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弄感情的藝術家 PUA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Netflix英國劇集《混沌少年時》被英國《衛報》的劇評人稱之為「幾十年來最接近完美的電視劇」，該劇共有四集，故事以13歲少年Jamie涉嫌以刀殺害同學的事件作為開端，透過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呈現英國校園朋輩間的相處、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自我形象及對女性看法等），與及親子關係疏離等情況如何令悲劇釀成。

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

劇集採用極具挑戰性的一鏡到底方式來拍攝，每集約60分鐘不間斷的鏡頭移動，展現了導演Philip Barantini的功力，而此種運用鏡頭的手法要求演員們及拍攝團隊有非常高的合作性。這種連續不間斷的拍攝也讓觀眾彷彿置身於劇中人身邊，體驗他們的惶恐、掙扎與情感。這種技巧時有運用於電影裡，如《1917》和《飛鳥俠》，以營造出令人窒息的真實感。

劇集選擇這種拍攝手法，能讓觀眾從一小時的細心觀察中有所反思，如在校園裡、人物傾談中，可以細察到孩子的心理變化與想法，透過鏡頭直接呈現出青少年所面對的世界。從美學角度來看，這種拍攝手法也捕捉了時間的流逝，就像現實生活同樣沒有被剪接的機會。

編劇在說故事時所使用的藝術表達手法，沒有刻意為觀眾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透過多重視角拼湊事件全貌。喧鬧的校園、青少年與心理學家對話時流露的心靈需要，以及家庭成員對話時呈現的緊張感等，都在連續鏡頭下，被拍攝下來無所遁形，這種藝術手法迫使身為家長的觀眾正視一個狀況，青少年的困境，從來不是單一因素造成，也無法用簡化標籤理解。

社交媒體的隱形殺傷力

劇集亦反映了在現實生活中，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英國天空新聞台的網站刊出了一個調查，當中指出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可能對男孩心智構成的「毒害」，40%的14至17歲受訪的青少年，每天至少上網六小時。[1] 《混沌少年時》的編劇Jack Thorne曾在一篇文章裡提到，與他自己少年時不同，現代青少年在網絡上接觸到的可能是極端思想，而他少年時只是閱讀書籍，這正是劇中主角Jamie與他的關鍵差異。[2]

劇集也反映了一些現實狀況，成人們無從得知孩子於社交平台接觸到甚麼群體，也不知道網絡文化或「暗語」可能會令青少年扭曲地看這個世界，而這些群體和資訊也影響到孩子如何看自己。如劇中提及的「非自願單身族群」（incel）、男女關係的「80/20法則」及「男權之圈」（manosphere）的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心智未成熟的13歲少年，影響Jamie的自信心、自我形象與觀感，甚至影響到他對異性作出的行為。

就如劇中提到，網絡上的男權之圈是一群反女權主義的擁護者，這圈子的人貶低女性，推崇男性主義，將權力與控制連結在一起。在社交平台形成的「迴聲廊」，令用戶只接收到類似的資訊，導致Jamie相信此種極端想法及行為是正常。在面對女同學Katie對自己的拒絕和人身攻擊時，Jamie惱羞成怒，就直接以暴力方式來回應。

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很多時都教導孩子要有規有矩，但卻容易放手讓子女於青少年時期任意上網，令他們透過社交平台的「窗口」窺探世界，也就是沒有年齡差別的去面對成人世界。有些孩子上網時，甚至為了取得網友的關注而以言論、圖像來討好別人，這些不經意的忽略令孩子可能會陷入被欺凌或暴露私隱的危險。身兼演員和編劇工作的Stephen Graham，在劇中飾演Jamie的父親Eddie，他為了工作早出晚歸，或許會和孩子去打球，但父子沒有深入傾談，這位父親不知道兒子在網上被人欺凌，並且在內心對自己及男女關係感到焦慮。

在場的缺席令隔閡形成

此劇具有警世的意義，Jamie的父母雖然充滿愛心，卻對兒子的數位足跡一無所知。這種「愛的不對稱」正是當代教養的致命盲點——人們關心孩子吃甚麼、何時就寢，卻對已經成為他們精神食糧的網絡世界一無所知或者視而不見。劇集提醒了家長必須跨越科技上的鴻溝，理解「數位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而非將智能設備簡單視為電子保母。

Eddie也代表了傳統教養面對的困境，他愛兒子卻不懂如何表達，重視家庭卻與孩子缺乏情感交流。這種「在場的缺席」隨著Jamie被捕而徹底崩解。劇集第三集的心理治療場景揭示了殘酷真相——Jamie的失控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孤獨和掙扎帶來的結果。但劇集也留下了希望的伏線，當Eddie最終崩潰地躺在兒子床上，象徵著權威父親形象的瓦解，他卻有著重生的可能，願意繼續以愛守護孩子。這呼應了Graham在訪談中的觀點：「養育孩子需要整個村子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3] 家長需要意識到，在數位時代，教養已不能僅依賴直覺與經驗，而必須建立全新的、與孩子溝通的能力，並建立支援系統，了解孩子在網絡中研究、討論甚麼，及他們面對著甚麼事情。

《混沌少年時》最珍貴之處，在於它拒絕將悲劇歸因於一個原因。每個環節失去一點的功能——父母的不察、學校的疏忽、群體的冷漠，以及演算法的推波助瀾——共同構成了一個吞噬少年的系統。而這面鏡子反映的不是單一事件，是整個Z世代，社會及家長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教育現實。與其急著尋找「誰該負責」，不如思考「我能改變甚麼」，這或許是劇集留給家長最寶貴的功課。

[1] Tamara Cohen, “Teenagers exposed to ‘horrific’ content online - and this survey reveals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Sky News, last modified March 19, 2025, https://news.sky.com/story/teenagers-exposed-to-horrific-content-online-and-this-survey-reveals-the-scale-of-the-problem-13331556.

