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的爭議

早前在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在其就職演說當中，強調了「兩岸互不隸屬」，引起內地的不滿。中國大陸官媒央視新聞在該演說結束後，便於微博反擊賴清德的言論，指：「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國家」，後來不少台灣的歌手紛紛轉載央視新聞的帖文，歌手蘇見信也於微博發帖支持統一。而台灣著名樂隊五月天於北京鳥巢開演唱會時，主音阿信在現場表態說：「我們中國人」，五月天表態後，facebook現了一位自稱是五月天忠實粉絲的網民寫了一封「分手信」，表示對五月天感到失望，又提到自己對樂隊的投入程度曾經非常瘋狂。可見歌手表態一事，破碎了一些粉絲的心。

其實，一位歌手之所以會吸引人，除了其唱功之外，其展現出來的氣質、言論、行為、價值觀以及在歌詞表達出來的信念都可能會成為粉絲欣賞他們的元素。歌迷對其支持的歌手、甚或偶像有期望是很自然的，試想像一下，一個歌手就算唱功了得，但到處生事，如吸毒、打架等等，相信也不會有太多人喜歡他，而事實上也有不少歌手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結果大大影響了他們的演藝生涯。五月天向來給予人的印象都是青春、夢想、熱血、革命，這些都是從他們的說話、歌詞中看得見的，不少粉絲也會對他們產生一定的期望。若然他們說一些話或做一些事與其一貫形象相違背，這些粉絲自然會感到失望。至於他們為何說這樣的話，表這樣的態，大家未必能知道確實的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是政治或利益輸送問題，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近年一些歌迷、網民、甚至政黨人士和官員，很喜歡逼人表態，其實，作為歌手、藝人，有時對政治未必有深入的了解，亦不擅長面對波譎雲詭的政治世界，而且不少問題有時亦不一定是非黑即白，豈能在台上三言兩語便可以說得清楚。在當前欠缺包容、立場尖銳地對立的政治生態，對許多不擅長政治論述的藝人來說，其實是一個令人太沉重的挑戰，一不小心、粉身碎骨，何必逼他們作政治表態呢？將政治強加於文化、藝術、電影、體育和宗教等等的領域，其實並非好事，請不要將舞台變成批鬥場，在不包容的政治氛圍之中，有時毋須表態對大家都是一件好事。大家喜歡一個藝人，不代表一定要認同他／她對每一件事的看法。正如大家不會喜歡聽一些政客和官員在大家面前搶著拿咪獻唱（其實是獻醜）一樣。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電視劇《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那年盛夏》）被形容為2023年的「神劇」，網民形容劇中大量「隱喻」令人聯想到疫情前的社會運動，之後引申出一種論調：今時今日再不能直接將自己的想法透過戲劇表達出來，因為太過高危，過不了政治審查，還要用各種方法曲線表達，大家「明就明」，一切「在心中」。

隱喻（metaphor）是一種修辭法，用暗示的方式，將一種事物比喻為另一種事物。或許在此用《那年盛夏》的劇名來解釋一下，有網民說劇名「綻放如花」那個「綻放」就是「爆頭」的意思，而「如花」就是指「爆到七彩」。於是「那年盛夏一班人爆頭死」就變成「綻放如花」。這是我們小時候學的基本修辭手法「比喻」，當中有本體（爆頭死）、喻體（綻放如花），如果是明喻，則會有喻詞。

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技巧，是將抽象的事物用一個具體化的方式說出來，當中亦牽涉到不同的感受。例如《那年盛夏》故事所用的，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生存遊戲加科技殺人的橋段，[1] 這類故事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隱喻了，生存遊戲本身就是個喻體，觀眾討論的本體，就自然離不開日常生活中無可避免在工作上或者為求生存而互相較勁。故事發展下去，突如其來各種規則的出現，令當中不同的角色有所互動，表面合作的關係，但內裡卻是各懷鬼胎，甚至有更多人原來有另外的角色，被迫執行自己未必想執行的任務。整個故事就像一個隱喻了。

很多人說，自己很能投入故事中某個角色說過的某句對白。《那年盛夏》改編自網絡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所以有人企圖將兩者比較並做對照，試著找出不同社會事件下，創作人如何將故事改編，以加入更多元素，將故事更緊扣現實的社會狀況。[2] 觀眾不難發現故事中的一些對白，例如「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到更多」、「若我們更團結，結果是否可以不一樣」、「中立不表態不行動者比對家更可惡」令人對應到現實中一些具體情況。可是故事同樣透過隱喻，滲透出各種的情緒，而透過故事的發展、人物角色，這些已經不只在告訴觀眾故事的推進，而是在挑動觀眾的情緒，叫他們去感受這些難以言說，抽象又難以表達的事情來。

故事一方面用這個方式去喚起觀眾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它為觀眾的想法，設了一個框框。因為運用了隱喻手法，當中的特點是將一些創作人想表達的東西突顯出來，換言之，故事引申出來的情緒和想法，都是帶有特定的角度。例如這個故事本身的設定就是殺人遊戲，不跟遊戲規則就有人會死，而這件事是不能逆轉的。[3] 其實故事做了幾個設定，例如整個群體是學校的同學，他們之間會有怎樣的關係，老師和同學又有怎樣的關係，遊戲的規則和設定其實也是創作人對社會的一種想像。這種框框的設定，做得好有助觀眾思考，做得不好有時會影響觀眾的思考角度。

說白一點就是，故事中掌權的人和學生，必然是對抗關係嗎？同學之間如果合力無視規則又會怎樣呢？故事人物怎樣看規則這一回事？即使有規則又必定有不幸的事會發生，遊戲參與者是不是務必要跟隨規則？所謂的遊戲是不是就必然有輸贏？再退後一步問，「勝／敗」其實是否也只是一個隱喻？這些框架，觀眾很自然地視之為理所當然，但回心一想，這些也只是隱喻之下的一部份，或者只是故事的框架而已。

