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在說話 扶貧成績表不如政府說的亮麗

國家領袖不需要為胡說八道負責

在美國大選結果出爐之後的第二日，筆者所任教的大學馬上舉辦了一個研討會，副校長表示：可能會有些人為這結果而感到不安，她希望通過對話來紓緩師生的情緒。這研討會分成三部份，首先，副校長指出：生在民主社會是一個祝福，至少你可以投票去選出領袖，跟著她解釋民主機制如何運作。在第二部份，圖書館館長強調民主的參與需要基於正確的資訊，她列舉出不同的資源，去指導學生怎樣分辨資訊的真偽。

最後一部份是問答環節，坐在筆者旁邊的女生提出問題，語氣好像有點憤憤不平，她說：「我們被要求去查證事實，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然而，國家領袖卻可以信口開河，而且完全沒有後果。為甚麼尊重事實的要求對不同人會出現那麼不對稱的現象呢？」

副校長回答說：「政治領袖會有不對的地方，但他並不代表整個美國，甚至不能全然代表自己的政黨。我們需要弄清楚，在選舉中你主要不是投票給一個人，而是投票給他的政策。」我同意副校長最後兩句話，民主社會中不應該出現個人崇拜，也不應該因人而廢言。 無論我是否喜歡特朗普的為人，我仍然支持他對非法移民的政策，亦認同他對軍隊去政治正確化的意見。但另一方面，我不會因為同意特朗普某些政策，而對他值得商榷的言行視而不見。但無論如何，那位女生的疑問似乎仍未解決。

在多元化的社會中，總統當然不會代表全部美國人的價值觀，但至少國家領袖應該是一個模範，在基本倫理上，他甚至應該達到比一般人更高的標準。 若果學生在寫論文時沒有小心求證，頂多只會拿到不合格的成績；然而，當領袖基於錯誤資訊而決定國家大事、世界大事的時候，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幾年前的新冠肺炎瘟疫就是一個好例子，讓完全不懂科學的人胡說八道、倒行逆施，結果是造成幾十萬人不必要的死亡。

宋代詩人陸游在《老學庵筆記》寫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原本這是指州官田登因為要名字避諱而鬧出笑話，但後來這比喻為人民受到種種限制，但權貴卻是例外。現在美國的情況是：只許總統胡扯，不許百姓吹牛。

特朗普將會在所有官司中全身而退

民主社會向來吹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但特朗普的情況卻清楚地顯示出美國有兩種法律制度，一種是為平民而設，另一種是為權貴而設。

特朗普在2021年卸任之後便官司纏身，其中一項指控是他在2016年競選期間不當地對成人電影女星支付封口費，並且偽造商業記錄，今年5月陪審團裁定34項控罪全部成立，法院本來預定在今年11 月 26 日判罪，但由於特朗普在大選中勝出，成為了候任總統，故此檢察官提議將案件凍結四年，以便特朗普在卸任之前不會被判刑。法官默查（Juan Merchan）將在未來幾週內決定是凍結該案還是徹底駁回該案。但即使法院作出判決，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將提出上訴，這可能會使案件的審理程序推遲數年。

特朗普亦被指控煽動2021年1月6日的國會暴動事件，試圖推翻 2020 年選舉結果。此外，他又被指控對喬治亞洲的選舉進行干預。不過，最高法院裁定他在擔任總統期間享有豁免權，司法部有不可以起訴現任總統的政策，特別檢察官已暫停訴訟程序，預計這些案件將會無疾而終。另外，特朗普被指控卸任後保留機密文件，而且被屢次要求歸還文件卻置若罔聞，不過，法官坎農（Aileen Cannon）已經駁回了此案。

除了刑事案件外，特朗普還面臨大量民事訴訟，例如女作家卡羅爾（Elizabeth Caroll） 控告特朗普對她性侵，特朗普矢口否認，並且對卡羅爾作出人身攻擊，今年1月，陪審團裁定特朗普誹謗罪名成立，需要對卡羅爾賠償約8,300萬元，特朗普為此提出上訴。還有，紐約法院裁定特朗普誇大自己資產總值的罪名成立，並判以4.54億美元的罰款，該案件仍然在上訴過程中。

特朗普的勝選使這些案件變得複雜，因為他可能利用總統權力影響聯邦案件的判決，令案件延遲或者取消，他甚至可以特赦自己。按照目前的氛圍和趨勢，大有可能特朗普可以全身而退。

「侵粉」（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兩種為他辯護的方法：第一，以上一切都是政治迫害、獵巫行動（witch hunting）；第二，雖然特朗普有污點，但他仍然是一個好總統，上帝會起用不完美的人， 他應該可以免受牢獄之苦，全心為人民服務。然而，無論是採取以上任何一種進路，美國都會很難看。如果特朗普真的完全無辜，所有指控都是生安白造，但這些指控竟然可以進入法律程序，而最後其中一些判決對特朗普非常不利，那麼美國的司法制度真的非常黑暗腐敗，美利堅共和國[1] 無非是「香蕉共和國」。[2]

如果承認特朗普或多或少要對自己那些行為負上責任，但現在他被人民和上帝揀選，故此享有特權，那麼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一紙空談。試想像，若果這情況發生一個專政國家，一個權貴或者權貴的子女可以犯案纍纍而完全沒有後果， 我相信許多人一定會口誅筆伐。試想像，如果一個美國的平民面對多宗類似的官司，他有可能不單只免於刑責，甚至乎成為受到崇拜的英雄偶像嗎？我不禁想起黃子華在《毒舌大狀》裡面的兩句話。

《史記．商君列傳》有云：「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這句說話的上文下理是：商鞅在秦孝公時期要建設法治精神，那時候太子犯了法，商鞅堅持王子要和平民一樣，為自己的錯誤受到相應的處罰，但結果是太子的老師受到處分，王子安然無恙。

為甚麼相隔了逾千年的時空，權貴依然可以享受另一套標準呢？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美國大選前夕，右翼政治非牟利組織 CatholicVote自2024年9月16日起，在幾個選舉競爭激烈的搖擺州，如賓夕凡尼亞州、密歇根州、內華達州和威斯康辛州，發放一條30秒的影片廣告，主要指責副總統兼總統候選人賀錦麗，支持使用納稅人的錢，即透過聯邦醫療補助計劃，為兒童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包括切除子宮、乳房和變改性別的手術。[1]

2024年9月26日，一班老師及家長在美國加州的Cupertino 聯合學區（CUSD）的學校董事會議上，就一名在Dilworth小學任教的跨性別教師，在8月時與一位四歲學生討論相當敏感的性別認同話題而作出了討論，事件讓社區陷入了分歧。

CUSD 的員工Crystal Hamilton解釋，與性別認同相關的主題是 CUSD 中學階段「人類成長與發展單元」的一部份，父母可以選擇不讓他們的孩子參加這些討論，不過，她指出該位在Dilworth任教的涉事老師，並未提供這個選項。她又指，員工是不允許在課堂上表達個人的政治和信仰，而表達政見的行動只可以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不過，也有多位CUSD員工在會議上捍衛他們的跨性別同事，Susan Hanson稱她因看到社區內的成員擾亂了CUSD教師所創造的「安全和包容的環境」而感到「不安」。CUSD發人表示，雖然學區無法對涉事教師的個人問題發表評論，但可以向家長保證，已立即採取行動來回應家長的關切，並確保任何未來的教學材料會與學區目標、課程目標和學術標準相符，同時內容亦適合孩子的年齡。[2]

位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學區的學校有一政策，規定學校的工作人員「不應向他人透露有可能揭示學生的跨性別身份或性別不確定的表現」，除非法律上要求，或有關學生授權對外透露有關事宜。此外，政策還指出，工作人員應使用學生的法律姓名和與其出生性別相對應的代名詞，除非學生或其父母另有指示。這一政策旨在保護跨性別學生的私隱，並尊重他們的性別認同。

在2021至22學年，一位學區內學生的家長反對孩子要求學校工作人員使用與他性別不符的名字來稱呼他。校長回應說，有政策要求學校工作人員按學生要求的名字來稱呼他們，並指政策要求工作人員要為孩子的選擇保密，故不可向家長透露有關事宜。該位家長據稱說服孩子重新使用其出生姓名和與性別相符的代名詞。學生和學校工作人員亦告訴該位家長，他們會遵從相關的要求。然而，該家長懷疑學校工作人員可能因政策所提供的學生隱私權而撒謊。最終，該家長對學區提起訴訟，指控該政策違反了新罕布什爾州憲法。2024年8月30日，新罕布什爾州最高法院的裁決維護了學區政策，裁定提訴的家長敗訴。[3]

一位來自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鹽與光浸信會的牧師，為到女兒在2024年6月在公立圖書館接觸到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書籍感到擔憂及不滿，他認為這些書籍不符合基督教的價值觀。隨後，有教會人士與他討論建立一間學校，於是他決定參與創辦一間免收學費的學校——第一原則學校。這所學校的目標是提供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夠在強調傳統家庭價值觀和道德教育下成長。

這位牧者名叫Justin Walker，他表示，這所學校將專注於基督教信仰的教育，並希望能為家庭提供一個替代選擇，讓孩子們能夠接受符合其信仰的教育。這一舉措在社區內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涉及教育內容的多樣性、言論自由以及家長在教育中的權利等議題。整體而言，這一行動反映了對當前社會文化變遷的回應，以及對教育內容和方向的關注。這一所學校在2024年9月4日正式開學，校方接受公眾人士報讀，不限於鹽與光教會的會友。學校初期有65名學生和多名教職員，現時提供幼稚園方面的課程，將會提供小學課程，以至於中學和高中課程。[4]

2021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下級法院裁定，Masterpiece Cakeshop及其擁有者Jack Phillips因在2017年拒絕為男跨女人士Autumn Scardina製作一個粉紅色配藍色糖霜蛋糕，慶祝他的生日及跨性別身份，侵犯了他的權利，Phillips需要支付500美元的罰款，Phillips在2023年決定上訴。與此同時，Phillips亦入稟聯邦法院，指控民權委員會及該州的民權部門基於他的宗教信仰作出歧視。本身是律師的Scardina曾試圖介入該案件，但被法院駁回。該案件於2019年和解，兩個機構同意停止跟進Scardina的歧視申訴。

2024年10月8日，該州最高法院以4比3，裁定根據科羅拉多州反歧視法，在2019年經過早期行政程序後，Scardina無權對有關麵包師提出訴訟。[5]

有媒體在2024年10月報道，有研究人員發現由2019年至2023年，美國共計有13,994名未成年人因性別焦躁症而接受過醫學方面的治療。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孩子中有5,747人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當包括乳房切除手術或生殖器重置手術，有8,579人接受青春期阻斷劑和／或荷爾蒙替代療法，總共有超過60,000份處方被開出。[6]

新西蘭體育部長Chris Bishop表示，他已要求政府機構新西蘭體育（Sport New Zealand）更新兩年前的指引，該指引鼓勵跨性別運動員以其認同的性別參加業餘水平的比賽，他們亦毋須證明其身份或為其身份提供任何理據。此舉被指是因為有奧運選手批評該原則忽視了女性運動員的權利，並損害了公平性和安全性。[7]

Fenix FC足球隊的所有隊員都是女跨男人士，球隊在2024年9月在西班牙第五級地區聯賽中首度亮相，成為了歐洲首支獲得聯盟地位的全跨性別球隊。[8]

德國聯邦參議院在2024年5月通過《性別自決法》，容許年滿18歲人士毋須提交醫療證明或得到法院的許可，便可向政府部門申請更改官方文件上的姓名及性別，每年可更改一次。14至18歲人士申請更改性別，須獲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如未獲有關人士同意，在家事法庭的准許下申請人亦可更改性別。未滿14歲申請人，只能透過法定代理人提交申請。有關法例已於11月1日在德國正式實施。[9]

2024年10月12日，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與關注LGBTQ權益的人士會晤，展開了一場長達 80 分鐘的私人會議，參加者包括一位有與 LGBTQ 人士合作的天主教修女、一位跨性別社群成員，以及一位美國醫生，他協作經營一所為成年人提供荷爾蒙治療的性別肯定診所。關注LGBTQ權益人士要求天主教會推翻禁令，不再禁止性別肯定治療，有關治療是為希望更改性別的人士而設的。[10]

2024年10月16日，意大利參議院在進行長達七小時的辯論後，通過了一項法案，該國人民如在國外透過代孕服務生育孩子，將面臨最高刑罰兩年的監禁，以及最高可達100萬歐元的罰款，有關法例已生效。[11]

2024年11月12日，俄羅斯國會下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允許性別重置，即變性的國家收養俄羅斯兒童。遭到禁止收養俄羅斯兒童的國家，是允許「透過醫療手段變性，包括使用藥物」，或允許個人在官方身份證件上更改性別的國家。俄羅斯國會下議院議長Vyacheslav Volodin曾表示：「有了這項法律，我們就能保護孩子，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孩子不會落入允許同性婚姻和變性的國家。」法案已於11月20日獲上議院通過，總統普京在11月23日簽署了法案，使之成為法律。[12]

2024年10月4日，歐洲聯盟最高法院裁定，羅馬尼亞拒絕承認擁有英國及羅馬尼亞國籍的女跨男人士Arian Mirzarafie-Ahi變性後的性別，是侵犯了她的權利，並違反了歐洲法律。

該案件涉及歐盟法律的自由流動和公民權利問題，2021年案件在羅馬尼亞法院被提出，並於2023年轉介至歐洲聯盟法院。Mirzarafie-Ahi於2008年移居英國，並在2016年獲得英國國籍，該年她亦開始變性。英國在當時仍是歐盟成員時，英政府向她頒發了性別認可證書。不過，羅馬尼亞當局在2021年拒絕承認她的新姓名和她更改了性別，稱英國已不再是歐盟成員，要求她遵循該國程序處理更改性別的申請。在10月4日的初步裁決中，歐洲法院裁定，羅馬尼亞必須承認並更新其他歐盟成員國發出、合法變更性別的文件，而毋須有關人士進行額外的程序。[13]

根據泰國官方《王室公報》（Royal Gazette）在2024年9月24日的報道，泰王哇集拉隆功已簽署了婚姻平權法案，使它成為法律，在報道刊登在《王室公報》後120天，有關法律將會生效，這會使泰國成為東南亞首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14]

本地

2024年9月22日，Pink Dot HK一點粉紅活動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行。[15]

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因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認為有關人士不符合申請資格，有男同志先後入稟法院以推翻房委會決定，高等法院原訟庭先後裁定同志方勝訴。房委會就兩宗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2024年10月4日，法院展開聆訊。房委會代表律師指房屋政策配合提升人口增長，同性配偶生育成本較高，申請公屋、居屋時不應與異性配偶放在同一類別考慮。有法官質疑，異性配偶也未必生育，且女同性戀者雙方都可生育，質疑因生育能力阻礙同性配偶申請公屋是否合理。代表同志方的律師則提出，結婚不代表會生兒育女，異性配偶不一定能生育，而同性配偶亦可透過人工受孕或領養方式孕育下一代，因此房委會制定的政策不應以生育能力作為指標。[16]