香港社會過去的鄰舍關係比較緊密，有些街坊之間的關係親如一家人，鄰居可以彼此關心、互相幫忙。還記得年幼時被母親「藤條炆豬肉」，就會跑到鄰居家中「避難」，我和家人甚至有鄰居的門匙；但不知不覺鄰舍間的聯繫日漸疏遠，許多人甚至連鄰居的姓氏都不知道，更遑論日常的交流與互助。

隨著人口老化，許多獨居長者缺乏家人或社區的支援，一旦在家中發生意外，往往無人察覺，釀成悲劇。早前就有長者倒斃公屋內，被發現時已化為白骨，這揭示了當前社區人際關係的疏離、冷漠。這不僅是個別事件，更是社會人口結構變遷下，人情淡薄的縮影。

要扭轉這種局面，重建鄰舍關係至關重要。親友和鄰舍如能多加接觸，便可以重新點燃社區的溫暖，大家可先從個人層面做起，主動向鄰居問好、參與社區活動，或在節日時分享食物，這些簡單的舉動都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如果有年長的親友，應定期探訪或致電聯繫，確保他們的身心健康。而在社區層面，政府和非牟利組織可舉辦更多活動，如義工探訪、鄰里聚會或健康檢查，促進居民之間的互動。

鄰舍關係的疏遠並非不可逆轉，只要有人願意付出時間和心力，從點滴做起，社區的溫暖定能重現。守望相助，不僅是傳統美德，更是一種共同責任，若能以這類悲劇為鑑，重燃對親友和鄰居的關愛，那麼生活在繁忙城市裡的人便不會感到那麼孤單。

近年來，有不少教師涉嫌與學生有超越師生關係的交往或身體接觸個案出現，由2020年至2024年，案件已有129宗，另外也有一些老師涉嫌觸犯窺淫罪等不當行為的案件。關於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失當行為，似乎不禁讓人思考：師生戀有違道德嗎？為何這幾年來特別多相關案件？只要不傷害他人，是否便可以接受一段關係？也有一些師生戀能夠修成正果，不就代表師生戀是可能的嗎？

在《教師專業操守指引》中也有指出「師生戀」是不被允許的，而個人道德操守方面，其中兩項為「以身作則」、「廉潔公正」，即有良好品格修養、以正直無私、不偏不倚的態度執行職務，不因私利忽略其正職，能成為學生模範，不負社會和學校對教師專業的信任。在後現代的社會，肯定也會有人這樣問：「所謂良好的品格修養就不能談戀愛嗎？專業的同時也可以談戀愛啊！」

其實師生戀的發生，正正會被人聯想到老師利用其職位，不當地使用權力來追求學生。一般女性容易仰慕有能力的男性，對於老師的追求，作為學生未必懂得分辨是純粹的仰慕還是愛情；老師亦能透過其職務，創造更多見面和追求的機會，例如留堂或私人補習等等，也就是說，即使是學生主動追求，也有機會是老師利用權力所操縱的結果。

部份師生戀個案，也涉及教師與學生發生性關係，而不少中學生根本仍未成年。其實這也與性文化的滲透有關，師生身體界線的模糊，將愛情的浪漫遠遠凌駕於道德操守之上，只要故事夠「可歌可泣」，便能夠為所欲為，甚至歌頌那些罕有的「成功例子」。家長將子女送進教育場所，期望子女能夠得到保護和學習的機會，難道會有家長期望自己的子女戀上學校老師，甚至和老師發生性關係？這些事情正正辜負了家長、學校和社會對老師的信任。

參考資料：

〈教局：去年36教師涉師生戀或不當接觸  10宗個案被「釘牌」〉。星島網。2025年5月6日。網站：https://std.stheadline.com/education/article/2067440/。

一位名為Joseph Politano的經濟分析師及數據記者，在一段YouTube影片中，提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他甚至認為AI會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而不是令它減少。他借用過去的歷史來證明科技變革雖然淘汰了某些工作，但創造的新職位數量遠遠超過被取代的職位。事實真的如此嗎？不少網民回應Politano的言論，有的表示：「這太愚蠢了。現在我認識的人之中，因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數多得驚人。我在娛樂圈工作，我大概認識50多人，他們有文案撰稿人、有插畫師，有編輯，他們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即使是自由工作者，亦因人工智能而減少了一半的工作。」有從事字幕工作的合約員工指出，AI做了他工作容易的部份，他的工作量確實減少了，但難度卻增加了，工作機會減少，薪金亦有所縮減。[1] 這些反對之聲都很真實。每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都為人類帶來極大影響；然而是次工業革命4.0，與之前出現的工業革命，性質上迥然不同。

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展開，它為英國及歐洲等國家帶來豐碩的利潤。[2] 蒸氣機等發明開啟了工廠生產模式，史無前例地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產量增多，價格亦下降，但它有利亦有弊，壞處是人們為了營運工廠，投入了水、樹木、土壤、岩石和礦物等，令寶貴的自然資源減少及流失。大自然也開始受到污染，1750年以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其濃度維持於百萬分之275至290體積比（ppmv），到了2017年已攀升逾400ppmv。[3]

大自然受到挑戰，人類亦不能倖免，蒸汽紡織機取代了紡織員工，不少人為了生活便轉而學習操作機器，並且投身於刻板的流水作業式工作，遵守著嚴厲工作規條。這次革命，人們失去了較為自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但仍面對不少工作機會，因為大量工廠的設立，創造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例如需要工人去掘取煤礦以維持電力，而紡織原材料的增加，令印染工人的需求亦增加。工作機會多了，但人們的健康卻未得到保障。當時的工廠沒有安全措施和指引，工作環境極不安全，而工人聚居的地方，環境也是極其惡劣，斑疹傷寒、霍亂、天花及結核病等傳染病都威脅著工人的健康。[4]

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870年，這段時期科技大放異彩，很多行業在科技上都有突破性發現，新發明的出現加速了發展，特別是在能源、材料、化工及醫藥等範疇。除了產量更上一層樓，微型發明的研究活動，也讓開發工作變得有效，更能迎合生產上的需要。[5] 以石油能源作為發電的方式促進了大規模生產、通訊技術和化學工程的發展，例如硫化技術改進了橡膠材料的品質，飛機及鐵路軌等建設也徹底改變了運輸業，亦促進了貿易和人口遷移。[6]

不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污染和令自然環境受到破壞，[7] 至於工作方面，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比，人們需要學習更高水平的技能，例如，汽車出現之後，馬車「司機」便要從駕馭馬匹轉而學習操作機器，而當時學不會的「司機」，還可以在求職市場上找到不同的崗位，因為消費主義抬頭，不少商人渴望打造自己的王國，令擴建工廠變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另外，大型購物中心亦相繼出現，這意味著鋼鐵業、家電業、零售業等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和員工，中產人士因而提升了經濟地位。[8] 但關於技術人員，以美國為例，在1940年開始出現中層技術人員數目不足的「空心化」情況。另外，由於年青人寧願進入企業工作，那些由傳統工匠師傅把技能傳承給徒弟的行業，在社會上漸漸式微。[9] 而大企業對財富及資源的掌握，也令貧富懸殊的狀況在社會日漸形成。[10]

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工人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及財富，第三次工業革命令勞動市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20世紀下半葉開創了資訊、數位化、半導體、大型電腦、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天下。[11] 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相比，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節省了更多勞動力，更多低技術工人因而失去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僱主活動局負責人Deborah France-Massin表示，柬埔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低薪工人，需要重新為自己定位，僅有工資低廉的優勢已經不足以令他們在勞動市場佔優勢。[12]

