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中的永恆——偶像文化的神學反思

台灣著名歌手周興哲早前來港，於2月25日至26日在紅館舉行了兩場演唱會。一位著名歌手來港開演唱會，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值得關注的事情，但更多人關注的，卻是周興哲在演唱會中所邀請的嘉賓。第一場他邀請了認識多年的好友鄧紫棋（G.E.M.），第二場則邀請了近期引起了不少爭議的香港歌手MC張天賦（下稱MC）。

其中鄧紫棋被邀請是沒有爭議的，因為她是周興哲認識已久的好友，外界相對理解有關決定，也沒有把任何政治討論套在這安排上。至於MC，事緣早前報章《am730》在其facebook發出一個帖子，指周興哲邀請MC作為他演唱會的嘉賓是因為：「知道他現在在香港非常厲害」，這番話似乎觸及一些人的神經。在帖文的回應中，有「鏡粉」拿香港男團MIRROR成員與MC作比較，指出MIRROR更應該受到周興哲的邀請，他們才是「在香港非常厲害」。

網友互相對罵，他們所持的論點大概有以下幾個向度：包括品格、唱功、知名度以及一堆人身攻擊云云。在網上發言的，有多少真的有根有據地評論歌手的唱功？恐怕只是寥寥可數。有些人將歌手的品格與其是否值得受邀請扯上關係，甚至直指MC是「雞蟲」、「偷食人妻」等等（MC曾與已為人妻的女藝人傳緋聞）；有些人則指出，歌手只要唱功好，他們的私生活如何也沒有關係，又說年輕人有性方面的需求也很正常。當然這些可能只是媒體或八卦雜誌的炒作，對於網絡的資訊，仍需保持懷疑的態度。

這令筆者不禁思考到，作為粉絲，決定去支持一個歌手／明星的時候，是否也要考慮一下「星」的品格呢？《Sunday Kiss》雜誌訪問過一些中學生對於追星的想法，他們大多數都認為，那些「星」的品格很重要，受訪者甚至表示會向他們學習，有些人說要學習姜濤做一個好人。[1] 或者再回溯到2019年的「安心偷食」事件，藝人黃心穎與已為人夫的歌手許志安有親熱的行為，二人備受批評，正正就因品格的問題，而當時網上甚至出現了「反對黃心穎浪潮」。

事實上，作為公眾人物，其實都具有一定的道德責任，因為他們對公眾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果一個歌手品行不端，除了可能會造成其歌曲表達的意思與歌手品行互相違背的違和感，也有機會讓年輕的粉絲誤以為那些不健康的價值觀值得倣效，從而被錯誤引導。縱然，一些公眾人物或許有些品格問題，但如果願意承認錯誤並悔改，我相信大部份粉絲都會接納，當然一些公眾人物犯下大錯，有些人會難以接受而「退坑」也不足為奇。

總而言之，一個歌手的唱功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不考慮其品格，因為支持的背後反映著肯定他所帶出的價值觀。如果單考慮其品格來決定是否支持，似乎又抹殺了歌手本身的才能和努力，有本末倒置之嫌，因此，我們不會要求一個歌手是聖人，但其人格也不能太過卑劣。當然，才能與品格若能配合，才是最佳的組合，中國人認為「有才無德是小人，有德無才是君子，德才兼備乃聖人也」，提醒我們品格其實比起才能更加重要。

今年3月，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 發表了一份名為 《追踪關鍵技術》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在未來幾十年推動創新、經濟增長、軍事實力的 44 項技術中，中國在 37 項上贏了美國，這包括了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先進製造技術、量子技術，美國僅在七項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和創新地位。該報告又指出：在國防、安全、太空領域的研究方面，中國尤其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出產的高影響力（high impact）研究是美國的五倍多，例如關於先進飛機引擎和高超音速的頂級研究論文裡面，將近一半是出自中國的研究員。

筆者無意輕視中國科技的潛力，但我們應該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衡量中美雙方的科技實力。其實，過去不同機構亦發表過類似的報告，筆者亦曾經撰文回應，在這裡我只是簡單地總結從前的分析。許多學術期刊都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來分級，甚至乎用來奠定「江湖地位」，愈多作者引用的文章便會得到愈高的影響力分數，這種評價的方法就好像是投票，然而，很多人引用是否保證那些論文一定是高質素呢？

此外，在論文中提出說起來頭頭是道的宏大理論是一回事，但能否製造出實質的科研成果又是另一回事。以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來說，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好像是「擊敗」了美國，不過，百度的文心一言卻明顯落後於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在關於先進飛機引擎的論文中，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然而，今年2月中國自主研發的C919 商用客機卻因為引擎故障而叫停試飛計劃，3月初香港大灣區航空訂購了15架波音737-9客機，而不是C919。此外，雖然在2017年和之前幾年中國的超級電腦運算速度在世界排名中名列榜首，但之後開始被擠下來，在2002年全世界最強勁的超級電腦是美國的Frontier，第二名是日本的Fugaku，第三名是芬蘭的LUMI，第四名是意大利的Leonardo，第五名是美國的Summit，中國不入五甲。至於中國半導體仍然遠遠落後對手，便更加不在話下，現在美國及其盟友限制出口尖端晶片到中國，可以預見將來中國的超級電腦發展會更加受到限制。

在可見將來，若果中國在高科技上要彎道超車，恐怕需要格外努力，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都擁有優良的創新傳統，一直以來，美國在這方面的動力完全沒有減慢的跡象。舉例說， 1984年蘋果推出麥金塔電腦的視像使用者介面，令電腦更加容易使用； 1993年全國超級電腦應用中心研發出世界上第一個網頁瀏覽器Mosaic，掀起了互聯網革命；1998年谷歌發明了嶄新的搜索引擎，此後任何資訊都是垂手可得； 1999年Nvidia 推出了第一個用於個人電腦的圖形處理器（GPU），大幅度地提升了電腦的運算能力，現在全部人工智能都倚賴這種科技； 2001年蘋果推出 iPod，完全改變了人們欣賞音樂的方式； 2004年臉書面世，之後社交媒體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2007年蘋果推出智慧型手機iPhone ，一夜之間傳統手機變成古董；2011年國際商業機器（IBM）的電腦華生（Watson） 在知識問答比賽Jeopardy!中打敗了人類；2016年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 戰勝了世界棋王，最近的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又是另一個巔峰。

人工智能專家邁克．貝克特爾 （Mike Bechtel ） 說得對：「新興技術的進步並不是隨機的，它遵循持久的軌跡。」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已經鋪下了培養創新的土壤和軌跡，我需要強調，我並不是說在這種土壤上面所有人都擁抱創新，人性是普世性的，絕大部份人都傾向於安於現狀，當新觀念、新事物擾亂了原有的做事方法、生活方式，甚至挑戰了人們的身份認同時，人們即時的自然反應是質疑、排斥，美國人並不例外。

有創意的人是獨排眾議的異見分子，不過，在多元社會中，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舉例說，現在人工智能的神經元網絡是科技界的當紅炸子雞，但曾幾何時卻是無人問津，人工智能源於1950年代， 可惜一直進度緩慢，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被稱為「人工智能冬天」，意思是所有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都陷於凍結狀態， 那段期間若果研究人員在論文上提及人工智能或者神經元網絡，這篇論文多數不會通過審查。1980年代法國人工智能專家Yann LeCun 在美國AT&T貝爾實驗室發明了能夠辨別物件的人工智能軟件，在實驗中成果豐碩，可是，當他投稿予學術期刊的時候，審查人員仍然拒絕刊登他的論文。Yann LeCun 鍥而不捨，其發明逐漸受到重視， 2013年Yann LeCun加入臉書，成為了該公司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臉書並且採用他的技術於圖像識別和分類。

不過，美國的高科技行業有不少弱點，雖然美國長於發明、創新，但是在執行、改良、量產方面卻遜人一籌。幾十年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 曾經坦白地指出：即使通用公司最高效率的工廠仍然是比不上日本的。有趣的是，幾十年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亦說出同樣的話，在最近關於《晶片戰爭》 的新書發佈會中（張忠謀並不是該書的作者），他不客氣地指出：美國生產半導體的成本比其他國家高很多，日本晶圓廠的產能比美國的高出一倍，假若美國晶圓廠的機器在半夜壞掉，美國的技工不會馬上搶修，而是會等到明天。還有，2014年中國汽車零部件公司福耀曾經在俄亥俄州一個已經關閉了的通用汽車工廠設立生產線，但中國的管理人員慨嘆：「美國工人的產能很低，但又不可以管。」

說得好聽一點，這是文化差異，說得難聽一點，這是工作倫理的問題。縱使美國在高科技上保住霸權，但中國和其他國家仍然可以國際貿易中佔一席位，例如通過倣效或者改良美國的科技、減低成本、 提高效率……等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 沒有人會全勝，亦沒有人會完敗。

在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多元化幾乎是至高無上、毋庸置疑、不可挑戰的價值觀，多元化的反義詞往往是種族主義、沙文主義 （ Chauvinism）、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我的觀感是，很多擁抱多元主義的人未免過於浪漫化、理想化，多元化彷彿接納了「文化相對論」，這是由德國裔美籍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所提出的一種理論，根據文化相對論，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價值系統，故此文化並無優劣高下之分，以自身的價值觀去批評人家的價值觀是不恰當的。 不過，若然如此，那麼人們有甚麼理據去批評阿富汗、伊朗踐踏女權呢？

有線新聞網絡（CNN ）印度裔美籍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具體地演繹了文化相對論， 他說：「在美國有些族群可能有些不是很好的工作習慣，但他們仍然應當受到尊重的。」 以上說法十分動聽，但實踐起來卻困難重重。台灣著名漫畫家蔡志忠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坦白地說：「我無法忍受做事沒有效率的人。」 我心想：如果他在美國定居和工作，我恐怕他會感到很難管理自己的企業，在多元化的原則下，即使有些人的工作效率未能達到他的標準，他也必須要聘請不同類型的員工。

其實，不但工作效率高的人會不喜歡手腳慢的人，後者亦會對前者反感，這種現象正是中國俗語所說的「急驚風遇著慢郎中」。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當時歐洲人公開表示不歡迎日本的企業，因為很多日本人都是工作狂，歐洲人已經習慣了平衡生活與工作，他們喜歡享受休閒和假期，但為了應付日本的挑戰和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他們可能需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無論是蔡志忠或者是歐洲人的反應，我都會抱持著同情與諒解的態度。人類學家卡勒．沃奧貝格（Kalervo Oberg） 所說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 ）和政治學家山姆．亨廷頓所說的「文化衝擊」（clash of civilization） 是實實在在的現象，是人類正常的心理反應。然而，很多人基於意識形態對這些說法口誅筆伐。在現實世界中，有時候縱使盡了最大努力，有些文化隔膜仍然是無法打破的，合併的跨國企業到了最後不歡而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999年，法國汽車公司雷諾與日本的日產合併，那時候日本經濟已經走下坡，日本的管理神話亦破滅了。巴西裔法籍企業家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成為了這合併企業的執行長，為日本企業文化輸入新血，首先，他打破了日本的終身僱員制度，為了減低成本和遣散效率低的員工，戈恩大刀闊斧地裁員， 在一年之內，他辭退了21,000人， 這是佔了員工總數的14%，他又關閉了一些效率低的工廠和砍掉了不賺錢的子公司，不消說，這種做法導致日本員工士氣大降。在公司外面，戈恩成為了一個新神話，他令日產汽車在短時間內轉虧為盈， 一名日本漫畫家根據他的事蹟而創作了一部漫畫。 

