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正面教育觀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去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買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帝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香港教育，實在進入了多事之秋。多年來，不論政策、學制、管理、人事，由教育局以至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都曾經分別出現問題。學童自殺事件早已叫學校苦於面對；豈料，又有小學教師疑因工作壓力，在學校裡墮樓身亡……[1] 連老師也踏上不歸路，難道香港的教育環境真的變成了師生的監獄、甚或煉獄？

事實上，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長期居高不下，引起社會關注。2017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如何防止青少年自殺。然而，該工作小組原來已在去年10月解散，政府對學童自殺問題被質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2]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是9.5，比2012年的8.3高。中心又發現全日制學生的自殺案件由2012年的19宗增至2016年的29宗，增幅逾五成，自殺率則由4.6上升至8.1，增加了76.1%。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從前學校或會是一個預防自殺的屏障，可以及時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但數據意味著此屏障的能力可能逐漸失去了。[3]

誠然，假若我們看不清今日香港教育問題的根源，再多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不能根治病情。從生命倫理的角度思考香港教育的「病因」，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首先，今日的香港教育，變成了只有「價值」，不見了「價值觀」的教育。有趣的是，用「Google 翻譯」，若大家在中文那邊鍵入「價值」，英文的對應詞是「Value」，但若輸入「價值觀」又如何？英文的翻譯仍舊是「Value」。可是，兩者的意思又豈會一樣？

參考「維基百科」，「價值」可視為能夠公正且適當反映商品、服務或金錢等值的總額。[4] 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對一樣事物（或人，雖然這並不恰當）的客觀量度方法，衡量事物「有無用」或「幾有用」。

相反，「價值觀」是判斷事情的對錯、做選擇時取捨的標準，簡言之，就是人用來判斷「好與壞」的標準和方法。我們都知道，有益的事物才有正面價值。但在現代社會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抬頭，標榜著「中立」、「公正」、和「可量化」的「價值」慢慢取代了「價值觀」，量度事物的「好／壞」的標準是參照它的功能和效用。所以，同學讀書是為了有「好成績」，更要透過終身學習來「增值」自己。而一旦沒有「價值」就成了無用的失敗者。不幸的是，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也受這扭曲的價值觀折磨。早前有老師自殺，有議員非但沒有表達同情，只強調當事人：「要堅毅，唔好建立依啲消極態度。你唔單只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5] 在一些人眼中，老師彷彿只是一件有教育功能的工具，若發揮不到自身功能已是錯，就是要死，也不應「累街坊」，卻忽略了老師本身也是人，也有需要被關心和支持的時候！

在這樣扭曲了的教育價值（觀）下，很多就算原本帶有「良好意願」的改革，到實行時非但不能改善現況，甚至會「衰過以前」。就如小學改為全日制，原意是想同學們上午上課，下午可以較輕鬆的做功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結果，因為考試升學壓力，學校要延長課時、增加操練，學生因此變得更忙，放學後仍要面對大量功課！

到了中學，原本為了減輕考試壓力，也想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實行多年的香港中學會考（HKCEE）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取代。經過多年的適應，新制度變革出來的效果並不理想：減少公開試次數變成「一試定生死」的終極挑戰。文憑試中部份科目設校本評核，其原意是評核不易透過公開試反映出來的學習成果，但這卻令考生、老師和學校承受更大壓力。自去年開始，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校本評核亦已取消。[6]

好不容易進到大學，學生以為可以逃離考試制度，但原來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的競賽仍然繼續，畢業後還有持續進修，高等學位，專業試。即使想一心追求知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撰寫研究論文的數目亦成為了量度工作成效的指標，它更是爭取資助的工具！就是辦學，學生的成績是量度老師工作能力的指標，老師更要被一班「用家（學生）」評核表現。難道這就是今日教育的終極「價值」？難怪學生和老師都壓力爆煲。

除此以外，在「價值」取代了原有「價值觀」後，衍生出更具破壞力的「價值中立」（Value-free）教育思想。這原意本是可取的，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教導學生自己思考判斷，而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予學生。但演變到今日的教育文化中，老師完全不能將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否則就會被批評為「洗腦教育」，這明顯是過了火位。結果，「價值觀」就變質成「有無用、中立、放任」的代名詞。