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之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創辦人Klaus Schwab創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詞，並在2016年出版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涵蓋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無人駕駛交通工具、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科技、材料科學、能源儲存及量子計算等諸多領域。[13] 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後又被稱為工業革命4.0，根據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出版的《淡馬錫年度報告2023》，在是次工業革命中，更多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機器、裝置等取代，而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更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受到威脅，社會的不平等將會加劇。[14]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若不想失業，惟有接受技能再培訓來提升自己的能力，問題是在工業4.0時代，有多少面臨失業的人士，有能力掌握新技術？即使他們學會了，誰又可以保證他們的崗位不會再被取代？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同」。[15]

工業革命4.0涉及多個範疇，而在當中相信AI及其相關的深度學習，最讓人類深感不安。有YouTuber表示，其他工業革命「都是用來增加產量的，它是對生產方式的革命，而AI人工智能迄今為止，我的感覺它都是來毀掉你的工作的，是用來替代人的，它是對人的革命，這才是本質性的不同。」[16] 這位YouTuber的說法或許有些誇張，卻不無道理，雖然AI的興起創造了不少職位，市場也用相當高的薪酬聘請AI工程師，但其發展及影響之快，是超乎人想像的。例如以前的「司機」無馬可馭，只要學會駕駛汽車，便能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現在呢？無人駕駛的智能車如「蘿蔔快跑」，在內地已開始上路載客，那麼人類司機何去何從？一開始，司機可以轉型為駕駛AI訓練專員，在測試期間坐在主駕駛座監控自動車的運作。[17] 之後，他們便得退到後台成為安全員，透過螢幕監察車輛在路面的情況，待車輛出現狀況才幫它排難，但這時，一個安全員可以負責好幾台車，變相減少了所需的人手。[18] 將來不單司機、低技術的工人受到威脅，工匠手藝失傳，上文已提到，平面設計師、文案撰稿人、插畫師，編輯等都有機會加入失業大軍，失業之後，他們能加入AI行業嗎？即使他們接受培訓，轉型到AI行業，AI行業又能給他們多少發展空間？高技術一時學不來，低技術的競爭激烈，而隨著AI的自學能力愈來愈強，日後可能連低技術的工作都會漸漸式微，只需要精英中的精英參與運作。諷刺的是，在美國，科技產業出現的失業率，由2024年12月的3.9%，升至2025年1月的5.7%。[19]

身為人類不應該自限，面對新技術出現，不應該認定自己一定無法跟上並停止學習，但各地政府亦不宜太樂觀，認為所有人都有AI的觸覺，可以輕鬆轉型，對於一些天生只善於文字處理而對相關科技工作不甚了解的人，不能隨便責怪他們不思進取，縱然他們居安思危，想辦法吃「肉糜」，努力轉型，但就算多努力，現實中他們有多少人會被AI搶走工作機會？話說深圳福田區政府已「聘請」了70位「AI數智員工」，因著DeepSeek的技術，它們能從事應急管理、公文處理、招商引資等政務工作。[20]

世界大國誓必發展AI，但發展的同時，實在需要考慮科技對大自然及人類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提前構思保護地球及保障人類的措施。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今年日本會大地震嗎？
對於地震，你認識多少？地震原來有好多種？
甚麼是地震震級？烈度又怎樣計算？
香港是處於地震帶嗎？要怎樣防備才好？

對於一些視日本為「鄉下」，作為外遊時必然選擇的香港人來說，今年7月還會去日本玩嗎？這實在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除了早前在網上流傳7月日本會發生海嘯的「漫畫預言」外，[1] 日本政府也作出了警告：未來30年內南海海槽發生「巨大地震」的機率上調至超過80%，關東至九州一帶的太平洋沿岸有可能面臨超過10米的大海嘯，或會造成高達數十萬人傷亡，和高達1.81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份本來作為長遠警告的報告書，在香港的媒體中，卻變成了「今年會有超過80%會發生地震」的解讀，使不少港人都不敢於暑假期間到日本旅行了。

在這些陰霾之下，3月28日，位於歐亞與印度板塊活躍邊界的緬甸發生7.6級大地震，除了震央古城曼德勒受到嚴重破壞外，連距離超過1,000公里外的泰國首都曼谷也被波及，造成大廈倒塌的傷亡事件。[2] 大家不禁要問：香港雖說並非處於地震帶，但萬一日本或鄰近地方發生大地震時，也會波及香港嗎？

地殼移動與太平洋火環

按現代地質學的理解，地球地殼可分為七大板塊，[3] 而圍繞著太平洋板塊的邊界被稱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也就是大家時常聽到的「太平洋火環」（Pacific Ring of Fire）了。這個火環呈馬蹄形，長度達40,000公里，火環正是不同板塊的交界，導致地質環境相當複雜和不穩定，其上一共有452座火山，還有一連串的海溝、火山弧、火山帶，是劇烈的板塊移動地帶。有統計指，地球上有約90%的地震都是發生在這個火環之中。[4] 由日本的火山活動與地震，到史上最強烈，造成20多萬人罹難的2004年印尼大地震，甚至在美國西岸的三藩市，也曾被這個火環的地殼運動所波及。

地震與海嘯，震級與烈度

而要描述一個地震的規模和破壞能力， 通常會以「黎克特制地震震級」來表示由震源釋放出來的能量。[5] 值得留意的是，地震震級每增加一級，表示能量增加約32 倍，相隔兩級的震級，能量則已相差達1,000 倍。所以大家不要看輕那些地震級數的「小數點」，因為就算只差「零點一級」，其實都已經達倍數的分別了。

至於地震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則以「地震烈度表」來表示。烈度的評測是由震動對個人、家具、房屋、地質結構等所產生的影響來斷定，亦可透過地震區域的地震加速儀數據來估算。香港以至許多地方都採用「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來表示地震烈度。 一般來說，距離震中愈近，受地震的影響便愈大，烈度亦會愈高。[6]

而除了上述的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日本和台灣則採用了不同的地震烈度分級制，將烈度分為 8 級，其中5級（強震）及6級（烈震）因級距區間較寬，不利區分災情差別，所以就將5級、6級再分別細分為「5弱」、「5強」、「6弱」與「6強」。大家不要因一個「弱」字，而誤以為地震破壞力比較弱啊，因為即使是「5弱」烈度的地震，也會令大部份人感受到恐懼，並想抓住穩固的物體。[7]

海嘯則是因海底以下或近海底的地震所引發。當海嘯波移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會減慢，波高陡增，可形成十數米或更高的水牆，也可能造成比地震本身更大的破壞。有記錄以來，最具破壞力的海嘯發生在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底發生9 級地震，引發災難性海嘯，海嘯波及印度洋沿岸的所有地區，導致20多萬人死亡，逾百萬人流離失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財產損失。[8]