更有趣的是，在網絡世界中，大家往往將創作人可能沒有想到的部份，自己「腦補」下去，繼續延伸想像，於是在觀賞《那年盛夏》時，一些純粹推進故事的劇情，也可以被觀眾加入想像，成為「隱喻」的部份。當然，這可以被理解為創作人成功透過一個框架的設置令大家投入在劇情之中，如此才會有這麼多的互動，在作品與觀眾互動之下，作品會更加完整，觀眾的推演往往並不是在創作人預計之內，但有了這些推演，就更能令作品流傳下去。[4]

同時，正因為有不同「觀眾」，大家才會有不同的解讀，並出現了不同的想像和見解。誰都知道「故事內容純粹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實際上當太多人的情緒同時被牽動到一個相同點時，那種共鳴容易令人產生疑心，這也是正常和合理，所以不少人常會擔心類似節目會否遭到非議和投訴。不過正如之前所言，不少所謂的寓意，往往是一種劇集與觀眾互動的行為。換句話說，如果觀眾未有經歷過某些事件，看這個故事就未必會受隱喻影響，產生某些特定的聯想，所以隱喻之所以成立，還是要建基於觀眾本身心存某些感受或者本體，兩者才能「聯結」起來。

如此，誰要攻擊故事隱喻，其實就是因他內心有一根刺。療傷，比還擊，似乎更重要吧。

「在神的國度裡，有權柄和能力，不憑血氣，不憑勢力，單單倚靠主聖靈。」
（詩歌《願祢國度降臨》的歌詞）

對使徒來說，脫離羅馬政府迫害是何等重要的事，他們非常關心復國一事，耶穌不是不關心政治，祂知道父神已定了時間或日期，只是認為使徒不必知道（徒一6-7），他們在當刻，最重要的是遵守祂的吩咐：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幾天後他們將受聖靈的洗（徒一5）。甚麼是聖靈的洗？幾天，即是多少天？使徒一聽到耶路撒冷，比他們聽到受聖靈的洗更感興趣，追問復國的時間表（徒一6）。使徒錯失焦點，耶穌回歸正題：「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徒一8《新譯本》）

「道不同不相為謀」，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發起的杯葛行動，層出不窮，對於參與杯葛的人來說，極其量會帶來不方便，但若把政治看得大於神在人身上顯明的旨意，所招致的損失卻不可同日而語。假如使徒只管政治，漠視耶穌的吩咐及聖靈，不去為主作見證，他們又將錯失一段怎麼樣的人生？他們又如何見證著神的救恩傳開呢？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追星是不同年代不同粉絲的集體回憶，不過，對於信徒來說，將某些藝人捧為偶像是十分敏感的事，當情不自禁受其吸引時，心裡或許會有些歉疚。利未記二十六章1節說：「你們不可做甚麼虛無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們的地上安甚麼鏨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主要是想提醒我們不可以讓我們自己創造的神／偶像，取代耶和華神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追星也好、戀愛也好、對性、對金錢的興趣，甚或對子女的鍾愛也好，只要任何事物和人，若常常在我們的腦海揮之不去，成為我們生命中最重視的部份並轄制著我們，便是我們要警惕的事。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個人有鍾愛的人和事，本身其實亦不是甚麼壞事，反而可以有一些令自己追尋的目標，願意努力的方向，以及與其他人可以有共同的關注和話題，促進彼此的凝聚力。

當政治環境和氣氛令人有點窒息，追追明星歌星、捧捧奧運選手、談談情說說性、多點享受親子的樂趣，轉移一下大家關心的目標，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政治若常在我們腦海揮之不去，其實政治就是我們的偶像。過猶不及，世上所有事物，最重要的是看得合乎中道，避免偏激，走向極端。時勢愈緊張，我們愈需要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有時盡情為自己所喜歡的人和事高聲歡呼吶喊，也很療癒。只要我們心中最重視的仍是神，沒有揮之不去的偶像，學會追星有時，放下有時，其實生活也可以很健康。

2020年美國大選除了讓社會大眾再一次了解美國政治以及民主制度之外，不少香港人眼看著在社交網絡平台中，美國政客的言論被平台加了一個「註腳」，有部份群組更被封殺，令他們有更多感受。事件引發網民震怒，更觸發一場社交網絡平台移民潮，要到一個沒有人「指手畫腳」的平台，重新營運。有人認為社交網絡平台中如果有假新聞，該平台有編輯責任，應該刪去帖子，但同時亦有人認為在平台上，本來人人平等，資訊應自由流通。

社交網絡平台的互動功能

究竟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了甚麼問題？維基百科其中一位創立者Larry Sanger早在2009年一個以「談網絡的目的」（On the Purposes of the Internet）為題的演說中分析到，[1] 網絡主要用途有兩個：溝通和資訊。理論上所有Web 2.0的產物，即社交網絡平台，即時通訊等等，都是著重溝通的產品，相比起Web 1.0時代，只是供人閱讀新聞、訊息，Web 2.0就多了分享和溝通的功能。在發展的過程中，社交網絡平台強調所有帖子排放都是互動效果，即以所謂的評論、讚好和分享（Comment, Like and Share，簡稱CLS）來判定，互動率高的帖子放在較重要的位置，欠缺互動的放較低。

這種排放帖子的方法，必然會產生的效果是，譁眾取寵的帖子易受歡迎。同時因為社交網絡平台強調的是溝通和互動，而非講究資訊內容的準確度，所以即使在討論的過程中涉及不準確的消息，也只會變成「討論溝通」的一部份，而並非必然要去查證真偽，就正如幾個人在真實世界聊天，沒有人會一邊聊天一邊研究對方說的話是否理性客觀真確，因為重點是大家分享聊天。同時，基於網絡世界本來就強調人人平等，專家的意見和巿民的意見在網絡中是否受歡迎，其計算方法是一視同仁的，換言之，講得「爆」的人即使句句有錯誤資訊，也可以得到流量，講得悶的醫生就算資訊準確，也可能沒有人會接觸到有關訊息。

