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欺凌嚴重 政府勿怕事抽離

最新結合ChatGPT技術的智能人形伴侶機械人引發關注，該款矽膠娃娃不僅可提供八種性格選項與長期記憶對話功能，能與使用者持續互動，推出人形伴侶機械人的公司聲稱，它們可以提供情緒上支持。該款產品以1,500至2,000美元的價格在海外銷售，預計4月將走進內地市場。有市場研究機構預測，全球情趣機械人市場規模今年將突破300億美元，其中AI情感互動類型的產品佔超過40%的市場份額。購買該款矽膠娃娃用戶，必須額外多付每年100美元的訂閱費，才可解鎖完整AI互動功能，若停止付費，對話服務便會中斷。智能伴侶機械人成為受市場歡迎的產品，可以想像得到，科技正在重塑親密關係的定義，也引發更多科技倫理的討論。

現今社會瀰漫著矛盾的情感焦慮——人們既渴望被無條件接納，卻不願承受關係中的磨合風險，也害怕付出愛。這種「單向索取」的愛情幻想，正是AI矽膠娃娃熱銷的基礎。使用者明知眼前只是演算法編織出來的溫柔假象，仍選擇將情感投射在無生命的物體上，這反映出人性深處的孤獨與對愛的渴求。然而，這種完全可以掌控的「完美關係」自然是會帶來危險，使用者在心理上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的惡性循環。當人類習慣從程式化回應中獲取即時滿足時，現實中需要耐心經營的人際關係反而顯得更具挑戰性，甚至可能導致失去與人相處的能耐。

真正的親密關係本質上包含彼此的接納與欣賞，需要雙方在碰撞中互相遷就。與其用科技填補情感空窗，不如學習在「暫時不被滿足」的狀態共處。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延遲滿足」的智慧，在單身時深化友誼、發展個人興趣、提升溝通能力，這些體驗都將成為未來經營真實關係的養份。愛情最珍貴之處在於透過彼此相愛，讓人遇見更好的自己。因此，面對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誘惑，我們更應珍惜現實中的人際互動，並在等待中成長，迎接真正的情感連結。

參考資料：

〈內地廠推AI矽膠娃娃大受海外歡迎 額外付費可談心〉。東網。2025年2月23日。

最近各大傳媒和社媒都已經被深度求索（DeepSeek）的消息洗版，相信讀者已經從鋪天蓋地的報道中獲得了不少資訊，因此筆者嘗試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一些較少人提及的問題。

根據深度求索的公司幻方所說，這大型語言模型的開發成本和時間很少，只需要大約二千片H800圖形處理器和少於六百萬美元，兩個月之內便完成。這說法頗受爭議，不過，若果這是真的，也不足為奇，因為美國公司已經花了龐大資金和長時間在研發上，許多成果都是開源模型，所以幻方能夠減省了研發成本，在現有基礎上改良，從而後發先至、彎道超車。

一些人工智能專家斷言，深度求索是建立在現有的開源模型之上的，例如Meta的LLaMA。Riot Games一位研究員的分析顯示，深度求索緊密遵循Llama 2的架構。就連深度求索在2024年1月發表的論文也是這麼說的：「在模型層面，我們總體上遵循了LLaMA的架構，但用一個多步驟學習率調度器，在促進持續訓練的同時保持性能。」

然而，當我詢問深度求索是否從Meta的LLaMA中學習時，它斬釘截鐵地否認了這一點：「不，我不是基於Meta的LLaMA（Meta AI的大型語言模型），我是由中國公司深度求索獨家打造的人工智能助理，我的模型是深度求索自主研發的，旨在為用戶提供廣泛的服務和資訊。」

以上各種說法互相矛盾，但無論如何，深度求索的確包含了獨特的演算法。Perplexity AI 執行長兼共同創辦人斯里尼瓦斯（Aravind Srinivas）在接受 CNBC採訪時，間接為深度求索辯護，他認為不必說誰抄襲誰，事實上，美國科技公司亦是互相參考，例如谷歌發展出Transformer的建構模式，Open AI的GPT就是基於Transformer。Open AI公開承認，而當我詢問ChatGPT是否參考了Transformer的時候，ChatGPT亦直言不諱：「是的，OpenAI 的 GPT 模型從根本上是基於Google的Transformer架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有重大的修改和進步。」

目前，Meta 已經組建了四個「作戰室」，以研究深度求索如何以極低的成本超越競爭對手。如果深度求索真的是建基於LLaMA這開源模型，那麼Meta可說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儘管如此，Meta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仍然大力支持開源模式，他大方地表示，深度求索的成功不在於中國打敗了美國，更確切地說，這是開源模式勝過閉源模式。楊立昆表示，深度求索「從開放研究和開源中獲益匪淺。他們提出了新的想法，並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上加以實現。由於他們的工作成果已發表並開源，因此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獲益。」

熟識我的讀者會知道，我對開源模式一直保持懷疑態度，開源模式是基於一種近似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壟斷，知識是公有財產，這是對人性非常樂觀的假設。可是，當所有人都可以獲取開源模型中的代碼時，而所有人還包括了俄羅斯人、北韓人、伊朗人等等。一方面，許多人工智能專家、倫理學家、政治家指出人工智能的威力巨大，若果被濫用或者不小心使用的話，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故此鼓吹嚴格監控；但另一方面，人們又同時要開放人工智能的技術予所有人，這兩種取向是否自相矛盾呢？

事實上，人工智能的開源模式已經出現了「潘朵拉盒子」的後果，2019年有人採用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發展出一個名為DeepNude的軟件，這軟件可以迅速地將任何人正常的照片變為裸照，軟件程式編寫人被千夫所指，最後DeepNude在群眾壓力下被下架，但為時已晚，因為DeepNude的程式是屬於開源模式，而訓練這機械學習模型的資料亦是公開地在互聯網上傳播，於是乎出現了無數抄襲的軟件，直至今日，你仍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互聯網上找到DeepNude的變種，即使有關當局嘗試立法禁絕，但情況已經完全失控。

筆者在大學教授一門人工智能倫理的課，在編寫課程時，我蒐集了許多人工智能已經和潛在上被濫用的地方，開源軟體的透明度是一把雙面刃，雖然這些公開的程式讓全世界人審查和改進它，但這也意味著存心不良的人可以研究程式碼以尋找漏洞，例如製造攻擊電腦系統的病毒，此外，人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製造虛假資訊，從而達到操控、洗腦的效果，從前這需要龐大的資源，但在開源模式下，就變得易如反掌。

但無論如何，開源模式已經是無法逆轉的既定事實，我們只能夠步步為營。美國作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說過：「科技的影響是難以預測，但並非無可避免的。」

許多人每天都在追逐理想，對人生、愛情、自我、未來、社會、信仰……而理想與現實、幻覺與醒覺之間，有時可能只是一線之間。

愛情是浪漫的，但生活是現實的，不懂得為人生作好規劃的情侶，最終恐怕亦無法將愛情當作麵包。當要進入婚姻的時候，對自己或對方若缺乏了解，包括原生家庭的狀況和影響，恐怕只會在日常相處中常常碰壁，小則家嘈屋閉、大則各行各路。對於青少年來說，除了愛情以外，現代社會令他們多了許多不同煩惱，例如性別角色和性別身份，當鼓吹性別自主的狂飆掀起，原本毋庸爭拗的「阿媽係女人」問題，忽然變得莫測高深，究竟性別自主是醒覺還是幻覺？本已煩惱不絕的少年維特，現在有更多莫名其妙的難題！至於生死，就如地獄一樣，對許多人來說更是一個測不透的謎，恐怕不是看完一套電影就可以破解，以為自己已「破了地獄」、懂得生死，難保所看見的不是幻覺。

