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重置與《2014婚姻(修訂)草案》的前景

2013年本港的終審法院裁定，已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變性人可按身份證上已更改的性別標記，與另一性別的人士結婚。法院亦建議政府參考英國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研究香港該如何解決變性人在所有法律範疇所面對的困難。

政府隨後在2014年成立「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是否需要就香港的性別承認議題進行立法和訂立相關的行政措施。工作小組在2017年進行公眾諮詢，但之後卻一直沒有下文，連諮詢報告都未有發表。

香港雖然沒有性別承認制度，但過去一直有行政措施容許市民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並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性別焦躁症患者可向醫院管理局的性別認同診所求助，接受精神及心理評估，以決定是否展開相關治療，當中包括荷爾蒙治療，透過服用異性荷爾蒙讓身體出現求診者所選擇的性別特徵，有關人士亦需進行最少12個月的實際生活體驗，以另一性別過日常生活。在完成相關評估及實際生活體驗後，才決定是否進行不可逆轉的性別重置手術——女性轉為男性的人士必須切除子宮及卵巢，及建造陰莖或某種形式的陰莖，男性轉為女性的人士必須切除陰莖及睪丸，及建造陰道。當完成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後，醫生會為有關人士發出證明書，以便向入境事務處申請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1]

但社會上也有反對聲音，認為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是強迫性別焦躁症患者接受殘酷及不人道的對待，故有人以司法覆核方式挑戰政府一貫做法。有關的申訴人均為女跨男人士，已切除乳房和接受荷爾蒙治療，外觀上有男性的身體特徵，但沒有進行下體的手術，仍保留著子宮，入境處一度拒絕將其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申訴人認為相關政策侵犯人權。最後，終審法院在2023年裁定申訴人勝訴，認為涉案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撤銷入境處不准許申訴人將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的決定。[2]

因著終審法院的判斷，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已不再是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但申請者要符合甚麼條件才能夠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則需政府進一步處理，最終入境處在2024年4月公佈新修訂的更改身份證性別記項政策。[3]

在新修訂的政策下，申請人仍需完成指定手術改變其性別特徵，女性轉為男性的人士需切除乳房，男性轉為女性的人士則需切除陰莖和睪丸，兩者都不需要重建另一性別的性徵。申請人亦須使入境處處長信納其本人患有或曾經患有性別不安，緊接申請日期前至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並至少兩年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餘生亦會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

此外，申請人亦須繼續接受持續的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血液測試報告。這是入境處有別於過去新加入的條件，相信是要確保申請人在更改性別記項後，會持續以另一性別的身份及外觀生活。

新政策下的手術要求存在性別差別，女轉為男的申請人可以保留生殖器官，不需進行任何下體生殖器官的手術，這是因應終審法院判決而作出的改變，入境處只能跟隨判決修訂政策，但這意味著香港社會未來或會出現有子宮的「男人」，而「男人」懷孕也是可能會發生的事。而男轉為女的申請人則需切除生殖器官，所以香港不會如外國般出現有陰莖的「女人」，這或許會讓女性不用擔心在使用洗手間、更衣室、宿舍等性別專屬空間時，會見到有陰莖的「女人」。然而這樣的安排，也許會令希望更改性別的男士不滿，因為他們需接受相對大型的手術，也會失去性能力和不育，相信日後法庭也要繼續面對跨性別運動人士司法覆核的挑戰。

政府在相關新聞稿中強調，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並不代表該人在法律上的性別。那麼在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以後，當事人的性別身份該如何定奪？他們可按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進入性別專屬空間，也可按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與另一性別的人結婚。但事情就是如此簡單嗎？

再進一步思考政策的修改對社會帶來的影響，監獄的安排是以甚麼的標準來處理？是依據身份證的性別標記，還是法律上的性別？如依據身份證的性別標記，將一個有子宮的「男人」囚禁在男子監獄妥當嗎？此外，還有更多不同範疇的問題值得討論，例如其他人使用了有別於當事人預期的性別稱謂，會否構成歧視行為？如果當事人是原居民，更改性別標記會否影響其丁權呢？當事人購買年金和保險時又應以哪一個性別提出申請呢？如何處理在更改性別前已購買的保險？如果香港真的出現「男人」懷孕時，在嬰兒的出生紙上，應記錄生產嬰兒的人是嬰兒的爸爸還是媽媽呢……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泰國

2024年6月18日，泰國參議院以130票贊成、4票反對和18票棄權，大比數通過同性婚姻法案，按照程序，法案需要獲泰王的認可，然後刊登在《王室公報》後120天，法律才會生效。這意味著同性伴侶可以在今年內於當地結婚，並享有完全的法律、經濟和醫療權利。[1]

聯合衛理公會（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於美國舉行的大會在2024年5月3日下午結束，一連10天的會議決定了不少重要事情，最後幾天的議決是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的議題相關。5月1日，大會通過取消聯合衛理公會自1984年以來實施的規定，有關規則禁止向「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的人士授予聖職。同日，會議亦通過了修訂，令上級的牧職人員日後不得因教牧人員或教會舉辦同性婚禮而對其作出處罰。即是說，神職人員對於是否舉辦同性婚禮有其自主權。另一項修訂，則通過敦促主教理事會在向教會合作組織派遣代表時，能做到包容不同性別、種族、民族、年齡、殘障情況、性傾向和經濟狀況的人士。

5月2日，大會以523票贊成，161票反對，通過刪除了教會的《紀律書》之中一句的條文：「同性戀行為……與基督教教義不相容」；該條文存在於《紀律書》之中有52年之久。大會亦確認了以下新修訂的婚姻定義：「婚姻是神聖的、終生的盟約，將兩個有信仰的人（成年的男女或兩個成年人）結合，並與上帝及宗教社群建立更深厚的關係。」此一定義肯定了不同性別成年人之間的婚姻，同時也將兩個成年人之間的婚姻納入其中，擴大了婚姻的定義。5月3日，代表們批准了教會法的四項修改，這些修訂同時終止了與同性戀有關的剩餘禁令。

有關會議結束之後，聯合衛理公會的資深牧師Joelle Henneman表示：「我們還沒有達到基督教的完美境界。然而，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與既多元又和諧的聲音一起前進。」[2]

2024年4月，以美國總統拜登為首的政府公佈修定後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試圖保護跨性別學生在學校的權利，凡禁止跨性別學生按其性別認同使用學校的洗手間、更衣室等設施的條例，都有可能被指為歧視及遭到禁止，基本上這與共和黨控制州的法律會產生衝突。有關修訂將於8月生效。

在5月7日，幾個由共和黨主導的州份，包括密蘇里州、奧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愛荷華州、內布拉斯加州、北達科他州和南達科他州，入稟法院挑戰這項新修訂的法規。原訴人稱，將對跨性別學生的保護納入在於1972年通過的《第九條》中是違憲行為；《第九條》原本是保障婦女的權利而制定反歧視法，它適用於接受聯邦資助的學校和大學。不過，新修訂的《第九條》明確訂明，禁止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多名共和黨的州檢察長稱，新的修訂將損害女性和女孩的權益，踐踏言論自由，並會為各州帶來負擔，因為這些州份近年來已通過了與新法規相抵觸的法例。

在5月13日，密西西比州州長Tate Reeves便簽署一項新法例，禁止跨性別人士在公共教育建築物中依照其性別認同使用浴室、更衣室和宿舍，除了密西西比州，至少有11個州有法例限制跨性別學生依照其性別認同使用浴室設施。[3]

2024年6月11日，資深法官Robert Hinkle推翻了美國佛羅里達州在2023年通過的一項法例，稱該法違憲。有關法例禁止跨性別未成年人在父母許可的情況下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治療，Hinkle認為該禁令實在太過份。另外，他亦阻止了該州的另一項措施，有關措施要求跨性別成年人只能接受醫生的治療，而不可以接受註冊護士或其他合格醫療人員的治療。而跨性別成年人不得接受線上治療的禁令，亦遭Hinkle廢除。[4]

2024年5月16日，由共和黨主導的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參議院，以13比10通過了一項法案，該法案要求學校將所有運動隊伍劃分為女子隊、男子隊或混合隊，參加資格則根據學生的出生證明書決定，此舉禁止就讀5年級至12年級的跨性別運動員依據其性別認同參加學校的運動隊伍，該法案的支持者表示，他們希望保護女性學生免受體格較大、力量較強的跨性別運動員傷害。該州州長於7月19日簽署這項法案，有關法例會在30日內生效。[5]

2024年5月15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和密西西比州的ACLU向美國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提出了一項行政申訴，事緣一名來自美國密西西比州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的跨性別女孩，想要在一個地域性樂隊活動中穿上裙子，但其學校堅持他的衣著需要依據出生時的性別。提出投訴的兩個機構，希望哈里森縣學區撤銷基於性別的服裝規定，他們認為學區的服裝規定違反了1972年頒布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該法禁止任何接受聯邦資助的教育課室或活動，作出基於性別的歧視行為。該學區是在2023年7月新增了一項規定，要求學生的服裝必須與其出生時的性別一致。[6]

早於2019年，有來自美國田納西州的跨性別者入稟位於納什維爾的聯邦法院，表示田納西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並不符合政府的合法利益，反而讓跨性別者需出示不符合其性別認同的出生證明，會令他們遭受歧視、騷擾甚至暴力。提訴人認為這項政策違憲。2023年，一名聯邦法官駁回了這宗案件，裁定儘管「性別」一詞有多種定義，但就田納西州的出生證明而言，其意思是非常明確和具體，它所指的是出生時的外生殖器所決定的性別。提訴人就案件上訴，2024年5月2日，聯邦上訴法院聆聽了雙方就田納西州相關政策的論辯。7月12日，上訴法院裁定幾位跨性別提訴人敗訴，並指州政府禁止市民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記項政策，並沒有違憲。[7]

NBA籃球員Dwyane Wade，他的「女兒」Zaya原生性別為男孩，在2020年公開表示自己是跨性別人士，當時美國的佛羅里達州以及部份州份正在就限制跨性別人士的法例進行立法工作。為此，Wade家族在2023年賣掉佛羅里達州的房子，又搬遷到了加州。2024年5月23日，他接受了非牟利組織The Elevate Prize Foundation頒發的Elevate Prize Catalyst Award，及25萬美元的獎金，Wade會把這筆獎金投入其家族基金會資助的組織Translatable，以為跨性別人士提供一個社區，支持他們的成長、心理健康和福祉，讓這個空間引發更多的對話，從而達到更大的理解和接受。Elevate Prize Foundation的行政總裁Carolina Garcìa Jayaram聽完Wade的分享後，表示會再額外捐出一筆錢給Translatable。[8]

美國懷俄明大學的姊妹會（又稱作女生聯誼會）在2022年秋季決定讓男跨女人士Artemis Langford成為會員，有六名該會成員因而向法院提訴。2023年8月，地區法院法官Alan Johnson駁回了這幾名成員的訴訟，理由是姊妹會的章程中沒有明確定義甚麼人是女性，因此入會資格屬於姊妹會自行解釋的範圍。同年10月，六名提訴人決定上訴，控訴姊妹會「違背了自己的章程和其他管治文件，惡意改變會員的資格」。2024年5月14日，獨立婦女法律中心（IWLC）代表她們在丹佛的第10巡迴上訴法院中，向三名法官陳述案件。她們除了指姊妹會的做法違反了章程，還表示Langford曾在姊妹會的宿舍內騷擾她們，觀看她們更衣、拍照並提出屬於「侵犯性」的性問題。不過，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卻對訴訟表達了疑慮，他們不確定是否能就一名跨性別女性被納入懷俄明大學姊妹會的事情作裁決，也不確定下級法院是否應該繼續審理此案。上訴法院在6月12日駁回了上訴，又指法院無權聆訊此案。

其中一位原訴人Allie Coghan曾接受訪問，提到Langford入會使她和姊妹們感到即使在自己的家中也非常不安全。Coghan提到姊妹會沒有傾聽她們的恐懼和負面經歷，甚至孤立任何不贊同Langford入會的人，將她們標示為「恐跨」，並使用「欺凌策略」來迫使她們同意。[9]

於美國加州朱魯帕谷高中工作的體育老師Jessica Tapia一度被指違反學區的政策而遭到解僱，事緣她拒絕用學生喜歡的性別認同代名詞稱呼他們，又令家長知道孩子的性別認同，未有為學生「保密」。一個非牟利的法律團體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在2023年對朱魯帕谷聯合學區提出聯邦訴訟，指控學區的跨性別政策侵犯了Tapia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剝奪了她行使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2024年5月，Advocates for Faith & Freedom宣佈，該學區同意了一項和解協議，和解的總金額會達360,000美元，Tapia將得到當中285,000美元，其餘的為她的律師費。[10]

本地

終審法院在2023年9月就《岑子杰對律政司司長》一案作出判決，裁定政府未有履行積極義務，為同性伴侶確立替代途徑以承認他們的婚姻關係，並在10月27日頒令，要求政府須在當日起兩年內確立同性伴侶關係的替代框架，使同性伴侶關係能獲法律承認。

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在2024年5月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詢，詢問政府有關工作的進展，當局會否制訂準則，協助其判斷一段同性伴侶關係是否符合替代框架的申請門檻，防止替代框架被濫用，她亦問及政府有否考慮如何界定並區分可納入替代框架的核心權利及附加權利。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的書面回覆指，有關工作正積極進行中，之後會有更具體建議。由於有關議題複雜且涉及層面廣泛，當局正按法庭相關判決及時間表，與律政司及相關政策局就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相關機制、承認門檻、準則、條件、如何有效防止替代框架被濫用等，以及其所衍生的相關權利和責任，包括「核心權利」和「附加權利」等，進行詳細研究和落實部署。[11]

每年的5月17日被定為「國際不再恐同日」，今年有同志組織於當日在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擺設街頭展覽，在世界地圖上羅列承認同性婚姻制度的地區。[12]

跨性別人士Q和謝浩霖，就入境處拒絕二人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提司法覆核，終審法院裁定二人勝訴，政府在2024年4月初公佈，更改香港身份證上性別記項政策的修訂。關愛雙性人群體組織「藩籬以外——認識及關愛雙性人」的創辦人細細老師歡迎政策的修訂，但亦指政府沒有給予雙性群體完全不受傷害的政策，令人失望。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則在機構的影片欄目中指出，變性手術本來充滿爭議，如果有人不能接納自己的現況並尋求改變，決定接受不能逆轉的手術，相信其他人是會尊重當事人，但他質疑為何社會的政策要配合一些人的個人選擇。他亦提出，依據當事人的感受來衡量是否改變社會重要原則是否適合。[13]

（資料截至2024年7月20日）

全球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在美國Woodstock鎮的高中學校運動組織長期擔任單板滑雪教練的David J. Bloch，在2023年曾與兩名學生聊天，討論到有關跨性別運動員，他提到基於男性與女性在骨骼和睪丸素方面的差異，令男性在體能上比女性具有優勢，其後他被解僱，他認為也有教練曾被不公平地解僱，他相信必須代表他們站出來，向校區、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和佛蒙特州教育局提出訴訟，指校方對他作出不合法解僱。2024年1月25日，雙方庭外和解，Bloch會獲得50,000美元的賠償，而代表他的法律機構則會獲得25,000美元，這75,000美元令雙方達成和解，有關和解協議的其他具體細節則有待日後公佈。[1]

2024年4月2日，美國威斯康辛州州長Tony Evers否決了一項法案，該法案禁止就讀高中學校的跨性別運動員依照其性別認同參加運動比賽。該法案已獲州政府的參眾兩院通過。支持法案的共和黨議員認為，這樣能維持對非跨性別運動員的公平；法案的反對法案者卻認為，威斯康辛州的跨性別高中運動員沒有引發過任何爭議事件，擬議的禁令反而是一種歧視，對跨性別青年造成傷害。[2]

