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節目 明分析 實廣告

疫情過後，社會恢復日常運作，但香港經濟風光不再。樓價下跌，恒生指數跌破1997年回歸時水平，香港更被網民取笑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不少市民對前景都感到悲觀。為此，本社邀請了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吳澤偉先生（David），在2024年1月31日擔任網上講座的分享嘉賓，看看可以如何在經濟低迷下作好財務上的安排。

David一開始時指出，如果只著眼在香港和內地的股票市場，在過去一年的表現確是不濟，但如果將視野擴大到整個世界，其實大部份國家和地區股票市場的指數在過去一年都是上升的，美國、歐洲、日本、台灣等地都有可觀的升幅。他建議以「持盈保泰」的心態來作好財務安排，盈是指盈餘，而當中是有「短盈」和「長盈」之分。

「短盈」方面，David建議在現時高息的環境中作「好息之徒」，透過定期存款賺取利息，因為現時4厘多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其實在過去十多年來也不常出現，估計未來利率將隨著美國減息而逐步下降，因此如果現在將部份資金作定期存款，便能在差不多零風險的情況下賺取高利率的回報。

「長盈」方面，他建議毋須局限於香港，可放眼世界，按自己的信念，選擇適合自己投資的市場，在投資前，亦要先考慮當地是否有完善的法制和監管制度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而現時網絡上有不少工具能幫助投資者輕易地在世界各地的市場投資，除了運用這些工具，也可善用跨地域的人際關係網絡，以了解不同國家和地區真實的經濟情況。

在眾多市場中應該選擇投資甚麼東西呢？David沒有提供答案，因為這是投資者自己應該做的功課。網絡上有不少教導投資的資訊，有興趣的朋友可一步一步來學習。最後，他呼籲我們要作一個好管家，好好管理上帝給予我們的金錢，就算不打算進行任何投資，也不要忘記我們還有一個強積金戶口，並且要好好管理這個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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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一大型促銷活動剛過去不久，大家的郵箱大概又會收到美國感恩節之後的星期五，即「黑色星期五」的優惠宣傳，吸引大家繼續消費。

據報道，阿里巴巴2020年雙十一的商品成交額錄得4,982億人民幣（約5,870億港元），按年增加26%，疫情沒有使第12年的雙十一消費回落，其中一個因素是公司拉長了優惠時間，使購物日由單日變成由11月1日至11日的購物季，網購平台天貓則設兩波購物時段（11月1至3日為第一波；11月11日為第二波），使消費者可以重複消費及有更多時間撰擇商品。那當然也提供了更長的時間讓商家向消費者作宣傳！「私密」直播間、頂級奢侈品牌的淘寶直播，能使人有更多時間去觀看產品，也有更多時間被「游說」，產生更多的購買慾。

黑色星期五即將到來，筆者試試概略說說商家們用的網上銷售手法，他們不外乎是設定購物限定日期（如推廣日期、節日限期、閃購時段）、給予優惠折扣（如優惠劵或優惠碼）、達到某金額可免費送貨、非常大的折扣（如低至三三折、二八折！）、套裝折扣（買三件相關產品有額外折扣），在螢光幕呈現很多「立即選購」的字眼（提示你要立即行動），還會有購物滿一定金額後的抽獎或折扣回饋等。

商家也會使用比較感性、軟性的手法推銷，如鼓勵消費者在節日裡對自己好一點，也可送份禮物給親友，也會在作出疫情溫馨提示的同時，提示消費者可多買一些抗疫產品以保護家人……

大家使用網絡時留下的數碼足印、大數據等，商家會運用它們，對準每個人的喜好制訂銷售策略，而未來5G的普及，可能驅使更多有關產品銷售的互動工具出現，使人更想購買產品。

面對排山倒海的宣傳攻勢，假如不想被商家牽著鼻子走，我們可以做的，還是要好好想清楚哪些產品是我們想要的，哪些產品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在優惠時間有節制地購買需要的東西當然沒問題，最怕的是當面對自己好喜歡、覺得「好抵」的產品，在網頁瀏覽器頻繁地「彈出」，令我們不加思索就衝動購買，直到產品送到才發現原來產品不合用或家裡已有很多同類產品，不單浪費了金錢，而且還浪費了資源，對地球帶來沉重的負擔。

參考資料：

〈【雙11】阿里巴巴張勇：今年雙11是新起點　「雙11應該變得更好玩、更有驚喜」〉。《香港經濟日報》。2020年11月17日。網站：https://inews.hket.com/article/2805473/（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6日）。

陳映璇。〈每秒58.3萬筆訂單，天貓雙11交易破兆刷紀錄！頂級珠寶、農產品都搬進直播間〉。數位時代，2020年11月11日。網站：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0038/double-11-tmall-alibaba-2020（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6日）。

〈雙十一在刺激消費還是助長「毒癮」：疫情之下中國式網購節背負的重任和質疑〉。BBC News 中文。2020年11月10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4871785（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6日）。

黃慧雯。〈黑色星期五購物節來襲　電商優惠下殺3折要你瘋狂搶〉。中時新聞網。2020年11月24日。網站：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124003107-260412?chdtv（最後參閱日期：2020年11月26日）。

看著別人大口大口吃不同的食物，你會有治癒的感覺嗎？從韓國傳到中港台的一陣吃播熱潮，近年成為不少串流平台的熱門短片，不過行業在幾年間急速失控，由原本的陪吃文化（在節目中與收看者一起吃飯），一下子變成大胃王，再變本加厲，狂吃刺激食物，到在鏡頭後扣喉插管吐掉食物，甚麼都有。為了讓熒光幕前的觀眾看得爽，可謂不擇手段。也許是時候我們應該反思一下，對甚麼節目是否都應該照單全收？

所謂吃播，英文mukbang，有說這是從韓文字「吃」（muk-da）和「播」（bang-song）組合而成的新字。[1] 據說，約可追溯到2008年的韓國，大胃王節目興起，類似的節目隨後也在日本、美國、歐洲等地流行起來，但到了近幾年YouTuber（常在YouTube平台分享影片的人士）的盛行，這些大胃王吃播主（以吃為業的網紅）開始進駐不同的串流平台，而且定時在網上發放視頻、影片。

在韓國有著名吃播主光靠打賞就月入約10,000美元（約78,000港元）。有超過200萬個訂閱者的美國吃播主Bethany Gaskin，一年單計廣告費收入就有超過100萬美元（約780萬港元），另外還有周邊產品例如電子書、產品評論和食品代言每年或可多賺10萬美元（約78萬港元）。[2]

那麼大胃王究竟有幾大胃，可以吃下多少東西？以有超過500萬個訂閱者的日本女大胃王木下佑香為例，她能一次吃下32吋大pizza、30個牛肉漢堡包，還有不同酸甜油膩食品，吃下這許多食物，她看起來卻像很享受似的。另外一位日本女大胃王谷亞沙子，一餐可以吃掉98盤壽司，16碗烏龍麵，更稱一個月的伙食費要30萬日元（約22,000港元）。她們二人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她們瘦削，食量雖然驚人，但外型卻完全不受影響，有媒體甚至用「火辣」來形容谷亞沙子的身材。[3]

