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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 ──基督教角度的反思

── 2010年「若沉遇溺」研討會
關啟文博士    |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 副教授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諮議小組成員
15/10/2010

摘要

綜觀近年本港的社會運動,筆者嘗試從「後現代主義」歸納分析,討論近年於香港處境中社會抗爭範式的演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由過往標榜「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社會運動,變成衝擊、抗爭、反霸權的新一代社會運動。在這個後現代思潮,筆者從基督教角度,反思現時被年青社運份子視為「精神導師」的法國社會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泛權力論」以及本港一些社運領袖和學者相關的言論。

引言

 當香港從傳統前現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時,當中有不少矛盾與衝突。在20世紀60年代曾發生過暴力性的抗爭甚或暴動,並引起傷亡。然而近30年的民主運動,甚或與中共的抗爭(如支援八九民運等),其調子都是和平、理性的,且不少社運人士和知識份子認為這是一種優良傳統,[1]如強調七一遊行雖然有50萬人參加,但秩序井然,並沒有破壞公物或其他暴力事件。
 
和平理性的抗爭被一些學者高度評價,因為他們認為民主的精髓不單是一種投票制度,更是一種精神或文化,所以爭取民主者要同時提倡民主文化,和體現民主人格:就是能理性對話,寬容別人,不妖魔化對手的態度。這樣,當社會面對重大分歧時,仍能透過理性對話和共同審議(Rational Deliberation),把分歧減到最低,然後再藉著民主程序達成妥協或決議。

社會抗爭範式的演變──香港處境

近幾年香港的社會抗爭卻湧現另一種範式(Paradigm),顯示一種更激烈的手法。社民連三子自2008年在議會內的肢體抗爭起了帶頭和示範的作用;其後有八十後反高鐵運動的衝擊立法會和衝擊中聯辦;維園亞哥進駐《城市論壇》,並追擊民建聯贊助的商台節目;[2]政改公聽會中林瑞麟被衝擊(我以往參加多次公聽會,從未見過也未聽說過這等現象。)[3]不單政府受到衝擊,基督教也成為抗爭對象,主要的事件包括反宗教霸權遊行(2009年2月15日),「宗蔭權」事件(因著吳宗文牧師的言論一群人到港福堂抗爭)(2010年4月18日),以及衝擊「全球禱告日」(2010年5月23日)。
 

這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有幾種特徵:[4]

1. 對別人態度:抗爭者經常指控別人的動機(如想媚共、升官發財、官商教勾結以得到利益輸送),然後把對方定性為不義的一方或其走狗、奴才(甚或奴才的奴才)。
2. 對自己態度:抗爭者不自覺地把自己看作正義的代表,眾人皆奴才,唯他自主、敢言和敢於為公義發聲。
3. 抗爭手法:既然自己代表「公義」,而對方是「不義」,那抗爭者自然感到大可破口大罵,且愈兇愈「酷」。部份人認為「講粗口」只是小事,甚或詛咒別人也無傷大雅。例如2010年5月的改良區議會政改方案通過前後,民主黨和普選聯多次被包圍、被怒罵(有很多粗言穢語),「長毛」更咒司徒華「癌症上腦」,甚至有人說要強姦劉慧卿!他們不單自己罵,還喜歡聚眾一齊罵,Facebook等在此發揮巨大功能!他們罵時不單針對別人的思想,還針對個人,如網上「起底」,披露對方個人資料。有部份抗爭者不滿足於遠距離的口誅筆伐,還要有臨場的抗議和肢體性衝擊,如走到別人面前高聲呼叫、拍檯、掃東西和強闖場地等。
 
以上的改變當然有複雜成因,或許一個原因就是社會不公義(如民主進程被扼殺)和貧富懸殊愈來愈厲害,民怨沸騰,所以就產生了較激烈的抗爭者。本文並無意一竹篙打一船人,全面否定「激進」手法,或許有些是「抗爭無罪,激進有理」。然而這種抗爭手法也可能在某程度受後現代思潮影響,在這方面應有反思的空間。如反高鐵運動中積極抗爭的陳巧文就強調後現代的歧異性和反抗精神。她喜歡看法國學者德里茲和福柯的書。像德里茲有關地下莖(Rhizome)的概念,就是反對統一,透過根和莖的伸展,來發展多元和差異。也就是這種思維,讓我想到,不一定要加入組織和透過組織參加社會運動,自發性參與,有更大和更多的表達空間。至於從福柯的書中,也學到原來在遊行的時候,警察如何疏散人群、佈置鐵馬等等,都是一種規訓(Discipline)的技術……於是,我們有時候就會突襲,破壞他們這些技術。

後現代思潮──對理性的懷疑

「後現代」的用法很含糊,我先交代我的理解。簡單地說,「現代」在西方是指中世紀崩潰後的年代,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一個自由、世俗、工商業化和科技化的現代社會產生了。現代社會中,科學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是至高無上的價值。然而近幾十年在西方開始興起「後現代」熱潮(有些人會把後現代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時間),不少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攻擊現代主義和啟蒙精神,認為現代的「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樂觀主義」已經破產了,並且是現代世界種種危機的根源。
 
較極端的後現代主義者還積極鼓吹相對主義、解構主義等,否定絕對真理與價值。基督教並不完全贊成啟蒙理性主義,但基督教一天不放棄絕對真理和道德的信念,也難以見容於後現代思想,也易成為鬥爭對象。(如各路勢力對明光社的標籤和圍剿。)講理性的現代人強調與人辯論要有根有據,對事不對人,並要扣緊對手的論點和論據回應,不應無的放矢或人身攻擊,不然就是犯了批判思考上的「死罪」──邏輯謬誤(Fallacy)。
 
然而後現代的懷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與上面所述大相逕庭。他們不介意把攻擊焦點放在別人的動機甚或人格上,認為這樣不是甚麼謬誤,而是揭破對方虛假理性的掩飾。他們會訴諸社會科學和歷史的研究,去揭示一些在思想及外表上雖然堂而皇之,但背後的真正動機卻是一種非理性的意識形態(Ideology)。佛洛依德(Freud)的心理分析,和馬克思(Marx)的社會分析,都強調對各種思想作意識形態的批判。這種詮釋法原則上可用於一切「知識」與「價值」──它們都脫不了被用來合理化既得利益的嫌疑,如某些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如愛丁堡學派的Strong Programme)認為所有真理都是社會建構的,所以超歷史的普遍真理都是子虛烏有。
 
雖然不是很多人能說出以上種種思潮,但看來這種懷疑詮釋法在後現代社會漸趨流行,在香港也如是。這成為了「反駁」別人的尚方寶劍:
 
1.      你信宗教只是因為你的成長及背景如此這般,和會得到某種利益。
2.      你支持政改方案/功能組別只是因為你想飛黃騰達、保護既得利益……
3.      當然對手也可反批評:你說這番話,你這樣批評我,指控我有既得利益,也只是因你的成長及教育背景,和你想保護你那方的利益!
 
當然,理性上看,以上的辯論是不能有甚麼進展的,所以在現實上取勝之道是要透過大量污名化言論(如網上流傳),和煽情的言辭和手法(如精采的YouTube片段),把對手打擊到無還手之力。
 
總結來說,現代思潮企圖將文明建在理性的基礎上,後現代主義則否定所有「基礎主義」,認為多元化、紛亂、不同的解釋、對立的價值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對人生與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釋(這往往被稱為元敘事[Meta-narrative] 或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為它們會帶來霸權和扼殺創新性。若這種心態在文化中不斷滲透,久而久之也不難理解為何有些人會傾向否定「理性對話」和「理性審議」,因為這些東西不單在理念上不能成立,在現實上「假理性」和「假對話」還會成為既得利益者或當權者的保護傘。有些人批評後現代抗爭者的「語言暴力」,但另一些則認為他們對抗爭者不公平(甚至是幫兇),因為他們忽略了比語言暴力更嚴重的「制度暴力」。

福柯的「泛權力論」

福柯(Foucault) 可說是後現代大師。他把懷疑詮釋法激化,使我們進一步對「真理」和「道德」生出懷疑,因為權力與「真理」本就密不可分。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君不見今天提倡絕對真理和道德的人都會被批評為「霸道」、「霸權」,因為那些都只是權力的借口!這可說是一種福柯式的泛權力論。雖然這並不是詮釋福柯的唯一方法,但福柯的確說過這類說話:
 
1.      「在現實中,權力的實施走得要更遠,穿越更加細微的管道。」[5]
2.      「在社會身體的每一個點之間,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在家庭的成員之間,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有知識和無知識的人之間,存在著各種權力關係……它們是……統治權力賴以扎根的土壤。」[6]
3.      「不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7]
4.      「追尋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並且都必須適應的道德形態,這在我看來是災難性的。」[8]
5.      「一旦我們『建議』──我們提出一套詞匯、一種思想,這只會導致支配性的後果。」[9]
6.      「這個社會生產和流通以真理為功能的話語,以此來維持自身的運轉,並獲得特定的權力。」[10]
7.      「權力產生知識……權力與知識直接地相互衍生,沒有權力是沒有它相應知識領域的組成成份,也沒有知識不預設(並同時構成)權力關係的。」[11]
 
福柯的思想反映後現代對宏大敘事的極度質疑,其根源是形而上學的死亡(Death of Metaphysics)──徹底否定任何普遍性和本質性的事物。福柯也愛用系譜學(Genealogy)去把一些理念置疑化(Problematisation)。他強調權力的深度(Depth of Power),權力不單是外來的壓制,它甚至建構我們內在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所以他也宣告「主體已死」。簡而言之,權力是無所不在,因此,抗爭也要如此。所以「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亦成為福柯式社會批判和運動的名言(參邵家臻)。若有權者的所謂「真理」或「理性對話」只是權力的工具或掩飾,那不單「理性審議」沒有真實性,在現實上堅持「假理性」和「假對話」更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那抗爭者用激烈的語言和手段衝擊被視為不公義的當權者,不也是可理解的嗎?

對「泛權力論」的反思

我不否定以上思想有一定道理,所以基督教不應盲目拒絕福柯式的批評,而是應先自我反省,如教會有否濫用權力和真理來塑造信徒的主體(如過分強調罪咎感和恐懼感),扭曲了信徒的人格發展,令他們沒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形成順民心態和權威主義人格呢?教會領導有否提醒自己,他們的角色不是去支配信眾,而是去服侍他們呢?此外,我們也可指出福柯式的反省其實很符合先知和耶穌的精神──他們不也是高度批判信仰群體和社會中權力的濫用嗎?基督徒哲學家Merold Westphal是研究歐陸哲學的專家,他就用同情的角度說福柯其實是一個重新發挖「原罪」思想的世俗神學家(Secular Theologian of Original Sin)。所以我們的回應可以說是正面的,透過與後現代批判的對話,建構適切的權力神學和更新信仰實踐(如教會的宣講和架構)。
 
然而對話不等同投降。不少後現代的批判也是可以拆解的,最終宏大敘事、客觀道德和真理等理念都是不能放棄,也是理性上可維護的。後現代思想誠然對這等理念的脆弱有深刻的洞悉,但要走的路不是相對主義或解構主義,而是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這些課題在其他地方有處理,這裡只簡略指出福柯的思想也受到嚴厲批評,如它有不少內部矛盾:既然摒棄普遍真理和普遍性道德判斷[這包括自然法、自然權利等],那他又如何能說我們應該批判和反抗權力或支配呢?泛權力論將權力變成了社會的本質,不是與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的立場矛盾嗎?福柯自己的系譜學實踐似乎亦與泛權力論矛盾:若一切知識都是權力,難道福柯自己的系譜學也只不過是另一種權力動作嗎?
 
福柯的思想也有不全面的地方:理性的本質不一定是工具性和壓制性的,某些理性的進路(如詮釋學)是能促進主體之間的溝通和了解的。因為福柯研究的知識都是從一些有壓制性的處境中產生的,由這外推未必有效。他過分強調規訓的支配性,而忽略了它們的正面意義。其實一些有更平等參與集體行動的新形式,因著自我規訓才成為可能。他把歷史弄得太整齊了,把它變成一個接一個完全密封和同質的真理政權。他把權力的觀念用得太濫了,把權威、武力、暴力、支配、合法化都混在一起。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是:甚麼規限(Constraint)在甚麼情況下可接受呢?種種矛盾的根源在於尼采的相對主義──它並不真箇容許透過轉化權力關係而達致解放。最終福柯的尼采式理論只能為徹底單一化的分析提供基礎,甚麼都是權力。最初聽起來很有新意和洞見,但今天「後現代」也不再是新事物,那些後現代批判家每天只是說這是權力、那也是權力云云,會否已變成另一種後現代八股?[12]
 
總結而言,激進的「權力皆惡論」其實是矛盾的,不少激化的抗爭手法就反映這些問題:有些人一方面否定(對手的)絕對真理/價值,但同時高舉自己的意識形態,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真理,是否有雙重標準呢?若我們只懷疑對手的動機,卻不容許別人質疑自己和同道的動機;又或者只置疑化別人的「真理」和「道德」,卻不許別人置疑自己和同道的正確和正義,那又是否真正公平呢?
 