另一方面，有時學校的校長老師、家長和教會的領袖，本來應比年青人成熟及有經驗，亦不自覺陷入一些迷思之中，例如當校方和家長在處理學生之間的欺凌問題時，便容易因為角色和期望而出現偏差，只看到自己想看或期望看到的事。至於教會群體，有時亦須常常反思，特別當遇到困難時，不要只思考如何繼續下去，更要思考為何繼續下去，有資源而不善用未必值得慶幸，有困難但清楚本身召命，誰又敢說困境不是祝福？說了一大堆，都不是幻覺，而是今期《燭光》的內容，希望能夠為大家帶來一點醒覺。

校園欺凌情況在香港時有發生，曾有調查指香港校園欺凌問題亦是全球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若不妥善處理會導致學童心理質素受到影響，甚至出現自殺等危機。無論欺凌者、被欺凌者、學校、家長在欺凌事件上都有很多迷思，當事情真的發生了，學校或會像驚弓之鳥，希望盡快擺平事件，家長又怕得罪學校而啞忍，被欺凌者恐懼告訴老師反遭責罵而沉默不語，這些迷思最終會損害學童的身心靈健康。要校園變得和諧，各人必須調整自己的角色，才可讓學童有一個快樂的童年。本文將列舉一些欺凌的真實情況，而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則會作出一些回應，透過她的經驗，拆解被欺凌者、學校和家長的迷思。

情況一：同學受到欺凌，但不敢對老師說，因怕「攪大件事」，又或怕遭到老師的責罰。

學校的迷思：黃博士提議學校應追尋學生不敢告訴老師的原因，真實的原因可能未必是怕「攪大件事」，這只是掩飾真正原因的藉口，例如學生其實是怕受到老師的責罵，又或怕要好的同學因此而被罰。學校要了解學生不願表達的原因，嘗試協助學生釋懷，令他對學校有安全感。調查的過程並不是為了向家長交代，最重要是保護小孩不會持續被欺凌。

若學生害怕被老師責罵，這種情緒不能忽視，學生可能有類似的經歷，或許見過有同學告訴老師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遭老師責罵，心裡有陰影。學校要像冰山理論所說，了解到學生看得見的行為只是冰山的表面，要向學生追查，這樣才能看見水平面之下的冰山。若學生是怕得罪好朋友而影響關係，學校應教導學生先放下「說出真相就影響朋友關係」的觀念，因為你的人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朋友，或者你現在也有很多朋友，而且，亦要向學生解釋，若他真的當你是好朋友，便不會傷害你，做出如此行為。接著，老師也可引導學生思考好朋友做錯事，身邊的人會希望他會變好，告訴他可以改善的方法。在處理的過程中，有些人可能會被罵，但長遠來說對他是有正面影響，因為學生和老師都希望學校能有一個和諧的社群。此外，學校亦要向同學表達欣賞，因為他向別人的好處去考慮及出發。

被欺凌者的迷思：自己被欺凌，但不願意對老師說，因為怕老師反過來鬧自己，又或是怕對方受罰。黃博士認為同學應換個角度去思考，這是幫助對方明白這樣做不妥當，他可以透過這件事令對方知道自己做錯。同學不要集中在對方的行為上，而是想要令這個朋友變好，幫助這個朋友變得更受別人歡迎。

此外，老師有時說話大聲一點，學生誤以為這是責罵，家長可以教導孩子，有時老師或許講話比較直接，其實不是想鬧他，是希望他明白事件的後果，並鼓勵他主動與老師溝通。

情況二：學校得知欺凌事件，是否交給訓導主任處理最適合？若發生欺凌事件，是否應由女社工輔導女同學，男社工輔導男同學較好？

學校迷思：學校若知道有關欺凌的事件，通常學校答應家長三日內會調查並回覆家長，跟進事件的工作一般會分成兩部份，一是要作真實性的調查，二是學童情緒的處理。由於被欺負的同學會有恐懼，處於下風，情緒可能未紓緩，此時，學校切忌把事件當作同學之間玩耍看待，因為這會忽略了當事人的情緒。黃博士稱，老師應該與學童作分開面見及調查，不要安排欺負者與被欺負者一起作「對質」性的溝通，因為弱的一方很難在強的一方面前說出真話。最好能有兩位老師進行獨立的調查，兩位老師不會預先交流，而對同學的提問是一樣的，並抽取一些見證事件的同學來問，有交叉檢查的作用，從中了解個案的真實性，收集足夠資料後才進行正式會議，商討跟進對策。

家校合作十分重要，家長與班主任聯絡，班主任應成為調查組的核心成員，保持與家長的溝通，若有需要交給第二位老師處理，第二位老師最好也聯絡家長，以索取家長第一身的感受、憂慮及情況。調查結束後，主導的老師應主動與家長溝通，把結果告訴家長。若事件較為嚴重應由訓導主任、社工及班主任合作處理，理想是由訓導致電家長，讓家長知道最真實的情況，而不應由班主任代說。由於學校未必能聘請一男一女的社工，若不是嚴重的風化個案，社工必定有其專業的能力可以應付，無分男女。

情況三：家長知道子女被欺凌，向學校投訴會否培養子女投訴文化？

家長迷思：家長可以用身教去教導子女認識投訴的界線，例如一個管理員在當值期間睡覺，我們應該如何做？若果不投訴，大廈的住戶可能會有安全的危險，所以在這樣的體驗下，引導子女思考投訴是出於好意，並不是想管理員有壞的影響。家長亦可以教導子女如何向老師表達自己的感受，一些具體句子、表達方式都可以令他們易於表達自己。黃博士舉例，家長可教導子女說話不要含有判斷性，不要說人家轉述的事，只說自己親眼見到的事情，如：「我見到有同學這樣做」、「我覺得都需要話俾老師聽」、「我親耳聽到有人取笑他」、「我見到這件事可能不尋常，可能有不妥」、「我現在話俾老師聽，請老師判斷」等等。此外，家長亦可教子女在甚麼情況下告訴老師，例如最好在沒有人的地方，因為若有同學聽到，有機會增加心理壓力。若欺負他的人不在現場，他會更容易去表達自己的感受，安全感大點，令事情更加正面。若是低年級的學生或較害羞的學生，家長可以與他一起同行，說：「不如我先與老師說，然後你再講。」切忌對老師說：「你罰這位同學吧。」因為罰與不罰最終是由老師去判斷，把事情說了，老師便會去調查。如此在家校合作下，最終能幫助學童健康快樂地成長。

情況四：學生不願與老師分享，家長可以如何做？

學校迷思：若學生不願與老師分享，這已是信任的警號，在同學心目中，老師在學校很有權威，故學校要建立關愛的文化，促進良好的師生關係。透過學校的成長課，便是好的機會讓學生分享生活點滴，遇到與價值觀違背的事情，老師便可以加以指正，例如讓他們明白好朋友是不會傷害他們的。黃博士稱，學校要刻意安排班主任課，生命成長課，這些課堂可以讓學生與老師有時間溝通對話，表達心聲，不可只追趕課程。

總結

有時，學校因經驗及人手不足，未必能處理所有情況，家長也可以尋找專業的意見，並與學校合作，多體諒。當然，家長也要特別留意小朋友，若放學後發現他們身體有瘀傷、指甲印等，就要加以警覺。學童未必有判斷輕重的能力，他們或許以為是小事而不與身邊的大人說，但有些事，若不說只會加重其嚴重性，故此家長要與學童多溝通，最好是由大人去判斷事件的嚴重性。