另外，有男同志就本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關係提出司法覆核並獲判勝訴。律政司就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案件在2024年10月8日開審。律政司的代表律師陳詞時指，家事法規定異性伴侶婚後有贍養責任，但同性伴侶不能在香港註冊結婚及沒有贍養責任，故兩者並非合適的比較對象；同志一方的代表律師則指，同性伴侶在結婚以後同樣有道德責任去支援另一半的財政，故贍養責任不足以成為區分同性和異性伴侶的理由。[17]

就上述三宗有關同志權益的案件，終院在11月26日一併頒佈裁決，裁定男同志一方勝訴。[18]

（資料截至2024年11月26日）

爭取承認同性婚姻案
岑子杰在2013年與同性伴侶在美國結婚，2018年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聲明本港法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是違憲的。岑先後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敗訴，其後獲准上訴至終審法院。上訴方從三方面爭議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下的平等權，包括：將同性伴侶排除在婚姻制度之外是否違憲；未能為同性伴侶提供任何替代途徑以獲得法律上承認關係是否違憲；及不承認外地同性婚姻是否違憲。

終院於2023年6月28至29日開庭審理案件。上訴方表示，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本質相同，伴侶間均親密、獨立而互相依賴；如果法例不承認同性婚姻，恐向公眾傳遞錯誤訊息，令人認為同性婚姻比不上異性婚姻。上訴方又稱，法律應保障同性伴侶享有關乎私生活的核心權利，如領養後代及財產分配等。

代表律政司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出，《基本法》將婚姻權利局限為異性婚姻，又指在「特別法優先」（lex specialis）原則下，即具體條文較一般條文被優先採用，故上訴方不能依賴保障私生活權利的條文。常任法官李義關注，人們期望私生活權利受法律保障，律政司回應指政府責任在於不干預市民私生活權利，及阻止他人干預，而政府就相關議題沒有做任何事情。

2023年9月5日，終審法院裁定岑子杰部份勝訴。五位法官一致駁回岑子杰就同性婚姻的兩項上訴議題，表示《香港人權法案》和《基本法》保障的婚姻自由僅限於異性婚姻。終院亦認同律政司採用的「特別法優先」原則，表示岑子杰一方提出的平等權利條文不適用於本案。不過，法官卻以3比2裁定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有違《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的權利，終院命令由9月5日頒佈裁決起計，暫緩兩年生效。按照裁決，政府須於兩年內立法制定替代框架，以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1]

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司法覆核案
代號Q的匿名人士及謝浩霖（Henry），二人為女跨男跨性別人士，她們所持的英國公民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已將其登記性別改為男性，但因二人未完成由女轉為男的全套性別重置手術，遭入境處拒絕將其身份證上性別標記改為男性。二人認為相關政策侵犯人權並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先後裁定二人敗訴，她們在2022年3月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案件於2023年1月4日在終審法院審理。

五名終院法官於2023年2月6日頒佈書面判詞，裁定涉案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一致裁定Q及Henry上訴得直，撤銷入境處不准許將她們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改為男性的決定。判詞指出政策不容許跨性別人士在未接受完整性別重置手術前，改變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會導致更多混淆或尷尬情況，也令性別標記喪失識別功能。五位法官重申，不否認社會上對於如何適當地對待跨性別人士，的確遇到不少實在及困難的議題，但解決這些困難的辦法，與身份證的性別標記無關。

法官不接受以女跨男過渡時有機會出現逆轉並導致有關跨性別人士懷孕為由，才規定以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標記的準則，因為女跨男人士接受的荷爾蒙治療，包括面部毛髮生長、乳房切除手術等均是不可逆轉，接受這些治療的跨性別人士經歷如此漫長、痛苦的磨難獲得符合自我認知的身份，不大可能決定回復其原生性別，而為了懷孕而回復原生性別的機會更微。判詞指是次判決只針對女跨男的個案，不適用於男跨女的情況。

政府發言人於2月7日表示，因應終審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正審慎研究並檢視有關更改身份證上性別的政策，在徵詢法律意見之後，再作出跟進行動，以遵守終院就本案作出的判決。[2] （最新發展：政府在2024年4月3日公佈，於當日開始，除了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可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外，若有關人士能提交相關醫學證明及文件，證明完成切除乳房、由女性重置為男性，或切除陰莖或睪丸、由男性重置為女性的手術治療，以及符合特定資格準則和要求，入境事務處處長會按個案的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其更改身份證上性別記項的申請。申請人須使入境處長信納她／他患有性別不安，在提交申請日期前至少兩年內已持續以另一性別生活，餘生會繼續以另一性別生活，在緊接申請日期前最少兩年內已持續接受異性荷爾蒙治療，並會在未來持續接受該治療。申請人會按處長就其荷爾蒙水平作抽查的要求，提交相關血液測試報告。申請人須符合上述所有條件，並作出有關法定聲明。處長會就其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其申請。不過，政府同時強調，此次政策上的修訂只關乎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記項，而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並不代表有關人士法律上的性別。而此次的修訂，也不會影響其他政府政策，或香港法律下或相關法律程序上關乎性別的處理方法。）[3]

提供卵子女同志成普通法下的父母
一對女同性伴侶B和R於2019年在南非結婚，2020年兩人在當地接受「互惠人工受孕」（Reciprocal IVF），先提取R的卵子與男性捐贈者的精子結合成胚胎，之後植入B體內，其後B在港誕下一名嬰兒K。二人欲登記成為嬰兒的「父母」，但只有懷胎誕下嬰兒的B可以在嬰兒K的出世紙上被列作「母親」，而提供卵子的R則在法律上不可被視作嬰兒K的「父母」（parent）。二人入稟本港的高等法院，要求法庭宣告R在法律上是K的「父母」。

法官歐陽桂如在2023年8月作出裁決，她援引了一宗英國案例，當中指出「親生父母」（natural parent）與「法定父母」（legal parent）有所不同，她認為這種解讀方式適用於香港，即一個人能否成為「法定父母」，應由法例定義，其判詞亦指出，受條例所限，只能裁定R為嬰兒K的「普通法下的父母」（parent at common law）。若有關人士要取得法定「母親」的名份，仍須靠立法機關填補法律上的空缺。^[4]

公屋和居屋案
Nick Infinger和同性伴侶在加拿大結婚後，在港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公屋，惟房委會指二人不符合申請指引中的「夫婦」定義，拒絕其申請。Infinger於2018年申請司法覆核，挑戰房委會的決定，認為有關情況違反了《基本法》及《人權法》，要求撤銷決定。

另外一宗司法覆核，吳翰林及李亦豪2017年在英國註冊結婚，二人為本港永久居民，吳於2018年以個人身份購入一個居屋單位，因本港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房委會拒絕承認李為吳的「家庭成員」，吳翰林於2019年提出司法覆核，指房委會的決定違反了《基本法》。該案原由吳翰林提出，期間吳去世，李亦豪取替其伴侶成為申請人延續案件。

高等法院原訟庭分別先後裁定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的配偶政策，歧視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實屬違憲及不合法，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房委會就上述兩案提出上訴，質疑有關決定不涉及《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所保障的平等權利，認為異性配偶及同性配偶並不適合比較。另外，「配偶政策」排除同性伴侶申請公屋等資格，以及拒絕同性配偶在毋須補地價的情況下成為居屋單位的聯名業主，屬於回歸前的公共房屋社會福利制度申請資格準則，規定只有異性夫婦有權提出該等申請，而且香港現時只認可異性婚姻，異性夫婦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是受到《基本法》第26條所保障。

上訴庭於2023年10月17日頒下判詞，駁回房委會的上訴，即維持原審裁定兩案中的同性伴侶勝訴的裁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鮑晏明及區慶祥頒佈判詞指，本案不牽涉異性夫婦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即使房委會批准同性伴侶申請公屋，也不會影響異性夫婦申請公屋的權利，只會影響異性夫婦輪候公屋的平均等候時間，但平均等候時間並非由《基本法》所保障，而是取決於在當時可用的單位數量和申請人數量。另外，涉案居屋配偶政策所牽涉的是同性伴侶原本已擁有的居屋單位，他們如申請同住或成為聯名業主，也不會影響異性夫婦可申請居屋單位的數目。^[5] 房委會於2023年11月初表示判決涉及重要法律原則，對房委會政策影響深遠，經仔細研究判詞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至終審法院。^[6] （最新發展：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有關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終極上訴許可。）[7]

同性伴侶繼承遺產案
上文提及的男同性戀者吳翰林於2020年12月自殺離世，他於2019年曾入稟法院，指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和《財產繼承（供養遺產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同性婚姻的做法，令他將來身故後，丈夫無法繼承單位，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要求法庭修正條例對「有效婚姻」、「配偶」、「丈夫」和「妻子」的定義。[8] 高等法院原訟庭在2020年9月裁定吳翰林勝訴，指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等對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有差別對待，而該差別待遇屬不合法，並構成性傾向歧視。政府就裁決提出上訴，高等法院上訴庭在2023年10月24日頒佈書面判詞，駁回政府上訴，下令政府支付對方訟費。^[9] 律政司於11月提出上訴。[10]（最新發展：2024年2月26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有關案件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觀點，故批終極上訴許可。）[11]

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
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北卡羅萊納大學法學院的人權法計劃，於2023年5月17日聯合發表一項有關香港公眾對同性婚姻看法的研究，結果發現，香港人近年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正在上升。研究團隊稱，他們在2013年作出的同類研究，當時只有38%受訪香港市民認為應該允許同性伴侶結婚，2017年的同類研究，則有50.4%受訪市民贊同同性婚姻。到了2023年，受訪的1,551名香港市民中，有60%支持同性婚姻，不支持同性婚姻的為17%，有23%持中立態度。研究亦發現，有85%的受訪市民表示同性伴侶應享有異性伴侶所擁有的部份權利，71%表示香港應制訂防止性傾向歧視的法例。^[12]

香港同樂運動會
2023年香港同樂運動會（Gay Games，簡稱同運會）已於11月3至11日舉行。[13]

小結
有同性戀者為了令本港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而提出司法覆核，終院的判決更指政府未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框架承認同性伴侶的法律關係，此案進一步令公眾思考，香港是否應該推行「同性伴侶的民事結合」制度。這種安排看似是可以避免實施同性婚姻的權宜之計，但實際上它與確立同性婚姻卻是一步之遙，回顧外國的經驗，幾乎所有訂立了民事結合制度的國家，最終亦會將同性婚姻合法化。

有些同性戀者不只爭取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從公屋、居屋、遺產繼承，捐卵的女同志希望成為嬰兒父母的司法覆核案看來，他們將會繼續努力爭取更多權利，而這些權利很可能包括同性伴侶領養孩子的權利，一男一女婚姻制度一旦瓦解，這對下一代有何影響？在更改現行婚姻制度前，社會應否同時將兒童權利也納入考慮的範圍？婚姻制度是否應保障孩子的自然權利，就是由親生父母養育的權利？這些問題都是在意圖改變一男一女婚姻制度前，值得社會各界人士慎重思考。

〈藥業自由市場下人命何價〉一文提到，藥廠Novartis、Roche及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為求更高的利潤，在研究報告上作弊，故意貶低用作治療老年黃斑病變藥物Avastin的效用，藉此推銷另一款藥物Lucentis，其價格比Avastin高30倍。藥廠有時喜歡引用所謂的「研究報告」，又或是出版自己資助的研究報告，因為研究報告的數據和分析往往具備一種「專業」的魅力，容易成為一種說服人的利器。有時，藥廠甚至不必用上真正的研究，只需在看似學術的期刊上賣廣告或提供資訊，便足以誤導他人。這些推銷手法，可以說是由Arthur Sackler引入藥業界的。

Arthur Sackler是一名醫生，亦擁有生意人的頭腦，他改革了舊有的藥品營銷策略：以華麗的廣告格調代替以往樸素的風格；聘請藥物代表設法推銷；引用可疑的科學研究誇大問題；為醫生提供免費旅行等。Sackler身為醫生，他知道最好的策略便是直接向醫生推銷藥物，再加上在醫學報紙上宣傳，效果必然相得益彰。[1] 1960年，Arthur創辦了《醫學論壇報》（Medical Tribune），出版了第一份直接發送給醫生的醫學報紙，當時便接觸了超過100萬位來自20個國家的讀者。[2] 除了醫學報紙，Arthur和另外兩位弟弟，Mortimer及Raymond擁有一間醫療廣告公司和資料庫公司，他們利用這種強大的營銷組合為藥廠Roche推銷Librium。[3] Librium及Valium本為性質相近的藥物，卻在《醫學論壇報》中被打造成兩種不會互相競爭的藥物，他們在營銷期間更隱瞞了這兩種藥物均會讓人上癮，這項重要的訊息，之後又積極地將它們推銷給女性使用。[4] 「有效的宣傳」讓Valium成為第一款銷售額突破1億美元的藥物，而Librium在60、70年代的美國，銷售量一直保持在前五名。[5] 接下來，Sackler兄弟購買了一間小規模的藥廠Purdue Frederick，Raymond的兒子Richard Sackler日後成為了藥廠的董事長兼總裁，他在1993年把藥廠的名稱縮短為Purdue，而藥廠亦同時嘗試推廣一款新的鴉片類藥物——OxyContin。[6] OxyContin被宣傳為能以「最簡單的方法」緩解痛楚，因為痛症病人只需每天兩次服用一粒藥丸，便能在24小時內有效地緩解痛楚。不單如此，為了把OxyContin打造成不會上癮的「神奇藥物」，他們再次作弊，「資助」適合的專家學者為產品發言。

身為康乃爾大學神經學教授，Russell Portenoy是其中一位最早關注「痛楚」的醫生。三十出頭的他已經被美國的商業雜誌冠上了「痛楚之王」的名號，他稱鴉片類藥物為管理痛楚的奇蹟，並提出：「鴉片類藥物背負了不公平的污名，因為人們總是擔心它們的副作用——令人上癮的特性，這阻礙了一代又一代的醫生使用可能是治療痛楚最佳和最有效的療法。」這樣的言論自然得到Purdue藥廠的青睞，Purdue向Portenoy的診所捐贈了數百萬美元，Portenoy在很多由Purdue贊助的晚會上發表演說，甚至創造了「鴉片恐懼症」（opiophobia）一詞，以此說服醫學同儕，害怕開出鴉片類藥物是不合理的。[7]

Portenoy加入Purdue後，為了加強「鴉片恐懼症」的說法，他們不斷引用一項研究，有關研究由J. Porter及H. Jick撰寫，研究記述在一封給編輯的信中，並於1980年在醫學期刊New England Medical Journal發表。Porter及Jick在信中提到：「最近，我們檢視了當前的檔案，以確定接受連續監測的39,946名住院內科病人的麻醉藥成癮情況。儘管有11,882名病人至少曾接受一劑麻醉藥，在沒有成癮史的病人中，只有四宗可被視作成癮病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儘管醫院廣泛使用麻醉藥品，無成癮史的病人很少發展為成癮狀況。」[8] 這項研究與Portenoy的「痛楚說」又或Purdue生產的OxyContin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它卻輾轉被扭曲成：「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並遭Purdue用作宣傳口號。[9]

