了本計劃下的法律講座、輔導服務和家長學堂的經驗，編製一本回應離婚再婚家長需要的手冊——《「不一樣的家庭」家長手冊》，供離婚、再婚家長及助人者參考。

本社於2024年6月8日假突破中心公佈研究結果及發佈家長手冊，當日有約120位參加者出席。本社助理總幹事何慕怡姑娘先簡介本計劃、是次研究和編製家長手冊的緣起，然後分別由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博士發佈研究結果及建議，以及由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名譽副教授曾潔雯博士，就「如何協助離婚再婚家庭中的子女適應家庭轉變」作專題短講。

服務評估研究及建議

李樹甘博士表示是次研究分兩個階段進行，先邀請服務使用者及其子女填寫前測和後測的問卷作量化評估，之後再邀請部份參加者作深入訪談，以了解家長學堂及輔導服務的成效。問卷反映受訪者多來自離婚家庭。依照第二階段的評估分析，整體而言，家長學堂和輔導服務都得到相當高的評價。家長學堂的受訪者表示學堂能提供情緒管理技巧和家庭衝突解決策略、有關法律程序和支援服務的資訊，而學堂中的小組討論部份，可讓他們有機會與同路人討論，建立情緒支援網絡。接受輔導的家長則分享，輔導服務能協助他們理解子女具體的感受和需求、引導他們反思和增加自我認識，以及提供個人情緒支援。

研究亦指出是次計劃反映了香港社會對離婚再婚家庭支援服務有很大的需求，因此有優化服務的必要，在政策建議方面，提出可考慮開發和提供線上輔導和教育資源，如網絡研討會、線上課程和支持群組，這有助降低成本和參與的靈活性。小組討論的形式也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服務方向，既可幫助參與者，亦可培訓參與者成為同路人，以其經驗幫助其他面臨離婚或再婚人士，並建立可持續的互助網絡。此外，對於回應兒童的需要，服務提供者可考慮聘請具備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專業知識的輔導員為孩子提供輔導，並設計適合兒童的互動式活動和工具，幫助他們理解和表達自己的情感。

協助子女適應家庭轉變

本身是臨床心理學家和註冊社會工作者的曾潔雯教授在短講中提出，家長宜持守「預防勝於治療」的大原則，留意階段性處理，在考慮離婚、決定離婚、處理離婚事宜及安頓下來的問題時，都要深思孩子在身體、心靈、社交、靈性方面的需要，避免因處理欠佳而令孩子的成長發展帶來困難。她提到對於孩子而言，平穩、可行而公道（合情合理合法）、最少的不必要改變都是重要的，而夫婦離異時，可能會對對方或孩子說了不該說的話，這都會傷害孩子，父母宜謹守底線，避免令孩子受傷。她提到家長很忙碌，疫情後也面對許多難處，但就建議他們仍需好好準備，如果決定離婚，要小心部署家庭的轉變，當中要因應孩子的需要和疑惑小心應對。而孩子面對家長離異，心裡會充滿疑惑，如他們到底誰對誰錯，自己應該跟著父親還是母親，應該效忠誰，以及誰值得倚靠，這些家長都需要注意。

既然家長是直接影響子女適應家庭轉變的關鍵因素，能有效地進行家長教育及支援工作便十分重要。教育局的《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當中提到家長在教養子女時會感受壓力，因此需要照顧好自己，曾教授提到這方面的資訊值得離婚或再婚家庭參考。而聆聽孩子的聲音、善用資源、適時求助、家校合作都是家長需要學習的。

曾教授又提到以下幾點，可助家長作好階段性處理。第一，要考慮周詳及權衡輕重。家長宜成熟地處理分手或建立新的感情，尤其是要留意當中牽涉的衝突處理、情緒、資訊及期望管理。他們亦需要讓孩子知道相關的事情，並讓他們有所參與。第二，在作出決定及執行決定時，家長要小心部署，之後才向孩子宣告決定及未來安排。她提到，孩子對父母的狀況往往心中有數，他們會觀望父母如何處理，家長需先理解孩子的困難和需要，也要尊重孩子的意願，讓他們在中間有些選擇。第三，要讓孩子安頓下來，並協助其適應。父母需要按孩子身心社靈的需要，提供即時、短期、中期及長期的強化保護因素。如即時回應孩子的身體需要，每週堅持定期家庭歡樂時光，或在社交方面，容讓子女在喜愛的原校就讀。另一方面，家長亦要提供緩減危機的因素，例如在身體需要的層面，每天親自幫年幼的孩子洗澡，以避免孩子受虐待，而在心靈層面上，不宜即時強迫孩子改姓氏，或強迫他們稱呼自己的新配偶為爸爸或媽媽，總之，要多從孩子角度考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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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一場海上旅程，在茫茫大海之中，有時十分容易迷途，而只要小小的偏差，最後卻可以偏離到千里之外！在我們的身邊其實有許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一個不慎便會落入一些並無根據的迷思，但卻以為自己掌握了一些駭人聽聞的真相和真理。就像不同年代的年輕人對戀愛都有不同的迷思，在互聯網無遠弗屆的今天，透過交友程式衍生出的戀愛觀，以及近年興起的「pre拍拖」戀愛模式，究竟是為對戀愛躍躍欲試的年輕人提供了新的機遇、還是新的危機呢？又如西方興起的性別自主、認為性別可以隨意跨越的風氣，同性可以結婚、同性可以領養或透過生殖科技刻意帶來「沒有父親」或「沒有母親」的下一代，究竟是擴大了婚姻和家庭的定義，還是令婚姻和家庭逐步瓦解呢？

很多事物的原意是好的，但拿捏不準便會有反效果，就如互聯網是劃時代的重大發明，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和學習模式，但亦是令不少人沉溺的開始，成長和成癮有時只是一線之差，正如勇氣和冷漠亦然，作為信徒如何在當今世代勇敢地活出基督而不是頑固地羞辱主名，值得我們常常小心細察。此外，當教會很多時高舉一些價值卻沒有活出應有的樣式時，只會令信徒和非信徒都感到迷茫，例如當我們不斷強調婚姻和家庭的重要，但在教會生活各項安排卻用了許多對家庭不友善的方法時，只會令其他人嗤之以鼻，適得其反。希望今期《燭光》能夠刺激大家的思考，一起努力走出迷思、避免迷途。

因應終審法院有關岑子杰案的裁決，近日有團體向政府要求訂立幾乎與婚姻一模一樣的民事結合制度，當中更包括在外國即使通過同性婚姻或民事給合的國家亦十分具爭議的同性領養權，本社對有關訴求不能苟同，並嚴正要求政府不能對此種漠視兒童權益的訴求掉以輕心。首先，必須重申，整個領養制度最重要考慮的並非一些成年人想做父母的權利，而是必須確保等待領養的兒童的權利，而對於一個因為不同原因而未能在原生家庭成長的兒童來說，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尋找一個可以令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的完整家庭，而不是滿足領養人士想當父母的期望。香港現行的領養制度，除了親屬的領養之外，其餘皆統一由社署負責，而社署主要考慮包括領養人士的成熟程度（25歲以上）；如屬已婚需要有穩定的婚姻關係（三年以上）；身心健康；有中學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工作及充裕的財政；穩定的住所等等。所有條件都是從兒童的需要和未來的福祉作考慮，我們認為合情合理。據了解，過去曾有極少數單身人士成功申請領養兒童，其實並不理想，兒童能夠在父和母共同照顧下成長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兒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是可以從父和母身上學習到不同的特質，以及滿足在情感上的不同需要，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父和母共同撫養下成長的機會，都是漠視兒童權益的行為。

對於有人認為兒童最重要的是能在充滿愛的家庭成長便足夠，其實是只說對了一半，家庭當中有愛當然重要，而且十分重要，但家庭當中有父有母同樣、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兩個媽媽無論多愛錫小朋友，亦不能取代爸爸的角色；同樣，兩個爸爸無論多愛錫子女，亦不能取代媽媽的角色，因為男女在天賦、性情、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都有很多不同，明白男女大不同，才能因材施教。雖然有個別極端的親生父母對子女亦會做出令人髮指的虐待行為，但並不表示一個完整的家就只需要愛而毋須一定要有父和母，而在外國，一些實行同性婚姻和領養已多年的國家，亦陸續出現一些在同性家庭成長下的兒童，他們在成年之後站出來，表達在成長過程之中面對家庭背景帶來的困擾、迷惘和抑鬱、以及想努力尋找自己生父或生母的情感需要。容許同性領養，無異就是故意將小朋友放在有爭議的環境，只為了單方面滿足成年人想成為家長的慾望，但卻漠視兒童的真正需要和權益的自私行為。請社會福利署必須謹守領養制度最重要的是考慮有關兒童的權益和福祉，而不是申請領養人士想成為父母的所謂人權。領養並不同於一般人人皆可享有的公民權利，因為年紀輕、學歷低、收入少、居住空間狹窄的市民都不符合領養的資格，同樣，沒有父或沒有母的家庭也不合宜，這並非歧視，而是一切以兒童的福祉為優先。

前陣子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以下兩段對話：

媽：「你在學校有沒有喜歡的女生呀？」
兒：「當然沒有啦！」

聽到沒有，媽媽心裡其實有點擔心。

媽：「那麼，有沒有女生喜歡你？你有沒有拍拖？」
兒子尷尬地說：「怎麼會呢，我還是小學生，怎會年紀這麼小便拍拖？」

兒子說得有道理，但這位媽媽依然鍥而不捨地追問，而且還分享她在小學時喜歡男生的經歷，希望引導兒子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性傾向。

你是否以為這位媽媽思想太開放，很想兒子在小學階段便拍拖？不，這只因媽媽擔心兒子有同性戀又或跨性別的傾向。最終，這位媽媽親耳聽到兒子說出原來他也喜歡女孩子才肯罷休，亦立時鬆一口氣。其實，這位媽媽寧願小學的兒子拍拖，也不願聽到兒子有其他性傾向。

路人：你的女兒將入讀哪一間中學?
家長：有兩間學校都接受女兒入學的申請，但我最終選了男女校那一間。
路人：女校那間不是banding比較高嗎?
家長：我寧願選一間男女校，我怕我的女兒在女校感染了同性戀的風氣，那就麻煩了。

