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倫理，也要「高速」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理論上，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但近年來不同的政治黨派、宗教、種族、學派的衝突愈演愈烈，有人將此問題歸因於後現代主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在相對主義底下，當所有想法都被視為同樣有道理時，那麼每個人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

筆者認為這是將問題過分簡化，首先，後現代主義並不等同相對主義；其次，如果每個想法都是同樣有點道理，那麼理論上每個人的想法都應該得到尊重和包容。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都認為自己絕對正確，而另一方是大錯特錯，甚至不應該在論壇中佔有一席之地。換言之，問題的真正徵結是絕對主義！限於篇幅，在這短文中我只能提出供以下兩個例子。 

以政教分離為例，美國基督教右派援引《美國憲法》，聲稱政府無權干涉教會或限制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候他們無非企圖恢復自己的特權。另一方面，世俗主義者引用了同一部憲法，試圖從所有公共場所中清除基督教的影響。憲法和民權律師安德魯．塞德爾（Andrew Seidel）引用了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關於在羅馬帝國時期宗教多元化的看法：「羅馬世界盛行各種形式的神靈崇拜，人們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真實的，哲學家認為它們同樣是錯誤的，司法部門則認為它們同樣有實用價值。」賽德爾說，大多數美國開國元勳都同意吉朋的觀點，因為他們認識到宗教可以被利用去謀取政治利益，所以要確立政教分離的原則。

像歐洲中世紀般設立國教或者將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是有問題，但羅馬帝國的宗教多元化豈不是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接近嗎？但賽德爾似乎認為所有宗教都同樣是錯誤的，故此即使在多元社會中宗教也應該受到摒棄。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另一個例子是在學術界，粗略地說，在社會科學中，研究方法有兩種：定質（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在前者，資料類型為文本，資料來源可能是檔案、訪談記錄、個人觀察……等。在後者，資料類型為數字，數據來源可以是實驗、調查、統計記錄……等。在學術界，有些定質和定量的研究人員無法和平相處，定質研究人員不喜歡定量方法處於主導地位，從而提倡方法論的多元主義（Methodological Pluralism）。驟眼看來，這是一個用意良好的主張。

作者的專業之一是心理學，不少早期的心理學家都依靠定質方法來發展其理論，他們並沒有使用統計數據，例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榮格（Carl Jung）、馬斯洛（Abraham Maslow）、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由衷地說，我十分欣賞他們從分析個人經驗和文本中獲得對人性的洞察，筆者的另一個專業是哲學，哲學亦是通過觀察、體驗、反思而取得真知灼見。但是，當我要求人提供更多數據來支持一些有爭議的觀點時，有些人卻認為只能使用定質方法來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事實上，我在許多研究項目中都使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亦即是同時採用定質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如果我們真的擁抱方法論的多元主義，那為甚麼某些問題一定只能夠用定質方法去處理呢？

當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工作時，我的一名前博士生是定質方法的「鐵粉」，他批評說統計方法太「容易」，並說統計方法是基於過時的哲學，他還批評說我思維狹窄，說我只是從自己的學科去衡量所有事情。簡言之，統計學可以休矣！那麼，到底這是一元還是多元呢？

後現代主義並不是洪水猛獸，真的會摧毀自由民主社會基石的是不自覺的絕對主義。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永恆主對約伯說了這些話以後，永恆主對提幔人以利法說：『我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怒；因為你們議論到我、不如我僕人約伯說的正確。』」（伯四十二7《呂振中譯本》）[1]

神是恩慈的上主，但祂也有發怒的時候，聖經中不乏神發怒的經文。神發怒並非因為祂情緒化，心情不好隨意發洩，祂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三十四6）。祂發怒每每都是因為人得罪了祂，讓祂忍無可忍才「發火」。[2] 祂會向輕視祂的子民發怒（民十一10、19-20、33，參民十一6）；祂會向棄絕祂訓誨的子民發怒（賽五8-25）；祂會向離棄祂而去拜偶像的人發怒（何八3-4；撒十3）。[3] 基本上，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及接受神因著祂的子民跪拜偶像、離棄祂及祂的命令、驕傲自大、又或是摒棄公義，甚至多行不義而發怒，但我們或許難以理解神竟會對為祂辯護的人發怒。

約伯記中，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和拿瑪人瑣法是約伯的好朋友。當他們得知約伯財物盡失、子女俱亡等極大慘況時，他們相約來到烏斯地安慰約伯，試圖分擔約伯的哀痛，讓祂的痛苦得以紓緩。[4] 這三位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好朋友，他們眼見約伯連健康也失去了時，他們不惜七日七夜一言不發的陪伴約伯，用實際行動表達他們對約伯的愛及安慰（伯二12-13）。[5]

約伯若然沒有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他們或許會一直沉默不言，與約伯一起坐到「地老天荒」。他們可以體諒約伯的慘痛，卻無法接受約伯控訴神。約伯咒罵自己的生日，在他的朋友聽來，他無疑是抨擊神的創造，否定生命是神所賜予的禮物。[6] 因著約伯以控訴神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的好友便恍如神的辯護人，一個接著一個與約伯進行口舌之爭。每經歷一番對罵，約伯的言辭便愈發激烈，愈發責備神不義（伯十三3-12）。

在這場辯論中，以利法的主要觀點是人非常卑微（伯四）、沒有人是公義的（伯四17、十五14），因此神不信任人（伯四17-19，十五15-16）。神是公義的，祂不會無緣無故降災（伯四7-9，五3-5、13-16，十五20-35），降災是為了管教不義的人，這對人來說是有福的（伯五17-27）。以利法認為約伯有如此悲慘的遭遇，是因為他曾口出惡言，甚至行惡（伯十五5-6、12-13、二十二5-11），得罪了神，神降災是要約伯回轉，只要他回轉，神必再次祝福他（伯二十二21-30）。

比勒達的觀點與以利法相似：世上沒有義人（伯二十五4-6）、強調神的公平公正，祂不會隨便懲罰敬虔者（伯八2-4、十八5-21、二十五2）。他指責約伯對神的批評如暴風一樣，充滿破壞性（伯八2），[7] 他認為只要約伯回轉，行為正直，神必賜福與他，因為神不離棄完全人（伯八5-7、20-21）。

至於瑣法，同樣憑約伯所說的定他的罪，也認為約伯犯了實質的罪行，才會面對種種禍害（伯十一2-6，二十3-29），他如以利法和比勒達一樣，力勸約伯悔改，好得到神的保護及祝福（伯十一13-19）。

總括而言，約伯記中有很多觀點是反反覆覆的，主要提到神是公義的神，祂不會無緣無故降下災禍，讓人受苦，當人遇到災害，只因人行惡，作了不義的事情，剛開始行惡時或許會風光無限，但最後還是沒有好結果。人要改變這狀況，只好尋求神，從罪中回轉，行為正直，才能享受神的保護及賞賜，遠離災禍。或許我們有時也難以理解為何善良的神會容讓災害發生，特別是降災在義人身上，但至少知道信靠神並不等同生命無風無浪，人生路上遭遇災害不一定是因著自己又或是父母犯罪（參約九1-3）；然而，對於約伯的三位朋友，神賞善罰惡是最自然不過的神學觀念，這觀念主要來自他們的所見所聞和人生經驗（伯五3-7，十五17，二十4-11），以及前人的教導（伯八8-10、十五18-19）。其實約伯也抱有同樣的觀念，所以他除了身心受創，信仰上也面臨極大的打擊。

基本上，約伯及其朋友對於神的闡述，就是神賜福義人、懲罰惡人的觀念是合乎聖經的教導，聖經亦多次強調神的子民需要謹記及留心自己的行事為人，這樣他們才能得到神賜福，享有豐盛的產業，相反，行惡的必招來禍患（申七12-15、箴三1-12，四10-27，十一1-21；彌六9-15；哈二1-20）。到了新約，雖然信徒因著信耶穌而白白稱義，但仍然要謹慎自己的言行，免得將來受神責備（羅二6-11；帖前四1-8）。

這樣看來，約伯的三位朋友相信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既是正統及主流的思想，他們以此為基礎，與約伯爭辯，為何會惹來神的怒氣？他們持守神賞善罰惡的觀念，這想法本身沒有錯。他們是良善及敬虔的人，他們為神大發熱心，基於上述的觀念，希望規勸約伯回轉，這動機也是良好的。問題是，他們無法掌握真相的全部，以致在應用正統觀念時出了岔子。約伯真的是義人，[8] 約伯受苦不是因為他是不義的人，相反，約伯受苦是因為他是義人，說得白一點，便是神看得起他，才讓他受苦（伯一6-12、二1-7）。他們看不到全部的真相，又對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根深柢固，以致缺乏了聆聽的耳朵，無論約伯如何大聲疾呼，強調自己是無辜的（伯十六17、2-5），他們都堅持以神賞善罰惡來解釋約伯的苦況，漠視了約伯的聲音。他們的目的本來是要安慰約伯，結果非但不能安慰約伯，反而增加了約伯的痛苦，惹得約伯反感，甚至反唇相稽。

