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真．桂民海

有圖不等如有真相，在深偽技術愈來愈高超的年代，我們已明白就算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也有可能是假的，因此，要建立信任就必須先由了解開始，並且要有批判的思維，無論消息和資料的來源是官方、是媒體，無論觀念是來自主流社會、或是傳統文化，都不能夠無條件照單全收，否則很容易便會墮入以訛傳訛、以偏概全、或者自以為是的盲點。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要大家懷疑一切，對甚麼人和事都毫不信任，而是想強調要尋求真相就要願意花時間、下功夫，不要先入為主。

在當前的社會氣氛，面對一些敏感的議題，無論是新聞的真偽（特別是與政府有關的）、性別議題、性教育、墮胎、喪偶之後應否再娶、甚或何謂正邪、何謂夢境、何謂真實等等，不同立場的人之間可能有極大的差異，而且他們往往很容易受一些有既定立場的社交媒體刺激情緒的手法影響，稍不留神便會被牽著鼻子走，陷入對立的關係。雖然作為一個信徒或有堅定價值觀的市民，都會持守一些重要的信念，不過，很多事都不一定是非黑即白的，中間仍有很多灰色地帶，甚或是彼此之間仍有共同或相似的理念，當我們加深了認識、減少了誤解，說不定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有了基本的信任，才能為求同存異邁出一步。

你好嗎？

經歷過大起大落的這些年，很多人都關心香港發展會不會是「到此遺址」，還是就此由亂入治，再由治及興，大有前途。當然，在今時今日，香港這個大城市如何發展下去，實在由不得筆者這樣的「小人物」去說三道四。在「大城」之下，我們這幾年不斷的講述「小理」，在社交平台發放的「大城小理」節目，原來已有三年多的光景。但正正在大道理頻頻出現時，我們見到的，更多的是不少人的徬徨、失意、傷心，就是一句：「這城市變了，而I’m NOT OK」。

或許，在關心這城的股市能否收復失地，經濟能否追上疫前光景，樓市會否再度暢旺，香港是否能成為盛事之都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真心問一下自己：你還好嗎？

香港人真的「NOT OK」

在此，請各位讀者原諒筆者在這裡「持續放負」。你或許以為是筆者太悲觀了，「睇唔到由治及興帶來嘅好處」，但實情就是，不少香港人在這些年間，活得並不快樂。在2023年9月，有社會企業與東華學院發佈了一項名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調查的結果，在向受訪者了解他們的個人快樂感、心理資本、價值觀、社會幸福感、外在環境因素滿意度、自評健康狀態、抑鬱情緒症狀及個人特徵八大範疇情況後，歸納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指數以10分為滿分，2023年只有5.88分，是自2018年以來最差，創五年來的新低，也是首次跌破6分。[1] 細看調查結果，就會感到問題嚴重：在調查中發現，有24%受訪者自覺「不開心」，比2022年上升達一成；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一個人幾乎每天都出現心情低落、沮喪或絕望的情況；有12.8%的受訪者則幾乎每天出現入睡困難、睡不安穩或睡眠過多的困擾；16.8%受訪者經常感覺疲倦或沒有活力，10.9%受訪者幾乎每天做事都提不起勁或無樂趣。而最叫人憂心的是：認為自己精神不健康的受訪者，由2022年的16.7%，增加到2023年的29.7%。[2]  

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唔開心，多是因為「經濟不景、生意唔好、商店執笠」。如果經濟好起來，人人有錢，香港人就會開心了，就會無事了，不過情況剛好相反：有調查指出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愈高的地區，快樂指數往往會愈低；愈年輕的受訪者，快樂指數也愈低。年輕人的快樂指數偏低，箇中原因或許與他們對前景悲觀、難以向上流等因素有關（這些原因在本文不會再探究了，你懂的）。[3]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經歷了大城市這些年的高山低谷，經歷過大城市風光的日子，香港恍若自高下滑，風光不再，被鄰近城市超前趕上，看來更是前景無望。在面對不明所以的前路時，人們當然會感到沮喪，但也得繼續過日子。或許，我們都要學習一下：IT'S OKAY TO NOT BE OKAY。可能你從網上韓劇中看過這標題，但本文並不是想探討這套韓國神劇如何成為收視冠軍，或是討論劇中主角如何與精神病患者同行，而只是想說單單一句原話：你作為你，就已經夠好了——唔OK，其實也是OK。

要將IT'S OKAY TO NOT BE OKAY「強行翻譯」，真是很為難。香港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中生活，早就可以雙語並用，並可帶出比原話更好的詮釋：「得唔得都得，就算『唔掂』都唔係問題！」有人可能覺得這句「唔得都得」是一句「偽正能量」的說話，但相比那些「你一定掂㗎！」，甚或「你唔可以唔掂！」的「正能量」口號，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意識，人生成功只能是winner，否則就是loser的想法，這才叫人窒息。

其實，你和我都只是正常不過的凡人，不論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中，問題天天都多，負面情緒一定會不斷累積，這是OK的！有時候，容讓自己嘆一下氣（聖靈不也是會用說不出來的嘆息來為我們禱告嗎？）負面少少，放負少少，其實也是OK的，因為我們總要有個出路，去宣洩自己的負面情緒。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對信徒的勸導，當中要留意的是：保羅不是說不可以生氣，他甚至沒有提及人們生氣的原因，或是評論誰對誰錯，該不該生氣等問題，而是勸信徒「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帶著正面而堅韌的態度，去明白生命中總有些NOT OK的事情，其實這才是叫人成長，成為羅馬書五章3至5節所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那樣，我們可以怎樣面對NOT OK呢？有人建議吃一頓美味的飯和睡一個美滿的覺，滿足一下自己；或是阿Q一點，用「逆思維」的精神去消化和面對難題；正面一點的，就是從負面情況中學習，作出反省，總結經驗，再提醒自己以後如何做得更好。[4] 由此再想，筆者想到的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在不OK的社會中，我們雖然未必有能力變天，但至少可以在面對不合理的事時不去做一個幫兇，而做一個對得住天地的好人，如那七千未有跪拜巴力的人一樣（王上十九），其實已經很OK了。

人生是否OK不在於成就

不期然想起近期上畫的一部電影《奇蹟列車》（英文片名是：One Life）。這部劇情片根據英國人道主義救援者尼古拉斯．溫頓爵士（Sir Nicholas Winton）的真實故事改編，而其實溫頓先生自己也經歷了一段NOT OKAY的人生故事，1938年二戰開始之前，當年29歲，於倫敦股票行任職經紀，從來與政治及戰爭沾不上邊的溫頓，本來計劃到瑞士滑雪度假，但臨時收到他在捷克工作的朋友邀請便改變了行程。歐洲幾個國家原以為《慕尼黑協定》讓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德國就會滿足了，然而希特拉其實已盤算更大規模的入侵計劃。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捷克，大批猶太人家庭被追捕，生活條件惡劣，無法逃離捷克。溫頓在了解當下的形勢後，決意展開計劃拯救當地的猶太兒童。當時英國政府容許這些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孩子到英國居住，但官僚列出的條件相當嚴格苛刻：他們既要為孩子尋找寄養的家庭，配對之後，還要安排交通，讓他們坐火車由捷克到英國，並要為每個孩子籌集高達50英鎊的費用！在溫頓與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努力下，他們最後安排了八次營救行動，總共救出了669位猶太兒童到英國。可惜的是在最後一次行動原本可以營救最大一批兒童，但因為出發時遇上德軍入侵波蘭令二戰爆發而不能成行，令250位兒童大部份都未能逃脫。溫頓為此終身抱憾，也從不向他人透露有關營救行動。

而在50年後的1988年，當溫頓在清理辦公室的雜物時，其妻子發現了大量當日拯救行動的文件，當中更包括記錄了所有的兒童名單。他的妻子將這些文件交給傳媒機構，最後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成紀錄片《這就是生活》（That’s Life），當中講述了整個故事。不知情的溫頓被邀請參加演出並被安排坐在觀眾席的第一行，同時也邀請了一批他協助拯救的兒童到節目與他見面，場面十分感人。溫頓先生後來除了被捷克和英國表揚，更被以色列稱揚為「國際義人」。

人的一生是否OK，有時其實不在於實現目標，成為勝利者，而在於有沒有好好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奮鬥過。當我們堅持過，努力過，無悔無怨，無愧於心，其實已經很OK了。

劇集，很多人愛看，以前主要看電視台製作的劇集，近年不少串流平台也有自家製作的劇集，但隨著短視頻和相關網絡平台出現，短劇漸漸成為主流，一集兩分鐘，拍下100集也不足四小時的網絡短劇，讓生活急速的城巿人既可煲劇，又不用捱60集長篇劇，不用快進（fast forward），直接看完，題材更是一般長劇的大集合，穿越、復仇、重生等等，劇情要愛情有愛情，要殺人有殺人，最重要是不少故事引入爽劇元素，情節緊湊、簡單，務求每兩分鐘要觀眾感受一次高潮迭起。[1] 這些短劇又稱為「微短劇」，其成本低，利潤高，不過當中包含的一些價值觀卻令人不敢恭維。

內地在2023年11月宣佈，要整治抖音和小紅書等社交平台的微短劇，其實整治工作早在2022年11月已開始，截至2023年2月，已有25,300部微短劇下線，及至11月，一共有170萬集微短劇下架，當中多被批評為「色情低俗、血腥暴力、格調低下、審美惡俗」。[2] 不過，這類短劇又豈會因為當局禁制就不再拍攝，在豐厚利潤下，仍有人繼續拍攝，就以內地短劇《我在八零年代當後媽》為例，前期投資80,000元人民幣，拍攝10天，就創造出一天內賺2,000萬元人民幣的收益。[3]

這類網劇大部份都在短視頻平台播出，畫面大多是直度的，專攻手機平台，每集大約2至10分鐘，內容確保在短時間內吸引眼球，務求「看一段就會想看全套」，因為短視頻平台只給用戶免費看幾集，之後就要到短劇平台付費收看，或好像串流平台般支付月費才能看全劇，據說製作團隊目標收益大概是1比1.5，假設投資10,000元人民幣，目標就是收回15,000元人民幣。[4] 當然這些短劇也遭嚴重盜版，很多舊的網劇，不論是否已下架，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免費收看。而故事內容情節，不管有沒有問題，短劇已免費流出，當然製作時是沒有怎樣監管，最多就是播放時在畫面顯示一句「影視效果，請勿模仿」，就當做了教育工作。

故事雖然有很多題材，但因為劇本不足，大部份故事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根據一些受歡迎的網劇，加入不同的韓劇或陸劇的內容，並作一些修改。故事骨幹基本一樣，情節就是抄來抄去，或者將不同的情節次序或者細節修改，原創的內容不多。由於部份故事來來去去都是同一套路，甚至可以視為一個受歡迎的「類型」，而這些類型能夠流行起來，也會引人反思。在此會介紹幾個比較經典的類型。

1. 霸道總裁：這是在內地和台灣地區流行的愛情故事類型，主題大多為外表高大英俊，有財有勢的男主角，既是企業總裁，性格又強勢，他狂熱地愛上平凡的女主角，當中表達愛意的方式非常粗暴，例如會強吻她，又不懂女孩的溫柔。類似故事用了極端的男性中心主義的論述，女性雖然被粗暴對待但同時卻有被照顧的感覺，所以深受女性觀眾歡迎。此類故事題材亦流行於網絡文學，有評論者認為這種文體根本上是崇拜強者和專制思想，並不是真正平等的愛情。[5]

