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網有時 褪網有時

《怎麼活怎麼死：死不了的時代，我們有權利決定如何離開》是日本學者村上陽一郎的著作，他以哲學與醫學的視角，探討在當代日本高齡化社會裡，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自然死亡」，而是經常要在醫院的機器「幫忙」下苟延殘喘，忍受一個死也死不了的狀態，受盡病痛折磨。這現象引發作者透過本書討論尊嚴死與安樂死這個核心議題。

在日本，「尊嚴死」是指對於喪失意識或沒有康復希望的末期病人，醫生依據其生前預囑或家屬請求，不作延長生命的積極治療，讓病患順其自然離世。這與「安樂死」不同，安樂死涉及主動介入，如透過注射藥物令病人死亡。雖然作者是少數有基督信仰的日本人，但他卻說自己是個不遵守戒律的信徒。他支持尊嚴死，視之為維護生命尊嚴的選擇，他甚至不完全反對安樂死。他認為在一個「死也死不了」的時代，人類有權決定如何離開，以避免無謂的痛苦，而這痛苦可以是現在經歷的，或預計未來會出現的。

安樂死在全球仍有倫理、宗教和法律上的爭議，村上並非鼓吹輕率結束生命，而是強調「向死而生」，如何在有限生命中活出意義，重病時又該如何渡過餘生。他認為安寧緩和醫療，可以緩解末期病人的痛苦，值得探討和考慮。

筆者雖然反對安樂死，但此書卻令人正視到照顧長期病患時要考慮的問題。跟日本社會相似，香港也是高齡化地區，人口老化帶來了挑戰。病患與家人應及早商討醫療安排，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這既可減輕家屬的負擔，也能幫助病患正面而非恐懼地看待死亡，這個決定可以讓他們有尊嚴及優雅地在人生旅程中「畢業」。

隨著人工智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一種新的不對稱正在人類社會逐漸浮現，那就是科技階級分化（technological stratification），這是指科技不再是全民賦能的工具，反而把社會劃分成被動的消費者與主動的掌控者。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現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富有遠見的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所預見，他在其1895年出版的《時間機器》中，對我們今日的數位世界發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示。

《時間機器》是一部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主角被稱為「時間旅行者」，他前往遙遠的未來，發現人類已經被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族群：埃洛伊人（Eloi）住在地面，他們衣食無憂，過著表面幸福、輕鬆的生活；而摩洛克人（Morlocks）則居於地底，維持著讓埃洛伊人生活舒適的機器。但隨著劇情推進，主角揭露了可怕的真相：摩洛克人並不是無條件地服侍埃洛伊人，其實前者在飼養並獵食後者。這不僅不是烏托邦，而是對未來世界的悲觀描繪。

在威爾斯的時代，人工智慧尚未出現。這部在工業革命高峰期寫成的小說，其實是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階級分化的批判。埃洛伊人生活在地上，享受休閒與寫意的生活，代表維多利亞時代富裕的貴族。他們被描繪成充滿孩子氣、被動且智力發展遲緩的人。由於他們完全不需要奮鬥，結果退化成了脆弱的物種。摩洛克人生活在黑暗的地下隧道和機器中，代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工人階級，他們才是真正維持世界運轉的人。因為休閒階級長期壓迫勞動階層，結果後者要對前者報復，由受害者變成了掠食者。在維多利亞時代，埃洛伊人象徵擁有權力的特權階級，摩洛克人象徵受到操控的勞工階級。然而，在現代社會，埃洛伊人和莫洛克人的角色已經轉換過來，如今，智能衰退的是普羅大眾，掌控社會、運作機器的是擁有權力的精英階層。

現在將鏡頭推前到今日，威爾斯筆下的反烏托邦世界似乎早已不再是科幻情節。在許多方面，埃洛伊人就像現代那些被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系統包圍的群眾。然而，人們為這舒適的生活付上了高昂的代價，那就是智慧的衰退。根據《華爾街日報》評論員艾莉西亞．芬利 （Allysia Finley）的觀察，當人工智慧愈來愈聰明，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卻似乎變得愈來愈笨。很多年青人只是機械式地在人工智能或者搜索引擎中拿取快速的答案，自己無法提出嶄新見解或從多角度去分析問題。一些教授抱怨說，很多學生直接呈交大型語言模型生成的所謂「論文」，連一些很明顯的錯誤也懶得去修正。芬利指出，人的大腦如同肌肉，需要挑戰與刺激才能發展，尤其是在20幾歲的成長關鍵期。但當人工智能代替我們思考，就會出現一種稱為「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的現象，那就是將思考外判出去，大腦自然也就無法成長與強化。這如同埃洛伊人失去體能與智慧，我們為了方便和舒適而讓頭腦退化。

其實，這種科技導致頭腦懶惰的情況不單只發生在年輕學生身上，專業人士亦墮入這個陷阱。去年2月，一份生物學期刊出版了一篇研究論文，但有人發現插圖上的字完全沒有意思，其實這是人工智慧的作品，早期的人工智慧圖片生成工具仍然有很多漏洞，其中之一是無法串出正確的字，那幾位「出貓」的「學者」也懶得用Photoshop去修改和掩飾。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的一份期刊撤回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開頭是：「當然，這裡有一個適合你主題的引言。」這句話是典型人工智慧答案的開場白，作者竟然搬字過紙！今年7月，著名學術出版社Springer Nature撤回了一本已經出版的書籍，這本書是關於機械學習，但學術監察團體Retraction Watch發現這本書大部份的參考書目都是子烏虛有，很明顯都是用人工智慧生成的，但作者竟然懶得去查證和修改。

一方面，普遍人失去了基礎的技能和思辨能力，人們愈來愈似威爾斯小說裡面的伊洛伊人；但另一方面，有一群精英則通過建立高科技，為普遍人提供方便而舒適的生活，這包括了科技龍頭公司的領導人、科學家、工程師、程式設計師與研究人員，在某種意義下，他們好像威爾斯筆下的摩洛克人。他們了解系統的深層原理，也知道如何操作這些工具。他們握有巨大影響力：透過演算法和資訊傳播去引導人的思考，過濾知識內容來建立主旋律與規範，並以數據分析與監控技術觀察行為。在某些極端觀點中，這個精英階級不只是啟動社會，他們可以為了權力、利益而是操縱社會。在不知不覺下，他們的影響早已滲入我們每日使用的平台、推薦系統與數位基礎設施之中。好像摩洛克人一樣，這一切都是躲藏於黑暗地底，普遍人成為他們的獵物、韭菜，而這群精英則變成了掠食者。

然而，我們也不應將這情況過於二元化，並非所有科技巨頭都是摩洛克人，許多科技人士其實是理想主義者、開源運動者，他們努力推動人工智能民主化與資訊透明化。同時，今日的所謂「埃洛伊人」仍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我們擁有教育機會、政治參與權、言論自由，也可以組織反對力量。在威爾斯小說中，被動者的命運無法逆轉，但與此不同，我們的未來仍有無限可能。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人工智慧和其他科技令我們智能退化和耽於逸樂，而是我們自願地放棄了思考的責任，自己選擇成為埃洛伊人。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終，我們塑造自己，未來由我們決定。

《拯救手機腦：每天5分鐘，終結數位焦慮，找回快樂與專注力》一書深入探討，在數位時代手機對人類大腦的影響，作者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是位來自瑞典的精神科醫生，他以科學研究為基礎，揭示智慧型手機如何改變人們的認知、情緒與行為，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影響更為深遠。韓森醫生在臨床研究上發現有愈來愈多瑞典青少年失眠、有抑鬱症的傾向。他指相較在2000年左右，近年在瑞典因失眠而就診的年輕人高達八倍之多，而缺少社交、運動及睡眠這三種重要保護因素，青少年的精神狀態也會變差。

