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食男」與「肉食女」

電影《Barbie芭比》，聽起來好像是一套關於玩具，甚至只是以女性玩具為主的電影。今年暑假它卻成為了城中熱話。女性主義，有毒父權主義，甚至上帝的創造以至人觀，有趣地在同一套電影中出現。創作人有意識地將一些理論放入一個主題，一個場景之中。劇情只要輕輕推進，這些理論就自然在電影中產生連鎖反應，拼湊出不同的趣味。（以下內容含劇透，讀者請垂注。）

Barbie作為公仔，其存在本身備受爭議。有說在50年代戰後出現的Barbie，最初販賣的是女性的自主形象，即是女性也可以自主生活、工作，而不是男人的附屬品，後來玩具商又推出了另一款公仔——Barbie的男性朋友Ken，讓大家買玩具時可以一併買下，令Barbie有個「對象」。隨著不同職業服飾、打扮的Barbie推出，代表著女性也可以做不同的職業，頗有爭取男女平等機會的概念。[1]

不過，Barbie的推出也曾引發一些爭議，有不少人批評Barbie本身是白人女性，有種族歧視之嫌，此外其胸大腰細的身材比例，淪為不合理的性別定型，女性被迫追求如此不合理的身體比例，也是一種失衡，而且整體來說，Barbie的身體給人的感覺，也只是給男人「觀賞」的工具。對於激進女性主義者來說，Barbie非但沒有解放女性，更令現實世界的女性「身陷囹圄」，無法選擇，也無法做回自己喜愛的自己。[2]

電影故事透過一班Barbie住在美好的Barbie世界（Barbie Land）開始，主角是一個典型芭比（stereotypical Barbie），她突然發現自己會思想死亡，腳跟突然下地而不是永久地穿高跟鞋，感到十分奇怪，經過怪芭比（weird Barbie）的提示，典型芭比決定去真實世界（real world）尋找正在玩她的女孩，企圖找出問題所在。當然去了真實世界以後，她就發現所有原先認為的美好事物都倒轉了過來，陪同她一起去真實世界的Ken則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叫「父權主義」，最後Ken回到Barbie Land企圖將之變成Ken Land，還令一班Barbie變成一班附屬Ken的女孩子。

整套戲不斷出現的，除了有Barbie對理想世界和真實世界的比較外，同時還有Ken對兩個世界的比較。如此在觀眾的角度，幾乎同時呈現了所謂女性主義和父權主義的平衡視覺。由於Ken活在極端女性主導的社會，他一開始甚至認為只要Barbie沒有理睬他，他的生活就沒有意義了。在Barbie Land中的所有Ken都是沒有房屋和無業的，相反所有Barbie既有職業也有房屋。所以當Ken到了真實世界後回到Barbie Land，第一件事就搶佔了Barbie的房屋，之後做了一堆所謂「父權主義」會做的事，然後就操控了所有女性的心。

可以想像，隨著故事的推進，Ken Land最終當然會變回Barbie Land，用的當然同樣是那些傳統的美人計，女性用扮無知等方式去滿足男性的自尊感，然後她們用智慧「搶回自己的地方」。當中有趣的是，雖然不少人說這是個關於女性主義的故事，但骨子裡不難發現Barbie仍是個賣給女孩子的玩具公仔，最終女孩子們仍然是用很女孩子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至於Ken，經過這件事之後，他最終領悟到Ken is Ken，即是他不再是個附屬品，可以做回自己了，也不再必然的是Barbie的男朋友。

所以，嚴格來說，性別定型還是性別定型。說了兩個小時，繞了個大圈，其實沒有突破了甚麼。那為甚麼這個故事有趣？當我們在討論女性主義，或者父權時，我們習慣在一個角度思考，但我們甚少會換位思考，甚至用另一套理論讀入相同的故事中，嘗試看看能否讀到另外一些意思。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做，或會有不同的發現。

《Barbie 芭比》這電影的導演透過兩個角色，在同一時空裡展示了兩套理論，它們各自單獨被拿來分析時看似威風八面，但當這些理論，在生活場景互動時，不難發現原來各有自己的限制。故事中的Ken身份迷惘得認為自己甚麼也不是，即使有了父權的加持，到最後也發現其實這些理論原來沒有幫助自己了解自己，Barbie活不出自己想活的樣子，在現實世界遭受質疑後，還是要接受別人的開解，玩Barbie成長的那位媽媽在電影中坦言，要做職業女性原來十分不容易。電影背後的幾個理論，如此人性化的呈現出來，可以成為很多人的反思。

Barbie Land與完美世界的構想

《Barbie 芭比》的編劇坦言，將一堆Barbie放在Barbie Land的概念是與《聖經》創世記有關，因為上帝造男造女，並將他們放在上帝看為好的伊甸園裡，可惜最後因始祖犯罪才被迫離開那個地方。編劇似乎也在問完美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這是否創造的原意？[3] 甚至典型芭比發現自己不再典型了，然後想起「死亡」，是不是就等於不美好？[4] 到最後，Barbie決定回到真實世界，並去了看婦產科，「身」而為人以後，她到底要做甚麼決定？編劇沒有很具體說明這些的，但外國不少基督教媒體也留意到，用不同的神學理論讀入故事，當中的世界觀和一些概念，也頗具啟發。今時今日，電影的閱讀角度也真的可以很深很廣。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

《男孩危機：偽單親、兩性失衡、缺乏競爭力，兒子的未來正在崩解，我們該如何出手相助？》
（The Boy Crisis: Why Our Boys Are Struggl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作者：華倫．法雷爾（Warren Farrell）、約翰．葛瑞（John Gray）
譯者：洪翠薇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三采文化
出版年份：2020年

「抱歉，是男孩。」作者在書中說出了很多讓男士傷心的事實，便是在西方先進社會，女嬰比男嬰受歡迎：有婦產科醫生指，有80%的準爸媽想生女孩；領養孩子時，領養女孩的最終費用平均比領養男孩多了16,000美元；在Google上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女孩」的次數是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男孩」的四倍。為甚麼一位爸爸明明想與兒子玩耍，但如果可以選擇，他還是選擇生女兒？因為他看到現在的女生做甚麼都可以，男生卻不行，同時，他怕自己要擔心兒子書讀不好或沉溺打機。

有爸爸擔心自己的兒子一事無成，因在美國愈來愈多男性工種如電腦科技及製造業等外判到海外，男性失業率大增，但女性工種如個人看護等卻不受影響。一項大型英國研究顯示，1980年至今，男孩的智商降低了約15分。另外，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大重點科目中，全球有更多女孩比男孩達到「精熟」的標準。作者指出「教育界高成就者名單中不見男孩的身影，已成為新的常態。」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提高了，其擇偶條件亦隨之提高，男性因而更難找到對象。

如何解決男孩危機？作者認為在教養一事上，父親的參與很重要，因男人是男孩的榜樣，缺席的父親對兒子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包括學業成績欠佳、容易失業等，美國有些孩子甚至成為了校園槍手。理想的狀況是，爸爸要參與兒子的教養，媽媽則大力支持，明白爸爸與兒子互動的方式有別於媽媽（例如爸爸多與兒子打鬧）。若媽媽要爸爸用自己的方式帶孩子，爸爸會覺得自己只是幫忙帶孩子的人。作者鼓勵爸爸要引導兒子發掘自己的任務，即使兒子將來最想當一個全職爸爸，爸爸也要尊重他們，學習不被樣板化角色限制。

即使女性的社經地位比以往大大提升，但社會對兩性角色的要求，仍存在對兩者都不公平的現象，就如作者所說的樣板化角色。例如當家中有孩子誕生，媽媽為了照顧孩子而辭職是順理成章，反觀爸爸似乎不需為此考慮。作者並非要推廣全職爸爸，只是提出若今天女性可以做消防員，為甚麼一個想要全心全意照顧孩子的全職爸爸，得不到社會，甚或媽媽的尊重？作者提到「女權發展中未完的工作。過去半個世紀，我們訓練了男人，讓他們能以有全職工作的太太與女兒為榮，卻未能同樣訓練女人，讓她們能以有當全職爸爸的丈夫與兒子為榮。」

作者提到某些導致男孩危機的因素，不一定適用於香港，但隨著香港女性各方面的成績愈來愈優異，社會日漸接受女性從事男性的工種，男性的失業率比女性為高（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作者提出要幫男孩重拾目標，並讓兩性走向更具彈性的角色等，都值得大家思考。

女兒升上中一，朋友問她適應如何，她回應：「早了上課，遲了下課。除此之外，課程深了很多。」從前小學時，她多能自己做好功課，頂多是讓我檢查一下而已，但現在呢？更多時間是不懂如何完成家課，要向我提問。而最慘的是，有一些功課我也不懂得如何做。

例如中國語文，其中關於文言文及文法的，我也感到吃力。幸好現代科技發達，我好歹也能在網上找到答案，應付了女兒的功課。然而，我不禁要問：「這樣教中文是對的嗎? 我因此向幾位中文老師請教，得到的答案多是：「萬丈高樓從地起，打好根基，才有進步的空間。」

各位讀者，讓我考考大家，知道在中文文法裡面，什麼叫「賓詞」，什麼叫「謂詞」嗎？筆者自問中文能力並不太差，亦常以中文寫作，但當女兒問我上述問題時，我亦不懂。

是的，要學懂文法，打好基礎，書寫文章便準確無誤，但我們追求的是要文章暢順，有情有理，還是文法全然準確呢？

同事謝鍚金教援提倡高效識字法，鼓勵學生們寫作，遇到不懂的詞語可以用圖像表示，總之內容先行，不要學生們因為循規蹈矩，寫一篇沒有錯誤的文章，但內容平談無味。要天馬行空，想像豐富，一切由興趣開始。

我認為學文言文也當如此行。女兒面對這麼深奧難明的文言文，心裡早已涼了一截。要網上搜尋，為的是要弄清上文下理。做好了功課，交差完成，已沒有興趣繼續深究、咀嚼當中含意，更遑論欣賞中文之美。

我並不反對學習中文文法及文言文，而是在甚麼時候學。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東西學好。若果一開始便給學生一些他們在日常生活沒有接觸、深澀難明的內容，只會令他們對需要學的東西失去興趣，不求甚解地快快完成功課。

筆者在加拿大信主，在西人教會聚會，閱讀NIV（新國際版）聖經。到了後來，多一點追求，便轉看King James （英王欽定本）版本。更有甚者，對某些字句作更深入的瞭解及鑽研，便嘗試翻看原文，不恥下問。

學中文亦可如此，一切由興趣開始。初中時挑選幾篇經典的文言文，用日常運用的字句，學生理解能力以內的白話文，讓他們理解內容之後，更上一層樓，深入探討文章結構及哲理含義。

認識文化亦一樣，可以先從流行文化入手。和我同輩的很多說現在的廣東歌不好，不及從前膾炙人口的《獅子山下》、《愛在深秋》、《忘盡心中情》耐聽，當我問他對上一次覺得哪首廣東歌好聽，答案是陳奕迅的《幸福摩天輪》，都是上世紀的歌曲了！

