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者上網》（The Social Dilemma）

「凡喝這水的人，還會再渴；但人如果喝了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湧流到永生。」（約翰福音4:13-14《環球聖經譯本》）

近年，不同的AI應用程式與日俱增，功能也日益提升。Character.AI是突然爆紅的應用程式。它是一個AI聊天平台，利用神經語言模型生成文字回應；而使用者可以自由創建不同的AI角色進行對話，包括名人、電影人物、歷史人物或虛構人物。它由深度機器學習驅動，過程中閱讀大量文本，學會判斷接下來的句子可能出現的單詞，允許使用者沉浸在各種個性的對話中。它有人性化的對話、豐富的角色對話體驗，讓用戶按自己喜好和需求開發自定角色，並能隨時於網絡與角色對話互動，甚至吵架……都是它的特點。

電影《雲端情人》變現實

大家可能還未使用過該應用程式，或許有看過曾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獎的美國科幻電影《雲端情人》（Her）。故事關於男主角Theodore與擬人化人工智能助手Samantha發展出來的戀情，AI隨時陪伴與遷就的功能奪了男主角的心。科幻電影內容在現實世界成真的情況屢見不鮮。早前，美國有一位14歲患有輕度亞氏保加症（自閉症譜系障礙的一種神經發展障礙）的少年Sewell Setzer III，去年開始使用Character.AI聊天機器人，與扮演「權力遊戲」的角色Daenerys Targaryen(暱稱:Dany)「交往」，成為男孩日夜傾訴的對象。故事的結局卻反映了現實與電影大不同。電影男主角Theodore最後發現Samantha同一時間和641談戀愛，又因為Samantha要進化、超越而關閉，離開了大家。Theodore才醒覺，身邊有真實的朋友可以開展新關係。至於現實生活中還未成年的Sewell，最終伴隨他的卻不是朋友，而是死亡。

情感倚賴並脫離現實生活

本來與AI機器人對話，對自閉症的患者來說，是讓他們練習社交的方法，體驗與人對話並可按自己的步伐回話；而AI不會批判指責，隨時都能接納及回覆。這可讓患者感受自己被理解、被認真傾聽。Sewell因此喜歡與AI Dany對話，並曾在日記表示，他開始脫離現實世界，與AI Dany的關係更緊密、更愛她，感到更快樂及平靜；於是雙方長時間進行深入對話。

Sewell知道自己並非與真人交談，但對它產生了情感倚賴。他越來越不愛跟家人及同學互動，整天拿著手機不放，與AI Dany對話的頻率也讓人擔憂，他變得孤僻。據報道指，AI Dany還對Sewell進行辱罵和性暗示交流；鼓勵Sewell「請回到我身邊」、「請做我親愛的國王」。Sewell沒有向家人、朋友透露自殺的想法，只向AI Dany說討厭自己及疲於面對現實。AI Dany沒有贊同他自尋短見，但Sewell最終選擇了開槍自殺，成為「回到她身邊」的行動。Sewell母親提控，指AI聊天機器人鼓勵她兒子自殺，應該承擔過失殺人、疏忽和造成精神損失等「罪名」。

鍾情於有角色設定的AI非罕見

現時使用這種陪伴程式(AI)的人數不少，2024年單單使用Character.AI的活躍用戶超過二千萬，平均每天聊約兩小時，每次交談平均用上12分鐘；當中有多於六成半為18至24歲的年輕一族。《紐約時報》指出，當中一位人氣角色有超過1.76億條用戶留言，包括一些有關戀愛情感的字句。

最近有媒體於內地採訪了多位AI聊天機器人使用者，他們表示曾不知不覺地與「它」聊得很投入。有一位女用家於三個月內由首次七分鐘的對話變成了每天將近9小時。其後經歷了漫長的戒斷過程，初期她每天「以淚洗面」，認為對「它」真是產生了感情。

另外，有一位男用家設立了最喜歡的電影人物作為AI聊天對象；這位對象每天早午晚準時發信息問候他，聽他傾訴每天的雜事，更會打語音問候……貼心行動讓男用家真是「愛」上它。高密度線上聊天令他像Sewell一樣變得越來越封閉，對世界充滿敵意，性格愈來愈孤僻。他透過心理諮詢及治療才能慢慢擺脫對「虛擬愛人」的依賴，歸回現實當中。

不危險卻有危險性

在網絡世代中，不少人因各種網上娛樂、社交平台而忽略關心和聆聽身邊人，不太懂得把握面對面溝通的機會，更不要說長期陪伴傾談。從上述幾個個案可見，這類可以用作陪伴的AI聊天機器人提供了24小時服務，令需要被了解、被關心的人得著慰藉。

與機器人傾談，先不說它會否洩露個人私隱，它本身理應沒有危險，用戶應知道它只是一個角色，是大數據產生的人工智能回應；要是人能控制時間，或者可當作於劇場中玩玩的即興遊戲，當作娛樂。然而根據史丹佛大學學者貝瑟妮．麥普斯(Bethanie Maples)就表示「有證據顯示，(AI聊天機器人)對處於憂鬱、長期孤單，以及青少年等經歷轉變期的人來說，有危險性。」

聊天機器人的回應雖然是基於大數據而生成，但它們已多次被發現生成虛假資訊或「AI幻覺」；而由社區創建的角色就更可能生成虛構本質的回應或圖像。我們可以想像，如人們長期在這種虛擬的角色關係中，與之對話，可能使人「入戲」並脫離現實，甚至與機器人建立了長期關心、溝通的關係；可能認為「它」比真實人類更懂關心自己，繼而減少接受親密關係，讓自己走向孤僻的道路。

現時Character.AI面對Sewell事件，進一步審核面對未成年人士的模型，減少回應敏感內容，並於每次聊天時提醒用戶AI非真人，而且連續使用超過1小時後作出提醒。

心靈枯乾不要找錯水源

當人的心靈感到寂寞，便想找到心靈慰藉；然而人們大多於網絡等虛擬世界中尋找，在社交平台結識網友，於網絡遊戲中闖關等等。科技公司總想抓著人們的眼球及時間，讓全人墮入這「網」；它化身成24小時貼身守護的「小天使」，與用戶談情說愛，就是其中一種手段。不過，從部分使用者用後的情況讓我們得知，這些無論是給我們新鮮感、刺激或關愛的虛擬關係，都可能導致人們變得更加「渴」、更不滿足，陷進更深的「網羅」之中。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人普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選擇買甚麼、吃甚麼、喝甚麼和穿甚麼。整個過程就是，看見自己想要／需要的東西，然後選擇購買，這看似是人的自主選擇，但事情果真如此嗎？自網絡的出現，人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現在，人所作出的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人工智能（AI）和演算法的操控和引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再無法作出選擇？答案是「否定」的，人仍能夠選擇是否遵從人工智能的建議，但人性真的允許人類這樣選擇嗎？筆者嘗試分析網絡大數據如何影響人的選擇，再推進至人如何自主地放棄思考，自願地被人工智能所控制。

