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上網行為、對策及家長的角色

隨著人工智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一種新的不對稱正在人類社會逐漸浮現，那就是科技階級分化（technological stratification），這是指科技不再是全民賦能的工具，反而把社會劃分成被動的消費者與主動的掌控者。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現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富有遠見的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所預見，他在其1895年出版的《時間機器》中，對我們今日的數位世界發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示。

《時間機器》是一部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主角被稱為「時間旅行者」，他前往遙遠的未來，發現人類已經被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族群：埃洛伊人（Eloi）住在地面，他們衣食無憂，過著表面幸福、輕鬆的生活；而摩洛克人（Morlocks）則居於地底，維持著讓埃洛伊人生活舒適的機器。但隨著劇情推進，主角揭露了可怕的真相：摩洛克人並不是無條件地服侍埃洛伊人，其實前者在飼養並獵食後者。這不僅不是烏托邦，而是對未來世界的悲觀描繪。

在威爾斯的時代，人工智慧尚未出現。這部在工業革命高峰期寫成的小說，其實是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階級分化的批判。埃洛伊人生活在地上，享受休閒與寫意的生活，代表維多利亞時代富裕的貴族。他們被描繪成充滿孩子氣、被動且智力發展遲緩的人。由於他們完全不需要奮鬥，結果退化成了脆弱的物種。摩洛克人生活在黑暗的地下隧道和機器中，代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工人階級，他們才是真正維持世界運轉的人。因為休閒階級長期壓迫勞動階層，結果後者要對前者報復，由受害者變成了掠食者。在維多利亞時代，埃洛伊人象徵擁有權力的特權階級，摩洛克人象徵受到操控的勞工階級。然而，在現代社會，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角色已經轉換過來，如今，智能衰退的是普羅大眾，掌控社會、運作機器的是擁有權力的精英階層。

現在將鏡頭推前到今日，威爾斯筆下的反烏托邦世界似乎早已不再是科幻情節。在許多方面，埃洛伊人就像現代那些被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系統包圍的群眾。然而，人們為這舒適的生活付上了高昂的代價，那就是智慧的衰退。根據《華爾街日報》評論員艾莉西亞．芬利 （Allysia Finley）的觀察，當人工智慧愈來愈聰明，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卻似乎變得愈來愈笨。很多年青人只是機械式地在人工智能或者搜索引擎中拿取快速的答案，自己無法提出嶄新見解或從多角度去分析問題。一些教授抱怨說，很多學生直接呈交大型語言模型生成的所謂「論文」，連一些很明顯的錯誤也懶得去修正。芬利指出，人的大腦如同肌肉，需要挑戰與刺激才能發展，尤其是在20幾歲的成長關鍵期。但當人工智能代替我們思考，就會出現一種稱為「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的現象，那就是將思考外判出去，大腦自然也就無法成長與強化。這如同埃洛伊人失去體能與智慧，我們為了方便和舒適而讓頭腦退化。

其實，這種科技導致頭腦懶惰的情況不單只發生在年輕學生身上，專業人士亦墮入這個陷阱。去年2月，一份生物學期刊出版了一篇研究論文，但有人發現插圖上的字完全沒有意思，其實這是人工智慧的作品，早期的人工智慧圖片生成工具仍然有很多漏洞，其中之一是無法串出正確的字，那幾位「出貓」的「學者」也懶得用Photoshop去修改和掩飾。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的一份期刊撤回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開頭是：「當然，這裡有一個適合你主題的引言。」這句話是典型人工智慧答案的開場白，作者竟然搬字過紙！今年7月，著名學術出版社Springer Nature撤回了一本已經出版的書籍，這本書是關於機械學習，但學術監察團體Retraction Watch發現這本書大部份的參考書目都是子烏虛有，很明顯都是用人工智慧生成的，但作者竟然懶得去查證和修改。

一方面，普遍人失去了基礎的技能和思辨能力，人們愈來愈似威爾斯小說裡面的伊洛伊人；但另一方面，有一群精英則通過建立高科技，為普遍人提供方便而舒適的生活，這包括了科技龍頭公司的領導人、科學家、工程師、程式設計師與研究人員，在某種意義下，他們好像威爾斯筆下的摩洛克人。他們了解系統的深層原理，也知道如何操作這些工具。他們握有巨大影響力：透過演算法和資訊傳播去引導人的思考，過濾知識內容來建立主旋律與規範，並以數據分析與監控技術觀察行為。在某些極端觀點中，這個精英階級不只是啟動社會，他們可以為了權力、利益而是操縱社會。在不知不覺下，他們的影響早已滲入我們每日使用的平台、推薦系統與數位基礎設施之中。好像摩洛克人一樣，這一切都是躲藏於黑暗地底，普遍人成為他們的獵物、韭菜，而這群精英則變成了掠食者。

然而，我們也不應將這情況過於二元化，並非所有科技巨頭都是摩洛克人，許多科技人士其實是理想主義者、開源運動者，他們努力推動人工智能民主化與資訊透明化。同時，今日的所謂「埃洛伊人」仍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我們擁有教育機會、政治參與權、言論自由，也可以組織反對力量。在威爾斯小說中，被動者的命運無法逆轉，但與此不同，我們的未來仍有無限可能。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人工智慧和其他科技令我們智能退化和耽於逸樂，而是我們自願地放棄了思考的責任，自己選擇成為埃洛伊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終，我們塑造自己，未來由我們決定。

《拯救手機腦：每天5分鐘，終結數位焦慮，找回快樂與專注力》一書深入探討，在數位時代手機對人類大腦的影響，作者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是位來自瑞典的精神科醫生，他以科學研究為基礎，揭示智慧型手機如何改變人們的認知、情緒與行為，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影響更為深遠。韓森醫生在臨床研究上發現有愈來愈多瑞典青少年失眠、有抑鬱症的傾向。他指相較在2000年左右，近年在瑞典因失眠而就診的年輕人高達八倍之多，而缺少社交、運動及睡眠這三種重要保護因素，青少年的精神狀態也會變差。