不過，相對由地震和海嘯帶來的自然災害，其實引發更大傷亡的，往住是由人類自己造成的「二次災害」：由設計不周的福島核電廠引發核災事故，到原本不是緬甸地震震中地區的曼谷，卻有大樓在地震期間倒塌並導致47人死亡，當中的設計失誤和偷工減料，被認定是導致意外發生的主因，而這些情況，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9]

那麼，香港人何時才可以去日本？要找個「師父」預測一下嗎？

日本當局一向十分重視地震調查，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在2013年發佈了「南海海槽」的地震活動長期評估報告。根據歷史記錄，自684年的白鳳地震（又稱天武地震）以來約1,400年間，南海海槽每隔100至200年便會發生8級或以上的巨大地震，而當中最大的地震是發生在1707年的8.6級寶永地震。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的長期評估，推算出大地震重現週期約為88.2年。以此推算，對上一次8級或以上的地震是發生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與現在相距79年。所以最新評估，就得出了「南海海槽在未來30年內發生8至9級地震的概率，為75%至82%」的結論。[10]

要理解的是，日本發出的地震預測報告，不是針對今年，而是「未來30年」的機會率。如果因這個「75至82%的警告」而在今年決定不去日本旅行的話，那麼，在未來30年其實也是不能去的，但這可能嗎？

況且，與風暴預測不同，以現今的科技，仍然未能對地震的發生時間、震中位置及烈度等，作出具體預測。當地震發生時，不同類型的地震波會在地球表面和內部傳播，由於它們的傳播速度不同，到達地表的時間也會有異，監測儀器可偵測到先到的縱波（或稱P waves），並在隨後出現的橫波（S waves，通常都有較大破壞力）來臨前的十數秒，發出緊急避震警告。別小看這十數秒的時間，這可是「生死之間」的分別——自小已接受防災訓練的日本市民，知道首要是保護頭部，走往桌下等安全地方避災，也在事前準備好緊急食糧和工具——這可是訓練有素的成果。

香港人，也要擔心地震嗎？

香港人應該為到地震而擔心嗎？是，也不是。

先說不是：香港距離環太平洋地震帶超過600公里，故香港發生大地震的機會較低。理論上，香港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地震帶內，這地震帶大致可分為會昌、河源、廣州、靈山的內帶和泉州、汕頭、陽江的外帶。這地帶有可能發生有感地震，但其破壞力則會較小。

相對而言，香港較多是面對風災的風險。在預防災害方面，香港的建築物因有完善的抗風災結構，對大風吹動引致的搖動有很好的防護設計，這間接地對地震震動也有正面的保護作用。不過，更好的建築物規格，也需要人嚴守執行才有用，如像泰國曼谷在地震中倒塌的大樓那樣偷工減料，那就真是「神仙」都難救了。與其心驚地震，不如提防小人和人禍更為實際。

至於「是」，則是因為香港人喜歡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這些地區都是位於「太平洋火環」內，遊客從來都要面對地震和海嘯風險。在前往地震高風險地區時，可預先登記香港和當地政府的外遊提示服務，也可選購一些避災用品，甚至到當地的避震教育中心見識一下，知多一些，風險自然小一些。

在舊約聖經的第一卷書，記載了上帝展開的一項工程。創世記一章記載上帝創造萬物，而二章當天地萬物祂都造齊了，到了第7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經完畢，祂就安息了，祂亦賜福給這天為聖日。到了出埃及記二十三章12節，上帝又說：「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可以歇息，並使你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暢。」可以見到上帝看重人的休息。在人未犯罪之前，人的工作就是負責看守伊甸園，經文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從經文可見，工作是上帝給人們的祝福。不過，後來工作就變成了人們的勞動及重擔。

到了19世紀，美國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工人每天的工作長達12至16小時，還有童工的存在。於是美國的勞工團體在1884年美國發起「三八制」運動（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睡眠），並於1886年5月1日發起全國罷工，全美工人要求8小時的工作制度。1889年世界工人運動組織在巴黎舉行第二次國際大會，決議將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現時世界上大概有80多個國家將5月1日定為勞動節。

剛離世的教宗方濟各在任內第二道通諭《願祢受讚頌》[1] 中提到每一個受造物都有其價值。第18段提到，由於「人類和地球的改變不斷加快。另一方面，人現今生活及工作的節奏愈見急速，可稱為『迅速化』……急速和不斷的改變未必導向大眾的福祉或人類永續的整體發展。改變是值得人渴望的，但是當它損害世界和大部份人的生活質素時，便成為焦慮的源頭。」

勞動節不僅是世界上的節日，於基督徒而言，更是實踐信仰的重要一環，要我們回到創造的祝福中，要我們生活得更有質素。耶穌是工匠，但祂在辛勞的工作中也與上帝有美好的關係。祝大家勞動節快樂！

韓星金秀賢事件由3月已故韓星金賽綸家屬對他提出指控開始，至今風波仍未平息，最新進展是金秀賢於3月31日在律師陪同下召開記者會，主要拿出一些科學鑑定資料，反擊金賽綸家屬的指控，他又解釋到為何最初不肯承認曾與金賽綸相戀一年，後來又改口，以及聲稱經理人公司Gold Medalist沒有向金賽綸追債7億韓元的欠款等等，而事件最大爭議點，是金秀賢與金賽綸的戀情是否在金賽綸未成年時期發生。但不少人批評該記者會是最差勁的公關，甚至拿來與當年陳冠希就裸照外洩召開的記者會作比較，稱兩位當事人的回應高下立見。

不過，作為第三者旁觀這次事件的發生，確實難以有太多的判斷，而網民反應更是兩極：一方面有人支持金秀賢，稱男歡女愛實屬正常不過的事，而對於網絡流傳的影片，更有人認為只是男女朋友之間會的親密接觸；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金秀賢利用權力在女方未成年的時候進行誘拐（grooming），實在是不道德的行為。

先不論陳冠希當年行為是否正確，為何有人指他在記者會上的表現較讓人受落？或許是他直面承認了過犯，對受影響的人道歉，然後宣佈從此退出演藝圈，而後來追擊他的人似乎也逐漸減少了。而對比起金秀賢的記者會，有人認為他不但不時看稿子，而且為曾經不承認戀情作了非常多的解釋，顯得他不覺得自己有錯。最初金秀賢不承認，到證據不斷被翻出才選擇承認戀情，對於他人來說，他的說服力已經大幅減少。其實最好的公關，從來都是說真話，然後好好道歉，待他人揭發後才承認，再說甚麼都只會令人覺得是狡辯。即使事件仍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內情，沒做過的事當然要堅定否認，但若然後來被揭發是真的做過，要負上的代價往往比起最初大方承認大得多。