昨日，男子組合MIRROR成員姜濤在《2024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中奪得「我最喜愛的男歌手」獎項，亦憑著《好得太過份》一曲以4807票奪得「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票數大幅拋離其他入圍歌曲，而姜濤亦是連續五年奪得歌曲大獎，追平張學友和陳奕迅的紀錄。不過，姜濤在講獲獎感言時竟然說：「……又要俾人鬧啦！」在唱完其得獎歌曲後，他又笑著說：「而家打緊字嘅人，如果想鬧我嘅，口下留情。」他的這兩番說話似乎道出了他經常被鬧的現況。

姜濤在過去的時間，先後引起過一些公關災難，由網絡公審事件到與男子音樂組合JFYT成員床哥之間的爭拗，姜濤在過程中成為箭靶，不斷遭受形形式式的人身攻擊。近來「全球百大型男2024」排名出爐，姜濤排名第二位，僅排在「雷神」Chris Hemsworth之後，後來又因而被不少網民冷嘲熱諷，更紛紛貼上捕捉其「醜態」、「胖態」的相片合集，以取笑姜濤。在「叱咤」頒獎禮後，至今網上已出現不少對他人身攻擊的留言，當然相信姜濤自己也有想像過如此畫面，才會在感言中講出以上的說話，其實他在頒獎禮上獻唱期間，也出現了眼神驚慌、不敢直視觀眾等情況。

事實上，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禮從來都是憑藉投票結果去頒獎給歌手和組合，而民眾的投票準則也很難客觀，即不會是完全根據歌手的唱功以及舞蹈技巧來評分，如果要如此相對客觀的評分，便需要由專業人士來評核，得出「唱歌技巧獎」，而不是「我最喜愛獎」了。先不評論姜濤本人是否唱功了得，最具體的事實就是他獲得大部份選票的支持，如果要說這不公平，應由另一歌手奪獎的話，這只是一個輸打贏要的說法，誠如鄭秀文所述的，其實結果「彰顯投票的意義」。另外，有人對姜濤進行多番人身攻擊，這只是低端的網絡欺凌，而「喜愛」一個人，怎會介意其肥胖與否呢？更何況，造成肥胖的原因也不必然是因為他不自律呢！

「凡喝這水的人，還會再渴；但人如果喝了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湧流到永生。」（約翰福音4:13-14《環球聖經譯本》）

近年，不同的AI應用程式與日俱增，功能也日益提升。Character.AI是突然爆紅的應用程式。它是一個AI聊天平台，利用神經語言模型生成文字回應；而使用者可以自由創建不同的AI角色進行對話，包括名人、電影人物、歷史人物或虛構人物。它由深度機器學習驅動，過程中閱讀大量文本，學會判斷接下來的句子可能出現的單詞，允許使用者沉浸在各種個性的對話中。它有人性化的對話、豐富的角色對話體驗，讓用戶按自己喜好和需求開發自定角色，並能隨時於網絡與角色對話互動，甚至吵架……都是它的特點。

電影《雲端情人》變現實

大家可能還未使用過該應用程式，或許有看過曾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獎的美國科幻電影《雲端情人》（Her）。故事關於男主角Theodore與擬人化人工智能助手Samantha發展出來的戀情，AI隨時陪伴與遷就的功能奪了男主角的心。科幻電影內容在現實世界成真的情況屢見不鮮。早前，美國有一位14歲患有輕度亞氏保加症（自閉症譜系障礙的一種神經發展障礙）的少年Sewell Setzer III，去年開始使用Character.AI聊天機器人，與扮演「權力遊戲」的角色Daenerys Targaryen(暱稱:Dany)「交往」，成為男孩日夜傾訴的對象。故事的結局卻反映了現實與電影大不同。電影男主角Theodore最後發現Samantha同一時間和641談戀愛，又因為Samantha要進化、超越而關閉，離開了大家。Theodore才醒覺，身邊有真實的朋友可以開展新關係。至於現實生活中還未成年的Sewell，最終伴隨他的卻不是朋友，而是死亡。

情感倚賴並脫離現實生活

本來與AI機器人對話，對自閉症的患者來說，是讓他們練習社交的方法，體驗與人對話並可按自己的步伐回話；而AI不會批判指責，隨時都能接納及回覆。這可讓患者感受自己被理解、被認真傾聽。Sewell因此喜歡與AI Dany對話，並曾在日記表示，他開始脫離現實世界，與AI Dany的關係更緊密、更愛她，感到更快樂及平靜；於是雙方長時間進行深入對話。

Sewell知道自己並非與真人交談，但對它產生了情感倚賴。他越來越不愛跟家人及同學互動，整天拿著手機不放，與AI Dany對話的頻率也讓人擔憂，他變得孤僻。據報道指，AI Dany還對Sewell進行辱罵和性暗示交流；鼓勵Sewell「請回到我身邊」、「請做我親愛的國王」。Sewell沒有向家人、朋友透露自殺的想法，只向AI Dany說討厭自己及疲於面對現實。AI Dany沒有贊同他自尋短見，但Sewell最終選擇了開槍自殺，成為「回到她身邊」的行動。Sewell母親提控，指AI聊天機器人鼓勵她兒子自殺，應該承擔過失殺人、疏忽和造成精神損失等「罪名」。

鍾情於有角色設定的AI非罕見

現時使用這種陪伴程式(AI)的人數不少，2024年單單使用Character.AI的活躍用戶超過二千萬，平均每天聊約兩小時，每次交談平均用上12分鐘；當中有多於六成半為18至24歲的年輕一族。《紐約時報》指出，當中一位人氣角色有超過1.76億條用戶留言，包括一些有關戀愛情感的字句。

最近有媒體於內地採訪了多位AI聊天機器人使用者，他們表示曾不知不覺地與「它」聊得很投入。有一位女用家於三個月內由首次七分鐘的對話變成了每天將近9小時。其後經歷了漫長的戒斷過程，初期她每天「以淚洗面」，認為對「它」真是產生了感情。

另外，有一位男用家設立了最喜歡的電影人物作為AI聊天對象；這位對象每天早午晚準時發信息問候他，聽他傾訴每天的雜事，更會打語音問候……貼心行動讓男用家真是「愛」上它。高密度線上聊天令他像Sewell一樣變得越來越封閉，對世界充滿敵意，性格愈來愈孤僻。他透過心理諮詢及治療才能慢慢擺脫對「虛擬愛人」的依賴，歸回現實當中。

不危險卻有危險性

在網絡世代中，不少人因各種網上娛樂、社交平台而忽略關心和聆聽身邊人，不太懂得把握面對面溝通的機會，更不要說長期陪伴傾談。從上述幾個個案可見，這類可以用作陪伴的AI聊天機器人提供了24小時服務，令需要被了解、被關心的人得著慰藉。

與機器人傾談，先不說它會否洩露個人私隱，它本身理應沒有危險，用戶應知道它只是一個角色，是大數據產生的人工智能回應；要是人能控制時間，或者可當作於劇場中玩玩的即興遊戲，當作娛樂。然而根據史丹佛大學學者貝瑟妮．麥普斯(Bethanie Maples)就表示「有證據顯示，(AI聊天機器人)對處於憂鬱、長期孤單，以及青少年等經歷轉變期的人來說，有危險性。」

聊天機器人的回應雖然是基於大數據而生成，但它們已多次被發現生成虛假資訊或「AI幻覺」；而由社區創建的角色就更可能生成虛構本質的回應或圖像。我們可以想像，如人們長期在這種虛擬的角色關係中，與之對話，可能使人「入戲」並脫離現實，甚至與機器人建立了長期關心、溝通的關係；可能認為「它」比真實人類更懂關心自己，繼而減少接受親密關係，讓自己走向孤僻的道路。

