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殺令》及《被奪走的十二年》看人口販賣

2018年，美國一個跨性別團體Degenderettes在美國三藩市公共圖書館（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SFPL）舉辦了一個名為“Degenderettes Antifa Art”，當中展出了一些染血的T恤，又展示一些與暴力相關的語句，如「我揍排跨極端女性主義者（I punch TERF[1]!）」。展品還包括了用帶刺鐵絲包裹的棒球棍和斧頭等武器，聲稱這些武器都是為了殺死女權主義者和女同志而設計的。

Degenderettes由Scout Tran Caffee帶領，該組織充滿爭議性，它被非議，將激進女性主義者與納粹或其他法西斯主義者視作相類似的群體，其理據為她們質疑跨性別人士的想法，該組織又會以女同志為其針對的對象，因為她們拒絕與自稱為男跨女跨性別者（事實生理上還是男性）在性方面有十分親暱的行為。Degenderettes曾在訪問中表示，他們口中的「反法西斯」的概念，是想去製造衝突，令她們（對手）無法成功，因為該組織認為納粹或任何種類的法西斯主義者都不應該有發言權。

Change.org網站發起了請願，呼籲三藩市公立圖書館撤走展品，並提出警告：「這個展覽公開且毫不掩飾地倡導對女權主義者的暴力，其中許多人是女同志和／或性別廢除主義者，因此應當被撤下。」然而，圖書館最後只將一件沾滿血跡的T恤衫從展覽中撤下，展覽仍然繼續開放。[2]

相信過去的兩個星期，柬埔寨、緬甸、泰國等等如出一轍的人口販賣事件的新聞報道都令人非常震撼，觸動了大家心裡的憐憫與惻隱之心，當看見這些悲慘的事件，令人痛心疾首。這種感覺是作為「人」的真情流露，對於「他者」的受苦而由心發出憐憫。但往往有一些人，他們對於一些「他者」並沒有這種情感，看見他人在困苦當中仍然是無動於衷，要受苦的人令他們的快樂，甚至成為他們賺取金錢的工具。筆者在讀歷史的時候，都非常好奇當年執行「大屠殺」的人的心理狀態，他們何以能對「他者」做出如此殘忍的行為？筆者嘗試在此帶出其中的可能性。

「他者」的同一

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Levinas）指出，「他者」是一個陌生的、獨一無二的、每一個人都是具備差異性的存有。[1] 而近幾年間，忽然冒出了一位受到熱烈討論的哲學家——韓炳哲，他在「他者」倫理的研究上帶給我們許多的啟迪，其2019年出版的《他者的消失》便帶出了人們在網絡科技上，「他者」趨向同一，使「他者」的差異性消失。[2]也就是說，當每一個具備差異的個人，被約化為一個總體時，每個人的獨特性便不需要再被考慮，他們只是「一群」人。雖然「他者」的獨特性被消除，但仍然是「人」，但在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甚或乎「屠殺」都將人作為一個「人」的性質抹殺。

納粹時期的哲學家鄂蘭（Arendt）以倖存的最後一位的納粹頭目艾希曼（Eichmann）在納粹的經歷作為文本，用來研究納粹的屠殺行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也由此而來。因為艾希曼在審訊的過程中否認犯罪，更指出自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當人們都認為納粹黨員都是因「極端民族主義」而對猶太人恨之入骨才屠殺他們時，艾希曼表示，自己並沒有憎恨猶太人，也不是個狂熱反猶太主義者，也沒有任何反猶行為。[3] 艾希曼對父母、妻兒的態度都是典範中的典範。如此一來，他一邊指揮屠殺猶太人，一邊否認反猶太，甚至在家中都是一個正常的父親，一切的邪惡行為明顯地被平庸化，試問又如何想像一個丈夫在工作中屠殺活生生的人，回到家中卻一切正常，不帶走一片雲彩？這很明顯地，艾希曼根本沒有視猶太人為「人」。

受苦的面容

筆者之所以會提及《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是因為此時此刻的人口販賣事件，當中的施暴者完完全全地將被害者視為「物件」，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對受害者施暴，諸如毆打、電擊、強暴等等。這是一個組織化的、集團化的暴力，就解放神學來說，這不單是個人的罪，更加是結構性的惡。

「他人的面孔」來自於列維納斯的主要倫理思想，他認為他人的面容能夠展現其活生生的證明，只有面對面的時候，一個人才能介入另一個人的生命。如果一個活生生的人，展現其「受苦的面容」，他人便有一個倫理的責任去回應受苦的人的倫理呼喚。列維納斯甚至極端的認為「自己」是「他者」的人質，無法拒絕為他人服務。[4] 這可以說是一個倫理學上的烏托邦，即便如此，人口販賣中的施暴者並沒有因為無數這麼多受害者的「受苦的面容」而停止惡行，反而「愈痛苦愈好」，因為受害者已經成為一個「受苦」的物件、工具，或許他們也有憐憫人的時候，可能只有那些被他們認可為「人」的人了，例如自己的家人或所愛的人。而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在傳媒和社交平台看到那些「受苦的面容」時，我們的心究竟又在想甚麼呢？為甚麼有些人會對嘲弄「他者」的不幸樂此不疲呢？

作為一個人的「他者」的倫理，時時刻刻都需要回應著「他者」的倫理呼喚，因那受苦的人，而不得不如此作。列維納斯更將倫理學視為「第一哲學」，古有蘇格拉底提出的「愛智慧」，列維納斯則認為愛是先於智慧，所以應該是「用智慧去愛人」。故此，不要因為這些悲慘的事情常常發生，而產生「慣」的想法，因為憐憫、惻隱正正是作為一個人的真情流露和倫理的回應。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與官員衝突的事件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耶穌會怎樣做（What Would Jesus Do，簡寫：WWJD）是基督徒討論如何回應當代問題時，常常喜歡引用的思考方法，究竟耶穌基督面對我現時同樣的處境，祂會怎樣做？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不過，令人頭痛的是同樣的問題，有時不同的教牧、信徒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暴力就是其中一個十分吊詭的例子。

其中一個支持耶穌也會使用暴力的例子，就是馬太福音二十一章12至13節所記載的耶穌潔淨聖殿事件：「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櫈子，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首先這是一件宗教事件而非政治事件，耶穌要針對的是一群祭司利用宗教禮儀來生財，將本來是敬拜神的聖殿變成烏煙瘴氣的市場，而耶穌所用的暴力，不過是推倒枱櫈，趕走那些做買賣的商販，只針對那些有問題的人而沒有涉及其他人。此外，若說以較激烈的方式（暴力）去回應一些做錯事的人和事，四福音中就只有潔淨聖殿事件，是耶穌行事中的罕有事件，絕對不是祂日常的處事方式。

當然，有人亦指出耶穌是被當權者視為危害社會的暴亂份子，而且祂亦宣稱會擾亂天下的秩序。正如馬太福音十章34至36節的記述：「『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不過，耶穌在這裡所描述的並非指祂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改變世界，而是指跟隨祂的人會與不信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親人出現嚴重的矛盾和對立，更會被視為仇敵，亦會令地上動刀兵（有激烈衝突）。不過，這裡沒有指出是誰先動刀兵，因此，所指的只是結果，而不是鼓勵或肯定信徒動武的行為。相反，耶穌不斷教導我們要愛仇敵，不過，卻沒有說仇敵會愛我們，甚至反而很可能會以暴力對付我們。

那麼，耶穌自己會用暴力回應加於祂身上的不公義嗎？若詳細地閱讀四福音，很明顯，耶穌一生宣揚的就是以愛去改變世界的思想，這思想絕對是非暴力的。而祂的態度和信念並不會因其他人的行為以及環境對他不利而改變。面對羅馬帝國加諸猶太人的制度暴力和不公義、不公平的對待，祂沒有選擇以武力抗爭、沒有經常示威，沒有以猶太人日夜期待，帶領他們脫離羅馬帝國武力統治，重建大衛的國的那位彌賽亞的形象出現，而是選擇做一個四處宣揚上帝的國要來臨的夫子。耶穌待人處事的原則和態度不是由群眾和祂的追隨者來決定的，就算令其他人失望，就算有人離開祂，甚至攻擊祂，也不會改變祂的召命來遷就或討好大家，特別是那些想盡快見到果效、積極關心和回應社會問題的群眾。