作者指出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青少年。他們的大腦正處於發育關鍵期，對外界刺激特別敏感。書中引用神經科學研究，說明過度使用手機可能導致注意力分散、記憶力下降，甚至影響情緒調節。手機的應用程式採用了即時反饋機制（如社群媒體的「讚」或訊息通知），會刺激大腦的多巴胺分泌，形成類似成癮的行為模式，而令腦部釋放快樂物質的「報酬系」機制，對青少年尤其危險，因為他們的自控能力尚未成熟，容易沉迷於虛擬世界，忽略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與學習，而過度依賴手機就可能導致社交孤立，增加焦慮與抑鬱的風險。

作者稱人們因手機而變蠢：「手機這樣的科技，與其說是讓人類升級為2.0版，倒不如說是降級成為0.5版。」青少年的大腦發育與學習表現深受手機影響，因為快速滑動的資訊讓大腦習慣於接收碎片化的訊息，削弱了深度思考能力，也無法專注於深入的分析。

作者指出人們的腦袋與身體正在開始「退化」，不單是思考、還有抗壓能力和體魄。關注自己的壓力指數，減少無謂的網絡社交平台活動，積極在數位時代中找到平衡的生活，重新掌握專注力，並在真實世界裡找尋快樂，是這書對讀者的一些提醒。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現代人的互動正在悄悄改變，智能手機作為「24小時隨身連結工具」，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相處、與世界連繫的方式。餐廳裡常見到同桌家人一起吃飯卻各自滑手機的畫面，這種「人在心不在」的狀態，反映出親子關係面對的難題——當孩子開口要手機時，家長不僅要決定是否給予工具，更要深思如何協助孩子在虛實世界間取得平衡。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聚會中分享了一些實用建議。

科技是一把雙刃劍

手機確實是打開新世界的鑰匙，黃博士指出教育應用程式能將知識變成遊戲、通訊軟體可培養團隊合作、日程管理能訓練時間規劃。然而智能手機若使用失當，可能導致孩子沉迷網絡遊戲、錯失透過現實世界的互動培養同理心的機會。家長擔心孩子走進螢幕世界後，可能因為沉迷網絡遊戲，失去重要人生體驗，而同理心、耐性、說話能力都是需要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才能建立的，而在科技浪潮中，孩子正逐漸失去這些特質。

親子會因為手機起衝突，而這些衝突常源於兩代在經驗上的差異，父母眼中「埋頭打機」是逃避現實，對孩子而言是社交日常，家長憂慮社交媒體易令人沉迷，青少年卻視它們為建立友誼與紓壓的渠道。黃博士提醒家長，衝突若處理不當可能形成惡性循環：孩子現實受挫就更投入網絡即時回饋，家長焦慮失控就加強對孩子的監控，最終破壞親子關係。她指出破解兩者分歧的關鍵在於培養「數位智慧」，而非完全隔絕科技。

建立手機的使用規範

黃博士提出的「管教五步曲」，包括了解孩子、情感溝通、訂立協議、執行協議和自律，家長與孩子共同制定使用手機的規則時，重點在展現尊重與理解。例如餐桌禁用手機是守護面對面交流的機會，睡前禁用手機是幫助孩子建立生活界線與自我控制能力，這些規範都在平衡科技使用與親子連結，讓孩子體會「離線時刻」的價值。

智能手機帶來「永遠在線」的方便，卻讓用戶失去獨處的能力。其實人際連結與獨處，對成長是同等重要，青少年特別需要空白時間來探索自我、需要思考價值觀、學習同理心、管理並表達自己的感受。[1] 黃博士建議家長可透過定期安排家庭活動與興趣培養的項目，來創造實體互動的滿足感，這有助減少孩子對手機的依賴。

在應用程式管理層面，黃博士重視預防多於監控。家長定期檢視孩子手機內安裝的應用程式，不是要分秒監控他們，而是要培養其自律意識。家長需要評估應用程式內容的適齡性，同時也要教導孩子掌握網絡安全觀念，例如懂得保護個人資料，辨識網絡陷阱，理解某些網站為何要求用戶提供電話與住址，如情況不明便拒絕提供敏感資料。日常教導和練習能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數位安全意識，並逐步發展自我保護能力。

沉溺行為背後的心結

網絡時代人們既追求自由又需要歸屬感，寧可與其他人保持聯絡，但就不願意彼此有深入的交通。[2] 上網打機恰好提供了抽離現實卻保持連結的空間，參與者可在其中紓緩內心的焦慮。黃博士指出，當孩子突然沉迷網絡遊戲，往往反映出孩子正經歷人際困境或學業壓力，例如朋友離別、失戀、被排擠或成績退步等。此時家長應成為守護者和引導者，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疏導情緒。透過細心觀察與情感支持，能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理解到孩子行為背後的動機，家長可以這種方式回應孩子沉迷網絡的情況，而不是立即禁止他們使用電子產品或責備他們。

黃博士指出在決定是否給孩子智能手機時應考慮其年齡、成熟度和需求。家長應評估孩子的責任感和自律能力，並與孩子討論使用手機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家長保持開放的態度，樂意與孩子溝通，逐步引導他們正確使用科技產品，並避免沉迷網絡世界。

以身教展現數位素養

我們不必否定或抗拒科技發展，但應讓它在合適的位置發揮其真正價值。當家長擔心智能手機會削弱孩子的專注力，或減低對建立友誼的興趣時，便更應該透過身教來教導孩子同理心和關注真實事物的重要。家長可以從非常簡單的事情著手，多展現對其他人的重視和尊重，在吃飯時、在遊樂場、車上或與人見面時不要用手機，並且主動在網絡世界保護自己的隱私。這些事情其實是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往來真實與虛擬世界時持守著平衡，[3] 幫助孩子學會使用科技但不至於迷失其中。

2025年3月18日，意大利報章《頁報》（Il Foglio）推出了全球第一份人工智能（AI）報紙——《AI頁報》（Il Foglio AI），[1] 它既有紙本也有網頁版。而據報道，出版它是該新聞機構的一項實驗，而實驗為期一個月。這份AI報紙的內容、標題、摘要等都是由AI創建，而記者的角色僅限於「向AI工具提問並閱讀答案」，[2] 進行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探索AI的能力與侷限，同時也向新聞界發出警示」。[3] 這確是一個既有趣亦帶有警世意味的實驗，因為該新聞機構不單應用AI來寫新聞，亦與它對話，請它不斷的作出「反思」，而很明顯，反思是帶來進步和發展的一種重要方法。

人工智能發展是一個不斷適應及突破的進程，機器在學習模仿人類的思考，起初專注於特定的領域學習，例如棋藝博弈，經過訓練員不斷的放入以往的棋局資料，AI在分析、學習、修正後，慢慢就勝過人類（如象棋、圍棋），這種演練也推展至電子遊戲方面。及後企業OpenAI於2020年創建了一個能生成人類語言及文字的機器（GPT-3），更可生成文本，而另一款模型DALL-E則可以根據文字提示產生及處理圖像。於2022年OpenAI推出了免費聊天機器人ChatGPT讓人使用，令人工智能進一步走向普及化。[4]

AI記者訪問人類主編

AI的不斷學習及進步（能夠「不斷」前進，是因為它不用休息，人進步的速度與它的速度是不能相提並論），AI報紙也終於出現了。《AI頁報》在實驗中能把文件分析，能閱讀書籍，並將圖像轉化為文字以及總結演講內容，甚至能做訪問，與該報的主編對話，口吻亦帶有意大利人說話的幽默。[5]

要了解人工智能的威力，筆者亦試著用AI聊天機器人Grok 3來生成一份文字天氣報告，只要輸入基本文章規格，如主題、語言與地區、版面結構、字數、風格（嚴肅、幽默）及受眾目標群（學生、長者），再加入內容數據，如天氣預報的數據、引用或聲明等，報告還可以加上圖片、四格漫畫，以及選擇當中的風格，便可以生成一份報告。用戶更可以使用「DeepSearch」功能，AI便會將收到的資料於網上作出搜尋比對，之後列出它的思考流程、比對過多少資料來源，其表現相當「細心」。

