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傳媒透過查冊索取公開資料，作為新聞報道的佐證，原本是資訊自由的社會應有的基本權利，不過政府今年2月宣佈以打擊「起底」、濫用他人資料和私隱等理由，將這些可查閱的公開資料的權利大為收窄，有關的規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便會實施。有專題組記者表示，在收窄資訊發放的情況下，記者的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但其難度卻會增加，也會令假新聞問題更難杜絕；傳媒學者則指出削弱新聞工作以後，最終會影響整個香港社會。

所謂查冊，是指查閱現時由政府部門管持的公共登記冊內的資料。在法例未收窄之前，這些資訊是公開歡迎巿民查閱的，近年政府更提供網上查冊服務，只要巿民輸入簡單資料，付費後就可自由下載相關資料，快捷簡單。土地交易、公司註冊、車輛登記、出生及結婚紀錄等，理論上很容易就可以買到。《蘋果日報》人物專題組記者陳珏明先生，6月11日出席由本社主辦的「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網上講座時表示，記者處理不同的新聞來源，特別是收到讀者提供的資料，俗稱「報料」時，往往都依靠這些公開資料做查證，以確保有關資料是有事實根據。

近年社會興起「人肉搜尋」，或所謂的「起底」，雖然表面上也是找出一個人的私人資料，但處理的手法就十分不同。陳珏明說：「記者可能和『起底』網民一樣，也會用各種搜尋器找尋一個人的背景資料，但不會將所有東西都刊登，只會刊登與所謂調查的事件相關的資料出來。」很多人誤以為記者就是「起底」專家，但實際上記者收集的資料，他們由搜集至刊登的整個過程，都是不斷把關，目標就是要減少出錯，而不是有相就刊出，有料就寫出來，消息要經核實和查證才刊登。

今年4月，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專題報道時曾經就車牌持有人查冊，被控兩項虛假陳述罪，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蔡已提出上訴，現時仍未有上訴結果。運輸署在上述案件判決後，在回覆傳媒的查詢時曾表示，署方會依照《公開資料守則》及相關條例／指引處理索取車輛資料的申請， [1] 其後該傳媒就嘗試透過有關方法向運輸署查詢一車輛的資料，但經過近兩個月時間，仍然無法取得有關資料，[2] 可見資訊流通的自由已大不如前。

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全球58一直下跌到今年的80。[3]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在講座中表示，全世界不少國家和地方，均有保障資訊自由的法例，即使中國政府亦在2008年實施相關法例，但香港就沒有。梁博士指，在上世紀90年代，香港記者協會及一些立法會議員曾倡議訂立資訊自由法，但最後都不成功，結果換來的就是在1995年開始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

《公開資料守則》把政府內部的公共資訊分為兩部份，包括可公開和不可公開查閱的資訊，政府認為一些資料不能公開，主要是因為資料涉及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會議的討論或經濟管理（公開資料會影響金融巿場穩定）等。梁博士指，在過去十多年，政府都嘗試過用不同的方法收窄公眾可以獲取的資訊，也有一些舉動限制了新聞採訪工作，例如在去年9月，香港警方向傳媒致函，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的定義，拒絕承認記協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的會員證。

梁博士認為，政府將查冊等同「起底」，這是有少許誤導，亦令公眾產生誤會。此外，就有關政府宣佈收緊公司查冊安排時，特首林鄭月娥曾經說過：「睇唔到記者點解要有特權。」梁博士對於特首的態度有這樣的回應：「她覺得那個是特權，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一個公道的說法，因為新聞工作最重要的是它代表公眾，去關心這個社會到底在發生甚麼事……如果削弱新聞工作，到最後犧牲的是公民社會。」梁博士補充，隨著科技發展，世界是追求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如果一直削弱下去，會影響整個香港，她重申公民對事件的掌握判斷等都是很重要的。

社會近日更有聲音稱要就假新聞立法，加以打擊和規管。其實，對於在網上出現的謠言、虛假資訊，梁博士和陳珏明均認為如果記者能夠有權去翻閱更多政府的資訊，理應有助澄清一些社會上的疑團，進而令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資料做理性分析，這亦有助減少陰謀論和謠言的散佈。

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新聞自由

明光社在今年6月11日晚上，舉辦了有關查冊、「起底」與新聞自由的網上講座，由梁麗娟博士及陳珏明先生擔任分享嘉賓，當中探討到記者的查冊工作與網民「起底」行為的分別、政府建議對「起底」行為的規管，以及資訊流通、公眾知情權對社會的重要，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講座。（編按：想不到講座後兩星期，《蘋果日報》便停刊了！）

收看足本講座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都只為吸引我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們歡喜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收入與運作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在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部決策的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寫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以作為自己的報道，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社交網絡平台與政治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的發放訊息，旨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專頁，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有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在專頁上出現。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閱讀持平的報紙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資料庫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有媒體在2020年8月報道，當時即將離任的《紐約時報》行政總裁一職的Mark Thompson表示，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1] 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2020年7月宣佈停刊。[2] 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Bauer Media Australia）亦在同年7月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澳洲版的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3] 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2019年年底停止出版印刷版。[4]

（本文原載於第134 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6月9日和6月16日，香港經歷了兩次大型的遊行，中間有一些抗爭遭警方驅散，及後有些不合作運動和示威活動。很多人認為這些活動令社會產生矛盾、撕裂、衝突，但如果大家細心觀察，會發現大部份人上班的仍然上班，上學的仍然上學，市容仍然大致和日常差不多，這些衝突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不過由於傳媒聚焦報道，給大家的觀感和事件造成的影響會被放大了，多於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到很多麻煩。稍後，筆者將撰寫幾篇文章，分析傳媒處理新聞時的方向和限制，如何令受眾對一些事件和衝突嚴重性的觀感產生偏差。