而沒有「價值觀」的教育，更嚴重的後果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老師的職責就是向學生傳授道理、知識、解答他們的疑難。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知識，誰能沒有疑難？若人有了疑難，卻沒有老師可以請教，那些疑難是很難會有答案的。當然，老師也不是萬能，但他們可以為學生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等。箴言二十二章6節提到：「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育理應引導孩童，學習判斷好壞，以致他們可以自立自重，分辨對錯。然而，當「價值」與「價值觀」不分，教育的本質就此被「掉換」了——分辨對錯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成績好，能夠出人頭地才是正路。這樣辦教育的結果，學校只會成為「造星工廠」，最重視的是好成績，要「教D好學生」，而不是「教好D學生」。但這樣豈不是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香港教育問題要對症下藥，便要尋回教育精神的初衷。誠然，這並非沒可能。香港人口經歷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往「僧多粥少」，學生要經過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是無可奈何。然而今日各類教育專業已經有所發展，學位供應充足。香港和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也造就了新興行業的發展空間，當「行行出狀元」已不再是神話，香港的教育還需要像以往「造星工廠」般運作嗎？還是應該百花齊放，開設更多類型的課程，訓練不同專長的學生，甚或是走到教育的最原初位置：建立「教好品德」而不是「教好成績」的學校？

還是曾在香港教育界舉足輕重，已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先生講得好：「愈能幹的壞人對社會危害愈大，一個正直的人才能造福社會。」[7] 我們的教育，何時才能再次成為栽種孩童心田的「培育所」，而不是一間又一間的「A工廠」？

延伸閱讀：

《Breakazine!》「全民扮學——香港人被教育了甚麼？」第41期（2016年1月1日）。香港：突破出版社。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

每當社會出現關乎青少年性問題的事件，「香港性教育不足」是必然的結論。性教育的重要是無可否認的，學校亦投放了資源在性教育工作上，但學生卻像甚麼也沒有學過便度過了整個中學生涯。那究竟性教育在香港教育制度中的位置是甚麼？學校又如何落實性教育的工作呢？

現時教育局仍沿用1997年的《學校性教育指引》，指引包含有關性教育的五個主要學習概念——人的成長、健康與行為、人際關係、婚姻與家庭、社會與文化，並羅列出學前教育、初小與高小、初中與高中各階段性教育的建議課題及教學目標，指引指出性教育的方向不應局限於探討與生殖有關的生理知識、婚姻與家庭的實況、態度和技巧，而亦應關乎認識自己、認識與他人的關係，以及灌輸人生的各種價值觀。就性教育進路而言，指引只是列出各種性教育課題及目標，並沒有明確地在所謂「禁慾式性教育」或「安全性教育」兩者之間表態。

畢竟社會在這20年出現巨大的變化，《學校性教育指引》一來沒有涉及網絡的影響，二來指引中雖然有提及性傾向、兩性平等、變性等性別議題，但其關注面亦可能與現在部份社會人士所爭取的不同。撇除這些不足之處，指引中的內容其實仍有參考價值，但指引始終只是指引，只供學校參考，不須嚴格執行。而教育局亦沒打算將性教育獨立成科，反而主張將性教育融入在多個學科，如在中學的科學科、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通識教育科、倫理與宗教課程、或小學常識科等滲入性教育的內容。

因此，有關學校性教育的一切都是「校本」的決定。每所學校推行的性教育都有所不同，有學校專門設立性教育組統籌有關事宜，亦有學校將性教育歸入輔導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甚或訓導組之下，又或交由學校社工負責。而各個年級性教育的教學目標都是「校本」安排，學校可根據學生的情況，自行編排適切學生需要的內容。有的學校會自製教材，並安排班主任或輔導老師入班授課，亦有學校會邀請外間機構到校負責帶領講座或工作坊。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宏觀地按學生不同階段成長發展的需要出發，制定適切學生的性教育課程，期望能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及正確的價值觀，培養尊重的態度，幫助他們面對成長的變化和挑戰。學校輔導組老師自行設計校本性教育課程，並交由班主任教授。此外，學校每年都會邀請外間機構入校負責週會講座或舉辦工作坊。如個別學生有特別需要，學校亦會安排個人輔導跟進。