此外,縱使理性對話有時會被扭曲,但若全盤否定理性對話,動輒以抗爭手法取代溝通,那這種精神真的符合我們想爭取的民主嗎?若把「權力」觀念用得太濫,並對所有「權力」都質疑,那我們對社會秩序的安排還可以有甚麼正面建議呢?這樣會否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前面的路應怎樣走下去呢?

八十後的社會抗爭參與

讓我以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年青人為案例探討。他們衝擊立法會後,呂大樂這樣批評:「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這引來不少反批評,說他是奴才學者,並猜測他已被政府收編(委託去研究八十後),這說法在網上流傳,並被某些媒體報道。然而呂大樂澄清並無此事,而且說記者報道前也沒有向他求證。這事例反映以上提到那種不負責任地猜測別人動機的手法。
 
首先我重申我的目標不是要標籤八十後(這事實上不是同質的一群),也並不全盤否定八十後的社運和抗爭手法,下面只是對一些人的一些做法提出反思。例如網上有這樣對呂大樂的回應:「就是甚麼都不會改變,就是甚麼都不會聆聽,因此那些絕望的年輕人,那些每天受著壓迫的年輕人,……他們決定賭一鋪,因為贏又如何,輸又如何,賭本很細,成本很少,……輸了,是上一代找數;贏了,就是自己的……年輕人的想法是,『反正這些機會都不是屬於我的』,我為何要珍惜呢?既然上一代都從來沒有關心過年輕人真正的需要,那麼年輕人又為何要關心上一代的需要呢?……我要死,但我臨死前都可以拖兩件對手一齊死;對方死多一個,我地就有賺……上一代嘆慣啦,好安於自己的生活,結果卻不理下一代受的壓迫與死活。」
 
以上文字反映不少怨氣,有點「玉石俱焚」的味道,怨氣背後的分析也有商榷之處。說「上一代嘆慣啦,……卻不理下一代受的壓迫與死活」,對嗎?其實新一代生於安樂,成長時看彩電,打遊戲機,父母很多刻意栽培(圍棋班、芭蕾舞班、小畫家班等等),營養多到很多癡肥小孩……這些不是上一代(最少是他們的父母)的關懷,和他們的辛勞嗎?養大一個孩子這麼容易嗎?年青人出路收窄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有甚麼人特別「不理下一代受的壓迫與死活」。對5、60年代成長的人而言,大學學位更少,甚至還未有九年義務教育,很多中途輟學做售貨員、的士司機、小販等,並非甚麼「嘆慣」的人生。分別在於香港的大環境變化,前幾十年因著種種原因,有不停的經濟增長,很多人生活能不斷改善,和有晉升的機會,這卻不是因為他們再上一代人對他們有甚麼特別照顧。把今天年輕人的問題歸咎某些人的道德錯失,恐怕是不大全面的分析。
 
當然,在新處境中,社會和政府都應努力改善情況,但真的存在一些很容易和沒爭議的方案嗎?是否只要那些官員有良知,肯採納那些方案,幾年內就可輕易解決問題呢?這忽略了問題的結構性(全球性)成因,是另類的「道德主義」。我無意否定搞社運的八十後很多有正面價值和崇高理念,如反對香港的地產主義和中環價值、對城市行使權利的運動等。不同人對八十後有不同態度,有些人正面肯定,亦有人猛烈攻擊。我的態度是不故意針對,也不歌功頌德,以事論事則可。不用計較某些事是否八十後做的,對的事甚麼年代的人作也是對的,錯的事甚麼年代的人作也是錯的。
 
一些擁護八十後的人囑咐成年人應該謙卑和反省,這是對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應有這樣的態度嗎?若然,一些八十後也同樣要反省和謙卑聽聽蔡子強如何批評「替天行道的虛妄」:「因為自信掌握了真理和公義,而進行擲樽、燒別人背包、衝擊立法會、又或者人肉搜索、網上欺凌的個別人士……他們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所認定的『正義』,覺得自己理直氣壯,大義凜然。那可以是愛國主義;也可以是雙普選;又或者是公投。他們的武器,或許不像死亡筆記般殺人於無形,又或者國家機器般赤裸和刺眼,但卻可以一樣的橫蠻和暴力。他們常常辯說自己沒有軍隊,亦不能抓人坐牢,因此不要過分渲染,但當你進行網上欺凌,又或者訴諸街頭恐嚇時,我看不到受害者所面對的壓力和恐懼,會與國家機器加諸的白色恐佈,有甚麼大分別。……不錯,世上有很多醜惡和不公的事,但當我們打算匡扶自己心目中那份『正義』,替天行道時,或許應該先看看《死亡筆記》的故事,再想一想,我們會否過於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為世間造成更大的不公義?……如果大家今天因為憤憤不平而犧牲了這套規則時,進行前述提過的越軌行為時,就可能會授人以話柄,當有一天維園阿伯要衝進立法會;又或者國家機器對你進行人肉搜索、網上欺凌時,你的申訴、抗爭,都變得軟弱無力。」
 
我仍然相信,除了在相當極端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面對爭議時,還是應以事論事、理性討論和拒絕語言暴力。然而龔立人說:「擲蕉和擲鞋更體現真正的討論,因為這些行動真實地揭露所謂理性的荒謬。」但這種言論若真的被八十後內化,那他們就更不用反省了。對他們的批評都是荒謬的嗎?誰去界定某些言論是否荒謬?用甚麼標準?他們大可在未看別人的批評前已把它們投籃,因為不問而知都是「假理性」!這只會產生封閉系統,同樣反映狂妄。
 
在這問題上,李錦洪堅持和平與溫和的態度較可取。他早期對黃毓民的擲蕉也抱同情態度,但他今天關注「整個社會在不斷殺傷的暴力話語中被侵蝕。要重建,要挽回,必須從言語的淨化與美化做起。……今天要挑政府的錯,破口大罵,肆意攻擊是非常輕省的事……在鑼鳴、鈸響的喧鬧與無聊的世代,我決不妥協,仍堅持要用最溫柔謙沖,美麗優雅的文字與語言來溝通表達,情願不言不說,也不願製造噪音與傷害。」(他引用了「說話泛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箴十二18))
 
面對呂大樂的批評,陳巧文辯稱他們仍是和平抗爭。但她承認「嘗試越過鐵馬連成那不公義的界線,不但希望用直接行動阻止……這劫貧濟富的方案,其實亦打算宣佈人民正式解散這不義議會,把立法會佔據至普選實行為止,令人民得以重新控制本就應該屬於我們的議會。」想佔領立法會直至有真普選,這是和平手法?另外,我想問問陳巧文,有多少人民授權她去佔領立法會呢?

另一些人反駁呂大樂說,不流血就是和平:「當全世界『對和平抗爭』的定義是不流血,他們的定義是『不准激』、『不准衝動』、『不准挑戰』、連講粗口都變成罪,更惶論是『埋身肉搏』了,……在他們的定義來說,『衝擊立法會』,就有如這是衝擊大清的龍廷,是『大逆不道』,要『殺頭』的。……今日的年輕人,是活在電腦互聯網的世界,是看著外國節目、文化、讀『番書』長大的,…… 生活習慣,享受娛樂、道德觀念、社會價值,已經完完全全和『舊世界』脫節。…… 天天看著國際都會如巴黎、米蘭的放火燒車,如漢城學生的汽油彈,台灣的議會肢體衝突,如歐洲各議會的熱烈激辯,年青人就會有一個問題:為甚麼香港的議會,甚至成個『民主運動』,好似停留在一百年前?不慍不火,不著邊際,要浪費多幾多年光陰,才可以有改變呢?歷史上沒有一個獨裁政權,是倒於完全守規矩的『合法演變』。」但強姦也不一定會流血,也是和平手法?又如一些黑社會人士拆掉你家的門,但沒傷害你,又豈是非暴力?
 
一位前線女記者於Facebook撰寫關於採訪高鐵事件感想,批評1月15日反高鐵示威者的行徑,指責當日有人不斷以粗言作衝擊,於包圍禮賓府時如「索了K般」不斷抽煙講粗口,歎謂若這班人是香港的未來,為此感到可悲。她又批評示威者「根本不知為甚麼要衝就先衝」,指對於「隨意煽動他人情緒的領導者」及「借題發揮的抽水友」感到失望。數千字的文章旋即被轉載,並以「港女記者無恥言論」為題引來圍攻,甚至記者被「起底」,印有該名記者照片的採訪證亦被上載至討論區。我認為這種「人肉搜查」,是對批評者的網上欺凌,應該正視。
 
然而陳士齊將批評示威者行為的女記者起底看得很「平常」:「講粗口可謂八十後的語言文化,他們根本不當一回事,加上示威現場情況激烈,互相對罵時說幾句粗話,也很易理解。那女記者的用詞偏激,網民將她起底,在網絡罵她,也是許多八十後表達意見的方式,這些只是年輕人文化!」但一句「是年輕人文化」就沒問題?其實政府想建高鐵「也很易理解」,就不用反對和批評?蔡子強的批評再次值得參考:「任何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都有很多不能預計的火花,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零星的越軌行為,而否定了整場運動,但卻有必要指出當中的不當,而不能因為政治正確的理由,而視若無睹。……我相信向別人擲水樽,又或者在示威現場把玻璃樽摔向地上,是過了火位的;我相信以打火機燒記者背包,也是過了火位的;我相信衝擊立法會,都是過了火位的;我相信對不同意見人士,例如今次在Facebook 發表意見的女記者,進行人肉搜索、網上欺凌,更加是絕對過了火位的!……我不想把這些零星行為無限放大,但我也不想對此視而不見。否則若然有一天,這些行為不幸變本加厲的話,將很有可能引起社會反彈到另一個極端,收窄社運的空間。」
 
我認為基督徒的社會參與,基本上仍應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手段(但這不是絕對的和平主義),謙卑而不狂妄。正義感重要,但盲目的正義也有大殺傷力!可錯主義(Fallibilism)本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不能只應用到別人身上,卻不用於己身。民主鬥士也會犯錯,也可能有私心,五十後如是,八十後也如是。

民主社會與理性對話

 若激進抗爭者是無政府主義者,其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若那些貶低和平抗爭和理性對話的人追求的是民主社會,那問題則較明顯:若使用這些手段,是否與他們的終極目標在精神上相符?假若這些手段「成功」,會否只是帶來一種劣質的「民主」社會呢?

理性對話(而不是對罵)的先決條件是:互相聆聽,真正回應對方的論點,而不是因人廢言。雙方都應真誠地反省自己的觀點能否站得住腳,和有和而不同的態度。理性對話的目標是互相修正,盡量達成最大程度的共識(局部也可以)。因此,理性對話必須有形式限制:不能「聲大夾惡」,要讓對方不受騷擾地發言,不作人身攻擊,不謾罵,不用肢體動作威嚇等等。

當然,滿足了形式要求,不一定有理性對話,因為可能一方或雙方沒有合宜的態度,表面是「對話」,但實質上拒絕反省,不斷重複陳述自己那套,沒有真正聆聽。甚至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只是權力和利益的計算。但若形式限制也沒有,那理性對話更是無從開始。若能保持理性對話的形式,真正交流的可能性起碼還存在,今次不成,還有下次。一旦互相謾罵,或動輒訴諸有威嚇性的肢體語言(不一定要身體接觸),不單這次溝通中斷,未來對話的空間也大幅收窄。所以隨便扔東西,就算不一定有殺傷性,也會有中斷溝通的後果。為甚麼?你這次可以扔香蕉到我附近,說這只是經過計算的象徵性行動,不會真的帶來傷害。但這只是單方面的理解,沒有從受衝擊者的角度去感受。若對話之前大家都理解有一些基本規限,就是不會有身體的接觸或碰撞(直接或簡接),大家可以很安心,最多談不攏不歡而散。一旦單方面宣佈不用守這規限,那我怎能知道你的界線在那裡?這次是塑膠蕉,為何下次不可以是真蕉或蘋果,或其他硬物?抗爭者要別人信任他們,但別人看到他們很情緒化,又自以為是正義的代表,怎知道那一天他們的「正義感」不會把自己的襲擊變成合理化?又怎能保證他們不會一時衝動這樣作?這又如何使對方安心?