2. 戀愛腦：不少網絡短劇的故事主人翁均被形容為「戀愛腦」，當中有幾個主要特點，面對自己喜歡的對象，只看到對方優點、忽略或否定其缺點，為了討好對方不惜放棄自己的想法，極度渴望對方，不尊重對方的時間和空間，不接受對方與其他異性見面，情緒起伏大，對伴侶的行為過度敏感和解讀。[6] 過份沉迷戀愛腦的故事，令人擔心的是觀眾也會有戀愛腦，最後難以自拔，以為戀愛就一定是這樣才對，但實際上戀愛的面向有很多，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不只有戀愛這個部份。早前香港電視台與內地網台聯合製作的劇集《新聞女王》，就被內地形容為「終於有一套沒有戀愛腦的職場劇」，可見內地觀眾也對過份戀愛腦的劇集，到達厭惡的程度。

3. 重生復仇：主角往往因為受了不公平或悲慘的對待，甚至可能被殺死，但最終沒有死去，反而可以回到「未死」之前的日子，又或者直接穿越到前一世，透過自己預先知道未來的事件，實行他的復仇大計，對付那些曾經陷害他的人。類似的故事不少來自日本，但及後在內地的劇集「發揚光大」。這類故事的問題是，重生之後主角是否必定要復仇？其實如果時光已倒流，事情未發生，這仇又如何報呢？復仇過程中，更多讓觀眾看到的是權力如何一次又一次不公平的傾斜，然後主角如何像曾經苦待他的人一樣，以新的身份一雪前恥。

4. 草根逆襲：本來是十分正面和熱血的內容，但卻充斥了負能量。主角原為草根人物，來了一個大逆轉成為成功人士，他／她可能是殘疾人士、入贅女婿、植物人、沖喜新娘等等，並會被加上很多負面的標籤，同時又有很多不相信主角會成功的反派角色，他們不斷在故事中散播負能量，說主角不可能成功，更會有理應與主角站在同一陣線的人，例如伴侶或者家人，時常質疑主角的能力和不斷叫主角早日放棄，又說其他人做相同的事也會失敗，主角是不可能成功。即使到最後主角真的成功了，他們也不會歸因於主角的努力，只會說這是主角透過不正確手段得來的結果。草根人物最終成為成功人士，但卻失去對人的愛和信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如此不斷被破壞和踐踏。[7]

5. 後宮權鬥：後宮權鬥劇描述女性之間極端的爭鬥，為了得到男主角的歡心，不惜用盡一切的方式去吸引男主角，並將其他以姐妹相稱、表面上是非常友好的朋友踐踏，互相陷害，互相殘殺。類似的故事有很多變化，當中有很多扭曲的攻心計，或者將人性的陰暗面不斷放大。不少人質疑類似的權鬥，走到自相殘殺，不理是非的地步，也是一種社會悲哀，甚至要問這類後宮的故事，是否隱喻了社會的無奈？人究竟是否應該只活在充滿鬥爭的社會中？[8]

微短劇的產量雖多，但題材頗窄，同質性強。可怕的是當相類似的東西不斷重複湧現，巿場接受的同時，是否亦展現了社會接受某一種價值觀，或者被某種價值觀所操控？上述題材和故事情節也可見於不同地區的電視連續劇中，或者我們在煲劇的同時更要問，我們有沒有留意到自己在接受著一些想法或價值觀？我們是否真心希望世界變成那個樣子？離開戲劇世界之後，這類故事會否還在影響我們？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電視劇《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那年盛夏》）被形容為2023年的「神劇」，網民形容劇中大量「隱喻」令人聯想到疫情前的社會運動，之後引申出一種論調：今時今日再不能直接將自己的想法透過戲劇表達出來，因為太過高危，過不了政治審查，還要用各種方法曲線表達，大家「明就明」，一切「在心中」。

隱喻（metaphor）是一種修辭法，用暗示的方式，將一種事物比喻為另一種事物。或許在此用《那年盛夏》的劇名來解釋一下，有網民說劇名「綻放如花」那個「綻放」就是「爆頭」的意思，而「如花」就是指「爆到七彩」。於是「那年盛夏一班人爆頭死」就變成「綻放如花」。這是我們小時候學的基本修辭手法「比喻」，當中有本體（爆頭死）、喻體（綻放如花），如果是明喻，則會有喻詞。

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技巧，是將抽象的事物用一個具體化的方式說出來，當中亦牽涉到不同的感受。例如《那年盛夏》故事所用的，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生存遊戲加科技殺人的橋段，[1] 這類故事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隱喻了，生存遊戲本身就是個喻體，觀眾討論的本體，就自然離不開日常生活中無可避免在工作上或者為求生存而互相較勁。故事發展下去，突如其來各種規則的出現，令當中不同的角色有所互動，表面合作的關係，但內裡卻是各懷鬼胎，甚至有更多人原來有另外的角色，被迫執行自己未必想執行的任務。整個故事就像一個隱喻了。

很多人說，自己很能投入故事中某個角色說過的某句對白。《那年盛夏》改編自網絡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所以有人企圖將兩者比較並做對照，試著找出不同社會事件下，創作人如何將故事改編，以加入更多元素，將故事更緊扣現實的社會狀況。[2] 觀眾不難發現故事中的一些對白，例如「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到更多」、「若我們更團結，結果是否可以不一樣」、「中立不表態不行動者比對家更可惡」令人對應到現實中一些具體情況。可是故事同樣透過隱喻，滲透出各種的情緒，而透過故事的發展、人物角色，這些已經不只在告訴觀眾故事的推進，而是在挑動觀眾的情緒，叫他們去感受這些難以言說，抽象又難以表達的事情來。

故事一方面用這個方式去喚起觀眾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它為觀眾的想法，設了一個框框。因為運用了隱喻手法，當中的特點是將一些創作人想表達的東西突顯出來，換言之，故事引申出來的情緒和想法，都是帶有特定的角度。例如這個故事本身的設定就是殺人遊戲，不跟遊戲規則就有人會死，而這件事是不能逆轉的。[3] 其實故事做了幾個設定，例如整個群體是學校的同學，他們之間會有怎樣的關係，老師和同學又有怎樣的關係，遊戲的規則和設定其實也是創作人對社會的一種想像。這種框框的設定，做得好有助觀眾思考，做得不好有時會影響觀眾的思考角度。

說白一點就是，故事中掌權的人和學生，必然是對抗關係嗎？同學之間如果合力無視規則又會怎樣呢？故事人物怎樣看規則這一回事？即使有規則又必定有不幸的事會發生，遊戲參與者是不是務必要跟隨規則？所謂的遊戲是不是就必然有輸贏？再退後一步問，「勝／敗」其實是否也只是一個隱喻？這些框架，觀眾很自然地視之為理所當然，但回心一想，這些也只是隱喻之下的一部份，或者只是故事的框架而已。

更有趣的是，在網絡世界中，大家往往將創作人可能沒有想到的部份，自己「腦補」下去，繼續延伸想像，於是在觀賞《那年盛夏》時，一些純粹推進故事的劇情，也可以被觀眾加入想像，成為「隱喻」的部份。當然，這可以被理解為創作人成功透過一個框架的設置令大家投入在劇情之中，如此才會有這麼多的互動，在作品與觀眾互動之下，作品會更加完整，觀眾的推演往往並不是在創作人預計之內，但有了這些推演，就更能令作品流傳下去。[4]

同時，正因為有不同「觀眾」，大家才會有不同的解讀，並出現了不同的想像和見解。誰都知道「故事內容純粹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實際上當太多人的情緒同時被牽動到一個相同點時，那種共鳴容易令人產生疑心，這也是正常和合理，所以不少人常會擔心類似節目會否遭到非議和投訴。不過正如之前所言，不少所謂的寓意，往往是一種劇集與觀眾互動的行為。換句話說，如果觀眾未有經歷過某些事件，看這個故事就未必會受隱喻影響，產生某些特定的聯想，所以隱喻之所以成立，還是要建基於觀眾本身心存某些感受或者本體，兩者才能「聯結」起來。

如此，誰要攻擊故事隱喻，其實就是因他內心有一根刺。療傷，比還擊，似乎更重要吧。

「青年人潮甚麼？一知半解啦！」作為家長、老師、導師和青少年牧者，要貼近潮流談何容易，但若不了解潮流而想和年青人溝通更不容易，因此，為了愛、為了關心，嘗試摸著石頭踏入潮流之中，更多認識年青一代面對的世界和衝擊，是拉近彼此的距離，跨過一些溝通障礙的有效方法。

提起斜槓、躺平、抖音、selfie（自拍）、後宮遊戲、異世界和《鏈鋸人》等等，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或者大家的了解程度又是否足以和年青人打開話匣子呢？為了協助大家可以在令人眼花撩亂的潮流世界之中找到一些焦點，本書主要會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們的同工在學校推動傳媒教育的時候，較多接觸的話題，以及當中引申出來的一些生活信念和態度，其實，年青人的喜好，與他們人生觀和價值觀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想了解他們，就要了解這些潮流背後反映的世界。

潮流可以是洪水，將掉以輕心的人一下子沖走，但潮流也可以是激流，讓身處其中的人享受漂流的樂趣。「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潮流亦然，與其因為不了解而擔心、憂慮，不如多些探索、領略，既能認識流行文化，又可以享受與年青人更易溝通的樂趣，當然，這本小書不過是一個引子，若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瀏覽明光社的網頁，或邀請我們的同工主領相關的講座，讓我們與年青一代一起開展潮流之旅。

這是個講求自我，不喜歡跟隨所謂傳統，抗拒家長和家族影響的年代，不過，現實是大家是否真的愈來愈有個性？還是我們表面上擺脫了舊一套的影響，卻不自覺地受新一套的影響呢？大家以為自己是個自由人，但原來骨子裡卻是換湯不換藥，有許多令我們深受吸引的形象，可能是人、可能是生活的模式都在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習慣、以及對身材、樣貌、衣著、打扮、甚至是非對錯的觀念。今期《燭光》嘗試從一些年青一代喜歡的事物，如cosplay、抖音以及歷久不衰的芭比等，剖析背後的現象和影響。

當然，影響不一定是負面的，重點在於我們如何去吸收，以及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之下，如何作出明智的選擇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些操練紀律的制服團隊，對於缺乏自律能力、容易受環境和潮流影響的一代來說，可以是一個不同的選擇，而當我們作出選擇之後，我們的形象也很有可能逐漸在改變。人要變、機構也要變，作為教會群體，如何將我們的信念不是單單用口宣揚，而是努力在機構的文化和處事原則中表達出來十分重要，我們所相信的如果自己都不行出來，又如何有說服力呢？神是按著祂的形象造人，問題是我們究竟是按著誰的形象做人呢？我們的行事為人，又有誰的樣式呢？

「Cosplay」一詞由costume play演變出來，cosplay這個縮寫是指扮裝成動漫角色的行為。由起源至今，在人們的固定印象中，cosplay的確是指模仿或裝扮成動漫角色的行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演變，現在我們所說的「cosplay」已不限於模仿動漫人物，同時包含模仿電影角色、電玩角色以及自創角色等等，甚至可以說，任何角落的人物，都可以成為被模仿的對象，這也是cosplay的一種。[1] 而「中二病」，並不是在醫學上的「病症」，而是一種被稱為自我中心、只活在自己世界的心理狀態。有人認為中二病源於剛讀中二的青少年才會做出幼稚行為；也有人指，擁有中二病特徵的人會把自我價值觀擴大，將幻想類小說、動畫常用的題材套進自己和現實中，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可以拯救世界等等。[2] Cosplay與中二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但當中都有一些微妙的相似之處，筆者嘗試透過一些流行文化學者對cosplay的分析，從而了解人們如何透過cosplay活動或中二病而獲得認同感。