原來有父母寧願放棄比較好的中學，也希望讓子女入讀一所男女校，以避免孩子有其他性傾向。

以上兩個真實的對話，父母都用行動表明對孩子性傾向的擔憂。去年，有調查發現，香港公眾對同性伴侶權利的看法在過去10年間有很大的變化，當中60%受訪香港市民表示支持同性的婚姻，比2017年及2013年同類調查為多，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可以接受與跨性別、同性戀者成為朋友，因為我們尊重他們的想法，感受及體諒到他們不容易的經歷。然而，若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父母是否仍然支持呢？以上兩段真實的對話可見一些端倪。加州是美國第一個通過保障「跨性別」學生法律的州，學生深受LGBT的意識形態影響，而跨性別的學童有上升的趨勢，父母亦感到無奈。最近，加州的父母意識到「跨性別」的禍害，一群父母已發起反對的行動，以保護孩子。這些父母要求若學校發現孩子有兒童心理健康問題，包括性別認同問題，學校須要告知家長。此外，亦要求學校須保障女學生，免得她們在洗手間、淋浴間、更衣室和運動場受到自稱女性的男學生侵害。加州的父母仍在努力爭取以上的訴求，但困難重重。無論是在香港、在美國，父母都是孩子在世界上最親近，最會為他們謀求福祉的人，而不是學校、醫生或心理學家。若調查的題目轉為：你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跨性別嗎？相信結果會並不一樣，而這才是大家真正的取態和價值觀，希望大家不要只著眼於自己子女的福祉，也要兼顧所有兒童的福祉。

參考資料：

https://ccpl.law.hku.hk/content/uploads/2023/05/Change-Over-Time-2023-Chinese-Summary-FINAL.pdf

https://dailycitizen.focusonthefamily.com/take-action-and-protect-children-in-california-heres-how-you-can-help/

20多年之前，當明光社的董事同工呼籲大家要關注同性戀運動對香港教會和社會未來的衝擊時，有些人認為我們杞人憂天，認為香港不會出現類似西方社會當時性解放的情況，亦有人批評我們所講的滑坡理論是危言聳聽。轉眼20多年過去，只要看看西方社會、亞洲和香港的變化，大家就會發現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的情況，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種種的改變，對整個婚姻和家庭的結構，特別是當中的兒童帶來了深遠的負面影響，若果不懸崖勒馬，恐怕只會對不少的兒童造成更多永久及難以彌補的傷害，希望大家不要再掉以輕心。

回顧同運在香港的發展，由1991年肛交非刑事化開始，起初的進展是較為緩慢的，非刑事化只代表社會大眾不認為再需要以嚴刑峻法去處理一些個人私德的問題，並不代表社會認為肛交是正常及值得鼓勵的行為，基本上這也符合我們一貫的立場，對於成年人私下的行為，社會可以盡量避免介入，若沒有對第三者和年青人造成直接的傷害，亦不宜像過往一樣處以終身監禁的重刑，但對於這類對身體會造成傷害的行為並不值得鼓勵，更不應美化，以免青少年人忽略了這些行為帶來的風險和嚴重後果。

由2000年開始，不少同志團體和支持者，就不斷嘗試透過立法的方式改變香港社會對同性戀行為的抗拒，並不斷游說政府及立法會議員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讓同性戀在法律上可以得到和異性戀一樣的地位，更開始舉辦同志遊行、不再恐同日和一點粉紅等活動，亦有支持同運的學者和團體不斷進行調查，爭取社會人士的認同，其中最具爭議的是在2005年，政府有意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並進行諮詢，明光社以及一眾關注團體發起了聯署，在報章刊登四頁全版的廣告反對，當時有9000多人參與這次聯署。而同志團體亦一度計劃在當年的七一遊行，將他們的訴求放在整個遊行的最前列，本社對同志團體意圖騎劫本來主辦單位提出有關爭取雙普選的主題表達不滿，經過了激烈的討論以後，由於反對的聲音強大，最後只由同志團體帶領遊行，但仍沿用大會原來的口號，此外，政府隨後亦打消了主動修改法例的念頭。

不過，立法之路既然行不通，同志團體於是改變了策略，開始透過更多的司法覆核去迫使政府改變現時的行政措施，以及修訂被法院裁定違憲或造成歧視的現行法例。不幸地，法院（特別是終審法院）一次又一次作出令人意外、甚至公眾難以理解、極具爭議的裁決，令一些在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伴侶，雖然香港政府並不承認，亦沒有憲制責任承認他們的關係，但卻可享有愈來愈多猶如異性婚姻才可獲得的權利和福利，包括公務員配偶福利、合併報稅，以配偶名義申請公屋和繼承居屋，甚至沒有遺囑也可以用配偶身份繼承遺產……雖然有關公屋、居屋及無遺囑繼承遺產案仍有待終院作最後裁決，不過本港法律某程度上已容許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即使沒有婚姻之名，但在部份權利上卻有猶如婚姻之實。

法院對海外註冊同性婚姻的裁決，已動搖了香港現行婚姻制度的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則，而最令人憂慮的是婚姻制度除了保障配偶的法律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所有可能出生的兒童，能夠在親生父母的照顧下健康地成長。雖然世界上總有一些因不同原因而忽視、遺棄、以及虐待子女的父母，但這畢竟是少數。而現代離婚率不斷上升，也令不少兒童無法在親生父和母共同撫育下成長，但這種情況並非在父母結婚時就預計會出現的，而同性婚姻下的領養卻是人為兼有預謀地剝奪兒童在親生父或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權利。

雖然同志團體不斷強調在婚姻和親子關係之中最重要的是愛，但愈來愈多在同性婚姻下成長的孩子在長大之後出來表達，他們對未能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遺憾，因為兩個父親無論多愛錫子女，亦無法取代母親在孩子成長中的重要角色，兩個母親無論如何付出，亦無法滿足孩子對父親的渴望。但最悲哀的是不少人在討論同性婚姻的時候，只著眼於兩個成年人本身追求的所謂權利，卻對所有可能出生兒童的權利視而不見！

為了讓大家明白及關注同性婚姻、以及在西方愈來愈多的變性人婚姻、捐精、捐卵和代孕對兒童權利造成的深遠影響，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和維護家庭基金等團體，一同發起了「關心婚姻及兒童福祉運動」，為這些沒有機會表達訴求的兒童發聲，以及讓公眾明白維護現行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重要性。而我們第一炮的活動就是透過鼓勵大家閱讀美國兩個大力關注兒童福祉的作家Katy Faust、Stacy Manning所寫的Them Before Us: Why We Need a Global Children's Rights Movement，[1] 從她們提供的豐富內容和例子，讓大家更能明白這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滑坡理論，他們是活生生存在於我們的面前，等待我們起來為他們發聲，權利一直被忽略和侵害的兒童。

「唔，選擇金色頭髮藍眼睛，擁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血統的Bernie好，還是選擇棕色頭髮，擁有多明尼加及葡萄牙血統的Norbert好，[1] 等一等，似乎不知道他們的身高體重，不如打開另一網頁看看，嘩，六呎高170磅的Shiloh是金色頭髮藍眼睛的，O型血似乎不錯，但六呎二寸155磅金髮綠眼O型血的Luciano會否好些？[2] 但六呎二吋高，才得155磅，會否太瘦？還是……」大家不要誤會，這裡提到的男士並不是甚麼約會平台上的「相睇對象」，而是分別來自兩家公司Cryos及XYTEX的捐精者資料。

現今在歐美國家，精卵買賣是一門極大的生意，曾幾何時，歐美人士對於精卵買賣或多或少仍需要背負道德包袱，不論銷售或光顧都會覺得羞恥，但從今天精卵買賣公司網頁平台的設計及營銷手法來看，這些道德包袱已經不復存在，精卵買賣已經如其他商品一樣，可以任君選擇，即使這些公司使用「捐贈者」（donor）一詞，現實中沒有所謂的捐贈者，因為捐贈者均會得到「補償」，[3] 公司也毫不掩飾滿滿的商業味道，以XYTEX為例，在網頁當眼處顯示「精選捐贈者類別第二位半價優惠」（Buy one get one 50% off on the featured donor）的促銷宣傳。「捐贈者」的資料相當詳盡，除了介紹他們的種族、外貌特徵、身心健康狀況、學歷、強弱處及興趣等資料，連他們祖父母的身高體重，教育程度及病歷，都能窺探一二。顧客不但知道自己心儀的「貨品」品質如何，就連貨存是否充足，自己身處的國家能否使用，[4] 價錢都一目了然。價格高低視乎捐精者是否願意向將來的18歲「後代」揭露自己的身份，以及公司為精子進行了多少項遺傳性測試，XYTEX還設有溫馨提示通知買家每天的截單時間。[5] 除了購買精子，公司還提供冷藏精子的服務，買家若不打算即時使用精子，便可以選擇冷藏精子以備日後使用，買的瓶數愈多可享的優惠愈多，此外公司還有回購政策，只要符合某些條件，公司會半價回購已售出的精子。[6] 至於卵子，基於男女生理構造不同，供應比精子少，價錢自然比精子貴，有出售卵子的Cryos，同樣以捐卵者是否願意揭露身份來決定價格高低。[7]

專家研發新技術時，大多出於善意，抱著希望解決人類在生理或心理方面問題的壯志，[8] 只是他們很多時預料不到，新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及後果，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他們可以滿足人類某些需要，卻解決不到新技術衍生出來的一連串倫理問題。有時，新技術似乎沒有違背道德倫理，這純粹是因為大眾普遍接受了新技術，以及相信其對人類只有好處的說法，而不是新技術真的沒有道德倫理問題。商家當然會非常努力美化新技術，這樣新技術才能肆無忌憚地進入市場，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以及其中的捐精捐卵技術，顯然是典型的例子。

捐精捐卵是治療人類不育的其中一項技術，1799年，一位名為John Hunter的英國醫生指導一名病人收集自己的精子，並注射入病人妻子的陰道，根據大多數人的說法，這位求醫者的妻子最後懷孕了。1800年代中期，另一位醫生J. Marion Sims在報告中指他作了55次人工授精測試，其中有一次成功，令一名女性懷孕。[9] 1941年，有報告提到超過9,000名女士成功地透過人工授精而懷孕，當中97%的個案，孕婦都產下活嬰。[10] 可以說，那時輔助生殖技術已經進入了新時代。[11] 1954年，《錫達拉皮茲公報》（The Cedar Rapids Gazette）發表了獨家新聞，報道動物學畢業生Jerome Sherman及泌尿科教授Raymond Bunge研發了一項冷凍和解凍人類精子技術，並在過程中能讓精子存活，自此之後，醫生開始使用捐精者的精子治療不孕症。[12] 隨著冷凍解凍的技術問世，以及人們愈發接受透過捐精者提供精子的人工受孕技術，1970年代開始，精子銀行業務開始流行，尤其在美國漸漸成為一門生意，篇幅所限，捐卵歷史在此不贅。[13]