資訊平台與溝通平台

Sanger認為，原本如果能將資訊傳遞和溝通分開，理應是好事，但在社交網絡平台，這種不需要有任何事實根據，純粹「吹水」聊天的輕鬆討論內容，卻往往被當成一般資訊遭到廣傳，同時很多名人，甚至記者，都會在社交網絡平台設立自己的賬號，會講自己的見聞和政見，甚至新聞媒體也在社交網絡平台設自己的專頁，將新聞變成一個讓網民溝通的話題，於是準確的資訊和溝通平台的界線日漸模糊，不少人更索性在社交網絡平台中搜索資料。「吹水當認真」，資訊當然就愈傳愈錯。

Sanger一度認為要讓更多人加入管理和控制資訊，這樣資訊才會準確，但就認為不應在一個供「溝通」的平台講求資訊準確，他甚至認為所有資訊提供者應盡量離開溝通平台。2019年，他在另一篇名為〈數碼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Digital Independence）的文章裡稱，[2] 今日社交網絡平台完全沒有客觀準則就刪除帖子，又按照廣告商的心意推帖子，甚至不公平地控制政治或宗教立場，大肆刪除帖文甚至賬號，這對於內容創作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倡議要離開單一平台，在多個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經歷到在社交網絡平台被消音、刪帖，部份相關群組突然被刪除。一方面有人質疑為何特朗普說謊但沒有人可以制止，有政府有見及此更開始研究擬訂不同法例去監管網絡言論，[3] 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這些平台做得未夠好，理應讓第三方做資訊核實的工作，發現真的有錯誤的時候才刪除帖子，而不是人家每發一張帖子，就在旁加一些附加資訊。[4]

及後，有報章踢爆，原來在社交網絡平台facebook中，部份名人可以獲得特殊待遇。他們在社交網絡平台所撰寫的內容，即使有人提出投訴，系統也不會自動將之下架，反而會繞過自動審查的機制，改為用人工審查，變相令名人所發的內容可以在網上放得長久一點。據了解人工審查效用不大，只有不到一成內容經過審查。facebook發言人承認有關機制存在，強調會增加內容審查比例，長遠會取消有關機制，但未有透露有關時間表。[5]

真相被模糊

傳統上，我們認為傳媒在選舉期間，在提供資訊時應該做到以下幾個任務：一、提供詳盡及全面的候選人和選舉資訊；二、多角度分析選情；三、提供平台予選民交流；四、鼓勵選民參選；五、進行民主教育。[6] 既然是以提供資訊為主，我們當然要求傳媒要小心核實資訊真偽，但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特別之處是，當候選人不相信傳媒，改為在社交網絡平台發佈自己的資訊時，變相是用一個溝通工具去發放資訊，最後當然就是資訊照發放，但真相被模糊。

但同時，反過來我們會問，即使社會人士要求社交網絡平台做編輯工作，又是否可以成功令「溝通工具」提供「正確資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社交網絡平台成立的本意就是要令人人都有機會公平地分享自己想分享的東西，所以當中提供的未必一定是正確資訊，如果因為資訊不正確而被刪帖，變相言論自由就會被削弱了，沒有社交網絡平台願意承擔這罪名。事實上，美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寬容度十分高，即使仇恨言論也不會受法例制裁。[7] 要社交網絡平台主動做審查的功夫，困難重重。還是我們應該加強教育所有社交網絡平台的使用者，不要隨便相信平台上的資訊，如有任何懷疑，必須努力求證，在未了解是否屬實之前，不會轉發或按讚。

經過今次事件，社會可能突然驚覺原來社交網絡平台也可能會出賣你。我們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否一點一滴被剝奪時，作為用家也不妨想想，如果一開始在網絡溝通時也保持基本禮貌和盡量與人理性討論，這自然就能減少有人會借言論激進或失實為由，而要求立法規管的機會了。當然，事件更令人反思，是否是時候要考慮多用幾個不同的工具，以避免被單一平台壟斷市場。

（本文原載於第136 期〔2021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在未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在小學時聽過的故事：從前有兩兄弟在街上路過一株橙樹，弟弟指著橙樹說：「看哪！這株樹掛著很多橙，我們摘幾個來吃吧！」哥哥對弟弟潑冷水說：「這些是酸橙。」弟弟不相信，他摘了一個橙，剝了皮，嚐了一口之後便大叫：「很酸！你說得對！你怎麼會知道呢？」哥哥說：「如果這些橙很好吃，很多路過的人都會摘下來吃，還會輪到我們嗎？」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後，很多YouTuber（以YouTube平台作為主要活動據點的網絡紅人）都言之鑿鑿地舉出選舉舞弊的證據，但有些傳聞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地步，令我嘆息的是， 那些在YouTube頻道派發這些「酸橙」的人包括了博士和教授。例如有一個傳聞是：美軍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一次突擊行動中獲取了儲存美國總統大選資料的伺服器，當中的資料顯示出選舉有舞弊情況。這傳聞有重重疑點，甚至是違反常識。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方，採取單獨軍事行動是不足為奇的，例如2011年美國海豹敢死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事前怕走漏風聲而沒有知會巴基斯坦當局。但美軍在德國這北約國家採取突擊行動則未免是匪夷所思，1986年美國為了懲戒利比亞支持恐怖主義而發動空襲，但法國拒絕讓美國轟炸機飛越法國上空，美國尊重盟友的主權，因此轟炸機在英國的機場起飛。

若果有真憑實據去證明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那麼共和黨與特朗普總統的律師團隊應該已經拿來作為反敗為勝的呈堂證供。但事實上，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多個州都敗訴，2020年11月下旬，賓夕凡尼亞州的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對該州投票結果的指控，說他沒有具體證據。亞利桑那州檢察長Mark Brnovich是共和黨人，在11月初，他批評特朗普提出質疑僅有180張有問題選票的訴訟，他說：「即使這些選票有可能翻轉，我也不認為這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保守派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說，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在新聞發佈會上許諾會投下「重磅炸彈」，但之後甚麼也沒發生。林博是共和黨的粉絲，若果有甚麼真材實料，他必會率先報道，還會輪到Youtuber嗎？