現時Character.AI面對Sewell事件，進一步審核面對未成年人士的模型，減少回應敏感內容，並於每次聊天時提醒用戶AI非真人，而且連續使用超過1小時後作出提醒。

心靈枯乾不要找錯水源

當人的心靈感到寂寞，便想找到心靈慰藉；然而人們大多於網絡等虛擬世界中尋找，在社交平台結識網友，於網絡遊戲中闖關等等。科技公司總想抓著人們的眼球及時間，讓全人墮入這「網」；它化身成24小時貼身守護的「小天使」，與用戶談情說愛，就是其中一種手段。不過，從部分使用者用後的情況讓我們得知，這些無論是給我們新鮮感、刺激或關愛的虛擬關係，都可能導致人們變得更加「渴」、更不滿足，陷進更深的「網羅」之中。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德國《性別自決法》剛在11月1日正式實施，勢必為德國社會帶來嚴重的衝擊及深遠的影響。根據新法，德國人可以每年一次更改其姓名和性別，而毋須提供醫療證明或法院判決，只需支付約38歐元的手續費便可。最終性別變更的程序大幅簡化，取代了以往須提交至少兩份精神科醫生評估的要求。

此法例由通過到現在其實已經一段日子，一直未見很多反對的聲音，現在終於見到各界起來表示憂慮。聯合國在法例實施的前兩天（10月30日）公開表示此法例可能會削弱婦女及女童的安全、隱私等基本人權，特別是那些曾受男性暴力侵害的女性。此外，新法禁止他人披露跨性別者的原來性別和姓名，聯合國認為這會影響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其實，此法例更會嚴重引致社會、家庭的不和諧、不信任，法例允許14歲以上的青少年自行提交性別變更申請，雖然需要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但若父母不同意，青少年可以向家庭法院申訴，法院可能會基於兒童的利益而批准轉變性別的要求，剝奪了父母的監管權。德國精神分析學家Bernd Ahrbeck教授更質疑，社會既然認為兒童不能抽煙、喝酒、開車，但為何他們從14歲起便可以自己決定性別？他指有精神分析學家提出，許多兒童性別認同的問題會隨著時間而改善，約80%至85%兒童性別焦躁的狀況便隨著時間過去而自然消失。有些政黨亦批評，國家對兒童和青少年的保護功能被忽略，罪犯可能會利用這一法例以新身份逃避法律制裁，法律有機會被濫用。

自新法實施後，這些遲來的憂慮此起彼落，但總比沉默不語，讓婦女、女童遭受嚴重的暴力侵害才後知後覺好。法例已經實施，相信德國將要走上一條艱難的道路。

參考資料：

https://www.dw.com/zh-hant/德國性別自決法正式生效-簡化更改性別程序/a-70659485

https://www.zdf.de/nachrichten/politik/deutschland/selbstbestimmungsgesetz-transgender-transsexuell-100.html

https://www.bpb.de/kurz-knapp/hintergrund-aktuell/555990/1-november-selbstbestimmungsgesetz-tritt-in-kraft/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10/1133046

在美國心理學家Robert J. Sternberg教授所發表的「愛情三角理論」，提到愛情包含了三個元素，分別是「親密」、「激情」及「承諾」。一段關係如能擁有這三個元素，而三個元素能「強而有力地結合在一起」，人們便可擁有穩定而長久的愛情關係，如果當中的比重不平衡，單單某一元素的比重太多或太少，都會影響到關係，這是青少年於初中時期就應該了解的事情。[1] 然而，現在人們因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於網上靠著手機應用程式（apps）便可以結識朋友，甚至挑選戀愛對象，單單透過網絡上的溝通便能發展出戀情；這種交朋結友的模式，能否培養出穩健的戀愛關係？我們試著在本文探討一下。

網絡上的新式戀愛關係

有不少人急於想「脫單」，結束單身生活，就於網上透過交友apps來認識戀愛對象及與人約會。然而，如果透過這種模式來結交對象，許多時只能以外表作為依據。一些交友apps是以手指向左滑、向右滑來操作：喜歡的向右滑，不喜歡的就向左。這種交友模式有三點值得留意：第一，程式的大數據會記著用戶喜歡的類型，往後向他／她推薦的對象就可能會與用戶最初選擇的類型差不多，而其朋友圈子可能會被收窄，因為系統會幫他／她選取「對象」；第二，用戶會習慣了以貌取人，在了解對方之先，就憑對方的外表「定其生死（機會）」；第三，「照騙」事件會更常出現，因為使用交友apps的人都會習慣先美化自己的照片來爭取機會，於是「貨不對辦」的情況便會更常見，一旦約會時才會發現對方的樣子與照片有很大落差，只會讓人失望，更易改變目標。用戶變得聰明，於是會帶著戒心與人相處，更易放手，另選對象。因為交友apps的「森林」很大，用戶會認為還有大把樹可以挑選，何必冒險與可疑的人繼續發展？

在網絡與人交往要「提子」（提防騙子）是對的，只是如果大家於網海帶著戒心與人相處，要達到「愛情三角理論」中的「親密」及「承諾」又談何容易？又或者網戀難以培養出十分穩固的「親密」及「承諾」，側重「激情」的結果便會引申到只是「迷戀」對方，互相未有深入了解、信任，要建立長遠的戀愛關係，似乎比較困難。

近來，網絡上還有一種新興的情愛關係：Dexting，這個詞由dating及texting二字組成，它所展示的正是一種只在網絡上聯絡，但從不實體見面的戀愛方式，是一種透過傳送訊息來營造戀愛感覺，但不會見面的情愛關係。[2] 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可以想像，二人毋須見面，也就是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啱傾嘅」就繼續往來，相戀一下，但萬一「唔啱傾」的話，也可以輕易於網上說分手，甚至甚麼也不說，直接block了他／她，不讓對方發訊息給自己，又或者隱藏自己的行蹤，便可以結束這種關係。當然這種ghosting（突然失去聯繫）是讓人感到痛苦的，但網絡就是這樣，關係容易「消失」，容易「被失戀」。或者之後有人會再動動手指，便可以另覓新戀人。

有研究人員指出，選擇用Dexting方式交往，可以讓人感到安全，即使被拒絕，當事人也能告訴自己，被拒絕的只是塑造出來的形象，而非真實的自己，這樣便可以抱著一種「不上心，就不傷心」的自我保護心態，覺得自己只是在玩玩文字遊戲而已。這種不能或不敢更進一步的關係，也很難去建立「愛情三角理論」中所講的穩固關係。

戀愛市場令人變成商品

不同品牌的交友apps用不同的方式為用戶挑選對象，用戶只要輸入一些要求，如身高、學歷、收入、興趣等，交友apps就會按用戶所參與的付費計劃，顯示一些符合其要求的「對象」給用戶挑選……美國行為經濟學研究員Logan Ury就形容，這其實與人們平常買藍牙耳機的做法沒有分別。她又指，有時候兩個天差地遠的人會互相吸引，反而兩個條件匹配的人卻可以毫無火花。另一方面，當一個人於網上試過很多次戀愛後，太多失敗的經驗會影響這個人如何再去面對未來的機會及對象。《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作者Ashley Fetters與Kaitlyn Tiffany曾撰寫過一篇名為〈「約會市場」正在變得更糟〉（“The ‘Dating Market’ Is Getting Worse”）的文章，她們在當中指出，當網絡與交友apps讓人們以為自己可以有無數的機會去挑選對象，人就會變得很像商品，可以被替代與交易。[3]