另一個自我的塑造
人類作為血肉之軀，固然在物理上無法成為一個懂得使用魔法或者受到致命傷害仍能快速復元的動畫人物，但透過cosplay能讓人感覺到自己便是這樣的人物。而cosplay文化多指以服飾道具、化妝造型和身體語言來扮演一個自己想扮演的角色，並且當中強調「形似」和「神似」。「形似」，即服裝、道具、化妝以及髮型等外形與原著的角色相似；「神似」，指言行舉止與神態等與原著角色的神韻相似。[3] 也就是說，整個cosplay過程就是讓自己在一個裝扮的世界中，在短暫的時間和空間中成為一個自己渴望或喜歡的個體，而大部份的coser（裝扮成動漫角色的人）都有「如果可以成為這個角色該多好！」的想法，縱然未必每一個coser的資源都非常充足，但也可以以自己有限的方式來扮演喜歡的角色，達到與所扮演的角色「合而為一」的境界。[4]

Cosplay研究學者指出，coser透過服裝、外表的裝扮，將自己塑造為心中理想典型，並藉此思考自身的存在性。[5] 造型與服裝對於coser來說，就是靈魂，就是進入另一個世界的入場券。雖說「中二病」像是一種發生於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身上的幼稚行為，但其中某些行為其實與cosplay的一些特質相似。如果說cosplay是透過服裝塑造自己成為心中理想典型，中二病患者就是以另一種形式、廉價的play，在他們心中的自己就正好是某動漫人物或「天選之人」。其實無論cosplay也好，中二病也好，他們的行為揭示的就是一種對自己的認同，重新進行自我的塑造，成為另一個的自我。

自我認同、被認同的重要性
在此想探討一下人們為何要透過cosplay或自我幻想來建立自我認同。每個人都渴望被認同，有些人會因為想被認同，而做出極端行為，有些人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會因為能夠表現到自己，從而找到自己的價值，藉此認同自己。古人孔子亦提到，友誼中的「不信」源於不給予別人肯定自己的機會。[6] 人認同到自己的同時，也能提供機會讓別人認同自己，若然一個人無法認同自己，也無法被人認同，那麼這個狀態肯定是不健康的。

Coser從各種不同的角色中，找到某些角色的特質與自己相似的，在模仿其裝扮的同時，也嘗試掌握其神韻。當問到一些coser為何會選擇某個角色來扮演時，他們總會不約而同地說：「因為愛」、「喜歡這個角色，又適合自己，於是用自己來表現那個角色的感覺」等等類似的回應。[7] 而「中二病」患者並不一定會說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所嚮往的價值，他們更多是將各種動漫角色或情景混雜在一起，然後呈現在「想像的觀眾」面前。[8] 由此可見，某些coser和中二病患者可以藉由裝扮與自己特質相似的角色，或想像自己就是那個人物，從而肯定自身的價值。

另一方面，模仿的行動除了是對自己的認同，也是對角色的價值觀、抉擇及戲劇的認同，而選擇模仿某個特定的角色，也象徵著這個角色擁有著與coser類似的或他渴望擁有的特質。[9]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詩學》（Poetics）中提到模仿理論，他指出演員需要對角色性格做出取捨，從而讓人在演員的表演中理解角色的思想。「模仿」看似簡單，其實也蘊含複雜的自我建構過程，並且每個coser也具備自己的獨特性。

對coser來說，縱然每個角色都有千千萬萬個被扮演的版本，但每個人所扮演出來的版本也是獨一無二的。根據一位coser的說法，有段時期動畫《火影忍者》中的角色佐助和鳴人，二人對決的高潮時刻，經常會被cos（扮演），同一場cosplay活動就有十多個團體cos這兩個角色，然而每個人cos出來的效果都不一樣，有些較粗獷，有一個較「娘」，有些則較活潑等等。[10] 這也代表著coser所扮演的角色不一定有高低之分，正因為每個人扮演的方式都不同，就有著不同的獨特性。事實上，「中二病」患者都追求獨特。中二病的共通點都在於「想要受到認同」，「又想要與眾不同」，他們陶醉在自己的幻想時，就會成為一個獨特的人。[11]

除了對自己的認同，無論coser或中二病患者，都會有種心態，就是想要得到他人的認同。Cosplay與攝影之間的關係有時都難以分割，因為部份coser扮演某些人物，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拍攝和參與cosplay社群的聚會。[12] 大部份coser都享受在攝像鏡頭下曝光，愈多人找他們拍攝，也是對他們愈多的認同，有位coser在接受訪問時表示，cosplay時不斷被拍照，甚至活動結束後有人認得他本人，令他有種自己是明星的感覺，自己也更加有自信了。[13] 中二病患者都渴望別人的認同，然而通常一些幼稚的行為往往都不會被人認同，所以他們會在「想像中的觀眾」面前呈現自己，透過這些想像來獲得認同、注視。

偶爾遊一遊迪士尼
面對世界的殘酷，人有時也想有一個避風港可以安置自己，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橫行霸道下，有許多人的精神健康也欠佳，也有一些人家庭生活不愉快，也得不到任何可以抒發情感的渠道。Cosplay與中二病行為就如讓人進入迪士尼樂園，經歷一次奇幻之旅，在短暫的時間和空間裡脫離一下現實，或許也是一種不錯的抒發情緒的方法。

有學者訪問過一位coser，她提到自己會參與cosplay的部份原因來自家庭因素，因為家裡的管教嚴厲，所以她想成為一個能夠獨立的人，而她扮演的角色正正就是一個女強人的動漫角色，也是她想要擁有的特質。透過cosplay，她能夠短暫成為一個強大的女性。

漫畫《中二病使用說明書》的主角曾在書中指出，「中二病」也不全然是壞事，只要不給別人添麻煩就可以，這是青少年經歷青春期的成長階段，其實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中二病的基因。[14] 重度中二病（即極度自我中心）當然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但若然只是偶爾中二病一下，偶爾有一些短暫的幻想，也能夠紓解一下苦悶的生活呢。

總結
其實在青少年的階段，有否得到他人的認同，對自己的成長也很重要，cosplay或許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來盡情表現自己，在認同自己之餘，也可獲得別人的認同，縱然現實是多麼不如意。不過，無論是cosplay或中二病也好，一旦走向極端的方向都是不健康的，若然在扮演或幻想當中無法抽離，後果是可大可小的。另外，在cosplay活動中，有些動漫角色原本就是男性向（以男性族群為服務對象）且賣弄色情的，若然去扮演這些角色，即使有人為自己拍照，到底對方是因為自己演得好還是因大幅度的裸露而拍攝？這就不得而知了。

電影《Barbie芭比》，聽起來好像是一套關於玩具，甚至只是以女性玩具為主的電影。今年暑假它卻成為了城中熱話。女性主義，有毒父權主義，甚至上帝的創造以至人觀，有趣地在同一套電影中出現。創作人有意識地將一些理論放入一個主題，一個場景之中。劇情只要輕輕推進，這些理論就自然在電影中產生連鎖反應，拼湊出不同的趣味。（以下內容含劇透，讀者請垂注。）

Barbie作為公仔，其存在本身備受爭議。有說在50年代戰後出現的Barbie，最初販賣的是女性的自主形象，即是女性也可以自主生活、工作，而不是男人的附屬品，後來玩具商又推出了另一款公仔——Barbie的男性朋友Ken，讓大家買玩具時可以一併買下，令Barbie有個「對象」。隨著不同職業服飾、打扮的Barbie推出，代表著女性也可以做不同的職業，頗有爭取男女平等機會的概念。[1]

不過，Barbie的推出也曾引發一些爭議，有不少人批評Barbie本身是白人女性，有種族歧視之嫌，此外其胸大腰細的身材比例，淪為不合理的性別定型，女性被迫追求如此不合理的身體比例，也是一種失衡，而且整體來說，Barbie的身體給人的感覺，也只是給男人「觀賞」的工具。對於激進女性主義者來說，Barbie非但沒有解放女性，更令現實世界的女性「身陷囹圄」，無法選擇，也無法做回自己喜愛的自己。[2]

電影故事透過一班Barbie住在美好的Barbie世界（Barbie Land）開始，主角是一個典型芭比（stereotypical Barbie），她突然發現自己會思想死亡，腳跟突然下地而不是永久地穿高跟鞋，感到十分奇怪，經過怪芭比（weird Barbie）的提示，典型芭比決定去真實世界（real world）尋找正在玩她的女孩，企圖找出問題所在。當然去了真實世界以後，她就發現所有原先認為的美好事物都倒轉了過來，陪同她一起去真實世界的Ken則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叫「父權主義」，最後Ken回到Barbie Land企圖將之變成Ken Land，還令一班Barbie變成一班附屬Ken的女孩子。

整套戲不斷出現的，除了有Barbie對理想世界和真實世界的比較外，同時還有Ken對兩個世界的比較。如此在觀眾的角度，幾乎同時呈現了所謂女性主義和父權主義的平衡視覺。由於Ken活在極端女性主導的社會，他一開始甚至認為只要Barbie沒有理睬他，他的生活就沒有意義了。在Barbie Land中的所有Ken都是沒有房屋和無業的，相反所有Barbie既有職業也有房屋。所以當Ken到了真實世界後回到Barbie Land，第一件事就搶佔了Barbie的房屋，之後做了一堆所謂「父權主義」會做的事，然後就操控了所有女性的心。

可以想像，隨著故事的推進，Ken Land最終當然會變回Barbie Land，用的當然同樣是那些傳統的美人計，女性用扮無知等方式去滿足男性的自尊感，然後她們用智慧「搶回自己的地方」。當中有趣的是，雖然不少人說這是個關於女性主義的故事，但骨子裡不難發現Barbie仍是個賣給女孩子的玩具公仔，最終女孩子們仍然是用很女孩子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至於Ken，經過這件事之後，他最終領悟到Ken is Ken，即是他不再是個附屬品，可以做回自己了，也不再必然的是Barbie的男朋友。

所以，嚴格來說，性別定型還是性別定型。說了兩個小時，繞了個大圈，其實沒有突破了甚麼。那為甚麼這個故事有趣？當我們在討論女性主義，或者父權時，我們習慣在一個角度思考，但我們甚少會換位思考，甚至用另一套理論讀入相同的故事中，嘗試看看能否讀到另外一些意思。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做，或會有不同的發現。

《Barbie 芭比》這電影的導演透過兩個角色，在同一時空裡展示了兩套理論，它們各自單獨被拿來分析時看似威風八面，但當這些理論，在生活場景互動時，不難發現原來各有自己的限制。故事中的Ken身份迷惘得認為自己甚麼也不是，即使有了父權的加持，到最後也發現其實這些理論原來沒有幫助自己了解自己，Barbie活不出自己想活的樣子，在現實世界遭受質疑後，還是要接受別人的開解，玩Barbie成長的那位媽媽在電影中坦言，要做職業女性原來十分不容易。電影背後的幾個理論，如此人性化的呈現出來，可以成為很多人的反思。

