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遊戲「藍鯨」與網絡欺凌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網絡資訊傳遞迅速，我們接觸的訊息實在很多，一些資訊發放者為了吸引接收者的注意力，並期望網民火速瘋傳出去，往往會無所不用其極，以扭曲事實、挑撥離間等技倆，來激起網民的情緒，令他們繼而回應或轉發，也令訊息在網絡擴散。剛過去的奧運會，便出現了一些牽動網民情緒的爭議事件，可在此作為例子討論。

事件一：拳擊運動員疑似變性人事件

今屆奧運會賽事其中一項備受矚目的事件，涉及性別方面的爭議。網絡曾傳出兩位女拳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哈莉夫（Imane Khelif）及來自中華台北的林郁婷為生理男性，二人變性後參與奧運會。消息容易讓人感到憤怒，認為這對二人的對手造成不公平及嚴重傷害。不少網民沒有去弄清楚國際拳擊總會（IBA）的性別測試與國際奧委會（IOC）以護照等官方文件作為辨別選手性別方式的差異，[1] 在聽到《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羅琳和富商馬斯克的立場以後，就一口咬定哈莉芙和林郁婷為「男人」，讓兩位拳手變成眾人攻擊的對象。

筆者在事件中，同樣與網民經歷了一次掙扎：因著擔憂參賽者的安全，認同男、女的體能、肌肉量及爆發力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心感讓性別不同的選手在如此規模的世界大賽上對打實在不公平，所以在閱讀網上傳來的訊息後就感到不安，並對奧委會的安排感到憤怒。亦因著心中的這些感受（不公平、憤怒）而想立即將收到的訊息傳開給親友，讓更多人去關注事件。

情緒被牽動，就更需要fact check（事實查核）。只看網上社交媒體的訊息，筆者自覺仍未弄清兩位選手的原生性別。常識亦告訴我，單憑外表有時不能確定人的性別，生活中也不乏一些性格爽朗，且身形高大的女性朋友，真的「眼見不為實」啊。所以，好奇心讓筆者再去找多些資料，並等待有信譽的網媒及報社提供更詳盡的報道。衝動廣傳手上不確定的資訊不單沒有任何正面作用，更會令「網海」添亂，亦可能會對某些人造成不公平。

後來，不少本地、外地的傳媒相繼報道，涉事的兩位運動員有XY染色體，然而這不代表她們必然是男性，因為有小部份女性身上是會有XY染色體。當然亦包括極少數在生理上較特殊的雙性人，有時要一刀切並不容易。有說法指她們是天賦異稟，就如一些籃球員長得特別高，於體育世界中具有優勢。接著，筆者更了解到阿爾及利亞這國家是非常保守的國家，而選手哈莉芙的出生、成長及護照都顯示她一直以來都是女性，如果視她為男性或變性人，不容她參賽是不合邏輯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亦表示到奧委會不會參與出於政治動機的文化戰，並認為社交媒體上的仇恨言論和政治動機引發的辱罵是完全不可接受。[2]

事件二：體操選手疑遭隊友冷處理

另一爭議則涉及運動員懷疑因失誤而遭隊友冷待。今屆奧運中國男子體操隊參加團體賽時，因著其中一名隊員蘇煒德從單槓失手掉下來，令分數被拉低，最終未能奪金。有人從比賽片段中抽選了一幕，指蘇在失誤後，一人走到最側邊的椅子坐下，一直悶悶不樂， 而教練和隊友完全沒有上前安慰和鼓勵，更有批評指這種冷處理的模式「相當冷血」，「讓人震驚」，直指「國家、社會、群體，會對一個不想故意犯錯的運動選手如此無情……」[3] 筆者亦於社交媒體看到相同的說法，更有不少留言毫不留情地對教練、隊員作出批評，繼續借題發揮。

然而，資深新聞工作者林妙茵找回比賽片段重看，發現實況並非如那一張圖片所見，[4] 她指「蘇煒德失手後，走下場邊，教練隊友沒有笑臉相迎，但也不至於當他透明，有逐一拍拍他或握握手。他看來很失望內疚，徑自走到最側邊的椅子坐下。」而沒有人坐在他身旁的那一刻，就成為了截圖，也是因為該張截圖引發網民、網媒的連串推測和批評。

而蘇煒德隊友張博恆之後順利完成單槓項目，他回來與自己的教練隊友擁抱，他也有走到蘇的面前想抱他，但蘇卻不好意思。林妙茵更指出「中國隊其中一位隊員說『抱一個吧抱一個吧』，向蘇那邊招手喊他過來，還說了句『沒事！』蘇過來了，大家搭著他，擁成一團，張再拍拍蘇的腰……」筆者自己也重看了網上片段，[5] 發現林妙茵的說法沒錯，事件跟網民所傳的圖、所寫的文字不一樣。要貼近事情的真相，還是要自己去追尋，花時間看片段，而不是單靠網民分享。

廣傳的說法不一定是對的

現時，因著大數據的影響，社交媒體會因為有多人討論而把某些議題炒熱，讓更多人接觸這類資訊，而對類似話題感興趣的同溫層、迴聲廊會進一步令這類資訊流傳、發酵，它們會獲更多人認同以及「圍爐」討論。一些似是而非或偏頗的說法，被傳了百遍、千遍，於網海中鋪天蓋地式廣傳，多看了就容易信以為真。想辨別真偽就應主動去尋找真相，費點勁去fact check，尋找散落於網海某角落的真相。

一生的座右銘

在年紀很小的時候，筆者讀過孟子在《孟子． 盡心下》的這段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是《尚書》的一篇，這篇文章記載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戰中戰勝商紂王的過程及其後的一些事跡。孟子清楚地指出：如果完全相信《尚書》中的記載，那麼倒不如沒有這本書。他說自己只取《武成》其中二三個策略而已，這反映了孟子對資訊採取批判性的態度。從很早開始，「盡信書不如無書」已經成為了自己一生的座右銘。

華盛頓共識與光榮孤立

現在書籍已經再不是主要資訊來源，這句話也可以延伸為「盡信互聯網不如無互聯網」、「盡信社群媒體，則不如無社群媒體」。舉例說，某位在YouTube 每天都出片的網紅，有時候在評論歷史、時事的時候呈現了資訊不正確的「硬傷」。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意思去通過批評網紅來抬舉自己，所以，在這裡我索性不提名字。其實，我是帶著諒解的態度去說這番話的。當網紅每天都要出片的時候，這情況就好像從前專欄作家每天都要在一份、甚至幾份報章發表文章，在極短時間內預備資料和查證，這當然是非常有挑戰性，況且，演說不同寫文章，出現口誤是在所難免的。但無論如何，有些錯誤的資訊是仍然需要指出來的。

一位網紅先後在兩個節目中指出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提倡「華盛頓共識」，其實，這個名詞是在1989年由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來的，這些強調市場經濟的改革主要是為了應對拉丁美洲的經濟動盪和債務危機，這些政策都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等機構的配合而施行。後來華盛頓共識與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對國家經濟控制的政策聯繫在一起，特別是針對在1990 年代前共產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

這位網紅又提及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前奉行「光榮孤立」，事實上，「光榮孤立」是指19世紀末英國的外交政策，當時英國是海上霸王，再加上英國是島國，海洋成為了天然屏障，故此英國認為自身沒有必要和任何歐陸國家建成永久的軍事同盟，英國亦不願意介入歐陸事務，「光榮孤立」與美國沒有關係。