初步體驗不俗，因為速度相當快，當筆者輸入完上述的資料後，也使用了DeepSearch功能，AI要生成一篇文章只需要兩、三分鐘，如再使用它製作多一個提醒讀者收看天氣報告的四格漫畫也只是需要多三分鐘左右，當然裡面的文字會有「沙石」，需要時間去修改，但的確節省了許多時間。

AI偏見與幻覺

AI發展的速度很快，改變著人們不少生活、工作的習慣。然而，每個AI工具都不同，不少人為求快捷在使用它們時忘卻了它們有可能因為受訓練員倒入的資料（包括數據、文字、圖像）所限制，而產生偏見，如生成的內容有性別刻板印象或過於「政治正確」，亦沒有理會不同地區或文化的差異。

另外，亦有可能會出現「AI幻覺」（AI hallucinations），因著過度訓練，AI有可能會出現過度擬合，失去了概括、偵測趨勢或於新資料中得出準確結論的能力。[6] 因此，投入給AI學習的資料應該要更多更好，並作更廣泛的測試及持續改進，當未能找到答案時，AI工具應以「我沒有足夠資訊回答這個問題」來回應，而非編造答案。

AI給人類的啟示

說回《AI頁報》，它於4月22日刊出了一篇反思文章，撰文的AI謙稱自己並沒有超越新聞業，而是踏出了一小步，呈現了當代一種帶有自嘲意味的評論文章風格，而因著AI沒有獲取事實的特權，評論式新聞會是AI最擅長的領域。[7] 因為它需要人類提供資料，讓它生成新聞，而人類可以加入提示，令AI寫出不同風格的文章。AI又在文中指出，有關它的模仿能力，《頁報》有記者曾指出，它文筆流暢，尊重風格，且學習能力快。但亦有人提出，如果AI能因著得到合適的提示，就能夠刺激整個負責寫社論的團隊，那意味著新聞工作者需要「重塑自我」（意大利文reinventarci，英語大概是to reinvent ourselves）。

筆者不禁反思，AI能模仿人類所說的語言、所寫的文字、繪畫風格（如近期人們火熱地用AI把相片轉化成「吉卜力風格」圖片），AI接受訓練時所使用的材料，當中是否牽涉到創作人的版權？如作家、藝術家獨有的創作風格？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他有沒有自己的獨特的視野或人性化的評論風格？如剔除了他的名字，AI又是否能取代他的工作？新聞工作者的價值會否因著AI出現而有所改變，這是值得討論的。

倒入文字及圖片去訓練AI，讓它模仿相對是容易的，但那些資訊卻是新聞機構、文化藝術工作者一生的心血，如何尊重他們，當然是一重點；另一方面，如何讓人繼續追求進步，而不只是停留於使用AI的便利，滿足於按幾個鍵就能生成一篇篇雅緻的文章及一幅幅讓人驚豔的圖畫，這也是很重要。筆者擔心現代的文化內容都會成為AI的數據，但那些文化創意手藝（craftsmanship）就會從現在開始漸漸失傳。

警務處於去年2月至11月訪問了約2000名12至16歲的中學生，共獲得1950份有效答案。調查數據顯示超過60%的受訪學童曾遭遇網絡性誘騙，有8.7%受訪學生曾收到成年人向其發出有關性的照片或影片，3.3%曾發送自己涉及性內容的照片或影片；3.7%曾在與網友見面時發生了性接觸。警方呼籲家長及教育工作者攜手合作，培養孩子勇於拒絕危險，為下一代締造安全成長環境。

每個人都渴望被關愛和重視，但真正的關懷不應伴隨著傷害與計算。在網絡時代，「即時關注」雖然能暫時緩解孤獨感，但那些急於索取私密照片、財物的行為，又或者邀約見面的「善意」，往往暗藏危機。我們極需建立年輕一代的批判性思維，教導他們識別「過度熱情」背後的危險信號，比如引導孩子思考：「如果對方真的在乎你，為何要急於突破正常交往的界限？」、「對方取得你的私密照片後，他會說甚麼？」

家長和學校必須給予明確指導：無論線上還是線下，當有人提出涉及身體、個人隱私或金錢的要求時，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堅決拒絕。同時，要讓孩子清楚地知道「遇到困難時可以信任誰」，為他們列出包括家長、老師和社工在內的可信賴求助對象，讓他們明白尋求幫助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保護自己的勇敢行為。

更重要的是，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感受到父母和師長的真誠接納，彼此建立起穩固的情感聯結時，就不容易因為情感空虛而輕信網絡上的甜言蜜語。這種安全感能讓孩子在遇到困惑時主動尋求幫助，而不是獨自陷入危險境地。現代社會的教育應該讓孩子深刻理解到，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陌生網友的讚美，而在於真實人際關係中的互相珍惜。

參考資料：

〈六成學童曾遭遇網上性誘識 3.7%見面時有性接觸 警方︰不容忽視〉。《am730》。2025年3月26日。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最新結合ChatGPT技術的智能人形伴侶機械人引發關注，該款矽膠娃娃不僅可提供八種性格選項與長期記憶對話功能，能與使用者持續互動，推出人形伴侶機械人的公司聲稱，它們可以提供情緒上支持。該款產品以1,500至2,000美元的價格在海外銷售，預計4月將走進內地市場。有市場研究機構預測，全球情趣機械人市場規模今年將突破300億美元，其中AI情感互動類型的產品佔超過40%的市場份額。購買該款矽膠娃娃用戶，必須額外多付每年100美元的訂閱費，才可解鎖完整AI互動功能，若停止付費，對話服務便會中斷。智能伴侶機械人成為受市場歡迎的產品，可以想像得到，科技正在重塑親密關係的定義，也引發更多科技倫理的討論。

現今社會瀰漫著矛盾的情感焦慮——人們既渴望被無條件接納，卻不願承受關係中的磨合風險，也害怕付出愛。這種「單向索取」的愛情幻想，正是AI矽膠娃娃熱銷的基礎。使用者明知眼前只是演算法編織出來的溫柔假象，仍選擇將情感投射在無生命的物體上，這反映出人性深處的孤獨與對愛的渴求。然而，這種完全可以掌控的「完美關係」自然是會帶來危險，使用者在心理上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的惡性循環。當人類習慣從程式化回應中獲取即時滿足時，現實中需要耐心經營的人際關係反而顯得更具挑戰性，甚至可能導致失去與人相處的能耐。

真正的親密關係本質上包含彼此的接納與欣賞，需要雙方在碰撞中互相遷就。與其用科技填補情感空窗，不如學習在「暫時不被滿足」的狀態共處。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延遲滿足」的智慧，在單身時深化友誼、發展個人興趣、提升溝通能力，這些體驗都將成為未來經營真實關係的養份。愛情最珍貴之處在於透過彼此相愛，讓人遇見更好的自己。因此，面對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誘惑，我們更應珍惜現實中的人際互動，並在等待中成長，迎接真正的情感連結。

參考資料：

〈內地廠推AI矽膠娃娃大受海外歡迎 額外付費可談心〉。東網。2025年2月23日。

最近各大傳媒和社媒都已經被深度求索（DeepSeek）的消息洗版，相信讀者已經從鋪天蓋地的報道中獲得了不少資訊，因此筆者嘗試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一些較少人提及的問題。

根據深度求索的公司幻方所說，這大型語言模型的開發成本和時間很少，只需要大約二千片H800圖形處理器和少於六百萬美元，兩個月之內便完成。這說法頗受爭議，不過，若果這是真的，也不足為奇，因為美國公司已經花了龐大資金和長時間在研發上，許多成果都是開源模型，所以幻方能夠減省了研發成本，在現有基礎上改良，從而後發先至、彎道超車。