Barbie Land與完美世界的構想

《Barbie 芭比》的編劇坦言，將一堆Barbie放在Barbie Land的概念是與《聖經》創世記有關，因為上帝造男造女，並將他們放在上帝看為好的伊甸園裡，可惜最後因始祖犯罪才被迫離開那個地方。編劇似乎也在問完美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這是否創造的原意？[3] 甚至典型芭比發現自己不再典型了，然後想起「死亡」，是不是就等於不美好？[4] 到最後，Barbie決定回到真實世界，並去了看婦產科，「身」而為人以後，她到底要做甚麼決定？編劇沒有很具體說明這些的，但外國不少基督教媒體也留意到，用不同的神學理論讀入故事，當中的世界觀和一些概念，也頗具啟發。今時今日，電影的閱讀角度也真的可以很深很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網絡上的資訊非常之多，而當中的色情資訊、串流平台多不勝數的劇集和片段，都衝擊著我們的價值觀。然而，只要相關的資訊內容不涉及違法行為，便可能成為一種流行文化，在全球擴散至資訊流通的國家和地區。而價值觀的傳遞在大部份情況下並不涉及違法的事情，價值觀會透過流行文化將訊息傳遞給我們。在後現代的環境下，所有事情都不再有固定答案，在價值觀上，對與錯似乎已沒有絕對答案，又或者會出現少數服從多數的情況，多數人的想法會壓倒少數人。在這樣的環境下，誰能主宰人們的思想和價值觀，很大程度取決於網絡、社交媒體的傳播資訊量，特別是在無法判斷價值觀對錯的社會，也很難教育青少年，因為他們接觸得最多的便是網絡資訊。

少數服從多數

毋庸置疑地，大部份青少年的成長路上，接觸網絡的時間往往多於與真實世界的人溝通。若果喜愛於串流平台觀看動畫、漫畫或打電玩的話，價值觀很容易就會潛移默化地受網絡媒體影響，而網絡資訊總不會指出某些價值觀會對人有何影響，即使對人會帶來負面影響的訊息也會以肯定、正面的態度來包裝。例如香港首位AV女優於日本出道的消息傳開後，大部份媒體或網民所表達的態度都是支持和肯定，稱這位女生有敢於追夢的勇氣，彷彿合理化了他人去投身色情產業，我們可以看見其中肯定這位女性的聲音佔了大多數的。所以我們應該思考：是否大多數人都支持某一種講法的時候，它就能成為真理呢？

在某一個範疇裡，每一個人第一次接觸的資訊都非常重要，因第一次所吸收的知識很容易就會成為批判同樣範疇知識的基礎。而青少年對於未知領域的學習模式，就是模仿。在網絡與大眾媒體的渲染下，人很容易受主流媒體資訊所展現出來的價值觀或對某種事物的印象所影響。事實上，從網絡上得到的資訊大部份都難以證實。以串流平台Netflix為例，過去平台上的一些劇集成功營造了「Netflix效應」現象。

早前CNN刊登了一篇名為：「Netflix效應：為何西方女性前往韓國尋真愛」的報道，當中引用了一位韓國學者對在韓旅居青年旅館的女性遊客進行的訪問，發現接受訪問的123名女性（大部份來自北美和歐洲），都是受到Netflix效應的影響而到訪韓國。其中一位來自摩洛哥的20歲學生表示，自己受K-pop和韓劇的影響來到韓國，她和其他外國女旅客一樣，最初都認為韓國男性大部份都像韓劇中的男性，具備紳士風度、禮貌、浪漫、俠義等夢幻品格。但該位女學生在韓國的經歷令她對韓國男性的夢想幻滅，她發現有些韓國男性會認為外國女性比較開放，曾有陌生人在街上向她提出性要求，她感嘆：「男人就是男人，人類在任何地方都是相似的。」[1]

有人被Netflix效應影響，正正是因韓劇傳遞的訊息成為了大多數的聲音，令網絡充斥著韓國男性的美好印象，讓人們錯誤以為全部真實的韓國男性也是如此。Netflix效應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網絡的威力，但這只不過是一些劇集讓人對某類人有以偏概全的錯覺，若果一些錯誤的性觀念，或者難辨對錯的戀愛觀念，成為了大多數聲音的時候，這影響可以是很深遠的。

錯誤性觀念

1. 即食戀愛：可能在大多數人眼中，即食戀愛是夢幻的愛情，不需花費太多的時間就墮入愛河，一見鍾情在韓劇中屢見不鮮，例如早前熱播的韓劇《社內相親》都有這樣的情節。除了韓劇，動漫之中亦有不少一見鍾情的劇情，甚或乎一些讓兒童接觸的童話故事也是如此。當然，世界之大的確會有一見鍾情的情況，但必然是少之又少；抱持夢幻的愛情觀更有機會讓人對戀愛產生不切實際的想像，一旦幻想破滅，戀人關係亦難以長久。香港青年協會過去曾進行一項名為「兩性關係及價值觀」調查，當中有些個案更是令人驚訝，一名男生在初中時表示自己已有十多次戀愛經驗，最短的關係只維持了一天。[2]
2. 性關係平庸化：在不少的劇集當中，性關係是情侶間必然會發生的事。當然，在性解放的思潮下，不認同婚前性行為的，便屬於「保守」。不過問題是，為何是保守？說到底都只是因為不同意婚前性行為者只是少數，所以會被冠上「保守」之名，不同意就是跟不貼潮流。但實際上，特別對學生來說，過早的性行為，不但忽視了意外懷孕這個青少年未能承擔的結果，更造成了單親媽媽等等對青少年不健康的現象。此外，性行為如果從婚姻中抽離，更會影響雙方關係，「海蒂性學報告」便提出了這一點。[3]
3. 關係混亂化：近年來慣常出現的節目題材，男女之間的關係總是混亂複雜的，網絡媒體所展現的，是要滿足觀眾的口味，從而達到最大流量，所以大多是沒有教導目的的。例如一些講述一批參加者去戀愛島求偶的「真人騷」節目，後來甚至發展成參加者需要裸體參與節目。動漫亦出現「出租女友」的題材，並且大受好評，也就是說這種鼓勵援交的錯誤倫理關係亦被浪漫化的劇情所掩蓋，甚至有一些主打關係混亂，成為「NTR」（被戴綠帽）[4] 題材的作品亦頻繁出現，這裡就不詳述了。

最後，我們可以看見網絡世界之大，各式各樣的價值觀都有，但很多時人們為了流量，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污名化和模糊化了一些正確的性觀念。原本性關係是建基於幸福的婚姻裡，但媒體展現出來的就是對婚前性行為的肯定，性行為不再與愛有關而只是發洩性慾的工具，這也褻瀆了性的意義。[5] 當原告變被告，錯誤被視為正確，健康的性觀念被視為異類，後果卻是可大可小。故此，縱然正確的被視為少數，但正確就是正確，錯誤就是錯誤，並不會因為大多數人在說謊，令謊言變為真理。

元宇宙只是「虛擬遊戲」？

還記得年多之前，因為facebook（後來更索性改名為Meta）行政總裁朱克伯格提出了元宇宙（Metaverse）的概念，[1] 很多人對此追捧，但更多人以為這只是年青人玩玩進階版的「虛擬遊戲」：人人頭帶VR眼鏡，配備著外置控制器，自由自在地進入一個全新的虛擬環境，更由此可以擁有新的身份，進入新世界！

但其實元宇宙本身既不是由朱克伯格獨創，更不是一個新發明——早於1992年Neal Stephenson所創作的科幻小說作品《雪崩》（Snow Crash）中，已有進入虛擬世界的相關概念描述。而這種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也成為了不少電影和遊戲的主題：如曾在香港上映的《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就是講述人們為了逃避現實世界，繼而投入好玩刺激、忘掉現實世界不安的虛擬網絡遊戲「綠洲」（OASIS）之中；電玩中的角色扮演遊戲（MMORPG），或是《模擬市民》（The Sims）之類的遊戲，都讓玩家創設一個新世界，在當中有新的身份生活。這些體驗讓人能夠在現實世界以外的平行時空中，創立起無限獨立的、不同的元宇宙，互聯網就變成了不同的「宇宙空間」（cyberspace）。人類在不同的元宇宙遊走，彷彿就能穿梭時空，甚至可以經歷不同的世界。

元宇宙興起，無人返教會？

當人人都享受在虛擬世界中，這對我們真實世界有甚麼影響？教會是否也要跟隨時代步伐，到元宇宙去傳福音，甚至開設教會呢？請不要以為在說笑，在香港的確已有元宇宙教會，也曾舉辦了聖誕佈道會呢！[2]

事實上，不只因為元宇宙的興起，在香港這幾年的疫情期間，不少教會會友已習慣了在網上參與崇拜聚會、繼而遊走不同教會的網上崇拜，而不願意再出席現場聚會，甚或建立另外志趣相投的信仰群體。若果教會繼續無視這些情況，不作更新變化，恐怕危機難以避免。然而，正如大家接受了透過網上參與崇拜，靈命同樣會有所成長，透過網上參與小組、主日學，聚會時間和地點變得更有彈性。信徒既然能以社交媒體彼此聯絡，其實同樣也能以此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危機其實也就是轉機，一切都回到基本：人與人真實的「關係」。[3]

就如前述的電影《挑戰者1號》，故事最後也指出：就算元宇宙是多麼美好，令人樂而忘返，真實世界其實仍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最終還是要接受自己真實世界的身份，這個結果，對於元宇宙發展，實在不無啟示。

ChatGPT後來居上？

然而，除了元宇宙，網絡世界的發展不只一日千里，更會時常不似預期。正當大家以為元宇宙會成為未來網絡發展的大方向時，異軍突起的新人工智能技術，擬人化程度更高的ChatGPT等，已經成為新一股網絡風潮。聰明的聊天應用程式，不只能為你解難，提供詳盡答案；不只能夠看圖識字，更可以出口成文，成品似模似樣，足以媲美真人寫作。有大學已經「嚴陣以待」禁止學生使用，如發現有同學違規會以潛在抄襲個案來處理。[4]

抱著「貪得意」精神，筆者到了ChatGPT，看看這個新人工智能如何介紹自己，[5] 答案果真是頭頭是道：「我（ChatGPT）是一個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人工智能助手，能夠理解和回答使用者的問題。我被設計成可以回答各種類型的問題，從常見的問題（例如天氣、時間、日期等）到複雜的問題或主題（例如科學、歷史、文化等）。我可以通過網絡搜索、API集成和其他資源來提供精確和有用的答案。如果您對我的功能和能力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詢問。」

如此受矚目的新技術，當然要挑戰一下「它」：「其實你這樣聰明，未來有一日你會取代人類嗎？」

「儘管我是一個非常智能的人工智能助手，但我無法取代人類……還有許多其他特質和能力，如情感、創造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等等，這些都是現今的人工智能無法擁有的。即使在未來，當人工智能技術變得更加先進時，人類和人工智能助手之間的互動也應該是一種合作關係，而不是取代關係。」

事實上，當很多人在讚嘆和著迷於這些新奇玩意之時，有些人已經預視新型人工智能會有一天取代人類，可能令人類無法立足。然後，在這一天來臨以先，其實我們更應關心的是，新型人工智能如何在不知不覺之間，改變了我們。

首先，ChatGPT方便使用，的確能方便我們完成很多日常、重複性的工作，可是它對需要「思考」或作「判斷」的問題，其準確性其實還是有待改善。而事實上，已有報告指出，ChatGPT為求提供「完美」答案給用家，會提供不準確資料，甚或「老作」答案出來矇混過關。ChatGPT這樣提供「假資訊」，而用家往往又不作查證，如此便會引來很大的問題。[6] 另一方面，今天的主流版ChatGPT還是免費，但其實新推出的版本，已朝向收費方式營運——如果知識只是有錢人的專利？這豈不是退步，違背了互聯網創立時，人人互為平等的初衷嗎？