作者指出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青少年。他們的大腦正處於發育關鍵期，對外界刺激特別敏感。書中引用神經科學研究，說明過度使用手機可能導致注意力分散、記憶力下降，甚至影響情緒調節。手機的應用程式採用了即時反饋機制（如社群媒體的「讚」或訊息通知），會刺激大腦的多巴胺分泌，形成類似成癮的行為模式，而令腦部釋放快樂物質的「報酬系」機制，對青少年尤其危險，因為他們的自控能力尚未成熟，容易沉迷於虛擬世界，忽略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與學習，而過度依賴手機就可能導致社交孤立，增加焦慮與抑鬱的風險。

作者稱人們因手機而變蠢：「手機這樣的科技，與其說是讓人類升級為2.0版，倒不如說是降級成為0.5版。」青少年的大腦發育與學習表現深受手機影響，因為快速滑動的資訊讓大腦習慣於接收碎片化的訊息，削弱了深度思考能力，也無法專注於深入的分析。

作者指出人們的腦袋與身體正在開始「退化」，不單是思考、還有抗壓能力和體魄。關注自己的壓力指數，減少無謂的網絡社交平台活動，積極在數位時代中找到平衡的生活，重新掌握專注力，並在真實世界裡找尋快樂，是這書對讀者的一些提醒。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你有沒有遇到孩子要求不上學的情況？當孩子揉著太陽穴說：「今天頭有點痛，我想請病假，不上學了。」這句說話有如一個需要解碼的訊號，孩子真的病了？還是孩子不想上學？表面是身體不適的陳述，卻可能隱藏著複雜的情況。若此類情況「不斷發生」，頻率漸增，父母便要提高警覺，以探究孩子不想上學背後的原因，因為這有可能是「拒學」行為的初始徵兆。

拒學的情況自疫情後十分普遍，由伯特利輔導中心出版的《輔聲》，去年也用「學童曠課探射燈」為題作專題探討，當中的文章提到疫情後的校園，很多學生都出現曠課、拒絕上學及不肯回校的情況。有作者提到出現此情況，有機會是跟學童不適應校園生活、功課壓力大、與同學相處有困難及與精神健康狀況有關，例如抑鬱症、焦慮等。孩子提出不想上學只是一個徵兆，家長要及時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才可以對症下藥。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很多時候家長都比較謹慎，偶有少許病徵，都會因安全起見而不讓孩子上學，這或許會讓他們以患病作為逃避上學的藉口。

解構「不想上學」背後的訊息

孩子不想上學，父母不應單純以為他們是「懶惰」或「只想玩手機」而責罵他們。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關閉溝通大門。家長要嘗試理解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困難，與孩子建立關係，並一起與孩子尋找可行的應對之策。不想上學的成因有很多，而最重要是帶領孩子建立正面的思維。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可以參考以下模式。

一、成為孩子的觀察者與傾聽者，試著了解孩子的感受

1. 按下「暫停鍵」： 聽到孩子說：「頭痛不想上學」，先深呼吸，壓下內心的焦慮或惱怒，避免第一時間質問：「你是不是在裝病？」或斷然拒絕：「不行，一定要返學！」
2. 表達關心，開啟對話：溫和、接納地問：「聽起來你很不舒服，頭痛是怎樣的感覺？」、「除了頭痛，還有沒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最近在學校，有沒有甚麼事讓你感到有點累或有壓力？」從以上的對話，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心，而且是關心「人」，並不是關心「不想上學」一事。
3. 接納情緒： 當孩子開始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儘管聽起來不合理，也不要反駁或急於給建議。專注傾聽，讓孩子知道他們的感受被聽見、被認同。
4. 用時間改變思維：每天製造更多親子時間，讓孩子多分享學校點滴和內心感受，透過傾談，嘗試把孩子內心的負面感受轉化，而關係的建立是解決問題的好幫手。

二、成為「希望翻譯員」，轉化負面言語，走向正向思維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網上聚會中，教導父母認識正向教育，助孩子建立正面思維，其中一項技巧是由大人（父母）充當「希望翻譯員」一職。她說，當孩子陷入困境時，言語常充滿負面思維（如會說自己「永遠學不會」）。黃博士提出「希望翻譯員」角色，可以將孩子絕望的語言，翻譯成充滿可能性和希望版本的語言。

實戰範例

孩子說：「數學很難，我永遠學不會！」

父母可以透過希望翻譯步驟將負面思維轉化。

第一步：肯定努力。父母可以對孩子說：「我看到你每天都很認真練習。」

第二步：替孩子重建句子。父母可以為孩子重建句子，如說：「『永遠』這個詞聽起來好有趣，我們試著換個詞看看？將『永遠學不會』換成『我暫時學不會』，你的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第三步：行動與支持。父母可以問孩子需要甚麼具體的支持，如說：「你覺得在『暫時還沒掌握』的階段，哪一類的『幫手』是你最需要呢？是專門對付計算題的『計算超人』？還是擅長解應用題的『應用題忍者』？」

在翻譯的過程，家長不要否定孩子的感受，而是把他們的感受化為正面的訊息，由不可改變的方向，轉化為可改變、可行動的方向，並建立具體目標。黃博士又以搭地鐵作為人生的比喻。乘地鐵時要學懂轉線，即是要調整自己的方法，在轉線的過程中，學童需要指示、尋找資源，讓他們知道對的方向，有時候，他們也會有機會「搭錯車」，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人生總有失誤，學童需要學習調整自己，雖然搭錯車會令路途變得長一點，但他們總能到達目的地。她形容一個小孩的抗逆力，就像一棵小樹苗，它需要雨水（挑戰）、陽光（鼓勵）及支架（成人支持），才能長得壯健。

結語

孩子的一句「頭痛不想上學」，是敲響警鐘，亦是開啟深度對話的契機。家長的角色，並不只是解決「不上學」這個問題，而是要成為孩子面對逆境時的「希望翻譯員」與穩固的「支架」，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幫助他們轉化思維、學習應對逆境的技能。

2024年牛津詞典的年度字為「Brain Rot」（大腦腐化），廣東話可以用「腦殘」來表達；它的出現，是因為過度吸收無關痛癢、沒有挑戰性的網上資訊內容而導致人的思想與智力退化。[1] 那麼人們在網海中「遊歷」了哪些資訊以致腦殘？也許「短視頻」是其中一種讓人腦殘的資訊。