另外，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雖然很努力替神辯解，但神還是對他們發怒，因為他們錯誤地揣測神的心意，以為神因著約伯犯罪而懲罰他，但事實並非如此。[9] 例如以利法提到「『人能在神面前算為公義嗎？人能在他的創造主面前算為潔淨嗎？他的僕役他還不信任，他的天使他也指責過錯，何況那些住在土屋裡，根基在塵土中，比蠹蟲還容易被壓碎的人呢？』」（伯四17-19）。他們看不到，神稱讚約伯為義人，祂信任祂的僕人，所以約伯才受苦。這一類談論神的說話突顯了他們的愚昧，最後他們要為自己獻祭，並由約伯為他們祈禱，才能止息神的怒氣（伯四十二8）。

約伯受朋友冤枉，神為他平反，指出以利法等人談論神時，反不如祂的僕人約伯（伯四十二7-8）；然而，神沒有偏袒約伯，神也親自向約伯下戰書，不斷挑戰約伯，讓他明白自己在苦難中向神說了很多無知的言語（伯三十八1-四十2）。約伯不知道自己受苦的真相，因著與神真實的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改變心意，撤回之前對神所提出的指控（伯四十二6）。[10] 因著約伯的改變，神加倍賜福約伯（伯四十二10-16）。

約伯記讀者的資訊確實比約伯及其三位朋友多一點點，我們看到天庭的一幕，這是他們看不到的（伯一6-12、二1-7），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看見全部的「真相」，更能明白神的心意。我們仍然還有很多不明之處或對神疑惑的地方，例如神為何要這樣「設局」，容許他所愛的僕人遭害？無論是理解聖經或神的心意，除了真相，我們受限於經驗、預設立場及知識源頭等。信仰如此，世事也是如此。

2019年6月9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大遊行開始，社會上便充斥著不同的「真相」。單是6月9日及16日的遊行數字，便出現了很大的落差：6月9日的遊行人數，民陣指有103萬人、警方指有24萬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19.95萬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估計）約有50萬人、資深傳媒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75萬人。6月9日的遊行，民陣指有200萬+1人、警方指有33.8萬人、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40萬人、葉兆輝（估計）約有80萬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144萬人。[11] 計法不同、立場不同，得到的數據也不盡同。

除了數據，網上的影片分享也難分真假，[12] 有一些人在網上發放令人熱血沸騰或感人肺腑的遊行感想，但有人細心分析拆解之後，發現極有可能是虛「謊」一場。影片可以藉著非常專業的拍攝手法瞞騙觀眾，讓人信以為真，[13] 圖片更是難以呈現真相。圖片通常需要文字為讀者「解畫」。解畫人是按照真實的情況如實報道，還是按照自己所認定的「真相」來「解畫」？選取的角度不同，無形中影響了讀者對事件的判斷。[14]

在一個不能靠影片或相片探討真相的年代，觀看直播會否成為看清「真相」的較好選擇？但原來「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15] 有些記者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般直播，不過，他們所提供的仍是片面的一面之詞。即使觀眾努力收集大量「片面」的資訊，而大量「片面」的資訊最後還是「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最終還是不能令他們看到全面的「真相」。[16]

每一個人堅持的「真相」，其實都受到個人的經驗、預設立場及資訊源頭等影響。無人可以掌握整全的「真相」，各人只是忠於自己，選擇出自己認為正確，又或是自己喜愛的立場。這並不是說由於「真相」難尋，從此之後，大家對任何事情都不能發表意見，甚至不再採取行動。

「真相」難尋提醒著我們，在發言或行動之前，要小心謹慎，認真審視資訊的來源及內容，面對不同意見的人，更要學習先聆聽及了解對方為何持有與自己不同的見解，而不是一開始便判斷對方無理，自己才是看通及了解「真相」的一個。能夠彼此尊重，互相有良好的溝通，其實對雙方都有好處，大家重新審視各自收到的「片面」，從而再檢視自己所建構的「真相」。這並不是一場你贏我輸的搏擊，又或是一個急於說服對方的辯論比賽。到了最後，大家極有可能還是堅持原先的想法，但這並不代表討論對雙方沒有益處。只要每一次的對話，大家都可以在友好的氣氛之下進行：不口出惡言、不羞辱對方、不人身攻擊、不無故論斷，除了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及其他人背後為何有如此想法外，難道這不是一次可以更了解自己的靈命及與神關係的機會嗎？

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對話，我們基本上可以愈談愈「興高采烈」，但我們能否接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聽到相反的意見時，我們是否很易動怒？我們能否勒住自己的舌頭？當事與願違，我們是否還能信任神呢？

在「真相」中迷失的時候，願我們與真實的神相遇，學會謙卑地與神同行，以憐憫的心行出公義。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一非三暴

近年政府的施政愈見忽視民意，社經制度偏袒富者而壓制弱勢，人人彷彿都置身於制度暴力之下。港人抗爭向來以溫和見稱，但面對難以突破的社會矛盾，有人以進一步的非暴力抗爭（如佔領行動），以突顯制度不義，冀喚起群眾改變現況。也有人判斷溫和或非暴力抗爭不再奏效，抗爭中的肢體暴力愈演愈烈；警察的鎮壓暴力同樣升級。在暴力的漩渦裡，誰是「始作俑者」？有時難以判斷「有雞先定有蛋先」，在初二凌晨旺角事件，血流披面的，有抗爭者，也有執法者。

一位抗爭者的視點

「我無辦法用聖經支持或否定暴力，但我可以用聖經去支持我抗爭」，被警方以暴動罪起訴，後獲控方撤銷控罪的前學民思潮成員林淳軒，一直站在抗爭前線。

他未曾放棄非暴力抗爭。「戴耀庭的（非暴力抗爭）比較排拒行動，我們則採取直接行動，好激進，但同掟嘢有距離。」他認為直接行動與暴力的根本分別，在於背後理念是針對癱瘓社會運作，或帶來動盪，從而換取政治角力，威迫政府妥協，而不以主動傷害他人身體作目標。衝擊的對象多是地點（如：公民廣場、立法會玻璃門），「現在的制度暴力，足以令人們抗爭推翻它。」林淳軒徐徐細數，「議員沒法推動實質議案，功能組別千秋萬世地佔據議席……衣食住行都在地產霸權手上……一定要讀上大學……」抗爭背後，是期望改變文化和生活質素。

「非暴力的『終極想像』（佔領）被集體見證失敗，制度暴力依然存在，自然有人想用暴力抗爭。」林淳軒分析佔領運動落幕後，對非暴力抗爭的無力感相應飆升，繼而出現暴力抗爭以抗衡制度暴力。然而，暴力是焦土化，非最好方法。林淳軒認為「即使有軍火，700萬人也打不贏13億人，最後都靠西方政權施壓、或等中共自爆……」其實非暴力抗爭仍有未踏足的路。「例如阻塞彌敦道，再移到紅隧；或者三罷（罷工、罷課、罷市）。」

「今次好似好小事，雙方都不用過份武力便可以解決，但到最後都有人衝、掟嘢就很奇怪。」林淳軒回想初二凌晨旺角事件，印象中很多人並無抗爭的預備，反而是對警察「有啖氣」，進而雙方行動升級。「責任都要落到警察頭上，因為他們絕對有權力協助示威順利，他們反而站在示威者的對立面。」林直言與警察對立，不會成為朋友。「警察是自願執行任務，有自由意志地使用暴力，他們可以選擇不打頭。」武力演變，林認為最終都是警察的責任。

一位執法者的視點

「我好buy（擁護）非暴力抗爭，抗命後服法的想法。」八十後督察阿偉（化名），在佔領運動、光復行動、初二凌晨旺角事件中都有參與警察行動。他討厭暴力抗爭，是因為它自私地危害他人的財物與人身安全；相對地，非暴力在挑戰法律後自首服法，令他覺得有感染力和說服力。

執法者也支持抗爭？因為很多「打工仔」跟阿偉一樣，活在制度暴力之下，「工時長、身體七勞八傷仍要工作；樓價貴，最後都是向有財有勢的集團供款。」他形容制度暴力就是當權者維護既得利益，從而對某些族類歧視或鎮壓。他以東北發展為例，吳亮星聯同建制派粗暴通過撥款，高鐵追加撥款亦類似。「某程度上，他們都鑽灰色地帶的空子，令議事結果看似符合制度。但議會組成本身卻非常暴力──選舉模式、立法會產生，都維護建制利益，壓制他人。」