2020年7月，Stella Immanuel醫生發佈了一段有關使用羥基氯喹（HCQ）和其他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視頻，社交媒體因為其訊息不實而禁止了該視頻，儘管如此，facebook上的一些人仍然堅持HCQ對治療COVID-19有效。2020年10月特朗普總統染上新冠病毒，白宮頂尖兒的醫療團隊採用了八種藥物去治療特朗普，但這些藥物並不包括HCQ。若果HCQ真的有效，特朗普的醫生會不採用嗎？其療效還需要由facebook的用戶去發掘嗎？

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陰謀論，有人指出：深藏於美國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或者左膠媒體阻礙選舉舞弊和新冠肺炎等真相呈現。不過，若果有甚麼陰謀，我相信，無論是為了國家為利益或者是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吹哨人都會樂於發掘陰謀。

在越戰期間，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讓蘭德公司（RAND）的員工接觸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其中一位蘭德公司的員工名叫Daniel Ellsberg，他認為，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是不義的。 如果公眾知道「五角大樓文件」中的內容，將會激起結束戰爭的群眾壓力。1971年，他將「五角大樓文件」的副本先後交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出版。

1972年6月，在美國，一些神秘人非法闖入位於水門綜合大樓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後來，兩位名叫Bob Woodward和 Carl Bernstein的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他們發現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有份參與這一陰謀， 這醜聞最終迫使尼克遜辭去總統職務。

比較近期的例子就是前國家安全局合約職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他揭發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反恐監聽侵犯了公民自由和私隱，他首先逃到香港，最後投奔俄羅斯。

好吃的橙一定會有人摘下來，如果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訊息可能是真的話，我相信在今天還有類似Ellsberg、Woodward、Bernstein、Snowden之類的吹哨人，現在美國會再次出現類似「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國家安全局監聽等重磅炸彈。

在還未出現重磅炸彈之前，我只能夠對社交媒體的訊息保持著姑妄聽之（暫且聽聽，不是一聽便相信）的態度。「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代，雖然樹上百橙開，路邊的酸橙不要採！ 」[1]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其實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變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色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略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自從上世紀70年代的洛桑會議之後，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已漸漸得到福音派教會的認同。不過，不少人心目中的社會關懷，其實仍只限於在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服務性的範疇，特別是參與一些扶貧救急、關心弱勢社群的事工，但卻很少去觸及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政策，情況有點像在戰亂地區從事醫療及人道關懷的機構，要盡量避免就政治問題表態，以獲取政府及當地不同派別、甚至敵對的種族或軍人信任，爭取繼續參與醫療及救援工作的空間。較為例外的是教會一向比較關注家庭倫理及道德的議題，因此，就著反對色情物品、反對賭博及反對同性戀運動等議題，很多教牧和信徒都比較樂意參與和表態，甚至對政府說不。

雖然有些教會和領袖一直堅持要守住所謂政教分離的原則，但凡涉及政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和選舉等事務）皆避之則吉。不過，如何為政治劃界則沒有甚麼客觀的標準，而對一些人來說，凡是會引起弟兄姊妹之間有爭議，或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某些政治團體有關，甚至會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事，最好都不講為妙，避免衝突、避免捲入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漩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並強調教牧應以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不過，一些堅持政教分離的教牧卻不介意與政府高官和議員等政治人物交往，甚至喜歡標榜與他們的關係，以及邀請一些基督徒的議員高官出席聚會和分享，似乎政教分離只是議題上的分離而不是關係上的分離。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去年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對教牧和信徒有關政教分離的看法帶來強大的衝擊，而當中所謂黃藍之間（反對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矛盾更日趨嚴重。不過，這次的矛盾其實已不能簡化為政教分離的爭拗，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是體制內改革還是體制外抗爭的路線分別。一直以來，一些強調所謂政教分離的教會及機構，其實與國內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和議員都有不少接觸和對國內的需要作出慈善捐獻，以贏取官方的信任及方便在國內進行不同的事工，服侍有需要的群體；而另一派則堅持教會應擔任守望者的角色，與政府保持距離，以便可以更放膽地批評及督責。

從另一角度看，不同教牧和弟兄姊妹的政治立場有點像晚清時期的維新派和革命派，涉及大家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的評估，是與當權者在合作中謀求改革，還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制度而不惜流血抗爭。在政治上是保守還是激進，往往是對現況不同評估後的策略差異，難分對錯，而是個人的選擇和取向。但不幸的是有時一些教牧和弟兄姊妹，很快便將一些不同的策略上綱上線為真理問題，並且很快／很容易將對方定性為假先知、向巴力屈膝、被人統戰或有外國勢力支持等等，更要逼人表態。當然，我們明白有人會滲透教會（特別在人多的大教會），但對於和自己有不同政見的教牧和領袖，不應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暗示對方背後受其他人收買或操控。

政治並非教會的首要使命，而教牧和信徒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應用何種策略亦不是專家，就筆者所接觸的基督徒官員、議員及從政人士，無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之中，也有一些對香港很有愛、很有心的人，彼此政見雖然不同，但不見得就是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政棍」。無論採取任何政治立場，最重要的是明白作為基督徒的行事為人是跟隨我們的信仰，而不是任何的政治黨派或立場，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隨便定別人的罪、以及和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割席，信仰原則應與我們的政治立場適當地分離，當我們的政治立場凌駕了我們的信仰、教義和肢體關係，也是我們應提高警覺，深切反省的時候。

洛桑會議

第一屆洛桑會議於1974年7月在瑞士洛桑市舉行，有來自150個國家，超過2,300多位不同宗派的人士，包括神學家、宣教學者、宣教士及平信徒領袖等參加，而會議的主題是「讓全地聽到祂的聲音」（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會議讓與會者看見普世宣教的重要。

