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有價 價值觀「無」價

「青年人潮甚麼？一知半解啦！」作為家長、老師、導師和青少年牧者，要貼近潮流談何容易，但若不了解潮流而想和年青人溝通更不容易，因此，為了愛、為了關心，嘗試摸著石頭踏入潮流之中，更多認識年青一代面對的世界和衝擊，是拉近彼此的距離，跨過一些溝通障礙的有效方法。

提起斜槓、躺平、抖音、selfie（自拍）、後宮遊戲、異世界和《鏈鋸人》等等，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或者大家的了解程度又是否足以和年青人打開話匣子呢？為了協助大家可以在令人眼花撩亂的潮流世界之中找到一些焦點，本書主要會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們的同工在學校推動傳媒教育的時候，較多接觸的話題，以及當中引申出來的一些生活信念和態度，其實，年青人的喜好，與他們人生觀和價值觀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想了解他們，就要了解這些潮流背後反映的世界。

潮流可以是洪水，將掉以輕心的人一下子沖走，但潮流也可以是激流，讓身處其中的人享受漂流的樂趣。「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潮流亦然，與其因為不了解而擔心、憂慮，不如多些探索、領略，既能認識流行文化，又可以享受與年青人更易溝通的樂趣，當然，這本小書不過是一個引子，若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瀏覽明光社的網頁，或邀請我們的同工主領相關的講座，讓我們與年青一代一起開展潮流之旅。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看到不少年輕人輕生的新聞後，與專於輔導，推動靈修和屬靈導引的彭順強博士（Daniel），[1] 談及如何幫助青少年面對生活與學業壓力或親友離別等逆境，他指出與青少年以敘事治療法（Narrative Therapy）的方式傾談，可能會令他們有所啟發。

生命意義可重新改寫

Daniel認為每個人做事背後都在尋找自己的身份（identity），思想自己生命的意義在哪裡，亦為著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而存在。如環境已變得很荒謬，預計將來「客觀的世界」也會變得很灰暗，如疫症、戰爭等事件未終結又連連發生的時候，我們既不能改變環境，就要找一個「主觀的意義」出來。

「這是很主觀的，面對同一件事，每人找出來的『意義』都不同。」導師要問當事人當時基於甚麼意義或價值而生活，而當下的自己正在擁抱甚麼價值而成為現在的自己？在Daniel的回憶中，以往的導師向不同的人提問後，綜合出來的原因和價值，多數是因為「愛」或「有意義」，才能叫人好好活下去，並且可以為他人而犧牲，其價值觀與基督教十分接近。

「身邊的人可以幫助一個人去創造意義或帶來一個意義。」Daniel提到一個人的故事及其生命的意義可以再改寫。「找出曾在當事人生命中有重要貢獻或曾為他帶來啟迪的一些重要的人，歸納他們如何在當事人的生命構成意義或價值，成為當事人的參考、比較和對話，幫他再重看自己的人生。」

「敘事」三個重要方向

Daniel認為當事人要學習聆聽，才能知道其他人如何看生命。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生命中出現過的某個人，而是其他身邊的人如何看生命，這是值得當事人參考的。不同人的意見、故事，放在自己裡面，可作比較及「對話」。如提出一些問題：為何一些人會比較積極？為甚麼有些人在面對坎坷經歷時接受到，並可以發奮面對呢？就讓別人的故事回應當事人，讓當事人繼續發問，繼而「對話」。

Daniel指出，「敘事」有三個重要方向：第一，幫當事人了解自己的價值觀，發現自己一直重視的意義、在堅持甚麼；第二，一些曾在當事人生命很重要，建立過他，啟發過他的人，看看這些人今天對當事人有甚麼意義；第三，身邊的人有甚麼聲音？有沒有不同的想法？他們如何做？他們又會怎樣回應當事人現時的做法？當事人可在當中「對話」，尋找啟發。

這種方法能為當事人製造多幾個向度看自己的生命，不再單單困在自己的看法中，而是能夠拉闊視野，幫他重建他的生命與價值。正因為這是從自身故事開始，加上以往重要的人及身邊的人的故事，所以這是以多角度、重疊別人故事去看自己的生命，並為自己的生命重寫另一個版本的故事。

「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個或多個主導的故事（dominant story），而敘事治療法就是幫人去找出生命中另一個有可能性的故事（alternative story），不一定要跟著以往主導的故事前行。」Daniel解釋，因為這些主導的故事往往有很多問題和困難存在，如能夠引導當事人去看故事的另一面，便有幫助。「就是從上述三點：自己的價值、曾建立當事人生命的重要人物的生命，以及現在身邊的人各樣不同想法，參考他們的故事，發掘出自己另一個故事的可能性。」Daniel認為這些alternative story是集合不同人的故事及看法的參考，這些參考在感受上比較能觸動情感；因為當中可能與當事人的故事有很多相似的情況，是他真實故事的另一個面向和可能性。

從閒話家常出發

這類把生命故事化並重寫的敘事治療法被稱作「治療」，是否一定要有專家在場才能進行？Daniel認為其實誰都可以問，就是看到一個朋友很不開心，都可以問問對方：「在你的生命裡，有甚麼讓你覺得開心的故事？這些事對你現在有沒有啟迪？」、「你的生命中有沒有人能啟發你呢？他們的故事是怎樣的？」、「你身邊有人的際遇和你很相似，但他們面對的方法和你又有何不同？」又或者問「有甚麼價值讓你覺得重要？有甚麼值得堅持？」等等。這些都是閒話家常的話題，但又可以是好的開始，讓他自己去深思和發現自己更多。他更提出，就算是在發問的人，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聆聽對方的故事，互相影響。

發問、聆聽與分享，這些都是大家能做到的，分享故事（有時間、地點、人物）和交流的方式應該十分適合年輕人。過程中不會說教，只希望與對方互動和讓對方獲得啟發，改寫並使之產生新的、較少問題的生活敘事，以支持當事人生活中較喜歡的價值觀、行動和方向。

當人們能夠看到自己的方向、價值觀、覺察到自己以往的特定生活與思考方式，傾談者可以協助當事人脫離他認為會讓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枯竭的生活與思考模式，並能讓他對未來產生好奇心，想知道自己還可能成為怎樣的其他面貌及發生甚麼事情，好奇還能變成怎樣，繼而發展出主動塑造自己生活的行動，相信自己能夠依照自己的目標而生活。

有關「敘事治療」的書籍，大家可以參閱：

1. 康姆斯、佛瑞德門〔J. Freedman and G. Combs〕。《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Narrative Therap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eferred Realities）。易之新譯。台北：張老師文化，2005。
2. 懷特〔M. White〕《故事．解構．再建構：麥克．懷特敘事治療精選集》（Narrative Therapy Classics）。徐曉珮譯。台北：心靈工坊，2018。
3. 列小慧。《敘事從家庭開始：敘事治療的實踐歷程》。香港：突破，2009。

（本文原載於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的《明報》「談天說道」福音專輯〔2023年2月27日〕，其後曾作修訂。）

夫婦去到離婚的地步，除了以法律途徑終止雙方的婚姻關係及處理子女的撫養權事宜，有部份離婚夫婦同時需要法庭介入去處理贍養費的安排。雖然由法庭頒出的贍養費令受到法例監管，可是拖欠贍養費的情況仍然存在。參考2016年公佈的統計數字，有40.5%收取贍養費的離婚／分居人士未能全數收取有關款項，而當中有88.1%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去追討，最普遍的原因是「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1]

為了幫助追討贍養費的人士尋求出路，由明光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講座，邀請了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及認可家事調解員）、羅惠儀姑娘（家庭服務社工及認可家事調解員）及過來人Shirley女士擔任分享嘉賓，她們於2022年12月10日在突破中心與40位參加者分享現時追討贍養費的可行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