在兩次大型遊行中，很多人問究竟有多少人出來遊行？大部份傳媒直接將民陣和警方兩個南轅北轍的數字列出來做對比，企圖說明對方有誇大／誇小其辭，產生矛盾的效果。但同時社會上其實有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方法來估算遊行人數，最先走出來的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他按即時影像計算遊行人數，他對6月9日的部份估算甚至比警方的還要低，又由於邀請他做研究的機構「香港發展中心」為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所成立，是故其數字便容易被懷疑有偏頗，於是反對條例的陣營往往用揶揄的方式去恥笑他和警方的數字。[1]

同一組數字在相對支持建制的傳媒中，卻成為金科玉律，將之與民陣和警方的數字並列，並以科學計算自居，變相用兩個數字去質疑民陣的說法。[2] 面對非常誇張的差異，本地傳媒即使在遊行後多天，似乎沒有人再以往七一遊行般，認真的去處理人數問題。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就有為香港大型遊行做人數統計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在接受路透社的訪問時，才道出人數差異愈大代表社會愈不信任的氣氛，同時亦表示他雖然之前有就遊行做人數科學計劃，但最近兩次並未能安排調查，但根據經驗，他作出了50萬人和80萬人估算，人數比民陣的低，比警方高。

事實上，對遊行人數的估計理應是傳媒追訪的焦點，因為人數的多少代表著事件的嚴重性，但似乎不少傳媒直接略過。一些非常親建制的傳媒，甚至直接放棄報道和理非的遊行，亦不報道任何遊行人數，改為報道一個由親建制團組成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收集到82萬個網上聯署。先不談網上聯署是否有「水份」，這種將新聞完全封鎖的做法，似乎有欠公允。當然，換個說法，反對修例的傳媒，同樣沒有將這個網上聯署放在眼裡，要到最後有人查到這個聯署有「水份」才將之浮面。

傳媒處理新聞，有時最大的限制是，我們需要有消息來源，才能報道。就以今次人數之爭來看，如果沒有記者特意走去問葉兆輝，社會就直接少了一位專家提供可參考的數據。但同時，如果有人有心想做新聞，他就會特意用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方法去數算遊行人數，然後發新聞稿，讓別人看到所謂的真相的另一個可能性。

遊行人數、網絡聯署，寫與不寫，如何寫，佔版面多大，全部成為報章議題設定的工具。今日香港，不同立場的人均懂得用這些手段去呈現另一個真相出來，我們作為讀者，除了依靠傳媒人作守門員，替我們把關及篩選外，更需要擦亮眼睛，看看不同的編輯室，篩選了甚麼給我們看。也要時常提醒自己，這個世界可以有另一種人，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因為他們與我們接收的訊息，可能非常不同。

表：各界對遊行人數估算：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人貴自知，人很多問題的根源是由於對自己以及人的本性的不了解、不接納、及不願意面對，結果不單被人欺騙，也被自己欺騙。

喜歡自拍本來沒有問題，但當自拍成為一種不能自控的行為，除了失足墮斃外，也可能是失去自信和自我的開始，特別是當我們由自戀慢慢變為自欺，不斷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為自己整容，我們已無法接納真正的自己。人工智能換臉（Deepfake）技術只能欺騙他人，但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不斷欺騙自己。

缺乏自知，我們便容易被別人的謊言欺騙，相信別人口中不真實的自己。缺乏對人性的了解，我們便不懂保護自己，忘了「防人之心不可無」、「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的處世之道，成為搭訕藝術家（PUA）的祭品或夾公仔遊戲的羊牯、賭徒。

正如戀愛是雙向的，要追求經得起考驗的關係，愛一個愛錫自己的人，便要先學會面對真正的自己，以及了解真正的對方。人生所有重要的事都要經過學習才能獲得，既然戀愛、以至婚姻及生兒育女都是人生重要的決定，為甚麼不先好好學習？惟有真正「知己」，才有機會遇上一個真正的「知己」，花多些時間學習怎樣戀愛絕對划算。

最後，了解自己不單對個人重要，對群體亦同樣重要。近年涉及不同群體的負面新聞愈來愈多，也隨著社會的風氣的改變，我們已活在無法獨善其身的年代，學習如何面對突發事件和負面新聞十分重要，也是機構、教會和學校負責人應有的常識，沒有常識的人，往往會犯上一些致命的錯誤，我們縱使未能做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也要做個能保護機構、保護同袍的常識份子。

來者不善，這是今時今日很多人對傳媒的印象，從某個角度來說是真的，因為不少傳媒的確喜歡報憂而不是報喜，而負面和八卦新聞亦是不少讀者的興趣。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對於平時很少接觸傳媒的人／機構／學校／教會來說，一旦記者找上門，自然覺得凶多吉少！

1. 答定唔答？唔識答都要答！

當機構真的出了事，涉及負面新聞，大家必須有心理準備，今次無論如何是死定了，逃也逃不了，問題只是大家想「安樂死」，還是「死都唔安樂」！處理得宜，可以將傷害性減低，雖未必能逢凶化吉，說不定卻可以絕處逢生，贏回一些同情和諒解。而在大家決定如何回應傳媒之前，必須先了解幾個事實：