此外，當面對真正迫害的時候，祂不單自己沒有反抗，更拒絕其他見義勇為的人以暴易暴，當身邊的人為祂勇武地挺身而出，亦被祂阻止。在大祭司派人來捉祂的時候，馬太福音二十六章51至54節記載：「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麼應驗呢？』」由此可見，耶穌並非不能使用武力反抗，而是不願意使用武力反抗。而且惟有透過祂堅持非暴力的方式，以及透過個人無私的犧牲，才更能彰顯對方的不公義，祂以德而不是以力去服人，以愛而不是以恨去改變世界。

當然，在強調非暴力的抗爭手法時，並不代表耶穌對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或一味的逆來順受。耶穌之所以為大祭司等人所不容，令他們誓要將祂殺之而後快，正正是因為耶穌每天在會堂、街頭和人群之中所做的和所教導的，不少都是衝著文士、法利賽人和祭司等宗教和社會領袖而來，耶穌對他們嚴厲批判以及嘲弄，指出他們不公不義和偏離信仰原有教導的行為。對於社會問題，耶穌並非視若無睹、漠不關心、祂甚至會感到憤怒的，只是祂關心和回應的方式，未必好像一些人期望的能帶來即時的效果和改變，這也是最難學習的功課！基督徒應該是一群令當權者十分頭痛，敢於鍥而不捨地向不公義說不，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的「麻煩友」，不過，當努力做了應該做的事之後，便要學習交託，因為結果如何是上帝的事。羅馬書十二章19節及21節提醒著我們：「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昨晚（元朗西鐵站襲擊事件後的晚上）看到一位好友在臉書的一篇分享，他說他日間穿了一件自己很喜歡的白色T裇出外用膳，無論他走在街上、餐廳用餐或到店舖中選看白色或黑色上衣，都被人「眼望望」，上下打量。其實他也有分享到自己也有看其他人在穿甚麼顏色的衣服，大家走在街上，「從不同的人眼中感受到很複雜的感覺，好像包含了懷疑、距離感、猜疑、不信任……」

這陣子的社會氣氛令人繃緊，不單是因為市民向政府的訴求沒被聽見，令人對香港未來仍存有巨大的憂慮，此外，筆者還看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慢慢地變得猜忌和疏離，朋友所說的感覺也確實與我這陣子的感受相似，這種感覺也著實令人不好受。

記得在參與616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的第二天早上，因為要出外到一間學校分享，筆者穿上了一向鍾情的黑色裝束外出，在經過地鐵站時，被一名站在出口「觀察」四周的「市民」，以不友善的目光打量。筆者雖然一點證據也沒有，內心也不禁在猜想：「他應該是警察，似是在搜捕前晚發生衝突、仍然在逃的黑衣年青人，自己應該不會被搜查吧，又不是這樣年輕，但會不會被屈？會不會被粗暴對待？……」這連串的不安恐懼，不斷在筆者的心中浮現！

但後來回想，為何自己會有這想法？為何香港會變得如此令人不安？以前，大家不會因為衣服顏色而懷疑對方，不會走在街上而對途人產生猜忌和恐懼，不會在討論群組因為意見與大家不同而不敢說話，連感受都不敢說出來。當WhatsApp流傳指屯門、元朗、天水圍區晚上將會發生暴力事件，商舖就早早拉閘，大家放工便立即趕著回家，八時的街上便寂靜無聲，猶如宵禁一般，這一向安全的環境竟然變得這麼令人恐懼！

筆者沒有甚麼解決方案，只是慨嘆為何以往在這地的安全感、對人的信任、熱誠、關心和信任，好像正在失去。而分裂、猜忌、懷疑，甚至自我審查就慢慢在滋長著，自由的空氣也在慢慢變得窒息，這是大家想見的嗎？我們又能否有多點耐性、多點包容、互相體諒，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他們的難處，不隨便割蓆或指責，以保存我們香港人原有被珍視的價值呢？

若有人想令這地變得不安穩、缺乏信任及互相猜忌，令大家由團結變成一盤散沙，較容易被擊敗的話，我們除了Be Water之餘，[1] 也別忘記那種齊上齊落、互相支持、互相了解聆聽，更多包容及不輕易放棄的態度，因為落單就容易被擊垮。

柬埔寨是目前人口販賣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被販賣的婦女及女童最終淪為娼妓。基督豐榮團契於2010年開展「柬埔寨豐榮事工」，服侍當地受到性侵及性剝削的女童。明光社19週年研討會邀請了豐榮團契的會長李吳淑儀女士，及曾義務服侍當地事工的吳梨玲傳道，為大家分享當地人口販賣的情況及事工的發展；並由本身是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的明光社主席雷競業博士，以聖經角度反思人口販賣的問題。

正視性別不公 恢復豐榮身份

柬埔寨的社會存在著強烈性別不平等的思想，不少女孩子被親人賣掉來幫補家計，最終往往被逼成為性奴隸。李吳淑儀女士慨嘆這些女孩因著別人的罪惡而受害，同時又被指責為污穢人，成為「雙重受害者」，為女孩帶來身心靈無法彌補的創傷。為抗衡人口販賣的情況，豐榮事工建立了「豐榮女兒之家」，為受到性侵與性剝削的女孩提供一個安全的家，讓她們得到全人治療與身心靈的重建。豐榮事工更發展「豐榮女子學校」，為當地女孩提供基督教全人教育，看重自身的寶貴價值，培養女孩長大後在家庭及社會不同崗位上成為抗衡人口販賣的力量。

體會同在恩典 學會被愛與愛

吳梨玲傳道於2013年曾到柬埔寨「豐榮女兒之家」服侍兩個月，當時還是神學生的她領受了上帝的召命，要引領女孩以舞蹈敬拜上帝，讓她們感受天父的愛。她表示那些小女孩很期望得到別人的關愛，但她認為白白得到的關愛只會讓愛變得廉價，所以她帶領一眾女孩一同為學校大掃除，藉此教導她們學習付出。吳傳道坦言一至兩星期的短宣其實並不足夠，她呼籲有感動的弟兄姊妹最少停留一至兩個月時間，一同體會「同在」的愛與恩典，幫助一眾女孩回復被創造的榮美。

善待貧窮弱小 建立人道社會

上帝按著衪的形象造人，因此人有上帝的形象，雷競業博士表示人口販賣剝奪了生命的權利，將人物質化，摧毀了上帝的形象。然而聖經卻容許奴隸制度的存在，雷博士指聖經針對的是當代奴隸制度的處境性回應，不是絕對原則。奴隸制度在舊約時代有其處境性，但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善待奴僕，因為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曾作過奴僕。保羅更教導腓利門要視他逃跑的奴僕阿尼西母為「親愛的兄弟」，帶來關係的復和。雷博士認為教會及父母要盡其職，藉著講道到家庭教育，建立人道的社會文化。

人生是由無數的抉擇漸漸塑造而成，一個人若漸漸變成自己曾經討厭和鄙視的人一樣，將自己原來討厭和鄙視的行為正常化，由策略變成了習慣和個性，當有一日驀然回首，情何以堪！

莎士比亞的名著《哈姆雷特》（或譯《王子復仇記》）最為人熟悉的對白就是：“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抉擇往往令人迷茫，究竟生存還是毀滅？一件事做還是不做？而做了之後會有甚麼後果？往往不是由個人的意志和主觀願望所決定。好心做壞事、演變成出乎意料之外結局的事例，隨著年歲的增長，大家必定會有愈來愈深的體會，而對於人生閱歷尚少的年青人來說，歷史是一面很重要的鏡，讓我們看到人生其實會有許許多多的誤判。

過去幾十年，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是我們的非暴力和平抗爭，八九六四的百萬人和零三七一的五十萬人上街，秩序井然，群眾在烈日當空下仍然十分忍讓，沒有破壞任何公物，更沒有趁火打劫，連垃圾亦自行清理。當然，從功利主義的角度，有人認為這些非暴力抗爭運動沒有實質的成效，不能即時改變不公平的現況，甚至縱容了制度的暴力，因此，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要以適當的武力反抗，若果當權者冥頑不靈，更應該將武力升級，勇武抗爭。