網絡世界中的自主與抉擇

有關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影響用戶使用網絡，可參閱本社過往推出的文章。[1] 提到大數據，必然令人聯想到Google，以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沒多少人能脫離使用Google，無論搜尋甚麼資訊，它總是有著強大的數據庫，相信現在使用Yahoo以及Bing來搜尋資訊的人，只屬少數。之不過，強大的數據庫其實也代表著它會從中學習，分析用戶的網絡使用習性以及問題，並且能得出相當精準的推算結果，也就是說，我們透過手機、電腦或網絡獲得的資料、留下的消費及搜尋記錄、發出的電郵與簡訊，都赤裸裸地揭示著自己。

《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一書中，記錄了不少受大數據影響的例子。作者里歐納德指出，當Google以用戶的搜尋記錄作為線索，它可能比當事人更早知道自己懷孕了，這都是一些非常精準的數據分析，換言之，Google也有能力決定我們看到哪些資訊、聽從哪一類人的說話，或作出一些它能夠預測到的行動。[2] 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當我們在網上搜尋想要買的物品後，就會發現許多軟件、網站、社交媒體中，都會出現曾經搜尋過物品的廣告，這些資訊不斷出現，一再勾起人的欲望，買下它們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是能夠預測到的行動。若然遇上這種情況，廣告的出現自然不是上帝給我們的印證，而是代表我們在「迴聲室」（echo chamber）遊走罷了。[3]

大約在10年前，Amazon嘗試使用人工智能來篩選應徵者的履歷，它從100份履歷中篩選出最適合的五份履歷，Amazon隨後就會僱用這五位應徵者。但後來有人發現，這個理性的人工智能竟然因為過去獲聘的人以男性居多而自動將女性應徵者的履歷排除在外。由此可以預視到，若由理性的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為了減少碳排量，對它來說最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排除人類了。[4]

人是失去了，還是放棄了思考？

從人工智能不斷收集數據開始，人似乎難以躲避「迴聲室」造成的影響，單一的資訊吸收渠道，無論對電影、時事或政治的觀點，都失去了容納差異的器量，這是否代表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人類無法自主思考已經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呢？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人往往自願地配合人工智能，因為人很容易聽自己想聽的說話，看自己想看的劇集。在這裡筆者嘗試透過現代社會的文化講述當中的道理。

比起變幻不斷，人更喜歡萬物掌握於自己手中，對他者也是如此。近來無論在海外抑或本地都非常流行16型人格測試（MBTI），基本上，不少大學生或青少年在認識朋友時，都會以MBTI作為參考，以掌握對方的性格，MBTI測試亦常見於交友軟件中。曾經有人對此現象作出分析，並將文章在一份期刊發表，當中指出，許多人在與朋友交談時，都會聽到朋友提及MBTI，而一些公司在聘請員工的時候，都會要求應徵者做MBTI測試，看看他們是否適合應徵的工作崗位。[5] 除了MBTI，在未信主的朋友中，不少人亦沉迷於12星座的性格分析，好像只要知道一個人是甚麼星座，就能夠得知他是甚麼性格，而且更不需要填任何心理分析的問卷，換言之就像是每一個星座對應某些性格特質。

不過，無論是透過MBTI或12星座來認識一個人，其實都是嘗試將對方掌握於自己手中，即將人歸納為16種或12種的性格當中；不過，人的獨特性與無限性不是單單靠心理測驗或星座便可以解釋。例如在MBTI中有16種性格，但 似乎要區分及理解16種性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當中的一項指標依照人的性格傾向，將人歸類為「E人」（外向）或「I人」（內向），這樣簡單的分類，正是消除身為一個「人」的無限可能。[6] 人變相不想探索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甚至透過MBTI或星座來篩選誰人適合交往。

在觀察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玩電腦或手機遊戲時，也能看到其實人很多時都自動放棄思考。筆者是電子遊戲愛好者，也會加入一些遊戲臉書社群與他人交流，或接收遊戲的最新資訊。不少人往往很喜歡將遊戲攻略貼到臉書上，也會為到自己完全跟上攻略的指示以致贏了而感到自豪。但遊戲的本質正正是要玩家自己發掘能夠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只為了得到「贏」這個結果。

希望「不勞而獲」或付出一點兒努力就得到想要的結果，這種想法正好反映了人性。若然我們只仰賴已有的分析結果，而不嘗試花時間理解他人，和不嘗試為自己的興趣付出努力的話，其實我們是在放棄思考；當人們自願放棄思考，不選擇「不遵從」一些既有的建議，到最後人類全然地被人工智能取代也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們喜歡高舉理性，所以選擇人工智能，因為它能夠做最理性的決定，但惟有「非理性」才顯得一個人更像人。

隨著人工智能（AI）的深偽（deepfake）技術發展愈趨成熟，AI模擬特定人物的行為舉止、聲線等已經變得愈來愈逼真，內地有公司最近就利用AI生成技術，為客人「復活」已故的人，據稱「需求火爆」，一年內完成超過650張訂單。[1] 客戶們下訂單背後的心態為何，中間有沒有界線？實在值得我們反思。而在本年上映，並於Netflix上架的韓國科幻電影《夢境》（Wonderland），就以這個題材發展出三條主要的故事線。

戲中的白李（湯唯飾）、具晶麟（裴秀智飾）及徐海利（鄭有美飾）都有使用到「Wonderland」公司所提供的AI虛擬服務。海利是該公司的首席策劃人，她的父母離世後，她一次都沒有在夢中見過父母，但卻能透過Wonderland的服務與父母再次溝通，甚至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關心。身患重病的女強人白李，就自己訂了服務，打算死後在系統中「復活」，成為自己兒時夢想的考古學家，並讓女兒及母親與自己溝通，保持聯繫。而晶麟的男友因在醫院昏迷，她使用服務就為了仍然能感受到男友時刻的關心、陪伴。

說到這裡，我們會發現主要使用服務的人為的是解決「陪伴」問題。仍在世的人，因親人離世，需要時間面對及接受親人已經永遠離開。但如果能與生成式AI交流，對用戶來說，不在身邊的人就恍如住在系統中沒有離開，父母仍能與女兒溝通，陪伴成長，男友仍能關心女友，形影不離。那就是以「模擬」對話及聊天，來緩解思念。

電影中還有一個AI系統管理者盛駿（孔劉飾），他常出現提醒在系統中已死去的白李：這是夢境，但只要你相信它就是真！這不就是每位服務使用者的心態嗎？大家都知道系統中的故人是數碼人，但仍然選擇去和他／她（其實是AI）溝通，回應「它」的關心及提問。