參考維基百科的資料，「短視頻」是指短至15秒，長至約三分鐘內的短片。短視頻平台如抖音（國際版為TikTok），還有Instagram中的Reels、YouTube裡的Shorts都相當普遍，它們成為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有不少兒童、青少年在下課後都會上網觀看短視頻，當作是輕鬆的娛樂。然而，亦有報告指出短視頻的快速節奏與高刺激性質的內容可能引發「TikTok腦」及「大腦腐化」現象，對未成年人的認知、心理及行為發展可能構成威脅。

甚麼是「TikTok腦」？

先說說TikTok，香港用戶則會使用「抖音」，其實大致上是同一樣東西，只是抖音用戶看不到TikTok平台上的內容。它們是短視頻社交平台，其用戶數量龐大，與facebook同為受歡迎的社交媒體，TikTok是以「精煉」的短片來吸引用戶注意，當中的內容可說是沒有多餘，而且濃縮、絕不沉悶，而且播放的模式有如玩老虎機一樣，令人感受到中獎的興奮，隨機一個接一個的短片頻頻出現，由於不知下一個內容是甚麼，讓人持續期待。

而TikTok就曾建議短視頻的最佳長度為21秒至34秒之間，指這個長度的短片能引起觀看者的高度注意力，而於2022年，有統計指用戶平均每天花95分鐘時間在該應用程式上，即每天觀看約160至270個短視頻，甚至更多。有研究人員就嘗試了解用戶在使用應用程式時的腦部狀況，腦掃描顯示，用戶在觀看迎合個人喜好的短片時，其腦部與成癮相關的區域會處於高度活躍狀態，研究也發現有些用戶難以控制自己何時停止觀看它們。[2]

當用戶連續觀看短片時，大腦會釋放大量「多巴胺」，他們會想繼續追求更多短暫刺激和愉悅感；而當不看短片時，多巴胺的減退會令人感到失落，用戶如渴望再次得到刺激，獲得更多的多巴胺，就要再看短片，情況就如「上癮」一樣。

這種情況就被稱為「TikTok腦」或「抖音腦」，這類用戶對於無法獲得即時快樂、滿足感的活動，如閱讀、學習新事物、練習樂器或做運動等，會欠缺參與的意欲。由於兒童、青少年腦部的前額葉仍未發育成熟，會比成人更易對收看短片上癮，其專注力及耐性會被削弱，對學習容易失去耐性。[3]

熱爆兒歌潛藏的風險

另外，有些高刺激性短片也可能對兒童認知、心理和行為帶來潛在風險。早期由美國公司創製的CoComelon兒歌短片，被指剪輯手法令影片的節奏太快，平均每個場景只有一至兩秒，令幼兒沒法掌握，要目不轉睛地盯著影片追看，而由於影片的畫面色彩鮮豔，對幼兒的刺激也過強，其視聽效果完全奪去孩子的專注力，更可能引發成癮行為，導致「抖音腦」出現。據報章報道，有家長試圖停止播放CoComelon短片，孩子因而表現得焦躁或出現敵對行為，專家稱這是戒斷症狀。[4]

其實這類短片深受歡迎，家長選擇讓孩子觀看，是因為它們既短兼有教育意義，就如CoComelon系列短片，其內容不少是改編自兒歌，重複唱頌可以豐富小孩子的詞彙，學習與生活相關的字詞，並建立健康的習慣。在CoComelon系列中，擁有超過71億觀看次數的短片Bath Song，它不單是一首與Baby Shark旋律結合而成的歌曲，更有趣地教導了小孩子洗澡時應該清潔的地方。[5]

必須控制螢幕使用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19年曾就兒童的成長需要提出以下建議：

1. 不足1歲的嬰兒：不建議他們接觸螢幕；
2. 1歲的兒童：不建議兒童久坐不動地看螢幕（如看電視或視頻，玩電腦遊戲）；
3. 2至4歲的兒童，久坐不動的螢幕時間不應超過1小時，少則更好。坐著時，兒童最好與照顧者一起閱讀和有故事時間。所有孩子都應該有與人互動及身體活動的時間，並應有優質的睡眠時間。[6]

專家都在提醒大眾要為孩子訂立合適的生活作息規則，如果我們這幾代人都完全無戒心、無警惕地繼續長時間使用手機、觀看螢幕，被其影響，人們的集中力可能會愈來愈差，難以實踐長遠目標，甚至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問題可算是影響深遠。而對於小孩子來說，更可能影響其腦部發展，影響更是終身不能逆轉的，家長和老師，實在不能不察。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死亡」這個議題並不簡單，從自己面對成長、身體的變化與衰殘；面對親人或友伴的老去與死亡、於生育中的流產胎、寵物因病或意外的離開；再到新聞中聽到的青年自殺、長期病患者的臨終照顧需要、壽終殯葬的各種儀式 … … 這許多議題有關於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世界、我與信仰等許多的關係與對死的看法，多元且接近。

「死亡」帶有神秘感，亦有許多民間傳說和禁忌，有許多人會不想亦不敢提及，生怕說了就會發生。為甚麼死亡有如此的禁忌？為何我們會恐懼去接觸？就連說個「死」字也不能？這些正正是值得大家去問的地方。作為基督徒，因相信耶穌已跨過、勝過死亡，我們也不必懼怕，可以多作了解這每人在世上正在邁向，亦必需要前往的「轉車站」及其間的過程。

此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眾觀生死」，從哲學、法醫、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衛生及不同宗教去看生死，擴闊讀者的眼界去看生與死。第二章「生死相安」，帶出了醫社合作如何幫助長者醫療需要、對於臨終者及喪親者的不同支援及輔導方式與服務，亦有對於生死工作人士心理的關注。第三章「生死熱話」內容觸及靈界與信仰、DNA、安樂死、遺體捐贈、動物離逝、流產與青年自殺等議題，內容雖不是很詳盡，但也足夠讓讀者作出反思，與及平日也應多作關注。而最後一章「生死之旅」，是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碩士生及講師在經歷過到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之後的得著分享，對歷史、死亡體驗，作為年輕人、父母的得著等回顧。