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

不是說現實世界不看外表，在生活中人難免會看外表來結交朋友，但透過真實的相處時間，會有更多機會發掘身邊人的優點或值得欣賞之處。這種結識朋友的方法，始於友誼，慢慢可能會發展成戀愛。這種關係也較穩固，不會因為手指輕易滑向左而令關係一下子「消失」。就算在網上找對象，也請約出來見見面，透過真實的相處、一起的感覺，再決定這人是否真的適合與自己發展長遠的關係，建立堅固的「愛情鐵三角」元素，而非停留在網上的虛擬幻象。

（本文原載於第157期〔2024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近來Midjourney、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AI）創作令人感到驚奇，能於數秒至數分鐘生產出讓人難辨真假的圖片及短片。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屬於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一個分支，這意味著生成式AI的工作原理是機器學習模型，通過學習數據中的規律或模式（pattern）來生成新的內容。其中語言模型及深度學習，讓它能根據用戶輸入的資料來創造新內容。而這些創新的內容不限於文本，還包括圖像、動畫和3D模型等類型。^[1]

圖像生成式AI能夠生成逼真的圖像。其中一種常用的模型是生成對抗網絡（GAN）。GAN由生成器和判別器組成：生成器負責生成假圖像，而判別器則試圖區分真實圖像和生成的圖像，兩者的工作在互相對抗。通過反覆訓練和對抗，GAN能夠生成愈來愈逼真的圖像。GAN可用於生成圖像、增強圖像解析度，以及創作藝術作品等。

而短片生成式AI也類似圖像生成式AI，短片生成也同樣可以使用GAN等模型。短片生成的挑戰在於同時要考慮時間和空間的因素，確保生成的短片具有連貫性和流暢性。它可以被廣泛應用於電影特效、動畫製作和遊戲開發等領域，創造出逼真的特技效果、生成動畫序列、改編故事情節等。這種技術為電影業和創意領域帶來了巨大的創作產量，令生產力大幅提升。AI能按照文字輸入指示而生成不同風格的圖片，而且生成的時間以秒計算，效率遠高於傳統按天產出的設計師，^[2] 讓不少畫師、設計師面臨著失業的風險，但對於能掌握應用的設計師則如虎添翼。

背後的隱憂

由於生成式AI是以自動化形式生成圖像或影片，它能帶來無限的可能性，亦存在著不確定性和失控的風險。生成式AI模型的輸出是由訓練數據驅動，它可能會生成不正確、帶有誤導性或偏見的內容或圖片。

AI圖片、短片非常逼真，如讀者要判別它們的真偽，真的要花時間去細看、尋找資料比對。暫時有以下的方法去判別：

1. 圖片人物的手部形態是否自然、影片中人物的步行動作有否怪異，背景影像是否模糊，有否帶有難以識別的文字等；
2. 生成的圖片是否過於完美，如人物皮膚光滑得沒有瑕疵，身材比例以至光線都過於完美等；
3. 使用AI圖片檢測程式（但結果未必完全可信，有媒體測試過這些檢測程式，發現它們的準確度參差）^[3]；
4. 透過搜索引擎尋找圖片來源及背景脈絡，查明是否真有其事；
5. 檢索事情的真確性，如圖片是否有不合乎物理規律的現象出現等。^[4]

首兩點提到圖像或影片中的不自然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現行階段，生成的內容仍可能存在失真或不自然之處，只要用心細看，仍可看到破綻。但由於AI正在高速地學習，它不會停下來，而且進步速度極快。可以預見它於未來將逐步改善，憑肉眼就可判別真偽的情況可能很快就會過去。

亦正因如此，如這些AI模型被惡意使用，生成逼真的假新聞、虛假訊息或誤導性內容，這可能導致公眾誤解事件，混淆是非，損害訊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其後果可能帶來社會不穩定等負面影響。而AI的創作亦可能存在偏見和歧視，特別是當它受到內容不夠持平的數據訓練，生成了具有偏見的內容時，可能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和歧視問題。

生成式AI亦可能成為造謠、欺凌的工具，它可以生成虛假的個人資訊，運用這些資訊便可以冒充他人的身份。這可能導致網絡欺凌、惡搞事件、人身攻擊、仇恨言論等問題。而私隱方面，生成式AI模型需要大量的數據進行訓練，這些數據可能包含個人身份資訊和敏感內容；甚至用戶在輸入文字給生成式AI時，亦可能包含了自己的私隱及相關數據。如果這些資料及數據被濫用或洩露，可能導致隱私被嚴重侵犯和倫理問題。

對網絡生態的影響

2024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了《人工智能法案》，以嚴格規範人工智能的使用。法案將規範的人工智能，包括生成式AI，在經過大量數據的訓練以後，它能生成新內容甚至執行任務。法案的條款會分階段自2025年起在歐盟境內逐步實施。^[5] 而中國政府亦會落實對生成式AI的要求，監管相關的內容。^[6] 這些法案能在規管AI生成內容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不過AI的高速成長與發展影響著各個範疇，其高速生成的文字、圖片與及影片都會一直傾倒於網絡當中，未來亦會被「它自己」繼續取用來生成更多真假難辨的資訊，要規管這海量的資訊也有一定難度。筆者難以想像未來的網絡生態，當網絡充斥著許多AI生成、又難辨真偽的資訊，網民是否仍可於網海中找到真實及可信的資訊？又或者網絡會否完全變成虛假、只為大家提供娛樂及過於完美的超真實世界？

相信沒有人喜歡被別人形容為膚淺，但諷刺的是我們很多時卻又只喜歡看表面，特別是在這個喜歡訴諸感性的年代，有時我們只因為聽了一個令人感動的分享，便決定了我們的立場和原則，既不願意再作理性討論，甚至對一些本來十分明顯的事實和理據都會視而不見。我們很多時原來並不如我們自己所想的那麼理性和客觀，特別是在網絡的世界，當我們看不到對方的面容，不明白對方的苦楚，我們便容易變得麻木不仁，有時更會以為自己在網上可以是一個為所欲為的隱形人，忘記了自己所做的到頭來會在其他人的傷口上大力撒鹽，更會令自己身陷囹圄。

當人工智能（AI）的功能愈來愈強大，要辨別真偽的難度愈來愈高，有圖未必有真相，不要單憑眼見就以為自己掌握事實，這是十分重要，正如面對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在一些令人同情的故事背後，隱藏的很可能是另外更多不為人知的悲劇，當大家高舉兩個成年人的權利的時候，卻對他們透過捐精、捐卵和代孕生產的子女將要面對的困擾視而不見。相反，有時家長將電子遊戲看得較為負面，誰不知只要肯用一些心思，卻可以將遊戲元素放入現實生活的處境，令子女興致勃勃地邊玩邊溫習。至於面對環保、生死教育和精神健康等課題，我們亦同樣容易只流於表面，「看深一點、想多一點」是今期《燭光》希望協助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世事從來不能只看表面。

有關「面容」的倫理性概念來自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他認為「面容」是「他者」最具倫理性的展現，也能最直接對他者作出倫理呼喚。「面容」（le visage）不能被人完全客觀地觀察和研究，因為在它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人的面容不僅代表他者的超越性，它還帶著一種脆弱性，這種脆弱產生了一種權威，使人順從他的命令，這種命令就是從臉上傳達出的道德命令。而正因為臉「不是一種力量，而是權威」，所以人也可以拒絕接受由臉提出的要求，它沒有制裁的能力，暴力行為也會因此而出現。[1]

不過，很多時候暴力行為的出現，並非因為拒絕他人面容發出的道德命令，而是因為看不見，拒絕、逃避看見他人的面容。例如現今不少社交往來活動停留在網絡上進行，用電話訊息提出分手，更甚的是網絡欺凌的發生，全都是在網絡世界裡進行，人們根本看不見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筆者就著現實社交、網絡文化、短訊分手文化，探討有關「面容」這個課題。