暴力能真正止住暴力，還是引發更多暴力，甚至令自己變成自己曾經討厭的暴徒／暴君呢？我們在擲出第一塊磚頭，或令無辜者流第一滴血的時候能夠肯定嗎？我們當然有權選擇成為烈士，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和宗教而犧牲，但我們有權決定其他人亦要為此而「被犧牲」嗎？我們能否為了自己根本不能準確預測的結果而不擇手段呢？

當香港社會的整體氣氛愈來愈暴戾，在網上和真實世界、在個人生活和公共空間皆愈來愈暴力的當下，今期《燭光網絡》會與大家一起從不同角度反思有關暴力與非暴力的問題，希望大家無論作出何種抉擇之前能首先撫心自問，暴力是怎樣煉成的呢？我們希望自己、甚或我們的下一代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相信不少網民每天都會在facebook (fb)分享自己近況之餘，亦會看看朋友分享的相片和新聞，當看得「過癮」或對事件感到不憤，也可能會回應一下……fb已是我們大部份人生活的一部份。但我們有否留意到，這既看似開放的平台，卻是由大數據（Big Data）及演算法（Algorithm）所操作，有機會使我們的私隱被他人窺探、被記錄研究？而且，我們亦會因自己的瀏覽習慣及演算法的影響，限制我們接觸的資訊，情緒亦會被它所顯示的內容所牽動。

擅長研究網絡媒體對新一代行為影響的李月蓮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系主任）認為，坐擁440萬香港用戶的fb是一個「江湖」，內裡資訊豐富，傳播速度又快，我們已不能沒有它，無疑它確有其優點及好處，但行走這江湖不得不小心。

不自覺地被控制了

李博士分享到fb於兩年前曾經做過一個大規模關於情緒感染的心理實驗，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將68萬多用戶，以運算方式發放友人最新動態的正面貼文，發現那些用戶自己會不期然較平常多發放正面的貼文，並減少發放負面貼文。反之亦然。[1]原來我們的情感會不知不覺地被其他人分享的貼文所影響。

人在江湖，她認為在fb中不要太過透明，以免被人窺探、或被網絡記錄自己的私隱。「社交網絡記下我們很多足跡……分析我們的交友和閱讀習慣，亦容易取得我們的瀏覽及購物資訊，而且推算得很準確！」所以她指出我們需要注意這種情況，因為當網絡掌握這些數據，可以利用於市場推廣，又或者成為影響群眾情緒的手段，可算是一種控制。「當它計算或察覺到我們對某些事情特別關心，如健康飲食或一些產品，它會『餵』（feed）我們再多看朋友有關這類內容的分享，於旁邊再顯示相關的廣告資訊。不知不覺，我們就可能被影響了。」

活於自己堆的井底下

活躍於fb並喜愛發掘有趣時事的陳永浩博士(恒生管理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認為現在的社交網絡是「塘水滾塘魚」，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因為fb 很留意我們說甚麼、喜歡看甚麼，很快就為我們挑選一些來自和我們『同聲同氣』的朋友的資訊。看來看去都是那個圏子的東西……當我們愈看、愈讚得多同類的東西，就會被記錄及被『餵養』更多，像是為自己建一個井，坐井觀天。別以為fb很自由，甚麼都可以看到，其實是它在挑選資訊給我們看！」

fb江湖具實質的影響力

正因為看來看去都是相近的意見、事情，對於不同意見的人士的立場、看法，也容易看不過眼、「發火」或發生網上的言語暴力。很多所謂的討論區，根本只是在各自表述，很多時候「唔啱聽」就攻擊對方。陳博士認為於fb中，可能會遇上暴力大多有兩個可能：一) 是說了冒犯別人的說話，二) 是政治立場不同，被人刻意傷害。一向是開心果，說話又直率的他亦曾因為fb上的言論而被不同政見的人士網絡欺凌及投訴。

「江湖事江湖了？不。虛擬世界的確會影響到現實生活，網上所發表的言論，是會影響到現實的生活及工作。而對方只是作出投訴，不用付出任何代價……」自此之後，陳博士的fb已不能過於公開，而文字表達上也開始小心，以免被人「暴力」對待。

多了解與自覺

對於了解這個世界的事，李博士與陳博士均認為不能完全單靠fb就看到完整的真相。

面對社交媒體將人們撕裂多於聚合[2]的情況，李博士認為我們需要從多角度去理解社會發生的事。「很多時候，因著媒體的即時報道，人們往往都未看清整件事情，就急於回應或反應。其實我們可以稍為延遲一下，挑選不同角度的報章、網媒去了解同一件事，了解不同的立場，立體地看事情。」

除了要有批判思考的技巧（Critical Thinking Skill），她亦建議我們要建立反思性思維技巧（Reflective thinking Skill）和正向思維技巧（Positive thinking Skill）： 觀察我們在做甚麼、目的何在、行動會帶來甚麼影響；就算面對很悲慘的事情，要思考這事對我們有何正面的啟迪，我們可以以甚麼正面的行動來回應。

陳博士認為我們要自覺，不要滿足於以為在fb裡就是整個世界，以為一班人「同聲同氣」互相認同就代表自己一定對。這樣大家就不經意地走進自己堆砌的狹小世界裡。「世界不只是互聯網，很多專門的資料它都沒有。要養成在外間找資料及查證的習慣。」

遊走於fb江湖時，他建議可以「溝淡一下」，貼一些興趣或生活趣事，騙一騙fb系統，讓它記錄不同範疇的數據，使它為我們帶來比較闊的內容及資訊，人在facebook，身要由己。

暴力抗爭日漸升溫，記者於採訪期間多次受到示威者衝擊，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年初二凌晨，記者被示威者用磚「掟」中受傷送院，以及投訴被警員毆打，傳媒團體當然發出讉責聲明。即使不用肢體暴力，示威者近年時有干擾記者採訪，在直播新聞現場時在記者背後加插「佈景板」，甚至故意大聲叫囂。記者紛紛表示一方面要採訪，一方面要自保，很不容易。傳媒高層亦要反思，處理新聞的手法是否已偏離巿民的要求，繼而令前線記者備受壓力？

走在前線的陳朗昇

曾採訪韓國農民示威和雨傘運動的記者陳朗昇，在初二凌晨於報館通宵收集和處理前線記者的相片和短片，他用「殺紅了眼」來形容示威者和警員，記者夾在兩陣中間，有時也擔起保護的角色。他說：「當中有一條片，睇到警察根本完全唔知示威者原來後面仲有後援，一衝上前先發現前無去路，記者走在警察前面，反而係第一個叫佢地走的人。」

夾在中間，一來是為了更好的攝影角度，二來是因為香港的記者素來不怕死。陳朗昇說：「香港記者做採訪真係無底線的，無裝備一個人用條布圍住塊面就衝出去。」陳朗昇憶述，2005年採訪反對世貿遊行衝突的新聞，韓國農民在第一天示威就燒棺材時，陳的攝影記者居然仍在那個燃燒的棺材下面，陳大叫：「喂，唔好影啦，上面著晒火啦！」

記者採訪期間「搏殺」，不惜身；遇著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被他們誤傷，同樣也會被警察誤傷。陳朗昇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期間，即使清楚表明自己是記者，仍然慘被胡椒噴霧射臉，相片更成為當時有警察濫用警權的罪證之一。據了解，警方和記者團體私下一直有討論如何令警方在執行職務時避免「誤中副車」，甚至建議記者集體購買反光保護衣，以滋識別，不過陳朗昇坦言並不可行：「記者著住件咁嘢，邊個會理你？同埋咁樣做嘢都唔方便啦。無人會咁做㗎。」

陳朗昇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保護裝備。他說：「香港大部份有規模的媒體都有突發車，可唔可以係每架車後面都放定五套裝備，例如頭盔，口罩等等基本嘢。如果事態突然有變，都可以好快有裝備保護自己，唔使空槍上陣。」

堅守新聞自由的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同意，當一個保護小販的活動可以發展到掟磚，就代表整個社會都改變了。她說：「今日的示威者可以話打中記者只係佢地行動中的沙石。你話你係替天行道，但係同時傷及無辜……」

