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星鳴特攻》看DEI的爭議

人生每天都在不斷做選擇、作決定，最簡單的方法是跟大隊、憑感覺，隨波逐流、順其自然，萬一決定錯了，也有許多「同路人」，就算在最壞的情況，亦絕對不會孤單，因為有許多人「陪葬」。驟耳聽來，正常的人理應不會這般傻瓜，但現實上，受潮流、朋輩、大數據影響的人比比皆是，不願被別人看為古板落後，往往會令我們沒有勇氣拒絕一些自己不願意或不認同的要求，就像在還沒有弄清楚究竟是不是真正在拍拖之前，不少人已拒絕不了發生性行為的要求。又例如在與人工智能（AI）互動的過程中，許多人不知不覺落入了大數據的算計，卻不察覺早已暴露了自己的喜好和弱點，然後被隱藏的商家請君入甕。

因此，作為家長、老師和導師的，實在有需要在適當時候，為子女和青少年作指路明燈，讓他們看到人生原來還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性和選擇。很多時做性教育和生命教育工作，不會即時見到果效，但最重要的是讓年青人在日後遇到一些重大決定或疑惑時，在所謂潮流和朋輩看法之外，看到另一個選擇，更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永遠有權選擇，並且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這個世界有太多迷思，不少社會政策和傳媒文化固然容易受所謂政治正確的想法左右，甚至會做出不合常理的古怪決定。就算在教會機構的事奉，有時亦會人云亦云，盲目跟隨以前的做法或傳統，而沒有考慮在不同的時空和處境，應有不同的考慮和做法。今期《燭光》想和大家一起衝破不必要的迷思，學習為自己作負責任的選擇和決定。

近來筆者因為車禍受傷入院，要住院數天，也要持續地覆診觀察病情。由於是被撞，實屬無妄之災。感恩的是沒有斷手斷腳，沒有骨折或是被車輾過，雖受皮外之傷，但也實屬萬幸。

當筆者在醫院醒來時，第一眼見到的是醫護和警察，筆者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只知道一睜開眼睛，就被醫護問：你知道這裡是甚麼地方嗎？我説：不知道。然後，醫護又説：你知道你出車禍受傷了嗎？我説：不知道。最後，有一個警察問：你記得車禍的事發經過嗎？我説：不記得。因為筆者被撞入院，在車禍中已昏迷，根本不知道為何被撞？怎樣被撞？被撞之後如何被拋出車外？如何受傷？是我撞人？還是別人撞我？對方是男是女？我真的不知道。

在醫院的日子，由於有腦出血和腦震盪，所以只是一直頭暈、一直嘔吐、一直迷迷糊糊的、身體和頭一直的痛。直到稍為有一點清晰思維，才知道原來我是被別人從後撞我，而撞我的人卻完全沒有受傷。那一刻，筆者覺得很無辜之餘，也很生對方的氣，覺得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沒有超速、沒有衝燈、沒有越線、沒有違規，當天也沒有下雨，為何會這樣子受傷？而傷我之人卻可以完全沒事、完全不知道身在何處，連道歉都沒有，筆者就在疼痛中一直在生氣，心裡覺得憤憤不平，覺得世界上怎麼可能有這樣衰的人！其實背後是在想：如果對方也受傷，這才是公平，對方也要經歷我所受的痛苦。就是這樣，心裡一直問神，為何這樣不公平？

後來，筆者知道原來在台灣的香港人90%都出過車禍、受過傷，其實這也算不得甚麼。這件事情上，也令筆者有著一些信仰反思。聖經一早説過：這是一個彎曲悖謬的世代，人心都是邪惡的，人是有罪的，作為基督徒不要為惡所勝，反而要以善勝惡。我們信主的人已經重生，我們活著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們做到「愛與饒恕」。神說的不是一些很抽象的意念，而是一些很貼近現實生活的教導。我們既屬神，同時也既屬世界，我們受世界的影響太多太多，世界追求甚麼我們也追求甚麼，世界怕甚麼我們就怕甚麼，世界覺得不公平我們就覺得不公平，如果我們的恐懼和愛與世界沒有太大的分別，那麼作為基督的見證者，我們是如何能像明光一樣照耀著世界？如何勝過黑暗的世界？如何活出與世界不一樣的信仰？那將會有甚麼出路？那如何活出主耶穌教導的「耶穌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我們屬於世界，就不能夠勝過世界，我們的信仰是與世界格格不入的。

就在這樣的掙扎中，筆者經歷了從受傷到憤怒，再由憤怒到釋懷的過程。憤怒受傷的經歷是真實的，正如我們的信仰也是真實的，信仰的真實是讓我們在黑暗悖謬的世代中有一條出路，這條出路就是耶穌基督的愛與饒恕，而這愛與饒恕是從神而來，是會帶來喜樂的。正如聖經腓立比書二章13至18節所講：「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是的，我們行事若是無可指摘、誠實無偽的話，我們就不要為著不公平的對待而發怨言，因為我們是要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並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就像主耶穌被釘十字架一樣，祂並沒因為過犯而被釘，而是為愛著我們這群不可愛的罪人而甘心被釘十字架，這就是愛與饒恕的具體行為。信仰的真實並非説我們的神是高高在上，不知人間疾苦，反之愛我們的主願意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與我們一樣嘗受人間的痛苦，只是祂沒有犯罪。世界上是充滿著仇恨和憤怒，如果按著世界的法則，根本沒有人值得耶穌基督去愛。如果耶穌基督按著世界的惡去對待世界，那麼我們通通都不能夠得救，只能活在黑暗中，但這就違背了上帝的本質和作為，因為神就是愛！

「神愛世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我們要拒絕做受害人，別人待我們不好，難道我們也要對別人不好？若我們活在以牙還牙，以恨還恨，以惡報惡的遊戲規則，那麼我們就不能活出以善勝惡，以愛還恨的信仰本質。「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着：『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十二17-21）就是我們信仰的本質，我們是反其道而行，信耶穌我們就能勝過世界。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終於落幕了。當人們以為，對比上一屆東京奧運，今次巴黎奧運因時差問題，大部份比賽都是在深夜進行，吸引度自然會被比下去時，原來大家還是很著緊香港運動員的表現，更會為得到獎牌的運動員歡呼喝彩——不過，今屆奧運會除了是運動員、甚至國與國之間的比拼外，還多了開幕禮中的爭議，以及男女運動員應該如何辨別，甚至連應不應為一個持不同政見的運動員打氣，也會成為大問題，這些爭議會否令運動項目變質？運動本身其實又變成了甚麼？

還記得上一屆東京奧運時，與大家分享了有關奧運會的起源和背後的故事。[1] 古代奧運會在公元前776年至公元393年之間，每四年一度，於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北的古希臘城市奧林匹亞（Olympia）舉行。與其說這是一場運動會，其實更像是一個祭神活動：由希臘眾神之首宙斯到諸神的慶典，都是活動的重頭戲，而在當時的奧運會中，除了各項運動比賽外，也有詩歌、舞蹈、朗誦等「文藝」比賽項目。現代奧運會開幕禮及閉幕禮上，升降奧林匹克會旗時演奏的奧林匹克會歌（Olympic Anthem），其實也是以歌頌希臘諸神為題。[2] 無怪乎今屆巴黎奧運開幕禮上，出現了戲仿「耶穌的最後晚餐」的一幕而引起批評時，主辦方也將之說成是模仿希臘神話中的「諸神的盛宴」了。[3] 但無可否認，這樣推說大家誤會了是頗為不負責任的，對觀眾來說，憑第一眼看見的印象，該場景的確是會令人聯想到耶穌與門徒最後晚餐的場景。

現代奧運會標榜仿效古代奧運會精神，成為了全世界和平與友誼的象徵。在2021年7月，國際奧委會正式通過將 “Communiter”（更團結）加入奧林匹克格言，成為第四個元素，使格言由原來三個字的拉丁文 “Citius, Altius, Fortius”變成了四個字的新口號，即英語的“Faster, Higher, Stronger – Together”（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4] 而在今屆奧運會上，也有很多運動員的感人故事。