劉傑姿律師介紹以法律途徑處理贍養費的一般程序、法庭的釐訂準則、贍養費令的法律效力及追討欠款的方法。劉律師分享以家事調解處理贍養費安排的好處，因家事調解員受過專業訓練，能幫助離婚夫婦尋求共同的關注，繼而訂出一個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先的方案。

羅惠儀姑娘分享單親婦女遭前夫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及遇到的困難。雖然贍養費的受款人可以入稟法庭追討，但法律程序複雜，欠款人亦不願配合，令不少受款人卻步。若單親家庭面對經濟困難，羅姑娘建議家長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

Shirley離婚10年，為了減少離婚對子女的影響，她的一對子女與前夫同住原有居所，由她與前夫共同撫養。因前夫當時失業，他要求Shirley給予他一筆巨額贍養費，及子女每月的生活費。Shirley與前夫為了贍養費的金額也爭持了一段時間，她最後放下堅持，而贍養費的金額也調低了一點。在爭持的過程中，Shirley一心只為子女著想，不想子女為了父母之間的金錢糾紛而難受。今日Shirley的子女已長大成人，他們對母親一直以來的付出予以肯定。

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助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計劃，透過文章、短片及講座，加深市民了解追討贍養費的困難，及現時可使用的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

轉變中的挑戰

回望過去有時需要勇氣，因為許多酸甜苦辣會像波浪一樣，此起彼伏，令我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伏，25年對一個機構來說是一段不短的年日，當中的董事、同工、顧問和合作伙伴已有不少轉變，包括退休、移民、離職、甚至回到天父身邊，不想道別、還須道別！翻開舊照片，大家昔日的熱誠、幹勁、以至青春都能令人心動。慶幸大家曾經一起為香港、為神的國度獻上時間和心力，無愧於我們的時代，無論是回應來勢洶洶的同運、泰山壓頂的賭波合法化、糖衣毒藥般的色情暴力文化，以至岌岌可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我們曾經一起力竭聲嘶地吶喊；過百名的代表在立法會輪流發言；洋洋灑灑地以四頁全版的登報；超過十萬人的聯署；幾千名弟兄姊妹一起上街請願；日日夜夜拜訪官員和游說議員；一年到晚往學校、教會和機構分享。回望過去，難免唏噓，究竟過往所做的有沒有白費？這一切都像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我們不會假裝過去幾年香港的變化對我們沒有影響，不會掩飾同工及友好的退休離職和移民對我們的衝擊；但感恩的是神仍看顧我們，仍有忠心的董事、同工和合作伙伴一起為守望我們深愛的香港、宣揚神的國度而堅持下去。我們雖然好像在波譎雲詭的霧中前航，甚至感到天色愈來愈昏暗，但感恩的是仍可以抱著單純的信心，努力學習在不正常的世界做個正常的人，說正常的話，做當做的事，然後安然將一切交託給創始成終的上帝。趁著25週年，但願我們能繼續持守我們卑微的願望：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一1-2）

結婚時，有誰會想像到另一半會因為生意失敗、失去工作動力等原因，而將自己懷才不遇的不快發洩到配偶身上？阿花（假名）經歷多年被另一半無理吵鬧、苛待，致最後離婚收場，但她仍不忘子女的福祉，每月按時將照顧子女的費用交給丈夫。阿花從來沒有不甘心付贍養費，因為她總覺得是自己拆散了這頭家，她說:「我一直都想子女好，不想他們為生活費的多少而不快樂。」

阿花與前夫在夜校結識，見過幾次就開始談戀愛，這是阿花的初戀。雖然中間有段日子她覺得這男友和其他朋友相處得比自己還要好，他們曾分開過一段時間，但之後又愛火重燃，拍拖三年結婚，婚後不久就生了大女，三年半後生了小兒子。今日，子女都已出來工作，大女還結了婚。阿花回想自己的離婚經歷，原來已是多年前的事。

她前夫的工作遭遇起跌頗多。起初在車行工作，成績不俗，但與老闆意見不合被解僱。遇上了舊同學，一起合資開辦電腦公司，並聘用了兩位伙記。但兩、三年後因為經營不善而虧本倒閉。之後再做過一、兩份工作，都總是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致最終不再找工作。而阿花就一直在同一間公司工作，直至丈夫放棄了找工作，一家的賺錢責任就落到她身上，全家只能靠她的一份收入支撐著。

阿花見前夫終日無所事事，晚上半夜三更才睡，第二天就睡到日上三竿，反過來投訴阿花晚上加班晚回來，忽略了子女和家務。看著他不斷責怪自己，事後又好像若無其事一樣，甚至在她不情願下仍要求有性生活，雖然她曾堅持拒絕，但前夫卻大發脾氣，她只得被迫就範，又或二人大吵大鬧收場，夫婦關係日漸變差。

後來，當前夫缺錢到一個地步，為了一些被放進洗衣機而染了色的新衣、被燙斗弄傷手等事情而訴諸法律，每宗申訴都向阿花索償數千元，更向她的公司及母親家發信，使她的同事及媽媽都收到有關小額錢債的索償信件。這一切一切迫使阿花最後決定單方面提出離婚。不過她前夫一點也不友善。她稱，由於前夫當時未有律師代表，曾數次上庭時都故意說自己忘記帶文件，浪費她的律師費。

最後，在律師的協助下，阿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給予前夫數十萬元的贍養費。另外，她認同社工的建議，為減少兩個孩子在生活上的影響，仍然讓他們住在前夫家，由父母雙方共同撫養，所以子女每周有兩天會回她身邊和親人一起相聚。她每月亦會轉賬過數給前夫，讓子女有數千元的生活費。

阿花稱，她從來都不敢不準時付子女每月的生活費，因為子女仍在前夫家，她不想他們受到傷害或為錢而擔憂。阿花坦言，初時也有不甘心付錢的時候，但仍覺得自己有責任承擔。回望整件事，阿花不無傷感，總覺得是自己拆散這個家，不過她的子女都明白事理：「我的兒女們反倒過來安慰我，說他們自小都知道是誰人引起了這家的問題，叫我不要憂慮、不開心。還說：『如倒過來是我，我一早就趕他出街！』」阿花認為，子女的長大及明事理，仍然是她最大的安慰。

文章僅代表本機構的立場

離婚令人心傷，如因離婚而對簿公堂令人更心酸。離婚夫婦為了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往往聘用律師進行法律訴訟，以為「打官司」可以捍衛自己的利益及討回公道，但「打官司」是否唯一渠道去處理離婚糾紛？又是否用錢（律師費）可以解決錢（贍養費）的問題？

劉傑姿律師為參加者講解以法律途徑爭取贍養費的利與弊。

為了解開「打官司」的迷思，明光社聯同風雨同路人及旺角浸信會於2022年8月28日合辦了一場名為「『打官司』難解家庭事？！」公開講座，邀請了葉美施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向參加者講解以法律途徑去爭取或追討贍養費的利與弊。兩位律師分別提到在進行法律訴訟時，代表律師只會考慮當事人的需要，為其爭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會顧及前配偶的處境，甚至不會衡量子女的實際需要。再者，律師費昂貴，而在進行訴訟過程中也未能預計「上法庭」的次數，以致當事人最後可能需要付上龐大的律師費。葉律師分享了一些個案，指曾有離婚人士經律師處理而得到所要求的贍養費，但他／她卻要用這筆金錢去支付巨額律師費，他／她最後只贏到「一啖氣」，而非實際的金錢。