毫無疑問，這是謊言，因為該項研究的病人是在醫院接受麻醉藥，他們在醫院的監督之下，只是在短時間內使用少量的鴉片類藥物。這11,882名病人中只有450名病人服用含有羥考酮（Oxycodone）成份的藥物，[10] 其中一名病人因服用Percodan而出現嚴重濫藥的情況，Percodan含有阿士匹靈（Aspirin）及羥考酮成份，與OxyContin相比，Percodan是最多僅含有1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而OxyContin則是含有8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11] 對於Purdue「借用」自己所負責兼認受性不高的研究作為宣傳的重點，以合理化使用強效鴉片類藥物的說法，其中一名作者Jick為此感到驚訝。[12]

事實證明OxyContin是會讓人上癮，並會令成癮者不斷把服用的劑量提高，但當有醫生問及OxyContin會否令人上癮時，Purdue的營業代表不斷提到「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又或是以一些根本沒有研究數據支持的理據試圖瞞騙提問者：「成癮基於亢奮時的高低潮，服食OxyContin，會延遲血液吸收羥考酮，這阻止了亢奮的波動。」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亢奮時高低潮的研究。[13]

Purdue收買名醫，由他們教導其他醫生，扭曲研究的說法或無中生有，再加上收買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重要人物Curtis Wright，令OxyContin最終成為不只是臨終病人可使用的藥物，連普通痛症病人都可以服用，Sackler家族亦因而擁有富可敵國的財富，[14] 但OxyContin廣泛使用，同時令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鴉片危機，導致無數人深深被毒癮折磨，甚至死亡。Purdue不得不面對無數的訴訟，2019年，Purdue申請破產，並提出向受害者支付60億美元賠償金的和解協議，但支付的條件是Sackler家族的成員可獲免除後續的申索責任，原本事件幾近塵埃落定，但在2023年8月，美國最高法院凍結了Purdue藥廠提出的和解協議，法官們在12月開始重新審視案件，最後判決有待法庭宣佈。[15]

誠實是一種美德，但當人不可以控制自己的野心或貪婪，誠實甚至良心，都會被犧牲，在貪財者眼中除了財富和利潤以外，便甚麼都看不見，就連其他人的生命，亦會被視為草芥。藥廠雖則是一門生意，生產商可以把藥物視為商品，但藥物本身的功能應是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摧毀人生命的商品。對於病入膏肓的人，OxyContin的確有助紓緩無止境的痛楚，只要監管得力，用得其所，它不失為有助臨終病人免受痛楚折磨的藥物，但因為Sackler家族、Wright、Portenoy貪婪，為OxyContin注入太多虛假資訊及謊言，OxyContin亦變成了無數人痛苦的根源。

醫生亦如是，醫生的本質是拯救生命，但當醫生面對各方的引誘而無力招架時，便有可能成為失德的醫生。Portenoy不但從Purdue那裡收取好處，他還收取過其他知名藥廠如Mallinckrodt，Wyeth，Baxter及Pfizer等的贊助，他以為自己仍能保持中立，獲取的資金只會助他完成研究使命，但事實上，他已經鑄成大錯，當他回望過往時，亦自知有錯。

其實，任何一個人，如果只為了打造自己的「王國」，滿足自己的野心，用謊言或不盡不實的言詞包裝「自己」或自己的「商品」，總有一天，掩蓋的事是會被顯露出來的，那時固然會失去金錢或自由，但更可悲的是失去名譽及別人的信任。就如Sackler家族，即使過去他們曾做過許多的善事，大額捐款予巴黎羅浮宮、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以及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等，但如今他們在美國的名聲已經蕩然無存。[16]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3年11月8日，梵蒂岡以葡萄牙語撰寫聲明，以回應一位巴西主教向梵蒂岡詢問教會對跨性別者的立場，聲明表示跨性別者包括那些接受過荷爾蒙替代療法或變性手術的人，他們可以「在與其他信徒相同的條件下」接受洗禮、成為教父母及擔任教堂婚禮的見證人，但前提是在信徒中不會「引起公眾醜聞或在忠誠上有迷失的風險」，但該項聲明並未清楚說明公開醜聞涉及甚麼事情。有關聲明沒有提供具體細節，一切還是取決於教牧以謹慎的態度去回應，並澄清在教會眼中「這樣的職能並不構成權利」。[1]

梵蒂岡在2023年12月18日宣佈，教宗方濟各正式批准，讓天主教神父祝福同性伴侶，這是政策的徹底轉變，使教會更具「包容性」，但天主教教會仍維持對同性婚姻的嚴格禁令。有關文件重申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終生結合，強調對同性伴侶的祝福不得與任何特定的天主教慶祝活動或宗教儀式掛鈎，也不應作為授予民事結合的儀式。而且，有關的祝福不能成為特定的儀式，甚至不能涉及婚禮中應有的服裝和象徵性的行動。[2]

2023年11月上半旬，在英國倫敦舉行了聖公會主教會議，投票贊成了一項由牛津主教Steven Croft提出的修正案，Croft動議以「愛與信仰的祈禱」文本為同性伴侶祈禱。「愛與信仰的祈禱」包含了集合了一系列祈禱、閱讀和其他資源，透過有關內容為彼此相愛的同性伴侶祈禱，也讓希望在上帝面前憑著信心感謝並標記這種愛的同性伴侶，透過有關內容去祈禱。在10月份時，其實主教院已大致同意在一些現有的教會服侍中使用「愛與信仰的祈禱」。總主教會議同意Croft的動議，代表聖公會很快在試行的基礎上推出為同性伴侶祈求上帝保守的特殊祈禱和奉獻儀式。[3]

繼游泳、單車、田徑、橄欖球的國際或部份國家內的賽事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加以後，國際板球理事會亦在2023年11月21日宣佈，依據該會新的規定，經歷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將不符合參加國際女子板球比賽的資格。[4]

2023年10月27日，聯邦上訴法院小組似乎會允許美國西維珍尼亞州的一名跨性別中學生參加女子田徑比賽，這名男跨女人士名為Pepper-Jackson，為一名八年級生（大概相當於香港的中二），儘管州法例試圖禁止跨性別女學生參與公立學校的女子運動隊。2023年2月，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維持了曾一度發出的臨時禁令，阻止法例實施，這令Pepper-Jackson可以繼續參加女子組賽事，州政府亦曾在這宗案件審訊期間，要求最高法院解除臨時禁令，但在4月時遭法院拒絕。代表Pepper-Jackson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及機構Lambda Legal，認為州法例禁止跨性別學生加女子組賽事屬歧視行為，亦違反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仍在審理這宗案件。媒體推測，這宗案件很有可能將由最高法院作最終裁決。[5]

美國佛蒙特州基督教學校Mid Vermont Christian School of Quechee放棄了參加2023年2月21日女子籃球比賽，稱對手隊伍的跨性別球員危及了「比賽的公平性和我們球員的安全」。負責管理學校體育和活動的組織、佛蒙特州校長協會執行委員會在3月時裁定，Mid Vermont Christian School違反了該委員會關於種族、性別和殘疾意識的政策，因此沒有資格參加未來的錦標賽，該校在11月21日向聯邦法院提出訴訟，稱佛蒙特州教育局拒絕讓該基督教學校及其學生參與州級別的教育活動及運動聯盟，是對學校構成宗教歧視。[6]

2023年11月1日，代表美國田納西州跨性別青少年及其家人的律師，入稟美國最高法院，要求法院廢除禁止醫療機構對未成年人提供性別確認治療的禁令。自2021年以來，已有20多個州頒佈了禁止或限制此類治療的法例，有報道稱，這些治療在美國已經存在了10多年，也有主要醫學協會的認可。代表跨性別青少年及其家庭成員、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律師聲稱，有關法例剝奪了有這些家庭的尊嚴，並給予孩子訊息，令他們覺得自己沒有自由生活得更健康和快樂。[7]

美國密蘇里大學健康中心在2023年8月28日宣佈，不再對未成年人提供用於轉變性別的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該決定是基於一項新法例——禁止該州的跨性別未成年人士開始性別肯定治療。雖然該法例允許曾接受治療的人繼續接受治療，但一些有提供這類治療的機構完全停止供應相關治療，因為他們擔心新法例中的條款會讓他們承擔法律責任。華盛頓大學跟密蘇里大學健康中心一樣，停止為未成年人提供性別肯定的治療，此行動迎來反對的聲音，兩名跨性別男孩在2023年11月16日提出聯邦訴訟，尋求推翻密蘇里大學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性別確認治療的決定。[8]

2023年11月28日，位於美國南佛羅里達州的君主高中（Monarch High School）出現示威活動，有數十名學生罷課。事緣在11月27日，有官員調查一名跨性別學生被允許參加女子排球隊的事件，該校的校長，以及其相關工作人員因違反州法例而被撤職及接受調查。學生參與示威活動，以表達對跨性別同學參加女子運動隊的支持。[9]

2023年12月13日，美國佛羅里達州有三名教師入稟法院，指控該州禁止教師在學校內使用自己喜歡的代名詞，原告認為這侵犯了他們的憲法權利。有關法例在2023年7月時在佛羅里達州生效，該法禁止學校員工要求學生用他們喜歡的代名詞來稱呼他們，如果該代名詞有別於他們的生理性別。[10]

資深戲劇愛好者、女跨男學生Max Hightower原本在學校的音樂劇Oklahoma!擔任一個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獨唱部份。Hightower一直興奮地準備扮演小販的角色，但在正式公演前，校長告訴他的家人，根據一項新政策「只有男性才能扮演男性，只有女性才能扮演女性」，她失去表演機會，並感到非常震驚，不單只她，其他女生也無法反串演出男性的角色。學校的舉動惹來非議。2023年11月13日，美國德州謝爾曼獨立學區的董事為此進行投票，一致決定維持音樂劇的原班人馬，而Hightower可以演回原來的角色。[11]

2018年，美國華盛頓州推出法例，禁止持有執照的專業治療師「對18歲以下的病人進行更正治療（有關治療幫助個別人士克服同性性吸引或性別身份混亂）」，包括禁止宗教團體、教會或宗教組織進行類似的諮詢和治療。Brian Tingley是一位基督徒治療師，他認為該法侵犯了他的言論自由和自由實踐宗教的權利，於是在2021年起訴州政府，同年8月，華盛頓西區聯邦地方法院撤銷了Tingley的案件，他提出上訴，2022年9月，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維持了下級法院的裁決，認為憲法允許各州制定法例，保護青少年免受持證治療師進行更正治療的傷害，Tingley再次上訴，結果美國最高法院在2023年12月11日拒絕聆訊此案。[12]

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Ron DeSantis在2023年5月簽署了《兒童保護法》，禁止「兒童」參加任何涉及性或猥褻行為的「成人現場表演」，違反法規的餐廳或其他場所可能被吊銷執照，甚至被刑事檢控。雖然該法例沒有明確提到變裝表演，但人們普遍認為它是針對變裝表演，該法例已在5月生效。位於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Hamburger Mary's Restaurant and Bar為該法提出法律訴訟，認為法例侵犯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餐廳經常舉辦變裝表演、喜劇小品和舞蹈。7月，佛羅里達州的一名聯邦法官暫時阻止了該法例生效，其後，佛羅里達州要求最高法院恢復該法例，但在11月16日，美國最高法院拒絕了州政府的要求。[13]

為了騰出學校圖書館書架的空間，多增加反映社區既豐富又「多元」的書籍，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曾在2023年發出指令，要求學校圖書館管理員「重點審查2008年或以前出版的書籍」。結果是，有些學校並沒有承擔責任實際審查書籍、根據一系列標準（儘管這些標準可能有問題）來策劃剔除書籍的艱巨任務，而是簡單地將2008年之前出版的所有書籍下架。被移走的書籍包括了J. R. R. Tolkien的《魔戒》、George Orwell的1984，還有《聖經》等。有關注這情況的人士提出，以多元、平等和包容為口號，其實背後反映了對同性戀、跨性別主義等意識形態的認同。對於大量書籍在學校圖書館消失，學生和家長都十分關注，結果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在2023年9月13日公開表示，已向相關的學區發出信件，要求停止清除舊書籍行動。[14]

歐洲人權法院2023年5月裁定羅馬尼亞未能承認同性伴侶關係，沒有確立他們的擁有的權利，有關裁決是強迫該國的執政者擴大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群體的保護。總理丘克（Marcel Ciolacu）在11月23日表示，羅馬尼亞社會還沒準備好維護LGBT的權利。[15]

羅馬尼亞的法院在2023年12月14日裁定，摩爾多瓦國防部和另一個軍事單位必須向前士兵Marin Pavlescu支付120,000列伊（約21萬港元），以作為對Pavlescu的賠償，他因為其同性戀傾向而在軍隊中遭到毆打和嘲笑。[16]

2023年12月4日，美國政府擴大了對烏干達官員的簽證限制政策，認為烏干達政府及官員要對鎮壓包括LGBT社群在內等邊緣群體負上責任，美國同時也宣佈對另一非洲國家津巴布韋的官員，實施新的簽證限制政策。[17]

2023年6月，尼泊爾最高法院頒佈了一項臨時命令，允許同性伴侶登記婚姻。大概五個月後，第一對同性伴侶在11月29日登記結婚，一對新人分別為35歲的男跨女跨性別人士Maya Gurung，他的法定性別仍然是男性，另一位則是27歲的男性Surendra Pandey。[18]

2023年11月21日，泰國總理賽塔（Srettha Thavisin）表示，內閣已批准一項婚姻平等法草案提交國會，法案的一讀已在12月21日獲國會眾議院通過。總理府副發言人Karom Polpornklang曾向美聯社透露，「民事和商事法」修正案將法律用詞「男人和女人」改為「個人」，將「丈夫和妻子」改為「婚姻伴侶」，這將使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獲得與異性伴侶相同的權利。草案如獲眾議院三讀通過、參議院通過及泰王的同意，將令同性婚姻在泰國合法化。[19]

一位研究公共衛生研究員，聯同心理治療師、性學專家及一名「逆轉變（曾轉變性別但後來回復原生性別）」人士，在2023年12月出版的學術期刊《性行為檔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中，發表了一篇名為〈昔日以跨性別為身份的青年中的逆轉變和停止〉“Detransition and Desistance Among Previously Trans-Identified Young Adults”的文章，當中提及一項針對年輕跨性別者的研究，研究對象是一群平均花了近五年的時間來確定自己跨性別身份的青年，結果發現，在他們停止接受醫學治療或停止以異性作為身份後，他們的幸福感提升了，性別焦躁的情況亦緩和了。[20]

本地

現時公屋及居屋計劃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Nick Infinger、吳翰林及其伴侶李亦豪分別先後入稟法院挑戰有關政策，高等法院原訟庭判房委會敗訴，2023年10月，上訴庭亦駁回房委會的上訴。房委會在2023年11月表示，決定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房委會表示，判決涉及若干重要法律原則，對政策影響深遠，在研究判詞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21]

2023年香港同樂運動會（Gay Games）已在11月3至11日舉行。2017年，世界同性戀運動聯合會（Federation of Gay Games，FGG）宣佈香港主辦2022年的同樂運動會，但不到兩年後，因社會運動、疫情來襲，令賽事延至2023年舉行，活動亦多了墨西哥的瓜達拉哈拉越洋合辦。[22]