早在1909年，美國的醫學界和大眾媒體便開始討論捐精的倫理爭議及對社會的影響。一般來說，人們較易接受同源（使用丈夫的精子）人工授精，70年代之前，歐美的醫生大多因為病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出現障礙，例如逆行性射精、陰道痙攣、尿道下裂和陽痿，透過人工受孕方法，使用丈夫的精子令其妻子成孕。[14] 其後精子銀行及他人捐精的情況出現，引發更多爭議。天主教就生殖科技的發展，在1987年3月發佈了一份名為「關於尊重人類生命的起源和生殖尊嚴的指令對當今某些問題的答覆」的40頁指引，天主教反對一切形式的人工受孕，稱其助長了自慰的惡習，忽略了夫妻間性交具備的宗教意涵，並且把夫妻成為一體與生育之間的關係切割。[15] 至於基督新教，從來不乏討論輔助生殖科技的聲音，有些基督徒視不育為疾病，如果現今現代的科技可以醫治人們的疾病，為何不可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治療不育？[16] 有的卻認為孩子為神所賜，毋須借用輔助生殖技術，若然神沒有賜予，可考慮領養。[17] 不過，即使有信徒支持夫妻二人使用自己的精卵進行人工受孕，也不代表他們會接受使用第三方捐贈者的精卵。畢竟，使用第三者的精卵無疑破壞婚姻的神性，也剝奪人的尊嚴，無論是對捐贈者，抑或是以此方式生產的嬰兒；另外，此方式亦未能尊重孩子的權利，因為他們無法得知誰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或母親。[18]

現實中，捐贈精子及卵子所引發的複雜倫理或信仰問題，實在值得大家思考及討論。例如，人們為了金錢賣精賣卵算不算販賣神賦予捐贈者的獨特形象？那些為了賣精而借助書本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 VR）技術得以射精的男士，算不算犯了奸淫？醫生欺騙顧客，偷偷將自己的精子賣給顧客，除了不誠實，還對受影響的人帶來甚麼負面影響？[19] 當有人不滿商業模式運作的精子銀行收費過高，打著自由工作者的旗號，只收取低廉的旅費和住宿費便提供精子，甚至直接鼓勵「受助者」通過自然性交來懷孕，「捐精」是否已經變相成為有心人滿足私慾的幌子？[20] 有男士為了證明自己非常厲害，到處捐精，[21] 又或是有診所超額銷售某一人的精子，這是否增加了捐贈者下一代亂倫的風險？[22] 或有捐贈者的行動是出於善意，但他們真的詳細了解過成孕孩子的感受，或整個輔助生殖科技帶來的問題嗎？[23]

成人為所欲為，苦的可是孩子。當夫妻關係和諧時，自然較容易接納使用他人的精子或卵子孕育的孩子，一旦婚姻關係破裂，情況便可能不一樣。美國印第安納州的Steven Engelking與前妻離異後，不想支付兩個孩子的生活費，他挑戰法庭的判令，提出根據該州的離婚法，捐贈者的孩子不能被視為「婚生子女」，所以他沒有義務撫養孩子，但最後上訴法庭裁定Engelking有義務照顧孩子，有律師評論訴訟時提到，法庭不關心生物學，如果你將自己塑造成父母，法庭就會把父母的權利強加給你。[24] 這個案可能揭露了Engelking最真實的想法，透過捐精而來的孩子不是他的後代，縱然他當初有份參與找尋捐精者。Engelking的孩子如果得知父親在法庭上拒絕他們，不知會有何感受？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相信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夫妻二人在爭吵過程中一旦有人不自覺說出「你不是我的孩子」，它看似是一句晦氣話，實際上卻毫不留情地傷了孩子的心。[25]

即使「父母」深深愛著藉著捐精捐卵而來的孩子，有些孩子樂於接受，[26] 但不能否認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孩子無法接受以此形式來到這個世界，他們認為這種生育孩子的方式是錯的，[27] 有不少人感到整個童年都不太對勁，與其他孩子不同，與世界格格不入，[28] 並且為自己的源頭和身份感到掙扎，不惜一切尋根。[29]

Cryos公司打著「夢想成真」的旗號包裝賣精賣卵的行為，當成年人得著嬰兒，以為美夢成真之時，對某些孩子來說，這可能是惡夢的開始。或許，立法可以彌補一些漏洞，問題是，立法能否醫治孩子的心？

社會上離婚和再婚的情況愈來愈普遍，當一段婚姻面臨破裂，雙方決定各走各路時，總面對許多複雜的情況，當中大多牽涉法律問題，例如如何申請離婚、子女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安排。明光社邀請了吳德儀律師、丘志強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分別在三場於2023年7至8月舉行的「離婚再婚法理情」講座中擔任講員，為參加者詳細講解離婚及再婚所牽涉的法律問題，並解答參加者的提問，三場講座合共有115人參加。

撫養權判令的考慮原則
首場於7月22日舉行的講座在佐敦突破中心舉行，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顧問律師兼認可綜合調解員吳德儀律師，向參加者詳細講解何謂子女撫養權，當中包括管養權、照顧及管束權，以及探視權。她分享到雖然法庭傾向頒發共同管養令，但亦有發出單獨管養令，法庭所考慮的首要原則是子女的福祉。此外，家長的合作關係、其他相關因素亦在考慮因素之列。

吳律師提到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提議設立的「福利清單」，雖然有關建議目前未成為香港法例的一部份，但在以往的案例中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福利清單」共有12個重點，內容包括：兒童的意見、其身體、感情和教育的需要、環境的改變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以及兒童曾經或有機會遭受的傷害等。吳律師指出，社工撰寫的社會福利報告往往會參考福利清單的原則，此報告在法庭判決兒童撫養權上有一定的份量，她又指現時法官亦會較多索取心理學家的報告，了解兒童的狀況。

家庭狀況與家事調解息息相關
第二場講座於7月29日於灣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行，由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合夥人、認可綜合調解員丘志強律師主講。丘律師簡介了家事調解及其好處，同時深入分析在甚麼情況下才不適合作家事調解。首先是涉及虐兒及家庭暴力等家事糾紛的家庭；另外，由於家事調解需要當事人的高度參與，因此如果有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受到情緒或心理的嚴重困擾（例如：患上嚴重抑鬱症），以致無法代表自己或專注子女的需要，皆難以透過調解尋求解決方案。

另外，丘律師也詳細講解法庭判決配偶贍養費時的七大考慮因素，其中包括：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如居住環境、食物質素），亦會考慮雙方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如婚姻時間較短，一方對另一方的經濟責任便較輕，而年輕女性比中年女性更有可能找到工作養活自己，需要的經濟支援便會較少。另外，如其中一方有任何身體上或精神上的殘障，因而減低其謀生和自立能力，便會得到更多的經濟支援。而雙方各自就家庭福利所作的貢獻，包括：打理住所及照顧家庭成員，也是考慮因素之一，丘律師指出，香港的法庭不會偏袒賺錢養家的一方，也不會輕視打理家務和照顧子女的一方。

劉傑姿律師是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也是認可家事調解監督、家事調解員及綜合調解員，另外，她亦是這三場講座所屬計劃的顧問，她在第三場於8月12日在中華基督教禮賢會荃灣堂舉行的講座擔任講員。劉律師以兒童為本的角度講解到父母間的衝突如何令子女備受困擾和壓力。除了簡介何謂家事調解外，劉律師亦引用了例子詳細講解家事調解的精神和好處：受過專業訓練的家事調解員，能以中立和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雙方尋找共同關注，達致雙贏。這比平均分配財產，更能切合各方的需要。

子女贍養費判令的考慮因素
劉律師亦講解到法庭作出子女贍養費判令時會考慮的因素，如子女的經濟需要（包括：孩子的健康狀況、父母期望孩子接受的教育方式、婚姻期間孩子的生活水平）、父母雙方的收入、賺錢能力、經濟資源和支出，另外，法庭亦會希望在盡量可行的範圍內及公正的情況下，維持孩子本來可享有的生活水平。劉律師提到，子女贍養費只能以週期性支付，並不能以一筆過方式付款，而支付的一方須支付至子女滿18歲或完成首個大學學位課程，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上述講座屬於「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的活動。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家庭議會資助推出本計劃，除了舉辦法律講座，計劃亦會透過免費輔導服務、家長學堂及熱線諮詢等服務，幫助離婚或再婚的家長及其子女面對因離婚或再婚所帶來的困擾或其他問題，協助家長改善情緒及管教模式，從而達到幫助兒童的目標，避免令兒童成為父母婚姻問題的代罪羔羊。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1年，美國西維珍尼亞州通過了法案，只有出生時符合生殖生物學和遺傳學的女性，才能參加公立學校女子組別的運動隊伍，這包括大學在內等公立學校的運動隊。就讀於該州布里奇波特市一所中學的男跨女跨性別者Pepper-Jackson，在被禁止參加女子越野賽和田徑隊後，決定提訴，指控有關法例違憲。訴訟中，Pepper-Jackson和他的母親Heather稱，該項州法例作出了基於性別和跨性別身份的歧視行為，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所保障平等的法律保障，以及民權法第9條，當中禁止在受聯邦資助的教育項目中進行性別歧視。

Pepper-Jackson提出的訴訟令法院頒佈禁令，這令西維珍尼亞州無法執行有關的法案，即無法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公立學校女子運動隊，西維珍尼亞州為此提出上訴，要求法院取消有關禁令，2023年4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拒絕了該州的要求，維持了有關禁令。有關法案被稱為是共和黨在全國範圍內針對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權利的措施之一。西維珍尼亞州檢察總長Patrick Morrisey對最高法院的決定「深感失望」，但仍預計該州最終會獲勝。他說：「不允許生物學上的男性參加女子運動，這只是基本的公平和常識。」[1]

美國於1972年頒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權法第9條，禁止接受聯邦資助的教育項目進行任何形式的性別歧視。但目前有些美國州份阻止跨性別學生依據個人性別認同參加校園內的運動隊伍，以美國總統拜登為首的政府作出了相應提案，預防各州的學校全面禁止跨性別運動員依據其性別認同參加體育競賽。2023年4月6日，美國教育部發佈提案，建議修改民權法第9條，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禁止跨性別學生依據其性別認同參加運動隊伍，將會違反民權法第9條。如今在美國至少已有20個州禁止跨性別學生依照性別認同參加學校的運動隊伍。教育部的提案仍要面對漫長的批核程序。此外，它亦容許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可以採取一些措施限制跨性別學生參與運動隊伍，特別是在更具競爭力的高中和大學運動項目。

教育部的這項法案固然會觸怒保守派領導人，但它同時也觸怒了一些跨性別運動人士，因為他們認為在提案之下，學校仍然可以阻止一些運動員依據其性別認同參加運動隊伍。有跨性別者認為提案「為學校和大學提供了指引，讓它們知道如何合法地禁止跨性別運動員。」[2]