有些情況下，阿偉能夠接受到暴力抗爭。「若果政權腐敗到草菅人命，連家裡最後一包養妻活兒的米，都給有權勢的人搶走，說不定我也會跟他們死過。」但他看仍有更溫和方法爭取，比剎那間的衝突效果更持久和深遠。他設問：「抗爭者有心改變社會，為何不加入制度令它『冇咁暴力』？好似佔中後有新人參政，我欣賞他們抗爭之餘，參政製造改變。」阿偉相信，人夠多，效果就會出來。

警察往往成為衝突中的高牆。「理論上警察要協調示威，但光復行動是要趕走自由行，警察卻很難協助示威者干預其他人在公眾地方出入的自由。當要分隔兩班群眾時，警察就成為衝擊對象。」

「警察與示威者的武裝始終不太對等。我認為可以唔打頭，如果我在前線，有能力都不打頭。在混亂中固然難免有意外。」有警察在執勤中被打，阿偉感到憤怒，但也甘心承受。「警察有權力上的優勢，七子事件確實帶來濫權形象，所以我理解仇警的心態。但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因此我期望司法制度有合理的裁決，不偏幫執法者。而市民都應該信任司法制度。每日在法庭上，我實在地見證律政與司法部門對舉證的要求非常嚴謹，有些情況我覺得是放生罪犯，但的確保障了嫌疑犯的基本權利。」

要突破「以暴易暴」的漩渦，阿偉認為契機在於抗爭者與執法者都要自省，「識」停；更在於特首梁振英和立法會議員的自省。

暴力抗爭日漸升溫，記者於採訪期間多次受到示威者衝擊，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年初二凌晨，記者被示威者用磚「掟」中受傷送院，以及投訴被警員毆打，傳媒團體當然發出讉責聲明。即使不用肢體暴力，示威者近年時有干擾記者採訪，在直播新聞現場時在記者背後加插「佈景板」，甚至故意大聲叫囂。記者紛紛表示一方面要採訪，一方面要自保，很不容易。傳媒高層亦要反思，處理新聞的手法是否已偏離巿民的要求，繼而令前線記者備受壓力？

走在前線的陳朗昇

曾採訪韓國農民示威和雨傘運動的記者陳朗昇，在初二凌晨於報館通宵收集和處理前線記者的相片和短片，他用「殺紅了眼」來形容示威者和警員，記者夾在兩陣中間，有時也擔起保護的角色。他說：「當中有一條片，睇到警察根本完全唔知示威者原來後面仲有後援，一衝上前先發現前無去路，記者走在警察前面，反而係第一個叫佢地走的人。」

夾在中間，一來是為了更好的攝影角度，二來是因為香港的記者素來不怕死。陳朗昇說：「香港記者做採訪真係無底線的，無裝備一個人用條布圍住塊面就衝出去。」陳朗昇憶述，2005年採訪反對世貿遊行衝突的新聞，韓國農民在第一天示威就燒棺材時，陳的攝影記者居然仍在那個燃燒的棺材下面，陳大叫：「喂，唔好影啦，上面著晒火啦！」

記者採訪期間「搏殺」，不惜身；遇著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被他們誤傷，同樣也會被警察誤傷。陳朗昇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期間，即使清楚表明自己是記者，仍然慘被胡椒噴霧射臉，相片更成為當時有警察濫用警權的罪證之一。據了解，警方和記者團體私下一直有討論如何令警方在執行職務時避免「誤中副車」，甚至建議記者集體購買反光保護衣，以滋識別，不過陳朗昇坦言並不可行：「記者著住件咁嘢，邊個會理你？同埋咁樣做嘢都唔方便啦。無人會咁做㗎。」

陳朗昇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保護裝備。他說：「香港大部份有規模的媒體都有突發車，可唔可以係每架車後面都放定五套裝備，例如頭盔，口罩等等基本嘢。如果事態突然有變，都可以好快有裝備保護自己，唔使空槍上陣。」

堅守新聞自由的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同意，當一個保護小販的活動可以發展到掟磚，就代表整個社會都改變了。她說：「今日的示威者可以話打中記者只係佢地行動中的沙石。你話你係替天行道，但係同時傷及無辜……」

記者要加強自身裝備。她說：「初二凌晨受傷的記者，佢休班都即刻申請返工，好有熱誠，係一個好記者應有的表現。傳媒高層係應該去好好支援。」不過她坦言香港傳媒對前線記者的支援普遍薄弱：「係雨傘運動期間，你去睇下CNN，人地個記者出來做嘢，其實後面有個地方，放左一堆裝備係度，以備任何不時之需。有外國的傳媒亦同我哋講，記者除非得到管理層批准，否則唔准落示威區。呢個係傳媒機構對記者的保護。」

記者要受保護，無可否認有時是因為走得太前，但有時亦是抗爭者對傳媒報道不公的反彈。她以立法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不少在選舉中心的人見電視台記者做直播，即時大聲抗議，令記者要完成採訪的難度大增。岑倚蘭認為應該一件事還一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記者當時的工作。她說：「記者有責任去採訪事情不同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和訊息，但之後怎樣寫，用甚麼角度，這是編輯自主的問題。有示威者不斷以傳媒沒有做好第四權的工作為理由，干預新聞工作，實際上是對新聞工作的打壓。」

岑倚蘭承認，如果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有偏頗，不恰當的時候，而傳媒又欠缺自省能力，只會令整個傳媒的公信力減弱，影響整個編採運作。她說：「我哋依家欠缺易地而處的思維。你高層落來跑下前線，來聽下面班人點樣睇你處理新聞，同時記者亦都應該要去諗下，當你係中層或者高層時，要點樣考慮新聞的角度。」

她舉例，在初二凌晨之後，有傳媒將攝影記者的相片拿出來，並將沒有蒙面的示威者一個個用大頭的形式刊登，稱他們為暴徒。一方面將示威者污名，同時又未審先判，傳媒如此使用記者冒險拍來的照片，最後當然被社會責難。記者辛辛苦苦將新聞資料交到編輯室，全被扭曲得體無完膚，部份有心的前線記者意興闌珊，選擇轉行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在磚頭暴力之前，往往有不同的壓迫和制度暴力在影響新聞自由。岑倚蘭強調，唯有更多有心人，在最艱難的時候肯守住不叩頭才有希望：「都有好多中層係有心的，於是佢地日日踩鋼線咁搵個平衡，希望可以做到新聞，又有良心。不過我地都明白個情況係越來越艱難。因為係整個制度要壓縮你的新聞自由。」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動物農莊》描述的現象大家本來以為只會在極權社會才出現。不幸地，在現今一些自由社會，也有不少人打著保護弱勢、尊重多元的口號，卻鼓吹一些不包容別人宗教、良心及言論自由的法例和政策。

性解放運動以尊重性小眾的個人自由和多元選擇為口號，愈來愈受重視個人和自由的後現代社會和年輕一代歡迎，不過吊詭的是當一些弱勢受到包容時，卻反過來不包容與自己持不同意見和價值觀的群體，而且愈來愈苛刻。

西方不少國家曾經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國家，對其他宗教毫不寬容，不過，隨著社會世俗化，宗教被趕出公共領域，卻出現學校、傳媒可以肆意討論各種「性議題」，卻連一句祈禱、半節聖經也容不下，慶祝聖誕更是大逆不道的怪現象。於是，不可禁止倡導有爭論的「性倫理」成為多元社會應有之義，但基督教精神卻在多元社會沒有立足之地，必須除之而後快！

此外，為了保護需要特別保護的性小眾，即使平時樂意賣蛋糕予同性戀者的蛋糕店，只因不願為同性婚禮製作蛋糕便要被罰款百萬港元，甚至結業。醫療人員只因不按一些跨性別人士自認的性別稱呼他/她們，最高可以罰款二十五萬美元。在大家重視多元和自由的社會，只要打著保護性小眾的口號，便可以漠視他人的宗教、良心和言論自由，這究竟是哪一碼子的寬容？

今期《燭光網絡》會透過檢視西方社會去基督教化的歷史和現況，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的後遺症，以及國內清拆十字架的情況，與大家再思何謂包容和多元。
　　

回顧香港的歷史，過去她曾經歷不同的大時代，現在就讓我們刻劃其中數個，並認識其來龍去脈。

六七暴動

在中國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下，本港的左派在1967年5月發動工人運動，由最初的罷工、示威，後演變至一場暴動，市面出現不少真真假假的土製炸彈，甚至暗殺，歷時七個多月。六七暴動是戰後香港發展的分水嶺，間接令殖民政府引入各種社會福利政策，包括房屋、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以及適合青少年的活動，以提升生活素質平息社會怨氣。