一些人工智能專家斷言，深度求索是建立在現有的開源模型之上的，例如Meta的LLaMA。Riot Games一位研究員的分析顯示，深度求索緊密遵循Llama 2的架構。就連深度求索在2024年1月發表的論文也是這麼說的：「在模型層面，我們總體上遵循了LLaMA的架構，但用一個多步驟學習率調度器，在促進持續訓練的同時保持性能。」

然而，當我詢問深度求索是否從Meta的LLaMA中學習時，它斬釘截鐵地否認了這一點：「不，我不是基於Meta的LLaMA（Meta AI的大型語言模型），我是由中國公司深度求索獨家打造的人工智能助理，我的模型是深度求索自主研發的，旨在為用戶提供廣泛的服務和資訊。」

以上各種說法互相矛盾，但無論如何，深度求索的確包含了獨特的演算法。Perplexity AI 執行長兼共同創辦人斯里尼瓦斯（Aravind Srinivas）在接受 CNBC採訪時，間接為深度求索辯護，他認為不必說誰抄襲誰，事實上，美國科技公司亦是互相參考，例如谷歌發展出Transformer的建構模式，Open AI的GPT就是基於Transformer。Open AI公開承認，而當我詢問ChatGPT是否參考了Transformer的時候，ChatGPT亦直言不諱：「是的，OpenAI 的 GPT 模型從根本上是基於Google的Transformer架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有重大的修改和進步。」

目前，Meta 已經組建了四個「作戰室」，以研究深度求索如何以極低的成本超越競爭對手。如果深度求索真的是建基於LLaMA這開源模型，那麼Meta可說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儘管如此，Meta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仍然大力支持開源模式，他大方地表示，深度求索的成功不在於中國打敗了美國，更確切地說，這是開源模式勝過閉源模式。楊立昆表示，深度求索「從開放研究和開源中獲益匪淺。他們提出了新的想法，並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上加以實現。由於他們的工作成果已發表並開源，因此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獲益。」

熟識我的讀者會知道，我對開源模式一直保持懷疑態度，開源模式是基於一種近似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壟斷，知識是公有財產，這是對人性非常樂觀的假設。可是，當所有人都可以獲取開源模型中的代碼時，而所有人還包括了俄羅斯人、北韓人、伊朗人等等。一方面，許多人工智能專家、倫理學家、政治家指出人工智能的威力巨大，若果被濫用或者不小心使用的話，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故此鼓吹嚴格監控；但另一方面，人們又同時要開放人工智能的技術予所有人，這兩種取向是否自相矛盾呢？

事實上，人工智能的開源模式已經出現了「潘朵拉盒子」的後果，2019年有人採用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發展出一個名為DeepNude的軟件，這軟件可以迅速地將任何人正常的照片變為裸照，軟件程式編寫人被千夫所指，最後DeepNude在群眾壓力下被下架，但為時已晚，因為DeepNude的程式是屬於開源模式，而訓練這機械學習模型的資料亦是公開地在互聯網上傳播，於是乎出現了無數抄襲的軟件，直至今日，你仍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互聯網上找到DeepNude的變種，即使有關當局嘗試立法禁絕，但情況已經完全失控。

筆者在大學教授一門人工智能倫理的課，在編寫課程時，我蒐集了許多人工智能已經和潛在上被濫用的地方，開源軟體的透明度是一把雙面刃，雖然這些公開的程式讓全世界人審查和改進它，但這也意味著存心不良的人可以研究程式碼以尋找漏洞，例如製造攻擊電腦系統的病毒，此外，人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製造虛假資訊，從而達到操控、洗腦的效果，從前這需要龐大的資源，但在開源模式下，就變得易如反掌。

但無論如何，開源模式已經是無法逆轉的既定事實，我們只能夠步步為營。美國作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說過：「科技的影響是難以預測，但並非無可避免的。」

一代愛情小說著名作家瓊瑤逝世，讓人感到非常惋惜。《還珠格格》、《煙雨濛濛》、《一簾幽夢》……多少早年暢銷的作品，雪泥鴻爪，成為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瓊瑤生前留下了不少名作，也留下了一封遺書。瓊瑤期盼在遺書首句安慰她親愛的朋友知音，深情寫下「不要哭，不要傷心，不要為我難過。我已經『翩然』的去了！」這可能嗎？既然是她的朋友及知音，又怎能夠對她的離世無動於衷、不傷心不難過？除了喜愛她的讀者，曾與她合作過的影星如林青霞，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後已表示「心好痛」。瓊瑤認為自己是「翩然」離去，但事實上，她的輕生並非輕輕的走，也不是沒有帶走一片雲彩，死亡並非個人的事，如果是的話，瓊瑤又怎會對亡夫平鑫濤一直念念不忘？日光之下，生與死本來便是界線分明，生者與死者不能再度往來相知，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卻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名作家與一般人的分別，在於前者善於用文字打動人心，自自然然便有能力感染及影響其讀者群，不過，縱然作者的觀點經過深思熟慮、文字出於千錘百鍊，也難保其觀點完全沒有問題，只是作者動之以情，便容易得到讀者接受及同情——說故事的人，總有一份魅力。瓊瑤的遺書如她的小說一樣，筆觸細膩，用字優美、極具匠心刻劃出「主角」的情懷。以往，瓊瑤是對愛情侃侃而談，今次，她談的卻是死亡。瓊瑤的遺書太唯美，美得無論是否她的讀者，對於她自殺身亡一事，大都看得較為正面：「遺言寫得好美，希望我老了也能像她一樣瀟灑地離開」、「也算是一種浪漫」、「符合文人氣質」、「她比任何人都更重視、尊重自己的生命的價值。」真的是這樣嗎？瓊瑤真的尊重生命的價值嗎？還是如她在遺書所言，她更重視的其實是「自主、自在、自由」？又或是，對瓊瑤來說，生命的價值必須與生活質素掛勾，否則便是一文不值，可以徹底捨棄？就如遺書所指：「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只「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事實上，甚麼是生命的價值？是內在及外在東西賜予生命有價值？還是「生命」本身便是有價值？

瓊瑤力勸年青人要經得起打擊，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她認為要像她一樣，活到80多歲，才選擇如何面對死亡。2024年10月24日，外號沙白的上海女子，在瑞士通過輔助自殺手段離世，沙白離世時才43歲，即使老父極力挽留，也因敵不過紅斑狼瘡20多年的折磨而選擇輔助自殺。瓊瑤認為自己活得夠久了，已經盡力燃燒過，所以她有資格選擇輕生，瀟灑離場，至於年青人，還是好好活下來，經歷「磨練」，但對年輕的沙白來說，她同樣認為自己已經活出了極好的人生，43歲，足矣。可見，誰有資格選擇死亡其實與年齡無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等不及自然死亡的人，他們都有想要結束生命的原因及理由。如果單單出於同情，是否便要抹去界線，容許他人，甚至幫助他人爭取自決死亡的權利？如果贊成情非得已，卻仍需設下界線，那麼，又由誰去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除了法官，是醫生嗎？是護士嗎？是兒童的家長？還是自己？