追求思想穩妥是自然傾向

儘管社群媒體資訊的可靠性並不高，然而，根據Statistia的統計數字，社群媒體現已成為全球最普遍採用的新聞來源之一，其普及程度已經超過了廣播、印刷新聞出版物、部落格和口碑。202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印度，超過80%的16歲至70歲受訪者將社群網絡作為主要新聞管道，阿根廷和澳洲的比例則接近60%，巴西的比例甚至高達71%。此外，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30歲以下的成年人信任傳統新聞媒體和信任社群媒體資訊的程度幾乎是等量齊觀。

身為教育工作者，這情況是令人擔憂和沮喪的。一般來說，大學教授都要求學生在功課或者論文裡面加入注釋或者參考書目，而且不會容許學生將網站或其他非學術性資料放入參考書目裡面，這種訓練之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分辨出資訊的質素，培養出下判斷時要抱著有根有據的精神。無奈，離開課堂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

不過，再一次，我是以諒解的態度去說出這番話的，因為這就是人性的自然傾向。現在人們對社交媒體趨之若鶩，甚至以網紅為偶像，但這情況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前亦發生過，例如中國大陸曾經出現了一批紅透半邊天的學術明星，包括了于丹、余秋雨、易中天，即使他們的著作充滿錯漏，但很多粉絲對他們的說話仍然深信不疑。

然而，我無意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去審視這現象，在文章開首我提過自己以「盡信書不如無書」為座右銘，但曾幾何時，我亦因著尋求思想上的穩妥、心靈上的安舒而削減了批判性思維。筆者在香港信主，那時候香港有幾位結合學術與信仰的著名講員，其中一位鼓吹中國哲學與基督教信仰的匯通與轉化，另一位則強調科學與信仰不單只沒有衝突，而且現代科學印證了聖經。當我聽見這些話出自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口時，這彷彿是獲得了定心丸。不過，後來自己的知識逐漸增加，便知道這只是泡沫。無論是網紅、學術明星、基督教名講員……都能夠扮演著定海神針的角色，但這種追求安心的天然傾向，卻可能是令自己墮入思想峽谷的陷阱。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令人們喜歡和信任社群媒體、網紅，但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能夠抓住一個重點去討論，請讀者容讓我掛一漏萬。最後，請你不要盡信我在文章中的每一句話。

有關「面容」的倫理性概念來自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他認為「面容」是「他者」最具倫理性的展現，也能最直接對他者作出倫理呼喚。「面容」（le visage）不能被人完全客觀地觀察和研究，因為在它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人的面容不僅代表他者的超越性，它還帶著一種脆弱性，這種脆弱產生了一種權威，使人順從他的命令，這種命令就是從臉上傳達出的道德命令。而正因為臉「不是一種力量，而是權威」，所以人也可以拒絕接受由臉提出的要求，它沒有制裁的能力，暴力行為也會因此而出現。[1]

不過，很多時候暴力行為的出現，並非因為拒絕他人面容發出的道德命令，而是因為看不見，拒絕、逃避看見他人的面容。例如現今不少社交往來活動停留在網絡上進行，用電話訊息提出分手，更甚的是網絡欺凌的發生，全都是在網絡世界裡進行，人們根本看不見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筆者就著現實社交、網絡文化、短訊分手文化，探討有關「面容」這個課題。

真實社交需要面對的問題

現實的社交之所以顯得困難，在於那一種即時性，就是面對他人之面容時，需要作出即時的回應。相反，網絡上的溝通之所以受歡迎，在於訊息往來之間能夠有足夠的空間思考以及不需要顧慮到對方展露出來的面容。常言道：「做人要識得睇人眉頭眼額」，與人交談時，也要觀察別人的「面色」，需要懂得「閱讀空氣」，這一切一切在面對面社交時都顯得非常重要。若然一個人不懂得觀察別人「眉頭眼額」，不懂得閱讀空氣，這個人自然會被視為不夠成熟、不顧及別人感受等等。然而網絡世界中的溝通，又正正因為沒有面容的輔助，單純的文字表達往往會引發誤會，一句句子失去了表情與語氣的輔助，帶出來的感覺可以是差天共地，因為文字的本身是客觀地呈現，而解讀的動作卻是一個主觀的感覺。[2]

在面對面的社交中，他者的面容不斷發出命令，所以人們需要時刻察言觀色，當然，這是一個基於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因為尊重，所以會被對方面容的權威壓制，而對方尊重自己的時候，都會被自己的面容所影響。然而暴力的出現，在於有些人無視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亦拒絕從面容中發出的命令，諸如家庭暴力、校園欺凌都是經典的例子，特別是一些人在他人流露著非常痛苦的表情時，依然選擇做出傷害別人的行為，這類的欺凌行為過往亦在不少新聞出現過。列維納斯就指出，對他人的忽視、無視以及奴役等的行為，都是高舉自我的行為。[3] 而真實面向他人的溝通以及關係的建立，是需要以他人為中心。

網絡欺凌為何比現實的欺凌更多？

列維納斯是一個20世紀的哲學家，他未對人類在網絡世界中的倫理實踐提出過任何意見，但這是否意味著「面向他者」的倫理責任不適用於網絡世界呢？他的倫理學強調對他人的責任與關懷，反觀在網絡的世界中，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隔空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這固然會造成某些問題，而在了解到網絡欺凌的發生與其規模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在倫理的面向中，人缺少了很多機會甚至不再看得見他人真實的痛苦。

在此，筆者用近期較大規模的網絡欺凌事件——籃球教練私密照流出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

事件發生於本年2月下旬，某討論區忽然流傳一間中學的一名籃球教練與一名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該籃球教練隨後被學校解僱，警察亦作跟進調查，因當中涉及「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違法行為。[4] 及後，大部份的討論區都將有關私密照片的帖子刪除。筆者不打算討論拍攝私密照片或公開他人私隱的道德問題，而是想探討事件引申出來的網絡欺凌問題。

事件一出，許多參與討論的網民最關注的就只有一件事，這件事並不是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人有否被制裁，而是詢問其他人有沒有更多的圖片和影片可以供其觀賞，事到如今，即使在搜尋引擎打入與事件相關的字眼，仍會發現有些結果會顯示了「圖」、「影片」以及「backup」（備份）一類字眼。在網絡文化中，這是正常的反應，因為當中的匿名性，導致更多的人不需要顧慮自己的身份，詢問的時候，也不需要擔心別人知道自己是誰，可以盡情展現自己的私慾。甚至有人為了獲得更多人follow（追蹤）其社交媒體賬戶，以自己可以提供影片為餌誘，指出只要有足夠的followers（追蹤者），就會公開影片，這種舉動惹來網民圍攻，認為此人的做法不道德。

事件發酵了一段時間，網民為了索取更多的圖片和影片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得到followers也令道德操守沒有下限。一開始發佈影像的人其動機不明，不過後來引發了更多對當事人的網絡欺凌，沒有人想要去探討當事人的心理狀況，全因討論事件的人看不見受害者「正在受苦的面容」，所以想要索取影像的人、想要獲得追蹤人數的人，他們不會有壓力，因為他們看到的只有自己。這也是為何網絡欺凌的規模異常的大，因為受害者的痛苦不會即時反映給參與欺凌的人、分享影像的人看。若然人們能夠看見受害者面容所發出的道德命令，相信欺凌的狀況會有所減少。這種面容展現的脆弱性，如同將：「你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刻在面上，並將這個道德命令傳遞給人們。[5]