八九六四

1989年4月，北京的大學生悼念主張改革開放但鬱鬱而終的總書記胡耀邦，悼念活動後來演變成反貪腐、反官倒等示威。學生於天安門廣場聚集，並一度發起絕食。其後，北京實施戒嚴，封鎖媒體消息，並於6月4日凌晨以軍事武力鎮壓清場。八十年代正值中英談判，香港人的心被事件撼動，有很多人害怕中共管治，更誘發了更大的移民潮。

九七回歸

香港於1997年從英國殖民地回歸中國，成為一國兩制下的特區。身處於 文化大革命和八九六四的陰霾中，香港瀰漫一片不安。不少外資撤資，一些有財富或專業的香港人，紛紛計劃移民，造成九七前後的移民潮，以及中產和管理斷層的狀況。不少當時青壯年的一群，在人心惶惶的氛圍中，肩擔起回歸前後香港社會的管治。

零三七一．廿三條

2003年SARS肆虐，市民卻不甘示弱。於7月1日有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和平地遊行，反對政府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擔心制定叛國、分裂國家行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多項條文，尤其針對泛民主派等與中共異見的聲音，會造成以言入罪，寒蟬效應。

一四年雨傘運動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為2017年的特首選舉方式落下三道大閘，議決令大部份香港人不滿和失望。學生發起罷課集會，及後啟動佔領行動。示威者一直使用雨傘抵抗警察的胡椒噴霧和催淚彈，而被稱為雨傘運動。佔領歷時79日，主要訴求是要「真普選」、撤回人大決定、重啟政改諮詢。

何謂四代香港人呢？

四代香港人的論述是受香港的社會學家呂大樂於2007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一書所影響。

呂大樂從戰後開始計算，描述了香港四代人的分野：一、二次大戰或之前已經出生；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三、面對社會機會收窄的一代；和四、今天所謂的八十後。呂大樂分析不同時間的社經環境，以解釋它們怎樣塑造某代人的特定想法和價值觀，然後再帶出代際之間的接合與矛盾。

 
通識 LITE

90後的第五代香港人

呂大樂2014年底接受《信報月刊》訪問時分析，九十後出生於一個物質富裕的時代，當物質帶來的邊際回報下降，年青人隨即改而追求民主、自由、環保等共善（public good）。該文的作者則將之歸類為「後物質主義」。

不過，所謂後物質主義的定義空泛，只能泛指新一代不一定會再淪為只著眼於賺錢和消費的機器，因為只要有工作，九十後就可以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於是可以比上一代提早追求那種「人到無求品自高」的狀況，也可以在比較少經濟壓力下，尋找更快樂的生命。

而快樂可以是基於純享樂主義的物質或官能刺激的狂喜，也可以是自我實現的滿足；甚至是因為達至共善。快樂在此只是一個虛詞。所以大家不難發現，當有人質疑第五代香港人不像以往的人般勤力及刻苦時，新一代香港人卻會告訴你，你的勤力和刻苦，其實是遭資本家無理的對待，是剝削而已。

於是上一代的人說這一代失卻了獅子山精神；但新一代的青年則說，我們這一代應該作息平衡（work-life balance），應該有生涯規劃，不應只顧工作，放棄朋友、家庭及健康等等。

一個社會的生活質素，不是只看經濟實力，當經濟實力達到不錯的水平時，人自然就會走向更高質素的生活。其實，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就是社會在向我們每一個人的良心敲問：「你一生到底追求哪種快樂呢？」

這才是影響下一代的關鍵問題。

通識小秘訣

若考試以「新世代香港人」為考題，同學們可以先做好歸納的功夫，接著是為關鍵字定義，並列舉社會素質的元素，然後再列舉例子，解釋一下甚麼是共善，甚麼是個人主義的享樂，再用以下參考文章中的例子分析、拆解一下，再寫好駁論。這種題目，理應不難。只要對題，理應寫得很爽快。

參考文章：

「第五代香港人 後物質主義世代」，《信報月刊》，2014年12月。

「第五代香港人」，《明報》，2014年12月11日。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100期

這是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候。

9月28日，那87發催淚彈震撼了整個社會，以至全世界；外國媒體更將之冠以「雨傘革命」的名號。一夜間震醒了香港老中青各世代，一夜間也令社會出現紛紜的意見。在這紛亂的大時代，基督徒以及教會也難以逃避。然而，你的立場如何，並不是重點，重點是有否看見神在這大時代給信徒群體的呼召，以及在其中活出信仰。

你的信仰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

阿飯｜因公義而發聲 

一個參與佔領又寂寂無名的平信徒

佔領第64夜，阿飯手裡拿著周保松撰寫的《政治的道德》，與筆者步往添美道公廁對出名為「添美公民」的帳幕，他鄰居是「外國勢力總部9-28」，營名都記在『金鐘上河圖』中。

對於30出頭的阿飯來說，這次佔領絕對稱得上是大時代。

參與運動 為不公義發聲

阿飯任職中層管理，不憂食，所以說不上是廢青(指不上進、沒有社會責任的頹廢青年)；他曾多次置身於清場行動，不時勸止示威者和警察雙方的挑釁，他並沒半點憤世嫉俗。眼前是個樸實的年青基督徒，「我出來，是因為基督徒要就不公義發聲，拒絕『普選』謊言。」

他贊同非暴力，「佔中理念就是不衝撃；就算現在衝了，亦不應該撞人，衝去佔據沒有人的地方……我認同非暴力才能帶來道德感召。」他說警察的武力很大，理性上知道市民是「冇得鬥」，「警察非真正的抗爭對象，為了達到訴求而傷害他人身體是不對的。」

保守教會中的異類

佔領情況告急時，非基督徒朋友間在WhatsApp群組不停交流佔領的資訊，但教友群組則商量BBQ吃甚麼，相映成趣。「分享唔到，我係有點距離感……」

自小在一間反對涉足政治的教會長大，阿飯對一些說法倒背如流，「耶穌有沒有公民抗命？基督有沒有有推翻羅馬？你有沒有為政權禁食祈禱？要順服掌權……」他多數選擇避開正面討論，免得發生衝突。

教會氛圍培養出一種觀念──信仰是很個人的，是自己與神的關係。直到國教事件阿飯才開始受啟蒙，「我在教會是青年導師，國教事件令我覺醒，原來共產黨正滲入年青人中。」

教會裡沒討論，但網上卻有，「網媒很方便，我看了很多關於社會公義和民主的文章，然後再對照信仰，發現原來基督教是support我為著一些社會公義的問題去發聲和爭取。」普選、提委會制度，都涉及權力傾側於權貴的問題。

阿飯不會離開教會，反而覺得教會會慢慢改變。「要慢慢感染弟兄姊妹，他們只是未曾留意，總有一日自己會被影響到，然後就會留意。」

Mary｜始於理解 始於溝通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梁林天慧

「長達幾十日，佔領運動是個奇蹟。但和SARS年代不同，年輕人用了超多方式爭取，但都得不到回應。」這是Mary在佔領第五十天的觀察。

他眼中的八十後兒子「平時不熱衷政治」，但今次竟在金鐘瞓上一、兩晚，又批評父母「剩係在家剝花生」，母子關係有撕裂嗎？「某些人覺得（佔領）不可能，但現在的青年人覺得可能，為甚麼就不讓他們按所相信的去行動呢？」Mary向兒子解釋這抗爭模式非她能力所能參與，但她表示理解支持兒子。

政治立場迥異 溝通才是出路

運動帶來撕裂，同時也帶來對政治立場的覺醒。Mary在加拿大成長，政治立場是生活一部份，「加拿大有政黨，人人在大選時都有不同政見，也有不同參與度 (當然有部份人對政治冷感，對政黨和参選者不聞不問)……有不同政見沒大不了，不值得爭執。但英國冇比香港人有政見、董生又曾天真地說自己唔係搞政治……」到今時今日立場浮面，令到一家大細都無法避免，重新思想作為市民的政治身分。

Mary深深體會迥異的世界觀，「有些人經歷過文革、有些人認識英國政權……」，但最後溝通才是出路。「平日一家人靈修分享，藉此作為接納不同看法的平台。」

「要學習承認自己要摸索一件新的事」不論是哪一代，面對大時代都有新的震撼，要給他人空間去處理自己的感受，「有些人試過走難、有些人見過共產黨，容許別人面對自己的過去有真實的感受，尊重他人經總結後的人生態度/政治取向、唔好一句批評捅落去」，盡力謙遜地跟別人交流，或能理解上一輩的憂慮和謹慎，和年輕一輩至情至性的民主渴求。