常言道「活在當下」，也要緊貼時代。聽一首鄭欣宜的《女神》，配以Meghan Trainor的歌All about That Bass，同樣是對現代社會論述女性體態的批判。同學聽得明白，再介紹燕瘦環肥指的是哪兩個人，最後以白居易的《長恨歌》作補充，由學生的興趣開始，深入探討中國文化的詩詞，及其價值和現代社會的關係，不是更好嗎？

這是個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年代！

若說對性別定型的反思令人打破男性只能粗魯和衝動，女性只能溫柔和細心的誤解，這的確是值得肯定的貢獻。不過，當性別成為政治，當自我感覺凌駕客觀事實的時候，也是令下一代迷失自我的災難起頭。

男女有別本來是十分基本的常識，男和女在生理、心理、學習方法、表達技巧、思維模式和感情接收各方面，其實都有很大的差別。正視這些差別，不是要定型，更不是歧視，而是因材施教，學習明白異己的重要前提。

其實人一出生就要面對異己，最重要的異己就是異性，唯有學會正確地與異性相處，我們才真正學會接納差異。因為這些差異是無法避免的，男女的大腦結構、荷爾蒙、生理時鐘和成長速度，決定了大家在不同階段和處境下的需要和反應大大不同。

當一些社會政策或社會運動，漠視男女的正常差異，只盲目及一刀切地追求機械式的所謂男女平等，或者任由個人的主觀感受，凌駕客觀的生理特質，我們將要面對的只會是如趙高一樣指鹿為馬的荒謬世界。

男就是男、女就是女，男女有別是常識，如何互相尊重、因材施教是社會政策。今期《燭光網絡》會和大家一起溫故知新，重新認識男女有何不同。

男女大不同、兩性關係，是人類的永恆話題。從朋友交談到網路紅人拍片，祭出兩性議題，說「男人怎樣」、「女人怎樣」，總能引起無數共鳴。[1]小麗不太理解在足球賽何為「越位」，因為她是女人；小明大概會愛看成人影像，因為他是男人。在這種談論兩性的說話中，性別常成為解釋或預測個體表現的工具，範圍之廣涵蓋喜好、能力乃至道德各方面。

以性別作為預測工具很多時都有效。假如我因為小明是男性，而猜測他有看成人影像的習慣，其準確率沒有九成也有八成。然而，這也很危險，容易產生各種偏見和不合理的措施。若我們預測女性不懂「越位」，自然會認為女性不適合做球證。事實上，過去以兩性差異否定和剝奪女性權利的人不在少數，例如 Patrick Geddes 和 Arthur Thomson，就曾主張女性不應有政治權利，因為女性的生理構造令她們好靜和被動，不喜歡也不宜參與政治。

性別作為我們整理經驗的工具，雖然有時出錯但總體上既方便又有效。另一方面，由性別作出的預測和解釋卻容易異化成各種偏見和不合理的社會規範，乃至道德要求。就是這樣，有關性別差異的討論常遊離於實然和應然之間，解釋性別差異的不同理論因而也無可避免地帶有政治性。

Sex與Gender

人的性別，由生理特徵而定：男孩有陰莖，女孩有子宮。由是，從生理結構尋找兩性行為差異的原因，正常不過。用生理構造解釋兩性行為差異，這進路就是「生理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性別差異由生理決定，意味這是天生和不可改變，因而也為那些不平等的制度和社會規範提供強力的支持。例如女性數理更弱，因而不適合做科學家。這樣的論述和論證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故不少民權人士視「生理決定論」為性別平權的阻礙，更有部份人視其為性別歧視和不平等的元兇之一。

上世紀5、60年代，社會科學長足進步。從研究不同文化的性別表現中，社會學家發現不同文化間的性別表現可以很不同。某些社會的女性可以很陽剛，男性則很陰柔。另一方面，社會中也有很多不符性別定型的男孩和女孩。這些發現支持他們提出有別於「生理決定論」的「社會建構理論」，主張兩性行為差異由社會建構而成。換言之，差異不是天生的，而是「學習」得來。從而，他們區分sex和gender兩者，前者指生理性別，後者指由文化和社會建構的文化性別。在「社會建構理論」中，sex和gender兩者完全獨立，前者不是引致後者的原因。男孩和女孩只是因為社會的期許和教育才變得「像」男孩和女孩。

兩種理論互相對立，一個肯定sex和gender的連續性，一個否定。從而，兩種理論也有不同的政治含意，前者指向差別對待兩性，後者則指向消除差異。

性別中立的烏托邦

隨著平權運動的成功，「性別差異由社會建構」逐漸成為不少女權份子和左翼人士的教條。他們敵視一切支持「生理決定論」的研究和言論，視之為父權和性別歧視的溫床。另一方面，這思想也引領他們追求更高理想。其邏輯相當簡單：既然性別不是天生，那麼性別應該由人自由「選擇」。因此，任何限制或減損了這種「選擇權」的措施和政策都是不義的，是迫壓人自由的。從而，教育應該性別中立；區分「男」和「女」的設施，例如廁所，也應盡量地少。進一步說，由於sex和gender無關，Gender因而不應限於男女兩種，而應有幾十種。[2]

《燭光網路》之前曾介紹過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3]了解上述平權運動與「社會建構理論」的淵源，則不難理解為何「性別光譜」之類的教材，會歸到「性別平等」的名義下。上述論述也支持LGBT運動，因為性傾向是一項重要的性別表現；假如社會應讓人們自由選擇自己的gender，同理也應讓人自由選擇自己的性伴侶。

「生理決定論」的發展

「生理決定論」在政治領域被標籤為性別歧視的源頭，卻無阻科學家繼續探索男女生理結構與兩性行為差異的關聯。就在社運人士不繼強調社會應性別中立的同時，科學群體不斷發現男女的各種差異，包括大腦結構、荷爾蒙和基因等等；而這些差異又為男女心理和行為上的差異提供了有力的解釋。他們努力描述兩性差異，而小心避免重蹈前人覆轍，由實然領域走到應然領域。

當中，一些具人文關懷的科學家更明言所謂「性別中立」的教育和公共政策其實對兩性都不利，更強化了傳統的性別定型，主張正視男女差異，並善用這種差異，因材施教，讓性別還原為認識他人和促進共善的工具。本期《燭光網絡》嘗試探討這種主張。

「生理決定論」在過去被用來支持性別歧視，但這是理論本身的錯還是人們的誤用？唯有理性和勇氣，可以引領我們。

如果問一套電影的「性別元素」包括甚麼？你的答案很可能就是有沒有色情或意淫甚至性愛描述的元素、有沒有同性戀情節、有沒有明顯的情愛關係等等，然後以此去決定是否讓青少年去欣賞一套電影、電視節目。但實際上在媒體中對於兩性的描述，無處不在，而且即使是你認為看起來非常正確健康的故事中，其實就有大量兩性的描述和意識型態，孩子在欣賞電影故事，玩遊戲機時，往往照單全收，連家長也全不知道。

在美國，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於2015年做了一個研究，發現孩子早約五歲就會開始對自己的身體評頭品足，當中包括過肥、過瘦、過黑等等。五至七歲的孩子已嘗試減肥餐單。歸咎其原因，除了因為家長和朋友間互相的比較外，研究亦發現，與傳媒如何描述美麗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有關連。[1]

瘦就是美的迷思

傳統的媒體對「標準」男女都有一定要求，不過這個要求從來與健康的要求有一段非常誇張的差距，在美國，女性一般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應該是18.5，但在國際模特兒界中，女模特兒的BMI卻低於16，而這情況根據世界衞生組織被描述為「極度瘦（severe thinness）」。[2]

雖然不少歐洲時裝產地例如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都有法例規定不可使用過瘦的模特兒，不過不一定對情況有幫助。例如只要模特兒能出示醫生證明他的情況適合工作便可，而非要求他們的BMI達到指定標準。[3] 於是過瘦的模特兒仍然大行其道。

過度性化的影響

即使在兒童的卡通片和電腦遊戲，我們也常見到極度不合身體比例，或者過度性化（oversexualized）的人物出現。當中女性的胸部和臀部不合比例地大，腰枝卻不合比例地細；男性則不合比例的有大量肌肉，如此種種均成為孩子成長的壓力。近九成10至17歲的孩子會認為自己過重，男孩子更會胡亂地使用工具，意圖令自己變得更「大隻」，但忘記了肌肉和健康未必有直接關係。[4]

社交網站的興起令事件變得更複雜，因著朋輩壓力，青少年希望自己在網上變得更具吸引力，於是大都鑽研不同的自拍角度來拍攝，甚至大量地使用修圖工具，令自己「變得更美」，當中超過四成青少年期的女孩會使用工具令自己變得更好看。同時，因著他們將自己的形象改變，他們會將自己「物化」，即愛上他們想像中的自己的外表，最後甚至把自己其他內在美都排除開去。[5]

媒體塑造的男與女

除了身體，當然還有性別角色，兒童節目多以故事為骨幹，而這些故事所描述的男女，除了外表，還有性格，氣質等。在一個關於兒童節目的研究中發現，香港98.2%的兒童節目來自外地，而當中，男女角色比例為65比35，節目中很少以女性角色為故事中的領袖人物。[6]

我們不難發現，節目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相對不活躍、聲音較小、行為比較不成熟和情緒化；而男性則相對較具攻擊性、大聲、亦比較願意互相幫助。就性格而言，女性的角色大部份都愛美，而且人生的成敗都專注在美貌、被認可和尋找真愛上；相對男性的成功就會在個人的天賦，能力上等等。

有說，性別都是社會的建構，當傳媒所不斷強調有關男女的要求，與我們的價值觀有衝突時，我們可以怎樣自處呢？特別當孩子也習慣和認同某些社會對男女形象的固定要求，甚至也成為他們牢不可破的處世之道時，我們可以怎麼辦？（又或者，作為成年人，我們會否早就被洗腦，居然認同這些其實有問題的價值觀也不自知？）

過度性化的除了外形，還有對兩性生活的想像。外國不少大型的兒童電視節目頻度，都開始有一些比較複雜議題的情節在卡通片中出現，例如單親、吸煙甚至墮胎的問題。有評論員指出美國迪士尼電視頻道中適合2至11歲觀看的節目減少了18%。[7] 事實上在香港，即使我們沒有正式的兒童頻道，但實際上我們選用的日本或外國卡通片，不少也有大膽，甚至意識不良的情節出現。

青少年過早接觸引人入「性」的資訊，特別是評級又不清楚的時候，很多不應該過早讓孩子接觸的性知識便提前輸入，最後令青少年對性產生不少錯誤的觀念，除提早了青少年接觸性的年齡外，也會將過份複雜的性別議題帶入他們的生活中，令他們對本身性別身份產生疑惑、缺乏自信，甚至出現性別混亂的問題，最後連父母也不懂回應。