2024年2月，位於美國長島的拿騷縣（Nassau）政府發出行政命令，禁止容許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的女子運動隊伍或組織使用由縣政府管理的公園和運動設施，但這項命令不會影響包含跨性別運動員的男子運動隊。有近20年歷史的業餘運動隊伍Long Island Roller Rebels，為到此命令在3月11日入稟法院，指控縣的領導人禁止女性運動員及跨性別運動員使用運動設施的做法，紐約公民自由聯盟在訴訟中代表該隊伍，事件涉及跨性別運動員的權利已經引發了全國的討論。拿騷縣最高法院在5月10日推翻了有關行政命令，裁定縣政府敗訴。[3]

2024年4月，美國有三宗案件的裁決，牽涉未成年人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等性別確認的治療，以及禁止男跨女跨性別學生參加學校的女子體育比賽。在第一宗案件，美國最高法院在4月15日裁定，愛達荷州可以實施法例禁止未成年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荷爾蒙或手術，這些性別確認的治療，即使仍有挑戰該法例的訴訟在審訊之中。在第二宗案件，俄亥俄州的一名法官在4月16日阻止了一項原本將於4月24日在該州實施的法例生效，該法例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性別確認的治療，以及禁止男跨女學生參加學校的女子運動隊。第三宗案件，聯邦上訴法院在4月16日裁定，西維珍尼亞州不能阻止一名男跨女學生參加學校女子田徑隊。大多數由共和黨控制的州份已禁止未成年的跨性別者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的性別確認治療，同時亦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女子體育比賽。[4]

2024年4月8日，梵蒂岡教義辦公室發佈了一份20頁的「無限尊嚴」公告，這份文件對跨性別天主教徒來說是一次挫折，儘管這仍是可以預見的，它所傳達的訊息與阿根廷耶穌會長期以來的信念一致，就是跨性別者應該受到教會的歡迎，不過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則不應受到歡迎。梵蒂岡拒絕「性別理論」，有關理論聲稱一個人的生理性別是可以改變的，但梵蒂岡堅信神創造了男人和女人，他們在生物學上是不同的、獨立的存在，人們絕不可以對此進行修改或試圖「讓自己成為上帝」。文件提到「原則上，任何更改性別的干預都有可能威脅到人們從受孕那一刻起所獲得的獨特尊嚴。」不過，文件亦嘗試區分兩種情況，因著拒絕原生性別而做性別確認手術，和因著「生殖器異常」狀況而需要醫療方面的專業人員協助解決問題，這兩種不同的狀況。前者是梵蒂岡不接受的，後者則是可以尋求醫療方面的協助。[5]

2024年4月1日，《仇恨犯罪與公共秩序（蘇格蘭）法案》正式生效，蘇格蘭政府認為這項新措施可以處理仇恨和偏見引發的問題，為受害者和社區提供更大的保障。新法將旨在煽動基於對年齡、殘疾、宗教、性傾向、跨性別身份和性特徵變化的仇恨，並作出威脅或冒犯的行為，列為新的罪行。這些新增的條文會加入到早在30多年前已在全英國實施的仇恨罪的法例中。[6]

居於蘇格蘭的著名作家J. K. Rowling反對新的法案，她認為這項法案會壓制到被稱為「性別批判」的女權主義者，她們不認同犧牲那些生理上女性的權利，以作為男跨女跨性別者得到權利的代價。[7]

愛爾蘭總理Leo Varadkar早前推動修改憲法，以擴闊家庭的定義及刪除憲法中女性在家庭中角色的句子，但在2024年3月9日舉行的公投中兩項建議都遭到否決，Varadkar承認有關工作失敗。Varadkar推動修憲公投，意圖刪除憲法中「非常舊式的語言」，以承認現代家庭生活的實際存在。有關修憲公投，第一條選民要回答的問題，涉及憲法中承諾保護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內容，選民要選擇是否將婚姻作為「家庭賴以建立」的基礎修改為家庭可以建立「在婚姻或其他持久關係之上」。第二條涉及是否接受擬議第40條憲法的修正案，當中刪除了原有句子「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提供了國家無法提供的共善」、刪除了「即使有經濟需要，如果母親外出工作會令她們忽略家庭職責，外出工作則不是她們的義務」，並增加了句子「國家將努力支持家庭成員相互提供照顧」。然而，兩項建議皆得不到大部份投票者的支持，遭到否決。[8]

歐洲議會副主席Marc Angel，亦是LGBTI（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雙性人等）小組的聯合主席，該小組是由161名成員組成。他在接受訪問時指出，他經常對政客使用仇恨語言感到「震驚」，這包括了他在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上所聽到的話。他認為如果連政客都使用這種語言，很明顯人們也會使用它們。他補充，極右派和宗教極端份子正在傳播錯誤訊息。[9]

2024年3月27日，泰國國會眾議院三讀通過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參議院則在4月2日一讀通過了法案，稍後會作二讀和三讀，預計最快或會在7月進行，參議院如最終通過法案，在經泰王簽字後，這項同性婚姻法律便會在120天後生效。[10]

根據馬來西亞媒體《星洲日報》的報道，一名40歲的女子在社交平台X上匿名分享，表示自己很享受單身生活所以不打算結婚，但礙於家人給予的壓力，要求她早日結婚。該女子結識了一名36歲的同性戀男子，雙方「協議結婚」，只作有名無實的夫妻，這樣可停止家人繼續逼婚。女子表示，她和「丈夫」提前做了約定，如果其中一方愛上了其他人，就會立即和平離婚。[11]

本地

代號MK的女同性戀者在2018年就本港不承認同性婚姻及沒有提供替代的法律框架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提司法覆核，認為這是違憲，她原獲批法援，其後法律援助署收到舉報電郵，指MK擁有寵物店，署方向MK的律師等人士查詢後，認為她隱瞞財政狀況，遂撤銷其法援。MK就署方決定再次提出司法覆核，曾一度勝訴，後被上訴庭推翻，她早前提終極上訴，有關聆訊成為終審法院首場網上直播的聆訊。終院在2024年3月22日頒下判詞，裁定MK敗訴，判詞指律師有責任向署方披露濫用法援的情況，這些資料不受法律專業保密特權（LPP）保障。[12]

2023年2月6日，終審法院就女跨男跨性別者Q及謝浩霖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作出判決，裁定入境處規定跨性別人士必須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才能申請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政策違憲。港府在2024年4月3日公佈，跨性別人士只需完成「指定手術改變性徵」，及符合「各項修訂資格準則及要求」兩大條件，處方會按個別情況考慮讓申請人更改在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有關修訂已於公佈當日生效。

更改身份證性別兩大條件如下：

條件一：已完成改變性徵的手術

1. 女跨男：切除乳房（雙側乳房切除術）；
2. 男跨女：切除陰莖及睪丸

條件二：獲入境處處長信納符合以下條件，並作出法定聲明確認

1. 申請人患有或曾患性別不安；
2. 緊接申請日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
3. 餘生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
4. 緊接申請日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
5. 將繼續接受持續的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的血液測試報告。

若然未能或將不能符合條件一提出相關的手術治療要求，或條件二提出，有關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的要求，申請人須提出合理的醫學理由，並提交醫學證明及其他相關的證明文件，以解釋不能符合完成上述相關手術治療或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要求的原因。該等申請會按個案的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作例外考慮。

政府發言人指，修訂只涉及更改身份證上「標示性別」，不代表更改「法律上的性別」；修訂也不會影響任何其他政府政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於性別的處理方法。大律師陸偉雄認為，因新政策未涉及法律上的性別改動，跨性別男生即使身份證性別為「男性」，亦無法享有丁權、侍產假等權利，在遺產繼承上或有影響。不過日常生活中，如出入洗手間遇到質疑可出示身份證，已可解決不少問題。[13]

謝浩霖在4月29日到灣仔入境事務大樓領取新身份證時表示，更換新的身份證有重大意義，結束因為錯誤的身份證引起生活上的各項不便及尷尬，又稱會立即申請更改銀行文件及特區護照等文件的稱謂，並將會繼續進行第二次司法覆核，以追討政府長期拖延換證的法律責任。[14]

本港同性婚禮統籌公司NEXT CHAPTER LGBT與香港逸東酒店合作，於2024年6月25日首度舉辦名為「PRIDE TO WED」的多元驕傲婚禮，擬為10對多元性別及多元性傾向的情侶進行與海外連線的集體婚姻登記及婚禮，爭取婚姻平權。活動正在公開招募參加者，獲贊助的情侶只需支付象徵式的費用，便可取得海外婚姻登記服務，並在香港與美國婚姻監禮人見證下，實時連線進行集體婚姻登記及婚禮。[15]

（資料截至2024年5月10日）

政府修訂更改身份證性別政策　關愛雙性組織歡迎　明光社憂有後遺症

https://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4475&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

（時代論壇．23-5-2024）

《時代論壇》在2024年5月22日在其網頁上載了一個報道：〈政府修訂更改身份證性別政策 關愛雙性組織歡迎 明光社憂有後遺症〉，該報道在參閱了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的文章後，再訪問了著名雙性人（俗稱陰陽人）細細老師，最後以其對蔡志森的批評作結：他的「主張…是令人噁心的虛偽！」新聞媒體報道雙方意見本屬正常，但以這種相當嚴厲和情緒化的批評（甚或人身攻擊）作結，又不給明光社回應的空間，恐怕無助於客觀的討論，更可能產生誤導。試想想假若報道以保守教會領袖對跨性別人士的人身攻擊作結，會受到怎樣的批評？

事實上我不太肯定細細老師的回應真的在針對現在要討論的跨性別議題（transgender issues），這其實和雙性人的議題（intersex issues）不大相同。雙性人出生時因著基因表達的問題，同時擁有某程度的男性器官和女性器官，但跨性別人士並非如此，他們的原生性別是清楚的，如跨性別女出生是男孩，只是成長時心理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不接受自己是男的，反而感到自己應該是女的，甚或討厭自己的男性身體，所以才希望進行變性手術，不單要切除男性器官，更要使自己看起來像女的，甚至擁有女性器官（如人工陰道）。早期的W小姐就是這樣（終審法院有關跨性別婚姻的判案）。兩種議題並不能等同，但整篇報道卻似乎把兩者混淆了。蔡志森沒有離題，一直都在討論跨性別議題，也沒有提到雙性人，但細細老師一開始就提到「雙性群體」，和他們「在童年受過醫療之苦」，她說明光社「鼓勵要給雙性人兒童性器官修正」。問題是：蔡志森的文章根本沒有提到這些，本案的主角謝浩霖亦不是雙性人，也沒有聽聞他在童年受過甚麼醫療之苦。細細老師似乎在攻擊稻草人，並混淆不同的議題。整篇報道實在令筆者看得一頭霧水！

細細老師似乎堅持想改變性別者可以完全不受到「傷害」，就可以改變性別。那若謝浩霖感到切除胸部手術也是「傷害」，也不應該要求他進行這種手術吧？假若跨性別女感到經常打女性荷爾蒙也是「傷害」，那荷爾蒙治療也不需要了吧？這基本上是在提倡當代跨性別運動喜愛的自我聲明模式（self-declaration model），這即是說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聲明或宣告自己是男或是女，完全不需要先決條件，甚或如德國最近通過的政策，這種宣告可以每年更改！這些政策的爭議性非常大，例如對女性的權益（安全和隱私等）會否影響，對青少年成長會否帶來傷害，都令人憂慮，所以英國的政策最近就走回頭路。這些問題和影響都相當複雜，細細老師完全沒有探討（記者也沒有追問），便斷言反對者說的都是「不合情理」，是「情緒化的陳腔濫調」，他們在「帶動歧視」、「是不人道」。至於「自主決定終生性別的基本人權」的法律或理性基礎是甚麼，也沒有交代。細細老師有權利表達自己的強烈情緒和個人意見，我在這裡只是提醒讀者要弄清楚跨性別議題和雙性人議題的分別，明白這些爭論的複雜性，並在一股腦兒攻擊「保守」人士之前，小心聆聽他們的論據（例如看性文化學會及明光社網上的資料庫）。《時代論壇》的報道顯然不能促成這些目標，這叫人有點遺憾。當然，《時代論壇》這種報道手法筆者也一點不感到意外。
 

延伸閱讀：

有關跨性別議題的文章，明光社，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concern/tag/跨性別

有關雙性人議題的文章，明光社，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關鍵字/雙性人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4年2月15日，希臘議會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希臘成為第一個容許同性婚姻的東正教國家。早前，教會方面曾提出反對聲音，高級主教神聖會議向所有立法者發出了信函，表達其反對意見。該國所有東正教教堂在週日崇拜期間曾宣讀了一份差不多內容的通告，此外，宗教團體早已為此舉辦公開的抗議活動。教會認為同性婚姻是對傳統家庭模式的威脅，並且認為支持傳統家庭模式可以幫助解決許多歐洲國家出生率下降的問題。[1]

2021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有一名母親為其七年級的女兒A.C.入稟法院，這個女孩是一名女跨男跨性別人士，由於學區不容許女孩使用男性浴室，她的母親向馬丁斯維爾大都會學區和學校校長提起訴訟，尋求未具體說明的金錢賠償，並要求法院下令允許她女兒使用男性浴室。2022 年，美國地區法官Tanya Pratt 做出了有利於A.C.的裁決，命令學校允許根據學生的性別認同使用浴室，學校提出上訴，第七巡迴法院維持了Pratt的裁決，學校在2023年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2024年1月16日，最高法院拒絕聆聽學校方面的陳述，駁回其上訴。[2]

2024年1月10日，美國俄亥俄州眾議院投票推翻了州長Mike DeWine對一項法案的否決，該法案禁止對跨性別青少年提供性別肯定治療，包括荷爾蒙療法和青春期阻斷劑的治療。該州的參議院會再就是否推翻州長的決定進行投票，如果州長的決定再被推翻，法案未來將會生效。[3]

美國俄亥俄州眾議院以共和黨議員佔多數，2024年1月18日，一名跨性別候選人獲准參加競選眾議院議員，之前其認證受到質疑，原因是在資格請願書上省略了該候選人以前的名字。[4]

2024年1月11日，聯邦上訴法院裁定，美國阿拉巴馬州可以立即開始執行一項禁令，禁止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來治療19歲以下的跨性別者，2022年有地區法院曾頒佈初步的禁制令，一度令有關法例無法執行，這次上訴法院批准該州請求，阻止執行初步禁制令，令法例能生效。有關法例言明，向未滿19歲的人士開出確認性別的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可令醫生被判10年監禁。[5]

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地方法官Roy Altman在2023年11月裁定，州政府的官員有權執行2021年的一項法例，該法例禁止跨性別女孩和婦女參加公立學校球隊，並指出球隊是為出生時便是女性的學生運動員而設，但允許家人提交投訴。

Monarch高中的一名10年級男跨女跨性別學生，過去兩個賽季中參加了33場比賽，他在2023年11月離開女子排球隊。這名學生小學前就認定自己是女性，從二年級起就一直使用女孩的名字。11歲時，他開始服用睪固酮阻斷劑，13歲時開始服用雌激素，青春期開始時便以女性身份生活。她的出生證明文件上的性別也改變了。他被排球隊開除，導致該校數百名學生走出教室抗議。此名跨性別學生的家人入稟法院提訴，挑戰禁止跨性別女生參加女子運動隊的法例，2014年1月11日，他們將南佛羅裡達州的一個學區加入，列為訴訟中的被告。[6]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立法者在2013年批准了一項禁令，禁止對18歲以下人士進行賀爾蒙治療、變性手術或青春期阻斷藥物等，並推翻了時任州長John Bel Edwards的否決，令禁令在2024年1月1日生效，這使路易斯安那州成為美國22個州之一，禁止或限制此類跨性別治療。2024年1月8日，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等）倡議者宣佈提起訴訟，以阻止這項禁令的執行。[7]

Ruth Schmidt在2017年入讀美國Fuller神學院，當時她以學生身份簽署了信仰聲明——禁止承認同性婚姻，有關信仰聲明一般只需簽署一次。然而，對於Fuller神學院聘用的高級員工來說，每年都必須簽署有關的信仰聲明。最近，她受聘於該神學院，擔任Fuller Brehm中心的高級主任，於是學院要求她重簽有關信仰聲明，但幾年時間過去，她的觀點改變了，她拒絕再次簽署信仰聲明，她在2024年1月，被神學院解僱。[8]