但願跨過「元宇宙」，踏進「人工智能」年代時，我們擁有的，是一個更公平，知識更開闊，人人平等，關係更為緊密，再沒有阻隔的新國度吧！祝你在Metaverse， ChatGPT愉快！

在英國，3月2日是「世界圖書日」（World Book Day），學校會舉行一系列的活動，例如圖書角色扮演，同學會穿著不同的角色的衣服回校，然後一起閱讀圖書，主辦機構更會與不同書商合作舉辦不同活動，例如一鎊一本圖書，以及免費圖書活動，鼓勵兒童閱讀。

不過在活動前半個月，《每日電訊報》調查報道發現，英國兒童文學作家達爾（Roald Dahl）的童話書在改版時，出版商與倡議兒童文學應具備包容、多元、平等元素的組織Inclusive Mind合作，修改了作品的一些內容，當中《朱古力獎門人》（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一書中極肥胖男孩格盧普（Augustus Gloop），由極肥胖（enormously fat）改為龐大（enormous）。除了刪去「肥」（fat）一字，記者發現不少作品亦被刪去「醜」（ugly）一字。

同時，記者也發現有新版的童書改了一些對性別的刻板形容，例如在《怪誕黑巫后》（The Witches）一書中有一句「即使她是在超巿做收銀員或者為公司打文件」就改為「即使她是做頂級科學家或者從商」。同一本書有另一段講女巫戴假髮有可能是因為秃頭的段落，更直接加一句：「女性戴假髮有很多原因，這絕對沒有問題。」

持有以上作品版權的達爾故事公司發言人曾回應，有關的修改由2020年開始，當年將工作外判給Inclusive Mind處理，有傳媒再揭發，內容修改的方法是邀請關注不同小眾、對文字比較敏感的人來閱讀達爾的故事，並將令他們感到被冒犯的文字挑出來，然後進行修改。Inclusive Mind曾回應稱，他們只是將他們認為不好的部份指出，但最後怎樣修改，還是書商自行決定的。

這種解釋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著名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認為書商做法是「荒謬的審查制度」，英首相辛偉誠亦批評修改書中用語的做法，他的發言人引述了達爾的童書《吹夢巨人》（The BFG）的觀點，指出「不要顛三倒四地改變詞義」（Don’t Gobblefunk around with words），及後連卡米拉皇后也曾不開名批評，認為書商應該要確保作家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不受侵害。

書商在備受各方批評的一週裡，很快從善如流表示，會在年底推出沒有修改的「原著版」（classic collection），保留所有原來文字，變相同一本書會有兩個平衡的版本推出巿面，做法就如「打和」一樣，彷彿甚麼也沒有改變。事件仍然引起討論的同時，《每日郵報》發現另一個兒童文學作家Enid Blyton的作品有類似的修改，但該書商並未有任何回應。

類似的事件被形容為woke，這字於60年代源於非裔美國人的方言，用於爭取黑人的平等和社會公義運動中，但近年這詞語被廣泛地用作描述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爭取權益是應有之義，當中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和Me too運動也是其中代表。文章的字詞被修改，本來為避免傷害敏感人士的心靈，做法是為了關心和給予不同小眾更多的同理心，但後來卻發展成唯我獨尊的一種態度，動輒批評別人不夠woke，最後更形成輿論審判，於是對運動開始有反彈。

同樣，對於一些歷史的文學和文字，不少人認同應該尊重該時空的限制，即是作者的寫作時空，若當時某些寫法和文字並未有構成冒犯，作者明顯也是無心去傷害任何人，這些文字理應被保留。若果要配合新時代，可以做改寫，甚至重寫，但不宜改動他們的文字，但仍在修改了的作品中冠上他們姓名，這是明明的審查。

有專欄作家指出，達爾其實並不是一個完全不願意改動原著的人，如果有人提出他的某種寫法可能會冒犯人，他會願意修改，甚至刪去一整段，但修改都是經他同意的。達爾生前在一個與插畫師的對談中曾表示：「當我離開時，如果那發生了，那麼我希望強大的雷神之錘猛烈地敲打他們的頭部。或者我會派遣『巨大的鱷魚』將他們吞噬。」巨大的鱷魚是他同名書籍的主角。

可見，當政治正確要求社會對世界上所有文字記錄，甚至歷史都要作出政治正確的修改時，大家會反問為何我們不能保留一下舊世界的一些想法？但這些提倡政治正確的人的答案是因為這種傷害人的說法如果一直出現，就會一直影響著我們的下一代，令一些人的意識形態永遠不被改變，所以惟有改變這些舊文字，才能令下一代有實質的改變。

文無定法，流行文化和文字與經典有不同。流行文化的產品理論上可以因著每個年代有自己流行的讀物或文本，舊的文本若不合時宜自然會被淘汰成為歷史的見證，並不需要強行改變歷史的文本，否則和將自己的思想強加在別人身上並無分別，也是一種活脫脫的審查。可見社會即使講求政治正確，也應該對文本的修改有基本底線。

至於歷久常新，甚至難以改變的東西，例如宗教典籍又如何呢？今年2月英國有報章報道，英國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計劃修改一些禱文，令主禱文中「我們在天上的『父』」，不一定要用「父」這個詞，可以改用「無性別（non-gendered）」字詞，以方便大家使用。

《聖經》，不似流行文化或者文學，會隨時代流轉而消逝，是否應該「與時並進」，更改內容，以更符合現代的想法呢？所謂釋經，除了學習如何了解原文在原本處境的意思之外，同時讀經的人亦會問這些經文給今時今日的社會的意思，與其改掉原本的寫法，倒不如問一下，如果今日仍然用這些字詞，給我們的意思是甚麼？若今天的文化不喜歡這東西，就刪一些，幾十年後喜歡另一些東西，又加一段，那麼經典還會剩下甚麼呢？

今年3月，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 發表了一份名為 《追踪關鍵技術》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在未來幾十年推動創新、經濟增長、軍事實力的 44 項技術中，中國在 37 項上贏了美國，這包括了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先進製造技術、量子技術，美國僅在七項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和創新地位。該報告又指出：在國防、安全、太空領域的研究方面，中國尤其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出產的高影響力（high impact）研究是美國的五倍多，例如關於先進飛機引擎和高超音速的頂級研究論文裡面，將近一半是出自中國的研究員。

筆者無意輕視中國科技的潛力，但我們應該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衡量中美雙方的科技實力。其實，過去不同機構亦發表過類似的報告，筆者亦曾經撰文回應，在這裡我只是簡單地總結從前的分析。許多學術期刊都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來分級，甚至乎用來奠定「江湖地位」，愈多作者引用的文章便會得到愈高的影響力分數，這種評價的方法就好像是投票，然而，很多人引用是否保證那些論文一定是高質素呢？

此外，在論文中提出說起來頭頭是道的宏大理論是一回事，但能否製造出實質的科研成果又是另一回事。以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來說，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好像是「擊敗」了美國，不過，百度的文心一言卻明顯落後於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在關於先進飛機引擎的論文中，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然而，今年2月中國自主研發的C919 商用客機卻因為引擎故障而叫停試飛計劃，3月初香港大灣區航空訂購了15架波音737-9客機，而不是C919。此外，雖然在2017年和之前幾年中國的超級電腦運算速度在世界排名中名列榜首，但之後開始被擠下來，在2002年全世界最強勁的超級電腦是美國的Frontier，第二名是日本的Fugaku，第三名是芬蘭的LUMI，第四名是意大利的Leonardo，第五名是美國的Summit，中國不入五甲。至於中國半導體仍然遠遠落後對手，便更加不在話下，現在美國及其盟友限制出口尖端晶片到中國，可以預見將來中國的超級電腦發展會更加受到限制。

在可見將來，若果中國在高科技上要彎道超車，恐怕需要格外努力，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都擁有優良的創新傳統，一直以來，美國在這方面的動力完全沒有減慢的跡象。舉例說， 1984年蘋果推出麥金塔電腦的視像使用者介面，令電腦更加容易使用； 1993年全國超級電腦應用中心研發出世界上第一個網頁瀏覽器Mosaic，掀起了互聯網革命；1998年谷歌發明了嶄新的搜索引擎，此後任何資訊都是垂手可得； 1999年Nvidia 推出了第一個用於個人電腦的圖形處理器（GPU），大幅度地提升了電腦的運算能力，現在全部人工智能都倚賴這種科技； 2001年蘋果推出 iPod，完全改變了人們欣賞音樂的方式； 2004年臉書面世，之後社交媒體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2007年蘋果推出智慧型手機iPhone ，一夜之間傳統手機變成古董；2011年國際商業機器（IBM）的電腦華生（Watson） 在知識問答比賽Jeopardy!中打敗了人類；2016年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 戰勝了世界棋王，最近的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又是另一個巔峰。

人工智能專家邁克．貝克特爾 （Mike Bechtel ） 說得對：「新興技術的進步並不是隨機的，它遵循持久的軌跡。」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已經鋪下了培養創新的土壤和軌跡，我需要強調，我並不是說在這種土壤上面所有人都擁抱創新，人性是普世性的，絕大部份人都傾向於安於現狀，當新觀念、新事物擾亂了原有的做事方法、生活方式，甚至挑戰了人們的身份認同時，人們即時的自然反應是質疑、排斥，美國人並不例外。

有創意的人是獨排眾議的異見分子，不過，在多元社會中，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舉例說，現在人工智能的神經元網絡是科技界的當紅炸子雞，但曾幾何時卻是無人問津，人工智能源於1950年代， 可惜一直進度緩慢，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被稱為「人工智能冬天」，意思是所有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都陷於凍結狀態， 那段期間若果研究人員在論文上提及人工智能或者神經元網絡，這篇論文多數不會通過審查。1980年代法國人工智能專家Yann LeCun 在美國AT&T貝爾實驗室發明了能夠辨別物件的人工智能軟件，在實驗中成果豐碩，可是，當他投稿予學術期刊的時候，審查人員仍然拒絕刊登他的論文。Yann LeCun 鍥而不捨，其發明逐漸受到重視， 2013年Yann LeCun加入臉書，成為了該公司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臉書並且採用他的技術於圖像識別和分類。

不過，美國的高科技行業有不少弱點，雖然美國長於發明、創新，但是在執行、改良、量產方面卻遜人一籌。幾十年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 曾經坦白地指出：即使通用公司最高效率的工廠仍然是比不上日本的。有趣的是，幾十年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亦說出同樣的話，在最近關於《晶片戰爭》 的新書發佈會中（張忠謀並不是該書的作者），他不客氣地指出：美國生產半導體的成本比其他國家高很多，日本晶圓廠的產能比美國的高出一倍，假若美國晶圓廠的機器在半夜壞掉，美國的技工不會馬上搶修，而是會等到明天。還有，2014年中國汽車零部件公司福耀曾經在俄亥俄州一個已經關閉了的通用汽車工廠設立生產線，但中國的管理人員慨嘆：「美國工人的產能很低，但又不可以管。」

說得好聽一點，這是文化差異，說得難聽一點，這是工作倫理的問題。縱使美國在高科技上保住霸權，但中國和其他國家仍然可以國際貿易中佔一席位，例如通過倣效或者改良美國的科技、減低成本、 提高效率……等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 沒有人會全勝，亦沒有人會完敗。