大腦──人體最奇妙的一個器官，迄今科學家或腦神經學家仍未能完全解釋腦部的結構及運作，但腦部卻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主宰著人的生命、活動能力、語言能力、情感表達、對外界刺激的反應等等。而最特別的是，每個人的腦部結構和運作都有所不同，令人建立出屬於自己的獨特狀態。有研究指男性與女性的腦部有顯著的分別，而這些分別令男性與女性在行為或其他反應上有明顯不過的差異，我們邀請了思智學院院長、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榮譽助理教授張頴思博士為大家從腦部的結構及功能層面講解大腦與兩性差異的關係。

男人腦？女人腦？

張博士指要看男女在腦部的分別，須從三方面去量度：結構性、功能性及行為表現上的分別，但三方面並沒有絕對的關連，即是說結構上較大，但不等於功能一定比較好。我們分別從上述三個層面理解兩性腦部的分別。

• 結構性分別

張博士以硬件比喻腦部的結構。到底男性和女性的硬件有沒有明顯的不同？張博士表示很多研究都指出男性腦部的總體積比女性大，[1]男性腦部的灰質體(grey matter)──即腦部的細胞比較多，從出生的時候便已經知道；但有趣的是，當剔除總體積，拉一條平均線，按比例來說會發現成年女性不論左腦還是右腦的灰質體都比男性多(圖1及圖2)，有研究發現腦部不同部位的灰質體大小都有明顯的差別；至於白質體(white matter)──即腦神經元的連接方面，雖有指女性的白質體比較大，但明顯的差異則比較小(圖3及圖4)，而白質體會隨著成長及學習而不斷增多，因此當學習的知識愈多，白質體的體積亦會愈大；相反，灰質體不會隨著年紀增多，反而部份更會因沒有使用而死去，即是說當腦部某些區域不被使用，當中的細胞會自然老死。

從結構層面上說，男性的腦部總體積較大，但灰質體的平均體積則女性較高，而白質體的體積亦是輕微較男性高。

圖1

圖2

圖3

圖4

• 功能上的分別

至於腦部功能，一般是指腦部的灰質體在運作時的呼吸情況，透過儀器檢查腦部的氧氣輸送情況，便可以觀察到腦部哪些區域在活動，以及它的活躍程度。

張博士以一份研究向我們簡單地解說功能上的分別，研究測試男女學生在數學心算上的表現，或許一般人都會認為男性的數學演算會較優勝，但這個研究結果卻有點出人意外，發現受研究的女生在運算簡單算術的表現較好，反應比較快少少，研究發現在運算數字的腦部區域，女性的灰質體比男性多，而男性該腦部區域的氧氣輸送情況比女性高。由此看來，即使腦部的氧氣輸送較多，都不等於必然有一個較好的行為表現。因此女性在日常生活的運算一般都比男性快，例如：計算減價折扣，但對於程度較複雜的數理公式運算，例如：精算、計算較複雜的投資回報，男性則可能比較佔優。

至於男女腦部在功能上的分別，不同研究亦指男女腦部不同位置的活躍程度有明顯的差別，當中白質體擔當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白質體的活躍程度同時亦很影響一個人的行為表現。張博士指出，男女兩性的白質體分佈都有明顯不同，例如在胼胝體(Corpus Callosum, CC)的非等向性指標(fractional anisotropy, FA)[2]的電腦影像顯示，年青成年男性CC的前及後部的FA值相對地較低(圖5)。而總體來，成年男性在CC的FA值比女性高。

圖5. Significant gender effect on regional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of the corpus callosum (CC) in 29 normal young adults (Oh and others 2007). The authors developed a tractography-guided (TGI)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that allow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both midsagittal and parasagittal structure of the CC. Specifically, cutoff tract length from seed points is (A) 3 cm and (B) 4 cm, respectively. Yellow to red areas represent regions where the FA values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en; the converse is shown as cyan to blue (see color bars). As shown, men have higher FA values for global CC structure areas in the parasagittal and midsagittal space but lower FA values in the partial areas of the rostrum, genu, and splenium.

有研究5至18歲兒童及青少年的腦部差異的研究結果顯示，[3]白質體的FA值會隨年齡與性別出現不同的數值(圖6)。男孩子的左腦枕葉頂(left occipitoparietal)、右腦額葉(right frontal)、左腦頂葉(left parietal)及左腦額葉(left frontal)的白質體的FA都比女孩高，而女孩在CC的FA較高。男女隨著年齡的成長，不同部位的白質體的FA值不同，女孩子左腦弓狀束(right arcuate fascisulus)的FA會隨年齡增加，男孩則減少；而男孩的左腦額葉的FA值會隨年齡增加，女孩卻會減少。

圖6 Gender effect on white matter (WM) diffusion parameters in a cohort of 105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from  5 to 18 years (Schmithorst and others 2008b). (a)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gender on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blue = boys > girls, yellow-red = girls > boys). (b)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gender-by-age interaction on FA (blue = boys > girls, yellow-red = girls > boys). (c)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gender on mean diffusivity (MD) (blue = boys > girls, yellow-red = girls > boys). (d)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gender-by-age interaction on MD (blue = boys > girls). Slice location (sagittal; Talairach coordinate system) is given at the bottom of each frame.

• 行為表現上的分別

張博士指我們比較認識的男女分別一般都在行為表現上可進行觀察，例如男性在數學及與空間有關的層面比較優勝；女性在語言及情緒處理上則比較佔優。部份原因是因為兩性在腦部不同區域的白質體分佈及連繫的活躍程度不同。

張博士以一個經典的研究[4]講解，研究主要圍繞長期痛楚對人造成的各種影響以及如何提供醫療照顧。研究報告中引述早在1991年已有學者透過PET scan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觀察腦部數個區域，包括體覺皮質區(primary and second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前腦島(anterior insula), and (前扣帶皮層 (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 ACC)，從而推斷兩性對痛楚的敏感度及忍耐程度的分別。透過腦部的一些掃描圖片，發現人體在遇到50度高溫的刺激時，兩性腦部會透過不同的區域作出反應，而反應的程度亦有所不同(圖7)。

圖7  A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can image of rCBF responses of 10 males (M) and 10 females (F) to repetitive noxious heat stimulation (50°C) of the left volar forearm. Significant activation of the contralate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remotor, insular cortex, ipsilateral insula, and bilateral cerebellar vermis has been identified. From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in Perception and Patterns of Cerebral Activation During Noxious Heat Stimulation in Humans,” by P. E. Paulson, S. Minoshima, T. J. Morrow, and K. L. Casey, Pain, 76, 1998, p. 227. Copyright 1998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研究顯示女性對於感受痛楚時腦部十分活躍，而有反應的區域比男性多，因此較男性更易感到痛楚；但有趣的是，即使女性如此容易感受痛楚，但卻比男性更能忍受痛楚。張博士提到可能與女性考慮痛楚的意義有關，例如生產，女性生產時的痛楚很巨大，但在生育時會「死忍」，並且很快便會被新生命的喜悅掩蓋痛楚，因為生育對女性的意義令她足以忍受。

當然，過往有海量究都告訴我們男女的腦部在功能上有明顯的差異，因此男女兩性有明顯的行為表現上甚或性格上的差異，而他們都有較優勢可發展的層面。

腦部以外的影響

至於除了腦部會影響兩性的發展外，腦部的荷爾蒙又會否擔當著一個重要的位置？張博士以一份研究[5]略略為大家解釋。腦下垂體在青春期時會發出訊號令性器官發展，而會影響腦下垂體的荷爾蒙就是我們都較熟悉的睪酮素，如果缺乏男性荷爾蒙，腦部的發育會比較容易偏向似女性，青春期後男女兩性的發育才算為較完整；而除了荷爾蒙外，環境氣氛及社會學習都會影響個人建立性別的氣質，因此社會文化對於塑造一個人，其實亦有其重要性。

在培育下一代，先了解兩性在先天發展上的分別固然重要，這樣才可以按著他們的特質而給予適當的培育；同時，亦要留意社會環境及文化如何塑造意識型態。兩性先天的差異提醒我們，不要否定男女本質上的不同，同時應讓社會更多體現男女兩性的特質所能展現的獨特性與美好，而不是單單的盲目提倡所有狀況都需劃一處理或對待才是公平。

現代社會流行性別中立(Gender Neutrality)，不是去性別化，便是強調性別沒有差異，或是性別是由心理而非生理決定，即所謂跨性別(Transgender)。事實上，不同的研究都顯示男女有一些根本上的差異，心理學家薩克斯醫生在《養男育女調不同》這書中解釋孩子如何思考、如何感覺、如何學習、如何反應。他從紀律、學習、冒險性、攻擊性、性和毒品等諸多主題切入，讓我們看到男生和女生在遊戲上不同、在學習上不同、衝突的型態不同、辨識方位的策略不同、看外界的方式不同、連聽力敏感度都不同。父母如能按子女的性別差異進行訓練及管教，使他們的能力得以發揮，這將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

男女腦大不同

要了解男孩女孩在學習上的差異，就必須先從了解大腦的運作開始。維吉尼亞技術學院(Virginia Tech)研究員檢視了508名正常兒童，包括224名女孩及284名男孩的大腦活動情況，這些兒童年齡介乎2個月到16歲，發現男孩和女孩在大腦發展順序上有不同，女生大腦中掌管語言和精細動作技術的部份比男孩早熟6年，而男孩大腦中掌管目標和空間記憶部份比女孩早熟4年。他們的結論是大腦中與語言、空間記憶、運動協調、與別人相處等能力，男女的發展順序不同、時間不同、進度也不同。童年時期的性別差異比成年期的差異更大更重要。到30歲時，男女的大腦各個區域都成熟了，已很難看見他們在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術上的差異。

男女對聲音、語言及空間反應不同

雖然女孩出生時身體的強壯性不如男孩，但在身體發育速度方面領先的卻是女孩。女孩無論在走路、說話、長牙齒等等都比同齡的男孩要早。此外，身體構造上的差異決定了女孩更擅長靈活性、精細操作和協調能力強的活動，如踢毽；男孩正好相反。大多數女孩大腦左半球比右半球更為發達，這種優勢決定了女孩的聽覺能力發展較男孩更好，他們對音樂和聲音更為敏感，也願意進行與之相關的活動，如唱歌、跳舞等。由於大腦左半球側重對語言資訊的加工，因此女孩在語言能力方面的發展也較男孩早，在語言流暢性和讀寫方面佔優勢。女性性別上的優勢是因為小細胞多於巨細胞，小細胞令她們較容易掌握一些較細緻的動作，如閱讀和寫字，明白這點，父母便不會責怪就讀幼稚園的兒子的字體寫得沒有女兒的標緻。男女生在聽覺上也有差異，在一項聽力實驗中，發現女嬰大腦對聲音的反應比男嬰高出80%，這或許可以解釋為甚麼男孩子會較女孩子容易欠帶所需物品回校，那是因為老師只說一遍，男孩子根本沒有聽清楚。女孩情感細膩，擅長表達，因此，一些要用語言表達的事情，女孩子會做得較好。而男孩重理性，偏愛真實事物，因此，教導男孩子時宜用更多真實的物件及情景，例如，介紹動物時宜用動物的真實圖片或影像，而非圖畫。明白這點，父母在選擇給子女的圖書也應該不同，如女孩子較喜歡虛構的童話故事，而男孩子則較喜歡真實的傳記。