2024年1月25日，美國一群跨性別退伍軍人提出訴訟，要求退伍軍人事務部支付確認性別手術的費用。不過，有關部門的發言人，在2月26日對外表示，在仔細研究擴展福利帶來的影響前，該部門暫時不會將性別確認手術納入退伍軍人的福利之內。[9]

著名男跨女跨性別活躍份子Cecilia Gentili的喪禮彌撒，在2024年2月於美國紐約曼克頓的St. Patrick大教堂舉行，喪禮估計有超過1,000名參加者出席，包括跨性別者、其朋友及支持者，他們在期間高呼他的名字、鼓掌、唱歌，並讚揚他在該市的LGBTQ+社群中具備領導者地位。在一篇悼詞中，Gentili更被稱為「聖塞西莉亞，所有妓女之母」。[10]

喪禮惹來羅馬天主教紐約總教區的不滿並發佈新聞稿，Enrique Salvo神父在新聞稿中指責：「感謝這麼多人讓我們知道，對於本週初在St. Patrick大教堂舉行的喪禮期間出現了可恥的行為，他們與我們一樣都感到憤怒。大教堂只知道家人和朋友要求為一位天主教徒舉行喪禮彌撒，卻不知道我們的支持和祈禱會被人以褻瀆和欺騙的方式貶低。『美國教區教堂』發生這樣的醜聞，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它發生在四旬齋期開始之際，它是一年一度與罪惡和黑暗勢力鬥爭的40天，這是一個有力的提醒，我們多麼需要祈禱、補償、悔改、恩典和憐憫，而這個神聖的季節邀請我們這樣做。」[11]

Gentili的家人卻否認欺騙教會，並表示這次聚會「給大教堂帶來了寶貴的生命力和徹底的歡樂，歷史性地挑戰到教會的虛偽和她的反跨性別仇恨。」

2024年2月15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維珍尼亞分部對維珍尼亞州教育部提出兩項訴訟，要求法院推翻由共和黨州長Glenn Youngkin政府提出，關於跨性別學生待遇的政策，有關政策一旦被推翻，學區便不需要跟從。在Youngkin政策推出前，之前執政的民主黨州政府推動多項便利跨性別學生措施，但Youngkin的政策改變了有關安排，這些政策包括：允許教師和學生使用依照跨性別學生出生時性別的姓名或代名詞來稱呼他們，以及呼籲學校的運動隊，按照學生的出生時性別來組織隊伍，這意味著男跨女的跨性別學生將無法參加女子運動隊。

在維珍尼亞州面臨法律訴訟之際，已有至少10個由共和黨執政的州份在早前推出了一些新法例，限制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的學生，使用與原生定性別不符的名字或代名詞。[12]

美國的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屬下的違規委員會是一個志願組織，負責處理成員學校的違規事件及罰則，該委員會的一名成員William Bock因NCAA讓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賽事的相關政策在2024年2月9日辭職。Bock向傳媒表示，NCAA允許跨性別運動員與女性比賽的政策是不公平的。NCAA 拒絕就Bock辭職一事發表意見。[13]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或會再次參選美國總統選舉，在2024年2月，他出席競選相關的活動時，多次非議跨性別者，並提到LGBTQ+倡導者所使用關於性別認同的語言是錯誤及有害的。共和黨的其他成員亦攻擊讓跨性別者參與女子體育運動項目的安排，並提議在全國範圍內禁止對跨性別未成年人進行性別確認治療。[14]

Chris Mannix撰寫了一篇有關跨性別拳擊的文章，內容重點關注美國拳擊協會2023年12月底宣佈的新變性政策——由2024年起，容許男跨女跨性別拳手在滿足某些條件的情況下，參加女子組別的賽事，有關條件包括宣佈自己的新性別身份、完成變性手術和定期進行荷爾蒙測試。這篇文章原本會在2024年3月份《運動畫刊》月報中刊出，卻被該雜誌的出版社臨時抽起。[15]

來自英國的社工Rachel Meade因著於2020年在facebook上分享有關她對性別信念的帖子而被投訴，2021年她被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警告，指她的「不當行為損害了她的執業資格」，她更被她的僱主西敏市議會停職。她其後向勞資審裁處提出申訴。Meade相信性別是不可改變，亦不能被性別認同所混淆。在2024年1月審裁處的判決中，她獲判勝訴，審裁處指西敏市議會和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因她的個人信念對她作出歧視，而她的信念是受到《2010年平等法案》保護的，這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Meade可進一步向西敏市議會和英格蘭社會工作組織索償，而金額則會在稍後的聆訊中決定。[16]

在2024年1月網上有報道指，世界衛生組織要告訴各國，「當務之急」是「抵制保守反對派」並「制定進步的法例」，而它的計劃是推出指引，使跨性別者在全球各地可以「正常地」注射性別荷爾蒙。[17]

西班牙藝術家Salustiano García Cruz創作的畫作名為「耶穌」，它將成為西班牙南部城市西維爾於受難週期間的官方海報，但Cruz描繪的是一位年輕及肌肉發達的耶穌，身上纏著一塊腰布。這幅畫作與常見受苦及血淋淋的耶穌畫像截然不同，因而引起爭議及被人批評當中的「耶穌」傾向女性化，以及將耶穌性化了，截至2024年2月，Change.org這個請願平台已經收到14,000個簽名，要求這幅畫作不可用作代表「基督教價值觀」，以及將它撤換。[18]

本地

現行房委會的公屋和居屋計劃，並不承認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而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亦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先後有男同志Nick Infinger、已離世的吳翰林（Edgar）與其伴侶李亦豪（Henry）入稟司法覆核，尋求推翻房委會的決定，以及挑戰本港的遺產繼承法例。高院原訟庭在三宗案件中，裁定男同志一方勝訴，房委會和律政司不服上訴，全部遭上訴庭駁回。政府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三宗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出三案的終極上訴許可。[19]

（資料截至2024年2月26日）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Ron DeSantis在5月簽署了一系列旨在保護兒童的法案，其中包括實施禁止對未成年人進行變性治療的法例、對允許兒童參加「露骨」變裝表演活動的企業處以罰款，以及禁止教育工作者在八年級（約香港的中二）之前向學童教授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新法之下，佛羅里達州一些籌備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驕傲月活動的組織須多加留意，以防止未成年人參與其活動，有關人士認為這些法例對LGBT社群來說並不公平。DeSantis則表示他們會繼續做正確的事來保護孩子的純真。[1]

美國蒙哥馬利郡公立學校（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在2023年1月份宣佈學校推出補充課程，增加了從幼兒園到五年級學生的閱讀書籍，當中大部份涉及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的內容。學校在3月份修訂了政策，告知家長不應期望提前接到通知，牽涉LGBTQ內容的書籍何時會在課堂上使用，校方亦不再允許他們選擇退出課程。美國有三個家庭在5月向法院提訴，控告該學區的理事會及蒙哥馬利郡的負責人，指有關課程方面缺乏讓學生退出的選項，侵犯了他們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權利。父母們表示並不是要求學校方面移除這些書籍，但希望學校恢復他們可以退出課程的選項。[2]

美國加州Glendale Unified School舉行理事會期間，討論到該學區的不同人士對LGBTQ+政策有不同的意見，在徵詢公眾意見的環節，有數十名家長、學生和公眾發表了意見，一些人要求包容和尊重，一些人則擔憂「灌輸」和「培育」的問題。期間，有數百名人士在會場外抗議，當中有群眾打鬥，至少三人被捕。[3]

近十年來，總部位於明尼蘇達州的美國大型百貨公司Target一直都有推出LGBTQ+商品，為了慶祝一年一度的同志驕傲月，該公司擴大展示相關商品，又在店的當眼處陳列這類慶祝同志驕傲月的商品。今年，跨性別議題在各州份的立法機構中引發不少爭議，包括性別肯定的醫療保健和跨性別者參與體育運動等議題，有些反對LGBTQ+人士推倒了Target店內有關驕傲月的商品，又憤怒地接近店員，並在商店內將帶有威脅訊息的視頻發佈到社交媒體上。面對一些分店都遇到顧客的強烈反對，Target在2023年5月宣佈，把部份商品下架，或將部份地區分店的商品，從當眼的地方轉移到較後的位置。[4]

經過長達數小時的會議，包括討論歧視、宗教和歡迎新移民與市聲譽的關係以後，美國密歇根州Hamtramck市市議會成員，在2023年6月13日投票通過了一項議案，就是禁止在市內政府擁有的房產上懸掛LGBTQ+旗幟，不過私人擁有的物業則不受此規定限制。[5]

2023年6月6日，美國最大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酷兒民權組織——人權戰線，在組織成立40年以來首次宣佈，LGBTQ+族群進入全國緊急狀態。人權戰線的領袖Kelley Robinson指出數百萬人面對的威脅是真實、有形且危險的，在許多個案中，他們的社群成員遭遇暴力，迫使他們與家人離鄉別井，以尋找安全的地方居住，而恐同症和跨性別恐懼症的浪潮亦在加劇，使社群中的每個人都處於危險之中。[6]

英國出身的Instagram網紅Oli London出生時為男性，約在20歲時因性別焦躁症而希望成為女性，於是接受臉部女性化手術，後來更與一名男子結婚。然而婚後他卻質疑自己的性別認同，最終在2022年正式離婚，因為信仰的緣故，他選擇「逆轉變」（detransition）回復原生性別，重新成為男人，並希望以男性的身份尋找妻子。

Oli London出版了回憶錄Detransition: A Memoir，他在著作中探討了跨性別意識形態和性別認同問題的根本原因，亦提到社交媒體、教育系統、媒體和其他「正在推動愈來愈多的年輕人變性的因素」。他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許多為自己的身份而苦苦掙扎的年輕人，幫助需要建議和指導的父母，鼓勵那些在生活中需要信仰的人永不放棄懷抱希望，並知道上帝將永遠在哪裡，如牧羊人一樣引導迷羊。[7]

意大利國家統計局ISTAT和國家反歧視辦公室UNAR在2023年5月15日發佈了一項調查，該調查在2022年進行，調查團隊訪問了1,200人，結果發現在意大利每10名LGBT+人士中便有四人認為，自己在工作方面被歧視。41.4%受訪者表示同性戀或雙性戀對他們的職業、專業認可或薪金帶來不利，尤其是在私營公司工作的員工。調查又發現，每10人中，超過六人不願在工作中談及他們的私生活，以免暴露他們的性傾向。[8]

法國足球會圖盧茲，要求隊中的甲組及乙組球員穿上印上六色彩虹數字的球衣，以表示支持5月17日的國際不再恐同日。幾名圖盧茲球員因拒絕將自己的名字與支持「反對恐懼同性戀」有所聯繫，一起退出了2023年5月14日與法甲球隊南特對決的比賽。圖盧茲球員兼摩洛哥後衛Zakaria Aboukhlal表示他不想參加比賽，他在Twitter解釋，「尊重」是他非常重視及擁抱的價值，但「尊重」除了指向他人，亦包括尊重自己的個人信仰。[9]

2023年5月31日，Edgars Rinkēvičs當選拉脫維亞總統，成為波羅的海三國中，首個公開表明其同性戀者身份的總統。[10]

早前，有21對同性伴侶在歐洲人權法院（ECHR）控告羅馬尼亞政府，稱他們與伴侶的關係缺乏法律承認，這「剝奪了他們作為配偶的尊嚴」。2023年5月23日，歐洲人權法院裁定，羅馬尼亞未有向LGBTQ+伴侶提供任何法律上的方法以保障其關係，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保護尊重家庭生活的權利。歐洲人權法院表示，政府的任何論點都無法壓倒同性伴侶的擔憂，並進一步裁定承認同性伴侶民事結合是不會損害婚姻制度。該裁決將在三個月後正式生效，在裁決生效前雙方都有權向歐洲人權法院的上級法院提出上訴。如果雙方都沒有上訴，裁決便會成立，而羅馬尼亞政府亦要為同性民事結合立法。[11]

2023年6月20日，愛沙尼亞國會以55票對34票，通過了該國《家庭法》的修正案，將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同性伴侶亦可以領養孩子，法案將於2024年1月1日正式生效，愛沙尼亞成為首個中歐國家容許同性婚姻。修正案通過後，該國首相Kaja Kallas表示：「這個決定不會奪走任何人的任何東西，但卻給了許多人一些重要的東西……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與自己所愛並願意承諾的人結婚」，她又指「為愛沙尼亞感到驕傲」。[12]

泰國總理候選人皮塔（Pita Limjaroenrat），在2023年6月4日參加了曼谷的同志驕傲月遊行，他承諾如果他成為總理，將會支持通過同性婚姻、性別認同權利及其他與性小眾福利相關的法例。[13]

日本福岡地方法院於2023年6月8日裁定，日本禁止同性婚姻是「處於違憲狀態」。2019年日本有同性伴侶提出了五項婚姻平權訴訟，在福岡地方法院作出裁決以後，有關訴訟已經全部有裁決：有三個地方法院裁定不承認同性婚姻沒有違憲，有兩個地方法院則認為有違憲，當中東京法院支持現時不承認同性婚姻的法例，但卻補充指，缺乏讓同性伴侶成為家庭成員的法律制度是侵犯了人權。

早前，有同運人士向首相岸田文雄提出抗議，事緣岸田所屬的自民黨屬於保守派系，該黨在最後一刻對促進LGBTQ理解增進法案作出了修正，有關的修正被指為沒有顧及LGBT族群的權利。2023年6月13日，日本眾議院通過了該法案，以促進人們對LGBTQ+的理解，該法案亦已在6月16日獲參議院通過。該法案指出，公眾對各種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理解「不一定充份」，應該創造條件，讓「所有公民都能安心生活」，法案的最後版本雖然有提到不可接受「不公平的歧視」，卻沒有明確地禁止歧視，批評者擔憂這可能會默許某種形式的歧視。[14]

2023年5月16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修正案」，當同性婚姻當事人的一方收養他方的子女（包括領養子女）或共同收養時，允許引用民法關於收養的規定，打破原本的血緣限制，令台灣的同性伴侶能作出無血緣關係的收養，也令台灣在這方面成為亞洲中最寬鬆的地區。[15]

本地

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北卡羅萊納大學法學院的人權法計劃，於2023年5月17日聯合發表一項有關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結果發現，香港人近年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正在上升。研究團隊稱，他們在2013年作出的同類研究，當時只有38%受訪香港人認為應該允許同性伴侶結婚，2017年的同類研究，則有50.4%受訪市民贊同同性婚姻。到了2023年，受訪的1,551名香港市民中，有60%支持同性婚姻，不支持同性婚姻的為17%，有23%持中立態度。研究亦發現，有85%的受訪市民表示同性伴侶應享有異性伴侶所擁有的部份權利，71%表示香港應制訂防止性傾向歧視的法例。[16]

由於部份競賽項目的報名人數少且停滯不前，籌辦同樂運動會（Gay Games）的組織決定刪減三項競賽項目，包括：田徑、曲棍球和七人欖球，該運動會將於2023年11月在香港舉行。此外，主辦單位亦在2023年5月底收到香港足球會的通知，香港足球會表示將不會向同樂運動會提供場地，主辦單位對此表示失望。[17]

（資料截至2023年6月26日）

司法覆核

女跨男跨性別者Q及謝浩霖，她們的香港身份證均顯示二人為女性，惟二人已將其英國公民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性別改為男性。基於擔心手術風險，在未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之下，二人向入境處申請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有關申請被拒後，二人提出司法覆核，但高等法庭裁定她們敗訴，二人遂提出上訴。