又或者有人會說,這些規限其實是用來打壓那些正義者,是不公義的,因為在政局中,有一群人已是有特權,整個規則已是非常不公義,所以這些所謂理性對話的規則看似公平,但事實上是偏向當權派,對他們有利的。然而我相信假若民建聯對黃毓民擲蕉,則肯定受更多非議。那即是說,「正義」一方隨時發難是合理的,但「不義」一方則不可以,他們且要接受那些有威嚇性的行動方式。問題是:誰去定義哪些人是公義一方?不義一方每次的意見都一定是錯的嗎?一些人經常提倡公平,但在與人對話時,連公平對話的機會也不給對方,對嗎?一方甚麼都可以作,另一方則不可以──他自然會想:「你既然不尊重我,我為何要尊重你?不是不公平嗎?」[13]

這裡我們又回到一個關鍵問題:謙卑(Humility),我們對公義的理解真的沒有錯的可能性嗎?若錯了,而我們又不聆聽相反意見,那不是永遠不能改變嗎?我們不也變成封閉系統?這些問題當然更須要問當權者,但我相信,任何人都是可錯的,都可能過分自義。以理殺人不對,難道以「公義」殺人就可以?暴戾只會激發暴戾,挑釁只會引發反挑釁,這個循環一旦開始,會沒完沒了。風氣一開,這種「互片」成為主流,那其他願意真誠對話的人也難以對話。

結語

再重申,我不反對抗爭(甚至不絕對否定暴力抗爭),我亦認為教會對社會的關心實在太少,甚至行好義、好憐憫往往被視為「搞事」。所以面對新社會運動,教會不能再抱唯我獨尊或事不關己的心態,應保持包容,謙卑的心態,多聆聽,也在多元空間把握本身發言的權利。然而教會也應鼓勵社會中不同聲音以和平、理性的態度對話。市民當然有抗爭的權利(甚或好的理由),但卻不可以獨沽一味、雙重標準和自義掛帥,這對真正民主的社會是無益的。民主的理性對話和寬容精神需要長時間的共同努力去培養,非常脆弱,不應輕易破壞。(當然,這些話不是為任何弄權者或不公義事件開脫,針對他們的批判和合理抗爭還是需要的。)基督徒應謙卑而不狂妄,接受多元社會本身有不少難以消解的價值分歧,因此應盡量求同存異,不將對手妖魔化,亦不作教條或霸道的民主派。
 
 
參考資料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Random House, 1977.
 
Foucault, Michel.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Gordon, C.,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Scruton, Roger. Modern Culture. London: Continuum, 2005.
 
福柯著,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1997。
 
邵家臻,〈〈半熟少年〉:權力與抵抗的論述〉,《青年—建構與解構》。香港:香港政策透視,1997。頁92-96。
 
關啟文,〈權力、支配與自由:由霍布斯到福柯〉,《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28期,2000年1月。頁103-126。
 
______,〈傅柯的權力/真理觀對基督教的挑戰:一個初步的回應〉,《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30期,2001年1月。頁135-159。
 
______,〈傅柯的權力/真理觀—批評與回應〉,謝立中、阮新邦編,《現代性、後現代性社會理論:詮釋與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83-211。

 


 

[1]參呂大樂,〈我的「昔日情懷」〉,《明報》,2010年2月8日。
[2]參楊振耀,〈給你們的短信〉,《星島日報》,2010年5月19日。
[3]〈政改公聽會 林瑞麟遭衝擊〉,《星島日報》,2010年5月23日。
[4]當然只有部份人如此,新舊範式現時是並存的。
[5]福柯著,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1997),頁208。
[6]同上,頁176。
[7]同上,頁19。
[8]同上,頁120。
[9]同上,頁72。
[10]同上,頁37。
[11]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Random House, 1977), 27.
[12]另參Roger Scruton, Modern Culture (London: Continuum, 2005), 126-134。
[13]當然,若「不義一方」真的出動坦克車鎮壓,那理性對話誠然是多餘的,但在一個半民主的議會裡,情況可相提並論嗎?

 

相關文章

慎防「被完善」的宗教自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7/05/2021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當港人治港變為愛國者治港;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傳媒漸漸變成只能認同政府的宣傳機器;教師由專業自主變成需要全面監察的對象……若果未來的宗教政策亦要以一國為依據,那麼教會和機構對將要面臨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對宗教自由的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和香港過往一直實行的有明顯的差異,中國憲法所指的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與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宗教自由並不相同,簡單而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共產黨員例外),並不代表各個宗教團體在傳教和服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國內所保障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動」而且國家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 即只可以在政府引導下,在已批准的宗教組織、登記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以基督教為例,政府批准的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因此未經登記的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而在不同時候、不同省市對家庭教會的管制雖然並不相同,時鬆時緊,但整體來說,近年是不斷收緊,就算三自教會亦不例外,不少省市出現拆十字架、甚至整座教堂被視為違章建築而需要清拆。[2] 其他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准在教堂以外傳教、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傳教、教會亦不能自由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等。

以上種種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宗教自由有很大分別,因此,未來若果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建議作出任何改動,就算信誓旦旦保證香港仍然有宗教自由,我們也要問清楚,所謂宗教自由的內涵究竟是甚麼?一直以來香港所奉行的宗教自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範疇:

首先,自由選擇信奉甚麼宗教,也包括參與哪一類型的教會。在香港基督教的宗派林立,更有不少獨立的堂會,以及由個別牧師、傳道、甚至平信徒自行成立的教會,毋須任何機構批准。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未來政府會否重提要成立類似宗教管理局的組織,或要求所有教會必須加入某些聯會或協會?當然,連帶相關的是日後牧師是否需要註冊、登記、甚至由某些組織審批?[3] 而甚麼事情最容易引發有關方面提出要規管牧師和教會、甚至要求發牌?就是出現個別牧師的失德或教會的財務和行政混亂的問題,若教會在財務和行政上沒完善的自我監察機制,弟兄姊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恐怕一旦出現任何傳聞,在真相未明之前大家已陷入互相攻擊、甚至彼此出賣的網羅。

此外,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會可以自由參與和成立不同的機構服務社會,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傳媒和出版等等;與國內的教會只限於為會眾提供宗教活動有很大差異。雖然一時之間未必會有180度的轉變,但教會辦學團體在津貼學校之內聚會和辦公的自由度有可能會逐漸收緊,大家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作好準備。正如教會辦的社會服務中心,無論在資源運用和場地使用等方面,日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格的規管。教會不要再留戀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獲取更多資源協助傳教的歲月,而應考慮自力更生,由弟兄姊妹努力承擔教會的所有支出,甚至補貼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避免出現為維持政府資助而放棄福音使命,本末倒置的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宗派、機構和差會也是跨國性的組織,必然有海外聯繫;而一些扶貧和宣教組織的服侍,無論是人力和財政資源,也必然是超越本港的;雖然這些跨國的聯繫本身不一定有從屬的關係,在財政和行政上亦可能是獨立的,但當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姊妹機構在評論和回應香港一些政治事件時,若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不能排除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跨國性的組織需要減少接受海外的奉獻,盡快在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甚至考將地區總部遷離香港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點,對教會來說將會是十分敏感和頭痛的,就是何謂愛國的問題。許多教會和信徒由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和地土都有強烈的感情,亦對向同胞傳福音有很大的負擔。但愛國不等如盲目跟從及附和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定,教會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下屬,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更重要的是當國家的政策和要求與教會的信仰有衝突時,信徒只能選擇順從神、不順從人。而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變成宣揚國家政策和歌頌領導人的場所,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堅是要付代的。

香港的宗教政策將會面臨何種程度的轉變,今天沒有人能說得準,因此,趁著還有時間和空間,教會應更多從歷史中學習,王明道、倪柝聲等牧者在上世紀50年代三自運動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今天必須重溫,避免重蹈1949年之後國內教會的覆轍。[4] 日後任何人若提出要「完善」現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話,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並且慎思明辨,堅守我們應有的信仰立場。


[1] 參2017年6月14日通過的《宗教事務條例》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86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年9月7日,網站: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7-09/07/content_5223282.htm(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2] 〈「不要拆我們的十字架」 浙江三自及家庭教會均受影響〉,《時代論壇》,2014年5月3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3218&Pid=5&Version=0&Cid=220&Charset=big5_hkscs(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3] 〈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 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立場新聞,2017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基督徒團體發起聯署-要求林鄭收回宗教政綱/(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8日)。

[4] 邢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6)。

基督宗教也有靜觀……我有話說

吳慧華 | 受訪者:彭順強博士(中國宣道神學院靈修神學講師) || 撰文: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2/02/2021

「靜觀」(mindfulness)[1] 早已深受全世界歡迎,近幾年在香港也不遑多讓,上至成年人,下至小學生,都多了機會參與其中。「靜觀」到底有甚麼吸引力?「靜觀」如此普遍,又為信徒帶來甚麼衝擊?今期「我有話說」,我們訪問了中國宣道神學院靈修神學講師彭順強博士(Daniel),與大家分享他多年來研究「靜觀」的成果及看法,幫助大家對「靜觀」有基本了解之餘,也反思基督信仰本身。(本文所提的基督宗教,是包括東正教、天主教及更正教。另外,為免混淆,在本文中,凡指基督宗教的靜觀〔contemplation〕,都不會加上引號,但若指其他宗教所提的「靜觀」〔mindfulness〕則會加上引號「」,以資分別。)

明光社

Daniel曾在〈基督徒應如何看待靜觀和禪修?〉一文中,指出「靜觀基本上是要藉著專注呼吸,和以接納和開放的態度來面對思想上、情感上,及身體上的種種感受,以達到身心的健康。當中的態度,實源於佛教禪宗的『不執著』。」文中又提到「靜觀」之所以普及,可以歸功於卡巴金(Kabat-Zinn),他創立「以靜觀為基礎的減壓」(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的計劃,以治療長期病患(chronically ill)。MBSR結合了「靜觀」默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身體意識(body awareness)及瑜伽(yoga),以幫助人們成為更加mindful(專注)。這計劃燃起了將「靜觀」的概念和練習應用到醫藥去,以治療健康和有病的人之各種狀況。卡巴金是受業於幾位佛教禪師,他這套「靜觀」教人「身心放鬆、自我肯定、自我成長,及捨己的精神」本源於佛教的價值觀,但他刻意把「靜觀」去宗教化,並加上一些科學數據來印證「靜觀」的療效。簡單來說,他刪除了「靜觀」中佛教的宗教語言,但擁抱其價值觀,並且以治療的形象來推廣一套教人專注自己,放鬆身心的操練方法。

「靜觀」在香港有多流行?Daniel分享到早前他每當打開電視或收音機,報道都總是圍繞著「靜觀」這話題,大眾不將它視為宗教,並且很樂意接受它。它很快便去到社會不同角落,普遍到連小學生都已經懂得打坐「靜觀」,甚至連基督徒也參與其中。至於其源頭禪修或許不如「靜觀」普遍,但亦有基督徒對此相當「受落」,Daniel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他分享到曾經收過一份讓他既難忘又震撼的功課,其內容提到有10個很委身的基督徒,當中包括傳道人,都有實踐佛教的禪修經驗,甚至有人遠赴法國的梅村(Plum Village)參加禪修,以求安靜自己,因為他們都覺得教會太理性、太繁忙,讓人難以平靜和感受自己的內心。

正因為坊間多處出現有關「靜觀」的聲響,在在都令Daniel感到震撼,原本便致力於研究基督宗教靜觀(contemplation)的他,決定探究一下「靜觀」(mindfulness),在過程中,他亦反思到這對信徒帶來怎樣的衝擊。Daniel發現去了宗教化的「靜觀」吸引了很多人參加,包括基督徒。「靜觀」教人打坐,專注自己的身體及內心,發掘自己的內心,另一方面又結合瑜伽,教人放鬆自己的身體,Daniel評論這樣的組合是很「無敵」的,因為用身體的方式去安頓一個人,這對人的身心靈是有成效的,但有成效的表面,Daniel卻又看到它潛在的危險,「靜觀」的潛在問題在於它源自佛教的禪宗,「靜觀」的流行有助於推廣佛教的世界觀。現在人們對「靜觀」有興趣並且加以實踐,令它成為全球的現象,當「靜觀」進入了人們的生活領域的層面,這意味著佛教的世界觀也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

Daniel又認為無論在福音廣傳或更正教關於傳統方面的教導,「靜觀」大勢的到來都值得我們反思。在福音廣傳方面:Daniel提到當人學了「靜觀」,他們有機會進入禪修,禪修之後,他們又有機會進入佛教,當人進入佛教之後,便很難接受福音的。即使只是「靜觀」,當中的世界觀與基督教的世界觀有很多衝突之處,實踐「靜觀」的人,焦點在自己身上,習慣在身體上用呼吸等方法,讓整個身體覺得好安靜,心很寧靜,專注於「我」在哪裡,沒有基督教團契或群體的概念。他們又主張不靠他力,只靠己力,亦強調不執著,這與基督教所講倚靠耶穌基督的救贖及倚靠神不同。雖然不是全部實踐「靜觀」的人,都會走上這一步,但當中確實有些人最後會走到「神通」,即通靈這一步。連教授禪修的法師都反對人「神通」,因為神通打開靈界的門,一個人去了世界之外的另一個靈界是很難離開,即很難「甩身」的,這更是與基督信仰相違背的。

提到福音的廣傳,Daniel想到我們開佈道會的時候,要幾經辛苦,才能把「新朋友」帶到教會來,還不一定順利地讓他們信主;反觀佛教的「靜觀」,它可以普及到在小學、中學都有教導,人們更願意付出大量金錢去台灣、日本,法國等地去「朝聖」、去「靜觀」及禪修。身為信徒,Daniel當然相信基督信仰是好的,但他好奇,為甚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我們宣講福音的形式是否出現了問題,以致人們不能雀躍地去參與教會活動?另一種宗教的表達形式卻如此受歡迎,又可以讓人的身心靈都得到醫治及安頓,為何其他宗教做到,我們做不到?我們的表達形式是否出了問題?在傳統上是否有所遺漏?又或是偏重了其他方面?