警務處於去年2月至11月訪問了約2000名12至16歲的中學生，共獲得1950份有效答案。調查數據顯示超過60%的受訪學童曾遭遇網絡性誘騙，有8.7%受訪學生曾收到成年人向其發出有關性的照片或影片，3.3%曾發送自己涉及性內容的照片或影片；3.7%曾在與網友見面時發生了性接觸。警方呼籲家長及教育工作者攜手合作，培養孩子勇於拒絕危險，為下一代締造安全成長環境。

每個人都渴望被關愛和重視，但真正的關懷不應伴隨著傷害與計算。在網絡時代，「即時關注」雖然能暫時緩解孤獨感，但那些急於索取私密照片、財物的行為，又或者邀約見面的「善意」，往往暗藏危機。我們極需建立年輕一代的批判性思維，教導他們識別「過度熱情」背後的危險信號，比如引導孩子思考：「如果對方真的在乎你，為何要急於突破正常交往的界限？」、「對方取得你的私密照片後，他會說甚麼？」

家長和學校必須給予明確指導：無論線上還是線下，當有人提出涉及身體、個人隱私或金錢的要求時，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堅決拒絕。同時，要讓孩子清楚地知道「遇到困難時可以信任誰」，為他們列出包括家長、老師和社工在內的可信賴求助對象，讓他們明白尋求幫助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保護自己的勇敢行為。

更重要的是，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感受到父母和師長的真誠接納，彼此建立起穩固的情感聯結時，就不容易因為情感空虛而輕信網絡上的甜言蜜語。這種安全感能讓孩子在遇到困惑時主動尋求幫助，而不是獨自陷入危險境地。現代社會的教育應該讓孩子深刻理解到，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陌生網友的讚美，而在於真實人際關係中的互相珍惜。

參考資料：

〈六成學童曾遭遇網上性誘識 3.7%見面時有性接觸 警方︰不容忽視〉。《am730》。2025年3月26日。

去年出版的《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The Anxious Generation：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引起了多國家長們的關注，因為當中的內容與他們的孩子有密切關係，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中成長的Z世代。不少家長都以為要保護孩子，最好就不要讓他們到戶外地方，因為這樣他們便有機會遇上壞人，也可能會在外受傷，所以，讓孩子、青少年在家中上網就是比較安全了。但本書作者Jonathan Haidt卻正正指出，沒界限地讓他們在網上瀏覽任何內容，接觸不同的價值觀，讓他們在社交媒體中營運著自己的賬戶，獨自面對著網民的評頭品足及承受著壓力與欺凌，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裡，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

Haidt指出，家長在實體世界對孩子的過份保護造成了孩子成長的第一類「體驗阻斷器」，所有都安全至上的措施會阻礙了他們自由地透過玩耍來學習及成長，令他們錯失了社交機會，無法學習克服焦慮、管控風險等，這會令孩子停留在脆弱階段。而另一類「體驗阻斷器」就是智能手機，作者認為手機一旦進入兒童的生活，就會令他們排擠或減少所有其他非手機形態的活動，而這些經歷是青少年處於成長期的大腦最需要的活動。因為兒童花了大量時間在線（online），令他們無法達成許多的里程碑，大腦接收的東西，是來自沒有年齡分級或限制的無差別資訊洪流，而它們每日都在刺激大腦。這亦是其中一個原因，作者稱網絡及手機正在rewiring，即重塑著孩子的大腦，影響著Z世代及之後的青少年腦部，令患上了焦慮等情緒問題的青少年數量急速上升。

這是一本每位家長，甚至有上網的朋友都值得看及深入了解的好書。是時候為孩子及自己打一支「預防針」，在留連在社交媒體之前，先了解它會帶來甚麼深遠的影響。或許，這也是關注青少年的團體及家長一起攜手行動的時候，把孩子帶離網海，於實體世界中開心地與人交流，讓他們更健康地成長。

本書還有一個網站，提供了有關的研究資料及有用資訊：

“Free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ttps://www.anxiousgeneration.com/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最新結合ChatGPT技術的智能人形伴侶機械人引發關注，該款矽膠娃娃不僅可提供八種性格選項與長期記憶對話功能，能與使用者持續互動，推出人形伴侶機械人的公司聲稱，它們可以提供情緒上支持。該款產品以1,500至2,000美元的價格在海外銷售，預計4月將走進內地市場。有市場研究機構預測，全球情趣機械人市場規模今年將突破300億美元，其中AI情感互動類型的產品佔超過40%的市場份額。購買該款矽膠娃娃用戶，必須額外多付每年100美元的訂閱費，才可解鎖完整AI互動功能，若停止付費，對話服務便會中斷。智能伴侶機械人成為受市場歡迎的產品，可以想像得到，科技正在重塑親密關係的定義，也引發更多科技倫理的討論。

現今社會瀰漫著矛盾的情感焦慮——人們既渴望被無條件接納，卻不願承受關係中的磨合風險，也害怕付出愛。這種「單向索取」的愛情幻想，正是AI矽膠娃娃熱銷的基礎。使用者明知眼前只是演算法編織出來的溫柔假象，仍選擇將情感投射在無生命的物體上，這反映出人性深處的孤獨與對愛的渴求。然而，這種完全可以掌控的「完美關係」自然是會帶來危險，使用者在心理上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的惡性循環。當人類習慣從程式化回應中獲取即時滿足時，現實中需要耐心經營的人際關係反而顯得更具挑戰性，甚至可能導致失去與人相處的能耐。

真正的親密關係本質上包含彼此的接納與欣賞，需要雙方在碰撞中互相遷就。與其用科技填補情感空窗，不如學習在「暫時不被滿足」的狀態共處。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延遲滿足」的智慧，在單身時深化友誼、發展個人興趣、提升溝通能力，這些體驗都將成為未來經營真實關係的養份。愛情最珍貴之處在於透過彼此相愛，讓人遇見更好的自己。因此，面對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誘惑，我們更應珍惜現實中的人際互動，並在等待中成長，迎接真正的情感連結。

參考資料：

〈內地廠推AI矽膠娃娃大受海外歡迎 額外付費可談心〉。東網。2025年2月23日。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遇見完形的我：用覺察、選擇、責任與自己和好，解鎖人生難題》
作者：曹中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究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這是一本有關心理治療的書，更具體說，這是一本有關完形諮商學派治療的書。