自上屆奧運會首次將滑板項目列入正式比賽項目後，今屆奧運的滑板賽事仍然帶給大家驚喜：年紀輕輕就成為奧運金牌得主——14歲日本女選手吉澤戀，玩滑板也只是跟哥哥去玩，後來更培養出興趣來，既沒有贊助商、沒有專業培訓資源，自己也沒有使用手機的習慣（在人人手機的時代，這實在很罕見呢！），令她不了解自己已達國際賽的水平。直至上屆東京奧運看到滑板賽事，她才意外發現自己原來有參賽的實力。如是者，她「由無到有」，變成了金牌選手，就此成就了傳奇。[5] 但更傳奇的不只在爭奪獎牌，而是「志在參與」：在男子滑板公園賽賽事中，金牌由澳洲選手Keegan Palmer成功衛冕，但觀眾更想向一位「老人家」致敬：51歲滑板界傳奇人物，有份創立美國滑板協會，並於90年代起稱霸滑板運動，在極限運動會（X Games）23次奪得金牌的英國運動員Andy MacDonald，為了圓夢而出戰今屆奧運。他雖然在初賽已止步，但卻獲得全場觀眾致敬，他亦笑言：目標早已不是爭取金牌，而是「享受比賽的每分每秒」。[6]

而在乒乓球賽上，也有第六次征戰奧運的「開心嫲嫲」倪夏蓮，在女子單打比賽中，與中國運動員23歲的「世界一姐」孫穎莎上演「嫲孫大戰」。在比賽中，這位61歲的「不老傳奇」不只投入賽事，更是樂在其中：比賽中以花式轉身救球，休息時「飲啖可樂」（這在「斤斤計較」飲食營養成份專業運動員中實在不可思議），完賽時更與身為教練的老公情深一吻，讓這場比賽展現非一般的體育精神。比賽結果，當然是後輩勝出，但倪夏蓮卻分享到：「我第一個夢想是來（巴黎）奧運，第二個夢想是贏一場球，第三個夢想是跟孫穎莎打，我都圓夢了！開心！好開心呀……年齡只是一個數字，我們不要放棄夢想，不要覺得老了就不行，我們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7]

除了年齡不是追求夢想的障礙，就算失敗了，只要再起身，也可以再次帶著超越勝負的身段逐夢。貴為美國體操天后的Simone Biles就是其中的例子，[8] 身為美國全非裔運動員及個人全能體操金牌得主，她在上一屆東京奧運比賽時，因為「空中失感」問題（體操選手們在進行空中動作時失去了方向感，喪失對身體掌握的能力）而表現失準，她甚至要在自己的強項個人全能賽事中退賽，背負了「臨陣退縮」的污名。但經歷過失敗，克服了障礙，從巴黎奧運中再次躍起的她，可謂脫胎換骨，不只寫下三金一銀的佳績，更跨過了勝利得失，她先在巴黎奧運平衡木項目中失手，只能以第五名完成賽事，後在自由體操賽事中，以0.033分之差輸給巴西名將Rebeca Andrade，但她識「英雌重英雌」，視Andrade是勁敵更是好友。在頒獎禮上，Andrade上台的一刻，作為銀牌得主Biles與銅獎得主Jordan Chiles，一起向她「跪拜」，場面有趣之餘，更體現了超越勝敗的體育精神。[9] 同樣的感人場面，也發生在台灣羽毛球前「一姐」戴資穎身上，備受傷患困擾的她，在分組賽最後一戰中，被她多年的「宿敵兼好友」泰國選手依瑟儂擊敗。比賽之後，因知道這是戴的奧運告別賽，依瑟儂抱著戴資穎，相擁而泣，再一次感動了在場的球迷，留下經典的一幕。[10]

可惜的是，美麗的風景線始終有限，在現代奧運會復辦的數十年間，賽事本身已成為各國展現國力的場所，不少國家為著展現「運動強國」的「軟實力」，對於獎牌榜成績十分在意。而不少國民亦十分重視勝敗，當自己國家的選手勝出時沾沾自喜，到失利時則推卸責任，甚至使出了咒詛對手的手段。不禁令人想起羅家倫先生寫的一篇經典課文——〈運動家的風度〉，他提到運動所重，乃在運動的精神：古代希臘人以為「健全的心靈，寓於健全的身體」，而運動的精義，除了強身健體外，更有道德的意義，就是在運動場上養成人生的正大態度、政治的光明修養，以陶鑄優良的民族性。他由體育引申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做人要有服輸的精神，要成為有風度的運動家，要有超越勝敗的心胸。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正是重要的運動精神之一，否則就要變成「悻悻然」的小人了。有風度的運動家能夠表現出「言必信，行必果」、「任重而道遠」和「貫徹始終」。一個世紀前的呼聲，「君子之爭」何時才能達成？[11]

奧運會本旨是高舉運動，崇尚超越一切政治，但其實運動從來都不能離開政治。一些國家和地區除了因戰亂而不能參賽或被制裁外，有些地區勝出了賽事，原來連「提也不可」。有網民留言直指「審查厲害，金牌唔報，報銀牌」，更有人譏諷這是「不能說的金牌」。[12] 而今屆香港「劍后」奪得第一金，由最初的萬人慶賀，體現香港精神，到後來被揭發她於攻讀法律碩士時，提交具相當政治立場的論文，一下子又惹來很多負評，她亦宣佈退役，更極速到馬會任職。使人感嘆，就是最純粹的運動競賽，原來都是政治掛帥。[13] 在香港從事運動員的第一天，就要進入體制，由運動項目是否得到認可，到教練、資源安排，以致能拿到何等級數的生活補助（當有人說「香港運動員好幸運」的同時，很難想像在今日香港，金牌運動員可能收到全球最高獎金的同時，亦有職業運動員因項目不被政府認可，以致是零收入的），都是由官方相關的體制架構定奪，這種狀況實在令人無可奈何。[14]

而今屆奧運比賽中的爭議，還包括了性別議題、公平的問題上。本為女兒身，被國際奧委會認可參賽資格，但之前卻未能通過國際拳擊總會（IBA）性別測試的阿爾及利亞拳手哈莉芙和中華台北選手林郁婷，分別在女子66公斤級及57公斤級拳擊比賽中奪得金牌，但比賽期間卻受到多方質疑。有人認為她們只是體質「天賦異稟」，也有人認為讓她們作賽對其他女性選手不公平。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時間也難以定奪。[15] 大家如有興趣，可參看9月號《燭光》的一篇文章〈奧運性別爭議的背後〉，當中有探討相關議題，希望能提供一些參考。

最近網上串流平台有一套韓國團隊製作的體能競技真人騷上架，參加者進行了不同項目的體能競技，以爭奪三億韓圜的冠軍獎金。參加者全都擁有壯碩身材及超強體能，當中不乏韓國現役及退役的國家隊運動員、奧運金牌得主、格鬥比賽冠軍、紀律部隊成員等。因不限性別，參加者當中有男有女，但男女同場參加體能方面的比賽又豈會是公平的競技？雖然女參加者之中也有頂尖的運動員，但就算她們使出了「洪荒之力」也只落得遭到淘汰的下場，這不是因為她們體能差，而是節目以體能作競技的設定，讓男性擁有絕對的優勢，而女參加者拼盡全力的表現只能贏得所有參加者的尊敬。

在過去幾年出現的跨性別運動員爭議中，不少體育協會都相繼選擇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比賽，以保障女性運動員的權益。但在一些學界賽事中，仍有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同場比賽的情況出現。美國俄勒岡州學界的運動政策容許學生依據性別認同來進行比賽，這意味著有生理男性參加女子賽事的情況出現。在本月13日於俄勒岡州舉行的高中田徑比賽中，一位生理男性的跨性別運動員在200米女子賽事中大幅領先其他對手，並以25.49秒的成績衝線，引起社會極大的迴響。雖然最後有女跑手跑出更快的成績，令該跨性別運動員「屈居」第二，但如果這名跨性別運動員須依據生理性別去參賽的話，其成績只在男子組排61名。

容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項目，只會令競賽變得不公平，最終受害的是一眾刻苦練習的女性運動員。

參考資料：
“‘Insane’: Transgender high school athlete blitzing race sparks US outrage,” Fox Sports, last modified April 17, 2024, https://www.foxsports.com.au/more-sports/insane-transgender-high-school-athlete-blitzing-race-sparks-us-outrage/news-story/7f1828cf0d957798541b59a211c404b6.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2023年12月2日，筆者應邀在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會的一次活動中發表一場關於數據科學的演講，我向組織建議，除我之外，大會還應該邀請另一位講者討論另一個題目，這樣內容就可以更為多樣化。起初主辦單位邀請了加州大學一位女教授，但她拒絕了邀約，跟著該組織轉而邀請另一位在同一題目上也是專家的男教授，幸好他欣然接受。可是，在活動舉行前幾天，突然有另一位女教授聯繫大會，質疑為甚麼演講者全都是男性，而沒有女性，她表示關注該組織是否奉行多元化政策。