吃播視頻慰藉人心

吃播視頻或節目在各地受追捧，但它們的觀眾各有不同。在韓國，吃播盛行是因為很多人不想一個人吃飯，但實際上韓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獨居，一個人吃飯的情況難免，為了減少當中的孤單感，於是便看吃播視頻，感覺好像有人在陪他一起吃。不過，吃播節目去到一些地方，它們慰藉的卻是一眾正在減肥的或要節食的朋友。不少人因為過肥，或因為身體不同的毛病，被醫生要求禁食某類食物，甚至要減少食量，吃播節目恰好就成為救生圈，讓收看者「睇咗當食咗」。

不過隨著新的吃播主紛紛出現，競爭激烈，節目開始劍走偏鋒，先有人開始吃一些特別刺激的食物，例如辣粉、湯，或者奇珍異獸，甚至吃疑似腐爛的食物。實際上這種吃法，很容易影響身體，嚴重的會令嗓子沙啞、臉變大，甚至生食道癌、胃穿孔，患上厭食症等。[4] 在內地，更出現過三歲孩子被父母強迫進食，最後體重升到35公斤的可怕事件，但為了吸引網民觀賞，似乎已經到了一個走火入魔的地步。[5]

內地就這類浪費食物又灌輸不良價值觀的視頻，在2020年8月宣佈嚴打。據官方報道嚴打首個月已有1.36萬個違規吃播賬號被處置，封禁違規主播賬號10.5萬個，關閉直播7.4萬個，大量相關視頻亦下架。[6] 不過這類視頻其實難以禁絕，因為有著強烈的需求，在內地有人突破封鎖就嘗試做沒有食物的吃播視頻，透過使用非常高質的收音效果，在沒有食物的畫面中扮吃，製作另類的吃播視頻，期望引致自發性知覺經絡反應（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簡稱ASMR，俗稱「顱內高潮」），即是令人透過聽到咀嚼、吞嚥聲音產生快感。

在外國，部份類似的吃播節目，和另一些介紹美食的節目，當中渲染食物的美味和賣相，均被統稱為食物色情（food porn），有學者分析，食慾和性慾有共通性，兩者是生存和繁衍的必需品，甚至有人形容大食和性能力強一樣，是人能繼續生存的本能，所以要在吃播節目中歌頌食慾。人看了這些節目，享受著食慾得到滿足的虛假快感，情況與看色情電影滿足性慾一樣。

現代社會裡，人要滿足自己的慾望，方式可謂無限多，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但人不懂得好好控制自己的慾望，任意透過各種方式去滿足，即使最後沒有傷害任何人，只是自己求個舒服，也不代表這就是好的生活方式。有時我們想追求滿足，也不能太過份、太極端，做到恰到好處，也是很重要的美德。

悄悄賣廣告

吃播除了鼓勵貪慾之外，更多人質疑的是吃播究竟有多真。很多吃播YouTuber一開始表面上聲稱是自己買食物回來吃，又說是朋友負責拍片，但後來不少人就發現，他們有收取不同店舖的贊助，YouTuber拍自己很享受的吃著那些店舖的食物，變相是在賣廣告。

在韓國，本來這種事一向沒有遭到禁止，但及後被網民揭發作假，大胃王紛紛致歉，部份甚至刪除網站，韓國政府更為此於2020年9月立法，要求所有網上做類似的所謂植入式廣告或者業務配合廣告者，必須在片段中明確寫出該段影片有收過某某公司的贊助，甚至是廣告費，否則違法。另外，韓國法規亦規定，即使拍攝者沒有收任何金錢，但如果片段中食物是免費而非自己購買的，亦必須在視頻註明有關片段的商品是由甚麼公司提供，讓觀眾知道。

在2020年8月，在韓國就有一系列沒有註明廣告的吃播YouTuber被發現原來其視頻有賣廣告，[7] 如何道歉成為很多網民關注的焦點。因為很多韓國吃播YouTuber都很重視外國的巿場，畢竟YouTube是個全球平台，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像韓國訂立法例禁止有關行為（當時新法尚未在韓國實施），部份YouTuber只用韓文道歉，但就沒有用其他語言致歉。有些又會聲稱自己沒有收錢，只是收了對方贊助的食物，最後又再次遭人踢爆不實，更令人覺得這些直播YouTuber不誠實。

當中情節最為複雜的，以有超過400萬個訂閱者、韓國著名女吃播主Boki為表表者。她首先和一眾吃播YouTuber一樣被發現其吃播頻道有收錢吃播的情況，Boki雖然承認，但就說自己只收了贊助的食物，暗示沒有收錢，後來再被揭發原來有收錢，於是她只用韓文承認，但在英語等不同語言的其他視頻，她就沒有致歉，整個「道歉」的動作被網民認為是進一步的欺騙，所以很多人就留言呼籲大家不要再訂閱她的頻道。

面對網民的批評，有的YouTuber選擇澄清、道歉，最後導致訂閱人數下降，同時被批評沒有註明有賣廣告的吃播YouTuber Fume也像Boki一樣遭到質疑，她只修改自己網站有問題的部份，註明相關的贊助或廣告字句，之後既不道歉也不澄清，甚至刪除不利和批評的留言。她的訂閱人數，居然不跌反升。[8]

真吃還是假吃

Boki因為只作選擇性道歉而遭批評，而同時更有網民翻看她更多的片段，發現她有疑似「假吃」的視頻。有細心的網民發現Boki喝飲料時會突然伸一伸手指，之後枱上的食物會變細，有時夾起食物的份量很多，但放到嘴巴時食物會突然變少，又發現有片段顯示她在吃東西時有一兩格突然作吐出食物狀的定格畫面，彷彿準備扣喉將吃完的食物從胃部吐出來，之後再吃新的食物，為的就是要吃下更多的東西。面對著爭議，Boki就拿出有爭議視頻的「無剪接」版本，但豈料那個無剪接版本仍然被網民發現有可疑的剪接，甚至質疑Boki心虛，因為她沒有公開所有被質疑視頻的無剪接版本，最後她的澄清反而被指為造假的有力證據，訂閱人數一度減少了30萬人。

還有類似的假吃直播出現，不同的YouTuber推出「破解視頻」，讓人知道大胃王視頻是怎樣製作出來，在影片中，除了看到有人一邊吃一邊吐出來外，有部份大胃王表面上吃了一整枱食物，原來是分開很多餐每餐分開很多次來吃，有些吃播主吃到半路要「加餸」，原來是因為分開很多次吃，又不能翻煮，食物已經冷掉所以要用「加餸」來將食物加熱，否則根本不能吃入口。[9]