情感關係中的面容

現代人的情感關係中，很多時候分手都是以短訊來進行，發放一個分手短訊，然後從此不見。根據台灣一項有關分手議題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大專生主動提出分手一方的五大分手方式分別是：「分手簡訊」（41%）、「約出來當面談」（32%）、「透過電話分手」（18%）、「對方直接斷聯、消失」（8%）及「由他人轉達」（1%）。而被分手一方的受訪大專生當中，有50%曾被「分手簡訊」告知、17%「透過電話分手」，「約出來當面談」只有16%，「對方直接斷聯、消失」則有9%。[6]

其實，人們普遍都會認為，「約出來當面談」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縱然未必是一個最舒服的方式。若然一段關係是認真的（或者曾經認真過），面對面時才能感受到對方的情感，透過了解對方面部、言語、身體反應來做一個最後的了結，是對關係負責任的行為。而透過「分手短訊」來分手，感覺就是不想面對對方的情緒，就用一則短訊來打發對方，這是一種不太負責任的行為。[7]

「分手」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決定，一段親密關係，竟用「短訊」來結束，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不過這也符合現今「即食戀愛」的文化，認真的愛情也因而變得可貴。如果發出「分手短訊」的人是認真看待一段關係，這樣做其實是一種逃避面對他人「面容」的做法，「分手」普遍都是一件傷心事，面對面交談必然要面對對方脆弱的「面容」不斷發出的道德命令，這會令提出分手的人不忍心作出一個如此沉重的決定，期間亦會有許多不同的情緒湧現，故此，面對面地提出分開，其實需要「勇氣」，但如今許多人都沒有勇氣面對他人的「面容」，即使是面對面，也不會看著對方說出殘酷的事實。

事實上，列維納斯提出的「他者倫理學」曾被認為是一個過度理想的倫理學，要人在「個人主義」的氛圍下，跳出自我，邁向他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在今天我們身處的網絡世界，人們更難感受他人的痛苦，有人視他人的痛苦為自己的快樂；在親密關係中，更有人利用網絡來逃避他人真實的倫理呼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會失去憐憫他人的心，也失去面對問題的勇氣。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劇集，很多人愛看，以前主要看電視台製作的劇集，近年不少串流平台也有自家製作的劇集，但隨著短視頻和相關網絡平台出現，短劇漸漸成為主流，一集兩分鐘，拍下100集也不足四小時的網絡短劇，讓生活急速的城巿人既可煲劇，又不用捱60集長篇劇，不用快進（fast forward），直接看完，題材更是一般長劇的大集合，穿越、復仇、重生等等，劇情要愛情有愛情，要殺人有殺人，最重要是不少故事引入爽劇元素，情節緊湊、簡單，務求每兩分鐘要觀眾感受一次高潮迭起。[1] 這些短劇又稱為「微短劇」，其成本低，利潤高，不過當中包含的一些價值觀卻令人不敢恭維。

內地在2023年11月宣佈，要整治抖音和小紅書等社交平台的微短劇，其實整治工作早在2022年11月已開始，截至2023年2月，已有25,300部微短劇下線，及至11月，一共有170萬集微短劇下架，當中多被批評為「色情低俗、血腥暴力、格調低下、審美惡俗」。[2] 不過，這類短劇又豈會因為當局禁制就不再拍攝，在豐厚利潤下，仍有人繼續拍攝，就以內地短劇《我在八零年代當後媽》為例，前期投資80,000元人民幣，拍攝10天，就創造出一天內賺2,000萬元人民幣的收益。[3]

這類網劇大部份都在短視頻平台播出，畫面大多是直度的，專攻手機平台，每集大約2至10分鐘，內容確保在短時間內吸引眼球，務求「看一段就會想看全套」，因為短視頻平台只給用戶免費看幾集，之後就要到短劇平台付費收看，或好像串流平台般支付月費才能看全劇，據說製作團隊目標收益大概是1比1.5，假設投資10,000元人民幣，目標就是收回15,000元人民幣。[4] 當然這些短劇也遭嚴重盜版，很多舊的網劇，不論是否已下架，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免費收看。而故事內容情節，不管有沒有問題，短劇已免費流出，當然製作時是沒有怎樣監管，最多就是播放時在畫面顯示一句「影視效果，請勿模仿」，就當做了教育工作。

故事雖然有很多題材，但因為劇本不足，大部份故事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根據一些受歡迎的網劇，加入不同的韓劇或陸劇的內容，並作一些修改。故事骨幹基本一樣，情節就是抄來抄去，或者將不同的情節次序或者細節修改，原創的內容不多。由於部份故事來來去去都是同一套路，甚至可以視為一個受歡迎的「類型」，而這些類型能夠流行起來，也會引人反思。在此會介紹幾個比較經典的類型。

1. 霸道總裁：這是在內地和台灣地區流行的愛情故事類型，主題大多為外表高大英俊，有財有勢的男主角，既是企業總裁，性格又強勢，他狂熱地愛上平凡的女主角，當中表達愛意的方式非常粗暴，例如會強吻她，又不懂女孩的溫柔。類似故事用了極端的男性中心主義的論述，女性雖然被粗暴對待但同時卻有被照顧的感覺，所以深受女性觀眾歡迎。此類故事題材亦流行於網絡文學，有評論者認為這種文體根本上是崇拜強者和專制思想，並不是真正平等的愛情。[5]

2. 戀愛腦：不少網絡短劇的故事主人翁均被形容為「戀愛腦」，當中有幾個主要特點，面對自己喜歡的對象，只看到對方優點、忽略或否定其缺點，為了討好對方不惜放棄自己的想法，極度渴望對方，不尊重對方的時間和空間，不接受對方與其他異性見面，情緒起伏大，對伴侶的行為過度敏感和解讀。[6] 過份沉迷戀愛腦的故事，令人擔心的是觀眾也會有戀愛腦，最後難以自拔，以為戀愛就一定是這樣才對，但實際上戀愛的面向有很多，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不只有戀愛這個部份。早前香港電視台與內地網台聯合製作的劇集《新聞女王》，就被內地形容為「終於有一套沒有戀愛腦的職場劇」，可見內地觀眾也對過份戀愛腦的劇集，到達厭惡的程度。

3. 重生復仇：主角往往因為受了不公平或悲慘的對待，甚至可能被殺死，但最終沒有死去，反而可以回到「未死」之前的日子，又或者直接穿越到前一世，透過自己預先知道未來的事件，實行他的復仇大計，對付那些曾經陷害他的人。類似的故事不少來自日本，但及後在內地的劇集「發揚光大」。這類故事的問題是，重生之後主角是否必定要復仇？其實如果時光已倒流，事情未發生，這仇又如何報呢？復仇過程中，更多讓觀眾看到的是權力如何一次又一次不公平的傾斜，然後主角如何像曾經苦待他的人一樣，以新的身份一雪前恥。

4. 草根逆襲：本來是十分正面和熱血的內容，但卻充斥了負能量。主角原為草根人物，來了一個大逆轉成為成功人士，他／她可能是殘疾人士、入贅女婿、植物人、沖喜新娘等等，並會被加上很多負面的標籤，同時又有很多不相信主角會成功的反派角色，他們不斷在故事中散播負能量，說主角不可能成功，更會有理應與主角站在同一陣線的人，例如伴侶或者家人，時常質疑主角的能力和不斷叫主角早日放棄，又說其他人做相同的事也會失敗，主角是不可能成功。即使到最後主角真的成功了，他們也不會歸因於主角的努力，只會說這是主角透過不正確手段得來的結果。草根人物最終成為成功人士，但卻失去對人的愛和信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如此不斷被破壞和踐踏。[7]