於是乎委員會商討如何回應這項挑戰，委員會告訴她，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會有許多女性委員，而且，一開始我們確實邀請了一位女教授做講員，但她婉拒了。我還回覆說，雖然我是男性，但我是亞裔美國人，不是白人，由此可見，該組織確實尊重多元化。

坦白説，我對這種政治正確性已經很不耐煩，往往這種多元化變成了對人吹毛求疵，對自己則諸多藉口。最近不少美國大學因著以巴戰爭而爆發了一連串反猶太言論和行動，包括叫囂「殺光猶太人」，但大學當局並無採取任何行動。2023年12月5日，賓夕法尼亞州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在美國眾議院委員會作證，議員要求她們解釋為何無所作為，她們只是支吾以對。隨後賓州大學校長馬吉爾（ Liz Magill ） 在強大壓力下辭職。這篇文章的重點不是關於以巴衝突，我只是想帶出一點：這三所名校的校長都是女性，但為甚麼沒有人質疑當中的性別是清一色呢？

聖誕假期期間，我和妻子去遊輪度假，我們不經意地討論起聖誕老人會否有一天被指控缺乏多元化。郵輪公司安排了工作人員扮演聖誕老人，去陪伴乘客拍照。正如你所料，那位聖誕老人的外表非常典型：一個老胖子。

我跟太太開玩笑地說：「這真是一份優差！他只需要坐下來跟人拍照，我可以應徴做聖誕老人。」太太冷冷地回應：「你的身形不夠健碩。」我賭氣地回答：「他們不尊重多樣性，為甚麼聖誕老人一定是個胖子？ 這是體形歧視！他們應該聘請至少三種尺碼的聖誕老人：大、中、小。」

説實話，聖誕老人的形象沒有必要是身形龐大的，聖誕老人源於古羅馬、英國、美國的傳統以及其他民間傳說。主後第四世紀，聖尼古拉斯出任羅馬帝國利西亞地區（今土耳其境內）的希臘主教，聖尼古拉斯以對窮人慷慨解囊而聞名，據說曾經有一個父親要強逼自己三個女兒去賣淫，連續三個晚上聖尼古拉斯從這家人的窗戶扔入一袋金幣，從而解救了三名女孩，人們相信種雪中送炭的聖尼古拉斯就是聖誕老人的原型。然而，根據歷代描繪聖尼古拉斯的畫像，他是一個瘦子，他的模樣和現代的聖誕老人大相逕庭。

聖誕老人的另一個來源可以追溯到英國的「聖誕爸爸」（Father Christmas），本來聖誕爸爸的外表並沒有定形，1843年約翰．里奇（John Leech）為查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繪製了一幅聖誕爸爸的插圖，在插圖中，聖誕爸爸也是一個瘦弱的人，他穿著的毛皮外套是綠色的，而不是今天聖誕老人的紅色大衣。

隨著歲月的流逝，聖誕老人逐漸變成了一個穿紅袍的胖子，最早奠定聖誕老人現代形象的藝術家是德裔美國漫畫家托馬斯．納斯特（Thomas Nast），1863 年在《哈潑周刊》（Harper Weekly）中，納斯特將聖誕老人描繪成一個穿著美國國旗的胖子。

綜合以上的歷史，聖誕老人本來不是肥人，聖誕老人的現代形象是文化壟斷的結果。基於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原則，我絕對有資格扮演聖誕老人！

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在英國，3月2日是「世界圖書日」（World Book Day），學校會舉行一系列的活動，例如圖書角色扮演，同學會穿著不同的角色的衣服回校，然後一起閱讀圖書，主辦機構更會與不同書商合作舉辦不同活動，例如一鎊一本圖書，以及免費圖書活動，鼓勵兒童閱讀。

不過在活動前半個月，《每日電訊報》調查報道發現，英國兒童文學作家達爾（Roald Dahl）的童話書在改版時，出版商與倡議兒童文學應具備包容、多元、平等元素的組織Inclusive Mind合作，修改了作品的一些內容，當中《朱古力獎門人》（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一書中極肥胖男孩格盧普（Augustus Gloop），由極肥胖（enormously fat）改為龐大（enormous）。除了刪去「肥」（fat）一字，記者發現不少作品亦被刪去「醜」（ugly）一字。

同時，記者也發現有新版的童書改了一些對性別的刻板形容，例如在《怪誕黑巫后》（The Witches）一書中有一句「即使她是在超巿做收銀員或者為公司打文件」就改為「即使她是做頂級科學家或者從商」。同一本書有另一段講女巫戴假髮有可能是因為秃頭的段落，更直接加一句：「女性戴假髮有很多原因，這絕對沒有問題。」

持有以上作品版權的達爾故事公司發言人曾回應，有關的修改由2020年開始，當年將工作外判給Inclusive Mind處理，有傳媒再揭發，內容修改的方法是邀請關注不同小眾、對文字比較敏感的人來閱讀達爾的故事，並將令他們感到被冒犯的文字挑出來，然後進行修改。Inclusive Mind曾回應稱，他們只是將他們認為不好的部份指出，但最後怎樣修改，還是書商自行決定的。

這種解釋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著名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認為書商做法是「荒謬的審查制度」，英首相辛偉誠亦批評修改書中用語的做法，他的發言人引述了達爾的童書《吹夢巨人》（The BFG）的觀點，指出「不要顛三倒四地改變詞義」（Don’t Gobblefunk around with words），及後連卡米拉皇后也曾不開名批評，認為書商應該要確保作家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不受侵害。

書商在備受各方批評的一週裡，很快從善如流表示，會在年底推出沒有修改的「原著版」（classic collection），保留所有原來文字，變相同一本書會有兩個平衡的版本推出巿面，做法就如「打和」一樣，彷彿甚麼也沒有改變。事件仍然引起討論的同時，《每日郵報》發現另一個兒童文學作家Enid Blyton的作品有類似的修改，但該書商並未有任何回應。

類似的事件被形容為woke，這字於60年代源於非裔美國人的方言，用於爭取黑人的平等和社會公義運動中，但近年這詞語被廣泛地用作描述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爭取權益是應有之義，當中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和Me too運動也是其中代表。文章的字詞被修改，本來為避免傷害敏感人士的心靈，做法是為了關心和給予不同小眾更多的同理心，但後來卻發展成唯我獨尊的一種態度，動輒批評別人不夠woke，最後更形成輿論審判，於是對運動開始有反彈。

同樣，對於一些歷史的文學和文字，不少人認同應該尊重該時空的限制，即是作者的寫作時空，若當時某些寫法和文字並未有構成冒犯，作者明顯也是無心去傷害任何人，這些文字理應被保留。若果要配合新時代，可以做改寫，甚至重寫，但不宜改動他們的文字，但仍在修改了的作品中冠上他們姓名，這是明明的審查。

有專欄作家指出，達爾其實並不是一個完全不願意改動原著的人，如果有人提出他的某種寫法可能會冒犯人，他會願意修改，甚至刪去一整段，但修改都是經他同意的。達爾生前在一個與插畫師的對談中曾表示：「當我離開時，如果那發生了，那麼我希望強大的雷神之錘猛烈地敲打他們的頭部。或者我會派遣『巨大的鱷魚』將他們吞噬。」巨大的鱷魚是他同名書籍的主角。

可見，當政治正確要求社會對世界上所有文字記錄，甚至歷史都要作出政治正確的修改時，大家會反問為何我們不能保留一下舊世界的一些想法？但這些提倡政治正確的人的答案是因為這種傷害人的說法如果一直出現，就會一直影響著我們的下一代，令一些人的意識形態永遠不被改變，所以惟有改變這些舊文字，才能令下一代有實質的改變。

文無定法，流行文化和文字與經典有不同。流行文化的產品理論上可以因著每個年代有自己流行的讀物或文本，舊的文本若不合時宜自然會被淘汰成為歷史的見證，並不需要強行改變歷史的文本，否則和將自己的思想強加在別人身上並無分別，也是一種活脫脫的審查。可見社會即使講求政治正確，也應該對文本的修改有基本底線。

至於歷久常新，甚至難以改變的東西，例如宗教典籍又如何呢？今年2月英國有報章報道，英國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計劃修改一些禱文，令主禱文中「我們在天上的『父』」，不一定要用「父」這個詞，可以改用「無性別（non-gendered）」字詞，以方便大家使用。