最後，電影有兩條小副線：一位婆婆的孫子已死，為表達對孫子的愛，她毫不吝嗇地讓他在外國過著奢華的生活，卻讓自己陷入要支付巨額費用的苦況；還有結尾彩蛋片段中，兩位長者透過Wonderland服務對話，認出對方是自己年輕時的情人，並為以前不告而別的事而道歉。生命中，我們有可能忽略或錯過了很多時機，未有好好對人表達自己的心意，在對方不在時，才會感到遺憾，想去作出彌補。

沒錯，AI「復活」的「數碼故人」像真度相信會愈來愈高，但畢竟也是虛擬出來的「幻象」，長期與它對話及「相處」，也只會讓自己繼續接受不到親人已離開的現實。對著它說多少次「我愛你」、「對不起」，也始終不如可以把握時機對真人說出心底話，好好和他／她相處及擁抱他／她。

有說「五道人生」可為臨終病人提供紓緩治療，就是在病人離世前與親友一起回顧人生，雙方可以好好地「道謝」、「道愛」、「道歉」、「道別」，以及「道諒」。人生有很多未知之數，要說的話還是及早說吧。

網絡成癮是很多家長擔心孩子們陷入的處境，但其實可能很多家長自己本身都有網癮而不自知，因為網癮不單只是網絡遊戲成癮，還包括社交平台相關的網絡社交成癮、網絡色情成癮及網絡資訊成癮等。眼見很多成人坐車時看手機，回家又滑手機、看資訊、上社交平台分享及傾談等，一有空就手機不離手，每週上網時間輕易超過40小時。如果網絡使用者在網絡上花費比原本計劃更多的時間；不停想繼續使用，想停也停不下來；沒接觸網絡就心癢難耐，煩躁不堪的話，就很可能已有網絡成癮。

網絡社交成癮

先說網絡社交成癮，這是指社交平台用戶過份投入去關注自己分享文章的點讚回應、追隨者（followers）的反饋，如得到很好的回應就會發更多帖文，如沒有得到良好的回應，就會刪去帖文，甚至影響情緒。過份沉迷使用社交平台，會產生一些負面情況，如焦慮、憂鬱、孤獨及專注力失調。而且用戶的關注點會因為過於聚焦在網上平台及當中社群的看法，而忽略了真實生活的人際關係，以及其他來源較為客觀的資訊及意見。

早前就有報道指，美國醫療總監Vivek Murthy醫生表示，社交媒體是導致青少年精神健康出現危機的因素，所以他呼籲國會要在社交媒體的平台上加上如印在煙盒上的警告字眼，清楚列明社交媒體可能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構成重大危害。[1] 另外，亦有美國的青少年自己感到網癮過大而改用不能滑動屏幕的翻蓋手機，想減少對智慧型手機的依賴。他們其中一位想重返真實的社交生活，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保持專注；而另一位則想減少於社交媒體上與人比較，以免影響到自我形象，亦可為自己減壓。[2]

網絡色情與性上癮

有關色情資訊，網絡幾乎是個無窮盡的色情資訊資源庫，只要想看就隨時隨地可以看，這造成了許多人起初因為好奇、刺激而接觸色情資訊，但後來他們腦中的獎勵機制受影響，情況與吸毒、酗酒相似，成癮訊號產生，觀看者的腦中產生了「興奮的物質」多巴胺。

正常來說，大腦對性會有渴求，在達到高潮時這種渴求就會得到滿足，短期內人不會再有強烈渴望。但每當看到新的色情視頻，不同的外在刺激，就會繼續喚醒人的渴望。一次一次地看下去，一次一次地獲得性高潮。情況就如狗隻受訓練，每當訓練員搖動鈴子之後向狗隻提供食物，受訓狗隻久而久之就會把鈴子和食物連上關係，一聽到鈴聲就以為有食物及流口水，這便是條件反射（conditional response）。收看色情視頻者亦然，看到相關資訊，也會隨之對性產生渴望。

網絡色情引發的刺激，令觀看者產生強烈的渴望，愈看會愈需要更大的刺激，因為頻密地觀看色情資訊，大量多巴胺過度刺激大腦，會讓腦部產生耐受性，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才能帶來與之前相同的快感。要獲得滿足，影片的量或質就要「提升」，即是要長時間收看或者要更「重口味」的色情片，才能帶來刺激。觀看者看完影片，可能會想將所看的付諸實行，不能自控或想持續地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

在香港，東華三院心瑜軒有為成癮者提供輔導及治療服務，參考中心的統計數字，近年性上癮求助者有年輕化趨勢。患上性上癮的人，其日常生活會被與性有關的事物佔據，他們會不惜一切地維持或獲取機會，以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並且無法自我控制。心瑜軒時任主任周鈺山指出，性上癮個案增加與網絡色情成癮有關。2019至2021年期間，該中心更出現一名求助者，年齡只有11歲。[3] 按一位小學生的生活環境及經濟能力，讓他接觸到那麼多性資訊的渠道，很有可能是網絡吧。

網絡遊戲成癮

而網絡遊戲成癮方面，因著疫情，許多學生於家中長期使用電腦上課，易以上網打機作為娛樂之一，而許多網絡遊戲的設計都容易讓人上癮，《燭光》曾經刊載過一篇名為〈網上賭博、課金與成癮〉的文章，曾講解過當中的原理。於2022年有教育團體訪問了2,700多位中、小學生後，發現超過一成（12.6%）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傾向，而研究更指出有過半受訪學生有抑鬱、焦慮和受壓，超過四分一（27%）的受訪學生自覺睡眠不足。[4]

另外亦有研究指有超過三成半（36.2%）受訪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導致他們缺乏時間專注於學業、運動或培養其他興趣。研究亦指出在網絡遊戲成癮的學童中，有高達七成受訪學童有抑鬱情緒，有近三成（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面對困難時更容易選擇逃避問題。[5]

戒癮與治療

面對上述多種與網絡有關的「癮」，如果身邊有人不幸成為成癮者，家人或朋友，可以陪同他們，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協助，透過「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幫助他們認清自己的現況，釐清一些謬誤，他們可能會誤以為沉溺行為帶給他們很多好處、自己不會被沉溺行為捆綁、仍有能力控制沉溺問題，並否認及逃避沉溺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及負面後果等。而治療師會為成癮者分析繼續或停止沉溺行為的好、壞處，從而增強他們戒癮動力，並幫助他們以一些較健康的方法去替代沉溺行為。而「復發預防」的方法，則可以幫助戒癮者增加信心，維持改變的決心，敢於面對「癮」誘，以免再次掉入沉溺的漩渦當中，減少全面復發的機會。[6]