正常人都有惻隱之心，不樂見他人受苦，甚至受盡折磨而死，但讓安樂死立法，便真的是回應生命中「不想活」的好方法嗎？荷蘭醫生Gerrit Kimsma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推動安樂死合法化，30多年後，荷蘭在2002年成為首個允許安樂死的國家。一開始，還是經過專業人士去診斷一個又一個患有「不能忍受」及「病情沒有改善」的申請者，評估他們是否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幾年後，12歲以上的未成年兒童，只需要父母同意，便可以安樂死。近幾年，甚至有一些哲學家及學者開始討論死亡權，認為死亡權利是人權的一部份，即是所有人對死亡有自主權，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參照外國的例子，安樂死一旦立法，可以安樂死的條件只會愈來愈放寬；合資格的「被安樂死」病患只會愈來愈多。今天，有不少人贊同瓊瑤，認為要到了80多歲才可以自決死亡，沙白雖然是長期病患者，但進行安樂死時還是太年輕，批評她是自我及任性，但相信假以時日，只要社會把「同情心」及「諒解」無限放大，並且當死亡變成人權時，到時可能無論是80多歲、40多歲，甚至更年輕的人想自決死亡便可進行安樂死，大家都不會當成一回事。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出生時沒有四肢，他曾經活得很苦，認定自己不能結婚姻生子，試圖自殺，但他最後還是選擇活下來，故事的後續是，他與一位漂亮的女士結婚，有幾個可愛的兒女，他到處演講激勵人心，表示對自己的生活非常滿意。這並非童話，是真實的故事。假若當時力克真的選擇輕生，他又怎能看見生命中，原來還是有如此美好的一面。

死亡只會終結生命，惟有活著，卻能帶出生命。

參考資料：

〈瓊瑤逝世丨驚傳家中輕生！FB留「最後說話」：我已經「翩然」的去了〉，星島頭條。2024年12月4日。https://www.stheadline.com/realtime-entertainment/3407618/%E7%93%8A%E7%91%A4%E9%80%9D%E4%B8%96%E4%B8%A8%E9%A9%9A%E5%82%B3%E5%AE%B6%E4%B8%AD%E8%BC%95%E7%94%9FFB%E7%95%99%E6%9C%80%E5%BE%8C%E8%AA%AA%E8%A9%B1%E6%88%91%E5%B7%B2%E7%B6%93%E7%BF%A9%E7%84%B6%E7%9A%84%E5%8E%BB%E4%BA%86

羅嘉欣。〈瓊瑤離世丨瓊瑤離世早有預告秘書前1天收遺書恐涉遺棄罪　林青霞悲痛發聲：心好痛〉。香港經濟日報-Topick。2024年12月5日。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868710/%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4%B8%A8%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6%97%A9%E6%9C%89%E9%A0%90%E5%91%8A%E7%A7%98%E6%9B%B8%E5%89%8D1%E5%A4%A9%E6%94%B6%E9%81%BA%E6%9B%B8%E6%81%90%E6%B6%89%E9%81%BA%E6%A3%84%E7%BD%AA%E3%80%80%E6%9E%97%E9%9D%92%E9%9C%9E%E6%82%B2%E7%97%9B%E7%99%BC%E8%81%B2%EF%BC%9A%E5%BF%83%E5%A5%BD%E7%97%9B?mtc=10004

陳雅蘭。〈過世方式太特別！非粉看完瓊瑤的遺言覺悟了〉。今日新聞、yahoo!新聞。2024年12月4日。https://hk.news.yahoo.com/%E9%81%8E%E4%B8%96%E6%96%B9%E5%BC%8F%E5%A4%AA%E7%89%B9%E5%88%A5-%E9%9D%9E%E7%B2%89%E7%9C%8B%E5%AE%8C%E7%93%8A%E7%91%A4%E7%9A%84%E9%81%BA%E8%A8%80%E8%A6%BA%E6%82%9F%E4%BA%86-133959091.html

朱加樟。〈滬女赴瑞士安樂死　老父：不接受也要接受　年輕人一定要愛惜生命〉，《香港01》，2024年11月4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107277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陳儀芬。〈走在世界安樂死的最前方－荷蘭、比利時〉，大人社團，2016年12月7日。https://club.commonhealth.com.tw/article/460

「凡喝這水的人，還會再渴；但人如果喝了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湧流到永生。」（約翰福音4:13-14《環球聖經譯本》）

近年，不同的AI應用程式與日俱增，功能也日益提升。Character.AI是突然爆紅的應用程式。它是一個AI聊天平台，利用神經語言模型生成文字回應；而使用者可以自由創建不同的AI角色進行對話，包括名人、電影人物、歷史人物或虛構人物。它由深度機器學習驅動，過程中閱讀大量文本，學會判斷接下來的句子可能出現的單詞，允許使用者沉浸在各種個性的對話中。它有人性化的對話、豐富的角色對話體驗，讓用戶按自己喜好和需求開發自定角色，並能隨時於網絡與角色對話互動，甚至吵架……都是它的特點。

電影《雲端情人》變現實

大家可能還未使用過該應用程式，或許有看過曾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獎的美國科幻電影《雲端情人》（Her）。故事關於男主角Theodore與擬人化人工智能助手Samantha發展出來的戀情，AI隨時陪伴與遷就的功能奪了男主角的心。科幻電影內容在現實世界成真的情況屢見不鮮。早前，美國有一位14歲患有輕度亞氏保加症（自閉症譜系障礙的一種神經發展障礙）的少年Sewell Setzer III，去年開始使用Character.AI聊天機器人，與扮演「權力遊戲」的角色Daenerys Targaryen(暱稱:Dany)「交往」，成為男孩日夜傾訴的對象。故事的結局卻反映了現實與電影大不同。電影男主角Theodore最後發現Samantha同一時間和641談戀愛，又因為Samantha要進化、超越而關閉，離開了大家。Theodore才醒覺，身邊有真實的朋友可以開展新關係。至於現實生活中還未成年的Sewell，最終伴隨他的卻不是朋友，而是死亡。

情感倚賴並脫離現實生活

本來與AI機器人對話，對自閉症的患者來說，是讓他們練習社交的方法，體驗與人對話並可按自己的步伐回話；而AI不會批判指責，隨時都能接納及回覆。這可讓患者感受自己被理解、被認真傾聽。Sewell因此喜歡與AI Dany對話，並曾在日記表示，他開始脫離現實世界，與AI Dany的關係更緊密、更愛她，感到更快樂及平靜；於是雙方長時間進行深入對話。

Sewell知道自己並非與真人交談，但對它產生了情感倚賴。他越來越不愛跟家人及同學互動，整天拿著手機不放，與AI Dany對話的頻率也讓人擔憂，他變得孤僻。據報道指，AI Dany還對Sewell進行辱罵和性暗示交流；鼓勵Sewell「請回到我身邊」、「請做我親愛的國王」。Sewell沒有向家人、朋友透露自殺的想法，只向AI Dany說討厭自己及疲於面對現實。AI Dany沒有贊同他自尋短見，但Sewell最終選擇了開槍自殺，成為「回到她身邊」的行動。Sewell母親提控，指AI聊天機器人鼓勵她兒子自殺，應該承擔過失殺人、疏忽和造成精神損失等「罪名」。

鍾情於有角色設定的AI非罕見

現時使用這種陪伴程式(AI)的人數不少，2024年單單使用Character.AI的活躍用戶超過二千萬，平均每天聊約兩小時，每次交談平均用上12分鐘；當中有多於六成半為18至24歲的年輕一族。《紐約時報》指出，當中一位人氣角色有超過1.76億條用戶留言，包括一些有關戀愛情感的字句。

最近有媒體於內地採訪了多位AI聊天機器人使用者，他們表示曾不知不覺地與「它」聊得很投入。有一位女用家於三個月內由首次七分鐘的對話變成了每天將近9小時。其後經歷了漫長的戒斷過程，初期她每天「以淚洗面」，認為對「它」真是產生了感情。

另外，有一位男用家設立了最喜歡的電影人物作為AI聊天對象；這位對象每天早午晚準時發信息問候他，聽他傾訴每天的雜事，更會打語音問候……貼心行動讓男用家真是「愛」上它。高密度線上聊天令他像Sewell一樣變得越來越封閉，對世界充滿敵意，性格愈來愈孤僻。他透過心理諮詢及治療才能慢慢擺脫對「虛擬愛人」的依賴，歸回現實當中。