第一，既然事情已經發生，無論是否回應，基本上傳媒都會報道，問題是大家想在報道之中有本身的回應，還是只得投訴者／受害者單方面的指控，再任由傳媒自行演繹或推斷事件？先入為主是人的特性，一旦事情已被定調，將來想更正的難度便更高，因此，若心存僥倖，希望不作回應讓事件淡化，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第二，不回應雖然弊多於利，但胡亂回應卻是愚不可及。很多時當遇上負面的新聞，一般人的反應都傾向否認，不過，你無法知道記者手上擁有甚麼資料和證據，而記者亦往往喜歡用「唧牙膏」的方式披露手頭上的資料，有時甚至會有意無意誤導受訪者，讓對方作出錯誤判斷，跌入記者預先設計好的圈套，令錯誤如雪球般愈滾愈大，亦令新聞的轟動性愈來愈大。因此，不要胡亂回應，因為只要回應的資料有誤，都會成為罪加一等的理由和歷史的記錄，若前言不對後語，甚麼「意圖掩飾」、「砌詞狡辯」、「大話連篇」……恐怕就是未來傳媒對自己的批評。更不幸的是在互聯網尋找資料極其容易，今日的社交媒體更喜歡不斷回顧過去，任何失言、失態、失禮都會在每日、每月、每年不斷被重溫。

第三，現時傳媒競爭激烈，搶先報道已不是電台、電視的專利，而是所有報刊和網媒的共同目標，因此，一旦有事發生，莫說不能留待明日回應，就算遲一兩個小時回應也未必可以。當然，若對方有的是獨家消息，反而可以爭取多幾個小時去準備如何回應。處理危機是爭分奪秒的事，正如某廣告所說，大家「唔使心急、最緊要快」。

第四，有危亦會有機，既然已經出事，若以真誠及負責任的態度回應，記者也是人，受眾也是人，人心肉做，良好的回應態度，起碼不會火上加油，甚至可以挽回一些劣勢。

2. 如何回應？句句都要屬實。

首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雖然香港社會充斥著語言藝（偽）術，但公然說謊仍然是令社會大眾十分反感的事，由於旁人無法真正知道你的內心，因此，當你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時，究竟你是說謊、胡塗、還是有所誤會已經無關重要，因為你已經為本來就不喜歡和不信任你的人，提供了有力的彈藥，可以大造文章，發動攻擊。所以，雖然回應傳媒是難以拖延的事，但亦毋須即問即答，若記者致電到辦公室，最好先由秘書或其他同事記下問題，並承諾盡快轉給負責人。若記者直接致電負責人的手機，而出事的又不是他本人的話，有一個初步回應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請詳細告知你的問題，我們會翻查手頭上已有的資料，並聯絡相關人士，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快給你一個初步的回應。」若自己出事，未想好如何回應之前，暫時關掉手機吧！

接下來的黃金一小時十分重要，最好先找一些可靠及有經驗的人士商量，並盡快對問題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和評估，包括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涉及那些相關的資料和文件。立即聯絡涉及事件的相關人士，了解他們的初步回應，所有資料應白紙黑字記低，不要單憑記憶，因為記憶在關鍵時刻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勾畫出事件的基本輪廓，便要評估事件的影響，然後才決定下一步如何回應。若涉及刑事罪行，盡快聯絡律師是最合宜的做法。其實香港很多基督徒律師，每間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也應該盡快物色適當的義務法律顧問，以便在有需要時可以給予初步的法律意見，避免誤墮法網。

其次，「錯就要認，打就企定」。香港太多不願意承擔責任的高官和有權有勢的上流社會下流人物，市民對一些厚顏無恥、推卸責任的人特別反感。因此，若確定有關負面新聞是真實的，道歉已是必然的選擇。當然，很多人怕公開道歉是怕要負上法律責任、甚至涉及賠償的問題。其實，若事件涉及刑事，首先應聯絡律師，律師自然會教大家如何回應，告訴大家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而且根據普通法的精神，疑犯在未被定罪之前都應該假設是無辜的，因此，不應公開代當事人認罪。不過，對於發生了不幸事件應表達遺憾、難過；對受害人表示關心、慰問、願意盡力協助；承諾盡快委派合適的人徹查事件，或協助執法部門調查；若證實有人犯錯不會包庇等等都是應有之義。當出現負面新聞，有關機構是否願意公平公正處理而不是意圖掩飾是最關鍵的，在未弄清事件的細節之前，我們最重要的不是急於下結論，而是願意努力追尋真相。

第三，因時制宜，靈活應變。回應是必須的，但怎樣回應卻可以按本身的情況（包括掌握的資料多寡，應付傳媒的能力和經驗）以及用何種方式回應最有利而靈活考慮。例如：

i. 開記者會硬闖：若已掌握充分的資料，亦已與當事人溝通和有相應的跟進對策，並對回應記者提問有經驗或信心，能公開回應是最好的，問題是大部份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和訓練，開記者會硬闖傳媒佈置的地雷陣前宜三思。

ii. 發出書面聲明：好處是知多少就說多少，以及避重就輕，並且有一個本身對事件看法的歷史記錄，亦不會被記者問到啞口無言。但壞處是若聲明太簡單和含糊，整件事仍有太多疑團的話，便會惹來迴避問題、意圖掩飾的批評。這亦會留下很多空間讓記者盡情質疑。因此，在聲明裡，若有負責人或辦公室聯絡人的電話，讓記者可以跟進較為合宜。