記者要加強自身裝備。她說：「初二凌晨受傷的記者，佢休班都即刻申請返工，好有熱誠，係一個好記者應有的表現。傳媒高層係應該去好好支援。」不過她坦言香港傳媒對前線記者的支援普遍薄弱：「係雨傘運動期間，你去睇下CNN，人地個記者出來做嘢，其實後面有個地方，放左一堆裝備係度，以備任何不時之需。有外國的傳媒亦同我哋講，記者除非得到管理層批准，否則唔准落示威區。呢個係傳媒機構對記者的保護。」

記者要受保護，無可否認有時是因為走得太前，但有時亦是抗爭者對傳媒報道不公的反彈。她以立法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不少在選舉中心的人見電視台記者做直播，即時大聲抗議，令記者要完成採訪的難度大增。岑倚蘭認為應該一件事還一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記者當時的工作。她說：「記者有責任去採訪事情不同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和訊息，但之後怎樣寫，用甚麼角度，這是編輯自主的問題。有示威者不斷以傳媒沒有做好第四權的工作為理由，干預新聞工作，實際上是對新聞工作的打壓。」

岑倚蘭承認，如果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有偏頗，不恰當的時候，而傳媒又欠缺自省能力，只會令整個傳媒的公信力減弱，影響整個編採運作。她說：「我哋依家欠缺易地而處的思維。你高層落來跑下前線，來聽下面班人點樣睇你處理新聞，同時記者亦都應該要去諗下，當你係中層或者高層時，要點樣考慮新聞的角度。」

她舉例，在初二凌晨之後，有傳媒將攝影記者的相片拿出來，並將沒有蒙面的示威者一個個用大頭的形式刊登，稱他們為暴徒。一方面將示威者污名，同時又未審先判，傳媒如此使用記者冒險拍來的照片，最後當然被社會責難。記者辛辛苦苦將新聞資料交到編輯室，全被扭曲得體無完膚，部份有心的前線記者意興闌珊，選擇轉行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在磚頭暴力之前，往往有不同的壓迫和制度暴力在影響新聞自由。岑倚蘭強調，唯有更多有心人，在最艱難的時候肯守住不叩頭才有希望：「都有好多中層係有心的，於是佢地日日踩鋼線咁搵個平衡，希望可以做到新聞，又有良心。不過我地都明白個情況係越來越艱難。因為係整個制度要壓縮你的新聞自由。」
 

當社會出現不公義而政府視和平抗爭「冇到」時，究竟信徒能否基於社會公義，以武力回應制度的暴力？筆者不相信那些支持基督徒可以動武的人都是冷血或沒有愛心之人，當中有些人正正因為很有愛心，看見別人受苦而感到痛心，才希望為自己或身邊的人抱打不平，伸張正義。同樣，筆者亦不相信那些反對基督徒動武的人忽視公義，又或是不愛那些受苦的人，他們只是堅持以和平的手法來控訴不公義。然而，當大家試圖從《聖經》中找出一些經文來支持自己的立場或行動時，神彷彿被一分為二：慈愛的神 vs 公義的神。

神是愛與正義

慈愛與公義並非「死對頭」，慈愛與公義是可以並存的。有些人認為舊約只談公義，他們只記得舊約的神如何「指令」祂的子民以武力驅逐其他失德的民族離開迦南；又或是當祂的子民敬拜其他偶像時，神又如何藉著其他民族反過來擄掠以色列及猶大。

事實上，《聖經》多次闡揚神慈愛的一面，神本來要滅絕邪惡的尼尼微城（拿一1-2），但當尼尼微城全體居民認罪悔改之後（拿四6-10），神愛惜當地的居民及牲畜（拿四10-11），即使換來約拿責難神「言而無信」的罪名（拿四1-3），也要撤銷滅城的指令。新約也多次提到「神是愛」（約壹三17、四16，19），難道這裡的「神」是指到基督及聖靈，與舊約的神無關？相反，當人只記得耶穌大談和平，勸彼得收刀入鞘的時候（約十八11），[1] 也似乎忽略了福音書中耶穌推倒那些令聖殿成為賊窩的攤檔（太二十一12-13）。啟示錄當中所記載的各種災難，到底是誰展開一個又一個災難，替信徒伸冤，懲罰不義的人間國度？[2] 答案是一直被稱為和平之君的耶穌基督（啟六1-17）。簡言之，整本《聖經》呈現了神公義的一面，同時，也呈現了神慈愛的一面。

耶穌基督獨特的身份及權柄

我們經常說耶穌是我們的榜樣？這是否表示我們可以仿效祂詛咒惡人（太二十三13-38），又或是面對邪惡的事情，可以如耶穌一樣大發義怒「反檯」（太二十一12）？又或是，被人「屈」也不可以出聲，如祂一樣默默地任人宰割？

我們必須承認耶穌有很多行為都值得信徒學習，但並不代表耶穌每一個行為，信徒都可以「跟著做」，因為耶穌有其獨特的身份，祂來到人世間有獨特的使命。祂滿有權能（路二32），成全律法（太五17），是安息日之主（太十二8）。然而，祂又服膺於神（約四34、十八11），以及聖靈的旨意（太四1-2）。祂與父神及聖靈的關係非常親密，祂按著神的心意知道甚麼時候該做或不該做甚麼。所以，人與耶穌是無可比擬的。耶穌本身有權去追討人的罪（太二十三13-38），也有權去寬恕人的罪（太九2）。但現今，誰又有資格去為聖殿「反檯」清場？同樣，耶穌成了待宰的羔羊，目的是要完成祂的使命，但祂沒有教導門徒為信仰的緣故於被補時必須任人宰割，祂只教導他們跟從聖靈發言，在其他人面前為神作見證（太十18-20）。所以，信徒若想透過觀察耶穌的行為來判斷自己可以做甚麼，倒不如先聽聽耶穌直接教導門徒做甚麼。

把審判交給神

耶穌教人以和平非暴力的態度去面對不公義的事情，登山寶訓在這方面有相當詳細的描述（太五1-48）。除此之外，啟示錄成書的主要目的，也是回應當時被羅馬政權殘酷迫害的信徒，他們應該如何自處，如何確信神是全能的上帝，以及基督是拯救他們的王。[3]啟示錄便是要鼓勵當時的信徒，在患難的日子，仍要堅持這種信念；他們堅守信仰的同時，要反省自己在信仰上有何缺失（啟二1-三22）。至於不義的政權，全能的神既然愛世人，是公義的，祂必會施行審判，消滅邪惡。

當面對不義的政權，有時真的希望有一本「死亡筆記」，把一些邪惡的人逐一消滅，可惜，基於人的罪性，當人自以為是審判者，本來行公義的人卻有可能反過來參與邪惡。學習耶穌的教導，和平並不代表信徒不可以有憤怒情緒、不代表不為弱勢發聲、也不代表信徒軟弱無能；只表示明白罪人本身沒有權力拿起第一塊石頭去攻擊他人（參約八3），也表示人願意信得過慈愛與公義並存的神。

羅馬書十二章17-21節，對信徒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提醒：「不要對任何人以惡報惡。眾人認為美好的事要留心去做。可能的話，要盡你們所能與眾人和睦相處。親愛的啊，你們不要為自己伸冤，寧可讓給主的震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倒不如這樣：『你的仇敵如果餓了，就給他吃；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不要被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新譯本》）

因著對六七暴動的負面經驗，香港人素來對暴力行動十分抗拒。過往就算是大型如50萬人上街的民眾運動，仍然和平有序得連一扇玻璃窗也沒有打破，令國際社會嘖嘖稱奇。在這樣的背景下，年初二的旺角警民衝突事件就顯得格外矚目。它揭示自雨傘運動以來，存在於香港社會中的矛盾正深刻地改變，甚至重塑這城的文化。對信仰群體而言， 事件引發弟兄姊妹廣泛討論一個過去甚少關注的課題－－信仰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容許以暴力進行抗爭？