葉美施律師提到曾有離婚人士透過律師爭取到要求的贍養費，但卻要支付巨額律師費。

對簿公堂既費時、費錢，又費心力，葉律師及劉律師建議離婚夫婦利用家事調解服務，因調解員能以中立及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去協助離婚夫婦進行協商，尋求共同的關注，及為子女的利益作出最佳利益的方案。在講座中，有參加者表示過往對家事調解服務的認識不多，但在兩位律師介紹下，讓他們可以多一個選擇，利用一個持平及收費相宜的平台去處理離婚的安排。講座完結後，參加者繼續以小組形式交流在追討贍養費時遇到的困難及可行的解決方法。

除了上述講座外，明光社與風雨同路人還合辦了另外兩場公開講座：由建道神學院輔導系主任劉佩婷博士擔任講員的「不能說的悲傷」公開講座已於6月28日舉行，讓正在考慮「再婚」的父母先理解孩子的處境、聆聽他們的需要和心聲，才作出最後決定；此外，由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系教授區祥江博士主講的「認識再婚家庭的挑戰與過渡」公開講座已於7月10日舉行，讓準備再婚的離婚人士能了解將會遇到的挑戰，以至在再婚前作出更好的規劃，避免重蹈覆轍。

媒體上有不少以戀愛交友為主題的真人show，如美國、英國的《慾罷不能》系列（Too Hot To Handle）、日本的《雙層公寓》系列、韓國的《單身即地獄》等等。這類節目總會以「配對」為目標，製作人會安排互不認識、參與製作的男女，在鏡頭前共同生活，看看他們能否擦出愛火花。

2020年在Netflix推出、一個嶄新形式的戀愛真人show——《盲婚試愛》（Love is Blind），節目推出後大受歡迎，之後再推出第二季，更拓展到推出「巴西篇」和「日本篇」。此節目與過去的戀愛真人show有所分別，製作人會安排所有參與製作的男女居住於同一宿舍，但男女雙方居住的地方卻被一面牆分隔，因此他們都不知道對方的外貌。參加者可以在10天內自由約會不同異性，彼此隔著牆在看不到對方的情況下交談。如此，在撇除「外表」因素的情況下，二人會透過聲音來建立情感，並尋找人生伴侶。當參加者覺得對方適合自己，認為自己找到了終身伴侶，就可「求婚」，「求婚」一旦成功，他／她才能一睹自己伴侶的廬山真面目，二人之後會一同生活數星期，如果到最後彼此情投意合，就會進行結婚典禮。

本年2月在Netflix上架的《盲婚試愛：日本篇》中，共有13位男生和11位女生參與節目，在經過數次約會交談後，參加者對素未謀面的異性有了基本認識，可能因著彼此有某些共同經驗或喜好，開始有參加者與個別異性相處時特別投契，漸漸對對方產生好感，甚至出現迷戀的感覺，最後有八位男參加者成功「求婚」，能與女伴見面。

可能因為大會揀選的參加者，他們的外表都達一定水平，所以大部份「求婚」成功的參加者，都對伴侶的外表感到滿意，但有一位女參加者卻被男伴的一頭金髮嚇壞了。女方表示如果在平日的社交生活裡遇上對方，一定不會考慮與他交往。但在看不到對方的情況下，彼此作了深入認識、了解，她被男方的內心吸引，二人最終更成為了少數能結為夫婦的參加者。

「外在美」和「內在美」哪一個因素在戀愛關係中更加重要？相信大部份人都會回答「內在美」，但「外表」是構成我們展現給人的「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在我們交友戀愛中往往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第一印象」欠佳的話，對方做的一切都可以是不討好的，人們許多時也不願意再嘗試了解或欣賞對方的「內在美」。但「第一印象」並不能全面地反映人們真實的一面，因此剛才提及的節目嘗試將「外表」因素移除，讓參加者透過交談，由最初的閒聊，漸漸分享到彼此對人生、婚姻、家庭等等的想法，讓參加者有機會直接觀察對方的內心世界。不少參加者都認為這種相處方式，能幫他們找到了自己的心靈夥伴。不過，在短短10天的日子裡，真的足以讓人尋找自己的理想伴侶嗎？

「求婚」成功的參加者可離開原先居住的宿舍，與伴侶一同生活，但激情來得快，去得亦快。就算最初跟對方有多投契，也需面對真實相處的考驗，參加者憧憬跟伴侶相處的美好生活，都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求婚」成功的八對情侶陸續出現因了解而分開的情況，有人突然對伴侶失去興趣、有人由活潑健談變得沉默寡言、有人因太專注工作而冷落了伴侶、有人發覺彼此性格嚴重不合、有人一直不願意向伴侶打開心扉、更有人發現伴侶所說的話原來只是不盡不實的謊言。

原來在撇除「外表」因素下建立的「第一印象」，也可以是十分不準確的，因為我們都會傾向努力向自己喜歡的人展現自己的優點，掩飾自己的缺點。但當二人關係日漸親密，人的本性自然會慢慢流露出來，當初努力隱藏的缺點就會浮現，二人生活上的習慣、想法、價值觀等差異也可以令二人產生衝突，再加上他們相處的時間太短，建立起來的感情也不深厚，彼此關係太脆弱，令雙方無法接納和包容對方的不足。節目最後只得兩對情侶能踏上紅地氈，進行結婚典禮，成為真正的夫婦。

我們每天都要面對面與人溝通，當遇上外表吸引的人，難免會因對方的外表而產生好感，甚至迷戀對方，但其實這份情感只是建立於自己對對方簡單的認知，再自我幻想出來的美好想像。在今天講求感覺的戀愛文化下，不少人認為「啱feel」就會向對方展開追求，但如果就此發展感情，愛上的只是彼此構建出來的虛像，時間一過，就如節目中的男女一樣，發現對方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美好，最終分手收場，自己也弄得遍體鱗傷。

所以，當我們對別人產生好感時，不妨停下來，先嘗試與對方作朋友，以朋友的角度慢慢觀察對方待人處事的態度，以及了解對方對不同事情的看法。當與對方成為真正的朋友時，我們才有能力欣賞到他／她的「內在美」，這時才認真檢視對方的整體，不只是外表，還有內涵、性格、彼此的相處方式等等，看看他／她是否適合作伴侶，之後才向對方表達心意，相信這樣的發展，二人的關係會較穩固。就算在認識的過程中，發覺對方並不適合自己，二人無法成為情侶，但能結交多一位朋友，也是一件好事。

最後，祝福在節目中成婚的兩對夫婦永遠幸福快樂。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資料，每千名人口計算的粗離婚率由1991年的1.11人上升至2019年的2.82人，離婚判令數字在1991年至2019年間上升了2.36倍，由6,295宗大幅上升至21,157宗，與此同時，再婚數字也不斷上升，由1991年的4,892宗、5803人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15,832宗、23,821人，按宗數計上升了2.24倍，按人數計則上升了3.1倍。離婚再婚的人士日漸增加，當中亦有一部份是基督徒，面對愈來愈多的信徒離婚甚至再婚，教會可以怎樣回應？

筆者第一個遇到的再婚個案是大約在八年前，這兩位準新人都曾經離婚，其中一人是離婚後信主的，帶他信主的正是他當時的未婚妻，他們希望在教會舉行婚禮，教會的借堂前提是必須要完成婚前輔導，因此，他們很努力尋找婚前輔導服務，他們都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做得不好，導致離婚，因此，他們希望這一次的婚姻不會重蹈上一次失敗的覆轍，可以擁有一生一世的婚姻，他們對婚姻的認真令我非常動容，以致當他們所屬的教會牧師因教會章則寫明，牧師不可以出席離婚再婚人士的婚禮或擔任任何崗位，他們邀請我幫忙時，我也義不容辭答允為他們訓勉。