上訴方提出，入境處以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標記唯一準則，反觀外國可參考醫生發出的性別轉換證明書。2022年1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稱，不同醫生或有不同標準，容易含糊，但性別重置手術是最清楚、客觀和有效的準則，無其他方法可以媲美，又說外國例子反映當地憲法傳統和集體價值觀，故原審裁決並無不妥。另外，判詞又指出，入境處以性別重置手術為準則，已平衡公眾和上訴人的利益，上訴庭駁回上訴。二人不服上訴至終審法院。^[1] （終審法院於2023年2月6日推翻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的裁決，裁定Q及謝浩霖上訴得直。）[2]

岑子杰在2013年與同性伴侶在美國結婚，他於2018年就香港法律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提出司法覆核，2020年法院判他敗訴，他在2022年7月上訴，8月被上訴庭駁回，當時上訴庭提到，本港婚姻法例於1990年4月訂立，起草《基本法》的人必定採納傳統定義，以「婚姻」形容一男一女的異性伴侶關係，其他解讀方式明顯與現實不符。

岑其後再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許可，希望上訴至終審法院。上訴庭首席法官潘兆初、副庭長關淑馨及朱芬齡於2022年11月10日頒下判詞，歸納岑子杰上訴至終院的爭議點：包括現行制度排除同性婚姻，違反《人權法》中「在法律面前平等及受法律平等保護」，以及《基本法》中「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香港法律至今不容許同性伴侶結婚，亦沒有提供其他方式結合，有違《人權法》對私生活的保護及《基本法》保障的平等權；以及香港法律至今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有違《人權法》和《基本法》。上訴庭認為，岑子杰的理據「不見得特別有力」，但屬於合理可爭辯議題，加上相關問題涉重大公眾利益，故批出上訴至終院的許可，案件將於2023年6月開審。[3]

尊重不同人士，包括跨性別人士及同性戀者在私人領域可以按本身的心意作決定及生活，應該是社會的共識，但就香港是否必須要與外國的法例接軌，例如跨性別人士在外國毋須接受性別重置手術便能獲得新的性別標記，又或是外國註冊的同性婚姻，這些在香港是否獲得承認，實在不能只由法庭去判決，有關公共領域的事宜，必須在社會有共識的情況下，交由立法機關審理。政府若決定徵詢民意，則需要開啟廣泛諮詢公眾意見的時間及渠道，全面考慮到上述兩方面社會政策的改變，將對現有婚姻家庭制度、兒童福祉及女性安全帶來甚麼影響。

同志遊行及同志運動會

受新冠疫情影響，2022年的香港同志遊行連續第二年改以市集形式舉行，2022年主題是「持續心跳　同待破曉」（Stay Pride, Live Proud），而關鍵議題是「無性戀」，市集於2022年11月12至13日舉行。歐盟駐港澳辦事處主任高宇馳及一眾歐盟成員國的代表亦曾到訪市集以示支持。[4]

首次在亞洲地區香港舉行的同志運動會——第11屆同樂運動會（Gay Games），因受疫情影響，運動會一再延期至2023年11月舉行，是次運動會的籌委會於2022年2月14日宣佈，除了香港，墨西哥城市瓜達拉哈拉亦成為了2023年同樂運動會準合辦城市，以方便一眾參加者出席、積極實踐多元共融。^[5] 除了傳統運動項目如足球、游泳或公路賽外，主辦方還打算新增閃避球、山徑越野跑、龍舟競賽和麻將等「港式」運動項目。[6] 此外，香港科技大學亦曾與香港2023年第11屆同樂運動會協辦了另一個活動——為期兩天的Unity Games體育賽事，並且為同樂運動會宣傳及招募義工。[7]

同性戀運動是一個十分懂得包裝的社會及政治運動，Gay Games的主辦單位將活動翻譯為同樂運動會，而不是同志運動會，其實是一種不誠實的翻譯，會誤導了只看中文而不看英文的市民，當大家以為自己只是支持一個不論性傾向、性別、種族和宗教，好像奧運的同樂運動會時，其實主辦單位想向西方和英語世界傳遞的訊息，就是大家都支持同志運動會，間接支持同性戀運動的訴求。而Gay Games所包括的不單是體育活動，還有很多其他的文化活動，在其官方網站可以詳細了解這些活動直接和間接都是宣揚同性戀運動的理念。

由於Gay Games是宣揚同運理念，當中包括支持一些具爭議的訴求，譬如在港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和同性婚姻，近年更包括所謂個人自主的性別身份，即每個人可以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性別，並且強迫政府和其他人必須承認，而反對他們的訴求就被批評為歧視他們。這個真的是他們口中的多元和包容的社會理念嗎？關心和尊重同性戀者，並不等如必須認同他們的理念和訴求。

研究

2022年6月14日，家計會發佈五年一度的「2021年青少年與性研究」（中學生調查），調查於2021年5月至7月訪問了來自41間中學、共8,343名中一至中六學生。研究發現，受訪中學生對「女性同性戀、男性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LGBT）的接納程度，整體上較2016年顯著地增加。^[8]

研究顯示愈來愈多青少年受LGBT+的意識形態影響，對今天的香港社會來說，這似乎是自然不過的事，因為無論透過電視或互聯網，尤其是後者，有關LGBT+文化或名人出櫃效應等新聞，對青少年來說都是唾手可得的資訊。如果他們普遍認同同性戀是與生俱來的說法，很自然就會認為同性戀是沒法選擇的「正常」戀情，接納他們的關係是理所當然的事，殊不知，迄今還未有科學家發現同性戀基因，也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同性戀單單是受到先天因素影響。同性戀的成因非常複雜，非靠單一因素而形成，它是由先天和後天多種因素互動而形成的結果，而同性戀孿生子的研究也顯示，後天因素比先天因素影響力更大。現今人們愛在網上學習，但若涉及同性戀或其他知識，都需要謹慎選取可信的網頁。

背景

跨性別人士謝浩霖（下稱謝）及Q，二人的生理性別為女性，成長時均患有性別焦躁症，自我的性別認同為男性。她們雖已接受荷爾蒙治療及乳房切除手術，但未完成移除子宮、卵巢和重建人工陰莖的完整性別重置手術，故不獲入境處准許將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她們於是提出司法覆核，此案答辯人為人事登記處處長，訴訟歷時約六年，申請人先後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敗訴，卻在2023年2月6日在終審法院勝訴（案件編號：FACV 8-9/2022）。

上訴人的理據

根據人事登記處的政策，跨性別人士如欲申請更改身份證的性別標記，必須先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除非獲得醫學豁免。就此案而言，性別標記若要由女轉為男，申請人必須接受手術，切除子宮和卵巢，及建造人工陰莖。多年來二人雖已接受荷爾蒙治療及乳房切除手術，但未有完成移除子宮、卵巢和建造人工陰莖的性別重置手術。上訴方指，跨性別人士對外展示其性別為女性的身份證時，會受到連串困擾，例如別人疑惑的眼神、會就其性別問及一些私人問題等，這些情況都會令她們感到喪失尊嚴及沮喪。他們又提出性別重置手術成功率不高，且存在很大的風險，政策強迫跨性別人士必須經歷危險的手術，是殘忍不公的做法，亦有機會引起各項併發症，故此他們認為要求跨性別人士完成全套手術才可更改性別的是違反人權。

初審和上訴庭判決

綜合初審和上訴庭的判詞，法庭認為改變性別並非只屬個人的私人權利，亦涉及公眾利益，故入境處必須衡量個人及公眾利益。即使跨性別人士可提供療程的醫學證明，由於不同醫生或會有不同的準則，這並不是客觀清晰的標準去斷定身份。政策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門檻，是可以確保一個人的外表和性徵與身份證上的性別相符，而身份證的性別不只是醫學問題，也是法律問題。此外，跨性別人士若未完成整套性別重置手術，是有機會逆轉自己的性別，因為只要她們停止荷爾蒙治療，便可回復生育能力。法官又認為手術必須在事主同意及自願下才可進行，沒有被迫成份，故沒有違反《香港人權法案》。而且，女轉男的人可以接受陰核釋出術，即透過手術塑成沒有實際生理功能的陰莖，來滿足政策下更改性別標記的要求，而這項手術成功率高。最後法庭解釋跨性別人士除了在要出示身份證的場合，其餘大部分時間仍可以男性身份生活，就以上種種理由，初審和上訴庭均判兩名跨性別人士敗訴。

終審法院判決

終審法院五名法官指，涉案政策規定跨性別人士必須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香港身份證性別標記的準則，是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所保障的權利，故一致裁定謝及Q兩人上訴得直。

終院認為不讓跨性別人士更改其性別標記可能引發不同問題：如一名外表是男性的跨性別人士，向警方出示標示為女性的身份證時，會令警方質疑該跨性別人士是否合法持有其身份證；又如一名女跨男人士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但卻有男性的外表，若她到女洗手間時會令其他女士驚訝。法官用以上的例子說明，跨性別人士會因為身份證性別與外觀不一致而感到尷尬、被侮辱、困擾及失去尊嚴與隱私。最終，只要她們可以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便可以避免尷尬的事情發生。

終審法院在判詞中表示身份證的性別只是一個標記，而政策不容許跨性別人士在未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前，改變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法院認為這會導致更多混淆或尷尬情況，也令性別標記喪失識別功能。他們認為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並不是更改香港身份證性別標記的唯一可行、客觀及可核證的準則，其他準則也可以取代且不會造成行政困難。由於切除子宮、卵巢及構建人造陰莖的外科手術具有風險及可能引致併發症，故此法院認為沒有醫學需要。然而，若跨性別人士因沒有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而不獲准更改性別標記，反而導致更多混淆或尷尬情形。因著現行政策對跨性別人士造成的影響，法院認為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私隱權）。

對於上訴庭接納人事登記處處長的說法，若不接受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女跨男跨性別人士一旦停止荷爾蒙治療，便可恢復生育能力並懷孕，終院認為出現上述情況的機會是微乎其微，此理由不足以成為規定有關人士必須接受整套性別重置手術才可更改性別標記的準則。此外，終院指出女跨男人士接受的荷爾蒙治療，包括令面部毛髮生長的治療，以及乳房切除手術等均是不可逆轉，而接受這些治療的跨性別人士經過如此漫長、痛苦的磨難才有這個順應其自我認知的身體，終院認為她們日後欲回復其原生性別的可能性不大，更遑論懷孕。

終院表示不接納完整性別重置手術是唯一可行及客觀準則，他們建議可列明何謂可供接納的醫學證明書，以杜絕可疑的證明書。事實上，法官不否認社會對於如何適當地對待跨性別人士，的確遇到不少實在及困難的議題，但認為解決這些困難的辦法，與更改身份證的性別標記無關。

判詞提及上訴人謝及Q自年輕時已自我認定為男性，並且透過漫長的醫學及外科手術治療取得男性身體特徵，故她們沒有需要進行其他外科手術，亦能融入社會和有健康的心理狀態。由於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涉及具高度侵入性的外科手術，手術風險高，故此法官認為對很多跨性別人士來說，包括兩位上訴人，或許沒有醫學需要。

結語

終審法院推翻原訟庭和上訴庭的裁決，偏重當事人個人的感受，卻漠視社會上其他人的感受。因身份證的性別與外觀不一致而令人感尷尬作為裁決其中一個理由，以此邏輯，若有人因身份證年齡與外觀不一致感尷尬，是否同樣也可申請更改身份證的年齡？裁決的另一理據是：女跨男人士停止荷爾蒙治療並成功生育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然而翻查網上資料，在美國、澳洲、印度、英國等國家均有出現這情況，且為數不少，與法官的認識有很大的差距。此外，是次判決只影響女跨男跨性別人士，而男跨女人士則不受是次終院裁決影響；但在此之後，男跨女跨性別人士未來亦會要求相似的待遇，跨性別人士反對以必須完成某程度手術作為更改身份證性別的要求等司法覆核案件恐怕會陸續有來。政府有責任全面檢討現時有關性別的法律，維護以原生性別判斷一個人性別的標準，以及更改性別便必須完成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的規定。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在蘇格蘭，男跨女人士Isla Bryson在尋求轉變性別前，他的名字為Adam Graham，2023年1月，他因強姦兩名女子被判罪成，並遭還押在Cornton Vale女子監獄等待宣判，此舉引發大眾強烈抗議，其後在司法部介入下，Bryson被遷往男子監獄。Bryson的個案引發蘇格蘭政府重新審視男跨女罪犯遷往女子監獄的個案。另一名曾有暴力記錄的男跨女人士Tiffany Scott，在轉變性別前名為Andrew Burns，他因騷擾一名13歲女童而入獄，他在獄中成為男跨女人士，不過，其外形沒有任何改變，且保留了男子生殖器官，他本來將被轉移到他所選擇與他性別相符的監獄裡，但他的申請已遭到擱置，蘇格蘭政府在1月29日宣佈，在進行緊急審查的同時，所有曾對女性作出身體暴力和性暴力的男跨女人士將不能還押於女子監獄。

蘇格蘭政府在2022年12月通過「性別認同改革法案」，允許申請人不用通過性別認同障礙的醫學診斷，只須以新的性別生活三至六個月，便可以申請轉變性別，法案更將申請年齡從18歲降低至16歲，讓申請人可以更快及更方便申請改變在官方文件上的性別。不過，英國政府擔心這可能會引發性別旅遊，即是英國人到蘇格蘭拿取新的性別身份，但當他回到英國的其他地方，其法定性別會因兩地法制不同而有所不同。英政府也擔心在蘇格蘭更改了性別人士，回到英國其他地方，會要求不同的權益，例如男跨女人士要求進入只有女性才能進入的空間，並擔心男性罪犯利用這個更改性別的系統，令女性無法在單一性別空間裡受到保護。2023年1月，英國政府經過辯論之後，決定引用1998年《蘇格蘭法案》第35條，阻止蘇格蘭議會的「性別認同改革法案」進入御准階段，即是成為生效法例的最後階段。[1]

2023年2月16日，西班牙國會議員最終通過了一項「跨性別法案」，允許市民從16歲起，只需通過簡單的行政聲明，便能改變其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在此以前，申請人是必須經由幾位醫生診斷患有性別焦躁症及進行最少兩年的荷爾蒙治療才可以申請更改性別；法案放寬了有關安排。這法案甚至擴大了更改性別的範圍，容許14至15歲的兒童作出有關申請，前提是他們在其法定監護人的陪同下進行相關手續，至於12至13歲的兒童如想轉換性別，則須獲法院的允許。[2]

2023年2月1日，芬蘭議會通過了一項新法，讓18歲及以上的人士，毋須經過醫療和精神病學的審批程序，只須通過自我聲明，便能合法地改變性別。新法還廢除了一項規定，該項規定要求想要改變性別的人士，在申請政府承認其性別身份之時，必須先提供醫療方面證明以顯示他們是不育或已絕育的，隨著新法確立，該項規定亦已廢除。芬蘭總統已於3月3日簽署該項新法。[3]

此外，在2023年2月有報道指，芬蘭兒科學會在給該國社會和健康委員會的聲明中表示，毋須經過醫療或精神病學的審批、只須經過自我聲明便可更改性別的措施，不應擴展至未成年人。坦佩雷大學（Tampere University）的首席精神科醫生Riittakerttu Kaltiala，接受了該國頂級報紙採訪時，談到她不願向自認為跨性別的未成年者，推薦手術和化學方面的變性服務。芬蘭最大的兒科性別診所也是在坦佩雷大學裡。Kaltiala醫生解釋：「雖然『接受孩子本來的樣子很重要』，但也有必要認識到，孩子在生命中某個時刻，強烈地認為自己是另一個性別是很常見的事，有五分之四的孩子，他們在青春期時便會認定自己為跨性別者」，因此監控其情況是明智的做法，讓孩子得以安心，同時亦要治療家人的焦慮和可能引發的相關問題。

芬蘭正在考慮讓成年人透過自我聲明來轉變性別的性別自我認同法，跨性別倡導組織Seta甚至在推動令該法律適用於未成年人。Seta亦經常以「肯定或自殺」（affirm or suicide）這個錯誤論述來到處游說，聲稱兒童性別焦躁症要及早醫治。