美國佛羅里達州LGBTQ團體Equality Florida批評佛羅里達州州長Ron DeSantis施行「極端主義政策」：限制跨性別兒童進行變性治療，並在學校和大學教導有關性、種族和性別的知識。Equality Florida認為這些舉動對於LGBTQ人士來說，都令該州變得更加危險，令他們無法好好生活、工作和學習。該組組又認為有關政策限制了他們的「健康、安全和自由」，建議LGBT成員避免去佛羅里達州。有人猛烈批評Equality Florida，稱該組織並沒有真正為LGBTQ人群謀取最大的利益，尤其是為自己的性別身份而苦苦掙扎的年輕人。而由男跨女人士再變回男性的網紅Oli London亦抨擊該組織將不可逆轉的醫療程序推向跨性別青少年。[3]

精神科醫生Susan Bradley於1975年在加拿大多倫多開設了兒童和青少年性別認同診所，大概自2000年開始向患有性別焦躁症的兒童開出處方藥物青春期阻斷劑，以減輕他們的痛苦，但她最近卻為此表示遺憾並承認錯誤，她現在相信這種療法不但強化孩子的困惑感，藥物也會帶來副作用。

在「性別肯定」的治療方法被廣泛應用之前，大多數經歷過性別焦躁症的兒童通常會在成長過程中擺脫性別焦躁，他們最終能接受自己的身體和原生性別；許多醫生表示青春期阻斷劑反而讓兒童短暫的性別困惑變成永久性的困惑。據《紐約時報》報道，這些藥物還阻礙了正值青春期孩子的骨密度激增，以致一些孩子出現終生的骨骼問題。[4]

匈牙利訂立了法例，禁止學校向學生提供促進同性戀和性別轉變的教學材料，歐盟委員會認為該法例違反了歐盟內部市場規則、個人基本權利和歐盟價值觀，並為此於2022年年中將匈牙利提交給歐盟法院。2023年4月6日，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德國和法國將加入歐盟委員會這次針對匈牙利的訴訟。繼德法加入後，共有14個歐盟成員國加入了有關訴訟。[5]

2023年3月21日，東非國家烏干達的國會通過了反對同性戀的法案。法案內容指出，如案件涉及「嚴重同性戀」，犯案者可被處以死刑。所謂「嚴重同性戀」是指涉案者重複犯案，並在未經同意或在威脅的情況下，對兒童、精神或身體殘障人士進行性行為，又或是有關罪行涉及亂倫。另外，如被認為是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等）及進行同性性行為，亦會被處以監禁。

3月29日，包括Google（GOOGL.O）、微軟（MSFT.O）在內的國際公司聯盟譴責烏干達國會通過反同性戀法案，聯盟更警告這將損害該東非國家的經濟。同運人士亦呼籲歐盟停止向該國提供援助，而是應將資源用作加強保護人權。[6]

烏干達總統Yoweri Museveni已於5月29日簽署了該法案。[7]

印度最高法院在2023年3月表示，由五名法官組成的小組會於4月18日開始聽取關於在法律上是否承認同性婚姻的辯論，訴訟程序將在其網站和YouTube上直播。4月21日，《印度斯坦時報》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印度環境部長Bhupender Yadav指出任何關於婚姻聯合的爭論，本質上是涉及立法方面的職能，故不應由司法裁決去處理有關問題。言下之意，不是法院，而是印度的立法機關才是討論同性婚姻議題的最佳場所。多對同性伴侶之前向印度最高法院提出呈請，要求讓同性伴侶享有和異性伴侶相同的婚姻權利。印度最高法院在5月11日宣佈「保留判決」，即法院需要更多時間來評估各方的辯詞和證據，未來再作判決。[8]

2016 年，意大利容許同性民事結合合法化，壓倒了天主教和保守派團體的反對，然而，當時該國政府未有賦予同性伴侶收養權，擔心這會助長代孕風氣，而代孕在該國是非法的。但由於政府沒有為有關問題立法，有些法院的裁決允許同性伴侶收養其中一方的孩子，另外，有些意大利城市的市長，例如米蘭市市長，甚至會為同性伴侶的代孕孩子作出生登記。不過，在2023年3月13日，米蘭市市長稱收到內政部的信件，要求他及市議會停止為同性父母的子女進行出生登記。意大利右翼政府的這個舉動，再次引發起外界討論有關該國總理Giorgia Meloni保守派議程。

在意大利透過代孕服務獲得孩子本來便是非法的，觸犯法例可被判處以三個月至兩年的監禁，以及被罰款60萬至100萬歐元（約510萬至850萬港元）。3月23日，該國議會開始辯論是否訂立法例懲治在國外透過代孕服務獲得孩子的伴侶，有關法案是由總理所屬的意大利兄弟黨（FdI）和另一個執政黨聯盟黨（League）發起，法案訂明即使有關人士在美國或加拿大這些代孕服務屬於合法的國家進行代孕程序，也會觸犯法例。有人批評該法案主要是針對同性戀伴侶。[9]

根據美聯社2023年3月1日的報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早前曾表示，日本禁止同性婚姻並不是歧視，並堅稱憲法中的婚姻自由只為異性戀結合的設想。不過，他其後亦否認自己存在偏見，他說：「我認為（在這議題上）我沒有歧視」，「而且我從未說過我反對它。」。這番言論引發批評，他被指是在撤回說法，儘管他在2月中與LGBTQ代表人士會面之後，他表示「強烈感受到有討論的必要」，並將考慮人民與國會中的聲音，以及幾項正在進行的訴訟裁決，和地方政府的措施。[10]

本地

香港終審法院五名法官於2023年2月6日頒佈書面判詞，裁定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必須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才能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的政策，違反了《香港人權法案》十四條。有關判決令女跨男跨性別者毋須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亦可更改身份證的性別標記。3月31日，多名跨性別人士在入境事務大樓外請願，促請政府回應跨性別群體的訴求，包括在法院判詞發出三個月內落實新政策。入境處表示，政府正基於終審法院的判詞，檢視相關政策和行政措施，並會爭取在合理時間完成檢視，同時正積極處理已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提出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申請。

律師文浩正指出，雖然有關司法覆核案件宣告入境處相關政策違憲，但法庭不會具體說明怎樣修改政策才是合乎憲法原則。若行政機關修改政策後仍涉違憲，或者未能在合理時間修改政策，即「不作為」，都可能受到司法覆核挑戰，至於拖多久才算「不作為」，同樣由法庭裁決。[11]

因受疫情影響而押後舉行的同樂運動會（Gay Games），大會早前宣佈鐵定於2023年11月3日至11日在港舉行。今屆同樂運動會將由香港及墨西哥城市瓜達拉哈拉合辦。[12]

（資料截至2023年5月30日）

夫婦去到離婚的地步，除了以法律途徑終止雙方的婚姻關係及處理子女的撫養權事宜，有部份離婚夫婦同時需要法庭介入去處理贍養費的安排。雖然由法庭頒出的贍養費令受到法例監管，可是拖欠贍養費的情況仍然存在。參考2016年公佈的統計數字，有40.5%收取贍養費的離婚／分居人士未能全數收取有關款項，而當中有88.1%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去追討，最普遍的原因是「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1]

為了幫助追討贍養費的人士尋求出路，由明光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講座，邀請了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及認可家事調解員）、羅惠儀姑娘（家庭服務社工及認可家事調解員）及過來人Shirley女士擔任分享嘉賓，她們於2022年12月10日在突破中心與40位參加者分享現時追討贍養費的可行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

劉傑姿律師介紹以法律途徑處理贍養費的一般程序、法庭的釐訂準則、贍養費令的法律效力及追討欠款的方法。劉律師分享以家事調解處理贍養費安排的好處，因家事調解員受過專業訓練，能幫助離婚夫婦尋求共同的關注，繼而訂出一個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先的方案。

羅惠儀姑娘分享單親婦女遭前夫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及遇到的困難。雖然贍養費的受款人可以入稟法庭追討，但法律程序複雜，欠款人亦不願配合，令不少受款人卻步。若單親家庭面對經濟困難，羅姑娘建議家長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

Shirley離婚10年，為了減少離婚對子女的影響，她的一對子女與前夫同住原有居所，由她與前夫共同撫養。因前夫當時失業，他要求Shirley給予他一筆巨額贍養費，及子女每月的生活費。Shirley與前夫為了贍養費的金額也爭持了一段時間，她最後放下堅持，而贍養費的金額也調低了一點。在爭持的過程中，Shirley一心只為子女著想，不想子女為了父母之間的金錢糾紛而難受。今日Shirley的子女已長大成人，他們對母親一直以來的付出予以肯定。

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助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計劃，透過文章、短片及講座，加深市民了解追討贍養費的困難，及現時可使用的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

面對疫情的衝擊，所有社會性的議題都開始以「疫情」作為分析的背景。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都非常擔心學生升學的問題。因為停課、網課等情況的出現，學生亦需要時間去適應「新常態」，特別是中六的學生，面對即將來臨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不少人都覺得他們或許是最受疫情影響的人。不過，在另一邊廂，疫情對兒童的影響亦不容忽視，有十多年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經驗的資深社工及曾任幼稚園校董的吳晃榮先生，會為大家探討一下幼兒在失去學習場所情況下，家長可以怎樣教導他們，助他們健康的成長。

幼稚園課程中六個主要範疇

幼稚園對幼兒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能夠協助幼兒發展其作為人的潛能，而吳先生提及幼稚園課程中的六大主要範疇，是用作給予幼兒基本訓練，當中包括：認知、語言、大肌肉、小肌肉、自理以及情緒社交。兒童在幼稚園中，透過這六大範疇進行學習，這基礎亦有助他們更健康地長大成人。吳先生特別提到，這當然不是說家長不能按這六大範疇教導幼兒，但明顯地他們是較難按著課程結構來進行教導，而且每一個家庭都有其困難，家長們都有自己的工作，要他們這樣教導幼兒就更困難。

吳先生簡述了幼稚園課程中六個範疇的具體內容以及其運作模式，如需要更詳盡的資料，大家亦可參考《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幼師參考資料手冊》中的〈第二章：學前兒童的成長發展〉[1] 。

1. 認知：例如訓練幼兒拼圖、分辨各種不同的顏色、建立數學及邏輯思維、因果、空間、物件、多、少等等的概念。
2. 語言：簡單來說就是對語言的理解以及表達。
3. 大肌肉：一些身體協調的訓練，例如跑步、攀爬等較多走動的運動。
4. 小肌肉：一些手部和眼部的協調，例如筆掉在地下，能夠將它拾起，以及進行穿線等等的微小動作。
5. 自理：能夠自行穿衣、吃飯，以至可以自行去廁所等等。
6. 情緒社交：讓幼兒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技巧，並可以處理自己情緒等等。
    