統籌宣道會鄭榮之中學性教育工作的是輔導組黎佩珊老師，她指出學校會跟隨辦學團體的理念來為性教育的方向定位，但同時對社會上性議題中不同立場的意見，持開放而謹慎的態度來設計學校的性教育內容。她表示學校不是要「塞」一套價值觀給學生，而是要為學生提供充足的資訊，讓他們自行作更好的選擇。但學校並非「價值中立」，校本政策讓學校有空間制訂學校認同的性教育課程，因此黎老師會小心揀選入校負責帶領性教育的機構，甚至會先參加機構舉辦的講座，了解機構的性教育理念是否與學校相符才作出邀請。

相信不同學校負責性教育的老師都有心為學生的成長出力，但他們都與黎老師遇到相同的困難，就是缺乏時間和空間。黎老師直指自新高中政策推出後，學校需要投放大量資源在學生學術及生涯規劃層面，以致沒有空間跟進學生其他方面的需要。她回憶以往在日常的教學外，尚有空間入班與學生進行性教育課程，但現在是老師的人手不足，學生亦沒有空間。黎老師本身是高中的學科老師，她慨嘆學科的課程還能透過補課跟上進度，難道性教育不足亦要補課？而性教育的範疇很廣泛，老師該如何取捨？性教育固然重要，但生涯規劃、德育及公民教育又何嘗不重要？老師應如何平衡學術與學生其他發展的需要呢？因此，她直言在時間與空間不增多的情況下，教育局提供任何硬件資源，其實都對學校推行性教育沒有甚麼大幫助。

香港的性教育的確存在著問題，但這問題不是性教育本身，反而是整個教育制度偏重學術表現的後果。性知識和技能可以在課堂中教授，但價值觀卻要透過關係來感染，而關係卻需要時間來建立的。當我們指責香港性教育失敗的時候，不要忘記仍有人在學校謹守崗位，默默地以有限的資源為學生的成長而努力。

一名已婚副校長與女學生的戀情，讓師生戀再次成為城中話題。除師生戀，該名教師亦涉嫌洩漏考評局資料。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說要先了解事件是否涉及違反規定，才決定如何處理，他亦表示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曾經討論師生戀的問題，但未有結論。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制訂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中，的確沒有明文禁止師生戀。守則要求教育工作者「努力保持教育專業的榮譽、尊嚴與情操」，但並沒有說明何謂教育專業的榮譽、尊嚴與情操；守則亦要求教育工作者「任何時候都以公平、體諒的態度對待學生」及「不應利用與學生的專業關係以謀私利」，但師生戀教師的一方卻不一定會違反以上的守則要求。

台灣對師生戀的指引比較清晰，《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7條列明：「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教育部更發函給各級學校，明令禁止師生戀行為。

在這高舉自由的世代，不少人認為只要師生戀雙方是自願自主，又沒有傷害他人，便是道德合理的事，更不應該阻止。但是，教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權力差異，教師肩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他們是學生的知識及品德的傳授者，亦是學生在學業及操行表現的評核者。這種不對等的關係，存在著大量利益關係的空間，教師要公平對待每一個學生，就應該與學生維持一個恰當距離的關係。亦師亦友沒有問題，但當發展成親密關係時，要公平公正地執行教師的本份卻是困難的。我們相信老師與學生之間存在著真愛的可能性，但師生戀關係卻是危機四伏、陷阱處處。

更甚的是，這不單是師生戀的個案，更涉及師生婚外情慾關係。雖然女生已過了合法性交年齡，但教師與中學生的婚外性行為仍嚴重違反家長對老師的信任，令人憤怒。我們不是要求教師成為聖人，過無可指摘的道德生活，但我們對教師的品行還是有期望的，最低限度不應將學生牽涉入個人的失德行為上吧。
 
 

平等機會委員會舉辦論壇，諮詢公眾對該會未來三年策略計畫的意見。過去半年平機會主席周一嶽儼然成了性小眾的代言人，不單經常出席同志團體的活動，更公開發表了不少平等得過了火位的言論，令人深以為憂。