為甚麼「靜觀」走進世界,但「新朋友」卻會覺得教會無趣?有關更正教在傳統方面的教導,Daniel指出除了接受靈恩運動的教會,不少更正教的教會都太過理性。自從宗教改革以來,不少更正教教會一直都停留在概念性的信仰,用心理學的詞彙來打一個比喻,這些教會用一套「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即是認為改變一個人的信念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所以只要信念改變,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信念既然如此重要,所以邀請講道的講員時,會先查看這個講員是否有很多銜頭,釋經是否很厲害,即使退修,早晚都要有主題講員,下午也要安排幾個工作坊,全部都是以「講」為主,退修未能教人安靜。另外,不少教會也強調「做」(doing)。對比之下,「靜觀」不是與人談概念,相反,它是教人去除概念。它教人打坐,讓身體得到休息,又教人安頓自己的心靈,讓人得到情感的滿足。「靜觀」強調「本體」(being),然後才轉化(becoming)。當「靜觀」教人感受良好,不少教會的活動卻教人感到疲累。難怪「新朋友」喜歡「靜觀」,連基督徒也被吸引過去。

「靜觀」教人好好感受身體,這亦是大部份更正教所忽略的,有可能是因為混淆了保羅所用的詞彙,中譯的「身體」(body),羅馬化希臘文為soma,用以表示實質的肉身,保羅視它為好的;中譯的「肉體」(flesh),羅馬化希臘文為sarx,它是一個代表性的詞彙,含有不體貼聖靈不體貼神,只體貼自己的意思。除此之外,這亦有可能受到奧古斯丁影響,奧古斯丁是一個神學家,但他也是一位新柏拉圖主義者,後者影響到他的神學觀念,每每提到身體時,他都視之為邪惡,對靈性是一種障礙。從第四世紀開始,基督教已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有些人覺得基督教已經與世俗為伍,於是去了曠野沙漠,修道院也用了奧古斯丁的神學,認為身體都是邪惡的,所以那時修道的人,都要對付身體,有些人會用不睡覺、不洗澡,甚至鞭打自己的方法來對付自己的身體,以致讓靈可以得到釋放。整個修道傳統主導了西方世界,到了宗教改革,仍然保持著身體仍是需要對付的想法,未能發展出如何照顧身體。天主教也是自從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才重新對身體有正面的看法,提出身體神學。Daniel提到《聖經》其實很正面地看待身體,舊約中,神創造人是有血有肉的;新約中,耶穌成為肉身來到世界,耶穌醫治人的身體,保羅談將身體獻上,他說的不單是屬靈的意思,而是實質的身體,身體是好的,耶穌再來的時候,人的復活是有身體的,只是身體會作出改變。世界在20世紀後期開始醒覺,人們要好好對待身體,主張素食、做運動。

談了這麼多「靜觀」可以安頓人的身心靈,難道只有佛教專美,基督宗教沒有這方面的教導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Daniel研究基督宗教靈修傳統多年,他指出基督宗教有修道主義,也有很著重身體的靈修傳統,如東正教有強調用呼吸配合禱文的耶穌禱文(Jesus Prayer):「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可憐我吧!」與坊間的「靜觀」不同,耶穌禱文雖然先從專注自己身體與呼吸開始,但這樣做是為了達到專注於神為目的。除了耶穌禱文之外,又如天主教16世紀的耶穌會,聖依納爵創立了「神操」,他強調運用想像,也提到從身體開始,以呼吸配合主禱文來經驗信仰。基督宗教中,反而是更正教大部份沒有了這些傳統,忽略了可以達至發展情感的靈修傳統。人是有感官,有身心靈社的,在情意理中,更正教大部份只著重概念,發展了理,沒有發展情和意,也沒有發展感官,如前所說,更正教大部份認為這些是邪惡,需要對付的。另外,也有可能受制於「唯獨聖經」的傳統。

Daniel認為更正教強調唯獨聖經這一傳統是好的,但除了《聖經》便甚麼都不理會,這會讓基督宗教中很多好的傳統被埋沒。Daniel闡明不少人錯誤地理解唯獨聖經的意思,馬丁路德提到唯獨聖經,並非指除了《聖經》之外,甚麼都不可信,只是說任何事違反了《聖經》便不行,以《聖經》作為最高權威來批判所有事物,不少人比路德的唯獨聖經更加唯獨聖經,除了《聖經》以外,任何東西都覺得不可以接受。路德所提的唯獨聖經是包容的,沒有與《聖經》衝突便可以,而不少人說的唯獨聖經是排斥的,如果《聖經》沒有提到便不可以。其實《聖經》雖然沒有闡明一切,卻又談到很多範疇,只是信徒忽略太多、誤解太多。

眼見「靜觀」可以滿足人的身心靈,又如此受歡迎,基督宗教同樣有靜觀傳統,為何基督宗教不可以擁有一套深入民間,同時又滿足到信徒的靜觀?於是,Daniel研究「靜觀」之餘,結合了《聖經》、神學、靈修傳統、及心理治療技巧,整合了一套名為「整全基督教靜觀」,一套可以實踐及操練的靜觀模式。在另一篇文章,Daniel「簡稱這個靜觀模式為『4CD』:(一)第一階段,以『歸心禱告』(Centering Prayer)來回應人『身體』需要;(二)第二階段,以『認信』和『認罪』(Confession)回應『心理』需要;(三)第三階段,以『意識醒覺』(Consciousness)和『對話』(Conversation)回應『靈性』需要;(四)第四階段,以『明辨』(Discernment)回應『社交』需要。」這套靜觀模式分為四個階段12個步驟,他參考「靜觀」的策略,除了有基督徒版本,也完成了一個普及版,把當中的基督教詞彙轉化成比較中性的詞彙,例如第二階段的「認信」和「認罪」改為「良心省察」,讓大眾更能接受。

Daniel強調自己沒有製造新的東西,也沒有把其他宗教的元素放進基督信仰中,他只是把舊的東西發掘出來,重新包裝,矯正信徒對身體錯誤的思想,讓信徒理解甚麼是身體,希望如此可以讓信徒回到在基督宗教中原來便有的靜觀(contemplation)中。對於未信的人,Daniel也借助現今「靜觀」風行的現象,用現代人喜歡的模式,推廣一套蘊藏基督信仰內容卻沒有宗教語言的靜觀。香港把基督宗教的contemplation譯作靜觀,亦把坊間的mindfulness譯作「靜觀」,Daniel贊同這樣很好,香港教會可以有一個與世界溝通詞彙。不是所有的「新朋友」都喜歡查經,但如果邀請「新朋友」一起靜觀,他們可能比較有興趣,畢竟,受到社運及疫情的衝擊,人最需要身心靈得到安頓。Daniel的主要身份是神學院老師,但他也是一名社工,課餘時間,Daniel也會到醫院帶領人做靜觀,這當然是一套蘊藏基督信仰的靜觀。

一套整全的基督教靜觀除了適時地回應時代的需要,對信徒本身經驗神也很有幫助。Daniel回憶他的老師巴刻(J. I. Packer)在課堂上提到,他只能教學生一些關於神的東西,卻不能教學生認識神,因為這在於學生個人的經驗及體會。Daniel同意經驗神之前要認識神一些事情,但單單聽完一篇好的道,看完一本好書並不足夠,只花10分鐘看完《聖經》,想想有甚麼「得著」,寫下筆記的靈修方式也不足夠。靈修是要「經驗神」本身,這是需要花時間操練的。

基督宗教也有靜觀,渴慕身心靈得到滿足及想經驗神的信徒,大可不必借助擁抱其他宗教世界觀的「靜觀」來滿足這些需要。


參考資料

彭順強。〈基督徒應如何看待靜觀和禪修?〉。《時代論壇》。2019年2月8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7033&Pid=104&Version=0&Cid=2050&Charset=big5_hkscs

彭順強。《「整全基督教靜觀」(Integrated & Holistic Christian Mindfulness/ Contemplation)》,未出版稿件。


[1] Mindfulness在香港譯作「靜觀」,台灣則譯作「正念」。

法律不外乎道德 ── 「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系列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19/01/2021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明光社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明光社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博士指出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比道德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逆境.重建.復原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週年研討會剪影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4/01/2021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明光社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明光社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明光社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明光社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明光社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明光社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明光社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明光社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明光社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進度報告

李樹甘教授、陳永浩博士 |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零售業人力發展專責小組及勞工顧問委員會轄下勞資關係委員會成員。李教授多年來投身並且發表不同的研究,研究興趣多元化,主要為經濟模型、商業、經濟及社會問題與政策等。編著專書多本,並在國內外學術期刊及專著(論文集)發表論文數十篇。 ||| 陳永浩博士: 現任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多年來在明光社義務工作,並在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表調查報告:「香港人婚姻態度」(2016)、「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2017)、以及匯報「香港嬰兒潮出生者對臨終的看法」(2018)等。著作有《生命倫理錦囊》(合著)。
05/11/2020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及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於2019至2020年間,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社會氛圍如何影響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以及其心理健康的研究,希望透過有系統的問卷調查和研究,分析信徒在參與社會活動與心理健康的關係。是次研究以網上不記名問卷調查形式進行,回收有效問卷共1,002份。本進度報告旨在交代研究背景、理念,以及報告因疫情推遲研究的進度情況,研究之初部結果會於研討會當日發佈,調查的詳細報告,將於稍後出版。


 


研究理念


有部份論者認為香港教會在面對社會時事及政治議題,一般給人的印象都是偏向被動,以「政教分離」甚或「不談政治」等態度回應。[1]  除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及只忙於處理教會問題,當年面對九七問題時,不少信徒和牧者離開、移居外地。[2] 九七過後,不論「留下來」還是「回歸」的信徒,在經歷近年多次的社會運動後,其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的情況和當中的關係如何?近年有不同機構以有關課題,作出調查研究,例如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最近一次的《2019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就加上社運課題的研究。[3]  此外,一項有關教會青年/青少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看法的網上調查指出,八成受訪者曾參加反對《逃犯條例》示威活動,而受訪者認為教會首三個責任是:與港人同行為香港祈禱(73.7%)、一同對抗不公義的政權(65.3%)及關心身邊每一個人(60.7%)。[4] 可是,上述調查研究,均鮮有將社會運動參與,與心理狀態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作關連。故此,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及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推動這次研究,分析社運參與,心理狀態及信仰生命三者的關係,亦希望藉著這研究可提高大眾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狀態了解,並且在這方面提供更多有效的資料。


 


研究解說


顧名思義,是次調查旨在了解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社會參與及信仰生命,當中包括以下四大方向,並會以之作分析:


  1. 政治取態(political stance):面對當前的社會運動和政治情勢,讓參與者在政治光譜中的位置作自評,以多級分數(1-10分)作表達其「黃/藍」傾向。[5]
  1. 社會參與度(social involvement):調查問卷中,以多級分數(1-10分)作自評,以表達參與者在反修例及其他社會運動中的參與程度。
  1. 心理狀態(mental states):在這系列的調查中,我們會以下述向度調查參與者的心理情況:
  • 人際交往(interpersonal coping):當中包括其易地而處(perspective taking,例如:在做出決定之前,我嘗試去了解每個人的分歧)的認知度,以及同情關懷(empathic concern,例如:當我看到有人被利用時,覺得自己應該對他們有所保護)等情緒指標。
  •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調查受訪者現時的生活狀態,及其對現時生活的滿意度。
  • 抑鬱焦慮量表(DASS Questionnaire):當中包括量度受訪者的抑鬱 (depression,例如:我好像不能再有任何愉快、舒暢的感覺)、焦慮 (anxiety,例如:我對事情往往作出過敏反應)、壓力(stress,例如:我感到很難放鬆自己)等元素。[6]
  • 社交支援(social support):當中包括參與者與家人(family members)、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以及朋友(friends)的支援和幫助。
  1. 信仰生命(spirituality):兩個向度量度,與神連繫(selfness through spirituality,例如:我的信仰觀使我感到與神連繫);以及與他人聯繫(relatedness through spirituality,例如:我的信仰觀讓我感覺能與他人聯繫)。

 


在綜合了以上各向度的調查參數後,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 )作出分析。結構方程模型是一種融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徑分析」的一種多元統計技術。其中最大的好處在於其處理多變數間交互關係的能力,在分析及測量各個變數中,分辨出多重和相互關聯關係,不同變數之間的關連,以及它們之間不可直接測量的潛變量(latent variable)。在過去30年間,結構方程模型被大規模地應用於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的研究之中。


 


研究資料收集


是次研究以量性研究方法,採取網上問卷形式,於2020年6至9月進行調查。當中成功回收問卷 1,009份,有效問卷 1,002份。


參與者當中,以成年和中年人士佔比重最高(31-40歲:16%;41-50歲:29%;51-60歲:32%,三者共佔:77%),其中教育程度亦高(大學程度:34%;碩士或以上程度:38%,兩者共佔:72%);信主年數均有一段日子(信主11-20年:24%;21-30年:31%;31-40年:26%,三者共佔81%);當中大部份(73%)經常參與教會活動。


 


進度情況


是項研究源於關心香港近年社會運動對教會信徒身心靈之影響,原本計劃於2019年進行調查,及於2020年6月發表報告。但香港在這一年經歷了非常不一樣的狀況,社會運動還未完結之際,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更使香港以致全世界陷於封城與停止運作的狀態。一波三折之下,原計劃之問卷調查、研究等工作,全部被迫延後。是次研討會將先發佈初步研究結果,詳細結果及分析則於日後另以專文出版,敬請留意。


 


研究查詢


如對本研究有任何查詢,數據方面,可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聯絡,閣下可以郵寄(香港北角寶馬山慧翠道10號)、傳真(3020 7461)或電郵(exe_bepp@hksyu.edu)等方式查詢。


 



參考資料


Jack, Anthony Ian, Jared Parker Friedman, Richard Eleftherios Boyatzis & Scott Nolan Taylor. “Why Do You Believe in God?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 Analytic Thinking, Mentalizing and Moral Concern.” PLOS ONE 11, no.5 (March 2016): e014998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49989.


Johnstone, Brick, Wesley J. Wildman, Dong Pil Yoon, Daniel Cohen, Jane Armer, Sean Lanigar & Anna Wright . “Affect as a foundational psychological process for spirituality and empathy.” 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 21, no.4 (August 2018): 370–379. https://doi.org/10.1080/13674676.2018.1494707.


Moussa, Miriam Taouk, Peter F. Lovibond & Roy Laub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21-Item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Psychology, Faculty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http://www2.psy.unsw.edu.au/dass/Chinese/Chinese%20DASS21%20Paper.pdf.


Saslow, L. R., O. P. John, P. K. Piff, R. Willer, E. Wong, E. A. Impett, A. Kogan, O. Antonenko,  K. Clark, M. Feinberg, D. Keltner, & S. R. Satur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pirituality: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ompassion–altruism relationship.”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5, no.3 (2013): 201–218. https://doi.org/10.1037/a0031870.


〈香港教會青年/青少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網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K_jisPi0Ku9JUcmCzIMlgQTn43XrllZD7pUJMa3evc/viewanalytics?fbclid=IwAR2eB6J2TGtwUMX2vG0xBMaRt4vojRqg1sTgkOZ5xmIlVtZ60J1DKKLov_s


李君尚。〈青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 調查結果及回應〉。《時代論壇》。2019年9月9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9493&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p=1


吳思源。〈移民潮與教會牧養〉。《基督教週報》,2917 期(2020年7月19日),網站: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20/ta2039472.htm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9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摘要〉。2020年5月,網站:https://hkchurch.files.wordpress.com/2020/05/2019-research.pdf


禤智偉。〈政教分離的再思〉。《時代論壇》。2015年7月3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0126&Pid=6&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1] 有論者將「政教分離」看作教會內部和公開的言行皆不應涉及政治。這可能將「政教分離」這字詞只作了表面解讀,而不了解其含意。政教分離(church-state separation)中所講的「政」是特指國家或政府(state),而非泛指「政治」(politics)。因此,「政教分離」的原則,並非禁止教會(或牧職人員、平信徒領袖)回應政治事件、或批評政府。參:禤智偉:〈政教分離的再思〉,《時代論壇》,2015年7月3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0126&Pid=6&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2] 踏入2020年的今天,新一波的移民潮可能已經開始。參:吳思源:〈移民潮與教會牧養〉,《基督教週報》,2917 期(2020年7月19日),網站: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20/ta2039472.htm


[3] 有關調查指出,從堂會關注的社會課題來看,首五個課題分別有宗教自由(31.6%)、社會公義(31.3%)、同性戀(30.1%)、雨傘運動(29.5%)和貧窮(29.0%);而 43.5%的堂會在佔中/雨傘運動開始前已有針對性的崇拜公禱和教導。及至運動開始後,有舉辦針對性活動的堂會增加至 67.0%。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9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摘要〉,2020年5月,網站:https://hkchurch.files.wordpress.com/2020/05/2019-research.pdf


[4]「香港教會青年/青少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調查,由播道神學院客席講師李君尚負責,調查於2019年8月23至29日以網上形式進行,共收集到654個回覆。相關資料網站:〈香港教會青年/青少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網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K_jisPi0Ku9JUcmCzIMlgQTn43XrllZD7pUJMa3evc/viewanalytics?fbclid=IwAR2eB6J2TGtwUMX2vG0xBMaRt4vojRqg1sTgkOZ5xmIlVtZ60J1DKKLov_s;李君尚:〈青年基督徒對「反送中」事件的看法 調查結果及回應〉,《時代論壇》,2019年9月9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9493&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p=1


[5] 是次調查中並不會因參與者的取態(黃/藍)而有不同的差別對待,調查中所有問題,也以政治中立原則處理。


[6] 坊間有關DASS21的問卷有多個版本,其中作參考的有:Miriam Taouk Moussa, Peter F. Lovibond & Roy Laub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21-Item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Psychology, Faculty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http://www2.psy.unsw.edu.au/dass/Chinese/Chinese%20DASS21%20Paper.pdf.

後現代主義? 絕對主義?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應用行為科學與數據科學教授。
20/10/2020

理論上,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但近年來不同的政治黨派、宗教、種族、學派的衝突愈演愈烈,有人將此問題歸因於後現代主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在相對主義底下,當所有想法都被視為同樣有道理時,那麼每個人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筆者認為這是將問題過分簡化,首先,後現代主義並不等同相對主義;其次,如果每個想法都是同樣有點道理,那麼理論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包容。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另一方是大錯特錯,甚至不應該在論壇中佔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問題的真正徵結是絕對主義!限於篇幅,在這短文中我只能提出供以下兩個例子。 

以政教分離為例,美國基督教右派援引《美國憲法》,聲稱政府無權干涉教會或限制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候他們無非企圖恢復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世俗主義者引用了同一部憲法,試圖從所有公共場所中清除基督教的影響。憲法和民權律師安德魯.塞德爾(Andrew Seidel)引用了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關於在羅馬帝國時期宗教多元化的看法:「羅馬世界盛行各種形式的神靈崇拜,人們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真實的,哲學家認為它們同樣是錯誤的,司法部門則認為它們同樣有實用價值。」賽德爾說,大多數美國開國元勳都同意吉朋的觀點,因為他們認識到宗教可以被利用去謀取政治利益,所以要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

像歐洲中世紀般設立國教或者將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是有問題,但羅馬帝國的宗教多元化豈不是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接近嗎?但賽德爾似乎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錯誤的,故此即使在多元社會中宗教也應該受到摒棄。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另一個例子是在學術界,粗略地說,在社會科學中,研究方法有兩種:定質(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在前者,資料類型為文本,資料來源可能是檔案、訪談記錄、個人觀察……等。在後者,資料類型為數字,數據來源可以是實驗、調查、統計記錄……等。在學術界,有些定質和定量的研究人員無法和平相處,定質研究人員不喜歡定量方法處於主導地位,從而提倡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驟眼看來,這是一個用意良好的主張。

作者的專業之一是心理學,不少早期的心理學家都依靠定質方法來發展其理論,他們並沒有使用統計數據,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榮格(Carl Jung)、馬斯洛(Abraham Maslow)、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由衷地說,我十分欣賞他們從分析個人經驗和文本中獲得對人性的洞察,筆者的另一個專業是哲學,哲學亦是通過觀察、體驗、反思而取得真知灼見。但是,當我要求人提供更多數據來支持一些有爭議的觀點時,有些人卻認為只能使用定質方法來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事實上,我在許多研究項目中都使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亦即是同時採用定質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真的擁抱方法論的多元主義,那為甚麼某些問題一定只能夠用定質方法去處理呢?

當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時,我的一名前博士生是定質方法的「鐵粉」,他批評說統計方法太「容易」,並說統計方法是基於過時的哲學,他還批評說我思維狹窄,說我只是從自己的學科去衡量所有事情。簡言之,統計學可以休矣!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後現代主義並不是洪水猛獸,真的會摧毀自由民主社會基石的是不自覺的絕對主義。

當你相信中大生以高達抗爭……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上週有網民轉貼以上一張二創圖片,還有一段錄音,內容大致如下:

(男聲:幫我幫我發出去,好緊急好緊急!我表妹喺中大讀緊書,喺前線,而家成班中大教授都好緊張,而家班中大學生已經成功整咗一隻高達出嚟,係真係高達出來,依家準備揸(駛)出去尖沙咀,做堵路,幫手發出去。佢係有激光劍同埋有鐳射彈的,真係幫我發出去,大家千祈要小心,盡量唔好出街。)

明光社

平時,理論上,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看到有關的圖片,聽到該段錄音,應該會很開心地笑,因為整件事被兒戲化,被戲謔了。情況就好像早年唐英年大宅被揭發建地牢時,有人惡搞變形金剛到場支援一樣(見左圖)。

當我們以為這種政治惡搞戲謔司空見慣,但今日的香港人或者真的有了精神衰弱,居然還真的有人很擔憂的問為甚麼會弄到「高達」出來?十分擔心高達會破壞社會安寧。

惡搞的人打蛇隨棍上,繼續創作更多圖片,例如在校園組裝高達的過程,在沙田望到高達的身影等等。一張又一張的相片,加上文字和錄音。虛擬高達居然一整晚變成了熱話,部份本來不知就裡半信半疑的巿民看到更多「相片」和「錄音」流出,都信以為真,有滋事份子還特意留言附和,令他們更擔憂。

可見,反修例事件本來引發的所謂真假難分的報道,到今日已發展至有些人未找到真相就盲目相信和亂傳的局面,情況十分不理想,當中除了因為群眾被情緒支配外,太多意想不到的事居然接連在這個城巿發生,令人失去對常理的測度的信心,甚至到了一個地步,失常的事反而似真相。

這種盲目的背後,反映社會失控,長此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1. 社會整體地失控: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問緣由,當人覺得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對流言蜚語的抵抗力自然變低,事無大小也事必要先驚一場,之後才想想究竟怎麼可能。
  2. 社會失去智者: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但當大家都繼續傳播流言,又沒有人去實地查證,流言就會像劣質細胞一樣擴散。
  3. 社會容易受操控:只要有人有系統,持續地發放流言,在城巿內的人不論事實真假,由反抗,保持中立,沉默不言,至最後只能相信,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覺得有需要去查證,或者會擔憂去查證消息,發現另一個真相時會遭報復。
  4. 淪為極權社會:當極權可以無限地發放資訊,甚至隨便改變對事實的描述,而人又不思進取地接受,他們害怕失去統一聲音帶來的安全感,最後便只能接受單一資訊,失去反思能力,淪為無意識被操控的人。