YouTube的影片有時難分真假，網上的影片沒有規管，也難以規管，如果強行規管恐怕又會直接影響言論自由，但不規管又會出現這樣混亂的情況，最後我們只能盡量依靠業界和每個上傳影片的人自律。同時，每個看YouTube的人也要小心選擇自己想看的頻道，不要支持造假的影片，沒有公眾的支持，那些以不良手法作招徠的頻道就會逐漸減少。

網紅是理想職業？

 

網紅是網絡紅人的簡稱，他們會在社交媒體平台或串流平台定期發放照片或影片，以累積自己的觀眾或紛絲，只要愈多粉絲，愈多人收看網紅製作的影片，串流平台會因應收看率，將廣告加進影片的開首或之間，並將一部份的廣告費轉發給製作影片的網紅。不過，也有平台讓網民在看網紅的影片時，可以直接打賞給網紅，送上虛擬禮物或現金。由於媒體都吹捧網紅的收入高，令人容易覺得做網紅是件易事，有青少年甚至會以網紅作為理想職業。在台灣，一個在2019年底發表的調查發現，受訪的8,000多名小五至高中職三年級青少年（年齡約10至17歲）中，直播網紅在最想從事的職業中排名第三，有19.2%受訪者以直播網紅作為最想從事的職業，而排第一和二的職業分別是遊戲電競手（26.9%）和廚師美食家（21.7%）。[10]

疫情持續，市民外出的時間盡量減少，旅行也就更別說了，很多人會留家與家人一起看串流平台的節目打發時間，除了劇集、電影以外，也會在串流平台裡找到不少有關生活品味、環保、社會文化、心理及健康等紀錄片或生活時尚節目，可供不想「煲劇」的網民選擇。然而，別以為具豐富資訊的紀錄片、生活時尚節目，就一定是健康，沒有任何不良「成份」，用戶在收看時，也要小心辨別有關的資訊是否可信。

同為養生節目　不一樣的角度

就以養生節目為例，近期串流平台Netflix有兩個節目介紹養生的方法，然而出來的效果卻截然不同。紀錄片《養生好不好》（(Un)well）一輯六集，每集探討一種在美國流行或另類的養生方法，如：精油、譚崔式性愛（Tantric Sex）、母乳、致幻劑死藤水（Ayahuasca）及蜂螫療法（Bee Sting Therapy）等的效用、看看它們是否商業騙案、會否被濫用、對他人的影響等，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它們。

這節目跟港台《鏗鏘集》一類的節目相似，會以多角度追訪、反問，從產品的銷售手法、它對人情緒的影響及與人的關係、對需要有關產品者的影響、對社會文化的影響等……節目會提出質疑，結果有時會指向人性的貪婪、罪性，有時亦會以開放式的結局，指出有些養生方法可能對部份人有效，但同時亦會提及有人以這些方法謀利，罔顧別人安全，使人濫用，或令有關的方法變為宗教，讓人對其崇拜。

而另一個節目《Gwyneth Paltrow：goop生活態度》（The Goop Lab with Gwyneth Paltrow），與《養生好不好》一樣，標示適合觀看節目的年齡同樣是16歲或以上，節目一樣是以探討養生方法為名，但就全以正面推崇有關的養生方法，容易使觀眾模仿。節目拍攝了goop這公司的職員使用一些養生方法的過程，亦會叫用過有關方法的人分享療效及用後的改變。

然而該節目並沒有反思那些養生方法是否恰當，純粹推介這些方法，實在有所偏頗，不夠全面。例如：介紹致幻劑迷幻菇作心靈治療，但用家卻道出自己哀傷的原因是源於未能開放自己與人溝通、心靈空虛；或介紹以斷食瘦身、以針刺面部構建膠原蛋白及於面部植入慢速溶解線，以拉高面皮令皮膚緊緻、令人看起來好像變得年輕，卻未有反思這會否對身體造成傷害或導致飲食失調；以震動器自慰達到女性性自主，展示女性私處，強調女性主義追求個人性自主，卻未有提及兩性相處及與伴侶溝通的重要。另外，運用不知從何而來的能量治療心理及身體的疾病，並倒空自己來接收靈界訊息等，並未有提及可能令不知名的靈進入身體，令自己與靈界扯上關係。

電影及電視節目規管

為電影和電視台的節目分級和規管，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年齡分級。在香港，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或上映的電影要先交予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由辦事處為影像評級，看看電影是屬於哪一級（I級、IIA級、IIB級或III級）；而無論是否收費的本地或非本地的電視節目，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都會根據《廣播條例》作出規管，而電視節目內容則按其內容是否適合兒童觀看，在需要時會在節目中標示「家長指引」或只適合「成年觀眾」的字句。其實，香港的規管並不精細，觀乎亞洲不少地區的分類就更為精細，如台灣、新加坡及韓國。[1]

網上節目方面，目前仍不受《廣播條例》及相關法例所規管。該條例旨在規管電視節目服務。而網上電視台播放的電視節目是透過互聯網傳送，屬於網上發放訊息的一種形式，為《廣播條例》所豁免，不受其規管，亦不受通訊局發出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的監管。很「有趣」的是，網上的訊息、影像規管，仍受《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但這《條例》已實施了三十多年，本社也曾評論它未能與時並進。[2]

由於香港沒有針對串流平台播放節目的法例，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做法。蘋果iTunes的Apple TV+的分類會根據當地的分級、分類方式；[3] 而Netflix方面，有自己的年齡分級：所有年齡層、7+、13+、16+及18+。但即使該平台將影片標示為16+，適合16歲或以上人士收看，都不代表它一定適合香港文化下的16歲人士收看。作為家長要注意不同串流平台的分類方法，小心為子女選擇，並作出適當的設定。

各地文化存在差異，家長實在要多加留意子女收看的節目會傳遞甚麼訊息。筆者認為家長最好還是陪伴子女收看節目，並應及時作出討論及分析。即使是資訊節目，就像文中提及的兩個養生節目，背後也反映了一些價值觀，那些追求的所謂美、健康、釋放的感覺，其實是頗為極端的方式。不要說未成年人士，就連成年人看了，也可能會蠢蠢欲動想去一試，家長實在要小心，避免子女接收不良資訊。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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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爭》一書提到當大家在社交媒體按讚和分享，原來足以參加一場戰爭。到底社群媒體如何對社會產生影響？美國智庫的戰略專家辛格（P. W. Singer）及衝突與社群媒體方面的專家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合著的《讚爭》，提到別有用心者如何透過社群媒體，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發動戰爭的真實個案。在新型戰場下，我們可以擺脫他人的操縱嗎？我們以生動的手法及以短片形式為大家闡述書中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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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人在網上公開多段兩名本港中學生的性愛片段，並在網絡上一夜瘋傳，涉事男女亦被快速起底。因為懷疑片段中的女生未成年，為了避免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討論區負責人及網民都主動將該片段刪除，廣傳的情況才靜止下來，而警方亦表示會介入調查。[1]