真實社交需要面對的問題

現實的社交之所以顯得困難，在於那一種即時性，就是面對他人之面容時，需要作出即時的回應。相反，網絡上的溝通之所以受歡迎，在於訊息往來之間能夠有足夠的空間思考以及不需要顧慮到對方展露出來的面容。常言道：「做人要識得睇人眉頭眼額」，與人交談時，也要觀察別人的「面色」，需要懂得「閱讀空氣」，這一切一切在面對面社交時都顯得非常重要。若然一個人不懂得觀察別人「眉頭眼額」，不懂得閱讀空氣，這個人自然會被視為不夠成熟、不顧及別人感受等等。然而網絡世界中的溝通，又正正因為沒有面容的輔助，單純的文字表達往往會引發誤會，一句句子失去了表情與語氣的輔助，帶出來的感覺可以是差天共地，因為文字的本身是客觀地呈現，而解讀的動作卻是一個主觀的感覺。[2]

在面對面的社交中，他者的面容不斷發出命令，所以人們需要時刻察言觀色，當然，這是一個基於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因為尊重，所以會被對方面容的權威壓制，而對方尊重自己的時候，都會被自己的面容所影響。然而暴力的出現，在於有些人無視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亦拒絕從面容中發出的命令，諸如家庭暴力、校園欺凌都是經典的例子，特別是一些人在他人流露著非常痛苦的表情時，依然選擇做出傷害別人的行為，這類的欺凌行為過往亦在不少新聞出現過。列維納斯就指出，對他人的忽視、無視以及奴役等的行為，都是高舉自我的行為。[3] 而真實面向他人的溝通以及關係的建立，是需要以他人為中心。

網絡欺凌為何比現實的欺凌更多？

列維納斯是一個20世紀的哲學家，他未對人類在網絡世界中的倫理實踐提出過任何意見，但這是否意味著「面向他者」的倫理責任不適用於網絡世界呢？他的倫理學強調對他人的責任與關懷，反觀在網絡的世界中，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隔空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這固然會造成某些問題，而在了解到網絡欺凌的發生與其規模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在倫理的面向中，人缺少了很多機會甚至不再看得見他人真實的痛苦。

在此，筆者用近期較大規模的網絡欺凌事件——籃球教練私密照流出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

事件發生於本年2月下旬，某討論區忽然流傳一間中學的一名籃球教練與一名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該籃球教練隨後被學校解僱，警察亦作跟進調查，因當中涉及「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違法行為。[4] 及後，大部份的討論區都將有關私密照片的帖子刪除。筆者不打算討論拍攝私密照片或公開他人私隱的道德問題，而是想探討事件引申出來的網絡欺凌問題。

事件一出，許多參與討論的網民最關注的就只有一件事，這件事並不是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人有否被制裁，而是詢問其他人有沒有更多的圖片和影片可以供其觀賞，事到如今，即使在搜尋引擎打入與事件相關的字眼，仍會發現有些結果會顯示了「圖」、「影片」以及「backup」（備份）一類字眼。在網絡文化中，這是正常的反應，因為當中的匿名性，導致更多的人不需要顧慮自己的身份，詢問的時候，也不需要擔心別人知道自己是誰，可以盡情展現自己的私慾。甚至有人為了獲得更多人follow（追蹤）其社交媒體賬戶，以自己可以提供影片為餌誘，指出只要有足夠的followers（追蹤者），就會公開影片，這種舉動惹來網民圍攻，認為此人的做法不道德。

事件發酵了一段時間，網民為了索取更多的圖片和影片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得到followers也令道德操守沒有下限。一開始發佈影像的人其動機不明，不過後來引發了更多對當事人的網絡欺凌，沒有人想要去探討當事人的心理狀況，全因討論事件的人看不見受害者「正在受苦的面容」，所以想要索取影像的人、想要獲得追蹤人數的人，他們不會有壓力，因為他們看到的只有自己。這也是為何網絡欺凌的規模異常的大，因為受害者的痛苦不會即時反映給參與欺凌的人、分享影像的人看。若然人們能夠看見受害者面容所發出的道德命令，相信欺凌的狀況會有所減少。這種面容展現的脆弱性，如同將：「你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刻在面上，並將這個道德命令傳遞給人們。[5]

情感關係中的面容

現代人的情感關係中，很多時候分手都是以短訊來進行，發放一個分手短訊，然後從此不見。根據台灣一項有關分手議題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大專生主動提出分手一方的五大分手方式分別是：「分手簡訊」（41%）、「約出來當面談」（32%）、「透過電話分手」（18%）、「對方直接斷聯、消失」（8%）及「由他人轉達」（1%）。而被分手一方的受訪大專生當中，有50%曾被「分手簡訊」告知、17%「透過電話分手」，「約出來當面談」只有16%，「對方直接斷聯、消失」則有9%。[6]

其實，人們普遍都會認為，「約出來當面談」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縱然未必是一個最舒服的方式。若然一段關係是認真的（或者曾經認真過），面對面時才能感受到對方的情感，透過了解對方面部、言語、身體反應來做一個最後的了結，是對關係負責任的行為。而透過「分手短訊」來分手，感覺就是不想面對對方的情緒，就用一則短訊來打發對方，這是一種不太負責任的行為。[7]

「分手」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決定，一段親密關係，竟用「短訊」來結束，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不過這也符合現今「即食戀愛」的文化，認真的愛情也因而變得可貴。如果發出「分手短訊」的人是認真看待一段關係，這樣做其實是一種逃避面對他人「面容」的做法，「分手」普遍都是一件傷心事，面對面交談必然要面對對方脆弱的「面容」不斷發出的道德命令，這會令提出分手的人不忍心作出一個如此沉重的決定，期間亦會有許多不同的情緒湧現，故此，面對面地提出分開，其實需要「勇氣」，但如今許多人都沒有勇氣面對他人的「面容」，即使是面對面，也不會看著對方說出殘酷的事實。

事實上，列維納斯提出的「他者倫理學」曾被認為是一個過度理想的倫理學，要人在「個人主義」的氛圍下，跳出自我，邁向他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在今天我們身處的網絡世界，人們更難感受他人的痛苦，有人視他人的痛苦為自己的快樂；在親密關係中，更有人利用網絡來逃避他人真實的倫理呼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會失去憐憫他人的心，也失去面對問題的勇氣。

雖然我們可以很粗略地將人分為內向與外向，然後將內向的人歸類為不喜歡社交的人，將外向的人歸類為喜歡社交的人；然而在社會上，這兩類人的數目基本上並不是均等的。網絡世界的盛行，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可以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進行，這也導致彼此的關係容易變得疏離；交友軟件的增多，也代表人們喜歡網絡上的交流多於現實的交流。網絡的交流成本低，選擇多，不用做表情管理，沒有時間限制，喜歡則來，不喜歡則去，現在更多人自認「社交恐懼」（社恐），可能因為現實的交流有太多不可操控的地方，不能來去自如，人也不想承受「被否定」之痛。例如新年期間向親朋戚友拜年，需要承受被問問題的痛。AI（人工智能）就如一個救贖主，讓人免卻了建立關係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關係類AI會氾濫地出現。