台灣著名歌手周興哲早前來港，於2月25日至26日在紅館舉行了兩場演唱會。一位著名歌手來港開演唱會，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值得關注的事情，但更多人關注的，卻是周興哲在演唱會中所邀請的嘉賓。第一場他邀請了認識多年的好友鄧紫棋（G.E.M.），第二場則邀請了近期引起了不少爭議的香港歌手MC張天賦（下稱MC）。

其中鄧紫棋被邀請是沒有爭議的，因為她是周興哲認識已久的好友，外界相對理解有關決定，也沒有把任何政治討論套在這安排上。至於MC，事緣早前報章《am730》在其facebook發出一個帖子，指周興哲邀請MC作為他演唱會的嘉賓是因為：「知道他現在在香港非常厲害」，這番話似乎觸及一些人的神經。在帖文的回應中，有「鏡粉」拿香港男團MIRROR成員與MC作比較，指出MIRROR更應該受到周興哲的邀請，他們才是「在香港非常厲害」。

網友互相對罵，他們所持的論點大概有以下幾個向度：包括品格、唱功、知名度以及一堆人身攻擊云云。在網上發言的，有多少真的有根有據地評論歌手的唱功？恐怕只是寥寥可數。有些人將歌手的品格與其是否值得受邀請扯上關係，甚至直指MC是「雞蟲」、「偷食人妻」等等（MC曾與已為人妻的女藝人傳緋聞）；有些人則指出，歌手只要唱功好，他們的私生活如何也沒有關係，又說年輕人有性方面的需求也很正常。當然這些可能只是媒體或八卦雜誌的炒作，對於網絡的資訊，仍需保持懷疑的態度。

這令筆者不禁思考到，作為粉絲，決定去支持一個歌手／明星的時候，是否也要考慮一下「星」的品格呢？《Sunday Kiss》雜誌訪問過一些中學生對於追星的想法，他們大多數都認為，那些「星」的品格很重要，受訪者甚至表示會向他們學習，有些人說要學習姜濤做一個好人。[1] 或者再回溯到2019年的「安心偷食」事件，藝人黃心穎與已為人夫的歌手許志安有親熱的行為，二人備受批評，正正就因品格的問題，而當時網上甚至出現了「反對黃心穎浪潮」。

事實上，作為公眾人物，其實都具有一定的道德責任，因為他們對公眾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果一個歌手品行不端，除了可能會造成其歌曲表達的意思與歌手品行互相違背的違和感，也有機會讓年輕的粉絲誤以為那些不健康的價值觀值得倣效，從而被錯誤引導。縱然，一些公眾人物或許有些品格問題，但如果願意承認錯誤並悔改，我相信大部份粉絲都會接納，當然一些公眾人物犯下大錯，有些人會難以接受而「退坑」也不足為奇。

總而言之，一個歌手的唱功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不考慮其品格，因為支持的背後反映著肯定他所帶出的價值觀。如果單考慮其品格來決定是否支持，似乎又抹殺了歌手本身的才能和努力，有本末倒置之嫌，因此，我們不會要求一個歌手是聖人，但其人格也不能太過卑劣。當然，才能與品格若能配合，才是最佳的組合，中國人認為「有才無德是小人，有德無才是君子，德才兼備乃聖人也」，提醒我們品格其實比起才能更加重要。

近日傳出香港KOL素海霖（日名絵麗奈）以AV女優身份於日本成人影片界出道，正因她是首位赴日本拍攝成人影片的香港人，因此成全城熱話，更有網民惡搞，假冒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發政府新聞稿祝賀素海霖成首位赴日本拍攝成人影片的香港人。這熱話，似乎也吸引了非常多香港人關注，一些網民則指出會全力支持，而素海霖亦紛紛在不同媒體中接受訪問。她在訪問中也指自己從小接觸成人影片，更揚言自己喜歡性行為，故此為了完成夢想才歷盡艱辛想以AV女優身份出道。

如果觀看過大部份媒體就這件事的報道，以及素海霖本人的說法，會看到「實現夢想」、「突破艱巨」、「如何克服他人的負面評論」云云的字眼，驟眼之下，會以為有關報道是在描述一個勇敢追尋夢想的人，如何歷盡艱辛地為了夢想而奮鬥，一些人甚至認為素海霖是「香港之光」，並以「職業無分貴賤」等等的言論去支持她赴日追尋夢想。不過，不難看出這些言論都是一種對「AV女優」職業過度浪漫化的論述。

筆者不否認追尋夢想的必要性，夢想讓人找到自己、認識自己。但是，如果以追求夢想、職業無分貴賤的論述為包裝，將一個人投身有關「性」的行業，描述為一個勵志的故事，實質上就是掛羊頭賣狗肉。AV女優的職業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上爭議，如果將這個「勵志的故事」無限放大，是否忽略了隱藏在這份職業當中的問題呢？而浪漫化的作用，正正就是讓人只看到表面的現象，用浪漫的氣氛掩蓋了一些不健康的問題而又不去正視。

而色情資訊的影響，早已經是老生常談，AV影片內含無道德底線的內容，常以將性行為從婚姻中抽取出來，目的只是為了刺激觀眾的性慾，更加無任何教導責任。據素海霖的訪問指，AV是否教壞人，取決於以甚麼角度看待，如果態度正確，可以學習如何進行性行為。而事實上，「以甚麼角度看待」建基於觀看者有能力判斷何謂正確，如果是一些心智未成熟的人，他們如何有能力判斷？再者，色情資訊內容大多是誇張失實的性行為，又如何作一個教導作用？要一個觀看色請資訊的人，學習如何進行性行為，而不受當中錯誤的倫理關係所影響，也只是在自圓其說。她續指，香港的性教育不足，只會教人「say no」和戴避孕套，到有人情到濃時就會甚麼也想試，所以要先做好準備。[1] 這裡是否就是指即使是學生，情到濃時也應該想試就試？這種欠缺道德判斷，不負責任的說法，實在令人詫異。

令人感慨的是較受注意的媒體資訊中，大多只有「肯定」的訊息，不少傳媒只為增加瀏覽量而「炒作」新聞，甚少有「肯定」以外的聲音，不但職業無分貴賤，甚至無分對錯。

不少人看到這些媒體報道，也只是肯定當中的內容，他們是否又會覺得這些性解放的想法值得仿效？如果素海霖指出的「唔影響到人」，卻散播了一種肯定色情資訊的價值，她是否真的影響不到其他人？弔詭的是，她自己也不喜歡自己另一半看色情影片，[2] 各位高調叫好的網民又是否會介意自己的女友、姊妹或女兒從事這自己吹噓成為港爭光的行業呢？

總而言之，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說法，就是用浪漫化的方式讓人看不到事情潛藏的問題，讓人在一個浪漫的氣氛中錯失焦點。如果心智未成熟，便有機會誤以為這些價值觀值得仿效，變相只追隨性行為的愉悅，而不是感情上的交流。媒體一些「肯定」的訊息，更加讓人看不到事情的另一面，在「肯定」的背後，仍有更多不同的聲音。在彎曲悖謬的世代當中，需要更多批判的能力來面對各種資訊。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被遺忘，從自己最後一位親人去世，只剩下自己一個時，他們的存在價值彷彿被抹去，因為世上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他們住在哪裡，他們的名字是甚麼，然後他們就獨自孤伶伶地死去。人被拋進世界之中，活在一個充滿不同群體、不同身份的世界，故此，在解釋一個人的存在時，無法不提及其所屬群體、關係。當一個人的身份被遺忘，無法再用任何群體、關係去解釋其存在時，他就如消失在塵世之中，或許就只有上帝仍然知道他們的名字。

說起記憶和遺忘，不得不提及美國神經科學家David Eagleman在他的著作《死後四十種生活》中，一句很著名的說話：

「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當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學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當你下葬，人們穿著黑衣出席你的葬禮，他們宣告，你在這個社會上不復存在，你從人際關係網裡消逝，你悄然離去。而第三次死亡，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把你忘記，於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個宇宙都將不再和你有關。」[1]

簡單一點來說，一個人真真正正的死亡，便是再沒有任何人記得其存在，但人是否必然會依照上述次序經歷三次死亡呢？

你的名字是？

事實上，所謂記得一個人，都不能夠離開他的名字。名字代表著一個人的存在、一個人對自己的認同以及提醒自己是誰的記號。若失去了名字，或許會令人經歷有如死亡的感覺。自古以來，人們對選取名字都非常講究，中國傳統便喜歡取一個「旺」、「吉利」的名字，他們相信命運的走向，取決於名字的選取。在《聖經》中，上帝亦賦予了名字有其獨特的意義，祂曾經將亞伯蘭的名字改為亞伯拉罕，將雅各的名字改為以色列。

在著名異世界動漫《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中，就有很明顯關於名字的描述，主角到了異世界，就發現許多不同種族的人本身都沒有名字，而主角一一為他們取名後，他們便進化了變得更加強大，他們開始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為了甚麼而活；又如在經典動畫電影《千與千尋》之中，主角若記不起自己的名字是千尋，就會永遠找不到回家的道路了。名字，就是身份的認同，也是確認自己存在的最有力證據。最後在動畫電影《你的名字》之中，名字也是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及敘述重點。電影的男女主角因時空交錯而認識對方，兩人活在不同的時空裡，當女主角的生命在其時間終結時，男主角便逐漸忘記她的名字，因為她的時間已經終止，已經不復存在。惟有在男主角喝了女主角製作的口嚼酒以後，才記起她的名字，才能感受到對方的存在，甚至令時間逆轉。

可能讀者會認為，談論了一大段有關名字與存在的意義，到底想說些甚麼呢？其實這裡想帶出的訊息非常簡單，就是名字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當名字與一個人的存在意義有關聯時，可在現實的處境中，帶給我們一些有關名字的反思。

名字與社會關懷

在建立關係上，無可否認，記住別人的名字是一種禮貌的表現。若果認識了一個人，三番四次跟對方見面時，都無法記住別人的名字，除了會引發尷尬場面，也會令對方覺得不被重視，覺得你「無禮貌」。

人生來渴望被認同、渴望被記住，所以有些人，也會很在意別人是否記得自己的名字。筆者試過去某間中學帶領同學之間的小組分享，活動是每兩個月一次，而第一次去到學校時，大家都有自我介紹，當然我也非常努力去記住他們的名字。在兩個月後，第二次與組員相聚之時，有一位同學刻意問我記不記得他叫甚麼名字，令我更明白有些人其實很在意別人是否記住他們的名字。故此，記住別人的名字，不單是禮貌上的功夫，亦可以是一種關懷；當對方知道自己被記住時，他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獲得了肯定。

而近來，因為受疫情影響的關係，令許多原本獨居的人士，失去外出娛樂的機會，他們被困在家中，無人知道他們的情況，這正正是我們需要去關注的問題，就是孤獨死的問題。有研究指出，在美國，有47%的65歲以上長者因受疫情、退休及喪偶的因素影響而感到孤獨。至於經常使用社交媒體而甚少與他人面對面接觸的年輕人，也有研究指在他們中間感到孤獨的人也不少。[2]

究竟孤獨死是甚麼呢？孤獨死是一個社會現象，指一個人獨居，與家人或親戚長期隔絕，他們因自殺或疾病而死亡，在死後多日，甚至是因其住所傳出臭味以後才被發現已離世。[3] 這個現象自1970年代以後在日本社會出現，而在韓國，隨著人口逐漸老化，孤獨死也成為了韓國必須正視的社會現象，參照韓國政府公佈的數字，2017至2021年這五年間，男性孤獨死的人數每年都是女性的四倍以上。[4]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孤獨死已經不限於在老年人中間才出現，它亦有年輕化的趨勢，而在韓國其中一宗令人震撼的孤獨死事件，就是一名28歲女性在家中獨自死去，其遺體倒臥在母親的遺照旁，但她的家仍然非常整潔，只因生活困難，身兼兩職的她仍舊承擔不了房租等等的雜費。[5]