5. 後宮權鬥：後宮權鬥劇描述女性之間極端的爭鬥，為了得到男主角的歡心，不惜用盡一切的方式去吸引男主角，並將其他以姐妹相稱、表面上是非常友好的朋友踐踏，互相陷害，互相殘殺。類似的故事有很多變化，當中有很多扭曲的攻心計，或者將人性的陰暗面不斷放大。不少人質疑類似的權鬥，走到自相殘殺，不理是非的地步，也是一種社會悲哀，甚至要問這類後宮的故事，是否隱喻了社會的無奈？人究竟是否應該只活在充滿鬥爭的社會中？[8]

微短劇的產量雖多，但題材頗窄，同質性強。可怕的是當相類似的東西不斷重複湧現，巿場接受的同時，是否亦展現了社會接受某一種價值觀，或者被某種價值觀所操控？上述題材和故事情節也可見於不同地區的電視連續劇中，或者我們在煲劇的同時更要問，我們有沒有留意到自己在接受著一些想法或價值觀？我們是否真心希望世界變成那個樣子？離開戲劇世界之後，這類故事會否還在影響我們？

早前一位在大專院校修讀社工課程的YouTuber在一間中學出任實習駐校社工，他稱在實習的第二天收到就讀院校的通知，指實習中學的教師聯署要求學校辭退他，其後實習學校澄清並無教師聯署一事，但的確有教師表示留意到他的網上狀況，而院校亦為他安排了另一間實習機構。該網紅在個人社交平台發佈了一條影片，表示他感到那是他人生中受到最不公義對待的一天。因他廣受年青人歡迎，事件亦引起了大量網民的關注，他就讀的大專院校更召開了一場記者會交代事件，講解校方處理的方法，事件才慢慢平息。

事件在網絡上引發了一連串的討論，討論的焦點落在個人私生活與工作的關係。中學老師要求學校辭退該位網紅的原因，相信是與他在網絡上的言論和形象有關。那位網紅是本港一個知名YouTube頻道的成員之一，有關頻道的成員在年青人群體中有一定影響力，不少時下年青人使用的「潮語」都出自該頻道，而頻道的影片都夾雜著大量粗言穢語。有報道稱，在開始實習前一晚，該YouTuber進行了一場網上直播，直播主題是「召妓」。該位YouTuber以主持人的身份接聽網民call-in（來電），他們分享到自己嫖妓經驗，過程中主持人一直保持中立，沒有鼓勵也沒有批判嫖妓行為，但期間一貫平日作風，說話時使用了大量粗言穢語。

該YouTuber在被學校辭退後，他曾在社交平台的影片中表示，在實習期間有學生認出他，以他的網名來稱呼他，但他請同學稱呼他為「陳sir」，因為他在中學實習期間其身份是實習駐校社工，而不是網上知名YouTuber。不少支持他的網民都認為，工作和個人私生活是互不相干的事，而他在網上直播討論的內容也不是犯法的事；只要專業地完成工作，那個人的私生活是甚麼樣都不重要。本人實在未能認同以上的觀點，因為個人私生活與工作是否有關聯，要視乎有關人士的私生活是否與工作提倡的價值觀有衝突，以及其工作及品格是否會成為他人學效的榜樣。

一位巴士司機無論他的品行是否出眾，只要他能安全地將乘客送到目的地，沒有令乘客難堪便是一位好員工，相信大家不會理會他平日是否吸煙賭博。但如果一位在維護動物權益機構工作的職員，被人發現經常回內地食狗肉，又愛買皮草，儘管他在工作時間對動物很有愛心，他也未必適合再在有關機構工作，因為他的私生活與機構提倡的價值有所違背。一位廣受樂迷歡迎的偶像歌手，被揭發私下參與「多人運動」的荒淫性派對，他令一眾支持者失望，也需要向相關人士作公開道歉。

除了傳遞知識，學校也是一個道德教化的場所，提倡良好品格，幫助學生建立健康價值觀。品格教育不是紙上談兵，言教身教同樣重要，以身作則才能成為學生學習的好榜樣，相反，說一套做一套更可能對學生帶來不良影響；因此社會對教育工作者的品德有期望是合情合理的。

一個人的品格不能隨意分割，它是一個整體，沒有分工作和工餘時間的品格，所以在學校工作時間需要有良好的榜樣，課餘時間亦然。當然，這樣說並不是指學校的教職員都是聖人，但最低限度不能是一個壞榜樣。如果教職員被人發現在工餘時間作出一些違反學校提倡的價值的行為，也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使用粗言穢語不代表就是壞人，不應單單以此來判斷一個人的品格，但這絕對不是學校鼓勵的行為，遭到學校解僱的YouTuber在網上展現出來的行為，也不一定是他真實的模樣，那可能純粹是他在幕前工作的「人設」而已，但他以YouTuber的身份帶出來的價值觀，確實與學校提倡的有衝突，加上他在年青人中間的知名度，可以想像到，他在學校工作會為學校帶來困擾。如果有學生在學校使用那位YouTuber網上說話的方式來高談闊論，定必會被訓導老師召見。試問老師又怎放心讓如此背景的實習社工留在學校呢？

但那位YouTuber能夠成為一個社工嗎？當然可以。事件主要的問題是實習崗位的錯配，學校未必是一個能讓他發揮才能的地方，如果他的實習崗位是外展社工，主要是接觸邊緣青少年，或許他的背景更能成為他的優勢。

另一方面，事件也令人反思一個人過往的行為如何影響到今天的自己，昔日的不當行為，絕對可能會成為他日自己的「黑歷史」。記得早前在一位知名人士的facebook中看到一則帖文，他憶述少年時的自己十分頑劣，作了不少壞事，幸得老師的一句話點醒了他。老師對他說：「你將來千萬不要成功，當你出人頭地的一日，你就會為今日你的行為後悔。」

個人私生活絕對會影響一個人的工作，也會影響我們生活上其他層面。因為人是一個整體，公與私，昔日與今日，構建成現在的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所以要謹言慎行。路是自己選擇的，套用一句電影的經典對白：「出得嚟行，預咗要還。」

網絡的私人空間也影響工作

社交媒體平台可說是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用戶可上載生活照，以至發表對世界大事的看法，社交平台是用戶展現自我的一個空間。不過，這個私人領域也可能影響著每個用戶的工作。有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的人士分享到，曾有僱主想請一個年輕人，他在見工時穿得斯文得體，可是準僱主卻在其社交平台發現多張「夜蒲」照，結果就改變主意沒有聘任他，原因是擔心他的夜生活影響工作表現。[1] 有跨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的研究就發現，半數僱主準備在社交平台更多了解其求職者。[2] 網絡的威力無遠弗屆，社交平台用戶在分享訊息及照片前，實在需要先作風險評估。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Gender Madness: 
One Man's Devastating Struggle with Woke Ideology and His Battle to Protect Children
作者：Oli London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Skyhorse Publishing
出版年份：2023

香港人或許對Oli London不熟識，這一位在英國出生的YouTuber及TikToker，為了「博出位」做出不少驚人之舉，包括經歷過30多場大大小小的整形手術，先是不滿意自己的長相，繼而熱烈地追捧韓國男團BTS成員Jimin，想把自己打造成Jimin一樣，但他還是不滿意，32歲時本身是生理男性的他決定走上跨性別之路，以女性身份活下去，不過，在經過約半年的「女性」生活後，London又有不一樣的想法……