任誰都可想像：「五年後看，朋友家人為佔領運動撕裂，你覺得值得嗎？」

袁牧｜洞察服侍的時機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及香港堂主任牧師袁天佑

「長達2個多月，（民主）訴求單一，還舉世觸目。」訪問當天正踏入佔領運動的第60日，按袁牧觀察，這運動十分重要，「自英國殖民地轉到中國管治，幾十年間香港人都沒經歷過。」

八九六四，袁牧在倫敦聲援，「當時學生身亡很震撼，好難過；同時期望中國在民主上有像蘇俄和東西德的轉變，可惜25年過去都沒有改變。」袁牧祈求佔領運動不是六四重演。「我做很多斡旋，又簽不同立場的聲明，甚至計劃與其他牧者築成人鏈隔開示威者和警察，減低傷亡。」

開放教會 危急關頭的服侍時機

袁牧禁不住形容831人大落閘是「強差人意、保守中的保守」。內心期望一個更民主的政制，但對於佔領，他沒有既定立場。

開放地方給928示威者暫避是否支持佔領？「那晚教會有崇拜，開放教會是即時反應。任何人都需要一個喘息的空間，不分立場，雖然有些教友覺得那些人犯法……」袁牧強調「支援」不等於「支持」，在事態緊急中仍有很多同工教友落力幫助扶持，他覺得「好欣慰」。袁牧坦言曾收過一些匿名信反對教會開放地方給佔領者，「我在講壇上呼籲他直接找牧者傾」。

反省自身角色 大時代給教會的功課

在這時刻，教會可以重新省察自身角色──尤其是教會與政治關係的神學，停止再借「政教分離」作藉口逃避社會事件，因為任何事都是政治。「好似明光社會關心婚姻。有教會很關注這方面的議題，但談到政制就沉默。其實兩樣都要討論！教會要落功夫，幫助教友探索事件的不同意見，學習互相明白對方的立場。」袁牧語重心長地解釋。

聆聽，就是「自己不一定正確，並接納別人的觀點，承認自己未必有絕對真理知道個世界應該怎樣。」活在大時代中，這位牧師有容得下迥異立場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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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雞蛋撞石牆 
不免碎裂斷腸，怎麼較量
一堆雞蛋望石牆
可以變做力場，繼續擴張

-- 謝安琪 〈雞蛋與高牆〉

當危難來到 四周充斥苦痛哀號

希望亦來到 你挺身擊倒了恐怖

這時候來到 最差一刻等我改造

岩隙窄路 盡處能見樂土

謝安琪《最好的時刻》，周博賢詞[1]

2014年，很多人說這是最壞的一年，特別是九二八後，世界彷彿改變了。我們看見兩個世代的人，分隔兩者中間的不只是網絡鴻溝（digital divide），在對社會願景、民主發展及上流機會等等的研判上，幾乎都有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時之間，社會出現了黃藍營對壘，互相看不過眼，情緒式宣洩明顯。明光社早在9月28日發出聲明，呼籲各界理性克制；[2] 明光社網站上曾刊出一篇「泛黃」的文章，藍營的人寫信來投訴；我們亦曾分享一篇「藍絲帶」的警察禱文，結果遭一堆支持民主學運的人排擠，各種「不公不義」、「人渣」、「建制敗類」……（下刪一堆粗口）的指控在明光社的facebook流傳。

前所未見 在分裂裡的世代中對陣

然而，近自家人朋友，遠至傳媒，都突然分黨分派，甚至網上引發一輪unfriend潮。大家見面時最安全的是只談風月不談政治，甚至枕邊人亦有因為意見不同而斷然要離婚。教會無可避免地也分裂了，整個社會變成只問立場，不問原由而打罵，這近乎文革式的叫陣。

事實上，早在未佔領之前，明光社早已透過《通識三分鐘》的環節討論民主、選舉、公民抗命、非暴力抗爭等基本議題。我們邀請社工、記者教觀眾如何在不同場合討論時政而不失友誼。今年的學校及教會講座中，亦加入新媒體素養的題目，受眾除了青少年，更有家長與牧者，他們一同討論使用網上溝通工具的禮儀、守則，甚至背後的價值觀。

各有立場與選擇 同為堅持信念

當示威、佔領馬路發展至網民在網上呼籲大家走到旺角彌敦道十字路口一起扮「跌銀仔」、購物；而警察又會失心瘋似的見人就用警棍打，頭破血流還不收手時基督徒群體衽如此極端二分的社會中，有人選擇支持一邊，捍衛他們自己相信的公義；有人選擇不聞不問。然而，明光社卻堅持，在混亂的局勢中堅守專業中立，寧願受盡兩邊指責與質疑，也不願意失卻與任何人溝通和彼此關顧的機會。

時代揀選了我們

一眾成年人在過去十多二十年教導小孩，他們長大後就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我們引路的角色，現在或者有所轉變了。但正如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所說，如果他們是「被這時代選中的細路」，[3] 這時代也同樣揀選了我們，與這群年青人同行。

我們深信，在未來一年矛盾不會隨著清場而全部消失。這，是最美好的時刻，或者也是最壞的時候。願我們每一個都勇於做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主的愛。其實大家都愛香港，大家本來就不是敵人。
 

由「佔中」直到「雨傘運動」，這一切打開了香港社運和政治的新一頁。或許，在贊成或反對佔中之前，教會與信徒更應先上一次「政治課」。[1]

政治一詞，源自希臘文πολις，[2] 至於在中文裡，「政治」一詞早見於孔子，他認為「政者，正也。」[3] 在《尚書‧畢命篇》中亦提及：「道洽政治，澤潤生民。」簡言之，政治是指符合正氣、天道和自然原則，和利及人民的管理行爲及社會運作形式。[4] 正如國父所言：「政治乃是眾人之事。」其廣義即是：政治屬於群體生活的一部份，是公民參與塑造的。狹義來說，就是參與制定政府的制度和決策了。[5]

作為基督徒，我們或許會問：耶穌參與政治嗎？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就要認真檢視耶穌的生命故事及了解其背景。耶穌生於羅馬時代的政治和法律體制之下：耶穌是拿撒勒（在以色列北部）人，卻出生於伯利恆（在中部的耶路撒冷附近），因為羅馬政府需要統計人口，要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而猶太地既是希律王分封之地，也是直屬羅馬管轄，情況有點像1997年前（甚或日治淪陷時期）的香港殖民地。[6]

若以這角度看耶穌故事，我們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如耶穌十二門徒中，除了彼得與約翰，同時也有稅吏馬太（當時的稅吏是貪婪之徒，他替誰抽稅？他是「猶奸」嗎？）和奮銳黨西門（奮銳的原文解作「匕首」，有「革命」的意思），的確十分震撼：原來耶穌也接納持不同政見的門徒。而彼拉多聲稱耶穌是猶太人的王」，最後耶穌被群眾釘於十字架上，也算死於政治底下。

你可以說耶穌一心在於神國，但若你以為祂與政治沒有關係，就一定攪錯了。耶穌碰上政治，也超越政治：門徒中甚麼政見都有，但祂不是靠在某一邊，而是永遠在這些之上 (Above all)。政治進入耶穌的生活中，但耶穌超然地看待它。

而從信仰出發，教會應如何處理「政治」？我們時常聽到的「政教分離」又是如何？其實在基督教歷史中，政教關係的發展是多變的。就以初期教會為例，當時的羅馬政府將教會定性為非法組織有數百年之久，在「政教對立」下，造就了很多殉道者。[7] 與此同時，教會發展與教父制度的成立（如著名的奧古斯丁）確立了教權的地位；直到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基督教立為國教，再到後來羅馬帝國覆亡，在中世紀時代，教廷凌駕政權，是為「政教合一」。

在改教時代，除了馬丁路德在教義上的倡議，其實不少的新教宗派是帶有「政教聯盟」的特性：如加爾文在日內瓦建立的政權。

今日基督新教中的路德宗、改革宗、聖公會等，其實都是帶有「國家教會」的模式。相對而言，近代的「政教分離」雖有聖經依據（如路二十20-26：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但更源於歐美教會的傳統，尤以美國影響為甚：該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就是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訂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其旨在將宗教權力和國家、政府統治權力分割。[8]

不過，我們也要知道基督教同時也有著「抗議宗」（Protestant）這屬靈傳統：參與社會事務並作出抗爭，因這本是基督教的立教基礎。當然這不等於胡亂示威抗議，但我們的信仰應時常有一種「神性的不滿足」，對自己及社會有更高的期望。[9]