不過，這蜜月期只是暫時的，戈恩將一支外國高層管理團隊引進了日產總部，日本人認為法國人在他們自己公司製造了一個玻璃天花板。不斷的文化衝突令積壓了20年的怨恨情緒終於爆發，戈恩於2018年在日本被捕，他被指控挪用日產資金自肥，並且被解僱。如今，日產正在尋求減少雷諾的股權，並進一步拉遠兩家公司業務的關係。

美國汽車製造商佳士拿和德國汽車公司平治於1998年合併，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天造地設的婚姻」（Marriage in Heaven ），但九年後平治出售佳士拿所有股份，人們譏諷這是「地獄式離婚」（Divorce in Hell ）。佳士拿以生產吉普車和小型貨車而馳名，平治的主要產品是豪華汽車，兩者合併看來可以互補長短。然而，這合併並沒有提高兩家汽車生產商的競爭優勢，反而使他們陷入更深的危機。為甚麼呢？相信讀者已經知道答案：「文化衝突」！

佳士拿賦予員工自主權、所有員工一視同仁。相比之下，平治的企業文化是基於中央集權 的模式。美國人喜歡通過反覆試驗去尋找解決方案，這樣看來好像非常混亂和無組織，相反，德國人喜歡制定詳細的計劃，然後精確執行預設的計劃。

該公司前通訊主管史蒂夫．哈里斯（Steve Harris）這樣去形容德國管理文化：「德國人完全按照他們的本子辦事。你去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按指示翻到第7卷，第42節，第 597頁。」 許多美國經理無法忍受這種僵化的文化而辭職。 2000 年，德國首席執行官於爾根．施倫普（Jurgen Schrempp）說：「有人問我，如果我能扭轉局面，我是否真的願意留下某個人？我提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但只是出於禮貌。」

也許，有些讀者會指出，上述的失敗是因為法國人、德國人太過霸道，這違背了真正尊重不同文化的精神。然而， 怎樣做才算是「尊重」呢？ 是否對不同管理文化閉口不批評、不干預呢？這是不切實際的，在追求提高效率和競爭力的企業裡面，人們必定會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做法。

以上兩個例子是典型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你不能強迫人們去接受多元文化，經歷過以上兩段失敗「婚姻」的法國人、日本人、德國人、美國人可能懷著對某些族群的成見，甚至從此以後會拒絕跟他們合作，但我會同情和理解。

由於現在鬧晶片荒，汽車生產嚴重滯後，故此新車價格大幅上漲。不久之前， 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之下，筆者買了一部二手的平治（Benz）休旅車（台灣譯名為賓士，大陸譯名為奔馳），去取代原本的一部舊車。平治汽車代表了德國的精準科技和德國人做起事來一絲不苟的精神，平治屬於名貴品牌，從前在街上會引來不少艷羨的目光。如今時移勢易，對很多人來說，包括了平治在內的歐洲汽車被視為華而不實。買車之後，一位朋友對我說：「你遲早會後悔的，當有一天你的座駕需要修理時，這將會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上一手車主在車輛交收時一再叮囑我：「釋放腳制動器的手柄應小心使用，你只需輕輕拉動即可， 不要用力過猛。」雖然我已經很小心，但畢竟這手柄是一塊脆弱的塑膠，前幾天這塊塑膠終於脫下來，起初我以為這沒有甚麼大不了，於是開車到平治汽車代理商詢問修理事宜，平治車廠給我的報價是：零部件價值58美元，人工則需要900美元！我忍不住驚呼說：「甚麼？僅僅換一片塑膠要差不多1,000美元！」我沒有將心中的一句話說出來：「這跟搶劫有甚麼分別？」

其實，從汽車的品質可以一窺美、日、德三地文化的分別，1990年代之前，美國汽車的品質奇差，這和美國倉猝參加二次大戰有關，大戰期間，美國需要在很短時間內製造大量武器， 結果許多產品都沒有經過嚴格的品質監測便送上戰場，舉例說，那時候美國總共生產了88,000輛坦克，但德國只是製造了1,347輛虎型1號坦克和492輛虎型2號。在荷里活電影《坦克大決戰 》和《怒火特攻隊》裡面，美軍坦克對決德軍坦克時簡直不堪一擊，這是事實。大戰結束之後，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文化在美國製造業中延續下去，這包括了汽車業。英格拉西亞（Paul Ingrassia ）在《撞車：美國汽車工業從輝煌走向災難的道路》一書詳細分析了美國汽車公司反反覆覆、死不悔改的迷思。直到今天，這種追求量產的思維亦見於高等教育，例如美國大學十分重視保留率（retention rate）和畢業率，但很少人關注到這個問題：讓大量水準低落的學生繼續升學和畢業是不是好事呢？

現在回頭說德國，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採用了慢工出細貨的方針去生產坦克，無可置疑，虎型坦克的確是橫掃千軍的人間神器，但最後美軍以蟻多摟死象的戰略取勝。戰後德國人並沒有領受歷史的教訓，仍然保持著這種重質不重量的文化，平治汽車公司的口號是：「必定要最好，否則不要做（The best or nothing）。」這類似於一句中國成語：「寧缺毋濫」。令人納悶的是，日本與德國同樣十分注重精準，力求盡善盡美，但為甚麼日本汽車的品質比德國的更勝一籌呢？

一位曾經在德國公司任職的化學工程師提供了以下的解釋：當日本工程師設計產品時，他們會問：「客戶將會如何使用這件產品？ 如果它被濫用，我如何防止它在濫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不會受到損壞？」德國工程師的想法剛剛相反：「我製造了這台機器之後，用戶必須按照我指定的方式使用。如果客戶濫用並且損壞了產品，那是他的過失，而不是我的錯。」

這正正是現在我面對的情況，我曾經先後擁有和駕駛過很多不同型號的日本汽車，它們的腳制動器或者手制動器從來未發生過故障。但平冶的設計原則並不一樣，德國汽車工程師期望你每一次釋放制動器時都要輕輕手，如果你「粗暴地」損毀了手板塑膠，這是你的問題。

在《為甚麼德國人做得更好》一書中，英國作家坎普夫納（John Kampfner）描繪出許多關於德國人如何遵守規則的生動細節。他舉了幾個例子：某天他在露台欣賞收音機播放的音樂，他的德國女朋友突然關掉了收音機，並且對他說：「現在是安靜時間，你要為鄰居著想。」某天的凌晨四點鐘，他在紅燈時橫過馬路，警察向他發出告票，他對警察說：「現在是三更半夜，路上完全沒有汽車，不依照紅綠燈過馬路又有甚麼相干？」警察反駁：「法律就是法律，任何人都需要遵守法律。」及後一位主人家邀請他和另一位朋友共晉午餐，他們在約定時間的七分鐘前已經抵達主人家的門口，朋友對他說：「放鬆點！我們先在門口聊天吧！我們必須等到約定的時間才可以進去。」

這種堅守規矩的文化與美國的放任自由簡直是天壤之別。在美國，行人亂過馬路和不負責任的司機飆車經常發生；很多美國人喜歡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完全不理會人家是否需要休息；而遲到、爽約是家常便飯。相比之下，德國人這種守規矩的民族性當然會令到社會運作更加有效率、更加和諧。

但話又說回來， 這個優點亦同時是缺點，上面提過，德國工程師假設顧客跟自己一樣遵照規矩去使用產品，但往往這種期望脫離了現實。此外，這種死板的社會契約未免有點不近人情，例如坎普夫納在凌晨四點因為衝紅燈而被罰款，其實警察大可以警告了事。筆者亦曾經有類似的經歷，幾年前我到荷蘭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中途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機，機場的保安人員指示我將手提行李放入一個托盤裡面，然後將托盤送入X光機器輸送帶。在此之前，我已經花了十多個小時在飛機上，因為精神十分疲累，所以沒有聽清楚她說甚麼，我錯誤地將行李直接放在輸送帶上面， 保安人員提高嗓子對我說：「放入籃子裡面！你有沒有聽清楚？」我馬上說：「對不起。」跟住按照指示去做。隨後她仍然以高八度的聲音對我說：「不要說對不起！照我的說話去做！」當時我有點愕然，在一般情況下，通常對方會說：「不要緊。」我默不作聲，因為我知道若果跟機場保安過不去，我可能無法上機。

事後我知道這是典型的德國規矩文化，他們期望所有人都須要按本子辦事，無論你是德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你是精神奕奕，還是精神恍惚。

如果以後晶荒得以緩和，新車恢復正常供應，我一定會賣掉手上的平治汽車，然後買一部日本車。

如果有留意動畫、漫畫的動向，便會知道近來比較長篇大論的動漫已經逐漸減少。筆者的年代有動漫四巨頭，包括：《龍珠》、《火影忍者》、《海賊王》以及《BLEACH死神》，他們都是在日本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連載的漫畫。而近期逐漸增加的動漫類型都是有關「愛情」、「生活」、「異世界」等等，尤其是「異世界」動漫，作品數目達到氾濫的程度，[1] 當中的內容亦涵蓋了「愛情」、「生活」、「友情」等題材。本文將一探究竟，了解「異世界」動漫的增長原因。

有關「異世界」動漫的名稱，常常會出現：「異世界（生活／人物）」、「轉生成（人物／怪物）」等等字詞，它們大同小異，名稱總離不開這些關鍵字，較流行的「異世界」動漫如《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以及《轉生成蜘蛛又怎樣！》等等。《週刊少年JUMP》的動漫常常具備了「友情、努力、勝利」這三大要素，「異世界」動漫同樣能夠講「友情、努力、勝利」，不過形式就有點不一樣。「異世界」是指異於現實的一個世界，當中可以有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觀，例如整個世界可能只有動物或某種性別的人存在等等。

「友情、努力、勝利」的單純想法已經過時了？
事實上，以「友情、努力、勝利」作為動漫的主流價值，是非常好的選擇，因為它帶出來的訊息都非常正面，當讀者和觀眾全神貫注，投放大量時間在這類型的動漫時，理論上是能學習到當中的價值，亦即是：友情的重要性、努力的必要性、人能在競爭中得到勝利（圓滿結局）。如果根據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及的戲劇模仿理論，即是在戲劇中，演員透過模仿一個理想化的人性，展現出人性應有的本質，而人是有「潛能」去學習到如此理想的人性，[2] 那麼觀看具備「友情、努力、勝利」元素的動漫，根據阿里士多德的理論，是有助觀眾成長的。

雖說「友情、努力、勝利」都是正面的價值觀，是理想的人性和倫理典範，而自《週刊少年JUMP》創立以來，當中不少的漫畫作品都一直維持著這個黃金三大法則，至今已經55年，按道理它們已經深入民心，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時人們只能在「友情」和「努力」上得到成果，而所謂的「勝利」就難有收穫。