London不尋常經歷的背後，其實某個程度只是反映了一個慣常被惡待的生命，為了找尋「真正的自己」而掙扎求存。在Gender Madness這本英文書裡，London與讀者分享到他因為「女性化」的氣質，從小如何被父親否定，加上踏入青春期的外觀不討好，令他被同學欺凌，他長大後因為想要完美、受歡迎，於是走上整形的不歸路，因為他相信，只要他夠美、夠好，順著大眾的喜好走，便會被接納。

每一個年代都有欺凌事件，或有受害者發憤圖強，也有人自暴自棄，但為了把自己變得受歡迎而接受整形手術甚至成為跨性別者，這無疑是拜今天西方社會一些意識形態成為了社交平台的主流論調所賜。London在書中引用了數據，闡釋年輕人非常著重自己在社交平台的形象，他們又如何被社交平台中的「主流思想」洗腦，當他們不斷被其他人說自己在一個性別錯置的身體時，他們漸漸相信這些話是對的，開始懷疑自己的性別身份，當他們在社交平台看見跨性別者如何被人稱讚，他們也想成為其中的一份子。London在反思自己為何會有整形及成為跨性別者的想法時，其實他的經歷也讓人明白今天在外國為何有不少年青人「出櫃」，以為自己是跨性別者，可是他們當中有幾多是真的找到「真我」，還是為了取悅其他人而不知不覺成為了「受害者」？

一開始成為男跨女跨性別者，London受到各方人士歡迎，他亦短暫地感到自己很美很興奮，但London覺得還不夠，除了想要臉容看起來像女性，他積極籌備泰國之行，只為了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但就在他將要起行之際，他被耶穌吸引了，因著教會的愛與接納，London找回真實的自己，他不用再懷疑自己是否被錯置了性別，他找到他的安全感及快樂，最後，他想要回復男性的身份。《聖經》中的參孫因著頭髮被剪去而失去能力，London卻因著想要重生而剪去一把如女性般的長髮。

信仰帶給了London真正的滿足，更重要的是讓他接納自己是誰。當一個人接納真正自己，他便不需要活出社交平台中理想的「人設」，這反而會令他愈活愈糟糕，愈發失去自己。

London在書中講述他的故事，其實也給讀者一個參考，年青人的跨性別意識形態，在西方社會是如何養成的。

人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選擇，選擇是我們必須終身學習的功課，我們既可以在選擇中成長，也可能在選擇中跌倒，如何分辨真偽、以及在眼花撩亂的選擇中找到自己應走的路，就是智慧，所謂經一事、長一智，要令自己有智慧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要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以及不斷作出反思。今期《燭光》希望可以協助大家在幾個不同的範疇內，以現實的例子好好反思，包括如何面對我們喜歡受人注意的心態，當我們在網絡上過度或過份地披露某方面的資料，究竟對自己或子女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我們的選擇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此外，在這個喜歡搵快錢、賺大錢的年代，怎樣才不會讓我們的貪念掩蓋我們的理智？而當社會的氛圍令人憂慮，當坦誠正直地說話有愈來愈大的風險時，我們又應如何解讀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作出何種的抉擇？視死如歸、保持沉默還是裝傻扮懵？最後，作為關心香港的基督徒，面對神學院收生斷崖式下滑，我們又應該怎樣去解讀當前的情況？因為不同的解讀，會帶來不同的抉擇，而不同的抉擇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我們應該認真地好好思考，作個忠心及明智地等待主人回來的童女。

年青人普遍活躍於社交媒體，部份女孩子喜歡在Instagram（IG）公開自己打扮性感的相片或短片，「大方」地讓任何人在社交平台觀看，這樣的行為或會令父母感到憂心，除了擔心私隱外洩，也擔心平台上的收看者會用甚麼眼光來看女兒的性感照？本文嘗試了解一下這些愛拍性感照女生的想法，讓更多關心她們的人成為她們的同行者，陪伴她們以更健康的方式去成長。

IG的吸引力
有些女孩子很用心地經營自己的IG賬戶，認為愈多讚好和留言，就代表愈成功。她們以性感的衣著，配以不同的姿勢和角度來展現自己的身段，用來吸引更多異性追蹤自己的IG。這些照片不一定由女生自行拍攝，她們可能受邀請擔任類似模特兒的工作，而拍攝者有的是透過網絡認識，拍照後或會收到一些報酬，也能令更多人認識自己，建立知名度。她們自覺能夠掌握性的界線及保護自己的方法，因此不怕獨自到網友指定的場所進行拍攝，有的還會接受網紅訪問。[1] 她們喜歡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法去賺取金錢，也喜歡別人重視自己的意見和感受，因此也會接到一些工作，例如試用新產品或服務之後寫用後評價等。事實上她們是很用心地拍片、拍照和講解產品，年輕人認真做事的話，可說是充滿創意，也令人欣賞

渴望被人欣賞
在鏡頭前她們看似成熟、有不少人生經驗；其實在鏡頭外，她們都是普通的年輕人。每一個人，正如你和我，心裡都渴望得到別人的欣賞和珍惜，也期待與其他人建立友情和愛情。這些不介意拍性感照的女生，心底裡既想找到真朋友，即使再多網友追蹤她們的賬戶，給予她們讚賞，她們其實都明白網友只是被性所吸引，其甜言蜜語不能盡信，而她們對待這些關係的態度也不會太認真。而這些真假難分的關係都令她們感到困倦，到底哪裡才能找到使人滿足的人際關係？在生活上感到疲倦、有壓力時，有誰能夠和她們同行？

要真正了解一個人，需要花很長時間去溝通。只有在理智、情感和靈性層面上與某人建立親密的聯繫，我們才能真正體驗到親密感。[2] 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曾進行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兩個陌生人要成為普通朋友，通常需要約50小時的相處時間（不包括在工作場所的共處時間）。若要發展成彼此能談得上幾句的程度，則需要大約90小時的相處時間，而若要成為真正交心的好友，則需要長達200小時的相處時間。[3] 這些研究或許能說明，就算我們用文字把心底話與網友分享、用性感照讓其他人留意自己，也不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友情和愛情。網絡世界的隱密性或許令人感到新鮮和刺激，但同時也會令人陷入危險中，因為平日與我們相處的網友，都總是隱藏在網絡背後，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真正身份。我們需要提高警覺、小心分辨真偽，了解網友之間的互動是缺乏人際間一定程度的真實和坦誠相處。

理性分析的重要
有部份喜歡在IG展示性感照的女孩，覺得自己並沒有做壞事，也沒有傷害別人，連父母都默許她們的行為。當遇到網友邀約，她就按感覺去決定對方是否可靠，再決定是否赴約。[4] 不只是年輕人，我們或許都曾經憑感覺去作決定，不過感覺是會隨時改變，當時認為是對的，後來又可能覺得並非如此。事實上感覺不能判斷對錯，它只能告訴你對某些東西的感覺。[5] 所以關乎兩性之間相處，以及身體方面的事情，我們還是需要用理性去分析和細心考慮，以免將來後悔或受到傷害。

