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比指引更重要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
開學了,今年不論大中小學都有一些新氣象,有些大學有隆重的升旗禮,有些小學安排學生跪下向父母奉茶,當中引起不少的討論,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教育制度在一國兩制之下似乎已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甚至是一個迴旋處,是向前走、向左走、向右走、還是走回頭路?是決定我們未來究竟想培訓怎樣的下一代的關鍵時刻。
回憶很容易是選擇性的,當面對一些轉變時,我們很容易只會記得失去了某些美好的事物,卻忘記以往一些不足的地方,正如當大家對回歸之後的情況有不滿時,也會選擇性地記起英國管治年代某些的好,而有意無意地忘記了它的不好。以教育為例,港英政府的年代,其實只將學校視作職業訓練的場所,教育和人力資源是緊密地連在一起的,如何培訓社會上不同的階層和行業所需要的人手,能安分守己、勤力工作、少理政治、只努力發展經濟都是一個良好公民應有的表現。而當年我們作為學生,很多對中國人身份的認識和認同,對中國文化和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嚮往,都不是由學校的教育而來,而是透過傳媒、親身的接觸和體會而來。其實,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氣氛和環境,比起學校的課程更重要,我們在討論教育改革的時候,不能只針對學校,而是要同時考慮社會的大環境如何去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