這書多角度的點出多個有關「死亡」值得我們探討之處，作為接觸這議題的開始，並不沉重，也可以作為與青少年一起傾談這議題的一本指南。及早與青少年談生論死，可以建立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反思人生的意義及方向，過無悔人生。

	85%人童年歷虐待　家暴恐傳宗接代
	(東方日報．19-5-2025)

近年社會關注保護兒童，但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如虐待、情感忽視及目睹家庭暴力仍普遍。和諧之家調查顯示，85%香港成年人曾經歷至少一種ACEs，44%遭遇四種或以上，常見包括精神虐待（65%）、身體虐待（53%）及情感忽視（52%）。這些創傷易導致跨代暴力，受害者長大後可能不自覺複製不良管教模式。和諧之家建議家長檢視成長經歷，尋求專業協助，學習正向教養，並呼籲政府加強公眾教育及心理支援，幫助家長療癒創傷，打破暴力循環。

不少香港人曾在童年時有不快樂的回憶，成長後出現創傷，這既令人痛惜，也突顯了健康童年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上一代家長可能受當時的社會風氣或自身限制，常以打罵作為育兒方式，認為這是管教的常態。現今社會壓力巨大，家長每天面對繁重的工作、經濟負擔及育兒責任，常常感到筋疲力盡。在管教孩子時，若面對精神壓力或情緒起伏時，家長應先愛惜自己，明白感到無助並不代表無能，並提醒自己需要尋找協助和休息。

現在家長已不再是當年年幼無助的孩子，而是有能力改變現狀、主動求助的成年人。家長應尋找外界的幫助，通過分享與交流，家長會發現許多人也有生活挑戰，原來自己並不孤單，而且從旁人獲得更多經驗及解決方法。社會各界應攜手合作，為下一代創造更健康的童年，終結暴力循環，實現更美好的家庭與社會未來。

2025年3月18日，意大利報章《頁報》（Il Foglio）推出了全球第一份人工智能（AI）報紙——《AI頁報》（Il Foglio AI），[1] 它既有紙本也有網頁版。而據報道，出版它是該新聞機構的一項實驗，而實驗為期一個月。這份AI報紙的內容、標題、摘要等都是由AI創建，而記者的角色僅限於「向AI工具提問並閱讀答案」，[2] 進行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探索AI的能力與侷限，同時也向新聞界發出警示」。[3] 這確是一個既有趣亦帶有警世意味的實驗，因為該新聞機構不單應用AI來寫新聞，亦與它對話，請它不斷的作出「反思」，而很明顯，反思是帶來進步和發展的一種重要方法。

人工智能發展是一個不斷適應及突破的進程，機器在學習模仿人類的思考，起初專注於特定的領域學習，例如棋藝博弈，經過訓練員不斷的放入以往的棋局資料，AI在分析、學習、修正後，慢慢就勝過人類（如象棋、圍棋），這種演練也推展至電子遊戲方面。及後企業OpenAI於2020年創建了一個能生成人類語言及文字的機器（GPT-3），更可生成文本，而另一款模型DALL-E則可以根據文字提示產生及處理圖像。於2022年OpenAI推出了免費聊天機器人ChatGPT讓人使用，令人工智能進一步走向普及化。[4]

AI記者訪問人類主編

AI的不斷學習及進步（能夠「不斷」前進，是因為它不用休息，人進步的速度與它的速度是不能相提並論），AI報紙也終於出現了。《AI頁報》在實驗中能把文件分析，能閱讀書籍，並將圖像轉化為文字以及總結演講內容，甚至能做訪問，與該報的主編對話，口吻亦帶有意大利人說話的幽默。[5]

要了解人工智能的威力，筆者亦試著用AI聊天機器人Grok 3來生成一份文字天氣報告，只要輸入基本文章規格，如主題、語言與地區、版面結構、字數、風格（嚴肅、幽默）及受眾目標群（學生、長者），再加入內容數據，如天氣預報的數據、引用或聲明等，報告還可以加上圖片、四格漫畫，以及選擇當中的風格，便可以生成一份報告。用戶更可以使用「DeepSearch」功能，AI便會將收到的資料於網上作出搜尋比對，之後列出它的思考流程、比對過多少資料來源，其表現相當「細心」。

初步體驗不俗，因為速度相當快，當筆者輸入完上述的資料後，也使用了DeepSearch功能，AI要生成一篇文章只需要兩、三分鐘，如再使用它製作多一個提醒讀者收看天氣報告的四格漫畫也只是需要多三分鐘左右，當然裡面的文字會有「沙石」，需要時間去修改，但的確節省了許多時間。

AI偏見與幻覺

AI發展的速度很快，改變著人們不少生活、工作的習慣。然而，每個AI工具都不同，不少人為求快捷在使用它們時忘卻了它們有可能因為受訓練員倒入的資料（包括數據、文字、圖像）所限制，而產生偏見，如生成的內容有性別刻板印象或過於「政治正確」，亦沒有理會不同地區或文化的差異。

另外，亦有可能會出現「AI幻覺」（AI hallucinations），因著過度訓練，AI有可能會出現過度擬合，失去了概括、偵測趨勢或於新資料中得出準確結論的能力。[6] 因此，投入給AI學習的資料應該要更多更好，並作更廣泛的測試及持續改進，當未能找到答案時，AI工具應以「我沒有足夠資訊回答這個問題」來回應，而非編造答案。

AI給人類的啟示

說回《AI頁報》，它於4月22日刊出了一篇反思文章，撰文的AI謙稱自己並沒有超越新聞業，而是踏出了一小步，呈現了當代一種帶有自嘲意味的評論文章風格，而因著AI沒有獲取事實的特權，評論式新聞會是AI最擅長的領域。[7] 因為它需要人類提供資料，讓它生成新聞，而人類可以加入提示，令AI寫出不同風格的文章。AI又在文中指出，有關它的模仿能力，《頁報》有記者曾指出，它文筆流暢，尊重風格，且學習能力快。但亦有人提出，如果AI能因著得到合適的提示，就能夠刺激整個負責寫社論的團隊，那意味著新聞工作者需要「重塑自我」（意大利文reinventarci，英語大概是to reinvent ourselves）。