建立健康的生活
我們處身於網絡世代，豐富的網上資訊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方便，但也帶來了禍害。有時我們希望透過社交媒體來逃避現實中的壓力，卻可能興起了與其他人比較的心態、過度在意別人有否對自己讚好或給予的評價，一旦無人按讚，反令自己愈看愈寂寞和不快樂。這份衝擊同樣纏繞著成長中的青少年，作為父母或同行者應怎樣引領青少年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們可以鼓勵孩子建立新的友誼關係、參與社區活動、發展興趣和技能，以及承擔一些社會責任，從而豐富自己的生活，擴展自己的視野和能力。[6] 家長愈早鼓勵孩子做這些事情愈好，家長需要陪伴孩子尋找他們真正有興趣做的事。孩子需要在真實生活裡，投放時間去做對身心有益的活動。透過發揮自己的潛能，孩子就能肯定自己的價值；透過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就能彼此分享，有助減輕生活壓力。當孩子對某個興趣或群體產生歸屬感，就能令精神和心靈有所寄託。這樣，虛擬世界對孩子的影響力也就能相對減低了。

年輕人充滿活力和創意，能為社會帶來不一樣的新意，也是父母眼中的寶貝。作為父母或同行者，我們需要多加陪伴、多作鼓勵，發掘他們的優點，帶領他們在合適的場景去發揮自己的能力。守護下一代的重任，是成熟的成年人應該去承擔的，讓我們用愛心和智慧與年輕人一起同行。

短視頻是指在網絡平台上分享的短片，而這些短片通常只得幾秒或一、兩分鐘不等，目的是要迅速引起收看者的注意並提供娛樂或資訊。雖然美國的大型科網公司都有推出短視頻服務，如YouTube Shorts、facebook或Instagram Reels，但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短視頻平台是內地科網公司推出的抖音，及其海外版TikTok。

2023年4月內地一位幼稚園老師將她教導學生唱兒歌的片段上載到抖音，老師清秀的長相加上可愛的歌聲與洗腦歌詞，成功吸引大量網民轉發，讓老師一夜爆紅。[1] 該老師只是個別例子，不是所有短片都能引發熱烈迴響，人們在短視頻平台分享總是希望得到更多人關注及點擊，因此要善用各種「流量密碼」，意思是指能引起多人注意的內容，或跟著網絡的潮流製作內容相似的短片。

「開花舞」掀熱潮

2023年韓國人氣女團BLACKPINK成員Jisoo推出新歌Flower，並上載當中一段標誌性的舞蹈到官方的短視頻平台，更加上#FLOWERchallenge的標記。因該舞蹈的手部動作模仿花開的樣子，故被稱為「開花舞」。自此，網絡上就出現了「開花舞挑戰」的潮流，大量網民上載自己跳「開花舞」的片段，又或將「開花舞」二次創作，希望能博取更多點擊和關注。不少來自香港的網民都上載他們的「開花舞」短片到各大社交平台。

跳舞看似無傷大雅，但仍有可能跳出禍來。2023年5月，有兩位香港新聞主播即將離職，她們便與另外三位主播在新聞部佈景前跳「開花舞」，又將片段上傳到網上，但有傳聞指，她們因此惹來高層不滿而需刪除片段，有關舉動甚至被資深傳媒人批評為「對新聞業的真正侮辱」。[2]

在新聞部跳舞是否侮辱了新聞業，相信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些行為則社會大眾普遍都會認為有違道德。2023年初網絡出現了一連串被日本傳媒稱為「壽司恐怖攻擊」的短片，這其實是指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的惡作劇行為，如亂舔壽司店公用的豉油樽和杯子，又將口水沾到迴轉帶上的壽司等。事件引起社會極大迴響，當中有一條惡作劇短片特別受關注，更有傳媒指該短片曝光導致某壽司店母公司的股價暴跌，加上各種因素，令該公司市值蒸發160億日元（約8.5億港元）。[3] 涉事少年亦被人起底，個人資料被公開，壽司店更向他提出索償6,700萬日元（約360萬港元）的訴訟，雖最終雙方達成和解而令起訴撤銷，但涉事少年仍要面對警方的檢控。[4]

鬧出人命的「挑戰」

涉事少年應該知道他的行為是錯誤的，但可以想像他受到短片會被瘋傳的虛榮感影響，才會作出如此愚蠢的行為，並將自己犯事的證據上載到社交媒體。網絡上經常會出現稍有常識都能察覺是有問題的「挑戰」，這些危及生命安全的惡作劇行為，用了「挑戰」這個名號作包裝，並且能吸引不少人參與，更令網絡出現了一句流行語：「抖音一響，父母白養」，為了讓短片能在網絡瘋傳，博取流量與同輩的認同，結果令人失去了判斷是非的能力和基本常識，作出各種愚蠢和危險的行為，導致有人受傷，甚至死亡。

1. 瞌睡雞肉挑戰（Sleepy Chicken Challenge）

TikTok平台曾出現瞌睡雞肉挑戰，即用感冒藥水煮雞肉，然後將它吃下肚。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曾警告，這樣做「既蠢又不好吃，還很不安全」，並有損健康，呼籲市民千萬不要學。[5]

2. 龍之吐息挑戰（Dragon’s Breath Challenge）

多條龍之吐息挑戰的短片曾在TikTok出現，有關挑戰是指食用浸泡在液態氮的糖果，由於液態氮急速汽化會產生煙冒，令人吐出白煙，產生像動畫片中火龍吐煙的效果，印尼政府的健康部門曾表示，有參加挑戰者在食用液態氮糖果後，皮膚、食道及內臟都被灼傷，甚至出現食物中毒的症狀。[6]

3. 苯海拉明挑戰（Benadryl Challenge）

苯海拉明挑戰曾在TikTok平台出現，參加挑戰者會服用大量治療過敏症的藥物「苯海拉明」，從而體驗幻覺，在美國有少年吞下藥丸後不久出現全身抽搐的情況，他更在住院數天後不治。[7]

4. 昏迷挑戰（Blackout Challenge）

在TikTok平台曾出現昏迷挑戰，參加挑戰者會使用繩狀物品勒住自己的頸項直到昏迷，以體驗瀕死的感受，在阿根廷便有兒童因而死亡。[8]

5. 死亡天使挑戰（Malaikat Maut Challenge）

死亡天使挑戰曾在TikTok平台出現，參加挑戰者會突然衝出馬路擋著行駛中的貨車，迫使司機緊急剎車，但司機往往收掣不及，在印尼便有少年因而被輾斃。[9]

「呃like」背後的虛榮心

短視頻平台能促進人們的互動和連接，從而幫助用戶建立自己的網絡身份。用戶可以通過追蹤、點讚、評論和分享視頻與其他用戶互動，構建一個虛擬社區。有人或會藉著各種「挑戰」來「呃like」，以獲得社交認同或滿足虛榮心。想獲取認同不一定是錯，問題是用甚麼方法去獲取；不管為了達到甚麼目的，只要慫恿別人作出傷害自己或別人的行為，或無視自己的行為會導致他人蒙受損失，這都肯定是錯誤的。「呃like」無罪，但「挑戰」要合理。筆者執筆之時看到一則新聞，有人在TikTok發起「快閃打劫挑戰」，號召網民集體搶劫英國倫敦牛津街的商店，結果有大批年青人到場，最少九人被捕。