當我們了解這六大範疇後，就會明白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教學，其實對幼兒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疫情爆發後，吳先生指出，學校的一些恆常活動幾乎都因疫情而取消，如生日會、親子旅遊、運動比賽等等，甚或乎有一段時間是不可以進行跨家庭聚會，即是連非官方的活動都需要取消，但其實這些活動都是訓練小朋友的大好機會。故此，在大部份活動都取消的情況下，家長的角色便變得更加重要，家長需要成為一位老師去教導幼兒。

吳先生指出，很多時家長根本不懂得要教幼兒甚麼，故此如果突然將教學的工作交給家長，家長亦不懂得怎樣教，更不用說甚麼六大範疇了。他又指，家長均來自其各自的專業，但對於小朋友的行為，他們卻沒有太多的了解，這會讓小朋友難以學習，例如一歲的小朋友想嘗試攀上滑梯頂，若家長擔心其能力，而直接把小朋友送上去，小朋友便失去了可以學習的機會。故此，當家長擁有大部份教導小朋友的時間時，實在有需要認識幼稚園學生學習的六大範疇來教導幼兒。

讓孩子有實踐的機會

另外，除了在概念上教導幼兒外，家長亦需要讓小朋友有實踐的機會。吳先生建議，小朋友玩耍的時候，不要讓小朋友自己一個人玩，家長亦需要參與其中，這樣便能在一個可實踐的環境當中教導他們，並從中向他們「輸入知識」。他舉例說，如遇到要排隊的情況，家長便要主動向小朋友解釋排隊的重要性；當小朋友遇上其他小朋友時，便要教導他們分享、禮讓的重要性，家長可鼓勵小朋友分享玩具、文具等等；當小朋友沒禮貌時，家長都要教導他們這種行為會讓人感到憤怒或傷心。可以說家長在教學上，一點都不能鬆懈。

總的來說，疫情下家長的確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更加主導了小朋友的成長，故此，家長也得補補課，了解一下幼稚園學生在校學習的六個主要範疇，對於小朋友日常的活動要更加敏感和從旁教導，助孩子適應欠缺社交生活的新常態。筆者在訪問的最後階段問吳先生，這六大範疇對小朋友的轉變有多明顯時，他回應指，小朋友由幼稚園升上小學這個短時間內，家長未必能夠察覺到他們明顯的分別，可能要待小朋友將來升上中學或大學時，該轉變才會更明顯。

新學期伊始，莘莘學子每天趕返學的情況又再出現，在天真無邪的臉孔背後，卻暗藏了學童自殺的危機。根據數據顯示，學童自殺通常發生在每年的9月，以2021年為例，去年開學不足兩個月，便已有七宗學童自殺個案。[1] 今年，學童將在一個不一樣的9月開課，學童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視。

若以往每逢開學必定是學童自殺的高峯期，今年的情況不見得樂觀，學校、家長必須多加關注。首先，學童在感染數字不斷上升的時候開學，還要糾纏在打針與否。坊間又收到消息，政府將限制仍未打齊針的學童到公眾場所，外出必須有疫苗通行證等。消息一吹，父母又多一份憂心，無形中會把壓力落在子女身上，導致他們未能專注學業及被四方八面的負面消息籠罩。

其次，疫情嚴重，雖然人人有學返，不需要如以往在家網課，然而在學校上課就必定理想嗎？回到學校裡，學生必須在上課前過五關斬六將，到校後一輪的快測檢驗、體溫驗證，然後才可以上課室。經過一輪混戰，每個學生的活動範圍就只限於佔地大概一米乘一米的空間，以往小息時可以到操場與同學一起的交流、活動，都隨著疫情的嚴重而相對減少，甚至消失。學童整天大部份時間只能坐在課室的木板座椅及對著三面膠片上課，一直到放學，他們逐漸失去社交能力。小小的空間成為學童每天長時間逗留的地方，對學童的身心靈將造成永不磨滅的影響，不禁一問，在學校上課真的健康嗎？

學習是重要的，但孩子的眼界、視野、溝通技巧、情緒處理等也不可忽視，每天在井底之下、狹窄的環境下學習，就只能見到一小片天空。我們不要再讓疫情影響學生的心理質素。疫情折騰學生，我們無法改變；但人為的措施額外地加在這班學童身上，卻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實在應該給這班學童一個愉快的童年，讓他們開開心心地上學，並不需要這麼快走進成人的複雜世界。

觀乎芬蘭在抗疫期間的政策，儘管在疫情嚴重的日子，學校的感染人數卻十分低。他們在校內增加了檢測，但卻沒有限制學童在學校的活動及社交，由於檢測增加，在入校前學校已發現沒有病徵的案例，於是進一步減少在校內感染。[2]芬蘭政府的理念是要優先考慮學童的幸福感，認為學童在校內學習是否幸福才是最重要，而非單看學業及嚴謹的隔離措施，而且當地政府亦沒有要求學童一定要打針才可以進入學校或其他社區設施。歐洲國家普遍認為防疫措施必須要考慮為學童提供最佳的學習和環境需要，同時又可降低傳播的風險，[3] 例如可以分組上課、把全日制學童分成上、下午班上課以減少上課人數、彈性上、下課時間、在戶外上課，這些都可以有效減低感染的風險。

反觀在香港，有些學生自小一開始，便與素未謀面的同學一起上課，兩年多的校園生活如此過去，可悲的是他們可能從未見過同學的臉孔，每天只能眼對眼的相見，卻隱藏了一張張正在流露內心世界的臉孔，人與人之間欠缺了真實的交流，長時間的遮掩，這種蒙面教育令積極的情緒難以看透，但消極的情緒卻不斷的擴展。他們甚至會害怕有一天要除下口罩見人，不敢去面對別人，對日後的社交發展影響深遠。[4]

上帝做人十分奇妙，每個人都有一副獨特的臉孔，我們可以從人的臉上看到七情六慾。詩篇八十篇16節：「他們因你臉上的怒容就滅亡了。」箴言二十一章29節：「惡人臉無羞恥；正直人行事堅定。」傳道書八章1節：「人的智慧使他的臉發光，並使他臉上的暴氣改變。」從《聖經》可見，上帝創造我們獨特的臉孔就是要與人交流，讓人看見我們的怒容、羞恥、發光、暴氣。學童長期失去與同輩間臉與臉之間的溝通，也成了壓力的來源，願上帝的臉光照耀每一位學童，讓他們感受到幸福、快樂。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持續的疫情，孩子長時間在家，家長在家工作忙碌，加上香港普遍住所狹小、孩子難教、欠缺支援，家長在管教上容易有衝突及負面情緒，曾於香港城市大學任教輔導及社會工作的資深社工梁林天慧博士，在本社於2022年4月28日舉辦的「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打仔心理學の打定唔打？」網上講座中建議，家長要好好設計生活日程表，為學齡兒童作息作好安排，善用社區資源如課餘託管服務、社區溫習室／圖書館等，減少磨擦，如可以的話，為孩子／家人設安靜角，讓家人可以有空間安靜反思。

要有效管教，父母先認識自己情緒

梁博士建議，家長要多認識自己，包括情緒對孩子、對自己的影響，與孩子一起成長。夫婦日常要願意平靜放鬆自己，願聆聽、接受情緒有時波動、冷靜後行動卻能堅定一致，特别在管教孩子，賞罰方面，探討如何實際地達成共識、從孩子年少已開始支援、肯定配偶，齊心養育孩子，避免在孩子面前大吵大鬧，要做到凡事都要心平氣和地解決。梁博士指，很多時父母打罵孩子並非因子女所犯的錯很嚴重，而是父母未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子女若長期遭受父母的打罵，會影響他們的自尊心及自信心，不利他們的身心成長。至於社會是否要進一步立法禁止體罰宜進一步研究，因立法有好處也有弊處，建議先在家庭生活教育上大力推廣親子管教的方法。

父母同心，培養家庭氣氛

梁博士建議父母建立家庭開放氣氛、注重分享及感恩，常有慶祝活動，建立「有商有量」的家庭生活氣氛，家人間不論遇到任何事情，大家都可以一起商議如何解決，父母自己也要實踐夫妻二人有商有量，在管教上要同心，切忌為了避免處理彼此的衝突，放棄管教之責，或將一切管教和照顧孩子的責任推給配偶。父母需加強對孩子的了解，聆聽他們的心聲，留意自己有沒有誤解他的情況，強化親子感情：多鼓勵、勸勉、身教，而在管教孩子後，盡快與他恢復對話，也解釋一下為何自己「咁緊張」。

父親管教前學好三件事

對家庭及父職議題有豐富經驗、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溫南聲先生分享到，親子教育最重要是與子女建立良好的關係，有時要刻意製造與子或女有單獨相處的時間。他又提醒作為爸爸的男士，在未學習管教方法前，先學好三件事：第一要開口表達愛和期望，讓子女知道他們是被愛的；第二要管理自己的情緒，因為只有在穩定及健康的情緒下管教才會有效；第三是要讓孩子喜歡親近你，正如《聖經》所說，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引導兒女的心轉向父親，一對心靈零距離的父子或父女，管教自然得心應手。

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收看當晚講座。

收看講座

美國荷李活巨星尊尼狄普（Johnny Depp）控告前妻安柏赫特（Amber Heard）的誹謗官司仍在審訊，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家暴受害者，引起大家熱烈討論。誰是誰非並非我的關注點，我關注的是：為什麼一個身高約1.8米、年齡超過50歲的男性，尊尼狄普卻供稱自己面對30多歲女性的暴力行為時，完全沒有還擊之力？當妻子安柏向他擲酒瓶，碎片割傷他的手時，尊尼狄普只是用腳踢向櫃門泄憤，怎會如此？但當他在法庭上講及自己童年時，我才對他的原生家庭有更多了解。

媽媽虐打家人 爸爸啞忍

根據尊尼狄普在法庭上的供辭，他生長於一個暴力家庭，童年並不愉快，媽媽是一個非常暴力及殘酷的人，經常暴力對待爸爸和幾兄弟姊妹。面對媽媽的暴力，他們及爸爸都只會啞忍，不會還擊。他憶述童年時，媽媽會向他們幾個孩子拋擲垃圾桶、高跟鞋、電話等物品，亦會打他們的頭。面對媽媽的虐打，他和姊姊會躲藏起來，盡量避開及逃離火線；相反，爸爸面對媽媽的暴力行為時，會選擇啞忍，站在原地不會離開。他記憶中，爸爸從未對媽媽動手，甚或連說一句媽媽的壞話也沒有。