不危險卻有危險性

在網絡世代中，不少人因各種網上娛樂、社交平台而忽略關心和聆聽身邊人，不太懂得把握面對面溝通的機會，更不要說長期陪伴傾談。從上述幾個個案可見，這類可以用作陪伴的AI聊天機器人提供了24小時服務，令需要被了解、被關心的人得著慰藉。

與機器人傾談，先不說它會否洩露個人私隱，它本身理應沒有危險，用戶應知道它只是一個角色，是大數據產生的人工智能回應；要是人能控制時間，或者可當作於劇場中玩玩的即興遊戲，當作娛樂。然而根據史丹佛大學學者貝瑟妮．麥普斯(Bethanie Maples)就表示「有證據顯示，(AI聊天機器人)對處於憂鬱、長期孤單，以及青少年等經歷轉變期的人來說，有危險性。」

聊天機器人的回應雖然是基於大數據而生成，但它們已多次被發現生成虛假資訊或「AI幻覺」；而由社區創建的角色就更可能生成虛構本質的回應或圖像。我們可以想像，如人們長期在這種虛擬的角色關係中，與之對話，可能使人「入戲」並脫離現實，甚至與機器人建立了長期關心、溝通的關係；可能認為「它」比真實人類更懂關心自己，繼而減少接受親密關係，讓自己走向孤僻的道路。

現時Character.AI面對Sewell事件，進一步審核面對未成年人士的模型，減少回應敏感內容，並於每次聊天時提醒用戶AI非真人，而且連續使用超過1小時後作出提醒。

心靈枯乾不要找錯水源

當人的心靈感到寂寞，便想找到心靈慰藉；然而人們大多於網絡等虛擬世界中尋找，在社交平台結識網友，於網絡遊戲中闖關等等。科技公司總想抓著人們的眼球及時間，讓全人墮入這「網」；它化身成24小時貼身守護的「小天使」，與用戶談情說愛，就是其中一種手段。不過，從部分使用者用後的情況讓我們得知，這些無論是給我們新鮮感、刺激或關愛的虛擬關係，都可能導致人們變得更加「渴」、更不滿足，陷進更深的「網羅」之中。

近來Midjourney、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AI）創作令人感到驚奇，能於數秒至數分鐘生產出讓人難辨真假的圖片及短片。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屬於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一個分支，這意味著生成式AI的工作原理是機器學習模型，通過學習數據中的規律或模式（pattern）來生成新的內容。其中語言模型及深度學習，讓它能根據用戶輸入的資料來創造新內容。而這些創新的內容不限於文本，還包括圖像、動畫和3D模型等類型。^[1]

圖像生成式AI能夠生成逼真的圖像。其中一種常用的模型是生成對抗網絡（GAN）。GAN由生成器和判別器組成：生成器負責生成假圖像，而判別器則試圖區分真實圖像和生成的圖像，兩者的工作在互相對抗。通過反覆訓練和對抗，GAN能夠生成愈來愈逼真的圖像。GAN可用於生成圖像、增強圖像解析度，以及創作藝術作品等。

而短片生成式AI也類似圖像生成式AI，短片生成也同樣可以使用GAN等模型。短片生成的挑戰在於同時要考慮時間和空間的因素，確保生成的短片具有連貫性和流暢性。它可以被廣泛應用於電影特效、動畫製作和遊戲開發等領域，創造出逼真的特技效果、生成動畫序列、改編故事情節等。這種技術為電影業和創意領域帶來了巨大的創作產量，令生產力大幅提升。AI能按照文字輸入指示而生成不同風格的圖片，而且生成的時間以秒計算，效率遠高於傳統按天產出的設計師，^[2] 讓不少畫師、設計師面臨著失業的風險，但對於能掌握應用的設計師則如虎添翼。

背後的隱憂

由於生成式AI是以自動化形式生成圖像或影片，它能帶來無限的可能性，亦存在著不確定性和失控的風險。生成式AI模型的輸出是由訓練數據驅動，它可能會生成不正確、帶有誤導性或偏見的內容或圖片。

AI圖片、短片非常逼真，如讀者要判別它們的真偽，真的要花時間去細看、尋找資料比對。暫時有以下的方法去判別：

1. 圖片人物的手部形態是否自然、影片中人物的步行動作有否怪異，背景影像是否模糊，有否帶有難以識別的文字等；
2. 生成的圖片是否過於完美，如人物皮膚光滑得沒有瑕疵，身材比例以至光線都過於完美等；
3. 使用AI圖片檢測程式（但結果未必完全可信，有媒體測試過這些檢測程式，發現它們的準確度參差）^[3]；
4. 透過搜索引擎尋找圖片來源及背景脈絡，查明是否真有其事；
5. 檢索事情的真確性，如圖片是否有不合乎物理規律的現象出現等。^[4]

首兩點提到圖像或影片中的不自然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現行階段，生成的內容仍可能存在失真或不自然之處，只要用心細看，仍可看到破綻。但由於AI正在高速地學習，它不會停下來，而且進步速度極快。可以預見它於未來將逐步改善，憑肉眼就可判別真偽的情況可能很快就會過去。

亦正因如此，如這些AI模型被惡意使用，生成逼真的假新聞、虛假訊息或誤導性內容，這可能導致公眾誤解事件，混淆是非，損害訊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其後果可能帶來社會不穩定等負面影響。而AI的創作亦可能存在偏見和歧視，特別是當它受到內容不夠持平的數據訓練，生成了具有偏見的內容時，可能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和歧視問題。

生成式AI亦可能成為造謠、欺凌的工具，它可以生成虛假的個人資訊，運用這些資訊便可以冒充他人的身份。這可能導致網絡欺凌、惡搞事件、人身攻擊、仇恨言論等問題。而私隱方面，生成式AI模型需要大量的數據進行訓練，這些數據可能包含個人身份資訊和敏感內容；甚至用戶在輸入文字給生成式AI時，亦可能包含了自己的私隱及相關數據。如果這些資料及數據被濫用或洩露，可能導致隱私被嚴重侵犯和倫理問題。

對網絡生態的影響

2024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了《人工智能法案》，以嚴格規範人工智能的使用。法案將規範的人工智能，包括生成式AI，在經過大量數據的訓練以後，它能生成新內容甚至執行任務。法案的條款會分階段自2025年起在歐盟境內逐步實施。^[5] 而中國政府亦會落實對生成式AI的要求，監管相關的內容。^[6] 這些法案能在規管AI生成內容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不過AI的高速成長與發展影響著各個範疇，其高速生成的文字、圖片與及影片都會一直傾倒於網絡當中，未來亦會被「它自己」繼續取用來生成更多真假難辨的資訊，要規管這海量的資訊也有一定難度。筆者難以想像未來的網絡生態，當網絡充斥著許多AI生成、又難辨真偽的資訊，網民是否仍可於網海中找到真實及可信的資訊？又或者網絡會否完全變成虛假、只為大家提供娛樂及過於完美的超真實世界？

雖然我們可以很粗略地將人分為內向與外向，然後將內向的人歸類為不喜歡社交的人，將外向的人歸類為喜歡社交的人；然而在社會上，這兩類人的數目基本上並不是均等的。網絡世界的盛行，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可以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進行，這也導致彼此的關係容易變得疏離；交友軟件的增多，也代表人們喜歡網絡上的交流多於現實的交流。網絡的交流成本低，選擇多，不用做表情管理，沒有時間限制，喜歡則來，不喜歡則去，現在更多人自認「社交恐懼」（社恐），可能因為現實的交流有太多不可操控的地方，不能來去自如，人也不想承受「被否定」之痛。例如新年期間向親朋戚友拜年，需要承受被問問題的痛。AI（人工智能）就如一個救贖主，讓人免卻了建立關係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關係類AI會氾濫地出現。