男女對冒險的態度

大家可有留意，為甚麼沉迷電玩的多數是男性？原來男孩子天生較冒險及具攻擊性，較喜歡爭競性的遊戲，在不斷晉級中獲得很大的成功感，父母若能懂男兒心，與其讓他們在電玩中取得滿足感，倒不如鼓勵他們多參與一些具競爭及攻擊性的遊戲，如足球比賽，這類競爭性較大的遊戲能激發男性的鬥心或好勝心，使他們會努力表現。

男孩子比女孩子更想冒險，原因是冒險本身可以帶給他們快樂的感覺，假如做母親的告訴兒子：「不准騎單車去跳過擋風牆，你會受傷。」這句話對兒子是沒有意義的，因他雖然知道這個行為是危險的，但他就是喜歡這種冒險的刺激；相反，這說話對女兒是有效的。一般而言，男孩子傾向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女孩子則傾向低估，因此，父母了解這一點，便能適時鼓勵女兒在安全的環境下嘗試作一些冒險去提升她的自我評價。一般而言，母親較傾向保護子女，會盡量避免孩子受傷，父親則較鼓勵子女冒險及嘗試新事物，男孩子在父親的陪伴下，亦較大膽及願意冒險，這對孩子學習新事物非常有利。

總結

父母按孩子的性別優勢加以培育，才不致浪費他們的天賦才能，更不會增添他們的挫敗感。有時原來並非他們不努力，只是腦部掌管技能的那部份仍未發展完全，明白這點，父母便不會拿孩子作比較，更不會拿男孩子跟女孩子比較，因為知道男孩女孩大不同。

教會宣告的是一個跨越性別、年齡、階層與族群的福音，主耶穌的恩惠、天父的慈愛、聖靈的感動是無分性別的。雖然有人批評教會仍然存在著「重男輕女」的思想，但我們不難發現教會出現性別失衡的情況，大部份信徒以女性為主。為甚麼教會未能吸引男士呢？如果問題並不是出於福音的本質，那問題又是否出在教會的文化及牧養方式呢？

分享不是唯一

「返學和返教會都是靜態的活動，星期一至五已經坐足五日，星期六回到教會都仍然是坐著聽道，有時真的感到好沉悶。」這是19歲William的心聲，相信也是不少年青男信徒的心聲。好動的William平日喜歡練習武術及彈結他，是一個不願安靜下來的青少年，他最害怕的教會活動就是分組分享。「小組內女孩子多，男孩子只得一兩個，開組就是不斷分享，但我不知道有甚麼可以分享。有時真希望快些開完組回家便算了。」

William直言不習慣教會的分享文化，相信不少男孩子亦不會喜歡，他對導師及組員的關心問候亦感到抗拒。「我知道他們關心我，但我真的不習慣。不如一齊出去行山，玩board game，先慢慢建立關係。如果不是太熟，間接少少的關心會好些。」

William的教會青少年群體的男女比例相若，是香港教會中少見的情況。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2014香港教會普查」指出，教會中的男女比例分別為37.9%及62.1%，比香港整體人口的性別失衡情況更嚴重。基甸中心創辦人蕭智剛博士（蕭Sir）回憶起上世紀70年代的教會情況：「其實教會一直都是女多男少的，我記得以前我教會的男女比例是1:6，現在已經有進步了。」

正視弟兄需要

蕭Sir認為社會呈現出男女兩性明顯分工的現象，女性經常擔任關懷工作的角色，因為女性的情感普遍比男性豐富，容易與人打開話匣、分享感受、建立關係。「先撇開教會不談，會去老人中心坐下閒談的都是婆婆為主，伯伯卻寧願獨自去公園休息，最多就圍著一起下棋，很少會傾談。」筆者回想自己教會的情況，主日崇拜後姊妹通常都十分忙碌地四處交談，弟兄卻一個一個地呆坐在位上，等待姊妹談那些永遠談不完的話題，又或是直接去酒樓找位子吃飯。

蕭Sir坦然弟兄在教會面對的困難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80年代我在突破機構工作，那時我們已經開始討論教會有關男人事工的開展。但30多年後的今天，教會的男人事工仍然十分落後。」香港教會常用的牧養方式是分齡牧養，所以教會常見有兒童、青少年、職青、伉儷及長者的小組，但卻鮮見以性別來區分牧養，就算有都是婦女小組，男人小組卻少之又少。教會中的男士散落在不同的團契小組中，與女士一同受牧養，但教會運作卻是一個靜態的模式進行，查經、聽道、彼此分享代禱，對不善於表達情感的男性來說，是不容易投入的。

蕭Sir認為如果教會未能成功吸引男性信徒，外面社會的拉力如人際關係、事業、世俗化的價值觀等自然會將他們拉去，慢慢地消失於教會。男性在成長過程中從社會學習的價值觀，如對金錢、權力及性的追求，常常與信仰發生衝突。所以蕭Sir認為教會牧養男士首先要引導男性信徒突破他們的視野，重整他們的價值觀，打穩他們的靈性根基。

突破牧養視野

不少姊妹在教會大大發揮她們的恩賜，委身事奉，這是值得感恩的事，但蕭Sir相信上帝同樣賜下恩賜給男性信徒，只是他們需要啟蒙者。「不少弟兄都是千里馬，但他們需要伯樂。」他建議神學院在訓練神學生時需加強牧養弟兄的教導，讓傳道同工在牧會時能幫助弟兄發展他們的恩賜，委身教會，培養更多弟兄成為教會的領袖。

團契生活對信徒是重要的，不少人離開教會都是因為人際關係的問題。肢體相交對姊妹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對不少弟兄來說卻會渾身不自在。蕭Sir建議用興趣小組來將弟兄結連起來，可以是打波、行山、夾Band、Board Game等等，讓弟兄在活動中建立情誼。但蕭Sir強調教會不是興趣班及聯誼會，這些聯誼活動不能成為牧養的核心，上文所言的靈性根基、建立使命感的工作必須同時進行，才是建立弟兄靈命成長的方法。

願每一個人都能在教會得到適切的牧養，共建基督的身體。

男女平等，聽起來是大家都很認同的事。筆者亦很同意在某些層面上促進性別平等的意識，例如：接受教育的機會、參與民主活動、在工作及社會中不因性別的原因而被剝削權利等。然而，社會人士在要求性別平等時，需清楚了解何謂真正的平等，不少有關腦部的研究發現，男女腦部不同部位的發展進度不一，因此，了解男女的發展特質，按他們的情況而因材施教，才能讓他們發展得更好。

男女的大腦發展的次序不同，因此有說男生發展比較慢一點是有待商榷的。男女兩性大腦中與語言、空間記憶、運動協調乃與別人相處的能力的發展是不同次序、不同時間以及不同進度的。舉一個例子，有研究結果顯示原來女嬰的聽力比男嬰敏感很多，當孩子愈長大，這個差異愈明顯，因此，跟男孩與女孩的講話方式就要有不同；甚至老師在安排課室的座位時，留意到兩性對聲音敏感度的差異，把小男生安排到較前的位置，讓他們可以更容易專注於老師的聲音；女孩控制語言和精細動作技術的部份發展比較早，男孩則在處理和標定視覺空間的區域發展得較早；所以男孩對遊戲的喜好，甚至讀寫的能力都與女孩有所不同，但這些差異在成年後會慢慢收窄。很多時社會瀰漫著贏在起跑線的奇怪風氣，使男孩女孩都無法按自己的特質及成長速度發展，假如家長或老師不知道甚至漠視這些差異，只是一味的催逼子女要按成人期望的進度學習，其實對他們的發展反而是百害而無一利。

前陣子有專題報道指有家長主動要求醫生開精神料藥物給自己的子女，讓他們在上課時可以更專注云云，為了追求所謂的成績，連對子女長遠健康的影響都可以置之不理，家長這樣的心態實在可悲。作為父母，請撫心自問，不想子女「低人一等」、未跑先輸，究竟是在擔心甚麼？對孩子最大的好處是，父母能夠用心看到他們作為男孩或女孩的特質，容讓他們按自己的程度和進度發展，而不是淪為爭取好成績的一台機器。

隨著性別平等思想的推廣，女性的社經地位已大幅提升，在不少領域內已能與男性看齊，甚至比男性有更好的表現。但在家庭處境中，女性仍然肩負起主要照顧者的角色，甚至為了照顧家庭而放棄自己的工作。

早前三八婦女節，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發表了帶有濃厚性別偏見的言論，他表示女性擔當的家庭角色男性不能做到，例如做家務；又指將來老去會叫女兒照顧自己，因為兒子要出外工作。我們不了解其家庭處境，但一個提倡性別平等機構的負責人發表這樣的言論，難怪婦女組織要求他道歉和辭職。

陳章明的言論正正反映出社會仍然保留著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想法，難以在幾十年的時間內除去。做家務及照顧家人等工作不應只落在女性身上，男性也需一同分擔責任，照顧家庭。不過，真的有些家庭角色是男性做不到的，最直接當然是餵哺母乳。儘管政治不正確，但現實上男女兩性的性別特質真的普遍性存在著差異。一個父親如何努力，也不能取代母親的角色；同樣道理，一個母親如何努力，也不能取代父親的角色。父親母親對子女成長是同樣重要，也是不可被取替。

舊日社會男性為了養家，終日奔走賺錢而忽略家庭。現在社會富裕了，但不少男性仍然忽略了自己的家庭責任。我們身處在一個兩性平等的社會，女性不再被局限在家庭，而可以同樣選擇活躍於社會中；而一直活躍於社會的男性，也需要投放多些精神及時間於家庭。家庭責任最重要的並不是洗碗、煮飯、換尿片、倒垃圾等家務，而是人的工作。關心家人、栽培子女成長、讓長者老有所依，這些都需要所有家庭成員身體力行參與及委身。

家庭是一個關係性群體，我們都是關係性的生命。我們每一個都是子女，因為我們都有父母；如你是一位丈夫，是因為你有一位妻子；如你是姊姊，是因為你有弟妹。家務還可以請外傭或鐘點來處理，但我們每個人在家庭的崗位，無論你是男或女，是丈夫或妻子，是父母或子女，都是沒有人能取替。

你的家人在等你，今晚你會早點回家嗎？

半個多月前，欣宜在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獲得多個獎項，當中包括「我最喜愛歌曲大獎」，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多方批評，從「靠母蔭」到「高調肥」，一時間民怨沸騰。另一方面，為欣宜辯護以及對批評者反批評的文章亦不絕如縷，他們指批評者「歧視」肥、「葡萄」，同時也盛讚欣宜努力、積極和正面。[1]　一下子，欣宜獲獎事件由娛樂圈的二三事演變成社會文化的大討論，涉及審美、「成功靠母幹」、歧視和網絡欺凌等各個層面。