按現有法例，如果涉事男女中其中一方在事發時未滿16歲的話，該短片已屬於兒童色情物品，任何人製作、發佈以及管有該影片均已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2,000,000元及監禁八年，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1,000,000元及監禁五年，所以奉勸各位網民千萬不要分享及下載相關短片，以免觸犯法律，如果曾經下載的也應立即刪除相關檔案。

不過如果該男女已年滿16歲，那就不受《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監管。雖然仍能以《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作出檢控，但從過去類似事件得知，警方作出拘捕的情況少之又少。而相信該片段是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之下被公開及廣傳，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尊嚴，但可悲的是本港並沒有法律監管此等行為，讓當事人不斷受到傷害。

其實政府現正為窺淫罪進行公眾諮詢，當中亦建議訂立法例懲治在未經同意下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如果建議最終成為法律，不論當事人是否未成年，所有發佈該等影像的人，不論是上傳到討論區、還是朋友間私底下的「分享」，都將觸犯法律。這能大大阻止該等影像散播的情況，為受害者提供更大的保障。

其實香港每年都會出現數宗類似的事件，而網絡上亦散佈大量偷拍和意外外洩的裸露影像。政府有責任盡早立法堵塞漏洞，以保障市民的基本尊嚴。不過就算有此法律，也不能確保自己的秘密影像不會外洩，所以拒絕拍攝那些相片及片段才是保障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

有報道指有女網紅聲稱因為受到一男網民長期性騷擾，於是邀約對方上酒店房向對方「報復」，並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最後該網紅被警方拘捕。[1]

有關該男網民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能力拒絕該網紅的要求，我們暫不在這裡討論；但有關行為（女方要求男方脫下衣服及褲子，並有疑似性虐待的行為）被拍攝下來及直播到社交媒體，究竟這樣的行為是否受法例監管？

首先，有關影片是以直播形式發佈，政府部門是不能預先審查，這與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如在劇場中播放的片段或在公共交通工具播放的廣告）或上映的電影不同，後兩者要先交到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或送檢分級。而在社交媒體上直播，內容一播出就是公開，縱然未必是許多人會即時看到，但最起碼有關用戶的朋友會最先觀看到。

社交媒體對直播的規管

但這類行為並不是「冇王管」的。社交媒體有自己的直播條例去規管用戶的行為，它們會持續檢討，以減少企業服務被利用及濫用，出現傷害或散佈仇恨的情況，它們最起碼會比政府的行動快一點吧。如在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恐襲案中，槍手透過facebook直播功能，向大眾即時播放犯案過程。facebook不久就限制及收緊網上直播條例，使用「一次封殺」政策，即任何用戶只要違反直播標準一次，就會立刻被禁止使用直播服務一段時間。另外，該公司在當時又稱將資助三間大學，研究自動刪除違規內容功能。[2] 及後facebook亦有發表內容審核報告，表示曾付出努力，刪除色情、仇恨言論及自殘自殺等內容的帖文。[3]

直播內容即使沒有禁錮、恐嚇或發生性行為的內容，但如果「公眾」對有關行為的「觀感」，認為它「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話，涉事者亦可能被控以「破壞公眾體統」罪（又稱「有違公德」罪）。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在解釋有關罪行時指出：「在考慮公眾對被告行為的觀感時，法庭會採用社會上一般有合理思維的人的標準。一般而言，所有非常可恥的行為、有違公德的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及厭惡的行為、或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是違反了這項罪行。」[4]

互聯網是公眾地方嗎？

然而，在提控過程中，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是在公眾地方進行相關行為。而互聯網是否「公眾地方」？以往曾有一案件上訴得直，終審法院法官指出「有違公德的罪行須於『實在的公眾地方』作出，互聯網乃虛擬世界，討論區只是傳達訊息的媒介，並非實在的地方，不符控罪元素。」[5] 但香港現時實在未有針對互聯網罪行的法例，管制網頁不雅和色情的資訊，都得靠多年前制定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政府每次在出現轟動的新聞時，只循例表示會檢討一下相關法例，之後便不了了之。

另外，就前文提及女網紅分享的直播內容，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對該男網民所作的事、男網民處於尷尬的狀況，影片在網上直播後，可以被廣泛傳播，雖然現在有關影片已於網紅的社交媒體中被刪除，[6] 但在網上仍可輕易搜尋到有關影片。這其實可被視為「網絡欺凌」，就是發佈當事人的尷尬影像，對其聲譽及心靈可能造成長遠及永久的傷害。[7]

換位思考

所以，如將欺凌資訊傳開並嘲笑當事人，抱著「吃花生」的心態，對受害人幸災樂禍著實也不應該。或許大家可以在網絡分享資訊之前，先想一想當事人可能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多一份同理心，被欺凌者會少受一點傷害。

（原文於2020年8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大家在網絡上看資訊時，會不會因為有很多網友都認同，很多人都轉送有關資料，所以沒有仔細看清楚或作查證就完全相信？美國記者及傳播學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有一名句：「當眾人看法都相同時，就是沒人在認真思考。（When all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 [1] 這句話仿似是警鐘在筆者的耳邊敲起，是一重要提醒。

在大數據之下，社交媒體很容易掌握用戶的喜好，它會先呈現用戶喜歡、關注的東西，而用戶自己也會主動讚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專頁、加入有關群組，與喜好相近的朋友作互動交通，同溫層便這樣慢慢形成，而大家在社交媒體裡，看來看去都是大家認同的意見，在同聲同氣的回音廊中，就會聽不到其他的意見，或會覺得其他的意見只屬少數。而令我們聽不到其他聲音的原因：有一半是因為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將我們喜歡的東西「餵」給我們看，這些資料是名副其實的News Feed（即facebook的動態消息，直譯就是消息餵養）；而另外一半就是因為我們未夠主動去看社交媒體以外的資訊、新聞及書籍。

當然，多看不同的說法，聆聽不同的聲音，會幫助我們去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但我們仍舊要謙卑，知道我們所了解的不一定是事實及事實的全部，或許我們是身陷在資訊戰中，被操控著看特定的資訊而不自知。

網絡的成長及轉變

互聯網的「成長」經過很多轉變，當中傳播訊息方式及演化，其實也是源自於傳統的傳播媒介，但新的傳訊方式與過去完全不同。經過印刷、電報、無線電、收音機、電視……由文字傳遞到聲音、影像，到現在光纖、數位化，將以往媒介的訊息由一對少數、變成多數，再變成互動；傳訊時間亦大大縮短，訊息數量也變成海量。簡單而言，單一訊息可以很快送往全球，也可跨過語言障礙，傳送到不同地區。訊息每分每秒的，一則又一則的加入，數以百萬計地傳送，既交集又累積。

當中的變化還包括了話語權，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看似變得自由，這也是一些人對網絡上社交媒體曾有過的想法，Twitter共同創辦人伊凡．威廉斯（Evan Williams）曾說：「我原本以為每個人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言、交換資訊和想法，這個世界自然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不過我錯了。」[2] 當人和人以為社交平台可以成為輕鬆打交道的地方，卻不知不覺讓它成了政治戰場，或買賣交易的地方，而資訊本身就轉換成武器，影響著我們對事情的看法與立場、如何回應及相應的行為。