若尊尼狄普的供辭屬實的話，在這樣家庭環境下成長的他，面對妻子的言語、心理及身體虐待時，他選擇的回應方式和爸爸一樣，絕不還手；唯一不同的是，他選擇離婚作為逃離火線的方法，就好像他童年時會選擇避開和媽媽衝突。他表示言語虐待、心理虐待，比起打他造成的傷害更大，因為身體的痛楚他會學懂接受及如何處理，他能忍受妻子的身體傷害，但無法接受她的言語暴力及羞辱，將他描繪成家暴狂，踐踏的他人格，因此要以訴訟討回公道。

成長過程 模仿父母言行

我們每個人的性格、做事方式及價值觀，都會受原生家庭影響。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透過觀察和模仿父母的一言一行，像把一個一個程式寫入電腦。因此，人的行為既受「電腦」界面上看得見的程式所影響，也被內裏一些看不見的程式驅使，我們稱之為潛意識。

很多時候我們的行為，都是仿照童年在原生家庭裏不知不覺吸收到的；但亦有反其道而行的例子，舉例，部分在暴力家庭成長的孩子，他們痛恨暴力，不論任何情况下都不會使用暴力。然而，這些個案只佔少數，更多情况是仿效暴力，結果是一代一代延續下去，令家暴悲劇不斷重演。

這兩年，香港家庭移民的情况非常普遍，身邊總有家人、朋友或同事移民，離婚的父母亦可能基於不同的原因去外國生活，有些是因為再婚，有些是為了工作，有些是覺得移民門檻低。當離婚父母其中一方選擇移民，應否帶同子女一起離開？

我遇過一個個案，單親媽媽與居於外國的男朋友，因著疫情分隔兩地超過一年，她擔心再不往彼邦結婚，這段感情會畫上句號。最後，這個媽媽雖然不捨，也無奈地留下孩子，並交由爸爸及嫲嫲照顧。也許很多人會覺得這個媽媽很自私，為了自己的幸福拋下小朋友，這確是很多單親媽媽的狀况，但誰敢確定孩子留港跟爸爸生活不是更好？由於這名媽媽移民是因為要再婚，未來的繼父是否比親生爸爸更愛惜孩子，仍是未知之數。

移民是「為你好」？先與孩子溝通

即使父或母可以帶同子女移民，但對孩子真的是最好嗎？很多家長會認為子女可以去外國生活及接受教育，前途及視野必然更好，一如電影《小孩不笨》裡的媽媽所說︰「一切都是為你好」（It is all for your own good），但是，父母有否詢問孩子自己的想法呢？他們是否也想離開這個地方？如果子女年幼，仍在襁褓或幼稚園階段，父母雙方經協商後決定把幼兒帶在身邊一起前往，這個安排無可厚非，但如果子女已讀小學甚至中學，他們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這個階段的兒童很重視朋輩關係，父母離婚已令他們感到被父母其中一方遺棄，還要離開同學、朋友，會進一步令他們失去人際關係的支援，面對不可預計的未來，他們會因為欠缺安全感而焦慮，產生抗拒離開熟悉學校、同學及生活環境的想法。因此，父母在安排移民前，最好先與孩子溝通，聆聽孩子的想法，讓子女感受到他是被重視的生命個體，而不是父或母可以隨意搬遷的附屬品。假如子女不想離開香港，一切決定應以子女的最佳福祉作考慮，而不是父或母的意願。

科技保持聯繫 親情不因地域疏遠

隨著科技進步，現在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都可以透過很多方式聯繫。移民離開的父或母可透過視像方式與子女定期保持聯繫，偶然寄一些禮物給子女，讓他們知道雖然你們沒有住在一起，不能經常見面，但你仍然愛他們，這份親子情不會因地域的距離受到影響。未來假如疫情有所改善，孩子放暑假時，也可以嘗試去父母移居的地方，短暫居住，看看將來是否適合往那裡讀書或發展，這樣豈不是更好。

教會

2021年3月15日，梵蒂岡教廷稱神父不能祝福同性婚姻，並且這種祝福是無效的，這一裁決令到某些同性戀天主教徒感到失望，因為他們希望自己的教會在教宗方濟各的領導下會得到更多支持。3月16日，一群持不同意見的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對梵蒂岡發起不服從運動，他們將無視教廷的命令繼續祝福同性伴侶。[1]

2021年5月9日，在德國慕尼黑聖本篤教堂舉行的天主教彌撒中，聖職人員Wolfgang Rothe公開為一對女同性伴侶祝福，以行動來反對梵蒂岡教廷提出神父不能祝福同性聯合這一項聲明。[2]

一名49歲的男跨女跨性別者Elin Stillingen，於2020年合法地更改了他的名字和社會性別，2021年7月17日，挪威一間路德宗教會為他舉辦了改名儀式，有報道指官方稱這是北歐國家的宗教場所首次舉行此類活動。[3]

2021年9月11日，位於美國的福音派路德教會首次公開按立女跨男跨性別者Megan Rohrer為主教，儀式在三藩市的恩典大教堂舉行。Rohrer被任命為主教後，她將掌管加州北部和內華達州北部有近200個會眾教堂，並在65個路德教會會議中，主持其中一個。[4]

同性婚姻或性解放思潮對教會來說本身已經一個不容易面對的挑戰，雪上加霜的是教會中有領袖持不同的意見。支持同志運動的領袖有能力改變一間教會的基本信仰立場，帶領部份信徒去相信及跟隨一些《聖經》譴責的行為。教會想要實踐《聖經》真理，迎戰同志運動，讓領袖認識真理及合一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事。

同性婚姻

2021年12月7日，智利國會以82票贊成、20票反對及2票棄權，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議案，議案同時賦予同性伴侶收養孩子的權利，總統Sebastian Pinera於12月9日簽署了議案，使它成為法例。Pinera表示，智利一定要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和尊嚴，深化自由的價值觀，包括兩個人相愛和組織家庭的權利和自由。智利國民以信奉天主教為主，當地的保守宗教團體對此猛烈抨擊，連總統領導的聯合政府內的保守派政黨也感到不滿，執政聯盟內有議員批評政府這樣做，嚴重出賣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群體。有關法例將於官方報章公佈後的90天生效。[5]

黑山本為一個保守國家，為了努力加入歐盟，該國於2020年7月容許同性伴侶民事結合，同性伴侶除了不能領養兒童或成為寄養家長外，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可享有與異性戀伴侶相同的權利。2021年7月25日，黑山有官員宣佈，黑山第一次有同性伴侶透過民事結合註冊。該國的公共行政、數碼組織及媒體部部長Tamara Srzentic表示，她為到有關法律被應用而感到驕傲。[6]

2021年9月26日，根據瑞士聯邦總理府提供的結果，在瑞士直接民主制度下進行的全國公投中，64.1%的選民投票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使瑞士成為其中一個最後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西歐國家，公投亦同意將同性伴侶收養兒童的權利合法化，至於已婚的女同性戀者，更可以透過人工受孕方式誕下自己的孩子。相關法例將在2022年7月1日生效，來自「全民婚姻」（Marriage for All）國家委員會的Antonia Hauswirth表示，「全民婚姻」讓他們感到非常高興和欣慰。但來自右翼政黨瑞士人民黨的Monika Rueegger反對「全民婚姻」，她認為這不是關乎愛及感受的問題，而是讓父親和孩子一起淪為輸家。[7]

2001年，荷蘭成為全世界首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但若有皇室繼承者與同性伴侶結婚，則必須放棄繼承權。2021年10月12日，荷蘭政府宣佈17歲的荷蘭公主，可以與任何性別人士結婚而不必擔心要放棄王位。[8]

古巴於2021年9月15日公佈新家庭法草案，草案提到會保障家庭多樣性的表達，每個人有基本權利建立一致於憲法的家庭，及保障公正、不帶歧視和人類尊嚴。外界指新草案如獲接納，意味同性婚姻的大門將在古巴打開。有關草案已獲古巴的國民議會通過，並於2022年1月19日刊登於國家官方刊物。新草案仍需經過公眾討論，考慮公民的意見後將之修改，隨後再進行全民公投。而公眾諮詢則會在2022年2月1日展開。[9]

三對同性伴侶在俄羅斯申請註冊結婚被拒而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申訴，2021年7月13日，歐洲人權法院作出裁決，法院敦促俄羅斯正式承認同性伴侶的聯合，以法律框架讓同性伴侶的關係獲承認。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Dmitry Peskov在翌日回應時重申，俄羅斯憲法「不允許」同性婚姻。俄羅斯一些高級議員指責法院「干涉」俄羅斯內政。[10]

2019年1月，日本北海道有三對同性伴侶提出結婚登記申請，但遭相關部門拒絕，理由是同性婚姻在日本並無法律地位。2019年2月，13對同性伴侶於札幌、東京、大阪、名古屋和福岡入稟法院，要求政府就他們未能合法結婚造成的精神痛苦，向每人賠償100萬日圓（約71,000港元）。2021年3月17日，日本札幌地方法院最先就有關案件作出判決，法院駁回六位原告人的索償要求，但裁定政府不承認同性婚姻是違憲的，有關判決被視為日本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人士爭取到的象徵性勝利。有些商界人士認為，不承認同性婚姻會損害日本的競爭優勢，令跨國企業難以吸引或挽留人才，有個別公司則會推出針對同性伴侶的相關福利。[11]

2021年12月7日，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佈，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制度，將在2022年的財政年度內在東京實施，將有更多人受惠於新制度。同性伴侶制度允許同性伴侶登記他們的關係，並容許他們獲得已婚夫婦所享有的一些特權，例如允許他們租用地方共同生活和獲得醫院探視權。[12]

台灣司法院於2021年1月22日通過《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簡稱《涉民法》）第46條、第63條修正草案，第46條修正草案在婚姻之成立的條文中，加上了：即使當事人其中一方所屬國家的法律不承認同婚，仍可依照新法所規定，與台灣人登記結婚。不過若同性伴侶的一方為中國大陸人民，受限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此次修法不包括中國大陸人民；但香港及澳門人卻因《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而被納入其中。有關草案將函已送行政院會銜，提請立法院審議。[13]

同性婚姻在歐美已經不算是新鮮的事情，但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仍然有不少人爭取同性婚姻，有的持份者為到自己的權利爭取同性婚姻，但亦有國家，為了外交的好處而推行同婚。其實，為了自身權益而贊同同婚的舉動並不可怕，畢竟，對當事人來說，這牽涉到他們自身的權益，爭取有利於自身的權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最可怕的是同運份子不單要爭取他們的權益，也要打造、推廣「同性戀是正常」這一種意識形態，在北美及西歐，同運人士的工作相當成功，同性婚姻得到不少人支持，甚至在國際外交上，不允許同婚的國家也會被其他國家指責。