這件事促使我思想，當教牧因信仰原則及教會體制反對離婚人士再婚，未能在他們有需要時伸出援手，令離婚再婚人士好像永遠被教會拒諸門外，似乎有點不近人情。但按《聖經》的教導，除了配偶死亡外，似乎沒有可以再婚的理由，因為即使是離婚，也不是神起初的心意，只是因為人的心硬才容許的，因此，如要在教義中尋找支持離婚或再婚的理據，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否因為這樣，教會便可以忽略這些人的需要，馬太福音九章35至38節：「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耶穌尚且會因為看見人困苦流離而憐憫他們，差派工人去牧養他們，更何況今天教會看見眾多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又怎能視而不見呢？

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

既然無法忽視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教會可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幫助他們從過去的失敗中汲取教訓，從受傷的生命慢慢復元，得醫治後重新學習愛及成長，一般離婚人士都需要經過一段復元的歷程，時間大概是一至兩年 :

1. 清楚認識受傷的地方；
2. 了解這些傷害對自己的影響，有甚麼感受和意義；
3. 接受自己受傷的情緒，如傷心、內疚、憤怒；
4. 檢討婚姻失敗的原因及過程，想一想各人的過錯和責任；
5. 承認及承擔自己要負上的責任，認識自己的幽暗面及限制；
6. 嘗試代入對方的角色和處境，想一想對方的想法及感受；
7. 想一想對方是否值得饒恕（縱然不值得，但你仍可以選擇饒恕）；
8. 想一想饒恕或不饒恕對自己及對方有甚麼影響；
9. 決定是否饒恕及和解；
10. 決定後，重新思考自己和前配偶日後的關係及相處模式。

從兒童福祉的角度出發

在過去多年幫助離婚再婚人士的經驗中，發現很多家長在再婚時都會忽略孩子的想法及需要，只會一廂情願地以為孩子會為他們找到幸福而高興，事實並不然，孩子很多時已習慣與單親的爸爸或媽媽生活，他們並不想生活有甚麼轉變，因此，當父母計劃再婚時，應盡早告訴孩子，給予足夠時間讓孩子適應，亦要聆聽孩子對於你的決定有何想法。教牧幫助再婚人士，除了幫助成年人，最重要是可以幫助他們的子女。孩子面對父母離婚或再婚的決定，都是沒有角色的，他們沒有參與決定，身邊的人也未必能幫助他們，因擔心標籤效應，社會上或學校都不會有服務是專為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孩子而設的，最有效幫助孩子的方法是幫助他們的父母，父母有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管教孩子，孩子出問題的機會較低。為了孩子的緣故，教會也應該正視再婚人士／家庭的需要。

兩種離婚再婚人士的牧養需要

教會為基督的緣故醫治及挽回這些曾失腳的弟兄姊妹，給予他們重生的機會，在輔導牧養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兩種離婚再婚人士的需要，第一種是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而第二種則是不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但肢體仍堅決結婚。

1. 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先說第一種情況，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就是前配偶已然離世或已再婚，這個情況較容易被教會接受，因已無法與前一段婚姻的配偶復婚，剩下的就是是否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所犯的罪，尋求教會的原諒，並承諾在新的婚姻中會遵行《聖經》教導。

2. 不合乎《聖經》的離婚再婚：第二種情況則包括當事人犯姦淫導致離婚，這情況則較難被原諒，筆者曾經輔導的一個個案便是當事人因為自己發生婚外情導致離婚，雖然後來他很後悔，嘗試挽救婚姻，但太太無法原諒他，他被視為「渣男」，背棄承諾及婚姻，經歷眾叛親離，教會停了他的所有事奉及聖餐，弟兄姊妹也不理會他，任由他自生自滅，以他的說法是教會對他執行「無期徒刑」，因此，離婚後他也沒有返教會，直至遇到現時的未婚妻，她鼓勵他返教會，重新與神和好。他已承認自己曾經犯的錯，但事過境遷，物換星移，他與前妻已沒有破鏡重圓的機會，加上他亦有新的愛情，希望與新的戀人共度餘生，難道教會就不可以網開一面嗎？約翰一書一章9節提到，「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不義。」當一個曾經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的弟兄或姊妹，他願意為自己曾經犯的罪，向神、人及教會認罪悔改，教會實應該給予他改過的機會，否則，他只能選擇悄悄離開教會，這樣對當事人、對教會及整個基督教信仰都不是最好的選擇。面對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教會可以考慮在準新人滿足一些教會的要求下，讓他們可以在教會舉行婚禮，這些要求包括：

即使不讓他們在教會舉行婚禮，教會亦可以考慮給予推薦信，這是某些教會的借堂條件之一（下表），使他們可以租借其他教會舉行婚禮。如果未能滿足教會的要求，準新人也可以選擇在可供非教徒行禮的教堂舉行婚禮。[1] 更重要的是：在何處行禮只是一時之事，但如何繼續合神心意的教會生活是一生之久的事。

總結

按基督教信仰原則，婚姻是神聖的，離婚或再婚都不是神設立婚姻的心意，可是，面對愈來愈多的離婚及再婚的情況，教會是時候思考如何牧養這些弟兄姊妹，透過幫助準新人整理上一段婚姻中一些未了之事，包括承認自己在上一段婚姻做錯的地方，祈求前配偶、教會及神的原諒，只是，能否得到饒恕並不是當事人可以決定的，但他最少要有悔罪的心，這樣，才能一步一步將他們再次帶回神的身邊。教會為離婚者提供幫助並不等於教會贊同離婚，而是從醫治及挽回的角度出發，以及藉幫助再婚父母，從而幫助他們的孩子。多年的輔導經驗讓我深深體會人性的軟弱，很多時，人都會因為性格的問題、幼稚及自私的想法，放不下面子、尋求片刻的刺激及一時衝動，造成一段婚姻終結，隨著時間過去，人亦慢慢成長成熟，對自己的了解增加了，也更清楚甚麼人才適合做伴侶，假如能遇到適合的對象，教會是否可以藉機幫助他們重建對婚姻的責任感？

雖然經濟結構改變、文化及社會變遷對香港的家庭造成很大衝擊，離婚人數不斷上升，但是再婚人數也以倍增上升。據政府統計處資料（2021），每千名人口計算的粗離婚率由1991年的1.11人上升至2019年的2.82人，離婚判令數字在1991年至2019年間上升了2.36倍，由6,295宗大幅上升至21,157宗，與此同時，再婚數字也不斷上升，由1991年的4,892宗，5,803人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15,832宗，23,821人，按宗數計上升了2.24倍，按人數計則上升了3.1倍。可是，再婚家庭面對的困難比初次結婚的家庭大，包括：前段婚姻帶來的傷痛和糾纏；婚後要即時承擔「父」、「母」的責任及原生家庭對再婚的接納；以及親生父母與繼父繼母的親職協調等等。學者提出，經專業訓練人士提供有質素的婚前服務，可消除對再婚的種種迷思以致再婚後對家庭生活有更切實際的預期（Winifred & Mike, 2014），能使再婚人士受益。家庭系統理論及認知行為治療的理念中，有關的信念或期望調整也有助婚姻關係及家庭關係（包括親子關係）的適應。

明光社獲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於2021年間為30對計劃再婚的離婚人士，提供婚前輔導服務，並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業顧問劉玉琼博士及其研究團隊為這項服務對再婚人士的成效進行研究。作為香港首個再婚婚前準備服務的評估研究，研究旨在透過形成性研究和評估（formative study and assessment），以及成效評估（outcome assessment），建構一套適用於香港，並以實證為本的再婚準備輔導服務模式。是次研究採用了量性研究、質性訪談與實地觀察三個研究方法，研究共有三個部份：服務開展前的形成性研究，服務過程／程序評估及服務成效的量性研究。