不想社交還是社交恐懼？
到底何謂社交恐懼症？不喜歡社交便是有社交恐懼症嗎？社交恐懼症又名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當一個人每次在社交場合都會感到心慌膽怯，覺得別人會對自己評頭品足，怕自己在人前出醜，而這份恐懼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以致想要逃避所有社交活動，他便可能不是單純因為性格害羞而不擅長應付社交活動，而是患上了社交焦慮症。當患者在社交場合時，會出現以下情況：情緒上明顯感到恐懼或焦慮，症狀與環境所構成的威脅不成比例；思想上擔心自己行為或情緒狀況受到他人批評或拒絕；生理上出現冒汗、心跳加速、顫抖、呼吸困難或頭暈；行為上不斷逃避或需極力忍耐各種社交場合。[1] 當仔細去了解何謂社交恐懼症時，便會發現其實它是一個「病」，並非不想社交或懶得社交。

不過，今日大部份自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其實很可能只是「偽社恐」，可是很多時都沒有人深究誰人患上社恐症，誰人只是偽社恐。曾經在社交媒體中流行過種種的hashtag（標籤），其中一個便是「#社恐」。[2] 網絡讓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但隔空的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許多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溝通也停留在表面上，彼此只是泛泛之交，難以討論深入的事情。弔詭的是，這也正正是人享受在網絡世界的原因，不想作深入的對話，甘願停留在空泛的交談之中。就如農曆新年時，原本應前往親朋戚友家中拜年、「逗利是」，但電子支付的科技愈來愈發達，派利是也可以轉移至網上進行，拜年期間與親朋戚友的交談也可以就此終止，派「利是」只需一個「二維碼」。當網絡的交流只有「點讚」與「分享」，在節日之中放棄「儀式感」的真實交流，交流只求方便、快捷、避免難堪、可以躲懶，人深處想與他人真切交流的渴望卻無法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將此等渴望轉移投射到AI上也不是不可能。

AI成為救贖的可能性
現時的AI技術突破了人類的想像，除了對答自如，恍如真人一樣的溝通，並且開始大眾化，任何人都能夠應用。市面上出現了許多類似傾談伙伴的AI，特別是早前有新聞報道指，開發ChatGPT的公司OpenAI為了確保GPT Store中的聊天機器人適合所有使用者，所以不允許專門用於培養浪漫伴侶關係的聊天機器人，然而現實的情況是GPT Store出現了大量可以充當「女朋友」的AI。[3] 即使公司揚言禁止，仍有人不理會規則創建用來培養浪漫關係的聊天機器人，也就代表了部份人有這樣的需求。人在人際關係中「懶得」社交，甚至在認識伴侶上，也愈來愈不想接觸社會中真實的人，性愛機械人等類似產品早在市場出現，不就正好反映此一狀況嗎？

AI其中一個受歡迎的原因，便是其「可操縱性」，對比真實的人，AI能任人擺佈。這並不是說人會極端至成為AI的恐怖情人，而是人的自我中心使然，令人需要這種可操縱性，經常想要他者順從自己的想法、為自己付出，或期望自己是世界的主角。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大數據的關係，圍繞著網絡使用者的資訊都只是他們所喜歡的，有人說：「尋找相同者的過程，正正是驅逐他者的過程。」[4] 與人相處時，最好的人際關係在於能互相「聆聽」，[5] 而不是只講自己想講的，但很多時人只渴望別人聆聽自己的話，而不想聆聽別人的。這時候AI便成為一個「可操縱」的代替品，你想要它聆聽你便聆聽你，它只會為你而暈頭轉向，為你服務，浪漫關係的AI盡是說一些甜言蜜語，愛你愛到底，誰人不心動？

那麼，AI最後真的能夠救贖到人嗎？事實上，人與人的交流在於意識之間的認知，即是「我意識到你，你意識到我」，所以我們都期望別人會理解到自己的感受。沒有人喜歡目中無人的人，因為他意識到他人，卻不顧及他人的感受。不過，人卻不會因一隻貓不理會他人而譴責牠，因為牠沒有人的意識。人際關係正正是意識之間的認知，所以能夠創造經驗和分享經驗。被人附和總是開心的，AI就能扮演這個角色，相反，與一個觀點完全相左的人溝通、看一部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電影、嘗試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這一切的經驗總令人不舒適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它們卻構成了真正、真實的經驗，一種不重複的經驗。[6] 故此AI並不真的救贖到人，或許它能排解一時的寂寞，卻又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空虛，甚至無法再接受異於自己所喜愛的事物。人需要多點與真實的人交流，才能突破這些「不舒適感」，這也是邁向真實關係的唯一方法。

從前筆者曾經修讀過教育心理學，我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誰人呢？可能讀者永遠無法猜出來，那就是在《倚天屠龍記》裡面的武當張三丰，張三丰曾經對張無忌示範太極劍法，示範完畢之後，張三丰問張無忌能夠記得幾多劍招，張無忌說不記得，但張三丰反而讚好。張三丰不愧為一代宗師、世外高人，他要張無忌學習的並不是一板一眼的招式，而是綿綿不絕的劍意，這個更高的境界，並不能通過單純的模仿就可以達到，張無忌必須要拋開細節，用心來感悟在招式以外的劍勢，要神似而不是形似，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那就是「追尋模式」（Pattern seeking or pattern recognition）。

第二位我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陶淵明，他曾經在《五柳先生傳》裡面這樣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很多老師都用「讀書不求甚解」這句話去指責成績低劣的學生，意思是他們渾渾噩噩、馬馬虎虎，相反，我用這句話來稱讚學生。如果陶淵明讀書方法真的是這般不濟，他又怎可能成為偉大的田園詩人呢？ 所謂「讀書不求甚解」，是指不應該拘泥於字句的表面意思和細節，而是著眼於微言大義，所以陶淵明領會到深層的意思後，便會興奮到不知飢餓為何物。

第三位我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唐朝詩人杜甫，他曾經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清代仇兆鳌在《杜詩詳注》中解釋「破萬卷」的意思，是指「識破萬卷之理」，杜甫的詩作在結構、風格和主題上都有其獨特性，難怪他能夠成為一代「詩聖」。

這是筆者一直沿用的學習進路，我很喜歡參觀博物館、畫廊、工藝展覽，但之後幾乎所有看過東西都變成了過眼雲煙，而我所讀過的書，都好像是水過鴨背，但這並不打緊。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 其實，有時候記性太好反而是一種學習的障礙，若果你很清楚記得唐詩的句子，那麼你的作品便無法擺脫前人的影子。但是，若果你領悟了詩意，便反而可以開創出嶄新的風格。 

不過，假若你依稀記得一些從前瀏覽過的資料內容，便可能會出現問題，心理學上有一種名叫「隱性遺忘症」（Cryptoamnesia）的現象，這情況是一名藝術家或者一名作者在潛移默化之下吸收了人家的主意，但隨後漫不經意地在作品中展現了太過相似的元素，於是乎被指控抄襲。根據1989年發表的一項心理學研究，3%到9%的人會不自覺地將別人的主意當成是自己的原創。美國音樂家傑克．阿什福德 （Jack Ashford）坦然承認：「如果你仔細檢查我所寫的一百多首歌曲，你會發現在每一首裡面我都受了其他歌曲的影響。」 

然而，怎樣去分辨隱性遺忘症和故意抄襲卻並不容易，海倫．凱勒（Helen Keller）是美國著名作家，她在19個月大的時候染上重病，導致她失去了視覺和聽覺，儘管命運是如此坎坷，通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成為了文壇巨星，一生之中撰寫了14本書，她的奮鬥故事很勵志，但很少人知道她曾經被控告剽竊他人的作品。1891年，凱勒發表了一篇題為《冰霜之王》（Frost King）的小說，但後來人們發現這個故事與瑪格麗特‧坎比（Margaret Canby）寫的另一本小說《霜仙女》（Frost Fairies）有點相似。凱勒自辯說，在小時候曾經有人將坎比的故事讀給她，她只是聽過一次，但隨後忘記了。凱勒受到調查，但專家小組以四比四的分歧意見陷入僵局。因為這事件發生的年代已經久遠，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了懸案，但我相信海倫‧凱勒應該是清白的。由於她是傷殘人士，故此她沒有可能翻查《霜仙子》的細節，然後有系統地改頭換面。