毫無疑問，基督信仰對暴力的使用是相當謹慎，甚至忌諱。暴力既不存在於原初的創造秩序之中，而歷史的終局也沒有它的位置。在舊約中，那些恃著自己的權勢和財力去行強暴的人，正是上帝審判的對象。並且，先知宣告，終有一天上帝要把刀槍變成犁耙。到了新約，耶穌基督更是以和平之君身份臨到受造世界，憐憫軟弱、困苦流離的百姓；但對逼害祂的人，卻以犧牲自己來勝過暴力和邪惡。對信仰群體來說，和平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對基督主權的確認和順服。

然而，在和平的大前提下，教會對抵抗欺壓、維護社會公義的手法卻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人認為耶穌以十架成就救恩，這表明上帝選擇以非暴力形式來審判地上的不義。這絕非偶發或處境性的選擇，而是對置身任何處境中的教會都同樣具規範性的行動準則。如此，他們相信只有非暴力行動才能與順服基督一致，並願意為堅持此原則而受苦犧牲。持這立場的人強調，非暴力並不是社會運動的策略，而是一種生命形態，見證上帝主權的真實。

另一方面，有人則認為十架雖然重要，但卻不能把基督豐富的教導和行動都收攝於十架之下。在尚待得贖的世界中，人們仍然面對各種罪惡的傷害，為著履行愛鄰舍的誡命，信徒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可能需要使用暴力，以維護或爭取地上暫時的公正和平。換言之，持這立場的人雖然不絕然排除使用暴力的可能，但卻把它嚴格規限於保護弱小、糾正錯誤（right the wrong）的行動，並且行動者自己也要面對上帝公義的審判。

即或是第二種立場，使用武力的人仍然必須面對一系列重要的原則。其一是行動只能為著糾正重大清晰的錯誤，行動者需要清楚交代干犯者的罪行、受害者的傷害、對公正秩序的破壞；在過程中，要捍衛所有人（包括敵人）的公正；並且當錯誤得到處理後，即停止行動。其二是行動者要顯明其代表性，行動不是出於私怨，而是代表受害者維護共善，並旨在為社群締造更和平有法理的管治。其三是動武必須是最後手段，暴力帶來嚴重的破壞和大量後續的難題，只有當其他非暴力方案皆告失敗才可考慮使用武力。其四是辨別原則，要刻意區分干犯者與無辜者，不能傷害無辜者和破壞他們的物品，不能攻擊學校、醫院、住宅區等；又基於愛仇敵的教導，應盡可能採取最低傷害程度的制伏手段，並且當戰鬥人員被制伏後，也不能肆意凌辱傷害對方。其五是行動手段要合乎比例，行動最終目的不是勝利，而是為社群重新締造公正和平，手段不應破壞至社會無法回復和平有序。

無論有多逼不得已的理由，信仰始終視使用暴力為一個充滿悲愴的抉擇。當一個社會需要煞有介事地考慮暴力抗爭時，其實已是一件可悲的事。政治權柄從來不僅是力量而已，它需要大眾甘願配合才能運作。如果當權者經常要以武力對付社會中為數不少的成員來維持管治，其實已反映它的權柄正在衰減。這是政治上出問題，武力不但解決不了，還會進一步加劇矛盾。另一方面，抗爭意味著行動不是一時之憤，而是持續的政治訴求。政治行動不是私下格鬥，而是希望透過行動喚起大眾維護共善，認受行動者所作的正是代表他們撥亂反正。抗爭者與當權者真正的角力，其實在於誰更能獲得大眾的合作與認同。惟願上主公義與憐憫的旨意，成就在今日波譎雲詭的政局之中。
 

 （講員：許惠敏小姐 |  業餘影評人及報章專欄作家）

假如，你活在奴隸制度的時代；假如，你是一個有學識、有見地的小提琴手，更重要的是，你是一個自由人。有一天，你被人欺騙了，被迫成為奴隸，而身旁沒有任何人及文件可以證明你是自由人的身份，你唯一可做的就只有被人善價而沽，淪落為奴隸的命運。這樣的苦難將為你的信仰及生命帶來甚麼衝擊？7月14日的晚上， Grace與17位參與者藉著《被奪走的十二年》(Twelve Years a Slave)一同來思考苦難人生。

荒謬的劇情——真實的人生

主角所羅門是一位擔當小提琴手的自由人，輾轉間認識了兩個壞人，這兩人藉詞有一份為期兩週的工作介紹給他而相約見面，並灌醉他。所羅門醒來時已失去所有東西——包括名字及身份。從此他不再是自由的小提琴手，而是一名需要服從主人命令的黑奴，名字也被改為普拉特，為奴的生活更長達十二年之久。劇情看似荒謬，但事實上卻是真人真事，電影是根據所羅門的回憶錄改編而成。

普拉特經歷了兩段為奴生活，第一個男主人福特曾任牧師，他善待亦賞識普拉特，樂意聽取他的意見，以小河來搬運木頭減省工時。只是無奈地，普拉特的學識為自己招來禍患。福特聽取普拉特的意見，結果惹來監工的妒忌，對他處處挑釁，終於普拉特按捺不住把監工狂打一頓。監工連同其他人差點把他吊死。福特雖然救了普拉特一命，但也不敢再留下他，把他轉賣給艾普。

艾普則是一個殘暴的主人，他視奴隸如草芥。奴隸是他的財產，也必須為他賺錢，因此，黑奴每天必須採摘一定數量的棉花，否則免不了一場鞭打。主人有權鞭打黑奴，甚至吊死他們，即使黑奴沒有特別過錯，只要主人心情不好，也可以隨意發洩打罵。

後來普拉特把握機會，求助於一個來自加拿大的自由僱工，求他幫忙寄信給家人，好讓家人來救他脫離為奴的痛苦生活。最後，所羅門的身份得到確認，被送回了紐約州與家人團聚。

扭曲的人性、扭曲的信仰

通過所羅門或普拉特，觀眾見證了奴隸制度的殘忍、可恥，以及人性的貪婪及醜陋。當人的心靈被金錢、權力及慾念充滿時，信仰並不能讓他們成為行公義及好憐憫的人。當所羅門得罪艾普時，艾普雖口頭上說今天是安息日，他願意讓步以免有違教旨，但他馬上又後悔了，又再追打主角。對他來說，信仰可能只是一連串教條，只要遵守一些律法，其他時間就算凌虐奴隸至死都不是問題。

電影中的女奴帕西因無法承受自己成為主人發洩性慾的對象，而乞求普拉特的憐憫，把她殺死。當普拉特問帕西為何要求他做這種會下地獄的事時，帕西回答道，她認為殺死自己的人不會下地獄，因為這是慈悲的行為，而神是慈悲的。

信仰如何回應苦難

有信仰的人遇上苦難，高呼「神呀！祢在哪裡？」是很正常的事，連受苦中的耶穌，也不禁問神在哪裡。苦痛是真實的，聖經沒有解釋慈愛的神為何容許人受苦；並且，苦難對當事人有何意義？只有當事人才能明白，其他人無法解釋。然而，神卻藉著人去幫助其他人度過苦難。所羅門有幸得到加拿大工匠冒險為他寄信回家，他才免於為奴至死的命運。今天，當我們看到別人的苦難時，會因怕惹上麻煩而選擇袖手旁觀？還是甘願冒險伸出援手？

有時候，我們面對別人的苦難，真的無能為力。或許我們未能改變他的困境，但在別人有需要的時候伸出手，拍拍對方肩膀，為當事人帶來一點安慰，也可以成為他人走下去的動力。

至於在苦難當中的人，有時難免會絕望。支持所羅門生存下去的是回家的盼望，即使他首次尋求幫助便被出賣，他仍沒有放棄，仍向合適的人求助。有參與者提到，但以理及約瑟都是因為堅持到底才脫離苦況。

苦難不知何時才會結束，堅持下去所以帶來希望？還是因為見到希望才堅持？這是Grace留給大家思考的問題。

在平的地球上販賣人口

當我們讀《地球是平的》時，當中有個例子說，美國很多電話推銷和查詢的工作，都交了給印度做，因為印度人工便宜，而又能完成相同的工作，這是一種他形容為雙贏的狀態。

如將這理論套在人口販賣，你不難冰冷地分析為何兒童和女性的輸出國總是印度、印尼等貧困國家，而輸入國則是已發展的國家和地區。當我們用全球貿易的視點看人口販賣，整個所謂的貿易系統其實都是在剝削最低下階層的基本人權。人口販賣之所以可惡，除了是因為被販賣的人的下場可憐，他們要擔當可怕的工作(如：性奴)外，更是將人淪為奴隸，甚至淪為貨物，他們在全球流動，淪為人口販賣的物流鏈。