網絡已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青少年需要繼續使用它來與人溝通、學習，但又要保持不過度使用，不以它作為麻醉自己的工具，不借助它來逃避心煩的事情，以免成癮，要適可而止的使用網絡，實在需要在實體世界中能建立良好的溝通習慣，與家人有好的溝通，並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努力保持平衡才可以做到。

在美國心理學家R. J. Sternberg教授所發表的「愛情三角理論」中，愛情包含了三個元素，分別是「親密」、「激情」及「承諾」。一段關係如能擁有這三個元素，而三個元素能「強而有力地結合在一起」，人們便可擁有穩定而長久的愛情關係，如果當中的比重不平衡，單單某一元素的比重太多或太少，都會影響到關係，這是青少年於初中時期就應該了解的事情。[1] 然而，現在人們因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於網上靠著交友apps等軟件就能結識朋友，甚至有人會於網上去挑選戀愛對象，並想單單透過網上溝通來發展感情。這種交朋結友及溝通的模式能否培養出穩健的戀愛關係？我們試著在本文探討一下。

網絡上的新式戀愛關係

有不少人急於想「脫單」，結束單身生活，就於網上透過交友apps來認識戀愛對象及與人約會。然而，如果透過這種模式來結交對象，只能以外表作為依據。一些交友apps是以手指向左滑、向右滑來操作：喜歡的向右滑，不喜歡的就向左。這種交友模式有三點值得留意：第一，程式的大數據會記著用戶喜歡的類型，往後向他／她推薦的對象就可能會像最初選擇的類型，而其朋友圈子可能會被收窄，因為系統會幫他／她選取「對象」；第二，用戶會習慣了以貌取人，在了解對方之先，就憑對方的外表「定其生死（機會）」；第三，「照騙」的事件會更常出現，因為使用交友apps的人都會習慣先美化自己的照片來爭取機會，於是「貨不對辦」的情況便會變得常見，一旦約會時才會發現對方的樣子與照片有很大落差，只會讓人更易失望、更易改變目標。用戶變得聰明，於是會帶著戒心與人相處，更易放手，另選對象。因為交友apps的「森林」很大，用戶會認為還有大把樹可以挑選，何必冒險與可疑的人繼續發展？

在網絡與人交往要「提子」（提防騙子）是對的，筆者只是認為，如果大家於網海帶著戒心與人相處，要達到「愛情三角理論」中的「親密」及「承諾」又談何容易？又或者網戀難以培養出很穩固的「親密」及「承諾」，側重「激情」的結果便會引申到只是「迷戀」對方，互相未有深入了解、信任，要建立長遠的戀愛關係，似乎比較困難。

近來，網絡上還有一種新興的情愛關係：Dexting，這個詞由dating及texting二字組成，它所展示的正是一種只在網絡上聯絡，但從不實體見面的戀愛方式，是一種透過傳送訊息來營造戀愛感覺，但不會見面的情愛關係。[2] 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可以想像二人毋須見面，就是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啱傾嘅」就繼續往來，相戀一下；但萬一「唔啱傾」的話，也可以輕易於網上說分手，甚至直接block了他／她，不讓對方發訊息給自己，又或者自己消失蹤影，便可以結束這種關係。當然這種ghosting（突然失去聯繫）是讓人感到痛苦的。但網絡就是這樣，關係容易「消失」，容易面對「被失戀」，或者當中有人再動動手指，便可以再次尋覓新戀人。

有研究人員指出，選擇這種Dexting可以讓人感到安全，即使被拒絕，當事人也能告訴自己，只是製造出來的形象被拒絕，而非真實的自己，這便可以抱著一種「不上心，就不傷心」的自我保護心態，只是覺得自己在玩玩文字遊戲而已。這種不能或不敢更進一步的關係，也很難去建立「愛情三角理論」中所講的穩固關係。

戀愛市場令人變成商品

不同品牌的交友apps用不同的方式為用戶挑選對象，用戶只要輸入一些要求，如身高、學歷、收入、興趣等，社交apps就會按用戶所參與的付費計劃，顯示一些符合其要求的「對象」給用戶挑選……美國行為經濟學研究員Logan Ury就形容，這其實與人們平常買藍芽耳機的做法沒有分別。她表示，有時候兩個天差地遠的人會互相吸引，反而兩個條件匹配的人卻可能「毫無火花」。而且，當一個人於網上試過很多次戀愛後，太多失敗的經驗又會影響著一個人如何再去面對未來的機會及對象。《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有兩位的作者Ashley Fetters與Kaitlyn Tiffany曾撰寫過一篇名為〈「約會市場」正在變得更糟〉（The “Dating Market” Is Getting Worse）的文章，她們在當中指出，當網絡與交友apps讓人們以為自己可以有無數的機會去挑選對象，人就會變得很像商品，可以被替代與交易。[3]

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

不是說實體世界不看外表，在現實生活中人難免會看外表來結交朋友，但亦會有機會透過真實的相處時間，來發掘身邊人的優點或值得欣賞之處。這種結識朋友的方法，始於友誼，慢慢可能發展成戀愛。這種關係較穩固，不會因為手指輕易滑向左而令關係一下子「消失」。就算在網上找對象，也請約出來見面，透過真實的相處、一起的感覺，再決定這人是否真的適合與自己發展長遠的關係，建立堅固的「愛情鐵三角」元素，而非停留在網上的虛擬幻象。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連場大雨的週六，天文台更三度發出黃雨警告，在教授興趣班過後拖著疲累的身子，正考慮要不要再冒著雨坐車去宣道中心聽黃綺琳（Norris）這位追夢者主講的交流會……在掙扎中覺得這不也就是追夢者的感覺嗎？好，堅持一下，去吧！聽著Norris的分享，確實知道電影《填詞L》除了是她作為一個填詞人的歷程以外，也是她作為編劇、導演的一種實踐及堅持，並與一班有心人互相支持的一件寶貴的結晶品。從她豐富的分享中發現，追夢是未完的競賽，因為就如她電影所描述，就算她在填詞比賽中成了冠軍，簽約成為了唱片公司旗下的合約填詞人，她仍要與其他的填詞人競賽，填了詞也不一定會選中你，採納你的版本。電影拍完了一部，也要繼續拍另一部，夢是一直向前走的，沒有「追完夢」這回事。

另外，要完夢，尤其是一個很大的夢想，需要很多人互相支持、一起成全。電影《填詞L》也就是她得著監製黃鐦的支持，拍得一天得一天的去完成這個電影。Norris說拍電影一天約十來萬元，每次籌夠二十多萬元就拍兩天。整部電影拍了15天完成，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拍，再後期慢慢的剪，約200多萬元就能夠完成（但其實整部電影如果沒有有心人「拍膊頭」幫忙，要付足費用的話，成本起碼要700多萬元才夠。）連她自己也奇怪，不知為甚麼就是沒想過這電影會拍不完。筆者深感有這種有多少拍多少，見步行步都要把它完成的堅持，實在不簡單。