許多地方都有孤獨死這個社會現象，當然香港也不例外。兩年前播出的一集《星期日檔案》便訪問了數位孤獨老人，他們都指出，晚年時伴侶的離世，子女的成家立室，都令孤獨感隨之而來。他們有的早已與子女長時間失去聯絡，並且身患重病，加上疫情的關係，終日臥在床上，他們擔心死後無人為自己辦葬禮；有的獨自一人，縱然閒時會有家人購買日用品來探望自己，但心靈中的孤獨感也無法消解，需要依靠電視機發出的聲音來掩蓋孤獨感，像是有人陪伴一樣。[6] 當一個人無人陪伴左右，並且年老及體弱多病，都會削弱他的求生意志，令他難以繼續對抗病魔。

節目最後提到，在羅湖管制站旁邊的一個墓園中，豎立著一堆堆只寫上了數字的墓碑，而這些墓碑正正代表了一些人，他們死後沒有人為他們料理身後事，沒有人認識他們，他們是一早被遺忘的生命，他們獨自離開了世界。而從事殯儀業的伍桂麟在節目中指出，其實獨居老人的孤獨感，來自於將來離開世界後，沒有人再記得自己的這種感覺。[7] 當墓碑上只有一堆數字而非名字，沒有人記得那些孤獨的人的名字，或許從與世界隔絕的瞬間，他們便已經消失於塵世之中。故此，作為子女，父母若已經年紀老邁，應該對他們更多關心，時常探望他們，讓他們知道仍然有人記得他們，記得他們的名字。

心目中重要的人忘記了自己的名字，會令人感覺到失落，因為自己視對方十分重要，但原來只是一廂情願。當然，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但也並非沒有可能。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情況是不可抗力的，且令人更加難過——也就是當照顧者需要照顧一些患上腦退化的親人時，就如在照顧一個不認識自己的人。筆者也有一個年紀老邁的親人需要照顧，在照顧她的時候，她一度問起筆者的名字，那時頓感莫名其妙的失落，因為她不是刻意忘記自己，而是腦退化讓筆者逐漸在她記憶中消失。

名字非常重要，它讓一個人感覺到自己具體地存在於世上，一個人的名字不再存在，無人記起，這才是真真正正的死亡。David Eagleman提出的三個階段，理論上沒有錯，但現實的處境，有許多的人孤獨地，未經過生理上的死亡、下葬，但整個社會和宇宙已經全然與他們無關，他們直達第三層次的死亡，甚至我們在照顧一些已經不認得自己的親人時，也在經歷類似第三層次的死亡。或許，為了讓人不感到孤單、不被遺忘，適時呼喚一下對方的名字，恰好可以讓人經歷一趟出死入生了。

人渴望深度、渴望自由、渴望自我實現、渴望自己的生命有意義。人有很多渴望的事情，所以喜歡發夢，會有夢想，而這些都是人內心深處的渴求。一個人發夢會被人們嘲笑，因為認為他不切實際，而所謂的實際，就是基於現實狀況的考量而覺得能夠做到的事。發夢就是自吹自擂，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當中，盡是在想一些不切合現實狀況的事情。有人說，貧窮限制了人的想像，因為沒錢就甚麼也不敢想；也有人說不敢想像也會令人貧窮，因為一些人不敢發夢，導致自己貧窮。但無論哪一種說法，最終都歸於一個方向，就是貧窮與否，以及與金錢有關的問題。

《鏈鋸人》是自2018年12月開始在日本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連載的漫畫，它獲得漫畫介紹導覽書《這本漫畫真厲害！》2021年版選為男生篇最受好評漫畫的第一名，該漫畫現時的累計發行量更超過二千萬冊。2020年底製作單位宣佈《鏈鋸人》將會動畫化後，消息一出更令不少動漫迷興奮不已，非常期待。動畫第一集在2022年10月在串流平台上架，平台將它評為適合16歲以上觀眾收看，並註明有暴力內容。《鏈鋸人》動畫化前夕，已引起高度討論，因它有別於少年漫畫高舉「友情、努力、勝利」的一貫風格，而且其主題曲更是知名音樂創作人米津玄師的作品，使人充滿期待。[1] 它廣受歡迎，或多或少反映了這個故事能引發讀者、觀眾共鳴。

《鏈鋸人》的世界被設定為人類與惡魔共存的世界，人類需要不斷對抗惡魔，所以會有隸屬於政府的公安惡魔獵人，亦有民間的惡魔獵人，弔詭的是，人類為了對抗惡魔，亦需要借助惡魔的力量並與惡魔訂立契約，有關契約是必須遵守的，主角淀治與鏈鋸惡魔訂立契約後，變成了鏈鋸人。

一個「及齡」且絕望的時代
「及齡的世界」（world come of age）是神學家潘霍華在形容一個經過啟蒙運動後、開始「世俗化」的時代所用的詞語，[2] 亦即人們不再需要宗教去解釋任何的事物，不需要宗教提供任何的答案。而這個時代，便是一個「意義喪失」的時代，就如尼采指出啟蒙運動帶來的影響，就是人類陷入了「虛無」的局面，再找不到人生的意義。

《鏈鋸人》中的淀治一開始所面對的處境和生活都非常悽慘，不但父母雙亡，並且背負著父親遺留下來的巨額債務，他甚至為此賣掉身上的部份器官，但都未能還清債務。他最喜歡的時間就是睡覺的時間，因為睡覺令他不會感受到飢餓，睡覺時還可以發夢，可以夢到他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淀治曾一度不想生存下去，但當他遇上鏈鋸惡魔波奇塔後，對牠日漸產生了感情，甚至願意讓波奇塔奪取他的身體。

淀治身處一個絕望的生活環境、絕望的世界，當感到絕望之際，他遇上了波奇塔。雖然不能改變生活環境，但多了一個像寵物一樣的伙伴，他可以與牠分享他發的夢，而波奇塔也非常喜歡聽淀治訴說夢境。

現實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是殘酷的，就如地獄一樣，所以有人會追求幻想的世界、虛擬的世界、自己可掌握的世界，在當中尋找意義。當人失去存在意義，就會陷入一種名為「存在的挫折」的困境，當人失去了指引和目標，便會開始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甚麼、想做些甚麼，然後失落感便隨之而來。[3] 或許再想想，可能會認為死亡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就如日本小說家太宰治的名言：「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因為死了便不用再想了，或許有些人的人生目標就是最低限度的活著就可以了。

哲學家Albert Camus指出，這個世界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的問題，而自殺的問題，就是存在意義的問題。[4] 香港近年來的自殺問題愈來愈嚴重，而當中以學童和長者的自殺情況最為社會關注。在2016年3月，九天內便發生六宗學生自殺事件；[5] 2016至2018年間，共有59名兒童死於自殺，有報告指最多自殺學童因學業壓力而輕生；[6] 在2021年，15至24歲青少年自殺率更高達9.3（即每10萬人中有9.3人死於自殺），[7] 15歲以下的學童的自殺率亦在上升。[8] 為何這些學童會選擇結束生命？媒體多以學業壓力或教育制度來解釋為何學童會自殺，臨床心理學家趙千媄就形容，學業壓力更像是導火線而不是原因，一個人從不快樂走到自殺，中間其實還有一大段路，如當事人最終選擇自殺，那麼他們就是感到非常絕望。[9] 而他們選擇自殺，就是存在意義完全的失落，再看不到希望。

《鏈鋸人》中的淀治與我們同樣身處於一個難以看見希望的世界，甚至他的處境更加悽慘，在故事中，前一個鏡頭他仍然與同伴暢飲和聊天，下一個鏡頭部份人已經身首異處，但他仍有靈魂同伴波奇塔支撐著。反觀學生的自殺現象，他們是否沒有可傾訴的對象？應該支持他們的家人是否都成為壓迫他們的一方？若是這樣，他們該如何自處？誰能支撐他們的生命？更何況有些學生是來自破碎家庭，單是離婚個案過去10年每年也有逾萬宗個案，[10] 不過，當然也不能排除學生自己都應該承擔一些責任。

一個普通人的夢想
淀治曾對鏈鋸惡魔波奇塔說：「我有機會在狩獵惡魔時死掉，到時候你就佔據我的身體吧。你以後要像普通人一樣活著，然後像普通人一樣死掉。」不過，第一集的尾聲波奇塔和淀治一同遇襲，波奇塔選擇犧牲自己成為淀治的心臟來讓他復活，並與淀治訂立契約。作為交換，牠要看淀治的夢想。一方面，淀治想波奇塔奪取他的身體，成為一個普通人；另一方面，波奇塔讓淀治復活，目的是想看見淀治的夢想。那麼，到底他應該成為一個普通人，還是一個敢於發夢的人呢？

整套動漫圍繞著的就是淀治如何找到他自己，究竟他為了甚麼而活，他想做些甚麼。他由一開始只求三餐溫飽，所以接受了以公安獵人身份加入政府，被女主角——即公安部高層真紀真「飼養」著。後來經過與其他同伴的互動，他的目標便變為想滿足自己原始的欲望，更嚷著：為何別人的夢想都那麼偉大，而自己的欲望為何不能是夢想？最後他卻想成為英雄。

許多人的願望也是平凡地生活，平凡地活著，因為平凡的生活得來不易；許多人認為只要活著，有三餐溫飽就可以了；也有些人可能因為受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將自己的欲望投放在消費主義上，認為有物質享受就是自己最大的夢想和目標。而淀治將一些欲望稱為夢想，在這些欲望得到滿足後，他卻流露出空虛的感覺：原來滿足了也僅此而已。

現代人很少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理想和目標，即思考自己的潛能如何得以發展。其實每個人包括青少年的內心都有一份「不甘於平凡」的心，因為人都有一種被人認同的渴望。[11] 正因為渴望有人認同，青少年便會做出相應的行為，諸如貼上展示美好生活的社交媒體帖文、做出「中二病」行為，[12] 或成為別人眼中的自己等等。每個人在成長的路途中其實都在探索自己是誰、探索自己想做些甚麼，但他們卻被一套名為「技術理性」的思考方式[13] 所困住，思考的只是我對別人來說「有沒有用」？讀這科目能不能夠賺取到最多的薪金？讀小學時，夢想是考到心儀中學，到達中學後，夢想是考進大學。然而有許多人進到大學，腦海中卻思考著：「然後呢？」當中可能是老師很多時都沒有鼓勵學生探索自己，[14] 又或者連老師自己在整個制度中，亦只有空間指引學生走眼前的路，而不是探索自己的人生。

一顆年輕的心或許都渴望成為英雄；不過有時候現實的處境已經讓人喘不過氣來，或許是三餐未能溫飽，或許是不斷被他人否定，或許跟隨他人的步伐對年輕人來說更加安全。

一種名為「現實」的困境
有人說，人類內心最大的恐懼，就是名為「未知」的恐懼。而面對此恐懼的方法，就是模仿，當不知道自己的未來，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惟有選擇別人所選擇的。淀治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也不會刻意去計劃未來，他只求有果醬吐司吃，所以當真紀真告訴他若成為公安獵人，早餐就有果醬吐司吃，他便立刻答應。