近來有傳媒刊登了譚蕙芸小姐所撰的「因女藝人欣宜「高調肥」捱轟，我重讀了約翰．伯格」一文。[2] 譚文以約翰．伯格「男性凝視理論」重新解讀整個欣宜獲獎事件，並認為欣宜「高調肥」會被猛烈抨擊是因為「觸犯了社會禁忌」，而且挑戰了「男人觀看，女性展示的權力關係」。從描述現象到理論解釋再到反思社會，譚小姐可謂創作了一篇文化研究的範文，也成功令讀者反思社會中男女角色的不同。然而，單就了解欣宜「高調肥」這件事而言，筆者認為這是不足夠的，甚至是誤導的，其結果只會加深對立和仇恨。故此，本文將嘗試對欣宜「高調肥」事件另作詮釋，並進而指出單從「觀看理論」解讀社會現象的不足。

1. 起初的審美問題

「高調肥」事件圍繞著兩個概念或兩種現象，一是「肥」，二是「美」。「高調肥」要重構的是「肥」和「美」的關係，而背後控訴的，是香港娛樂圈或香港社會對「肥」的排拒和對「肥人」的壓迫。在這裡涉及兩個問題：「肥本身是/可以美嗎？」和「肥與各式各樣的美(例如歌聲之美)可以相容嗎？」前者和後者是大不相同的問題，人絕對可以覺得「肥」本身一點也不美，但同時認為「肥人」能創造出做各種「美」的作品，例如歌曲、油畫以至演活某個戲劇角色。由是，我們已觸及「觀看」理論的極限。所謂「男性凝視」處理不了視覺以外例如聽覺的審美形式。「肥本身是/可以美嗎？」是個高度視覺化的問題，但「肥與各式各樣的美可以相容嗎？」卻是個共感和自我間距化的問題。約翰．伯格的理論原是要論述電影，自然要集中處理「觀看」的問題；可是論者要把繁複的社會現象削足適履，化約到單純的「觀看」問題，即難免粗疏。

欣宜的經歷其實很不幸。年幼時經歷TVB那種近乎洗腦式的捧人方式，甚麼「媽媽好」、白雪公主，大眾對她生厭，就正如隨後人們討厭林峰，是社會學上的必然。她長大後又被娛樂圈與商業社會的瘋狂「拜瘦教」搾取：瘦身公司、纖體廣告，無盡的他者目光。欣宜受到的壓迫，外人無法想像。這樣的欣宜令人深感同情。然而，當欣宜或欣宜的團隊將壓迫的原因單純歸結為大眾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否定時，更大的悲劇就出現了。

一切源於某些人混淆了上述那兩個問題。不難發現，前一個問題「肥本身是/可以美嗎？」的答案可以很diverse，因人而異，只涉及個人的美感經驗；後一個問題，「肥與各式各樣的美(例如歌聲之美)可以相容嗎？」卻是一個美學的問題，可以用理性推導，大眾也有比較一致的共識，答案當然是「可以」。畢竟，用視覺來品評任何人的音樂造詣都是不正當的，正如任何人用「視覺理論」來分析別人對一個歌手的觀感都是不足的。然而，這兩個問題一旦被賦予商業宣傳的語言形式，就再分不開。一句「肥人也可以做歌手」，使「肥可以美」以及「肥與歌聲之美相容」兩個判斷緊密地結合了；而「肥」和「瘦」亦彷彿由一對相對的概念變成邏輯上不相容的二元對立。同時，它以挑戰和控訴的形式道出，無形中對設了一個所謂「歧視肥」的他者。

問題在於，在這話語下這兩個判斷已不能分開：說「肥不可以美」幾乎等於說「肥與歌聲之美不相容」，反之亦然。由是，在這商業宣傳下，那些真心對「肥」本身沒有美感經驗的平民百姓，無辜承受了「用眼睛聽歌」以及「歧視肥」的罪名。更重要的是欣宜及其朋友控訴的那種對「瘦」和「減肥」的病態執迷與香港平民日常生活所體驗到的「減肥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前者是一種強制，若非極端地瘦，就不能得到演出機會(部份因為在鏡頭下人總會比正常胖，所以做明星總要「過」瘦)；而後者卻只是一種生活文化：人們一邊把「減肥」掛在口邊，一邊與脂肪做朋友，又用「肥」做閒聊話題。事實上，筆者與友人對暴瘦的反感比「痴肥」更深。一些常把「減肥」掛在口邊的瘦女子常被拿來開玩笑。[3] 人們追求的大概是一種中庸，不太肥不太瘦，不盲目地求瘦也不會無限地發胖。然而，這種中庸之道從一開始就被上述話語中，「肥」和「瘦」的二元對立掩蓋了。現在，「痴肥」、「少少肥」、「有肚腩」都是「肥」；「減肥」、「keep fit」、「不要太肥」都是「瘦」。欣宜及其團隊所指控的「拜瘦」，與平民的生活關係可能不大，但到這一刻已不能分辨。還有，在過去有平民嘲笑欣宜更多是因為「煩」，而不是「肥」呀！[4] 平民百姓，那些欣宜壓迫事件中的small potato，在商業宣傳和欣宜及其友人和她的辯護者的話語下，感覺如同有基督徒當著你面斥責說「你是罪人，因為你曾衝紅燈」。

一個平民，受到這樣的「指控」自然水土不服，部份人會反抗也是理所當然。但常人怎可能有足夠的理論裝備講述他們的不滿？他們只可能用最原始的最直接的表達：「你肥沒問題，但請不要『高調肥』」——於是他們被邏輯清晰的文化人嘲笑了，又被說成了是權力被挑戰而憤怒。他們的每一句羞辱和不滿，都強化了欣宜一方的信念，成為他們「歧視肥」的「證據」。如是者，循環往復，欣宜作為受害者的宏大敘事終於成形。然而，在這敘事下欣宜和平民都是受害者。

君不見每篇批評欣宜「高調肥」的人都一再強調和澄清自己不討厭甚至欣賞欣宜的歌聲？他們遠不是因為甚麼「權力結構」被挑戰了才感到水土不服。在這宏大敘事中，批評欣宜的個體被穩穩地放置於「厭肥者」的角色；在這角色中，個體被「面譜化」了，不但「我」作為「聆聽者」的身份被謀殺了，連「我」的審美能力都被羞辱。個體要反抗的，不是欣宜本人，而是那種將「我」平面化，丑角化的話語機制。這就是為何這麼多人說「肥」不是問題，「高調肥」才是問題。「高調」令「我」不適，不是因為「我」的權力被挑戰，而僅是因為「我」是被壓迫的一個，正如欣宜本人。另一邊，欣宜本人同時在這敘事中受著實際上不是指向她的批評，與敵人的敵人搏鬥。到最後，得益的只有那些捍衛欣宜，因而在這敘事中得佔道德高地的人；以及娛樂圈和商業世界的病態「拜瘦教」這一本應被譴責的結構。

真相是，譚女士的文章無助消除對立，只是一再強化這種宏大敘事而已。

2. 從審美到倫理追求

上述的圖景已是十足的悲劇；然而，一種敘事一旦形成，就不會停止發展。

上述敘事的缺陷或不足顯然易見。「肥是/可以美」這個美學判斷顯然與為數不少的人的美感經驗相違：一個全身過量脂肪的人怎可能被形容為「美」？本來，這個問題根本不需回答，無奈在這敘事中，上述兩個問題已二合為一。因而，這敘事在壓迫「厭肥者」的同時，也在壓迫「敘事者」；現在，敘事者必須為這問題給出原因。

除了拿出一些時裝、圖片從實際上給人美感體驗，「護肥」一方用了勢必影響深遠的一招：做自己。

「做自己就是美」，「做自己，不盲從外界標準」，「活出真我散發自信美」。在這種耳熟能詳的話語中，「真」、「善」、「美」這三個古老的哲學範疇奇妙地重新連上：欣宜因為「做自己」所以真，因為真所以美(自信美)，因為活出了「本真」的生命所以是「善」(Good)。話說到這裡，「肥」已不是存在狀態、不是「審美對象」，而是「自我」的表達。「肥」反映了欣宜的真生命，是欣宜的獨特性，個人存在的標誌，是欣宜的生命本身。有趣的是，為欣宜辯護的人常批判「厭肥者」將欣宜和「肥」劃上等號，但最將「肥」與欣宜視為同一的，正正是上述這種話語。

「肥」的話語一旦擴張至「真」和「善」，其壓迫性將大到無以復加。現在，不但對肥沒有美感經驗的人受到壓迫；連那些不認為「肥是真」、「肥是善」的人都受到壓迫。一反對「肥是真」和「肥是善」就被扣上「逼迫肥人」和「拜瘦」的帽子。總之，他們都是「歧視肥」的「厭肥者」。因此，一切就如命定般。「厭肥者」在被厭迫的情況下攻擊欣宜的「真」和「善」，包括不減肥等於做自己的邏輯以及做自己不等於放縱的奇怪切割。最終這種攻擊擴及欣宜對母親的「真」和「善」——「消費肥姐」論正式誕生。當然，一切攻擊又被收納到「厭肥者」討厭「肥」的角色與性格設定之下，又開展了新的循環。

於是，一個橫跨美學和倫理學的大敘事正式完成；但它不會就此完結：肥，將被視為一種倫理價值來討論；肥，將會成為反對一切身體控制的象徵。在這敘事下，欣宜繼續受害，「厭肥者」繼續「厭肥」，而道德終會凱旋而回，為這敘事開疆闢土，娛樂圈和商業世界的守舊和病態「拜瘦教」則在背後冷笑。

3. 致欣宜：你是女神，不要被雕刻成石像

事已至此，有沒有出路呢？如果有，也只能從每個個體開始。不諱言，筆者也是欣賞欣宜的歌藝但討厭「高調肥」的一員，在上述意識形態的驅使下也曾有點討厭欣宜，但經歷上述的反思和批判後就明白，欣宜不過是另一受害者。

欣宜，小心不要再說「感謝傷害過自己的人」了，因為這種話語只是再一次強化那種傷害與受害的敘事，強化對方「厭肥者」的角色而已。其實「厭肥者」不是攻擊你本人，而是攻擊以「欣宜」這個符號為標誌的一整套話語體系。假如未來你想減肥，這套話語甚至會阻止你，因為它的本質就是要將你化約成一個符號，一座石像，象徵它的權力。

「做自己」不容易，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話。人不會因「做自己」而美，更不會因「做自己」就健康。然而，將自己呈獻給某種比自我更大的存在，例如藝術，這樣的人很美，甚至是神聖的。我想起張國榮，也想起沈殿霞。

提起跨性別政治議程，很多人會即時提起洗手間男女廁的爭論，甚至有人認為外國因而提出的「廁所法案」是不切實際，多此一舉。可是，對於跨性別政治議題來說，能打破一個為著男女性別而設的界限，就是成功。可以說，跨性別政治運動和酷兒運動一樣，都是嘗試越界的行動，爭取將界線除去，甚至在最後重新劃界。