iii. 逐間傳媒機構回應：對於缺乏應付傳媒經驗的人來說這是較好的方法。首先，當接到傳媒就某項指控來電要求回應，可由秘書或負責公關的同事先要求對方講述有何問題，最理想的是以書面形式提供問題，（當然應有心理準備記者不會預先告訴你所有問題的內容，總會預備一些問題，希望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不過，起碼讓你知道大約發生何事，牽涉何人，以便爭取時間翻查有關資料或與相關人士聯絡及了解詳情。之後準備一份載有所有已知資料的「貓紙」，以便在回答問題時隨時翻查。最後，再想一想記者就有關事情可能會提出甚麼質詢，自己又應該怎樣回答。逐間傳媒機構回應的好處是可以令自己不斷改進，就算對第一、二間機構回答得不好，對第三、四間時仍有機會補救。若有需要，可再致電之前那些傳媒作補充。

iv. 盡量電話回應：用電話回應的好處是對方看不到你的表情，你就不會那麼緊張。另一方面，你可以預備很多相關資料、以及有同事在身邊為你隨時翻查資料。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時，甚至可以表示突然有要事（這也不是說謊，因為弄清楚事件才回答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或需要翻查資料，轉頭再覆對方，然後就從容不迫地掛線，爭取時間弄清對方的問題及商量如何回應，這是開記者會和接受現場採訪所沒有的優勢，對缺乏面對傳媒經驗的人和對事件詳情仍然不清不楚的情況特別適合。不過，對一些電子傳媒來說，當然希望有聲有影，要求當面採訪。為了挽回公眾的信任，有時亦難以迴避，可考慮將這些訪問放在較後位置，先累積一些回答其他記者的經驗，找出大家的關注焦點，並想好一些精簡而且重要，能概括事件的重點（sound bite），若察覺對方已有一些預設立場，更要不斷重複自己的重點，而在鏡頭前不要和記者爭拗，因為這不是直播節目，刪剪權在對方手中，爭論只會有害無益，因此，無論對方怎樣詢問，有幾句標準答案是可以不斷重複的，例如「唔肯定，詳細了解之後再覆你」、「涉及有關人士的私隱，不可以隨便公開」、「有些疑問要先諮詢律師的意見才能作答」、「有甚麼進一步行動和回應？要先開會商量，一有決定會立即公佈」。

最後，大家必須明白，連特首、誠哥都沒有辦法控制記者怎樣報道，阻止某些傳媒作人身攻擊，大家在傳媒面前不要自作聰明了，應該老老實實，雖然不是每一句都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每一句都必須基於事實，既然不幸的事件已發生，誠懇的態度起碼可挽回公眾一些同情。回應傳媒的策略得宜可以有助止血，但不能令大家「當冇事發生」！惟有知難而進，才有機會在傳媒的地雷陣中僥倖逃生。

我明白，抽水（即時評論、回應、轉貼、二次創作等等）基本上就是網絡文化的精髓。透過抽水，有時很複雜的事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視點來理解，有時可以觸類旁通，學到更多有趣的東西，有更多時，就是換來一下子的食花生（做旁觀者）的快樂。同時，我們也明白，水不能亂抽，所謂抽水，有時抽著火水，輕則傷身，重則跟車太貼，傷亡慘重。

本文以藝人偷食事件為例，看不同的機構、公司怎樣抽水，分析一下如何抽水時也講道德，即有是非對錯，那條底線應該在哪裡。（以下圖片翻攝自網路。）

例子一：與事件相關的產品

這種抽水，爭議相對較少，例如衣服，裝備等等，都能以與誰人同款來作招徠。不過要留意，將爭議事件主角的名字用作招徠，如果在其他產品中，正常來說最好是先得到對方同意才用的，因為這畢竟是商業廣告，而非學術用途。

例子二：與事件無關，但取其引申的產品

這類例子最多，通常商業產品也會用這個方法。相對安全的做法是取其正面價值，減少爭議的部份，但同時可以貼返新聞主題就最好。不同公司往往會配合自己在網上的形象，顧客的特點，做些針對性的語帶相關的宣傳。

例子三：語帶相關，極盡諷刺

這類抽水宣傳，其實本身已經有自己想要說的話，不過挪用當時新聞事件的情景來表達。這種操作其實十分危險，原因有二：1. 新聞事件不斷改變，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改變，有機會影響本身想傳達的訊息；2. 當整件事用盡諷刺的筆觸去表達時，整件事給人的印象隨時變得負面，被認為是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要用別人的負面新聞來宣傳自己的訊息，並不恰當，落井下石更與政府應有的形象並不相符。

例子四：人身攻擊

九巴抽水的情況可以說是不只是揶揄當事人，甚至有取笑的味道，再加上那些主題標籤（hashtag）的寫法，作為公關，宣傳手法實在麻麻，將別人一件認錯的事如此諷刺，實在是有欠大體。同時作為一間專利的公共交通機構，應該有基本的社會責任，用惡搞的方式表達自己機構的訊息，只會惹來非議。

抽水，其實是一門不易的藝術，在幽默和戲謔之間，界線不容易分清，只是當人人都可以隨意發放訊息時，機構的網頁，其臉書的主頁，也應該是一個公關的渠道，如非必要，勿讓公關變成關公災難。

在facebook的世界中，或者你會發現一些很奇怪的短片，例如有人在列車車箱內無緣無故地跳舞，打功夫，或者看見一些人在「咪嘴」唱歌，或者做一些令人很震驚的表情、動作。他們大多是年輕人，玩的多數是一款叫「抖音」（Tik Tok）的短視頻App（手機應用程式）。今年4月，抖音每天上線使用的用戶數目已超過9,500萬。[1]

使用這程式簡單容易，你可以自由拍下短片，為它加上特效和音樂，也可以選定音樂、聲效，邊拍邊做效果，過程可以是預先拍攝再加上後期製作，也可以在直播時才加入特效「直出」（直接輸出）。製作過程比平常拍片簡單，又因著不同的後期製作工具，製作出來的短片，會有不俗的效果。如果手機的規格夠高，它的鏡頭、處理器和容量便足夠處理影片。而一般手機用戶使用的數據服務，亦足以應付上載和下載有關短片。