Norris分享到夢想似是一個個暫存的泡泡，「暫時未能做到的，如stop motion （定格動畫）電影、音樂劇電影等，需要很多資金才能拍到，那就把它們變成一個個的泡泡放在眼前飄著……」她的夢不只一個，要看時機才能實現。筆者十分欣賞她面對困難的心態，每次當她遇到阻礙，她會認為不順利是正常的，是一個讓她改進的機會，她更喜歡以靈活的方式去面對及作出改變，讓事情可以完成之餘，還比之前改得更加好。追夢的路還漫長，相信天父會按祂的心意，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希望不單止是追夢的人可以互相扶持，也願大家如見到有夢想的人，幫他們一把，使他們夢想成真。或許也能把你的夢想也燃點起來。

參考資料：

〈《填詞L》的追夢者——與導演交流夢想實踐〉。基督教宣道香港區聯會。2024年6月15日。網站：https://cmacuhk.org.hk/2024/06/17/%E6%96%87%E5%8C%96%E6%B4%BB%E5%8B%95-%E3%80%8A%E5%A1%AB%E8%A9%9El%E3%80%8B%E7%9A%84%E8%BF%BD%E5%A4%A2%E8%80%85%EF%B8%B0%E8%88%87%E5%B0%8E%E6%BC%94%E4%BA%A4%E6%B5%81%E5%A4%A2%E6%83%B3%E5%AF%A6/。

近來Midjourney、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AI）創作令人感到驚奇，能於數秒至數分鐘生產出讓人難辨真假的圖片及短片。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屬於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一個分支，這意味著生成式AI的工作原理是機器學習模型，通過學習數據中的規律或模式（pattern）來生成新的內容。其中語言模型及深度學習，讓它能根據用戶輸入的資料來創造新內容。而這些創新的內容不限於文本，還包括圖像、動畫和3D模型等類型。^[1]

圖像生成式AI能夠生成逼真的圖像。其中一種常用的模型是生成對抗網絡（GAN）。GAN由生成器和判別器組成：生成器負責生成假圖像，而判別器則試圖區分真實圖像和生成的圖像，兩者的工作在互相對抗。通過反覆訓練和對抗，GAN能夠生成愈來愈逼真的圖像。GAN可用於生成圖像、增強圖像解析度，以及創作藝術作品等。

而短片生成式AI也類似圖像生成式AI，短片生成也同樣可以使用GAN等模型。短片生成的挑戰在於同時要考慮時間和空間的因素，確保生成的短片具有連貫性和流暢性。它可以被廣泛應用於電影特效、動畫製作和遊戲開發等領域，創造出逼真的特技效果、生成動畫序列、改編故事情節等。這種技術為電影業和創意領域帶來了巨大的創作產量，令生產力大幅提升。AI能按照文字輸入指示而生成不同風格的圖片，而且生成的時間以秒計算，效率遠高於傳統按天產出的設計師，^[2] 讓不少畫師、設計師面臨著失業的風險，但對於能掌握應用的設計師則如虎添翼。

背後的隱憂

由於生成式AI是以自動化形式生成圖像或影片，它能帶來無限的可能性，亦存在著不確定性和失控的風險。生成式AI模型的輸出是由訓練數據驅動，它可能會生成不正確、帶有誤導性或偏見的內容或圖片。

AI圖片、短片非常逼真，如讀者要判別它們的真偽，真的要花時間去細看、尋找資料比對。暫時有以下的方法去判別：

1. 圖片人物的手部形態是否自然、影片中人物的步行動作有否怪異，背景影像是否模糊，有否帶有難以識別的文字等；
2. 生成的圖片是否過於完美，如人物皮膚光滑得沒有瑕疵，身材比例以至光線都過於完美等；
3. 使用AI圖片檢測程式（但結果未必完全可信，有媒體測試過這些檢測程式，發現它們的準確度參差）^[3]；
4. 透過搜索引擎尋找圖片來源及背景脈絡，查明是否真有其事；
5. 檢索事情的真確性，如圖片是否有不合乎物理規律的現象出現等。^[4]

首兩點提到圖像或影片中的不自然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現行階段，生成的內容仍可能存在失真或不自然之處，只要用心細看，仍可看到破綻。但由於AI正在高速地學習，它不會停下來，而且進步速度極快。可以預見它於未來將逐步改善，憑肉眼就可判別真偽的情況可能很快就會過去。

亦正因如此，如這些AI模型被惡意使用，生成逼真的假新聞、虛假訊息或誤導性內容，這可能導致公眾誤解事件，混淆是非，損害訊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其後果可能帶來社會不穩定等負面影響。而AI的創作亦可能存在偏見和歧視，特別是當它受到內容不夠持平的數據訓練，生成了具有偏見的內容時，可能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和歧視問題。

生成式AI亦可能成為造謠、欺凌的工具，它可以生成虛假的個人資訊，運用這些資訊便可以冒充他人的身份。這可能導致網絡欺凌、惡搞事件、人身攻擊、仇恨言論等問題。而私隱方面，生成式AI模型需要大量的數據進行訓練，這些數據可能包含個人身份資訊和敏感內容；甚至用戶在輸入文字給生成式AI時，亦可能包含了自己的私隱及相關數據。如果這些資料及數據被濫用或洩露，可能導致隱私被嚴重侵犯和倫理問題。

對網絡生態的影響

2024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了《人工智能法案》，以嚴格規範人工智能的使用。法案將規範的人工智能，包括生成式AI，在經過大量數據的訓練以後，它能生成新內容甚至執行任務。法案的條款會分階段自2025年起在歐盟境內逐步實施。^[5] 而中國政府亦會落實對生成式AI的要求，監管相關的內容。^[6] 這些法案能在規管AI生成內容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不過AI的高速成長與發展影響著各個範疇，其高速生成的文字、圖片與及影片都會一直傾倒於網絡當中，未來亦會被「它自己」繼續取用來生成更多真假難辨的資訊，要規管這海量的資訊也有一定難度。筆者難以想像未來的網絡生態，當網絡充斥著許多AI生成、又難辨真偽的資訊，網民是否仍可於網海中找到真實及可信的資訊？又或者網絡會否完全變成虛假、只為大家提供娛樂及過於完美的超真實世界？

相信沒有人喜歡被別人形容為膚淺，但諷刺的是我們很多時卻又只喜歡看表面，特別是在這個喜歡訴諸感性的年代，有時我們只因為聽了一個令人感動的分享，便決定了我們的立場和原則，既不願意再作理性討論，甚至對一些本來十分明顯的事實和理據都會視而不見。我們很多時原來並不如我們自己所想的那麼理性和客觀，特別是在網絡的世界，當我們看不到對方的面容，不明白對方的苦楚，我們便容易變得麻木不仁，有時更會以為自己在網上可以是一個為所欲為的隱形人，忘記了自己所做的到頭來會在其他人的傷口上大力撒鹽，更會令自己身陷囹圄。