跨性別其實是一個泛稱，當中除了有完成整項變性手術的變性人，也有只完成部份手術，甚至從未做過手術的跨性別人士及易服者等，但總括而言，他們是一群希望不一定以生理性別去決定自己的性別角色，或性別裝扮的人。所以，對他們來說，用其生理性別去處理關乎他們的一切事，是一種壓迫。

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一份報告，論及跨性別人士所受到的侵犯和攻擊，就包括用他們不希望別人用原生性別來形容他。例如由男變女的父親，當其女兒和太太叫他爸爸和丈夫時，會令他感到不舒服；另外就是故意模仿他們的聲音，打扮等等，都會令他們感到不安和受冒犯。

同理，一切以男女來作分別的東西，例如洗手間、更衣室，甚至身份證、考試證上的男女稱謂等等，他們都認為必須打破。對跨性別的朋友來說，這些界線令他們每天都活在抗爭中，他們每天都因為這些有意或無意、出於個人或是制度上的「冒犯」，而加深了他們對社會制度的不認同，最終要求解放。

跨性別人士的越界舉措與理據

要打破界線和規限，首先要有願意越界的人。跨性別人士作為越界者，他們極力將自己的越界行動形容為合理，當中的方法除了稱自己患病，另一個就是權利，意指自己有權選擇自己的心理性別，即使自己生理性別是男性，也應該可以用女性身份示人。對跨性別人士來說，這是他們的表達自由，不宜亦不應被監控或者無理被定性。

他們認為一切的性別都只是裝扮，所以一切的規則都是人定的，都可以改變。部份持酷兒理論的學者更認為，基督教本身就有打破界線的特質，他們更引述耶穌本身就打破神性和人性、生和死、永恆和有限、恩典和罪等界限，以超越和越界的愛去愛我們，所以耶穌也是一名酷兒，只要我們學效基督的愛，就可以超越很多我們在受造世界中所看到的不必要的界限與規則。

跨越界線變成刪除界線，不少社會人士曾以不同方式去嘗試回應跨性別人士的要求，例如用「身份確認」的向度。以洗手間問題為例，部份人曾提倡加入「中性」洗手間或浴室，令跨性別人士可以自由進出自己的空間。隨後，又有部份跨性別人士進一步要求有一致的空間，例如：以性別一及性別二來代替男女；不再區分中性廁所，男女在同一空間如廁等，所以要麼就讓他們到其認為舒服的空間，要麼就取消一切性別的規限，好讓大家都得到解放。

於是，他們就由跨界的政治運動，變成刪除界線的政治行動。他們及後繼續爭取的是取消一些他們認為不必要的性別申報，所以結婚時不用「男女」，只要「兩個人」就好了，甚至結婚前也不應及不用告訴對方自己的真實性別，以及是否曾做過不可逆轉的變性手術，因為兩個人結婚，相愛就好，其他事不需多理。此外，出世紙亦不應寫明嬰兒的性別，應該留空，讓孩子成長後按自身情況決定，因為孩子不一定接受生理性別，應該給予他們空間選擇或不選擇。

退一步思考跨性別政治議程

跨性別政治議程既然是同運政治的一員，他們共同採納了一種形態：同樣都在規範下受遏抑，之後要求解放固有制度，並要接納他們，一起過共融的生活。所以他們很自然就將自己形容成小眾及弱勢，並有自身的故事，別人要尊重個體的獨特性等特點，好讓社會更能以一個包容與體諒的向度去與他們相處及同行，之後往往就是刪除固有界線，甚至為社會定立新界線。

於是，我們會問：跨性別人士如果是一群有需要的人，他們面對的困難，不論是因著社會制度，還是因著與不同的人接觸而產生，其訴求是否合理？社會可以提供一個怎樣的空間，讓他們不被傷害？同時，我們也要問那些同運議題的界線可以擴闊至何種境地？又是否有必要去擴闊呢？這些界線被抹掉後，之前所面對的問題就是否會得到緩和？以法例充權來化解某些情況，是否一個合理的倫理想像？又是否能解決現時跨性別人士所面對的攻擊、壓迫和困境？

當然，有人會認為可以參考英國的例子，那看似很成功，但當中的處境能否直接放在香港使用？我們有沒有考慮香港的文化與民情？如果強行以西方模式硬套在香港處境，又是否合宜？我們又有沒有更好的出路？界線很多時不一定是範規和約束，有時亦是一種提醒和保護，人與人之間的界線，不單是主觀的感受，也是客觀的尊重。
 

 
參考資料：

Nadal, K.L. “Gender Identity Microaggressions: Experiences of Transgender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People,” in That’s So Gay! Microaggressions and the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Community: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 sychology.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Cheng, Patrick S..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iberative Ethics,” in Ethics: A Liberative Approach, ed. Miguel A De La Torre , 207-221.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3.

Stocks, Thomas. “To What Extent Have the Rights of Transgender People Been Underrealized in Comparison to the Right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Queer/ Questioning Peop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ism 16:1 (2015) 1-35.

關啟文。《同性與變性》。香港：宣道出版社，2015。

從前是這樣的。在香港這個「男主外，女主內」的地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應是男子漢的責任，相反地，在家中「相夫教子」是女性的天職。這種傳統中國家庭與兩性的思想，[1] 雖然不至成為強制規條，但也曾主導了這裡的文化。

由於男性被塑造成強者及領導者，故相應地要肩負「養妻活兒」等職責，作家庭的精神及經濟支柱；而女性則要做「相夫教子」的「賢內助」。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處2012年發表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統計報告顯示，雖然十五歲及以上的工作年齡人口中，女性佔多數，但現時男性實際勞動人口參與率比女性多，勞動人口仍以男性為主。[2] 平機會於2012年公布的《性別定型及其對男性的影響》研究報告指出，不論任何年紀及階層的受訪男性，都在若干程度上受到傳統對男性的規範影響，認為他們必須有經濟上照顧家庭的能力，並要比身邊的女伴成功。與此同時，為數不少的男性仍期望女性擁有傳統「三從四德」的特質。[3]

不過隨著現代社會發展，尤其在引入西方文化後，香港的兩性文化也受到改變。女性從前較少「拋頭露面」工作，但現在都有工作的機會。最出名的例子，就是隨著紡織製衣業興起而有的「工廠妹、車衣女」工作機會。後來女性的晉升機會不斷提高，社會也開始出現「女強人」的稱呼：雖然女性地位已提高了，但當時的文化仍不是主流（起碼在我們社會中就從來沒有「男強人」的稱號）。[4]

然而，現今香港兩性文化的情況已有一些微妙的轉變。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99年教育署在當時小六升中派位機制，以男女生分隊計算而有歧視女生之嫌，遭平機會提出司法覆核。法院最終裁定升中派位制度違反《性別歧視條例》，迫使政府於2002年起採用男女生混合制派位。在這個新制度下，看似是對兩性平等，但卻做成男女比例失衡現象。[5]

而事實上，傳統以男性為主導的兩性關係，因著新一代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工作機會增加而有所改變。今日社會中，關於男性較為人熟悉的形容詞有：電車男、草食男、宅男及港男等，看來都是對「較弱勢」、難成大器者的形容詞。而關於女性，則多人提及：港女、肉食女、公主病、中女、敗犬及熟女等。相對而言，女性好像較為強勢，女權當道。[6]

其實，由以往的「女強人」社會現象，到今日變成了「草食男和肉食女」，當中見證了現代社會男女情感關係的互動，既有異於傳統的固有男性主導模式，也在雙方角色上對調，男的被動溫和，女的主動熱情。今天的女性有與上一代不同的經濟獨立條件、工作能力與發展機會，經濟獨立自然也影響了她們對戀愛與婚姻的選擇權。相反地，很多「港男」被指常要女士照顧，不及上一代男士有風度。有學者指出，在港爸港媽溺愛下，加上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現今香港男性也沒有以往要「照顧家人，擔起頭家」的心理質素，以至出現了男女角色互換，甚至失衡的現象[7]

我們的社會的確日益重視女性權益。不過，在「女強人」愈來愈強的時候，香港的男性會不會反過來，成為了「宅男」？究竟兩性相處是否一定要「一個強，一個弱」？

兩性地位及其相處的信仰反思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男人從火星來，女人從金星來

~約翰∙葛瑞(John Gray)

在很多所謂的父權社會中，男性多被教導要支配進取，而女性則被教導要順服被動。在古代的中國更有男為天，女為地的想法。與古代中國一樣，在古代西方哲學家眼中，唯有男性是完全的人，而女性在本質上是次等的，她們是不能自給自足及不能自主的個體。[8] 有不少初期或中世紀的教父，如特土良、俄利根、奧古斯丁及阿奎那等，他們假設女性是較弱的性別。[9] 阿奎那更認為兩性的分別只是為了生兒育女而存在。只是，在一般的社交生活中，女性的地位仍然不如男性。[10]

馬丁路得卻認為兩性之間的不平等只是基於人類始祖墮落後的結果，他認為婚姻的目的不止生養孩子那麼簡單，在婚姻中男女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1] 除了馬丁路得，現今有不少神學家都打破了阿奎那及古教父的想法。隨著現代人開始區分生理性別與性別角色，不少人指出一般人眼中兩性的不同特質，如男性為主導者，女性是順從者的性別定型不是天生而來的，而是社教化下的結果。[12] 如果讀者記得撒拉、哈拿，又或是拿俄米等女士，便不難發現她們並不只是溫柔順服，滿足於現狀，又或是抑壓自己的需要而成為一個被動者。她們也會主動出撃，爭取她們想要的保障(創十六1-3；撒上一10-11；得三1-4)。而撒拉及哈拿這兩位女士更得到她們丈夫的尊重，對她們言計聽從(創十六2-3；撒上一21-23)，儘管在當時，女性的地位仍是低於男人，只被視作男人的財產。

《聖經》沒有否定女性的地位，也沒有視她們為次一等。首先，男女均有神的形象(創一27)。神用亞當的肋骨做夏娃，肋骨本身貼近心臟的位置，這表示夏娃的地位與亞當是平等的。[13] 即使是神，也沒有命令妻子在丈夫面前要閉嘴不言，毫無主意。相反，當亞伯拉罕憂愁於妻妾之爭時，神竟要亞伯拉罕聽從撒拉對他說的話，把夏甲及以實瑪利趕走(創二十一9-13)。因為神肯定撒拉，只有以撒及他的後裔才是亞伯拉罕的合法繼承人(創二十一10、12)。

神祝福亞伯拉罕為多國之父(創十七5)，亦稱撒拉為多國之母，賜福給她(創十七15-16)，天使見亞伯拉罕之時，亦問及撒拉(創十八9)。這表示在神眼中，沒有如當時人一樣視撒拉為貨物，當她沒有生育功能，甚至年紀老邁時，神也沒有使用其他女子代替她為亞伯拉罕生子。雖然這是人很自然的想法，就如撒拉也用了這方法，但信實的神卻沒有替換她，反而為她行了一個連她自己都感到「可笑」的神蹟(創十八10-15)。