在二次大戰中，曾公開反對納粹德國的神學家潘霍華說：「在邪惡面前的緘默便是邪惡。不呐喊恰恰是一種呐喊。不作為恰恰是一種作為。」而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曾這樣說：「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遠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被虐者。」[10] 這些提醒都值得教會一再反思。

反思有關「公與義」的聖經基礎

約書亞走近耶利哥的時候，抬頭觀看，看見一個人站在他對面，手裡拿著拔出來的刀。約書亞走到他那裡，對他說：“你是我們的人，還是我們的仇敵呢？”那人回答：“不是的；我現在來是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臉伏在地，向他下拜，對他說：“我主有甚麼事要吩咐僕人呢？”
~約書亞記五13-14《新譯本》

沒有信徒會否認耶穌是行公義的，而作為信徒群體，對於「行公義、好憐憫」(彌六8)更應該責無旁貸。只是，當信徒一談到如何「行公義」，又或是切入最近的社會議題——信徒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來對抗「不公義」的政權算不算「行公義」的時候，信徒群體便會意見紛紜，甚至出現「撕裂」的情況。

當信徒討論當代社會某些議題，並試圖引用《聖經》來支持自己的立場時，總能找到「合乎己用」的經文。支持社會行動或公民抗命的人士，可能會從舊約的經文入手，引用先知的說話，認為「學習行善，尋求公平，指責殘暴的人，替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 (賽一17《新譯本》)。而反對社會行動的人則較喜愛引用新約。他們會指出耶穌教人「愛人如己」，而面對迫害時，又如等待宰的羔羊，沉默不語，為信徒闡揚甚麼是「寬恕與和平的生命」。[11] 也有一些人會引用保羅順服掌權的言論(羅十三1-4)，堅持信徒要無條件地順服在上位的政治領袖。

誠然，《聖經》並不是一本百科全書，面對世界日新月異的嶄新發明，有很多題目是在聖經世界中沒有提及的，再加上經文詮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信徒確實難以直接引用經文來支持自己的政治觀點。罔顧聖經的上下文，又或是經文本身所牽涉的文化或歷史等背景，而硬要從《聖經》中抽取一些「合用」的經文來回應不曾發生於聖經世界的事情，這樣或會帶來斷章取義的結果。

這並不是說信徒因此便不能引用經文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只是在引用之前，可能要多花些功夫了解經文的上下文，以及經文的寫作背景，而不是按字面解釋而把經文搬字過紙。例如不少人喜愛引用保羅的經文：「政府的權柄，人人都當服從，因為沒有一樣權柄不是從神來的；掌權的都是神設立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反對神所設立的；反對的人必自招刑罰。」(羅十三1-2《新譯本》)。大家會簡單地按字面解釋，還是會想到保羅並非要宣稱一個普世性原則，而是要邀請當時的信徒在傳揚福音時，應如何面對政府。[12]

當時有不少猶太人忠於申命記十七章15節的吩咐：「你總要立耶和華你的神揀選的人作君王管理你；你要從你的兄弟中立一位作你的君王；不可立你的兄弟以外的人作王管理你。」(《新譯本》)，他們某程度上抗拒外邦人的統治，甚至會採取一些與政府對抗的行動，例如他們拒絕交稅給羅馬政府，或在羅馬及亞歷山大發起暴動。與耶穌一樣，保羅希望調解當時的信徒與羅馬政府間的衝突，並有智慧地面對政府。他亦希望信徒要向他人顯出愛心，盡公民的責任，好好交稅(羅十三7)。當然，保羅在羅馬書中所展示的是一個理想的政府，是要叫作惡的懼怕，因她會向作惡的人施行刑罰，人只要行善，便能得到稱讚(羅十三3-4)。因此，政府的政權並不是一個最高的政權，神勝過任何政治體制(羅十三4)，[13] 而信徒則要盡公民的責任。

讀者可以不同意上述對羅馬書有關「順服政府」的詮釋，畢竟面對同一段經文，釋經學者的看法都不盡相同。然而，很多釋經學者都不會否認，保羅不是為了神學本身而著書立說，他的書信都是出於關心當時教會，為要教導信徒如何面對實際問題而寫的。因此，信徒引用經文之前，對經文的寫作背景有初步的了解是必須的。

不過，《聖經》中的確又有一些指向大原則的經文，例如「愛神愛人」、「做鹽做光」、「行公義好憐憫」等。信徒可以明白這些經文的背景當然是好事，但即使我們不明白這些經文的寫作背景，也不妨礙我們去實踐這些大原則。

這樣說來，「行公義、好憐憫」便足以成為支持公民抗命的理由嗎？不錯，在經文的應用上，為孤兒及寡婦伸冤(申十18)可延伸至「為到其他受壓迫的人伸冤」。只是，先不談不守法律是否合乎聖經原則，單單討論公民抗命衍生出來的行動會否在無意中對他人造成傷害，便是一個值得大眾思考的問題。即使公民抗命被界定為非暴力行動，但事實上，「暴力」可以有不同的定義。楊梓燁便曾對此作出不少提問：「心理傷害算不算暴力？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他人財產損失算不算暴力？言語上的辱罵算不算暴力？激烈的肢體反抗算不算暴力？強制性的壓力施加算不算暴力？破壞公物算不算暴力？」[14] 這些都不是經文背景的問題，但卻是實際上需要考慮的問題。

簡單來說，面對現今社會錯綜複雜的問題，我們不可能罔顧《聖經》上下文及其寫作背景，從而擷取某一段經文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另外，即使應用歷久不衰的聖經原則時，也要認識所探討的課題當中的複雜性及其牽涉的不同範疇。當然，身為信徒，我們可以就不同議題，嘗試以《聖經》作討論及信仰反思。但說到底，我們都不完全，除了神，沒有人可以正確無誤地詮釋及應用經文。面對不同的意見或立場，不同意之餘，也不忘尊重他人，以事論事，不作人身攻擊。任何時候，只高舉單一的原則而無視其他原則，都是十分危險的。幾時我們完全不願意了解不同的意見，其實就是我們最需要聽不同意見的時候。

當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和歧視法，便等於強制每個人認可同性關係。繼早前蛋糕店、花店、婚紗照公司、酒店和旅館被打壓後，讓筆者再分享另一宗不幸事件。

仙菲亞和羅拔．傑福特一家（Cynthia and Robert Gifford）在紐約經營「自由嶺農場」（Liberty Ridge Farm）超過十五年，其中一個服務是租借農場予新人作婚禮場地。

紐約在2011年通過同性婚姻，女同性戀者珍妮花．麥卡鍚（Jennifer McCarthy)和女雙性戀者梅麗莎．艾雲(Melisa Erwin）在一年後致電傑福特太太，表示希望租用農場結婚。傑福特太太禮貌地拒絕她們，並解釋他們基於宗教信仰對婚姻的看法而作出營商決定，又解釋這是「私人經營的生意」。

這對女同志帶同與傑福特太太的電話錄音，向紐約州人權處（當地執行平權法的機構）投訴該農場。人權處認為農場屬於「公共服務」，拒絕讓同志舉行同性結婚典禮實屬基於性傾向的歧視，因而裁定傑福特夫婦要就兩個女同志的情感傷害賠償合共3,000美元（約23,400港幣），並就違反平權法罰款10,000美元（約78,000港幣）。另外，裁判官命令傑福特夫婦須接受反歧視培訓和在農場提供反歧視守則。

該對女同志認為自己被拒絕會「令人覺得那些人在審判我們，覺得（同性婚姻）是錯事」。

然而，傑福特夫婦真的想審判同志嗎？不。他們多次在媒體表示對同志的尊重，包括在農場聘用男同性戀者和由女變男的變性人當職員，他們確實友善地對待同志；但他們拒絕同性婚姻並非基於性傾向，「我們只是認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只是不希望在自己的家族農場中進行由政府定義的（同性）婚姻。」

通過所謂「平權」的歧視法中，良心和宗教實踐都會被定性為歧視，在美國如是，香港亦然。甚麼「你有你結，我有我結」、「同性婚姻唔需要你認同」等說法，在同性婚姻合法後都是廢話，誰也再無任何異議空間。

當通過同性婚姻後，在那個社會，你可以相信「婚姻只能是一男一女之間」，但再也不能實踐出來；在那個世界，要麼放棄信念，隨波逐流，要麼就公民抗命。

[相關法律文件]

香港已經不同了，無論大家是否支持佔領行動，經過這一個多月，香港社會和教會的文化都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轉變，衝擊着我們對何謂公義、法治、權威以至尊重的看法。雖然事態瞬息萬變，但執筆之時一切仍在膠着狀態，無論政府和運動的催生者都無法提出現實可行的方案，何時及如何結束難以估計。