筆者不禁反思，AI能模仿人類所說的語言、所寫的文字、繪畫風格（如近期人們火熱地用AI把相片轉化成「吉卜力風格」圖片），AI接受訓練時所使用的材料，當中是否牽涉到創作人的版權？如作家、藝術家獨有的創作風格？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他有沒有自己的獨特的視野或人性化的評論風格？如剔除了他的名字，AI又是否能取代他的工作？新聞工作者的價值會否因著AI出現而有所改變，這是值得討論的。

倒入文字及圖片去訓練AI，讓它模仿相對是容易的，但那些資訊卻是新聞機構、文化藝術工作者一生的心血，如何尊重他們，當然是一重點；另一方面，如何讓人繼續追求進步，而不只是停留於使用AI的便利，滿足於按幾個鍵就能生成一篇篇雅緻的文章及一幅幅讓人驚豔的圖畫，這也是很重要。筆者擔心現代的文化內容都會成為AI的數據，但那些文化創意手藝（craftsmanship）就會從現在開始漸漸失傳。

2025年3月29日是明光社的開放日，當日的活動分為五個時段舉行，由本社董事和總幹事分享我們關注的各項議題和介紹我們的工作，全日約有100人次出席活動。

子女嚷著要手機，父母怎麼辦？

第一個時段由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擔任講員，她表示子女打機的問題往往令不少父母掛心，但她認為父母不用將打機視為錯誤，而是要教導子女自律。父母需與子女一同制定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表；而限制使用手機的規則，除了子女，父母也要一同遵守。

與躺平一代尋夢想

第二個時段由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擔任講員，他指出這世代的青少年最需要的是盼望。而人們常常將夢想與職業掛鈎，但他指出夢想其實不是指向職業，而是指向人的性格、能力和價值觀。如青少年夢想是做巴士司機，背後可能是渴求操作大型機械，家長和老師可把握機會與青少年傾談，鼓勵他們建立自己的能力，實踐夢想。

現今香港教會的社關路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博士在第三個時段指出，行公義好憐憫是上主的作為，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當中的信徒群體應關心自身的世界和社會。雖然社會關懷不等於傳福音，但傳福音卻不能與社會關懷分割。今天香港說話的空間好像少了，但在信徒自身的崗位，無論是在家庭、學校、教會、工作場所也需要行公義好憐憫，讓自己成為他人的祝福。

跨性別運動對社會的影響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第四個時段指出跨性別運動的三大趨勢：性別主觀化，以主觀心理性別取代客觀的生理性別；變性低齡化，鼓勵未成年孩子變性；提出「反歧視」訴訟，以法律懲罰反對跨性別運動人士。他認為教會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帶來的挑戰，也要作出信仰反思，持守信仰之餘，也要關懷變性人和跨性別人士。

離婚的法律考慮

私人執業律師丘志強先生在第五個時段分享了家事調解的工作，當夫婦的婚姻出現問題或考慮離婚，需要旁人協助，除了循法律途徑，也可透過家事調解來解決問題，此方法能減少對雙方的傷害。調解員會以中立的立場，找出雙方的爭議點，探求和擬定解決方案，促進溝通助爭議，助夫婦達成協議，以和諧方式解決問題和衝突。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警務處於去年2月至11月訪問了約2000名12至16歲的中學生，共獲得1950份有效答案。調查數據顯示超過60%的受訪學童曾遭遇網絡性誘騙，有8.7%受訪學生曾收到成年人向其發出有關性的照片或影片，3.3%曾發送自己涉及性內容的照片或影片；3.7%曾在與網友見面時發生了性接觸。警方呼籲家長及教育工作者攜手合作，培養孩子勇於拒絕危險，為下一代締造安全成長環境。

每個人都渴望被關愛和重視，但真正的關懷不應伴隨著傷害與計算。在網絡時代，「即時關注」雖然能暫時緩解孤獨感，但那些急於索取私密照片、財物的行為，又或者邀約見面的「善意」，往往暗藏危機。我們極需建立年輕一代的批判性思維，教導他們識別「過度熱情」背後的危險信號，比如引導孩子思考：「如果對方真的在乎你，為何要急於突破正常交往的界限？」、「對方取得你的私密照片後，他會說甚麼？」

家長和學校必須給予明確指導：無論線上還是線下，當有人提出涉及身體、個人隱私或金錢的要求時，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堅決拒絕。同時，要讓孩子清楚地知道「遇到困難時可以信任誰」，為他們列出包括家長、老師和社工在內的可信賴求助對象，讓他們明白尋求幫助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保護自己的勇敢行為。

更重要的是，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感受到父母和師長的真誠接納，彼此建立起穩固的情感聯結時，就不容易因為情感空虛而輕信網絡上的甜言蜜語。這種安全感能讓孩子在遇到困惑時主動尋求幫助，而不是獨自陷入危險境地。現代社會的教育應該讓孩子深刻理解到，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陌生網友的讚美，而在於真實人際關係中的互相珍惜。

參考資料：

〈六成學童曾遭遇網上性誘識 3.7%見面時有性接觸 警方︰不容忽視〉。《am730》。2025年3月26日。

去年出版的《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The Anxious Generation：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引起了多國家長們的關注，因為當中的內容與他們的孩子有密切關係，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中成長的Z世代。不少家長都以為要保護孩子，最好就不要讓他們到戶外地方，因為這樣他們便有機會遇上壞人，也可能會在外受傷，所以，讓孩子、青少年在家中上網就是比較安全了。但本書作者Jonathan Haidt卻正正指出，沒界限地讓他們在網上瀏覽任何內容，接觸不同的價值觀，讓他們在社交媒體中營運著自己的賬戶，獨自面對著網民的評頭品足及承受著壓力與欺凌，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裡，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

Haidt指出，家長在實體世界對孩子的過份保護造成了孩子成長的第一類「體驗阻斷器」，所有都安全至上的措施會阻礙了他們自由地透過玩耍來學習及成長，令他們錯失了社交機會，無法學習克服焦慮、管控風險等，這會令孩子停留在脆弱階段。而另一類「體驗阻斷器」就是智能手機，作者認為手機一旦進入兒童的生活，就會令他們排擠或減少所有其他非手機形態的活動，而這些經歷是青少年處於成長期的大腦最需要的活動。因為兒童花了大量時間在線（online），令他們無法達成許多的里程碑，大腦接收的東西，是來自沒有年齡分級或限制的無差別資訊洪流，而它們每日都在刺激大腦。這亦是其中一個原因，作者稱網絡及手機正在rewiring，即重塑著孩子的大腦，影響著Z世代及之後的青少年腦部，令患上了焦慮等情緒問題的青少年數量急速上升。