（資料截至2023年12月22日）

孩子們，我們愛弟兄，不要在言語和舌頭上，而要在行動和真理上。（約翰壹書3:18《環球聖經譯本》）

「劇場」不單有其藝術的可觀性，也可讓人參與其中，讓個人或特定群體聚在一起，實務地成為可供人介入，提供溝通、發展、賦權與表達等方式的平台；帶有教育及讓參與者「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功能；可以稱這類劇場為「應用劇場」。筆者剛修畢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於學習戲劇教育的過程中，認識及參與製作過一些應用劇場。希望藉此文章分享及介紹部分應用劇場的特點，並提供實例，讓更多人將「應用戲劇」變成交流、體驗及生命教育的工具。

相信不少人把「戲劇」理解為「演戲」，即是在電視、電影及舞台才發生的虛構故事，似乎和我們日常的生活有某程度上的距離。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生命中有不少故事充滿戲劇性；而聖經也有很多故事、場景，教導人應用於現代生活中，也絶不過時。

打破「第四面牆」

在傳統劇場中，演員於台上鏡框式三面舞台中演釋故事，他們要假裝沒看見前面的觀眾，而觀眾亦只能觀看台上發生的事，不能介入或改變。若觀眾能打破隔著觀眾與舞台演員中間的「牆」，走入故事面對困境，有機會作反思、行動及回應；甚至可嘗試改變劇中一些狀況或給予援手，相信其體驗和感受也不同。如能互相分享及聆聽，「戲劇」不再只是娛樂、要觀眾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一種手法，可被應用，成為群眾參與及互動學習的場景，是用作交流經驗及結合群眾智慧的地方。觀眾不再只是觀眾，可以成為參與者，被賦權發聲，有空間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不過，「應用劇場」這名稱只是一把大傘子，在它之下有很多不同的劇場形式，如一人一故事劇場、論壇劇場、過程劇、編作劇場、口述歷史劇場、人種誌劇……還有許多許多不同的形式。以下和大家分享一些在香港已經於社區、教會及學校被應用的劇種，大家日後可以多加留意及參與。

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不少應用劇場佈景相當輕便，在社區中隨便搭起簡單設置，就可成為劇場；街坊到來坐下，就可參與其中，「一人一故事劇場」就是其中之一。只要有幾張椅子、一些顏色布匹及簡單的樂器，加入一群善於聆聽及即興的演員，就能組成團隊演出一人一故事劇場。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大多有特定主題，主持人會邀請觀眾分享自己對該「主題」的感受，以至一些相關的故事，演員們及樂師會即興演出分享者的感受或故事，當禮物送給他們。當觀眾分享及聆聽，慢慢便形成互相尊重及接納的氛圍，連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情感。有不少人認為自己的故事能立即被演員演繹出來，感到相當奇妙，有被人理解及被安慰之感；所以一人一故事劇場深受喜愛。有基督教團體提供了一人一故事劇場訓練，培訓演員服事社區。他們最近於觀塘海濱公園演出，筆者有幸成為當中一員，聆聽觀眾分享的故事。

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劇場可以用作討論的平台，論壇劇場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它是「被壓迫者劇場」的其中一種形式。由演員在研究被壓迫者的處境後演出或由被壓迫者親自演繹，呈現他們面對的困境。

這劇場特別之處是觀看的參與者不單是觀眾，而是「觀演員」(Spect-actors)：既是事件的「觀察者」，透過丑客(Joker)的帶領，一起討論幫助劇中主角改善現況的策略，並有機會走入舞台成為「演員」。當劇情重演時，觀演員於舞台中可替代劇中人介入，嘗試改善困境，並繼續討論各種策略的效用；結合群眾智慧，團結地為主角改變困境。有參與者表示論壇劇場是新穎的討論方式，在參與介入過後，更能增添同理心。就算未能完全改變事情，以行動去幫助，總比沒有行動好。論壇劇場亦可以稱為改變困難的「預演」。

過程劇(Process Drama)──這是基於一個前文本(Pretext)，以一篇新聞、一部電影或一本小說作起點，再細心設計一個讓參與者一起經歷故事過程的框架，讓他們個人或與小組一起即興創作，並發掘事件未知的部分，從中體會故事裡不同角色的感受，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由於它能使參與者不斷轉換角色經歷事件，可增強參與者的同理心。曾有戲劇教育團體於香港推行「酷凌行動」(Cooling Conflict)，過程劇就被用作改善校園欺凌的教學手法之一，將它與論壇劇場互相配合，提高學生對同學間的衝突的覺察，在欺凌事件發生前，先主動作出緩和行動，改善校園氣氛。

劇場可以在任何地方

應用劇場中的劇場，不一定在劇院的舞台，可以在任何讓人體驗到更多的地方，也可以在讓人發聲、能被人看見、讓生命交流的地方。而編作劇場、口述歷史劇場、人種誌劇等形式則是收集參與者對生命的疑問或關注群體(如長者、少數族裔等)的經歷或生活點滴，經過一段追尋、探索及資料搜集的時間，再經過分類、篩選及藝術處理來呈現給觀眾欣賞。重點是演出者不一定有很高造詣，長者、弱勢社群都可以被賦權去演繹自己的故事。

以下為部份實用參考書，讓有興趣的朋友繼續鑽研，了解更多：

1. 李俊亮與黃婉萍（2017）。《劇場的用家》。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2. 舒志義（2012）。 《應該用戲劇 : 戲劇的理論與教育實踐 》。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3. 林玫君與歐怡雯（譯）（2007）。《酷凌行動 : 應用戲劇手法處理校園霸凌和衝突》（原作者：John O’Toole，Bruce Burton & Anna Plunkett）。台灣：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原作出版年：2005）

最近在荷蘭為一位年逾七十的傳道按立為牧師，心裡有許多感受。最初知道可能會進行此事時，就禱告主說：願主的旨意成就，因為事情不易成功。在香港不易，在歐洲華人教會更不易，且最怕是因為這個行動帶來爭議，影響信徒間甚至牧者間的關係。很欣賞這位傳道的勇敢，不怕失敗帶來的打擊，一方面不亢不卑地面對各種要求及程序，沉著應付各個大小的困難。在主的帶領中終於完成整個程序順利受按為牧師。這事也給我很深的體會和啟發。

我在問自己餘生何求？想起一句勉勵的話「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面對踏入老年，餘生幾許？求能爭取在有能力做的時候，做該做的事，盡力去做好。餘生所求是很想祝福一些為主努力耕耘的人，因為自己時日和能力都在退減，甚至倒數，故此，總想有更多人按著他們不同的才華能力，去叫更多人得祝福，但自己也爭取更新和學習的機會去成長，使祝福別人的果效更能事半功倍，這是少許青雲之志，不讓衰敗的身軀逞強，蓋過我的心願。也許舊約聖經中迦勒（民十四6-10）的人生，給我一些啟悟。

人世間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只想順著上主的帶領，在我遇上的人中學習他們的優點、又祝福他們，若需要扶我一把，我會主動提出，若需要扶他一把的，我願意。我還有生命氣息，有溫暖和力量，就有祝福或成全別人的可能性。餘生何求？就是這少許了。主給宣教中門徒的名句：白白得來，白白捨去。我們求主指引餘生規劃。重要是人生至此，追求甚麼可能更是要緊的事，因為時日無多，如何看待與神、與人、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持續發展，如何修正和修和，是最重要的課題。

「有一天，孩子們會『飛』」是一條有關基層孩子夢想的短片標題，片中收錄了一群孩子分享他們想像自己在20年後將會過怎樣的生活，令人感動的是：他們的想，他們的望，並沒有因為他們來自基層家庭而受到限制。這條教育短片的製作，是「寶貝在瓦器」生命教育計劃中的一個環節。本計劃在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 - 2021年度慈善捐款「生命教育」計劃贊助下，在疫情肆虐的2021至2022年，為基層孩子開展了六個範疇的活動，讓他們認識自我價值、提升自信，並讓社會大眾更認識他們的需要及讓孩子體驗成為別人同行者的經歷，而當中的活動包括：義工培訓、「香港是我家」生活體驗、生命教育交流營、長幼關愛活動及工作坊、製作「我們都是寶貝」生命教育短片、以及舉辦嘉許禮暨關愛共融講座。

認識自己、等待高飛

「寶貝在瓦器」計劃的核心活動，是帶領約五十名孩子，在沒有父母的陪同下，到烏溪沙青年新村參加兩日一夜生命教育交流營。在這27個小時裡，孩子們參加了八個工作坊，當中透過遊戲的形式，讓他們模擬經歷一生的光景，從中他們能認識自己、發掘自己、建立自己。導師又帶領他們試著想像20年後的自己，引導他們去追尋夢想，向前奮進，成就自己的未來。

其實大部份參加這次交流營的孩子都是第一次在沒有父母照顧的情況下在外度宿。除了學習自理自立，比如自己整理床鋪、洗澡及刷牙，也要適應沒有爸媽在身邊的恐懼，特別在晚上睡覺時的不安。事後聽到他們分享感受，從他們興奮雀躍的反應，深深感受到對他們來說，這是一次相當難忘的經歷。

受助者成為施助者

生命教育營内，有一個「我也可以祝福人」的環節。導師在當中引導孩子們分析長者的特點，從而了解他們所面對的困難，明白其需要，並且學習如何關心他們。離營後，孩子們參加了三個工作坊，學習表演魔術、體操，製作相架及心意卡，為探訪長者做好準備。

這些孩子們後來帶著心意與禮物，分別到深水埗公園、大埔寮屋探訪長者、街友及住房困難戶。三次的關愛活動先後有185人次的家長、孩子參與，亦有28人次的義工協助，而他們接觸的長者超過260人次。長者們及被探訪的家庭，見到孩子都相當落力，他們笑逐顔開、十分感動。長者們被祝福了，孩子們也被祝福了；受助者與施助者同被祝福。

走出社區、建立歸屬感

基層家庭的孩子，一般不容易走出社區。經濟考慮是其中一個原因，對香港的歸屬感又是另一個原因。「香港是我家」生活體驗為他們提供了擴濶生活的地理圈子與社交圈子的機會。我們安排了孩子及家庭去遊歷荔枝角、錦田、南丫島、大澳、荃灣，也參觀了水母館及環保園。對香港大部份的家庭而言，去離島旅遊並不是甚麼特別稀奇的活動；可是，對某些家庭而言，外遊的交通費卻是不輕的負擔。好幾個參與了活動的家庭表示，他們發現原來香港有某些地方，比如小島生活與鄉村的環境，與他們的老家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他們感到親切又溫馨，對香港的歸屬感，又增加了一層。

與基層家庭同行的人

從2021年12月到2022年9月，我們舉行了六次義工訓練活動，向有心與基層家庭同行的人，分享同行的技巧及要注意的事宜。受訓的義工總共有66人，他們來自教會、社工團體、專業團體及地區伙伴團體。受訓後，義工們積極參與各個活動。活動中，義工們與基層家庭，或閒話家常、或幫忙照顧孩子、或分享生命的喜與樂。活動結束後，有些義工與個別家庭建立了恆常的關係，時不時互通關懷祝福，還互送過節食品禮品。這正是計劃的美好成果，讓同行的心意延續下去。

2022年11月，正值計劃的尾聲，我們舉辦了兩場嘉許禮，頒發嘉許狀給參與的孩子，有家長在當日分享孩子的改變，公開地肯定他們的進步。其中一次嘉許禮中，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盧珏名博士擔任講員主領關愛共融講座，分享題目為「長幼共融、總有您我」。台上家長對孩子的肯定鼓勵了孩子，也同時引發了台下孩子們踴躍上台分享。這個場景，豈不是對籌辦活動的我們一份最强的鼓勵與肯定。

最後，我們將整個計劃的各個活動剪輯成四條短片，分別是：「有一天，孩子們會『飛』」、「『幼』心關顧『老』『友』行動」、「孩子如何成長？」、「家長看子女的成長」，它們涵蓋了孩子的夢想、孩子關顧長者的情況，以及這些基層家庭孩子成長的需要。這四條短片已經上載到明光社網站，至今短片已接觸超過37,000人次。歡迎透過以下QR Code收看四條生命教育短片。

「縱使生活上處處受限制，我們鼓勵及幫助孩子去追夢，有夢想，便有動力向前進發，孩子的潛力永遠無法估計……」這是其中一條短片的結語，也是我們為基層孩子們獻上的祝福。

生命教育短片

2022年，平均每兩個半月便有照顧者因為耐不住壓力而出現倫常慘案。「照顧者」這個名稱看似是一個強者的角色，然而他們卻是一直被社會忽略、需要被照顧的一群。明光社於2023年2月23日晚上舉辦網上專題講座：「照顧者需要被照顧嗎？」當晚邀請了資深生死教育推廣者黃民牧師及靈實恩光成長中心總監羅啟康來分享。

香港照顧者的三大特色

社聯2021年的研究報告指，香港照顧者估計有112萬名。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專題報告，香港共有204,200名殘疾人士及248,000名長期病患者是居住在住戶內及有別人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而在受訪的照顧者中，超過一半的照顧者因照顧而感到有精神壓力。黃民牧師指出香港照顧者有三大特色：一、「以老護老」，香港四成照顧者都是老人家，他們本身已是65歲，甚至70歲以上，他們的體力及健康都需要關注。二、香港的被照顧者大部份不是住在院舍，而是住在家中，照顧者受到的生活及經濟壓力很大。三、香港照顧者的普遍心態是：「這是我的家人，我不可以離開他們。」這個思維會加重他們的壓力。

照顧者的出路

黃牧師認為照顧者的生活圈子需要擴大，生活並非只面對及照顧家中的親人，故他鼓勵照顧者盡量使用社會上的暫託服務，以增加支援。此外，教會、NGO、政府等也有不同的服務，如長者地區照顧中心、日間照顧中心、綜合家居照顧、長者、殘疾人士暫託服務、照顧者生活津貼、社區照顧服務券、社區藥房、醫院基金、香港防癌會、醫院的醫務社工、無障礙的士、社區中心的社工、借用樂齡科技產品，如電動輪椅、眼部控制滑鼠、輪椅床等、房協的長者安居資源中心等，都是可以紓緩照顧者壓力的途徑。

尋找隱閉照顧者

羅啟康總監曾是嚴重智障學校的校長，他每天都接觸很多照顧者，學校的家長從孩子出生便成為照顧者，小孩子逐漸長大，家長的年歲也逐漸增長，羅總監體會到儘管男性的照顧者，身體也出現不少勞損的現象，心靈的勞累更令他們不敢走出社群。照顧者不敢去旅行，也與配偶缺乏拍拖的生活，因為他們放不下家中患病的親人，於是生活封閉，走不出框框。

為要尋找隱閉照顧者，讓他們感到世間還有愛，羅總監認為家訪十分重要。羅總監的團隊每年都會進行家訪，若他們發現有需要的家庭，便會聯繫有心人士，主動協助。他稱：「隱閉照顧者感到十分開心，因為有人知道他們的需要。這些隱閉的家長，好像是尋寶一樣，要自己慢慢找，走進他們的世界裡。」羅總監補充，家訪並非只是一次性，而是要持續的探訪，若你與他失去關係，會難以再去建立，他們會拒絕再去與你接觸。故此，他的團隊會與照顧者保持溝通，讓他們知道有一個出口、逃生門，在有需要時，他們才會懂得向他的團隊求救，才可以保持關係。而這些隱閉的家長普遍有一個觀念：「只要他們餓不死，是不會求人的，他們希望能用自己的手去生活。」然而，羅總監認為這種心態應該要轉變成：「接受幫助不等於是弱者。」而黃牧師亦認同稱：「照顧者應要有正面的心態，今天人們幫我，有一天，當我有能力時，可以幫助別人，社會要建立一個彼此關愛的氣氛。」