例如周一嶽曾表示：「平機會相信每個人都有自由去選擇與甚麼性別的人結為伴侶，這是基本人權，不能受到剝削。」這說法比起一些同運團體為免社會人士反彈，往往隱藏其對同性婚姻的訴求來得更加進取，將同性婚姻提升至基本人權的層次，間接亦扭曲了人權公約的原意。因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在二零一二年發布，就性傾向和性別身分在國際人權法的保障《生來自由和平等》的文件中列明：「根據現時國際人權法。國家並非必須要批准同性婚姻，唯必須保護個人不因為性傾向而受到歧視，即同性戀伴侶理應與未婚的異性戀伴侶享有同等的待遇。」

此外，周一嶽亦表示：「改變性別，不一定需要及倚靠外科手術」，言下之意似是支持將來毋須做手術亦可以申請改變身分證上的性別，此舉將不難出現如外國一般，有心理上認為自己是女性的男士，毋須做任何切割男性性器官及建立女性器官的手術，亦可肆無忌憚，赤條條的走入女性更衣室，令其他女性感到不安及被冒犯。

更令人憂慮的是，不少團體曾約見周一嶽，表達對一旦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會造成的逆向歧視的擔憂，他不但充耳不聞，更指：「聲稱受『逆向歧視』的人士，是先對他人作出歧視行為，其後才被他人投訴。那些個案反而顯示了在某些情況下，以『道德』及『良心』作為理由的歧視行為，不容於社會。」我們曾向他提交的個案包括教師因不贊成同性戀而被失去教席；書店不肯派同志團體的刊物被指歧視；最新的個案包括攝影師不肯為同性戀人拍結婚照；以及花店平日有賣花給同性戀者，但不肯為同性婚禮提供鮮花便被控歧視。

平等機會條例是一條為當事人提供特別保障的條例，因為大前提是不能有任何差別對待，言下之意，若有性傾向歧視條例，大家在教育、僱傭、提供服務等各方面，不能對同性戀和異性戀有任何差別對待，亦不能作出任何令對方覺得被騷擾及中傷的言論，否則便會觸犯法例。大家真的預備要整個社會這樣看待同性戀，以及如此教育下一代嗎？
 

教育界經過教改之後，還以為可以回回氣，豈料一科平時完全不起眼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再加上通識教育，令學校突然成為政治風眼，學校教甚麼，老師說甚麼，甚至邀請甚麼名人嘉賓講講座，在這個投訴之都，全都被扣上帽子。政治正確比學習全面理解及分析議題，彷彿更重要。

就本年五月下旬，先有精神科醫生康貴華到聖保羅男女中學講「同性戀是先天還是後天」這個議題，被校友聯署質疑校方對同性戀議題的立場；之後又有協恩中學請佔領中環的發起人及法律學者戴耀廷談法治，被愛港力的人批評校方搞「政治宣傳」。

學校本來就是一個學習的地方，學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聲音、言論與觀點，從而認識世界。老師作為啟蒙者，如力有所及，邀請社會不同人士去表達看法，開濶學生視野及眼界，實在是老師的責任。同學在老師帶領下接觸不同觀點，學習獨立和批判思考，過程中了解社會上的多元聲音，正是教學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可是現在，有些政治團體為了自身的立場，質疑老師選擇嘉賓和處理題目的準則，甚至連嘉賓的人選也都過問，彷彿學校請甚麼嘉賓主講講座，學校就必定與該嘉賓的立場一樣似的，學生聽過嘉賓的說法，就會照單全收。他們甚至將反對聲音推上報，務求將事件政治化，將社會二分為「支持」和「反對」某某議題的兩大陣營。現實上，傳媒最愛這種在社會上有兩批人在「打生打死」的場面，好不熱鬧的新聞。

從國民教育一役後，我們就知道今日的老師，即使行政工作多忙，在處理社會議題時，仍然持守政治中立，並會在表明個人道德立場時，有理有節說明所抱持的價值觀的理由，不會單單因為政治中立，放棄解釋自己所持守的立場。我們認為這樣引導孩子，才是真正的身教。如果有一天，老師因為不同人的立場，或者因為某某人的身份，為怕被傳媒指摘及怕煩等等而放棄有理據地解釋自己所持守的立場時，洗腦教育就真正開展。