資本主義向來強調競爭、消費，甚至有人認為，黃金三大法則其實都是資本主義的成功法則。評論家杉田俊介在其著作《JOJO論》中強調：「格鬥漫畫的套路，就是一邊搭載著資本主義的欲望，透過和對手或敵人的競爭，然後看見另類的價值觀（友情或牽絆）。」[3] 雖然筆者不太同意這講法，因為動漫主角所經歷的其實正正就是沒有異化（alienation）的生活，主角都是在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不過，杉田俊介所談論「資本主義的欲望」，其說法亦不無道理。

在現實世界裡掙扎的年輕人
另一邊廂，日本社會正面對著非常嚴重的隱青問題。隱蔽青年的日語羅馬字拼音是Hikikomori，Hikikomori這個詞用來形容一個個體切斷了所有社會的參與，並進一步將自己關閉於一個幽禁的地方中。而隱青的主要成因在於：校園欺凌、學習壓力、科技導致個人主義興起、責任心低落等等。其實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他們名為「三低青年」，即低動力、低技術、低學歷。從統計上的數字來看，比較清晰的只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在2005年發表的一份有關隱蔽青年的研究報告，估計香港當時約有6,000名隱青。[4] 在2017年也有學者提出全港約有14萬名隱青。[5] 但筆者相信，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開始，隱青的數目不只於此，鑑於失業率增加，找不到工作或失業的年青人，自然會更加隱藏自己。

2021年開始，內地出現了名為「躺平」或「躺平主義」的現象，意思是指年輕人出於對現實環境的失望，作出「與其跟隨社會期望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無欲無求」的處事態度，具體內容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育、不消費、不追求升職」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6] 而支持「躺平」會被視為「低欲望青年」。躺平能夠引起眾多人的認同是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資本主義底下的失敗者。

請讀者留意，上文已經提及，在社會上許多人都未能在「勝利」這個範疇上有所收成，與此同時「校園欺凌」、「學習壓力」和「個人主義」已經摧毀了他們的「友情」。再者，格鬥動漫很多時都不是只談「努力」，還有「天賦」這重要元素，就如《火影忍者》中的主角鳴人由出生起，他的父親便在他身上封印了強大的力量，而所謂的「努力」，也只是看他如何運用這力量罷了。但在現實中，擁有天賦的人卻是少之又少，這就難以讓人產生共鳴，欠缺天賦的人可能會想：「沒有天賦，努力還有意義嗎？」

「異世界」成為了欲望的載體
當「友情、努力、勝利」都被摧毀時，就必須要有一個能裝載人們欲望的載體。現實的殘酷，恍如韓劇《魷魚遊戲》所反映的一個既荒誕，又「血淋淋」的真相。而「異世界」對於一眾平時有觀看動漫習慣的人來說，可以是一個抵制資本主義與競爭的出口。

「異世界」題材的氾濫，除了是受潮流所驅使，還因著其獨特之處而令它流行起來。「異世界」動漫之所以有別於熱血格鬥動漫，是因為「異世界」可以讓主角的人生「重新開始」，當中劇情都是由主角死後或因著某種原因去到「異世界」開始，這帶給讀者或觀眾一種盼望：「會否有一天可以被帶進異世界？我死後是否有機會進入異世界？」只要進入了異世界，一切都可以「砍掉重練」[7]，不用被殘酷的現實所捆綁，不用再見到自己不想見到的人，不用再在充滿競爭的世界中苟且偷生。

在「異世界」之中，主角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整個世界都是圍著他轉，主角永遠是做重大決定的那一位，這也很符合現今世代「個人主義」的精神。其中《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的故事，就是講述主角在現實世界中走投無路，因一些原因進入了異世界，得到了特異功能，然後認真地生活下去。當然亦有些劇情是講述主角在異世界中為所欲為，它們同時也反映了一些錯誤的性觀念、倫理觀等等。

儘管「異世界」題材可以讓讀者從一個殘破不堪的人生和社會中得到釋放，但同時也有不少負面的價值觀在當中。動漫的負面訊息無疑會對社會、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8] 當「異世界」成為欲望的載體，有機會令一些缺乏深度思考和冷靜的觀眾對「異世界」過度嚮往，從而產生自殺的念頭，甚至一些無法抽離的人會將可以在「異世界」為所欲為的想法帶進現實世界裡，並因而性騷擾他人。

儘管如此，「異世界」題材作品也有其正面作用，它能夠讓觀眾從殘酷的現實之中掙脫出來一陣子，甚至可以將自己的欲望投放在動漫當中。事實上，「欲望」一詞在用法上是中性的，並不是一個特別負面的詞語，當然，欲望在我們罪性的扭曲下，被消費主義控制了我們許多的欲望，有人會選擇縱慾，也有人選擇禁慾，拒絕受欲望支配。[9] 上帝把欲望安置在我們心中並不是為了令我們成為資本主義的奴隸，而是希望我們不僅僅為滿足於現狀而生活，更要為榮耀上帝而生活，也要讓自己不斷地追求上帝。

作為牧者、家長，我們不應或無法阻止青少年或自己的子女觀看動漫，但要以適當的正面教導、真實的同行代替責罵，因為他們可能已漸漸地被顛倒是非的價值觀改變和摧毀。網上流傳過一篇新聞是這樣的，日本一位青少年的媽媽在整理兒子的房間時，發現兒子有很多以「女僕」為題材的色情刊物和漫畫，該媽媽以便利貼貼在刊物上溫馨提示兒子：「你還真是喜歡女僕呢！現實中可不會有女孩子無條件地用身體服侍你噢。不過媽媽不會生氣的，但是時候認清事實了。」現實縱然不如意，但總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待著發生。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這樣說道：「我們不安的心惟有在祢裡面才能得安息。」

（原文於2022年8月3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相信過去的兩個星期，柬埔寨、緬甸、泰國等等如出一轍的人口販賣事件的新聞報道都令人非常震撼，觸動了大家心裡的憐憫與惻隱之心，當看見這些悲慘的事件，令人痛心疾首。這種感覺是作為「人」的真情流露，對於「他者」的受苦而由心發出憐憫。但往往有一些人，他們對於一些「他者」並沒有這種情感，看見他人在困苦當中仍然是無動於衷，要受苦的人令他們的快樂，甚至成為他們賺取金錢的工具。筆者在讀歷史的時候，都非常好奇當年執行「大屠殺」的人的心理狀態，他們何以能對「他者」做出如此殘忍的行為？筆者嘗試在此帶出其中的可能性。

「他者」的同一

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Levinas）指出，「他者」是一個陌生的、獨一無二的、每一個人都是具備差異性的存有。[1] 而近幾年間，忽然冒出了一位受到熱烈討論的哲學家——韓炳哲，他在「他者」倫理的研究上帶給我們許多的啟迪，其2019年出版的《他者的消失》便帶出了人們在網絡科技上，「他者」趨向同一，使「他者」的差異性消失。[2]也就是說，當每一個具備差異的個人，被約化為一個總體時，每個人的獨特性便不需要再被考慮，他們只是「一群」人。雖然「他者」的獨特性被消除，但仍然是「人」，但在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甚或乎「屠殺」都將人作為一個「人」的性質抹殺。

納粹時期的哲學家鄂蘭（Arendt）以倖存的最後一位的納粹頭目艾希曼（Eichmann）在納粹的經歷作為文本，用來研究納粹的屠殺行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也由此而來。因為艾希曼在審訊的過程中否認犯罪，更指出自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當人們都認為納粹黨員都是因「極端民族主義」而對猶太人恨之入骨才屠殺他們時，艾希曼表示，自己並沒有憎恨猶太人，也不是個狂熱反猶太主義者，也沒有任何反猶行為。[3] 艾希曼對父母、妻兒的態度都是典範中的典範。如此一來，他一邊指揮屠殺猶太人，一邊否認反猶太，甚至在家中都是一個正常的父親，一切的邪惡行為明顯地被平庸化，試問又如何想像一個丈夫在工作中屠殺活生生的人，回到家中卻一切正常，不帶走一片雲彩？這很明顯地，艾希曼根本沒有視猶太人為「人」。

受苦的面容

筆者之所以會提及《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是因為此時此刻的人口販賣事件，當中的施暴者完完全全地將被害者視為「物件」，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對受害者施暴，諸如毆打、電擊、強暴等等。這是一個組織化的、集團化的暴力，就解放神學來說，這不單是個人的罪，更加是結構性的惡。

「他人的面孔」來自於列維納斯的主要倫理思想，他認為他人的面容能夠展現其活生生的證明，只有面對面的時候，一個人才能介入另一個人的生命。如果一個活生生的人，展現其「受苦的面容」，他人便有一個倫理的責任去回應受苦的人的倫理呼喚。列維納斯甚至極端的認為「自己」是「他者」的人質，無法拒絕為他人服務。[4] 這可以說是一個倫理學上的烏托邦，即便如此，人口販賣中的施暴者並沒有因為無數這麼多受害者的「受苦的面容」而停止惡行，反而「愈痛苦愈好」，因為受害者已經成為一個「受苦」的物件、工具，或許他們也有憐憫人的時候，可能只有那些被他們認可為「人」的人了，例如自己的家人或所愛的人。而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在傳媒和社交平台看到那些「受苦的面容」時，我們的心究竟又在想甚麼呢？為甚麼有些人會對嘲弄「他者」的不幸樂此不疲呢？

作為一個人的「他者」的倫理，時時刻刻都需要回應著「他者」的倫理呼喚，因那受苦的人，而不得不如此作。列維納斯更將倫理學視為「第一哲學」，古有蘇格拉底提出的「愛智慧」，列維納斯則認為愛是先於智慧，所以應該是「用智慧去愛人」。故此，不要因為這些悲慘的事情常常發生，而產生「慣」的想法，因為憐憫、惻隱正正是作為一個人的真情流露和倫理的回應。

以前，偶像是神一樣的存在，歌星明星即使面對輿論壓力，但因為較少與大眾作近距離接觸，所承受的壓力相對較少，當然他們也會有情緒失控，或者壓力很大的時候。今日的偶像因著互聯網，比以前透明得多，已經不再是神一樣的存在，他們變得落地貼近大眾，但同時因為太貼近，他們會非常近距離地接受不同的訊息，當中有不少訊息、留言對一位歌手來說，可以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部份不喜歡某位歌手的人，甚至更會組織群組去批評、踐踏、傷害對方，今日的歌手，有時甚至會出歌還擊，火藥味濃。

偶像的必修課

歌手被網民評頭品足，早就成為不少演藝人的「必修課」，如果面對負面批評、網民攻擊，仍能不失禮貌、不影響情緒，是非常困難。早在十多年前就有歌手方皓玟的一曲To Haters，表達如何在網民的面前，仍然要努力做好自己，而不只是單純的討論網民的行為，畢竟人也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才能面對群眾。

之後不少男團MIRROR的成員，也有透過歌曲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面對不同聲音的壓力和回應，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Anson Kong在頒獎禮後因為拿不到自己想得到的獎項，失望到即場黑面，之後被傳媒和網民批評，他最後唱了《黑之呼吸》來表達自己，指他在眾人面前黑面，只是真誠的展露了自己的感受，即使這樣有機會招惹口舌，也堅持活出自己。