由運動正式開始，身邊不少的親友和同事都有不同程度的關注，甚至全港市民都直接或間接捲入了漩渦之中，無法抽身。和很多人一樣，筆者亦經常拿着手機、對着電視，希望了解最新的發展，一有風吹草動，在facebook和WhatsApp羣組中便有看不完的消息和短片，亦有一些同事經常問我究竟會否就這件事、那件事作回應。起初的時候，的確草擬和參與了好幾份聲明及聯署，亦有多次專程往銅鑼灣和金鐘了解及關心留守者的情況，至於旺角更是乘港鐵經過時必定專程出站看一看的地方。

對於如何撤離，筆者當然毫無良策，不過，個人認為公民抗命誰是誰非，最後必須有人仲裁，總不能永遠各說各話，而和平的公民抗命的原意就是願意接受法律制裁，甘願自我犧牲以彰顯一些法律或制度的不公義。所以，法庭是雙方應該尊重的仲裁者（除非大家認為香港的法院是不公義或受政府操控的）。法院的裁決我們不一定認同，正如在變性人婚姻之中筆者不認同幾名法官代全體市民作了一些倫理決定，但不認同歸不認同，社會仍要尊重終審法院在體制上的角色，若在追求民主時卻損害了法治的根本，得不償失。

面對整個運動成了一個看不到出路的漩渦，筆者的個人選擇是自行撤退，重新上路，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放在其他更能發揮影響力的地方。這不是逃避，而是要知道事有先後、緩急、輕重和優次，這不是對時局冷漠，而是重新擺放焦點。個人難以影響大局，但個人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知道自己為甚麼和怎樣過每一天。社會不是只得一個議題，整個社會及我們每個人總不能長期跟着別人的拍子和節奏過活，不要忘記身邊仍有很多需要我們關心的人和事，是其他人不能取代的。

這是個失去互信的年代，甚至令人不想說話，因為任何一句有關時局的說話若有人覺得不中聽，便可能損害家人、朋友、同事和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輕則在FB和Whatsapp的群組unfriend或退出，重則惡言相向、面左左。就算一些過往互相信任的人，也會突然對不同意見的親友冷嘲熱諷。

這是個鼓勵謠言的年代，只要是大家認同的說話，不少人不用求證便會傳開，當看到一些不認同的說話，大家不用深入了解便可斷言是謠言。這是個任何人都可以說自己是警察、消防員、救護員、在政總上班的人或受影響的小市民而總會有人相信的年代，網上流傳令人動容的片段多而又多，但我們看到的往往只是當時的一個小片段，前因後果全都不用理會，大家繼續口耳相傳自己相信的「真相」。

這是個各走極端的年代，中間派根本沒有生存空間，只會兩面不討好，雖然大家都期望政府和公民抗命的群眾對話，但雙方都早已定下一些對方難以接受的條件，而在傳媒面前大家都沒有退讓的空間，然後大家都想將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對方，並且等待對方按捺不住犯錯時大造文章。最諷刺的是那些本來應該全職從政的議員卻全部只能靠邊站。

這是個沒有領袖的年代，在群眾運動之中，佔中三子、學聯、學民思潮、以至泛民都不能完全控制局面，雖然群眾的自律性極高，但不同的群眾之間的不同取態卻無法協調，於是那條路要封、那條路要開卻只能由不同的群體自行決定。而當一些市民自行執法，決定是否讓甚麼人、甚麼車通過，警察和其他市民不容置喙的時候，萬一有人有意無意地擦槍走火，能不令人憂慮嗎？

這是個需要謙卑的年代，沒有人敢說自己的判斷一定正確，其實無論支持或反對佔中，相信當中都有不少是真誠地為香港、愛香港的人士，只是大家對形勢的判斷不同，可惜我們都缺乏了願意聆聽的耳朵，大家在自己的群體之中都只聽到自己喜歡聽的說話，卻不願意走進其他群體，聆聽對方的心聲，卻繼續自我肯定（甚至陶醉）。真正的對話是要謙卑地承認對方也有不少理性的支持者，也有不少合情合理的判斷，並尊重對方的分析，承認自己的限制，才能開始溝通而不是各說各話。

這是個令人傷感的年代，連想寫一篇文章表達自己的感受都有不少顧慮，不想引起親友之間的爭執；不想因個人的立場影響其他人對機構的觀感；不想被一些非理性的人執著片言隻語攻擊；不想被人有意無意地曲解。當一個素來以言論自由見稱的地方，卻因為爭取民主而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到非理性的損害實在令人傷感。

上星期我簽名支持我的兒子罷課，但與天下父母一樣，我不想任何一個年輕人因為衝突而受傷，人微言輕，但我衷心希望大家要為學生和群眾知所進退而努力，切勿讓本自愛與和平的運動以衝突作結。

一言不合，繼而動武是過往不少衝突發生的原因，但現時往往是一言不發，首先動武。當一個社會不重視對話，彼此嚴重缺乏互信，而對抗性行動，甚至是肢體抗爭成為了社會運動的主流，大家只重宣示立場而忽略理性交流和互動，要就社會矛盾和分歧尋求共識便愈來愈困難。
 
在多元社會，由於不同團體和族群之間的利益、喜好和訴求分別愈來愈大，任何的法例、政策和意見要取得多數人的同意和共識亦愈來愈困難，正如今時今日的電視節目和娛樂亦愈趨小眾化，而不同族群要維護本身權益和為自己發聲的意欲亦愈來愈高，任何真誠地彼此尊重和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和矛盾，避免武力衝突和破壞社會秩序的人，都應該努力尋求以對話、調解作為解決問題的起點，不應將零和遊戲、先發制人作為唯一及優先的社運策略。
 
雖然，示威請願、遊行集會，以至公民抗命，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不過，我們有沒有認真思想過，究竟甚麼時候，應以甚麼方式，爭取甚麼訴求？忍耐有時、抗爭有時、守法有時、抗命有時、改革有時、革命有時，人一切行為的基礎最重要的是理性判斷，不要人云亦云，亦不要只墨守成規。不過，另一個更重要的考慮其實應是愛，無論在革命中拋頭臚、灑熱血；或是在聯署中簽個名，在遊行中亮亮相，都應該是為了令我們和下一代能處身在一個更理想的環境，而不希望見到「愛你變成害你」的局面，甚至「愛你愛到殺死你」一樣荒誕。願意愛而不是恨在不同的社會行動中蔓延開去。
 
今期《燭光網絡》希望透過介紹香港不同年代的抗爭方式和事例，讓大家更了解何謂抗爭，以及願意竭力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關心社會，一同愛在抗爭蔓延時。

台灣近來的政局令人深以為憂，無論是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究竟對台灣有利還是不利，以至應否佔領立法院、甚至闖入行政院。很明顯不同的人對當前的形勢有截然不同的判斷，當涉及不同利益的人民，對一件事有不同的判斷時，大家究竟應以甚麼方法去解讀何謂民意？以及甚麼時候可以用更激烈、甚至違法的手段去解決問題？ 人多、大聲、甚或肯犧牲是否就一定代表民意？動機單純（例如無政黨包袱的學生運動），是否就代表其判斷一定正確？
 
另一方面，究竟怎樣才算是和平、理性地行使公民權或公民抗命呢？包圍立法院，和平地逼使議員正視反對者的訴求，相信沒有太多人反對，但佔領議事堂，令議會無法正常運作是否已超越和平示威呢？至於闖入行政院，甚至搗亂辦公室和內部的文件，相信會認同的人必然大為減少。作為已有全面而普及選舉的地區，台灣人民究竟有沒有其他方法表達對執政黨決策的不滿呢？即將於年底舉行的六都選舉，即幾個主要城市的市長選舉，其實是檢視民意的絕佳機會，執政黨若背離主流民意，令其慘敗是最好的教訓。若民眾支持透過阻止民選議會討論而不是以選票解決分歧時，民主制度必然受到重創。
 
當近期台灣太陽花學運之風吹來香港，有人提出是否應該提前佔領中環，甚至照版煮碗佔領立法會，去回應對政改諮詢的不滿，大家不能不問自己，究竟在甚麼情況之下可以違反法律？因為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任何人襲擊或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以及違反議事規則進入會議廳範圍即屬犯罪，性質比和平佔領中環嚴重得多。當然，若大家判斷如果不這樣做，港人治港只會是一紙空文，縱然違法可能亦會考慮參與，但如何避免行動不會被激進的參與者騎劫？如何避免和平的運動不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插贓破壞呢？其實這一切並非真理問題，而是對形勢的判斷問題。
 