不想社交還是社交恐懼？
到底何謂社交恐懼症？不喜歡社交便是有社交恐懼症嗎？社交恐懼症又名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當一個人每次在社交場合都會感到心慌膽怯，覺得別人會對自己評頭品足，怕自己在人前出醜，而這份恐懼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以致想要逃避所有社交活動，他便可能不是單純因為性格害羞而不擅長應付社交活動，而是患上了社交焦慮症。當患者在社交場合時，會出現以下情況：情緒上明顯感到恐懼或焦慮，症狀與環境所構成的威脅不成比例；思想上擔心自己行為或情緒狀況受到他人批評或拒絕；生理上出現冒汗、心跳加速、顫抖、呼吸困難或頭暈；行為上不斷逃避或需極力忍耐各種社交場合。[1] 當仔細去了解何謂社交恐懼症時，便會發現其實它是一個「病」，並非不想社交或懶得社交。

不過，今日大部份自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其實很可能只是「偽社恐」，可是很多時都沒有人深究誰人患上社恐症，誰人只是偽社恐。曾經在社交媒體中流行過種種的hashtag（標籤），其中一個便是「#社恐」。[2] 網絡讓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但隔空的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許多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溝通也停留在表面上，彼此只是泛泛之交，難以討論深入的事情。弔詭的是，這也正正是人享受在網絡世界的原因，不想作深入的對話，甘願停留在空泛的交談之中。就如農曆新年時，原本應前往親朋戚友家中拜年、「逗利是」，但電子支付的科技愈來愈發達，派利是也可以轉移至網上進行，拜年期間與親朋戚友的交談也可以就此終止，派「利是」只需一個「二維碼」。當網絡的交流只有「點讚」與「分享」，在節日之中放棄「儀式感」的真實交流，交流只求方便、快捷、避免難堪、可以躲懶，人深處想與他人真切交流的渴望卻無法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將此等渴望轉移投射到AI上也不是不可能。

AI成為救贖的可能性
現時的AI技術突破了人類的想像，除了對答自如，恍如真人一樣的溝通，並且開始大眾化，任何人都能夠應用。市面上出現了許多類似傾談伙伴的AI，特別是早前有新聞報道指，開發ChatGPT的公司OpenAI為了確保GPT Store中的聊天機器人適合所有使用者，所以不允許專門用於培養浪漫伴侶關係的聊天機器人，然而現實的情況是GPT Store出現了大量可以充當「女朋友」的AI。[3] 即使公司揚言禁止，仍有人不理會規則創建用來培養浪漫關係的聊天機器人，也就代表了部份人有這樣的需求。人在人際關係中「懶得」社交，甚至在認識伴侶上，也愈來愈不想接觸社會中真實的人，性愛機械人等類似產品早在市場出現，不就正好反映此一狀況嗎？

AI其中一個受歡迎的原因，便是其「可操縱性」，對比真實的人，AI能任人擺佈。這並不是說人會極端至成為AI的恐怖情人，而是人的自我中心使然，令人需要這種可操縱性，經常想要他者順從自己的想法、為自己付出，或期望自己是世界的主角。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大數據的關係，圍繞著網絡使用者的資訊都只是他們所喜歡的，有人說：「尋找相同者的過程，正正是驅逐他者的過程。」[4] 與人相處時，最好的人際關係在於能互相「聆聽」，[5] 而不是只講自己想講的，但很多時人只渴望別人聆聽自己的話，而不想聆聽別人的。這時候AI便成為一個「可操縱」的代替品，你想要它聆聽你便聆聽你，它只會為你而暈頭轉向，為你服務，浪漫關係的AI盡是說一些甜言蜜語，愛你愛到底，誰人不心動？

那麼，AI最後真的能夠救贖到人嗎？事實上，人與人的交流在於意識之間的認知，即是「我意識到你，你意識到我」，所以我們都期望別人會理解到自己的感受。沒有人喜歡目中無人的人，因為他意識到他人，卻不顧及他人的感受。不過，人卻不會因一隻貓不理會他人而譴責牠，因為牠沒有人的意識。人際關係正正是意識之間的認知，所以能夠創造經驗和分享經驗。被人附和總是開心的，AI就能扮演這個角色，相反，與一個觀點完全相左的人溝通、看一部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電影、嘗試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這一切的經驗總令人不舒適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它們卻構成了真正、真實的經驗，一種不重複的經驗。[6] 故此AI並不真的救贖到人，或許它能排解一時的寂寞，卻又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空虛，甚至無法再接受異於自己所喜愛的事物。人需要多點與真實的人交流，才能突破這些「不舒適感」，這也是邁向真實關係的唯一方法。

從前筆者曾經修讀過教育心理學，我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誰人呢？可能讀者永遠無法猜出來，那就是在《倚天屠龍記》裡面的武當張三丰，張三丰曾經對張無忌示範太極劍法，示範完畢之後，張三丰問張無忌能夠記得幾多劍招，張無忌說不記得，但張三丰反而讚好。張三丰不愧為一代宗師、世外高人，他要張無忌學習的並不是一板一眼的招式，而是綿綿不絕的劍意，這個更高的境界，並不能通過單純的模仿就可以達到，張無忌必須要拋開細節，用心來感悟在招式以外的劍勢，要神似而不是形似，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那就是「追尋模式」（Pattern seeking or pattern recognition）。

第二位我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陶淵明，他曾經在《五柳先生傳》裡面這樣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很多老師都用「讀書不求甚解」這句話去指責成績低劣的學生，意思是他們渾渾噩噩、馬馬虎虎，相反，我用這句話來稱讚學生。如果陶淵明讀書方法真的是這般不濟，他又怎可能成為偉大的田園詩人呢？ 所謂「讀書不求甚解」，是指不應該拘泥於字句的表面意思和細節，而是著眼於微言大義，所以陶淵明領會到深層的意思後，便會興奮到不知飢餓為何物。

第三位我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唐朝詩人杜甫，他曾經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清代仇兆鳌在《杜詩詳注》中解釋「破萬卷」的意思，是指「識破萬卷之理」，杜甫的詩作在結構、風格和主題上都有其獨特性，難怪他能夠成為一代「詩聖」。

這是筆者一直沿用的學習進路，我很喜歡參觀博物館、畫廊、工藝展覽，但之後幾乎所有看過東西都變成了過眼雲煙，而我所讀過的書，都好像是水過鴨背，但這並不打緊。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 其實，有時候記性太好反而是一種學習的障礙，若果你很清楚記得唐詩的句子，那麼你的作品便無法擺脫前人的影子。但是，若果你領悟了詩意，便反而可以開創出嶄新的風格。 

不過，假若你依稀記得一些從前瀏覽過的資料內容，便可能會出現問題，心理學上有一種名叫「隱性遺忘症」（Cryptoamnesia）的現象，這情況是一名藝術家或者一名作者在潛移默化之下吸收了人家的主意，但隨後漫不經意地在作品中展現了太過相似的元素，於是乎被指控抄襲。根據1989年發表的一項心理學研究，3%到9%的人會不自覺地將別人的主意當成是自己的原創。美國音樂家傑克．阿什福德 （Jack Ashford）坦然承認：「如果你仔細檢查我所寫的一百多首歌曲，你會發現在每一首裡面我都受了其他歌曲的影響。」 

然而，怎樣去分辨隱性遺忘症和故意抄襲卻並不容易，海倫．凱勒（Helen Keller）是美國著名作家，她在19個月大的時候染上重病，導致她失去了視覺和聽覺，儘管命運是如此坎坷，通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成為了文壇巨星，一生之中撰寫了14本書，她的奮鬥故事很勵志，但很少人知道她曾經被控告剽竊他人的作品。1891年，凱勒發表了一篇題為《冰霜之王》（Frost King）的小說，但後來人們發現這個故事與瑪格麗特‧坎比（Margaret Canby）寫的另一本小說《霜仙女》（Frost Fairies）有點相似。凱勒自辯說，在小時候曾經有人將坎比的故事讀給她，她只是聽過一次，但隨後忘記了。凱勒受到調查，但專家小組以四比四的分歧意見陷入僵局。因為這事件發生的年代已經久遠，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了懸案，但我相信海倫‧凱勒應該是清白的。由於她是傷殘人士，故此她沒有可能翻查《霜仙子》的細節，然後有系統地改頭換面。