這是一本每位家長，甚至有上網的朋友都值得看及深入了解的好書。是時候為孩子及自己打一支「預防針」，在留連在社交媒體之前，先了解它會帶來甚麼深遠的影響。或許，這也是關注青少年的團體及家長一起攜手行動的時候，把孩子帶離網海，於實體世界中開心地與人交流，讓他們更健康地成長。

本書還有一個網站，提供了有關的研究資料及有用資訊：

“Free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ttps://www.anxiousgeneration.com/

家是許多人最後的避風港、最重要的支柱，但家同樣可以是許多人的風暴中心、難以擺脫的「緊箍咒」。原生的家庭對於一個人在性格、心理和習慣的形成影響深遠，包括影響他們婚後與配偶的相處、以及養兒育女的方法。因此，認識自己、了解原生家庭的特點，對如何建立自己的家庭、為人配偶及父母應抱持的態度有很大幫助。作為一個永遠不會完美的配偶和家長，不要為配偶和子女定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否則只會弄巧反拙，損害彼此的關係。

當然，為人父母並不容易，面對深受互聯網和手機影響、以及在性解放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文化主導下成長的新一代，跟父母成長時的社會環境有很大差異，當彼此出現分歧，要謹記作為父母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愛之深、「學」之切；今期《燭光》希望可以為大家帶來一些啟迪、分享一些心得。而作為信徒，除了學會相處之道，更重要是明白上帝對婚姻和家庭的心意，明白一些有關婚姻和家庭的規範和設計，不是為了限制人的自由、而是為了守護我們的婚姻和家庭，不會那麼容易受外界的風暴和挑戰所侵害。

當社會上不斷有聲音要改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甚至將生兒育女當成像領養寵物，可挑選優良基因，只看重成年人的喜好和慾望的時候，捍衛美善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來得更為重要，必須讓人明白婚姻又豈只涉及個人的權益與福利，這不只是宗教信念，而是會對兩性關係、兒童福祉甚至社會制度帶來深遠影響。當LGBTQ的文化傳播愈來愈快，教會群體亦無可避免受到衝擊，如何做到接納人而不認同錯誤的倫理觀，是教會的當務之急。

志明在三兄弟中排行最大，父親經營零食的批發生意，需要經常到海外與供應商傾談合作及取得產品分銷權，由於父親經常不在家，以致和三個孩子的關係較為疏離，在志明的記憶中，父親很少抱他們，只會偶然間關心他們是否夠錢用。媽媽由於要照顧三個孩子，精神壓力很大，情緒不穩，經常以打罵的方式管教他們三兄弟。家人間欠缺親密互動，如擁抱及對家人的關心問候，令他們習慣了不會表達情感的需要，生活就這樣平靜地過去。

轉眼間，志明亦長大及成家立室，只是婚後幾年，太太總是覺得他不夠愛她，志明覺得很冤枉，他明明很愛太太，將每月的薪金交給太太，志明不明白為何太太仍不滿意。志明的太太來自一個很溫馨的基督教家庭，她是長女，有一個妹妹，家人間事無大小都會分享，早上見面會說早晨，睡前會說晚安，家庭氣氛總是熱熱鬧鬧，大家有說有笑的，當初志明也是被太太的家庭氣氛所吸引，希望婚後自己的家庭也是這樣。可惜，事與願違，他期望的溫馨家庭沒有出現，反而是經常遭到太太投訴，覺得他對她的需要漠不關心，有衝突時又不肯面對，一直逃避，有時甚至一走了之。太太期望志明能像她的原生家庭般，凡事都有商有量，有甚麼便說出來，夫婦二人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原生家庭與情感親密關係的建立

志明無法滿足太太的情感需要及逃避衝突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他的原生家庭所影響，在缺乏親密連結的家庭成長，令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去表達愛；心理學研究顯示，在四種家庭成長的孩子，長大後會缺乏表達及建立親密感的能力。

第一種：缺乏穩定的生活及經常轉換主要照顧者

0至6歲是建立個人安全感的重要時期，如果這段時期，父母總是不在孩子身邊，並將他交給爺爺嫲嫲、公公婆婆、親戚、鄰居或傭人照顧，由於經常轉換主要照顧者，孩子剛與照顧者建立關係後，很快又要面對分離，然後再適應新的照顧者，這種不穩定的關係，令他的情感及依賴需要無法得到滿足，這樣的孩子會感到自己是不被愛、不被重視及沒有價值的，亦對未來充滿焦慮，欠缺安全感，無法和人建立穩定的親密關係，以致他長大後也不懂得如何與人建立親密感。

第二種：需要及感受長期被忽略

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有很多問題及需要，例如向父母說晚上不敢睡，擔心有賊人，有些父母會覺得孩子的擔心毫無理由，所以不予理會，只叫他不要擔心快去睡，明天才有精神應付考試等等。又例如孩子在學校被欺凌感到很難受，孩子告訴父母，父母只覺得這是小孩子間的小矛盾，沒有甚麼大不了而不予理會，更告訴孩子做人要勇敢些，不要因這些小事而哭哭啼啼，甚至有些父母會反過來指責孩子，覺得是他做錯事才會被欺凌，否則為甚麼其他同學都沒有被欺負。孩子如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需要及感受會長期得不到回應，漸漸地，他便不再將需要和感受說出來，避免失望，和父母的關係也不會親密，長大後也不懂得如何培養親密關係。