這是在資本主義理論包裝下的不道德行為，而這種剝削，根本不只在人口販賣中出現。血汗工廠、數碼垃圾，甚至代孕母，都是在類似機制下，將自己不願意做的交由落後國家的人做，這種無形的侵害和剝削，比起有形及能看見的更可怕。

通識小秘笈

討論人口販賣時，我們很容易只集中在人蛇的可憐經歷，於是就只能下「他們好慘」這結論，但這件事背後的邪惡的核心其實是資本主義的操作。試想我們過分的用跨國「分工合作」的方式，最後就將所有危險及不安全的事交給整個地球上最低下的人去做。這種「經濟合作」，實際上就是剝削。我們只要想通這點，很多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課題，只要你細看下去，就不難發現資本主義毒在骨子裡，亦更容易感受到「工人得工價」的工價，其實不只是錢，還有人權、尊嚴，以及其他很多東西。

小資訊──關於人口販賣的三個流言： 

 
資料來源：http://lirs.org/wp-content/uploads/2013/02/HumanTraffickingMythbust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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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如果從聖經看，妓女（現代稱為性工作者）可能是人類最古老的「職業」。如果那是屬實的話，人口販賣，則很可能是人類最早開展的「貿易」；而可悲的是，這兩樣事情，由昨日，到今天，仍沒停止……

人類被販賣，的確是個長篇歷史。而人口販賣和隨之而來的種種不公義制度和歷史，遍佈世界每一角落，例子多不勝數。

古代世界的奴隸早在創世記中，約瑟被他的兄長出賣，並下到埃及作奴隸。故事繼而演變至整個以色列民在埃及「為奴之家」生活了四百年，再由摩西救助以色列人出埃及，四十年後才到達應許之地。在舊約的規例中，也有記載關於主僕關係的條文：反映人口販賣和相連的奴隸制度，在當時社會是被容許的。

除了猶太人，人口販賣和奴隸制度也遍佈於舊時代的其他民族。由希臘城邦與後來的羅馬帝國，都有從戰敗國家中強行俘擄當地人民作本國奴隸的記載。據史料指出，在羅馬帝國的末期，奴隸幾乎佔整個帝國四分一的人口之多，成為了重要的勞動力和經濟支柱。

西方近代社會的奴隸

在近代社會，人口販賣成為西方世界發展中可悲的一章。隨著歐洲列強征服非洲等地，黑奴就成為新社會成長的原動力。當時，他們從事極厭惡性和危險的工作，，大量人手會被安排種植蔗糖；製造白糖時，在糖廠裡將蔗糖煮成糖漿等。這些工作既危險，又費力，更往往是廿四小時不停斷的…… 有黑奴就曾因太過疲倦，在煮糖漿時體力不支，然後意外地跌入煮沸的糖漿中成為「製成品」！

及後隨著工業革命，各種工業興起，除了廣為人知的童工、長時間工作及惡劣工作環境的問題，也有大量黑奴被賣去種植綿花，以供應紡織工廠的需求。而解放黑奴後來就成了英國、美國日後民權運動的開端。

東方世界的奴隸

而在東方世界，人口販賣和不公制度也時有存在。由早期的「客家人」被迫遷徙及開荒，備受當地人歧視，到清末民初數以十萬計的「契約勞工」被賣的故事（即「賣豬仔」），成了那一代人的悲歌：運氣好的可能告老歸田、甚至衣錦還鄉；不太差的，死後也希望能落葉歸根，；然而更多華工的下場卻是客死他鄉，有家歸不得。

不說不知，香港也曾是「賣豬仔」的一個重要基地。開埠初期，香港作為通往國際的港口，很多華工就是由香港的碼頭出發，一去不返。關於這段歷史，近年開始備受重視：如新近開幕的饒宗頤文化館，過去就曾被使用為過埠華工的臨時宿舍，曾是收容超過六萬名由華中、華北各地招募前往南非礦場工作的「豬仔」的臨時居所。

當代的「奴隸」與人口販賣

• Q: 人是如何被販賣？

A: 有些人透過威嚇、使用暴力脅迫、誘拐、欺詐、欺騙、濫用權力、使對方處於弱勢，或通過授受酬金或利益、或取得某人同意以控制另一人等手段。只要是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那人，以及對那人造成剝削，就算是人口販賣。人口販賣將人類貶成可買賣的牲畜，或是可計算價值的商品一般。

• Q: 有多少人被販賣？

A: 至今仍未有一個準確的方法得知被販賣者的人數。全球124個國家涉及人口販賣，受害群體的國籍卻有152種。至少510條已知的人口販運路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曾估計，全球有120萬名兒童被販賣。相信這些數據反映的，仍只是冰山一角。

• Q: 誰人會被賣？

A: 在受害人中大多數是女性：49%是成年女士，21%是女童。數據顯示近年兒童、男性被販賣有上升趨勢。

• Q: 被賣的人受到哪種形式的剝削？

A: 主要是強迫賣淫或其他性剝削（53%）、強迫勞動或奴隸狀況（40%），以及摘除器官（0.3%）。其他（7%）包括：販運兒童參戰、輕微罪行或強迫乞討、拍攝色情物品、逼婚、詐騙福利、販賣嬰兒和非法領養等。

歐洲和中亞、非洲和中東等地區較多涉及性剝削（分別為66%和53%）；東亞、南亞和太平洋地區則較多涉及強迫勞動（64%）。美洲涉及性剝削（48%）和強迫勞動（47%）參半。

• Q: 人口販賣者多數都是「金魚佬」？

A: 大部份刑事案的犯人女性比例佔10-15%，而能被成功檢控的女性販賣者卻有28%，並且她們所販賣的較多是女童。

• Q: 人口販賣受害者多數會被賣到外地嗎？

A: 有超過60%的受害者會被賣到外地，但仍有34%被賣到國境內其他區域。

參考資料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2014年全球人口販賣報告》 (英文) ，網址：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glotip/GLOTIP_2014_full_report.pdf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網址：http://www.unicef.org/protection/57929_58005.html

打擊人口販賣的資源網，網址：humantrafficking.org
 
 

當我們仍然活在「人口販賣很遙遠」的錯覺時，一群有心人已在柬埔寨努力回應人口販賣的議題，她們就是基督豐榮團契。

人口販賣問題猖獗    領受異象服侍

基督豐榮團契於2001年成立，其宗旨是幫助女性恢復在基督裡尊貴的形像，活出豐盛的生命。基督豐榮團契分為牧關、培育與社關三個部門，而屬於社關部的「柬埔寨豐榮事工」是今次專訪的焦點，我們訪問了基督豐榮團契會長吳淑儀女士，讓我們一起了解她們如何在柬埔寨服侍一群人口販賣的受害女性，幫助這群女孩子活出豐盛。

人口販賣包括被賣為勞奴、性奴、童工/童兵等。據美國國務院在2013年的人口販賣調查報告，全球每年約有二百萬到二千七百萬人口被拐賣，其中80％是婦女或女孩，被逼淪為性交易與性剝削的受害者。

柬埔寨的婦女部部長Madam Ing Kantha Phavi 在2012年接受訪問時說：「我國每年有逾數百名女孩被賣進妓院，被迫成為性奴隸，她們遭受各種各樣的虐待與折磨，過著像畜生般的生活，更令人心痛的是，她們多數是被親人販賣的！」

豐榮團契的負責同工於2010年正式開始柬埔寨豐榮事工，將服侍地區定位在柬埔寨，因為當地是全球人口販賣問題 (特別是逼娼與性販賣) 最猖獗、最嚴重的地方之一，她們希望針對性別不公而策動整全福音事工去服侍世界上受欺壓、受剝削、受凌辱的弱勢群體。