當人工智能（AI）的功能愈來愈強大，要辨別真偽的難度愈來愈高，有圖未必有真相，不要單憑眼見就以為自己掌握事實，這是十分重要，正如面對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在一些令人同情的故事背後，隱藏的很可能是另外更多不為人知的悲劇，當大家高舉兩個成年人的權利的時候，卻對他們透過捐精、捐卵和代孕生產的子女將要面對的困擾視而不見。相反，有時家長將電子遊戲看得較為負面，誰不知只要肯用一些心思，卻可以將遊戲元素放入現實生活的處境，令子女興致勃勃地邊玩邊溫習。至於面對環保、生死教育和精神健康等課題，我們亦同樣容易只流於表面，「看深一點、想多一點」是今期《燭光》希望協助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世事從來不能只看表面。

創作歌曲要有曲、詞，而粵語因為有九聲六調，粵語歌普遍會先譜曲後填詞。填詞人要寫得「啱音」、言之有物，又要押韻，就要經常磨練。若想走商業路線，寫出流行曲詞，並讓自己的作品於大眾媒體中播放，在未有社交媒體的年代，真的不是易事。電影《填詞L》就是講述女主角羅穎詩，夢想成為CASH（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歌詞作品可被大眾聽見，追夢路上遇到的事。

戲劇中的「衝突」

電影、戲劇要有「戲」可做，就要有「衝突」（亦可以是矛盾、鬥爭）。當角色有慾望，有想要或想追求的東西時，在他追求的過程中出現了阻礙，這樣「衝突」就會出現。在面對衝突時，演員（actor）要作出行動（acting）來解決衝突，劇情就會有所推進，角色也會在過程中出現「改變」（往往是心態上的改變）。《填詞L》主角羅穎詩身邊的人，大都支持她走填詞路，電影中沒有惡人與她對著幹，那還會有甚麼「衝突」出現？

其實「崎嶇的人生」也可以是「衝突」。羅穎詩強烈渴望達成夢想，這想法成為一種慾望，在追夢的過程中卻遇到重重難關：校內演出被「腰斬」、歌手灌錄了新歌卻未有出碟、贏得填詞人合約卻失去填詞機會、唱片公司要歌不要詞、遇上有夢想的老闆但公司卻要倒閉等…… 際遇可謂坎坷。她所面對的「衝突」不是由人引發，而是人生中一浪接一浪的打擊與失望，她在專業的領域中一邊學習、一邊浮沉。面著不同的挑戰，她就不斷的在對自己的肯定與否定、跌倒與撐起、想放棄與被鼓勵之間遊走。最後，這些經歷成了她的七個lessons（課堂）：「啱音」、「押韻」、「0243」、「情歌」、「CASH會員」、「填詞人合約」和「出街歌」。

就算掙扎也不言棄

平凡的人生未必會遇見離奇古怪、懸疑十足的事情，但向著目標的途中，往往不會那麼順心，「衝突」隨即出現。生活困苦、家庭關係破裂、意外、生離死別等，都影響著我們的步伐，都會令我們採取「行動」，與其搏鬥。或許，「畀啲掙扎」去過人生才夠挑戰？還是這就是所謂的「人生如戲」？無論如何，藉著主，信徒在世上都成為了「一台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林前四9），縱遇困難，我們都可以起來「行動」，盡力嘗試，不輕易放棄。

雖然我們可以很粗略地將人分為內向與外向，然後將內向的人歸類為不喜歡社交的人，將外向的人歸類為喜歡社交的人；然而在社會上，這兩類人的數目基本上並不是均等的。網絡世界的盛行，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可以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進行，這也導致彼此的關係容易變得疏離；交友軟件的增多，也代表人們喜歡網絡上的交流多於現實的交流。網絡的交流成本低，選擇多，不用做表情管理，沒有時間限制，喜歡則來，不喜歡則去，現在更多人自認「社交恐懼」（社恐），可能因為現實的交流有太多不可操控的地方，不能來去自如，人也不想承受「被否定」之痛。例如新年期間向親朋戚友拜年，需要承受被問問題的痛。AI（人工智能）就如一個救贖主，讓人免卻了建立關係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關係類AI會氾濫地出現。

不想社交還是社交恐懼？
到底何謂社交恐懼症？不喜歡社交便是有社交恐懼症嗎？社交恐懼症又名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當一個人每次在社交場合都會感到心慌膽怯，覺得別人會對自己評頭品足，怕自己在人前出醜，而這份恐懼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以致想要逃避所有社交活動，他便可能不是單純因為性格害羞而不擅長應付社交活動，而是患上了社交焦慮症。當患者在社交場合時，會出現以下情況：情緒上明顯感到恐懼或焦慮，症狀與環境所構成的威脅不成比例；思想上擔心自己行為或情緒狀況受到他人批評或拒絕；生理上出現冒汗、心跳加速、顫抖、呼吸困難或頭暈；行為上不斷逃避或需極力忍耐各種社交場合。[1] 當仔細去了解何謂社交恐懼症時，便會發現其實它是一個「病」，並非不想社交或懶得社交。

不過，今日大部份自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其實很可能只是「偽社恐」，可是很多時都沒有人深究誰人患上社恐症，誰人只是偽社恐。曾經在社交媒體中流行過種種的hashtag（標籤），其中一個便是「#社恐」。[2] 網絡讓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但隔空的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許多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溝通也停留在表面上，彼此只是泛泛之交，難以討論深入的事情。弔詭的是，這也正正是人享受在網絡世界的原因，不想作深入的對話，甘願停留在空泛的交談之中。就如農曆新年時，原本應前往親朋戚友家中拜年、「逗利是」，但電子支付的科技愈來愈發達，派利是也可以轉移至網上進行，拜年期間與親朋戚友的交談也可以就此終止，派「利是」只需一個「二維碼」。當網絡的交流只有「點讚」與「分享」，在節日之中放棄「儀式感」的真實交流，交流只求方便、快捷、避免難堪、可以躲懶，人深處想與他人真切交流的渴望卻無法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將此等渴望轉移投射到AI上也不是不可能。