香港人長壽而不健康

現在香港社會結構跟以往不同，很多家庭沒有子女，而香港亦是全世界最長壽的地方，但卻有很多長期病患者。長壽而不健康會令我們的身體、心靈、經濟等都受影響。黃牧師續稱，他希望照顧者能走出來凝聚一個正面的力量，就如台灣有照顧者總會，以帶出他們的聲音，而這聲音可帶動社會留意被忽略的人。羅總監認為若有心人願意出來推動，政府又願意行先一步，這確實能幫助更多照顧者。

建立照顧者的平台

照顧者由於只集中照顧家人，會忽略其他身邊的親人，整個家庭會受影響，故此羅總監成立了無障礙敬拜，讓照顧者能從同路人中得到支援。建立平台後，原先只有10人參加，到高峰期超過600人參加。照顧者從中互相認識、分享，建立網絡，完了聚會後，更交換通訊，彼此建立更深的聯繫。若他們住在同區，更可彼此扶持，可以幫助覆診、買餸、處理突發事情等，這些平台會慢慢地看到成果及效用。

教會的角色

黃牧師與羅總監均認為教會的角色對照顧者十分重要，教會可以多走一步去關心照顧者的心靈情緒，提供暫託等支援。此外，弟兄姐妹也要接納患病者及照顧者，不要歧視他們，要為他們願意走出來，不封閉自己而感恩。教會應有敏銳的心去尋找這些隱閉的照顧者，並成立支援小組及在慈惠奉獻中支援照顧者。

照顧者終會成為被照顧者

照顧者的出路其實很多，而路是人行出來的，只要照顧者願意踏出第一步，然後再慢慢尋找，他們便會發現有更多的出路。照顧者最終會成為被照顧者，需要其他照顧者去幫忙，故此我們要為日後的照顧者做好榜樣，開放自己，愛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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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文明在遊戲中彰顯得很美妙。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這雖然是眾多比賽其中一個人間的遊戲，但這個遊戲竟吸引萬千人關注。這個遊戲如此牽動人心我覺得是因為背後有些人生哲學。

一般情況每隊是11人，足球比賽是一個極端注重團隊的一種比賽。而每個位置理論上都不可或缺，相同重要。人人平等的觀念在這個遊戲十分全面地表達出來。

教練領隊沒有落場，但卻是球隊的大腦，球迷也能影響到球隊的表現及球會運作。球證旁證的權威也充份顧及，不容任何人干犯。而在世界盃隊伍中我們有時驚覺，原來許多國家的名字我們是很陌生，她們大都是窮小國，但卻可處身在經濟軍事列強之中。法國的經濟實力比阿根廷高八倍，但是她卻有資格與法國在決賽中較技。巴西也是窮國，但卻是足球王國，球王多出產在南美洲弱小國家。剛離世的比利所得到的普世尊重堪比國王。這個「人間遊戲」是充滿奇妙平等的觀念。

強國者若以為可以憑權益操控足球比賽，史上似乎沒有成功例子，反充滿失敗的史實。這些黑金球賽只有叫球技水準不斷下降。人人平等的遊戲是上帝給我們智慧和教育的好機會。我們不喜歡玩不公平的遊戲，只叫自己無癮，白費人生，且有被愚弄之感！上主自己來到人間（道成人身）宣教，甘心謙卑地在人類中間一起玩人間的遊戲，示範如何平等地承擔人生的一切，就是如一般人一樣，遭遇抗議排斥直到上十字架。儘管世界仍有許多不公平，人類仍在不斷學習實踐平等的觀念，上帝2000年前示範了，我們也就應該不斷學習並維護這個觀念，叫不斷擾亂平等又常藉詞搬龍門的權貴羞愧。

誠然，這個世界沒有絕對平等，但是絕對不應阻礙別人追求平等的制度，更應為努力爭取更平等的制度鼓掌。足球賽例不斷在謹慎地更新，叫人覺得競爭得更平等，更合情合理。主耶穌為了人類得更豐盛的生命，或稱為更合神賜人有尊嚴的生命而用和平又捨己的方式，責備和挑戰當時的權貴，維護並彰顯了上主旨意對人類的生命原則。今天我們有沒有此勇氣去鼓勵和推動爭取平等原則的人呢？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爭取特權的人，企圖破壞人人平等的權利，使之模糊不清，藉著趨炎附勢的手段，去混水摸魚撈得眼前的權益，不惜欺負無權無勢的人，要立場鮮明的與這些人抗爭，殊不容易。

主肯為此人間遊戲而捨生取義，我們可不要遊戲人間、趨吉避凶啊！

編輯﹕謝芳

「…你們遭遇各種試煉的時候，都要看為喜樂。」
《聖經新譯本》〈‭雅各書‬ ‭1﹕2‬〉‬‬

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是不言而喻的：有些照顧者一天辛勞工作後，回家還要照顧行動不便的親人；有些甚至要辭去工作，成為全職的照顧者，以後的日子，其生活只圍繞著照顧家人，私人時間減少，身心疲累。照顧者壓力爆煲的現象日增，實在需要社會更多的支援。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2021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現時香港估計大概有112萬名照顧者，他們分別在照顧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或長者。研究結果指出，照顧者面對各種壓力，但支援卻很少，其中更有照顧者每星期需要照顧80小時或以上，而當中4成受訪的照顧者更需獨力承擔照顧責任。

愛是生存的力量
筆者曾經在社福機構服侍，當中遇過不少的照顧者，在此分享一個深刻的故事。文彥自歲半患有腦炎，因嚴重腦癇症及各項後遺症，最終智力受損至嚴重，欠缺自理的能力。作母親的於是專心陪伴和培育兒子長大成人，由於長期照顧文彥，她最後患上抑鬱症，更出現眼疾及關節退化的情況。但儘管如此，父母仍對文彥不離不棄，作父親的及後更因需協助照顧文彥而辭去工作，一家倚靠微薄的積蓄過活。文彥雖然是有缺陷，但卻得到父母全然的愛，這份愛包含了犧牲與接納。他們願意為兒子傾出所有，自小教導兒子積極向上，更以身作則去體現這份精神，從來沒有向文彥說過一句放棄的說話，這些都令筆者十分動容，他們的故事也感染了身邊很多人。求死，只因人們找不到生存的意義及價值，在人世間找不到愛的根源。文彥的父母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其生存的價值，能夠照顧文彥到最後一刻，令他感受到愛與溫暖，是他們在地上的使命。

父母全職照顧文彥，但他們並非專業的照顧者，故此也需要靠社福機構的幫忙，文彥母親曾對筆者說：有缺陷的人比普通人更需要終身學習，她期望社會能有更多的資源去幫助身體有嚴重缺陷的一群，給他們更多的機會。事實上，文彥要接受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的訓練，才可以維持身體的機能，以至能延遲及減慢退化。若不，身體狀況只會不斷地差下去，直至遇上併發症而死亡，故此合適的訓練對他很有幫助。
父母希望文彥在有生之年能開心、愉快地生活，故一直努力尋求社會的協助，令兒子能更健康及積極地活下去。眼見父母為了全面照顧兒子而不再工作，那份不離不棄之愛，是文彥生命中最寶貴的，也是他生存的力量。筆者也有一名9歲的兒子，某天他跑過來問：「媽媽，如果我出生時，是沒有手、沒有腳，你還會生我下來，照顧我嗎？」筆者不假思索便說：「沒手沒腳有甚麼問題？媽媽照樣會愛你。你看，沒有四肢的力克Nick Vujicic不是從小得到父母的鼓勵及愛下成長，最終成為一個全球都認識的佈道家嗎？」他始乎明白當中的道理，點頭稱是。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總會有其缺陷，只要我們願意以愛悉心栽培，幼苗也有茁壯成長的一天，誰料到，他不會成為下一個力克或下一個霍金。照顧者的愛對殘疾病人十分重要，但照顧者也需要被愛。筆者相信積極的心態能勝過一切，以下照顧者錦囊的資訊希望能對照顧者有幫助﹕

(一) 無障礙交通工具
無障礙交通工具包括有無障礙的士或接送服務的出租汽車，這些服務都可以令使用者連輪椅上車，有些更設有「陪診員」服務﹕
(1)無障礙的士 87608771  37006500
(2)香港復康會易達巴士 23480608
(3)香港復康會的復康巴士 28178154
(4)聖雅各福群會愛心小巴 28187400

(二) 樂齡科技
電動輪椅護理床可以提升照顧的質素，如這護理床讓患者不需要離開床便可在5分鐘自動變成輪椅。此外，為使照顧者可以遙距照顧，殘疾病人可以穿上一件藍牙身體偵測背心，以監察使用者的呼吸速率、心率、身體姿勢等。科技亦使一些肢體完全受傷的人士與世界接軌，眼控科技如眼球遙控家中電器、以腦電波化為訊號等，都可令他們與外間保持溝通。

(三) 照顧者支援服務
社會福利署在各區設立長者及復康單位、提供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等。以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為例，計劃會提供個人照顧服務、家居暫顧服務、接送服務、康復訓練等，服務每小時為33元，護士到訪服務為每節43元，職業、物理、言語治療師到訪則每節52元，而接載服務則每程只需10元，詳情請瀏覽社會福利署網頁，或到附近的社福機構尋找社工，或致電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查詢。

(四) 照顧者互助小組
(1)香港復康會復康網絡﹕透過照顧者互助小組、義工電話關懷和家訪等來支援照顧者。電話﹕25497744
(2)香港傷健協會﹕設有為照顧者專線，提供輔導及各項支援。電話﹕24268338
(3)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提供一些情緒支援、照顧技巧、減壓訓練等。電話﹕23379311
(4)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全護通照顧者「鬆一Zone」提供健康講座、照顧技巧等培訓。電話﹕3955 0540

(五) 私家看護服務
除了居住院舍及聘請外傭，照顧者也可因經濟的能力聘請專業私家看護幫忙，若是專業護士，以12小時計算，約3,200港元；註冊護士則2,700-3,000港元；登記護士則2,300-2,600元；保健員則1,100-1,300港元。

(六) 無障礙崇拜
(1)傷健群體牧養科﹕宣道會北角堂成立了傷健群體牧養科，他們專門牧養傷健人士及照顧者。他們以聖經教導、小組分享等來支援病患者及其家人。電話： 2979 3600
(2)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設有傷健團契及崇拜，亦透過傷健讚美操、傷健輔導等來支援傷健者及其照顧者。電話：2783 0630
(3)宣道會方舟之家﹕每主日於突破青年村進行崇拜，崇拜後有不同的傷健小組一起分享，以鼓勵傷健同行。電話：3565 1636

總結：當人看見逆境時看不到出路時，其實處處都是出路。求生的意志視乎人能否感受到愛。當人只專注於病患者長期被折騰，在思考是否應及早結束其生命時，我們為何不從另一個角度去想，他們也可活得更精彩，把專注集中在如何支援這班病患者及照顧者。

想不到星期天崇拜時的觸動，不僅是來自詩歌或講道，亦可來自一頁頁平平無奇的簡報背景。

沒有寫錯，並不是簡報的「內容」而是「背景」！而背景亦沒有甚麼花巧，就只是上下分半的兩種顏色。但這卻反映了牧者對世情的關心；教會要為鹽作光的姿態；更是天國子民要按著公義上帝的吩咐，要指出世上的邪惡，竭力成為光明之子的決心。

藍與黃的背景，是如此強烈的對比，卻構成一面叫人不容輕視的國旗。

少年大衛昔日是單獨面對巨人歌利亞，但今天小國烏克蘭卻是面向大國俄羅斯四面八方的包圍及攻勢。先不論俄方出兵的理由是如何無稽，[1] 單是這種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漠視生命、轟炸學校、醫院、民居等行徑，就足以令人髮指。

星期天講道的內容跟戰爭沒有半點關係，亦沒有談論一些社會公義或末日將到的事情。就只有簡報背景的修改，已發放出強烈的訊息：教會要面向世界；上帝的子民要關愛世情；提醒著信眾那真正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要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有不少教會（不管是台灣或香港）為了「顧全大局」或「明哲保身」，面對不公義的世界或政權，就把自己退到牆內，更把大門關上，享受著如彼得所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而未有覺察到主耶穌將要為世人赴死的使命。上帝的「大局」就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祂所「顧全」的是「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上帝的「保身」就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但人的「明哲」卻是有如彼得一般，勸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實行祂的救贖計劃。

受苦節不僅僅叫我們停留在記念曾為世人受難的主耶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以行動來回應這個不義、充滿苦難的世界。我們需要祈求上帝的震怒落在獨裁者的身上，呼喊公義主的審判及懲罰速速的臨到。教會及基督徒豈不是要替受冤屈的人發聲？與受壓的、被擄者同行？那怕在發聲、表態或陪伴、同行之後，遭受牽連或損失，甚或是遭到極權、獨裁的報復。復活主的訊息就是讓人確知，死亡的恐懼既已不能成為信徒的威嚇，亦不應變作我們沉默或妥協的藉口。

願上帝國的降臨！臨在烏克蘭，亦臨在俄羅斯；臨到受傷者的身上，亦臨到施暴者的身上；臨到自由的國家，亦臨到極權的土地；臨到藍、綠；黃、藍；白、黑……

祈求上帝的忿怒及懲罰傾倒，亦心願上帝的寬恕與憐憫降臨。

願惡人得報，亦願罪人得救。

「誰控制種子，誰就控制國家和人民。」

Vandana Shiva

第71期《生命倫理》提到基因改造種子（基改種子）搶奪了傳統種子的地位，對土壤及環境都不友善，今期《生命倫理》會接續上次的討論，為大家闡述基改種子對農民的影響。對不少農民，特別是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來說，當他們決定種植基改種子那一刻，大概都以為會提高農作物的生產量，但卻萬萬想不到此舉其實是把他們的生計命脈都交在基改種子公司手中。

以購買孟山都（Monsanto）／拜耳（Bayer）公司的基改種子為例，農民必須簽定一份合約，當中提到他們種植該公司的基改種子的同時，只可以使用該公司生產，或它授權的化學肥料或農藥等產品。販賣基改種子的公司聲稱，使用基改種子能減少農藥使用量；但結果是種子的抗藥性被強化後，農民被迫購買更多抗蟲農藥，反而提高了成本。[1] 這裡提高的成本還未包括種子本身的費用。

至於傳統種子，在農業社會，農民一般都會自行篩選優秀品種，為其留種，並將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為的是要保證適合當地環境又符合自用或市場需要的植物可以持續繁殖。[2] 基因改造技術出現後，這些公司用專利的方式壟斷了基改種子，例如農民購買孟山都的基改種子時，要保證他們不會留下種子自己播種，又或是把基改種子給予他人播種，這意味著基改種子只可作一次使用，農民亦不可保留有關農作物的種子，違反合約者便得面對訴訟。有一位名為Vernon Hugh Bowman的農夫，在未得孟山都同意之下，擅自留下一定數量的基改種子，以減少向孟山都購買基改種子的數量，孟山都得知此事後向Bowman提出訴訟，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在2013年最終裁定孟山都勝訴。[3]