當中國古代鼓吹「女人無才便是德」的時候，《箴言》卻論到「才德」婦人的價值勝過寶石(《新譯本》) (箴三十一10)。當中的才德婦人有智慧及能力，是每位男士背後重要的女人(箴三十一10-28)。而當古代的中國人把教育孩子的責任歸於父親，所謂「養不教，父之過」，《箴言》卻肯定在教育孩子一事上，母親的貢獻同樣重要，孩子「要聽從你父親的教訓，不可離棄你母親的訓誨」(《新譯本》(箴一8)。

可以說，《聖經》的故事雖發生在男尊女卑的年代，但神沒有輕視女性的價值及其角色的重要性。神造男造女，無論生理或心理發展等方面都有所分別，但這種不同並不表示他們地位上不平等，此種不同正反映了神當初的設計，無論在社會或家庭，缺乏其中一個性別都是不完整的。[14] 而夫妻之間更應互相順服(弗五21)，雖然保羅提到「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順服主一樣。」(弗五22)，似乎表示丈夫是妻子的「主人」，但事實上，基督才是家庭及婚姻中的唯一的主，夫婦順服基督，在愛中也彼此順服。因著「你們作丈夫的，要愛妻子，好像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妻子尊重及順服丈夫，因著丈夫的愛而不必成為丈夫的僕人。一個有愛的丈夫，不但不會對待妻子如對待奴隸一樣，出於愛，他也會願意順從妻子 (弗五22) ，[15] 就如以利加拿愛哈拿(撤上一8、23)，任由她決定撒母耳的將來。

雖然現今華人的家庭仍有不少重男輕女的情況，但比起很多地方，香港的女性地位已十分高。香港女性的地位得以提升，極有可能與現今女性擁有高學歷、高職位及高收入有關。當女性在經濟上獨立、愈來愈多機會成為公司高層，很自然便有更高的地位及話事權。只是，在女性「抬頭」的同時，希望不會產生太多有病，甚至生癌的公主，事事要男士服侍。

與人的相處之道應建基於尊重，不要自恃自己是經濟來源便輕視對方。另外，也應把對方視為一個整體而與他或她有所交流，建立出如Martin Buber所說的 “I and Thou”「我和你」關係。這種關係中的「你」不再是一件物件或他者，和一個「你」接觸表示不再從自我的經驗出發，我不是「經驗」一個你，而是與你有「關係」。兩者的不同在於經驗是從個人出發，是單向的，但關係卻是雙向的。[16]

說到底，正如約翰∙葛瑞所言：「只有男人和女人能夠尊重和接受他們的不同，愛情才有機會繁盛」。[17] 這裡所指的不同不是指到女的必然溫柔，男的必然果斷等這些被人定型的性別氣質，而是指到心理發展、思想模式、對感情的需求或表達等不同。當然，除此之外，每個人的思維模式及性格也會受原生家庭、人生經歷等影響，所以擴充「男人從火星來，女人從金星來」這句說話便是說不同人都是來自不同星系。明白大家的不同，便不會發生以自我為中心的溝通。明白他人有別於自己，便不會妄求對方成為自己肚裡的蟲，認為對方必然明白自己的想法，並按著自己的方法做事。反過來，也不會妄想自己是對方肚裡的蟲，認為自己完全明白對方的想法。不必談到兩性關係，這些因素都窒礙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在過往數千年的人類歷史中，主導世界、國家、族群及家庭的都一直是男性。過去女性的社經地位比男性低，女性需要依賴男性才能生存。直到近代婦女運動的興起，男女平等的概念才逐步為世人所接受，更將三月八日定為國際婦女節。
 
現在，本港女性在社會上已撐起半天邊，不少女性在各行業中更打造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作出重要的貢獻。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2011年全港370萬勞動人口中，女性約有170萬，佔47.5%；此外，本港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達46.8%。因根深蒂固的性別定型思想，不少人仍存有不同程度「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照顧家庭的責任亦常落在女性的身上。雙職婦女既要照顧家庭，又要兼顧工作。雖然不少家庭有聘用外籍傭工，但雙職婦女的壓力亦不見得能大大減少。
 
三八國際婦女節的日子又到了，但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這個饒富意義的節日又淪為一個消費享樂的日子。不少專攻女性市場的商品推出三八婦女節優惠，以向女性作出敬意為賣點，大賺消費者的金錢。消費享樂和美食佳餚或許能為一部分有經濟能力的婦女提供片刻的安慰，但卻無助解決香港婦女面對的困難。
 
要肯定婦女為社會和家庭的付出與貢獻，不是靠每年一次慶祝三八婦女節，並在當中消費享樂便足夠。政府應該帶頭在政策層面上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如：實施健康工時、落實男士侍產假、增加託兒服務等政策，
 
讓不同的家庭成員都能投放更多時間在家庭，減輕雙職婦女的壓力，增加家庭間的溝通。在個人層面上，丈夫應該體恤同樣經過一天辛勤工作的太太，主動協助處理家務，照顧子女，以行動來表明對太太的支持和肯定。
 

華人家族以相同血緣結集，圍村分地，遠親近戚都是鄰里，生活圈緊密；而已發展社會則偏向西方文化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婚後離開原生家庭，另組新的核心家庭。理論上，核心家庭之間聯繫比較疏離，但因為香港當代的家庭意識發展是源自早期難民社會，因此家族及鄰里意識強烈，彌補了一些核心家庭的不足，即或當時處境艱難，仍有「72家房客」式的社區支援。過去十多年香港的政經地位一直名列前茅，但家庭關係的質素卻每況愈下。本文整合過往幾年的調查及統計數據，嘗試從千絲萬縷中歸納一些香港家庭正面對的困難。

家庭凝聚力驟降
 

社聯由1999年開始隔年公佈《社會發展指數》，其中一項是家庭團結分類指數，由2000年開始連續五次錄得負增長。在《社會發展指數2010》報告中指出，2008年的數字更加是嚴重的倒退，負數值由-535暴跌至-906。[1]　構成指數負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家庭暴力案件的升幅增達五成，由2000年52.6宗至2008年211.9宗。此外，根據2010年統計署的一般離婚率顯示，近10年的離婚率有逐步增加的趨勢，指數由2001年的2.2升至2010年的2.9。[2]
 
多年來，報告都因這些數據而作出解釋：「社會趨向個人化，家庭團結指數一直出現負增長……十年間惡化近十倍……過去引致家庭團結（編者按︰指數下滑）的主要構成因素是離婚問題，但現在家庭更面對種種影響家庭和諧的社會因素，例如雙職家庭的增加、中港跨境家庭的分隔、文化差異等。這些問題既削弱家庭凝聚力，亦障礙到家長對子女的關顧及支援……」[3]　報告喚起社會的焦點：家庭是個人最大的支援，亦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基本結構，但它正被嚴重漠視和擠壓粉碎。
 

家庭結構
 

另一個分類指數是兒童社群的社會發展趨勢，其中三個指標能反映出香港的家庭結構狀況。包括居住於低收入家庭住戶的兒童佔總兒童人口25.3%；居住於單親家庭的兒童佔總兒童人數升至8.7%，而每10萬名兒童中虐兒個案指數更由2000年36.2升了一倍至2008年的77.3。[4]
 
單親家庭及低收入人士（報告亦提及跨境家庭）數字上升是近年不爭事實。但數據顯示，愈來愈多兒童生活於單親家庭或低收入住戶。這類家庭較多是基層人士，意味有更長的工作時間及較差的工作待遇，令問題更複雜。報告指出「家庭暴力、疏忽照顧兒童等個案的上升，正正反映為個人提供基本支援的家庭已經飽受壓力……」[5]　香港在90年代尾已開始由核心小家庭（3人家庭）為主，較少兄弟姊妹分擔家庭責任，亦間接令家庭與家庭之間的支援減低。對於單親與低收入家庭來說，社區關係疏離更是雪上加霜。
 

工時過長

早在2005年，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發表一份近年最有權威和全面的工作時數國際研究報告，其中指出ILO早在1935年已將合理工時（Decent working time）訂為每週工作40小時，並關注時間匱乏（time proverty）、工作過勞猝死等問題。[6]　報告提到合理工時能對工人的家庭生活提供正面幫助，同時增加工作生產力。但事與願違，2011年香港每週平均工時為46小時，基層工作者的長工時更直逼發展中國家。根據統計署2011年第三季數字，工時超過每週44小時的香港勞工超過208萬人，超過整體就業人數（364萬）一半，而接近兩成（66萬）人更每週工作超過60小時。[7]
 
香港普遍工時過長，首先被犧牲的是家庭生活，家庭成員難有空餘時間共敍天倫。有團體在2010年發佈的一項有關生活與工作平衡的調查提到，77.7%僱員曾因為生活與工作平衡欠佳而令自己受影響，其中一項更指出，有37%僱員表示沒有時間與伴侶和家人相聚。[8]
 

雙職父母　
 

「養大一個細路要400萬。」李麗珊道出在消費主導的社會中養兒育女的經濟壓力，最先孕育出的不是成材的孩子，而是雙職家長──父母都朝九晚六地工作，甚至加班、將工作帶回家，又或者下班後需「全職」打理繁瑣家務。根據2011年統計署報告，在職已婚女性的比例穩步上升，由2001年的43.7%到2010年45.7%。[9]
 
雙職父母的出現，不論是有足夠經濟能力聘請外傭的家庭，還是要獨留子女在家的較基層父母，都意味著家庭成員之間的相處時間減少。尤其於經濟不景氣，「資源增值」的壓力下，他們為保飯碗，要忍受工作量沉重、收入減少；回家後，仍要背負打理家務和子女生活的擔子，休息時間肯定少之又少。當家長的身體、精神和情緒上的壓力都相當大，往往便會忽略家庭成員間的溝通需要，令成員間矛盾衝突增加，甚至將負面情緒發洩，成為施虐者等，[10]　帶來家庭關係惡化。由中大亞太研究所進行的調查發現，四成受訪者工時偏長；大部份要兼顧家務；兩成要進修；超過半數休息不足。研究指出受訪者的家庭功能發揮偏低，並且因工時愈長，其主觀的精神狀況和家庭功能愈差。[11]
 

家庭角色與性別定型

 在一個資本主導、管理主義橫行的現代商業社會，工作與家庭生活分割恍惚保證了工作效率。但事實上，早於2002年理工大學一項有關家庭友善政策的調查指出：「有七成僱員都同意若上司協助解決下屬的家庭問題，有助提升工作表現及改善與家人的關係……（家庭友善政策）此舉不但可以提升個人的工作表現及精神健康，更可提升公司在顧客、政府及社會福利機構中的形象。」[12]　惟在現實中僱員的期望大都落空，其家庭角色往往被公司忽略，迫使僱員將「家庭」和「事業」站於壁壘分明的對立點，產生衝突。
 
根據統計署2010年的資料，男性從事經濟活動與女性的比例是1：0.79，而從事部份時間工作（part-time-job）的男女比例是1：1.81。[13]　與2001年比較，社會對「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開始減低，事實亦可見於近年媒體中對家庭主「夫」的關注，亦有「男士侍產假」的討論，我們喜見社會更多接納男士表達對照顧家庭的渴望。不過，「男主外、女主內」仍然有其普遍影響力。中文大學在2009年有關香港年青女性對家庭友善政策措施看法的調查中，亦表達相類的說法。[14]　
 