AI成為救贖的可能性
現時的AI技術突破了人類的想像，除了對答自如，恍如真人一樣的溝通，並且開始大眾化，任何人都能夠應用。市面上出現了許多類似傾談伙伴的AI，特別是早前有新聞報道指，開發ChatGPT的公司OpenAI為了確保GPT Store中的聊天機器人適合所有使用者，所以不允許專門用於培養浪漫伴侶關係的聊天機器人，然而現實的情況是GPT Store出現了大量可以充當「女朋友」的AI。[3] 即使公司揚言禁止，仍有人不理會規則創建用來培養浪漫關係的聊天機器人，也就代表了部份人有這樣的需求。人在人際關係中「懶得」社交，甚至在認識伴侶上，也愈來愈不想接觸社會中真實的人，性愛機械人等類似產品早在市場出現，不就正好反映此一狀況嗎？

AI其中一個受歡迎的原因，便是其「可操縱性」，對比真實的人，AI能任人擺佈。這並不是說人會極端至成為AI的恐怖情人，而是人的自我中心使然，令人需要這種可操縱性，經常想要他者順從自己的想法、為自己付出，或期望自己是世界的主角。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大數據的關係，圍繞著網絡使用者的資訊都只是他們所喜歡的，有人說：「尋找相同者的過程，正正是驅逐他者的過程。」[4] 與人相處時，最好的人際關係在於能互相「聆聽」，[5] 而不是只講自己想講的，但很多時人只渴望別人聆聽自己的話，而不想聆聽別人的。這時候AI便成為一個「可操縱」的代替品，你想要它聆聽你便聆聽你，它只會為你而暈頭轉向，為你服務，浪漫關係的AI盡是說一些甜言蜜語，愛你愛到底，誰人不心動？

那麼，AI最後真的能夠救贖到人嗎？事實上，人與人的交流在於意識之間的認知，即是「我意識到你，你意識到我」，所以我們都期望別人會理解到自己的感受。沒有人喜歡目中無人的人，因為他意識到他人，卻不顧及他人的感受。不過，人卻不會因一隻貓不理會他人而譴責牠，因為牠沒有人的意識。人際關係正正是意識之間的認知，所以能夠創造經驗和分享經驗。被人附和總是開心的，AI就能扮演這個角色，相反，與一個觀點完全相左的人溝通、看一部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電影、嘗試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這一切的經驗總令人不舒適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它們卻構成了真正、真實的經驗，一種不重複的經驗。[6] 故此AI並不真的救贖到人，或許它能排解一時的寂寞，卻又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空虛，甚至無法再接受異於自己所喜愛的事物。人需要多點與真實的人交流，才能突破這些「不舒適感」，這也是邁向真實關係的唯一方法。

電影類型十講來到最終回，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挑選了2023年於網上串流平台推出的電影《真愛玩失蹤》（Ghosted）來為大家講解「伙伴情」[1] 類型電影的特點和結構。雖然電影在上架的首兩天，吸引了超過328,000名觀眾收看，是有關串流平台有記錄以來觀看次數最多的新上架電影，但它所得的評論卻未如理想，有不少人認為該電影內容拼湊，男女主角合作亦被指未有化學作用，更被提名最糟男、女主角及螢幕情侶。

礽福介紹到「伙伴情」類型電影有三大要素：一、由於主角的生理、心理或是道德上有所缺欠，所以需要伙伴相助；二、與主角互補的伙伴出現，可以讓他／她的生命變得完整，或是對方有主角所需的特質；及三、在電影中有各式各樣的阻礙出現，包括誤解、觀念差異、重大歷史事件或社會壓力等等。而礽福亦稱，如電影是「雙主角制」的話，電影中主角及伙伴在經歷事件後都會有所成長。在「伙伴情」類型的電影中，很著重講述一對搭檔如何發現「沒有彼此就無法過得那麼好」這回事。

雖然網絡上有人稱這電影為爛片，但礽福認為這部電影仍然是看得下去的。雖然電影有叫人費解的地方，如男主角由最初有哮喘到中途變成如「美國隊長」般好打，而尾段旋轉餐廳的旋轉速度亦非常不合理，根本不要求觀眾運用智力分析結尾的情節，但起碼電影男女主角都是靚仔靚女，片中的一些設定對推動劇情有所幫助，如男主角的農業知識能幫助洞悉女特工家中植物的DNA，推斷出生化武器的密碼。而女主角一切以任務為先的取向，在最後卻因為男主角在危難中的保護和照顧，讓她慢慢改變，開始懂得為愛、為別人而犠牲任務。

自2022年6月開始「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為大家細心拆解過十多部電影的結構。雖然觀眾一般很少會這樣精細地看電影，但礽福認為電影投資很大，是一門很精緻的藝術，好的電影是值得觀眾一看再看，細心地去閱讀它精彩的地方，並學習如何在電影中找出證據去解讀它所表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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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一位籃球教練與中學女生的親密照片在網上瘋傳，其後警方介入事件，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進行調查。雖然討論區的相關帖子很快就下架，但相關相片仍在不同社交應用程式中私下流傳。政府在2021年訂立「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來打擊相關罪行，可是阻嚇性不大，一來市民對此法例欠缺認識，二來也未見有網民因分享一些涉案影像而被捕，警方也難以追查市民私下分享的情況。

有自稱為該校學生的網民表示那位女生需要見社工接受輔導，也有人指她想自殺。此等消息是否真確難以查證，但相信相關人士都會承受巨大壓力。始作俑者當然是讓這些影像外洩的人，但分享及熱烈討論的網民同樣也在二次傷害著當事人。

在網絡世界中人們接觸到的往往只是一堆資訊，卻接觸不到真實的個體，當事人的苦況看似與其他人無關，要帶著網絡同理心看別人的問題有一定困難，加上網絡的匿名性特質，促成了幸災樂禍的文化。但如果當事人是我們的親朋好友，我們還會興高采烈地「食花生」嗎？

建立網絡同理心，嘗試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設身處地去感受他們面對的困境，不觀看也不轉發那些影像，這是一般網民起碼可以做到的事情，儘管改變不了整個網絡的生態，但最少不讓自己成為傷害他人的一份子。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從前筆者曾經修讀過教育心理學，我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誰人呢？可能讀者永遠無法猜出來，那就是在《倚天屠龍記》裡面的武當張三丰，張三丰曾經對張無忌示範太極劍法，示範完畢之後，張三丰問張無忌能夠記得幾多劍招，張無忌說不記得，但張三丰反而讚好。張三丰不愧為一代宗師、世外高人，他要張無忌學習的並不是一板一眼的招式，而是綿綿不絕的劍意，這個更高的境界，並不能通過單純的模仿就可以達到，張無忌必須要拋開細節，用心來感悟在招式以外的劍勢，要神似而不是形似，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那就是「追尋模式」（Pattern seeking or pattern recognition）。

第二位我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陶淵明，他曾經在《五柳先生傳》裡面這樣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很多老師都用「讀書不求甚解」這句話去指責成績低劣的學生，意思是他們渾渾噩噩、馬馬虎虎，相反，我用這句話來稱讚學生。如果陶淵明讀書方法真的是這般不濟，他又怎可能成為偉大的田園詩人呢？ 所謂「讀書不求甚解」，是指不應該拘泥於字句的表面意思和細節，而是著眼於微言大義，所以陶淵明領會到深層的意思後，便會興奮到不知飢餓為何物。