網絡成為思想控制之地

當全球約40億人在網絡上交流著、分享著，它變成一種互動的生態，亦可想像這會是一個收集資訊、追縱敵人、分析行為、游說別人、互相辯論、甚至是侮辱欺凌別人、控制人們行為的一個地方。

將網絡說成一個戰場，大家或會譁然，但這樣的戰爭卻是實在的發生，而且不是用槍、彈。強硬一點的，是由網絡數據流動入手，切斷網絡或設流動的限制，即是分區作出控制，以令一些資訊未能流通，或需要經過審查。更甚的是以評分制度來監控人們的言論及網上行為，甚或日常生活。未知香港於哪天會步入這境地。

而軟的呢？有些工具在戰爭時會使用，現在轉用於網上的，就是製造一些虛假情報，由可信人物或信譽高媒體，透過在社交媒體的人物、或在網絡中的敘事，影響大眾情緒，鼓動大家作出一些行動或決定。也就是以故事，刺激人們的行動反應。網絡使用者很容易不自覺跌入這場資訊戰中。

不自覺的被「洗腦」

我們之前的文章亦曾提及網絡充斥著假新聞，而假新聞的數量與傳播速度是高於事實報道。這代表著真實的資訊是會被淡化及被排擠。網絡上存在著很多訊息製作機器、網軍、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時事評論員……他們有很多讀者或信眾，有很多點擊率，吸引人閱讀及瀏覽。有時，我們或許在相信其內容之先，也要花點時間去觀察這些媒體或人物長期以來所持的立場或立場有否改變，我們是否已被「洗腦」？

我們要知道在網海上，可能會遇上不同背景的人，他們究竟是在說事實還是在捏造事實？尤其當我們只停留於同溫層，除了要小心查證以外，有些報道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沒法知道真假的，我們最好暫時不下判斷或行動，繼續觀察。

最後，還要提醒一下，我們於網絡上的言論及行為習慣，是會被觀察及被分析的：你在臉書如何回應事件？你會否對一些事件有過度的反應？你的生活作息如何？常在哪裡流連？你的居住環境如何？可能你不知道，但極可能有人十分關心及留意你在網上的一舉一動。就算不是針對你的關注，但社交媒體仍是會記下每個用戶的活動數據以作分類和分析，及向用戶餵飼不同的廣告及訊息。如我們避不開仍要使用，也可以留意不要上載太多個人資料。如登入搜尋平台時可以用匿名身份進入，以減少自己搜尋的足跡被記錄下來。

（本文部份內容參考自P．W．辛格〔P. W. Singer〕及艾默生．T．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著的《讚爭》〔LikeWar〕一書。）

（本文原載於第132期〔2020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這個6月，我們發現最多人看的，不是電視新聞，也不是報章雜誌，因為大家直覺上已認為不同的電視和報章也有自己既定的新聞角度、取材，內容亦不一定全面，於是大家都追求看「直播」。以前直播多是政府、政黨或其他受關注團體的記者會，由於最少也有好幾小時的通知和準備，媒體可以帶備直播的儀器，但今時今日互聯網發達，到處都是流動網絡，其頻寬足夠做高清直播有餘，於是開展不少示威遊行的直播，而且因著遊行路線很長，一個網台可能有三、四個直播點，以滿足巿民對事發現場資訊的渴求。

直播真的會讓你看得更多、更真嗎？很難說。以記者會為例，直播可讓你看到記者會整個過程，但之前之後各人的互動，或者之後的追訪，就未必在直播的範圍，最後你可能仍然會損失一些你想知和想看的片段。另外，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在6月初教協開記者會宣佈罷課時，無綫電視即時「拎走咪牌」，從這裡就可見即使有直播新聞也不等於有全面的新聞給你看。

由於對主流傳媒的不滿愈來愈深，很多人也會轉看網台的直播，特別是示威區的直播。記者一人拿著一部機，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直播般，將當時的情況描述出來。這些第一身視點的直播，相對很有現場感，記者有時還會看到觀眾的留言，與他們互動，或者走往觀眾想他們去的地點進行拍攝。這些主觀鏡頭第一個效果就是讓人覺得已經可以掌握現場的狀況，有網民更將這些不同的主觀角度放一起看，就更能看到整體的圖畫。於是大家對警方佈陣彷彿瞭如指掌，從多個角度看到的推撞就更加有證據去要求調查和追究。

不過，所有這些主觀角度其實也只是一個角度的視覺，我們難以判定這些資訊的真確性，在兵荒馬亂之間，我們容易受片面的影像影響分析，例如當記者視點看到警察突然全退，就已經直接質疑對方是擺「空城計」，到記者會當日即使警方如何解釋，那個「空城計」論調因此也不能洗脫，大量片面甚至只是一面之詞，就在這些不同的直播中出現，大家又再將這些片段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剪輯，最後大家只能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難以有互信地尋求真相。

同時，又因為直播的鏡頭非常多，不少人不眠不休的看不同的直播，不敢錯過任何一個細節。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李誠表示，不斷看這些片段，很容易會產生極端情緒反應，隨時會有衝突畫面的直播會令人變得緊張、憤怒、絕望。他建議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情緒因此受困，應勸喻他要暫時停止看相關的直播，甚至暫停使用相關的即時通訊或者社交網絡等工具，減少自己再受刺激的機會。或者改用文字等刺激程度相對較低的媒體來吸收資訊。

媒體瘋狂，我們要有節制。

6月9日和6月16日，香港經歷了兩次大型的遊行，中間有一些抗爭遭警方驅散，及後有些不合作運動和示威活動。很多人認為這些活動令社會產生矛盾、撕裂、衝突，但如果大家細心觀察，會發現大部份人上班的仍然上班，上學的仍然上學，市容仍然大致和日常差不多，這些衝突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不過由於傳媒聚焦報道，給大家的觀感和事件造成的影響會被放大了，多於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到很多麻煩。稍後，筆者將撰寫幾篇文章，分析傳媒處理新聞時的方向和限制，如何令受眾對一些事件和衝突嚴重性的觀感產生偏差。

在兩次大型遊行中，很多人問究竟有多少人出來遊行？大部份傳媒直接將民陣和警方兩個南轅北轍的數字列出來做對比，企圖說明對方有誇大／誇小其辭，產生矛盾的效果。但同時社會上其實有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方法來估算遊行人數，最先走出來的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他按即時影像計算遊行人數，他對6月9日的部份估算甚至比警方的還要低，又由於邀請他做研究的機構「香港發展中心」為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所成立，是故其數字便容易被懷疑有偏頗，於是反對條例的陣營往往用揶揄的方式去恥笑他和警方的數字。[1]