在瑞典的一項大型研究指出，在接受了變性治療的成年人中，其自殺死亡率顯著增加了。芬蘭的一項研究則發現，許多接受了荷爾蒙治療的未成年人，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轉差。Kaltiala醫生曾對數百名經歷過性別混淆的兒童和青少年進行評估，認為不應該降低性別自我認同法的年齡限制，

對於聲稱因著自殺風險增加，所以有迫切需要對未成年人進行賀爾蒙治療以及在法律上承認其新性別，她認為這種說法是「帶有目的的虛假資訊」，並且「不負責任」。 她解釋：「有『性別認同』問題的年輕人萌生自殺念頭和自毀行為是與精神疾病有關，而不僅僅是因著『未確認』性別。」Kaltiala醫生認為那些自稱受益於化學和手術變性服務的成年人，想要幫助兒童和青少年，他們卻缺乏理解：「孩子不是小大人。」

Kaltiala醫生指出年輕人嘗試探索「不同的身份」和「容易接受建議」是很常見的事。她認為在青春期，身份的建構才剛剛開始，最終的結果如何還不得而知。在青少年時期改變合法的性別標記不是簡單的手續，在心理方面和社會方面，這都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干預，它會傳遞給年輕人一個訊息——這是「正確的道路」，這將引導青少年的發展。

Kaltiala醫生表示在她工作初期，兒童和青少年中存在「性別認同」問題的案例很少。然而，自2015年起，患者數量增加了10倍，患者群體的特徵也發生了變化。以前，大多數患者都是年輕男孩，但現在接觸的患者，大多是十幾歲的女孩。在整體病患中亦有四分之三有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4]

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蛋糕店店主及糕點師Jack Phillips曾拒絕為一對同性戀伴侶製作結婚蛋糕而被指觸犯了歧視法，但美國最高法院在2018年裁定他勝訴。不過在另一宗訴訟中，他因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慶祝性別轉變的蛋糕而被指觸犯歧視法，科羅拉多上訴法院於2023年1月26日裁定Phillips敗訴，理由是Scardina所要求製作的是一個帶有藍色糖霜的粉紅色的蛋糕，它本身並沒有表達任何訊息或具有象徵意義。代表Phillips的、來自捍衛自由聯盟的律師表示，不應該在違背某人的核心信念下去強迫他表達一些訊息。Phillips計劃提出上訴。[5]

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一名女跨男跨性別人士Zahad，她在2023年2月8日產下一名嬰兒，這讓她和其男跨女伴侶Paval成為印度第一對跨性別伴侶，擁有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孩子。一年半前，當他們決定想要孩子時，兩人各自處於性別轉變過程的不同階段，他們當時遵循醫生的建議，暫停了荷爾蒙治療。他們拒絕披露嬰兒的名字及性別。[6]

2023年1月24日，教宗方濟各接受美聯社獨家專訪，提到「同性戀不是違法行為（crime），但卻是罪（sin）」，前者是從社會的法律層面來看，後者卻是從信仰層面來看，他認為有需要區分兩者，他又舉例說明「缺乏對彼此的仁慈也是一種罪」。他沒有改變天主教的教義，仍然認同同性戀行為在「本質上是失序的（intrinsically disordered）」，但他強調必須尊重同性戀者。他批評將同性戀刑事化是「不公正的」，他稱神愛所有孩子，同性戀者必須受到歡迎和尊重，不應被邊緣化或歧視。對於有些天主教主教支持同性戀刑事化的法例，教宗將這種態度歸因於文化背景，他表示一些主教需要經歷一個變革過程，以至承認每一個人的尊嚴。教宗呼籲他們歡迎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人士進入教會。1月31日，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首都金沙薩，有爭取同志權益的組織拉起橫額歡迎教宗到訪。[7]

台灣內政部於2023年1月19日同意開放跨國／地區同性婚姻，並發函台北市政府督導戶政事務所辦理。在新的措施下，其他地方的人如想與台灣的同性伴侶結婚，即使其國家或地區沒有允許同性婚姻，都可以在台灣登記結婚，包括港澳地區居民，但中國大陸因涉及登記程序、面談機制等，所以不在這次函釋中。[8]

台灣教育部為保障同性配偶及同性家庭權益，在2022年12月，修改了「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就學貸款彙報系統」的欄位名稱：一、將原欄位名稱為「學生父親身份證字號」，修改為「學生關係人身份證字號1」，並在旁解釋「此項欄位學生關係人包含父親、母親、法定監護人」；二、將原欄位名稱為「學生母親身份證字號」，修改為「學生關係人身份證字號2」，並在旁解釋「此項欄位學生關係人包含父親、母親、法定監護人。」教育部就有關事宜致函相關學校，並請學校配合辦理，部份學校如成功高中等，便在網上的校園公告中刊出這則消息。[9]

本地

代號Q的匿名人士及謝浩霖（Henry），二人為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她們所持的英國公民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已將其登記性別改為男性，但因二人未完成由女轉為男的全套性別重置手術，遭入境處拒絕將其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二人認為相關政策侵犯人權並提出司法覆核，她們先後被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裁定敗訴，她們在2022年3月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案件於2023年1月4日在終審法院審理。

上訴人的代表律師表示，如果處方拒絕承認上訴人新的性別身份，會令跨性別人士失去尊嚴，感到受辱、沮喪及困擾。由於這些跨性別人士身份證所列的性別，或與其打扮有落差，他們每當出示身份證時，均有可能需要解釋，在人前公開其私生活。代表政府的律師則表示，對於如何確立跨性別人士身份，各界沒有統一標準，相關療程也是因人而異，處方難有公平一致的標準去斷定身份。港府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門檻，則可解決實際層面的困擾。

五名終院法官於2023年2月6日頒佈書面判詞，裁定涉案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一致裁定Q及Henry上訴得直，撤銷入境處不准許將她們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改為男性的決定。判詞指出政策不容許跨性別人士在未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前，改變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會導致更多混淆或尷尬情況，也令性別標記喪失識別功能。五位法官重申，不否認社會上對於如何適當地對待跨性別人士，的確遇到不少實在及困難的議題，但解決這些困難的辦法，與身份證的性別標記無關。

法官不接受以女跨男過渡時有機會出現逆轉並導致有關跨性別人士懷孕為由，才規定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標記的準則，因為女跨男人士接受的荷爾蒙治療，包括面部毛髮生長、乳房切除手術等均是不可逆轉，接受這些治療的跨性別人士經歷如此漫長、痛苦的磨難獲得符合自我認知的身份，不大可能決定回復其原生性別，而為了懷孕而回復原生性別的機會更微。判詞指是次判決只針對女跨男的個案，不適用於男跨女的情況。

政府發言人於2月7日表示，因應終審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正審慎研究並檢視有關更改身份證上性別的政策，在徵詢法律意見之後，再作出跟進行動，以遵守終院就本案作出的判決。[10]

由同志團體主辦的第11屆同樂運動會（Gay Games）將於2023年11月3至11日在香港舉行，是有關活動首次在亞洲城市舉行，運動會的主題為「在多元中團結」。有媒體在1月報道，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2023年第11屆同樂運動會（GGHK）協辦的Unity Games，有逾四百名來自本港八間高等院校及不同的社區隊伍、不同文化背景、種族或多元性別認同的大學生、業餘及專業運動員，參加了為期兩天的運動賽事。

科大署理學務長周敬流教授認為這是展現和諧共融的表現，科大亦在網上為同樂運動會招募義工。[11]

（資料截至2023年3月4日）

跨性別議題以往一直被認為是性小眾社會運動繼同性婚姻後下一個要進入的里程，蘇格蘭自去年開始，大力推展性別承認法，到2022年12月終於在蘇格蘭當地議會通過立法，但英國政府近日卻表示，考慮擋下這法案，理由是法案會令英國本土法例產生矛盾，說到底英國本地就有很多人不認同法案，認為內容備受爭議。近日更因為有男跨女強姦犯最後入了女子監獄，被社會各界質疑，這類法例是否可行和合理。

蘇格蘭政府通過的性別承認法，將更改性別的方法大為放寬。以往一個人如果想改變性別，必須年滿18歲，有醫生證明患有性別焦躁症，雖不用接受手術，但要經過兩年性別改變後的實際生活體驗，才能更改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法例通過後，合法更改性別年齡由18歲降低至16歲，取消必須提供性別焦躁症醫學診斷證明，仍舊不用接受手術，而生活體驗時間就縮短到三至六個月，就直接可以申請變性。。

贊成立法的人自然認為這是保障跨性別人士的人權和尊嚴，不過反對立法的人就有很多擔心，當中包括男跨女人士進入女廁和更衣室，或者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的比賽會產生不公平等等。有電視台在當地曾做調查，發現雖然大部份被訪者認為跨性別人士的情況非常值得同情，但進入具體政策，例如降低合法變性年齡，其實有51%被訪者也反對有關政策，只有31%被訪者支持。[1]

雖然新法例未實施，但近日一則法庭新聞，令更多人關注有關法例對社會的具體影響。近日一名疑犯涉嫌強姦兩名年輕女子，在上庭時他聲稱自己由男性變為女性，更索性改名，由Adam Graham變成Isla Bryson，他的打扮也變得女性化。被判罪成後，法庭在判監時表示「他」應該進入男子監獄，但因為當地監獄原來已經有守則，接受犯人以自己承認的性別去相關的監獄，最後他居然去了當地的女子監獄。

事件曝光後，連原本提出法案的蘇格蘭首席大臣Nicola Sturgeon也認為這為強姦犯應該入男子監獄。[2] 她認為任何性罪犯也不應以「變性」為理由去進入女子監獄。根據蘇格蘭的監獄服務署，當地原來每個跨性別的案件均會獨立處理，現時男跨女的罪犯中，有六人在男子監獄，五人在女子監獄。[3] 他們也向傳媒透露，如果男跨女的罪犯，沒有明顯暴力傾向的，理論上可以在女子監獄服刑，不過經此一役後，當地司法部門也承認要為此進行緊急的檢討，而Isla Bryson現階段暫時在男性監獄服刑。[4]

雖然事情暫告一段落，但不少人發現，即使性別承認條例今日仍然未完成立法程序，原來在不少政府機構，已經對跨性別人士的處理，採取十分寬鬆的態度，有報章的報道就提到，曾侵犯女性的男跨女人士，本質上就不應在女子監獄服刑。[5]  當然，有關的言論可能被指為「恐跨」，不過我們可以想像，以往恐同，說到底或許只是覺得同性戀人士的某些行為不符合社會一些人的道德規範，但今日在我們眼前的是強姦犯，如果說沒有恐懼和擔憂，又是否合理？同樣是恐，但恐懼是不是等同非理性？當中的程度是否有差別？這自可討論。

除了法庭案件之外，不少法律界人士也指出，性別承認法一旦在蘇格蘭通過，那麼英國本土在沒有相關的法例下，是否也要一併承認蘇格蘭已承認的性別，還是只承認有關人士原本的生理性別？有法律界士指這可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再加上當地的平等法（Equality Act）其實未有清楚指明性（sex）是否只包括生理性別，還是包括性別承認下的法律性別（legal sex）。如果接受了蘇格蘭的法例，整個法律系統就性別的定義可能要重新修訂，否則很多地方會變得模糊，容易引發很多司法覆核的案件。[6]

最後，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也留意到，不少當地評論員認為蘇格蘭政府似乎利用性別議題作為爭取獨立和更多主權的政治籌碼，而英國政府決定用法令擋下這法例，也是非常罕見的舉動，可見當中的動機並不單純。故此，在討論議題的同時，不能排除一切也可能只是政治在作怪。

第四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2021年10月29至30日假恩福中心舉行，除了現場出席聚會，亦可透過網上形式參與，今年共有超過450位朋友參與峰會。

身體神學與男女兩性

在主題演講「身體神學——重塑性別的尊貴」中，講員墨爾本若望保祿二世婚姻與家庭學院哲學博士何文康博士用了短短40分鐘簡述身體神學的淵源，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他的牧養經驗，與青年及婚姻牧養工作所整合出來的神學反省，他認為教會面對性革命思潮、文化挑戰及國家的唯物無神主義，要有效牧養，需要與青年同行建立友誼，進行有血有肉的生命交流。

聖父、聖子、聖靈三為一體的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人，吹了一口靈氣，使他成為有靈的活人，人既有身體亦有靈魂，神的靈使人可以分享神的理性及意志，具有思考及分辨的能力及選擇的自由。人有神的形象，指向人有位格（person），有理性和意志去做決定，與其他受造物不同，不能被物件化。人性來自神，有身體的位格（body-person），身體與位格分不開，人的身體以男性或女性的身體表達出性別特徵，這反映了身體的性別意義。人的位格來自神，人有理性可以認識、分辨和選擇，與其他動物只按本能來行事不同。

人的受造是因著神的愛，這個創造是美善的，但人在一切其他動物中找不到能相稱的配合者而產生孤獨，因此，神為他造了另一有位格、完整獨立的人。人在見到神所造的女人時說，她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三一神透過「身體 — 性別 — 男女共融」展現人有三一神位際共融的內在生命特質，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交付，聖父將自己完全交付予子，子知道自己的一切來自父，完全順服父的計劃。婚姻中的男和女之愛就是在人性經驗中完全交付自己，互相補充的範例。此外，神既是三位一體，衪的形象也是三一的，亦刻銘在每人身上；故此人亦被召走出自己，與人及神建立愛的共融關係，在接受神／他人及交付自己中成全其人性。父愛子，子愛父，聖靈自衪倆的相愛中發出；作為神的形象，在婚姻中的男女相親相愛，亦能產生後代，參與神的創造！

以同理心回應跨性別

另一位講員伯特利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李少秋博士認為，跨性別是扭曲神創造男女兩性的本意，人的生理性別透過性染色體XX（女）及XY（男）表現出來，外貌改變或增加減少身體的器官並不會改變一個人的性別，性別轉變或跨性別的出現是受心理及家庭動力（family dynamics）影響的結果，在科學上並不成立，不論是男跨女，抑或女跨男，都不是真實的性別轉變，就如一個人渴望自己是有錢人，因不能成為有錢人而產生苦澀，我們可以體諒他，但不能因此而認同他。面對跨性別人士，基督徒需要更多同理心，願意與他們同行，才能幫助他們重拾原生性別的尊貴。李博士認為身體是支持一個人的整體而非攪擾，身體在聖約婚盟的兩性關係中展現，而人之為人，除了身體還有自由及關連（relatedness）。他駁斥笛卡兒對人性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ichotomy）的理解，亦不同意西蒙波娃的「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李博士又指，如因自由，便強調人不要預設，就連性的身份、生理性別也不作預設，只著重人有互為的關係，這種講法便忽略了人必然受身體限制的事實，也忽略了這種限制對互為關係的影響。他指有神學家提出，人的存在藉情誼交往展現，可以與神關連亦與人結連，透過結連，人性得以展現。就好比一盞燈獨自發光，這光很有限，但如果很多光聚在一起，光變得很明亮，能照亮黑暗。

李博士總結人是按神的形象受造，更是從神親自吹一口氣而生，三一神同榮同尊，人被造是先男後女並不代表尊男卑女，兩性乃是平等的，人貴乎人在於互為交往的關係。

為教會紀律平反

教會若有肢體在性誘惑上跌倒，往往是一件不容易處理的事。教會很多時因著要在教會中做紀律處分，而被人批評不體諒軟弱的肢體，或者在過程中傷害了肢體的感受。在峰會的牧養座談會「性．誘惑．同行——重塑身體的尊貴」中，阿棍姊妹分享自己在教會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被愛包圍，當時牧養她的葉文偉傳道坦言，執行教會紀律時需要有更多牧養上的體諒、接納和支持。而曾在同性戀經歷掙扎的姜雁慈姊妹也表示，得到身邊弟兄姊妹的接納，是很大的支持。