正因為工作與家庭分割的氛圍，加上「男主外、女主內」觀念，令家庭責任偏重於雙職母親，使其與工作的矛盾變得更嚴重。一方面，事業女性因而傾向選擇遲婚、遲育（甚至不生育）；另一方面，男士在照顧家庭方面的訴求亦被忽略了。由此看來，種種家庭的元素，都被迫成為經濟主導社會首先的犧牲品，但諷刺的是不少調查都顯示香港人最看重的仍是家庭和家人，[15]要平衡兩方面的需要，政府、僱主和每一位家庭成員都責無旁貸。
 

美國精神病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指出，大約四分之三在童年有性屬身份混亂（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的人在青春期末期或成年期會出現有同性戀或者雙性戀的情況。故此，幼兒成長時期性屬身份（Gender Identity）的建立對日後性傾向的發展也有顯著的影響。為了解性屬身份建立的過程，我們訪問了前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醫學院精神科助理教授兼臨床心理學家黃偉康博士。

「性染色體所決定的男女身體狀態是硬件；但性屬身份是軟件，是一種對個人性屬的自我評估，而性屬身份發展是每個人的必經階段。」黃博士以他多年的臨床經驗指出性屬身份約在一歲半到三歲半期間開始建立，而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對子女性屬身份的建立尤其重要。
 

性屬身份從幼兒期建立

黃博士表示，母親對子女的成長是最重要的。他引用Margaret Mahler的「分離和個性化」（Separation and Individuation）理論，指出嬰兒雖然在出生時已離開母體，但他並不意識到自己與母親是兩個獨立的個體，他還要經歷一個涉及自我的心理和情緒的「分娩」過程，才意識到自己與母親的分離（Separation），並學習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Individuation）。在「分離和個性化」期間，孩童在情感上與母親分離，但仍然有依附親近（Attachment）的需要，故此會與同性父母建立依附關係，期望獲得安全感，並仿傚同性父母的行為和氣質，建立自己的性屬身份。
 
在男孩子的情況，兒子與母親分離過程成功後，若在試圖依附父親時被拒絕而受到傷害，又或者因不同的緣故父親不在兒子身邊，兒子因未能與父親建立依附關係，情感上出現孤兒心態，引發防衛性心理過份依附（Defensive Attachment），為免遭到更多打擊，只好在母親身上建立依附關係來獲取安全感。若周遭並沒有可作為仿傚的男性對象，兒子習慣在女性圈子中生活，男子氣概未能發展完成，自己的感情和情緒發展的模式亦變得女性化，容易產生性屬身分混亂。此外，若夫妻的關係欠佳，母親亦會缺乏安全感，唯有轉向從兒子身上填補心靈上的空缺，或會過分呵護兒子而不願放手，使兒子錯失建立男子氣概的機會。
 

父母乃同性子女的仿傚對象

在女孩子的情況，女兒雖然經歷與母親的「分離」，但她仍然會與母親建立依附關係。「女性的氣質需要由男性來彰顯。」黃博士表示女兒從母親身上仿傚女性的氣質，並藉著父親的肯定來確立，女兒也能從父母之間的愛情關係來肯定自身的女性氣質。若父母親的關係不和，父親對母親的身體或心靈上造成傷害，母親卻逆來順受，女兒覺得做女人沒有安全感，所以在心理上抗拒成為一個女人，放棄女性的氣質，結果導致女性氣質發展不足。
 
對於在單親家庭的環境長大孩童，黃博士建議親友中的男性可以作為父親的代入者，為男孩提供男子氣概的仿傚對象，並肯定女孩的女性氣質。
 
至於有關性別中立（Gender Neutrality）的說法，黃博士坦言並不認同，他認為人一出生就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天生性屬身份取向，男性希望發展出男子氣概，女性希望發展出女性氣質。若在成長過程中性屬身份發展不協調的話，會覺得自己與其他人有分別，容易出現情緒波動、緊張、焦慮等負面情緒，男性方面更會比女性難於建立同性的正常社交關係。
 

性屬身份發展不健全  或引致同性戀傾向

黃博士認為孩童時性屬身份不協調與成長後的同性戀傾向有直接的關係。正因為性屬身份發展不協調，長大後希望追求性屬身份的滿足，彌補男子氣概或女性氣質的缺失，故發展出同性之間的性吸引。所以，從根源出發，要避免同性戀的形成，就要讓孩童的性屬身份得到健全的發展。
 
黃博士強調男子氣概不等於大男人主義，家庭崗位的分工亦不會影響孩童性屬身份的發展。夫妻關係失調、單親家庭、幼年性侵犯、性別氣質上的欺凌行為等對孩童的成長影響深遠，如何正視和避免這些情況出現在家庭和孩童身上，才能幫助孩童建立正確的性屬身份。
 
 

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種欲望和需要，相信大部分人都曾經歷過戀愛或婚姻，就算未曾拍拖的朋友們也應曾感受過暗戀、單戀、迷戀等滋味。兩性之間的吸引促成男女展開戀愛關係，但男女思想和性格上的分別則促成兩性之間的爭鬥。

近年電視台喜歡製作新聞節目探討男女兩性關係的角力，並成功引起本港市民的討論，成為城中熱門的話題。繼前年的《港男．講女》、《港女．講男》，去年的《中女告白》後，上星期日剛剛播出的是《偷聽男人心》，內容從男性角度出發，看男女相處之道，如何才可以有幸福和諧的兩性關係。節目邀請了一眾男士分享他們心底裏對太太、女朋友或女性朋友的期望和要求，受訪者不約而同地道出男性希望在女性身上得到的是尊重、肯定和信任。但想深一層，這豈只是現今一代男性所期望得到的對待呢？上一代和之前的男性們都一樣期望得到女性的尊重、肯定和信任，並且能輕易地獲得。為甚麼現今一代的男性與女性相處時卻常常碰上一鼻子灰呢？是現今的男性太不濟，還是女性太卓越呢？

其實，由幾年前港男港女開始展開的爭論至今，討論話題雖然不同，但背後的成因卻是一致的，就是女性已經不再是男性的附屬品。現今女性能與男性一樣得到相同的教育和工作機會，她們的表現和能力亦能與男性看齊，在某些範疇中甚至比男性更優勝。她們有主見、有學識、有社會地位，不用依靠男性，不用看男性的面色，也能過着優質的生活。但當要找個伴侶時，總得找個可付託終身的男性。儘管男女平等的思想在香港已經廣泛地被認同，但在很多人心目中卻還是希望由男性主導兩性關係，所以希望男性比女性能幹和精明，奈何部分男性真是比不上女性，結果大家的期望皆得不到滿足，形成兩性關係的張力，產生衝突。

我們欣見女性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作為男性的也要接受女性的能力已今非昔比。男性在兩性關係中擔起主導角色時，也應撇除大男人的思想，學習兩性平等的相處模式，尊重女性的意見和感受，考慮對方的需要。

兩性關係是互動的，希望得到尊重、肯定和信任的又豈止是男性而已。儘管社會不斷地轉變，但我相信愛是恆久不變的。就讓愛成為一個動力，一同欣賞對方的優點，包容對方的不足，並改善自己的缺點，化解兩性之間長久的爭論。

日本共同社報道，調查發現90後男女多達八成承認未曾拍拖，另逾六成人對戀愛持被動的態度。但原來當中超過六成受訪者覺得「戀愛很重要」，仍然渴望拍拖，六成少男亦坦白承認不積極與異性交往，希望被追多過追人，其中4成更覺得沒拖拍是因為「沒有人教我怎樣談戀愛」。研究亦指出，清心寡慾的草食男，認為戀愛和上床既浪費時間，也浪費金錢，而且令精神緊張，寧願享受自由自在的個人生活。即使有性需要，也不必找伴侶。日本經濟不穩定，所以青少年愈來愈傾向遲婚，日本少男因沒有結婚意向，索性就不打算戀愛。

其實，與香港情侶所面的現實情況差不多，雖然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但是大部份青少年在畢業後，人工沒有跟著起飛，加上未返工已欠下唸大學時的貸款，一返工就開始交的強積金和各項開支，難怪出現大學生趁讀書無收入申請公屋的怪現象！

百物騰貴，人工根本追不上通脹，在沒有選擇情況下，青少年被迫不能結婚，甚至同居。畢竟現在想租屋，就算套房，巿區的租金隨時也要三幾千元，加上燈油火蠟，二人同居基本生活怎樣保守也要五、六千元，想結婚也未能找到理想的安樂窩。雖然結婚不一定要擁有自己的物業，但現在連租樓住亦要面臨每年加租的壓力，當中的壓力指數不容忽視！有些青少年不介意申請輪候公屋，但似乎機會卻微乎其微！即使選擇購買偏遠地區的房屋，但現在的樓價已遠超從前，他們何時才能儲到足夠的首期呢？如果租住偏遠地區，交通費支出負擔沉重，返工長途跋涉，回到家可能已是體力透支，更遑論發展自己的嗜好和進修？香港政府實在有責任協助他們如何面對以上種種經濟和居住壓力，讓青年人重尋對未來的憧憬！

此外，調查亦發現超過四成夫妻，過著無性生活。夫妻在結婚之後性趣缺乏的原因，多數是「嫌麻煩」、「工作勞累」，或是「生完孩子責任已完」等理由。性生活是在夫妻生活中佔很重要，和諧的性生活，不但可使雙方的性要求得到滿足，增加親密感而且還可使彼此身心健康。香港陷入一個家庭非常不友善的環境。工時過長，人工過低，要過略為安舒的生活，只能向金融、地產等行業進軍，才能有機會賺第一桶金，但他們卻要付上更長工時，更大工作壓力，形成家庭十分不友善的環境。柏拉圖的純愛關係曾幾何時也是很多人所崇尚的，但時至今日，我們發現，這種生活背後，更大的是社會的壓抑。

而壓抑，不是來自性，而是來自社會環境。

政府有責任整全地創造一個合理的空間，讓社會大眾有平衡的工作、家庭、社交生活，而非淪為資本主義中被異化的機械人。

坊間有人建議結婚可以盡量簡單以節省開支，例如以「裸婚」的形式請親友到大型連鎖快餐店設宴，代替傳統在酒店或酒樓擺酒。或者，「裸婚」是現在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究竟真愛是甚麼？想起結婚誓詞，牧師會提問一對新人相同的問題︰『無論安樂困苦，豐富貧窮，健康衰弱，你都愛護他/她、安慰他/她、尊重他/她、保護他/她、專一於他/她，終生與他/她同住嗎？』如果一對渴望結婚的情侶擁有正確的戀愛婚姻觀，願意無條件付出，按雙方的經濟能力和家庭背景計劃結婚，明白一段婚姻是比一場冠冕堂皇的婚禮重要得多！兩顆相知的親密感勝過擁有一間居所的安全感。或者，這種正確的態度能更有效地協助他們成功過渡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