又例如MIRROR的另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他的歌曲Ego也在問網民不同方向的批評和建議，有時會令人不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甚至有時更覺得網民為了譁眾取寵，故意說一些很誇張的評語，企圖去帶領討論的方向，事實上沒有理會藝人本身的內心感受。類似的歌其實不少MIRROR成員也唱過，當中突顯了成員成為藝人、明星過程中的掙扎。這種歌曲也引來很多的共鳴。

勉強比較，不如不聽

除了表達自己的感受外，更有部份歌曲有「還擊」感，例如MIRROR的Warrior，這首歌的MV可在YouTube收看，而在歌曲的文字描述中，就主動質疑「老海鮮是無法明白新物種的」，甚至要「懷著打不死的戰意信仰精神，即使地球已死，我們還有開拓新宇宙的戰鬥力」。雖然社會上不少人將之描述為與社會有關，但回望歌曲的描述，本身應該是在回應樂壇或娛樂圈已死等說法，他們希望實際用好音樂去回應一些網民的指控。除此之外，類似的歌曲當然還有在2021年推出，由多位年輕歌手合唱的歌曲《樂壇已死》，當中的歌詞就更直白地指出，你不聽新歌也可以，也請不用與以前比較：「贈你這卡式機，聽返你舊時多優美。」

由溫婉的表達自己想法，到還擊，最終當然還有更毒舌版本的回應，例如Jace（陳凱詠）的歌曲《收聲多謝》就更加老實不客氣，明明知道「專家」是為了有話題才講，就直接請對方不要聲控人，請他們全部「收聲多謝」。可見香港新一代的藝人一方面要面對著比上幾代人更直接、更埋身的批評，他們有時甚至會很難面對這些批評，但過程中他們更要學習如何閱讀這些負評，然後化為正能量，將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強大的人，以致能面對這些東西。

藝人也是人

雖說「食得鹹魚抵得渴」，用流行的說法去表達就是「份糧包嘅」，但說實話藝人也是人，社會大眾可以欣賞他們的創作，也可以評論，但觀乎網上的確有不少人是為評論而評論，部份根本就是人身攻擊，內容也沒有甚麼養份，這些為點擊而來的留言，最傷害的是藝人本身。事實上沒有人希望做一份正當的工作卻每天被人無故評頭品足，特別是當他們其實沒有做錯甚麼事的時候。

藝人說到底也只是流行工業下的一種商品，所謂「百貨應百客」，你不喜歡可以不買，實在沒有必要透過網絡攻擊，逼藝人、明星、歌手做你喜歡的事，當然你也可以表達想法和意見，但前提還是應該議事論事，當討論超越了理性，輕則影響討論區的氣氛，重則影響藝人本身的情緒。不少藝人會因為網絡的留言或者討論，坦言會感到不開心，甚至有壓力，也有藝人因此而衝動地做了不合適的回應。

今日的藝人之路不好走，但願大家多點包容體諒，少點攻擊，這樣才能百花齊放。

《獅子山下》是70年代香港電台同名實況電視劇的主題曲，當時劇集講述的故事是：香港人資源匱乏但仍可憑努力向上流動的社會現象。這首歌曲由顧嘉煇作曲、黃霑填詞、羅文主唱，港台於2014年重播劇集，當時的節目監製張少馨形容該劇首播時有兩個初衷：一、用低下階層的生活入手，為小巿民吐苦水；二、政府透過電視劇解釋政策，作為官民溝通橋樑。[1]

建構出身份認同

有學者形容，《獅子山下》是透過流行文化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使他們覺得香港人，就是出身貧窮，逆境自強，放開矛盾，同舟共濟，共同為這個城巿付出。回歸初期，香港遇到經濟大逆境，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就在財政預算案中引用《獅子山下》的歌詞，希望巿民一起努力，捱過當時艱難的時期。

自此之後特區政府亦有意識地利用這首歌企圖建構香港人努力艱苦拼搏的一面，於是《獅子山下》多次出現，不論是政府宣傳，或者不同民間機構，在支持政府做一些民生工作時，均有使用《獅子山下》，[2] 例如2022年2月，為了同心抗疫，無綫電視就將《獅子山下》改篇成抗疫歌。[3]

不過，有趣的是《獅子山下》這首歌也曾被多次使用，企圖另有所指。於2013年，政府推出「家是香港」運動時，其主題曲《同舟之情》中的橋段，就是移調也要硬接上《獅子山下》的副歌，有學者形容《同舟之情》為B調，而《獅子山下》為F調，這種調的轉變，當中的音色並不穩定。另外，也有人認為該首歌的曲詞有別於《獅子山下》，當中的意思可圈可點。[4]

男團也唱這歌

早前，男團MIRROR翻唱《獅子山下》的短片推出，不少人質疑，他們翻唱該歌曲的意義。[5] 2分15秒的片段，12位成員在畫面中，一人佔一個小格子，模擬隔離的狀態，唱得非常普通，背景不是香港風景，就是運動員，時事評論員吳志森形容此片，可能是受到高層壓力，被迫去拍片，但又心不甘情不願，所以冒險打政治擦邊球「hea唱」，以此「明心志」。[6]

《獅子山下》作為一個隱喻，幾十年來不斷被挪用來表達香港，政權當然可以有自己的論述，但當社會提起「獅子山下」時，也會令人想起2014年雨傘運動時「我要真普選」的直幡，或者2019年人鏈照亮獅子山活動時，「獅子山下」看到的風景，這就未必再是政權想我們想像到的風景，當那個「獅子山下」不再是營營役役的香港低下階層的巿民任勞任怨地工作，而是透過「獅子山下」，表達路難行但不同意見的人仍然一起抗爭下去時，我們不難發現香港故事被改寫了。

有趣的是《獅子山下》作為一首歌，當時的填詞人可能也只是覺得是一首「行貨」，[7] 當年創作該節目的人也認為它只是一個表達當時民生議題的電視節目。節目曾因為表達了當時的社會現象及政府一些問題，被當時的官員在節目出街前要求刪除或遭團體投訴。例如〈警察〉一集，《獅子山下》的第一代監製黃華麒坦言，當時警務處處長直接來電，以內容敏感為由要求刪除該集，惟黃拒絕，及後有一集〈誘惑〉談及公務員貪污，播出後更有團體要求公開道歉。但其實節目中也有幾集，政府借之用來提出政策，或者疏理民怨。[8]

象徵的意義在改變

可見，當時的《獅子山下》說到底就只是一個節目，沒有甚麼所謂的獅子山精神，但時至今日，隨著不同的人為這首歌增加不同的意思，獅子山的象徵意義不斷被增加和改寫。[9] 流行文化的文本，正正有這特色：文本的話語權，往往不斷被爭奪和改寫，這是生活，也是一種政治，即使當紅如MIRROR，也不能說自己可以獨善其身，避而不談，因為你的舉手投足，均是政治。

引言：MIRROR不紅，天理不容！

MIRROR出道至今只有約短短四年，已經在港打出名堂，闖出亞洲。有關MIRROR成長故事，成功之道，成名因素，已有不少媒體報道，跨學科研究分析。

心理學及傳播學者認為，一眾媽咪級鏡粉（MIRROR的粉絲）為滿足母性在培育方面（nurturance）的心理渴求，尤其是姜B（姜濤）和教主（盧瀚霆）粉絲多為媽咪輩，兩人樣子討好，正好讓她們發揮母性，好好照顧自己眼中的baby。她們不惜落本買生日廣告，送免費乘電車大禮！

社會學及文化學者認為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在社會運動沉鬱頓挫後，可以從100%香港製造的MIRROR身上，再次找到Hongkonger的身份認同，重拾本土文化那份凝聚力。

音樂界及市場學者認為MIRROR有清楚市場定位，只唱廣東話歌曲，男團形象突圍而出，12子跳出舞台爆紅媒體。加上成員各有獨特歌曲風格，其中有好幾首歌並非情歌，而是以社會狀況，人性掙扎，世界亂象為主題，憑曲寄意，以歌載道，令人共鳴！

本文則嘗試從青少年事工發展的向度，解構MIRROR的成功經驗，讓教會的青少年牧養事工，引以為鏡（mirror）！

1. 青少年事工：需要匯聚加創意，管理哲學是要放手

MIRROR命名，名副其實！

冠名，對一個團隊非常重要，常言道：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MIRROR名字，來自一個有趣的故事，魯庭暉是ViuTV前總經理，MIRROR這男團名字與他的成長故事也有關。

MIRROR名字的含義，正如隊長所說：「在鏡頭前，我們每朝早都要照鏡，見到自己真實的一面，同時間，鏡可以反射好多個影像，或者無限個影像，就像我們一樣，我們都是很獨特、很無限，聚在一起就會有無限可能性。」這個是對MIRROR名字的描繪，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跳出框框Think out of the BOX！

有份捧紅MIRROR的魯庭暉曾說，若要令電視台持續進步，必須集合全台上下同事的創意，而非由高層說了算。為了減少干涉員工的創作自由，他本人只是負責篩選和修正節目的內容及方向，而節目的構思、創作及製作，員工可以盡情挑戰既有框架，不會受到管理層的壓力。他甚至表示，假如他開始食古不化「阻住地球轉」，他坦言：「我不離開或會對他們（員工）造成更大損失，如果有一天我發現自己變成這樣，我應該要走。」

今天MIRROR的成績得來不易，皆因有魯生（電視台高層）全力信任支持，放手給花姐（黃慧君）自由發揮，在創意無限制的土壤上一步一腳印，打造今天這塊亮麗的MIRROR品牌。

教會多制度掣肘，維穩安全至上！

教會青少年事工仍然受制於有形或無形框架，進退維谷，令到不少青少年同工感到沒趣，青少年創意沒用武之地，無奈用腳投票，出走教會。

教會有怕犯錯的心態，有些牧師長執的思想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但是這個思想卻是最錯！若教會牧者長執，可以像青少年一樣，敢於在錯誤中學習成長，就不會介意遇上可能犯錯的情況！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任何公司、教會……若不思進取，與時並進，仍然靠食老本，好快就會蝕本，未必可以翻本。就好像教會年青人流失離堂，如今只是苦苦經營死撐，無羊可牧！

2. 青少年追夢：需要舞台平台，成就自我身份

ViuTV的《全民造星》真人show節目，開門見山開宗明義，是為香港年輕人，提供一個追夢、尋夢、圓夢的舞台（stage）及平台（platform）。

MIRROR起初以素人的身份出道，實力未見很好，但這幾年得到ViuTV提供舞台出show，成員擔任各式節目主持，加上自身努力發揮潛力，他們的進步是明顯可見。MIRROR成功爆紅，給了各方帶來希望，確實令港人感動。

MIRROR已是年輕人偶像，太太們寵愛，廣告商寵兒。如何保持健康、正面形象十分重要，不容有失，稍有差池，前功盡廢！所以，經理人花姐十分看重他們每一位成員的私人生活及公開活動，務求他們行得正，企得正，不失腳，不失言，打造勵志、健康、親民、正氣的公眾形象。原來，他們的歌曲，已成為一些在囚人士的精神寄託，為他們注入正能量。

今天，教會有沒有為青少年預備舞台（stage）及平台（platform）？或者只是叫他們乖乖返教會，好好幫手做義工，然而，青少年卻不感到被重視，被牧養。

這個不是教會有沒有資金或資源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視青少年為教會的資產（assets），是否願意長期投放資源在這資產上。