劉博士與她的團隊於2021年2月至11月期間，採用了量性研究（52人參與）、質性訪談（50人參與）及實地觀察（6人參與）三個研究方法為本社的再婚的婚前輔導進行研究，整個研究流程及人數如下：

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分析量性研究結果。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以追蹤評估的方法，透過前測、後測，及跟進評估的方式收集數據。前測（pretest）在再婚伴侶接受服務之前（第一節前）進行，後測（posttest）在再婚伴侶接受服務之後（第五節完結時）進行。

研究的服務使用者背景資料

是次對象以中年、高教育水平及高個人收入為主。服務使用者中84.6%（44人）年齡在50歲或以下，男性比女性年齡稍長：半數（50.0%，13人）女性為26至40歲，46.2%（12人）男性在41歲至50歲之間。教育水平方面，一半（50%，13人）男性及六成（61.5%，16人）女性具大學或以上學歷，男女合共只有四分之一（25%，13人）教育水平為中學或以下；男女合共有73.1%（38人）月入在2020年全港個人收入中位數的18,400元之上（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其中25.0%（13人）個人月入超過四萬五千元，即有大約四分之一服訪者屬全港收入最高的10%（2020年為45,300元）。男女服務使用者在年齡、教育程度及個人收入水平均沒有顯著分別。

再婚信念

再婚信念量表（Remarriage Belief Inventory [RMBI], Higginbotham & Adler-Baeder, 2008）包括七個面向，頻率分析發現服務使用者對再婚信念各個面向看法不一，具體情況如下：

1.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大部份服務使用者認同過去應讓它過去，輔導後認同的這看法的服務使用者增加至83.7%及89.8%；

2. 再婚的重組家庭是次一等的家庭：輔導後，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再婚家庭無法取代原生家庭」的服務使用者則由49.0%上升至63.3%；

3. 再婚成功的機會渺茫：輔導後不同意這些看法的百分比分別上升至61.2%、39.6%、32.7%及43.8%。當中以不認同「再婚夫婦可能會犯上在前段婚姻中相同的錯誤」及「離過婚的人很可能會再次離婚」增幅最大，分別達30.3%及28.5%，反映伴侶雙方對再婚的信心增加。

4. 再婚家庭應以孩子為先：輔導前對此看法持中立及不認同的比例相若，均有三至四成，輔導後不認同以孩子為先的服務使用者增至五至六成，而中立者則下降至四分之一左右。交叉表顯示，不認同者以子女已成年和未婚的服務使用者為多。

5. 新配偶是完美的：雖然大部份服務使用者認為新配偶較好，較了解自己及較能調和夫妻關係，但輔導前有61.5%服務使用者表示不同意「新配偶應該沒有前配偶所有的一切問題」，輔導後增加至69.4%，反映輔導有助雙方互相認識了解。

6. 要聚合兩方的財政資源：四成左右輔導前持中立看法，輔導後認同的百分比稍微增加，當中認同「在再婚家庭中，夫婦雙方的收入應聯合共用」輔導後增加10.8%，達53.1%。

7. 再婚適應很快就能過渡：對於婚後家庭生活適應，輔導後認同此看法的服務使用者增加。輔導後認同「再婚後應很快適應再婚家庭生活」的百分比由輔導前的34.6%上升了18.5%至53.1%；但對於繼父母子女的感情應很快發展，輔導後持中立意見的服務使用者減少了，認同及不認同者都有增加，但仍以不認同佔多數：50%不認同「再婚後，繼父繼母應很快就可以建立父母的權威以及跟孩子變得親密」，34.7%不認同「孩子和繼父繼母之間的情感聯繫應迅速發展出來」。

伴侶關係

是次研究採用改良版夫妻適應量表（Revised Dyadic Adjustment Scale, DAS）（Busby et al., 2017）來檢測。該量表包含三個指標共14條題目，包括共識、滿意度和凝聚力三個維度。

1. 共識：除情感表達方式外，其他各項均有過半服務使用者認為伴侶雙方是幾乎完全一致／完全一致。輔導後，認為有共識的服務使用者增加。增加最多的是在決定層面，從輔導前的51%及54%上升至輔導後的71.4%及73.5%。情感表達是共識最弱的一項，輔導前只有36.5%服務使用者認為是幾乎完全一致／完全一致，輔導後升至40.8%，反映共識有所改善。

2. 滿意度：輔導後有不同方向的變化。在衝突方面，認為伴侶雙方很少／完全沒有爭吵的服務使用者增加了8.9%至55.1%；認為很少／完全沒有惹怒對方的服務使用者增加了7.3%至59.2%，但認為常惹怒對方的服務使用者也從3.8%增加8.4%至12.2%，後悔及考慮終止雙方關係的服務使用者也由輔導前的零上升了4.1%（2人）及8.2%（4人）。反映再婚婚前輔導有助伴侶雙方反思是否已經準備好進入婚姻，還是需要再考慮清楚，這也是輔導的目的之一。

3. 凝聚力：輔導前後變化不大，均有三成左右每月一至兩次或更少、每週一次、或每天一起合作做事情、冷靜討論和交流意見。

對再婚輔導服務的評價

服務使用者對明光社提供的再婚輔導服務感到滿意。幾乎所有服務使用者（98.0%）均同意／非常同意服務使他們了解到再婚家庭可能面對的困難及挑戰，而且，絕大部份（91.8%）認為他們知道如何面對或處理。總的來說，87.6%認為他們對再婚的信心增加了，98.0%對明光社再婚婚前輔導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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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明光社的使命

明光社自1997年成立至今，推動香港教會及信徒一起關心社會，主要就關注的三大範疇：傳媒、性文化及社會倫理等議題做一些教育、研究、政策倡議的工作，早期較多做的是街頭簽名及登報聯署行動，如反對就性傾向歧視及同性婚姻立法，以及反對賭風蔓延。例如在1999年11月中發起了反對售賣馬票予18歲以下青少年的街頭簽名運動，在短短三個小時內收集到七千多個簽名，並在同年的12月1日在《明報》及《星島日報》以全版刊登，聯署團體共104個，個人共1,359人；2003年聯同反對賭波合法化大聯盟發起遊行，超過3,600人參與；2005年聯同維護家庭聯盟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超過9,800個個人及374個團體登報聯署。有關工作引致一些人會不喜歡我們，例如，2007年曾有人向社會福利署及申訴專員公署表示，反對社署批准明光社賣旗，亦在網上呼籲市民不要買旗。2009年，又有人針對我們發起反宗教右派遊行，甚至有人寫了一本書《論盡明光社》來評論我們的工作。2011年有同志團體衝入本社的辦公室，阻撓我們舉辦一場關於如何關心同性戀的教師訓練。2014年，我們發起反對平機會所倡議的事實婚姻，短時間內收到超過10萬個簽名，當中很多是非基督徒，甚至有風水師，我們的工作會引起社會不同立場及信仰人士的迴響，可見有關工作確實有一定成效及影響力。

實踐整全使命

明光社在香港社會應可算是一間非常富爭議性的基督教機構，有熱愛我們的，亦有恨惡我們的，我們所做的事亦有時會引起一些爭議，面對爭議的事情，斯托得牧師經常提到基督徒的兩個選擇：抽離還是參與？[1] 有些基督徒會認為應聖俗二分，但斯托得牧師卻認為我們要「雙重聆聽」：既要聽神的話，也要聽世界的聲音，實踐福音派信仰的整全使命，履行《洛桑信約》中有關「教會的社會責任」那部份，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應兩條腿走路。我們相信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作為具備神的形象的存在，人類是有其固有的價值的，他們不應被剝削，而是應被服侍，我們看見那些陷在賭博的捆綁、同性戀的掙扎、家庭破碎的人，如何能視而不見，不去服侍他們呢？因此，我們縱然知道我們所做的或許會令某部份人不開心，但仍希望在這墮落的世界，將救贖的福音帶入人群。