同一組數字在相對支持建制的傳媒中，卻成為金科玉律，將之與民陣和警方的數字並列，並以科學計算自居，變相用兩個數字去質疑民陣的說法。[2] 面對非常誇張的差異，本地傳媒即使在遊行後多天，似乎沒有人再以往七一遊行般，認真的去處理人數問題。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就有為香港大型遊行做人數統計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在接受路透社的訪問時，才道出人數差異愈大代表社會愈不信任的氣氛，同時亦表示他雖然之前有就遊行做人數科學計劃，但最近兩次並未能安排調查，但根據經驗，他作出了50萬人和80萬人估算，人數比民陣的低，比警方高。

事實上，對遊行人數的估計理應是傳媒追訪的焦點，因為人數的多少代表著事件的嚴重性，但似乎不少傳媒直接略過。一些非常親建制的傳媒，甚至直接放棄報道和理非的遊行，亦不報道任何遊行人數，改為報道一個由親建制團組成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收集到82萬個網上聯署。先不談網上聯署是否有「水份」，這種將新聞完全封鎖的做法，似乎有欠公允。當然，換個說法，反對修例的傳媒，同樣沒有將這個網上聯署放在眼裡，要到最後有人查到這個聯署有「水份」才將之浮面。

傳媒處理新聞，有時最大的限制是，我們需要有消息來源，才能報道。就以今次人數之爭來看，如果沒有記者特意走去問葉兆輝，社會就直接少了一位專家提供可參考的數據。但同時，如果有人有心想做新聞，他就會特意用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方法去數算遊行人數，然後發新聞稿，讓別人看到所謂的真相的另一個可能性。

遊行人數、網絡聯署，寫與不寫，如何寫，佔版面多大，全部成為報章議題設定的工具。今日香港，不同立場的人均懂得用這些手段去呈現另一個真相出來，我們作為讀者，除了依靠傳媒人作守門員，替我們把關及篩選外，更需要擦亮眼睛，看看不同的編輯室，篩選了甚麼給我們看。也要時常提醒自己，這個世界可以有另一種人，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因為他們與我們接收的訊息，可能非常不同。

表：各界對遊行人數估算：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兩個月前，小編在本欄訪問了兩位朋友，他們透過交友app（手機應用程式）認識，之後拍拖結婚收成正果。不少人驚訝問：明光社為何「鼓勵」網上交友，並訪問成功例子？明光社明白面對新世代，網上交友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部份。在網上交友和在一般社交場合交友一樣，其實都得小心謹慎。所以，如果大家在日常社交場合交友，從來都有界線和分寸，理論上就不會在網上交友時失守，但假若大家有雙重標準，則有可能遇上不同的問題。

阿強（化名）早在20年前的聊天室和討論區時代，就相約網友舉辦網聚。他說：「以前好簡單，有相同興趣的人就聚集在一起，互相確認對方的網名，實際上也不會問對方真實姓名。大家就著相同的話題聊天，有些後來發展成為固定的聚會，另外一些隨著人來人往就會分成不同小圈子，或者無疾而終（沒有再聚會了）。」

阿強參加的圈子，多數是一些「興趣小組」，由玩遊戲，攝影，唱K，砌模型，甚麼都有，也會互相幫助。他說：「有相同興趣的人這樣聚集在一起，就興趣而聊天，互相交流心得，也會搞些與興趣無關的『吹水』，糖水活動，難得志趣相投的朋友，大都十分珍惜這些情誼。」

這些興趣小組發展到今日，不少人即使平時沒有參加甚麼網絡活動，也會自己組織網上群組，例如居住同一區的朋友會聚在一起，透過群組交流區內資訊；有的父母會去找與子女同一天出世的小朋友群組，之後一起搞生日會；喜愛製作某些小手工的，會在群組分享自己的作品；購買某一個型號汽車的人，也有自己的車會網絡群組。這些群組除了交流心得外，近年更興起組員一同購物的風氣。

負責管理其中一個這類群組的阿德（化名）表示：「群組只要集合好幾百人，發起團購的話，因為興趣相投，容易成團，拿著幾百個名字就直接交給總代理，可以拿到一個更好的價錢買相同的東西，有些代理商更會直接到我們的聚會推銷產品，因為他們的目標客戶，十居其九其實已經集結在我們這些群組了。」

不過，這種「因利益而結合」的關係，不很穩定。例如新生嬰兒群組，初時會有很多公司來推銷嬰兒產品，但孩子長大後，各人的需要不同了，群組自然流散；一些搞團購的小組，後來發現產品出現問題，事情鬧大了，一起買東西的人會感覺自己被連累，也不願意再參與群組活動。部份群組後來更發現原來搞手就是透過這些團購活動賺錢，或從買方和賣方中間獲得好處，令事情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認為加入網上社群，或者在網上交友時，宜先留意整個社群的方向、目標和互動模式，例如群組是否會辦團購，還是純粹聊天，會否有網聚，活動的內容是甚麼等。在聊天過程中，和一般交朋結友一樣，要了解群組聊天的內容。一旦遇上大家未能接受的內容，要考慮是否繼續討論或者退出。如果要在當中消費購物，更要留意其中的使用條款、保養等問題，畢竟只是群組代購，售後服務可能也只是群組「捱義氣」代為處理，貨品沒有原廠保養，大家得衡量一下當中的利害。

網上交友是一件開心事情，但也要小心為上，以免受騙。如果大家能加入一個好的群組，可以認識很多有趣的朋友，擴濶生活圈子，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近年，香港社會對「性」可謂愈來愈開放。為何這樣說？除了一些有關性觀念的調查可以佐證外，[1] 看看地鐵站內有關避孕產品的廣告就會知道。相比10年前較為保守的風氣，今天與性相關的廣告（如避孕套、避孕藥或時鐘酒店等）隨處可見。而近來，筆者無意間在地鐵裡看到一則避孕藥廣告，以一句「My Life My Control」（自己人生，自己話事）作為廣告標語，彷彿都在鼓勵人們去放任、追求性快感。或許這也反映了產品的營銷理念：緊貼時下人的潮流——更隨性、任意、不受束縛去追求性快感的潮流。

「My Life My Control」這句廣告語讓筆者想起去年11月某日，適逢同性戀大遊行（上圖），筆者在街上遇到遊行隊伍中的某團體，其中的遊行人士衣著暴露（有的女生袒胸露背，當中有一位男士只穿了一條黃色的內褲），一邊行一邊高喊：「我的身體我作主，我賣淫關你甚麼事！」（這句話本來夾雜了粗口，故不在此引述。）

在現今的文明社會，自由是每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也是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但在個人自由應該被充分尊重的同時，是否就意味我們可以有自由做任何事？一個人若無視後果與自身的責任而任意妄為，會帶來甚麼結果？同樣一句「我的身體我作主，我______關你甚麼事！」如果我們玩填充遊戲，在空位填上：暴飲暴食、吸毒、賭錢、自殘、自殺等行為，又會釀成怎樣的結果？