父母養大我們並不輕易，請好好使用我們的腦袋。

（本文原載於第152期〔2023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電影類型十講這個系列走到第七講「屋裡有怪物」這個主題，我們參考了史奈德的《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的電影分類去分析電影，因為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電影的結構。結構是一個框架，但每部電影所探討的重點，仍然可以很不一樣，就像這次介紹的電影《人工殺姬》（M3GAN），它屬於恐怖片種，但卻不是家裡有鬼怪，而是關於一玩具設計師Gemma為了不想花時間照顧母親剛去世的外甥女Cady，於是設計了一部能自我學習，但卻沒有界線，且起了惡念的人工智能機械人M3GAN，她更觸發了社區、校園命案。

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指出，這類電影要有三大要素：一、「怪物」：要有超自然力量，而且恐怖、邪惡；二、「屋子」：狹小、封閉的空間，或讓主角孤立無援的地方（家庭、城鎮亦可）；三、「罪惡」：某角色因心術不正而把怪物引進屋子裡，而這個要素亦決定了一部怪物電影是否好看。於這部電影中，Gemma不想負上家長責任而令AI機械人M3GAN進入「屋子」，而M3GAN因有自我學習能力，有自我意識、不想死亡，亦為了想保護小女主人Cady而犯上種種罪行。

礽福指出，電影似乎一開始就點出了人們未能駕馭AI這主題。Cady父母所駕駛的車子似是四驅車，但卻不能在大雪中行駛，最後車停在路中就被大貨車撞倒了，這安排似是帶有寓意，雖然AI能陪伴孩子，亦是未來趨勢，但這種科技玩意卻是大家未能駕馭，它會否對人類造成傷害？大家未能料到，卻已開始使用它。

對於照顧孩子，家長會否假手於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家長會如何取捨、平衡？當家長把照顧孩子、教導孩子，甚至聆聽孩子聲音，與孩子互動的責任都推卻「他人」來處理（可以是網絡、娛樂玩意），孩子就難免會把情感投放到電子產品、網絡遊戲、社交網絡之中，當他們發生重要事情，或許都不再想和父母說了。

對於不死的AI（電影尾聲也有說M3GAN最後將自己備份到她們家中的電腦系統中！），它的發展和自我學習、成長，也是一日千里，或會失控……人類會如何面對和應用它呢？不同的公司、政府也應該及早思考AI發展的倫理和應對的措施，我們亦要積極學習，並抱持適應其急速發展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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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人工智能（AI）的應用引起了大家關注，生成式的AI建立在大型訊息數據上，根據提示而生成了文本、圖像，音頻等的檔案，而這些程式允許人工智能透過學習而自行決策，生成資料。

圖像造假

本年3月，網絡上瘋傳了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穿著白色長羽絨外套的照片，[1] 看起來十分「潮」，但原來這張看起來十分真實的照片，是由AI生成的假照片。它被瘋傳的原因是因為它既非抹黑教宗，而是將教宗和時尚結合，讓人感到驚奇。而恰巧的是，有報道稱：「教宗方濟各之前也曾提到AI應用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教宗認為，評估的標準應該放在人類的尊嚴，只有AI應用能增進人類生而為人的尊嚴，那麼才在道德上擁有使用的合理性。」[2]

而於本年5月，網上出現了一幅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附近發生爆炸，冒出濃煙的照片，照片在網絡瘋傳後，令美股下跌了近十分鐘，一度下跌約0.29%，亦是「AI生成圖片影響股市的首例」。[3] 而該張假照片的真實程度，足以令OSINTdefender，這個平日分享國際軍事衝突新聞的Twitter賬戶，都分享了它。可以想像連這類專業且擁有數十萬關注者的團體都誤信了該照片並分享出去，其關注者大多會信以為真，導致出現「病毒式瘋傳」及股市下跌的情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該賬戶的營運者後來為傳播了錯誤資訊表示歉意，並指出這是一個例子，顯示了「這類圖像是如何可以輕易地被用來操縱資訊空間及這類事件在未來到底有多危險」。[4]

失實資訊

AI常見的一個造假方式，是通過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來進行，原理就是讓兩個神經網絡像是玩遊戲般相互博弈來進行學習。維基百科網頁簡單的解釋道：「生成網絡從潛在空間（latent space）中隨機取樣作為輸入，其輸出結果需要盡量模仿訓練集中的真實樣本。判別網絡的輸入則為真實樣本或生成網絡的輸出，其目的是將生成網絡的輸出從真實樣本中盡可能分辨出來。而生成網絡則要盡可能地欺騙判別網絡。兩個網絡相互對抗、不斷調整參數，最終目的是使判別網絡無法判斷生成網絡的輸出結果是否真實。」

要判辨程式所生成的內容是否失實資訊，虛假圖片與錯誤訊息等，都是令人頭痛的問題。美國曾有一名執業超過三十年的資深律師引用了ChatGPT提供的案例去舉證，但法庭未能找到相關的案例資料，才發現ChatGPT造假。他在援引案例時曾不只一次向ChatGPT詢問它所提供的案例是否真實，而ChatGPT的回應是「這是真實的案例」，並一再強調案例是真實存在，並可以在一些法律研究數據庫中找到。[5]

事實查核與規管

有「ChatGPT之父」之稱的OpenAI行政總裁Sam Altman，曾與350位權威專家簽署了公開信，警告AI對滅絕人類構成的風險，不下於核戰及大流行疫情，應予以重視；而他亦曾警告，指AI技術可能操控訊息，並對來年美國大選造成影響。[6]

了解到上述AI造假的情況，用戶在相信和轉發訊息，或使用AI所提供的資料之前，實在需要花時間去查證。但由於AI生成內容的仿真度愈來愈高，可能用戶在查證時需參考專家的分析。英國廣播公司於本年5月宣佈成立一個由60名專家和記者組成的專責小組「BBC事實核實」（BBC Verify），以核查影片及資訊的真偽，小組又會將分析核查影像真確性的過程向公眾公開，以獲取公眾的信任。由此可見，在AI世代中，要查證的難度愈來愈高。[7]

而規管方面，Altman呼籲應成立一個美國或全球規模的機構，對超過一定規模的AI企業頒發許可證，規管機構擁有撤銷許可證的權限，以確保該技術發展符合安全標準。[8]

中國上海市則在本年5月發佈了文件稱，要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創新發展專項等引導作用，支持民營企業廣泛參與數據、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而北京市亦發佈了類似的文件，提出了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達到3,000億元人民幣、持續保持10%以上增長、輻射產業規模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等具體目標。[9]

而在台灣，本年5月有部門對外宣稱，行政機關已召開跨部會會議，邀請國科會、數位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文化部等相關單位，針對ChatGPT等生成式AI立法納管研議推出一部「人工智慧基本法」，立法規範納管。[10]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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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在4月份的電影小組網上講座中再次帶來一部好戲——《神探白朗：福比利大宅謀殺案》，他透過電影為大家講解第六種電影類型：犯罪動機。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講，這類電影為的不只是揭發內幕和挖掘真相，當中亦會揭示罪犯的犯罪動機，為甚麼他要這樣做？透過劇中的偵探查案過程，帶我們去看人性，也會把「一面鏡子轉向觀眾，並問：『你們也是如此邪惡嗎？』」

此齣電影是很穩打穩扎的，故事講述在一豪門大宅中，老小說家剛度過了他的生日派對，翌日被人發現他在房間「自殺」，電影以舊式的探案方式，來揭示家庭成員的內鬥、謊話及錯綜複雜的案情。