《聖經》，不似流行文化或者文學，會隨時代流轉而消逝，是否應該「與時並進」，更改內容，以更符合現代的想法呢？所謂釋經，除了學習如何了解原文在原本處境的意思之外，同時讀經的人亦會問這些經文給今時今日的社會的意思，與其改掉原本的寫法，倒不如問一下，如果今日仍然用這些字詞，給我們的意思是甚麼？若今天的文化不喜歡這東西，就刪一些，幾十年後喜歡另一些東西，又加一段，那麼經典還會剩下甚麼呢？

人類的文明在遊戲中彰顯得很美妙。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這雖然是眾多比賽其中一個人間的遊戲，但這個遊戲竟吸引萬千人關注。這個遊戲如此牽動人心我覺得是因為背後有些人生哲學。

一般情況每隊是11人，足球比賽是一個極端注重團隊的一種比賽。而每個位置理論上都不可或缺，相同重要。人人平等的觀念在這個遊戲十分全面地表達出來。

教練領隊沒有落場，但卻是球隊的大腦，球迷也能影響到球隊的表現及球會運作。球證旁證的權威也充份顧及，不容任何人干犯。而在世界盃隊伍中我們有時驚覺，原來許多國家的名字我們是很陌生，她們大都是窮小國，但卻可處身在經濟軍事列強之中。法國的經濟實力比阿根廷高八倍，但是她卻有資格與法國在決賽中較技。巴西也是窮國，但卻是足球王國，球王多出產在南美洲弱小國家。剛離世的比利所得到的普世尊重堪比國王。這個「人間遊戲」是充滿奇妙平等的觀念。

強國者若以為可以憑權益操控足球比賽，史上似乎沒有成功例子，反充滿失敗的史實。這些黑金球賽只有叫球技水準不斷下降。人人平等的遊戲是上帝給我們智慧和教育的好機會。我們不喜歡玩不公平的遊戲，只叫自己無癮，白費人生，且有被愚弄之感！上主自己來到人間（道成人身）宣教，甘心謙卑地在人類中間一起玩人間的遊戲，示範如何平等地承擔人生的一切，就是如一般人一樣，遭遇抗議排斥直到上十字架。儘管世界仍有許多不公平，人類仍在不斷學習實踐平等的觀念，上帝2000年前示範了，我們也就應該不斷學習並維護這個觀念，叫不斷擾亂平等又常藉詞搬龍門的權貴羞愧。

誠然，這個世界沒有絕對平等，但是絕對不應阻礙別人追求平等的制度，更應為努力爭取更平等的制度鼓掌。足球賽例不斷在謹慎地更新，叫人覺得競爭得更平等，更合情合理。主耶穌為了人類得更豐盛的生命，或稱為更合神賜人有尊嚴的生命而用和平又捨己的方式，責備和挑戰當時的權貴，維護並彰顯了上主旨意對人類的生命原則。今天我們有沒有此勇氣去鼓勵和推動爭取平等原則的人呢？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爭取特權的人，企圖破壞人人平等的權利，使之模糊不清，藉著趨炎附勢的手段，去混水摸魚撈得眼前的權益，不惜欺負無權無勢的人，要立場鮮明的與這些人抗爭，殊不容易。

主肯為此人間遊戲而捨生取義，我們可不要遊戲人間、趨吉避凶啊！

理論上，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但近年來不同的政治黨派、宗教、種族、學派的衝突愈演愈烈，有人將此問題歸因於後現代主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在相對主義底下，當所有想法都被視為同樣有道理時，那麼每個人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筆者認為這是將問題過分簡化，首先，後現代主義並不等同相對主義；其次，如果每個想法都是同樣有點道理，那麼理論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包容。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另一方是大錯特錯，甚至不應該在論壇中佔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問題的真正徵結是絕對主義！限於篇幅，在這短文中我只能提出供以下兩個例子。 

以政教分離為例，美國基督教右派援引《美國憲法》，聲稱政府無權干涉教會或限制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候他們無非企圖恢復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世俗主義者引用了同一部憲法，試圖從所有公共場所中清除基督教的影響。憲法和民權律師安德魯．塞德爾（Andrew Seidel）引用了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關於在羅馬帝國時期宗教多元化的看法：「羅馬世界盛行各種形式的神靈崇拜，人們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真實的，哲學家認為它們同樣是錯誤的，司法部門則認為它們同樣有實用價值。」賽德爾說，大多數美國開國元勳都同意吉朋的觀點，因為他們認識到宗教可以被利用去謀取政治利益，所以要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

像歐洲中世紀般設立國教或者將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是有問題，但羅馬帝國的宗教多元化豈不是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接近嗎？但賽德爾似乎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錯誤的，故此即使在多元社會中宗教也應該受到摒棄。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另一個例子是在學術界，粗略地說，在社會科學中，研究方法有兩種：定質（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在前者，資料類型為文本，資料來源可能是檔案、訪談記錄、個人觀察……等。在後者，資料類型為數字，數據來源可以是實驗、調查、統計記錄……等。在學術界，有些定質和定量的研究人員無法和平相處，定質研究人員不喜歡定量方法處於主導地位，從而提倡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驟眼看來，這是一個用意良好的主張。

作者的專業之一是心理學，不少早期的心理學家都依靠定質方法來發展其理論，他們並沒有使用統計數據，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榮格（Carl Jung）、馬斯洛（Abraham Maslow）、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由衷地說，我十分欣賞他們從分析個人經驗和文本中獲得對人性的洞察，筆者的另一個專業是哲學，哲學亦是通過觀察、體驗、反思而取得真知灼見。但是，當我要求人提供更多數據來支持一些有爭議的觀點時，有些人卻認為只能使用定質方法來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事實上，我在許多研究項目中都使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亦即是同時採用定質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真的擁抱方法論的多元主義，那為甚麼某些問題一定只能夠用定質方法去處理呢？

當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時，我的一名前博士生是定質方法的「鐵粉」，他批評說統計方法太「容易」，並說統計方法是基於過時的哲學，他還批評說我思維狹窄，說我只是從自己的學科去衡量所有事情。簡言之，統計學可以休矣！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後現代主義並不是洪水猛獸，真的會摧毀自由民主社會基石的是不自覺的絕對主義。

近年社會一改對政治正確比較包容的態度，開始質疑當中的合理性，社會對各種約定俗成的詞語突然變得更敏感，一個字詞的選取、一個肢體動作帶來的連鎖效應，令社會的氣氛更加躁動不安。本文嘗試指出幾個政治正確遭到質疑的例子，並帶出無懼政治正確的壓力說出道理的重要性。

在處理性解放議題時，不少友人常感嘆有大量網絡文宣立場傾側一邊，少有平衡或者以傳統家庭價值來表達意見，不過自上屆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出現之後，大家開始意識到所謂政治正確所產生的寒蟬效應。[1]

所謂政治正確，原本就是要保護社會的弱勢人士，所以在言語上不能歧視他們。特別是在性別、性傾向、宗教、種族等方面，背後的概念當然就是平權，當中典型的例子如：聖誕快樂要改為歡渡佳節，男女要改為各位（不分性別），不過類似的文字本意是透過約定俗成的方法去轉化社會，但一些人不明就裡，有意無意地想透過法例去強迫所有人都要政治正確，就會變成過猶不及的社會政策及制度。

這幾年先有美國要求所有學校的洗手間改為不分男女，以保護跨性別的孩子可自由使用所有洗手間，減少不必要的歧視。但此政策令不少家長震怒，認為洗手間分男女也就是有實際需要，各州更因此有不同的處理手法，部份學校直接無視有關的決定。

又例如去年底有被性騷擾、甚至性侵者出來表達自己是受害人的 #MeToo運動，雖然成為全球話題，受害人的故事更成為很多人的鼓勵，但同時卻產生一些不必要的反效果。瑞典去年年底就因為要回應 #MeToo浪潮，計劃修訂強姦法例為雙方要在性交前必須得到對方明確同意，否則便可被控強姦罪，更有手機程式設計者設計「同意app」讓二人簽約後始有性行為。[2]

這些事件均遭到社會各界批評，認為政治正確過了火，有些東西不能隨便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更改，例如男就是男，女就是女，不應該因為要照顧特殊需要，而隨便更改一些社會的日常用語。不過，不少研究社會運動的朋友均指出，改變對一件事的命名，實際上就是在改變文化。當「娼妓」不是娼妓，而只是「性工作者」時，既是「工作」，又沒有「妓」的含意，就失去文字的道德批判，產生語言淨化的效果，同樣，將「雞姦」改成「肛交」也從來不只是「正名」，也有文化的改變，正如今日的「變性人」，將之改為「跨性別」，社會就易接受得多。