若是這樣，最後的輸家會是誰？答案就是一群因不同議題而被撕開得支離破碎的香港人，以及我們的下一代。為此，請傳媒高抬貴手，好好保護現時校園的學術自由以及教育自由，不要將學校變成洗腦教育的戰場。

上屆政府提出六項優勢產業，得到社會認同。經過四年的推動，過程中有若干問題需要檢討，例如醫療人手不足，教育應否作為產業看待，社會上存在分歧，在滿足本地需求和發展這兩項產業之間也有矛盾。「經濟發展委員會」將檢討產業發展策略和政策，訂出建議。

2013年《施政報告》第42段

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後，各界的焦點都在於他「信唔過」，土地政策遠水不能救近火、缺乏亮點等。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對於報告中第四十二段，特別敏感，也有點意見。

教育應是一個「產業」嗎？這幾年來，當教育變成了一個著重衡工量值，只看營運效益的「生意」，學習成為了增值和資歷競賽歷程，這委實是對教育的無情扭曲。特首競選承諾中，曾說教育不是開支，是對未來的投資，也認為教育是長期的工作，需要長遠規劃。特首說教育不應是一個「產業」，這當然是好的！立法會也早在上年十二月中，已有「重振本地教育質素，停止教育盲目產業化」的動議。可是，《施政報告》的教育部分卻叫人失望：十五年免費教育、停止殺校、增聘老師及小班教學落空，政策大都是停留於設立委員會作研究的階段--這就是教育的「鞏固期」嗎？報告中說「經濟發展委員會」將檢討「教育產業」，但委員會中竟然一位教育界的代表也沒有，試問委員會又會如何檢討教育發展？

到教育局解釋教育政策的文件（立法會CB（4）318/12-13（01）號文件），更是流水帳得可以。除了只在第一段寫了些口號式的教育理念外，整份十四頁的文件，通篇都是各類教育發放資源和執行的細目。這五年我們的教育理念是怎樣？我們怎樣去教好學生「德、智、體、群、美」？如何教好學生獨立思考，避免再有類似國教事件的發生？今日我們的社會這樣看重誠信，我們應怎樣培養同學具有國際視野，也具有如廉潔及公義等的香港核心價值觀？

教育被「鞏固」就夠

現在，筆者最怕的是教育不止「產業不再」，更會被「縮沙」：由皇后山收回私大發展的傳聞，到浸大爭取用地困難重重，筆者想，真的只能祈願教育只是被「鞏固」就好了……

最後，筆者也得要申報利益一番：特首是筆者足足二十多年前畢業的師兄。筆者與他接觸的機會，只限於少數母校和校友會活動。對於他的施政和誠信，筆者實在不想多加一句私見，但有一樣是真實的：作為校友，筆者所認識的梁學長，的確為母校、校友和同學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作為一個學弟，筆者真心相信你對教育還有憧憬，但同時也得告訴你，就是位於極缺學位校網的母校，年前也「被同意」統一縮班。特首師兄，晚輩不敢太有期望，但也請不要讓大家太過失望。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首份施政報告中表示，對於是否需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免受歧視，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課題，必須審慎處理，會繼續廣泛聽取不同的意見。對於有人認為政府不就立法展開諮詢便會令社會連討論的機會也沒有，是言過其實，因為社會上有關討論其實每天都在進行，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誰也阻不了。而且支持同性戀運動的立法會議員若要提出口頭質詢、動議辯論，甚至要求在立法會內成立專責小組跟進亦沒有難度。過去兩三個月的真正爭論焦點其實是應否一刀切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而不是應否諮詢。

大家只要看一下何秀蘭議員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幾個小時，便發表一份詳細的性傾向歧視條例建議書，便知他們其實早有準備，亦一如我們之前憂慮，若要進入立法程序其實十分容易，因為過去十多年，立法會已多次討論有關條例，絕對不是由零開始，正反雙方的論點亦有充分的機會去表達。

雖然我們反對訂立會產生逆向歧視，以及要教導學生同性戀和異性戀完全一樣的性傾向歧視條例，但我們從來不反對政府及社會人士更深入了解同性戀者究竟受到甚麼具體的歧視，正如過往在討論家暴條例時，我們亦由一開始便表示，任何人士若面對暴力威脅，政府亦不應坐視不理，問題只是應以合適的、不會動搖法律上對婚姻和家庭定義的方法去處理。過去我們聽到很多有關同性戀者被歧視的個案，主要都是指因為其他人（特別是家人）不認同同性戀，令他們不敢公開性傾向，因此感到被歧視，甚至產生抑鬱，但很少是一些實質而具體的歧視，除非大家決定立法不准任何人再反對同性戀，否則立法亦不能解決問題。