《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
（I Love You, but I Hate Your Politics: How to Protect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a Poisonous Partisan World）
作者：珍．賽佛（Jeanne Safer）
譯者：劉議方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出版年份：2019年

因著政治立場不同，不少情侶關係告吹，上一代與下一代、兄弟姊妹、好友等為了擁護自己的政見爭辯不休，結果不歡而散。這對身處美國、《在家不要談政治》的作者賽佛來說並不陌生。

美國昔日也有政見分歧的群體，讓作者擔憂的是今日因政見不同而起的衝突愈演愈烈，她提到「立場不合就『一刀兩斷』是很荒唐的做法，現在卻成了不需經過思考的標準程序動作」、「在網路上若說不過對方，就表現出敵意，這讓人產生一種比對方厲害的錯覺。」有父母更把政治傾向凌駕跨種族或跨宗派之上，擔心子女會與政見不同的人結婚。作者將這些因政見所引起的關係危機，歸咎於有黨派色彩的媒體、電視或電台談話節目劣質的言論及全天候播放的新聞節目，它們影響了人們的交談方式，大家「變得不習慣和立場相異的人理性對話」，甚至「只會盲目地謾罵。」

作者更直言年輕族群是這場文明災難的高風險群體，一方面因為年輕人很少有機會能看到既有禮又胸襟廣闊的政治人物或政論名人成為其典範；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選擇被同溫層厚厚包圍，只接收特定黨派色彩的媒體資訊。

這場文明災難令很多人感到無力，甚至想放棄曾建立的關係。作者想告訴大家，政治分歧不是問題癥結，她說：「不再讓政治對立分化彼此，我們該尋求的關鍵不是政治學，而是心理學。」

作為擁有45年執業經驗的心理治療與親密關係專家，作者指需深度分析政治爭執背後的心理動機。在她訪問過的人中，她發現他們爭論是源於有些人想改變對方；有些一廂情願地認為理想的婚姻或人際關係理應如此，對方應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有些因為以往的情感得不到滿足，想對方成為他們自身想法的投射；有些則受父母偏心影響……

作者希望大家了解當發生衝突時，自己有何情緒表現及其來源，發現自己及他人的個性與限制，認清和面對現實，從而改變自己，體諒他人。她在書中提到不少故事及分析當事人的心理層面，也為大家提供一些討論政治時應有的準則、禮儀，及提醒大家避免踏入「地雷區」。作者的建議有助化解政治分歧引發的衝突，以及面對其他意見不合的話題。

日光之下無新事，作者的「藥方」雖然是針對美國人的情況，但其實也適用於香港人。愛及認定是可以超越一切的，作者指出「在分裂對立的世界，唯一值得一戰的就是守護我們的親密關係。」與她持相反政見的丈夫也說：「當你躺在病床上，做了靜脈注射化療，若有人一路陪在你身旁、面對這一切，你不會在乎他有甚麼政治傾向。」

祝福大家也能重建及修補自己重視的關係。

對於不少教會來說，面對具爭議的社會議題和政治一樣，最好都是避之則吉，特別是在雨傘運動和最近《逃犯條例》修訂期間，弟兄姊妹因為政見不同而爭吵、甚至分裂的問題，在在困擾著不少教會的領導層。不過，現實是這些問題避無可避，鴕鳥的宿命只是任人宰割。要避免教會因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衝擊而陷入分裂危機，或者令更多弟兄姊妹憤而出走，讓關心社會問題成為教會日常生活一部份，比經常漠不關心來得好。

回應社會議題其實可以很多元化，有人行前一些，有人行後一些，毋須強求一致，大家可以做的其實有很多不同層次，例如：

1. 代禱

禱告是教會生活的重要部份，其實每星期教會的祈禱會、公禱時間都是回應社會議題的好機會，除了為教會的人和事，也可以為社會、國家、甚至世界祈禱，至於選取甚麼事件，可以借助不同基督教機構每月或每星期的電子通訊，由基層、傷健、長者、新移民到家庭及倫理的需要和問題，應有盡有，由於只是轉述那些機構的分析及呼籲，並不代表教會的立場，這可減少直接爭議。若真的遇上一些有較大爭議的事件，如《逃犯條例》修訂或佔領行動，代禱的重點可以是對事件發展和影響的關注及憂慮，不一定要選擇支持或反對，因為回應社會議題不等於一定要表態，很多事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的選項。

2. 了解

政治和社會政策（如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比大家想像中複雜，很多時若對有關議題缺乏基本認識，卻急於選擇某個方案和立場，只會淪為情緒反應。教牧同工很多亦未必對不同的社會議題有興趣或有認識，要他們迅速表態是強人所難。因此，教會若能由有經驗和長期關心社會問題的同工和會友，組成社關小組去了解事件，便可向會友推介一些有深度的分析文章及相關資料，並鼓勵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先深入了解而不是急於確定立場、甚至表態。教會亦可以舉辦講座或研討會，邀請不同意見的嘉賓或弟兄姊妹分享，讓大家公開討論。其實，教導弟兄姊妹在現時容易爭拗和撕裂的社會氣氛裡，回應問題的態度甚至比表示立場更重要。

3. 表態

涉及社會議題的爭論，往往在於應怎樣表態及回應，其實教會對於所有關心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弟兄姊妹，第一個基本教導是：信仰通常只能給我們一些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和大方向，至於具體的政治事務和社會政策，往往建基於我們的人生經驗、學識、智慧和判斷，這些都是相對的，不同背景和閱歷的教牧、信徒和神學家，對同一問題亦未必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不要將自己的判斷絕對化。耶穌在福音書面對不同人士要求祂就一些事表態時，祂往往是提出反問，或引導大家思想其他可能性，而不是將之當成是非題。要關心政治問題，第一個功課就是學會包容和尊重不同判斷，就算在政治上有不同取態，也不代表對方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要輕易代表上帝審判與你持不同意見的教牧或信徒。而對於一些甚富爭議性的問題，由於不同立場的弟兄姊妹也是教會需要牧養的對象，因此，教會領袖在考慮如何表態會更慎重是可以理解的，最好及早訂立機制，讓大家知道經過甚麼程序才可以代表教會和聯會發表聲明或參與聯署，以減少不必要的紛爭。教會應該是一個可以容讓不同意見的弟兄姊妹安心表達自己看法的家，而不應該成為一個政治立場鮮明的政黨。