青少年事工的基本四要：
事工發展要持續不斷，而非斷斷續續；
事奉隊工要青出於藍，而非青黃不接；
事奉人員要長期委身，而非短期合約；
事工策略要投放資源，而非投機短炒。

3. 青少年牧養：需要生命師傅，引導生命成長

《全民造星》原來這顆星就是「花姐」，今天全港市民都認識這位「花師奶」，她亦成為媒體KOL爭相訪問的對象，風頭一時無兩。

無論在節目直播中，或在媒體訪問中，她的分享依然直話直說，沒有修飾沒有造作，無論對參加者或是MIRROR成員，說話批評仍然直接，一針見血，令人一時難以接受，這就是愛之深責之切的表現。

難怪近日在教會刊物中，不少評論都認為今天教會也需要多一些花姐型的牧者導師，生命師傅，可以和各成員打成一片，亦師亦友。對成員的表現，敢於挑戰，直接批評，同時又可提出改善建議，讓他們不會自我陶醉，自我感覺良好，更多點自我反省，自強不息，學習謙虛受教。

此外，花姐也邀請另一位導師梁祖堯，透過在《調教你MIRROR》節目的不同環節，讓成員各自整理過去的成長經驗、成敗經歷、突破各成員在群體關係中的張力、勇敢面對將來未知的挑戰，從而希望把他們可以被調教成為「更好」的男團。這個節目吸引之處，就是活靈活現見證著成員的改變，由起初保護自己到自我敞開，由自我抽離到投入群體，由互相懷疑到彼此信任。

今天，教會的青少年牧養，也是渴望看見青少年生命的改變和成長，渴望看見每個人能夠變得「更好」，有成長、真誠、勇氣、承擔。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生命影響生命，要有出色表現，必經嚴格訓練。No Pain No Gain！

4. 青少年成功：需要創意發展空間，在團隊中互助建立

MIRROR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娛樂界奇葩，為青年人帶來積極意義的時代標誌。MIRROR的成功，就是因為可以雙線發展，一方面讓個別成員將過人之處表現，讓他們可以出位單飛，獨挑大樑，發展各自的強項，例如有做主持的、有精於唱作的、有善於演戲的，可以各自各精彩。

同時，各成員可以在團隊中找到成長空間，看見他們在MV唱跳的表現，合作上確實花了不少功夫，練習互相補位走位，恰到好處。而且，在很多訪問中，得知他們都有清楚的分工，不會搶咪，以求突出自己，他們表現出有紀律的團隊精神，令觀眾看到個別成員及整個團隊的成長。

這個也歸功於他們有一個能維持向心力，凝聚力，協作力的團隊，這在自我中心，自己作主的娛樂圈文化中，一點也不容易。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Unity in Diversity的Team Spirit。
真正TEAM Work是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小結：五分鐘的熱情、五分鐘的衝刺

青少年牧養事工如何向MIRROR的成功借鏡？MIRROR的成就因著以下因素齊備：成就夢想需要的舞台（stage）、平台（platform）；成長需要的生命師傅（mentor）；成功需要的團隊互助建立（team building）。

教會青少年牧養事工，更希望遇上有如魯生那麼開明的堂主任牧師，有創意及肯放手，匯聚創意的領導，持續進步不靠老本，以及遇上有如花姐的青少年牧者同工，善於渾身解數，樂於埋身牧養，忠於委身青少年的成功。

更不能缺少的是有MIRROR熱情（passion）的青少年人，任何事工要成功，需要最初有五分鐘熱情作啟動，更要最後有五分鐘熱情作衝刺！

最後，想起一段保羅給提摩太的勸導：「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反而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純潔等各方面，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12《新漢語譯本》）也許借用這句經文，與MIRROR各人互勉：

「不要讓人小看你們年輕，反而要在言語、行為、品格、歌唱、舞動等各方面，作青少年的榜樣。」

（承蒙作者許可轉載本文。）

花姐（黃慧君）這經理人在《全民造星》之後銳意栽培和調教這班「12門徒」，清一色男生，不sell靚女，雖然他們不是個個都英俊，但總會有令女生和太太們著迷的小鮮肉！

成員各有不同的性格

MIRROR的12位成員，性格各異，「花師奶」要湊大這12門徒，連同ERROR的四位成員，共16位乳臭未乾的小伙子，真不容易！

作為經理人，接到工作，如何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10隻手指都有長短，必有寵兒，難免偏心！他們當中，有人嶄露頭角、有人仍不得志，彼此間出現爭競、嫉妒、紛爭，如何排解？

耶穌的12門徒，何嘗不是三尖八角？有衝動的彼得、貪財的猶大、多疑的多馬……耶穌被捉拿時，眾門徒膽小如鼠，皆作鳥獸散！之後心灰意冷，雖然曾跟住耶穌，經過了三年的「神學訓練」，竟然重操故業，再去打魚！

在門徒爭論誰是最大之後，雅各約翰兩兄弟對耶穌說：「賜我們在你的榮耀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約翰。」（可十37、41）

耶穌如何處理門徒的相爭？「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太二十26下-27）

ERROR也是2018年《全民造星》之後的產品。比賽中頭三名和其他優勝者已經埋班，組成了MIRROR；但第四名的肥仔（梁業）不甘被遺棄，花姐也不放棄他，讓他與阿Dee（何啟華）、193（郭嘉駿）及Poki／八両金（吳保錡）組成一個騎呢搞笑的男子四人組「ERROR」，這組合又叫「F4」、「宇宙天團」。

耶穌服侍門徒，不單為他們洗腳，更為他們捨命！「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二十28）

我們弟兄姊妹之間的成長和相處如何？保羅還有末了的話說：

「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十三11）

助年青人實現夢想

作為一個監製及經理人，製作了《全民造星》，催生了MIRROR和ERROR，花姐的夢想就是要幫助一些追夢、尋夢的年青人實現他們的夢想！因為人如果沒有夢想，就是一條鹹魚（很貴，但沒有生命的）！你現在的夢想是甚麼？會如何達成？

花姐為了調教MIRROR這12門徒，找來阿祖（梁祖堯）做教練，讓12門徒入營特訓了12日，用了很多基督教訓練營的技巧（只是刪去了信仰元素），包括玩歷奇遊戲、團隊精神訓練、心靈醫治等，並且加以調教在他們相處時顯示的弱點或短處。

在這功利競爭的社會中，要幫助一大班從選秀節目競逐出來的年青人互相合作、一齊和諧地發展和搵食，真不容易！在他們還未成名的這段時間，未有工作收入、每日受訓、練歌排舞、學習演戲創作，誰來供養他們？「黃口無飽期」、「索食聲孜孜！」接到工作，一齊表演，排練時間肯定比個人表演長得多，但收入卻要12個人攤分，多極有限！如果你是他們的經理人，如何養育他們？

MIRROR有成員曾經對花姐不敬，之後流淚悔改說：「沒有花姐，就沒有《全民造星》！也沒有MIRROR！她簡直是我們的母親一樣！」花姐如同母親一樣，要湊大這班未來新星，一點也不容易！

保羅對帖撒羅尼迦的信徒說出自己的心底話：「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帖前二7）

花姐盡心培育MIRROR這12個囝囝，或許比起照顧自己的兩個親生兒子還要細心！她明察秋毫，甚至他們有幾條頭髮豎了起來，她也會叫他們整理好才去出鏡！

花姐直話直說，沒有虛假包裝，帶著心底話去說出真相。說出真相的人需要有勇氣，而花姐說出評語是要委身幫助人成長。當然，聆聽的人也需要有勇氣去接受評語，並加以改進。

合作精神尤為重要

要這組合得以長久，必須先建立他們彼此之間有良好的關係，再有合作精神、可以互相補足，才可以保存「one and all, all in one」的精神，有可持續的發展！MIRROR 12子在銀礦灣12日的營會中，有很多流淚、擁抱、安慰……到底是真情抑或是劇情？有待時間的考驗！

信徒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耶穌看到祂的子民（包括你和我），作為「新世紀福音戰士」，也有這需要，所以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中，有五次求天父賜下「合而為一」的心！

保羅在以弗所書中勸我們「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四2-3）

如果MIRROR的教練，識得運用這些《聖經》金句，可能更加事半功倍。可惜，就算幾正的金句，若不實行、沒有愛，都是鳴鑼響鈸！

來得不易的收成期

ViuTV的高層（魯生、金生）和花姐一直投資，現在已經進入「收成期」，財來自有方：

除了2021年5月在九展的六場演唱會的大豐收，他們會拍劇集、拍電影、拍廣告、做品牌代言人、影迷大手筆出資為他們做宣傳、讓市民全日免費搭電車……距離中秋節前兩個多月，有品牌的月餅盒上印有某成員的肖像，月餅一開售已經搶購一空了！紅館演唱會更不在話下。

我們要帶一個人信主，一點也不容易，真是「粒粒皆辛苦」！要培育一個初信者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曉得入了「自動波」去追求學習信仰，自律地讀經、祈禱、傳福音，更難！

試問我們信主多久？有幾多人自覺已經是成熟的基督徒、已經進入收成期，能夠為主收割莊稼？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十2）你就是這為主收割莊稼的工人嗎？

近年很多人望見明星偶像，以及他們身邊的支持者，大家就會說他們很瘋狂，標籤支持者是「瘋狂粉絲」，彷彿這些都是今時今日才有的現象，還說甚麼香港很久沒有出現很受歡迎的偶像，而偶像出來，一定要全城哄動才算成功。香港真的沒有出現過偶像嗎？聽見這種話，也只能說句：「少年，你太年輕了。」

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有「影迷公主」之稱的陳寶珠，一句「陳寶珠來啦！」突然就會出現萬人空巷的情景，與今天見到姜濤的情況相比，不遑多讓。香港曾出產的歌影視明星，不少是世界級的，包括李小龍、成龍、譚詠麟、張國榮、張曼玉、90年代的四大天王等。至回歸後，人們常常說沒有出甚麼歌星，其實也有陳奕迅，很多由他主唱的流行曲到今日還不斷被翻唱，成為經典。

討論偶像自然會談及到其「生產」過程。以前的所謂偶像，往往是很偉大的人物死了，我們才封他們為偶像，例如孔子、關公等等。在內地，即使今時今日仍然有人封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為偶像。很多學校也教導學生學習不同地方的名人，封他們為偶像，學習他們的生平、性格的優點，作為模範。

偶像的人設

不過在今日，偶像的討論大都變成資本主義式的文化產品，偶像公司生產不同的偶像，然後將其包裝成商品出售。偶像賣點各有不同，有的賣技能，有的賣性格，有的賣外貌，有的甚至賣缺點，總之就是將一個人的性格（或所謂「人設」）放大，成為討論的焦點，透過製造不同的話題，吸引社會注意他們的動向，在過程中公司透過表現偶像自己來賣錢。

在這個建立人設的過程中，其實也在做一種巿場操作，某些明星的人設，本來可能就比較小眾，這令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做些特別的活動，例如部份明星就走所謂「孬星」路線（即壞孩子路線），於是他可以在節目中「爆粗」，私生活很放蕩，甚至會有一些大膽的表演。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設，不少明星因為人設要「入屋」，坦言要改變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甚至在節目中有很多不同的考慮，為的就是要保證其節目（產品）如果有小朋友看，不會教壞「細路」。