對於一些同性戀者的訴求，我們認為可以透過修訂現有法例去處理，例如制定不公平解僱法，所有人士，包括因為性傾向、年齡、身材、樣貌或者新來港而受到無理解僱的皆受保障。此外，亦可以立法規定所有成年人皆可以預先簽紙授權一個他信任的人（毋須是配偶或直系親屬），在他病重或神智不清時可以探望他、代他簽署醫療文件、甚至死後合葬。

今時今日，愈來愈多同性戀者出櫃，社會人士一般都沒有特別的反應，很多傳媒更加讚他們勇敢。反而大家若果公開表示不贊成同性戀行為，所要承受的攻擊更大。一個真正多元共融的社會，是應該互相尊重，接納彼此的差異，當大家對一些倫理道德標準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應該透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討論，不要人身攻擊，更加不要以辱罵和抹黑的手法表達。

同性戀者的私生活現時已經受到法律保障，若果有同性戀者一些基本的權利（例如接受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和居住；以及人身安全；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選舉和被選的權利）受到剝削，社會大眾應該正視和討論，不過，若果要改變婚姻制度就必須要有社會共識。我們反對一切歧視，希望社會上不同意見的人士多些溝通，減少誤會、縮窄彼此之間的距離。

教育局於四月底，就小一至中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推出諮詢文件，引起社會相當熱烈的討論氣氛，這其實是意料中事，因全港的教育界持份者，粗略估計佔人口一半以上，除了學生、教師和家長，或多或少也有你我關心的親人涉及其中。

「國民教育」這字眼，在香港出現了只有十年多些，是基於香港開埠百多年歷史中，有九十九年都是英國殖民地，回歸祖國至今卻只有十四年，但在絕大多數國家，「國民教育」根本就是基礎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學唱國歌、認識屬地歷史、認識當代領導人，甚至是歷任領導人、記誦國家或城市行政分區名稱，無論你是否喜歡或認同，都是必須學習的基本常識。

香港特區政府不斷加大力度推動國民教育，本來是好事，但倘若所制訂的課程內容，與原有的「常識」和「通識」科有所重疊，便會浪費資源和時間；要是從原有的課程抽出來，卻又無須考試，那反有倒退之嫌。一旦未作慎密籌劃或充分準備而強行推出，不但得不到預期效能，更會大大加重老師的負擔引致反感，最終就是反效果。

推動國民教育，確實刻不容緩，卻不能操之過急。要成功推行，必先給前線老師提供足夠的支援和培訓，提昇他們的愛國情懷。假如未能培養出國民身分認同感的老師，他們只會給你唱反調，那憑什麼可令學生產生民族自豪感呢？

筆者從事教育工作超過三十多年，明白前線老師日常工作的辛勞，假如教育局一廂情願以為在那幾個寥寥可數的國民教育中心辦些講座或培訓班，便可解決問題，我認為這是天方夜譚。試問上了一整天的課，誰真的願意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長途跋涉去接受「國民教育再培訓」？因此，筆者建議仿效「同根同心」高小及高中學生赴內地交流計劃的做法，外判給有經驗的機構，為老師設計課程及活動。例如派專人到學校舉行講座，或讓學校以包團形式，安排教師赴內地考察交流，親身體驗國情的實況，取得第一身經驗，提昇教師的國民身分認同感，改變他們的情懷，才有望他們日後授課時對國是作出正面中肯的解說。

總的來說，要成功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首先教育的對象是校長和教師，而非學生！

筆者記得就讀中一時的某一天，有位男同學帶了一本成人雜誌回校，引起一陣哄動，結果該同學被訓導主任訓示了半天。踏入中學時期的青少年，荷爾蒙讓他們在生理和心理上產生強烈的變化，他們渴望對性、異性和自己有更深入的認識，而漸趨成熟的身體和幼嫩的思想這個危險組合，讓不少家長和老師擔心不已。與其讓他們自己探索，倒不如引導他們，教導他們正確的性知識和性觀念。那麼，現時香港性教育的情況又如何呢？
 