孟山都除了以專利權保護自己的基改種子，亦會採用「終結者無籽技術」（Terminator Technology）去除種子的繁衍能力，杜絕農民私下留種，這讓身處基改技術商品最底層的農民，不得不依賴基改公司。[4]

農民發現基改種子不對勁，不可以重投傳統種子的懷抱嗎？這要視乎農民或其國家政府當初會否因為過度相信及依賴基改種子而不再保存傳統種子。另外，孟山都為了達到它的「宏願」——未來是「商業種子百分之百都是基因改造且擁有專利權的世界」，[5] 美國的跨國農業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在被德國製藥及化工巨頭拜耳於2018年收購之前，已經瘋狂地收購市場上的種子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種子公司。[6] 與拜耳合併之後，意味著農民或農場組織在市場上選擇產品的權利會受到限制。[7] 所以，當國家及農民放棄自己的傳統種子，孟山都便可以向農民「開天殺價」，農民卻失去「落地還錢」的能力。[8] 如果農民所種植的基改種子的質量並不如想像中完美，他們的慘況便會加劇。例如很多印度農民誤信了基改種子的宣傳，辛勤工作種植棉花，殊不知基改棉花種子除了在頭幾年表現不俗外，之後都收成欠奉，於是乎昂貴的基改種子、化肥及殺蟲劑讓農民非但不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甚至令他們債台高築，最後只有走上自殺一途。[9]

為了阻止農民的悲劇繼續發生，一位印度女性，Vandana Shiva這位物理學博士決定挺身而出，對抗基改種子。Shiva不但抨擊基改公司不斷對農民洗腦，讓他們失去判斷能力，她更譴責「基改棉花是個製造毒藥的植物，去製造更多害蟲，把毒放到農作物，有些被人們吃掉（棉子油），有些種子被用來種植。」她建立種子銀行，保留了種子，並要農民別再花錢買基改種子。她跟印度政府說明情況，並且舉辦抗基改活動，邀請國際有機專家，喚醒人們有機農耕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印度售賣基改種子及殺蟲劑的商人，不斷地推廣基改種子的好處，於是仍有知識水平不高的農民繼續被這些宣傳洗腦及控制，借錢購買基改種子。[10]

印度農民誤信基改種子可以增加產量，世界亦被孟山都當年的宣傳洗腦，以為基改種子可以解決全球饑荒問題。[11] 全球飢餓問題成因複雜，即使早在10年前，人類擁有的食物是全世界需求的一倍半，世上仍然有人捱餓。[12] 基改種子的誕生，事實上並不能解決問題，例如即使主力於耕種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依然吃不飽，因為他們要出售一切換取金錢，來支付昂貴的種子及昂貴的化學品。[13] 另外，阿根廷在大豆革命之前，是糧食百分之百自給的國家，但她為了擴大基改黃豆面積，北部的查科省面對砍樹、焚林，原住民反而吃不起這些外銷的大豆，不得不依賴進口食物。[14] 其實，當一個地方的本土農作物，特別是主要糧食成為了國際貿易商品，供給本地人民產量便一定不足夠。[15] 雖然基改種子不是製造飢餓的元兇，因為飢餓問題在基改種子出現前已經存在，但卻不得不說，基改種子不見得可以消滅饑荒問題，相反，它有加劇饑荒問題之嫌。

印度有Vandana Shiva為傳統種子而戰，一直以來，歐洲有不少國家如法國、德國、奧地利、希臘、荷蘭等阻止部份或完全禁止基改食物入口。[16] 不過，隨著愈來愈多歐洲公民已不如以往般反對基改食物，歐盟對基改食物的法例亦會改變，日後或會有更多基改食物在歐洲種植，[17] 以及未來或會不再監管那些使用了新一代基改技術（CRISPR-Cas等）的基改食物，這即是表示新一代的基改食物不用再經過食物安全或環境評估，也不用再貼上標籤便能在市場上發售，這必然是基改種子公司樂見的事。[18] 假若歐盟日後真的對基改農作物愈來愈友善，相信基改農作物在世界市場上的佔有率將會大大提高。

世上有不少人費盡心力建立種子銀行，努力保護種子的多樣性及原有基因，便是害怕有一天自然災害、疫病、戰爭，甚至「世界末日」會破壞人類賴以為生的農作物種，到時，種子銀行中的傳統種子可以讓人類有重啟人類歷史的機會。昔日努力建造種子銀行的人可會想到，他們悉心保護傳統種子，世上卻有人無情地破壞傳統種子的生存空間。

我們沒有辦法自建一座種子銀行，但若想保護傳統種子，仍然可以從購買食物的行動中讓生產者知道，傳統種子生產出來的食物是有市場的。當愈來愈多人支持傳統種子所栽種的農作物，傳統種子才更有機會在世上「留低」。

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2020年人口統計數字，香港60歲以上的長者人口約200萬，佔整體人口約27%，[1] 即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位長者。社會對長者的關注，主要圍繞醫療和社區照顧層面，而長者在性方面的身心健康卻一直都被忽略。

一談到「性」，我們自然會聯想到踏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和身心成熟的成年人，不少人認為人們到了某個年紀，就應該清心寡慾，再沒有「性」方面的慾望，若仍然專注於「性」，就是「老而不」。但其實「性」是圍繞我們一生的課題，由出生到死亡，我們的生活都與「性」息息相關。

的而且確，男女身體的老化情況，都會影響長者的性生理狀態。男性在踏入30歲後，體內睪酮（男性荷爾蒙）水平開始每年下降約1%，所以年長男性體內睪酮水平比年輕時為低，需要較長時間和更多刺激才能讓陰莖勃起，維持勃起的時間亦較短，甚至出現不舉的情況。當女性踏入更年期，體內的雌激素（女性荷爾蒙）水平同樣也會降低，除了會出現停經的情況之外，陰道黏膜層也會變薄，陰道分泌減少，引致陰道乾澀的情況。[2]

男性可能自覺性能力減退，而不滿意自己在性方面的表現，因而減少與配偶發生性行為。同時也有人因著不滿意自己的能力，而過份依賴藥物及所謂「補品」來提升性能力。女性也可能受傳統的思想影響，認為更年期停經後已不能生育，所以不應再有性生活，或認為若上了年紀仍有性慾是不正當的表現。此外，陰道乾澀的情況也會令女性在性行為時感受痛楚及不適，減低女性發生性行為的意願。[3]

長者的身體機能出現衰退是正常不過的事，長者需要明白及接納自己身體的狀況，但無需將「性」從日常生活中剔除。長者可誠實地向配偶分享自己的身體狀況，尋求彼此都合適的親密行為方式。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向醫生尋求專業意見，使用藥物或選用合適的潤滑劑，讓夫妻間的性生活更和諧。另一方面，性交並不是性行為的唯一方式，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擁抱、接吻、愛撫等親密接觸也是性行為的一種，長者可藉著這些不同程度的親密接觸來向配偶表達愛意，增進夫妻間的感情，享受愛與被愛的幸福感。

性並不是只有生理層面，除了身體接觸之外，心靈上的溝通也同樣重要。夫妻間對彼此的了解、關懷和接納，也能讓大家得到心靈的滿足。長者夫妻經歷數十年的婚姻，昔日溫馨甜蜜的相處往往變成稀鬆平常的生活，忽略了夫妻相處的情趣。但老夫老妻也可以過浪漫的婚姻生活，閒時手拖手去拍拖，一份小禮物、一紮小花束、一件對方喜愛的糕點，也能為平凡的生活添上色彩。長者們不妨花點心思，與配偶慶祝結婚週年，甚至補拍結婚照，維持溫馨的婚姻生活。

另一方面，因著不同的際遇，部份長者因喪偶、個人意願或未遇上合適的對象，而處於單身的狀況，但其實不論甚麼年紀，人都有愛與被愛的需要，但對長者來說，要發展一段新感情卻殊不容易。首先，不少長者的社交圈子狹窄，當中以男性尤甚，要結識新朋友已困難，結識伴侶更是難上加難。但就算遇上合適的對象，也可能礙於傳統心態，認為年紀大了不要再談甚麼愛情，又或者慣了一個人的生活，不想作出改變。

儘管有家人或子女的陪伴，單身長者對愛情仍有期盼是正常的事。一段忠誠的親密關係既可以滿足個人對愛情的渴望，亦可以彼此為伴，互相照顧，一同經歷甜蜜美滿的晚年生活，這對長者的身心健康也有益處。但要注意的是，長者要改變生活習慣並不是易事，當長者學習與另一個人相處，會容易在各種生活習慣上出現分歧，他們往往比年青人需要更多時間來與伴侶磨合。要保持良好溝通，長者就得學習尊重伴侶的生活習慣，而不是將自己的一套強加於對方身上。

而對於喪偶的長者來說，或會覺得再發展新一段感情是有負於已故配偶，是不忠的表現。而且，他們亦會擔心子女對這段新關係的接受程度，讓晚年出現的良緣無疾而終。

不過，對已故配偶的思念，與發展新感情其實並沒有衝突，也不存在不忠的問題。如果長者在晚年找到一位相知相惜的伴侶，共度愉快的晚年生活，相信身邊的人也會樂於送上祝福。為人子女的，也應抱持開放的態度看待年長父母對愛情和可以互相扶持的伴侶的追求，多從父母的角度思考，了解他們情感上的需要，明白他們的想法及感受。父母與子女雙方亦可多主動分享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了解彼此的疑慮，尋求共識。

拍攝婚照助長者重尋甜蜜時光

婚照可以說是現代男女結婚時的指定動作，一張平常的婚照捕捉美好的時刻，更成為彼此婚盟的見證。有些長者在年輕時因種種原因未有拍攝婚照，在台灣有團體就曾經為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與他們的家人一起拍攝婚照，以幫助他們穩定病情，並藉此鼓勵長者追求幸福，以及向配偶表達愛意。有參與活動的長者，拿著花束向太太表達謝意，彼此都紅了眼眶，場面感人。[4]

2021年5月26日是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沙文跪頸致死的一週年紀念，全國各地都有紀念活動，佛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師在白宮與拜登總統會面，商討以佛洛伊德命名的改革警隊法案。

在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不少文章，慨嘆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原地踏步，例如槍枝泛濫而導致頻頻發生槍殺案、教育水準低落、沒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等，驟眼看來，似乎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亦是50年不變。

1960年代美國社會爆發了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當時馬丁路德金牧師採取了非暴力革命的策略，而黑豹黨則採取比較激進的方法，1966年黑豹黨提出了十大訴求，其中之一是：「我們要求立即制止警察對美國境內所有被壓迫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殘酷行徑和殺戮。」令人嘆息的是，五十幾年之後，仍然有白人警察對少數民族草菅人命。美國並不是沒有進步，但其步伐是否過於緩慢呢？

現在讓我們檢視黑豹黨的其他訴求，那些訴求在今天有多少能夠實現呢？

「我們要自由，我們希望擁有權力來決定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命運。」1965年只有五個眾議院議員是黑人，截至2021年，已經有57位眾議員是黑人，其比例是全體眾議員的13%，而非洲裔美國人也是佔了全國人口的13%，這巨大的進步是十分明顯的。

「為我們的人民提供全民就業機會（full employment）。」坦白說，我恐怕這是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1966年美國的失業率是3.8%，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是3.5%，但中間失業率隨著經濟環境而浮浮沉沉、起起跌跌。

「我們要求停止資本家對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掠奪，我們要有體面、適合人類居住的房子。」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有74%的美國白人擁有自己的房屋，但只有41%黑人有自己的房子。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為了幫助少數族裔能夠買屋，政府促請銀行放寬對他們的貸款條件，由2004至2007年期間，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機會申請到購買高價房子的貸款，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際，大批少數族裔便失去物業。

「我們希望教育暴露出這個腐敗美國社會的真實本質，教導我們真實歷史和我們在當今社會應該扮演甚麼角色。」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學生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歷史觀和學習批判精神，值得一提的是，黑豹黨深受馬列毛思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影響，培養多元主義和批判精神的教育可能矯枉過正，變成了仇恨教育。

「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被壓迫者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直到今天，不論是任何族裔的美國人都沒有得到免費的全民保健。

「我們要求立即結束一切侵略戰爭。」在1960年代，侵略戰爭是指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當時黑豹黨和其他許多和平運動份子為受到戰爭荼害的越南人請命，但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美軍撤出越南之後，北越撕毀巴黎和約，併吞南越，迫使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但和平運動人士並沒有因此而發動大規模抗議。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仍然軍事介入許多場國際衝突，但是非黑白並不是簡單地可以用意識形態去判斷。

「我們要求給自由予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州、縣、市、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被壓迫的窮人，我們要求由不同族裔組成的陪審團，根據我國法律，去裁決被指控所謂犯罪的人。」美國的司法制度仍然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至少在一些重大案件中，陪審團並不是以白人為主，在1994年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的殺妻案中，陪審團由九名黑人、一名西裔人士、兩名白人組成；今年美國法院審訊殺死弗洛伊德的白人警察沙文，在陪審團的成員中有四位是黑人，四位是白人，兩位是混血兒。

「我們希望得到土地、麵包、房子、教育、衣服、正義、和平，與及掌控現代科技。」換句話說，這項訴求主要是關於掌控資源和經濟工具，黑人佔美國總體勞動力的11%，但只是佔科技工人的9%，而西班牙裔佔美國勞動力的16%，但僅佔所有科技工人的7%。儘管如此，在過去60年中，大學畢業的黑人比例翻了幾番，從1960年的5%增至2015年的22%。

綜合來說，有些範疇中美國是原地踏步，例如沒有全民保健；有些範疇則有顯著的進步，例如黑人從政和讀大學的比例大大提高，陪審團由不同族裔組成；有些則是進一步，退兩步，例如放鬆貸款條件令少數族裔擁有房子的比率提高，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有些進步可能存在著矯枉過正的風險，例如強調政治正確性，甚至是仇恨教育；有些訴求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例如全民就業和美國退出所謂「侵略戰爭」。世事本來就是盤根錯節，錯綜複雜，從來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司法覆核案件

菲律賓籍跨性別牧師Balaoro Marietta S曾因在港替13對同性伴侶主持「婚禮」、涉嫌違反逗留條件或自封婚姻監禮人被捕，後獲警方無條件釋放。Marietta S於2019年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並要求法庭頒令聲明他按教會儀式為同性伴侶主持「婚禮」並無違反《婚姻條例》。2020年3月4日法院頒下判詞，法官稱香港註冊婚姻是指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而不容他人介入，故Marietta S為同性伴侶舉行的「婚禮」沒有法律效力亦不被承認，亦不等於違法。但法官同時拒絕裁定涉案儀式是否違反《婚姻條例》，並指除特殊情況，民事法庭不具裁定某行為是否帶刑責功能。法官亦拒絕申請人的司法覆核申請，指其申請沒有任何可爭拗及成功機會，申請人須支付訟費。[1]