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大都是想療傷，想改變。「完形諮商學派相信，只有透過『親身體驗』的經驗」，才能納入個人的內在系統，引發真正的改變。此學派需要諮商師以高度創意，設計出讓當事人體驗的實驗活動，幫助他們區分「內、外界覺察」，打開看、聽、嗅、嚐、觸這五感，聆聽身體的聲音與面對情緒起落。完形學派認為，惟有人清楚地覺察到自我內在需求及情緒，並了解外在人和物的各樣面貌，才能運用意志自由地作出比較適當的選擇或決定，最後才比較容易及歡喜快樂地承擔選擇後的責任。

覺察、選擇及責任是完形治療學派中的核心精神。覺察是非常重要，它影響著選擇，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如何做到清明覺察，不在於「加上」甚麼，在於「移除」甚麼。人們要移除：一、以頭腦思考為主的「中界覺察」；二、個人主觀經驗造成固有的認知系統；三、形（想處理的心理議題和困境）與景（相關情緒）並不能流暢轉換的狀況；四、逃避覺察的種種形式。

當然，這不是說完全不用思考，只是先要弄清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然後先和自己和好，才能走好下一步。很多時人們沒有勇氣作決定，或作出錯誤決定，都與自己特質或遭遇有關。完形諮商學派認為一個人與自己和好後，學習包容及喜歡自己原先討厭的特質，又或明白突然冒出來的情緒從何而來，才能改變自己，誠如完形治療師A. R. Beisser所言：「改變往往發生在個體想要成為他自己的時候，而不是他想要成為另一個人的時候。」

當然，接納自己亦不代表放飛「真我」。身為完形治療師的作者用「我王國」來比喻一個人有不同特質，一個人可以視自己有一個王國，自己是這國的國王，不同的特質就如不同的臣子，有不同的職務，如要打仗，便要派出「國防部部長」， 與其他國家結盟，便要派出「文化或外交部長」，國王要明白，每一位大臣都很重要，都有正負兩面，國王要了解及好好地善用他們，同時亦要平衡不同大臣的勢力，察看自己有沒有過度助大某一方，有的話，便要進行約束，以免國家的整體利益受損。作者分享到她過去曾助長「努力認真」的勢力，這為她帶來成就，卻摧毀了她的健康及影響其人際關係。作者最終發現要約束「努力認真」這美好的特質，她也要尋找被忽視、壓抑過久的臣子，否則，便難以成為一個成熟及整全的人。

那些真心想要改變的人，讀畢此書可能會生出動力，想要找時間安靜下來，邀請王國的臣子來一場對話，建立更強大的「王國」。

早前有報道指，有非本地學生花費不少金錢買假學歷來港報讀大學，以不誠實方式取得香港專上學府的碩士課程的教育機會，去年就有部份大學揭發有學生持假學歷入讀的事件。另外，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數據亦指出，2023/24年度在學歷評估過程中，揭發32宗申請人持假學歷的個案，當中有五宗涉及申請教席，涉事申請人想註冊成為香港教師。

在教育界中，造假的事件一直存在，由找人做功課、寫論文，再到提交假成績單、假學位、假信件證明等，都曾經出現，而由於科技的進步，要接觸、得到造假的資料也愈來愈容易，上網就能找到AI、論文代寫服務，甚至有中介公司代勞。有人可能會深究要花費多少金錢才可以買到假學歷證明，但這類涉及造假的事件，關乎個人的品德和操守，在教育界是極之嚴重的問題。

教育不單是要求學生在學業上有進步，而且還要求學生在品格上要誠實，老師也就是學生的楷模（role model）。教育局在2022年發出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指出了八項教師應有的專業及個人道德與操守：專業信念、恪守法治、以身作則、廉潔公正、盡忠職守、關愛學生、尊重私隱及維護專業。如以不誠實手段騙得教席成為「失德教師」，「為人師表」會變成「誤人子弟」，不知將有多少學生受害。所以還希望教育局及辦學團體嚴正對待事件及多加防範。

任何世代中，總有人想用以假亂真，不想付出努力但想獲取成就和利益，而現時科技無論在實體生活或虛擬世界都在「滋養」人們成就這種「便利」心態。除了盡力求真，仔細辨別真偽；其實從另一角度去看，只有真正付出努力後得到的經驗及智慧才能滿足人心，這是偽裝者們不能感受到的。

參考資料：

李穎霖。〈假學歷調查｜香港中介大本營曝光　稱買通國際考場　200萬入港大〉。《香港01》。2024年10月15日。

〈假學歷申教席註冊 評審局截5宗 業者驚訝造假蔓延教界 大型辦團：囑校長更嚴把關〉。明報新聞網。2025年2月17日。

〈評審局上年度截32人持假學歷　當中5宗涉申教席註冊〉。東網。2025年2月17日。

《情難捨》一書揭示了現今世人渴望愛情卻又怕受傷的心態，當中的內容涵蓋了愛情的不同面向，幫助讀者理解愛情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包括愛的定義、相依理論等。作者霍玉蓮透過介紹九柱圖性格類型，讓讀者思考個性差異對戀愛與擇偶的影響。本書對於婚姻、同居與擇偶有深入分析，作者在書中提到：「凡是貴重的東西，代價必然很大；沒有代價就沒有愛。當戀愛中，人仍然在選擇階段的時候，要深切地反問自己：願否承擔眼前這個人四五十年？」她強調在建立長期關係時所需承擔的責任與代價，鼓勵追求成熟與讓人成長的愛。

此外，書中不避諱談論分手的痛苦與情感失落，並提供有效的處理方法，幫助讀者在面對情感挑戰時找到出口。對於失戀者的情感康復過程，也提供實用的建議與指引，作者鼓勵每位讀者整理情感歷史，重建意義，向前踏步。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費觀念的變化，年輕人在談戀愛時如何合理管理財務及開支，已成為一個重要課題。本文邀請了資深財富管理規劃師、認證家族傳承規劃師周鴻斌先生，分享在戀愛中明智消費和理財的心得。

拍拖理財智慧，貴乎用心和坦誠

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金錢不僅象徵擁有購買力，更代表自己有選擇權。在戀愛初期，費用的分擔方法常常成為話題。周鴻斌認為，金錢確實是製造浪漫的一個元素，但如果只用金錢來購買物質，這份浪漫可能是短暫的。真正的浪漫來自於用心的付出，比如在特別的日子準備一個蛋糕，或是一起重遊對大家有特殊意義的地方，這樣的約會才能讓彼此的心更靠近。無論是採用「AA制」（平均分擔費用），還是共同決策攤分開支的模式，重點在於雙方坦誠地分享財務狀況和消費習慣。當意見不合時，應該避免其中一方強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想法，而是應該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這樣才能讓戀情平穩發展。