4. 行動

近年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歡催促教牧同工和教會機構，就一些具爭議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表態，而表態的方式就是出聲明、參與聯署以及上街。其實回應社會議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層次，而要草擬聲明對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需要有較豐富的認識才不至搔不著癢處，甚或貽笑大方。另一方面，其實不同團體和界別近年對組織聯署已十分有經驗，加上互聯網的發展，要處理聯署亦十分容易，因此，教會和團體若真的想表達意見，參與其中一個較接近教會立場的聯署亦可，實在沒有必要事事發表聲明或自行發起聯署。至於近年興起，以個別學校、宗派或教會和機構內一群弟兄姊姊的名義發起聯署，對這些行動，只要內文註明是個人意見，不代表教會或機構的立場便可，教會應是一個包容性很大的群體，亦毋須制止弟兄姊妹的自發行為。社會關懷的目的是凝聚更多人一起努力關心社會，而不是製造分化、製造敵人，應盡量求同存異，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至3節的提醒，願各位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不忘「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不要問教會應否回應社會議題，要問教會如何回應社會議題。

多少年了，教會時常被批評為「堅離地」，「中產化」，不食人間煙火，不問世事！但同時在這些年間，不少基督徒參與政治、關注環保問題、推動改善住屋環境、關注長者、難民以及貧窮人等，他們付出心力，為社會有需要的人士出謀獻策，貢獻社會。作為香港這城的信徒，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身體力行，踐行信仰。明光社將以往為期一季的課程一分為二，在5至6月，舉辦了共六堂的「社關課程2019　落地實幹論社關」，讓學員可以多了解基督教機構和信徒現時從事的社關工作。

從政非好漢？

第一堂課探討了基督徒從政的議題，由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先生（阿涂）和觀塘區區議員鄭景陽先生擔任講員。不少人覺得官場黑暗，政客要生存，必須詭詐，偏偏多年從政經驗告訴阿涂，信靠上帝才能成功。他以28歲之齡出任立法會議員，當年面對有經驗的對手仍能勝出，他深信是神的帶領。他一直堅守原則：不詭詐，不騙人；深信只要自己努力，神就會幫助。面對將來不明朗的政治環境，他仍然深信神掌管明天，沒有任何人或事可以限制神的工作。

鄭先生相信香港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社會上有不同的人，應彼此尊重，如果大家具真誠信念，其實是有磨合的空間。除了自己努力工作，他感謝街坊助理和整個團隊的付出。他會祈禱，看看有甚麼是神想他去做的。要面對各種價值觀的衝擊，他坦言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堅持這漫長的戰役；他認為要推動社會進步，有時甚至需要付出整個人生去完成。

環保的迷思

第二堂課探討保育與發展，由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及前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王福義博士擔任講員。提到保育的這個概念，王博士指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理念和想法，這涉及彼此不同的價值觀。他認為，基督徒思考相關議題時，需要建立一套正確的土地神學。他慨嘆現在不少地區為了得到土地而填海，因為土地代表財富、力量和控制權，而人在使用土地時，卻不願意遵守規則。但他指出，在舊約時期，在神給以色列人土地前，是先要他們學習遵守一些規則，例如安息年的設立，正正是要讓土地有機會休息。他說，土地是神的恩典，是神創造的一部份，也是我們的兄弟，人需要尊重土地才能獲得食物。他強調對土地有正確的觀念是重要的。

與基層長者同行

第三堂課探討關顧基層長者，由城市睦福差傳學院院長鄺玉婷博士，及城市睦福團契同工文國輝先生擔任講員。鄺博士提到，有研究顯示本港約有10%的長者出現抑鬱癥狀。她指香港的長者因面對獨居、患病，會感到孤單，甚至抑鬱，這會引發他們自殺。她分享到，機構會協助長者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例如讓弟兄姊妹到長者家裡，跟他們吃團年飯。曾經有位伯伯哭著對探訪的義工說：「老伴走之後，未試過開枱食飯，有你們來，這間屋多了很多人氣。」而除了在身心靈社四方面關顧長者外，他們亦重視讓長者為群體貢獻才幹。

文先生則提到，長者有「被聆聽」的需要，他曾在教會舉辦一些社區聆聽訓練時，期間有位姊妹分享到，在教會認識一位長者，每週崇拜都會見到他，但當她試著聆聽他的故事後，才發現原來這位長者常常到公園坐，沒有別的活動了。文先生指，透過聆聽，我們才能了解長者的生活和在公共方面的需要。

當住屋愈來愈不公義

第四堂課探討了基督徒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工作，由社區房行動者Edmond Wong和「光房、光屋」，「要有光」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余偉業先生擔任講員。Edmond在2009年開始買入舊樓單位，將它們改建為劏房出租。裝修時，他會將走廊設計得比一般的劏房走廊闊（一般劏房走廊只有28吋，他的卻有36吋），每個單位都有窗戶，令租客生活得舒適點。他會將單位租給有需要的人，如一些婦女，而租金方面，他大致上只會收租客約25%的收入，亦設有綜援住戶價。在服侍的過程中，他試過遇到不少問題，例如有租客將他的地方弄得一團糟，但他仍堅持懷著憐憫的心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余先生本來是國際大機構的總裁，他在2010年成立社企「要有光」，除了想為有需要的人士解決住屋問題，他亦很想幫助租客在租用房屋期間，發掘到自己的潛能。「光房」這個概念是他建立的，所謂「光房」就是有些業主願意在一段時間內將自己的物業拿出來，以促進別人的發展，他管理的「光房」的租客主要是經由社工推薦的單親婦孺。而租客在居住期間，則要訂下個人發展目標。他指有的租客入住「光房」後，由失業變為就業，有的則完成職業培訓。