聽起來是簡單的，實際上近年也有很多相類似的短片直播、編輯集於一身的程式出現，不過因著欠缺審查，也沒有任何形式的限制，抖音等工具一旦用得不妥當，輕則會不斷鬧出笑話，重則可能會弄出不同類型的亂子，甚至傷及人命。

一切由笑話開始

抖音其中一個很多人會玩的功能，就是聽著音樂做出相同的動作舞步，例如《海草舞》這類「大媽舞」和「神曲」（俗稱「洗腦歌」）更經常成為網絡話題，[2] 但不是甚麼動作也可以跟的。例如一位叫「車小將」的網友，在抖音中居然將水放進車的油缸中，聲稱可以加強推動力，[3] 這種騙案一傳十、十傳百，居然有人信以為真，假訊息不斷傳，不是沒有人去澄清，而是澄清了後，有關流言仍然會飄來散去，最後還是有人相信。

另一則笑話，來源可能真是為了搞笑，沒想過會搞出「大頭佛」來。例如抖音就有一條短片，在火鍋站中用菜跟別人換一塊肉，名為「菜換肉」，整件事當然是大家預先「夾好」搞笑的，豈料內地真的有人在沒有提前預告下，做出相同的行為，最後更發展成十數人圍毆的事件。又有位父親看到一條抖音短片，有成年人拉著小朋友的雙臂做出打後翻的動作，以為可以有樣學樣，拉著兩歲女兒照做，豈料搞出意外，女兒嚴重受傷，半身不遂。[4]

標奇立異標出意外

剛才的例子，大都是有人看了別人的東西，企圖模仿但無視實況才肇禍。不過也有些例子是創作者沒有想過後果而得承擔苦果。例如有人想拍攝飛馳的火車，居然跑上火車的車廂頂，最後遭高壓電電傷，傷勢嚴重。[5] 在香港，有內地人玩抖音玩到在香港的馬路上跳舞，更聲稱巴士司機要待她跳完舞才敢開車。[6] 在內地，有人為了吸引他人收看影片，做的事情更可怕，例如有抖音創作者（即抖音主）以專門捉弄孩子為樂，在他們的零食裡放玩具蛇，在他們的臉上抹墨水，也有家長拍攝自己的孩子嘴裡叼著香煙、喝著酒等短片。[7]

我們可以要求抖音主有傳媒操守嗎？

一般來說，傳媒懂得根據法例要求製作節目，例如他們會懂得色情、暴力的界線，亦會知道法例上不同媒介的內容有分級制度。所以他們製作的內容，大都符合這些要求。同時又因為他們相對專業，製作影片時會顧及安全，包括考慮到巿民是否接受、並提醒小朋友不宜仿傚等問題，所以他們的出品，相對來說會較有分寸，亦不容易出事故。

相比之下，網上的短視頻網站，雖然有簡單的技術，但為了「吸引眼球」（引人注目），他們未必會理會法例的規則。再者法例對網絡上內容本來的規管就不多，所以網上的資訊，沒有人去求證，沒有聲明廣告的限制，可以講粗口，而色情暴力的界線又模糊，再加上他們拍攝時沒有理會安全和後果，最後，原本有趣的事可以變得很扭曲，鬧出事故的責任都往那些拍攝者的身上推。

不過，現今網絡法規不清晰，即使主流傳媒亦未必會根據現時傳媒的法例去處理，部份節目甚至不斷挑戰現時法例的底線，或者等待巿民投訴才收手。網絡的節目就更加混亂。現時不同的短視頻平台只能透過投訴後自行規管，並將道德責任落回程式設計者的頭上，惟問題是一日未有清晰的指引和規則，也會出現不同的爭議。

《被陶造成前鋒的後衛——回望我和明光社在風雨中的成長》

作者：蔡志森

出版地：香港

出版：明光社

出版年份：2017年

2017年，明光社20歲了。明光社向來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機構，能平安地步上「成人」之路，絕非易事。明光社可以在風雨中安然成長，全靠神的保守及供應，以及社會上有一班信任明光社、願意出錢出力幫助明光社的同路人。

志森藉著這一本書與同路人分享他與明光社一同成長的故事。透過這書，讀者可更加了解志森是一個怎樣的人，以及明光社是如何長成的。本書共分為八個章節：一、上帝對我的陶造；二、工作不只為糊口；三、社關就像平衡木；四、由報評會到傳媒監察；五、千禧馬票開展反賭風；六、沒完沒了的同性戀運動；七、舉步維艱的第三條路；八、誰人願接燙手的火棒。

另外，對於那些仍然回味昔日在明光社工作的前同工，志森亦希望此書成為他們的「舊照片」，日後「想當年」時可以喚起美好的回憶。對大家來說明光社不僅是一個機構，也是一場運動，我們都曾經是當中的運動員。

志森謹以此書獻給多年來和他一同打拼的董事同工和弟兄姊妹。

相信到今時今日，大部份人都聽聞過Bitcoin（比特幣）。雖然「聽聞」過，不等於「了解」和「認識」，但起碼應該會知道bitcoin已在全世界掀起熱潮，其價格更不斷膨漲，至今所有bitcoin總值已突破1兆美元。[1] 全球黃金總值才大約8兆美元。