市場以外的考量

這個分眾的過程，是消費巿場主導，同時也可以想像得到，有政府或者有不同有權力的人士介入。從這個角度來看偶像文化，你不難發現偶像不論是他每日的行程，還是他的產品，其實都會有政治的指涉，不論是刻意政治化，或是刻意去政治化，這也是在各種力量平衡之下走出來的產物。故此，我們也有必要去討論，偶像面對巿場和政治，他們應如何透過作品去自處，安全地表達意見，是至關重要。

最後，流行文化當然會產生一堆次文化，因著偶像本身有自己的性格，很容易就出現一個小社群，也因著明星的特徵，帶起一種文化來，例如明星喜歡電單車，就有一個小電單車隊，或者會引發一些因為追星而產生的新行業出現，例如近年設計應援商品的行業應運而生，以前就有娛樂版記者去信和中心的明星相店舖賣相，這些周邊的行業，同時影響著整個社會對偶像、明星等的看法。

流行文化中的美好事物

研究偶像文化，可以發掘的角度有很多，但重要的是，你不難發現偶像文化如何流動，即使每個年代如何不同也好，但你也會發現那個年代對很多基本價值的看法和取態，透過了解這些看法和取態，其實你不難發現，流行文化仍然要求偶像對自己的工作專業，對人要有基本尊重，面對不同觀眾要學懂包容，過程中學習堅持和妥協。若我們能找到偶像文化中點點的美好，將之帶給下一代，其實追星，未必如想像中必定是瘋狂、失控或者所謂荒廢學業和時間的。

「我要看見，我要看見，如同摩西看見祢的榮耀，我要看見，我要看見，這世代要看見祢榮耀。」
（詩歌《我要看見》的歌詞）

摩西不用再走上山與神見面了，因為，榮耀的神願意在神的子民中間居住（出二十五8）。神要以色列民按祂的指示，為祂建造聖所，以及聖所中的會幕與一切器具的樣式（出二十五8-9）。

人神之間的距離近了，人們樂意奉獻禮物給祂，也有祭司教導他們如何獻祭，除去自己的罪，以至可以更親近神。只是，尋常百姓與神之間仍然有一大段距離，只能留在院子，不像亞倫及他的子孫一樣，他們作為神的祭司，可以進入會幕，與神更貼近。感謝神的恩典，因著耶穌道成肉身住在人們中間，人們不用藉著獻祭，不用藉著其他人，只藉著耶穌便能看見從父神而來獨生子的榮光（約一14）。

當偶像與粉絲的距離拉近了，粉絲對與偶像相關活動的參與度及投入度一定愈來愈高，我們敬拜神的時候，不是也應該如此嗎？還是，反而神不再高高在上，敬拜祂便不必再認真投入，人身在教會，卻心不在焉？

「紫色的袍，荊棘冠冕，蘆葦在祂手中，全營兵丁嘲笑譏諷，救主堅立不動。」
（詩歌《紫色的袍》的歌詞）

耶穌來到自己有份創造的世界，祂是世界的光，祂希望祂的光可以照亮世上每一個人，可惜被造的人類，有些不認識祂，亦不想接受祂（約一1-11）。人們為何不願接受耶穌，信靠祂，好讓祂成為自己的救主？是因為耶穌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是因為耶穌常與有罪的人一起？是因為耶穌沒有組織軍隊推翻暴政？還是因為耶穌沒有能力救自己，令祂不用死於十字架上？

人們追星，原因各異，標準不同，這原是無可厚非，因為人有權選擇自己想要傾慕的對象。只是，人們可以用傾慕偶像的態度，套用到愛慕神的身上嗎？偶像肥了、贅肉增多，一旦達不到粉絲心中那種美的標準，便隨時遭撇棄，粉絲亦會另投其他偶像的懷抱。神要是沒有按我們的心意或目標採取行動，我們是否也會如此？即使不敢敬拜其他神祇，卻會向神大發雷霆，又或對神變得冷淡，從此對神不聞不問？

昨晚得知有舞蹈員在演唱會中受傷，實在令人心痛。希望他們早日康復！ 

由於網上有人提出事故報道是否應該刪相刪片，筆者想試試講講自己的感受及作出回應。於昨晚十時半左右，筆者見到FB中有人談論男團Mirror演唱會出了嚴重意外，雖本身不是鏡粉，但都想去多了解這近日的城中熱話，因為早幾天大家已開始掀起對這演出的種種不安全及危機的關注。

再看短片，遠鏡及近鏡的角度都有，並由於沒有任何警告字眼，在未有任何心理準備之下，筆者見到那一個大螢幕突然墮下擊倒兩位舞蹈員時，感到十分不安!但仍然看清楚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所以又再看了幾遍。隨後又繼續在FB裡看看還有沒有甚麼文章、其他影片可以讓我知道更多，由於筆者的工作與傳媒教育有關，於是花了不少時間瀏覽FB及新聞網站，想去進一步理解事件，看了又看，彷彿怕自己漏了甚麼重要的資訊。而情緒由不安變為了憤怒，不明白為何這大型的演出會出了這種不應該發生的意外。

最後，筆者沒有轉發任何意外片段，因為眼見FB中的討論及情緒爆發已經夠多了。而且也發現朋友們都沒有再繼續傳出短片，大家的氣氛開始轉為要為受傷的舞者集氣、祈禱，氣氛都緩和起來。

回想自己在FB所經歷的過程，如果一開始就有一些警告字眼，如:「要看短片時請有心理準備」等提醒，又或讓觀看者可以自行選擇可以不看，那麼可能會令筆者沒有那麼容被嚇倒，或感到那麼「突然」。

而今天看到FB將部份的影片加上了Sensitive Content (敏感內容)的做法，讓用戶可以自行選擇是否觀看短片，都是不種不錯的做法。見圖一。但奈何這是FB就一些被人反映為內容敏感的短片才會被加上的。帖文發放者應該不能自行加這種保障。

或像今天的有線新聞的做法，在短片中舞者受傷的位置加上模糊濾鏡的遮蓋，以免讓人不期然看到。見圖二及圖三。

又或者網友可以不用影片，而改為用截圖來顯示情況或只顯示事件結果，這樣做的驚嚇性就沒有直接觀看短片般令人震撼。如圖四。

回應有網民問及「是否應講刪相刪片？」筆者認為事件實在十分嚴重，大眾應該可以看到相關的資訊以作警惕、跟進及討論，其透明度不應減少。如大家都看不到資料，單靠傳媒的文字轉述，又怎可以完全理解到事件的嚴重性？但作為接收者，應該可以自行選擇是否接收及接收多少，當他們不想看時，可以選擇不看，而不是在沒有警告下被動地收看。

而筆者亦理解，傷者受傷的短片如果沒有任何遮蔽在大眾媒體中不斷地播放，對於傷者的家人、親友來說，也是一種沒法遏止的傷痛。的確兩者是要取個平衡。在新聞報道時加上模糊鏡，亦不播放近鏡的短片，只求觀眾了解事件的嚴重性就足夠。

最後，對於網民的心理保護，除了當感到不適時，要去找人傾訴，亦需要提醒自己不要陷在FOMO （Fear of Missing Out，即「錯失恐懼症」）當中。明白事件的嚴重性，作為香港人，對這隊近年難得亦非常努力的男團所發生的意外表示著緊及關注，亦屬正常。但如果當你開始對事件感到需要持續關注，亦生怕自己錯失任何有關事件的資訊，因而常感到不安及持續性焦慮，那麼就要提醒自己要及時抽身，是時候稍稍放下手機，做做其他事，放鬆一下。畢竟事件還需要時間調查，而受傷的舞者也需要時間治理；放下手機仍可以繼續為他們集氣及祈禱。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香港娛樂圈，從來以錢掛帥，哪裡有錢就在那裡「搵食」；香港娛樂圈，同時重視創作自由，有多少自由，就用盡那邊的自由，寫最有創意的東西。所以，以往你不難見到，娛樂圈的人無分政治，哪裡有資源，就盡量去用，哪裡自由多一點，就盡量去表達。這種認錢不認人的態度，近年卻被另一股風氣取代，明星支持者會將明星用政治光譜分開，繼而支持與他們政治光譜類近的人，如此一來明星就被歸邊，支持者同樣被分類。

就以香港男團「MIRROR」為例，其一成員姜濤曾被拍到在社會運動期間，在活動現場出現的短片，於是整團人就被形容為所謂的「黃」，但2021年卻全部成員一齊去拍一間被定性為「藍」的快餐店廣告，最後有些支持者為了支持偶像，就用了「賺藍救黃」為理由去說他們事出有因。之後但凡有政府宣傳，MIRROR所屬的公司也會替他們拍片和錄歌，不過同時被認為是「求其做」，例如早前因著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他們翻唱了《獅子山下》，不過歌曲的YouTube平台頁面卻禁止留言，同時錄像畫面分成12個小格，好像用網絡視頻平台「同唱」歌曲，之後配上「罐頭」片段收工。有人說製作成這樣的目的，不外乎是向政府交差，同時讓支持者感受到他們是無奈執行政治任務。

藝人發展重心的轉移

娛樂圈政治化有跡可尋。早年香港演藝圈市況淡靜，不少藝人北上賺錢，就被評為「反骨」，當中以G.E.M.鄧紫棋事件最人所共知，鄧紫棋於上海出生，在香港長大，歌唱事業在香港發展，後來在內地綜藝節目《我是歌手》第二季中爆紅，她曾拒絕出席香港一家電台搞的頒獎禮，撰文支持梁振英參選，在佔中事件中又不置可否，令人質疑她為了賺錢放棄了香港巿場，於是有本地樂迷發起杯葛行動。

類似事件隨著近年不少藝人回內地「搵食」白熱化。在香港當時沒有人願意投資，藝人賺錢甚少，有傳在香港的一線明星，即使收回所謂香港的正價，所賺的也比內地明星少一截，但論人氣卻與內地明星不遑多讓。不少在香港追星的朋友很自然地問這些明星的根在哪裡，會否回港拍港劇，唱廣東歌，不少影迷、樂迷也認為他們的離開就是放棄香港巿場，最後有些情況也同樣發展成杯葛行動。

這種情況其實是社會當下中港矛盾的延伸，發展到今日，甚至變成你去了某個與內地關係較好的本地電視台（TVB），就會被形容為出賣香港，與內地有關係等等，當然也有人會出來反駁說，香港樂壇本來就百花齊放，也不應說只能去一個電視台，否則只會重複歷史，再搞另一次一台獨大而已。當中曾在ViuTV做第三季《全民造星》導師，之後又到TVB做第二季《聲夢傳奇》導師的林二汶就曾回應：「其實我做了20年音樂，一直很相信音樂應該無分國界，沒分任何邊界，因為音樂本來是用來溝通，不是用來孤立的。我們其實一直追求百花齊放，不是嗎？……如果我分得那麼清，分得清清楚楚，那我教出來的學生，豈不是會墨守成規、故步自封？」2022年香港回歸紀念日，她在社交平台上載了自己的新歌《中華．頌》，她的一位支持者則以7,000字長文回應，愛之心，責之切。