但願我們仍然有基本良知,抱持理性求真的精神,戰勝暫時未能找到真相的恐懼,堅持初心,不隨便轉傳未經核實的消息,亦不會為社會製造流言,令社會走向恐懼的深淵。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抗爭新聞系列:拍還是不拍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0/11/2019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0-11-2019

美善的要持守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1/11/2019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要以惡報惡,彼此間和對眾人都要追求做好事…但凡事要察驗: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樣惡事要禁戒。」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5、21至22節《和合本修訂版》)

在這個世情紛擾難測、人際關係複雜、情緒容易激動的世代,人很容易便會迷失。在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展現了許多人性的美善,如無私、犧牲、堅毅和勇敢,但同時亦令人性的醜惡慢慢地滋長!任意的破壞、縱火、毆打、蓄意傷人和動用私刑!無論執法者或抗爭者都有不少人在情緒激動和自以為是的情況下,將對方非人化,做出一些有違人道、忘掉初心的事。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些本來擁護和平的市民、牧者和信徒,亦漸漸失去了持守美善的信念和耐性,接受、甚至做了一些過往自己不會認同(或到現時仍認為有疑慮)的事,將自己的底線不斷向下移。

在社交媒體已成為日常生活重要部份的時候,我們亦要留意自己的初心,持守美善,例如保護自己的私隱是對的,不過,不應有雙重標準,應同時尊重與自己持不同立場人士的私隱。尊重言論自由不只是自己的權利,也是對方的,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在社會失序,大家失去很多過往共同信守的信念時,我們更需要省察,任何事都有界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界線、身體有界線、善惡亦有界線,小心察驗不同的界線,找出當中的美善,然後努力去持守,不以惡報惡,這是每個追求公義和良善的人,特別是信徒應有的初心。

如何應對社會爭議引發的負面情緒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1/11/2019

今天的香港,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動盪、不安與陣痛。從煙火瀰漫的街頭到新聞直播,再到社交媒體的帖文,每時每刻,無日無之地充斥著暴力、仇恨、過激的情緒與言論。置身於如此極端的環境中,相信不少人正受著負面情緒的困擾。「2019精神健康月」籌備委員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發現,41.1%受訪者指「社會爭議」對其精神健康有非常負面或頗負面的影響。[1] 對此,針對情緒高危族的需要(有自殺傾向、抑鬱及經常接觸暴力畫面的人士),筆者參考了《精神健康急救手冊》(下稱:《手冊》)及資深心理輔導員的建議,希望能幫大家自助或助人。

 

自殺風險

社會的不安氣氛或會令部份人士有輕生念頭,根據《手冊》,一個人是否有自殺風險,可透過以下自殺危機訊號來評估,[2]

  • 聲稱會傷害自己或自殺
  • 尋求自殺的途徑,如服藥丶跳樓丶吊頸丶燒炭等
  • 談及或寫下有關死亡丶想死或自殺的內容
  • 表現絕望
  • 狂怒丶氣憤丶尋求報復
  • 不理性行為:如不尋常的衝動或冒險行為,表現得沒有考慮後果
  • 感到陷入絕境
  • 濫用酒精或藥物
  • 疏遠朋友丶家人
  • 焦慮丶激動丶失眠或嗜睡
  • 情緒劇變
  • 表示生存沒有意義丶沒有希望

一般有自殺傾向者都會有以上徵狀,但以上所列並非所有的徵狀。如果相信某人有自殺傾向,可以直接問他:「你是否經常有尋死的念頭?」《手冊》指出,直接談及「自殺」並不會進一步增強對方自殺的念頭。而若當事人有愈具體的自殺計劃,包括:時間、自殺方式等,即表示他自殺風險愈高。對於高自殺風險者,不要讓他獨處,除了陪伴他,也可以安排其他人陪伴他,並盡快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3]

 

正視抑鬱

衝突事件持續發生,會令人感到沮喪、哀傷,甚至抑鬱。「抑鬱」的意思很廣泛,可以形容一個人面對不幸事件時的不安感覺或情緒低落,但若狀況發展至抑鬱症的話,就要小心,因抑鬱症患者有較大的自殺風險。如患者持續兩星期或以上,差不多每一天都出現下列五項或以上的徵狀(當中必須包括首兩項的其中一項),均可在臨床上診斷為抑鬱症:[4]

  • 持續不尋常的情緒低落
  • 對平日感興趣的事物及活動失去興趣
  • 失去活力或幾乎每日感到疲累
  • 感到沒有價值,即使不是自己的過失亦易產生罪疚感
  • 反覆想到死亡或自殺念頭
  • 難以集中精神及作決定
  • 動作遲緩或變得激動,坐立不安
  • 失眠或嗜睡
  • 對進食缺乏興趣或飲食過量,飲食習慣改變,以致身體消瘦或肥胖

對於抑鬱症來說,及早治療非常重要,拖延治療會影響患者的康復進度。而幫助抑鬱症患者需要注意以下幾點:[5]

  • 設身處地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不對其言論做負面評價
  • 避免提出沒實際作用的建議,或急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如:振作、睇開   D、你不應該……、你應該……
  • 鼓勵當事人明白只要經歷一段康復時間和適合的治療,其病情有機會好   轉的,令他有正面的希望
  • 幫助當事人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心理輔導員、精神科醫生等的協助

 

專家的建議

明光社

筆者訪問了資深心理輔導員何尹美儀女士,她表示對於情緒受困的高危族來說,透過充分的聆聽、理解與陪伴來幫助他們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透過合理化(normalization)的聆聽,如對他們說:「經歷了如此特別的事,有這樣的情緒是正常的。」使當事人感到被理解。我們也可透過欣賞對方的動機,來加強對方被認同的感受,如當事人表示擔心朋友的安全情況,我們可以對他的動機表示欣賞。這不單有助當事人緩解情緒,也可以使他們與我們建立信任的關係。當受困者的情緒得到緩解並信任我們時,我們可繼而展開類似「還有甚麼其他方法來解決問題?」的對話,把對方的焦點引向積極與希望的方向。但若遇到危急的情況,我們應第一時間打緊急電話求助、通知當事人的家人,或給對方一些可提供即時支援的熱線電話。

對於受暴力新聞影響的觀眾,何尹美儀女士建議他們盡量減少接觸暴力的畫面,尤其是在臨睡前的時候。她建議大家可改為第二天早上才看,並可減少看的時間與次數。而只看相關新聞的文字或頭條而不看畫面,也是不錯的做法。

雨後總有晴天,再大的風暴也總有平息的一天。希望大家處身於風暴時能夠照顧好自己和身邊的人。香港人,千萬不要絕望!


 

[1] 侯彩琳:〈調查:過半港人精神健康不合格 逾四成人受社會爭議影響〉,《香港01》,2019年10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83897/調查-過半港人精神健康不合格-逾四成人受社會爭議影響(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0月11日)。

[2] 《精神健康急救手冊》,三版(香港:香港心理衞生會,2015),頁64。原著:Mental Health First Aid Manual (3rd edition)。

[3] 同上書,頁64–66。

[4] 同上書,頁11–17。

[5] 同上書,頁18–24。

亂世社關情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1/11/2019

這是個容易令人迷失的時代,而最可怕的不是因為自己追隨個人的私慾而迷失,而是以為自己充滿理想與承擔,為了真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心力、前途、以至性命,卻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失去了原來的良善、忍耐和分辨能力,成為自己本來鄙視的人!

當面對不公義的選舉;強硬、親疏有別、偏袒權貴、漠視民意的施政;再加上高不可攀的樓價;向上流動愈來愈困難的社會現況;以及小市民的人權受到侵害,教會和弟兄姊妹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透過不同的方法發聲,本來就是應有之義。不過,就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原則和立場表態較容易(雖然教牧和弟兄姊妹之間亦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若要就一些具體的方案和建議表態,就要較審慎了,因為,政治訴求很多時都與真理沒有必然關係,大家只不過憑著既有的知識、經驗和對時局的了解而作出判斷,很多時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推論,而事後證實判斷出錯,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教會在關心社會的時候亦要小心,不要被一些熱烘烘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另一方面,教牧由於要牧養不同政見的弟兄姊妹,因此,個人雖難免有政治取態,但在公開表達時就要十分小心,不宜利用講道或報告的機會,三言兩語或簡單地利用一兩節聖經經文來支持自己的判斷,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因此,若要討論政見,應透過講座或研討會,讓大家有公平表達的機會,亦需詳細交代自己的判斷和理據,此外,必須承認教牧在政治判斷上並非權威,只是持有其中一種觀點。

對於一些具爭議的社會事件,教會和弟兄姊妹有時不應跟車太貼」,急於表態,特別在現時這個訊息十分混亂,別有用心的假消息和精心剪接的「真相」實在太多。此外,亦有太多人未經查證便急不及待散播不少聳人聽聞的故事,以捕風捉影、自以為是的態度為事件定性和下定論,然後又逼其他人表態,更將不同意見或不願隨便表態的人抹黑、甚至肆意攻擊,令教牧和弟兄姊妹十分為難,正所謂「贊成又死、唔贊成又死,冇意見仲死!」在有圖有聲亦未必有真相的年代,當一些事件只知其果,未知其因的時候,必須要有耐性,等待一些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或當事人披露更多資料,否則過急地表錯了態,就算將來道歉及澄清,少不免亦會對教牧和教會的公信力造成影響。

回顧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運動,我們不能不慨嘆,當我們努力追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時候,卻見到民主、人權和自由反被不斷的踐踏,不少人都自以為是,漸漸失去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耐性,社會氣氛已令大家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員工因表達政治立場而被解僱;老闆發表了不中聽的政見令店舖被毀;市民和平表達意見亦被警方武力驅散;路人指責示威者而被人毆打和噴漆;親友之間因不同立場導致反目;弟兄姊妹的關係亦動輒撕裂。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無私的奉獻、犧牲、勇毅和堅持,但亦看到許多的偏見、仇恨、惡毒和雙重標準!我們已漸漸和常識、邏輯、理性和同理心告別,為了爭取一些重要的事卻殘害另一些重要的事,豈能不令人感慨!

在大家未能爭取更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之前,千萬別先斷送了香港既有的民主、人權和自由,以及我們原來引以為傲的和平、理性和良善。沒有人能奪走我們的品格,只有我們自己才可以捨棄,別人不能決定我們怎樣做,我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讓自己漸漸迷失自我,變成和自己所討厭的人一樣。民主、人權和自由不僅是一種制度,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實踐時的態度。一直以來,教會群體在爭取社會公義的時候,都是以耶穌的處事為人作榜樣,以比較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方式進行,但近月來,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在社交媒體、或以不同方式討論相關問題時,已愈來愈缺乏包容和耐性,更多的是情緒化、甚至充滿怒氣的言辭。

在亂世之中,教牧和弟兄姊妹都要保持警醒,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參與社會運動,而是以基督的精神去關心和服侍身邊的人,關心社會,不等如要被社會事件牽著鼻子走,世界愈來愈亂我們更要保守自己的心和方向不要亂。「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一章19至20節)

在情緒化社會中的靈命培育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19

近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引起一連串風波。網絡直播各種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示威者暴力抗爭、警方武力清場及大小記者會,影響不少人日常生活,有人更因此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身處如此情景,我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嘗試簡介這場運動如何被情緒主導了,理性在當中有何角色,以及如何透過聖靈的引導,重新思想我們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這幾個月,香港巿民再次經歷非常情緒化的政治事件,伴隨著事件還有一堆情感的宣洩,包括憤怒、悲傷和恐懼等等。即使有人企圖用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他們亦會被無情斥責,被批評其方法無用。市民每每透過直播,看到和平示威慢慢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衝突,初則口角,繼而破壞公物,更出現過疑似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以及示威者懷疑遭警察射傷眼睛等事件,在在令人側目,有人更形容香港人活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中。

此外,政府和示威者在文字宣傳和議題設置上也是你來我往,文攻武嚇,刀光劍影。不論是政府企圖平息民怨的記者會,警察的執法,示威者的所有行動,網絡中均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製作不同立場的文字宣傳,整個社會突然見識到,原來有圖也可以沒有真相,甚至原來電視和報刊網頁的新聞片段也有斷章取義的時候,媒體各有自己的立場。市民除了要面對訊息的真假難分,還要面對假消息散佈的恐懼,大家都承受著巨大壓力。