對此，香港教會往往一笑置之，某些教牧同工或會拿來作講道材料，一些堂會則乘機開設投資講座。總之，bitcoin等於“.com”，是另一個經濟泡沫的代名詞。

誠然，bitcoin肯定是泡沫。世界銀行行長和一些投資名人都說它是大型龐氏騙局。[2] 在外國，更有人用和bitcoin同樣的原理來創作了有價有市的Jesus Coin，來諷刺大眾對加密貨幣的狂熱，聲稱Jesus Coin的CEO是耶穌，可以用來贖罪。[3]

然而，bitcoin熱潮是泡沫，不等於bitcoin背後的技術和理念不重要。正如“.com”是泡沫，不等於它不會產生如google.com，facebook.com等徹底改變世界的東西。忽視“.com”，取笑“.com”，只能逞一時之快，到真正的變革來到時，我們就只能作信仰反思，開一些「區塊鏈時代下的牧養」、「加密貨幣與信仰」之類的講座。

以下我用church-coin來做例子，說明為何bitcoin之類的加密貨幣技術可以改變世界。

Church-coin

現在有一種技術叫「區塊鏈」（Blockchain）。略去當中的原理不談，從結果而言，它可以做到以下效果：

1. 產出某種虛擬資源；
2. 令資源的最大總量不變，無人可動；
3. 令資源的認證極度穩健安全，無人可造出如假貨幣般的假資源；及
4. 令資源的交換不受空間限制，安全穩健而且無需交易費用（即不用被「支付寶」抽佣）。

假若：現在我稱那種「資源」為Church-coin。Church-coin可儲存在任何電子設備中，每粒coin都有電子識認，記錄它屬於你；你只要記得密碼和戶口名，就隨時可以轉送或接收Church-coin。

假設，現在全球基督教教會同感一靈，又或天主教教宗下令，要在教會內推廣Church-coin。

於是教會高層透過一個名為「以太坊（Ethereum）」的中立機構，下了除上帝外誰都不能更動的「智能合約」規定：

1. Church-coin的最大總量為一千萬個，分10年發行；
2. 最初公開發售二百萬個，定價每個10美元，供教內人士購買；
3. 其餘8百萬個分10年發行，每星期自動產出15,384.6個。15,000個Church-coin會平均分配給出席崇拜和教會活動的人。他們只要用電子設備打一打卡，就可接收Church-coin；及
4. 在崇拜得到的Church-coin只能轉贈，不能交易，若兩個月內都沒有使用，則會回歸系統。會友可以將Church-coin轉贈給熱心事奉的弟兄、或在神學上有洞見的人，作為獎勵。

由於事奉和談論神學有機會可得到有價值的Church-coin（最初10美元，其後可能隨市場需要而暴升），故參與這類活動又名「挖礦」。

可能有人質疑Church-coin的價值。但教會早已同感一靈了，因此所有基督教機構，如基道、角聲、影音使團，以及基督徒開的餐廳、酒店等，都接受以Church-coin付款。試想，若筆者要在亞馬遜用信用卡買一套著名神學家巴特的Church Dogmatics全集要1200美元，單是信用卡的服務費可能就要幾十美元了，用Church-coin向基督教出版商購買，則節省不少。

後來，教會決定再下重藥推動Church-coin，宣佈教會只接受Church-coin作十一奉獻，一切教會的服務都只接受Church-coin！Church-coin立即有了剛性需求，只要教會一直存在，而人們又一直十一奉獻，Church-coin的價值都會有保證。

社群貨幣

筆者完全無意叫教會按上述藍圖推動Church-coin，只是用來闡述未來可能改變世界的東西；筆者暫時稱為「社群貨幣」。

社群貨幣是以某種特殊方式發行的「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一般加密貨幣如bitcoin都有「挖礦」機制。但「礦工」要做的，是砌一部強勁電腦，用來幫助整個bitcoin系統運算。將自己的電子設備拿出來，給整個bitcoin系統運用，交換得來的獎勵，就是bitcoin。這種「挖礦」模式稱為「工作證明」（Proof of work）。即以勞力（電力）來換取獎勵。

但筆者上面描述的Church-coin則不是這樣。要挖到礦，你需要做一些教內弟兄姊妹欣賞你做的事，從而從他們手上獲贈Church-coin。「挖礦」是靠獲人「欣賞」，發明這種機制的人，稱之為「社群表揚證明」（Proof of social appreciation）。換言之，靠「社群表揚證明」挖礦的社群貨幣與某一社群共同持守的價值深深結連。在Church-coin的例子裏，不斷參與教會事務又獲教友賞識的人可獲得大量社群貨幣。而這貨幣又可以對換其他服務和商品。簡言之，社群貨幣將某一社群認可的行為或價值變現了（monetize）。

新時代的技術將發行安全「通貨」的門檻降到無限低，從而不只有大銀行和國家可製作出安全「通貨」，法例也無從規管這種發行行為。要令「通貨」變成「貨幣」，就只剩下賦予「通貨」某種「價值」，以及讓這「通貨」為人接受而已。

進一步而言，社群貨幣與一般加密貨幣bitcoin的最大分別在於：bitcoin的挖礦只有勞動價值；而社群貨幣Church-coin的挖礦行為本身就有某種需求，只不過該行為先前沒有被變現而已。[4]一般交易是滿足需求前付款，社群貨幣的挖礦則是滿足需求後付款。

最終，一社群貨幣能否成功流通，就取決於一社群是否願意將某一獲表揚的行為變現：接受該行為可換取服務和商品。忽略神學和道德問題，假如天主教真如上述去做，其實成功的機會不低，因為天主教人口偏佈全球，各行各業的人都有，它確實有這樣的實力。