有偶像以政治立場作招徠嗎？似有還無。林二汶在直播時曾講了以下的一番話，似乎是在回應熱情的支持者：「如果你見到我有咩好或欣賞，而你決定支持我，或曾經支持我，其實唔係因為我好，而係你好！我好信因為你心入面有樣嘢好，你見到人哋，你先覺得佢係好，一切都係心境！」

走向國際市場非新鮮事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很小的巿場，演藝界要殺出一條血路，從來都不能只靠香港巿場，以往歌、影、視三棲的香港藝人，到中、港、台、日、韓、東南亞，甚至歐美都去表演，而不會只在香港的。與今日不同的是，以往藝人會清楚說自己是香港歌手、藝人，表達、唱歌會以廣東話優先，之後才創作國語或者其他版本的作品，留在香港的時間亦比較多，相反今日要照顧的巿場多了，做法亦變得不一樣，但萬變不離其宗，我們不難發現，MIRROR原本也計劃在2022年夏天去日本表演，向國際巿場走去，儘管最終未能成行。

借來的時間、空間

明星們向哪個方向發展，因素很多，香港以前之所以能成為東亞地區其中一個重要文化輸出的城巿，與其獨特的政治和地理位置不無關係。當中香港因著1997年那個「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產生獨特的自由，是很多鄰近國家和地區不能享有的，其政治的複雜性，產生出與眾不同的音樂和電影，亦因此以往的歌星、明星可以唱民運歌，同時亦可以走出來宣傳政治政策，甚至唱出血濃於水的愛國情懷的歌曲。支持西方形式的民主自由，熱愛祖國大地和同胞，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展現出來，沒有人會覺得有違和感。同時因為要賺錢，歌星亦會唱不同的歌，以配合不同的巿場，即使如此也會被大眾視為合理。可惜政治化社會和社會政策，令社會暫時失去一個海納百川的空間，但願未來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真正有容乃大的社會，流行文化才可以真正再次興旺起來，而不只是一個小陽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引言

近年來不少人都提及「東升西降」，其大意是：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世界，將會逐漸取代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主導地位。「東升西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不是嚴謹的學術理論，故此，我在這裡只是通過「東升西降」這個概念來借題發揮，充其量這只是一篇雜文，而不是學術討論。還有，提起「東升西降」的論者都是以全方位著眼，但東西方較勁的範疇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多個層面，我並沒有這個能耐和雄心去全面分析，在這篇短文我只是聚焦在以科技為導向的經濟層面。

誰能名列全球20大？

無可置疑，現代經濟的火車頭是高科技，哪個國家或地區在科技上領先，自然在經濟上便會穩坐龍頭地位。兩年前波士頓諮詢集團發表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為世界上具有最新創意的公司排列名次（表一），除了耐克（Nike）和沃爾瑪（Walmart）之外，其餘都是高科技公司，當中美國公司佔了14席，亞洲公司佔了六席，而頭四名全都是美國企業。

表一：2020年全球最具創意公司的排名

不過，若果只以單一條件去衡量，偏差是在所難免的，而且創意是十分抽象和難以量度的概念，比較客觀的條件是公司的營運收入和市場價值，表二和表三分別顯示出，以營運收入和市場價值而言2022年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20間科技公司， 在表二中，亞洲公司是大多數，總共有11間上榜，美國公司則有九間榜上有名，在頭五名中出現了南韓的三星和台灣的富士通。

表二：2022年全球最高營運收入的高科技公司排名

表三採用另一個準則：市場價值，如果以此為標準，那麼全球20大上面只有四間是亞洲公司，而頭七名都是美國企業。

表三：2022年全球最高市場價值的高科技公司排名

美國一枝獨秀，亞洲多元爭鋒

「東升西降」是否將會發生還是已經發生呢？這要視乎甚麼是「東」？甚麼是「西」？如果「西」是指美國，那麼無論從創新意念、營運收入、市場價值去衡量，美國高科技公司仍然佔據著難以挑戰的霸主地位。然而，若果「西」是指整個西方世界，讀者可以清楚地見到，只有荷蘭半導體巨人ASML Holding出現在表三，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間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歐洲公司可以躋身20大之林。

換言之，若果將來美國在科技上停滯或者衰落的話，沒有任何西方國家可以接棒。相反，亞洲卻出現了多元爭鋒的局面，亞洲科技龍頭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日本的公司，其相互競爭出現了此起彼伏的趨勢，舉例說，日本半導體曾幾何時是舉世無匹，但後來被南韓和台灣迎頭趕上。在行動電話和電訊科技方面，南韓的三星、中國的華為和小米在不同時間各領風騷。

東亞國家優秀的工作倫理

1970年代中期，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開展了七大工業國峰會（G7 Summit），那個時候這份清單上有六個經濟體是西方強國，現在可以說是風水輪流轉。以上的現象引發出幾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為甚麼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依然持續強勁？為甚麼亞洲國家能夠在科技上突飛猛進？為甚麼很多西方國家好像是一蹶不振？我沒有能力和時間去探討以上所有問題，我姑且略略提及自己對第二和第三個問題的粗淺觀點。

亞洲包括了很多國家和地區，聰明的讀者應該會留意到，亞洲科技龍頭都是集中在東亞，而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日本在不同時間和不同程度上都受過中華儒家文化的影響，這當然不是新鮮的見解，幾十年前香港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已經提出過儒家工作倫理對經濟的積極影響，這說法頗具爭議性，我不打算在這裡詳細討論。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教育方法，很多教育理論家都批評東亞那種鼓勵死磨、死練的教學方法，認為這種取向會扼殺創造力，但我會提出異議，古語有云：「欲求生學問，先下死功夫。」亞洲國家能夠培養出那麼多一流工程師和科學家，難道不是與此有關嗎？

牢不可破的框框

此外，現在世界上最熱門的科技之一是人工智能和機械學習，中美兩國在這個範疇上的競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歐洲只有旁觀的份兒。關於歐洲滯後的問題，很多評論家已經從不同的角度去剖析，例如勞工法、企業法，在這裡筆者嘗試從心理學的試點出發。提起歐洲的科技產品，我相信不少讀者都會馬上聯想起歐洲的名貴房車和馬力強勁的跑車，例如平治、寶馬、保時捷、法拉利、林寶堅尼……。根據2018年的統計數字，全世界用於汽車的研究經費，歐洲佔了53%，日本佔了26%，美國只佔14%；在電腦軟件方面，歐洲市場只是佔了全世界研究經費的8%，美國則是高達77%。簡單地說，美國比較著重電腦科技，歐洲卻仍然著眼於傳統的機械工程。根據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說法，任何突破的創新都會破壞現存的秩序。我在另一篇文章曾經提過，任何傳統和身份認同掛鉤之後，現存秩序便不容挑戰，例如講求精密思維是德國文化的精髓，這種文化特徵表現在哲學、鋼琴製造、光學儀、汽車工程……等等，無怪乎投資在汽車工程變成了牢不可破的框框。

若果歐洲人不願意壯士斷臂，那麼東升西降可能會成為持續的趨勢！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ViuTV在2021年推出的第四季《全民造星》節目，開宗明義以選拔女團成員為目標，吸引過千名女性報名參加，最後選出96位參賽者進行比賽，並於該年的聖誕日進行總決賽，獲得冠亞季軍的三位參賽者在「專業評審」及「全民投票」項目中都獲得佳績，可見她們的表演深得評判和觀眾的喜愛。

不少市民對這隊女團都滿有期望，所以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群組內都有大量對節目內容和各參賽者的討論，亦有不少網民在節目播出前已對節目存有一定的偏見，預期節目中會出現勾心鬥角的情況，甚至該節目監製花姐（黃慧君）亦認為全女班必定是非多，但出乎意料之外，在整個節目中都看不到這些場面，節目呈現出的反而是一群女生團結地追夢的情況。

花姐曾透露這次辦「選女團」活動，是因為被上一季比賽的女參賽者感動，發現原來女生也能熱血地為夢想拼盡全力，甚至比男生更賣力。女團經理人Wing（戴穎）亦多次表示參賽者需比過往幾季的參賽者更加熱血，才不至被外間「睇死」。其實這正正反映了一般認為男生在工作方面比女生更認真，他們追夢時亦會比女生更有毅力這種刻板的性別印象，亦因為這樣，所以女團選拔賽的參賽者才需要付出額外的努力讓觀眾知道她們不比男團成員遜色。

參賽者需在節目進行一連串唱歌、跳舞或戲劇表演，因此她們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才藝，但要成為大眾「偶像」的話，單靠才藝是不夠的，還要得到觀眾的支持，她們的形象和表現需符合觀眾對偶像想像的要求，為觀眾提供幻想的空間，才能繼續在演藝界生存。

年青是王道

論到女團的資格，首先，參賽者需符合一個很客觀的條件，就是年輕。花姐指出女團成員必須年青，希望選出來的女團成員年齡範圍是16至25歲，而男團MIRROR的成員參加第一季《全民造星》時，他們的年齡是介乎18至29歲，由此可見，經理人對男團與女團的設定有明顯差異，女團必須比男團更為年青。

但是節目中兩位導師卻反對為女團成員年齡設限的做法，認為參賽者的能力不應受年齡所限，因此揀選了一位39歲參賽者晉身60強的位置，按表演質素來說，她晉級是當之無愧的，但在網上卻惹來一面倒的負評。不少網民認為39歲的女團成員實屬超齡，所以無論她的表現如何，都不應讓她晉級，加上她的晉級亦間接令到幾位深受觀眾喜愛的年輕參賽者晉級無望，這令有些觀眾對她和導師更感不滿。她在第二輪比賽時被導師淘汰，導師表示她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但有網民卻因她被淘汰而高興。而另一位35歲的參賽者則成功進入總決賽，最後更獲得第四名的優異成績，但圍繞著她的討論，總離不開她的年齡。

我們看看偶像文化盛行的日本，女團成員除了要才藝出眾外，樣子可愛甜美亦是她們吸引觀眾的賣點，因此她們往往十多歲就出道，但隨著年齡漸長，觀眾開始轉為追捧新一批年輕偶像，而舊的成員在難以繼續再裝可愛時，往往就要「畢業」退團離去。但男團成員卻沒有太多年齡的限制，由活力充沛的陽光少年，到成熟穩重的中年型男，都能得到觀眾的支持，即使直到了四、五十歲仍能在舞台上發光發亮。

美貌不可少

另一個女團成員的資格必然是外型討好。一眾參賽者燕瘦環肥，各有特色，但要成為偶像，外表仍然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當進行總決賽時，身形比較肥胖健碩的參賽者通通都被淘汰，樣子比較平凡的參賽者就必須擁有十分出色的才藝才能晉級。不過，樣子漂亮、氣質出眾，擁有「仙氣」的參賽者，儘管唱歌跳舞都不太出色，都能順利晉級，而她們往往深得觀眾的喜愛。而幾位有潛質成為將來女團「顏值擔當」的參賽者在總決賽的表演不太理想，但在廣大「粉絲」的支持下，在觀眾投票項目中得到不錯的成績，雖然總名次不高，但仍有很大機會加入女團。