政治正確另一個問題，就是整件事連出發點也不是為了甚麼保護弱勢，而是為了完全不必要的正名。以中、港、台的關係為例，早前傳出某跨國酒店的網站將香港、台灣、澳門和西藏列為「國家」，是為分裂國家，但香港和澳門在一國兩制下，無以名狀的狀態就一直如此，最有趣是在內地網站中，香港和澳門既不是內地省份，也不是以「台港澳區」獨立存在，即使網站寫明「全國包郵」香港也要額外收費。[3] 前傳媒人區家麟形容「國家安全真的很脆弱，國人的心更脆弱，網上一張表格都義憤填齊上腦」，[4] 他更列出今日好些傳媒為了政治正確，在很多事上早已轉了很多說法。

面對這種命名之爭，在學術上稱之前論述戰，有學者更認為這些文字的改變直接將文化和社會對某事物的價值和定性改變，所以是兵家必爭之地，是輿論重要的戰場，必須要保住某些字詞的意思，甚至不惜要立法禁止某些言論的出現，以保障一些人的基本生活。惟事實上我們要有很多智慧去辨別那些命名的意義，名字背後，除了有政治和權力的論爭，定必還有對真理的持守，面對不應該改變的命名，我們只能堅守，而堅守的方法，就是無懼政治正確，無懼有機會被指冒犯別人，而去說出你認為合理的話，[5]既然是鹿，就不能睜著眼說是馬。

性別定型（sex stereotypes）是指社會對性別的角色、氣質等的固有期望（例如：男性應剛強，女性應柔弱）。性別定型歧視，就是指由於一個人未能符合這些性別期望（例如：一名男（女）性的行動舉止很女（男）性化）而遭到差別對待。^[1]社會上有人希望衝破這種性別定型的限制，並希望不會因此而遭到歧視。當然，我們認同任何人不應因為有此想法而受到歧視，但這是否代表一個人可以無限制地衝破性別定型的限制？並要求其他人完全認同呢？以下的案例[2]或許可給予我們一點啟迪。

性別歧視法例

美國密歇根州一名從事殯儀服務，生理性別是男性的跨性別人士Stephens，向其僱主Harris表示他將會在工作期間穿著女性衣服。Harris引用聖經指出，性別是上帝賜予每一個人的一份不容改變的禮物，男性不應穿著女性衣服，因為這無疑是否定自己的性別。Harris指出，若他容許男性僱員穿著女性衣服，無疑是認同性別是可以改變的，有違上帝的命令。基於這個信仰原因，Harris將Stephens辭退。

當地的平等僱用機會委員會(EEOC)代表Stephens控告Harris，指Harris基於Stephens未能符合對男性的性別期望而解僱他，作出了性別歧視，違反了聯邦公民權利條例第七標題（Title VII of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的規定，[3]並且認為Stephens有權穿著女性衣服。法庭判定，僱主確實是基於性別定型的原因而解僱Stephens，構成性別歧視，故違反了Title VII。

宗教自由復原法

根據聯邦宗教自由復原法(RFRA)，若Title VII對Harris行使宗教自由造成重大的負擔，Harris可豁免不受Title VII的約束，除非EEOC能證明，執行Title VII是實現一個迫切性的政府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並且對Harris造成最少限制的方法。

法庭認為，要求Harris容許Stephens穿著女性衣服，確實是對其宗教信仰的行使造成重大的負擔。但是，法庭同意EEOC的申辯，即清除性別定型歧視是一個迫切性的政府利益，而執行Title VII可實現該目標。

另一方面，法庭卻認為，EEOC未能證明執行Title VII是實現該目標的最少限制的方法。換言之，要求Harris容許Stephens穿著女性衣服，並不是清除性別定型歧視的最少限制的方法。若Harris實施中性制服的政策，同樣可清除性別定型歧視，並且對Harris造成較少的限制。

基於此，法庭最後裁定，由於執行Title VII對Harris行使宗教自由造成重大負擔，而EEOC又未能證明執行Title VII是清除性別定型歧視的最少限制的方法，故Harris可不受Title VII的約束，即Stephens不能要求Harris容許他穿著女性衣服。

消極與積極的權利

以上的裁決說明了兩個容易混淆但性質不同的權利，一個是免受性別定型歧視的權利，另一個是衝破性別定型的權利，前者是一種消極的權利（negative right），後者是一種積極的權利（positive right）。性別定型歧視法，只限制僱主不能按照性別定型去規定男性及女性的僱員穿著不同的衣服，但這並不代表僱主完全不能規範僱員的衣著，因為僱主仍可要求所有僱員穿著中性制服。在歧視法下，僱主雖然不能因僱員穿著異性衣服而解僱他，但僱主仍可劃一所有僱員的衣服要求，僱員並不擁有穿著異性衣服的絕對權利。

結語

從以上可見，一些涉及性別觀念（性別定型、性別認同、性傾向）的歧視法例，可能會引致兩種逆向歧視。第一，除非那些受法例規管的人士（僱主、學校等）將其制度「去性別化」，否則他們便有機會觸犯歧視法（正如法庭裁定，Harris不能對男女僱員的衣著有不同的要求）。第二，歧視法例或許會成為某些人的藉口，不單要求「去性別化」，還進一步要求按自己的性別觀念行事（正如EEOC認為，Harris不單不能對男女僱員的衣著有不同的要求，Harris根本上不能對僱員的衣著有任何要求）。[4]

無論是被迫將所有制度「去性別化」，或是被迫讓人隨意按自己的性別觀念行事，均一定程度上影響有關人士行使其營運方針或信仰的自由，權利是需要平衡的，不應為了反歧視而製造新的歧視。

一間酒吧因「女士之夜」於上月被裁定性別歧視，不少輿論認為矯枉過正，回響不絕。上星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立法會上稱會檢視平機會的相關條文，又稱社會大眾可向政府提出建議。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拒絕向女士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或不按相同方式提供，都屬違法。法例將合理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一刀切地視為觸犯歧視條例，會衍生怪異現象，有議員向政府提出如此質詢：「食肆提供母親節套餐優惠，以至美髮店及美容店向男女客戶收取不同費用……有被提出訴訟風險」，質詢不無道理，反映歧視條例的漏洞。

歧視條例原意是消弭真正的歧視。若要能對症下藥，在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上有修改的必要，條例至少要區分拒絕服務、營商定位及提供優惠三者，將合理的差別對待剔除於法例之外。

舉例說：一、食肆基於客戶是女性而拒絕提供服務；二、某食肆打造「女人專屬」餐廳，將所有男顧客拒諸門外；三、食肆向母親提供母親節套餐優惠。

確保女性得到食物的平等機會，保障女性的生存權利，是社會共善。當社會文化大規模地傾側有利於男性，政府就有理由動用公權力，以法例禁止第一類情況。

至於第二類，食肆老闆按創意作出市場定位，然而將要付上代價：他放棄佔人口近一半的客人、與男性同行的女性也不會光顧。自由市場會自然調節，或是商機，或是淘汰。在確保男性不因此面臨饑荒，而飲食行業沒被壟斷等前提下，政府應保障多元創意和營商自由，避免市場被過度干預。

第三類例如在母親節向母親提供優惠以鼓勵消費，動機多為商業考量，也不排除有企業真誠地透過優惠對天下母親表達敬意。這是差別對待，但不應構成觸犯性別歧視。然而，現行法例卻有機會扼殺這些商業行為、良好意願。就正如酒吧以透過增加女顧客消費的誘因，以吸引更多男顧客；又或考慮到男顧客耗酒量比女顧客大等因素，動機都非出於性別歧視。在沒有危害女性（或男性）群體的基本權利為前提，政府應以歧視條例干預商界提供優惠的方式嗎？

深信兩性得到平等機會，是香港人都擁抱的重要價值。但立法者宜就歧視條例的適用處境對症下藥，區分拒絕服務、營商定位及提供優惠三方面，以免矯枉過正，以平衡恰當的方式消弭真正的歧視。

性別歧視條例自1995年通過至今已超過20年，男女平等的觀念已植根市民心中，過往社會男女不平等的情況已大大改善。相信沒有人會公然認同性別歧視，但在條例的實際操作上卻出現爭議，問題在於大家對歧視的理解存在分歧。