社運人士岑子杰於2013年和現時同性伴侶在美國紐約結婚，但其婚姻在港不被承認，未能享有相關的權利。岑不滿港府不承認外地締結的同性婚姻，早前提出司法覆核，案件獲高等法院審理。高等法院於2020年9月18日頒下判詞，裁定岑子杰敗訴。申請一方在案件審理時指，未有證據顯示承認在外地締結的同性婚姻，會削弱本港現行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而且他們並非要求同性伴侶在港結婚的權利，而是要求港府承認已在外地結婚的同性伴侶，若岑或其他人要就每項權利，分開逾百次到法庭爭取，並不公平。政府一方則反駁，《基本法》第37條只承認異性戀的婚姻，並指如政府在本地異性婚姻以外，同時承認海外的同性婚姻，等同政府已承同性婚姻。若政府承認同性伴侶在外地的婚姻，會削弱和破壞該現行婚姻制度。法官周家明在判詞指，香港的婚姻法律不容許同性之間的結婚，而《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也沒保障同性婚姻，因此岑與同性伴侶的婚姻在港沒有法律效力。[2]

同性戀者吳翰林於2019年11月27日入稟法院，指香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如他在無立遺囑的情況下去世，他的同性伴侶便不能自動繼承遺產，吳指有關條例對有效婚姻、夫及妻的定義，構成性傾向歧視。高等法院於2020年9月18日頒下判詞，裁定吳翰林勝訴。法官周家明認為，《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等對同性及異性伴侶作出差別待遇，又指就遺產繼承權給予同性伴侶相同的權益，並不會影響傳統異性締結。法官指，將會就《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作出補救解釋，並要求雙方向法庭提議應下達的命令。法官也頒令申請人可獲九成訟費。據悉政府已就判決提出上訴。[3]

另一方面，吳翰林早前表示在港購入二手居屋後，由於房委會拒絕接納其同性伴侶屬「配偶」，吳若要在居屋加入伴侶的名字，必須先補地價，吳認為構成歧視並在2019年9月30日申請司法覆核。房委會向法庭申請暫緩案件，以等待另一宗同類案件的上訴結果；另一宗案件為Nick Infinger及其同性伴侶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遭房委會拒絕，Infinger申請司法覆核並獲判勝訴，房委會已為此提出上訴。法官周家明於2020年10月22日表示，不認為兩案會互相影響，法官亦指出本案涉及申請人的基本權利或受侵犯，此等情況必須盡快改正，加上根據申請人一方指，申請人已遭鄰居以他們非法佔用居屋單位為由而滋擾，因此不宜再度暫緩，駁回房委會一方申請。[4] 惟吳翰林於2020年12月初去世。[5]

對於吳翰林指香港的《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及《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不承認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入稟法院一案，明光社於2020年10月9日去信，要求律政司就海外同性結婚伴侶無遺囑下自動繼承居屋及財產案上訴。這宗案件申請人的問題完全可以透過訂立遺囑解決，而不需要將無效的同性婚姻等同有效婚姻，動搖香港婚姻制度的根本。當一些本來只屬於本港承認的異性婚姻獨有的權利和保障，未經市民大眾和立法會討論，一步一步開放給本港不承認的同性婚姻乃自相矛盾、漠視民意、暗渡陳倉的偷步行為。[6]

Nick Infinger與男同性伴侶為本港永久居民，二人於2018年在加拿大結婚，同年返港後以「一般家庭」身份向房屋委員會申請公屋，房委會指二人關係不符合房委會申請指引中「夫婦」的定義，故不能以一般家庭提出申請。Infinger於2018年11月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2020年3月4日，法庭裁定Infinger勝訴。高院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指，房委會的配偶政策將在海外合法結婚的同性伴侶拒於門外，是不合法及違反了《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7] 據悉房委會在研究判詞及法律意見後，決定上訴。案件已排期於2021年7月聆訊。[8]

性小眾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9年9月16日至25日，就公眾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人士）法律權利的態度，隨機電話訪問1,058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有關研究於2020年1月7日公佈，結果顯示60%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僅12%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這是過往同類調查中反對比率最低。有44%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性小眾研究計劃創辦總監孫耀東指是次調查的數據正好反駁政府以香港仍未準備好立法為由，未有推行政策以達到LGBT+平權。[9]

本社認為上述研究雖然曾提及三份昔日的研究，但就未有提及另一項更具規模，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其團隊負責，在2018年公佈的「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該研究孫耀東亦有份參與，同樣採用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2,009位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受訪人數比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佈的多出近一倍，而研究中的其中一項是有關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的看法，發現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受訪者只有32.6%，支持同性民事結合的也只有33.1%。此外，再將中大今次研究與另一份在2018年公佈，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專案的結果相比（該研究在今次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中亦有提及），港大的研究發現有50.4%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同性婚姻，較今次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佈的44%減少了6個百分點，反映並非愈來愈多人支持同性婚姻。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今次公佈的研究，雖然看似比較多份之前的研究，但所選取的內容及推論都是有選擇性及誤導性。[10]

同志遊行

除離島區議會外，共有17區的區議會先後通過成為2020年的香港同志遊行的支持機構。而原定於2020年11月14日舉行的香港同志遊行，因收到警方的反對通知書，改為網上進行。[11]

明光社在2020年7月10日曾去信18區區議會，質疑同志遊行已超越地方行政的政治議題，並且建議區議會日後若要考慮是否支持有關活動前，必須先徵詢區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並詳細了解過往多年同志遊行的真正口號和內容。至於已通過有關動議的區議會，必須監察此等活動的實際內容，不能成為鼓吹性濫交的平台，以免進一步損害區議會的聲譽。[12]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20

昔日香港同運議程回顧：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9
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18

昔日全球同運議程回顧：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19
全球同運議程回顧2018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受感染者除了肺部受損，有研究發現原來他們當中還有近六成會失去嗅覺或味覺。[1] 其實，不知從何時起，香港人也集體地，漸漸地失去了一種味覺：人情味。

不是嗎？中國人社會著重人倫親情，社會富人情味。住在香港這以人口稠密、擠迫見稱的城市，朝夕相對的鄰居，你認識多少？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的家門守衛變得愈來愈「嚴密」：每個單位都是鐵閘大門，重門深鎖；就是住在普通的屋苑，外側既有圍牆圍網相隔，回家可能需要「過五關斬六將」，過了多重大閘之後，樓下還有保安員細心看守，真正是守衛森嚴。筆者最近想訂報紙，也因屋苑管理收緊，報販就算想做生意也無可奈何，最後報紙當然是訂不成！

在〈疫情與城市的對話〉一文中，[2] 筆者談到香港樓市和地產制度對香港人工作、生活態度的影響。其實這個地產制度除了使我們成為「樓奴」，也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鄰里關係——樓可以「炒」，物業到了心目中的價格，業主自然見好就放，「樓換樓」可以令業主在社會向上流動，也同時使住客在真實的生活中在不同住宅之間不停流動，這改變了傳統中國社會以「置業」等同「置家」的理念，住了就安定下來。

這種「飄流」的狀況影響了鄰里關係，在租住市場中情況更甚。香港以往是有推行租務管制的，早於上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的20年代已實施首項租務管制，目的就是防止業主因國內戰亂，難民湧入香港，而抬高租金或將租客逼遷。二戰在1945年結束，政府其後訂立了《1947年業主與租客條例》，對租金升幅作出限制；在該條例下又成立了租務審裁處處理租務糾紛；最後在1973年為住宅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誠然，有關租務管制的條例，時有收緊放寬。重點也在限制業主對租客逼遷和租金的增幅、保障租住權、以及處理租務糾紛等，但這些管制的間接效果則很明顯：穩定的租住環境讓租客能夠安頓下來，才會發展出鄰里關係。[3]

可是自香港主權移交後，因數次發生「租霸事件」，[4] 以及回歸後經濟不景氣，租金管制於1998年取消。及至2002年11月政府為穩定樓市而推出九項房屋政策（因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為孫明揚，所以政策被笑稱為「孫九招」），[5] 其中一項就是「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2004年7月9日更將租務管制撤銷，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增幅等全面放寬。這些措施，原意是為了全面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減少干預租務市場的情況，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因缺少租住權保障，租戶議價能力大減，只要租期一到，若負擔不起加租的幅度，便要被趕走，租戶處境更見弱勢。「年年飄流」，租戶也無可能建立穩健的鄰里關係。難怪香港都市，鄰居雖然「朝見口晚見面」，但每個人都是冷冰冰的。[6]

疫情之下，很多香港人不能出外旅行，都被迫「坐困愁城」，不能出行的結果，就是大家都轉移目標到山去上。但郊野公園行得多，「打卡」照片人人都一樣，有些香港人就開始了另類目的的見學旅行[7] ——公共屋邨。以城市地理學者梁啟智博士為例，他就開展了一個走遍252條公共屋邨的計劃，甚有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意味。[8] 事實上，近年亦興起類似「回味香港舊時光」的公屋導覽活動，給城中人延續以往的人情味。[9]

不過，富有人情味和重視鄰里關係的味道，就是在舊式的公屋群中，也漸告消失了。一來居民也會老去，新鄰舊舍，也未必如往日般能夠借米借油、幫手「睇仔睇屋」，或與鄰居「捉象棋捉個不停」。今日新的公屋和私人屋苑看齊，保安、大閘樣樣齊全，安全感提高了，鄰舍卻生疏了。甚或因現行政策讓部份租戶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連公屋住戶也會「向上流」，住客轉來轉去，今日大家見到新的鄰居，不熟識，只能擦身而過，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似乎慢慢冷卻了。[10]

畢竟，城市生活，免不了帶有群居的特性。由鄰居（neighbour）到鄰舍，甚或鄰里（neighbourhood），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群居，而是帶著關係，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我們連同一層的鄰居也分不清誰是誰，那怎能稱得上有鄰里關係？也怪不得我們失去了久違的人情，和人情味。

還是《聖經》說得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一三三1）和睦同居，不只是日夜相處，當中更有了解、信任、安全感和關係。在香港疫情穩定下來以後，不妨多與鄰居問好，或是大家互相拜訪一下（這其實在日本和外地很普遍），人情味就會回來了。

受社會運動、疫症的雙重打擊，政府公佈今年3至5月的失業率為5.9%，較去年同期的2.8%大幅的攀升。[1] 在如此艱難的時刻，與我們共處同一天空下的基層市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筆者早前訪問了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2] （下稱：榕光）的陳碧霞牧師及兩個基層家庭，希望能帶出時下的基層家庭的一些生活寫照。

服侍基層家庭的牧者——陳牧師

陳碧霞牧師可說是榕光的開荒牧師。1988年1月，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六位神學生開始了在油麻地榕樹頭的福音工作，陳牧師是當中的一位。他們的工作由最初的街頭佈道、探訪到開設查經班、團契，再一路發展到建立教會。經過32個寒暑，現在位於長沙灣區的榕光，已發展為一個身兼教會佈道、牧養與提供社會服務及關懷鄰舍的協會。榕光服侍的基層家庭，主要來自深水埗區，也有的來自旺角、油麻地等地區。

講到基層群體的現況時，陳牧師先介紹了基層家庭的住屋類別。相比條件最差的「棺材房」[3] 與板間房，套房與劏房的條件已算較好了，因為後者有多些私人空間，例如獨立的洗手間或廚房（儘管是非常微型的），所以大多數有孩子的基層家長會選擇這類居所。而「棺材房」、板間房，無論在衛生、居住環境都十分惡劣，多數為基層單身男士所住，他們當中不乏有各種不良癖好者。此外，還有露宿者之家，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臨時居所。

在服侍經驗方面，陳牧師有著過去32年的豐富閱歷。聽她提起一些印象深刻的有：她試過獨自一人去探訪住了許多基層單身男士的單位，當她拍門時，裡面傳出「陳姑娘嚟咗，大家著褲！」也試過在探訪過程中，遇到有男士因為毒品、醉酒或精神問題突然情緒激動，扔東西。還試過在未受過任何婚姻輔導訓練的情況下，幫助一位初來香港就被出軌丈夫拋棄的妻子，在安撫其情緒的同時，還要在雙方之間斡旋，處理離婚、撫養孩子及經濟援助等問題。

講到街坊的需要，陳牧師表示，除了經濟上的難處，許多人的心靈都充滿破碎與傷痛。當中不乏被丈夫拋棄或面對家暴的新來港妻子，她們有的還帶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4] 男士方面，有吸毒、酗酒、被各種不良癖好捆綁或有精神問題的男士。而榕光便試過在聚會中，有人情緒激動而打起上來。此外，榕光也有為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緊急援助，例如食物或物資方面的援助。這些年來，榕光做了許多不同的社關工作：食物糧倉、臨時宿舍、兒童補習、心理輔導、派發物資、居家探訪、院舍探訪、協助戒毒……同時，再透過社關工作把福音帶給所接觸的人，繼而展開查經班、團契等事工。在財政方面，陳牧師表示，榕光雖為一間基層教會，無法靠自身奉獻維持運作，但這麼多年來神奇妙的帶領與供應卻從未間斷。

走訪基層家庭

面對住屋問題，基層家庭的生活光景到底是怎樣的？榕光的福音幹事陳珊珊姑娘帶筆者走訪了兩個基層家庭。

故事一：在困難中堅持的媽媽

受訪的媽媽跟兒子，住在一間套房裡，面積約150呎左右，裡面有一張碌架床，迷你的洗手間及開放式的廚房。房間的打掃比較整潔。從開門招呼我們，到整個訪問過程，戶主媽媽一直都努力保持著微笑。她由內地來港，有一對孿生的兒子，訪問時，只有大兒子和她在一起。她說，兩個兒子早產，直到三、四歲才發現他們異於常人。大兒子今年11歲，卻只有三歲的智商，而且還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返半日制特殊學校，需要每天由媽媽接送。小兒子則因諸多病痛，需按時吃很多藥，住在特殊寄宿學校。由於不適應那裡的飲食，這位媽媽便不時煮飯並送過去給兒子。當被問及「孩子的爸爸呢？」這位微笑的媽媽面色一沉，只回答「不要提了！」

她的日子真的不易！在經濟上，這間150呎的套房，每月租金為5,000多元，這靠兩兄弟的傷殘津貼僅僅湊夠。其餘的生活開支、孩子的學業雜費都要靠向鄉里借貸來解決。在整個的訪問過程中，身邊的大兒子不斷地將一塊塊小塑膠玩具塞入正在轉動的風扇，使扇葉因打到塑膠塊而發出「喀啦喀啦」聲，孩子見狀則興奮的大笑。媽媽一面要應付採訪，一面要試圖阻止兒子的危險遊戲——她試過勸喻、用手阻擋、將風扇挪走、關風扇電掣、拔起插蘇……但兒子就不停地將風扇拿回身邊、插電掣、開風扇、再塞入塑膠塊……直到媽媽大聲責備「夠啦！太過份！」孩子才收手一會兒，然後再開展新一輪「攻勢」。後來兒子間中因被媽媽責備而暫時收手，只見他不忿地拿起床上的雜物，然後將手伸出窗外。媽媽又要制止，怕他將東西扔出窗外。除此之外，孩子還會因興奮或生氣而不時大叫，媽媽又要軟硬兼施去規勸，說怕住在旁邊的姨姨投訴。