作為一個成年人，除了享有個人的自由外，在凡事上我們是否還需考慮自身的責任與他人的福祉？就如：作為人夫，我知道妻子需要我的關愛與忠誠，所以我會學習用心愛她而不會去搞婚外情；作為人父，我知道孩子需要一個愛媽媽、又關愛孩子、能成為好榜樣的父親，所以，我願意犧牲自己個人的時間來陪伴孩子經歷生活的點點滴滴。除了家人，對工作、友人、社會……我都會盡上自己的責任。這樣做，不是為了彰顯自己多了不起，而是我深知——要想獲得美好的結果，必須要懂得在自由與責任之間取得平衡。這或許也是一個成年人與一個任性小孩的分別。因為後者往往只會顧及自己眼前的慾望與享樂，而忘了自身的行為，會對身邊的人帶來的影響。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講過：「在人生的頭25年，我渴望自由；在接下來的25年，我渴望秩序；在再接下來的25年，我意識到：秩序就是自由！」到底甚麼是真正的自由？放縱情慾、性濫交是否能使人獲得真正的自由、滿足與幸福？如果是的話，為何又會有人經過多年縱情之後仍會發出「愈做愈失落」的感慨？[2] 假如有一天我們的科技能夠完全解決意外懷孕、性病等問題，我們是否就可以隨便濫交？若接受自己濫交，是否同時能接受配偶濫交？這樣的話，我們又和猩猩有甚麼分別呢？

接觸了不少兒童及青少年，他們的理財觀念都十分弱。無論在消費習慣及金錢使用上，家長都沒有好好教導，再經過產品及財務借貸廣告經年累月的洗腦，不難想像不少青少年長大後，會受財務問題纏身。

如家長讓小孩子身上帶著八達通，要買甚麼都可以「嘟」一下就買到，錢用光了就自動增值。在這樣的消費方式長大，孩子自然沒有概念金錢是有限的，應要量入為出，他們反而會養成沒錢自然會有人「包底」的惡習。對於金錢的基本概念，例如：錢從哪裡來的？其實是每月父母辛苦賺來的，而且賺到的錢都是有限的，用完就沒有；我們要選擇買甚麼／不買甚麼、甚麼是需要、甚麼是想要；要建立儲蓄習慣等觀念。可是，這些不是每位家長都有教導孩子的。

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亦長期被消費、借貸廣告洗腦。他們的消費態度是想買就買，為開心、為感覺、為肯定自我形象而消費，買得多、買得貴就可以令自己、親友開心，亦可彰顯自己的品味。如果不夠錢，不要緊，有信用卡就可以了，大學生未入學，在迎新營，已有無數信用卡等著他們申請，申請時還會得到贈品，極具吸引力。如果碌爆卡沒錢還，都不要緊，因為有很多財務公司都標榜「易借易還」，強調借錢就可以「清了卡數」，又可以「繼續暢快購物」，買更多靚衫、買更多禮品討好愛人，絕無後顧之憂。

但其實借錢是不是真的「易還」呢？不好好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定好理財計劃，量入為出，開源節流，麻煩自然會接踵而來。舊數未清又繼續累積新債，相信一定會易借難還，債務必會纏身，難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理財最基本的是要堅持三項原則：1）控制消費、2）儲蓄、3）為未來更好的發展而作適當的投資，如能做到第4點——捐助有需要的人則更理想。家長如想子女有好的理財習慣，首先要以身作則，定下目標，好好為自己、家庭的財務計劃一下。繼而教導子女如何理性運用金錢，並協助他們辨別廣告訊息，以免他們被灌輸錯誤的理財觀念。還得到，也不一定要借！

近來看新聞或去學校的講座，留意到有很多青少年都在拍片，希望成為網絡紅人（網紅），被人注視，當中有不少會將自己的生活趣事、一些高難度動作表演、搞笑片段等上載到網上，甚至是每天直播數小時與粉絲不斷溝通往來、實時表演、談話、給反應等，其實他們有何心態？網紅的影響力在哪裡？我們將會探討一下網紅的興起及網絡直播的營運。

創作團隊在背後支持

網紅，可以是一個人、一隊組合、一隻狗……雖然不少網紅片段看起來只是上鏡人物的自家製作，但其背後往往有一整隊創作團隊去構思、拍攝及宣傳，因為網紅要吸引收看者，就要常常有新點子吸引群眾追隨，影片上架要夠快和夠頻密。而直播紅人背後往往有公司提供宣傳及網絡系統技術支援，這樣才能收到網民的打賞。單靠拍片、直播亦能長期養活一個團隊，而且愈來愈多人加入分一杯羹，可想而知成功的網紅，其收入應該十分吸引。

資訊多人收看，其意見就能影響別人，不少KOL（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就是這樣煉成。當然，KOL還包括了文字創作者。然而，以影像發佈的方式與冗長的文字相比，前者會「較易入口」。而當KOL想利用其知名度變成收入時，收看者就得自行小心分辨，他們的分享是出於真誠還是純粹想促銷產品了。

網紅的收入來源

網紅可透過以下方法獲取收入：

1. 平台的廣告費

當網紅備受關注，又有不錯的收入（有媒體稱部份網紅能每月賺十餘萬元人民幣），[1] 而這工作看上去又似乎不是很難做到，不少人就會想成為當中的一份子，他和她就會想盡方法於網絡上吸引人追隨。

當一些人自製短片放上YouTube，成功吸引很多人收看及傳送，成為成功的YouTuber時，YouTube便會因應收看率，將廣告加進短片的開首及中間，亦會將部份的廣告費發放給有關的YouTuber。有YouTuber曾經表示，大概每100萬點擊次數可為YouTuber帶來港幣7,000元至10,000元的收入。[2]

2.  與廣告商合作

網紅亦可藉著自己的名聲，以分享形式或創意手法，為產品或服務作宣傳推廣。這些影片很多都不是一人可以獨力完成，背後會有MCN（多頻道聯播網，Multi-Channel Network）去做後期製作及將影片放在不同渠道發放，以吸納更多流量、粉絲。一些網紅每月的廣告收入，可高達逾百萬元人民幣。[3]

3. 直播視頻的打賞贊助

網上直播視頻是在內地極快興起的一片肥沃地土，網紅主播成為內地90後的新興職業，有報道指，54%在1995年後出生的年輕人的職業意向是成為主播、網紅。據稱不少女生兼職網紅主播，月入可達十幾萬元人民幣！[4] 當中的產業鏈十分複雜，競爭亦因著愈來愈多人加入而變得激烈。主播的工作大多就是在經紀公司的直播時間內對著鏡頭與追隨者、粉絲開咪傾談，也許透過才藝表演，如唱歌、跳舞、饒舌，為時可能是每天數小時，而他們（大多是少女，香港的直播網紅男女比例為1：9）面對著鏡頭所講的話和做的事，都是為了博取粉絲打賞虛擬禮物，也有系統還可以讓粉絲送上現金，所得的打賞將會按不同比例拆分，月結後由經紀公司向主播兌現。