不健康的理財觀念

在職青年中，常見的不健康理財觀念，包括過度消費、使用金錢長期缺乏規劃，以及輕視賺取金錢的努力。周鴻斌觀察到，許多年輕人被社交媒體影響，容易受到即時滿足的誘惑，比如玩電子遊戲時課金、網購，或入住酒店打卡，然後在社交平台上分享高消費活動，這樣的行為可能導致過度消費，甚至入不敷支。

現今的父母通常都會妥善照顧年輕人的衣食住行，讓他們不必憂柴憂米，擔心生活開支，再加上電子貨幣的便利，如日常用的八達通、信用卡等，讓年輕人在不知不覺中就消費了。這種生活模式，較易令年輕人的理財觀念變得短視，更有可能在未來造成經濟困境，年輕人一旦面對突發事件，例如失業或要應付緊急醫療開支，便會感到不知所措。周鴻斌指出，如果將這類不健康的理財習慣帶進戀愛甚至婚姻裡，建立家庭後的開支只會愈來愈多，帶來更大的經濟壓力。因此，年輕人應該踏實地檢視自己的消費模式，並建立「先儲蓄後消費」的理財習慣，這樣才能令未來的生活保持穩定。

信用破產影響深遠

有些人過於重視生活享受，甚至寧願借貸度日，還款時也只是償還信用卡的最低還款額，為了延長還款期而支付利息。這種理財方式，可能會導致個人信用破產。周鴻斌特別提到，信用破產會對個人和戀愛關係帶來深遠的影響。當一方因無法償還債務而申請破產，不僅會重創其個人信用，連未來的財務活動也會受到限制。個人的信貸報告會分為正面資料、負面資料和破產記錄等，信用卡逾期還款的記錄會在欠款全數繳還後保留五年，而破產記錄在破產令頒佈後會在環聯信貸資料庫保留八年。對情侶而言，信用破產意味著未來共同購房或支付其他大額開支時，銀行可能會拒絕貸款，這將影響他們的人生規劃。

這些理財不善的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出現，若情侶間有人因金錢問題而感到焦慮，甚至有賭癮或購物成癮，應盡快尋求協助，改變不健康的消費習慣和制定可行的還款方案，以免囤積更多的債務。事實上建立良好的理財觀念和習慣，不僅能幫助個人管理財務，也能為進入婚姻、建立家庭做好準備。

財務規劃可穩定家庭關係

周鴻斌因工作的緣故接觸過許多不同年齡層的客戶，透過他們的生命故事，他看到穩健的財富對不同人生階段及家庭的重要。他有不少已婚客戶會為年幼的子女制定教育基金，確保孩子未來有較佳的經濟條件去發展，背後原因是出於父母對子女的愛。對於一些年齡較為成熟的客戶，他們已經儲蓄了一筆財富，希望在沒有工作收入的情況下，依然可以獲得一些被動收入，與另一半共度快樂的退休生活。另外，一些高資產淨值的家族則會透過「家族辦公室」來成立家族信託基金，由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受託人來執行既定的財務指示，避免夫婦或兄弟姊妹因爭奪巨額財富而起衝突，也讓下一代繼承上一代人留給他們的財富和祝福。

有計劃地理財除了可讓生活得到保障，更可將財富延續給下一代，相反如果理財不善，即使擁有再多的財富，也可能在一夕之間失去，更會導致家庭成員之間的對立。對於一般家庭而言，若父母無法應付日常開支，家庭成員之間難免會互相指責，這背後的原因通常與過去累積的財務壓力有關，或因家中經濟支柱失去工作，家庭便會一下子失去收入來源。因財務問題令家庭成員持續引發衝突，往往會令愛情和親情都磨光。

結語

無論在單身、拍拖、結婚、退休等不同人生階段，金錢的角色都不能被忽視。當兩個相愛的人結婚後，二人便會成為一體，他們會為所組織的家庭進行財務規劃，以為伴侶和孩子提供生活所需。祝願所有情侶能就著消費和儲蓄預算充份地溝通，一起為未來建立堅實的基礎，讓甜蜜的愛情更加穩固！

根據新聞報道，早前有31人因以女性身份涉嫌詐騙海外男性而被警方拘捕，警方在調查時發現，騙徒在筆記本上定下不同目標，包括買名錶汽車，希望每日找到一名能騙取10,000美元（約80,000港元）以上的受害人。事件反映了有些人因為渴望快速致富而選擇參與違法行為，足見金錢有巨大的誘惑力。

當一個人目標明確，卻是以不正當手段來實踐時，這不僅是對法律的挑戰，更是對自我價值觀的背叛，最終只會將人推向更深的敗壞境地。

縱然涉嫌詐騙者或許享受過金錢所帶來的快樂，其實這些快樂都隱藏著代價。人一旦失去對自我的約束、任憑己意而行，看輕理智、良心和信用等，可能會作出錯誤的決定。若有人因犯罪行為被判刑入獄，失去自由，必定會感到悔恨不已。此外，曾經犯罪的記錄隨時都有可能被人發現，這種恐懼感會讓人終日惶恐不安，無法安然度日。

賺取金錢必須以正當的方式進行，這樣才能讓人感到舒暢。在某件事情上的付出與得益如出現不合理的比例，必須特別謹慎。通過工作和努力獲得的收入，不僅能帶來物質上的滿足，更能帶來心靈上的平靜。只有在正途上行走，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美好，切勿因短視而造成長期的損失。

參考資料：

〈AI電騙黨31人落網 揭青年目標日呃8萬〉。星島網。2025年1月6日。網站：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651080/%E6%97%A5%E5%A0%B1-%E6%...。

手術都是必須的嗎？當然這裡提到的並不是美容手術，而是以醫療為主的手術。大家或者想到，既然是醫療手術，那應該是「救命」的吧，又怎會有不必要的手術？事實上，世界上真的存在不必要的手術，否則，美國的醫學史上便不會出現「不必要手術」（unnecessary surgery）這詞匯？所謂的不必要手術，是指對比傳統的保守療法，如透過藥物、物理治療、改變飲食方式等，那些對病人來說不必要、不確定，不是最有利的外科介入醫療方式。[1]

1950年代，美國外科醫學院（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ACS）主任Paul Hawley首次提出不必要手術已經構成威脅，他指出「如果公眾知道有多少不必要的手術已被執行，他們會感到震驚。」很明顯，Hawley的言論沒有得到正視，20多年後，美國醫學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呼籲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針對不必要的手術進行調查。學會稱，美國有240萬宗不必要的手術，涉及款項高達39億美元，並且有11,900名病人死於這些不必要的手術中。[2] 美國醫學會的呼籲，同樣未有得到重視，來到2023年仍有報道指，有脊椎和骨科手術在不明確或不適合的病人身上執行，甚至成為非常普遍的問題，特別是腰椎手術，有超過50%被認為是不必要的。[3] 病人或許難窺全貌，大部份醫生卻能告訴你，至少有15%至30%的醫療服務是多餘的。[4]