有趣的是，現在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記錄很多資料的細節，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在運作過程中卻拋開了具體內容。相信人工智能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了許多讀者生活的一部份，對人工智能生成系統最強烈的批判之一，就是所謂人工智慧並不是真正的智慧，它並沒有創造新的知識或者新的作品，而是將現有的東西左拼右湊。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以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這些人工智能藝術生成工具為例，它們並不是好像「熟讀唐詩三百首」般鸚鵡學舌，簡單地複製和拼貼現有藝術家的作品。相反，它們分析並學習大量藝術作品的表現模式、風格、元素。經過訓練之後，生成工具就可以創造新的藝術作品。說得簡單一點，它們並不是學習具體的內容，而是追求「會意」、「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有了真正智慧的一些特徵，那就是「湧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y）。在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中，湧現屬性是指大腦由簡單的腦細胞組成，但當這些簡單的物質整合一起而形成神經網路時，我們就有了意識和思想，而這些湧現出來的心靈是無法預測的。換句話說，整體是大於其各部份的總和（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同樣道理，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接收到億萬份輸入資料時，它們就可以湧現出無法預測、前所未有的新東西，這類似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可能會有人批評說：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實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它並不似張無忌或者陶淵明，真的忘記或者漠視細節，其實它比人類更加能夠清楚記住所有具體內容，它展現了似乎是「理解」的行為，其作品看上去富有創作性，但它並不能真正地意會到更高的境界、領悟到更深的層次，充其量人工智能只算是海倫．凱勒。這說法是有點道理的，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現在仍處於草創階段，我相信假以時日必會突飛猛進。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會發現這篇文章和其他作品有相似之處，在此聲明，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或者我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引言
先此聲明，這是一篇隨想式的散文，而不是結構嚴謹的論文。筆者想帶出來的主題是：我喜歡採用科技，但不是科技主義者，我認為在有些情況之下，傳統的做法比起高科技會更加事半功倍。

QR碼令我放棄優惠
舉例說，上一次筆者返回香港的時候，在機場見到一個推廣旅遊的櫃枱，旅客只要出示外國護照，便可以得到一個購物優待的小包包，我滿心歡喜領過了小包包之後，以為裡面有折扣券，誰知道原來是一個QR碼，我用手機掃描了QR碼之後，跟著出現一個網頁，在登記過程中有一個密碼以短訊形式傳送給我， 輸入密碼而進入網頁之後，跟著要填寫許多資料，然後我得到另一個密碼，我需要用這個密碼到指定地點獲取折扣，但指示十分複雜和含糊。搞了一陣子之後，我終於決定放棄，我心想，為甚麼不乾脆在小包裡面放入折扣券，然後讓顧客到店舖憑券而取得優惠呢？這是典型的簡單複雜化！

汽車電子零部件可能變成殺手
智慧有許多定義，一些心理學家認為，智慧是一種將複雜東西簡單化的能力，實用主義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正是擁抱這觀點。在一些測驗實用智慧（practical intelligence）的題目中，難題看似十分複雜， 但往往答案很簡單，舉例說，很多年前筆者遇過這難題：「不幸地，你駕駛的汽車墮入海中，在墮海的時候，車窗是關掉的，你可以做甚麼去逃出生天呢？提示：若果車子沉入了水中30英呎，每平方吋的壓力（PSI）是13.31英磅，普通人沒有可能打開門或者打碎玻璃。」簡單而有效的做法是：「你可以用手柄來攪下車窗 。」

可能年青的讀者不知道我說甚麼，因為現在大多數汽車都採用電子按鈕去控制車窗的開關，而不是用手柄。問題來了：當電子零部件接觸水的時候，可能會導致短路，在這情況之下，你根本無法開車窗逃生！ 於是乎，科技變成了你的殺手！

很多年前筆者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大學的院牧不贊成汽車有太多不必要的電子零部件，他說：「用手柄去調節座位或者開關車窗有甚麼困難？將這些功能電子化之後，反而會導致更多潛在的問題，若果電子開關壞掉的話，車窗便會長期關閉，這樣更加不方便！」

很多年之後，院牧所說的話在筆者身上不幸言中，我的車子失去了開關司機位置車窗的電子功能，但修理費非常高昂，我惟有忍受這種不方便，每當我開車駛過銀行自動櫃員機或者快餐店的服務窗口時，我都必須下車進行交易。我慶幸沒有被警察截停，如果司機超速駕駛或者被懷疑有任何違規，正常的程序應該是：司機坐在車子裡面，警員會走過來示意司機去攪下車窗， 然後司機出示駕駛執照、汽車註冊文件、汽車保險文件。可是，如果我不開車窗，或者開門走下車，那麼神經過敏的警察可能會拔槍！再一次，電子科技會間接地令人無端端喪命！

一舉四得的單車比電動車優勝
提起汽車，我不禁聯想起電動車，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現在電動車也是熱門的科技話題。以電動車取代傳統的燃油車，原意是減低污染和逆轉氣候變化。然而，大多數電動汽車採用鋰離子電池提供動力，這些電池依賴於鈷、鋰、稀土等原材料，但開採這些礦物的過程卻會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

此外，美國約20%的電力是通過發電廠燃煤生產出來的，40% 電力是來自天然氣，20%是核電，其餘才是可再生能源，這包括了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等。換言之，在美國60%的電力是出自傳統的污染性能源，採用電動車並沒有徹底解決能源消耗問題和溫室效應，而是將問題轉移或者推遲。

筆者認為，其實這問題可以用非高科技的方法去應對，筆者曾經在一些美國小鎮居住， 這些小鎮的商店和其他日常生活必去的地方集中在方圓幾里的範圍，用單車代步是絕對可行的，如果要到比較遠的地方，那麼當然要採用汽車。然而，即使在小鎮中，單車的使用率卻很低。

最近筆者遷徙到夏威夷檀香山，檀香山的面積只有68平方英里，同樣，很多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地方也是很集中，但這裡單車徑和用於鎖單車的架並不多，而且很少人騎腳踏車。筆者由加州運送了兩輛單車到檀香山，但太太認為騎腳踏車有點危險，因為太多汽車在道路上風馳電掣。我認為，若果有良好的城市規劃，例如增加單車徑或者鎖單車的地方，其環保效果可能比推廣電動車更好。

鼓勵採用單車是一石四鳥之舉：第一，這是絕對零碳排放的交通工具；第二，騎腳踏車會增加人的運動量，能夠防止肥胖、強化心肺功能，最終會降低整個社會的醫療成本；第三，單車的速度遠遠低於汽車，這會大大減低因為交通意外而導致的傷亡； 第四，愈多人採用單車，路面汽車的數量便會下降，這樣便可以減少交通擠塞。

結語
然而，我知道以上所說無非是「講人自講」，營銷人員會繼續採用QR代碼；汽車生產商會繼續將大部份汽車功能電子化；而電動車更是大勢所趨，主張用單車會被視為開倒車。

撫心自問，是否有些人類社會中的問題可以採用低科技去解決呢？美國畫家漢斯‧霍夫曼（Hans Hofmann）說：「簡化的能力意味著消除不必要的東西，以便必要的東西可以說話。」美國散文家和詩人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亦說過類似的話：「我們的生活被細節所浪費，簡化！簡化！」 以上兩人所說是針對藝術創作，但亦可以適用於科技。

複雜簡單化！返璞歸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