第三種：父母的情緒不穩定

父母情緒穩定才能給孩子安全感，孩子知道做甚麼事會有甚麼後果，例如，讀書成績好，父母便會開心，會獎勵他可以看電視一小時，他搗蛋，父母便會生氣，他有可能被罵或被罰，一切都是可預計的。但是，對於情緒不穩定的父母，他們的情緒及行為是無法預計的，這一分鐘情緒穩定，下一分鐘卻無故勃然大怒，覺得家裡的問題都是因孩子而起，用很負面的說話罵孩子，說他是「掃帚星」、「陀衰家」，將孩子貶得一文不值，這使孩子無所適從，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哪些行為惹怒了父母？每日都戰戰兢兢地惶恐度日，他會盡量逃避衝突，即使與父母有衝突，為免進一步激怒父母，也會盡量息事寧人，逃得遠遠的，由於要避開父母的情緒而長期避開父母，他與父母的關係變得疏離，更不可能與父母建立親密關係。

第四種：父母有暴力傾向

有些父母受某些觀念影響，如「玉不琢不成器」及「棒下出孝子」，認為用打罵的方式管教孩子，是為他好，於是，孩子稍有出錯，便會或打或罵，在這樣管教下成長的孩子，因為擔心被責打，所以很害怕犯錯，他會盡量滿足父母的期望及要求，對自己的需要則有所忽略。有些被父母長期虐打的孩子，為了生存，會對痛楚的感覺及感受變得麻木，只要一接觸到情感及感受，他便覺得很痛苦，因為原本應該愛他及保護他的父母，卻是傷害他最深的人。這些孩子長大後，會變得缺乏同理心，在婚姻關係中亦很難滿足配偶的情感需要，他缺乏情感的接收及給予能力。

擺脫原生家庭影響，重塑幸福婚姻

透過認識我們的原生家庭，可以對我們的性格及做事方式，如面對衝突時的回應，有更深了解，從而作出改變，不再容讓原生家庭的過去，影響我們的未來。志明與太太的原生家庭氣氛很不同，一個冷漠，一個溫馨，夫妻性格不同以致互相吸引，結為夫妻。一對夫妻在很多事情上的差異，可以是幸福，亦可以是不幸，要看你是聚焦在分歧帶來的衝突抑或分歧帶來的成長；兩人的不同之處可以豐富個人的思考向度，帶來成長及進步，但亦可以帶來矛盾衝突，全在乎你怎樣看待。志明面對衝突時，一直逃避，避而不談，這很可能是害怕觸碰他的情感陷阱或情緒按鈕，他擔心無法處理狀況會令自己顯得無能，他討厭無能的自己，因此無法面對，並選擇一走了之、冷對待、淡化、淡忘，以為經過一段時間後就可以忘記跟太太的衝突。經過輔導後，志明明白到衝突事件是不會被忘記的，這些長年累月積壓下來的問題不去處理，會嚴重破壞夫妻關係，使彼此的關係變得疏離冷淡，沒有溫度，若加上外來的試探引誘，這段婚姻恐怕要走到盡頭了。因此，志明在輔導員的幫助下，學習面對衝突及表達自己的感受。作為基督徒的他們，可以從聖經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的教導中學習，明白到衝突令夫妻間產生憤怒的情緒，這是人之常情並非犯罪的表現，但若不斷累積怒氣及不饒恕，便會令魔鬼有機可乘，破壞他們的婚姻關係令愛侶變成怨偶，因此，他們遇到衝突時，會先了解衝突的原因並盡快處理，尋求修復關係的和解之法，重建親密的婚姻關係。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上台後，他的一些處事手法確實叫人不敢恭維，但無疑他上台後，一些價值觀得以撥亂反正，他先令聯邦政府機構只提供男或女的性別選項，又停止簽發性別中立「X」選項的護照，及限制19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接受性別轉換的治療。然而，在當地竟然有教會對以上的政策表達批評與攻擊。在香港，立法會早前討論並通過一項名為「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議案。有人會疑問「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制不是在香港一直存在嗎？為何還要討論及通過這樣的議案？此文不會敘述爭議的內容及背景，讀者可以自行翻查資料。然而這些爭議的背後，其實正反映當代價值觀已在不知不覺中被動搖及變質。對基督徒而言，我們應回到聖經去尋找婚姻及家庭的本質。

從創世看婚姻的起源

創世記二章18節記載，上帝在創造亞當後感到：「那人獨居不好」，遂以亞當的肋骨造夏娃作為「幫助者」。上帝這樣做，並非只為解決孤獨問題，而是要見證婚姻是上帝主動賦予人類的恩典設計。當亞當第一次見到夏娃，便稱她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創二23），這顯示夫妻關係的本質是「二人成為一體」（創二24），而一男一女是上帝自創世以來建構夫妻關係的獨一設計，這樣的組合才能成為完美及真正的「一體」。

從聖經看婚姻家庭的特質

閱讀聖經可以讓人了解婚姻與家庭的特質：家庭是由血脈相連的成員組成，救恩與信仰可以透過家庭傳承下去，神所設立的婚姻是以一夫一妻作為基礎，一位家庭成員對上帝的信心，可以令其他家庭成員獲拯救，以及夫妻之間應彼此相愛，二人可互補對方不足。

家庭成員間血脈相連
上帝賜福人類「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一28），此使命是要透過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家庭才可以實現。生育不僅是繁衍後代，更有「教養」的責任，以培育兒女活出上帝的形象，才可以代代相傳去治理大地（申六6-7）。當我們閱讀聖經家譜時，雖然會覺得有點冗長和沉悶，但它卻包含了重要的訊息：家庭是傳遞救恩、信仰的載體，上帝透過家庭血脈實現救贖，從救恩的歷史可見，上帝先呼召亞伯拉罕，然後以撒，以撒又生雅各，雅各生的12個兒子成為了以色列民族的12支派，最後由以色列開始繼續傳揚救恩，全部都是一代接著一代，血脈相連地發生。

一夫一妻是上帝恩典設計
聖經明確以「造男造女」（創一27）一夫一妻作為婚姻基礎。舊約中如亞伯拉罕、雅各，他們雖然都是一夫多妻的案例，但上帝只會按「原初設計」，即一夫一妻作為家譜的延續，家譜中只會承認一個妻子的後代。上帝創造亞當、夏娃作為一夫一妻的典範，後來上帝降下洪水滅世，希望世界從新再開始，當時的新世界也是僅存「一夫一妻」的家庭（創七7），就是挪亞與其妻子，三個兒子與他們妻子的家庭。