這些社會情緒和氣氛的出現,不必是偶然的,不少學者近年借用心理學的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來分析社會的情緒和氣氛。發現事實上社會從雨傘運動之後,一直未有處理情緒的問題。[1] 其實,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特朗普小勝所引發的假新聞、情緒的討論,也未有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討論,直至近月發現網絡上的情感操作,話題才被帶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於2016年曾撰文指出情緒與理性分析的關係:「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份冷靜是不行的。」[2]

根據不同的情緒研究,人類的基本情緒大約有快樂、憂傷、憤怒、害怕、憎恨、喜愛、敬仰、愉悅等。每種情緒有不同程度的高低,例如欣喜若狂屬於強烈的快樂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快樂,而不同的基本情緒如果混合,又會產生新的情緒,例如害怕和敬仰會產生服從,憎恨和憂傷會產生後悔等。當然不同學者對情感理論的分類,也有不同,但大部份學者均嘗試將理論放在社會場景中,分析社會不同的情緒出現的原因,企圖先疏理社會情緒,以營造良好社會氣氛,最後才去處理問題。

作為基督徒,面對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在言行方面遭人質疑,有牧者就曾笑著轉述,坊間不少人在說:「連基督徒都講粗口。」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曾撰文強調,靈命培育對參與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他們需要常常透過自我省察等,才能專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智慧,並且重新定向和出發。如參與社會運動者能夠處理、轉化負面情緒,更可以減少心力內耗,令行動變得輕省。她又指出,信徒要看到處境的複雜性,並接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和承認自己有局限。信徒更要以蒙恩罪人的心態,學習在罪惡的世界中,與神同行,在禱告中聚焦神的國度降臨。如具備這種眼界,信徒在爭取公平時,才不會因挫折而灰心,反而可以帶著信心,耐心等候神的作為。[3]

她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如果選擇封閉式的靈命培育模式,便容易將不同的人拒諸門外,她鼓勵以互動與互通的培育模式,向對方「開放」,這樣,既有可能避開猜疑,也有可能真正聆聽、對話,並「使彼此的觀點更成熟、生命更厚實。」[4]


[1] 清君:〈【情感政治】傘後創傷延續至今 社會未曾正視情緒問題?〉,《香港01》,2019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272412/情感政治-傘後創傷延續至今-社會未曾正視情緒問題(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2] 李立峯:〈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文:李立峯)〉,《明報》,2016年12月29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61229/s00022/1482976279852/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文-李立峯)(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3] 伍潘怡蓉:〈從靈命培育看社會運動〉,《校園》,第58卷2期(2016年3、4月),頁46–50,網站:https://www.cgst.edu/00_publication/professor_publication/2016-0304_p46-50_AnnieNg.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8月20日)。

[4] 同上。

耶穌究竟有幾暴力?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19

耶穌會怎樣做(What Would Jesus Do,簡寫:WWJD)是基督徒討論如何回應當代問題時,常常喜歡引用的思考方法,究竟耶穌基督面對我現時同樣的處境,祂會怎樣做?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不過,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問題,有時不同的教牧、信徒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暴力就是其中一個十分吊詭的例子。

其中一個支持耶穌也會使用暴力的例子,就是馬太福音二十一章12至13節所記載的耶穌潔淨聖殿事件:「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櫈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首先這是一件宗教事件而非政治事件,耶穌要針對的是一群祭司利用宗教禮儀來生財,將本來是敬拜神的聖殿變成烏煙瘴氣的市場,而耶穌所用的暴力,不過是推倒枱櫈,趕走那些做買賣的商販,只針對那些有問題的人而沒有涉及其他人。此外,若說以較激烈的方式(暴力)去回應一些做錯事的人和事,四福音中就只有潔淨聖殿事件,是耶穌行事中的罕有事件,絕對不是祂日常的處事方式。

當然,有人亦指出耶穌是被當權者視為危害社會的暴亂份子,而且祂亦宣稱會擾亂天下的秩序。正如馬太福音十章34至36節的記述:「『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不過,耶穌在這裡所描述的並非指祂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改變世界,而是指跟隨祂的人會與不信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親人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對立,更會被視為仇敵,亦會令地上動刀兵(有激烈衝突)。不過,這裡沒有指出是誰先動刀兵,因此,所指的只是結果,而不是鼓勵或肯定信徒動武的行為。相反,耶穌不斷教導我們要愛仇敵,不過,卻沒有說仇敵會愛我們,甚至反而很可能會以暴力對付我們。

那麼,耶穌自己會用暴力回應加於祂身上的不公義嗎?若詳細地閱讀四福音,很明顯,耶穌一生宣揚的就是以愛去改變世界的思想,這思想絕對是非暴力的。而祂的態度和信念並不會因其他人的行為以及環境對他不利而改變。面對羅馬帝國加諸猶太人的制度暴力和不公義、不公平的對待,祂沒有選擇以武力抗爭、沒有經常示威,沒有以猶太人日夜期待,帶領他們脫離羅馬帝國武力統治,重建大衛的國的那位彌賽亞的形象出現,而是選擇做一個四處宣揚上帝的國要來臨的夫子。耶穌待人處事的原則和態度不是由群眾和祂的追隨者來決定的,就算令其他人失望,就算有人離開祂,甚至攻擊祂,也不會改變祂的召命來遷就或討好大家,特別是那些想盡快見到果效、積極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的群眾。

此外,當面對真正迫害的時候,祂不單自己沒有反抗,更拒絕其他見義勇為的人以暴易暴,當身邊的人為祂勇武地挺身而出,亦被祂阻止。在大祭司派人來捉祂的時候,馬太福音二十六章51至54節記載:「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由此可見,耶穌並非不能使用武力反抗,而是不願意使用武力反抗。而且惟有透過祂堅持非暴力的方式,以及透過個人無私的犧牲,才更能彰顯對方的不公義,祂以德而不是以力去服人,以愛而不是以恨去改變世界。

當然,在強調非暴力的抗爭手法時,並不代表耶穌對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或一味的逆來順受。耶穌之所以為大祭司等人所不容,令他們誓要將祂殺之而後快,正正是因為耶穌每天在會堂、街頭和人群之中所做的和所教導的,不少都是衝著文士、法利賽人和祭司等宗教和社會領袖而來,耶穌對他們嚴厲批判以及嘲弄,指出他們不公不義和偏離信仰原有教導的行為。對於社會問題,耶穌並非視若無睹、漠不關心、祂甚至會感到憤怒的,只是祂關心和回應的方式,未必好像一些人期望的能帶來即時的效果和改變,這也是最難學習的功課!基督徒應該是一群令當權者十分頭痛,敢於鍥而不捨地向不公義說不,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的「麻煩友」,不過,當努力做了應該做的事之後,便要學習交託,因為結果如何是上帝的事。羅馬書十二章19節及21節提醒著我們:「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6/09/2019

2019年6月,政府就《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引起社會的激烈迴響,接二連三的肢體衝突,持續的抗爭令社會分化加劇。我們同時面對著大量的資訊,網絡上不同的文字宣傳、傳統媒體的報道、網上大量的現場報道、新聞發佈直播和示威現場的主觀鏡頭,資訊爆炸得令人一時間難以疏理和消化。此外,還有來自不同群組的圖片,訊息,影像,而真假難辨的訊息、以偏概全的報道、偏激的評論、假新聞的充斥等,都令情況變得更複雜。明光社於8月8日,舉辦了「如何回應社交平台與新世代抗爭新聞工作坊」,與大家討論如何能在分秒必爭的互聯網世界準確接收訊息,和怎樣回應大是大非的爭議。

明光社

本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表示,在社會運動中,消息從網絡等不同渠道四方八面湧過來,她提醒大家切記要盡量查證。她當日列舉大量例子,證明「跟車太貼」(未了解事情狀況便急著回應)必然出事。對於圖片,她認為可以用圖片搜尋器去查一下它的來源,而文字則可以從作者、文中提供的資訊和消息來源,決定是否可信。她同時又表示,收到訊息後,切勿因為訊息內容令人極度恐慌或震撼便立即轉發,相反要留心發佈時間,盡量先查證,寜願慢一點才轉發。

明光社

筆者於當日簡介是次抗爭的兩大特點:沒有大台和以「不」來為行動定義。所謂沒有大台,就是指活動沒有一個明確搞手、沒有發言人、沒有對口單位。另外,就是所有行動只要不違反那些「不」的原則,例如:不送頭,不指責,不割席等,就應該尊重對方的想法、智慧和決定,各人可以各自努力,自己判斷應該有甚麼行動。運動的這些特質,全靠背後一些手機應用程式的幫助,例如討論區、即時通訊工具,還有無限無線上網等等,而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令抗爭由下而上出現。

明光社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強調,牧者不是論政和從政的專家,所以最好只以政策的理念去討論和表達意見。牧者的責任是牧養,由於教會可能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見,大家可能會因而身心靈受損,如果牧者再常常過份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有可能會令部份人更加不敢向牧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就教牧如何處理不同的聯署,蔡志森建議聯署訴求宜單一清晰,方便閱讀和簽署。如果要簽聯署,往往要以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態去處理,除非聯署中有明顯不認同甚至反對的原則,否則教牧可以按感動而簽名。

莫在偏見與情緒之中迷失方向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6/09/2019

我們都是大時代的小人物,無法左右大局,很多時只能對著一幕一幕令人心弦震動或悲憤莫名的場面乾著急及熱淚盈眶!由於長期處於情緒的張力之中,已經令不少香港人的身心靈都出現不同的癥狀,若果不好好檢視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媒體使用習慣,恐怕只會每況愈下。

過去幾個月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社會抗爭和警民衝突,已經遠遠超出大家的想像,亦不知如何收科,更令人憂慮的是,部份本來和平理性、客觀持平、反對暴力的學者、教牧和弟兄姊妹,亦變得愈來愈偏激,對一些以往不認同的暴力行為的包容程度也愈來愈高,足見大家的情緒已被這場運動深深牽動。如何在偏見與情緒之中避免迷失方向,不忘初衷,是每個人(包括牧者)都要常常自省的功課。無論對信仰和政治,以至一些倫理議題,如何慎思明辨愈來愈重要。

當然,保持冷靜不代表對社會問題和他人的痛苦冷漠,信仰中一項重要的功課是我們要為主大發熱心,努力關心身邊的人和事。在大時代我們不應是旁觀者,而是必須努力做好自己守望者的本份,上帝將我們放在今日的香港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不過,政治並非人生的全部,在關心社會政治的時候,不要忘記一些倫理問題的趨勢,包括同性婚姻和墮胎等,對社會都有深遠影響。此外,個人固然應有生涯規劃,教會、機構、甚至整個社會亦然。不要只著眼面前困難,而忘記其他長遠目標。衝勁是我們很重要的動力,但惟有堅毅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人鏈中的身體界線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06/09/2019

這幾天,不少中學同學透過人鏈在學校附近連成一條線,有些人會舉牌叫口號,當中有一幕吸引不少網民,就是男女用原子筆或雨傘等物品來連線,避免手拖手的接觸。有網民因而笑言「明光社性教育深入民心」。

翻查明光社的性教育教材,當中有一課叫身體界線。我們用Desmond Morris的親密距離12個層次來形容不同人際關係應有的距離,而手和手的接觸(hand to hand)是第四層,就是人與人之間打破隔閡去進入更親密狀態的接觸。我們平常的教導是:由手與手的接觸開始,就已經是一種親密表達。

平常,這個時候的課堂往往會有小起閧,相同性別的同學突然會手牽手,擁抱一下,去表達他們的親密已經「超越一般的點頭之交」,而同時他們亦有意識,男女兩性的親密是有程度和層次,每次進入更親密的另一層次之前,必須要得對方的同意(consent),否則可能會令對方有不快的感覺,甚至成為一個騷擾。

可見,無論同學是願意手拖手,還是要用物件分隔,這也是代表著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正在學習好好管理自己的身體界線。或者有些人會覺得這做法很傻很搞笑,又或者有些人會揶揄他一拖二等等,其實這些大人的戲言,會對正在學習管理自己身體界線的青少年帶來很多影響。據了解,一個原本出了一張「一拖二」的相片的相簿,收到事主的私人短訊,要求刪除相片,最後雖然出帖者有刪圖,但被不斷轉傳的相片,已經難以追查了。

如果社會珍惜我們的下一代,大家要好好陪伴他們,給予他們學習的機會,也讓他們透過人與人的相處,去掌握當中的界線。 當然,在過程中他們亦要學習不會因為無聊的嬉笑而改變自己本來認為合宜的做法。

香港,未來,何去何從?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8/07/2019

近來的香港,在不斷地刷新歷史大事件,許多從未有過的事在天天上演。看看每天新聞中的衝突畫面,各社交媒體中種種火藥味十足的言論,還有可能發生在你我身邊的大小磨擦。我們的社會病了,撕裂了,而且似乎還愈演愈烈。在如此的大環境下,本文並不想加入爭鬥,火上加油,而是希望香港人能夠冷靜下來,思考一下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面對——香港前途的問題。畢竟,再大的風浪終會有平靜的一天,但,打完風,還需要大家齊心協力去重建我們的社會啊!