節目其中一位參賽者一直作中性的打扮，蓄短髮的她與其他參賽者一同搔首弄姿地跳舞，予人格格不入的感覺，在節目播出前已引起網上一面倒的批評，甚至惡意地指她是「男人」、女團不需有TB（TomBoy，即喜歡作中性打扮的女生）等等。她在第一輪比賽的表現不算突出，但卻擊退了一位外表漂亮而且表演出色的參賽者，評判也坦言是因著她的中性形象讓她晉級，希望香港的女團能更多樣化，賽果引起觀眾極大不滿，網上亦充斥著不少對該位參賽者不禮貌的言論。

這位參賽者在第二輪比賽被評判淘汰，網民一面倒為此而歡呼喝采，但她所屬組別的導師的反應是：「如果因著她這個外型而認為她不適合作女團的話，我會感到憤怒。」他的話或許正好反映了，在性別意識高漲的時代，彷彿女團必須擁有能展現出不同氣質的女性，才是正確和進步的做法。

男子組合MIRROR也不乏性別氣質比較陰柔的成員，當中一位更被翻舊聞指他是同性戀者，但他的受歡迎程度沒有因而減退，仍能吸引大量「女粉絲」的支持。但從網上的反應來看，觀眾暫時未能接受到女團中有中性形象的成員，典型可愛的美少女仍舊是觀眾的至愛。

戀愛要禁止？

不少外國偶像組合都有「禁止談戀愛」的規定，一旦組合成員被揭發與他人發展戀愛關係，勢必被處罰，減少演出機會，甚至有女性偶像組合成員曾因此而剃髮謝罪。禁止偶像談戀愛的情況在香港是否盛行見仁見智，不過是次女團成員招募活動中，電視台就沒有明言會對參賽者的戀愛狀況設有任何限制，但一眾參賽者都不會多談自己的感情生活。

有參賽者一早表明已婚，甚至帶著子女到電視台來彩排，但她們都不是熱門的參賽者，觀眾並不太在意她們的婚姻狀況。而一位深得觀眾喜愛的參賽者在第二輪比賽遭淘汰，觀眾大多為她感到不值。不過事情發展峰迴路轉，隨後有網民揭發這位參賽者原來早已結婚，有部份網民得知消息後表示有被欺騙感情的感覺，認為她不應該隱藏已婚一事，甚至有人認為已為人妻的她不應該參加女團選拔賽。幸好觀眾都慢慢接受了她已婚的事實，她亦是被淘汰的參賽者中人氣最高的其中一個。

其實參賽者的感情生活與才藝、演出沒有任何關係，但卻會直接影響到支持者的情感投射，這種情況在「男粉絲」與女偶像之間更加明顯，一想到自己喜歡，甚或迷戀的偶像已有男朋友和丈夫，一切幻想都會破滅。

偶像的一舉一動會影響「粉絲」的情緒，「粉絲」的期望也塑造出偶像的特質。節目中參賽者的演出經常帶出「活出真我」的訊息，希望打破外間加在她們身上的枷鎖。但偶像文化同時也是一項商業運作，為贏得觀眾支持必須迎合觀眾的喜好，所以只有其「真我個性」能符合「粉絲」期望的參賽者，她們才能成功晉級，並成為最終女團成員的大熱門。但就算在比賽中被淘汰，所有參賽者都向觀眾展現了她們獨特之處，她們付出的努力是沒有白費，她們亦向自己的夢想邁進了一步。

資料庫

粉絲的期望：希望偶像永遠都單身

情感投射會令粉絲對偶像的感情生活有「期望」，希望他們永遠都單身，這樣粉絲就可以一直對他／她抱有幻想，相信這亦是其中一個原因，令一些偶像、藝人選擇低調處理感情事，甚至有人隱婚，就算生了小孩都不願對外公開。[1] 曾經有日本當紅女藝人宣佈結婚，結婚對象也是一位藝人，婚訊一公佈迅即令男粉絲大受打擊，揚言要放假「療傷」，甚至有企業的社長宣佈，准許員工因此向公司申請「療傷假」，引起網上熱話。[2]

（本文原載於第142期〔2022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同一種文字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其獨特的意思。最有趣的例子：土豆在大陸是指馬鈴薯（potato），在台灣卻是指花生，香港的用語既不是土豆也不是馬鈴薯，而是「薯仔」，因此，由薯仔變為我們常吃的「薯片」是合理不過的，但在台灣卻是稱為「洋芋片」。土豆、馬鈴薯、薯仔、洋芋不同的稱謂，卻是指同一樣的東西。但在「薯仔」前加一個小字，在香港的用語中，「小薯仔」是直譯英文「small potato」，意思又完全不一樣，跟薯仔本身並無關係，是指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地道的台灣慣用語，真的是看似明白，但卻是完全不懂。

「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這是新聞報道的其中一句。「小蜜蜂」竟不是在花間採蜜，而是在消防局等候，更尾隨救護車！再多看一段：

「殯葬業者會派出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所以才會知道傷患住址。」[1]

原來「小蜜蜂」是聽命於殯葬業者。

大概我們也猜到「小蜜蜂」並不是指我們常見的昆蟲，而是指有如「蜜蜂」般作出飛快又機動的「機車」。而「機車」司機穿著黃色的小背心，所以俗稱為「小蜜蜂」。

提到「機車」，我們大概知道在香港是指的「電單車」。但在電影的對白中，曾聽到：「你不要那麼機車！」「你很機車吧！」真讓人（香港人）聽得一頭霧水。「機車」在此處明顯不是名詞，而是形容詞，「機車」所指的是甚麼呢？「機車」在台灣十分普遍，其程度可說是世界知名，機車出現的小毛病及損耗不僅是普遍，更可說是頻繁。說人「很機車」就是指那人問題多、囉唆、不上道（機車不能上高速公路，有接不上的意思）。[2]

當然，「機車」或「小蜜蜂」等俗語，只是多加一點的聯想就不難明白。只是，近日遇上一詞，更是令筆者摸不著頭腦，怎樣也不能把這字詞與意思聯上關係：

「警消到場先是在透天厝一樓發現林女屍體，隨後上到四樓發現莊男上吊輕生……在林女後腦勺發現有敲擊痕跡，初步不排除加工自殺。」[3] 「大門門鎖反鎖、門窗緊閉且沒有遭破壞跡象，現場排除外力介入，並初步研判不排除有『加工』的可能性。」[4]

「加工自殺」或「加工死亡」是何解呢？在筆者有限的知識，「加工」一詞較多是用在食品上，而「加工」這動作大多數情況是在工廠內進行。當然，在網絡搜查一下，就不難找到「加工自殺」的定意，大概就是教唆或幫助他者（或一起）自殺。[5] 只是筆者才學有限，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原意的「教唆」或「幫助」，究竟是如何可以用上「加工」這一字來取代。

台灣對香港人而言，可說是「近文化」的地方，所用的是我們看得懂的「繁體字」。只是地道的用語，實在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來認識及了解。所以，當你在市場（街市）聽到有人問：「有沒有大陸妹買？」請不是誤以為在台灣販賣人口竟如此明目張膽。「大陸妹」其實只是萵苣（生菜）的俗稱吧！[6]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2021年7月，本地男團MIRROR和ERROR一行16人到屯門一個商場，出席本地電視台ViuTV宣傳夏季與奧運相關的一系列節目。他們的支持者（fans）Nicole一家三口，天還未亮就在商場門外與數百名支持者一起排隊等候。[1]

對於Nicole一家來說，能近距離接觸支持的男團，可以給孩子很好的體驗。她說：「孩子想要得到一些東西，如果在學業和生活上都能兼顧的情況下，給他們機會去經驗一下也是好的。」他們早在排隊之前就花了好大段時間，準備「應援」（表達支持）的大紙牌，將男團不同成員的相片貼在一塊大紙牌上，帶到現場高舉給自己的偶像看。要呆站在商場等候，對於才十二、三歲的女兒來說，當然是種鍛煉。Nicole作為她的母親笑言：就讓她知道要見到偶像，做自己想做的事，過程不一定舒服，也不一定能成功的。同行的還有Nicole的小兒子。

有別於昔日的偶像文化

根據不同報章和網媒報道，那天約有五千人參與活動，「企滿」商場三層樓。不少觀察本地文化的學者，早就將MIRROR和ERROR走紅描述為「現象級」事件。不過今日的紅和80、90年代流行文化的紅，有著不一樣的展示方法。[2] 以往的偶像文化，不論是80年代譚詠麟、梅艷芳的輝煌時代，還是90年代的四大天王，往往都是買歌星的錄音帶、CD、去戲院看他們的電影、入場看他們的演唱會，但今時今日，網絡效應下早就沒有人買錄音帶和CD，電影院的螢幕也變小了，更多人回家看串流平台的電影，演唱會又受制於場地或當時的防疫政策，偶像走紅，只要看他們所到之處都人頭湧湧，就可知道其浩大之聲勢。

除此之外，新時代的偶像，其支持者幾乎會包起明星廣告，2021年7月初MIRROR其中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生日，其支持者就在尖沙咀黃金地段租下巨型廣告牌為偶像賀生日，該處一整週吸引很多人到場打卡拍照，過程中更吸引Anson Lo本人親自到場自拍打卡。事實上MIRROR的支持者在其偶像生日、出新歌時，均會在巴士車身和車站賣燈箱廣告，有些廣告每個以十萬元計，曾經有人更砌了一條應援街出來，早在2021年就有傳媒形容，姜濤於4月生日時，整個銅鑼灣變成了「姜濤灣」。[3]

粉絲能看著偶像成長

如果你問這些男團的支持者，例如Nicole一家為甚麼會支持這些男團，他們會很直接回答，支持男團是因為這些新生代的男團成員不只是「靚仔」，還有很多優點：有刻苦的，有善良的，有溫柔的，有孝順的，又因著整個男團都是來自一個真人show《全民造星》，過程中清楚看到這些男孩子的成長，當中遇到的失敗，挫折，以及他們如何面對一些困難，這對於支持者來說，就彷彿看到自己心儀的孩子長大、成功一樣的快樂。

同時，電視台亦因著明星由真人show節目出來，在安排他們參與不同的綜藝節目時，也同樣有考量過當中真人show的成份，又或者直接將團隊協作的活動拍成綜藝節目，整個造星的過程，就不是強調能歌善舞，相反在強調他們在學習，在成長，邀請他們的支持者來看他們學習的過程，接納他們盡力但不一定完美的演出，甚至透過節目，彷彿在邀請支持者一起見證，分享他們成長點滴。

偶像變成用者自付的產品

如此，偶像明星就被形容為「平民化」，當中消費的產品就不再是唱碟，而是更多周邊的東西，例如明星出歌根本不用買巴士廣告位，自然有支持者買位為他們宣傳，甚至連MV也可以用眾籌方式去靠支持者支持來拍攝。明星偶像變成一個用者自付的產品，當中有的互動比以前單向的文化工業式的生產更切合支持者的需要。

難怪，整個社會都在問，究竟為何他們會受這麼多人的歡迎，答案顯然是：他們受支持者歡迎，而支持者有很多資源去捧紅他們。所以我們更加要問的是：我們喜歡的東西，我們又曾幾何時付出過甚麼？如果偶像有價，信念要課金支持，你會願意付嗎？又或者倒轉問一句：我喜歡或相信的一件事，我要用錢來支持嗎？[4]

路加福音十二章34節：「你們的財寶在哪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實在很值得大家細細閱讀。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