服侍難民路

第五堂課探討服侍在港難民的工作，由基督教勵行會總幹事張洪秀美太平紳士和該會同工Jeffrey Andrews（Jeff）擔任講員。張太表示現時香港約有7,000多人已經過審批或在等待審批是否具備難民資格，而獲確認為有難民身份的約有250人。Jeff則指出在港的難民，有的是來自也門、伊朗等地。

張太指在港的難民雖然身處在一個安全的地區，但由於他們沒有生命危險，故很難找到第三個國家收容他們。由於沒有居港權，他們不能在港工作，小朋友唸書也只可唸到中學，這令他們的生活只能倚靠救濟度日，他們不少更患上精神病。該會的工作著重幫助難民改善生活，張太表示透過申請及獲入境事務處批准，有的難民可以在港工作。Jeff欣喜地分享到，有難民在酒店工作，因良好的工作表現而獲得年度傑出員工獎，反映難民也可以貢獻本地社區。

富家客不絕、貧無親友訪？

第六堂課探討與貧窮人同行這個課題，由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擔任講員。香港是個繁華璀璨的都市，但2016年的堅尼系數（反映社會貧富差距情況的指數）達0.539，根據聯合國的指引，這個指數已屬高等級。梁牧師指機構會與各區教會合作，服侍有需要的家庭。而機構不只是透過從上而下、慈惠的方式幫助他們，而是希望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尊嚴，讓他們自力更生。他提到很希望教會能做到持續地與人同行，關心人的生命。他分享到一個感人的例子，一位受助人是持雙程證來港的單親媽媽，她患上肝癌，需要10多萬元的手術費，幾間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籌集這筆費用，可是接受治療後，她的病再度復發。這位媽媽沒有埋怨，更對九歲的女兒說，自己有天會離開她，但天父會守護她，而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會繼續關心她，結果這位姊妹離世，她的女兒進了兒童院，教會的弟兄姊妹每星期也會到那裡接她，帶她參加教會的活動。

應用倫理課程

除了上述以「實幹社關」為導向的課程，踏入下半年，明光社將會舉辦另一個以「應用倫理」為導向的課程。很多時，我們以為「倫理」都是些與日常生活脫節，只是學者在象牙塔、牛角尖中鑽研的東西，但事實上，不論是生（生命之謎與智慧設計）、死（安樂死與自殺問題）、愛（互聯網、社交媒體與人工智能中的愛）、性（性別認同與變性人）、權（公民抗命與順服掌權）與慾（投資、投機與利慾）等等課題，都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應用倫理」課程會在這六個面向中，邀請不同的專家與學者，與學員一同討論，如何在生、死、愛、性、權、慾中找到準繩，在暴風中展現笑顏。課程將於10月開始，報名詳情，請留意研究中心公佈。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惟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是要阻止社會變壞。

近日，七警案宣判，無綫電視的獨家新聞片段，成為整個判決的重要證據，連法官也稱這片可信可靠。無綫電視的攝影記者、編輯等被讚許，是有勇氣的人，同時其高層，因為當日堅持要求將新聞用一個非常嚴謹的方式處理，被批評為扭曲真相，無良知。

新聞怎樣處理，拿回新聞材料後，新聞時段用多長播放，放在那個時段，畫面、聲音、文字怎樣配合，表面上全部都是專業，但呈現出來的效果不一定必然持平和公正。有時，因著各種理由，高層可以選擇不出，暫緩，或者要求增加更多資料才會開始寫稿等等狀況。

有時，有些新聞因為不同原因而不見天日，已經是行內行外公開的秘密。原因可以很多，例如怕得罪不同的權貴；事件涉及公司老闆的其他生意；或者其生意伙伴；老闆與個別人士或官員的私怨等等，這種情況已經成為行內的潛規則，部份記者很懂得，縱然去了一個活動，即使社交網站怎樣將之直播，之後又有一堆評論及分析，理應重要到一個該大篇幅報道的活動似的，但回到公司，可以只是一條簡訊，甚至連之前第一時間所作的報道，原來也沒有出過街就被丟了。這些事往往會令人很灰心，有時甚至會因著各種原因，將新聞的重點扭曲，彷彿變成另一件事，這類情況幾乎成為不少新聞機構的日常運作。

不過，不少新聞工作者仍然有其執著，因為有這些前線記者，我們才會有機會看到更多的真象，從不同的角度拍到多一點東西。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好做，但唯有依賴更多的前線記者，社會才有機會看到更多，更接近真相的報道。也唯有前線拍到精彩的畫面，高層們的那種掙扎才會被揭露，才能迫出他們作出道德的抉擇，而社會才有機會看到傳媒的節操。

前線記者，請繼續加油。

來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即將開展，各疑似或已公布出選的候選人已積極開展工作。要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除了要有高質素的候選人，亦要有高質素的選民，因此投票亦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因應政治氣氛轉變，本土派崛起，加上建制及泛民皆有重量級的現任議員退居二線，來屆立法會選舉形勢令人難以預算。去屆建制派以總得票票數比泛民少的情況下卻取得更多議席，配票的精確程度令人訝異。因而香港大學的學者戴耀廷提出「雷動計劃」，期望透過協調令非建制派取得過半議席。

當然，作為選民可因應政治形勢作出策略性的投票，如家庭中的自我配票，或觀察支持陣營的黨派或候選人勢危而更改投票決定等，其實隨着近年互聯網的發展，已有網民自發性的作出配票呼籲，可惜因參與的規模及掌握數據的困難皆令這些行動未成氣候。撇開政治性的角力，投票是否只應或只可根據政治理念來作決定呢？顯然未必。