喚醒認識性剝削    實踐基督真愛

豐榮團契的目標及定位十分清晰，透過籌辦豐榮女兒之家，希望喚醒教會及社會對性侵犯與性剝削的認識及關懷，並社會人士親自伸出援手去擁抱這群受性摧殘或高危成為性販賣的稚齡女孩。該機構又在2014年興建豐榮女子學校，除了希望透過教育令貧困家庭的女孩得到學習的機會，更希望達到抗衡及預防人口販賣的長遠果效。

校舍期望在2015年7月底落成；她們更會向社區開放校舍，拓展「豐榮婦女中心」，希望令社區進一步關注性剝削的情況。

要扭轉柬埔寨人口販賣的情況絕不是易事，特別是在柬埔寨的文化背景及生活環境影響下，要改變當地人的觀念極之困難。柬埔寨人民於七十年代末經歷了黑暗的屠殺與高壓統治，處於極度貧富懸殊的狀態，受教育的機會極之寶貴；再加上「男為金、女為布」的傳統概念，更加促使性別不公的社會文化，令女孩的價值極其低賤。不少家庭為了賺錢甚或維持生計，會把家中的女孩賣給人口販子。根據柬埔寨2005到2006年的「非政府組織聯合統計研究項目」的數據，97%受害少女是由於貧窮因素而遭受販賣與性剝削，而這些受害女性中，文盲的比例亦高達32%。

恢復尊貴形像    活出豐盛生命

豐榮事工的同工明白到只是單純為受害女孩提供住處並不足夠，於是針對女孩所面對的現況作出實際回應：

• 豐榮女兒之家──治療與重建

豐榮女兒之家運作了四年多，為受到性侵與性剝削的受害者提供一個安全、讓生命重新開始的溫馨家園，同工會陪她們同走一段身心靈重獲新生的復原路。除信仰與心靈關懷及教育培訓，那裡更包括生活照顧、醫療及心理創傷療癒、法律扶助、職業訓練等等，達到全人治療與身心靈的重建。

• 豐榮女子學校──教育與自立

為抗衡並預防人口販賣，更重要是讓女孩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故此學校必須為她們提供教育。學校希望透過全人教育，讓貧困家庭的女兒獲得「徳、智、體、群、美、靈」的平衡發展，能發揮神賦予的恩賜，提昇教育程度並終身學習的能力。

• 豐榮婦女中心──提昇地位

由於柬埔寨重男輕女的文化根深柢固，學校希望藉著女孩在學校提高自立能力，令她們能夠與家庭和學校的鄰里，共同建立一個互相關心、彼此尊重、和睦合作的社群，以減少女孩被賣的情況，並讓人重新正視女性的價值。

除了為當地受害女孩提供宿舍及教育機會，豐榮事工亦有較長線的計劃，包括：鼓勵與培訓女孩成為未來的事工領袖；提供職訓就業機會，發展社會企業，並鼓勵基督徒商家在柬埔寨開設工廠， 為婦女們提供就業機會等。

不問服侍成果   播下盼望種子

全球看似開始關注人口販賣議題，然而在柬埔寨，人口販賣及性剝削仍以不同方式有增無減，而且被捕人數亦減少。豐榮事工的同工們看到這個情況，難免會有泄氣的時候，然而靠著上帝的恩典，即使事工再難，他們仍願意忠心服侍。

那些進到女兒之家的女孩，初時都表現出極度憤怒、憂慮、焦躁等嚴重心理問題；然而，在同工們及無數短宣隊員的悉心呵護及栽培下，讓她們嚐到了可能是人生第一次的關愛與溫暖，再加上眾代禱者的誠心禱告，今天這些女孩得以重拾自信。當中不少亦已接受了主，體會自己原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她們得以恢復在基督裡尊貴的形像，是神寶貝的女兒。

人口販賣屬於全球性、制度性的不公義與苦難，是不能漠視的。不論個人或是教會，都應該更深的進入世界，成為這世代的鹽與光，作這世代的良心。基督的救贖與更新不單只臨到個人與教會，更要臨到社會與文化。上帝的門徒有責任帶動社會文化的更新與改造。

基督裡的盼望就是改變與救贖的盼望，希望我們都能掌握這世代的動向，在觀念及地域上，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把福音「整全」地以口、以行動 、傳給他們。(太廿八19-20)。
 

人口販賣的議題，我們大多只是從報章得知，然而原來卻是那麼遠，這麼近。在香港，基督教團體基督豐榮團契服侍在柬埔寨的人口販賣受害者， Heather這位神學生更親身走進受害人群體中一段時間，與她們同行。這次同行不僅讓Heather看到女孩們的需要，更再次肯定她服侍這群女孩的呼召。

關注，從不認識開始

Heather忘了何時聽聞人口販賣的議題，然而她一直都沒有留心。直到2012年，偶爾看到一個有關人口販賣的特輯，首次在視覺上被撼動，亦開始留意多了。Heather當時已確定蒙召服侍神，但卻壓根兒沒想過要在這個議題上特別關注，只是一心希望努力為主工作。

後來在2014年初，Heather在教會實習時遇上了神學院的學兄，始知基督豐榮團契在柬埔寨服侍人口販賣受害人，她深被感動，並開始尋索服侍這群受害者是否上帝對自己的召命。奇妙的是及至7月，當Heather開始要探索未來服侍方向時，再次遇到那位學兄。這次學兄向她告知基督豐榮團契的其中一位負責人將會回港，可安排見面；在他引領下再與另一位負責人見面。然後，在12月Heather決定走進柬埔寨十天，親身視察工場，然後再決定是否參與柬埔寨的服侍。離港前一天，Heather竟第三次與該學兄相遇，柬埔寨的服侍異象，從此深深扎根在Heather心裡。

印象，從未接觸之前

在未真實接觸受害者前，Heather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把人口販賣與性及涉及金錢的交易拉上關係。雖然知道會有男性或小孩被販賣，但最令Heather感到扎心的是那些被販賣、被性剝削的女性心靈的創傷，所以她對於自己希望服侍的對象有清晰的認定。

被用作人口販賣的女性，有些情況可能是出於她們自願，甚至是藉此賺取金錢換取一些物慾上的滿足。那些女孩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時都會感到矛盾，縱然如此，Heather仍然希望把上帝的愛帶入她們的心中，醫治她們的心靈傷痕。

衝擊，親歷其中過後

2014年12月，Heather有機會參與基督豐榮團契在柬埔寨服侍當地人口販賣受害女孩的事工，親身與女孩接觸。這一次，讓她對人口販賣議題有更深刻的領受。

Heather進到基督豐榮團契的女兒之家探望一群被販賣的女孩子，深深感受到在柬埔寨人口販賣隨時都會發生，而且就在身邊。普通的一個人都會被剝削，而且那份被剝削的情況好像是沒有能夠被控制、改善的機會，那份感覺教人如此絕望。

人口販賣在柬埔寨是如此普遍，跟自己的距離如此近，而當中很多受害人都是年幼的女孩子。同樣身為女性的Heather，更深切渴望與她們同行，即使沒法為她們改變甚麼，最少盼望能把上帝的愛與盼望帶給她們，讓她們在生活中有一點光。

反思，對「人口販賣」的回應

在女兒之家的十天，Heather更感到個人力量的渺小。與女孩們相處，Heather深深感到她們的天真，她們與一般的小孩沒有分別，同樣地有著單純的笑臉，同樣希望可以探索世界，卻因著家人的出賣、貧富懸殊、「重男輕女」的價值觀，令她們要承受難以想像的創傷。

在女兒之家，Heather看到女孩們任人宰割的無力，但同樣看到愛使她們重新得到盼望；看到她們生活上的缺乏，但同樣看到她們對有機會經歷的珍惜。這群女孩子，即使在生命中經歷很大的創傷，甚至會永遠在她們的生命中留下傷痕，然而他們仍然對生命充滿盼望，仍然願意在安全的環境下敞開心扉。世界對她們縱使殘酷，卻沒有讓她們放棄，更讓Heather覺得需要令更多人認識、正視人口販賣問題。