人在不知道自己該選擇甚麼的時候，就會選擇模仿和跟隨別人，這是最便捷的應對方法。淀治在有同伴的生活中，不斷學習與人相處和溝通，別人做甚麼，他便做甚麼，他希望可以跟隨別人，亦非常喜歡跟隨女主角，想和她一起工作。就如一開始真紀真要求淀治加入公安部，他就像寵物般被她「飼養」。當她向他提出，如果他能殺死槍之惡魔，就可以滿足他任何一個願望時，淀治便想著要滿足自己原始的欲望。不過，及至故事繼續發展，淀治卻有了別的選擇，他直言：「我已經不想再像以前一樣，別人做甚麼，我又做甚麼了。」

淀治後來有了友情，與幾位同伴打成一片。不過殘酷的現實降臨到他，他必須殺死成為槍之惡魔而且暴走的同伴早川秋。殺死同伴後，淀治大受打擊，當真紀真說要兌現承諾並詢問淀治想要甚麼願望時，他曾一度放棄思考，只想成為她的「狗」。

或許一些人的腦海中曾閃過了一些夢想，但面對現實的殘酷，心想：還是算了；或許又有些人贏得了最大的掌聲，唸頂級的中學，甚至成為狀元，然而他們當中有不少人都會選擇唸醫科，希望成為一名醫生。就如2022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媒體指在八名狀元中，有六人選擇唸醫科。說這些不是要質疑他們的志向，只是當搜尋一下為何狀元都讀醫時，大家會看見有人欣賞他們的從醫心態，有人批評教育制度導致學生視野狹窄，也有人認為是薪金吸引所致。而這到底是崇高的職業和理想、是對未來的迷惘而做出模仿前人的行為，還是因為薪金優厚？我們無從稽考，但這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當一個人陷入「存在的挫折」，活下去是第一層需要，活下去才能創造更多的可能。在精英主義下的社會，人更容易失落意義，因為人會不斷問自己，我有無用？我達不達標？而人要探索自己存在的意義，才看得見問題不只一種答案，生命也可以有很多的可能，不只近在眼前、社會投射出來的，大家誤以為是「目標」的目標。正因為意義重要，才會有意義治療法的存在。

（本文原載於第148期〔2023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在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多元化幾乎是至高無上、毋庸置疑、不可挑戰的價值觀，多元化的反義詞往往是種族主義、沙文主義 （ Chauvinism）、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我的觀感是，很多擁抱多元主義的人未免過於浪漫化、理想化，多元化彷彿接納了「文化相對論」，這是由德國裔美籍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所提出的一種理論，根據文化相對論，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價值系統，故此文化並無優劣高下之分，以自身的價值觀去批評人家的價值觀是不恰當的。 不過，若然如此，那麼人們有甚麼理據去批評阿富汗、伊朗踐踏女權呢？

有線新聞網絡（CNN ）印度裔美籍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具體地演繹了文化相對論， 他說：「在美國有些族群可能有些不是很好的工作習慣，但他們仍然應當受到尊重的。」 以上說法十分動聽，但實踐起來卻困難重重。台灣著名漫畫家蔡志忠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坦白地說：「我無法忍受做事沒有效率的人。」 我心想：如果他在美國定居和工作，我恐怕他會感到很難管理自己的企業，在多元化的原則下，即使有些人的工作效率未能達到他的標準，他也必須要聘請不同類型的員工。

其實，不但工作效率高的人會不喜歡手腳慢的人，後者亦會對前者反感，這種現象正是中國俗語所說的「急驚風遇著慢郎中」。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當時歐洲人公開表示不歡迎日本的企業，因為很多日本人都是工作狂，歐洲人已經習慣了平衡生活與工作，他們喜歡享受休閒和假期，但為了應付日本的挑戰和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他們可能需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無論是蔡志忠或者是歐洲人的反應，我都會抱持著同情與諒解的態度。人類學家卡勒．沃奧貝格（Kalervo Oberg） 所說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 ）和政治學家山姆．亨廷頓所說的「文化衝擊」（clash of civilization） 是實實在在的現象，是人類正常的心理反應。然而，很多人基於意識形態對這些說法口誅筆伐。在現實世界中，有時候縱使盡了最大努力，有些文化隔膜仍然是無法打破的，合併的跨國企業到了最後不歡而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999年，法國汽車公司雷諾與日本的日產合併，那時候日本經濟已經走下坡，日本的管理神話亦破滅了。巴西裔法籍企業家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成為了這合併企業的執行長，為日本企業文化輸入新血，首先，他打破了日本的終身僱員制度，為了減低成本和遣散效率低的員工，戈恩大刀闊斧地裁員， 在一年之內，他辭退了21,000人， 這是佔了員工總數的14%，他又關閉了一些效率低的工廠和砍掉了不賺錢的子公司，不消說，這種做法導致日本員工士氣大降。在公司外面，戈恩成為了一個新神話，他令日產汽車在短時間內轉虧為盈， 一名日本漫畫家根據他的事蹟而創作了一部漫畫。 

不過，這蜜月期只是暫時的，戈恩將一支外國高層管理團隊引進了日產總部，日本人認為法國人在他們自己公司製造了一個玻璃天花板。不斷的文化衝突令積壓了20年的怨恨情緒終於爆發，戈恩於2018年在日本被捕，他被指控挪用日產資金自肥，並且被解僱。如今，日產正在尋求減少雷諾的股權，並進一步拉遠兩家公司業務的關係。

美國汽車製造商佳士拿和德國汽車公司平治於1998年合併，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天造地設的婚姻」（Marriage in Heaven ），但九年後平治出售佳士拿所有股份，人們譏諷這是「地獄式離婚」（Divorce in Hell ）。佳士拿以生產吉普車和小型貨車而馳名，平治的主要產品是豪華汽車，兩者合併看來可以互補長短。然而，這合併並沒有提高兩家汽車生產商的競爭優勢，反而使他們陷入更深的危機。為甚麼呢？相信讀者已經知道答案：「文化衝突」！

佳士拿賦予員工自主權、所有員工一視同仁。相比之下，平治的企業文化是基於中央集權 的模式。美國人喜歡通過反覆試驗去尋找解決方案，這樣看來好像非常混亂和無組織，相反，德國人喜歡制定詳細的計劃，然後精確執行預設的計劃。

該公司前通訊主管史蒂夫．哈里斯（Steve Harris）這樣去形容德國管理文化：「德國人完全按照他們的本子辦事。你去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按指示翻到第7卷，第42節，第 597頁。」 許多美國經理無法忍受這種僵化的文化而辭職。 2000 年，德國首席執行官於爾根．施倫普（Jurgen Schrempp）說：「有人問我，如果我能扭轉局面，我是否真的願意留下某個人？我提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但只是出於禮貌。」

也許，有些讀者會指出，上述的失敗是因為法國人、德國人太過霸道，這違背了真正尊重不同文化的精神。然而， 怎樣做才算是「尊重」呢？ 是否對不同管理文化閉口不批評、不干預呢？這是不切實際的，在追求提高效率和競爭力的企業裡面，人們必定會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做法。

以上兩個例子是典型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你不能強迫人們去接受多元文化，經歷過以上兩段失敗「婚姻」的法國人、日本人、德國人、美國人可能懷著對某些族群的成見，甚至從此以後會拒絕跟他們合作，但我會同情和理解。

自從2019年，社會對用激進手段進行的抗爭，看法兩極。贊成的一方，認為抗爭者本來想用傳統寫信、簽名等方式表達意見，但完全沒有反應，所以才用較激烈的抗爭，而且只有激烈抗爭，社會才會感受到切膚之痛和需要，這樣才會帶來改變。但反對的一方認為，社會抗爭太激烈，影響民生的話，既不能得到社會支持，甚至倒過來會招人反感。

近月最出名的例子，莫過於環保團體Just Stop Oil的抗爭活動，整個暑假在英國不同的高速公路堵路，在政府機關建築物的外牆噴上漆油，甚至到博物館將罐頭湯潑在名畫上。當地警察單在今年10月就動員過萬警員去處理這團體的大大小小行動。由9月底的至整個10月，當地警方共作出677次拘捕行動，111人被告。

與真正的暴力抗爭不同，Just Stop Oil的做法並不真正破壞任何物件，例如他們倒罐頭湯的行動中，他們宣稱只會倒湯在有保護的名畫上，所以最後該畫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之後再加一句：「難道你重視名畫的安全，多過地球嗎？」[1]

環保團體做類似的行動，動機明顯，亦看出整個計劃在行動前有思前想後，他們說堵路只是為了給予大家機會去思考甚麼才是當前最重的議題云云。看上去理性，透過行動希望喚醒更多人回應，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曾經做過環保團體的發言人，但不喜歡這種抗爭手法的哲學系教授Rupert Read坦言，這種做法雖然能引起社會關注，但最後真的能成功動員的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二。[2]

他認為透過這類激動抗爭，並不能帶來廣泛共識，只會令社會走向兩極，而且會持續失去支持者。實際上Just Stop Oil 的發言人也表示收到不少人的投訴信，要求他們就這些抗爭行為帶來的影響道歉，但他說機構不會這樣做，他說：「巿民絕對有權對我們的行為表達憤怒，但問題是為甚麼會憤怒？我們今日已經沒有時間再談如何提升大家的意識，我們需要行動。」[3]

公民社會或者壓力團體可能只從政策能否被有效倡議的角度去討論問題，但如果從政策制定的角度出發，很多人自然會問：堵路犯法嗎？淋湯到名畫上犯法嗎？答案是肯定的。在香港可能大家今日會想到用國安法處理相關問題，但在英國，他們本身就有法例處理公路的破壞行動，也有法例處理破壞名畫的行為。這些行為違法，參與抗爭的人也知道，也有準備會上法庭。當然，他們一樣會用盡法庭給予他們的人權和自由去爭取和抗辯，所以一樣會籌錢打官司。

同時，社會亦質疑現時的法例會否令警察難以執法？英國本身強調人權自由，集會、示威、言論自由均受到社會重視和保障，但激進示威者透過破壞社會秩序，企圖喚起巿民關注他們所關注的議題，這方法合法嗎？根據BBC的報道，理論上堵路、破壞物件本身就犯法，某些行為例如拉人鏈入馬路，就未有法例明確禁止，即使警察有法可依，但該法例未有針對示威者這類行為，也沒有特別的指引，因此警察執法確有難度。[4]

為此，英國政府正審議公共秩序草案（Public Order Bill），規管有關的行為，例如堵路、人鏈、干擾公共設施的使用等，又加強警察截停搜查的權力，有關法例當然被一些支持透過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機構所反對，[5] 認為這些做法侵犯巿民的基本人權和表達意見的自由，要求取消有關的立法，但當社會日常運作受到影響，高速公路，甚至電力可以被干擾時，有沒有法例可以快速令社會回復正常，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討論點。

從社會抗爭的角度來說，激進抗爭這種做法和武俠小說裡的七傷拳一樣，雖然可以達到行動者想要的效果，但同時會令自己受傷。健康的公民社會本來就應該聆聽巿民和壓力團體的想法，透過社會一起參與討論協商，謀求解決的方法，而不是透過破壞來企圖令對方就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當中部份方法的確有爭議，這些方法應該要在必要情況下，並獲得社會較大共識才可以使用。同時，英國政府理應反思，透過增加警權去「管制」社會抗爭者，實際上未有解決他們本來所提出的議題，正如Rupert Read所言，這些做法只會令社會更加兩極化，而不會有機會成功回到會議桌，尋求解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