80後姊妹阿棍分享，說15歲時已開始接觸男男同性戀（Boys’ Love，簡稱BL）漫畫，到讀大學時她不能自拔，除了家中有數十本漫畫外，更自己創作了三本同人作品。她說：「教會聚會完結或放學後，就心急回家看BL，沒有興趣與朋友出街，腦內充斥著BL畫面，不在自己控制之內。」同時她在教會生活，及後受浸，又在初中團契承擔一些事奉。那時她經歷到掙扎，覺得自己閱讀BL的狀態不好，最後向牧者坦白。當時牧養她的葉傳道當晚透過視像方式越洋分享，他指當時其實聽了大半天也不知道BL是甚麼，但欣賞姊妹願意認罪，遂依教會程序，為她準備祈禱小組，邀請她暫時停止事奉和領聖餐。

不少離開教會的朋友也說，曾遭教會紀律傷了他們的心，但阿棍卻表示，教會不只有紀律，還有很多愛，她在接受紀律處分的過程中有姊妹的陪伴，甚至連去燒自己的BL漫畫也有人陪伴在旁，令她覺得過程不是一種懲罰，而是一種很大的接納，她說：「紀律處分讓我有空間處理我的罪，那半年對我的信仰扎根很重要。」及後她在服侍性小眾群體的機構新造的人協會，做文字事工，造就了更多生命。

自小有同性戀傾向，一面參與教會事奉，一面維持同性戀關係的姜雁慈表示，與同性有親密關係時可能會感到很開心，但及後內心的空虛和不滿足令她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好，但她內心有很多框框，以為教會不可能接納自己。當時身為執事的她，選擇了向執事會坦白，她指教會的執事是終身制的，她沒有想過執事會非但沒有責備她，反而是接納她，並為教會在她艱難的日子裡未有與她同行而道歉，這令姜雁慈特別感動，同時為自己多年沒有坦白而道歉。

葉傳道承認，在不同的性議題中，傳道人不可能甚麼都接觸過，更有可能的是教會面對很多新的情況，是第一次處理眼前的情況，所以今日的教會面對肢體不同的關於性方面的狀況，可能要學習更多，但他認為團契作為支援的群體，大家互相支持，陪伴，同行仍然是最重要的資源。

讓孩子喜歡自己的性別

在峰會的成長講座「教育孩子——重塑男女的尊貴」中，講員救恩學校助理校長姚黎丹雯女士分享到，盼望父母能讓孩子喜歡自己與生俱來的性別，覺得自己是尊貴的，在成長路上更加幸福和愉快。

姚女士邀請參加者做熱身活動，請參加者用紙寫下喜歡做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及其原因，又邀請大家想想，喜歡生男孩子還是生女孩子。姚女士認為無論生男孩子或是女孩子都甚美好，包括性情、體質、興趣和社會角色等，兩者各有其獨特之處。她認為父母普遍對兒子和女兒的要求不同，例如男孩子要堅強、不輕易流淚，女孩子要細心、儀態萬千等，這類想法或會限制子女的成長。假若子女無法做到這些要求，或會對自己是否能成為男孩子或女孩子產生自我懷疑。

姚女士指出因現代社會提倡個人主義及高舉自由，或會令某些人覺得自己能決定本身的性別，以心理性別認同代替生理性別，容易造成性別混亂。因此她認為父母應從小引導子女喜歡自己的性別：做一個快樂的男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男人；做一個快樂的女孩子，將來成為快樂的女人。她分享了以下八個教養重點：

一：切忌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讓子女感受到自己是被無條件接納和欣賞自己的性別。

二：肯定子女性別及注意其心性發展，多稱讚和肯定子女出生被賦予的性別。

三：父母兩性角色彼此相愛和尊重，讓子女明白兩性都是美好的、平等的、有強弱的，彼此輔助成長。

四：要接納子女的獨特性別氣質和性情，每人的性別氣質比例各有不同，但並不會影響到其生理性別。

五：不要讓子女擔當／代替配偶的角色，讓父母都親近子女，也要維持良好的夫婦關係。

六：幫助孩子建立同性友誼。

七：父母要同心協力教養子女。

八：努力建立父子情、母女情。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1」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阡陌社區浸信會、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基金。

男女兩性在體格和體能上存在明顯的差異，為維持比賽公平，世界上絕大多數體育運動都將男女分開進行競賽。隨著跨性別社會運動的發展，跨性別人士不再隱藏於社會當中，允許他們依照性別認同來參賽，亦成為了一個充滿爭議性的議題。

國際奧委會屬下的醫療委員會於2003年開始討論有關跨性別運動員的參賽指引，[1] 要求跨性別運動員必須接受性別重置手術、須接受足夠時間的荷爾蒙治療，以及在接受性腺切除術後不少於兩年，才可依照性別認同來參賽。有關指引及建議亦應用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中。

2015年跨性別運動員的參賽指引

之後的十多年來，不少國家相繼更改其性別承認法例，不再視性別重置手術為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2015年，國際奧委會更改跨性別運動員的參賽指引，刪除必須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要求，只考慮跨性別運動員體內的睪酮（testosterone）水平；[2] 跨性別女運動員（即生理性別是男，性別認同是女）的睪酮水平在比賽前最少12個月及比賽期間須低於10 nmol/L；而跨性別男運動員（即生理性別是女，性別認同是男）則沒有任何限制。

睪酮是男性主要的性荷爾蒙，大部份由睪丸製造，能促使身體肌肉的生長，睪酮水平愈高，肌肉的力量愈強，在運動比賽中會佔有較大的優勢。但其實女性的卵巢和腎上腺也會分泌睪酮，但水平比男性明顯低得多。一般成年男性的睪酮水平為265-923 ng/dL，[3] 如果將這數字對照成國際奧委會使用的單位，即是約9.2-32 nmol/L；[4] 而一般成年女性的睪酮水平則為15-70 ng/dL，即是約0.5-2.4 nmol/L。

如果跨性別女運動員並沒有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其睪丸會繼續分泌睪酮，那麼他體內的睪酮水平很大機會高於國際奧委會的要求，所以跨性別女運動員會服用抑制睪酮的藥物，讓睪酮水平低於國際奧委會10 nmol/L的要求，但此水平其實已經比一般女性運動員高出最少四倍以上。

其實除了睪酮水平之外，青春期發育後才服用抑制睪酮藥物的跨性別女性，對比其他女性在體格和肌肉密度方面，也會持顯著優勢，不公平的競爭必然存在。

在2020年《英國運動醫學雜誌》刊登了一篇由Timothy A Roberts醫生和另外兩位專家一同撰寫的論文，[5] 他們嘗試了解服用荷爾蒙藥物的時間長短對美國空軍中的跨性別男女體能的影響，並與其他士兵的體能作比較。他們發現跨性別女兵在開始接受抑制睪酮藥物療程前，運動能力比生理女性優勝得多，能在一分鐘內多作31%的掌上壓及15%的仰臥起坐，而跑1.5英里（約2,400米）的時間，跨性別女兵也比一般女兵快21%。在服用抑制睪酮藥物兩年後，跨性別女兵在掌上壓和仰臥起坐的優勢已不存在，但在跑步項目上仍然比一般女兵跑快12%。研究人員建議，跨性別女運動員需接受抑制睪酮藥物12個月以上，以避免跨性別女運動員在運動競技比賽中佔優，以致造成不公平。

奧委會在2021年棄用舊制

以特定的睪酮水平作為讓跨性別女運動員參加女子比賽項目的指標，已引起了一些討論，令人意外的是，在2021年11月，奧委會推出新的框架，不再以特定的睪酮水平作為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賽事的標準，[6] 因為奧委會認為沒有醫學方面的需要，[7] 新的框架又提到「任何運動員不應基於其性別差異、外貌和／或跨性別身份，而被指在競賽項目中佔有優勢並遭排除在競賽以外，而聲稱他們佔優的理據都是未經證實、證據不足下的指控或純屬個人觀感。」[8] 雖然該框架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已引起了迴響。一班來自醫學界別的專家，在英國一本醫學期刊中發表聲明，指奧委會新的框架認為在讓跨性別女運動員參加女子項目賽事時，沒有需要降低跨性別女運動員的睪酮水平，此說法漠視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及運動表現這幾個範疇的科學，而只單單專注於包容這項原則。這些專家又指出，新的框架提出不能假設跨性別女性運動員在女子項目中佔優，此說法明顯與2015年奧委會自己的指引、科學證據有差距，促請奧委會三思。[9]

另一邊廂，世界田徑聯會則在2023年3月宣佈，曾經歷男性發育期的跨性別運動員，不可參加女子世界排名賽事。該會主席稱，有關決定是基於保障女性的首要需求，又指會成立一個工作組，研究跨性別包容問題，[10] 可見在體育界內有關議題仍然充滿爭議，不同的團體仍沒有一致的看法。

女性運動員的聲音不被聽見

不公平的競賽會奪去女性運動員透過刻苦練習才爭取到的榮譽、獎牌和獎金，也威脅到女運動員的職業生涯。新西蘭跨性別舉重選手Laurel Hubbard成為奧運史上第一位參賽的跨性別選手，他在2021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中亮相。Hubbard以男性身份參加舉重比賽多年，直到在2012年，他轉變了性別成為跨性別女性，其後他參加了一些女子舉重項目，並獲得多個舉重獎項，更取得東京奧運會的參賽資格。有女性運動員對此感到不公並抱怨，但她們卻被告知要「安靜」。[11]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學界的體育賽事中。美國康涅狄格州自2017年開始有兩位跨性別女生參加學界的跑步比賽，共奪得了15場賽事的金牌及贏得85場參加更高級別賽事的機會。Chelsea Mitchell原本是州內跑得最快的高中女生，但在2019年的賽事中卻屈居第三。她認為這些獎牌和機會本應是屬於女生的，但康州校際運動會（Connecticut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Conference）卻逼她們與生理上為男性的跨性別女生同場比賽，這影響到年青運動員爭取獎學金及進入一流大學的機會，扼殺了她們成為精英運動員的夢想。Chelsea Mitchell聯同另外三名女生入禀法院，就當局允許跨性別運動員根據其性別認同來參加高中體育比賽，提出訴訟，訴訟曾被聯邦地區法院駁回。[12] 2023年2月，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決定就案件再次開庭，聆聽四位提訴人的申訴。[13] 不論結果如何，Chelsea Mitchell以至其他女性運動員，想要的只是一場公平的競賽，但在今天政治正確的大環境下，她們的願望並不容易實現。有勇氣對不公平制度說不的人，更有可能被指為「歧視」和「仇恨」跨性別運動員。

我們相信在美國總統拜登執政下，美國甚至全球的跨性別社會運動發展將更為熾熱，這場運動背後，受害的可是一批默默耕耘但有口難言的女生。恐怕這些跨性別運動員除跨越了性別之外，也跨越了公平！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近百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主要由兩個政黨輪流把持，分別是擁護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和擁護自由主義的民主黨，因此兩黨在不少政策上都持完全相反的立場。當民主黨的拜登在本年1月當上美國總統後，隨即簽署有關反歧視行政命令，容許跨性別學生可按個人主觀的性別認同使用廁所與更衣室、以及參與學校體育賽事，[1] 又大力推動《平等法案》的立法程序，法案現時尚在參議院審議，但已對美國社會帶來一定的影響。

美國現有的《民權法》禁止基於性別的歧視行為，《平等法案》如獲通過，則將修訂《民權法》，明確地將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納入受《民權法》保障的範圍，禁止在公共住宿及設施、教育、聯邦資助、就業、住房、信貸及陪審團制度等領域上，作出基於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歧視行為。[2]

拜登視通過《平等法案》的立法為他上任100日內首要達成的目標之一，在他上任後一個多月，法案已送交由民主黨佔了較多議席的眾議院，在今年2月25日，在全體民主黨眾議員支持及三名共和黨眾議員倒戈的情況下，法案在224票贊成、206票反對的情況下獲通過，並已送交參議院審議。[3]

美國參議院100個議席中，民主黨和共和黨各佔50席，由於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可以參議院議長身份投下關鍵一票，她也是民主黨成員，按理《平等法案》應該可以輕鬆的獲通過，但共和黨參議員可以冗長辯論（filibuster）的方法，即所謂「拉布」策略來拖垮法案，如果民主黨要「剪布」，即通過終止辯論動議，則需要60票，好讓法案直接進入投票階段，[4] 所以拜登政府現階段需要爭取部份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才能確保法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由於今年只是拜登政府執政的第一年，就算法案未能在今年獲參議院通過，只要民主黨繼續執政的話，法案在日後也有很大機會獲通過。

《平等法案》當中最大爭議的是將「性別認同」納入免遭歧視、受保障範圍。性別認同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性別的個人感覺，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如果按今天性別政治的說法，一個人的性別是以他／她的主觀性別認同作為依據，而非客觀生理性別，所以會出現有子宮的「男人」（即一個生理性別是女性的人，其性別認同是男性）和有陰莖的「女人」（一個生理性別是男性的人，其性別認同是女性）。

《平等法案》會帶來的後果是，賦權予生理性別為男性的跨性別「女性」可以進入女性的專屬空間，如洗手間、更衣室、收容所、監獄等。這將對女性的私隱權及人身安全構成極大威脅，除了是因為有關法例極容易被性罪犯利用之外，這亦意味著女性在專屬她們空間裡，有可能會見到男性性器官，這其實已令不少女士感到受威嚇。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每一個州有自己獨立的法律，但《平等法案》是全國性的法案，假若法案獲得通過，有關法例將在全美所有州份實施。移居美國多年的阿Ming姊妹，在本社主辦的「《平等法案》來襲，基督徒，你Ready未？」網上講座中分享到，她在當地所觀察到的現象及對法案的看法。她表示法案涉及的範圍甚廣，各行各業的人只要使用不符合法案理念的用詞，例如以女士稱呼女跨男的跨性別者，就有可能失去工作或遭罰款。違反法案的學校可能失去免稅地位或認證資格，這意味著父母不能因子女就讀有關大學而向政府申請退稅，或者該大學的學生不能申請學生貸款，而該大學畢業生的學歷亦可能不獲其他研究院承認。教會也同樣可能因違反法案而失去免稅資格，無法簽發免稅收據予捐款者。她亦表示女性運動員也有機會與生理為男性的跨性別「女性」同場競賽，這不只扼殺女性運動員的努力，同時也奪去她們當得的獎牌、榮譽或獎學金等。

雖然《平等法案》尚未通過，但她觀察到美國當地不少商舖已率先設立性別中立廁所，以供不同性別人士共用衛生設施，又容許顧客按自己的性別認同去選擇進入男性或女性洗手間。她亦表示跨性別文化已進入校園，美國不少大中小學以至幼稚園都已設立性別中立廁所，她女兒就讀的大學在今年3月已將男女廁合併為性別中立廁所。在教學上，學校亦提倡多元性別的意識形態，告訴學生可以自行選擇當男孩或女孩，或者同時擁有兩個性別也可。

阿Ming估計法案一旦通過，保守團體將進一步遭受打壓，教堂不能拒絕讓性小眾人士在教堂舉行婚禮；領養服務機構必須配對孤兒給性小眾人士；教會機構被迫聘用違反機構理念的員工；小商戶不能按著他們的宗教及良心自由婉拒違背他們價值觀的生意……而事實上已有不少公司寧願選擇結業離場，以免日後觸犯法例。雖然此事發生在美國，她提醒我們跨性別運動其實已席捲全球，身處香港的我們也要有危機意識，為將來可能出現的立法爭議作好準備。

《平等法案》來襲，基督徒，你Ready未？

明光社於今年4月8日，舉辦了一個網上講座，除了上文提及的阿Ming姊妹在講座中擔任分享嘉賓外，還有另一位分享嘉賓——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介紹《平等法案》的內容及它對美國社會帶來的影響，誠邀大家掃描下面的QR Code，重溫這次講座。