行動，憐憫謙卑同行

明年Heather便從神學院畢業，她早已認定要踏上柬埔寨服侍之路，但仍然渴望得到教會的全然支持。「我期望神繼續感動弟兄姊妹，我期望是整個群體一起動員去宣教。而我只是一個代表，神不只是呼召我及差遣我，然後弟兄姊妹在背後支持我；神其實是在呼召整個群體，呼召我們，我只是代表大家出去。我希望明年當我出發的時候…… 這是一件屬於教會的事，而不只是屬於我一個人的事。」

宣教的路從來都不易走，要服侍這群受傷的生命更是不容易，然而上帝的命令就是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當看到世上的不公義，我們更要實踐上帝的教導。人口販賣，一點都不遙遠，我們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不能對不公義視而不見，現在就讓我們從身邊的人開始，一個一個的傳開，讓人認識並正視這看似遙遠的問題。

「無論誰因我的名接待一個這樣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太十八5《新漢語譯本》) 當一個好憐憫的人是沒有地域之分，實踐行公義的事也沒有大小之別，作為跟隨上帝的每一位，我們都有責任。

人口販賣是一門古老的行業，對很多人而言它是一項利潤甚高的「生意」，不幸的是在今天亦如是。或許我們會覺得人口販賣只會在生活條件較差的地區出現，然而它卻與我們近在咫尺，香港及澳門原來就是人口販賣的中轉站及終點站。早於2003年，美國已指出香港及澳門涉及人口販賣，也譴責兩地政府把關不力。我們將在本文探討香港及澳門的人口販賣的情況。

根據聯合國《全球人口販賣報告2014》，人口販賣的定義由三種元素構成：行為、引誘方式以及目的。「行為」是指招攬、運送或匿藏人口；而「引誘方式」則包括武力威嚇、欺詐、強迫、拐騙、行誘等；至於「目的」是指透過各種方式(如性剝削、強迫工作等)剝削被販賣的人。

澳門——主要以性剝削為主

在澳門出現的人口販賣多是與色情行業有關，而受害者也以女性為主。澳門的經濟收入以賭業為主導，伴隨著數量眾多的賭場，則是大量的妓女（性工作者）。她們來自東南亞、烏克蘭及俄羅斯等地，不過也有大量女士是來自中國內地。

流落澳門 各有前因

若按以上提及的定義，澳門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中有部分確實是被拐賣及引誘來到澳門。受害人在家鄉中被保證能在澳門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但在抵埗後卻發現原來所謂的工作，就是充當妓女，由於護照被人口販子扣留了，所以她們不能逃走及回家。

然而卻有部分中國女孩知道自己是來從事色情行業，她們基於不同原因而「販賣」自己：如家庭出現困難而急需金錢、受「男友」哄騙等。在這看似由她們「自主」的情況下，人口販賣好像和她們扯不上關係，然而卻有學者對此表示質疑。

透過進行田野研究，有學者發現在這批「自主決定」的女孩中，有為數不少的人是受所謂的「男友」慫恿到澳門從事色情行業，當細看這些女孩的經歷時，往往發現當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難以不令人聯想那是人口販子常用的幌子。(詳情可參考Selling Sex Overseas: Chinese Women and the Realities of Prostitution and Global Sex Trafficking一書)

人口販賣在澳門蓬勃的原因

涉及性工作的人口販賣在澳門如此蓬勃，其中一個原因與澳門的經濟模式有關。澳門是一個旅遊城市，主要收入源自賭場，而賭場的主要客源則是內地遊客。由於有大量遊客湧入澳門，因而增添色情行業的市場需求，亦自然吸引更多女孩前來——無論是被誘騙還是自己決定到來。

因為色情行業有如此龐大的需求，所以不少人也想從中分一杯羹，酒店商人是其中一員，他們有時會與馬伕合作。有些酒店會將某些樓層租給從事色情行業的女孩，甚至會在酒店內劃分區域讓她們「兜客」，酒店並會管理這些區域；當然酒店會從中得到利益。

此外，澳門政府及有關部門在執法方面仍然鬆懈。儘管澳門定立法律懲罰從事販賣人口者，違法者最高可被判監禁十五年；若受害人年齡不足14歲，則最高會被監禁20年。可是，每年被判監的人卻很少。根據澳門的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的統計數字，在2013年被起訴的人口販賣案件只有三宗。

香港——人口販賣的中轉站及終點站

香港已成為以強制勞動及以商業性剝削(commercial sex exploitation)的人口販賣中轉站及終點站，可是香港保安局卻認為香港並沒有直接涉及其中，只承認是中轉站。此外，香港亦未有簽署聯合國的「防止、打撃及懲罰人口販賣協議」。

香港的人口販賣情況

與澳門的受害人相似，被販賣到香港的人有些是被拐帶及誘騙來香港。如一名菲律賓未成年少女，以為來香港擔任家庭傭工，然而抵達香港後的數小時內卻被迫與六名男士發生性行為。在灣仔酒吧區，這些例子屢見不鮮。

然而與澳門稍為不同的是，香港的人口販賣情況涉及另一形式——強迫工作，而受害者主要是外傭。印尼及菲律賓人若想到香港擔任傭工，往往要先支付一筆龐大的介紹費，價錢由$1,950 至$2,725美金不等，外傭在找到工作前已欠債纍纍。他們來到香港工作後，若不幸遭僱主剝削及虐待，也可能因為懼怕需要即時還債而啞忍。

人口販賣在香港發展的原因

香港成為人口販賣的中轉站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其地理位置方便，不法份子會把從內地及東南亞誘騙的受害人經香港運送至歐美等地。而中國的一孩政策某程度也助長了人口販賣，原因是政策令到內地男女比例失衡，男性遠比女性多，若要娶得本地女性為妻就需要付出更大成本，這令一些客觀條件稍遜的男性轉向海外新娘，而香港就成了「運送」海外新娘的中轉站。

此外，與澳門不同之處在於香港並無法例直接懲罰人口販賣，更不用說香港並沒有為人口販賣定下清晰的定義。若有人觸犯人口販賣罪行，有關當局會以《入境條例》及《刑事罪行條例》第129條等相關法律來檢控該人。此外，他甚至可能會因「使用、販運及供應偽造旅行證件」而被控，而最高刑罰是罰款500萬元及監禁14年。若有人舉報人口販賣案件，被販賣的受害人會因過期居留等種種原因被抓，至於販賣她的人，有關部門則會按所搜得證據而決定而哪條條例檢控他。

人口販賣是一門複雜的課題，其有著千絲萬縷的原因，錯綜複雜。雖然此文只討論澳門及香港的情況，然而人口販賣涉及全球性的層面與運作，也是涉及制度性與結構性的罪惡。各國政府當然是責無旁貸，然而就個人而言我們也可出一分力，或許我們可以提高警覺，留意懷疑是人口販賣的個案；又或是身體力行，參與或支持一些關注及致力打擊人口販賣的機構。在打擊人口販賣一事上，我們可以不只是旁觀者。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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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in Chin and James O. Finckenauer, Selling Sex Overseas: Chinese Women and the Realities of Prostitution and Global Sex Trafficking. New York: NYU Press, 2012. 

Robyn Emerton and Carole Petersen, “Migrant Nightclub/Escort Workers in Hong Kong:  An Analysis of Possible Human Rights Abus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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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Department of State,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14 (U.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4), available from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268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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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人口販運猖獗」，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生命倫理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klife/column/060424.htm

「澳門在打擊販運人口方面有所不足」，澳門平台，網址：http://www.plataformamacau.com/zh-hant/%E6%BE%B3%E9%96%80/%E6%BE%B3%E9%96%80%E5%9C%A8%E6%89%93%E6%93%8A%E8%B2%A9%E9%81%8B%E4%BA%BA%E5%8F%A3%E6%96%B9%E9%9D%A2%E6%9C%89%E6%89%80%E4%B8%8D%E8%B6%B3/

朱蔚欣，「推動工商業界打擊人口販賣」，《國度復興報》，2014年7月29日，網址：http://www.krt.com.hk/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2124

香港保安局，「偷運/販賣人口和非法入境」，網址：http://www.sb.gov.hk/chi/special/bound/iimm.htm

澳門政府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網址：http://www.anti-tip.gov.mo/tc/stat.aspx

蔡莉莎，「人口販賣」，《呼聲》第211期，施達基金，2015年3月11日，網址：http://cedarfund.org/2015/03/11/share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