社群貨幣流行下的新社會

上述社群貨幣的範式，可應用到其他社群，比如說網上的創作人，及喜愛那些作品的人。社群貨幣應用到創作社群，成功率可能比Church-coin更高，因為享受作品本身（看漫畫、看小說…）就應該付錢的，現在很多人也接受這現實。

有興趣的人，可搜尋Likecoin，你會知道那是一個已經落實執行，正努力爭取各界支持的計劃。他們就是首先提出「社群表揚證明」的人。而且，他們還著手以科技解決纏繞網絡創作界日久的版權問題。據說，Likecoin可追蹤一件作品是二創還是原創。打賞者只要按一個制，Likecoin就會送到每個對作品有貢獻的人的電子錢包。

不少人取笑這計劃和想法，質疑這計劃的可行性。但假如你認識中國內地的「打賞」和「付費牆」，不難明白這種以小額支付為主的表揚經濟有多大的潛力。國內還要靠「支付寶」一類的中介達成表揚，但Likecoin可免卻中介費，其潛力不可謂不大。當一種社群貨幣成功後，其他社群貨幣也會跟著出世，屆時又是一次社會革新。

筆者視社群貨幣的出現為碎片化社會的最終階段：不同社群以自己的價值觀和愛好定義貨幣，以及為貨幣定價，只要一社群夠大，它甚至可以和其他社群完全分離。這些社群沒有物質形式，卻有經濟實體，而且有極頻繁的交流。在這社會變革中，教會應做甚麼？我們現在就要想。

教會固然不應製作Church-coin，但假如Likecoin真，教會被捲入其中卻是必然的。事實上，教會中也有很多創作人和寫文章的人。從文化層面來看，教會或許要更主動地參與到這場社會變革中。因為社群貨幣的興起不單是一場經濟的革新，更是社會對「好」、對「善」的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教會能缺席嗎？能不在其中，論述基督對善的觀點嗎？

近來又有傳媒集團因為紙媒寒冬而被迫要壯士斷臂，把自己創立而曾具有江湖地位的「兒子」賣出……見著紙媒一份份、一本本的倒下、賣盤，不禁令人感到可惜。

集八卦消閒、報道時事於一身的流行雜誌，面對網絡的發展及網民的習慣改變，市場的情況也就改變了。不是讀者八卦的心態改變了，而是這些資訊在網絡已經太多，而且很多藝人還會使用社交媒體親自向大家分享、直播。我們拿著手機於無聊時，手指往上掃，碌呀碌呀，無數報道及短片都可以看到，八卦新聞、爆料文章在大家眼中的價值還有多少？ 而時間方面，我們還需等一星期一次才可看到的八卦新聞嗎？經過編採和印刷，再運送到報攤，很多都已過時了吧……

而新聞時事方面，網民已習慣了可以即時知道，以便可以緊貼現況。當拿起每天出版的報章都已經變得有點麻煩，看到的內容都覺得「昨天不是已在網上看過了嗎？」的時候，雜誌的時事報道，或被娛樂化的報道可以給我們甚麼價值？

面對新時代科技及市場的改變，要不就是適應它，另覓轉型新方向，要不就是放手。放手容易轉型難，傳媒要繼續生存，就要細察讀者的偏好與習慣，亦要令自己變得有價值。如要比快，紙媒與網媒比，實在輸蝕（快，不是不好，但傳媒畢竟有其責任要報道有質素的新聞，若為了快而缺少查證，犠牲其準確性，實在連自己的公信力也輸掉！）而且當大家都在報道類似的內容，或是不盡不實的內容，又有何獨特或如何可以顯出其價值？

反觀，如果可將紙媒的缺點變為優點，以時間專心做好人物專訪、對時事作深度的調查、專業的分析等，為讀者提供獨有的資訊，而且在排版設計上花心思，這才會讓人感到付出是值得的。

記者是一種專業，應有其操守、有其底線、有其對社會的責任及影響力，與一般人在網上隨時上載在的隨意分享應是不同的。作為讀者/網民，無論在紙媒或網媒所看到的專業報道，每一篇報道都是記者們花了心力、功夫去採訪與編撰，他們都需要生存和值得尊重。如該媒體的報道手法是你所認同的話，除了在社交媒體中轉載分享外，請付款購買，或給它們經費上的支持，讓它們可以繼續營運下去。若所有良幣皆被劣幣驅逐，損失的將是普羅市民。

早一段時間九龍灣有一宗橋底姦劫案，案件被揭發的翌日，警員成功逮捕疑犯，在調查其間，疑犯卻在羈留室懷疑用電腦上網線上吊自盡。不少人形容故事離奇，很快網上就有人質疑這是「李旺陽式」的「被自殺」故事，為的就是警察要盡快破案並且將事件了結，減少未來可能有的公關災難。

如果我們細心看看有關新聞，我們只能看到幾個事實：1. 發生了姦劫案；2. 有一位疑犯被帶走；3. 疑犯在警署覊留室死了。有關疑犯所謂自殺之說，大部份傳媒引述的都是「消息人士」，而該犯是否就是姦劫案的犯人更加從來未有被確認。

可悲的是，當警方走出來說會將整個疑犯「被自殺」事件交由重案組調查，提交死因研究庭向公眾披露時，網上的反應是完全的一面倒說整件事警察不公義。網媒隨後引述網上權威人士（KOL）的發言，炒作一番，過了兩三日，果真整件事就如網民所言，不了了之。

如果我們再審視事實，不難發現整件事根本未有好好被調查，結果就被網民情緒式的宣判，而宣判完之後，就像事件完結了，又等待下一次的網絡式情緒炒作。久而久之，我們培養出一種不求甚解，看見一些說法就蜂擁而上，很快就將事件蓋棺論定的做事方式。如此，理性的討論難以開展，因為一開始大家就決定用陰謀，用估計去判斷事情的真實。