我們兩個女兒非常喜愛光顧一間名叫Target的超市百貨，因為它分店多，裝潢華麗，貨品齊全，無論是蔬果肉類、乾糧零食、家具電器、影音文儀、衣服鞋襪等等應有盡有。貨品的質素也相當不錯，價錢也算合理。不但如此，Target地方寬敞、貨架整齊、停車場車位充足、職員有禮、顧客素質高、洗手間和試身室都乾淨安全；而且各類日用品若購買後覺得不合心意或改變了主意的話，還可以無條件退回。某程度上，這是一間規模較「中產」的超市百貨，它受廣大市民喜愛，顧客更會成為其會員，享受折扣優惠。

可是， 在2016年，這間適合一家大細購物的Target超市百貨宣佈了一項新措施：他們把全線店舖的洗手間和試身室由現時的男女分開使用的模式，改為按使用者自己認同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去選擇使用男或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換句話說，使用者不是按其與生俱來的性別去選擇使用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故此，有團體發起抵制（非牟利機構2ndVote）和簽名行動（維護家庭價值團體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當時臨近聖誕節，發起團體建議我們去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 (AnywhereButTARGET  campaign)。

我們便和家人討論這項新措施及各人的看法。一方面我們均對Target的新措施感到非常失望；另一方面亦擔心新措施特別是對女性、兒童和少年人會構成危險。

Target的洗手間和試身室是打通頂部或底部（即格格相通） 的。換句話說，貪玩的人可以由第一格攀爬到最尾一格。試想想，當我們的女兒在使用試身室或洗手間時，隔壁就可能有一個自稱是女人的男人同時在用洗手間；這不但尷尬而且會否造成很多試探？假若有性犯罪意圖的男人藉稱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女人」而犯案，相反，有性犯罪意圖的女人藉稱自己性別身份是「男人」而犯案，這新措施豈不是引狼入室？引發更多不必要的性罪案？

Target提出新措施是否基於性別平權考慮？在推出新措施時，它有否考慮如何平衡社會大眾整體的利益、憂慮和核心價值？既然現已有男及女的洗手間和試身室設施，為何仍要打破這個約定俗成的使用規則？難道新措施就等同做到性別平權？為了性別平權而犧牲大眾重視安全的核心價值就是政治正確嗎？再者，社會大眾是否接受「自己認同的性別」等同與生俱來的性別？

其實，一向也有一些百貨公司是男女共用洗手間和試身室的，但它們的設計都是獨立密封的間格，而且內置了洗手盆及嬰兒枱板；這樣可以確保顧客的安全。既然可以簡單把格格通改裝一下變成獨立格式，就可以對兩性作出保護和做到平權，為何硬要保持原有格式去突顯平權有理？

事實上，我們對Target新措施的擔心是必須的，因為無論以往或現在我們仍不時聽到有偷窺狂的或已變性為女人的男人在Target女試身室作出偷窺、偷拍和安裝攝錄機等等侵犯女性的惡行。

可是，要身體力行罷買是非常掙扎的事，尤其是我們本身是喜歡光顧Target的；明明想去那裡購物但不能去。誠然，要堅持理念；實在要犧牲要付出的。另一方面，我們擔心那些參與抵制新措施的人會否因此被標籤為保守？只想維持現有使用設施和保護家人的人，會否因為怕被標籤、怕輿論而放棄堅持理念呢？事實上，當時也有人發起支持Target新措施，並標籤發起反對新措施的團體為基督徒保守派；這也是堅持理念者要承受的壓力。

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在2017年，我們收到發起抵制行動團體2ndVote的一個成果小結：Target在2016年聖誕的營業額下跌3%，總盈利下跌43%。該團體繼續發起新一輪聖誕購物抵制行動，鼓勵市民到任何地方購買聖誕禮物，除了在Target。而另一個發起簽名運動的團體美國家庭協會，成功收集了150萬個反對新措施的簽名；並且，Target 的股票在該團體發表報告期間跌了13%。

一向以為美國人是非常開放前衛的，想不到原來還有這麼多市民大眾是以保護家人安全為重，不怕被標籤為保守，不計較犧牲，改變自己的消費模式，用腳守護核心價值。據知直到現在，Target仍然沒有改變其新措施；我們也仍然沒有改變對它的抵制行動。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上任以來，支持率每況愈下，除了因為僭建，還有因為她沒有申報丈夫潘樂陶購入的兩個豪宅，及沒有申報她以配偶身份，與丈夫共同持有安樂工程8.89億股或63.48%股份，市值超過10億港元。[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僅就上市證券的披露而言，任何人士的配偶如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擁有權益，該名人士亦被當作持有該權益。作為司長，應該最熟悉香港法例，對已婚配偶關係、同居關係及其他關係所涉及的權利及責任，不應不清不楚，也許，她要研究一下平等機會委員會於今年6月發表的《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報告，[2] 該報告就21個範疇中香港法律對六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情況作出研究，這些關係包括異性或同婚姻關係、異性或同性法定伴侶關係（編者按：類似外國的民事結合和事實婚姻），及異性或同性同居關係。有關報告的內容，請參附表。

綜觀附表內容，現時香港法律仍以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為主，很多法例和政策，例如申請公共租住房屋、領養、刑事事宜及囚犯等不同範疇，都是以現行的婚姻制度，即異性婚姻關係作為基礎，顯示異性婚姻關係中兩個人關係的獨特性。假如讓其他五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與異性婚姻關係看齊，得到同樣的承認和權利，將無可避免對香港現行婚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帶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異性婚姻在社會的獨特地位亦會被削弱。

可是，申請公屋只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的做法未來將受到挑戰，高等法院於今年9月26日，會就一宗同性婚姻關係人士以一般家庭的身份申請公屋的司法覆核案進行聆訊。案件的判決除了影響個別人士外，亦會影響香港的婚姻制度和對家庭的定義，大家必須密切關注有關判決，期望結果不會進一步削弱現行婚姻制度。

圖片來源：https://spotlights.news/page/128

同志是一種政治身份。為身份加上「弱勢」標籤，在左翼世界就能取得道德高地，在主流媒體裡有話語權，牽動一般人的正義感和同理心。身份的政治，會在人與人生活的細微層面裡運作，一句問候、一種坐姿、性別身份等都會受到這種政治的主宰和制約。[1] 本文嘗試以基進女權作為切入點，觀察身份政治的操作。

同志，LGBTQIA+，不單包括同性戀（Lesbian、Gay、Bisexual），也有關乎性別認同的（Transsexual／Transgender），自主、流動、顛覆的性別理論（Queer），因著性別發育障礙定義為同時有兩種性別的（更準確地說，是兩種性別的身體都不完整）（Intersex），以及支持同志政治的異性戀者（Ally）、無性戀者（Asexual）等等。

「+」是指更多其他關乎性（sexuality）的標籤，很多時隨政治需要而彈性替換。當同志要表達更包容時，「+」就被演繹為包括性虐待的癖好（BDSM）──被正名為「愉虐」的生活品味。某些固有的同志（LGBT）未必接受這些「+」，亦不希望一般人將同性戀、變性者污名為性癖。[2]

這樣，我們不妨將同志理解為一個集合名詞。每個身份，都有自己的群體特性和想法，之間有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他們的共通點是都常以「小眾」、「不認同＝打壓」的標籤，操作話語權。

男／女

基進女權主義（radical lesbian／radical feminist）認為，男性階級在歷史一度坐擁權力，為了保持一己私利，維護壓制和束縛女性的文化制度。女性需要政治覺醒，擺脫男性階級，反抗打壓；男性同樣需要覺醒，覺察自身的打壓，萎縮男性的特性是種悔過。女性取得改革社會的權力和主導，實現女人不需、不為男人而存活的理想。這種女性政治身份稱為Lesbian。以上說的都是生理女性。

身份政治的操作包括了宣稱身份、尋找敵對的身份、加以控訴、從敵對身份中取得權力。

媒體流出一條俄國短片。一名自稱是女權主義女子（宣稱身份），向地鐵上劈腿而坐的男性（敵對身份）的下體潑灑腐蝕液體。她就著侵害別人身體作出辯解（取得權力），要代表社會懲罰男性群體一貫的性別侵略──男性劈腿坐姿（manspreading）──阻止男性以坐姿象徵擴充男性權力的空間（加以控訴）。

最後，事件被揭發是真做戲、假新聞。[3] 然而，身份政治的真實性表露無遺。影片之所以流通且備受討論，反證這類身份政治的操作是廣為流通，亦得到承認。

男人本身就是惡

這種「打壓」並不在乎作為男人的他「做過」甚麼事，只在乎他的身份「是」男人。網民熱議：「試想像潑人的是男性，豈不是性侵典範？國際傳媒必定群起而攻之」、「有些男子身邊沒有人，沒有任何人的空間受到他的侵佔」、又貼上「女性也會劈腿而坐」的貼圖。在基進女性主義者眼中，只要「是」男人，本質上就有原罪，不論做了或未做甚麼都應找到批鬥的正當理由。

順／跨

同志群體內部劍拔弩張時，也動用身份政治的操作，常見於近年跨性別主義（transgenderism）。只要確認「心理女」都屬於「女性」的政治身份，就算有男性的身體結構，也成了被打壓的弱勢。被誰打壓？跨性別主義者認為，生理、心理認同一致的生理女性（順性別女，cis-female）坐擁女性身份的特權，打壓生理為男的心理女（跨性別女，trans-female）。

若果基進女性主義是一種「男／女」的身份政治，上述政治可說是「順／跨」的身份政治。

倫敦2018年中的同志遊行裡，[4] 反跨聲四起，形容跨性別主義是反基進女性主義（anti-lesbian），即男性以「跨」權奪取生理女的標籤──話語權，形成與「順」女性敵對的狀況。

在跨性別主義者眼中，順性別主義本來是一種霸權──順性別女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異化和排拒了心理女性。排跨女性主義（trans-exclusive-radical-feminist, TERF），恐跨症（transphobia）等污名標籤排山倒海而來，跨性別者在論述裡，取得小眾和受到打壓等標籤。敵人是「順女階級」。倫敦的同志團體出公開信譴責基進女權者，控訴她們排跨，不寬容、心態歧視。[5]　

對於基進女權來說，跨性別主義可說是父權的變種，以男性權力消除女性的定義和存有──當男人都是女人時，無疑消滅女性的存在意義。Female Erasure: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Gender Politics' War on Women, the Female Sex and Human Rights一書描述了有關狀況，適合想進深了解有關議題的朋友閱讀。

短結

不論是「男／女」還是「順／跨」的身份政治的操作，都扎根於當代的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它將「資本階級／勞動階級」的馬克思理論模型，應用於性別範疇上，透過基進女權對抗男人和跨性女這兩個同志內部張力的事例，可讓我們初步理解身份政治的操作。

浸大普通話畢業要求風波弄得滿城風雨。本社員工有不少為浸大出身，對此事意見紛紜。對於本文普通話畢業要求的存廢、學生態度和校方處理等問題，坊間已有豐富討論，故本文希望討論另一極為重要，但無人問津的問題：語言與歧視政策問題。

普通話畢業要求是歧視，但沒有法例處理

在本次風波中，浸大同學提出普通話畢業要求為歧視本地人。因為相關要求只適用於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但對其他學生、如內地生則不適用。校方亦沒有要求其他學生要符合另一些語言要求，如粵語要求，方可畢業。為此，有知名的時事評論家建議浸大生向平機會投訴，亦有立法會議員就此事去信平機會。

浸大同學的立論，浸大的普通話畢業要求基本上符合條例有關「歧視」的定義。然而，就此事向平機會投訴，我們認為難有效果。

平機會為法定機關，其職權範圍只限於執行和推廣現有的四條《歧視條例》，包括《種族歧視條例》（下稱《種歧》），並無其他權力。唯現行《種歧》的第8條已列明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和新移民（下文再述），20條（2）和26條（2）則有職業訓練及教育機構不用為任何種族群體調整授課語言的全面豁免；故理論上平機會無法處理相關投訴。當然，近年平機會經常做超出職權範圍的事，例如向政府建議立更多歧視法、保障事實婚姻、又主動去信抨擊一些不符他們「平等」標準的機構等。然而，這只會發生於符合平機會總路線的事件。但從我們的觀察，「保護粵語」不符平機會的總路線。

教學語言與《歧視法》

我們的觀察從何而來？2014年7月，平機會發表《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年》，當中的諮詢問題37涉及上述有關授課語言的豁免。[1] 平機會明言「應廢除《種族歧視條例》在教育和職業訓練的授課語言方面的例外情況」。

《種歧》豁免授課語言的原意是為了省卻學校和機構的麻煩，給予他們自主空間，也為了法例實際可行。因為一間全粵語授課的學校，若當中有不以粵語為母語的學生，那該學校很可能已觸犯《種歧》中間接歧視的條款。事實上，諮詢文件亦舉出以下例子：

例子 33：《種族歧視條例》關於授課語言的例外情況，平機會曾收到一名尼泊爾裔水喉匠的投訴，他希望到一間職業訓練學院進修，因為如果不完成課程他便不能取得香港的水喉匠資格。他要求以英文上課，但學院初時拒絕。由於職業訓練授課語言的歧視屬例外情況，因此無法提出間接種族歧視申索。（P.86）

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倡議般修改，該機構會面臨何種情況呢？第一，平機會會控告該機構歧視少數族裔。若其後對簿公堂，該機構須證明以中文授課是a.有理可據（justifiable），b.有合法目的（legitimate objective），以及c.與該目的有合理（rational）和相稱（proportionate）關連。若法庭最終不接受該機構的辯解，判機構敗訴，則該機構可能要將授課語言改為英語，或作其他措施，確保不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可以參與課程。

不難想像若《種歧》真如平機會建議般修改，教學機構會承受何等巨大的壓力。因而，《種歧》在草創階段就對授課語言有豁免。唯平機會以少數族裔學中文困難為由，提出廢除授課語言豁免，令人失望。我們期望少數族裔可以融入本地社群，自身亦有參與相關的義務工作，可是欲以《歧視法》達致目的完全是不切實際，只會增加族群怨懟。

粵語與《歧視法》

然而，平機會當年改造社會的藍圖還不止於此。我們必須將上述有關教學語言的建議和其他段落合併來看。筆者曾提過《種歧》保障範圍不包括本地人及新移民。由此，平機會在2014年文件中建議「禁止對與香港居民身份，和與移民身份相關的歧視。」（P.41）簡言之，將本地人和新移民身份都計入「種族」中。

現在回到有關授課語言的討論。平機會一方面提出廢除《種歧》對授課語言的豁免，一方面提出將新移民身份納入《種歧》中。換言之，上述水喉匠的例子「尼泊爾裔」可換成「新移民」，「英文」可換成「普通話」或「簡化字」。具體來說，若有一新移民學生在上學說感到學校以粵語授課令他特別不利，則他可以要求學校轉以普通話授課，並提出間接歧視申索。

但既然平機會建議《種歧》包含本地人，本地人又可不可反過來控告普教中的學校歧視本地人呢？答案是可以，但勝算極低。第一，普教中為語常會建議，教育局推行的政策；第二，普教中沒有對本地人造成特別不利，因為在一學校或一班別內所有本地人都接受普教中，除非該校有為數不少的，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第三，全港已有七成小學設立普教中班別。綜合以上三點，法庭有相當大的機會接納普教中的合理性，不大可能裁定普教中為歧視。「歧視」在法律中的邏輯就是要找兩個群體作比較，看看某政策有沒有造成不平等。全體本地生都接受普教中，雖然有人會認為是「集體受苦」；但卻是平等地受苦，沒有「歧視」可言。

故此，單從條文看來，平機會的修例建議確實是對本地人和新移民「平等」，但只是平等的提控機會。從現實來看，卻是對本地人不利。因為本地人在人數和文化資本上的優勢，會令他們在法庭上獲判定為「處於不利」的成數大大降低；而一項政策或措施必定要令某群體「處於不利」才算是歧視。

若依平機會的建議，浸大校方有沒有違反《種歧》呢？浸大同學確是可以提控的，若法庭受理則浸大要證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a.有理可據，b.有合法目的，以及c. 與該目的有合理和相稱關連。浸大校方提過，普通話畢業要求是希望畢業生具兩文三語的語文能力；這理由能否成立，則要看法官的判斷了。