救恩以家庭作單位
聖經的記載，救恩是以家庭作為單位的，聖經不乏「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例子，如上帝因為挪亞的義，他的全家都可以因信進入方舟（創七1），聖經中並沒有提到他的妻子、兒子及媳婦是否義人，就是因為挪亞的義，他的一家八口都可以進入方舟，可見上帝著重家庭，而上帝只會承認挪亞的唯一妻子、兒子及媳婦作為家庭單位裡的成員。

活出基督的家庭
以弗所書五章22節及25節分別說：「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經文道出夫妻關係的更深一層意義，就是彼此要相親相愛，互補成全，以至可以活出基督的樣式。丈夫是妻子的頭，上帝一早已定了男、女在家庭的位置與規律，不容許顛倒混亂。當人們見到丈夫與妻子相親相愛的樣式，就可以將榮耀歸於上帝。家庭是上帝喜悅的，耶穌的第一個神蹟就是在婚禮中發生，當天耶穌出席一男一女的婚宴，並把水變酒，以象徵上帝對這個家庭的祝福。

總結

男人和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因為上帝造男亦造女。一個家庭若只有男性的角色，子女會缺乏女性角色作模範；相反若家庭只有女性的角色，子女亦會失去學習男性角色的機會。Katy Faust的父母在她10歲時離婚，母親後來愛上女人，她在書中道出在兩個女人組成的家庭中成長的感受，及與父母一起生活的重要性，父、母的角色缺一不可。Faust稱：「在母親身上，我學習到能夠看到問題的各個方面，並同情他人，故此在解決衝突時，我會受母親影響而看到每個人的觀點並理解每個人的掙扎。在父親身上，我學習到信心，當我走進一個眾多男人的房間，我能堅定地與他們握手，並直視他們的眼睛。」雖然父母積極參與，令Faust在父母身上都繼承了美好特質，但她不諱言，父母離異對孩子來說是可怕的事情，她和媽媽關係密切，但亦只能視媽媽的同性伴侶為朋友。故此，男、女的形象都是上帝所賜，家庭中必須具有這兩個形象才算是合一、完整的家庭。面對多元婚姻定義的衝擊，我們應著重聖經的根基與教導：婚姻是上帝所設立，不可因社會制度變遷、個人喜好而更改。我們要堅守上帝從創世所設的家庭規律：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在基金項目的贊助下，明光社在馬灣活動中心舉辦了四場親子戶外探索活動，並邀請了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的教練，帶領基層家庭成員參與親子歷奇及繩網活動，有近40組家庭參與活動，每組由親子二人組成，讓他們一起接受挑戰。

活動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熱身小挑戰。教練安排了一系列任務，讓各組家長和孩子們體會親子間的互動。過程中，父母跟孩子互相合作，彼此觀察，並學習尊重和欣賞對方。

活動第二部份是高空繩網大挑戰，親子二人需同心合力才能攀上繩網的高處。在教練指示下，各參加者嘗試突破自己，也學習支持和鼓勵身邊的家人。完成挑戰後，各人都由衷地欣賞家人的堅毅和勇敢，也為共同創造這次難忘經歷而感到非常滿足。

在場有位媽媽起初遙望繩網時已十分害怕，但當開始攀爬繩網時，兒子的膽怯反而激發了她的決心，她願意為兒子克服恐懼，成為他的示範和保護，引領他完成這「艱巨的任務」。又有位10歲的男生，在家人的扶持下，勇敢地爬到繩網的最高點。完成後他感到手很痛，但能看到更遠、更美的風景，令他感到非常驚喜和值得。另外，有位個子不高的女孩，最初給自己訂下了一個不高的目標，但當她到達了目標位置，發現只要爸爸在身邊，她就有勇氣在繩網上爬得更高，結果她跟爸爸再往上進發。

家人的欣賞和支持對孩子成長十分重要，在面對困難時它們能給予孩子力量，叫他們敢於克服恐懼、勇往直前。是次活動是個難得的同行經歷，提升了親子關係和孩子的抗逆力，也鼓勵家長們繼續努力，以愛去建立孩子。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最新結合ChatGPT技術的智能人形伴侶機械人引發關注，該款矽膠娃娃不僅可提供八種性格選項與長期記憶對話功能，能與使用者持續互動，推出人形伴侶機械人的公司聲稱，它們可以提供情緒上支持。該款產品以1,500至2,000美元的價格在海外銷售，預計4月將走進內地市場。有市場研究機構預測，全球情趣機械人市場規模今年將突破300億美元，其中AI情感互動類型的產品佔超過40%的市場份額。購買該款矽膠娃娃用戶，必須額外多付每年100美元的訂閱費，才可解鎖完整AI互動功能，若停止付費，對話服務便會中斷。智能伴侶機械人成為受市場歡迎的產品，可以想像得到，科技正在重塑親密關係的定義，也引發更多科技倫理的討論。

現今社會瀰漫著矛盾的情感焦慮——人們既渴望被無條件接納，卻不願承受關係中的磨合風險，也害怕付出愛。這種「單向索取」的愛情幻想，正是AI矽膠娃娃熱銷的基礎。使用者明知眼前只是演算法編織出來的溫柔假象，仍選擇將情感投射在無生命的物體上，這反映出人性深處的孤獨與對愛的渴求。然而，這種完全可以掌控的「完美關係」自然是會帶來危險，使用者在心理上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的惡性循環。當人類習慣從程式化回應中獲取即時滿足時，現實中需要耐心經營的人際關係反而顯得更具挑戰性，甚至可能導致失去與人相處的能耐。

真正的親密關係本質上包含彼此的接納與欣賞，需要雙方在碰撞中互相遷就。與其用科技填補情感空窗，不如學習在「暫時不被滿足」的狀態共處。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延遲滿足」的智慧，在單身時深化友誼、發展個人興趣、提升溝通能力，這些體驗都將成為未來經營真實關係的養份。愛情最珍貴之處在於透過彼此相愛，讓人遇見更好的自己。因此，面對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誘惑，我們更應珍惜現實中的人際互動，並在等待中成長，迎接真正的情感連結。

參考資料：

〈內地廠推AI矽膠娃娃大受海外歡迎 額外付費可談心〉。東網。2025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