今時今日社會最大的問題，是很多人將自己的判斷絕對化，認為是唯一的合理判斷，甚至是真理，而缺乏了聆聽不同意見的胸襟和耐性，將反對意見妖魔化，忘記了自己不是上帝。請大家用理由說服異見人士，而不是亂扣帽子。
 
 

「佔領中環」運動持續了近一星期，反抗所謂的「金融霸權」。平時周六、日由外傭佔領的中環，這幾天有一群青年人在當中，一邊示威，一邊聲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至截稿前，有關行動已升級，暫名為「佔領全球」行動）。看看在街頭的示威者，口號就是反對資本主義，但他們的生活是甚麼？

據報章報道，有示威者希望活在當下，在年輕的時候多做有意義的事；有示威者則認為現在的所謂工作機會，只會加劇消費主義，不是做推銷員就是巿場策劃，說到底就是要人購物消費，令人不安；有示威者更是金融界業內人士，出來示威就是告訴巿民，我們每天活在不公義的制度下，但完全不醒覺，所以要站出來宣傳另一種更好的生活模式。

不少理論均認為，在全球化的社會下，人的獨特性會減少，因為生產都是單一的產品，人愈來愈難尋回自己的身份。

香港作為一個地產、金融業為主導的社會，太多的「多樣性」被犧牲了，社會近日更有不少聲音讚美資本主義社會，形容現在的青少年少不更事，待他們再長大些，就知道資本主義的好。

如果資本主義是一種生活態度，那麼今日的香港青年人就在問：我們不用你們的一套生活態度，仍可以生存嗎？有些堅決支持資本主義巿場經濟的傳媒，堅定地說不，但我們從小到大所學到的，卻是「擇善固執」。或者這樣的生活會令自己窮一點，路會窄一點，但這份對生活和社會的堅持，是推動社會反省的動力。

到最後，即使這個社會甚麼也沒有改變，這件事最少讓人知道，社會不是只有一種運作模式，資本主義有隱藏（或明顯）的問題，讓大家反思自己每天的工作心態和意義，只要整個運動是和平、理性，作為被中環價值綑綁的香港人，我們毋須反對他們表達意見，更應欣賞他們背後的信念。

畢竟，在這個要求表演政治的年頭，如此非暴力的示威，理應給予支持。讓我們一同思想中環價值究竟令我們錯過甚或葬送了甚麼更重要的價值。究竟我們是天真地以為自己可以「佔領中環」還是我們其實已牢牢地「被中環佔領」？

當老師和同學們還在享受八月份的愉快假期時，社會上的不同層面卻在靜靜地起革命，對部分政府官員來說，更是挺不好過的。八月十八日副總理李克強訪問港大，一些學生以激烈的行動表達意見，保安和警員在履行職責期間惹來禁錮嫌疑；其後在替補機制論壇和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部分出席人士壁壘分明，惡言相向，起哄搗亂，投擲紙飛機，令論壇受阻；有示威者更與工作人員衝撞，不但破壞了場地設施，還導致公職人員受傷，引起公務員組織公開表示憤怒。

上星期在拙欄刊出《一個歌唱比賽，一幅感人畫面》，本來是希望宣揚和諧、友愛的訊息，但軟性的表達，總不比直接的評論那麼能夠搔著癢處，所以，今天還是要寫一下自己的感想。

政府的功能是管治社會，公職人員的職責是為市民服務。如果市民對政府或公職人員的表現感到不滿，都有既定的正式渠道作出反映。以衝擊的手段表達訴求，不代表別人就要接納或就範，正如說話大聲一點，不等於加強了說辭的說服力，反而可能引起聽眾的反感。暴力行為更是不能容忍，無論所持的立場和理據如何充分，一旦使用暴力，便會馬上變得理虧。

「公民抗命」和「捍衛公民權利」根本只是一些暴徒的「羊皮」，是為暴行砌辭硬說是「曉以大義」的藉口！可悲的是，有立法會議員居然覺得沒有問題。三個星期前，拙欄談到在倫敦持續數天的騷亂時，也提及議員「這些本該被視作榜樣，被認為是社會精英的人，竟成為反面教材。」看最近網上流傳的「小學雞」短片，以及多年來一直被詬病的「港孩」問題，在今天已經不是個別例子。不難想像，這群被不良風氣不斷污染的年青一代，長大之後，為求發泄（不是表達）不滿，不惜破壞社會安寧，傷害無辜，漠視法紀，與執法者對抗，置社會秩序和良知於不顧，後果實在堪虞！

至此地步，除了希望教育界同工加強力度，糾正同學的思想，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外，亦促請警方嚴厲執法，讓滋事者得到應得懲罰，藉此發放正確訊息，同時，更可保障其他無辜市民「真正」的公民權利，就是享受安全與寧靜的生活環境。但願在所有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暴力得以遏止，讓香港能夠保持一向予世界「文明」和「安全」的「東方明珠」美譽。
 

3月初特首曾蔭權在科學館出席辛亥革命展覽進入會場時，有數名示威者衝前引起混亂，其間曾蔭權報稱被撞胸口，感到痛楚，警方最初以普通襲擊罪拘捕一名男子，事隔近兩個月，警方突然改以「擾亂公眾秩序」起訴有關人士。有傳媒引述相關政黨指特首當初是虛報受襲，又指有關檢控是向北京交待。

從新聞操守的角度，傳媒應該是盡量客觀中立的，而對於一些揣測性的、可能妨礙法庭審訊、司法公正的言論應該更加小心處理。可惜今時今日太多報道是被報章的立場所掩蓋。

近年愈來愈多人和團體選擇以衝擊的手法去表達意見和吸引傳媒注意，令很多活動的秩序受影響，亦出現不少因為推撞而引致的衝突，無論衝擊者、當事人和警方都有人報稱受傷。我們必須要問，究竟這是否香港市民樂意見到的現象？而發展下去有關衝擊會否升級？當大家批評警方出動的人手不斷升級的時候，是否只是政府需要為這種部署單方面負責？

其實公民抗命就是透過故意違反自己認為不合理的法例，讓政府檢控，然後透過法庭上的辯論，去檢視有關法例是否應該改變，而不是所有公民自行決定是否應該遵守某些法例，亦不應由傳媒的立場所影響，否則法治精神將蕩然無存！

最近經朋友介紹，看了在2003年底上演的電影《忘不了》。該片由爾冬陞執導，張柏芝（飾小慧）、劉青雲（飾大輝）和古天樂（飾阿文）主演，內容圍繞一名少婦喪偶後的遭遇。雖然這類題材並不罕見，惟該片以基層小人物為背景，表達既平實真摯，且富人情味，很有香港Feel。而串連整個劇情的，是香港人熟識的小巴，故此又可說是一個小巴情意結的故事。
 
小巴編號是DY1314，這輛小巴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包括：小巴邂逅、小巴婚嫁、小巴車禍、小巴續夢、小巴廝殺、小巴惡霸、小巴絕境、小巴夢碎、小巴情緣、小巴出售。
 
小巴司機阿文遇車禍喪生，遺下他與前妻所生的兒子，以及未婚妻小慧。小慧遭逢驟變，卻哭不出，只是拼命地工作。是生活煎熬、手停口停的的殘酷現實，奪去了她的哀傷空間？是缺乏處理和支援情緒的資源，令她只能把眼淚和痛楚強吞肚中？還是倔強性格使然，促使小慧不亢不卑、不屈不撓地面對？抑或是基層人士慣於面對生與死，吞噬了她陷入抑鬱的奢侈？又或者基層人士面對死亡，比中產人士更具抗逆力，以致在他們的血液中，流着永不言棄的決心、毅力和堅持？還是他們只是被務必堅強的英雄神話洗腦，容不下絲毫的退縮軟弱？
 
小慧堅持租住準新居，駕着未婚夫的小巴，養育未婚夫的孩子。換另一個角度看，這些舉措，是否一種浪漫的哀傷方式，她力圖找尋散落在地上的碎片，重砌那幅永不能拼湊出來的家庭拼圖？還是一種潛意識的陪葬行動，小慧明明知道無法吃這行飯，卻仍固執己見，無視業主多番催促交租，以及累積待繳的「牛肉乾」，朝着債台高築的絕境進發，走往自毀的不歸路？抑或這段猶如在浮沙中掙扎的經歷，能化為她消化內心重創的途徑，具醫治功能，只要適時放下執著便成？
 
若沒有大輝的出現，小慧會怎樣？若她有信仰，會有轉捩點嗎？轉捩點會在哪裏？故事怎樣寫下去？大輝對小慧說：「忘記背後，不要原地踏步。」的確語重心長。不過，與其勸說「忘記」，不如叮囑「放下」，把過去一段珍貴的感情歷史，重新定位，不讓它強佔生命的中央，為它另覓可安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