回應時代需要的使命

我們的工作隨著社會的需要亦有所調整，除了堅持我們的教育、研究及出版工作，亦針對不同的需要，提供及時適切的服務。

a. 關心同性戀

我們於2010年3月設立「同性戀諮詢熱線」至今，透過電話更實在地幫助一些受同性戀困擾的人士及其家人，聆聽他們的心聲、掙扎、需要及解答他們一些疑問。這兩年，透過舉辦「情牽兩代情」聚會，促進同性戀者及「櫃父母」的溝通及對話，了解彼此的掙扎，出版書籍《認．同　關心同性戀》（第四版）及《盼望之路——櫃父母支援手冊》，提供一些資源給同性戀者的家庭及想認識這個課題的人士。

b. 支援離婚再婚家庭

2016年，我們看見香港的離婚情況非常嚴重，希望幫助一些離婚人士解答一些情緒、法律、管教及服務的問題，於是設立「離婚諮詢熱線」，同時為離婚家庭的兒童於學校開設「成長小組」，幫助他們學習情緒表達、社交技巧及提升自信心，亦為離婚人士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度過離婚前後的情緒及適應問題。去年，除了舉辦「贍養費的法理情」講座及製作短片，我們再進一步，為離婚後計劃再婚的人士提供婚前輔導服務，希望藉此可以減少將來的離婚率及提升婚姻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在計劃再婚前，不要忽略前段婚姻所生的孩子，使孩子可以融入新的家庭中，我們亦製作一些短片講及孩子面對父母再婚的心聲及需要，推動更多人關注兒童福祉。我們亦將有關內容撰寫成一套《再婚的婚前輔導手冊》，當中包括了輔導員指導本及準新人習作。縱然再婚這課題在教會界仍有不少爭議，但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服務及出版，共同為香港的離婚再婚家庭獻上一分力。

c. 兒童性教育

我們每年去中小學為學生主領講座及工作坊超過200場，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性態度及兩性相處。去年，我們因應近年的#Me Too運動，發現很多隱藏的性侵犯個案，很多都是長大後才揭發的，為了提高兒童對性騷擾及性侵犯的認識，我們推出「童途有愛：保護幼兒身心靈計劃」：製作適合幼稚園與初小學童的防範性騷擾教材；「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動聽的兒歌動畫及性教育短片；六場教師、社工及家長交流會；以及出版家長支援手冊（教材）等等。我們會將這些資源送給幼稚園、小學及寄養家庭，希望與教育界及社福界共同為兒童免受性侵犯而努力。

d. 服侍基層家庭

2020年疫情開始在香港爆發，很多基層家庭因為失業或開工不足，經濟陷入困境，我們將有心人捐贈的金錢及物資，包括口罩、米、酒精及防疫清潔用品送到一些基層家庭的手上，幫他們度過難關，亦透過關愛基金的「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幫助他們申請資助，購買一些家居用品如風扇、雪櫃及傢俬等等，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至今已服侍接近200個家庭，其中有31人在去年聖誕節前信了主。未來，我們將會透過「劏房家庭支援服務計劃」，幫助這些家庭的青少年，提供一系列多元化活動及支援，以擴展他們生活體驗及視野，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學傚主耶穌，「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馬太福音九章36節）未來無疑是充滿挑戰的，但靠著主，我們會繼續堅守使命，不負主所託付的。

香港的離婚數字持續增加，很多單親家庭需要依靠贍養費去應付生活開支，但離婚夫婦經常因經濟困難、恩怨情仇或缺乏承擔等原因，為贍養費爭持不休，連子女也受到牽連。為了幫助離婚人士了解贍養費的目的、支付人的法律責任及受款人應有的權利，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蘇嘉儀姑娘（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單位主任）及過來人Cherry女士，於2021年11月6日在突破中心與70位參加者分享如何合法、合理、合情地妥善處理贍養費事宜。

處理贍養費的法律程序

劉傑姿律師從法律角度講解贍養費的類別、法庭的考慮因素及處理程序。贍養費分為給予配偶和子女兩大類別。法庭在考慮給予配偶贍養費的判令時，會考慮離婚夫婦的收入或賺錢能力、財產、支出、年齡、健康狀況、對家庭福利所作的直接或間接貢獻、離婚時的婚齡、因離婚而可能出現的潛在損失、將會承受的影響，及盡量保持雙方離婚後的生活水平等；在考慮給予子女的贍養費時，法庭會以子女的經濟需要、父母雙方的收入或賺錢能力，及保持子女原本的生活水平為贍養費的釐訂準則。在法庭頒出贍養費判令之後，若一方的經濟狀況出現重大變化，可以填寫「表格8」向法庭提出申請更改贍養費的命令；若然一方拒絕或未能支付贍養費，另一方可以向法庭申請判決傳票、扣押入息命令和禁止令（禁止對方離港），以法律途徑追討所欠的贍養費。劉律師建議離婚夫婦在處理財務安排時，可透過家事調解服務處理，因調解員能以中立、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離婚夫婦進行協商，尋求共同的關注，及為子女的利益提出最佳方案。

給予離婚人士的支援

蘇嘉儀姑娘分享離婚人士面對很多不同的困擾，包括身體健康、經濟問題、家庭變遷、情緒困擾及法律問題，他們需要專業人士提供法律支援、情緒輔導、協助他們處理子女面對父母離婚的情緒困擾，及單親家庭生活的安排。除了專業服務，朋輩同行和信仰支援亦為離婚人士帶來極大的幫助和安慰。

過來人的經歷

Cherry女士分享到她向前夫爭取贍養費的經歷。因前夫拒絕給予贍養費，他們曾尋求調解服務，但仍未能達成協議，他寧願打官司也拒付贍養費，令她陷入極大的財政危機。律師提醒她要順著前夫的思路，多從他的角度去想，並要尊重他，才可引導他去多為孩子設想。最後前夫也同意要顧及孩子的利益，答應簽署調解協議。Cherry提醒同路人，在艱難的時候，不要讓自己陷入情緒深淵，卻要依靠上帝，及尋求教會群體、同路人及專業律師的幫助。

明光社獲民政事務局資助「贍養費的法理情」計劃，透過短片、講座及教育單張，幫助市民認識贍養費支付人的責任、受款人的權利及可使用的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由本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歡迎按此連結，免費索取或下載有關贍養費的單張。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認識一個13歲中一男生，他來自單親家庭，他說夢想有一天可以遇到村上春樹筆下的品川猴，好讓品川猴偷走他的名字和一些不開心的記憶，這樣，他就可以有一個全新的自己，生活在一個新的家庭裏。他現在夾在父母的爭拗中很痛苦，媽媽不斷說爸爸的壞話，又埋怨爸爸給的贍養費不夠用，而事實上，是媽媽把贍養費用於賭博上。他經常因媽媽輸錢而沒錢買飯吃，卻不敢告訴爸爸，擔心爸爸會控告媽媽虐兒，令媽媽坐牢，雖然他覺得媽媽不好，但也不想失去她。

離婚鬧不和 孩子遭精神虐待

很多個案顯示，父母在處理離婚的前後，都會持續為了財產分配、撫養權、探視安排及贍養費等問題爭吵，甚至將問題指向孩子或將憤怒發泄在子女身上。很多跟子女同住的父或母透過控制、恐嚇、抹黑等方式，令子女不能與另一方父親或母親聯絡。其實，用這些親子離間的方式，讓子女對自己的親生父母產生敵對關係，是對子女精神虐待，子女因為害怕而不敢求助，會影響他們的身心靈各方面的發展。