代孕權與生存權利

2021年7月11日，以色列的高等法院裁定，所有否定同性伴侶和單身男性擁有代孕權利的法例將在六個月後無效，所有權力機關都要預備好作出改變。裁決亦提到「政治上欠缺可行性」並不是持續地嚴重侵犯基本權利的正當理由。[14]

美國德州於2021年9月1日實施歷史性的「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這項法案禁止在偵測到胎兒心跳後（約在懷孕六週後）墮胎，除非懷孕對孕婦的生命有即時性的危害，否則就連因性侵、亂倫受孕者也不例外。這次德州的「心跳法案」將刑事責任轉為民事訴訟，政府不主動出手執法，交由市民自行提告，任何為墮胎提供幫助的人，包括醫師、載孕婦前往墮胎者，全都可能變成被告；成功提告勝訴者，還能獲得至少10,000美元（約78,000港元）獎金，這筆錢將由被告支付。有反對人士表示許多女性懷孕六週時根本未意識到自己有孕，該法近乎是全面禁止墮胎，總統拜登則矢言動用整個政府的力量，以捍衛半世紀以來女性墮胎的憲法權利。在德州聖安東尼奧市的一間醫院任職婦科醫生有45年之久的Alan Braid，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表示自己於9月6日，即「心跳法案」生效後，替一名處於懷孕初期，但其胎兒心跳已可被偵測的婦女墮胎，他強調該名婦女擁有墮胎的基本權利，他自己亦要對她負起「看顧責任」（duty of care）。他知道違反了有關法例的後果，但他想以此捍衛婦女有選擇是否生育的權利。有兩人看到報道後決定告發Braid，一人是為了賞金；另一人很想藉此舉喚起法院，宣告有關的新法例其實違反憲法。 [15]

2021年11月5日，西班牙衛生部長Carolina Darias簽署了一項命令，允許單身女性和LGBT+人士在公共醫療系統中接受試管嬰兒（IVF）醫療程序，這讓更多西班牙女性可以免費獲得醫療輔助生殖服務。Darias表示此舉旨在結束公共醫療系統中的歧視。[16]

同性親密關係必然在生理上是無法生育的，為了想要下一代，男同性戀者只好求助於代孕母，不少人都認為同性戀者，無論是男同性戀者或女同性戀者，都應該有權擁有屬於自己的下一代，甚至決定嬰兒是透過甚麼形式來到世上。在他們眼中，只要是未出生的「人」，他們都是沒有自主權利，在這種思維之下，當「心跳法案」生效，自然會遭到此起彼落的反對。成年人的權益固然應受到重視，但若牽涉到另一個個體，另一條生命，即使他們的形態只是胎兒，他們的權益是否也應該被考慮？畢竟，胎兒是有潛力發展為一個完全的人，而不是一大堆無機合成物。

性別中立／平等

2021年4月19日，美國新澤西州機動車輛管理委員會（Motor Vehicle Commission）宣佈，新澤西州加入美國至少19個州，允許在駕駛執照和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中性別的一欄，填上X。美國國務院於2021年10月27日宣佈，已簽發了首本護照，其持有人的性別為「X」。[17] 而在南美洲，由2021年7月21日起，阿根廷人民的身份證和護照上性別一欄，除了顯示男性和女性的選項外，亦會提供X選項。X代表了非性別二元、不確定。[18]

根據蘇格蘭政府於2021年8月12日發佈的新LGBT包容性準則，當中敦促教師，如果學生表示希望轉換性別，教師不要質疑學生，只要詢問學生想用甚麼新名字和代名詞來稱呼他們。除了這些指引，學校還被告知應該讓跨性別學生使用他們喜歡、任何性別的浴室或更衣室。準則又提到學校將會設有更多性別中立的校服，而跨性別角色亦會被納入課程和閱讀材料中。即使學生只有四歲，他們不需要得到家長的同意便能改變自己的名字及性別。準則列明「出櫃」沒有年齡限制，應該尊重年輕人的看法和要求——即使學生不希望告知他們的父母有關情況。[19]

一位西班牙男學生由於曾穿裙子上學，這位男同學被送往心理學家那裡，也被學校開除。2020年11月4日，西班牙其他學校的男老師及男學生穿上裙子上學，以表達對被開除男同學的支持，於是當日被稱為「穿裙子上學日」。2021年，位於蘇格蘭愛丁堡的Castleview小學鼓勵男女教職員及學生在11月4日穿上裙子，稱要打破性別定型，促進平等。[20]

2018年，蘇格蘭議會通過了Gender Representation on Public Boards (Scotland) Act《蘇格蘭政府部門性別代表法案》（GRPBA），旨在提高女性在蘇格蘭政府部門中的人數，引入該法是為了改善女性在較高層級的政府部門中任職人數偏低的情況，設法讓非執行成員中，女性任職比例可達到50%。最初，蘇格蘭政府表示其50%的目標是指「女性（female）或身份識別為女性（who identify as female）」的人，但在2017年的諮詢後，把「女性」更改為「女人」（women）。根據政策備忘錄，這是為了確保該法案體現《2010年平等法》指出，性特徵可以受到保護。但是，在第二階段的立法程序當中，法案中「女人」的定義再被修改。有關的草案指引擴大了「女人」的定義，又舉例說明：「該人無論在打扮、樣子及舉止都不需要有任何的特定方式。但是，該人會被期望，有證據表明該人一直以女人的身份生活：例如總是使用女性代詞；在官方文件（例如駕駛執照或護照），水電費賬單或銀行賬戶上使用女性名字；使用女性頭銜；在諸如駕駛執照或護照之類的官方文件上將性別更新為女性；以書面或其他溝通方式描述自己，及被他人描述為女人。」2020年，女權組織For Women Scotland反對「女人」在法律上再被定義並且提出司法覆核。2021年3月，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初審庭法官Lady Wise裁定，政府可以在GRPBA中重新定義「女人」一詞，以包括那些身份識別為女性的男性。[21]

2021年5月，有媒體報道法國欖球聯會沒有接納世界欖球總會曾作出的建議，允許跨性別人士從下個球季開始參加法國國內的所有欖球賽事。2020年10月，世界欖球總會曾建議出於安全考慮，男跨女跨性別者不應參加女子精英或國際球隊的比賽，世界欖球總會成為了首個世界級的體育運動總會，作出如此建議，但有關建議對成員國的國內欖球比賽並沒有約束力。法國欖球聯會發表聲明指，執行委員會一致通過，贊成反歧視和平等待遇委員會的提議。法國欖球聯會副主席Serge Simon指，欖球是一項包容、共享的運動，它不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出身或宗教，他指重要的是讓所有成員實踐他們的熱情，並同時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22]

有專門報道LGBT+運動資訊網站Outsports在2021年9月刊出文章指，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中，有超過180名參賽選手公開表明自己是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酷兒或非性別二元者，使今屆奧運會成為有史以來最多性小眾參加的奧運會。隨著多位運動員在奧運會中「出櫃」，其中一名LGBT+選手、美國滑板運動員Alexis Sablone表示：「這真的很酷……我希望這意味著即使在運動以外，孩子們不會在僅僅假設他們是異性戀的情況下長大。」[23]

2021年11月16日，國際奧委會（IOC）發佈了一項關於跨性別包容的新框架，指出不應將任何運動員排除在比賽之外，即使其性別被視為有不公平的優勢。奧委會認為對運動員來說，透過性別測試和「侵入性體格檢查」來確認他們的性別，都是不尊重的行為。另外，舊政策允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比賽，前提是他們在第一次比賽前至少12個月，其睪丸素低於特定水平，但在新框架下卻廢除了此限制。然而，奧委會指出新框架只是指引，而不是絕對的規則，也不具法律約束力。奧委會也明白自己無法規定每項運動比賽的準則，並會讓各個國際聯會來決定運動員是否處於不成比例的優勢。奧委會只是向各個國際聯會提供專業知識和對話的機會，而不是要下一個結論。[24]

不少人贊成小朋友「出櫃」，認為要設立準則，讓跨性別學生可以在安全和包容的環境中接受教育。跨性別的成因非常複雜，先不提以上的準則會否誤導了一些小朋友，有可能令他們誤以為自己是跨性別，小朋友總不免會互相仿傚，對於不是跨性別的小朋友，看見有男生入女洗手間，有女生入男洗手間，這會否對他們造成混亂和困擾？包容跨性別學生，為他們提供安全的學習的環境是應該的，但這對於其他人來說又是否安全，甚或有關的準則會否把一種危險的意識形態加諸在小朋友身上？實在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至於容許男跨女跨性別者以女性的身份生活及從事各方面的活動，以幫助他們融入社會，對當事人來說也許是好事，但當大家都以為應該平等對待男跨女人士，讓他們做一般女性都可以做的事、享有一般女性擁有的權益時，這種平等對於女生來說會否造成不公平？老實說，甚少人討論女跨男人士進入洗手間或參加男子組的運動比賽項目的問題，不是說男性絕對不介意，只可以說，男性的體質天生比女性強壯，力量比女性大，他們比較可以保護自己。當大家只追求社會政策上或心理上的性別平等，其實不是真的在談平等，因為生理上的性別差異被排除，不再被考慮。

美國的平等法案及其他法案

在美國，禁止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在就業、住屋等方面作出歧視的《平等法案》，於2021年2月25日再一次在眾議院獲通過。早在2019年5月，該法案其實已在眾議院獲通過，但法案一直無法在參議院獲通過。經眾議院再次通過後，該法案將會送交參議院審批。[25] 《平等法案》如獲參議院通過，則將修訂《民權法》，明確地將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納入受《民權法》保障的範圍，禁止在公共住宿及設施、教育、聯邦資助、就業、住房、信貸及陪審團制度等領域上，作出基於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歧視行為。[26]

不過，看似一面倒有利於同運的形勢，當中仍有一些不利於同運的法案在美國的一些州份出爐，試圖扭轉形勢。

美國阿肯色州州長Asa Hutchinson於2021年3月25日，簽署了一項法案，禁止生理性別為男性的跨性別婦女和女孩，依據他們的性別認同來參加學校的運動隊。3月26日，他簽署了另一項法案，容許醫護人員和醫療機構有權不參與有違他們宗教或良心的非緊急治療（如為需住院的跨性別者提供荷爾蒙治療，或為一對同性伴侶提供輔導服務等）。[27]

2021年4月13日，美國阿肯色州的立法機關通過了HB1570法案，該法案禁止醫生為18歲以下的跨性別人士提供性別轉換的醫療程序，有關法案亦已獲該州參議院通過。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於2021年5月25日，代表數名跨性別者、其家人及醫生入稟法院，指控有關法例違反美國憲法。地方法院法官於2021年7月22日發出了臨時禁令，禁止該法於當地實施。[28]