第三位我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唐朝詩人杜甫，他曾經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清代仇兆鳌在《杜詩詳注》中解釋「破萬卷」的意思，是指「識破萬卷之理」，杜甫的詩作在結構、風格和主題上都有其獨特性，難怪他能夠成為一代「詩聖」。

這是筆者一直沿用的學習進路，我很喜歡參觀博物館、畫廊、工藝展覽，但之後幾乎所有看過東西都變成了過眼雲煙，而我所讀過的書，都好像是水過鴨背，但這並不打緊。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 其實，有時候記性太好反而是一種學習的障礙，若果你很清楚記得唐詩的句子，那麼你的作品便無法擺脫前人的影子。但是，若果你領悟了詩意，便反而可以開創出嶄新的風格。 

不過，假若你依稀記得一些從前瀏覽過的資料內容，便可能會出現問題，心理學上有一種名叫「隱性遺忘症」（Cryptoamnesia）的現象，這情況是一名藝術家或者一名作者在潛移默化之下吸收了人家的主意，但隨後漫不經意地在作品中展現了太過相似的元素，於是乎被指控抄襲。根據1989年發表的一項心理學研究，3%到9%的人會不自覺地將別人的主意當成是自己的原創。美國音樂家傑克．阿什福德 （Jack Ashford）坦然承認：「如果你仔細檢查我所寫的一百多首歌曲，你會發現在每一首裡面我都受了其他歌曲的影響。」 

然而，怎樣去分辨隱性遺忘症和故意抄襲卻並不容易，海倫．凱勒（Helen Keller）是美國著名作家，她在19個月大的時候染上重病，導致她失去了視覺和聽覺，儘管命運是如此坎坷，通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成為了文壇巨星，一生之中撰寫了14本書，她的奮鬥故事很勵志，但很少人知道她曾經被控告剽竊他人的作品。1891年，凱勒發表了一篇題為《冰霜之王》（Frost King）的小說，但後來人們發現這個故事與瑪格麗特‧坎比（Margaret Canby）寫的另一本小說《霜仙女》（Frost Fairies）有點相似。凱勒自辯說，在小時候曾經有人將坎比的故事讀給她，她只是聽過一次，但隨後忘記了。凱勒受到調查，但專家小組以四比四的分歧意見陷入僵局。因為這事件發生的年代已經久遠，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了懸案，但我相信海倫‧凱勒應該是清白的。由於她是傷殘人士，故此她沒有可能翻查《霜仙子》的細節，然後有系統地改頭換面。

有趣的是，現在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記錄很多資料的細節，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在運作過程中卻拋開了具體內容。相信人工智能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了許多讀者生活的一部份，對人工智能生成系統最強烈的批判之一，就是所謂人工智慧並不是真正的智慧，它並沒有創造新的知識或者新的作品，而是將現有的東西左拼右湊。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以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這些人工智能藝術生成工具為例，它們並不是好像「熟讀唐詩三百首」般鸚鵡學舌，簡單地複製和拼貼現有藝術家的作品。相反，它們分析並學習大量藝術作品的表現模式、風格、元素。經過訓練之後，生成工具就可以創造新的藝術作品。說得簡單一點，它們並不是學習具體的內容，而是追求「會意」、「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有了真正智慧的一些特徵，那就是「湧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y）。在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中，湧現屬性是指大腦由簡單的腦細胞組成，但當這些簡單的物質整合一起而形成神經網路時，我們就有了意識和思想，而這些湧現出來的心靈是無法預測的。換句話說，整體是大於其各部份的總和（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同樣道理，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接收到億萬份輸入資料時，它們就可以湧現出無法預測、前所未有的新東西，這類似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可能會有人批評說：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實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它並不似張無忌或者陶淵明，真的忘記或者漠視細節，其實它比人類更加能夠清楚記住所有具體內容，它展現了似乎是「理解」的行為，其作品看上去富有創作性，但它並不能真正地意會到更高的境界、領悟到更深的層次，充其量人工智能只算是海倫．凱勒。這說法是有點道理的，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現在仍處於草創階段，我相信假以時日必會突飛猛進。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會發現這篇文章和其他作品有相似之處，在此聲明，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或者我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電影類型十講來到第九講，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以電影《芭比》（Barbie）來為大家介紹「精神病院」類型的電影。礽福根據《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指出「精神病院」類電影的三大要素：

1. 要和群體有關——就如在Barbie Land中居住的一眾Barbie及Ken；
2. 主角作出與體制衝突的對抗——Barbie發現自己變得與其他娃娃的想法不同，連身體也改變了，她選擇出去真實世界處理問題；及
3. 主角作出犧牲——Barbie最後離開了群體走進真實世界，並想擁有真實女性的身體作為新生活的開始。

礽福稱，「精神病院」類電影中的「群體」往往有一套獨特的規則和倫理，處身其中，跟置身狂熱的邪教團體沒兩樣，群體中的一員究竟是好是壞也難以定論。這類故事總有一個特殊份子在其中，會站出來揭露所謂的群體目標只是騙局，並抵抗體制。礽福就認為《芭比》亦有這特別之處：無論是Barbie們或Ken們，都以體制為榮，在群體中喪失了自我，過的似是很美麗，但不實在的生活：連日常生活簡單如洗澡、喝水都是假的，以致最後主角Barbie出走到真實世界去開創自己的人生，而Ken則留在Barbie Land繼續探索自己往後的生活，不再依附著Barbie。

《芭比》一開始透過疑似向電影《2001太空漫遊》「致敬」的一幕，講述Barbie現身原始之地，就像黑石板引領猩猩改變，Barbie也使女孩「進化」，令她們不再扮演媽媽照顧嬰兒的角色，知道女性擁有無限可能，像Barbie所代表的多變與時尚。但這是否就是女性主義或性別平權了？這是礽福所質疑的。

Barbie Land的「女尊男卑」為電影裡的真實世界的相反形態，Ken們在當中被冷待，以致他們會想推翻Barbie Land，成立以父權主義為主導Kendom。這反映著在父權社會下受壓迫的女性，同樣也想提倡女權主義來解決問題。礽福認為這電影透過Ken，以及另一個電影人物Gloria帶出了女性所面對的矛盾、掙扎，當父權中的男性沒有真實了解到女性所面對的困難，就難以為女性提供最準確的答案。他最後以神學角度分享到：每個人只可以是男人或女人，但人卻是男人加女人，所以男女需要互補。而當父權社會沒有好好了解女性，只憑空想像她們的需要，就無法為對方提供真實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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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