最近，法庭裁定酒吧向女性提供優惠的「女士之夜」違反性別歧視條例，令社會大眾譁然。酒吧男女顧客收費不同的確是差別對待，但酒吧的目的其實不是要歧視男性，而是希望吸引更多女性入場，甚或增加男性在場內結識女性的機會。若單純從營銷策略考慮都屬歧視行為的話，不少人都覺得太矯枉過正了。很多時商界為吸引某些本來較少光顧的群體而給予的優惠，原意根本與歧視毫無關係。

另一個爭議的案件是認為「男女分隊」的升中派位模式違反性別歧視條例，所以當局在2002年改為男女合併的派位模式。由於男女的發展及學習上存在差異，在着重語文運用的學科上，小六女生往往比同齡的男生有較好的表現，所以現在第一組別學校的女生比例普遍較高，相反第三組別學校的男生比例較多，這亦令大學校園出現女多男少的現象。這又是否對較遲「開竅」的男生公平呢？

筆者在外地旅遊期間，曾遇見酒店只向女性住客提供保濕面膜，自助餐餐廳對男性收費亦較高（ 相信主要從食量考慮），但本人認為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差別對待，並不覺得被「歧視」。如果一刀切地禁止一切基於性別的差別對待，而不考慮兩性的生理差異及兩性互動的處境，又是否合理呢？有些地方因慮及地鐵性騷擾問題嚴重，而設置女性專用車廂，是否就是故意歧視男性？筆者不是要鼓勵歧視行為，但問題在於何謂歧視，社會應該容許合理的差別對待存在。

最後，平機會表示年齡歧視須正視，假若一旦年齡歧視條例通過，難道兒童及長者的乘車優惠會被視為歧視成年人？

平機會剛發表的《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報告扭曲民意，先將超過十萬人的聯署，視作一個「機構意見」計算，又將原本諮詢文件中的事實婚姻，偷換成強逼市民承認未經諮詢的同居猶如婚姻的關係和同性婚姻，立法給予相關人士擁有現時婚姻條例下的已婚人士同等的福利及保障，更將之列為「優先處理項目」。如此明目張膽偷換概念及違反承諾，令人憤慨。

公然愚弄十萬民意

平機會在二○一四年發表諮詢文件時提倡承認事實婚姻，明光社在發動反對聯署時，曾向其法律主任李世恩先生查詢，他曾向本社明言：「聯署人數會計算在內，即十萬個反對的聯署計十萬個反對。」本社董事同工於當年十月代表二百四十八個團體及十萬六千五百二十二個人，親身到平機會總部向周一嶽遞交聯署，明確反對事實婚姻。聯署的十萬巿民均以全名及聯絡資料登記，亦經本社核實，實強而有力地反映社會上不少市民的意見。若平機會一早表明每名表達意見的市民必須親自書寫意見及理據，本社當日便會發動十萬聯署者，一人一電郵送往平機會。甚至一人一時段約見周主席，避免主席大人以為聯署者皆盲從附和，不能準確理解諮詢文件的原意。可惜我們被誤導了，而報告最後竟將數字扭曲，出爾反爾，愚弄熱心表達意見的巿民，有違公民社會諮詢的基本道德，削弱平機會的公信力。

扭曲數據強推同婚

連同被平機會漠視的十萬聯署，實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五反對事實婚姻，平機會竟先將聯署人數扭曲為「一個意見」，又在報告第二十六項建議無中生有，「建議政府就法律上承認香港異性和同性同居關係，包括現有同居關係和海外同性婚姻等相關歧視問題，進行全面研究及公眾諮詢」。平機會預設立場，強行偷換概念，將諮詢淪為花瓶。周一嶽更一意孤行，在記者 會稱「諮詢並非民意調查……公眾意見的傾向不一定起決定性作用」，整個諮詢根本就是勞民傷財的一場鬧劇！

正如本社發起的聯署所言，我們反對任何破壞婚姻和擴大家庭定義的企圖，因為此舉破壞社會最根本的組織架構，再者，一些男女選擇同居而不結婚，乃個人意願，既然不願意履行婚姻的責任，因此，不能享受由婚姻帶來的福利乃天經地義的事，若將有關做法視為歧視乃本末倒置。至於同性婚姻仍極具爭議，在社會未有充分討論和達成基本共識之前，根本不應貿然推動。而平機會職權受現時四條《歧視條例》所約束，貿然以反歧視之名，動用公帑帶頭擴充婚姻制度，超越法例所賦予的權力，情況令人擔憂。

新主席須重建公信

本社期望隨周一嶽離任，這種混淆視聽，渾水摸魚，扭曲市民意見的做法會有所改善，更促請新任主席未來公開交代日後所有諮詢的目的、要求、回應原則及統計方式，重建公信力，讓平機會全體委員和一眾同事，守住以往累積的成果。

（講員：雷競業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

究竟土地這問題，帶給教會甚麼牧養上的困難？而教會又可以提供甚麼出路？
 
雷博士先指出就土地這問題，上一代與下一代的確存在著鴻溝。已有物業的上一代首要考慮的是穩定而不要「太多搞作」，下一代則追求公平；擁抱多元選擇；不認同「獅子山精神」。當上一代人認為捱窮捱苦，儲下一筆錢去買物業是很自然的事情時，下一代就認為需要花17年不吃不喝才能買樓，變相失去了17年的時間，是極不值得的事情，他們寧願現在便過一些自己喜歡，有意義的生活。
 
教會如何回應這樣的下一代？雷博士指出教會的領導層要幫助下一代編織年輕人認為有意思的夢。並且，教牧要學習轉變自己的角色，從老師的角色，轉而成為教練，發掘學習者的潛質，陪伴他們追求夢想。上一代的牧者要學習對下一代給予肯定，而非拿出經驗來教導他們。
 
就東北發展是否不公義這議題，雷博士指出雖然他曾經跟一位資深的地產發展從業員傾談，以及用數小時閱報，但他亦無法知道菜園村示威者的背景或東北發展有多不公義。只是，他認為假如神讓你在這方面有呼召，那你便去做吧！年輕人可向自己感興趣的方面發展。雷博士覺得傳道人基本上的角色是鼓勵各種專業的人士去找出問題及讓會眾也去關心這些問題，但傳道人一般不適宜在個別的議題上經常發言。
 
雷博士鼓勵信徒在不義的世界中選擇自由與公義：我們自由追求公義，即不是出於自私及仇恨，我們指責政府非因自身沒有能力買樓而憎恨他，無論有沒有物業我們也是自由的，我們仍然關心公義是因著神關心這個世界，因此我們也關心這個世界，希望更多人可安居樂業。雖然能夠有自由而又選擇公義是困難的，但這亦是教會需要傳遞的訊息。
 
最後，雷博士強調信徒要明白即使有物業也不應自滿，沒有物業的亦不應怨天尤人，這樣人才能想像自己有何人生價值。人生總有一些有價值之事，而家庭並非指一間屋，更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徒要懂得如何靠神的恩典在人生每一個階段找到美麗而有價值的事物。香港買屋難，但神的恩典是足夠的。
 

* 本文內容主要摘自雷博士於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5年「港土講地：產業、信仰、生涯規劃」週年研討會上的短講部分。
 
如想閱讀週年研討會其他講員的文章，歡迎訂購《港土講地：產業、信仰、生涯規劃》。http://www.truth-light.org.hk/book/title/n5424

性別議題在全球引發熾熱的討論，逐漸被解構的性別概念引申出無數問題，在同志運動議程中，性別主觀化取消了性別身份的客觀標準，即不再以生理性別為準則，取而代之的是以主觀、任意的心理性別為依據。我們且看這些推動性別主觀化的同志運動議程如何影響著全球的發展。

會懷孕的「男人」？混亂的家庭秩序

較廣為人知的性別主觀化個案，是有關一名懷孕「男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Thomas Beatie。