70多年來，不必要手術活躍至今，醫生們動不動便動刀，究其原因，與醫生所受的訓練相關，他們並未受過如何與病人討論所有治療方案和尋求最佳決策的訓練，他們亦不知道有甚麼更好的方法，所以「他們一直這樣做」。此外，有的醫生也希望藉著執行手術而令自己名利雙收。[5] 後者在美國的醫生圈子並不是甚麼秘密，有一項調查發現，有超過70%的美國受訪醫生相信，其他醫生大有可能從不必要手術中獲得利益。[6] 也有許多骨科醫生擁有人工關節的部份經銷權，可以透過銷售總髖關節或膝關節植入物給醫院而從中獲利。[7]

根據媒體公司《今日美國》對美國政府國家醫療從業者數據庫公共使用檔案的分析，單從2005到2013年，已經有超過1,000名醫生支付了賠償，尋求與申訴人和解，以結束涉及不必要或不當程序的外科醫療事故。[8] 美國有為了利益而執行不必要手術的醫生，不過其實也有不少有良心的醫生，骨科醫生James Rickert發起了一個名為「道德說服」運動，勸說他的同僚停止為了解決財務壓力而進行不必要手術。[9] 〈從非牟利到非常牟利的醫療業〉一文已探討過美國醫療制度如何由服務有需要的病人到以利益考慮為優先，甚至將金錢置於患者的需要之上，這與美國醫院管理人員的數量顯著增加有關，醫生與醫院管理人員的比例，是1比10，而醫院早已建立了一套商業運作模式。有研究結果顯示，典型的美國醫院在照顧需要住院的病人時，例如治療心臟病發作或嚴重感染的患者，醫院難以獲得可觀的利潤，營運醫院的巨大經費必須依賴非緊急（選擇性）的手術，例如透過骨科和脊椎手術方面的利潤，難怪連《美國新聞》雜誌排名榜上的精英醫院，也會做大量不必要的手術。[10]

在美國，較為普遍的不必要手術包括：剖腹生產（C-sections）、脊椎融合（spinal fusion）、關節鏡半月板部份切除膝關節手術（arthroscopic partial meniscectomy knee surgery）、靜脈過濾器（vena cava filters for blood clots）、心臟血管成形術（cardiac angioplasty）、心臟起搏器（heart pacemakers）、子宮切除（hysterectomy）、脊椎體成型術（vertebroplasty for osteoporosis）等。這裡並非說這些手術都是絕對「不必要」，真正的病人當然有必要接受這些手術來維持生命或保持生活質素，但正如上文提到，對某些人來說，他們其實不需要接受這些手術，進行手術對他們來說根本不是最佳或最有效的醫療選擇。[11]

醫生沒有受過訓練如何與病人一同尋求最佳的醫治方案，又或在龐大的醫療利益驅使之下，醫生進行了不必要的手術或治療，結果對當事人不但無益，甚至造成了傷害，除了前述的不必要手術，其實對跨性別人士，特別是小孩子，進行荷爾蒙治療，甚至性別重置手術，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跨性別治療也是一門大生意，撇除龐大的性別重置手術費用，當有關人士一旦決定改變原生性別，便意味著終身離不開醫生及藥物。[12] 醫生當中有人為了利益而隨便開出荷爾蒙藥，而由於涉及跨性別議題，令有關治療變得更為複雜，因為這牽涉了所謂政治正確及意識形態的爭辯，有持份者認為「救助」跨性別者生命的唯一方式，便是給予他們「性別肯定治療」，[13] 若有人敢反對「性別肯定治療」，大概會迎來謾罵之聲，一些被洗腦的醫生，相信開出荷爾蒙藥是唯一正確的做法。

一面倒的說法支持「性別肯定治療」，但這對跨性別人士來說並不是最佳的醫治方式。試問一下，若有人被告知需要進行一個不可逆轉的治療或大手術，向其他醫生尋求專業意見，在考量不同醫生的意見後才作出決定，這做法不是更安全及可取嗎？但在美國，只要兒科醫生一碰到有孩子表示，想要轉換性別，醫生便會轉介他給性別認同診所，這些性別認同診所的治療師，不會質疑孩子的想法，甚至可能只簡單詢問幾條問題，經過一兩次會面，便會把孩子送回診所，當中的醫生這時便會給孩子開出荷爾蒙藥，整個過程可能只需要三天時間。[14] 診斷過程如此簡單，難怪有研究人員發現，從2019年至2023年，全美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接受了醫療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更改性別的手術，包括乳房切除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另有8,579人接受了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s）和荷爾蒙替代療法，共計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15]

即使沒有進行「手術」，單純使用藥物如青春期阻斷劑來轉換性別，孩子們還是需要付上沉重的代價，青春期阻斷劑可抑制雌激素和睪酮，這些荷爾蒙有助生殖系統發育，同時也會影響骨骼、大腦和身體其他器官，以骨骼來說，使用過青春期阻斷劑的孩子，比起正常老化的人群，有可能更早出現嚴重骨折的情況。[16] 另外，進一步使用cross-sex hormones（交叉性別荷爾蒙），原則上會導致孩子終身不育。很多接受了荷爾蒙治療的孩子，他們的精神狀況並沒有如性別認同診所所聲稱的變得更好，事實上沒有這一回事。[17]

或許，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很需要荷爾蒙藥，但變性可不是小事，只是一味「肯定」，沒有針對個人需要作出客觀的評估，草草讓孩子接受更改性別治療，結果讓不少青少年悔不當初。[18] Chloe Cole便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出生時為一位女生，12歲時未能適應青春期帶來的不適，她告訴父母她是男生，她其實只想表達她討厭青春期這種既陌生又辛苦的變化。她的父母帶她去給專業的醫生診斷，醫生立即要她使用青春期阻斷藥物，Cole認為自己成為了所謂性別肯定治療的受害者，倉促的診斷斷定她是跨性別者，並指她需要接受一連串藥物及手術治療，這些都讓她日後無法生育及乳養自己的孩子，她其後為此控告開出青春阻斷劑及荷爾蒙藥的醫生。[19] 專門研究跨性別青少年的心理學家Erica Anderson博士估計，將有更多年輕人會因為在他們的性別旅程中過早接受了手術，而為到醫療失誤提出訴訟。[20]

病人要信任醫生，但不能輕易信任草率及倉卒的判斷，在利益當前的醫藥業及醫療系統中，需要多學習多思想，謹慎選擇對病人生理或心理長遠來說都可以帶來好處的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