但不論如何，以上討論已展示了平機會的社會想像。就是各群體都可以告來告去，所謂「機會平機」是「提控的機會平等」──一個動輒興訟，凡事交給法庭的社會。辦學團體再無自主性可言。以浸大風波為例，普通話畢業要求本是校政，應由浸大社群自決，這才體現大學精神。但平機會的建議卻可能會將決定權交給法庭，由法庭決定該要求的存廢。有趣的是，平機會作為執行四條《歧視法》的機關，它原來亦可能有左右語言要求和政策的大權。

《歧視法》與自由主義

我們認為，平機會的倡議深深反應了羅爾斯式自由主義的思維模式及其弊病。

自由主義提倡一個價值中立的政府，藉由提升基本益品（primary goods）的總量和平等地分配基本益品，讓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追求自己美滿人生的平等機會。自由主義的其中一項根深柢固的前設，就是每人對「善」的定義都不同，沒有人能為他人決定甚麼是「善」。由此，政府不應偏袒任何一種「善」的觀念。

這種前設看來合理，但拉回現實就會發現很多不當之處。以語言為例，價值中立的政府理論上要平等地對待每一種語言，不論是粵語、英語還是普通話。正是這種思維主導下，平機會才會認為以英語或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其學習機會因語言問題而比本地人少，是不合理和應糾正的。因為在自由主義思維下，本土語言沒有特殊地位，若它成為了社會上某些人追求美滿人生的絆腳石，那就用各樣手段幫助那些人擺脫它，例如《歧視法》。

自由和平等都是只有形式但沒有內容的道德原則。為人父母對孩子可自由地選學不學粵語，可能會不高興；同理，孩子與其他同學必須平等地接受普教中，父母可能亦未必認同。自由本身孤立來看可能沒有價值，因為不受「差」的東西限制才顯出其價值；平等亦然，平等地差沒有價值，要平等地好才有。若浸大的所有學生都平等地有某種語言的畢業要求，本地學生就會滿意了嗎？恐怕亦不會。

粵語對香港社群而言有重要的價值。政府大可不必對其「中立」。因為那幾乎是香港社群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條件。粵語的價值對於香港社群而言，理應高於其他語言，但粵語優先不等於排斥其他語言，你硬要它與其他語言平等，美其名是「平等」，實際是削弱粵語。情況就如人本應對親生父母有特別關顧和義務，你要「平等」地對待親生父母和其他陌生人，反而是對親生父母不公平。

因此，我們認為平機會只要不改變它固有的思維方式，「保護粵語」都不會符合平機會的總路線，削弱粵語地位反而成為它行動的結果。浸大事件反映了本地學生對粵語的珍愛，公營機關應如何調整它自己對所謂公平和正義的理念呢？公權力不斷介入市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是一個大家必須警惕的趨勢。

政府在2017年6月發表了有關性別承認的諮詢文件，徵詢各界對法律上性別承認等多個議題的意見，諮詢期於同年的12月31日正式結束。社會各界對此意見不一，爭議相當激烈。本文將整理各界提出的觀點與論據，讓讀者可更全面地掌握是次爭議。[1]

核心問題一：變性手術的倫理問題

由於變性手術涉及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故有其倫理爭議。有部份人認為，變性手術並不道德，他們提出如有人希望自己是失明人士，並因自己視力正常而飽受精神困擾，遇此情況合理的做法是讓有關人士接受適切的治療，而不是挖走他們的雙眼。對待性別焦躁症患者的情況亦然，有人認為要求他／她們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是違反道德的，因此主張禁止變性手術，或至少停止政府對變性手術的資助。

另外，亦有一些人認為醫學上的證據顯示變性手術在極端情況下可紓緩性別焦躁症，故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應讓有關人士接受變性手術；換言之，這些人視變性手術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有些人抱有第三種想法，視變性手術與整形手術類似，人可以此作為追尋「自我」的手段，但有趣的是，他們同時會高喊「變性手術是酷刑」，原因是他們認為性別由心理認同決定，如政府只讓做了變性手術的人有新的性別身份，則是強迫接受手術者絕育。

核心問題二：應否有一凌駕性的法律承認某人的心理性別？

立不立法是一回事，法例的內容是甚麼、參考甚麼地區的法例是另一回事。在本次諮詢中，其中一項最大的爭議是應以立法還是以行政措施去處理跨性別人士的問題。

以立法處理，意味著除特別豁免外，所有公營和私營部門都要在所有層面上承認某人的後取性別。例如，紀律部隊應以女性的入職條件（如體能測試）考核男跨女跨性別者；保險公司應視女跨男人士為男性，以男性的標準考慮其投保金額和年期。此外，相關的條例也可能包含諮詢文件未提及的反歧視法。若以行政措施來處理，意味著讓各部門自行制訂指引，決定應如何看待跨性別人士的性別，情況有如現時入境處替已完成完整變性手術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幫助他／她們融入社會。

支持立法的人認為立法可以全面地保障跨性別人士和確立他／她們的身份，論據主要是認為這是人權和國際趨勢，而且，立法承認他們的身份，可以令跨性別人士更健康地生活。支持行政措施的人認為現行更改身份證性別的做法已能滿足跨性別人士大部份的生活需要，亦可讓社會各界在承認性別身份一事上有更大彈性。他們一方面憂慮立法將不可避免地賦權予政府更改歷史文件，如出世紙，從而開了極壞的先例；另一方面他們亦認為法律有凌駕性，立法以後是變相強迫別人接受一種有爭議的意識形態，違反言論和思想自由。

核心問題三：「承認」應以完整手術為前設嗎？

所謂「承認」是有程度之分：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全套變性手術的人士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是承認的一種，上文則提及部份人主張以立法達到更徹底的「承認」。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承認」甚麼人。

部份解放派認為，性別自決是人權，任何對「承認」的限制都是違反人權；而他們認為政府亦應以公權力讓個人的「性別選擇」獲公眾承認，故主張自我聲明，如平機會。換言之，讓任何想被承認的人都可獲承認。

另一些解放派則主張，性別應以心理認同界定，故承認的關鍵在於確認一個人的心理認同，因而主張設立審裁小組，以醫學證明或其他證明為依據，判定該人應否獲承認，至於該人有沒有接受變性手術，並非審裁小組判定依據。

有別於上述兩種看法，有部份人認為性別是生理事實，根本不能改變，但他們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為原則，接受變性手術的存在，讓希望接受手術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身體性徵和外觀。他們認為可以在不製造更多混亂的情況下，在某些領域上承認已接受全套變性手術者的新性別，為他／她們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但若要全面承認已接受手術者的新性別，持有關看法的人士則認為缺乏合理基礎。

另外，亦有些人認為變性手術根本是錯誤的「醫療」手段，性別是不能改變的生理事實，故反對以任何形式承認新的性別。

核心問題四：歧視法和其他法例

本次諮詢文件明言歧視法不在諮詢範圍，但有團體，如平機會，依然向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建議訂立性別身份歧視條例。

另外，部份支持立法的團體認為變性是當事人的私隱，故建議禁止披露別人曾轉變性別，甚至建議將相關行為列為刑事罪行。

明光社的工作

明光社在上述爭議中，傾向建議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為原則看待變性手術，同時，秉持對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尊重，建議以行政措施處理問題。最後，明光社亦認同性別是生理事實，在深入分析後得出惟有作為生理事實的性別才有公共意義這結論，故主張部份承認已完成完整變性手術者的性別身份。本社曾在2017年9月，聯同香港性文化學會作出聯合回應。[2] 在這段期間，明光社亦作了以下跟進研究：

因應諮詢期間有團體提出設立第三性別的建議，以及討論德國最高法院在2017年11月的裁決，有關裁決裁定該國政府必須在正式的記錄中除了提供男女兩種性別以外，還要提供第三性別的選項，本社初步研究了雙性人的生理成因，及討論在政策和公共制度方面相關議題，歡迎參閱《初探雙性狀態DSD／intersex》一書。[3]

因應同運團體指以變性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前設是違反「人權」，本社著力探討了相關說法的理據從何而來，並指出當中涉及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歡迎參閱文章〈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4]

另外，部份女權主義者認為跨性別主義已形成一股不小的氣候，大家可參閱〈身份政治操作：以基進女權為例〉一文，[5] 初步認識有關的思想和論述。

（本文原載於第118期〔2018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拒絕定立性別承認法，指出單憑主觀感覺決定性別的荒謬，同情最後仍選擇性別重置手術的性別焦躁症患者，但不能降低以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門檻。」這是明光社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所作出的建議和立場，謹供各位關注性別承認議題的弟兄姊妹參考。

性別認同是複雜的課題

由於終審法院在2023年2月裁定只切除了乳房，但沒有切除子宮和卵巢，仍然有懷孕能力，以及沒有建造陰莖或某種形式陰莖的女跨男申請人Q和謝浩霖，毋須接受整個性別重置手術，亦有權將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由女改為男，[1] 再次引起社會大眾對有關跨性別議題的關注。其實，政府早在2017年6月底已推出了《諮詢文件：第一部分　性別承認》，[2] 這是一份十分複雜的文件，裡面涉及的內容對長期關注性文化議題的機構（如明光社）來說亦不容易消化，何況不少從未思考過相關問題的弟兄姊妹和教會。但令人憂慮的是一些熱心的弟兄姊妹或機構，在面對這類社會議題時都有反應過敏的傾向，往往未經深思熟慮便作出回應，以一貫的論據和手法去反對同運和性解放人士的訴求，容易令人覺得是老生常談，只是另一次支持和反對人士的各自表述，缺乏真正的聆聽和對話。

與同性戀的議題比較，變性和跨性別是更複雜的議題，背後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以及有不同的論述，而他們的訴求和需要並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世界各地亦有很多不同的法例和措施去處理不同的需要。此外，《聖經》亦沒有經文直接去討論變性和跨性別的問題，因此，無論作為社會政策或信仰反思，對教會和弟兄姊妹來說都是新的挑戰，若將之簡化為只爭朝夕的社會運動，想以簡單的社運方式去動員及回應，其實未必適合。

早在2013年，變性人W案在終審法院有判決之前，我們已開始探索有關的課題，但一直未能找到一個所有人都滿意的立場和看法，因為一方面我們同情一些接受了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人，當他們要處理生活上事宜的時候，若政策一時要求看他們的身份證，一時要求看他們的出世紙，的確會帶來一些麻煩和不便。但另一方面，我們亦深知性別是沒有辦法真正改變的，有關手術將來縱然後悔亦無法逆轉，是不值得鼓勵的，如何在同情他們的需要，與避免市民錯誤認為有關手術是解決性別焦躁症的最合宜方法之間，找出合情合理的平衡點是我們的重要考慮。

因此，當年諮詢文件一出，我們和友好機構的同工便開始努力消化這261頁厚的文件，甚至連註釋也不放過。另一邊廂，我們亦約見了一些已做性別重置手術的朋友，希望更深入了解他／她們的心態和需要，之後董事同工與友好機構開會研習及反覆討論了多次，幾個月後才正式發表我們的詳細回應。[3] 要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議題，作為負責任的機構，自己先深入了解才發表意見是十分重要的態度，若只是不斷重複本身的立場和觀點，會令人覺得根本不願意聆聽及關心別人的需要，只是逢性（性議題）必反。

討論社會政策需要公共理據的支持

香港不是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城市，就算加上天主教徒，信徒亦只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回歸之後，英國留下的基督教影子亦日漸褪色。因此，基督教的價值觀和其他宗教一樣，都沒有法律上的優勢，教會只能以公共理據和大多數人的共善作為討論如何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依據，當然，教會亦有權向市民大眾表達宗教的信念和願景，甚至爭取市民的支持，但難以完全依賴信仰的原則去作決定。

性別承認的議題就遇上類似的景況，變性的問題雖然《聖經》沒有直接提及（當時亦無此技術），但從神造男造女的創造原意，以及申命記二十二章5節提到「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既然舊約連易服也反對，反對變性是十分合理的推論。[4]

問題是從信仰立場反對變性手術，與反對社會上有變性手術是兩回事。正如基督教不贊成離婚，不等於我們要求社會禁止離婚，或者要推翻現時法律上准許離婚的做法。對於一些弟兄姊妹認為既然變性違反上帝創造的心意，因此教會及弟兄姊妹不單要反對就性別承認立法，亦不應支持現時有關變性的所有行政措施，應拒絕承認任何有關變性的社會制度，就算對方已完成全套性別重置手術，並已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都拒絕承認，因為他／她們的原生性別根本不能改變，若我們承認便是集體的說謊。這是將信仰立場與社會政策混為一談，值得商榷。

正如我們不贊成離婚，但不能拒絕承認在法律上他人已離婚及再婚的事實，難道張太已跟張先生離婚，並改嫁了給陳先生，我們會因為信仰原則而拒絕承認，繼續叫她張太嗎？既然香港政府在政策上容許符合嚴謹要求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我們難以一廂情願地拒絕他們進入符合身份證上性別的廁所或更衣室。

要區分不同群體的需要和訴求

在性別承認這個議題背後，其實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包括雙性人、變性人和跨性別者等。簡單而言，雙性人是先天的生理出現問題；變性人因患有性別焦躁症，身體的生理與內心認知的性別不一，他們的不安感源於對身體的不適應和厭惡，極度渴望改變身體以使兩者一致；而跨性別者是個人的心理上自覺為另一性別的問題，即使患有性別焦躁症，也未必選擇接受醫學治療，他們對身體沒有太大不安，但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而渴望自身性別與身體脫鈎。

雙性人最需要的是醫療上的幫助，就像其他有先天性病患的兒童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輔導和關心，協助當事人接納自己與別人不同，肯定自身的價值。對於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應給予合適的輔導和藥物治療；由於性別重置手術是不可逆轉的，應被視為最後的方法，而不是唯一及優先的選擇。不過，若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和輔導後，當事人仍決意選擇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以求更方便地融入日常的生活，市民未必一定認同，但亦需要予以尊重。至於跨性別者的訴求則必須小心處理，因為全球性的性革命運動，大家都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嚴正拒絕單憑個人觀感而迫令整個社會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荒謬做法。不過，大家在回應的時候必須加以區分，一刀切的簡單表達反對變性制度，只會被一些人利用市民對最有需要的弱勢群體的同情，魚目混珠地加入了跨性別的訴求。社運訴求簡單化雖然有助動員更多人表態，但亦會令一些本來中立的人士因為要支持弱勢而被推往另一邊。更重要的是，關心社會議題不能只著眼於輸贏，更要考慮公義和合理性，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必須考慮市民大眾的感受和受影響群體的需要，以求取得合理的平衡，共創雙贏。

教會需為性別議題作好準備

終審法院一而再作出會動搖一直以來社會行之有效，以自然的生理特徵來區分一個人性別的制度，而類似的司法覆核案恐怕仍然會接踵而來，教會和弟兄姊妹不能掉以輕心。首先，教會應留意有關性別承認條例的發展，透過本身的堂會、學校、社會服務機構、家長組織和專業團體，百花齊放，積極表達意見，莫讓少數極端的性小眾和他們支持者的聲音，蓋過了所有市民大眾的心聲。此外，為了讓一些對信仰有興趣的性小眾，在教會聚會時減少不必要的尷尬和誤會，教會或相關的服務團體應增設一些不分性別的獨立洗手間或安排獨立的房間，在主辦營會時要留意不同人士的特別需要。

當然，為了避免未來在婚禮等事宜出現矛盾，教會宜及早在章程上說明教會只會為原生性別是男或女的會友及信徒主持婚禮，雖然這樣做不一定能避免任何投訴、甚至法律的挑戰，但最重要的是要向所有會友和社會人士重申，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願意為此而努力站立得穩，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之道顯明出來。在這個有人喜歡以人權自由為包裝，強迫他人指鹿為馬的荒謬年代，我們需要站出來，維護每一個人的宗教和良心自由，並提醒大家在關心和愛護有特殊需要和困難的人時，不等於要逼人睜著眼說瞎話。

（本文原載於第118期〔2018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