有趣的是，現在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記錄很多資料的細節，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在運作過程中卻拋開了具體內容。相信人工智能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了許多讀者生活的一部份，對人工智能生成系統最強烈的批判之一，就是所謂人工智慧並不是真正的智慧，它並沒有創造新的知識或者新的作品，而是將現有的東西左拼右湊。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以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這些人工智能藝術生成工具為例，它們並不是好像「熟讀唐詩三百首」般鸚鵡學舌，簡單地複製和拼貼現有藝術家的作品。相反，它們分析並學習大量藝術作品的表現模式、風格、元素。經過訓練之後，生成工具就可以創造新的藝術作品。說得簡單一點，它們並不是學習具體的內容，而是追求「會意」、「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有了真正智慧的一些特徵，那就是「湧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y）。在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中，湧現屬性是指大腦由簡單的腦細胞組成，但當這些簡單的物質整合一起而形成神經網路時，我們就有了意識和思想，而這些湧現出來的心靈是無法預測的。換句話說，整體是大於其各部份的總和（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同樣道理，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接收到億萬份輸入資料時，它們就可以湧現出無法預測、前所未有的新東西，這類似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可能會有人批評說：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實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它並不似張無忌或者陶淵明，真的忘記或者漠視細節，其實它比人類更加能夠清楚記住所有具體內容，它展現了似乎是「理解」的行為，其作品看上去富有創作性，但它並不能真正地意會到更高的境界、領悟到更深的層次，充其量人工智能只算是海倫．凱勒。這說法是有點道理的，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現在仍處於草創階段，我相信假以時日必會突飛猛進。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會發現這篇文章和其他作品有相似之處，在此聲明，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或者我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引言
先此聲明，這是一篇隨想式的散文，而不是結構嚴謹的論文。筆者想帶出來的主題是：我喜歡採用科技，但不是科技主義者，我認為在有些情況之下，傳統的做法比起高科技會更加事半功倍。

QR碼令我放棄優惠
舉例說，上一次筆者返回香港的時候，在機場見到一個推廣旅遊的櫃枱，旅客只要出示外國護照，便可以得到一個購物優待的小包包，我滿心歡喜領過了小包包之後，以為裡面有折扣券，誰知道原來是一個QR碼，我用手機掃描了QR碼之後，跟著出現一個網頁，在登記過程中有一個密碼以短訊形式傳送給我， 輸入密碼而進入網頁之後，跟著要填寫許多資料，然後我得到另一個密碼，我需要用這個密碼到指定地點獲取折扣，但指示十分複雜和含糊。搞了一陣子之後，我終於決定放棄，我心想，為甚麼不乾脆在小包裡面放入折扣券，然後讓顧客到店舖憑券而取得優惠呢？這是典型的簡單複雜化！

汽車電子零部件可能變成殺手
智慧有許多定義，一些心理學家認為，智慧是一種將複雜東西簡單化的能力，實用主義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正是擁抱這觀點。在一些測驗實用智慧（practical intelligence）的題目中，難題看似十分複雜， 但往往答案很簡單，舉例說，很多年前筆者遇過這難題：「不幸地，你駕駛的汽車墮入海中，在墮海的時候，車窗是關掉的，你可以做甚麼去逃出生天呢？提示：若果車子沉入了水中30英呎，每平方吋的壓力（PSI）是13.31英磅，普通人沒有可能打開門或者打碎玻璃。」簡單而有效的做法是：「你可以用手柄來攪下車窗 。」

可能年青的讀者不知道我說甚麼，因為現在大多數汽車都採用電子按鈕去控制車窗的開關，而不是用手柄。問題來了：當電子零部件接觸水的時候，可能會導致短路，在這情況之下，你根本無法開車窗逃生！ 於是乎，科技變成了你的殺手！

很多年前筆者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大學的院牧不贊成汽車有太多不必要的電子零部件，他說：「用手柄去調節座位或者開關車窗有甚麼困難？將這些功能電子化之後，反而會導致更多潛在的問題，若果電子開關壞掉的話，車窗便會長期關閉，這樣更加不方便！」

很多年之後，院牧所說的話在筆者身上不幸言中，我的車子失去了開關司機位置車窗的電子功能，但修理費非常高昂，我惟有忍受這種不方便，每當我開車駛過銀行自動櫃員機或者快餐店的服務窗口時，我都必須下車進行交易。我慶幸沒有被警察截停，如果司機超速駕駛或者被懷疑有任何違規，正常的程序應該是：司機坐在車子裡面，警員會走過來示意司機去攪下車窗， 然後司機出示駕駛執照、汽車註冊文件、汽車保險文件。可是，如果我不開車窗，或者開門走下車，那麼神經過敏的警察可能會拔槍！再一次，電子科技會間接地令人無端端喪命！

一舉四得的單車比電動車優勝
提起汽車，我不禁聯想起電動車，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現在電動車也是熱門的科技話題。以電動車取代傳統的燃油車，原意是減低污染和逆轉氣候變化。然而，大多數電動汽車採用鋰離子電池提供動力，這些電池依賴於鈷、鋰、稀土等原材料，但開採這些礦物的過程卻會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

此外，美國約20%的電力是通過發電廠燃煤生產出來的，40% 電力是來自天然氣，20%是核電，其餘才是可再生能源，這包括了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等。換言之，在美國60%的電力是出自傳統的污染性能源，採用電動車並沒有徹底解決能源消耗問題和溫室效應，而是將問題轉移或者推遲。

筆者認為，其實這問題可以用非高科技的方法去應對，筆者曾經在一些美國小鎮居住， 這些小鎮的商店和其他日常生活必去的地方集中在方圓幾里的範圍，用單車代步是絕對可行的，如果要到比較遠的地方，那麼當然要採用汽車。然而，即使在小鎮中，單車的使用率卻很低。

最近筆者遷徙到夏威夷檀香山，檀香山的面積只有68平方英里，同樣，很多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地方也是很集中，但這裡單車徑和用於鎖單車的架並不多，而且很少人騎腳踏車。筆者由加州運送了兩輛單車到檀香山，但太太認為騎腳踏車有點危險，因為太多汽車在道路上風馳電掣。我認為，若果有良好的城市規劃，例如增加單車徑或者鎖單車的地方，其環保效果可能比推廣電動車更好。

鼓勵採用單車是一石四鳥之舉：第一，這是絕對零碳排放的交通工具；第二，騎腳踏車會增加人的運動量，能夠防止肥胖、強化心肺功能，最終會降低整個社會的醫療成本；第三，單車的速度遠遠低於汽車，這會大大減低因為交通意外而導致的傷亡； 第四，愈多人採用單車，路面汽車的數量便會下降，這樣便可以減少交通擠塞。

結語
然而，我知道以上所說無非是「講人自講」，營銷人員會繼續採用QR代碼；汽車生產商會繼續將大部份汽車功能電子化；而電動車更是大勢所趨，主張用單車會被視為開倒車。

撫心自問，是否有些人類社會中的問題可以採用低科技去解決呢？美國畫家漢斯‧霍夫曼（Hans Hofmann）說：「簡化的能力意味著消除不必要的東西，以便必要的東西可以說話。」美國散文家和詩人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亦說過類似的話：「我們的生活被細節所浪費，簡化！簡化！」 以上兩人所說是針對藝術創作，但亦可以適用於科技。

複雜簡單化！返璞歸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