今年首三季虐兒案件已有871宗，較去年同期增近66%，雖然我們不知道當中有多少宗是發生在離婚家庭中，但警方留意到虐兒案宗數上升，很多時是因為父母之間起衝突，繼而發泄在小朋友身上。在處理離婚輔導的經驗中，我發現，兩夫婦由相愛到相爭，到最後相分收場，究其原因，很多時都因為彼此也習慣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總覺得一切都是對方的錯，卻未能看到自己在這段關係變質的過程中，亦要負部分的責任。

然而，當夫婦能承認自己的不足或做得不好的地方，憤怒的情緒便有所緩和，事情也較易有轉機，再加上輔導員會鼓勵大家易地而處，代入對方的角度看問題，雙方便較能冷靜及客觀地看同一件事，也願意待對方寬容一點，不會事事跟對方計較，肯放下固執，並以孩子的利益為依歸。

以孩子最佳利益做決定

我接觸過一個個案，太太原先為着前夫遲來一小時接兒子外出玩耍而憤怒，並打算扣減他的探視時間，但後來看見兩父子玩得很開心，亦不忍心令兒子傷心，最終讓二人有足4小時的會面，沒有扣減時間。男方見前妻寬鬆對待他的遲到，對她的觀感也改善不少。所以，後來前妻要求增加贍養費給兒子補習時，男方也爽快答應。由於二人都能以孩子的最佳利益作考慮，小朋友也變得開朗了。

為人父母的你，與其要孩子癡癡地等待品川猴的出現，倒不如由今天起，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停止傷害子女，讓孩子可重回生活的正軌。我相信，隨時間過去，小朋友會慢慢淡忘那些不愉快的經歷，或不再受那些經歷所影響，能夠健康地成長。

11月11日是美國退伍軍人節（Veterans Day），這個日子讓我們特別懷念於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徵召入伍的外祖父，他為了養妻活兒而離鄉別井，一輩子在太平洋的另一邊過著單身的生活。他留給我們一輯參戰前穿起帥氣美軍軍裝的照片，每年在這天我們都總特別的想起他。此外，我們也想起月初時聽過一位加拿大籍台灣網紅（YouTuber）在他的節目中提到1111光棍節，希望大家早日「脫單」。我們第一次聽見這組名詞，隨即引起興趣，上網搜尋一下，原來是關乎單身一族，希望在這節日裡的一連串活動中（包括消費、購物、送禮）認識真命天子，從此正式脫單（脫離光棍單身的日子）。

在10月尾我們參加一個九天的遊輪渡假團，參加人數非常多，把遊輪擠得滿滿。美食和節目一樣的豐富和多元。參加者都忘記了疫情、社交距離和口罩，全情投入地歡度假期。其中遊輪上有兩項節目令我們印象非常深刻。一個是為單身人士而設的聚會（Singles Mixer），大會約定大家於每晚8時在特定酒吧飲酒聊天。於是每晚總有一批單身人士男的女的都來光顧和識朋友；其中觀察到有一位年紀不輕的男士，他與一位女士聊天時也不忘留意身邊出現的其他女士，看來他都非常珍惜這八個晚上的約定，希望早日脫單。

另一個聚會是為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酷兒等人士而設（LGBTQ + Mixer），依大會約定，每晚7時都有LGBTQ+人士來特定酒吧飲酒聊天，而且光顧聚腳的人數比單身人士聚會的多，場地亦是較為開放和集中。酒吧設於樓頂通天有十多層樓高的大堂裡，而且幾乎每個遊客不論年少老幼人人都會經過的大堂位置。即使只是乘坐玻璃電梯亦可從高空下看見在酒吧裡光顧的人。看來，大會對這項活動場地的選址也下過一番功夫。參加的LGBTQ+人士有的穿得平凡、有的穿得奇異。有一對一對的參加，有單獨的參加；他們有的年長，有的年輕。

對於上述兩組活動的參加者來說，不知道他們會否介意讓人知道自己是單身或是LGBTQ+？不知道他們是否特別需要鼓起勇氣出席？不知道是否單單共融和接納就可以使他們鬆脫一切枷鎖？不知道這些特定聚會最終是否可以幫助他們脫單──找到伴侶或除去孤單？

對應另一對不介意自己身份的同性伴侶，在晚上看表演Evening Show時，她們自告奮勇站起來介紹自己是來自加州並剛剛結婚，看來她們是來度蜜月的。由於她們剛好編了在我們同一時段用晚膳和上岸活動，所以我們比較多機會留意她們。在其中一晚優雅夜(Elegant Night)用餐時，年長的那位穿上恤衫打了領帶，年輕的那位穿上一條紅色長裙，看來都很襯。在上岸活動那天，她們都像海水一樣的平靜沒有太多的互動，年長的那位常常滔滔不絕，年輕的那位多數在聆聽和跟隨。她們雖然已是一對，但總沒有讓人感覺到一般新婚夫婦的甜蜜和互動。名義上她們已成功脫單，但實際上是否已脫單？這可不容易說。

對應另一個公眾活動──露天溫泉（Whirlpool），我們也去了泡一下。在炎熱陽光燦爛的下午，有幾個不同的朋友在享受溫泉按摩時，突然來了兩名年老男子，他們坐下來就介紹自己是來自西雅圖，我們就跟他們打招呼握握手。不久，言談間其中一名男子說：「我非常多謝我旁邊這位朋友，願意撇下老婆來陪我參加遊輪團；因為我剛剛退休，難得找到這個伴」。他看似刻意地在澄清他們的關係，免得惹來誤會；也許他介意自己會被別人誤會為某一類人士。同時，這也反映了他對脫單的底線。

為甚麼無論是年青或年老的，人人都想找個伴侶脫單？因為單身等同了孤單？因為單身會被社會標籤？人人會為了脫單而脫單，就要降低要求失去底線？有了伴侶就不會孤單？除了找個伴侶外，還有甚麼方法可以進一步脫單（脫離孤單）？

幾年前與一位年老的女士聊天，她告訴我們她兒女和兒孫的家常事（卻沒有提及她丈夫，我心想他們可能離了婚或丈夫已離世，所以沒有追問）；但她卻特別表明自己是單身（甚至在填表格時，她沒有選離婚／鰥寡欄，卻選了單身一欄）。正如買汽車保險時，經紀會問我們是未有受僱還是退休，其實兩者在保費上沒有多大分別；唯一分別是前者會有一天再找到工作。我們那個朋友這樣特別表明其單身身份，是否想減低離婚或喪偶的標籤，還是意味著她會有一天再找到伴侶而脫單？

其實她也提醒了我們，即使我們已婚有了伴侶，但總有一天伴侶會先走而我們會再度單身（絕少數夫婦是同時走或在一段很短時間內先後走的）。因此，我們要重新面對脫單的問題，而且屆時還可能比一直單身的人更難過單身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們曾經認識好幾位主動提出離婚的女士以為離婚後可以解脫在婚姻裡的困難，並能再次踏上紅地氈，但結果不像預期。已婚的人士無論是離婚或喪偶也好，最後也要獨自再過單身的生活；而且要再婚也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容易。既是這樣，我們已婚的有甚麼良方可以維繫婚姻？又有甚麼妙策可以守護對方直到白頭，讓再度單身的日子減少？這是值得已婚人士一輩子努力鑽研的學問。