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們認同社會可以對我們看到的一切資訊用一個存疑的態度去審視，但不是用存疑的態度便可以自己測度一個結論出來。相反，有假設之後，應該要加以求證，而在未能看清真相，或者未有足夠證據去判斷一件事之前，我們應寧願選擇承認未知，而不是強行用某些主觀說法穿鑿附會，影響及製造輿論。

香港其中一項珍貴的傳統，就是我們行之有效的普通法精神，在未定罪前，假設疑犯是無罪的，而且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而不是評論員。

暴力抗爭日漸升溫，記者於採訪期間多次受到示威者衝擊，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年初二凌晨，記者被示威者用磚「掟」中受傷送院，以及投訴被警員毆打，傳媒團體當然發出讉責聲明。即使不用肢體暴力，示威者近年時有干擾記者採訪，在直播新聞現場時在記者背後加插「佈景板」，甚至故意大聲叫囂。記者紛紛表示一方面要採訪，一方面要自保，很不容易。傳媒高層亦要反思，處理新聞的手法是否已偏離巿民的要求，繼而令前線記者備受壓力？

走在前線的陳朗昇

曾採訪韓國農民示威和雨傘運動的記者陳朗昇，在初二凌晨於報館通宵收集和處理前線記者的相片和短片，他用「殺紅了眼」來形容示威者和警員，記者夾在兩陣中間，有時也擔起保護的角色。他說：「當中有一條片，睇到警察根本完全唔知示威者原來後面仲有後援，一衝上前先發現前無去路，記者走在警察前面，反而係第一個叫佢地走的人。」

夾在中間，一來是為了更好的攝影角度，二來是因為香港的記者素來不怕死。陳朗昇說：「香港記者做採訪真係無底線的，無裝備一個人用條布圍住塊面就衝出去。」陳朗昇憶述，2005年採訪反對世貿遊行衝突的新聞，韓國農民在第一天示威就燒棺材時，陳的攝影記者居然仍在那個燃燒的棺材下面，陳大叫：「喂，唔好影啦，上面著晒火啦！」

記者採訪期間「搏殺」，不惜身；遇著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被他們誤傷，同樣也會被警察誤傷。陳朗昇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期間，即使清楚表明自己是記者，仍然慘被胡椒噴霧射臉，相片更成為當時有警察濫用警權的罪證之一。據了解，警方和記者團體私下一直有討論如何令警方在執行職務時避免「誤中副車」，甚至建議記者集體購買反光保護衣，以滋識別，不過陳朗昇坦言並不可行：「記者著住件咁嘢，邊個會理你？同埋咁樣做嘢都唔方便啦。無人會咁做㗎。」

陳朗昇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保護裝備。他說：「香港大部份有規模的媒體都有突發車，可唔可以係每架車後面都放定五套裝備，例如頭盔，口罩等等基本嘢。如果事態突然有變，都可以好快有裝備保護自己，唔使空槍上陣。」

堅守新聞自由的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同意，當一個保護小販的活動可以發展到掟磚，就代表整個社會都改變了。她說：「今日的示威者可以話打中記者只係佢地行動中的沙石。你話你係替天行道，但係同時傷及無辜……」

記者要加強自身裝備。她說：「初二凌晨受傷的記者，佢休班都即刻申請返工，好有熱誠，係一個好記者應有的表現。傳媒高層係應該去好好支援。」不過她坦言香港傳媒對前線記者的支援普遍薄弱：「係雨傘運動期間，你去睇下CNN，人地個記者出來做嘢，其實後面有個地方，放左一堆裝備係度，以備任何不時之需。有外國的傳媒亦同我哋講，記者除非得到管理層批准，否則唔准落示威區。呢個係傳媒機構對記者的保護。」

記者要受保護，無可否認有時是因為走得太前，但有時亦是抗爭者對傳媒報道不公的反彈。她以立法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不少在選舉中心的人見電視台記者做直播，即時大聲抗議，令記者要完成採訪的難度大增。岑倚蘭認為應該一件事還一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記者當時的工作。她說：「記者有責任去採訪事情不同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和訊息，但之後怎樣寫，用甚麼角度，這是編輯自主的問題。有示威者不斷以傳媒沒有做好第四權的工作為理由，干預新聞工作，實際上是對新聞工作的打壓。」

岑倚蘭承認，如果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有偏頗，不恰當的時候，而傳媒又欠缺自省能力，只會令整個傳媒的公信力減弱，影響整個編採運作。她說：「我哋依家欠缺易地而處的思維。你高層落來跑下前線，來聽下面班人點樣睇你處理新聞，同時記者亦都應該要去諗下，當你係中層或者高層時，要點樣考慮新聞的角度。」

她舉例，在初二凌晨之後，有傳媒將攝影記者的相片拿出來，並將沒有蒙面的示威者一個個用大頭的形式刊登，稱他們為暴徒。一方面將示威者污名，同時又未審先判，傳媒如此使用記者冒險拍來的照片，最後當然被社會責難。記者辛辛苦苦將新聞資料交到編輯室，全被扭曲得體無完膚，部份有心的前線記者意興闌珊，選擇轉行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在磚頭暴力之前，往往有不同的壓迫和制度暴力在影響新聞自由。岑倚蘭強調，唯有更多有心人，在最艱難的時候肯守住不叩頭才有希望：「都有好多中層係有心的，於是佢地日日踩鋼線咁搵個平衡，希望可以做到新聞，又有良心。不過我地都明白個情況係越來越艱難。因為係整個制度要壓縮你的新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