4. 接受訂閱

也有一種玩法是會員付月費，每月自動按不同的會員階級在其信用卡扣錢。而主播還會給予會員不同的福利，如直接對話溝通、特別視頻、甚至網外約會等。

5. 網外活動或周邊產品

當網紅的知名度提高，人們知道了他們在不同範疇中的專業及強項，他們會有機會被邀請出席不同的記者會或演出活動，其收入來源就不再只限於網內的片段或直播了。不少商家認為這是十分值得投資，因為邀請網紅比明星便宜，而他們的專業、號召力及粉絲數目亦相當有份量，可謂「性價比」甚高。而當網紅累積了一定數量的「鐵粉」（忠實粉絲）以後，就有信心推出不同的產品，例如書籍、自創產品或品牌，並將產品融入社群，衍生更多支持者，這也是產業鏈的一環。[5]

為留住粉絲挖空心思

由於不少媒體吹捧網紅收入高，更會令人覺得當主播是件輕鬆的事，隨時喜歡就上網，坐著就可以賺錢。但其實面對愈來愈多的主播、內容創作者的加入，主播為了留著粉絲繼續觀看、打賞都傷透腦筋，既要使盡渾身解數，加添創意精彩內容，亦要加長與粉絲接觸的時間，加強其黏著力，他們亦因而承受巨大壓力。而且樹大有枯枝，不少主播或直播平台為了吸引更多人收看，加入低俗、曖昧、色情、危險的內容。[6] 內地就曾出現不少「美少女直播」，不法的經營者招攬少女當主播，她們以裸露淫穢的表演來吸引用戶打賞。[7] 雖然執法部門不斷地關閉、懲治，但因著金錢的誘惑，這種風氣還是禁之不絕。

（本文原載於第121期〔2018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網絡世界變化急速，網上資訊可謂十分泛濫，有出自新聞媒體、內容農場、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網民等……資訊如何傳送到我們手上，其演化及方式都值得我們留意。

大眾媒體還在互聯網Web1.0時，廣播業或報業向大眾發佈的資訊都是單向的，作為受眾是比較難作回應，網絡只可以說是一個大的圖書館。即使受眾可以回應，其速度也比較慢，亦未必可以被公眾知道，更遑論媒體與受眾間的互動了。大眾傳媒當時的影響力仍然巨大，不少受眾除了慣性收看、收聽的節目，或習慣購買的報刊以外，不會再有別的渠道接收資訊，他們要和別人交流也很費時。當時媒體說甚麼，市民大概就會接收甚麼。

但經過了Web1.0到3.0，甚至邁進4.0時，傳播方式就由網上搜尋資料、看資料，到社交媒體的互動交流，再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網，還有互動平台的出現，網民能人性化地表達感受，並且開始應用大數據及演算法，因而影響到關注點擊率的傳媒如何報道新聞，亦影響到我們接收甚麼新聞。

新聞媒體

筆者於去年底參與過一個網絡媒體高峰會，當中請到數位網絡媒體的總編輯或採訪主任到場分享，不同的網絡媒體都有自己不同的「生存之道」。面對著一群只看免費網上資訊和不肯付款予網媒的網民，新聞媒體惟有倚賴廣告收入。它們十分重視網民的點擊及分享，因為得到高點擊率才會獲得廣告商的青睞。這類媒體的記者會時刻關注大數據，哪些報道能令點擊率增加，就會立即跟進採訪、策展，再把資料拆分成多篇短篇並附有互相扣連的報道，方便讀者繼續追看下去，從而獲得更多點擊。

而網民接收訊息的習慣已慢慢地從文字轉向影音媒體，他們喜歡看短片、圖像。一些媒體總編亦承認會因為想吸引網民多些點擊，而編寫一些較為煽情的短片、設計圖片或容易被搜尋到的標題；也會因為不符合經濟原則，而少寫一些較少人感興趣或內容較艱澀的主題。在此，筆者不禁會問，在這種生態下，受眾可能會因為媒體的取捨而失去了解一些重要，但不夠「Juicy」（有趣）、不夠「爆」的新聞的機會。以往在傳統媒體出現過的老問題，部份網媒現在重蹈覆轍。

另外，亦有一些媒體會採用課金或付款看文章的方式營運，它們與支持者或讀者的關係又會有點不同。筆者認為這類媒體的支持者，他們所認同或關注的方向，與媒體所報道的取向相近，這是他們課金支持的原因。而付款看文章的讀者往往會因為該媒體的文章選材角度獨特，或內容具深度等因素而付款支持。這類文章不怕長，反而是愈深入報道就愈會獲得讀者讚賞。

社交媒體中的演算法與「迴聲廊」

網媒大多會運用社交媒體，把新聞帶到不會主動瀏覽新聞網站的社群中。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因為不會主動看新聞的人，最起碼會在社交媒體中知道社會正在發生的事，但讀者會不會只看朋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新聞，而不再去新聞網站呢？會不會因為看了這一點點新聞，就以為自己已了解社會呢？而在這邁進網絡4.0的時代，許多人並不了解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亦正在計算、挑選及影響我們所看到的帖子，令我們只看到它「認為」我們喜歡、認同或關心的內容，而其他的資訊就給它「過濾」了，要我們主動尋找才看得見。久而久之，就煉成了「迴聲廊」效應。

當然我們會很喜歡看到自己所認同的事，並會再給讚，認同的人又會容易連繫在一起「圍爐取暖」。試試偶而說一些不同意的回應？最好是有禮的表達，否則極有可能遭到批評或圍攻，因為很少看到「唔啱聽的說話」，當一遇到就必然覺得是對方不對。缺少了視野及包容，當中所造成的撕裂只會愈來愈嚴重。

似是而非的資訊性分享

在社交媒體中，我們亦會看到很多仿似與大家的生活很貼近的健康資訊、「震驚十三億人」的解難方法，或以「非看不可」為標題的文章……雖然社交媒體聲稱已於系統加強了對假新聞的過濾，但我們仍需要很小心地接收資訊，留意其是否來自堆砌文章的內容農場。要是我們盲目相信，跟著其方法去處理我們的健康問題、生活難題，便有可能耽誤了病情，甚至危害生命。而KOL的所謂「真情」分享，總夾雜著對產品的用後感或推介，這些到底是不是「植入式」廣告？我們就得小心分辨了。

不要「跟車太貼」

我們實在有太多時候「跟車太貼」，在新聞發佈出來後就很快被它們影響了心情，急不及待地轉載、表達感受或作出批評，忘記了有些傳媒為求牽動我們的情緒，而把部份資料誇大了或隱藏了，令我們看不見整件事的原貌。我們下的評論過了火，因為我們已經把一些態度、情緒潛藏在我們的心裡，對事情早已有了預設看法，稍為看見合乎我們立場的事情發生，就立即按掣，情緒一下子就爆發，忘記了要用懷疑及求證的態度去看新聞。多看兩篇報道參考，多與一些人討論，才能把事情看得立體及清晰一點，以免「追撞」了車才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