電視台真人秀《賭命夫妻》近日成為城中熱話，當中五對夫妻接受「賭命」遊戲，15集的節目，到截稿為止播了五集，內容包括夫妻分別被兼職男友、女友引誘；以及教這幾對夫妻如何增加吸引力，甚至引起對方的性趣，當中就不乏教妻子前戲的技巧，又會邀請丈夫學習如何與女生進入更浪漫的約會之中。此外，在節目中又不乏疑似出軌的場面，甚至有妻子發現丈夫接受與其他女子身體接觸的尺度比自己想像中開放時，即時掌摑對方，之後痛哭離場。

社會不斷有聲音質疑節目是否「教人離婚」，又質疑節目將一班本來已有溝通或生活問題的夫妻放在試探之中，並不道德。不論是節目監製或者主持均透過傳媒解話，聲稱只有第一週的內容比較測試底線，之後的內容會比較「有教育意義」，主持人火火則表示，在節目開拍前參加者已經知道會玩得「好癲」，甚至會玩到有離婚危機，他更表示，現場有十幾個鏡頭，被矇眼的丈夫應該估計得到不可能是跟另一個女孩親嘴，而親他的應該是自己太太，或者換上男主持跟他親嘴，所以說真的想出軌是不太可能的。

真人秀的參加者非想像般的素人，為戲劇效果會設計許多情景，這是真人秀原本的做法，玩得激、玩得爆來吸引觀眾和社會評論，這也是真人秀想達到的效果，問題是我們希望社會就婚姻關係的討論是走哪一個走向？是不是兩個人結婚久了，關係「日久失修」就應該找些不同的「刺激」？甚至是玩到有離婚危機也可以接受？

節目被安排在家長指引的時段內播放，換句話說不少青少年人有機會收看到該節目，但家長的指引又應該是甚麼呢？要讓他們明白婚姻充滿各種試探？還是鼓勵大家如果婚姻出現了問題，應該要再去外面探索一下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整個處理婚姻的過程中，首幾集著重的，都是挑起性愛的慾念，浪漫氣氛的營造，究竟一般關係應該怎樣才可以持久，似乎還未有提及。

未來，還有10集，真的會有教育意義嗎？還是真的會玩出火而引火自焚，或者已不是重點。我們更看重在家中的家長們，見到孩子在看時，是不是真懂得提供給予孩子空間成長的家長指引。免費電視畢竟是登堂入室的節目，需要更多考慮對心智未成熟青少年的影響，他們會否被這些錯誤的觀念或行為所誤導？開玩笑、戲弄人亦必須要有底線，作為創作人，若果大家的子女仍是青少年，你們會放心讓他們觀看這類節目嗎？

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2020年人口統計數字，香港60歲以上的長者人口約200萬，佔整體人口約27%，[1] 即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位長者。社會對長者的關注，主要圍繞醫療和社區照顧層面，而長者在性方面的身心健康卻一直都被忽略。

一談到「性」，我們自然會聯想到踏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和身心成熟的成年人，不少人認為人們到了某個年紀，就應該清心寡慾，再沒有「性」方面的慾望，若仍然專注於「性」，就是「老而不」。但其實「性」是圍繞我們一生的課題，由出生到死亡，我們的生活都與「性」息息相關。

的而且確，男女身體的老化情況，都會影響長者的性生理狀態。男性在踏入30歲後，體內睪酮（男性荷爾蒙）水平開始每年下降約1%，所以年長男性體內睪酮水平比年輕時為低，需要較長時間和更多刺激才能讓陰莖勃起，維持勃起的時間亦較短，甚至出現不舉的情況。當女性踏入更年期，體內的雌激素（女性荷爾蒙）水平同樣也會降低，除了會出現停經的情況之外，陰道黏膜層也會變薄，陰道分泌減少，引致陰道乾澀的情況。[2]

男性可能自覺性能力減退，而不滿意自己在性方面的表現，因而減少與配偶發生性行為。同時也有人因著不滿意自己的能力，而過份依賴藥物及所謂「補品」來提升性能力。女性也可能受傳統的思想影響，認為更年期停經後已不能生育，所以不應再有性生活，或認為若上了年紀仍有性慾是不正當的表現。此外，陰道乾澀的情況也會令女性在性行為時感受痛楚及不適，減低女性發生性行為的意願。[3]

長者的身體機能出現衰退是正常不過的事，長者需要明白及接納自己身體的狀況，但無需將「性」從日常生活中剔除。長者可誠實地向配偶分享自己的身體狀況，尋求彼此都合適的親密行為方式。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可向醫生尋求專業意見，使用藥物或選用合適的潤滑劑，讓夫妻間的性生活更和諧。另一方面，性交並不是性行為的唯一方式，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擁抱、接吻、愛撫等親密接觸也是性行為的一種，長者可藉著這些不同程度的親密接觸來向配偶表達愛意，增進夫妻間的感情，享受愛與被愛的幸福感。

性並不是只有生理層面，除了身體接觸之外，心靈上的溝通也同樣重要。夫妻間對彼此的了解、關懷和接納，也能讓大家得到心靈的滿足。長者夫妻經歷數十年的婚姻，昔日溫馨甜蜜的相處往往變成稀鬆平常的生活，忽略了夫妻相處的情趣。但老夫老妻也可以過浪漫的婚姻生活，閒時手拖手去拍拖，一份小禮物、一紮小花束、一件對方喜愛的糕點，也能為平凡的生活添上色彩。長者們不妨花點心思，與配偶慶祝結婚週年，甚至補拍結婚照，維持溫馨的婚姻生活。

另一方面，因著不同的際遇，部份長者因喪偶、個人意願或未遇上合適的對象，而處於單身的狀況，但其實不論甚麼年紀，人都有愛與被愛的需要，但對長者來說，要發展一段新感情卻殊不容易。首先，不少長者的社交圈子狹窄，當中以男性尤甚，要結識新朋友已困難，結識伴侶更是難上加難。但就算遇上合適的對象，也可能礙於傳統心態，認為年紀大了不要再談甚麼愛情，又或者慣了一個人的生活，不想作出改變。

儘管有家人或子女的陪伴，單身長者對愛情仍有期盼是正常的事。一段忠誠的親密關係既可以滿足個人對愛情的渴望，亦可以彼此為伴，互相照顧，一同經歷甜蜜美滿的晚年生活，這對長者的身心健康也有益處。但要注意的是，長者要改變生活習慣並不是易事，當長者學習與另一個人相處，會容易在各種生活習慣上出現分歧，他們往往比年青人需要更多時間來與伴侶磨合。要保持良好溝通，長者就得學習尊重伴侶的生活習慣，而不是將自己的一套強加於對方身上。

而對於喪偶的長者來說，或會覺得再發展新一段感情是有負於已故配偶，是不忠的表現。而且，他們亦會擔心子女對這段新關係的接受程度，讓晚年出現的良緣無疾而終。

不過，對已故配偶的思念，與發展新感情其實並沒有衝突，也不存在不忠的問題。如果長者在晚年找到一位相知相惜的伴侶，共度愉快的晚年生活，相信身邊的人也會樂於送上祝福。為人子女的，也應抱持開放的態度看待年長父母對愛情和可以互相扶持的伴侶的追求，多從父母的角度思考，了解他們情感上的需要，明白他們的想法及感受。父母與子女雙方亦可多主動分享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了解彼此的疑慮，尋求共識。

拍攝婚照助長者重尋甜蜜時光

婚照可以說是現代男女結婚時的指定動作，一張平常的婚照捕捉美好的時刻，更成為彼此婚盟的見證。有些長者在年輕時因種種原因未有拍攝婚照，在台灣有團體就曾經為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與他們的家人一起拍攝婚照，以幫助他們穩定病情，並藉此鼓勵長者追求幸福，以及向配偶表達愛意。有參與活動的長者，拿著花束向太太表達謝意，彼此都紅了眼眶，場面感人。[4]