2021年5月3日，美國田納西州州長Bill Lee簽署了一項法案（SB1229），法案要求學區在最少30日前預先提醒家長，將教導有關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課程，並容許家長為子女選擇不參與有關課程，而有關學生亦不會因而受罰。[29]

2021年5月17日， Lee簽署了一項法案，令田納西州成為美國第一個州份，要求向公眾開放的商業和政府設施，例如供多人使用的洗手間、浴室、更衣室、試身室，如允許跨性別人士依據他們的性別認同進入，須張貼相關標示。該法例於7月1日生效。一個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權益倡議組織譴責該法案具歧視性，並表示要求張貼標示是帶有「冒犯性和侮辱性」行為。2021年5月18日，Lee亦簽署了另一項法案，禁止為未成年的跨性別人士提供性別確認醫療，包括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療法。[30]

不過，Lee所簽署的SB 228法案，有關法例要求在田納西州的公立學校的中學生根據出生證明文件上所列出的生理性別進行體育運動。2021年11月4日，Lambda Legal、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田納西州公民自由聯盟代表一位學生提出訴訟，質疑田納西州禁止跨性別青年參加學校體育運動的法例違憲及帶有歧視性。Lee的辦公室沒有為此作即時的回應。[31]

2021年10月25日，美國德州州長Greg Abbott簽署了一項法案，禁止男跨女的跨性別者在公立學校參加女子組的體育運動，加入了全國由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所採取的一系列類似措施。法案於2022年1月18日生效。支持法案者認為這法案旨在消除跨性別運動員在女子隊的比賽中所擁有的身體競爭優勢，以保護學校體育活動的公平性。平等權利的倡導者則譴責此類限制是歧視，並且是基於「仇恨」的措施，其真正目的是激發頑固的社會保守派，他們認為幾乎沒有證據證明跨性別女性或女孩正在主導體育運動。[32]

《平等法案》當中最大爭議的是將「性別認同」納入免遭歧視、受保障範圍。性別認同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性別的個人感覺，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如果按今天性別政治的說法，一個人的性別是以他／她的主觀性別認同作為依據，而非客觀生理性別，所以會出現有子宮的「男人」（即一個生理性別是女性的人，其性別認同是男性）和有陰莖的「女人」（一個生理性別是男性的人，其性別認同是女性）。很多時，一些人總會混淆了「平等」（equal）以為就是「相同」（identical），就如霍士新聞頻道（Fox News）的主持人Tucker Carlson在節目中公開評論拜登：指對美國總統拜登來說，「平等」（equal）就是「相同」（identical），男和女是沒有分別。Carlson表示這等於說在歷史上他們所聽說過的社會性別分類都是假的，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理由保護女性免受男性的侵害，因為男性和女性的整體觀念都不是真實的。男性和女性沒有分別，這概念才真的是不公平，男性和女性之間生理上存在著差異，若容許出世時為男性的男跨女運動員參加女孩或女性團隊的比賽，這對生理上為女性的運動員是不公平的。雖然在美國有些州份已經訂立一些法案，試圖保護兒童、維護醫護人員及家長的權利，不過，可以想像在拜登政府及所有支持LGBT+人士的反對聲之下，兒童、醫護人員及家長將受到一定的影響。[33]

停止資助

2017年，兩對同性戀伴侶提出訴訟，控訴美國密歇根州州政府容許受資助的寄養和收養機構把LGBT+伴侶拒於門外，2019年州政府與這兩對伴侶達成和解協議之後，密歇根州的Bethany Christian Services便開始為LGBT+伴侶提供相關的服務。2018年，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的報道指，Bethany Christian Services和另一間提供領養服務的機構Catholic Social Services均不願意為費城的LGBT+家長提供寄養或領養服務。有關報道推出後，該市終止了這兩間機構的合約，Bethany Christian Services在賓夕凡尼亞州大特拉華谷地區的辦事處同意更改其政策之後，合約才得以恢復。Bethany Christian Services負責人Chris Palusky於2021年3月1日發信通知員工，宣佈機構政策的改變，內容提到機構現在將以耶穌的愛和同情，為當今世上眾多類型的家庭提供服務。信中雖然沒有明確的提及LGBT+伴侶，但顯然這間擁有77年歷史的機構，願意為美國的LGBT+人士提供領養服務。至於Catholic Social Services，則決定入稟控告費城市政府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宗教自由的保障，稱基於該機構的宗教信仰，Catholic Social Services毋須遵守一些非歧視的要求。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在2021年6月17日，一致裁定Catholic Social Services勝訴。最高法院首席法官John Roberts在判決中指，費城市政府因Catholic Social Services不接受同性伴侶成為寄養父母的申請，而拒絕與它簽約，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他又指該機構只是尋求在服務費城的兒童時，能堅守其宗教信念，它並沒有將其信念強加到任何人身上。幾位法官又表示Catholic Social Services並非向公眾提供寄養服務，有關服務包含了篩選評估的程序，這跟到酒店租房或到餐廳用餐有所分別，因此費城的反歧視條例不適用於該機構提供的寄養服務。[34]

在美國肯塔基州其中一所最大型、提供兒童服務的機構Sunrise Children’s Services，五十多年來照顧受虐或被忽略的兒童，安排他們到適合的家庭生活。機構基於基督教信仰，拒絕為同性伴侶提供寄養或領養服務，不過，如同性伴侶需協助，Sunrise會轉介他們到其他機構。Sunrise的經費，約有65%的補助是來自肯塔基州政府，該州政府視Sunrise現有的處理手法為歧視行為，在州政府與Sunrise的新合約中，有條文列明禁止基於性傾向的歧視行為，Sunrise拒絕簽署有關合約，州政府曾把限期定為2021年6月30日，並揚言若Sunrise拒絕簽署，將停止讓Sunrise接收兒童。不過，在2021年6月17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在費城提供兒童寄養服務的天主教機構Catholic Social Services勝訴，指費城的反歧視條例不適用於該機構提供的寄養服務，此後，肯塔基州政府的態度有所軟化，並修改了合約中有關條款，Sunrise終於在2021年7月15日簽了一年的合約，它可以堅持自己的信仰，亦同意將 LGBTQ 服務申請人轉介給信譽良好的機構Cabinet for Health and Family Services，該機構願意為LGBTQ人士提供服務。[35]

波蘭國內有許多地區政府宣佈自己為「非LGBT區」，在保守的傳統價值觀和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同性戀者的權利在波蘭已成為一個備受矚目且存在嚴重分歧的問題。2020年，歐盟拒絕了對六個波蘭城市發放撥款，原因是該六個城市對LGBT社群所採取的態度，其中三個省卻於2021年9月27日宣佈撤銷有關反對「LGBT意識形態」的決議。[36]

匈牙利國會在2021年6月中通過有關禁止學校向18歲以下青少年「描繪或宣傳」同性戀和變性的法案。有關法案引發爭議，在7月7日，歐盟委員會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這項立法是一種恥辱……這是有違歐盟價值觀的事情。」她亦警告歐盟成員國匈牙利，如不糾正這種情況，歐盟委員會將使用其作為條約守護者的權力。根據路透社在7月23日的報道，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án指歐盟打算將關於匈牙利疫情恢復計劃的討論推遲兩個月，這亦很可能會影響歐盟對匈牙利的撥款。直至2022年1月中，歐盟尚未批准有關款項。[37]

2016年，隸屬於《歐洲人權公約》的歐洲人權法院裁決一個國家沒有同婚並沒有違反人權，只是短短五年間，今時今日看歐盟的表現，已觀察到時移勢易，傾向支持LGBT+的勢力大大增長，維護LGBT+的權利已經成為「歐盟價值觀」，

甚至容不得其他歐盟成員國因為宗教或價值觀的緣故，對LGBT+有任何「不友善」的想法及行為，稍為與維護LGBT+權益的「歐盟價值觀」不同便成為另類聲音，更有可能受到經濟制裁。[38]

美國也是如此，如果寄養和收養機構把LGBT+伴侶拒於門外，這些機構便有可能不獲資助或失去簽約機會。不過，從上述的個案看來，為了信仰緣故而作出反抗，未必只有死路一條。基督教機構若妥協得太快，不但意味著放棄自己的信仰，也會換來處處受人牽制，據理力爭，反而有機會突破困局，不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踐行信仰，也能幫其他有想要堅持信仰的機構一把。

言論自由

由美國作家Ryan T. Anderson撰寫的書When Harry Became Sally: Responding to the Transgender Moment，在網上商店Amazon被下架。該書曾是Amazon的暢銷書籍之一，內容回應跨性別世代引發的各種問題，並在有關性別認同的公共政策上，提供一個平衡的進路；另外，該書又希望人可以清醒地評估，當人類錯誤理解自己的本性，人類將要付上何等的代價。Anderson在2021年2月22日發出推文提到自己的書在Amazon被下架一事。其實不單在Amazon，連Amazon旗下的網上書店Book Depository也搜尋不到When Harry Became Sally。有批評人士指Amazon過往亦曾對不符合該公司自由主義政治觀點的書籍，進行審查。[39]

歐洲議會的黨團復興歐洲（Renew Europe）於2021年1月20日投票通過，革除其立陶宛成員Viktor Uspaskich的黨籍，原因是他曾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評論，把LGBT+群體稱為「敗壞」。復興歐洲視之為恐同的態度，經過內部紀律程序後，Uspaskich遭革除黨籍。復興歐洲的主席表示在復興歐洲的大家庭中，沒有恐同立足的地方，又表示作為一個政治大家庭，他們堅定地致力於維護和擴張LGBT+人士的權利。Uspaskich同時亦是立陶宛工黨的領袖，他為到有關評論道歉，稱他的說話「也許太粗魯或使用得不夠仔細」，以致被人斷章取義。他為到自己的言論作出補充，他「不是指那些天生就有不同傾向的人……而是指那些大聲尖叫並且生活敗壞的人。」不過，他還是被人指責未能承擔政治責任，並且未有對他所羞辱和傷害的LGBT+人士及其盟友好好道歉。[40]

意大利下議院通過了法案，以立法禁止對同志、傷殘人士或討厭女性作出歧視及仇恨犯罪行為。教會和極端右翼政客都反對這法案，稱它會壓制發表意見和表達宗教信念。在2021年10月27日，參議院以154票比131票通過終止就相關法例作出辯論。[41]

基於一個人的性傾向、性別或其他原因而對他人作出歧視是不恰當的行為。雖然立法的確能保護某一群體的權利，但卻不能因此奪去另一群體的權利，如宗教及良心自由，更要避免社會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有人想要表達不同的意見時，不應該因為政治不正確而被迫收回意見，又或者因為有關言論而失去工作或被起訴。一個社會應該義不容辭，努力教導大家彼此尊重、接納彼此的不同，教人打從心底尊重對方，這總比立法懲罰異見人士來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