香港的現狀如何?即使不計算近期因為「送中」引發的風波,香港的現狀並不理想。比起20至30年前的香港,無論是科技、經濟、貿易、金融等層面,香港已從昔日的領跑者變為今天的落後者。在引領未來的科技領域裡,中、美的AI、半導體、機器人等的發展一日千里。筆者去年偶爾參觀了一個在會展中心舉辦的中國工、農、醫學領域的科技展覽,當中的創新科技讓筆者目不暇給,不禁感嘆——中國未來的科技發展不得了!與之相比,1998年就提出要搞創新科技的香港至今似乎還在原地踏步,頗有一種只會說不會做的味道。

香港的經貿、金融又如何?恐怕也不容樂觀。幾年前筆者去到深圳正在建設中的前海區,當地人都有一種說法:這裡將會成為中國的曼哈頓——用來取代香港的地方。雖然這個說法未必一定會成真,但事實上,當中國的發展騰飛,人民幣愈來愈國際化,中國的金融運作愈趨健全,一路一帶愈發壯大,中國在國際上愈有話語權時,中國是否還必須要靠香港才能與國際的金融、經貿等領域接軌?而若然連香港的金融、經貿等領域也被取代的話,香港未來會怎樣?難道只能靠剩下的旅遊和零售業支撐?

如此說來香港就愈來愈落後,註定玩完了嗎?當然不是!香港其實還有很多優勢,如處於中西經貿、文明的交匯處,自由、高效、廉潔的社會,勤奮進取的市民,願意支持香港繁榮發展的大陸……我們的當務之急——社會上下(包括政府)應該盡快化解怨氣、處理社會矛盾、進行理性溝通,香港要爭取更多的自主和保持獨特性、必須同時鞏固自身的競爭力。若要看到香港美好的未來,離不開大家的互相尊重與共同努力,明白自己獨特的身份,發揮自身的長處,以積極的態度為自己創造空間,才是逆境求生之道。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18-7-2019

其實,高官真的應該去公廁上班!

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22/05/2019

公廁,一個平日經過不會察覺,一旦「人有三急」就拼命趕往的「救贖之地」,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關係。公廁的衛生、氣味、視覺等,往往牽動著出入者的神經。大多數時候,人們總是急急進入,然後又匆匆離開,生怕沾染到裡面的污物與濁氣。然而,在這背後,卻有一班人在公廁裡日夜守候、默默耕耘,為了我們的舒適時刻與污物、濁氣奮戰!是的,他們就是廁所清潔工人,也是最被忽略、被剝削的一群。

前不久,財爺陳茂波在今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到未來五年將撥款6億元翻新240個公廁,改善清潔水平。然而,這些清潔工人們的待遇卻未見改善。由於食環署將公廁清潔的工作外判給私人公司,為了利益最大化,採用「價低者得」的方式來招標,在成本限制下,工人的工資也給壓下去。再加上許多不人道的待遇,如:工人沒有地方用餐(只能在廁所內吃飯),或不合理規定,如有工友反映,早更一連六小時沒有用餐時間,若工人吃飯則會被扣錢等。除了不人道的待遇外,還有工友認為新撥款的安排華而不實。原因是公廁內的設施及工具有時無法正常運作,有的還殘缺不全,甚至工人要自己出錢購買有用的工具以維持日常的清潔工作。

上面提到的公廁、清潔工人、6億元、高官思維、外判制度,它們可以組成一幅極不和諧的圖畫。公廁是污穢之地,也是香港的面子,因為它會影響遊客對香港的觀感。在公廁裡面有默默耕耘的清潔工人,他們既弱勢,常被忽略和剝削。6億元的撥款重點在改善公廁裝潢的情況,反映了高官思維。現時外判制度追求的是盡量降低成本、以及將公司的利潤最大化,卻變相成為壓榨工人的工具,令他們受到不人道對待。

也許最好的做法就是請高官扮成工友先去外判公司求職、再到公廁工作幾天,等他們具備了前線的真實經驗與體驗,再決定6億元怎樣花也為時不晚。

參考資料:
朱雅霜、黃廸雯。〈【公廁・外判】夜更無飯鐘 爭取11年無果 女工餓了:偷偷食碗飯〉。《香港01》。2019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1157/%E5%85%...

麥凱茵。〈七成受訪清潔工指無位食飯 :隔離收集大小便缸啲屎水會飛出嚟〉。《香港01》。2019年4月1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17801/%E4%B8%83%E6%88%90%E5%8F%97%E8%A8%AA%E6%B8%85%E6%BD%94%E5%B7%A5%E6%8C%87%E7%84%A1%E4%BD%8D%E9%A3%9F%E9%A3%AF-%E9%9A%94%E9%9B%A2%E6%94%B6%E9%9B%86%E5%A4%A7%E5%B0%8F%E4%BE%BF%E7%BC%B8%E5%95%B2%E5%B1%8E%E6%B0%B4%E6%9C%83%E9%A3%9B%E5%87%BA%E5%9A%9F

張美華。〈【財政預算案2019】6億翻新公廁 清潔工盼實而不華 改善通風〉。《香港01》。2019年2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00299/%E8%B2%A1%E6%94%BF%E9%A0%90%E7%AE%97%E6%A1%882019-6%E5%84%84%E7%BF%BB%E6%96%B0%E5%85%AC%E5%BB%81-%E6%B8%85%E6%BD%94%E5%B7%A5%E7%9B%BC%E5%AF%A6%E8%80%8C%E4%B8%8D%E8%8F%AF-%E6%94%B9%E5%96%84%E9%80%9A%E9%A2%A8

勞敏儀。〈【申訴專員公署】公廁衞生欠佳、外判掃街價低者得 署方主動調查〉。《香港01》。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29054/%E7%94%B3%E8%A8%B4%E5%B0%88%E5%93%A1%E5%85%AC%E7%BD%B2-%E5%85%AC%E5%BB%81%E8%A1%9E%E7%94%9F%E6%AC%A0%E4%BD%B3-%E5%A4%96%E5%88%A4%E6%8E%83%E8%A1%97%E5%83%B9%E4%BD%8E%E8%80%85%E5%BE%97-%E7%BD%B2%E6%96%B9%E4%B8%BB%E5%8B%95%E8%AA%BF%E6%9F%A5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22-5-2019

是「神」或「上帝」?

張志儉博士 |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27/12/2018

圖:翻攝自網路

最近清理雜物時,尋回一些舊照。細心翻看,對好些教會活動照片甚有感受。其中一張攝於30多年前教會夏令會,我擔任組長,和組員合照。仔細一看,大家現已各散東西,我在網上搜尋眾人近況,發現其中一位當年的小妹妹,現已成為神學院教授,再找她的著作一讀,更豐富了我對浸信會歷史的知識。

書名是William Dean and the First Chinese Study Bible,作者是陳頌恩。她年幼時入讀基督教學校,跟父母返教會,除了學習神的話語外,小小年紀的她在讀聖經時思考了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學校跟教會的聖經,有兩個名稱,大有分別。校內的聖經稱呼創造者為「上帝」,而教會的聖經把祂叫做「神」。另外,就是「浸」和「洗」的分別。

這問題日後成為了她博士論文的一部份,她亦研究了在中文聖經導讀本下了相當工夫的粦為仁牧師(Rev. William Dean)的生平事蹟。

粦牧師在翻譯時,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把聖經本色化,避免變得像現代人所說的「堅離地」,因此他盡量用令中國人容易明白之方法,把聖經內的話語以中國的歷史和價值觀表達出來。例如說到挪亞方舟大水災時,粦牧師便引用大禹治水的歷史作解釋。他亦把儒家思想中的孝順來說明人神之關係。至於把創造者翻譯為神,就更加曲折。粦牧師除了參考英美兩地的聖經學者之看法外,亦研究了太平天國在其中的影響,更涉及浸信會對政教分離的看法。

原來當時太平天國的創辦人洪秀全曾接觸基督教思想,創立拜上帝會,自稱上帝之子,耶穌之弟,主張以基督教真理代替儒家思想,以「上帝之子」替代「天子」,希望把基督教成為國教,實行政教合一。粦牧師看在眼裡覺得不妥,認為信主是不能強迫,聖經乃神的啟示,不是人的作為,胡亂演繹,經過多番推敲,把創造者翻譯作「神」。

至於是「浸」或「洗」的問題,作者在此賣個關子,為的是盼望有興趣的讀者親自翻閱這書,從中獲得答案。

其實中國人的文化及價值觀,和基督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家只要細心觀察、思量,少用聖經術語,多講日常說話,配以適合例子,就能把福音活潑廣傳,完成大使命。

選舉其實並不神聖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9/11/2018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筆者支持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過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向市民問責的制度,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是否有普選,視為香港有沒有希望的指標,因為,即使有普選,並不代表一定可以選出一些優秀及無私的行政長官和議員,而沒有普選,並不代表我們便只能任由統治者魚肉。

  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因為有人的地方便有問題,以公平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管治者,當然應該比世襲的昏君或以武力奪權的獨裁者來得好,不過,當社會出現危機、經濟情況欠佳的時候,選舉亦容易成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推動極端政策的機會。希特拉經選舉產生固然不在話下,而以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為己任的美國,亦會選出特朗普之流的人物,大家便應明白,民主制度固然重要,但人民的素質同樣重要,社會不會因為有了民主制度就會成為烏托邦,有積極培養人民的素質,社會的發展才有希望。

  經歷過香港多年來的選舉,以及觀看其他國家不同的選舉,大家應可以發現,所謂選舉其實並不神聖,很多時只不過是人力、財力、策略和宣傳的比併而已,加上香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只要對準幾個百分點的選民,贏取他們支持,基本上毋須理會其餘九成多的選民。於是,究竟議員是反映大眾還是小眾的意見?有時的確耐人尋味。

  走筆至此,未知大家會否對選舉和投票有點意興闌珊?其實,大家最需要改變的也許不是對選舉的參與,而是對選舉的期望。筆者多年來都留意選舉的情況,也積極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信念就是:投票不是要選出最好的議員,而是要阻止最差的當選。因為,既然有選舉,就必定有人會當選,投票除了是對一些理念相近的候選人表達支持,也是要對看不順眼的候選人說不。

  作為基督徒,我們明白人性的軟弱和限制,不會亦不應將對未來的期盼,過份投放於選舉帶來的改變。《聖經》沒有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提供任何模式(可能根本就沒有),《聖經》能為我們提供的只是一些管治者應有的態度(例如應賞善罰惡,使作惡的懼怕;以及既不偏護貧窮人,也不看重有權勢的人,總要公平待鄰舍等),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在政治現實中體現,不能單靠制度,也要靠當事人的態度。

  有人說選舉令人謙卑,因為無論候選人是何出身,在拉票時總要放下身段,聆聽群眾的意見,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地作出種種的承諾。當然,「失憶」也是不少人當選後的常有表現。不過,一些意見和想法,曾經提出總比完全沒有機會提出過好,而且有白紙黑字、聲音影像為證,當事人就算無心兌現承諾,也總要做點功夫安撫選民,以免下次選舉時被人算賬。因此,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而要求候選人問責的人數愈多,他就愈要花多些心機做一場好戲。

  在目前香港政治陣營只籠統地分為建制和泛民時,若在全港性選舉,大家仍然有機會在自己支持的陣營內,選擇在不同光譜下的團體或個人,原則上可以盡量選擇與個人理念較接近的候選人。但在個別區域的補選,形成了單議席單票制的情況下,而自己較為支持的候選人卻沒有參選,有時的確令人十分煩惱,有投也不是,不投也不是的矛盾。其實這也是時候去反思,投票究竟所為何事?

  投票最重要不是選擇最好的人,而是要阻止最差或與自己理念不符的人當選。而個人的理念往往不只一個,在候選人眾多的政綱裡面,我們要排好優先次序,按個人的判斷,究竟香港當前最嚴峻或需優先解決的是甚麼問題?是政制、房屋、教育、創新科技、婚姻家庭、還是倫理道德問題?投票從來涉及一籃子的考慮,不要輕易被一些簡化了的議題所蒙蔽,選民是要努力做功課去審視各候選人的。投票不單是期望社會變好,也要阻止社會變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