2008年4月，教育局就現行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作出了修訂和增潤。在新修訂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中，按不同的學習階段，訂出與性教育相關的學習期望及內容，細節如下：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

• 認識自己的身體，並以尊重的態度，理解男女生理結構之異同
• 能保護自己身體的私隱，並懂得拒絕別人的冒犯
• 注重個人衛生，養成建康的生活習慣
• 認識人生不同階段之歷程：出生、成長、生育、年老、死亡

 
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

• 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之轉變，並能以平和的態度迎接
• 懂得以理性和尊重的態度和異性相處
• 認識「友情」、「戀愛」、「結婚」、「生育」之間的關係
• 認識性行為、懷孕、避孕和墮胎的基本知識和要承擔的責任
• 主動拒絕接觸媒體（包括：電視、雜誌和互聯網）帶有色情成份的資訊
• 慎言律己，不以「性」和色情作為閒談和取笑別人的題材

 
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

• 以理性的態度，處理和控制自己的性衝動
• 以開放和關懷態度，認識不同人有不同性取向（例如：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等）和生活方式（例如：獨身、離婚、不生育等）的自由
• 以理性和關懷的態度，建立並維繫與異性的交往（例如：「拍拖」、戀愛、分手等）
• 抱持「生命莊嚴」的價值觀，正確認識性行為、避孕和生命的關係
• 以「責任感」和「承擔」，認識戀愛、婚姻和家庭的關係

 
第四學習階段（中四至中六／中七）

• 以理性批判的態度，辨識社會「性」風氣和傳媒角色的關係
• 以負責任的態度看待性行為，能從「後果」、「尊重」和「共同決定」作出判斷
• 認識「安全性行為」所涉及的考慮(例如：預防性病與愛滋病、懷孕與避孕的考慮)，並懂得對別人的要求「說不」
• 尊重自己的身體，不藉此作為交換物質的工具
• 有獨立思考，認識「流行文化」、「同輩壓力」、「大眾傳媒」等對「約會」、「戀愛」和「性關係」的影響
• 認識作為父母照顧子女應承擔的責任和抱持的態度
• 能夠以批判思考和謹慎的態度，辨識和判斷與「性」相關的社會議題

跨學科處理  成效存疑
 

為達到以上一系列的學習期望，教育局把性教育及其相關主題的知識內容分散在各有關科目中。這些學科包括小學的常識科，以及中學的普通電腦科、電腦與資訊科技科、科學科、生物科、綜合人文科、倫理與宗教科、家政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和通識教育科等。
 
從教育局把性教育內容分散於各學科的教學範疇，把性教育這個擔子分給不同的專科，我們可以知道政府並不打算把性教育看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然而，要知道性教育不止是性知識的傳遞，更重要的是價值觀的建立。若果老師未經有關性教育的專業培訓，根本不懂得如何教授，再詳盡的指引都只是紙上談兵。這種拉雜成軍的跨學科性教育課程，令學生難於整合各方面的內容，建構出個人的性價值觀。

 外判性教育難選難控
 

老師有心無力，而處於青春期的學生又問題多多，以致不少學校都會向外尋求協助，邀請不同機構入校向學生帶領性教育講座或工作坊。在香港進行性教育工作的機構為數不少，如衛生署、家計會、護苗基金、母親的抉擇、關懷愛滋、公教婚姻輔導會等，她們各有專長，亦各有立場。青少年性行為、墮胎、同性戀……不少有關性的議題都富有相當爭議性。在多元社會中，不同機構在同一議題上的立場存在差異是正常不過的事。可是，這些差異有時是南轅北轍的，那麼學校該如何作出選擇呢？當社會大眾的性觀念出現不同程度的改變時，學校應該嚴守道德的堡壘，抑或迎合社會的轉變而作出相應的調適呢？當有關機構和學校向學生傳授性教育（特別是涉及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時，家長又是否有權表達意見呢？
 