11歲的孩子需要多些走動，筆者問這位媽媽，有沒有嘗試帶兒子出外遊玩，但答案是否定的。媽媽說，外面的孩子和家長都會怕他，例如排隊時間長了些，兒子就會推其他孩子，結果會換來各種異樣的眼光。又或者去到街上時，兒子可能因見到想要的東西而做出衝動的行為。就連每天乘車返學，媽媽都要時刻拉著孩子，以防他作出不當的行為。訪問期間，孩子去了家中的迷你洗手間，但不一會兒，他又在那裡興奮地潑起水來，媽媽見狀再度上前勸喻。由於孩子不懂事，做事不知輕重，媽媽表示要不停地看著他，生怕他做出危險的行為。眼見兒子日漸長大，無論在力氣、速度都在增長，而時刻繃緊的媽媽只能告訴自己要堅強，並堅持下去！只因，她怕自己若倒下了，便沒有人照顧、疼錫兒子。

故事二：天台的世界

筆者訪問了另一個居住在鐵皮屋的家庭。在陳姑娘帶領下，筆者來到一棟唐樓門口，抱著探訪物資一路上樓，沿途只見狹窄而有異味的梯間，戶戶都是劏房的格局。不知何時，渾身是汗與氣喘的我已上到天台。前方眼見一位女士坐在鐵皮屋外狹窄的通道上，她就是鐵皮屋的女戶主。由於天熱，她說家人平日一般都在屋外。而要開風扇時，他們就會將牆上風扇的電插蘇插在自家的電源處，因為要與鄰居分開計算用電量。這時，讀一年級的大兒子走過來再三請求媽媽准他往樓下另一個男孩的家裡玩。媽媽有些疑慮，除了因為疫情，也怕孩子會打擾人家。受訪家庭有爸媽及三個孩子，爸爸是內地人，之前在內地打散工，月入2,000多元，但因疫症現在留在家裡，無法回內地開工。除了老大外，一歲多的老二現由內地的爺嫲照顧，還有一個最小、手抱的孩子與父母同住。

他們住在一個100呎左右的鐵皮屋裡，打開家門先見到一個微型洗手間，與其一板之隔放了一張碌架床，床的對出是一個人僅能側著身子通過的通道與桌子，還有牆上的置物架，以及許多雜物。屋裡還有一部冷氣機，不過他們很少開，除非酷熱難耐。如此節儉，因為太太要照顧孩子沒有工作，一家的開支靠綜援可算勉強夠用。住在這裡有何體驗？女戶主說，除了狹窄和侷促，附近還有很多老鼠，晚上還會在房頂走來走去、在四周排泄、繁殖、死了更留下屍體等人善後。在他們一家遷入前，屋內還留下許多垃圾，帶來的惡臭與許多蚊子，不過自他們搬過來以後，已經清理乾淨。

他們的屋子雖然很小，但他們的廚房——應該說是屋外與鄰居共用的廚房，以及客廳——即屋外擺滿雜物的天台（雖不大，但總比屋裡大）總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相對寬廣的延伸空間。當被問及疫症期間的生活時，女戶主表示，除了丈夫偶然外出買菜外，他們都留在家裡。筆者問女戶主，有沒有帶大兒子外出玩耍，這位媽媽表示，因為乘搭交通工具的車資貴，吃飯更貴，所以沒有帶他外出。而且她還擔心兒子看見甚麼就想買，所以不敢讓他外出。這個狹小空間，就是他們是世界，一個每天吃飯、睡覺、玩耍，伴隨著老鼠、蚊子，還有被高樓大廈分割開的天空……在這裡，孩子至少還有樓下的玩伴、延伸的「客廳」和天空。

訪問的後半段，爸爸也出來和筆者聊天，他一見到筆者和陳姑娘就表示感謝，從他的談吐我能感受到一份純樸與厚道。雖然他們每天都住在狹小的空間，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但一家人齊齊整整，在他們平和的臉上看不見過份的負面與悲觀。也許，這種心境與家庭氛圍，很值得今天許多的香港人學習。

呼籲

對於基層家庭的需要，陳碧霞牧師一方面肯定了一些教會、機構對基層群體的服侍，另一方面，她也呼籲香港一些儲備豐厚的教會，在緊急時期可以捐出金錢來幫助貧窮者應急。陳牧師稱，自今年2月以來，因社會運動與疫症，令社會的貧窮問題浮現。她說，現在多了很多人來教會尋求協助，差不多是之前的兩倍。此外，陳牧師亦希望有更多教會可以關顧自己區內的基層群體，並有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委身、投入探訪與關顧的服侍。

經上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雅一27上），亦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希望在這艱難時刻，有更多的教會與肢體能夠做一個好管家，為有需要的人，擺上金錢、時間、愛心與禱告，亦願更多基層的市民透過我們的服侍遇見主。

本文若帶給您甚麼異象或感動，請立即行動。大家可瀏覽榕光的網頁：http://www.lightyst.com/。此外，為了幫助基層家庭，明光社參與了「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由7月2日開始接受申請，歡迎轉介。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明光社是「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的認可執行單位之一，計劃的服務對象為深水埗及油尖旺區內有需要的劏房住戶，盼望透過簡單的家居改善或維修、購買傢俬、家用物品及滅蟲滅蝨服務，協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而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有限公司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協作機構。

疫症橫行，世界經濟正處於難以想像的衝擊之中，許多公司面臨倒閉或裁員的壓力。在如此艱難的大環境下，作為基層家庭的父母，除了要面對自身的失業、財務壓力，還要肩負照顧家人、養育子女的重負，他們當下的生活是怎樣的？

筆者先後訪問了服侍基層市民的城市睦福團契（下稱：睦福）[1] 的幾位同工，及一位在困境中的基層媽媽，盼望能幫助大家了解一下基層家庭的生活狀況。

失業與開工不足

睦福的副總幹事姚小鳳女士和事工主任鍾凱盈姑娘提到：在面臨裁員潮時，最先被炒的都是基層的員工，因此許多基層父母都面臨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困境。此外還有剛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家長，由於來港後需要14天的隔離期，這亦代表他們在這14天裡不能工作，手停口停，因而要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而在面對疫症方面，許多家長因教育水平所限，不曉得從哪裡獲得有用的抗疫資源，以致他們在疫症中變得十分被動。她們表示，上述種種的壓力再加上要應付子女的問題或需要，有許多睦福接觸過的家長都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

睦福的事工幹事陳永泰先生（阿泰）是負責屯門區的兒童發展基金項目，該項目現服務約110位10至17歲的青少年，雖然服務的對象是青少年，但他亦有機會接觸到青少年的家長。此外，阿泰亦經常透過派發物資接觸和關懷區內街坊。據他說，許多家長之前都開工不足，但到了4月底，卻要面對無工可開的問題，尤其是做廚房工作的，其情況比之前更為嚴重。當中有些家長亦不知道政府推出了防疫抗疫基金，也不知道有關社會福利方面的資訊，因而感到彷徨無助。

教養子女的難題

阿泰表示，在教養子女方面，基層家長面對不懂與子女溝通及孩子的學業難題。與孩子溝通方面，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狀況，有的家長比較強勢，主導一切，令孩子變得被動、逃避；有的是孩子處於叛逆期，家長想了解孩子的功課情況，但卻遭到孩子以怒氣來抵抗；還有的是子女不想表達自己，令家長很擔心，但又不知道可以怎樣跟孩子溝通。有關孩子學業方面的難題：有的孩子本來已經無心向學，再加上面對學校停課，因為不適應網上學習模式，他們當中有的甚至表示已經放棄了學業；有的家長則表示他們無法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以前至少還知道孩子有上學，但在停課期間孩子整天在家，家長也無法分辨孩子有沒有學習。阿泰表示，其實溝通與學業的問題一直存在，但在疫症之下問題更會被放大——當一些原本就經常打機而不學習的孩子遇上無學可返、奉旨在家的日子，加上一些原本就不懂與子女溝通的家長遇上經濟壓力而屈在家中，家長看著這些孩子，會覺得不順眼，更多的問題便會隨之而出現。

基層媽媽的故事

透過睦福同工的介紹，筆者訪問了一位基層媽媽。由於任職地盤工人的丈夫失業，這位媽媽不單要肩負起整個家庭的經濟重擔，還要應對丈夫因失業而引發的情緒問題。她稱：失業使丈夫終日留在家裡，以致其原有的情緒問題惡化。丈夫更曾試過無故打罵身邊的孩子。由於害怕，這位媽媽每日都要帶著孩子一起到倉庫上班，可幸的是她得到老闆的體諒，容許她帶孩子上班。她表示，為了孩子自己只能不停地工作，多賺些錢，而她感到自己的壓力早已「爆錶」了。

不懂與子女溝通，確實是基層家長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而當失業、財困、教養子女、病毒威脅等難題同時出現，基層家長們很需要情緒上的關懷與支援，但許多基層家庭不知可從何處獲得支援而感到彷徨無助。

當前的需要

如果想回應基層家庭的需要，大家可以透過捐贈、成為義工、奉獻這三方面來回應。據阿泰表示，基層家庭現在仍需要口罩、消毒用品、飯券、超市禮券等。而睦福亦會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期食物援助，亦接受一些食物的捐贈。大家亦可以成為服侍基層家庭的義工，參與睦福的和平之子社區關懷訓練計劃，透過訓練、實習、探訪，把基督的愛帶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此外，除了基層家庭面對財困的難題，許多服侍他們的教會和機構也面對財政壓力，需要額外的奉獻與支持。

主曾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也告訴我們施比受更為有福。當逆境的巨浪澎湃翻騰，給原本就居於狹縫，生活捉襟見肘的家庭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之時，正是我們效法基督，踐行信仰的時刻！求主給我們感動與帶領，讓我們能以愛心與行動來支持這班基層父母！

(更新日期：2020年5月7日)

高等法院於今年3月4日就一宗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的司法覆核案件，裁定房委會的配偶定義不包括同性配偶，不容許同性配偶家庭申請公屋是違反《基本法》第25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下令房委會要重新審批申請人的公屋申請。

申請人與男同性伴侶2018年在加拿大結婚，兩人是香港永久居民，並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亦符合申請的資產及入息要求。不過，房委會認為二人不符合「夫妻」定義，拒絕其申請，申請人遂入稟司法覆核，要求推翻房委會決定。

法官周家明認為這宗司法覆核案與QT案及梁鎮罡案的性質類似，都涉及政府對異性已婚人士及香港未承認的同性伴侶的差別對待問題，因此，在本案判詞中，援引以上兩案，包括引QT案中，政府在實施一項使不同人有不同待遇的政策時，須附以非常「重大」（weighty）理由才可避免歧視。周官又將終院處理梁鎮罡案中採取「四步測試」（4-step justification test）套用至本案。原則考慮到，政策對不同人的不同待遇是否出於正當目的、政策是否與目的有關、政策是否必須實行以達至目的、政策是否在社會利益與個人權利之間達至合理的平衡。

「四步測試」

第一步測試：政策對不同人的不同待遇是否出於正當目的

法官認同傳統婚姻是值得保護的，充足房屋供應有助鼓勵異性伴侶組織家庭及生育。

第二步測試：政策是否與目的有關

法官不同意現時的「差別待遇」跟房委會政策目的相關，因為政策的目的是幫助低收入家庭滿足住屋需要，房委會亦無法證明審查海外註冊的已婚同志，較審查海外註冊的異性伴侶困難。

第三步測試：政策是否必須實行以達至目的

法官同意公營房屋作為一種極珍貴的社會資源，政府作出一些分配的條件限制，實屬正常的分配資源方式。可是法官不同意有關政策是必須實行以達至目的，因為，房委會未能向法庭提供數據，若果讓同性配偶申請公屋，公屋輪候時間會延長多久，亦不知道有多少同性配偶符合資格申請公屋，又未能證明低收入同性家庭對住屋需求較異性家庭低，造成政策與目的存在不合乎比例的關聯性。法庭需要考慮拒絕某類族群不可享有某種福利有否違反平等權利的原則，以及有關的目的是否合乎比例。

第四步測試：政策是否在社會利益與個人權利之間達至合理的平衡

房委會無法證明容許同性配偶家庭申請公屋對公屋輪候時間會延長多久，以及對社會造成多大影響，現時的配偶政策不讓同性已婚伴侶申請公屋導致他們承受不能接受的困苦。法官認為現時房委會的配偶政策未能達到合乎比例的家庭目的，裁定房委會的配偶定義不包括同性配偶是違憲。

法官強調這宗案件的判決只適用於外國結婚的一對一的同性婚姻。外國的同性民事結合並不能因這判決獲承認。

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

就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周家明法官於另一宗司法覆核案（MK案）的結論卻完全相反，他在MK案的判詞中提及：香港的法律從未認可或准許同性婚姻，香港自始至終都只承認異性婚姻。1971年10月7日生效的《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178章）第4條指明婚姻屬一夫一妻制。《婚姻訴訟條例》（第179章） 第20條指明凡屬在 1972 年 6 月 30 日之後締結的婚姻，該婚姻僅能基於下列任何理由而無效：（1d）婚姻雙方，並非一方為男，一方為女。

今次處理的案件本來是在香港法律被視為無效的婚姻，法官卻按梁鎮罡案的判決，基於同性婚姻滿足了婚姻的公開性及排他性的要求，而獲得承認。有關判決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香港不容許同性婚姻，卻反過來承認外國註冊的同性婚姻並給予同性已婚人士權利及福利，這將大大削弱本地婚姻的獨特性。即使終審法院於W案的判決，也一再強調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只是接受完成完整變性手術的人以新的性別結婚，結婚對象必須是異性。

此案法官要求房委會提供數據，若果讓同性配偶申請公屋，公屋輪候時間會延長多久，有多少同性配偶合資格申請公屋等等，事實上，法官是對房委會提出無法做到的要求，因為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即使每五年及10年一次的中期人口統計及人口普查根本不會問性傾向及同性婚姻，只會將他們歸類為未婚人士，因此，香港政府根本不可能收集到相關的數據，導致房委會根本無法滿足法官的要求。法官在本案應處理的是婚姻的本質問題，而不是容許同性配偶申請公屋的影響的問題，否則，到時又會以人權為理由而不需要理會對社會及經濟影響，判申請人勝訴。

這宗司法覆核案是在外國結婚的同性伴侶要求可以一般家庭的名義申請公屋，未來關於這類司法覆核的案件包括同性伴侶購買居屋（案件於今年5月底開審），及要求香港承認境外同性婚姻（STK案）。今次公屋案的判決會為其他正排期的案件立下基礎，長遠將動搖香港現時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據悉房委會已就高院對公屋案的判決提出上訴。

香港的婚姻制度有它的立法原意，因此有其排他性及獨特性，假如要全盤接受外國的婚姻，按這邏輯，香港日後可能要給予外國的一對一亂倫婚姻及童婚關係人士，擁有與異性婚姻完全同等的權利及福利，只要他們的婚姻都滿足了公開性及排他性這兩個條件。

政府盡快修改現時的做法

為了堵塞漏洞，避免司法覆核案件接踵而來，使不同形式的婚姻關係人士取得香港法例所認可的已婚人士的所有權利及福利，特區政府可以考慮修改現時本港承認外國婚姻的做法，不需要完全承認外國的婚姻，只承認那些與香港婚姻法條件一致的外國婚姻，包括人數必須一對一、年齡必須16歲以上、性別必須為異性、沒有親屬及血緣關係、同一時間只可以有一段婚姻等，保持香港婚姻法的獨特性。婚姻是嚴肅及重要的社會政策，而不只是福利和資源分配問題，不能以支離破碎的方式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