原本是女性的Beatie曾接受荷爾蒙治療，「他」於2002年只進行了切除乳房的局部性別重置手術，「他」仍保留子宮和卵巢，2003年「他」以男性身份與女伴結婚。其後Beatie卻透過精子捐贈進行人工受孕，2008至2010年間誕下三名嬰兒，成為首個公開的懷孕生子「男人」。2012年Beatie進行尿道及陰莖的建造手術，但仍沒有切除子宮，同年「他」與女伴離異。[1] 在離婚的訴訟中，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法庭最初判Beatie暫時得到孩子的監護權並須支付贍養費；但後來就有法官質疑到底法庭有沒有權定義一個有生育能力的人為男人，法官亦提出質疑，指Beatie與女伴的婚姻是否同性婚姻，[2] 而該州當時尚未承認同性婚姻。[3] 2014年亞利桑那州的上訴法院裁定Beatie與女伴的婚姻並非同性結合，2015年二人的婚姻關係正式結束。[4] 及後Beatie更以自己的卵子進行人工受孕，由「他」的新女伴懷孕生產。[5]

Beatie雖自我感覺為男性，但「他」沒有接受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並刻意保留了子宮。不論「他」的目的是為了推動跨性別政治議程，還是為了一嘗女性生育的感覺，我們需關注的是「他」與不同女伴所生的孩子所受的影響。Beatie首三名子女由「他」懷孕及生產，卻要叫「他」「父親」；第四名子女由「他」的卵子與捐贈的精子結合，並由另一個女性孕育，同樣該孩子都要叫「他」作「父親」。

Beatie並非在歷史中唯一一個可以懷孕的「男人」，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 有一名女跨男人士名為Zahad，她也在2023年2月8日產下一名嬰兒，這讓她和其男跨女伴侶Paval成為印度第一對跨性別伴侶，擁有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孩子。在2021年，當他們決定要孩子時，兩人各自處於性別轉變過程的不同階段，他們遵循醫生的建議，暫停了荷爾蒙治療。[6]

不能否認這樣的情況完完全全顛覆甚至瓦解男女兩性角色。人類透過不同醫學科技，可以「製造」出他們想要的狀況，然而卻令下一代對「父」及「母」的觀念從此混淆不清，難以從模糊的父母身份，建立對兩性及父母的認知。過往有不少權威性研究都早已指出父母的角色對子女成長的重要，即使在單親家庭裡，都會有父或母的角色，而孩子亦不用在家庭裡面對稱母為父的混亂情況，可是在跨性別家庭裡，孩子卻要在混亂狀況下成長。既想成為男性並同時想保留懷孕生產的機會，這種性別主觀化的個人意願，應否完全凌駕於孩子的需要？這種混亂的家庭狀況，又會為社會帶來甚麼影響？

個人權利高於公眾權利惹事端

加拿大及美國不少州份的學校，都因為不允許跨性別學生使用異性洗手間而面對法庭訴訟。一名男跨女學生要求使用女洗手間，學校最後提供教職員洗手間給他，但該學生的家人仍告上法庭指學校歧視，最後該學生勝訴，美國緬因州的法院判學校所屬的學區要向他賠償75,000美元。[7]

這判決引申出一個問題：是否讓該男跨女學生使用女洗手間就代表沒有歧視他？如果只是顧及該名跨性別學生的「權利」，其他服務使用者的權利又是否在考慮的範圍裡？女洗手間的必然使用者又如何得到保障？假如該名跨性別學生被拒絕允許使用女洗手間而受到心靈創傷，那麼一般的女生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於女洗手間看見異性並因而受驚或心靈受創，這些女性的需要，又有沒有被正視到？

美國華盛頓州的一所校園內，一名45歲的男跨女跨性別學生Francis，他並沒有接受任何性別重置手術，他在泳池的女更衣室裸露身體，令使用該更衣室的女生受驚。另有外來的女游泳教練表示，在沒有被知會的情況下遇到Francis於桑拿室裡露出男性性器官，於是報警。有學生家長要求學校修訂容許跨性別人士使用異性更衣室或洗手間的指引，然而學校回覆指校方只是依循該州的反歧視法例，並只答應會在更衣室加設布簾。[8]

蘇格蘭男跨女性罪犯引發的爭議

除了洗手間，其實還有很多設施屬於單一性別專區，例如監獄。蘇格蘭男跨女人士Isla Bryson在轉變性別前，他名為Adam Graham，2023年1月，他因強姦兩名女子而被判有罪，並遭還押在Cornton Vale女子監獄等待宣判，此舉引發大眾強烈抗議，其後在司法部介入下，Bryson被調遷到男子監獄。Bryson的個案引發蘇格蘭政府重新審視男跨女罪犯前往女子監獄的調遷個案。另一名曾有暴力記錄的男跨女人士Tiffany Scott，在轉變性別前名為Andrew Burns，他因騷擾一名13歲女童而入獄，他在獄中成為男跨女人士，不過，其外形沒有任何改變，且保留了男子生殖器官，他本來將被轉移到他所選擇與他性別相符的監獄，但他的申請已遭到擱置，蘇格蘭政府在2023年1月29日宣佈，在進行緊急審查的同時，所有曾對女性作出身體暴力和性暴力的男跨女人士將不能還押於女子監獄。[9]

蘇格蘭政府在2022年12月通過「性別認同改革法案」，申請轉變性別的人士不用通過醫療診斷證明自己患有性別焦慮症亦可以轉變性別，而申請年齡則從18歲降低至16歲。18歲或以上申請人只須以後取性別生活最少三個月，16至17歲申請人則須以後取性別生活最少半年，在經過三個月的深思期後，如果申請人沒有改變主意並符合有關申請條件便可以獲得性別承認證書。蘇格蘭政府稱有關法案讓申請人可以更快及更方便申請改變在官方文件上的性別。法案以自我聲明作為更改性別的條件，降低了申請的門檻。不過，英國政府擔心這可能會引發性別旅遊，即是英國人到蘇格蘭拿取新的性別身份，但當他／她回到英國的其他地方，其法定性別會因兩地法制不同而有分別。英政府也擔心在蘇格蘭更改了性別人士，回到英國其他地方，會要求不同的權益，例如男跨女人士要求進入只有女性才能進入的空間，並擔心男性罪犯利用這個更改性別的系統，令女性無法在單一性別空間裡受到保護。2023年1月，英國政府經過辯論之後，決定引用《1998年蘇格蘭法案》第35條，阻止蘇格蘭議會的「性別認同改革法案」進入御准階段，即是成為生效法例的最後階段。[10]

正當蘇格蘭的「性別認同改革法案」受到阻撓，芬蘭及西班牙卻分別先後通過有關跨性別的法案。芬蘭議會在2023年2月1日通過新法，讓18歲或以上人士，毋須經過醫療和精神病學的審批程序，只須通過自我聲明，便能合法地改變性別。西班牙國會議員在2月16日通過了「跨性別法案」，允許市民從16歲起，只須通過簡單的行政聲明，便能改變其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兒童如符合某些條件亦可申請轉變性別：14至15歲兒童如獲家長或監護人同意，12至13歲的兒童如獲法院允准，均可申請轉變性別。雖然兩個國家通過的法案不盡相同，但法案均允許人們不再需要出示醫學方面證明，只要通過簡單的自我或行政聲明，便能改變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11]

跨性別者的需要和其他社會人士的權利

無節制地賦予跨性別者權利，不用他們接受任何醫學上的治療或手術，便能透過自我聲明更改性別，進入另一個單一性別的空間，如洗手間或更衣室，這種看似非常照顧跨性別者的措施，是否罔顧了其他社會人士的權益？

社會當然要考慮跨性別人士的需要，然而亦需退後一步思考：社會人士是否都準備好讓未進行或未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人士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並以另一性別生活？而當跨性別人士想改變性別時，社會應否只因為他或她「想要」便讓他們更改性別？社會在加強某一類人士的「權益」時，又有沒有考慮到其他人的權利會同時遭到剝削？如何才能平衡各方人士的權利？

隨著愈來愈多國家修改法例，讓人只須按個人的心理狀況而不用進行醫療診斷便能於法定文件上更改性別，甚至不用界定自己的性別是「男」還是「女」，而是選擇第三性別（third gender）或非二元（non-binary）性別，[12] 如此將性別主觀化，強調「我喜歡」、「我認為」，並企圖以自由及平權之名，打破用以維持社會秩序的規範，這會令社會陷入怎樣的一種狀況？到底推動性別主觀化的同志運動議程，是否真的能令世界變得更自由更公平？還是令世界帶來更多混亂及問題？盼望在資訊爆炸的情感年代，我們仍能抱著冷靜謙卑的態度認清和追求真相。

性別主觀化的論述強調性別不應有界限，可以按自己的偏好而流動，並且要求社會作出轉變以配合有關人士的訴求；然而，這卻忽略了社會上大部份人仍然對男女二性的認同及肯定，推動性別主觀化的目的只為了推倒維持社會秩序和共善的框架。這真的會是人類所追求的公義和公平嗎？扶助弱小、顧念有需要的人是普世價值，沒有人會反對，但願我們憐憫與追求公義公平的心都能得到適當的實踐。