投票時的考量，可以參考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候選人的政綱、能力、過往的政績、有否政黨支援等等。如候選人以要求政府撥出儲備向市民「派糖」作為其中一項主要政綱，這是否足以作為一名議員四年任期的重點工作呢？如候選人只提出「要換人」、「相信我」、「我說到做到」等等空洞的口號，到底選民可以根據甚麼原因相信並投票給該候選人？在普選問題上，過往兩屆立法會選舉中，不少政黨的候選人都以此為爭取選票的綱領，今屆相信普選仍是政綱的重點之一，但到底是真爭取還是真口號，需要小心辨清。如果我們只單以政治理念及政治形勢來選擇候選人，便會忽略了議員在監察政府施政的這個角色，又或錯失了選出真正有能力、有承擔、能為香港謀福祉的候選人。其實無論新的候選人或爭取連任的議員，網上都會有他們的往迹可尋，投票前先看看自己那個選區或功能組別的候選人，誰人只說不做，或者有沒有為他們虛無縹緲的政綱做過任何事，並非十分困難的事。

誠然，香港是自由社會，每名市民有自由投票及不透露投票取向的權利，能按自己所重視的因素投票給候選人，甚至選擇會否參與投票，這亦體現了民主自由的可貴。

據無國界記者二月公佈的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由去年第五十八位下滑至六十一位，比起二零零二年首次排名的第十八位，十二年間下跌了四十三位，而早前港大民調亦顯示，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由二零零九年的百分之七十四點六跌至去年的百分之二十七點一。另外，香港記者協會與一羣學者在四月公佈的調查顯示，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以十分為滿分，公眾的評分為六點三分，而新聞從業員的評分為四點八分。反映新聞工作者認為香港傳媒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相當普遍。

春江水暖鴨先知，業內人士新聞自由是否受壓，比起一般市民更直接和敏感，那些人曾致電傳媒高層，威逼利誘地反映意見；或是傳媒高層自我審查，抽起某些報道或以小罵大幫忙的方法討好某些權貴，都是靠日積月累的觀察而非僅憑單一事件可以體會到的。

雖然理論上我們期望傳媒在報道時應該無畏無懼、不偏不倚，但現實上不少傳媒其實都立場鮮明，其報道方針往往受其老闆的立場和目的所左右，編採人員難以完全獨立自主。而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少大財團亦以廣告作為影響傳媒報道的手段。因此，要看新聞自由的前景，從「誰是老闆」可見一二，當愈來愈多傳媒老闆旗幟鮮明地擔任某些政治角色、在國內和香港有千絲萬縷的商業利益，其報道會愈來愈「小心」處理可想而知。一些人其實不是因為重視傳媒而收購傳媒，而是因為知道傳媒老闆會受重視而「投資」傳媒的。

面對傳媒老闆公器私用的傾向，作為讀者和觀眾，除了用輿論監督傳媒，對不正的歪風口誅筆伐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行動抵制。老闆經營不善，罔顧專業而自把自為，代價就是銷量和收視下跌，甚至最後如亞洲電視一樣面臨結業。五月三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今時今日並非完全沒有重視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的新聞工作者，而是更缺乏執着於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的受眾，大家習慣了享用免費的電視、報章和網上資訊，不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去購買報章，認定網上媒體必須免費，對一些老闆公器私用的情況卻「隻眼開隻眼閉」，於是只能繼續由商業考慮及老闆喜好主導傳媒的「命運」。

在商業社會，消費者應該才是最後的老闆，其力量是不能忽視的，大家每日選擇看哪個電視台，購買哪份報章雜誌、瀏覽哪一個網站，其實就是一次公眾投票，甚至決定誰可以生存下去。維護新聞自由和專業操守，除了有賴一班有心的傳媒工作者之外，更需要一班願意身體力行，為此而付出代價的讀者和觀眾，新聞自由不是免費的。
　　
 

今年的同志遊行人數再創新高有近9,000人，不少人認為其中最觸目的賣點是兩位學聯正副秘書長一起撐場，不過，另一個更須留心的現象就是多了中學生有組織地出席。由佔領行動所展現的世代矛盾、甚至撕裂，相信對不少教牧來說都已響起了警號，不過，大家千萬別以為這只是社會和政治立場的分歧。其實，對於教會來說，有關同性戀、家庭倫理問題在神學上的分歧，以及對教會在社會上應扮演角色的不同期望，將會是教會未來更重大的挑戰。倘若教會當權者仍然抱殘守缺，拒絕讓年青一代公開表達他們的意見，以及參與教會的決策，教會未來的撕裂恐怕只會更大。更諷刺的是對於一些教會和教會組織來說，三四十歲其實也是太年青，未必有機會參與核心的決策，因此，將會出現的撕裂可能不是兩代之間，而是三代、甚至四代之間。

同運成功之處，在於打動了年青一代喜歡訴諸感性的特點，不斷重複一些罕有的被歧視個案，或將一些過去曾明顯被欺壓的群體（如黑人和婦女）與同性戀者拉上關係，此外，亦將個別十分忠於伴侶的個案美化，再透過傳媒塑造動人的故事，很容易贏得年青人的心。

另一方面，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公平，令年青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加上樓價完全脫離未上車年青人的購買能力，在置業無望、升職困難、參政無門、意見難以表達等種種因素下，年青一代的不滿情緒只會愈演愈烈，對他們認為不公義的事亦會更願意挺身回應，仗義執言。若教會仍繼續以權力而不是溝通來與年青人討論當代基督教倫理問題，恐怕壓力愈大，反抗力會愈大。

面對容易贏得年青人的同運，教會團體除了必須認真教導有關聖經對同性戀的看法、拆解同志釋經的謬誤之外；更須努力關心一些面對同性性傾向掙扎的弟兄姊妹及他們的家人；此外，亦要在人權、公義、政治等議題努力建構一套真正回應當代問題的論述。聖經的真理不變，但教會和弟兄姊妹面對的挑戰不斷在變，以不變應萬變是道家的想法，基督教強調的是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當一些教會的領導層無法適應或不懂回應時代的轉變，為著教會未來的好處，也許是適當時候退下來了。

（文章刊載於《基督教週報》第2621期，此文與該報刊登版本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