今年10月，本港發生了一宗十分駭人的新聞──「16歲爸爸上山埋嬰屍」，[1]每當有這類新聞出現時，許多專家學者往往將事件歸因於性教育不足，要加強推行性教育。但是，在幾乎沒有人會反對推行性教育的年代，又有多少學校真正願意花時間在性教育呢？
 

[1]2010/10/07，《蘋果日報》，A01港聞，〈16歲爸爸上山埋嬰屍〉。
 

面對適齡中學生人口在未來數年將大幅下降，為減少殺校及鼓勵一些受家長歡迎的英中一起參與自願縮班，教育局推動全港十六間開五班的官立名校帶頭參與統一縮班，但受到一些校友代表強烈反對，中西區官中名校英皇書院校友、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在網誌炮轟教局強迫縮班，是剝削無法應付直資名校學費的優秀窮學生的入學機會，直斥是「重大的社會不公義」。

是否一刀切縮班是一個十分具爭議的問題，因為無論子女能力如何，不少家長都渴望能送子女進名校，現實上家長亦不會投訴子女要跨區往名校上課，以及名校不是小班教學。因此，名校無論在那一區，適齡學生人口如何下降，對它們招生都不會有太大影響，最多不過是由二、三十人爭一個學位，變成十多二十人爭一個。問題是名校不縮班，將有更多學校被殺，因為就算如何小班教學，有些學校亦會連一班學生也收不到，而人數愈少，家長愈擔心，最後也會轉走。

經過多年的殺校，一些真的在行政管理及教育質素很有問題的學校理應已被淘汰，繼續被殺的其實不一定是辦得很差，因此收不到「好學生」的學校，相反，有些學校是有志服侍一些學科成績較弱的學生，希望能培養學生其他方面的發展，以及建立良好的品格，當更多第三組別學校被殺，這些學生將被逼進入一些只強調學科成績，不想被殺的「好學校」，他們卻因此可能會有更大的挫折感，在學校可能出現更多行為問題，或增加了在15歲之後主動離校的機會，成為教育制度的犧牲品。

其實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為甚麼當官立名校縮班，會出現一些無法應付直資名校學費的優秀窮學生被剝削入讀好學校的機會？早期教會學校為不少清貧但有上進心的學生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雖然近年不少基督教名校為了擺脫教育局僵化的干預而轉為直資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一些直資名校為甚麼收那麼貴的學費，令優質教育成為有錢人的專利，將一些清貧學生拒諸門外？

基督教學校縱然轉為直資，絕對不應該忘記服侍有需要的學生，單單提供少量的獎學金給成績優異的清貧學生是不足夠的，教會學校在資源上應向清貧學生傾斜。

又到開學的日子了，對一些收生不足的學校來說，開學後亦未能令收生情況有戲劇性轉變的話，殺校只是早晚的問題！據教育局最新的估計，到2016年中一學生人數會比今年再少21,500人，只得53,900人。若以34人一班計算，足足少了600多班 ，最嚴重的情況會有百多間中學收不到中一學生！

教育局一直呼籲各中學一起將每級由五班減至四班，以舒緩殺校的壓力，但礙於家長渴望子女入讀名校，反對名校縮班；以及有老師擔心因縮班而成為超額教師；亦有學校擔心率先響應縮班，會被家長誤會為收生不足而影響日後的收生。至於教育界一直呼籲實行的小班教學，因為資源問題恐怕要實行亦遙遙無期。

要一些名校縮班雖然會遇到一些家長的阻力，但其實最重要的持份者是正在就讀而不是那些將來想入讀的學生家長，而教育局對自願縮班學校的鼓勵主要是保障教師，對家長沒有吸引力。個人認為想鼓勵家長支持，其中一個方法是教育局撥出二三百萬給每間自願縮班的學校，將多出來的課室全面提升為先進的多媒體教室或者圖書館，又或者按不同學校的需要，改善同學常用的設施，讓學生成為最大的得益者，有助贏取家長的支持。其實就算真的要支出幾億元施行有關計劃，比每班再減人數要化算得多。

另一方面，教育局雖然聲稱鼓勵一些學校改辦有特色的學校，不過，據了解，一些學校大膽地構思招收內地學生並且提供住宿，卻因為前線審批的同事沒有足夠靈活性而告吹，局長若果真有此意，恐怕先要突破一些僵化的官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