（本文原載於第105期〔2015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當政治正確凌駕了客觀的事實，「阿媽係女人」亦並非必然。當男性擁有昂首闊步踏入女性更衣室的人權，不少女性的夢魘便伴隨著有美好包裝的反歧視口號降臨，霎時之間大家發現自己活在一個鹿馬難分的年代。男女、陰陽、雌雄，一些大家本來以為已是常識的自然現象，卻因為有一些罕有的例子而被改變。

一些有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焦躁症的病人固然值得同情，但令這些病人感到舒服或被尊重的方法，是讓其他人明白他們的困難，避免不必要的冒犯，還是改變整個社會一些本來客觀的規則和界線，令特殊變為常態，為本來沒有障礙和焦躁的人製造障礙和焦躁呢？在照顧個別人士主觀感受的同時，社會上一些客觀的規則和界線又應否被尊重呢？

性解放運動的特點就是打破一些傳統及廣為社會人士接受的界線，對性、性別、婚姻和家庭重新定義，並以人權、自由為藉口，逼使其他人認同。而一些界線的改變，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打開之後，後患無窮。要明白性別認同問題及其影響，一些界線的改變會有甚麼衝擊，立法會帶來甚麼改變，還是先停一停，看清楚，不少政治正確的訴求，可能並不一定正確。

時為上世紀六十年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正值冷戰高峰：兩國都部署了足以毀掉地球N次的核武器，要確保能夠摧毀對家的核彈之餘，也要確保自己的核彈不會因對方先發制人而受破壞。結果，雙方鬥法，由互鬥核武發展到間諜戰。雙方都出盡法寶，或派出間諜，或是高空偵察。總之就是設法知道對家的武器資訊，同時堵截己方資訊免被對方知悉。
 
這就是電影「換諜者」的故事背景。主角原是一個專營商業保險的律師，卻極不情願「被委派」為一個敵國間諜辯護。而由此發展下去的劇情，則十分精彩：律師頂著全國的「政治正確」，為著「敵國的間諜」作辯護，甚至上訴至終審法院。法官判決被告罪名成立，其後想將其判處極刑之時，律師又以其「保險專業」建議法官「刀下留人」：因為你留一個間諜在手，一旦有我方間諜或軍人落入敵手，就可交換人質，買個保險，何樂而不為。這個當時「政治極不正確」的決定，成了之後交換戰俘的關鍵；而同一時間，一個傻頭傻腦的美國人，闖進了東德境內被扣留，律師就以一個蘇聯間諜，來一個「因勢利導」，最後以一換二，美、蘇、東德得到三贏結局，而他也由賣國賊律師轉變成為國家英雄。
 
再說下去，劇情便透露得太多了。老實說，看得精彩，也看得心痛。其實，主角有甚麼了不起？他只是「做回專業」：身為律師，他只專心為他的辯護人努力，不問他的身份與是否「政治正確」；做保險的，他深明「買個保險」的好處，遊說法官留人，既保住被告，也使日後交換戰俘有個籌碼。
 
做回應有專業、持守應有的操守、堅持真正的價值（都不講政治正確與否了），就這三項，不就是以往香港引以為傲的東西嗎？痛心的是，回歸以後，禮崩樂壞，專業不再，社會以往敬重的最專業上層之流，一個二個政治正確到前言不對後語，專業不在問責，而是卸責推諉，作決定又可以任意武斷，小學雞一樣！香港今日欠缺的是甚麼？也正是這三項寶貴的核心價值。
 
看完這戲，再看看香港，只有心痛一聲：唉！

筆者早前到日本旅行享受溫泉之樂時，一位日本爸爸帶著他四、五歲的女兒進入男湯。眾所周知，日本溫泉的文化是需要使用者脫光所有衣服的，那位小女孩也不例外，她的出現令筆者感到尷尬，只好背向他們，繼續享受溫泉樂。殊不知同行的女性旅伴也遇到相同情況，一位日本媽媽帶著她六、七歲的兒子進入女湯，女友人不止感到尷尬，更覺得不安，只好匆匆以毛巾蔽體，離開浴場。因著照顧幼兒的需要，我們大多能接受年幼的子女跟著父母進入另一性別的廁所或更衣室，但當子女日漸長大，還出現在異性的廁所或更衣室時，就會對其他使用者做成困擾及不安。
 
但世界上有一種人，其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不一致，儘管他的生理結構是一位男生，但他的內心卻可以認為自己是一位女生。這情況在醫學上稱為性別焦躁症，部份患者會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移除及建造另一性別的性器官；亦有部份患者會保留原有性器官。若要他進入男廁或男更衣室，這對他以言的確做成困擾；但若他進入女廁或女更衣室，對其他女性使用者也會同樣造成困擾。有人建議設立中性廁所及更衣室，讓有需要的人士能單獨如廁或更衣，以解決這困局。但這看似雙贏的方法又是否足夠解決這問題呢？
 
美國伊利諾州一所中學安排了一間獨立的更衣室讓校內的「跨性別」學生使用，但該校一位並未移除男性性器官的跨性別學生卻要求無條件使用學校女更衣室。校方表示不會允許一個有男性性器官的人，公開在女更衣室更衣和洗澡，以平衡校內其他學生的私隱權。但教育部卻裁定學校違反了禁止性別歧視的聯邦法律，勒令學校必須允許這位跨性別學生在體育課和課外活動時，完全不受限制地進入女更衣室，否則將會失去每年600萬美元的政府資助。
 
當白宮也要蓋上六色彩虹時，維護性小眾的權益已經成為政治正確的行動，在這政治正確的高地上，女生們安心使用更衣室的基本權益竟淪為一個無理的歧視行為，她們的感受又有誰關心呢？

當「政改」告一段落後，政府的「跨部門性別承認工作小組」亦密鑼緊鼓地接見各持份者，諮詢有關如何訂定性別承認的原則。在與小組成員會面過程，得到小組主席律政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確認，小組的工作範圍和目的並不是研究是否應為性別承認歧視立法。因此，筆者有以下意見，提供給小組及公眾考慮：

1. 世界各地處理性別承認課題，大致分為行政規條或立法去訂立甄選原則，筆者愚見是以行政規條的方式會較切合香港實際環境，因為議題只是因終審庭2013年的W案才應運而生，在未清楚掌握有關議題立法對社會及其他法例的影響時，倉卒立法只會帶來未可預料的「法律衝突」。
    
2. W 案「判決依據」只確立已經接受性別重置手術人士就婚姻的性別作新定義，而「附帶聲明」是促請政府研究為這些人士在社會和生活上遇到的問題，考慮應否立法保護。[1] 因此，甄選原則應以此為起試點，而不應就性別承認全面立法。
    
3. 就「性別身份不安」人士的轉變性別(Gender)而言，W案沒有為其他類別，包括：未接受或因醫學理由，不能接受性別重置手術人士，確立其法律權益。目前階段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要延伸W 案判決的保障範圍，甚至須要保障一些「性別表達」[2] 的跨性別人士。
    
4. 在澳洲Norrie案[3] 衍生一已接受性別重要置手術，由男變女、但事後認為自己非男非女性別的人，最終成功爭取以未能界定作新性別身分的法律確認。相關的雙性人身分承認又如何處理，亦是相當複雜。但須要正視的問題和社會不能忽略的一群！
    
5. 有些香港法例的刑責和民生權益是與性別掛鈎，因此，應該作全面性覆檢，因原生(生理)性別的改變所產生的漣漪效應。已婚並完成性別重置人士的現有婚姻，應如何處理？會否催化民事結合的立法？承繼權、 撫養權、性罪行、原居民「丁權」、 教育、公屋戶主誰屬、公務員在生伴侶金及保險保障等等，這是極度繁複的浩瀚工程，如囫圇吞棗及怱忙地為性別承認立法，將會引致滑坡式的法律訴訟。

以上只是突顯處理性別承認的幾個問題，但並未討論倫理、宗教及文化的衝擊和反響。政府在這課題上要如履薄冰地極度謹慎行事，不然，會為社會製造另一兩極化衝突。最好的部署是就這課題作分階段和就特別議題分開諮詢公眾，讓市民在掌握充分資料的情況下作回應，才是上上之策，讓日後的決定有充分民意基礎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