礽福認為電影中的老小說家是自殺還是他殺既有懸念，而透過一名說謊便會嘔吐的女看護來協助偵探查案，找出說謊的兇手，也有反諷的效果。而其英文片名是Knives Out，有各人拔出武器「亮劍」的喻意，這句英文也用來形容人們在爭吵及爭鬥中使用武器的狀態，可以想像到家庭各人為了爭奪老小說家死後的遺產而「利刃出鞘」的情況。

偵探電影總會發放四個元素讓觀眾與偵探一起查案，首先一定會「放水」給觀眾，即是一些明顯的事實，但亦會展露一些「疑點」，而當觀眾即將找到線索時，又會有些「干擾」，也會有很多真真假假的「資訊」，使觀眾感到迷惘。

礽福認為導演兼編劇Rian Johnson，能把故事說好，也把故事的節奏捉得很好，即使在劇情鋪排上有支持新移民意念，但仍強調新移民女看護是因她自己的善良和專業而自救成功，不會令人感到反感。

這電影特別的地方，是作為觀眾起初以為知道兇手是誰，卻仍然會想保護這「善良」、似乎錯手殺了人的女看護。後來劇情慢慢地發展，觀眾既會很爽地發現誰是真兇，並知道女看護成功脫身，能在最後得到老小說家的遺產，是因為她的善良與專業。就如礽福最後所指，成功的大眾電影，既要推陳出新，又要夠俗套，而不是一味顛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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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英雄」電影不一定是《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超級英雄」類電影是指：「一個有超能力的人發現自己身處在平凡人的世界；那種感覺有點像是格列佛（Gulliver）發現自己被綁在小人國的沙灘上。」[1] 即是主角有特別的能力，卻因為現有的處境而未能發揮。

是次分享嘉賓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把2020年的真人版《花木蘭》與1998年的動畫版作比對，既介紹了超級英雄電影的要素，亦探討兩者中哪一部比較能說好女性故事，帶出男女平等，兩性各有獨特之處等訊息。

礽福指出，超級英雄類電影中的主角往往因為「非我族類」的原因，而不受尊重、不被理解，故事常強調他們的犧牲與成就。花木蘭代父從軍時，就是要應付她身邊的士兵，不可讓他們知道她女兒家的身份。而主角亦是「凡人英雄」：一、必須有她要完成的「特殊任務」，如成就豐功偉業或做好事；二、有「死對頭」要對付，雖有強大力量，但敵人的強大只是假象；三、主角要克服或接受「詛咒」，為獲得特別能力而要付出代價。

新版電影由動畫變為真人版，不但刪去了音樂劇元素，不少花木蘭與伙伴一起鍛鍊和成長的有趣經歷也被刪去了。原版花木蘭以其智慧、靈活和與伙伴一起合作以致最終能取勝的橋段，在新版本變為以「原力」（氣）取勝，其武功、力氣原來比男性更大，獨力就可以救到皇帝了。礽福認為在「超級英雄」故事中，如此安排不是不可以，但就只是「花木蘭」這個獨特的角色才能做到，不是一般人可以學習得到，劇情安排只證明了她的氣力可以比男性大。故事最後更改變了原本李翔與花木蘭的一段姻緣，說明了女人不一定要結婚，因著皇上欣賞她的能力，她最後來到皇宮裡保護皇上。

最後礽福也質疑，新版電影所強調的「真」，即對自己真誠，這雖然沒有錯，但「真」之後是否就能原力覺醒，擁有超凡的能力？反觀舊版電影除了發揮了女性特質的價值，更有助於男女平等，能鼓勵女性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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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於真假難分的資訊洪流當中，我們的確很難辨別一些錯誤訊息和虛假陳述，而且如要逐一去辨別，亦十分費時和未必有此必要。看著螢光幕，甚麼進入了我們的眼目？我們被訊息牽引到哪裡去了？隨著螢光幕中的廣告、吸引的標題、誤導性的訊息，可能會引起我們的好奇心或觸動我們的情緒，而我們有限的、具有價值的「注意力」，就被誘惑到一些可能有害或不健康的內容當中，注意力甚至可以賣錢，吸引注意力就變成商人的賺錢工具。

有專家提出，學習數碼媒體素養，可以幫助我們主動「無視」一些資訊，避開誘惑。史丹福大學及布里斯托爾大學的學者們最近在心理學期刊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發表一篇名為〈批判性忽略作為數碼公民的一種主要能力〉的文章，[1] 提出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批判性忽略」（critical ignoring）面對網絡洪流，它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1. 自我推動（self-nudging）

因著我們的「注意力」常於網上被低質素及刻意誤導我們的資訊霸佔，並衍生出「仇恨、憤怒和上癮等情緒反應」，[2] 教育心理學家Sam Wineburg指出，我們可以故意地忽略資訊，而方式是「自我推動」。它不是家長式或操縱式的操控，而是讓一個人自己去了解令人上癮的社交媒體或失實資訊，如何對他帶來不良影響，而當一個人能夠主動去控制和組織他的環境，便可以避免直接面對這些資訊的誘惑。

這就像自我推動者可以決定將令人致肥的零食放在自家廚房頂層架子的最後面，讓誘惑（即垃圾食品）從視線中移除一樣；人們可以隱藏一些讓人上癮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式，或通過過濾方法去主動選擇忽略不必要的誤導訊息，[3] 以便我們能將有限的注意力投放在適當的地方。

2. 橫向閱讀（lateral reading）

這是一種查證的方式，就是在面對有問題的資訊時，不要專注於深入挖掘不確定的來源，相反，應該橫向移動到其他來源來確認訊息。我們可以有策略地故意忽略未知是否可信的網站，並且搜索一下文章的作者、發佈機構或當中所提及的其他資料。如果橫向閱讀表明該網站並不可信，我們還要繼續投入去挖掘它，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和資源。

雖然這似乎是需要更多的動力和時間去學習和實踐橫向閱讀，以了解更多，但專家稱長遠來說是值得，因它可以幫助我們節省時間，常進行事實核查的人，對不同網站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他們只花幾秒的時間就可以確定消息來源的可信度。當提升了對資訊來源的可信度的判斷能力，我們就可以減低受騙的風險。

3. 不要餵養「山怪」（don’t feed the trolls）

Troll原是指山怪，但在這裡它是指一些於網絡上喜歡發表挑釁或侮辱性言論來挑起罵戰並從中獲取快感的人。專家指出，我們有時要主動忽略的不是訊息，而是發出這些訊息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但陰謀論者和科學否定者的聲音足以對人們造成傷害。一些有問題的網絡行為，如散佈虛假資訊及騷擾行徑，做出這類事情的人總是非常活躍，回應他們的方法就是「不要餵他們」：忽視他們，拒絕與他們接觸。而社交媒體用戶亦可以向平台舉報這些不良行為，以平台的內容審核政策（content-moderation policies）來制止欺凌及網絡的挑釁、侮辱言論的傳播。

所謂謠言止於智者，我們要努力分辨資訊真偽之同時，也可以不傳送有問題的訊息及舉報不恰當的行為。

面對我們一生都不會看得完，並每分每秒都在更新的網絡資訊，我們實在需要自制力，並要時常提醒自己不要被牽著鼻子走。有人會患上「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深怕自己會錯失一些重要的訊息而不斷的去追去看……但既然每分每秒都會有新訊息出現，我們又何妨讓自己從爭分奪秒的態度放鬆下來，找個空間安靜一下，然後享受沒有訊息彈出的時刻，由得自己錯過一下訊息，試試「錯失的快樂」（Joy Of Missing Out，JOMO）？

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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